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语卷三

译程朱等大儒对后学有极大的恩德，而你却有驳斥和纠正，为什么呢？回答说：人怎么能每件事都做到完美无缺呢？臧文仲有三处不知道，正说明善行很多。我担心人们在他们那一两处不妥当的地方，都认为是妥当的而不再深入思考，那就错了。不称赞其善，是因为称赞不完，更应当了解这一点。

问：帝王之学与平民之学不同，是这样吗？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必须等到有了帝王才能成为帝王的辅佐，否则学问既然不同，又怎么可以辅佐帝王治理天下、讨论大道治理国家、宏大宣扬治国教化呢？从天子到平民，一概都以修身为根本，所以说：“伊尹自身和商汤，都拥有一致的德行”，学问并没有两种。后世的平民学者，只从事章句训诂，不再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功夫，没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们做官，下等的只知道迎合世俗以苟且获取爵位俸禄，上等的也不过是随才立功成名，而拥有龙德中正之人，格心辅世的功业，就不再听到了。他们不说“我没有学问”，却说“帝王之学与我不同”，难道不荒谬吗？回答说：只是因为后世帝王中懂得学问的人，也只做平民学者所做的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不应该与平民学者相同。回答说：只知道为君主说学问，不应该与平民学者相同，于是就让平民学者认为原本就与帝王之学不同，顾得了这一边，顾不了那一边，却为此立论，也是祸害天下学者的啊。

我的心自有本来虚明平妥的地方，却不能反求诸己，任由它昏暗闭塞，却只务于口头说教，依附他人的门户，随场合悲喜，以为这就是懂得道，实在可羞。

程氏说：“宁可学习圣人而未达到，不愿意凭一善而成名。”孟子说：“都是古代的圣人，我没能实行，我所愿的就是学习孔子。”做学问的人不可没有这种志向。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圣人指示人们做学问的条目，像日月星辰一样昭明。做学问的人只应当遵循这些来做学问，那么圣人的境界就可以达到。竟然舍弃这些不务，却只说：“谁家尊崇德性，谁家注重问学，谁家主张知行合一？”肯定这个否定那个，纷纷扰扰没完没了，只是争辩口头言语，到底成了什么？

做学问，只为了自己，心就会虚静，气就会平和，志就会谦逊。

做学问必须认识其真心。

天理不在人心之外，只要人心平处就是天理的公正。

儒家有话说：“只要成就一个‘是’罢了。”这个“是”难道容易成就吗？刻意去做孝，就不是真正的孝；刻意去做忠，就不是真正的忠。体察道理不精，不能得到礼义的中正，也只是做个题目罢了，怎么能就是呢？

儒者有话说：“虽然没有那件事，却确实有那个理。”这也是大错特错。所谓理，是事物的理。既然没有那件事，理在哪里呢？大概是寻求说法而得不到，于是曲解言辞罢了。

性具备于心，而贯彻于人伦日用之间，并没有固定的格局比对配合，一种性专门属于一种伦常。有子说：“孝悌呀，大概是仁的根本吧？”这是仁在于父子兄弟。孟子说：“仁的实质，侍奉父母就是；义的实质，顺从兄长就是。”这是义又在于兄弟。知道礼乐的实质，知道节制、快乐罢了，这是知道礼乐都在于父子兄弟。又说：“仁对于父子，义对于君臣，礼对于宾客，智

译对于贤者。”这是义又在于君臣，而礼智在于宾客贤者。大概随处而言，并没有固定格局。孟子只说仁义礼智，而后儒加上信成为五性，于是分配给五伦：如父子之仁，君臣之义，朋友之信，似乎可以；而礼没有归属，就归属于兄弟；智没有归属，就归属于夫妇。节制文饰叫做礼，难道只有兄弟有节制文饰吗？明通叫做智，专门归属于夫妇，更加没有意义。名为贯通，实则牵强附会，制定固定格局，滞碍了天理的圆融机变。大抵后儒特别喜欢比对配合，如五事配五行，更加荒谬。

