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语卷六
阁臣拟旨，每云「着法司从重拟罪」，此言大谬。夫二罪俱发，则从重论，谓其有轻有重，故独从其重者也。今一罪只有一律，虽凌迟处死者，亦只本律。非一罪二律，有轻者、有重者，而可以如此如彼也，则何以从重乎？曰：从重，是不用律矣。
问何谓失机？曰：机者，胜败存亡之机。失机者，失其机括而至于败亡也。律不可明言败亡，故曰失机。犹之指斥乘舆，谋危社稷。乘舆谓天子也，不敢言天子，故言乘舆也。社稷谓国家也，不敢言国家，故言社稷也。由此言之，则机可知矣。今战失三五军士，即谓失机。夫战，固有委而弃之者矣。机固在三五军士耶？
圣人制刑，所以诘奸禁乱，安天下之民也。固不可流于苛刻，亦不可流于放纵。乃今司刑者，卤莽草略，既不尽心，却又每以出人罪为长者，虽盗贼皆曲意放之，以为隂隲。若然是，谓明刑者为不仁也。纵恶长奸，残害良善，败壊国事，莫大于此。
人臣修怨者，负国。若于所怨者避嫌而不去，或曲意用之，亦负国。何者？人臣当以至公为心，如其贤，不去可也，用之可也。如其不贤，而徒务逺己之嫌，沽己之誉，而以不肖之人贻害国家，岂非不忠之甚乎？然人每只以能用讐者为贤，可见道术之不明也。或曰：「世固有假为国之公，而实以行其报怨之私者焉。」彼不愈于此乎？曰：「是又奚足言哉！」大抵人臣不可有私，有一分私心，便于臣道，有一分亏欠。不论用讐、去讐，只有作意处，便是私，便负国也。
人臣茍有为国之心，便自有推贤让能之意。如人于有才者，则不能容，嫌其胜己也；超进者，则不能容，嫌其先己也；刚直者，则不能容，嫌其性气难相处也。遂皆任情排去，而国事无人干济，略不之顾，虽至丧人之国家，所甘心焉。皆是一个己私，无为国之心故也。若有为国之心，必且让他替朝廷干事。那胜己、先己，有甚大事？那自家难相处，有甚大事故？为国之人，茍便于国，即不便于己，亦所必为；不为国之人，即十分便于国，但有一毫不便于己者，亦所不肯。
创业之君，立法垂统，如造屋然。赖我祖宗造得屋子坚牢，至今天下廕庇其下。先辈还有人看守，后来非惟不肯看守，却被人日日拆损。至今拆损益甚，不复可再拆损矣。然原来间架尚在，茍有肯修葺者，依旧牢固。却只还去拆损，谁曽换得一块砖，添得一片瓦？祖宗万年良法，殊可惜也。
史云：李林甫欲闭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诏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补阙杜璡尝上书言事，明日黜为下邽令，自是諌诤路絶矣。史又云：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好以甘言啗人，而隂中伤之，不露辞色。凡为上所厚者，始则亲结之，及势位稍逼，辄以计去之。虽老奸巨猾，无能逃其术者，嘻！其亦奸之魁欤？
用人者，不取其大，每以一眚弃之，故慷慨任事之臣鲜，而国事不支。不论其大，而徒以无过用之，故委托持禄之臣多，而国事日废。昔子思荐茍变于卫侯，卫侯曰：“吾知其可将，然曽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圣人官人，犹匠之用木，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以二卵而弃干城之将，不可使闻于邻国也。”梁主用段凝监大军河上，敬翔、李振屡请易之。梁主曰：“凝未有过。”振曰：“待其有过，社稷已危矣。”用人者宜思此。
用人，不论其才，只取无过。然非无过也，未用耳。用之而其过出矣，犹不如前者多也。
其人虽不可用，然未有代者，不可辄去，恐后更不如愈不好矣。然必须豫求其人，得其人，则即去之可也。
教之废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国制宗伯司教，然乃祗具仪文，化民成俗之道，全未之讲。成均造士，令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监防在焉。督学勅云：「学者读书，贵乎知而能行。」今皆不复省览，至于卧碑，则士之经目者鲜矣。科目以文艺取士，士只文艺是竞，父兄师友之所督勉，惟此而已。而性命之理，礼乐之实，存心制行之方，事君泽民之术，漫然其不知也。遂使天下之人，惟务得官以为耀，积槖以自肥，始乎利，终乎利，寡廉鲜耻，患得患失，甘为鄙夫而不自知。则以素无教故也。于是国家欲求一知道理之人，尚亦难得，况有道徳者乎？然则治道何人兴举，纲常何人肩任？识者所为深慨也。
