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语卷四

译问：沙地上偶然交谈，凭什么知道是谋反？又为什么一定要亲眼看见才说？答：这是张良根据所见来启发汉高祖，让他早点奖赏，以安定人心罢了。如果偶然交谈确实是谋反，那么张良怎么能听得见呢？难道预先知道他们说的是谋反吗？大概是因为众将士一向有得不到奖赏的叹息，因为看见偶然交谈，就用平日的心思去揣度，应当是谋反，想让汉高祖早点处置来了结这件事罢了。

问：汉高祖杀丁公，司马光极力赞美，是这样吗？答：丁公确实该杀，确实可以作为万世背叛主人者的警戒。但是汉高祖杀他，也就任他杀罢了。如果因此认为是美谈，那就错了。为什么说呢？答：丁公作为项羽的将领，出卖项羽致使他失去天下，是大不义，应当诛杀。然而假如项羽能杀他，即使杀一百次也不过分。汉高祖既然向那人乞求性命，从而得到了天下，却又杀他吗？问：从大义来说，怎么不可以？答：汉高祖难道纯粹是为了大义吗？不过是假借大义为名，实际上是出于私利而施行计谋罢了。楚国有个两妻的人，有人调戏年长的妻子，年长的妻子骂他；调戏年轻的妻子，年轻的妻子答应他。过了不久，两妻的人死了。客人对调戏者说：“你娶年长的呢？还是年轻的？”娶年长的。客人说：“年长的骂你，年轻的答应你，你为什么娶年长的？”答：“她在别人家里时，我希望她答应我；现在成为我的妻子，我就希望她骂别人。人在危急时向人乞命，只恐怕他不背叛项羽来救活我。得到天下后，又恐怕有人背叛自己来救别人而败坏我的大事，于是杀了他作为永远的警戒，又借大义的名义。一个人身上三次谋取利益，也够狡猾了。”从前有告发父亲偷羊的人，被认为正直；父亲因偷羊获罪，又请求代替父亲的罪过被认为孝顺。孔子说：“奇怪啊！同一个父亲，却两次谋取名声。”汉高祖的事，与此类似。娶年长的妻子得到了，但调戏别人的妻子可以吗？斩丁公得到了，但向丁公乞命让他背叛主人，是为了什么呢？当时不知道有大义吗？既然已经那样做了，却又那样说，真是狡猾。如果真是为了大义，丁公只是一次战斗背叛主人罢了，而始终背叛项羽致使他失去天下的，没有比得上项伯的。项伯更应当斩首。所以说：高帝不是为了大义，而是出于私利施行计谋的人。有人说：勾践诛杀宰嚭，不是这样吗？答：不同。勾践家破国亡，所以委屈身体来结交宰嚭，他结交的心，就是杀他的心。如果高祖起初遇到丁公，只是求生罢了。

