本语卷五

译宰相是国家的枢纽，必须由心术端正、德行纯正、见识高远、力量强大、学问渊博、经验丰富的人来担任。如果不通过实际事务来考验，只凭文章辞藻来选取，不考察其才能，只等待俸禄资历，那么怎么能让他成为百官的师表，公正地商议军国大事，而没有差错呢？

格君之心有根本，有功夫，有关键，有次序。它不在于进谏争辩，也不在于言语，更不在于外在的形迹。

宰相的功业没有外在的痕迹，他在格君之心方面的努力，君主尚且不知道，其他人又怎么能知道，后人又怎么能知道呢？不在心上用功，只追求外在形迹；不在君主的德行上用功，只谈论事功，所以宰相的功业很少。

辅佐君主以格君之心为根本，格君之心以诚意为根本。如今辅佐君主德行的事情完全没有做到，暂且不说朝夕进献教诲、纠正君心的错误，即使平时何曾讲论过道理，商量过政事？即使是紧急不得已的事情，也只是公文往来而已。公文既不能充分表达心意，而又先经过宦官之手拆阅后才进呈给皇帝，机密的话怎么说得出？君臣之间的隔阂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事情必须当面商议才能了解实情，而当面商议做不到，开端就不止于此。宦官不喜欢君主与大臣说话，恐怕打破他们的蒙蔽；而辅臣也不敢苦苦请求当面奏对。如果忽然问一个道理，未必能知道；问一件事，未必能处理。原本没有本领，当面说什么呢，所以也不喜欢当面奏对。

辅佐德行、辅佐政事，公正地商议天下大事，只有至诚才能做到，否则都没有。圣祖罢免丞相，将权力分给六部尚书，由皇帝亲自裁决。成祖开始设立内阁，让七位翰林官在其中，以备顾问、代拟诏命，商议政务，极其宠信机密，但还没有公正商议的重任。此后逐渐处理机要事务，各种政务随着时间推移，于是隆重地授予师保的官职，称为辅臣。虽然没有宰相的名义，却有宰相的实质。然而都出自翰林，翰林官员都出自状元、榜眼、探花以及庶吉士的选拔，留下的选拔标准是诗文，教育的内容也是诗文，其他事情都不管。把他们当作侍从用诗文来选拔，还可以。现在既然用于公正商议，却仍然用诗文，那么岂不是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吗？旧制固然不敢议论，但在其中有所变通，也未尝不可。确实应该在选拔时，必定选择心术端正、德行良好、资质聪明、文理通顺的人充任，并且立即教导他们翰林职分所在。如果一方面在辅佐德行，就教导他们正心修身，作为感动的根本，明体达用，作为开导的资本，如何事先潜移默化，如何事后维持，不能流于迂腐，不能拘泥于偏颇的学问，虽然不能尽言，但日日提醒，日日听闻反省，就一定有知道如何自我追求的人了。如果一方面在辅佐政事，就教导他们国家典章制度，必定考察其详细，古今治乱安危，必定探求其原因，如何安常处顺，如何通变达权，如何纠正官邪，如何确定国是，虽然难以事事预先拟定，但也必定心中有大概。于是教导他们明解经书，发挥义理，以备进讲；教导他们训导宣告的言辞，简重庄严的文体，以备代言；教导他们错综事理，审究异同，以备纂修；而应制诗文，考核士人的文章，放在后面。当面命令，耳提面命，日日反省，月月考试。培养久了，就提拔其中特别优秀的人留在翰林。留下之后，仍然以旧业日日加以磨砺，阁臣时时督促考核，与他们讲论，测试他们学识的深浅，观察他们行为的虚实。时间久了，就再次提拔其中特别优秀的人加以任用，这样或许宰相可以得人，宰相的功业必定有可观之处。翰林庶吉士本来未尝不可以。现在只教诗文，更没有一句话涉及君主德行治国之道，而又常常送行贺寿写文章，栽花种柳写诗，聚集天下英才，做这些无谓的事情，却认为这是培养宰相的人才，相差太远了。