没有仁无以敦厚其爱，没有义无以斟酌其适宜，没有礼无以激发其恭敬，没有智无以明辨其道理，没有信无以成就其真实。在人伦日用之间，无处不有。即使是父子之仁，君臣之义，朋友之信，也只是举重而言，并非各自主持其一，专于此而不通于彼。

仁是万善之长，孝是百行之源。所以仁必然归属于父子，大概无所不包。

问：朋友之伦，怎么能配得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回答说：如果没有朋友讲习，那么怎么能明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道理，而尽到责任呢？四者之伦，既然由朋友而得，固然配得上了。

问天德说：“无意，无必，无固，无我，是天德。”问王道说：“无偏，无党，无反，无侧，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是王道。”理只有一个，得到这个叫做天德，实行这个叫做王道。

圣人有为己的实学，而不与祸福毁誉相关。圣人有治国的实政，而不与灾祥相关。

问学问说：“去掉一分私己，就是一分圣学。”问治理说：“省去一件闲事，就是一件治道。”

问帝王以五德王天下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术数家荒唐的说法，君子所不谈论的。回答说：程伊川说，五行古人说迭王，字说尽了，只是个盛衰自然之理。又说：五德的运行却有这个道理，凡事都有这五种，一天而言便自有一天的阴阳，一纪而言便自有一纪的阴阳，如王者一代又是一个大阴阳。唐是土德，就少河患；本朝火德，就多火灾，大概也有这个理。朱晦翁说，五运之说也有理。问：取相生吗？取相克吗？回答说：取相生。然而事有恰好相符的，如我宋以归德军节度使即位，即是商丘之地，这是火德的符验，事乃与汉高祖赤帝子一般，不是这样吗？回答说：没想到两位先生也惑于此，请让我说其必不可信。五行是天地的运行，帝王受命而兴起于此，有什么关系而说各得其一？究竟依据什么，怎么知道的？白蛇之事既诡异，商丘之说乃出于附会，而河患火灾附会更甚，况且即使如所言，那么他代的兴起又都以什么物证之？这是其一。那些术数家各持其说，邹衍主相克，刘向主相生，言人人殊，自相矛盾，这是人为之说，非天定之理。这是其二。况且即以相生说，伏羲以木德了，传十五君，合万七千余年，皆木德也，而神农以火德继之，传七君，合三百余年，皆火德也，而黄帝以土德继之，乃黄帝子少昊则以金德，孙颛顼则以水德，孙帝喾则以木德，尧则以火德，舜则以土德，三代而后又皆合一代为一德，欲为一代则一代，欲为一君则一君，分合任意，谁为为之？这是其三。周

译以土矣，秦则以水，土不生水；汉则以火，水不生火，相生之说亦自抵牾。这是其四。五行之运，厥气惟均，非有所偏也，乃伏羲以万年计，五帝以百余年计，夏历年四百，商六百，周八百，汉四百，唐宋皆三百，即享国之长者亦自参差，至秦隋六朝五季则或数十年或数年而止，然亦各称德王，何五德之运长乃如彼，短乃如此？若是偏欤？这是其五。又如三国鼎峙，五季云扰，同时并列，亦皆一代之君也。岂共一德欤？抑一德而分用之欤？抑各用一德欤？抑亦五德之运至此断歇而不续欤？这是其六。由是观之，荒唐甚矣。

译问：尧舜的时代，五天刮一次风，十天下一场雨，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文人闲谈，只是说风雨有节律，寒暑有时令罢了。哪里能按照确切的数目，五天就刮风，十天就下雨呢？如果真按这个数目，气候反而不好了。

人有眼睛，就以为没有看不见的东西。然而必须有上面的日月星辰，下面的灯火，形形色色，照耀得清晰分明，睁开眼才能看见。于是专门说是我的眼睛能发光，对吗？假如在昏暗的夜晚处在暗室中，即使是离娄这样的明目之人又能怎样呢？人有才能，就像眼睛明亮一样。而遇到时机可以做事情，机遇防备相合，得以成功，那是因为有日月星辰灯火作为光芒。不然的话，即使拥有旋转乾坤的才能，也没有施展的地方。唉！是才能救助时势呢？还是时势救助才能呢？