问：伊川说：“周勃当初进入北军，也很笨拙，什么事让左袒就那样右袒？后来怎么处置？当时已经预料到左袒，又何必再号令？如果没有预料到，难道不发生变故？只应该用大义驱使他们，管他们顺从不顺从，这话怎么样？”答：“这没有了解实情。周勃的这种做法，是计谋，而后人没有识破，请让我说说。说：即使是天下最恶的人，大逆不道，而他的形迹没有显露，有人跟着问他：‘你顺从叛逆吗？’于是明显承认服罪，世上一定没有这种人，那么军中一定没有右袒的可以知道了。即使是天下最恶的人，大逆不道，而他的形迹没有显露，有人跟着问他：‘你顺从正统吗？’于是不承认服罪，世上一定没有这种人，那么军中一定都左袒的可以知道了。何况今天的天下，是谁家的天下？光天化日之下，六军都集结，而太尉在上面临视，顺从还是叛逆，死生祸福立刻呈现在眼前，事情会像什么样子，而军中敢有公然右袒的人吗？左袒右袒，举手就能做，本来是极容易的事。用极容易的事，又让他们自己做，而用来决断极大的隐情，难道不是天下最愚蠢的吗？况且即使左袒未必就是为刘氏，即使不右袒未必就不是为吕氏，也只是姑且应付罢了，却因此相信他们，难道不是更加天下最愚蠢的吗？随意这样做，就迂腐谬误而不恰当；说是用来审察他们的向背，就观望而不忠诚，都是人们非常忌讳的，而太尉却公然这样做，公开地作为言论，难道是他做梦吗？唉！军队靠计谋取胜，太尉这种做法本来自有用意，不是做事真的这样。为什么呢？吕禄、吕产作乱，众军跟随他们很久了。吕禄、吕产既被诛杀，他们正怀着恐惧，这时率领他们去诛杀诸吕，他们一定会说：‘诸吕没有灭，姑且宽缓我们罢了。诛杀诸吕后，必定会彻底搜捕我们。’他们的心如此，而我却和他们举事，那么其中应当有变故。当时，想要明言赦免他们的反叛吗？然而反叛的形迹没有显露，我明言他们反叛而赦免他们，那么他们更加怀疑而恐惧更深。想要不说吗？那么他们还是怀疑，还是恐惧。所以向众人号令说：‘左袒的为刘氏，右袒的为吕氏。’大概估计他们必定左袒，而让大家都得以形迹自我表现，我就可以根据他们的形迹而相信他们，而他们的疑惧可以消除。最终果然都左袒，于是明言说：‘都为刘氏，没有为吕氏的。’我可以和他们诛杀诸吕了。而众军也都消除了疑惧，欣然为刘氏庆幸，就归顺。而告诉他们的妻子儿女，也一定会说：‘我都为刘氏，难道为那吕氏吗！’于是反侧的人都安定，而诛杀诸吕，果然成功。大概起初左袒时，不是都真为刘氏；既然左袒之后，就都成为刘氏的了。起初不右袒时，不是都不为吕氏；既然不右袒之后，就都成为不为吕氏的了。而太尉独自心里知道，泯灭于无迹，做事在这里，取效在那里，人们无法识破。而后世只根据形迹议论说这样那样，相差太远了。况且人臣为国，将要成就大事。如果说：‘我只用大义驱使他们，管他们顺从不顺从。’那就是我只做个题目，管它成功不成功，这样可以吗？

译问：汉武帝轮台之悔是怎么回事？致堂胡氏说：“人壮年时，尚能自我勉励；等到血气衰退，就难以刻苦自励了。而认为武帝的悔悟尤其艰难，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武帝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平生多有不受拘束的谋略。大概是因为自负其才，俯视千古，认为自己所做的事，应当没有不成功的。但到了七十五岁高龄，征伐四夷吗？所征伐的地方在哪里？而国家已经空虚；寻求神仙吗？所求的神仙在哪里？而身体已经衰老。夕阳西下，时光紧迫，往事化为虚无，所做之事没有成效，可见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况且奸人构陷祸端，太子因谗言而死，归来望思，悲凉无奈。事势穷尽，心志折挫，追念往事，感叹未来，所以自我悔悟罢了。大概是在苦闷无聊之后，而当他说出善言的时候，正是时候。如果使前路还很多，志向没有灰心沮丧，那么还希望所期待的能够成功，未必会悔悟。所以知道年老而有悔悟的，是人情所至；壮年而知悔悟的，只有志士才能做到。年老容易，壮年困难。《易经》说：‘君子增进德行，修治事业，想要及时。’悔过及时，那么弥补过错就有日子；年老而空悔，何叹及哉！虽然如此，一旦完全改变所为，并向天下表明自己的过错，也是英雄的事。比起那些狭隘的人，坚持到底而死，怎么样呢？所以武帝此举，足以称为贤明，只是可惜太晚了。”

问：“新莽之时，为什么只有扬雄写了《剧秦美新》一文，招致万世的讥讽？”回答说：“史书记载歌颂莽功德的有四百八十余万人，难道这四百八十余万人，都亲自到殿廷用口颂扬然后离开吗？肯定都形成了文字，只是没有流传罢了。扬雄有盛名，所以他的文章独自流传，而后世就认为只有扬雄做了这件事，其实不止扬雄一人。”问：“那么不可以怪罪吗？”回答说：“正不需要责备。古话说：‘吃饭时大口吞咽，喝水时流淌，却问不咬断牙齿。’假如扬雄能预见时机而离去，不在莽朝做官，却写了这篇文章，那么可以因为文章而怪罪他。扬雄在莽朝做官，已经失身了，又何必责备他的文字？即使没有这篇文章，还是失身。好比妇女已经失节，却责备她的言语举止不好，即使言语举止都好，还是失节。”唉！扬雄是学习圣人之道的人，我没想到他学习圣人之道，却与乱世的四百八十余万人同列。我没想到他学习圣人之道，却与丧失节操的妇女同列。唉！