阁臣任用翰林，而其他衙门的官员不参与。既然没有经历外事，事情本来就有不能周知的。而其他衙门的官员没有成为辅臣的希望，也不再学习成为辅臣的学问，这就是得人为难的原因。现在应该在其他衙门官员中，选拔德行纯正、心术光明、政事练达、文学优秀的人，在阁中与翰林参用。比如吏部必定任用一位翰林，然而常常有人，相继不断，或许外事可以商议，处理得当而没有差错，而其他衙门官员有志向的，也愿意学习公正商议的学问，从中又可以得到人才。然而这也有前朝的故事，比如李文达、薛文清，都是从其他衙门进入的，就以此为例，有什么不可以？虽然如此，必定是当权者访求任用公正，鉴别明白，才能做这件事，否则也只是满足私欲，而刘宇、曹元就进入了。

有人说：古语说立贤没有固定方式，所以太公在磻溪被任用，傅说在版筑中被举用，大概是通天下而任用。而你却局限于翰林之间，朝廷大臣一二之内，不也太狭隘了吗？回答说：这另有议论，现在只是在国家制度中寻求变通罢了。程子说：“处在当今的时代，不安于当今的法度，是不义的。”如果论及治国，必须在当今的法度内处理得当，才符合义。如果必须更改后才做，那么有什么义呢？

人们只说：“任用贤才，却不知道贤才必须事先培养，等待他们成才后任用，才可以成就天下的大事。如果不等待他们成才就任用，没有不失败的。”这不是才能不美好。如果不成熟，不如稗草。即使是美好的种子，也不能食用。

译国家任用人才，必须遵循资历次序，这固然不可违背；然而只要处理得当，也并非绝对不可变通。因为用人不在于任用之时，必须提前谋划。官职的事务各不相同，人的才能器量也不一致。如今对于紧要的官职，各自预先挑选适合该职位的人才，每两三人安置在相近的地方，等待补缺作为储备。一旦有空缺，立即有人可用，这样大概就不会缺乏人才。如果不这样，那么天下虽然有其才，但资历达不到，路途遥远无法招致，怎么能凑合使用呢？这只有怀有治国之心的人，才可以与他谈论。

现在有一百把锁，也有一百把钥匙。各自寻找对应的钥匙去插，没有不顺畅的。如果认为锁本来在这里，钥匙本来在这里，就胡乱去插，那么锁和钥匙都会损坏。官职各有其事务，人各有其长处。用长处去处理相应的事务，那么人既能施展才能，事情也能取得成效。如果任用违背了他们的长处，没有不失败的。现在天下并非没有人才，而功业不兴盛的原因，是锁与钥匙的使用背道而驰。然而钥匙本来就在，锁也本来就在。

才德兼备的是上等，有根本（德行）但才气微弱的是次一等，有才气但根本微弱的，又是次一等。然而这些人都不可抛弃，以才气胜出的，用于处理繁杂艰巨的事务；以根本胜出的，用于敦厚雅致、镇抚浮躁。至于那些执掌国政、统领全局的重任，必须得到才德兼备的人，缺少其中一方面的，断然不可以担任。

现在的人只看重表面迹象，不再考察实质，所以有那些刻意表现出早晚奔走的姿态，被认为是勤勉的，然而对事情有益处的却很少；刻意发表慷慨忧时的言论，被认为是忠诚的，然而对事情有帮助的却很少。如果对事情没有益处，勤勉体现在哪里？如果对事情没有帮助，忠诚体现在哪里？如果在上位者只要求对事情有益处的才算勤勉，对事情有帮助的才算忠诚，而表面迹象不能用来混淆视听，那么务实的人就可以建功立业，没有实质的人也不敢增加扰民。