译内阁大臣拟定诏旨，常说“着法司从重拟罪”，这话大错特错。所谓两罪并发，则按重罪论处，是因为罪行有轻有重，所以只选取其中重的那一条。如今一个罪行只对应一条律法，即使是判处凌迟处死的，也仅仅是依据本条律法。并非一个罪行对应两条律法，有轻有重，可以这样或那样选择，那么凭什么说从重呢？回答说：所谓从重，就是不用律法了。
问：什么叫失机？答：机，是胜败存亡的关键。失机，就是失去了关键而导致败亡。律法不能明说败亡，所以称为失机。这就好比指斥皇帝、图谋危害国家。乘舆是指天子，不敢直言天子，所以说乘舆；社稷是指国家，不敢直言国家，所以说社稷。由此推论，那么“机”的含义就可以知道了。如今打仗损失了三五个军士，就说是失机。打仗，本来就有舍弃的情况。关键难道就在三五个军士身上吗？
圣人制定刑罚，是为了惩治奸邪、禁止动乱，使天下百姓安定。既不能流于苛刻，也不能流于放纵。然而如今掌管刑罚的人，粗疏草率，既不尽心，却又常常把宽纵罪犯当作美德，即使是盗贼也曲意释放，以此作为阴德。如果这样，那就等于说严明刑罚的人是不仁义的。纵容恶行、助长奸邪，残害良善，败坏国家大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臣子结怨于人，是辜负国家。如果对结怨的人避嫌而不罢免，或者曲意任用他，也是辜负国家。为什么呢？臣子应当以公正为心，如果那人贤能，不罢免也可以，任用也可以。如果那人不贤，却只为了远离自己的嫌疑，沽名钓誉，让不肖之人危害国家，难道不是极不忠吗？然而人们往往只把能任用仇敌的人看作贤能，可见对道理的认识不清。有人说：“世上确实有假借国家公义，实则行报怨私心的人。”他们不是比这更坏吗？回答说：“这又何必多说呢！”大体上臣子不能有私心，有一分私心，就在臣子的道义上有一分亏欠。不论任用仇敌还是罢免仇敌，只要是有刻意做作的地方，就是私心，就是辜负国家。
臣子如果有为国家的心，自然就有推举贤能、谦让才能的意思。比如对于有才能的人，不能容忍，嫌他胜过自己；对于越级晋升的人，不能容忍，嫌他先于自己；对于刚正不阿的人，不能容忍，嫌他性情难以相处。于是都凭个人好恶排斥他们，而国家大事无人办理，完全不顾及，即使导致国家灭亡，也甘之如饴。这都是因为有一个私心，没有为国家的心。如果有为国家的心，一定愿意让他替朝廷办事。那胜过自己、先于自己，有什么大不了的？那自己难以相处，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为国家的人，如果有利于国家，即使不利于自己，也必定去做；不为国家的人，即使十分有利于国家，但只要有一毫不利于自己，也不肯做。
创业的君主，建立法制、留下传统，就像建造房屋一样。依靠我们祖先建得房屋坚固，直到今天天下人都受到庇护。先辈还有人看守，后来的人不仅不肯看守，反而被人日日拆毁。到现在拆毁损害已经很严重，不能再拆毁了。然而原来的框架还在，如果有肯修理的人，依旧牢固。却只去拆毁，谁曾换过一块砖，添过一片瓦？祖先万年的良法，实在可惜。
史书记载：李林甫想要堵塞君主的视听，独自专权，公开告诫谏官，说：“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群臣顺从还来不及，哪里用得着多嘴？各位没看见仪仗队的马吗？吃着三品的饲料，一叫就被斥退，后悔也来不及了！”补阙杜璡曾经上书议论政事，第二天就被贬为下邽令，从此谏诤之路断绝了。史书又记载：李林甫城府深沉严密，别人无法窥探他的底细，喜欢用甜言蜜语诱骗人，暗中中伤，不露声色。凡是受皇上厚待的人，起初就亲近结交，等到权势地位稍近，就用计谋除掉他。即使是老奸巨猾的人，也不能逃脱他的手段，唉！他大概是奸邪的首领吧？
用人的人，不看重人的大节，常常因为一个小过错就抛弃他，所以慷慨任事的臣子很少，国家大事难以支撑。不看重人的大节，只因为无过错就任用他，所以受托持禄的臣子很多，国家大事日益废弛。从前子思向卫侯推荐苟变，卫侯说：“我知道他可以带兵，但他曾经吃过别人的两个鸡蛋，所以不用他。”子思说：“圣人用人，就像工匠用木材，取他的长处，弃他的短处。所以杞梓这样的大木，即使有几尺腐朽，好的工匠也不抛弃。如今因为两个鸡蛋而抛弃国家的栋梁之将，不能让邻国听到啊。”梁主任用段凝监督大军在黄河上，敬翔、李振多次请求换人。梁主说：“段凝没有过错。”李振说：“等到他有过错，国家已经危险了。”用人的人应当思考这些。
用人，不看重他的才能，只取无过错的。然而并非无过错，只是还没任用罢了。任用他之后过错就出来了，还比不上以前那么多。
那人虽然不可用，然而没有替代的人，不可轻易罢免，恐怕以后更不如他，更不好了。然而必须预先寻求替代的人，找到替代的人，就可以罢免他了。