问：“三国人才，可以与权变是一时风气，生出这样的人才吗？”回答说：“不是的，是时势使然。那三国鼎立，互相吞噬，存亡的关键，间不容发。时机一错，就被人鱼肉。所以他们的君臣相亲相结，不自疑阻，几乎合意就不循形迹。有不必告诉君主的，有不告诉别人的。大概谋划有所不可泄露，时势有所不可失去。只期望成功罢了，所以可以与权变。而且这些人习惯已久，智慧越出越不穷尽。不仅自家机熟，而且愿意为人谋划的人日益增多。所以只见他们多才罢了。等到承平已久，法度的把持日益加深。忠谋的人，君主不为主，而旁人的苛求又很激烈。所以人都务为形迹，非得令不敢行，非有故事不敢行，非标表昭著人所共见者不敢行。为什么掣肘？为什么获罪？因此谋臣远避，庸人则推委支吾。苟利于目前，习以成风。所用的人不过如此，虽有可权之才，也湮灭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无事而庸人盘据，富贵而智士不得用。一旦有事，就束手无策，而徒叹国家无人。”

问：昭烈病危，对孔明说：“我的儿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不可以辅佐，你就自己取之。”先儒认为昭烈还不能无疑于孔明，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昭烈肺腑之言，不是怀疑。如果真怀疑，即使说这话，能止住他不取吗？大概当时，魏、吴都在国家存亡的关键，间不容发，固非置遗腹、朝委裘时也。昭烈意以为我的儿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幸矣，无容言也。如果不可以辅佐，必思所以为处，苟无所处，那么国家非吞于魏，即吞于吴，而嗣子必为其所鱼肉，我何以瞑目于地下乎？我对于君主，义则君臣，恩则骨肉。现在这基业，固然是我们二人所经营的。你自取之，不为他得，又是我所甘心的，而嗣子得所依倚，可不死于人手，也还有利，那么我才可以死。如果徒顾君臣之名义，而卒不能保，那么何益哉？”昭烈之意，固如此也。如人有所爱物，将死，必贻诸其所厚者，而使不为他得，那么其意乃安。昭烈之心，固若是而已。

问昭烈君臣曰：“昭烈与孔明、云长、翼德，是朋友也是昆弟，是昆弟也是君臣。他们的交往坚固，他们的义重，始终不相疑，始终不相负。后代这样的君臣不可再见。”

问昭烈大举伐吴怎么样？回答说：古云兄弟之仇，不反兵而斗，不反兵者，谓见之即斗，死且甘心，不暇反兵计胜负也。昭烈痛云长之死，故大举伐吴。以用兵言，则失防；以其心，大概是不反兵之义也。

