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图通变卷五

译《河图遗论》古代圣人统治天下，创始并公开至理，以恩惠启发千万世，难道会轻易地率先凭自己的见解擅自制作吗？这其中有上天授予的道理，是完全可以看出的。所以黄河出现河图，伏羲依它取法而画八卦；洛水出现洛书，大禹依它取法而排列九畴。孔子在《大传》中叙述“上天产生神异之物，圣人取法它”，同时提到图书，说圣人兼取图书为法。孔子不谈怪异、勇力、悖乱和鬼神，难道会没有见到真实情况，却喜欢编造虚妄来愚弄欺骗天下后世吗？古书自称庖羲氏统治天下，仰观天上的象，俯察地上的法，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地面的适宜，近处取法自身，远处取法万物，开始创作八卦，以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这难道是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各凭私意浅见，把自己的意见安插其中吗？《易》广大可以配天地，变化流通可以配四时，阴阳的道理可以配日月。《易》这部书广大而完备，与乾坤相互为始终而没有弊病，不是上天授予，能够做到这样吗？孔子见到了图书出现的道理，所以只说圣人取法它，没有别的解释。何况图书自从见于成王、康王的《顾命》，陈列在东序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相关的传闻了。孔子本来就为图书不再出现而悲叹，发出“已经完了啊”的感慨。汉代儒者开始解释时，孔安国就在《尚书》传中、讲到《河图》并陈于东序的地方说：伏羲统治天下时，龙马背负河图从黄河中出现，于是伏羲取法其文，称为《河图》。在“上天赐给禹《洪范》九畴”之下，又说上天赐给禹洛书，神龟背负文字从洛水中出现，列在龟背上，数字从一到九；禹依据它排列次序，形成九类，类就是畴。这两种说法分别记载在《洪范》《顾命》两篇原文之下，也没有其他说法。直到郑康成才引用《春秋纬》来合注《大传》的图书，说：“黄河用来贯通乾，出现天的符命；洛水用来流行坤，吐出地的符命。”河图由龙发动，洛书由龟感应。又说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这已经是怪异说法的开端。但他仍引用孔安国的注释，认为河图就是八卦，洛书就是九畴。此后王辅嗣、韩康伯对此都没有作注释。只有孔颖达的《易疏》虽然整篇抄录郑注，也说这是王辅嗣的意思，不知应当听从谁；这一定是没有把郑注当作正确说法。等到他疏解《尚书·洪范》时，又引用《系辞》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取法它们。” 九类各自都有文字，那就是书。经文说“上天于是赐给禹”，可知这里所说上天赐给禹的，就是洛书。又引用《汉书·五行志》，刘歆认为伏羲承受天命而称王，黄河出现河图，伏羲取法它画成八卦；这是河图。禹治理洪水，上天赐给他洛书的法则，于是陈述在《洪范》中；这是洛书。河图、洛书彼此为经纬，八卦、九章彼此为表里。【附说】前代学者共同持这种说法，但所谓神龟背负洛书，经书中并没有这件事。《中候》和各类纬书，多说黄帝、尧、舜、禹、汤、文、武接受图书的事情，都说龙背负图、龟背负书。纬候之书不知道是谁所作，博学之人考察核实，认为是哀帝、平帝时期开始伪造的。即使这些书确实到西汉末年才出现，在此以前的学者也必然已经相互传说这种说法。