教育的废弛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国家规定礼部主管教育，然而只是具备仪式文辞，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道理，完全没有讲求。太学培养人才，命令教导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监督防范在其中。督学的诏书上说：“学者读书，贵在知道并能实行。”如今都不再省察阅览，至于卧碑，士子经过眼前看到的也很少了。科举以文章取士，士子只竞争文章，父兄师友督促勉励的，只有这个。而性命之理，礼乐之实，存心制行的方法，事君泽民的技术，茫然不知道。于是使天下的人，只谋求做官以为荣耀，积蓄财物以自肥，开始于利，结束于利，缺乏廉耻，患得患失，甘做鄙夫而不自知。这是因为平时没有教育的缘故。于是国家想要找一个懂道理的人，尚且难得，何况有道德的人呢？那么治理之道由谁来兴举，纲常由谁来承担？这是有识之士深深感慨的原因。
偶过一学究，见其壁上有宋真宗劝学文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顔如玉。”予取笔书其后云：“诚如此训，则其所养成者，固皆淫泆骄侈、残民蠧国之人，使在位皆若人丧，无日矣，而乃以为帝王之劝学，悲夫！”
欲兴治道，必振纪纲。欲振纪纲，必明赏罚。欲明赏罚，必辨是非。欲辨是非，必决壅蔽。欲决壅蔽，必惩欺罔。欲惩欺罔，必通言路。言官之言，虽未必可尽听，然山有猛兽，藜藿不采，必使敢言，然后宄窃之辈不敢为奸。纵有不可听者，必须容之，勿遽震之。威震之，威则人皆结舌，以言为戒。倘有王莽、曹操之窃国，李林甫、秦桧之弄权，无人发觉，人主何由得知之哉？
赵髙欲夺秦权，恐羣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耶，谓鹿为马。”问左右，或黙，或言马。髙因隂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羣臣皆畏髙，莫敢言其过。盖自古奸臣欲窃国柄者，必塞言路而后可，便其所为。人君若能知开言路之利于国，知塞言路之利于奸，则自无难于听言矣。
臣患君之不听言，而臣之言未必可听；君患臣无可听之言，而可听之言，君未必能听。夫言善而行，国事乃成；言不善而行，国事乃倾。臣可以必听为得乎？不善言是用，其国乃殃；善言是用，其国乃昌。君可以不听为得乎？
唐宪宗问李绛曰：「谏官多谤讪朝政，皆无事实，朕欲谪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余，如何？」绛对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塞蔽陛下之聪明也。人臣死生系人主喜怒，敢发口諌者有几？就有諌者，昼夜思维，朝删暮减，比得上达，什无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諌，犹恐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宪宗善其言而止。斯意也不可不令人主知之。
今人不为圣贤之学，则以为安常；为圣贤之学者，则以为好名也。夫圣人之书，人皆读之矣，止许读其书，乃不许讲明而身体之欤？今人不讲大臣之业，则以为守分；讲大臣之业，则以为好进者也。夫孔子，匹夫而谈帝王之事，岂亦好进欤？此风既久，遂使圣贤之学不明于时，大臣之业不见于世，为学为政，茍然而已，尚何望孔孟而伊周耶？或曰：讲学者却又立门户，结党与，罔利文，奸壊国家事；谈大臣事业者，却又勦说以躐进，故人恶之。尔曰：诚然。夫沙中有金，欲得金也，而尽收其沙可乎？欲去沙也，而并弃其金可乎？惟当国事者，求之以诚，鉴别能精，收其真，去其赝，斯得人为用，而又不为所溷矣。若遂以鱼目为明珠，则又为祸大也。
人只看得个功名重，则遂甘心为盗贼，为禽兽，皆所不顾，哀哉。
今之士风，可为极敝。从宦者全不知有君臣之义，徒以善弥缝、善推委，移法以徇人者为贤，而视君上如弁髦，茍可欺蔽，无弗为也。亦全不知进退之节，徒以善援附、善躐取、善卖法以持禄者为能，而弃名节如土梗，由他笑骂所甘心也。有人言及君臣之义、进退之节者，则骇异而非笑之。噫！主本既亡，防耻又丧，则宜其为公室之豺狼、私门之鹰犬也已。
今人做官，只于躐取髙崇权势烜赫者则羡之，更不问其得之正与不正。其正色直言，谪贬蹭蹬者则轻之，更不问其守之正与不正。理既不明，气亦不振，一片软熟成风，低头闭目，奔趋巧媚以为善官。这等模様，为祸不小。脱有权奸，谁其摘发？脱有跋扈，谁其批抗？噫！亦可畏也已。
裴晋公得遇宪宗，建立功勲，身系安危者二十余年，何其伟也！后文宗时复出，迄无所为，人乃叹其不遇。向非有先立之功，在人耳目，以为证据，而徒出于敬文之时，则度亦常人而已矣。