译问：诸葛亮在隆中时，为何就能知道天下将三分？答：因为他看出世上有这三个人。

问：郦食其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韩信却出兵屠城，这罪过难道不大吗？答：这是郦食其的罪过，不能立刻责备韩信。为什么这样说呢？答：志向在于救世安民，功劳不分彼此，这是圣贤做的事。韩信只是一个追求功名的人罢了，怎么能用这个标准来责备他呢？当郦食其前往齐国时，韩信正率领四十万大军，逼近边境而来，所向无敌，势如破竹。齐国也非常恐惧。郦食其借用了韩信的威势，趁着齐国的恐惧，所以一番游说就使齐国投降。如果不是韩信即将到达，即使有一百个郦食其，谁会听他的呢？那么齐国城池的投降，实际上也是韩信逼降的。然而郦食其出卖韩信，独自窃取功劳来向沛公报捷，让韩信垂头丧气、卷甲而归，韩信难道能甘心吗？这就是蒯彻的计谋得以施行，齐城被屠，郦食其被烹杀的原因。唉！起初想要出卖韩信，最终却害死了自己，难道不愚蠢吗？那么当时应该怎么做呢？答：善于处理自己事务的人，必须先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如果不能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怎么能处理好自己的事呢？郦食其前往齐国时，应该先去见韩信，对他说：“听说齐国得知将军到来，非常恐惧，不久就会投降了。虽然如此，用兵之道是先声夺人，后以实力跟进。我希望能借将军的威势，趁着齐国的恐惧，以将军的命令晓谕他们，让他们献城投降。如果果然献城投降，那么将军只需传布檄文就能平定，以此向沛公报捷，也可以大大节省兵力。如果不这样，再进军也为时不晚。”于是再去齐国游说：“韩将军率领四十万大军，逼近边境而来，所向无敌，势如破竹。齐国的城池不久就会陷落。虽然如此，韩将军不喜欢杀人，之所以多有屠戮，是因为对方抵抗。您如果能真心献城投降韩将军，他必定会安抚你们，传布檄文就能平定，这样您既不失富贵，数百万人的性命也可以保全。其中的利害关系，不是很明显吗？韩将军有此心意，恐怕您不能明白，所以派我来。请您自己打算，如果不这样，我就离开。韩将军就要到了，我也不再来了。”像这样，齐国的城池必定投降。于是回来报告韩信：“事情成功了。齐国起初听说将军到来，非常恐惧；后来听说将军命令他们献城投降，又非常高兴。现在即将投降了，将军可以传布檄文平定，向沛公报捷了。”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是将军的功劳。不费一兵一卒，仅凭威势就使对方投降，功劳尤其大。郦食其只是传达命令罢了，有什么功劳呢？像这样既可以得到齐国，又可以避免数百万人被屠戮，可以成就韩信的功劳，而郦食其的功劳也不算小，不止是免于被烹杀而已。这不仅是因为事势如此，也是天理人情本该如此。问：韩信因为不忍心而杀戮数百万人，难道真的没有罪过吗？答：怎么会没有罪过呢？郦食其出卖韩信，激怒他导致多杀人。郦食其固然可恶。现在如果严厉指责郦食其的罪过，那么韩信的怨恨之气自然平息。怨恨之气平息，接着再责备他说：“将军仅仅因为不忍心的缘故，就诛杀了数百上千万人，难道不是残忍毒辣到了极点吗？”这样，韩信自然会低头听从，不需要把话说尽。如果不先阐明郦食其的罪过来疏导他的怨恨，而只是责备韩信多杀人，难道足以让他心服吗？这可以作为那些出卖他人以猎取功劳者的明鉴。

问：卢怀慎是什么样的人？答：贤德的人。问：当时人们讥讽他只是在中书省陪人吃饭，怎么能说是贤德呢？答：这正是他贤德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呢？答：卢怀慎的才能固然不及别人，但德行是有的。臣子最忌讳争权妒忌，自古以来国家大事多因臣子争权妒忌而败坏。如果让卢怀慎陪李林甫吃饭，难道不能陪姚崇吗？为什么不能呢？姚崇是挽救时局的宰相，卢怀慎位居其次。如果卢怀慎产生一个私心，说：“那个姚崇是什么人，竟然位居我之上，独自以功名显赫。”于是凡是姚崇所做的，必定千方百计破坏，又罗织他的短处来中伤他，那么姚崇自身难保，又怎能施展他挽救时局的谋略呢？不这样却又说：“他是宰相我也是宰相，他以功名显赫，我怎么能没有显赫之处。”于是运用私意，横生枝节，扰乱天下人的耳目，以掩盖别人的善行而宣扬自己的才能，那么姚崇行动必定处处受阻，又怎能施展他挽救时局的谋略呢？然而卢怀慎自认为才能不及姚崇，所以事情都推让而不专断，宁愿甘受无所作为的名声，最终也不扰乱政事，使姚崇得以施展才华来成就国家大事。如果不是有体恤国家的诚意，有忘却私己的公心，怎么能做到这样？那么姚崇对国家有功，卢怀慎也有份。所以说：“不如他，我和你们都不如他。才能虽然不及，德行却胜过。”而当时的人只根据他的表面行为，就讥讽他为陪人吃饭。才能不足的人，在君子那里会让位，在小人那里就会争权妒忌。试看自古贤相在位，位居其次的人能不妒忌不争，安心陪人吃饭像卢怀慎这样的有几个？那么卢怀慎的品格就可以知道了。又说：看卢怀慎用人宽疏，可以看出他的才能。位至宰相，而家道依然贫寒，可以看出他的操守。推荐宋璟等人，可以看出他知人善任。病重时，宋璟、卢从愿前往探望，临别时卢怀慎握着两人的手说：“皇上迫切地寻求治理之道，然而享国日久，稍微对勤于政事感到疲倦，将有奸邪之人趁机进用。”你们记住这一点。将死之时还如此挂念国事，可以看出他的忠诚和后果。李林甫当政后，开元之政全部败坏，可以看出他的先见之明。凡此种种，都不是仅仅陪人吃饭的人所能做到的。

