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翼卷之五

译附录。《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为聃。他是周王室管理藏书的史官。孔子到周，准备向老子请教礼。老子说：“您所说的那些人，身体和骨骸都已经腐朽了，只有他们的话还留存着。况且君子遇到时机就驾车出仕，遇不到时机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贵重货物深藏起来，好像空无所有；君子德行盛大，容貌却像愚笨的人。您应当除去骄傲之气和过多欲望，除去矫饰的神态和放纵的志向，这些对您的自身都没有益处。我所要告诉您的，不过如此而已。”孔子离开后，对弟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奔跑。会奔跑的可以用网捕捉，会游泳的可以用丝线钓取，会飞的可以用箭射取；至于龙，我就不能知道了，它乘着风云升上天空。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大概就像龙吧！”老子修养道德，他的学问以隐匿自己、不求名声为要务。在周居住了很久，看到周朝衰微，于是离去。到了关隘，关令尹喜说：“您将要隐居了，请勉强为我写一部书。”于是老子写成上下两篇，讲说道德的意义，共五千多字，然后离去，没有人知道他最后到了哪里。有人说：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有十五篇书，讲的是道家施用，与孔子同时。大概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也有人说活了二百多岁，是因为他修道而养寿。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说：“起初秦国与周朝合而又分离，分离五百年后重新合并，合并七十年后将有称王称霸的人出现。”有人说儋就是老子，有人说不是，世上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否如此。老子是隐居的君子。老子的儿子名叫宗，宗做了魏国将领，封在段干。宗的儿子名叫注，注的儿子名叫宫，宫的玄孙名叫假，假在汉孝文帝时做官。假的儿子解做胶西王的太傅，因此家居齐地。世上学习老子的人就排斥儒学，学习儒学的人也排斥老子。道路不同，不能相互谋划，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吗？李耳主张无为而使万物自化，保持清净而使自身自然端正。隋代薛道衡《老子庙碑》说：自太极开始萌发、上天元气开辟以来，举起天的纲维悬挂日月，横贯大地角落承载山河；一消一息的精灵、上下生发的气候，本来就足以生成万类、养育众品，于是有人民，也有君长。至于上皇远古时代，夏天住巢，冬天居穴，安静精神、学习智慧，像鹑鸟一样居处，饮清水而已；大礼与天地同样合乎节度，并不是靠折疑于俎豆之间；大乐与天地同样和谐，哪里需要考击钟鼓呢？到了失去道以后失去德、失去德以后失去仁的时代，帝王各有不同的施政步骤，民俗也有淳厚和浇薄的变化，于是儒家、墨家争相奔走，名家、法家一同驰骋；三百条礼经不能约束人的情性，三千条刑典也不足以止息奸邪。所以知道，清洁水流的人必先澄清源头，使末端端直的人必先端正根本；从源头到源头、从根本到根本，难道不就是大道吗？老君感应星辰而诞生，无法测知他受气的缘由；指着树木作为姓氏，不能详知吹律定姓的根本；有灵性地孕育了七十多年，出生时头发已经白了，因此自号老子。他的形貌是三门双柱，显示耳目的奇异；脚踏五、手指十，显出手足的不同。从伏羲以来直到周代，绵延历经各代，形质虽变而名号也随之改变；在文王、武王时，曾任藏史、柱史之职，经历南朝多次更替，容貌却没有改变。宣尼孔子一见老子，感叹龙德难以测知；关尹四方观望，知道真人将要隐去。于是老子发挥众妙，写成两篇书，顺着本性归于道，以无为作为施用；文辞简约而切要，旨意深邃而久远。《易经》飞龙成卦，也不足以比拟它的精微；孔子获麟后删定经书，也不能与它显隐相称。用它治理自身，就能精神清明、心志安静；用它治理国家，就能返还质朴淳厚。后来他在尘世之外炼养形体，在世俗之外收敛踪迹，穿着彩虹般的衣裳，乘着仙鹤往来紫府，饮金浆玉酒，在清都畅游，与日月同享光华，与天地共同始终。涉足其流的人就能摒弃喧嚣尘俗，得到其门径的人就能腾跃于云雾之间。大椿树的盛衰，不是蜉蝣所能知晓；北溟和大海的深浅，哪里是冯夷所能测量的！盛大啊，实在无法用德行来称述。庄周说：“老聃死了，秦佚前去吊唁，哭号三声就出来了。”这叫作逃脱天赋形体。即使这只是傲吏的寓言，也或许含有蝉蜕般脱去形骸的微妙旨意。皇帝诞生而灵秀睿智，承接帝统、应合天命，照耀春陵的赤光，发出芒山的紫气。珍珠般的衡骨、月角般的额相，是百王中最尊贵的天表；明镜般的德性、衢罇般的胸怀，使圣德汇聚于千年祭祀之中。周道已经到了末季，多种灾难同时发生。九鼎与海水一同飞动，两轮太阳和洛水一同断绝。天齐、地轴所在之处，出现蛇食鲸吞的乱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日〕 铜陵、玉垒一带，群狼回顾，鸱鸟高踞。黄延奸宄，郑国凭借兵力制造祸乱，大肆施放毒害，将要遍及函夏；神机在内裁断，神威在外驰骋。顺应搀抢星出现而扫除灾乱，凭借旌旗和斧钺进行征伐。共工被剪除之后，重新建立天地秩序；蚩尤被杀之后，再次调和风雨。宰制天下的功业与造化相同，百姓承受了保全魂魄的恩赐。四方万国欣然拥戴，九州之内齐声歌颂，于是确实能够报答天人，恭敬地接受禅让。登上泰坛礼拜上帝，坐在明堂接受群臣朝见。过去轩辕、颛顼，建立的国家各不相同；大昊、少昊，疆域也各有差别。舜改建尧的都城，夏迁移虞的城邑；历数前代开创者，他们的道义都在于创造。爱惜十家之产，珍惜亿万百姓的力量。开始营建帝王居所，却不移动天府的位置；宫室规模仿照紫极，仍然依托皇图；下有屋宇、上有栋梁，务求卑下俭朴；右边平整、左边低伏，严格遵循制度。早晚都在正殿处理政务，不另建鸳鸾殿；上下灵台，哪里还要另营鳷鹊观？忧劳于各种政务，怜悯养育百姓；念念不忘，甚至在梦寐之间也想着这些。设置棘林、肺石，特意降下皇帝的恩情；张开祝网而为无罪者流泪，深深存有宽缓简约之心。百姓以草缨为耻，穿画服的人也生出惭愧。天上没有囚禁之星，地上也断绝了城牛之气。延阁、广内广泛考订、汇集各类典籍。

译在石渠阁、壁雍水边阐扬儒学。缀合将要败坏的五礼，匡正已经崩坏的六乐；总章的溺志之音，大师的咸功之颂。让太子在承华宫修养德性，作为东宫副贰；对外匡正万邦，对内弘扬三善。两轮太阳光辉照耀，如同重日下垂光明。永远巩固宏大的基业，能够兴盛鼎盛的福祉。又有盘石般的维城，多才多艺，成为贤良的辅佐、珍贵的臣子；在王室之外作藩屏，在神明教化中成就丹青般的功业。使世俗达到润泽之地，使困苦百姓进入长寿之域；旄头星垂示天象，穷发之地也显现形迹。獯猃制造祸患，已经很久了。没有上策可以制服它们，采用下策也难以使它们服从。自从我朝开创国运以来，彰明德化、收敛兵戈，感受义理、怀抱仁德；它们称藩并请求采用正朔，叩头款塞，匍匐前来归顺。夜郎之地、靡漠桑榆之域，全都受到声教，一并纳入疆域。闽越、勾吴不耽误贡职；夫余、肃慎也不让夷邸断绝。远近都获得福祉，车轨、书文达到大同。自三代以后，六国争相逐鹿；秦国处在闰位，汉代杂用各种治道；魏氏对华夏虐害深重，有晋一代却使教化流于夷狄。此后以来，纯粹与驳杂混杂不分；帝王的踪迹、皇家的风教，沉寂了千年。如今正逢天命和圣德，神道昌盛，改变亿万人的视听，恢复三代、五帝的规模。本来就有幽明两界共同赞助协成，祥瑞光明显著。千年灵蔡显示天性以验证祥瑞；三足神乌感应太阳精气而显现形质。春天的泉水像甜酒，出自京师；秋露凝结成甘露，遍布竹林芦苇之间。星光如同月光，云气如飞烟。三农响应铜爵的鸣声，五纬符合珠囊所记的度数。确实可以扬起銮驾、发动车驾，举行朝见东方诸侯的礼仪；用玉册金绳登封岱岳。然而谦逊自守，有所作为却不自居为主。仍然不肯接受马卿的奏书，也未允准梁松的上奏。在青蒲席上，常常像乘着奔驰之马；居于黄屋之下，也不忘记夜晚警惕。即使以苍璧祭天、以黄琮祭地，命南正、火正掌管神事，仍恐怕祭祀典制没有弘扬，秩宗废弃了礼仪。长久追念仁厚之乡，仍然仰想玄极。寿宫的灵座前，麋鹿徘徊；华盖、罽坛已经被风霜凋残破败。于是诏令上开府仪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冑，考察旧迹，营建祠堂。皇上过去曾因历次试用，统辖这一带藩部；这里相当于汉光武帝时司隶校尉所辖之地、魏武帝时兖州所在之处。面对苦相的两座城池，环绕涡谷的三条水流；芝田、柳路向北通往梁园；肥沃的原野和平坦的水边高地向东连接谯国。远望水势设置标志，测量日影、仰观星象；仿照玄圃疏通地基，横跨玉京建造宫宇。雕刻的楹柱和彩绘的斗拱，层层叠叠相互支撑。方形井栏、圆形洲渚，高低错落、交相映照。神像容貌庄严肃穆，仙人侍卫俨然肃立而无声；神馆空旷清静，水滴降落，形成向往之意。清心洁行的人、存玄守一的同道，从四方像车轮辐条一样汇聚，千里之内接连而来。以神明如在的敬意，重申醮祀的礼仪；显明仁德以辅助王者，暗中以福佑资助百姓。这确实可以说是天道广大、至道广大，难以企及。