人臣要以尊主庇民为心，茍有是心，惟其所为，必皆有益于国；不然，则所为者莫非粉饰之具，即奔走不息以为贤劳，求诸其实，皆无有也。
世之言治者，必曰三代。然夏有天下四百三十二年，商六百四十五年，周八百六十七年，合为一千九百四十四年。其间称盛，君可为法者，禹、汤、文、武而已。守成之君，则啓、甲、太戊、武丁、成、康而已。共止二百余年，余皆不足观矣。夏啓之后，簒弑累世。周至小雅，陵迟已甚。然则欲法三代者，固自有在也。
译偶然经过一位学究的家，看见他墙壁上贴着宋真宗的《劝学文》，上面写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我拿起笔在后面写道：“如果真是这样教导，那么所培养出来的，原本都是淫乱骄奢、残害百姓、蛀蚀国家的人，如果在位的人都是这样的，国家没有一天不灭亡的，却把这当作帝王劝学的言论，可悲啊！”
想要振兴治理之道，必须整顿纲纪。想要整顿纲纪，必须明确赏罚。想要明确赏罚，必须辨别是非。想要辨别是非，必须决断壅塞蒙蔽。想要决断壅塞蒙蔽，必须惩治欺骗蒙蔽。想要惩治欺骗蒙蔽，必须疏通言论渠道。谏官的言论，虽然未必都能完全听从，但是山中有猛兽，野菜就不会被采摘，一定要让敢于进言的人说话，然后那些犯法作乱的人就不敢做奸邪之事。纵然有不可听从的言论，也必须容忍他们，不要立刻震怒。如果以威势震慑，那么人们都会闭口不言，把进言当作禁忌。倘若出现王莽、曹操那样窃取国家大权的人，李林甫、秦桧那样玩弄权术的人，没有人发觉，君主从哪里能知道呢？
赵高想要夺取秦朝的权力，担心群臣不听从，就先设下验证，拿着鹿献给秦二世，说：“这是马。”秦二世笑着说：“丞相错了吧，把鹿说成马。”问左右的人，有的沉默，有的说是马。赵高于是暗中用法律惩治那些说是鹿的人，后来群臣都畏惧赵高，没有人敢指出他的过错。大概自古以来，奸臣想要窃取国家权柄的，一定要堵塞言论渠道然后才可以，以便他们行事。君主如果能知道开通言论渠道对国家有利，堵塞言论渠道对奸臣有利，那么自然就不会难以听取言论了。
臣子担心君主不听取言论，而臣子的言论未必值得听取；君主担心臣子没有值得听取的言论，而值得听取的言论，君主未必能听取。言论好并且实行，国家大事才能成功；言论不好却实行，国家大事就会倾覆。臣子可以认为一定要被听取才是对的吗？不好的言论被采用，国家就会遭殃；好的言论被采用，国家就会昌盛。君主可以认为不听取才是对的吗？
唐宪宗问李绛说：“谏官大多诽谤讥讽朝政，都没有事实依据，我想贬谪其中特别严重的几个人来警戒其余的人，怎么样？”李绛回答说：“这大概不是陛下的本意，一定有奸邪的臣子想要蒙蔽陛下的聪明。臣子的生死系于君主的喜怒，敢于开口进谏的有几个？即使有进谏的人，日夜思考，早上删减晚上修改，等到呈报上去，十成中不到两三成。所以君主孜孜不倦地寻求进谏，还担心不能到达，何况惩罚他们呢？这样堵塞天下人的口，不是国家的福气。”宪宗认为他的话好而停止了。这种意思不能不让君主知道。
现在的人不做圣贤的学问，就认为安于常道；做圣贤的学问，就认为好名。圣人的书，人们都读了，只允许读他们的书，却不允许讲明并且亲身实践吗？现在的人不讲求大臣的业绩，就认为安守本分；讲求大臣的业绩，就认为好进。孔子，是个平民却谈论帝王的事情，难道也是好进吗？这种风气既然长久，于是使圣贤的学问不在当时显明，大臣的业绩不在世间显现，做学问做政治，苟且罢了，还指望孔孟和伊尹周公吗？有人说：讲求学问的人却又设立门户，结党营私，用巧言文饰，败坏国家大事；谈论大臣业绩的人，却又抄袭言论以求越级晋升，所以人们厌恶他们。你说：确实如此。沙中有金子，想要得到金子，却把沙都收起来可以吗？想要去掉沙，却连金子一起抛弃可以吗？只有掌管国家大事的人，诚心寻求，鉴别精良，收取真的，去掉假的，这样得到人才任用，又不被他们混淆。如果竟然把鱼目当作明珠，那么祸患就大了。
人们只看得功名重，于是甘心做盗贼，做禽兽，都不顾惜，悲哀啊。
现在的士风，可以说是极其败坏。做官的人完全不知道有君臣的大义，只把善于弥缝、善于推诿，改变法律来迎合人的人当作贤能，而把君主当作帽子上的装饰品，只要可以欺骗蒙蔽，没有不做的。也完全不知道进退的节操，只把善于攀附、善于越级获取、善于出卖法律来保持俸禄的人当作能干，而抛弃名节像泥土一样，任由别人笑骂也甘心。有人提到君臣的大义、进退的节操，就惊异并且嘲笑。唉！根本已经丧失，廉耻又丢失，那么适宜成为公室的豺狼、私门的鹰犬了。
现在的人做官，只羡慕那些越级获取高位、权势显赫的人，更不问他们得到的是正当还是不正当。那些正色直言，被贬谪困顿的人就轻视他们，更不问他们坚守的是正当还是不正当。道理既然不明，气势也不振，一片软熟成为风气，低头闭目，奔走趋附巧言献媚当作好官。这样的模样，造成的祸患不小。倘若有权奸，谁来揭发？倘若有人跋扈，谁来批驳抗争？唉！也可怕啊。