国家仿效虞舜朝廷的制度，文官三年考核期满，经过三次考核才讨论升降。然而朝觐考察既然有所淘汰，而在任期间又有死亡、丁忧、事故离职的人，那么怎么能等到九年期满才补充呢？所以后来又有推升的惯例。推升的惯例实行后，于是九年考核期满的人就很少了。然而前朝的官员尚且长期任职，三次考核尚且有其人。又后来长期任职的法度不实行，本来就有不到三年就升迁的，又有升迁不到三年又升迁、再升迁的。大概四五任官职还没经过一次考核，何况三次考核呢？那九年考核期满的人偶尔可见，如翰林、史官、卫经历等，其余就不再听闻。然而也只是有升迁而没有淘汰，这是考核升降的典章废弛，这是考察之所以不能没有弊端的原因。然而法度不能没有弊端，而实行久了，其弊端更不可胜数，于是沿袭成为旧套，不再有人议论。这是士风日益败坏，而治理之所以不兴盛的原因。从今时来看，用六年的官职而在两三人手中考核，用六年的事务而在两三天内核查，那么怎么能得到善恶的真实情况呢？所以毁谤赞誉肆意出现，流言蜚语中伤，而做事的人于是以此为依据。大奸臣借此弥缝过失，小过错拿来搪塞责任，十分之中没有一二分真实，这是第一个弊端。六年之间，那些考核期满的人大多加上美好的评语，又多次升迁，有的达到二三品。而在考察的时候，却又以原官职的缺点指摘而淘汰贬谪他们。如果让他们不贤本来应当处置，那么为什么加上美好的评语？又多次升迁？既然加上美好评语、多次升迁，那么为什么又以原官职淘汰贬谪他们？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这不是用来向天下显示劝善惩恶的方法，这是第二个弊端。每次考察时，所去除的人前后不相上下，数量不足则必须凑足，数量已足就不再过问。天下难道有六年之间不贤的人都有定数的吗？其苟且了事可知，这是第三个弊端。考察各衙门都必须有人，如果这个衙门已经有人了，于是就不再变动，说“难为其他衙门了”；如果那个衙门没有人，也必定用人填补，说“怎么能空着这个衙门呢”？考察本来是为了去除不贤的人，如果不贤的人多，不妨全部去除；没有不贤的人，不妨不去除。而所做的却是这样，只是让不贤的人侥幸凑够数量，而贤能的人遭受凑数的痛苦，这是第四个弊端。正因为如此，于是使得考察的时候，不贤的人制造言语，鼓弄风波，倾轧陷害好人，以图衙门有人而可以免除自己。那些好人则畏缩而无法自保。这不仅是不能去除不贤的人，而且是用助长不贤的计策伤害贤能的人的心，这是第五个弊端。被淘汰的人既不允许辩解，科道纠劾不公的惯例又复不实行，于是使得权奸在此施行嫉妒害人的毒计，认为这是死局，禁锢终身了。于是把平日所怨恨、所忌惮、所异己的人推入其中，使他们抱恨终身而不得再见天日，因此人们视考察如必不可逃脱的牢狱，如万丈必不可出的陷阱，惟恐推自己入此。大概说平日的坎坷贬黜还可以辩解，一旦推身于此则不可辩解了。而承奉权奸无所不至，惟恐稍违其意而施毒于此。所以朝廷惩恶的法条，徒为权奸作威固党的工具，不仅临事施行倾轧之计，而且平日还持此作为吓制的机括，使得朝臣垂首丧气，不再有志节，都由于此，这是弊端中最大的。唉，其弊端竟至于此，那么国家又有什么利益而这样做呢！现在应当把淘汰的事，令考功司、河南道在三年、六年、九年考核期满时实行，在道理上是合适的。有人说：祖宗规定九年议黜，三年、六年不是太早了吗？回答说：九年的人既然百无一人，而三年、六年又不议黜，将于是没有升降的典章了吗？况且考察有不到一年就去除的人，三年、六年议黜不还是比不到一年就去除的人好吗？况且那个人，考功一司的官考核他，又汇总于堂上；河南一道的官考核他，又汇总于堂上。耳目既多，实情自然难以掩盖，又不是一天就结束的，于是得以从容体察访查审核。用众人考核一人，用数时完成一事，复职的复职，升迁的升迁，淘汰的淘汰，贬谪的贬谪，事情自然精确，必定不至于亏待人，而是非大相径庭。大概考察粗略而考核详细，考察粗糙而考核精细，考察暧昧而考核明白，考察匆忙而考核从容，比较而言，自然知道了。然而又有不到三年、六年、九年考核期满而改节恣肆的人，那么考察也不可没有，只是不必一定在六年，只是偶尔做一次，去除那些太过分的数人，以示警戒而已。那些有被害亏枉的人，允许人指陈研审得知实情，仍为之昭雪，大概小人不能施行混淆的流言，不能遂行谗言，奸人不能终其毒害，日日考核，恶者不能侥幸六年的幸免，人人自考，善者不至。恐怕凑数之及何不可者？独奈何？必舍精而事粗，舍详而事略，舍明白而事暧昧，舍从容审核而徒事于匆忙卤莽者也。