至于名言顿然断绝，幽冥泉路无法开启；形器不陈列，妙物的功效就难以显著。发扬丰盛的实绩，传播卓越的声名，绘入丹青、刻在金石，不能停止，难道不正在于此吗？岁次敦牂，律应姑洗。大隋驾驭天下的第六年，于是下诏命令臣下立碑作颂，颂词说：悠远啊，振古以来；遥远啊，帝王的先祖。四象维系大地，八柱承托苍天。群生聚集，广谷大川。至道的灵运，神功自然运行。五精因感应而呈现，三微相继发生。树立司牧者，使其执掌象征和契约。帝王的踪迹使皇者惭愧，王者的谋略也逊于帝王。上古盛德渐渐远去，淳厚风俗逐渐衰替。时势背离澹泊，习俗不同于冲和。崇尚贤能而粉饰智慧，悬挂法网而张罗捕捉。对内修治尊俎礼仪，对外从事干戈战争。鱼儿惊惧于密网，鸟儿因弓箭太多而乱飞。真人出现在世间，星辰精气从斗宿降临。龙的德性体现于自身，鹤发垂到头前。解开纷争、挫去锋芒，去除轻薄、归于厚重。日角、月角之相，使天地长久。五岳显得微小，九州显得狭隘。将要远离尘世而高举远游，青牛已经驾车，紫气在空中浮动。玄门洞然开启，神妙教化暗中流行。赖乡是旧日的故里，涡川留下遗迹。古往今来，时势迁移、世道变易。灵庙凋残毁坏，祠坛空虚寂静；九井长出梧桐，两块碑已碎成石块。皇帝承受天命，于是神圣降临。地钟发出声响，天镜垂下光辉。宇宙开朗，妖邪之气荡除平定。光明之魄与尊贵者同受尊崇，参合神明而取得正道。流沙盘绕水域，凤凰栖息之穴、神龟聚集之林；异类归顺，万方归心。鸿胪接纳贡物，王会记载珍宝。青云高达千吕，熏风吹入琴弦。教化使鼎器平定，家家兴起礼让。长久追念柱下史老子，仍对太上老君感到惭愧。于是建立清静祠堂，按式描绘神灵形象。平原低湿之地爽朗高敞，亭台水岸一望无际。梅木作梁，桂木作椽，曲折的栏杆和丛立的楹柱。烟霞舒展卷合，风声凄清。仙官各就其位，羽客来到庭中。祥和简静，降下福祉于神明。至神不可测，事理存于系辞和象数之中。最大的声音近乎无声，却时时震发高响。远近都来赞颂，幽明两界都资仰其德。恭敬地把它刊刻在金石上，永远传播于天地之间。敬叔拜师仲尼，仲尼对敬叔说：“我听说老聃博通古今，通晓礼乐的本源，明白道德的归宿，那么他就是我的老师。” 敬叔对鲁君说：“孔丘是圣人之后，是将要通达大道的人。接受先臣的命令，嘱咐臣一定要拜他为师。如今孔子将要到周，观看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考察礼乐所达到的极致，这是大事。君王何不赐给他车马？臣请求与他同往。”鲁君给了一辆车、两匹马、两个童仆。敬叔与孔子一同到周，向老聃询问礼，向苌弘访求乐，遍历郊社之所，考察明堂的法则，观察朝廷的制度。观看明堂四门的墙上所绘的图像，图中有尧、舜、桀、纣的形象，各自显示善恶的状况和兴亡的鉴戒。又有周公辅佐成王，抱着成王、背负斧扆、面向南方接受诸侯朝见的图画。孔子感叹说：“我到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圣明，以及周朝所以称王的原因。”孔子将要离开周时，老子为他送行，说：“富有的人送人以财物，仁德的人送人以言语。我私下借用仁德之人的名号，送给你几句话。凡是当世之士，聪明深察却接近死亡的，是喜欢议论别人过错的人；博学善辩、声势宏大却危及自身的，是喜欢揭发别人恶行的人。做臣子的，不可只顾自我；做儿子的，也不可只顾自我。”孔子从周返回后，鲁国的道术更加受到尊崇。远方前来求学的弟子，大概有三千人。孔子感叹说：“自从南宫敬叔用车送我以来，我的道才得以更加推行。” 不这样的话，我的道几乎就要废弃了。如今《礼记》中所引用的“我听老聃说”，都是孔子向老子请问而获得的礼制要旨。

译王子季《拾遗记》说：老君居住在景室山，与世人断绝踪迹。只有五位老叟，有的乘鸣鹤，有的穿羽衣，共同谈论天地的数理；他们所撰写的经书，将近十万字。有浮提国进献两位善于书写的人，他们时而衰老、时而年轻，隐去形体就显出影子，听到声音就隐藏形迹。当时常常从金壶器中取出黑色汁液，形状像浓漆，洒在木石上就都变成篆书、隶书、科斗文，记载造化和人伦的起始。老君所撰写的经书，都写在玉牒上，用金绳编联，用玉匣贮藏。等到金壶中的汁液用尽，两人便想剖取自己的心、滴出鲜血来代替墨。这里就是洛州景山的太室山、少室山；所说的九变长生等经，有一百万篇。大多收藏在名山石室中，秘密保存而没有流行，如今流传出来的约有六千卷。关尹子尹喜在周昭王时任大夫，精通天文。他预先占测东南方的真气，形状像龙蛇而向西行；当月融风三次吹动，天理向西运行，知道有圣人将经过关隘，于是请求出任函谷关令。周昭王癸丑年五月壬午日，紫气浮在空中，有老人驾着青牛、乘白畚车，诸子陪乘，徐甲驾车，将要通过关隘。尹喜迎接并在下风处拜见，原来正是老子。尹喜说：“大道将要隐没，请勉强为我写一部书。”于是让老子居住在终南卿楼，奉老子为师侍奉他。第二年甲寅，老子授予他五千多字的《道德经》。它包罗天地，玄妙地同于造化；君臣、人民、万物，没有不完备其中。它尊崇道德，轻视小仁小义，所以尊崇皇帝而轻视王、伯。大体上是为了阐明天道、阐明人道，端正君心、端正民心；其中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又说“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有几章很像褒贬五伯的风格。学者怀疑昭王时霸业还没有显著，有人便认为授经是在敬王时。却不知道夏、商衰微时，昆吾、大彭、豕韦就已经自称为伯。看昭王渡江而没有返回，本来不必等齐、楚、秦、晋出现，称伯者的风气也已经显现了。这就是老圣人写《道德经》时所以兼及功业与力量的原因。按照天象，河鼓三星主管天子的三军，中间的星是大将军，左边的星是左将军，右边的星是右将军。夏官上大司马掌管王的五军，大国掌管三军，这些已经记载在《周礼》中。再考察《穆王内传》，其中说穆王西行返回，登上终南山，修建草楼；由此可知授经确实是在昭王时。关尹自己也著有九篇书，名为《关尹子》。当时他的弟子晋国公孙辛钘，字计然，向老子学习。周敬王二年壬午，计然南游楚国，楚平王以礼聘请他询问道。后来他到越国，范蠡拜他为师。他授给范蠡十二篇书，名为《文子》，其中有《平王问道章》。勾践任范蠡为大夫，越国讨伐吴国，范蠡劝谏说：“兵器是不祥之器，战争是违背德性的行为。阴谋和违德、喜好使用不祥之器，是上帝所禁止的，实行这种做法将会不利。”这是引用《文子》的话。勾践不听，在夫椒战败，被囚禁在石室中。他以财物贿赂太宰嚭，才得以返回，卧薪尝胆谋求报仇。吴国已经得到治理，计然说：“勾践长颈鸟喙，可以同他共患难，不可以同他共享安乐。”范蠡采用他的计策，跟随勾践从五湖泛游而去。计然也假装癫狂，逃到封禺一带，曾登山筹谋隐居之事。今天吴兴的计筹山就是因此得名。列御寇居住在郑国的圃田四十年，没有人认识他。安王四年，列御寇著书八篇，阐明老子的道。庄周字子休，号南华子。楚显王三十年，楚王聘请他做相国，他没有接受。他隐居在濠水之上、漆园之中，著书五十三篇，名为《庄子》，如今保存三十三篇。至于庚桑楚、南荣趣、崔瞿、柏矩、士成绮、尹文子这一类人，都是当时拜老子为师、传承其道的人，各有著述，记载在典籍中。然而老子游历商、周两地，也已经很久了；亲眼见过像孔子那样如龙的老子的人，不能没有这些人。自从司马迁把老子与韩非合传以来，老氏门人的事迹失去了记载，于是使孔子、老子的共同学术在后世失传，真是可惜。把老子的著作称为“经”，始于汉景帝。吴阐泽回答大帝说：许成子、原阳子、老子、庄子都修养自身、自得其乐，放任舒展于山谷之间，纵情放达自己的心志，学问归于澹泊。到了汉景帝时，认为黄子、老子的义理尤其深邃，于是改“子”为“经”，开始建立道学，命令朝廷内外都诵读它。班固记载，老子有邻氏注本，傅氏、徐氏、刘向也各有解说。傅氏三十七篇，邻氏四篇，徐氏六篇，刘向四篇，可惜这些书早已亡佚。如今世上流传的老子《道德经》，有的总分为上下两篇，有的分为八十一章，有的分为七十二章。河上公分为八十一章：上经取法于天，天数属奇，所以有三十七章；下经取法于地，地数属偶，所以有四十四章。严遵则以阴道为八、阳道为九，以八行九，所以分为七十二章；上经四十章，下经三十二章，完全同河上公不同。原本各不相同，解释也各不相同，大概已经无法考察。观复高士谢守撷说：《道德经》唐代傅奕考订众多版本、核算字数，说：项羽妾本，是齐武平五年彭城人打开项羽妾墓所得；安丘望之本，是魏太和年间道士寇谦之所得；河上丈人本，是齐国处士仇岳传下来的。三家本共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与韩非《喻老》相参照。又有洛阳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作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作五千五百九十字。再加上各家的注本，字数多少互有差异。然而年代已经久远，各自相信自己所传的版本，有的又拿其他版本参校，所以错乱不一。《史记》司马迁说：老子著书讲道德的意义，有五千多字。既然不满六千，那就是五千多字。如今道家相传把老子称为“五千文”，大概只是举其总数。见《老君实录》。杜光庭说：所谓五千多字，也没有确定的字数。文辞质朴与华美相半，义理和文辞都能贯通。如果局限于字数而妨碍文章，割削文势来迁就数字，都失去了它的旨意。司马迁说五千多字，并不是确定指五千字。有人删削文字、凑成四千九百九十九字，俯就这个数字，又说把“析三十辐”中的“辐”字拆开当作三十，以凑足五千字；这又是刻舟求剑、拘泥不通了。