裴晋公遇到宪宗，建立功勋，身系安危二十多年，多么伟大啊！后来文宗时复出，直到无所作为，人们于是感叹他不遇。先前如果没有先建立的功勋，在人耳目，作为证据，而只是出于敬宗文宗的时候，那么估计也就是普通人罢了。
臣子要以尊崇君主庇护百姓为心，如果有这样的心，无论做什么，一定都对国家有益；不然，那么所做的无非是粉饰的工具，即使奔走不息当作贤劳，寻求其实质，都没有。
世上谈论治理的人，一定说三代。然而夏拥有天下四百三十二年，商六百四十五年，周八百六十七年，合计一千九百四十四年。其中称为盛世，君主可以作为法则的，只有禹、汤、文、武罢了。守成的君主，只有启、甲、太戊、武丁、成、康罢了。总共只有二百多年，其余都不值得看。夏启之后，篡弑累世。周到小雅，衰败已经非常严重。那么想要效法三代的，本来自有所在。
三代而后，如汉文帝者，可为守成令主，唐、宋皆无之。我孝皇则可与伯仲。
伊川先生云：「汉髙安能及我宋祖？」此言却过。自今言之，宋祖何敢望汉髙者？而乃颠倒如是。固是本朝开国之君，然只称其美，讳其过而已。岂得抑扬不伦之至是乎？孔子周人，何尝独称武王胜似禹汤之君？
史称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絶言路，掩蔽聦明，以成其奸。妬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悟也。此不止林甫为然，自古奸人乱国者，大较若此。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人君于犯顔极谏之臣，不可遽以怒心待之，须少宁耐囬转，以观其意之所在。一囬转间，景象就别，始觉可怒，而终觉其可嘉者有矣。此等工夫人主不可不用，每有言至，即动此机，比其熟日于听言何有？且此工夫在平时用更好，盖未有言至而先思其理当如此，则平心和气之时，见理更真，既能前定，则对景时自不觉其言之忤矣。
要得天下治，只在用人。用人只在用三个人：一个首相，一个冢宰，一个台长。首相得人，则能平章天下，事务件件停当；冢宰得人，则能进贤退不肖，百官莫不称职；台长得人，则能振扬风纪，有不法者，率众台官纠治之，而政体自清。如此则元气也充，神气也振，天下何愁不治？若其他用人行政，都在三人项下，固举之矣。然这三人中，尤以首相为要。
媢嫉之人，不止害贤、害国，而亦往往自害其身。如元顺帝时，江淮盗起，张九四据髙邮，韩山童男据临濠，徐贞一、倪蛮子、陈友谅乱汉沔，天下岌岌乎矣。丞相托克托统大师四十万出征，声势赫然，至髙邮，连战皆防，分遣兵平六合，贼势大蹙，天下方有可望之势。而丞相哈玛尔己忌其功，谗于元主云天下怨托克托，贬之可不烦兵而定。”元主纳其谗，遂诏散其兵而窜之，师遂大溃，皆为盗有，天下遂不可为。哈玛尔犹虑托克托再入相，矫诏酖杀之。后一年，东南州郡多陷，其言不验，乃受杖死。夫当时，何时也？使托克托之功成，则国可安，国安则已身亦有所托，而富贵可保。乃徒以忌功为念，谗托克托而又杀之。不知托克托死而国不可支，国不可支则吾身将何所托？况国且未亡，而身已先戮乎？害人而身亦不免，彼媢嫉者诚不知其何如为心也。故曰：“天下乱，无全国；国乱，无全家；家乱，无全身。”噫，可以鉴矣！
周礼》荒政十二，其十一皆寛恤，而终之以除盗贼。王浚川云：“利之而后除之，若曰可以生矣，不悛而后杀之也然乎？”曰：“不然也。
译夏、商、周三代以后，像汉文帝这样的人，可以算是守成时期的贤明君主，唐、宋两朝都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的孝宗皇帝则可以与汉文帝不相上下。
伊川先生曾说：“汉高祖怎么能比得上我们的宋太祖？”这话却说过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宋太祖哪里敢仰望汉高祖呢？竟然如此颠倒黑白。固然宋太祖是本朝的开国之君，但只是称颂他的美德，忌讳他的过错罢了。怎么能褒贬失当到这种地步呢？孔子是周朝人，何曾单独称颂武王胜过禹、汤这样的君主？
史书称李林甫谄媚侍奉皇帝身边的人，迎合皇帝的意旨，以巩固自己的恩宠。堵塞言路，蒙蔽皇帝的视听，以成就自己的奸恶。嫉妒贤能，排挤压制胜过自己的人，以保住自己的职位。屡次兴起大案，诛杀驱逐贵臣，以张扬自己的权势。从皇太子以下，都畏惧他而不敢正视。他在宰相位上十九年，酿成了天下的动乱，而皇帝却不醒悟。这不只是李林甫如此，自古以来奸人扰乱国家的，大体都是这样。