所以孔颖达认为九类就是神龟背负文字出现，文字排列在龟背上，数字从一到九；禹看见这些文字，便依次排列，形成九类的法则。说禹“第之”，是因为天神所说的话一定简要，不应当曲折地详细排列、反复叮咛到这种程度，所以把经文理解为“禹为之次第排列”。【全文】他疏解《顾命》中的河图、东序，以及《礼记》所记“黄河出马图”，详略虽略有不同，大体所指的意思就是这样。这样看来，所谓河图为八卦、所谓洛书为九畴的说法，并没有被改动或重新议论。从汉代到唐代，《易经》流行于世；除了经、传及其疏释之外，从来没有把图书文字刊列在经书开头。到了宋初，陈抟图南才开始创意推明象数，自称因为玩味探索孔子三次陈述九卦的意义，获得了其中深远的旨趣，于是新作一部书，特别题名为《龙图离合变通图》，其余还有二十多种图说。全都采用《大传》中从“天一地二”到“天五地十五十有五”的数，又杂以纳甲来贯穿易理。其中一图称为“形九宫”，另附一图称为“形洛书”，把五个生数全部去掉，只从地六推到地十；并自行解释十是用数、十是成形，不过是因为《洪范》陈述五行的用数罢了。等到全书结尾，又画出两幅图：一幅是形九宫，原本没有改动，却标作河图；另一幅不过是把《大传》五十五的数全部排列在四方和中央，另行标出，称为洛书，没有任何传承的例证和说明，只是把二、七移到南方，把四、九移到西方，无法知道它究竟依据什么法则制作，却标上了这个名称。大概是沿袭前面的说法，依据《洪范》五行中二为火、四为金，以及《太玄》取法《易》而以二为南、四为西，所以才这样做。然而它流传的时间还不长，知道此事的人也很少。自图南传五代到刘牧长民，图数增至五十五图，并分别命名为《钩隐》《师友》《自相推许》《更为唱述》，又在《易》文之间加以注释，称作《卦德》《论曰》《室中语》《曰记师说》《曰指归》《曰精微》《曰通神》，总称《周易新注》，每每想借此神化自己的学说。等到考察其事迹、探究其内容，却没有看出它真有什么神奇之处。当时有李觏，字泰伯，写《六论》驳斥其错误，甚至说担心它误导学子、败坏世代教化，于是删去重复的图，只保留三种：河图、洛书和八卦。刘长民绘制了许多图，固然不知道其中哪些正确；泰伯也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三种图的根本其实只有一个。河图原本排列八卦，数为五十五。到了刘长民等人，才开始破坏关于洛书的古说，认为洛书不只是《洪范》，一定另有一本书出自伏羲以前的时代，伏羲得到它后，兼取其法来制作《易》。泰伯的看法又与他们相同，这一点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考察《大传》这一章，它本来就说到取法天地、随四时变化、悬示日月之象，又说到蓍和龟，所以才说“上天生成神异之物，圣人取法它”，这里正是指蓍草。

译《易》所使用的只有蓍草，所谓“蓍的德性圆通而神妙，幽然辅佐神明而产生蓍草”，《易》哪里有关于龟的事情呢？只是因为蓍和龟都可以用来占卜，所以牵连提到龟罢了。上文说取法天地、随四时变化，因此接着说：“天地发生变化，圣人效法它。”上文说悬示日月之象，因此接着说：“上天垂示形象，圣人取法它。”至于“上天生成神异之物”，于是进一步说，就像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也可以取法它们。大概是因为黄河出现河图，伏羲先得到它来画卦；于是又说到洛水出现洛书，大禹后来再次得到它来安排九畴罢了。这难道妨碍把同类事物相互比拟、交错说明吗？难道曾经想直接把图书的数字、意义和条理比作完全相同吗？难道曾经直接说图书同时出现吗？