译杜光庭所列笺注者六十多家，包括《节解上下》《老君与尹喜解》。内解上下、尹喜以内修的宗旨作解释。想尔二卷，是三天法师张道陵所注。河上公章句，传说汉文帝时降居陕州河滨，如今庙宇仍在。严君平《指归》十四卷，严君平是汉成帝时蜀人，名遵。山阳王弼注，字辅嗣，魏国尚书郎。南阳何晏，字平叔，魏国驸马都尉。河南郭象，字子玄，魏晋间人。颍川锺会，字士季，魏明帝时人。隐士孙登，字公和，魏文帝、明帝时人。晋朝仆射、太山羊枯，字叔子，注四卷。沙门鸠摩罗什，本是西胡人，苻坚时从玉门关进入中国，注二卷。沙门佛图澄，后赵时西域胡僧，注上下二卷。沙门僧肇，晋人，注四卷。梁代隐居陶弘景，武帝时人，号贞白先生，注四卷。范阳卢裕，后魏国子博士，又名白头翁，注二卷。刘仁会，后魏伊州梁县人，注二卷。吴郡征士顾欢，字景怡，南齐博士，注四卷。松灵仙人，隐居青溪山，年代姓名不详。晋人、河东裴楚恩，注二卷。秦人、京兆杜弼，注二卷。宋人、河南张凭，字长宗，宋明帝时太常博士，注四卷。梁武帝，注《道德经》四卷。梁简文帝，作《道德述义》十卷。清河张嗣，注四卷，年代不详。梁代道士臧玄静，字道宗，作疏四卷。梁代道士孟安排，号大孟，作经义二卷。梁代道士孟智周，号小孟，注五卷。梁代道士窦略，注四卷，与武帝、罗什所宗没有不同。陈代道士诸糅，作《玄览》六卷。隋代道士刘进喜，作疏六卷。隋代道士李播，注上下二卷。唐代太史令傅奕，注二卷并作音义。唐代魏征，作义五卷，是唐太宗的宰相。法师宗文明，作义五卷。胡超，作义疏十卷。道士安丘，作《指归》五卷。道士王玄辨，作《河上公释义》十卷。谏议大夫、肃明观主尹愔，作《新义》十五卷。道士徐邈，注四卷。直翰林道士何思远，作《指趣》二卷、《玄示》八卷。衡岳道士薛季昌，作《金绳》十卷、《事数》一卷。洪源先生王袭，注二卷，作《玄珠》三卷、《口诀》二卷。法师赵坚，作讲疏六卷。太子司议郎杨上善，高宗时人，作《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吏部侍郎贾至，作《述义》十一卷、《金钮》一卷。道士车若弼，作疏七卷。任真子李荣，注上下二卷。成都道士黎元兴，作注义四卷。太原少尹王光庭，作《契源注》二卷。道士张惠超，作《志玄疏》二卷。龚法师，作集解四卷。通义郡道士任太玄，注二卷。道士冲虚先生、殿中监申甫，作疏五卷。岷山道士张君相，作集解四卷。道士成玄英，作讲疏六卷。汉州刺史王真，作《论兵述义》上下二卷。道士符少明，作《道谱策》二卷。玄宗皇帝所注《道德经》上下二卷，另有讲疏六卷。河上公、严君平都明白治理国家之道；松灵仙人、魏代孙登、梁朝陶隐居、南齐顾欢都明白治理自身之道；苻坚时的罗什、后赵的佛图澄、梁武帝、梁代道士窦略，都明白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静，陈朝道士诸糅，隋朝道士刘进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黄玄赜、李荣、车玄弼、张惠超、黎元兴，都明白重玄之道；何晏、锺会、杜元凯、王辅嗣、张嗣、羊枯、卢氏、刘仁会，都明白虚极无为、治理家国之道。这说明各注解者的思想意趣不同。各家承受的学术、所建立的宗旨也不同：严君平以虚玄为宗，顾欢以无为为宗，孟智周、臧玄静以道德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无为宗，孙登以重玄为宗。在各种宗旨之中，孙氏的最为精妙。广川董逌《藏书志》说：唐玄宗已经注解《老子》之后，开始重新订定章句，题为《道德经》；凡是说“道”的归在上卷，凡是说“德”的归在下卷，刻在涡口老子庙中。又说：唐代道士张道相汇集《道德经》注七卷，共有三十家。留有姓名的有河上公、《节解》、严遵、王弼、何晏、郭象、锺会、孙登、羊枯、鸠摩罗什、卢景裕、刘仁会、顾欢、陶弘景、松灵、裴处思、杜弼、张凭、张嗣、臧玄静、孟安期、孟智周、窦略、宋文明、褚柔、刘进喜、蔡子晃、成玄英、车惠弼。如今考察《新旧唐书·艺文志》，又有母丘望之、湘逸其姓、程韶、王尚、蜀才、袁真、释惠严、惠琳、义盈、梁旷树、锺山、傅奕、杨上善、李允愿、陈嗣古、任真子、冯郭、玄景先生、杨上器、韩杜、梁武帝、梁简文帝、贾大隐、辟闲仁谓、刘仲融、王肃、戴诜、玄宗、庐藏用、邢南和、冯朝隐、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陆德明、陈庭玉、陆希声、吴善经、孙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张道相所汇集的郭象、刘仁会、松灵、裴处思、杜弼、张嗣、臧玄静、窦略、宋文明、褚柔、刘进喜、蔡子晃、车惠弼十四家，《艺文志》没有记载。考察《艺文志》，它称张道相汇集注本四卷，而董逌所收却有七卷，恐怕是后人增加的。我朝崇宁年间再次校定道藏经典时，这部书在藏中已经不再看见；其他各家只剩玄宗、河上公、严遵、陆希声四种注本，以及傅奕所传的古本《道德经》。此外李约、李荣、贾清夷各有注说；王顾等奉玄宗命令撰写所注经疏；杜光庭又据此作《广圣义》，这些也都是唐人之作，并且都见于藏室。由此才知道，《艺文志》所著录的仍不完全；可惜姓名还在而书已经亡佚的，大概十家中有八九家。

译乐臣公学习黄帝、老子，他的根本老师号称河上丈人，不知其出身。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在齐国高密、胶西一带授教，成为曹相国的老师。见《史记·乐毅传》。汉代桓谭说：从前老聃著有《虚无》两篇，后世喜爱它的人认为它超过五经；从汉文帝、汉景帝直到司马迁，都有这样的说法。见《扬雄传》。严君平在成都以卜筮为业，市民若提出邪恶、不正的问题，他就依据曹龟来说明利害。对人家的儿子说话，就根据孝来引导；对人家的弟弟说话，就根据顺来引导；对人家的臣子说话，就根据忠来引导；各自顺着情势把他们引向善。每天只接待几个人，得到一百钱足以供养自己，便关闭卜肆、放下帘子来传授《老子》；他博览群书，没有不通晓的。依照老子、庄周的宗旨著书十多万字。阮籍著《通老论》说：“道就是以自然为法则而自行化育；侯王如果能够守持它，万物就会自行化育。《易》称它为太极，《春秋》称它为元，《老子》称它为道。”见《太平御览》。王辅嗣是山阳高平人。他年少时就聪慧明察，十多岁便喜好《庄子》和《老子》，通晓义理，善于辩说。何平叔注成《老子》后，前去拜访王辅嗣。见到王辅嗣的注解精深奇妙，便心悦诚服地说：“像这样的人，才可以同他讨论天道与人事的关系啊！”于是把自己所注的内容命名为《道德二论》。《魏氏春秋》说：“王弼论道，简约华美方面不如何晏，自然脱颖而出方面却超过了何晏。”太原人王济喜好谈论《老子》《庄子》，曾说：“我看王弼的《易》注，所领悟到的东西很多。” 殷仲堪富有思辨，能作清谈，曾说：“三天不读《道德经》，就觉得舌根之间发硬。”见《世说》。庾子嵩胸襟开阔而有器量，自称是老庄一派的人，说：“过去没有读这部书时，心里曾以为最高的道理就是这样；如今读到它，正好同人的心意暗中相合。”见《晋阳秋》。阮宣子喜好《老子》《周易》，能够谈论玄理，却不喜欢见世俗之人。当时偶然相逢，他就离开，傲然自得而无所营求。家中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备，他仍然安然自若。《名士传》。周彦伦善于谈论名理。每当宾客聚会，周彦伦空出席位同人交谈，言辞声韵如流水般连贯，听的人忘了疲倦。他尤其擅长《老子》《周易》，同张思相遇时，总是用玄言彼此辩难，整天也不能分解清楚。阮瞻是阮咸的儿子。他拜见司徒王戎，王戎问道：“圣人重视名教，老庄阐明自然，他们的旨趣相同还是不同？”阮瞻说：“恐怕是相同的。”王戎感叹了很久，立即命令征召他，称他为“三语橡”。见《晋书·本传》，《世说》作阮修。宗测年少时就喜欢清静，不喜欢人间生活。豫章王怀疑他，征召他为参军；他回答说：“为什么要错误地伤害海鸟，横砍山中的树木呢？”他想游历名山，便把祖父所画的《向子平图》挂在墙上，带着《老子》《庄子》两部书随身出行。子孙拜别并悲泣，宗测长啸一声，头也不回。仲长子光，字不曜，往来于河东，以受雇出力维持生活，没有房屋，断绝妻子儿女。开皇末年，才在河边洲渚之间搭建庵舍，以安顿自身。他以卖药为业，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汾阴生游历河渚，见到他便拜服，说：“东方朔也比不上他。”从此仲长子光声名显著，受到尊重。郡守县令前来拜访，他以耳聋不能说话为辞，从未同他们交谈。他著《独游颂》《河渚先生传》来寄托自己，有见识的人知道他是能够悬解的人。有人向他请问道术，他就写“老”“易”二字给对方看。他弹琴、服食药物，终其一生。王绩嗜好饮酒，不愿任职办事，有几名奴婢种黍，春秋两季酿酒。他饲养野鸭和大雁，栽种药草供自己使用。把《周易》《老子》《庄子》放在床头，其他书很少阅读。他游览北山东皋，著书自号东皋子。王希夷隐居在嵩山，拜黄赜为师，学习养生，喜欢读《周易》《老子》，服食松柏叶和杂花，七十多岁时筋力仍不衰退。刺史卢齐卿前去拜访，询问治理政事的方法，他回答说：“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这句话就足够了。” 贞一先生司马承桢，字子微，卢天台不肯出山。