良药苦口却有利于治病，忠言逆耳却有利于行事。君主对于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不可以立刻用愤怒的心态对待他，必须稍微忍耐、回转心思，来观察他的意图所在。在一回转之间，景象就不同了，起初觉得可怒，最终却觉得值得嘉奖的情况也是有的。这种功夫君主不可不用，每当有进言到来，就启动这个机制，等到熟练时，对于听取进言有什么困难呢？而且这种功夫在平时使用更好，因为还没有进言到来就先思考道理应当如此，那么在平和心气的时候，看到的道理更加真实，既然事先已经确定，那么面对具体情境时自然不觉得他的言语违逆了。
想要天下治理好，只在于用人。用人只在于用三个人：一个首相，一个冢宰，一个台长。首相得人，就能协调天下事务，各项事务都安排妥当；冢宰得人，就能进用贤良、斥退不肖，百官没有不称职的；台长得人，就能振作风纪，有不法的人，率领众御史纠察惩治他们，而政治体制自然清明。这样那么元气也充足，神气也振奋，天下还愁治理不好吗？如果其他用人行政，都在这三人的职责之下，本来就已经包括在内了。然而在这三人中，尤其以首相为关键。
嫉妒贤能的人，不只害贤良、害国家，而且往往也害了自己。比如元顺帝时，江淮盗贼兴起，张九四占据高邮，韩山童占据临濠，徐贞一、倪蛮子、陈友谅在汉水、沔水一带作乱，天下岌岌可危。丞相托克托统率四十万大军出征，声势浩大，到达高邮，连战皆胜，分派军队平定六合，贼势大大受挫，天下刚有可指望的形势。而丞相哈玛尔已经嫉妒他的功劳，向元主进谗言说天下怨恨托克托，贬斥他就可以不劳烦军队而平定。”元主采纳了他的谗言，于是下诏解散他的军队并流放他，军队于是大败，都被盗贼占有，天下于是不可收拾。哈玛尔还担心托克托再次入朝为相，假传圣旨毒杀了他。后一年，东南州郡大多陷落，他的话没有应验，于是受杖刑而死。当时，是什么时候啊？假如托克托的功业成功，那么国家可以安定，国家安定那么他自己也有所依托，而富贵可以保全。竟然只以嫉妒功劳为念，进谗言陷害托克托又杀了他。不知道托克托死了而国家不可支撑，国家不可支撑那么我将依托何处？况且国家还没有灭亡，而身体已经先被杀戮了？害人而自己也难免，那些嫉妒贤能的人实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说：“天下动乱，没有保全的国家；国家动乱，没有保全的家庭；家庭动乱，没有保全的身体。”唉，可以引以为鉴了！
《周礼》中荒年政令十二条，其中十一条都是宽恤救济，而最后一条是清除盗贼。王浚川说
年谷顺成，即有狗防之盗，无能为乱；凶年饥嵗，民方穷苦无聊，彼奸侠不逞之徒，乘机窃发，召呼之间，流离饿殍，易于相从，乱之所由起也。故良民之寛恤者不一而足，而于盗贼独加严焉。”曰：“除者，加之意之辞也，不止祛害安民，亦所以弭衅端、保国家也。若谓利之而后除之，则何时不然者，而独于荒年云尔乎？世有等迂腐，有司不识事体，务为煦煦之政，荒年贼民抢掠，则曰：‘彼饥也，抢亦无妨。’嗟乎，是纵之为乱也。抢掠者，邦有常刑，固未曰荒年姑不行也，而安得即以弛耶？圣人之所致严者，而俗吏以行其寛，徒使孱良无主，而地方日以多故，其犹可扑灭者，幸耳。
他日莫道夷简不曾説来，此非大臣之言也。大臣以体国为心，以济国事为忠。茍济于国，夷简不曾说来，何害？茍无济于国，夷简説来，何为？今不务事之必成，而徒为形迹，曰：“他日莫道夷简不曽説来。”为立形迹以图免己之咎，是大臣体国之心，济事之忠乎？
人有比徳，则朝无公论。彼其各结腹心，各引羽翼，则各言所言，苍黄反覆，公论何从出？
问胡致堂云：「刘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然亦有可法者五，而卒不免于诛死，何也？」利于公，必不利于私，不利则怨生，怨生则祸起，故史称「众颇嫉之」，是必有説以故。善为国者不谋利，善持身者不言利，利对害而言，背于义也，然欤？曰：「非也，此正所谓徒以不言利为髙，而使人不可为国者也。」夫晏也，使其黩货自丰，是言利也，然而所领者度支之官，理财固其职也。且死之日，籍録其家，惟杂书二乘，米麦数斛而已，而天下皆叹其廉，非徒利也。使其为度支也，务损下以媚上，如桑▯羊辈之为，是言利也。乃史称其理财以养民为先，因平准法，干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昻，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用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复振，晏有劳焉，是干国之臣也，利于公亦利于私，国称其能，而民亦戴其惠者也。非若桑▯羊辈之为者，则何谓言利也？夫以理财之官为言利，是理财之官不当设也；居理财之官而能举其职者为言利，是居理财之官者不当举其职也，而可乎？晏功名日盛，而眷遇甚隆，故媢嫉之人如常衮辈者，乃忌之，非以聚财而为民所怨也。至其诛死也，则因昔尝奉诏勘鞫元载罪，伏诛，其党杨炎坐贬，后炎专政，衔私恨为载报讐，遂诬搆以死，而天下寃之。使晏不勘载事，虽理财固不死也；勘载事，虽不为理财，固亦死也。是非以理财死也，明矣。胡乃不察事实，不为晏惜，不咎徳宗之不明，不着杨炎之极恶，而徒以晏曾理财而死，遂谓是言利背义之为害，如天道报恶者然，亦谬矣。