问：廷陵方氏说眼睛的精气是水，它的光亮是火？以水为体，所以它的气清；以火为用，所以它的气明。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火能发光，不能接收光；水能接收光，不能发光。眼睛，是以水为体用的。只是接收光罢了，不能发光，怎么能说以火为用呢？

问：人清醒时不能预先知道，而做梦却有预先知道的，为什么？回答说：预先知道，是神的作用。人都有神。清醒时眼睛看耳朵听，手拿脚走，神被形体役使，分散到万物中了，怎么能预先知道？睡觉时形体不做事，而神收敛到灵府，完整而不分散，虚空而不堵塞，通达而不阻隔，所以对于事情，有时能预先知道。好比人在屋子里，虽然看得很明白，但局限于屋子，屋外看不见。超越登上高处，自然能看到屋子里看不到的东西。神的作用，真是奇妙啊！

人知道鸡鸣叫，却不知道午时鸣叫的是鸡。

兵家先声张而后实际行动，一定是先有实际行动而后声张，才能先声张而后实际行动。大概是用实际行动作为声张，人们自然畏惧，从而可以节省实际行动。如果没有实际行动，就不能作为声张。

末世的人才，常常多有智慧，大概是因为内心困惑，思虑阻塞，然后才通晓，操心危惧，思虑患难深远，所以通达。那些小人，则变诈百出，无法估量了。

问：大臣进退的节操是怎样的？回答说：用道义侍奉君主，行不通就停止，看到苗头就行动，不等到整天，这是大臣难进易退的节操。问：他离开国家时是怎样的？回答说：留恋官职的心不能有，留恋君主的心不能没有。太行、孟门，畏途久涉，得以卸下重担，应当像破扫帚一样丢弃。如果君恩深厚，倚任多年，一朝离别，就淡然忘情，这难道是大臣的道吗？所以留恋官职的，是患得患失的鄙夫；淡然离去的，是小丈夫的愤愤不平。然而留恋官职的人常常千百，留恋君主的人不到十分之一，难道没有用留恋官职的心假装留恋君主的吗？难道没有用不留恋君主的心假装不留恋官职的吗？两者难以辨别，所以世人常常把淡然离去的人看作高洁有道之士，我实在不以为然。是留恋官职呢？还是留恋君主呢？这心自己审查自己知道，不告诉别人，固然不能在其中悲伤，也不能在外部淡然。

人们说弩强劲，但强弩的末梢，有不能穿透鲁缟的。人们说水柔弱，但泰山屋檐滴下的水，却有穿透石头的。

好胜的人，必定遇到匹敌的对手。两方面都戒除。一方面说：好胜，必定遇到对手，不可以好胜。一方面说：那些好胜的人，必定遇到他的对手，本来有对手在那里，不可以与对手争斗。

问：“侍奉两位君主的人和侍奉两位丈夫的人一样吗？”回答说：“不一样。那改嫁两位丈夫的人，不是丈夫的丈夫，杀了她的丈夫然后侍奉他，这叫丧失节操失去贞洁，还比不上侍奉仇人。至于侍奉两位君主的人，那人杀害了我的君主，破败了我的国家，本来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却甘愿侍奉他，这叫忍心到了极点，不止是丧失节操失去贞洁了。所以改嫁两位丈夫的人，贞洁之人不屑一提；侍奉两位君主的人，有道之人必定诛杀。”