睿宗命他的兄长司马承樟去请他出山，来到京城后，睿宗把他引入中掖廷，询问他的道术。他回答说：“修道要日益减损，减损再减损，直到无为。心中和眼中所知所见，每减损它尚且不能停止，何况攻治异端而增加智虑呢？”皇帝说：“治理自身应当这样，治理国家又该怎样？”他回答说：“国家就像人的身体，所以应当使心神游于淡泊，使气息合于寂漠，同万物顺其自然而不存私心，这样天下就能得到治理。”皇帝感叹说：“这是广成子的话啊！”开元年间，朝廷再次召他入都，玄宗下诏在王屋山设置坛室让他居住。他擅长篆书和隶书，皇帝命他用三种字体书写《老子》，并刊定文句。见《新唐书·隐逸传》。《旧唐书·本传》说：玄宗命他用三种字体书写《老子经》，于是刊正文句，确定著录五千三百八十言作为真本，奏上皇帝。卢鸿一，字颢然，隐居在嵩山。开元六年，朝廷征召他到东都，他拜见皇帝却不下拜。宰相派通事人询问原因，他上奏说：“臣听老君说，礼是忠信衰薄的表现，不值得依靠。臣是山中的卢鸿一，敢以忠信前来拜见。”见《旧唐书·隐逸传》。宗元先生吴筠是鲁地的儒士。他进入嵩山做道士，过了很久又游历天台。玄宗派使者征召他，他到达后，皇帝询问道法。他回答说：“道法的精要，没有比得上五千言的。其他枝蔓繁衍的言说，都只是白费纸张罢了。”见《旧唐书·隐逸传》。《新唐书·本传》说：皇帝曾问道，他回答：“深通道的人，没有比得上《老子》五千文的；其余只是白白耗费纸张罢了。”皇帝又问神仙修炼之事，他说：“这是山野之人的事情，要积累岁月去求取，不是人主应该留意的。”这同《旧唐书》略有不同，所以一并录下。秦系是会稽人，天宝末年到剡溪避乱。他寄居在泉州南安，那里有一百多株大松树。秦系在松树上搭建房舍，凿石作砚，注解《老子》。多年不出门，人们把他居住的地方称为高士峰。唐宪宗问宰臣：“神仙之事，可信吗？”李藩回答说：“神仙之说出自道家，道家所尊奉的根本，是老子五千文。《老子指归》与经文没有不同；那些世代喜好怪异的人，假托老子来说神仙之事，所以秦始皇、汉武帝两位君主受到迷惑，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皇帝深深认为他说得对。见《旧唐书·宪宗纪》。

译唐朝宰相陆希声著《道德经传》四卷，他的序文大意说：老子的学术，以道为本体，以名为作用；以无为而无所不为，并达到皇极。杨朱尊奉老子的本体，却失于不足，因此发展为重视自身、轻视外物。庄周阐述老子的作用，却失于过度，因此主张绝弃圣人、抛弃智巧。申不害、韩非失去了老子的名，弊病在于苛细、纠缠和刻薄急迫。王弼、何晏失去了老子的道，流于虚无放诞。这六个人都是老子的罪人。所以我撰写这部传，以阐明他的宗旨。又说：从前伏羲画八卦以象征万物，穷究性命的道理，顺应道德的和谐。老子先于天地而立本，以阴阳为根本，推究性命的极致，探寻道德的深奥；这同伏羲有共同的源头。文王观察《太易》九六爻的变化，重视刚健而崇尚变通，又以中道统摄它。老子考察《太易》七八爻的正位，致力于柔顺、守持安静，又以广大统摄它；这同文王在宗旨上相通。孔子继承尧舜的道统，以文王、武王为法式，用仁义的教化引导百姓。老子仿效伏羲，包容贯通黄帝之道，用道德的教化覆盖天下；这同孔子在权变上相合。这三位君子，是圣人中的极致。老子把他们的道加以变化而贯通，使它们反转而相合，研求最深变化的契机，探究最精微的归宿，这才可以说达到了至神的境界。唐朝兵部郎李约，是李勉的儿子，著《道德经》注四卷。他认为，世间流传说这部书是关于神仙虚无的言论，又责怪司马迁把黄老置于六经之前，这是流俗的说法。依我看来，六经其实只是黄老之学的枝叶。开元初年，皇帝下诏命中书令张说推荐能够研究《易》《老》《庄》的人。集贤院真学士侯行果向张说推荐会稽人康子元和平阳人敬会真。张说登记上报，二人都得到侍读的职位。不久二人又兼任集贤侍讲学士。当初侯行果、敬会真和长乐人冯朝隐一同进讲，能够推究探索老庄的深奥义理。敬会真也擅长《老子》，每次打开篇章，先焚香、洗手，然后才诵读。见《新唐书·儒学传》。李卫公德裕劝谏敬宗搜访道士的奏疏说：臣听说，道术最高的，没有比得上广成子、玄元；人中圣人，没有比得上轩辕黄帝、孔子。从前轩辕黄帝向广成子询问修身的要领，广成子说：“不要看，不要听，抱持精神而保持安静，形体将自然端正，精神将自然清明；不要劳累你的形体，不要摇动你的精气，这样才可以长生。”又说：“得到我的道的人，在上可以成为皇帝，在下可以成为王。”玄元对孔子说：“去掉你的骄气和多欲，去掉你的矫态和淫志，这些对你的身体都没有益处。我所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因此轩辕黄帝发出“这是天啊”的感叹，孔子产生了“犹如龙”的感慨。前代圣人对于道，难道不是达到极致了吗？假使广成子、玄元隐迹来到这里，向陛下讲说治道，依臣推测，也不会超出这些内容。见《李文饶集》。香山白文公居易说：要使人情俭朴、时俗清平和谐，没有什么比实行黄老之道更优先的。这种道理在于崇尚宽缓简约，务求俭朴，不炫耀聪明明察，不役使智巧而已。善于运用它的人，即使治理一个县、一个郡、一个国家，直到天下，都可以达到清静的境界。从前宓贱得到它，所以不用走下堂阶，单父的百姓就受到教化。汲黯得到它，所以不走出阁门，东海的政务就得到治理。曹参得到它，所以狱讼和市场都不受扰乱，齐国大为和谐。汉文帝得到它，所以不用刑罚，天下得到大治。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清静所造成的。见《白氏长庆集》。张荐明年轻时凭借儒学游历河朔，后来离开俗世做了道士，通晓老子、庄周的学说。晋高祖召见他，问：“道家可以治理国家吗？”他回答说：“所谓道，是以玄妙化育万物的道理；领会其极致的人，即使像尸体一样安居在席榻之间，也可以治理天下。”高祖认为他的话伟大，延请他进入内殿，讲解《道德经》，拜他为师，赐号通玄先生。后来不知他的结局。见《五代史·一行传》。太祖征讨太原，驻跸镇阳。听说道士苏澄隐在五代之际屡次被征聘却不肯前来，便在行宫召见他。苏澄隐当时八十岁，太祖向他询问养生之道。他回答说：“臣养生，不过是精心思虑、炼养气息罢了；帝王则不同于此。老子说：‘我无为，百姓自然化育；我无欲，百姓自然淳朴。’无为无欲，精神就能凝聚于太和。过去黄帝、唐尧享有国位而长寿，就是得到了这个道。”太祖很赞许他的话。见《东都事略·隐逸传》及《高道传》。宋太宗对近臣说：“我读《老子》，读到‘最好的兵器是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它’时，没有一次不反复读三遍，把它当作规劝和警戒。” 鸿蒙子张无梦，字灵隐，喜好清静虚无，穷究《老子》《周易》。他进入华山，同刘海蟾、种放结交为方外之友，侍奉陈希夷先生；张无梦从陈希夷那里多有所得，领会了精微的宗旨。过了很久，他进入天台山。真宗召见他，询问长久之策。张无梦说：“臣是山野之人，只在山中诵读《老子》《周易》罢了，其他的都不知道。”朝廷授予他著作佐郎，他坚决辞谢，返回山中。赐给他的金帛和处士称号，他也都不接受。见《高道传》。了斋陈忠肃公陈跃曾著书二十多篇，名为《昭语》。他的序文大意说：玉清昭应宫使王曾请求校订三馆的道经，皇帝因此说，那些书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静而简约。张知白说：“陛下留意于此，正是治理国家、实行无为的办法。”见《了斋集》。田谏议田锡《尺木赞》的序说：龙的兴起，是借助木头作为阶梯；君主的崛起，是借助人作为阶梯。或者有不居职位的圣人、韬光养晦的贤者，以名望相互参合，以才能相互补济；像左丘明那样的才华，难道不是仲尼的尺木吗？所以能够发挥《春秋》的意义，把声名和教化传给后世。尹喜的贤能，难道不是老聃的尺木吗？所以能够询问并谋划《道德经》的道理，把它留给后世。见《咸平集》。陈忠肃公说：老子说：“天下是神圣的器物，不能强行作为；强行作为的人必然失败。”又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烹鱼的人，不需要频繁翻动它，只要调和水火使它煮熟罢了。舜无为而治理天下，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又说：汉武帝排斥黄老而采用儒术，未尝不以仁义为根本；但考察实际效果，同秦始皇相比几乎没有多少不同。在这个时候，天下没有一天不发生事，想要仰慕汉文帝、汉景帝的时代，却再也不能得到。这样看来，黄老对天下又有什么亏负呢？又说：疏广对疏受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遇危险。官职已经成就、名声已经建立，却不离去，恐怕会有后悔。”于是父子相随，以称病为由辞官归去。当时人们认为他们贤明，后世也追诵他们。但他们知止的意思，源自老氏。见《了斋集》。