而且不只是汉代儒者引用《洪范》作为洛书，图南最初说“洛书的形制”时，也不过是说十是它的功用，十使它成形；所以说《洪范》陈述五行的功用，这已经明确指出洛书就是《洪范》了。刘长民等人不知道追溯其源头，因此背离师传，说洛书不是出于大禹之时，更使后人迷乱而失去依据。为什么呢？又不知道孔子所谓圣人取法它，并不只是把八畴分布在四正四维：五行置于坎一，五事置于坤二，五纪置于巽四，五福置于离九一，而是把九畴的次序陈列在河图八卦的次序上。所谓九畴由大禹依次安排，是从初一、次二、次三、次四开始，按次序使用。如今随着河图纵横十五数来安置它们，反而形成了错乱的次序。我没有时间逐一辨驳，姑且先说初一的五行：既然说五行，就应当分配到五方，怎么能把“五”限制在一个方位，不让它推行流转，这样哪里还能叫五行？至于说火、金互换位置，与河图不同，那种颠倒混乱，实在无法理解。后来杨次公撰写《洞极》，又假托关子明之名，其中叙述本篇说：“河图的根本是七在前、六在后，八在左、九在右，圣人观察它来画八卦。因此，以完整的七数中的三数作为离，以奇数作为巽；以完整的八数中的三数作为震，以奇数作为艮；以完整的六数中的三数作为坎，以奇数作为乾；以完整的九数中的三数作为兑，以奇数作为坤。正方位取其全部位置，隅位取其全部爻画。”又说四象生八卦，这是错误中最严重的。乾坤相互求索而生六子，如今反而把男女二卦说成能够生出父母卦吗？何况泛泛地说二七为火、四九为金，还可以欺骗不明白的人；如今竟明说离九为七、兑七为九，这样河图就可以任意变换位置了吗？又说洛书的文字是五居中央，九在前、一在后，三在左、七在右，四在前左，二在前右，八在后左，六在后右。后世考察它，认为这是三象，于是又把它变成二十七象。现在考察这种说法，只有“五居中央”一句不违背洛书，其余全是河图的数字。而河图的数字，本来是因为洛书以五居中，结果反而完全丧失了“五”之所以为五的道理。《洪范》的九畴以皇极之五居中，本来没有别的用途；由此可以推定，伏羲时代距离大禹已经多少世、多少年了？即使只算到大禹时代，也已经有一千数百年了。说洛书出于洛水，用来比拟伏羲的图出于黄河，在道理上有什么不可以？刘长民故意提出这种说法，难道连孔子的《大传》也不相信吗？考察图南制作龙图，虽然自称是从孔子三陈九卦的旨意得到启发而制作，但他的序文说：“龙图，是上天散示给伏羲的，孔子合而使用它，默默地使它成形。”而且明确说最初的图尚未合成时，只有五十五个数；这正是《大传》所说的“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合计为五十五。却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末尾又改标为洛书？大概从一开始就错了。刘长民等人承袭这个错误，又进一步增加错误，于是真的把它当作洛书，画出五十五图来坐实错误；以至于泰伯以后，全部把图南最初标作不同于洛书的五十五数当成了真正的洛书。他们没有想到，图南最初标为洛书，只是偶然说到“用十”；那么洛书所叙的九畴，它的十数究竟从哪里产生呢？难道以为《大传》中的河图既然可以出现并示于世，洛书也可以同时出现并示于世？于是借《大传》的五十五数，假托为《洪范》的九畴吗？九畴所说的都是纵横相配、彼此相同，那么五十五数的功用又在哪里呢？这是最不可通的一点。因此，我曾因刘长民之事追究其源头。图南以后，种放、许坚、李溉还没有来得及看到其他著述；至于他亲自传授的老师，如范谔昌所著《大易源流》，说龙马背负河图出于黄河，伏羲穷究天人关系，重新确定五行生成之数，确定地上八卦的形体。又说老子从西周传授给孔子制作《易》的根源：天一在正北，地二在正南，天三在正东，地四在正西，天五在正中央，地六配子，天七配午，地八配卯，天九配酉，地十配中央而寄居于末位，于是天地之数为五十五。