瓠巴弹瑟，防止鱼出来听；伯牙弹琴，六匹马抬头吃草。有这回事吗？回答说：鱼和马不是人，怎么能知道人的音乐？人不是鱼和马，怎么能知道鱼和马能知道人的音乐？它们恰好出来，恰好抬头，难道是因为琴瑟吗？那么有不弹瑟就出来，不弹琴就抬头的时候，又是什么情况呢？毛嫱的美色，鸟见了就惊飞；钟鼓的声音，马听了就惊骇。种类不同性别不同，不能相通。而文人，流动通物于人，难道不荒谬吗？说：水獭祭鱼，豺狼祭兽，鹰祭鸟，怎么能像人一样祭祀呢？说：王浚川说，是时机。鸟兽鱼多吃不完，杂乱地陈列像祭祀罢了。那些动物，怎么能知道祭祀祖先？这话很对。甲戌年，野外有一只老虎，农夫被人不害虎、虎不伤人的说法迷惑，前去观看，焚香叩头，口称尊号，以为敬礼，这样一定不伤害我。老虎见了，立刻抓他，撕裂他的脸而死。老虎只知道人是香饵，又知道焚香叩头是什么意思？他说瑟感动鱼，琴感动马，也是农夫的看法。

乱臣贼子看待天下的公议，轻视它，也只是谈论利害罢了。司马昭让成济弑杀魏主，司马昭听说，假装大惊，自己投在地上，于是和他的叔叔谋划自我装饰的办法，于是论成济大逆不道，夷灭三族。朱全忠让柳灿弑杀昭宗，朱全忠听说，也大惊，自己投在地上，就在东都哭丧非常悲哀，于是收捕柳灿斩首。柳灿临刑大喊说：“杀我来堵住天下的诽谤，鬼神怎么知道？”唉！两个逆贼到这时才知道吗？然而晚了。

译宋太祖终究没有重用陶谷，是因为他袖中藏着禅位诏书，暴露了他的阴谋；也终究没有重用王彦升、韩通，是因为他们杀害了韩通全家，留下了罪迹。

有人问先生：“您秉持正道行事，赤诚为国，却遭受排挤陷害，心中难道没有遗憾吗？”先生回答说：“这是时势使然。局势已经形成，天下动荡。皇上防备冲击，认为有利可图才谋划，而拱（先生自称）恪守祖宗法度，不敢轻易改变。当先君病重时，我实在哭着在榻前奏对，许诺先君以死相报。确实看到时势如此，不敢保全自身。于是随即遭遇陷害而回归，无处容身，便死去了。然而这颗心不敢辜负，死后仍可在地下见到先君，哪里会有遗憾呢？”那么先生高兴吗？先生回答说：“拱是受先君临终托付的大臣，凭几时的言语，执手时的嘱托，非常恳切。拱只是这颗心没有辜负罢了，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只能死在地下见先君罢了，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复命的。只是保全了头颅而已，对先君有什么益处呢？哪里会高兴！”

我在掌管国子监时，助教刘廷膏推荐堂下一位名叫亓经纶的士人，说他有孝行。我说知道这件事。过了几天他又说，我说：“你以为我忘了吗？我本来就没忘。”我说：“我要问你：孔子说‘闵子骞真是孝顺啊，人们对他父母兄弟的话没有异议’。孝行在家中，这是同党同族所称赞的。而你对于亓经纶，本是四方之人，怎么知道他的孝行呢？”回答说：“是本堂各位学生推荐的。”我说：“各位学生对于亓经纶，也是四方之人，怎么知道他的孝行呢？”回答说：“他的行为有记载，他家乡的大夫礼遇他也有记载，各位学生本来就看到这些。”我说：“各位学生从哪里看到的？”回答说：“亓生拿着这些展示给他们看。”我说：“我本来就知道亓生展示给他们看，我告诉你：孝的道理，大人不敢自居，发自真心，没有人能完全做到。所以父母在世时人称他孝，只有惭愧歉疚而已；父母去世后人称他孝，只有悲痛而已。惶恐不安不敢听闻，这是孝子的心。而亓经纶张扬这些展示给人看，岂不是假借孝行来求取名声吗？追求名声本身就不对，而在父母面前尤其让人不忍心。假借孝行，却忍心假借，那么他在孝道上的罪过就深了，难道值得推崇吗？况且人们听到别人的孝行，不辨别真假就推崇，这不是真正推崇孝，也是追求推崇孝的名声罢了。他们追求孝的名声，这些人追求推崇孝的名声，相继做伪善之事，怎么能作为典范呢？所以我选取真实的孝，厌恶那些追求孝名的人，不希望人们这样做；选取真正推崇孝，尤其厌恶那些追求推崇孝名的人，难道自己这样做吗？你停下吧。”