译大明防典规定，凡官员任期届满进行考覈，以及朝觐考察，各有既定制度。若因特定事务进行考察，偶尔举行一次，没有固定惯例。然而在国家初建时并没有这种制度。正统元年，才奏请批准两京五品以下官员，由本衙门堂上官进行考察，如有不才及老疾者，由本部核实，具奏定夺。景泰三年，奏请批准六部等衙门堂上官考察各属主事等官，才力不胜者降为典史，老疾官员戴冠带致仕。天顺八年，奏请批准本部会同都察院及内阁考察在京五品以下文职，以及在外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员，如有不公者，允许科道官据实弹劾奏报。南京各衙门照例考察，如有不公者，令南京科道官弹劾奏报。成化四年，命令两京文职堂上官中曾经被科道纠劾，以及年老不堪任事、才德不称职者，各自陈情致仕，听候皇上裁决。五品以下官员，由本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年老无为、贪浮酷暴者革职。弘治元年，命令两京五品以下官员照例考察，那些被黜退的人中有造言生事、搜集妄奏者，发遣为民。十年，命令两京官员照例考察，但都是十年进行一次，也没有一定的题目，一定的处分。直到弘治十七年，才开始命令六年一次考察，从此至今都如此。然而考察事例有八目四科：曰贪，曰酷，为民；曰不谨，曰罢软，冠带闲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浅露，降调外任。法律可以说很严密了。可是执行的人不体察朝廷的本意，都沿袭含糊暧昧不明的说法，只说贪而已，不再列举其贪的具体情形；只说酷而已，不再列举其酷的具体情形；只说不谨而已，不再列举其不谨的具体情形，其余都是这样。徒然加上罪名，不指出事实，不仅使被冤枉的人无法心服，即使确实有罪的人也无法心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明示事实。然而这有两个弊端：查访不确切，了解不真实，如果明确指出事实，那么不符合的情况就多了，这是其一。内阁部院的大臣在内怀有私意中伤，如果明确指出事实，那么必定会以无作有，以轻作重，私害就昭然在人前了，这是其二。因此只是加上空名而不指出实事，使得天下人徒然惊疑而不得其故，言官纵然想要指摘也找不到头绪，于是苟且了事。企图泯灭事实，权奸倾陷的痕迹，借以残害他人，假借公事以威吓众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朝廷的法度可以这样执行，天下的人才可以这样摧折吗？现在确实应当在考察时，命令部院官员务必核实名实：某人贪，必须列举其贪的事；某人酷，必须列举其酷的事；某人不谨，必须列举其不谨的事，其余都是这样。明白直言，与天下人共同谴责他们。并且重申先朝如有不公者，科道官据实弹劾奏报的旧例，那么大概那些怀有私意中伤的人就不敢公然肆意妄为，而他们平日的查访也必定务必详细谨慎确切，不敢草率塞责以自取罪责。这不仅能在惩汰不肖之中存有爱惜人才之意，而且公道昭彰，人们知道劝善惩恶，治理就可以兴起了。

国家初建时，外官除了朝觐考察外，又命令御史、按察司、巡抚及吏部差官会同考察。在洪武、永乐、洪熙年间各一次，宣德、景泰年间各两次，方法各不相同。后来也不再执行。弘治六年，考察奏报呈上，诏令考察官员未满三年，议定黜退者若无实迹，允许复任，或是为了澄清吏治，或是为了爱惜人才，用意可以想见。现在只将朝觐考察交给部院执行，不再有朝廷裁处了。