译欧阳文忠公欧阳修说：前后的相互依随，长短的相互对照，推而广之，万物的道理都是如此。然而老子的书，言语虽然好像讲虚无，但在治理人的方法方面却极其深刻。又说：道家这一流派，本来崇尚清静虚无，去除刚强自矜，淡泊自守，所以说：“我无为，百姓自然化育；我喜好清静，百姓自然端正。”即使圣人面南而治天下，也不能改变这个道理。见《本集》。延平先生罗从彦仲素说：老子的书，孔子没有称赞过，也没有诋毁过。这大概是因为，称赞它，后世之士就会沉溺于“和光同尘”的说法，流入不受拘束；诋毁它，那么“清静是天下正道”的论说，难道可以诋毁吗？既不称赞，又不诋毁，也不能完全不略加说明，所以只说自己“私下比拟于老彭”。见《罗先生语录》。有人问龟山杨文靖公杨时：“有些人说，老彭就是老氏和彭籛，并不是因为彭籛长寿才称作老彭。那么，老氏的书果真是只传述而不创作、相信古代并喜好古代吗？”杨时回答说：“老氏以自然为宗旨，说它是不创作，也可以。”见《龟山集》。龟山说：私心杂念完全去除以后，才可以应对世事。老子说：“公正才是王道。”见《语录》。荥阳吕公吕希哲曾把“治人事天莫若啬”几个大字写在前堂坐处的墙上，说：修养家把这句话当作养生的要诀。然而凡事都要谨慎保守，常常使自己有所余裕。修持自身、保全家庭、安定国家的方法，都不超出这个道理，这不只是养生而已。《吕氏杂录》。东坡苏文忠公苏轼奉诏撰写《上清储祥宫碑》，说：臣谨慎考察，道家这一流派本来出自黄帝、老子；它以清静无为为宗旨，以虚明应物为作用，以忠信俭朴、不事烦扰为实践，这同《易》的“何思何虑”和《论语》的“仁者静寿”相合。自秦汉以来，才开始采用方士的说法，于是有了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等名号，以及天皇、太乙、紫微、北极等祭祀。下至丹药奇技、符箓小术，都归入道家。我曾私下议论说，黄帝、老子的道，是根本；方士的说法，是末流。又《盖公堂记》说：曹参担任齐国相国时，听说胶西的盖公善于治理黄老之学，便派人请他来。采用他的话，齐国大治；后来又把用来治理齐国的方法治理天下，天下至今仍称赞曹参贤能。我任胶西太守，知道盖公是本地人，想寻找他的坟墓和子孙，却没有找到。我感慨地怀念他，学习他的话，想象他的为人。曹参是汉朝宗室重臣，而盖公做他的老师，可以说是盛事；但史书没有记载盖公最终的去向，难道他不是古代得道而不死的至人吗？见《本集》。苏子由在《老子解》后自题说：我四十二岁时，被贬居住在筠州。筠州虽然是小州，却有许多古老的禅寺，各地游方僧人都聚集在那里。有一位名叫道全的人，是黄檗山南公的孙辈，品行高尚而心地通达，喜欢同我交游。他曾同我谈论道，我告诉他说：“你所谈的道理，我在儒家书籍中已经得到过了。”道全说：“这是佛法，儒者怎么能够自己得到呢？”我说：“不是这样。我有幸听闻道理，其中有儒者所没有的内容，何苦强行说这是欺骗呢？只是确实有这些道理，而世人不知道罢了。儒家和佛教不能相通，就像胡人与汉人彼此不能理解一样；你又怎么能够知道呢？”道全说：“请试着为我概括说明。”我说：“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的著作叫《中庸》。《中庸》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叫作中；发作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的道路。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这不是佛法又是什么呢？只是所用的说法不同罢了。”道全说：“为什么这样说？”我说：“六祖有句话：‘不思善，不思恶，正当这个时候，哪一个是你的本来面目？’自六祖以来，因这句话而悟入的人大半都是如此。” 所谓“不思善，不思恶”，就是喜怒哀乐尚未发作。所谓“中”，是佛性的另一个名称；所谓“和”，是六度万行的总称。达到中和的极致，天地万物在其中生长，这不是佛法，又是什么能够相当呢？道全惊喜地说：“我起初不知道，如今才知道儒家和佛教是同一种道。”我笑着说：“不是这样。天下固然没有两种道，但用来治理人的方法却不同。君臣父子之间，如果没有礼法就会混乱。知道礼法却不知道道，就是世俗的儒生，不值得尊重。居住在山林，吃树木的果实、饮山涧的水，而心中存有最高的道，即使称他为人间天师也可以；但拿这种方式治理天下，就会混乱。古代圣人内心实行道，却不毁弃法，然后才可以。道全行礼说：“这是最正确的论说。”当时我正在注解《老子》，每完成一章，就拿给道全看；道全总是感叹说：“都是佛法。”我在筠州住了五年后北归，道全不久也去世了，距今已经二十多年。《老子解》也不时有所刊定，没有一处不与佛法相合。当时没有人可以同我谈论，我想再次见到道全，把它拿给他看，所以把这些话写在《老子》的末尾。大观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题。又说：我过去南迁海康时，曾同兄长子瞻在藤州偶然相遇。我们相伴十多天，谈到平生所学的旧事，子瞻对我说：“你所作的《诗传》《春秋传》《古史》三部书，都是古人没有达到的，只有注解《老子》稍微显得不足。”我到了海康，闲居无事，凡是所写的书，大多重新修改订定。于是再次抄录《老子》一书寄给子瞻，从此我承蒙恩典回到北方。子瞻到毗陵后得病不起。到今天十多年了，始终不知道这部书在子瞻看来究竟好不好。政和元年冬天，我得到侄子迈等编录的先父手迹，其中一条说：“昨天子由寄来《老子新解》，还没有读完一卷，就放下书卷感叹。假如战国时有这部书，就不会有商鞅、韩非；假如汉初有这部书，就会使孔子、老子合为一体；假如晋宋之间有这部书，佛教、道教就不会被看成两家。没想到我年老时还能见到这样奇特的书，这才知道此书合乎子瞻的心意。”可是我自从居住颖川以来，十年之间，对这四部书又作了许多删改。我认为圣人的话不是读一遍就能明白，所以每次有所领悟，都不敢把以前的说法定为最后结论。如今以增益老年所作的内容，自以为已经满足，想再拿去同子瞻质正，却再也不能做到了。说到这里，只能泪流不止。十二月十一日，子由再题。

译眉山人苏籀，是颖滨文定公的孙子。他记载先人的遗言说：文定公曾为苏籀讲解《老子》数篇，说：“它比孟子高出二三等。”又说：“谈论最高的道，没有比得上五千文的。”又说：文定公晚年作诗说：“近来保存有八十一章的注解，是从老聃门下而来的人的作品。”大概人到老年，造诣更加精妙，平庸之人就无法测知了。见《遗言》。吕吉甫完成《道德经传》后，于元丰元年上表进呈朝廷说：臣吕惠卿说，臣听说，庖丁奏刀分解牛体，从文惠君那里获得了养生之道；轮扁放下凿子，向齐桓公谈论读书的道理。心志如果不专一，道理或许就存在于其中。臣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私下认为，大道因智慧的虚伪而散失，含生之物失去了最初的性情，于是有真人出现，兴起而阐明最高的教化，独自推究道德的根源，大概是继承并阐述古代典籍。因此，“鸡犬相闻”被庄周指认为神农以上的时代；“谷神不死”被列子称为黄帝的书。探究其中精微的言语，其中有玄妙之物。恍恍惚惚，视听都无法看见听到；不属于古代，也不属于今天，迎来或送去，谁能知道它的首尾？失去它，离它越发遥远，至宝秘藏在荆山却无人知晓；悟得它，不召而自来，玄珠通过象罔寻找便可以得到。轩辕的华胥之国、唐尧的姑射之山，都是极其高妙的遨游之境，于是达到太定。这部书的宗旨，同它们没有不同。曹参拜盖公为师而做齐国相国，孝文帝从河上公那里传承它而成为汉朝宗主，也只得到浅表的内容，却仍然差不多达到康宁富足。只是世俗的学者不识道的真相，只看见它的文字不同于《诗》《书》，不知道它的宗旨正是皇王之道的根本。所以，听到“不崇尚贤能”，就说这是把贤能遗弃在野外而不收用；听到“不看重财货”，就说这是把财货弃置于地而不用；听到“断绝学问”，就说这是像禽兽幼崽一样没有忧患；听到“断绝圣智”，就说这是像洪荒时代一样没有法度。他们不知道，心灵深处就像清澈眼睛的上方，即使残留金屑，也会遮蔽神光。因此应当同时舍弃善恶两端，而达到冲虚的一致。这种道理难以用情识揣度，适宜使世俗的智慧迷惑，于是他们把真正圣人的可信之言列入百家珍贵的学说之中。阐发这种微妙的学问，应当归属于至神的境界。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凭借高真的资质出而应世，成为君主和老师；凭借妙道根本的余绪，显现为政治事业。整治修明而各种政务一同兴举，改革适当而四方已经信服。正要使身心齐一、服从形体而舍弃治理外物和奉养自身的烦累，深固根本，以趋向长生久视之门；使天下同处于华胥之境，在姑射山见到神人。深入达到道的极致，正逢这样的时代。臣的性情愚钝蒙昧，生来多有忧患，常常思考朝夕通彻之道，以解除天性中的强执。广泛观察来考察万物分散而殊异的情况，又进一步减损，期望达到吻合。日子一天天过去仍觉不足，经过多年，到晚年面对这篇文字，忽然好像有所领悟。动中有静，万物纷纷都归于根本；由浑浊转为清明，在幽冥之中显现明晓。于是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成文字。虽然说是为了自我安顿，却不知道是否可行。我私下认为，至人的寂静明鉴，实在是学者的根本准则。冒昧把它上闻，用来判断其中的是非得失。龙随文章而散去，本来很难知道它是否升天；马凭智慧专一，所以可以取来辨明道理。假如其中有一句能够补益，纵然遭受万死之诛，我也不敢推辞。所著《老子道德经传》共四册，谨奉表进呈，使皇帝知悉。臣惠卿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此上言。元丰元年正月某日，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定州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知定州军州事及管内劝农使、上轻车都尉、车平县开国伯、食邑八百户、臣吕惠卿上表。