国子先生坐在退食厅堂，学生们侍奉。先生说：“年轻人过来，我要问你们：我的教育，是严厉呢？还是宽厚呢？”有人回答说：“先生宽厚。”学生们感激恩德而不能忘记。先生说：“不对，我不宽厚。”又有人回答说：“先生严厉。”学生们畏惧威严而不敢触犯。先生说：“不对，我不严厉。”又有人回答说：“先生宽严适中。”先生说：“不对，我不宽严适中。”学生们困惑，请求询问。先生说：“我难道不知道自己吗？而问你们，不过是试探罢了，而你们没有通达。我告诉你们：宽厚施加给顺从教化的人，严厉施加给不顺从教化的人。哪里有固定的用法？如果一味追求宽厚，那么本来有不顺从教化的人，岂不是放纵了吗？如果一味追求严厉，那么本来有顺从教化的人，岂不是苛刻了吗？如果一味追求宽严适中，那么本来有应当完全用宽厚的人，岂不是失去了一半的严厉吗？有应当完全用严厉的人，岂不是失去了一半的宽厚吗？所以学生们全部顺从教化，就全部用我的宽厚；全部不顺从教化，就全部用我的严厉。顺从教化的人多，就多使用宽厚；不顺从教化的人多，就多使用严厉。又就一个人而言，开始顺从教化，就用我的宽厚；接着不顺从，就用我的严厉；最后又顺从教化，就仍然用我的宽厚。开始不顺从教化，就用我的严厉；后来能改正，就用我的宽厚；最后又不顺从教化，就仍然用我的严厉。一分顺从教化，我就有一分的宽厚；一分不顺从教化，我就有一分的严厉。本质在人，交付给他罢了，我有什么参与呢？这就叫做宽严适宜。所以我未曾不宽厚，但不能用宽厚来说；未曾不严厉，但不能用严厉来说；未曾不宽严适中，但不能用宽严适中来说。因此做事没有遗漏情理，教育没有遗漏方法。年轻人本来都要做官，有官职，宽严的道理是应当知道的，所以特别教导你们。年轻人记住罢了。

漳水平静时宽阔数里，遇到涨水急流则行船困难，即使岸边也多翻船溺死伤人。我担任编修时，起复北上，到漳水忽然下雨，船夫请求渡河。我说：“听说漳水遇雨就涨，涨就翻船伤人，现在下雨怎么可以渡河？”船夫说：“没有伤害。”我问原因，回答说：“平静漫溢的水，怎么能灌入河中？灌入河中的是山洪。西边是辽州的山，山上有大雨，山洪倾注奔腾而下，汹涌翻船。但必须行路半天才能到达这里。小人日夜观察辽山，如果今天辽山下雨还可以渡河，为什么呢？因为水还没有到。如果今天辽山下雨，明天即使晴天，也不敢渡河，为什么呢？水应当到了。然而辽山昨天没有云，今天下雨，本是平静漫溢的水，怎么能灌入河中？”我说：“有这样的事吗！”于是渡河。唉，天下的事，也像这样啊。世上有不做国家臣子的人，有的谋求利益，有的规避祸害，有的苟且谋划不善，而敢于制造祸端，公然去做，认为终我任期本来就不会发作。等到久了发作，那么继承后者承担罢了，所以常使人遭受无辜的祸患，而又敢于做今天的恶。为什么呢？无辜的祸患，是别人留给我的，无法支撑，岂不是惨痛吗？今天的恶，是我留给别人的，不会波及我，岂不是敢做吗？而掌管国家事务的人，又大多苟且应付，了结眼前的事，不再追究祸端的起源，常使冤屈的人冤屈，侥幸的人侥幸，而国事日益败坏。这只是把今天的涨水当作祸患，而不计算昨天辽山的雨，对于功罪的实质相差太远了，这也不同于船夫的见识啊。又说：做学问也是这样，那些考察道理不精的人，被表象迷惑，没有不以今天的晴天为喜，而不知道昨天辽山的雨；以今天的雨为忧，而不知道昨天辽山的晴。所以多有非礼之礼，非义之义。