朝觐考察，天下官员都是由藩臬及府官当面陈述各属贤否来决定去留。我辛未年主管此事，见陈述情况的人大多不审慎确切，每当有不合者，必定呼叫那人到面前，列举其罪状而黜退他，那些人大多承认服罪无言。大概我查访既久，参验又多，所以能够大致获得实情而明白陈述。而上级官员大多不知道，由此知道上级官员对于所属官员的贤否也非常模糊。因此又知道此前主持考察的人，大都含糊了事，只凭两司的陈述，毫无驳正。唉！这是天下的大事，必须明白陈述其罪，才可以使其心服，才可以风示天下，使人们知道朝廷自有明鉴。有司官员既然不敢肆意作恶，而上级官员也不敢肆意欺骗，或许能稍得朝廷考察的本意，怎么能草草了事呢！

考察投匦，其私下操作更不可言说。投递匿名文书，律法有重禁，难道科道官可以这样做吗？既然不具名，那么一人可以投递数十次，这就可以认为是公论吗？这应当痛加革除。只应当各自具写访单，呈交部院，会同道科，那么害人者就不能行其计谋了。有人说：“招致怨恨怎么办？”回答说：“身为朝廷官员，办理朝廷事务，能顾惜怨恨吗？自己务必避怨，能使天下没有公道吗？”

考察时不许辩驳，是对的；而行私害人者，也应当惩处；被害者，也应当为之昭雪。被弹劾者不许辩驳，是对的；而行私诬人者，也应当惩处；被诬者，也应当为之昭雪。这样，才是大公之道。《皇极》的话说：“无偏无党，无反无侧，无有作好，无有作恶，这是王道。”

译吏部每两个月一次推举升迁天下府同知以下的官员，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特设一名主事专门管理名单。名单是单独列出的，一个官员一张单子，上面写明他的年龄籍贯、出身背景、任职经历、资历俸禄、有无保荐、考核评语的好坏，无所不备。主事负责核查那些资历俸禄和考核评语符合升迁条件的人，将其名单揭出交给郎中，郎中再呈报给吏部尚书，从而确定升迁人选。然而只让一名主事来管理这件事，如果主事不公正，难道就可以任由他摆布吗？我非常不赞同这种做法。况且员外郎、郎中、侍郎、尚书在奏本上虽然都列名，但实际上却不让他们知晓内情，为什么竟然这样呢？难道故意要搞得如此机密吗？其中确实存在很多弊端，贪婪的人收受贿赂，徇私的人酬谢亲友故旧，奉承的人巴结权贵，所以只有尚书和郎中自己操作，如果公开让大家知道，对他们来说确实不方便。我更加不赞同这种做法，于是便改变了这项事务的处理方式。每当推举升迁时，命令相关司署将天下的官员名单全部送到后堂，两位侍郎与全司官吏共同核查比对，揭出那些应当升迁的人，交给郎中呈报给我，从而确定升迁人选。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的眼睛和手都共同注视，不仅别人无法徇私，即使我想徇私，也不能做到。起初司官因为觉得不方便，非常难以接受，我想追究责任，他们才不敢说话，而两位侍郎也极力推辞，担心招致司官的怨恨。我责备他们说：“不是自己的职责却强行去做，叫做揽权，揽权固然不可以；如果是自己职责范围内应当做却不做，叫做推诿，推诿难道就可以吗？况且身为大臣享受厚禄，难道以无所事事作为称职吗？”两位侍郎不得已才听从了我的意见。我认为这是天下最公正的做法，即使圣人再世，也一定不会改变它。然而我离职后，继任的尚书首先改变了这项制度，恢复旧制。从自私变为公正，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现在从公正变回自私，意图是什么呢？又唆使言官弹劾侍郎魏学曾揽权查看名单。如果认为吏部侍郎共同查看吏部推升的名单是揽权，那么难道一定要让他们尸位素餐才算是可以吗？这件事确实是我做的，魏学曾也是被我强迫后才同意的，却因此遭受诋毁，这是我在拖累他。君子不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连累别人，所以特意说明这件事。而且当时，魏学曾因正直言论违背了当权者的意图，触犯了他们的深忌，非常怨恨依附当权者的人，所以唆使言官弹劾他说：“查看名单只是借来的借口罢了。”借为借口，却把天下最公正的事情当作罪状，也可笑啊。