考察他既然把河图前五个数放在北、南、东、西四个正方位及中央，又把后五个数配于子、午、卯、酉及中央，这是为什么？子、午、卯、酉难道不是四方的正位吗？说地十配中央、寄居于末位，难道中央还有末位吗？仔细考察他所安置的数字，正是只把图中所传的四方列出，却没有四维的数字。这说明范谔昌根本不认识图南所标示的图，只是因为《太玄》以《易》为准，取《洪范》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的说法，便凭空造出这一端。老子又增立怪异的理论来充实图南的说法，调换二七、四九的位置。但即使这样，他仍不曾把九畴分配到九宫。仔细考察范谔昌的取法，不过是沿袭纳甲的余绪，以及五子归庚的特殊方向。又说天上八卦，坎、离对居中央之外，把乾、兑、坤移置在东方，把艮、震、巽移置在西方。他不说五行之说大多产生于《易》之后，反而引用五行作为确定卦位的根源，这又是他敢于创立异说的一个大端。难怪刘长民不只是增加五十五图，又根据范谔昌在坎、离、震、兑四正之外的说法，把四个成数同四方相配。他说：坎六减去本卦三数，余下三数，便以三画为乾；离七减去本卦三数，余下四数，便以四画为巽；震八减去本卦三数，余下五数，便以五画为艮；兑九减去本卦三数，余下六数，便以六画为坤。

译这都是把数字当作爻画，标作河图，实在是不考察根本却只整齐枝末。八卦各有三画，以刚柔产生爻，从来没有听说本卦只使用三画，却把其余多出的爻画反过来分成别的卦。所陈列的数字，或许只是偶然相配；而把坎、离、震、兑当作四象，就更加错误了。象本来在成卦之前，所以说“四象生八卦”。又说洛书的九畴，本是河图自然的数字，把皇极虚置于中央而只是占其位置。至于河图有天五，是兼地十而成为十五；其中的五，是分布在成数之内并与十相合，哪里曾有一个虚置的五而实际安在图的中央呢？河图的传误正由此而来。杨次公假设这种妄例，只是为了掩饰他所承袭的根源；他的根源是扬子云所说的三方九州和二十七部，他私下把它当作《洛书》。这两个人本来已经真正调换了图书；朱元晦、蔡季通却反而承袭他们，相信那是关子明所作。不考虑子明《易传》的精深造诣，难道能和这种摹拟之作相比吗？他们竟沿着这种肤浅臆断来扶助其说，也说河图七在前六在后、八在左九在右；洛书的文字九在前一在后、三在左七在右，四在前左、二在前右、八在后左、六在后右。他们说《大传》既然陈述五十五个数，《洪范》又说上天把《洪范》九畴赐给大禹，而九宫之数是九在上、一在下，三在左、七在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是龟背的形象。刘牧凭自己的意见，把九说成河图、十说成洛书，并假托这是出于希夷，与诸儒的旧说不合。又引用《大传》，认为二者都出于伏羲时代；但他调换图书，完全没有明确证据。朱、蔡指斥他的情形又是如此，却直接把图南最初误标为洛书的图当作河图，把他最初明确指为河图的反而当作洛书；这样一来，朱、蔡实际上是自己犯了错误，却反过来责怪刘长民先前的错误。专断自是，夸张自己的辩说，不能反省自己，竟到了这种地步。只有程泰之的《易原》有时说理能够到位；至于郑东卿等人，追寻踪迹、依傍附会，一味荒诞欺诳，广泛增加图说，都不是实际的指归，只是使后人失去真相。这就是相信了不该相信的，怀疑了不该怀疑的，又把本来的宗旨搅得纷乱，颠倒是非。追究其源头，不过是图南因“用十”一句话造成一图之误，后来才纷纷争论起来。起初还借河图相互依托来建立洛书之说，久而久之舍弃图而取书，再后来竟把书当成图，茫然不知河图究竟是什么，也不知有图这件事究竟所指为何。