根据李彦平先生遗书说：吕吉甫读《庄子》，读到“参万岁而一成纯”，于是大悟性命之理。所以他的《老子》《庄子》二解，独居各家之冠。陆陶山农师说：自秦以来，性命之学不在世间讲论，道德的分裂已经很久了。世上的学者不幸被那些不完备、不周遍的偏执学说遮蔽，每天沉溺于低下的传注，因而自己丧失了性命的真实情状，再也不知道天地的广大纯厚和古人的宏大体要，我对此深感悲哀。我认为，道德正是关尹诚心请问、老子诚意作答的内容。其中有许多精微的意义和深妙的道理，可以启发学者的蒙蔽，使他们恢复性命的真实情状。不幸的是，这些道理被低下的传注扰乱，一千多年仍然昏昧不明，所以我为它作传，以阐发已经昏昧的意义。虽然如此，圣人处在后世的很多，他们著书说明道德，并不只有老子；简约地说，就是老子；详细地说，就是列子；再详细地说，就是庄子。因此我的解说，叙述列子、庄子的详细内容，合起来加以论说，希望不失道德的本意。见经注。眉山唐庚子西说：世人疑惑老子西行，认为他既然有慈爱、有俭约、有不做天下先的原则，持守这样的道理游历世间，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容纳他，却为什么还要有所取舍呢？这种说法大错特错。正因为他无论到哪里都能被容纳，所以即使蛮夷之邦也可以通行，这正是老氏之所以为老氏。见《眉山集》。淮海秦观说：班固赞誉司马迁，认为他的是非判断很是违背圣人；谈论大道时把黄老放在前面，把六经放在后面。谁能说司马迁才高而学识广博，却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呢？依臣看来，并不是这样；他确实有所见解，所以才这样发表。孟子说：“仁，就是人。”合起来说，就是道。杨子也说：“道用来引导，德用来获得，仁用来成就人的人性，义用来使事物合宜，礼用来使之成形，这是天道。”合则浑然一体，分则离散。道德，是仁义礼的总体；仁义，是道德的一个方面。黄老之学重视合而轻视分离，所以以道为根本。六经的教化，对浑然整体说得简略，对分散的方面说得详细，所以以仁义礼为作用。司马迁谈论大道时，把黄老放在前面、六经放在后面，难道不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这样说的吗？又说：史书称崔浩自比张良，认为自己考究古事超过张良。依臣看来，崔浩尚且比不上荀况、贾谊，哪里敢指望赶上子房呢？把精力用于修治自身，再用余力治理天下，功成事遂，保全自身而退，这属于道家一流。观察天文、考察时势变化，用来辅助人事，明白末节却不知道根本，这属于阴阳家一流。张良起初游历下邳，在圯桥上从老人那里接受书，最后说愿意抛弃人间事务，跟随赤松子游历；那么他的学术大概出自道家。崔浩精通术数之学，他所说荧惑星进入秦国、彗星使晋国灭亡，以及兔子从后宫出现、姚兴献女等事情，尤其奇异。等到他排斥庄子、老子，便把这些说成虚妄欺骗之言，那么他的学术大概只是出自阴阳家罢了。这就是他与张良不同的地方。见《淮海集》。

译晁文元公晁迥说：古今的著名贤人，大多喜欢读《老子》《庄子》的书，因为在无为无事之中，有最美、最快乐的道理。又说：老子说“五色使人眼瞎，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味败坏”，虽然圣人这样说显得矫激过度，但对追逐利益之心的警戒极其深切。人如果能够不沉溺于耳目的享乐，不放纵口腹的美味，即使不问有没有获得什么，也一定不会有所损失。都见《昭德新编》。又说：老子说“知道常道叫作明”。处在世间的人只知道昼夜是常理，却仍像平常人一样；出离世间的人把生死看作昼夜，又知道生死是常理，而本性依旧不变。因此心地明白而坦然，看待生死也没有恐惧。见《耄智余书》。盱江李泰伯说：韩退之曾说，老子门徒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佛教徒也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作为孔子门徒的人，听惯了这些说法，喜欢它们的荒诞，反而自我轻贱。又说：“我的老师也曾这样说过，只是佛教的说法我不能详细说明。”《曾子问》《老子列传》中都有孔子问礼的事情，史书未必完全可信。《礼记》属于经书，难道其中也有妄说吗？见《退居类稿》。嵩山景遇生晁说之说：伏羲、文王、周公作《易》之赞以后，只有老氏懂得《易》的变化、通达、屈伸之理，知道柔顺而重视虚静，致力于应物而无所执取，反复恳切地立言；幸亏这部书得以保存。又说：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二篇，果真得到老子的学问了吗？大概只是严君平《指归》一类的人。他说仁义和礼不能自行发生作用，必须依靠道才能发挥作用。天地万物各自得到其中的一部分，难道只是对老子有功吗？所有学习的人大概都不能不知道这一点。又说：王弼知道“最好的兵器是不祥之器”到“战胜了也用丧礼处置”并非老子的话，却不知道“常常善于救助人，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人；常常善于救助物，所以没有被遗弃的物”这句话只见于河上公本，古本中并没有，幸亏傅奕能够辨别出来。见《本集》。碧虚子陈景元拜张鸿蒙为师，曾著《道德经藏室纂微篇》，大概采集古代各家的注疏精微之处，再参照老师传授的秘旨，汇集编成此书。熙宁年间，因被召见而进呈，皇帝亲笔加以褒奖告谕。他又注有《南华经章句音义》，共二十多卷，如今也一并收入道藏。见《碧虚子传》及《纂微篇》序、《道藏》目录。溪堂谢逸《寿亭记》说：孔子所谓“仁者寿”，老子所谓“死而不亡者寿”，释氏所谓“无量寿”，三位圣人的说法虽然不同，意思却相同。大概仁人能够充分实现本性，充分实现本性就会虽死而不亡；既然死而不亡，他的寿命难道还有限量吗？那些人只看见头发、汗毛、指甲、牙齿归于土地，眼泪、唾液、津液归于水，温暖之气归于火，动作运转归于风，便以为这个人真的死了，却不知道清湛的本性长存，从未真正死亡。见《溪堂集》。道乡邹忠公邹浩说：玄牝之门，如果从我们的身体来看，就是鼻子。鼻子是呼吸出入的地方，呼吸绵绵不断，似有似无；运用它而不使力过度，呼吸就会深长。孙叔敖鼻息间气息舒缓自如，就是这样。庄子说：“真人的呼吸达到脚跟，普通人的呼吸只到喉咙。”屈服的人，喉间的言语就像哇哇哭叫；嗜欲深重的人，天然的机能就浅薄。《素问》说：“没有出入，就无法生长壮老已；没有升降，就无法生长化收藏。升降出入，没有哪一种器官不存在。四者都具备，而贵在经常守持。”懂得这一点，然后才知道谷神为什么不死。又说：使心虚静，腹部自然充实；使意志柔弱，骨骼自然强健。都见《道乡集》。邵伯温说：康节先生的先父认为，老子懂得《易》的本体，孟子懂得《易》的作用。他在文章中说佛是西方的圣人，并不认为这是过分的说法。见《邵氏闻见录》。西塘郑侠说：我听说，老子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遇危险。”《易》说：“亢”这个字的意思，是只知道前进而不知道后退，只知道存在而不知道灭亡，只知道得到而不知道丧失。知道进退、存亡，却不失正道的，大概只有圣人吧。这样看来，进退、存亡、得失的道理难道不是一致的吗？为什么知道后退、知道灭亡、知道满足、知道适可而止如此困难，而圣人却如此郑重地称赞它呢？回答说：这些都是一回事。进退有道，前进就不容易出错，后退也不困难；存亡有道，存在时不自喜，灭亡时也不忧惧。进退存亡全都归于道，时机应当停止就停止，时机应当行动就行动，怎么会不一致呢？又说：“上士听到道，勤勉地实行；中士听到道，似有似无；下士听到道，大笑它；不被嘲笑，就不足以成为道。”又说：“正因为道广大，所以好像不像某种具体事物；如果像某种具体事物，它早就细小了。”所谓像某种事物，是因为所养成的东西狭小。世俗所养成的无非是狭小之物，因此把广大的道看成不像任何东西，这些人都还不值得同他们谈道。又说：“道广大而万物渺小。”人终日忙碌，最后却局限于细小之处，是被外物所牵累。元，就是善的首长，也就是达到广大境界的意思。达到它却不知道它广大，就同于道，而同世俗不相似，所以天下都说我的道广大，却好像不像任何具体事物。众人都精细计较，争相在细枝末节上较量，只有我昏昧不明，把天下的事务看作不足以作为，所以不与众人相似是理所当然的，也正因此能够成就广大。广大而拥有它，就已经不能同世俗相差一寸了，所以最终反而不像任何具体事物。下士听到这些话就发笑，正因为发笑，才差不多可以接近道；如果不被发笑，就不足以称为道。又说：水善于利益万物而不争，处在众人所厌恶的低处，所以接近于道。然而水如果被搅浑而随物变化，就会臭腐、浑浊、污秽，不能用来洗脚，这也是自己造成的，难道不是接近于恶吗？想要恢复本性的人，应当以此为鉴，知道清明的是自己的本性，浑浊混乱也是自己招致来的。去掉搅浑和迷惑，清明就存在于自身；然后即使扬起水波、卷起泥浆同它相处，也没有什么能够改变我。因为没有什么能够改变我，那些事物将渐渐变得明净，而没有人知道是我的力量使它们如此。又说：水的本性是清澈的，因为它从土中流出；土壤搅浑了它，所以才会这样浑浊。慢慢使它澄清，就可以照见毛发。人的认识本来明白，因为它从万物而出；但万物使它迷惑，所以才会这样混乱。慢慢使它明白，就可以照察日月。事物本来容易清澈，搅浑它就会浑浊，浑浊之后慢慢澄清，又会恢复清澈；本来明白，迷惑它就会混乱，混乱之后慢慢疏通，又会恢复明白。