译：“先施恩利而后清除他们，意思是说可以让他们活命了，不悔改而后杀他们，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年成丰收，即使有偷鸡摸狗的盗贼，也不能作乱；凶年饥荒，百姓正穷苦无奈，那些奸诈豪侠不得志的人，趁机暗中发动，呼喊之间，流离失所的饿死之人，容易跟随，动乱就是由此兴起的。所以对良民的宽恤救济不止一种，而对于盗贼却特别严厉。”回答说：“清除，是加强注意的言辞，不只为了去除祸害安抚百姓，也是为了消除祸端、保全国家。如果说先施恩利而后清除他们，那么什么时候不是这样呢，为什么唯独在荒年这样说呢？世上有一种迂腐的人，官员不识大体，务求施行温和的政令，荒年盗贼抢劫掠夺，就说：‘他们饥饿，抢劫也无妨。’唉，这是放纵他们作乱。抢劫掠夺，国家有常刑，本来没有说荒年暂且不执行，怎么能就此放松呢？圣人特别严厉对待的，而俗吏却施行宽纵，只使得弱小善良的人无所依靠，而地方日益多事，那些还能扑灭的，是幸运罢了。
以后不要说夷简不曾说过，这不是大臣说的话。大臣以体恤国家为心，以成就国家大事为忠。如果有利于国家，夷简不曾说过，有什么妨害？如果对国家没有益处，夷简说过，又有什么用？现在不致力于事情必定成功，而只做表面文章，说：‘以后不要说夷简不曾说过。’为了树立表面文章来图谋免除自己的罪责，这是大臣体恤国家的心、成就大事的忠吗？
人有结党营私的德行，那么朝廷就没有公正的舆论。他们各自结交心腹，各自招引党羽，那么各自说各自的话，反复无常，公正的舆论从哪里产生？
问胡致堂说：“刘晏是言利之臣，君子所不谈论的，然而也有可效法的地方有五点，而最终不免于被杀，为什么呢？”有利于公，必定不利于私，不利于私则怨恨产生，怨恨产生则祸患兴起，所以史书称‘众人很嫉妒他’，这一定有原因。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谋求利益，善于保全自身的人不谈论利益，利益与害处相对，违背道义，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这正是所谓只以不谈论利益为高尚，而使人不能治理国家。”刘晏，假如他贪财自肥，这是言利，然而他所担任的是度支的官职，理财本来就是他的职责。而且死的时候，登记他的家产，只有杂书两车，米麦几斛而已，而天下都赞叹他的廉洁，不只是追求利益。假如他担任度支，务求损害下面以讨好上面，像桑弘羊等人那样做，这是言利。然而史书称他理财以养育百姓为先，依据平准法，经营山海，排挤商贾，控制万物价格的涨跌，掌握天下的盈余财富来辅助军费，虽然用兵几十年，征收不到百姓，而用度充足，唐朝中期衰败而后振兴，刘晏有功劳，这是干练国家的臣子，有利于公也有利于私，国家称颂他的才能，而百姓也感戴他的恩惠。不像桑弘羊等人那样做，那么什么叫言利呢？把理财的官职当作言利，这是理财的官职不应当设置；担任理财的官职而能履行他的职责当作言利，这是担任理财的官职的人不应当履行他的职责，可以吗？刘晏功名日益显盛，而恩宠非常隆重，所以嫉妒贤能的人如常衮等人，于是嫉妒他，不是因为聚敛财富而被百姓怨恨。至于他被杀，是因为从前曾经奉诏审问元载的罪行，元载伏法，他的党羽杨炎坐罪被贬，后来杨炎专权，怀着私恨为元载报仇，于是诬陷构陷导致他死亡，而天下认为他是冤枉的。假如刘晏不审问元载的事，虽然理财本来也不会死；审问元载的事，虽然不理财，本来也会死。这不是因为理财而死，很明显。胡氏却不考察事实，不为刘晏惋惜，不责怪德宗不明，不指责杨炎的极恶，而只因为刘晏曾经理财而死，就说是言利背义的
将使司国计者不以足国为务，而徒以不言利为髙，则国家何利焉？嗟乎！兵以平乱，乃不论丈人之师、弟子之师，而世俗之论，徒曰兵者老氏之所忌，是使天下无兵也。刑以诘奸，乃不论出乎哀矜、出乎苛刻，而世俗之论，徒曰臯陶之无后，为其主刑也，而遂有纵盗贼以为隂隲者，是使天下无刑也。不特此耳，龙逢、比干亦皆诛死，岂亦言利背义之为害耶？固知胡氏之説，不当事情，不可以为训也。
译危害，像天道报应恶人一样，也是错误的。将使掌管国家财政的人不以富足国家为务，而只以不谈论利益为高尚，那么国家有什么利益呢？唉！军队用来平定动乱，却不区分丈人的军队、弟子的军队，而世俗的议论，只说军队是老氏所忌讳的，这是使天下没有军队。刑罚用来惩治奸邪，却不区分出于哀怜、出于苛刻，而世俗的议论，只说皋陶没有后代，是因为他主掌刑罚，于是有放纵盗贼以作为阴德的人，这是使天下没有刑罚。不只这样，龙逢、比干也都被杀，难道也是言利背义的危害吗？本来就知道胡氏的说法，不符合实情，不可以作为准则。