他们执着于五十五个数，把它当作河图，却不知道这五十五数起初只是因误解而涉及洛书，如今反而执着它作为河图。既然这个图并不是图，那么他们把书说成图，书也更加不是原来的书了。只是各说各话，使学者像亡羊一样走入歧途，像在空市场寻找马一样纷乱，争论如同聚讼；我究竟应当听从谁呢？这种局面已经不止三百年了。因此我推究造成错误的原因，逐一排除群疑中的妄说，直接依据河图的本数加以订正，希望学者看到后能够明白，自己在心中作出判断。图南说他的图是从“三陈九卦”得到的，这近似于欺骗阴阳家，承袭以一、六、八、白数取例起法，流传到后来某些凿度之书，又说太一取这些数运行于四正四维，合计都为十五；这些都是纬书拘泥繁赘的穿凿，也不完全正确。然而从古以来的儒者前辈，没有不明确说它不是人力能够伪造的。现在我从根本上观察，直接认为不必另求依据，只要围绕《说卦》“帝出乎震”一章反复考察，以天一至地四、地六至天九来求其实体，说明天五与地十是虚用，那么参伍以变、参天两地、错综倚数，无不左右逢源，完全与孔子系辞说《易》的根本宗旨相合。这就叫众说纷乱时，用圣人的原则来裁断便会明白。黄河出现河图，贯通古今而并非妄说，足以由此看见《易》的道理。因而彻底明白洛水出现洛书，九畴之外，哪里还会有另造图和数字的妄说？能作出这样的辨明，实在是古今一大快事。《易图通变》第五卷 《经部，易类，易图通变——易筮通变》

译钦定《四库全书》《易筮通变》上卷 宋代雷思齐撰写 卜筮 《洪范》论考察疑难说：“选择并建立掌管卜筮的人，于是命令他们进行卜筮。”《诗经》说：“你来卜问，你来筮问，卦兆没有灾祸的言辞。”又说：“卜筮一同进行，吉祥的言辞接近而来。”《礼记·月令》说：“孟冬之月，命令太史给龟作衅，并根据兆象占断吉凶。”看起来龟卜和蓍筮似乎应当相互配合使用。《易大传》说：“探究幽微，搜索隐秘，钩取深奥，达到远方，使天下勤勉不倦的，没有比蓍和龟更大的。”又说：“使用卜筮的人，崇尚它的占断。”这样看来，《易》似乎应当兼有卜筮的用途。《大诰》说：“宁王留下大宝龟给我，以承接上天的明命。”《金縢》说：“于是用三只龟占卜，反复占问都吉利。”这些地方都没有见到筮法。礼书又说：“天子不用筮，诸侯有主管筮法的人。”如果天子只用筮，这里又看不到卜法。然而《说卦》却说：“从前圣人制作《易》，幽暗地辅佐神明而产生蓍草，参天两地而取数，观察阴阳的变化而建立卦，发挥刚柔而产生爻，直到使人和顺于道德、合乎义理，穷尽事理、尽明本性而达到天命”，这里只归结到筮法，却始终没有提到卜法。筮法使蓍草发挥作用，而蓍筮之用在大衍之数中表现得明确、详尽而完备；至于用龟进行卜问，却没有一句提到。虽然偶尔见到把龟说成卜、把蓍说成筮的说法，但我从幼年起就常见世俗用投钱来画卦爻，据说始于京房。贾公彦还把画卦中的单、拆、重、交之爻，说成投钱时还要借助龟腹中剖空的形制来布置钱币；又夹杂传记中的说法，称卜得某卦的某卦，总之人们常说“卜卦”，所以也把它和筮等同看待。龟卜、蓍筮被当成一回事，我过去没有特别在意。曾见《周礼·春官》所属官职中，大卜掌管三种兆法：一是玉兆，二是瓦兆，三是原兆。经兆的体式共有一百二十种，兆辞共有一千二百条。其下有卜师掌管开启龟兆，龟人掌管六种龟，根据龟的方位、颜色和兆体辨别吉凶。大卜又掌管三种《易》法：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它们的经卦都是八个，别卦都是六十四个。其下有筮人掌管三《易》的九种筮法，用来辨别吉凶。凡国家大事，先筮后卜。春季开始时考察筮法，凡国家事务都先共同进行筮问，然后才知道卜法的用途。龟卜则依据兆象。