译浑浊混乱的东西常常是从外界加到我身上的，而清澈明白的本性只在于我自身。经文说：“天地阴阳相合，于是降下甘露，没有人使它平均，它却自然均匀。”雨露在天地之间只是细小的事情，却尚且能够如此均匀，何况人的灵性和认识呢？又说：夏、商、周三代以前，没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学说，也没有释氏的教法；遇到帝王时代就成为帝王，遇到王者时代就成为王者。衰周以后，才有这三家的教化；它们的实质，不过是忧虑世人沉溺，因此各自提出救济的方法罢了。又曾自己作《大庆居士序》说：居士本来学习儒学，以孔氏为宗旨，又得到老氏的学说来加以阐明。都见《西塘集》。叶梦得说：删定《尚书》从尧、舜开始，而《易》却上溯到伏羲、神农、黄帝，由此才知道尧以前大概还有那些人物。六经虽保存下来却没有加以论说，我曾试着用心体会它们，那么它们所说的就是：《易》没有思虑，也没有作为；寂静而不动，一有所感便能通达天下的事理。若不是天下最神妙的存在，谁能做到这样？由此才知道，从伏羲、神农、黄帝到尧、舜，世代相传的道理，都没有超出《易》。我退而拿这些道理去与老子的学说相验证，发现二者不同的地方并不多。又说：《论语》记载孔子说“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孔子以后是孟子，孟子对于儒学，几乎丝毫没有加以扰乱。他拒斥杨朱、墨翟，排斥仪、秦，甚至超过对桀、纣的斥责，却始终没有涉及老氏。可是他说到尽心、知性，直到知天命，这正是老氏着意最深的地方。由此才知道，老氏的书，孔子、孟子并没有废弃。又说：老氏的书中同孔子不同的地方，都是矫正世俗的言辞；而相同的地方，都符合《易》。老氏以后几百年，又有佛氏出现，其言辞更加荒远深妙，但追究其究竟，与老氏几乎互相表里。这些都见于经文和注释。叶梦得说：老氏论气，主张专守元气，使它达到像婴儿一样柔和；孟子论气，则主张使它至大至刚，正直地培养而不加损害，使它充满天地之间，二者正好相反。遵从老氏，就会废弃孟子；遵从孟子，就会废弃老氏。依我看，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相反。人的气如果向外发散，就会同外物相抗而显得刚强；如果专一守持，就会返归自身而变得柔和。刚强不能胜过刚强，能够胜过刚强的必定是柔和。因此，专守元气正是为了成就正直。正直地培养它而不受外物损害，不只是说要守持心志、不要暴躁地耗伤元气，还应当像曾子那样守约。守约到了极点，积累之后反而归于微妙，那么所谓正直地培养，正是为了达到柔和。大概真正知道道的极致者，本来就不会认为二者有差别。见《石林岩下放言》。董思靖说：老子的道，以清净、无为、自然为宗旨，以虚明而应接万物、不为外物滞碍为作用，以慈爱、节俭、谦下、不争为实行，以无欲、无事、不抢在天时之前而启发民智为治理原则。用它来治理自身和治理他人，已经达到极致。若能实行它，太古时代的治理便可以恢复。只是他所处的时代，世俗崇尚文饰，文饰胜过质朴，淳朴的风气已经不存在；而老子怀抱纯朴质素之道，随着时代一同走到极端，必定要等到受到感应才应对，所以没有得到职位来把这套道推行于天下。他大概知道时势和命数各有其性质，但始终不能眼看着大道断绝而无人传承，因此有教无类，并且对西方异俗之地也十分关切；那么，他怜悯当时、忧虑后世的心情该是怎样啊！还好这些文章没有失传，所以西关有尹喜等待老子经过，东鲁有孔子见到老子如龙，而老子的书和言论也还保存着。上丈人、黄石公、乐臣公、盖公这一类人，更能探究老子的宗旨并亲身实行，把它的作用收敛于自身，那么在他们自身所处的天下，就已经是羲皇时代了。等到这套道有所传授，汉文帝用它做君主，子房用它辅佐汉朝，曹参用它治理齐国，果然能在苛暴的秦朝之后贯通这一脉道统。唉，这也算一个验证。然而假使还有人能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那么他若能使天下成为羲皇时代，天下就会成为羲皇时代。有人看到这部书的词意含蓄宏大、宽厚广大，却不知道应当在虚极静笃之时深入体察，存守其体的极严密之处，把它作为处理各种政务、各种事务的根本，反而只专心追求闷闷昏昏的气象，结果习染积弊，反而堕入优游姑息，于是便有了“清虚之道不能实际使用”的讥评，所以不经意地把它当作浅薄之书看待。唉，真可惜啊！有人说，精微的言语和隐秘的口诀多半寄寓在其中，因此第一章的“有”“无”，讲的是二丹、神气、水火；“虚心实腹”是炼铅的宗旨；“用兵善战”是采铅的方法。“冲”字从水、从中，是比喻气中的真一之水；“三十辐共一毂”，是取五脏各有六气的象征，也对应一月火符的数目。像这一类义理，现在都略去不说。为什么呢？性理要靠自己悟得，方术则要依靠师传。即使其中果真寄寓了精微旨意，也必定要由已经有成就的人口授其细节，然后才不会有疑惑。区区纸面上的文字，哪里足以说明清楚呢？况且这部经标举的是道德的宗旨，畅明的是无为的旨意，高超于形象之外，神妙地深入环中，怎么能容纳其他说法和小术数夹杂其中呢？白居易说：“玄元皇帝五千言，不说药，不说仙，不说白日升青天。”这也是确切的论断。邵若愚，号本来子，绍兴年间撰作《老子解》，在序言开头说：据《史记》记载，老子担任守藏室之史，周朝衰微后便离去。关令尹喜说：“您将要隐居了，请勉强为我写一部书。”于是老子写成上下两篇，讲述道德的意义，共五千多字，然后离去，没有人知道他的最终去向。因为史书有“上下篇”的说法，后人便据此把上卷解释为道、下卷解释为德。如今从义理考察，道与德是混合论说的，并没有上下之分；这是流俗的说法，现在应当删去。又不知道是什么人没有考察正文前后的本意，把全书分成八十一章，只追求文字华美、图合阳数；这些都是戏论，对人没有益处，现在也一并删去。这部书的笺注很多，有的在义理上虽然能说通，却不合道理；有的在事理上虽然辩说得清楚，却不合方法。比如把“玄牝”注释为口鼻，就是不合义理；把“死之徒”解释为涅槃，就是不合事理。像这样凭胸臆作注、语言散失的例子，我不想全部列举，因为这些人还没有达到道的境界。孔子立志于道，因为道没有形体，所以依据德；把德作为根本，根本确立，道便由此产生。既然这是渐进的过程，怎么能停留在德上而不再进入道呢？这就是所谓经过门口却不进入房室。又有很多人把方术当作道：把污秽的汁液当作精，把迟钝浑浊当作朴，把迟速当作性，把拱手不动当作无为，把不尝滋味当作恬淡，把偶然到来、随即离去当作自然，把休妻独寝当作清静。像这一类人，不可以同他们谈论至道。

译例如《抱朴子》第八卷说：五千字的文章虽然出自老子，但都只是泛泛的论说，比较简略，其中完全不肯把事情的首尾全部说出，有些内容又有什么根据可考呢？大概那些人大多谈论房中、黄白之术，执着于把有为当作实际事务，用贪利好色的心去揣度无为之道，所以不知道事情的首尾，更何况他们哪里赶得上这个人呢？他们又径直把能够轻身飞举的人视为上士，把修养道德的人列为其次。至于使身体飞举、隐去形体、变化物象，在禁令中属于妖术。孔子不谈怪异、勇力、悖乱、鬼神，因为这些对人没有益处。老子所著的书，主张长生久视，重在向道前进，并不专门取法神仙；况且神仙之人居住在三山之中，并没有离开大地；驾着鸾鸟朝见天帝，也没有离开上天，他们居于天地之间，安然地活上千万年。只是暂时把短促的寿命变成长久的寿命，报数尽了仍然复归于死；如果不向道前进，与大椿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不是要论说谁是谁非，只是担心人们沉溺于神仙之术，不能向道前进。严谷山人江袤说：道幽深玄远，实在难以言说啊。所谓“道”，大概只是借这个名称来指称道，而实质上并不是那个名称本身。五经所说的，是概略地说；老聃、列御寇、庄周所说的，是详细地说。详略虽然不同，却都能够阐明道的根本。有人问道。又说：有人问，老子著书，其中有《道德》篇，这是当时所述，还是后人编次的？我说：这无法知道。我过去曾在藏书家见过古文《老子》，其中言语同今天流传的本子大体相同而小有差异，考察其义理是一致的，只是篇章前后的次序同今天不同，因此我也颇怀疑是后人分割编排的。有人说：道无所不包，而五千言所记载的只是可以用语言说明的道罢了。又把它分成道、德两部分，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我说：道与德实质相同而名称不同，称为道、称为德，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有人说：哪里有这种说法？我曾读五经和诸子百家的书，凡是说到道德的，都有大小、先后的区别，不能一概而论；这些可以考察而知道。我说：庄周说，偏执一端的人会割裂天地的美、分析万物的理，根源就在于把道德看成不相同。他深深叹息后世学者的不幸，难道你也想走这条路吗？对方说：愿意听听其中的旨意。他说：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无所不在的叫作道，从自身所得的方面说叫作德。道，是人们共同遵循的道路；德，是人各自所得的东西。试以水作比喻：湖海的涵容浸润同堂下低洼处蓄积的水固然不同，但它们作为水，有差异吗？江河倾注奔流同沟渠湍急激荡固然不同，但它们作为水，有差异吗？