译钦定四库全书

本语卷五

明 高拱 撰

孔子效法周文王、周武王，大概是因为当时的王法不可不遵守。如今谈论治国的人，正不可随意妄为、频繁更改，只须探求祖宗法度的本意所在，并实心实意地奉行它。即使有时势不同、情况特殊，需要调停变通的地方，也只在调停之处得其恰当，便是不可轻易超出法度之外，从而开启祸乱的端绪。这不仅是职责所在，况且祖宗聪明睿智，既超越常人，又历经艰难百战才拥有天下，尝尽艰辛，经验丰富，所留下的谋划深远。他们制定的法度既审慎，考虑又更深，本来就不是后世浅薄见识所能企及的。怎么可以因为一件事暂时不便，就违背天下的整体规划？因为一时的不便，就阻碍万年的长远计策呢？

国家任用人才，不仅仅是为了治理政务，也是为了安定天下的人。所以大臣小臣，分别列于上下，散布于内外，又有士人、胥吏，史官下至乡里社稷，也各有长官。增加等级，拓宽途径，尽可能网罗天下的才能而加以任用。使天下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长，不同于普通百姓的，随其才能大小，都进入我的网罗之中。他们既然进入网罗，就在各自的职位上有事可做，不仅顾惜已有的地位，而且对进取有所期望，勤勉不懈，直到临死还遗憾期望未能实现，因此没有闲暇去作乱。况且等级已经很多，途径已经很广，那么不在网罗之中的，只是极愚蠢低下的人罢了。极愚蠢低下的人，怎么能作乱？即使作乱，也容易扑灭，而天下常可得到安宁，这是英雄驾驭世事的微妙机理。末世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不用爵位俸禄来收揽人才，却只用奸巧之人，贪图他们的阿谀奉承；只用庸俗浅陋之人，乐于他们的顺从。他们盘踞要津，不仅败坏国事，堵塞贤路，常常厌恶正直、丑化公正，摧折天下的才能，以发泄他们的嫉妒毒害，使人压抑冤愤，无处控诉，激愤到无法忍受的地步，这就是黄巢之乱兴起的原因。况且像元末兵乱，朝廷再也没有可用之人，那么世间应当没有人才了。我圣祖时，辅佐开国的元勋，本来就是元朝的人。如果元朝能够收揽人才，用爵位俸禄牵制他们，那么人才就不会流失到下层，怎么会败亡到这种地步？这难道不值得作为永远的鉴戒吗？

天象变异确实令人畏惧，但说天心仁爱，君主也是曲意解说。探求其理而不得，也就不相信了。如今只说天灾流行，祸乱将要发生，必须谨慎修行政事，爱护体恤人民，以巩固国家，那么灾害可以无害；否则将不可救药，而祸乱就形成了。这是实在的话，自然可以使君主知道畏惧。