古云：「招之不来，麾之不去，理欤？」曰：「口谈耳，招之不来可也，麾之如何不去？」
国家财赋仰给东南，漕粮不至则京师坐困。然漕河甚可虑，年年淤塞，年年修筑，为功促迫，劳费既多，又不的当，而挽运犹阻，此其一也。且一衣帯之水，筑之甚难，决之甚易，通之甚难，塞之甚易，意外之防尤不可忽，此又其一也。予昔当国时，念此至深，乃计通海运，非元之海洋中运也，乃边海一道，商贩私往来者，自淮直达京师，一风之便，数日可至，既不患于迟延，而较诸漕河挽运，且省无穷之力。况海运既通，则漕河自可安心修筑，不至迫促而罔功。奏功之后，二路并运，脱有一路之阻，亦自有一路之通，京师可以坐俟无忧。且国计既不专恃漕河，则意外之防可弭，所以代谋者即此而在，此万年之计也。先是予议开胶河，盖前人曾为而未成者，开此则自淮入海，直达天津甚近。乃差科官往勘，有司者胥谓难成，然恐拂予意，不敢言。予审知之，即贻书科官曰：「吾所为开海运者，为国也，独奈何以难成之事病国乎？既不便即已之，予固无成心也。然粮运可虑，其语诸有司，当更思所以为计者。」于是梁巡抚梦龙、王布政宗沐胥以掲帖报予曰：「海边一道，乃商贩私通往来者，自淮抵京更防，且边海不险，又不费修筑，甚便可行。」予闻甚喜，即令奏上，予力主持行之。二君区画周详，措处停妥，造船坚好，诸事完备，海运遂通，刻日而至，人皆快之。防予去位，当事者务反吾所为，随议罢所造海舟，弃之无用，沿海诸备皆废，可惜也。然此计终难寝，当必有为国谋忠者，姑书记之。
议罢海运者，谓偶有六七艘之漂溺也。然昔漕河泛涨冲决时，曾以百万石委之泥沙，讵啻六七艘哉！闻之山东边海人云：「海行须有节次，惟海人知之。」经略者亦曾设有海人，乃运官专其利，不用故溺。今海运不行，海人犹商贩往来无患，独无粮船耳。予闻而三叹！夫不求弊之所在，而徒因噎废食，纵他日必有行时，然又劳费一番矣。
本语卷六
译古人说：“招唤他不来，挥手他不走，合乎情理吗？”回答说：“这只是口头说说罢了，招唤他不来还可以，挥手他怎么就不走呢？”
国家的财赋依赖东南供给，漕粮不到，京城就会陷入困境。然而漕河非常令人担忧，年年淤塞，年年修筑，工期紧迫，劳民伤财既多，又不得当，而运输仍然受阻，这是第一点。况且一条衣带般的水道，筑堤很难，决口很容易，疏通很难，堵塞很容易，意外的防备尤其不可疏忽，这是第二点。我过去主持朝政时，对此考虑得很深，于是计划开通海运，这不是元朝那种在海洋中间运输的方式，而是沿着海边的一条道路，商贩私下往来通行的路线，从淮河直达京城，只要顺风，几天就能到达，既不担心延误，而且比起漕河运输，还能节省无穷的人力。况且海运一旦开通，那么漕河自然可以安心修筑，不至于因为仓促而徒劳无功。奏报成功之后，两条路并行运输，即使有一条路受阻，也自然有另一条路畅通，京城可以坐等无忧。而且国家财政如果不专门依赖漕河，那么意外的防备就可以消除，所以替代谋划的方法就在于此，这是万年的大计。在此之前，我提议开凿胶河，这是前人曾经做过但没有成功的事，开凿它就可以从淮河进入大海，直达天津，路程很近。于是派遣科道官前往勘察，地方官员都说难以成功，但恐怕违背我的意愿，不敢直言。我详细了解了情况，就写信给科道官说：“我之所以要开通海运，是为了国家，怎么能用难以成功的事情来危害国家呢？既然不便就停止，我本来没有成见。但是粮食运输令人担忧，你们告诉地方官员，应当再想想其他的计策。”于是梁巡抚梦龙、王布政宗沐都用揭帖回复我说：“海边有一条道路，是商贩私下往来通行的，从淮河到京城更加安全，而且海边不险恶，又不耗费修筑的费用，非常方便可行。”我听后非常高兴，立即让他们上奏，我极力主张实行。这两位官员规划周详，安排妥当，制造的船只坚固良好，各项事务完备，海运于是开通，按时到达，人们都感到痛快。等我离任后，当权者务必反对我所做的，随即商议罢免所造的海船，弃之不用，沿海的各项防备都废除了，可惜啊。然而这个计策终究难以废止，应当一定有为国家忠诚谋划的人，姑且记录下来。
提议罢免海运的人，说是偶尔有六七艘船漂没沉溺。然而以前漕河泛滥冲决时，曾经把百万石粮食丢弃在泥沙中，难道只是六七艘船吗！听说山东海边的人说：“海上航行必须有节制，只有海边的人知道。”经略使也曾设置海边的人，但运官独占利益，不使用他们所以沉没。现在海运不实行，海边的人仍然商贩往来没有祸患，只是没有粮船罢了。我听后再三感叹！不寻求弊病所在，却只是因噎废食，纵然以后必定有实行的时候，然而又要劳民伤财一番了。
本语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