译隆庆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我离开京城，在良乡县时，梦见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衣着冠带非常古雅，面容庄重而温和，有六七名弟子侍立在他身旁。我问随从说：“这是谁？”随从回答说：“是孔夫子。”我肃然起敬，拜见了他。于是问道：“仁道到了夫子这里，您常常教导人们以仁，却不说明仁具体是什么，冒昧地向您请教。”夫子说：“只要防止真心受到遮蔽就是了。”我又问：“桃仁、杏仁都称为‘仁’，是因为它们纯粹是桃、杏的本质，没有夹杂其他东西；是因为它们的根干枝叶都具备，没有缺失；是因为它们生生不息。仁在人身上的体现，也是这样吗？”夫子微笑着说：“是的。”过了很久我才醒来，恭敬地记录下来。

楚庄王没有遭遇灾祸，却向山川祈祷，说：“这是上天要灭亡我吗，对此您怎么看？”回答说：“这是骄傲的话。遭遇灾祸而恐惧，因恐惧而修明政治，那么国家就会更加治理得好，这正是俗话所说的‘因病求医，因医致壮’。只是人们往往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一定要等到灾祸发生才开始恐惧。像楚庄王那样，既然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应该每天都不恐惧，每天都修明政治，治国的关键本来掌握在自己手中，何必等待灾祸呢？等到灾祸发生了才恐惧，才修明政治，那时灾祸已经降临了，这哪里比得上没有灾祸时就恐惧并修明政治更为得当呢？人们认为没有病就是安全，病了之后才谨慎，这固然不如没病时就谨慎更为安全。然而却认为没病时不需要谨慎，这难道合乎情理吗？所以说这是骄傲的话。”

有人问关于蔺相如完璧归赵的事。杨龟山说：赵国社稷安危的关键，不在于和氏璧的存亡。侍奉大国，古人本来就有用皮币、犬马、珠玉都不能免除祸患的情况，何况只是一块璧呢？即使把璧给秦国也是可以的。蔺相如的计谋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不出几年，最终发生了军队覆灭、城池陷落的祸患，这都是因为这块璧招致的灾祸。对此您怎么看？回答说：这是迂腐的言论。秦国像虎狼一样，不吞噬完天下是不会停止的，即使把璧给了它，难道就能免除祸患吗？况且它吞并六国，也都是因为璧招致的灾祸吗？蔺相如在这里，也是想表明国家有誓死效忠的勇士，还有不可剥夺的气节，难道仅仅是为了那块璧吗？周太王躲避狄人，迁往岐山脚下，大概是为了迁国以求生存。现在如果一定要用周太王的标准来要求赵国，难道是想让赵国因为保不住璧，就抛弃宗庙社稷而逃跑吗？秦国吞并天下，即使逃跑了，能逃到哪里去？能避到什么地方去呢？古话说：国君应为社稷而死。孟子也说：世代守护的国土，不是我能随意处置的。效死守护而不离开，赵国在当时，只有为社稷而死而不离开这一条路。在必然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先交出璧来显示软弱，那又做什么呢？