朝廷之上，不可没有忠诚刚正、有远见的重臣。他们的气节早有涵养，可以担当大事而不恐惧；谋略早有预定，可以平定大难而不惊慌。突然遇到紧急之事，国家有所依赖以得安宁，人民有所倚仗而不恐惧。如果只用奸巧狭隘之人，充任宰相枢机之职，无事时结党营私、蒙蔽君主，倚仗权势作威作福，自以为可以震慑四海；一旦有事，颠沛仓皇，神魂丧失，计无所出，卖国从逆之事，都做得出来了。鄙陋之人，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

祸乱不凭空产生，必有其征兆。圣人在太平或否塞之时，已谨慎地防备苞桑之戒，征兆未动就预先谋划，这就是所谓在混乱之前建立治理，在危险之前保卫国家。次一等的是祸乱征兆已有动静，早点识别并急切谋划，祸患就可以消除，力量也节省很多。再次一等的是祸乱形势已经出现而后去挽救，但也必须得到拨乱反正的人才，竭力奔走操劳，仅能免于祸患。如果到了已经混乱的地步，那么善人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治乱的征兆，不可不深入考察。然而只有有道之人能考察它，那些庸人一类，像燕雀处在堂上，栋梁将要焚烧，还悠然自得以为快乐，反而嘲笑圣人过于谨慎，可以和他们谈论吗？

纲纪的败坏，没有比国家大政方针不明更大的，尤其没有比上下蒙蔽而君主最终不知道更大的。国家大政方针不明，那么奸臣玩弄智巧以愚弄人，邪臣结党营私而丑化正直，这是混乱的道路。但有时还能明白，国家法度还有施行，那么还可以作为警戒。如果上下蒙蔽而君主最终不知道，那么玩弄智巧的人安然得计，结党营私的人敢于效仿，沿袭成为惯例，不再有发觉的人。于是把威福当作自己的私有物，任意摆弄，必定到混乱才停止。考亭先生曾说：“吕微仲、范尧夫做宰相，用调停的说法，兼用小人，毫无分别，所以造成后日的祸患。”如王安石的罪过既已明白，后来又加罪于蔡确等人，论起来王安石是罪首，却在他死后加封太傅及赠礼皆备，想当时也要委曲周旋。如今看来这般，却实在不好。要好就应当当面指明他的罪过，使人知道是非邪正。所谓明确其为贼敌，才可使人信服。必须明显指出他的不对之处，如果更加旌表赏赐，却惹得后来许多小人不服。看来天下事，必须先论其大处，如分别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是如何了才好。在中间酌量轻重浅深施用，这话很对。如今看当时今日绍述，明日调停，只在朝廷上混乱不清，黑白不辨，国事尽坏，直到靖康之后，已有国家的人岂可使时事一至于此。

帝王创业垂统，必有典章法则留给子孙，作为一代的精神命脉。我祖宗谋划宏大周密，注意深远，不是前代所能比及的。圣子神孙，守持如一日，治理如一日，多么兴盛啊。等到我穆皇未能有所面授，我皇上刚十岁，穆皇去世，对于祖宗大法，大概未能耳闻。精神命脉既然未曾详悉，将凭什么鉴察成宪，遵循祖业呢？今日讲经书后，又讲《贞观政要》等书。臣愚以为应当先知晓祖宗家法作为主本，然后才可以印证以异代的事，否则徒然说他人，何切于用？于是想要从祖宗列圣实录所载圣敬事天之实，圣学传心之法，如何慎起居，如何戒嗜欲，如何务勤俭，如何察谗佞，如何总揽大权，如何开通言路，如何进君子退小人，如何赏功罚罪，如何肃宫闱，如何御近习，如何董治百官，如何安抚百姓，如何镇抚四夷，撮其紧切，编辑成书，进呈御览。在讲筵则日进数条，在法宫则日披数段，庶乎祖宗立国之规模，保邦之要略，防微杜渐之深意，弛张操纵之微机，可以得其大较。且今日之域中，祖宗之天下，即以祖宗之事行之今日，合下便是，不须更费商证，而自无所不当。我皇上聪明天纵，睿智日开，必因而益遡祖宗精神命脉所在，以觐耿光，以扬大烈，以衍万年无疆之祚者，将在于是，则特为之引其端焉尔。是臣愚犬焉之心也，方遂请之而遂以废去，特述其意于此。倘有取而行之者，则犬马之心亦自可遂，不必出自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