李吉甫担任宰相时，对中书舍人裴垍说：“我流落江淮，超过十五年，一旦蒙受恩宠到这个位置，想着如何报答恩德，只在于举荐贤才。而朝廷的后辈，很少接触了解，你有精明的鉴识，希望全都告诉我。”裴垍拿起笔列举了三十多人，几个月之间，选拔任用几乎都用完了这些人。当时大家一致称赞李吉甫善于用人。裴垍不是负责选拔官员的官员，也不是评定人才的人，然而一问之间，就列举出三十多人，而且都符合任用标准，究竟凭什么能做到这样呢？固然说是精明的鉴识，也是因为平时就留意人才的原因。现在即使是负责选拔官员的官员，每天评定人才，一问之间，能列举出三十多人吗？即使列举出来，能都适合任用吗？

官员任职时间不长，一定没有好的政绩。然而越级提拔的制度不实行，小步轮换的制度不改革，想要让官员长期任职是不可能的。

知府、知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最为重要。如果天下的知府、知县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太平盛世就在这里了。建国初期还重视这些官职，进士往往担任县丞、主簿，正官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然而现在州县的正官，都由刚做官的人担任。他们对民事，本来就不熟悉，而且守身节操、爱民仁心、处事方略，都没有考证，就立刻把百姓社稷交给他们，等到他们败坏事情然后才罢免他们，而百姓已经遭受他们的毒害了。后来接任的人，也还是这样，这不是用官员治理百姓，而是用百姓来试验官员。这就是所谓把精美的锦缎交给初学者去制作。况且世俗重视科举甲科，那些不是出自甲科的人，礼遇既轻，前途又窄，大多意志消沉。而那些所谓的甲科出身的人，又多轻浮薄劣，把百姓看作草芥，任情残暴虐待。其中被称为好官的，也不熟悉民事，不过是用虚文来讨好上级，用急政来博取名声，勉强学习时下的套路来谋求进取，而真正惠及百姓的实政，很少了。然而又有年少不经事而招致失败的人，等到他们知道了，已经被世人抛弃，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不仅是百姓不能得到和乐平易的恩泽，而且培养人才不等待他们成熟，使用人才不尽其才，草率地任用他们，草率地罢免他们，人才也很可惜啊。

我代理刑部职务时，审理录囚重犯。大概详细阅览案卷一个多月，然后召集刑官在朝房，逐件当面追究又十多天。又奏请朝审，分为两天，以尽其详。审问时让各人尽情陈述，当面观察他们的神情，颇为尽心。这时重囚共四百七十起，于是审出冤狱一百三十九人。其余还有情由冤枉但证据不够确凿的，不敢释放。由此知道主管刑罚的人也太过草率，至今每次想到，仍然非常哀怜。

祖宗的法度，后宫不干预朝政，外戚不干涉国家典章，臣下不得交结朋党，扰乱朝政，不得交结近侍官员，附和奏章，不得上言大臣的德政，用意深远啊！

有人问关于赦免的事，我说：“赦免非常有害于事。有国家的人只要明正刑律罢了，为什么要赦免呢？为什么说呢？回答说：刑律不清而依赖赦免，那么平时杀害善良的人就多；刑律清明而仅仅依靠赦免，那么今天纵容恶人的危害就大。每次看到赦免后逃亡无赖在配所的人，都回到旧恶不改，一时间乡里深受其害。这是放虎狼蛇蝎作为仁德，而不考虑他们伤害的人众多。”问：“国家有大庆，单独加以宽恤，不可以吗？”回答说：“大庆应当与君子共享，为什么要纵容小人呢？”问：“《易经》说：‘赦免过错，宽宥罪过。’《尚书》说：‘因灾祸而赦免。’不是这样吗？”回答说：“过错是无心的失误，眚就是过错；灾是指出于不幸的情况，所以赦免。然而《尚书》又说：‘宽宥过错没有大的，惩罚故意没有小的。’如果过错虽然大，一定宽宥；如果故意虽然小，一定惩罚。本来不是不问过错与故意都一概赦免的。而且赦免过错没有一天不是这样，也不是几年偶尔实行一次。所以赦免过错，虽然没有一天不是这样，还担心不够；赦免故意，虽然几年实行一次，还嫌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