卜书中兆体有一百二十种，兆辞多达一千二百条；而《易》的筮法使用蓍草，本来始终没有超出六十四卦之外。这样，卜就是卜，筮就是筮，从来没有相互配合使用。何况《洪范》本来就有“龟从、筮从；龟从、筮逆；龟筮都违背于人”的区别，可见卜筮的分界十分清楚；它们辨别黑白，从来不像后世谈卜筮的人那样纷乱混杂到如此严重，我对此深感诧异。因此考察《左传》等书中的应验事例，才明确认识到卜筮之道：卜者从未引用《易》的筮辞，筮者也从未引用龟卜的辞语。现在把这些列举出来作为证据。有专门卜而不筮的事例。晋惠公在梁国时，梁伯把女儿嫁给他，梁嬴怀孕超过了预产期。卜招父和他的儿子为她占卜，儿子说：“将生一男一女。”招父说：“对。”男孩将成为人臣，女孩将成为妾。于是给男孩取名圉，女孩称为妾。后来圉到秦国做人质，妾成为宫中的女官。邾文公卜问迁都绎地，史官说：“对百姓有利，对国君不利。”邾子说：“只要对百姓有利，就应当迁都。上天生养百姓，又为他们树立君主，就是为了使他们得利。百姓既然得利，我一定也会得到好处。”迁都后邾子便去世了。齐侯约定出兵日期，准备攻打鲁国，却得了病。医生说：“过不了秋天就会死。”鲁文公听说后进行卜问，卜辞说：“还来不及到约定日期。”叔仲惠伯命人用龟卜，楚丘占断说：“齐侯活不到约定日期，这不是疾病造成的；国君您也听不到这件事了；如今龟兆有灾。”不久齐懿公被杀，鲁文公先去世，惠伯也死了。楚王和叶公反复卜问子良，想任命他为令尹，沈尹朱说：“吉利，但会超过他的志愿。”叶公说：“王子而出任国相，已经过分了，还想做什么？”后来改卜子国，让他担任令尹。这些事都说明，卜法并不涉及筮卦。有只筮而不卜的事例。毕万在晋国筮问仕进，得到《屯》变《比》[缺字]，廖占断说：“吉利。《屯》意味着坚固，《比》意味着亲附，还有什么吉利能比这更大呢？他一定会繁荣昌盛。震为主卦，车从马足居其下，兄长扶助他，母亲覆盖他，众人归附他。六体不变，合起来能够坚固，安定之中能够制胜，这是公侯之卦。公侯的子孙一定会恢复其始初的地位。”秦伯攻打晋国，卜徒父为他筮问，说：“吉利，可以渡河。”秦军大败，秦伯责问他，他回答说：“这正是大吉。连续三次失败，必然能够俘获晋君。”晋君筮得《蛊》卦，其繇辞说：“千乘之国三次退却，三次退却之后，便能捕获那只雄狐。狐所象征的是《蛊》的君主。蛊的贞卦是风，悔卦是山。如今岁时已到秋天，我们使果实落下、取得木材；果实落尽、木材被取走，不失败还等什么？”三次交战后，秦军在韩地取胜。晋侯迎击秦军，在韩原交战，秦军俘获晋侯而归。晋侯攻打郑国，楚子救援郑国，两军在鄢陵相遇。晋公筮问，史官说：“吉利，卦遇《复》。”又说：“南方国家恐怕会射中他们的元王，射中他的眼睛。国君若受伤，不失败还等什么？”交战时，吕锜射中共王的眼睛，共王说：“这是上天使楚国失败，我不能再等待。”于是连夜逃走。晋献公筮问把伯姬嫁给秦国，得到《归妹》变《睽》[缺字]，史苏占断说：“不吉利。” 其繇辞说：“士人宰羊却没有血，女子捧筐却没有赠品；西邻责备的话无法偿还。由《归妹》变为《睽》，仍然没有相应之人。震变为离，离变为震，成为雷、成为火；这是嬴氏使姬氏败亡，车轮脱去车轴上的輹，火烧毁旗帜，不利于出兵，败于宗丘。《归妹》变《睽》，盗寇张弓，侄女跟随姑母，六年后逃亡。”伯姬回到自己的国家却被抛弃了家室，第二年死在高梁的废墟。以上四件事，筮问都有卦，却没有另外的卜兆辞。而且前面的《屯》《复》《蛊》三卦，其繇辞本来都不是《易》的辞；后面的《归妹》变《睽》的卦辞，接近《周易》却也不是《周易》原辞。由此大致可以看出，《连山》《归藏》的筮法相同，但繇辞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