有人问：世人传说汉高祖溺爱戚夫人，于是想要废掉嫡长子，是真的吗？回答说：这很有道理，但后人没有深思。确立嫡长子为继承人，是正当的道理，如果不是非常不得已，绝对不能轻易改变以开启祸端。然而周太王舍弃太伯而立王季，周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本来自有道理，那是因为王季有圣明的儿子，而武王有盛大的德行。更何况像惠帝那样昏庸懦弱的人呢？高祖历经艰难百战才拥有天下，难道不爱惜自己的国家，会因为一个姬妾的宠爱就想要废掉嫡长子，从而失去天下吗？心里大概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当时，皇帝和吕后年纪都渐渐大了，而新建的国家局势动荡未定，各位强大的功臣都在朝列。假如皇帝和皇后一旦去世，太子临朝，难道能安定镇守并驾驭他们吗？不能。看看后来惠帝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了。而赵王似乎已经是故意被属意的对象，虽然他的地位尚浅，但事情大体已定，我抚养他长大并任用他，我的寿命到了就随之托付给他，也是无可奈何了。他能否保住天下，还不可知。难道没有比昏庸懦弱更明显的情况吗？这是皇帝的本意。最终因为四位白发老人跟随太子交游，于是认为太子的羽翼已经长成，难以变动了。大概意思是：我认为太子昏庸懦弱，但人心却归附于他。人心既然归附，就不能违背，所以暂时不更换罢了。现在不更换，是怕失去人心，而过去想要更换，难道就不怕失去人心吗？大概是因为现在有了所见到的情况罢了。这就是所谓“羽翼”欺骗了皇帝，使计谋得逞。假如皇帝起初想要废掉嫡长子，真的是被戚夫人的宠爱迷惑，而不顾失去天下人心，那么又怎么会在意四位白发老人呢？戚夫人的宠爱，既然能改变皇帝爱子的心，又怎么不能改变皇帝敬重四位白发老人的心呢？皇帝杀韩信，就是属意赵王的心意的体现。认为韩信的才能像那样，功名之心像那样旺盛，而太子却如此昏庸懦弱，如果我死了而韩信还在，太子能安心吗？所以一定要杀死韩信，然后我才可以死。这又是他的本意。皇帝为身后事打算，没有办法，于是狠心对待韩信。假如太子能像皇帝一样英武，那么韩信未必会被诛杀。现在把属意赵王说成是真的被戚夫人迷惑，这也就等于说韩信的诛杀是真的谋反。那么皇帝的本意在哪里呢？回答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周昌为什么强行劝谏？张良为什么为他培养羽翼？回答说：确立嫡长子为继承人，是正当的道理，更何况开国君主更应该为后世树立榜样。周昌也只是说个正当的道理，张良也只是完成了吕后的托付罢了，并不是能为汉朝深谋远虑。惠帝没有儿子，先去世；吕后后去世，文帝继承统绪，从而延续了汉朝国运的长久，这都是天意，不是人的谋略所能达到的。周昌劝谏，张良培养羽翼，当时能预先知道结果会这样吗？惠帝死后假儿子即位，诸吕封王，汉朝国运几乎转移，周昌和张良能预先谋划吗？从前商纣王的母亲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叫微子启，次子叫中衍，三子叫受德，受德就是纣王。年纪最小了，纣王母亲生微子、中衍时，还是妾，后来成为妻，然后生了纣王。纣王的父亲、纣王的母亲想立微子启为太子，太史依据法度争辩说：“有正妻的儿子而不能立妾的儿子。”纣王因为是正妻所生，于是最终灭亡了商朝。惠帝没有儿子，先去世；吕后后去世，而文帝继承统绪，从而延续国运，那么周昌的强行争辩是有名分的，张良的培养羽翼是有功劳的。假如吕后先死，惠帝独自即位，不能自立，从而失去天下，那么周昌的劝谏，张良的培养羽翼，也就只是太史的争辩罢了。有人说：“如果更换太子，强悍的吕后不会善罢甘休；赵王也不能安定，家庭内乱将要发生，而祸患才刚刚开始。所以不如依据正当的道理听凭天命。”张良的意思或许出于此。回答说：“也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说这是万全之谋，那就未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