水就像道一样，无所不在；湖海、堂下洼地、江河、沟渠各自所得的形态就是这样。说它们实质相同而名称不同，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学者对于道，要用心体会、用精神观察，斟酌吸收而达到充实自足，这样德便成就而有所树立。进修德的人达到德，并且兼通于道，就同道的最初状态相同了。由此看来，道并不比德多出什么，道分散开来，德便彰显；德也不比道有所不足，德成就了，道反而隐没。所以圣人就表现为道的全备和美善，君子则彰明道而成全德，这就是二者的不同。有人问：道神妙而没有形体，德确实有可以看见的东西吗？我说：道没有固定的方位形体，德却有成就和亏损。有成有亏的东西，在心目之间明明可见，难道会没有可见之处吗？合于道，就没有可以单独称名的德；区别于德，就有可以辨识的名目。因此说，道没有固定的名称，德却有确定的形态。老子出世时，正处于道术变化的时代；他立言都是为了说明最终恰当的归宿。言辞虽然不完全相同，却像有头便有尾，考察它们最终的归宿，哪里还有彼此的区别呢？有人问德。又说：生发于心的东西没有穷尽，所以赋予身体的生命也没有终止。死而复生，生而复死，始终的端绪像循环一样没有穷尽。老氏说：“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动之死地十有三。”三个三就是九，从十来说，能够超出出生入死的只有一个罢了。这个“一”指的是什么？难道是复归本命的人吗？有志于道的士人，能够修养自身来等待它，正直时推而行之，曲折时任其自然，差不多就可以谈论这个道理了。有人问命。又说：有人问，老聃、列御寇、庄周、孟轲都是古代得道的人，他们立言都想取得后世的信任，为什么彼此责难、抵触得这样厉害？老聃说：“我有大的忧患，因为我有身体。”列御寇说：“向内观察的人，要在自身取得信任。”庄周说：“我的身体并不属于我。”孟轲却说：“万物都完备于我自身，反省自身而诚实无妄，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有的人厌恶身体，认为身体是忧患、并不属于自己；有的人却珍视自身，认为万物都完备于其中，取用它便足够了，这难道不是彼此责难、抵触吗？我说：你没有认真思考。你只得到他们所说的话，却没有得到他们这样说的原因。四肢百骸、五脏六腑完备存在，称为身；视觉、听觉、言语、容貌、思虑和本性所具有的，也称为身。身这个名称虽然相同，但构成身的内容却不同。有的称为形体，有的称为本性。老聃、庄周大概是从形体方面说的，列御寇、孟轲大概是从本性方面说的。从形体方面说，四肢、百骸、五脏、六腑有了它们就有忧患，没有它们就没有忧患，所以不能使它们存在。但所谓“无”，并不是灭亡这个身体，而是说一切动作、言语和沉默都不显露罢了。从本性方面说，视觉、听觉、言语、容貌、思虑，都由同一个道理统摄，万物全都完备于其中；如果向内观察，便可以从自身取得满足。把它提高到天、降低到地，俯仰之间洞察一切，哪一样不是完备于我自身？哪一样是身体有所不足的？这样说来，老聃、庄周论身，不能不使身归于无；列御寇、孟轲论身，不能不使人反观自身。有人问身。又说：有人问什么叫作息？我说：随着阴阳向左右运行，顺着子午而消长的，就是息。它的运行像从未停止的车轮，它的旋转像不可穷尽的圆环，同元气相通，昼夜不停，这就是老子、列御寇所说的冲气。你知道如何守息，就知道如何养气；知道如何养气，就知道如何入道；知道如何入道，就知道抱一、禅定，本来没有不同的归宿。

译老子说：“绵绵不断，若有若无；运用它而不劳困。”你回去仔细求索它，就会有所收获。有人问息。又说：庄周说养形之人，吹气、呵气、呼吸，这只是很浅的层次罢了。形与神都达到神妙，大概根本在于承受元气之母。老子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不死之道，根本就在这里吗？有人问气。又说：孔子说：“不要任意臆测，不要自以为是。”老子说：“等到我没有身体，我还有什么忧患呢？”瞿昙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人一旦出生，形体和色相具于外，心意和知觉存于内，为什么一定要使它们归于无呢？大概“无”是万善归向的地方，是万法所宗本的地方。人若能在外息止各种攀缘，在内使心沉入无，就同道合一了。它们最终归于一致，像所谓坐忘、息气、面壁，难道真是不同的道路吗？江袤字仲长，是三衢人；“严谷山人”是他的自号。他在山林田园中修养素朴之道，以经学教授诸生。绍兴年间，大臣把他推荐给朝廷；他应召入朝对答之后，坚决辞官回乡，士人舆论都推重他。这些内容还见于《严谷集》。《老子翼》卷第五完。#1 “三”：原本作“王”，据万历本改。#2 “不如”：原本作“不见”，据万历本改。#3 “召”：原本作“名”，据万历本改。#4 “父”：原本作“交”，据万历本改。#5 “相随”：“随”字原本脱漏，据万历本补。#6 “至”：原本作“反”，据万历本改。#7 “全曰”：这两个字疑应放在“儒佛之不相通”之前。#8 “盖知夫”：这三个字原本脱漏，据万历本补。《老子翼》卷第六。光庙还在潜邸时，程文简公程大昌当时任宫僚。光庙曾索取他所著的《易老通言》，程大昌把奏牍缴纳上去，其中大意说：老子值得重视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掌握根本枢要，并且能够用道驾驭万物，这就是他的长处。他重视无而轻视有，很少谈论世俗事务，这也不是他在这方面有所短缺。因此，学习老子而有所收获的人，是汉文帝。大概他治理国家，大都以清心寡欲、深沉安静、质朴厚重来涵养天下，并不是不做任何事情；汉朝能够获得大治、基业绵延而牢固，正是因为掌握了要领、运用了老子的长处。到了西晋，只听见老子常以无为作为治理根本，却不知道无为究竟应当怎样无为。有人以为，放松法度，拱手而不经营，便可以坐享治理。不久纲纪大坏，天下因此大乱。所以王通评论说：“清虚之说盛行而晋室混乱，并不是老子的罪过。”这是因为没有掌握他的要领，也昧于他的长处。我的一点意见，是深切希望殿下采纳老子掌握根本要领的道理，以西汉为法；鉴戒西晋空谈治道、什么事都不做的弊病，以此为戒。这样，老子的精微言论和神妙道理，就都在殿下的运用之中了。他又曾撰作《潜藩盛德录》，其中一篇说：我过去有幸侍奉交谈，每当谈及大道，常常取《易》所说的道与器，以及孔子所说下学而上达的话，参互发明。道与器、下学与上达，可以从上下两方面来加以形容。正如烧火，柴薪能够产生火焰，这是上形之道，但必定要凭借下形之器；从下处学习，便可以达到上处。柴薪虽然粗实，但其中的精华能够燃烧、能够向上。六经、《论语》《孟子》多讲器，少说道，好比积蓄柴薪来等待产生火焰。老子、庄子的书讲无多于讲有，这是说六经讲柴薪已经很多，不必再赘述。儒者求道，自有六经，似乎不必借助老庄。然而老庄之书，言辞精微、旨趣深远，能够帮助发明大道的隐秘，尤其精要；如果广泛取法，必有很大补益。只是不能像晋人空谈虚无那样，直接说抛弃礼乐、刑政，天下就可以自行治理。天下哪里有不用柴薪却能自己生起火焰的呢？又说：如今修习老子教法的道士，舍弃道的根本不谈，却转而讲方药、祈禳等事，这是更加远离本意。只有唐人白居易的诗句能够说明这一点，他说：“何况玄元皇帝道德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玄元皇帝就是老子。道家把老子奉为教祖，而《道德经》八十一章，除了清净寡欲之外，没有一句涉及其他事情，怎么能凭空妄称其中有药、有仙，以及祈禳、胜厌等事呢？恭敬地承蒙圣上谕示，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并且明确地把白居易诗中的上面几句全文诵读出来，更加深切地赞许白居易谈论老子能够得到其中的要妙。这些内容还见于本集。永嘉人郑伯熊，字景望，说：盖公用黄老之道治理齐国，曹相国曹参在齐国采用它，便称为善治。儒家多半诋毁黄老之言，为什么呢？我曾经整日闭门默坐，谨慎自己的动作，减少滋味的享受，于是心气平和，百病不能侵扰。节制自己来防备不足，推行这种道理来消散过度；不妄求，不过分忧虑，于是老人和小孩都安于恬淡。我曾想，这个道理推行于天下应当绰绰有余，何止适用于几百里的齐国？孔子、孟子的学说难道有超出这个范围的地方吗？为什么却要诋毁黄老之言呢？大概如今道家所谈的清净，舍弃了这些根本道理而趋向荒诞了。见《郑先生慧语》。薛蕙，字君采，完成《老子集解》后，高叔嗣为它作序说：亳是老子的出生地。起初老子著书，谈论玄虚的天道；自汉代以来，没有人能够追溯他的本旨，众人都只窥见其中一偏，学说便由此兴起，所以他的书日益离散。亳州人薛考功先生开始深入思考大道的本源，穷究天与人的统一，折衷众说，归于法度，老子的道于是灿然大明。书成于嘉靖九年、庚寅年，序中说：大道的归宿是一致的，而思虑有百端；圣人的旨意相同，而言辞各异。从前在孔子的门下，很少谈到天道，所以后世无法听闻。然而《周易》乾卦的爻辞，以六龙配合象义，从“勿用”开始，到“穷亢”结束；它不用吉凶来告诫人，讲“用九”，见到群龙没有首领，便说是吉。孔子赞叹说：“用九，是说天德不可自居为首。”乾元用九，才显现出天道的法则。大概刚强而能够柔和，就是天道。这同老子有什么不同？所以孔子说：“我看见老子，大概就像龙吧。”学者唯一担心的是不知道天与人的统一。不知道天人之一，谈论圣人的人就会浅陋。自古以来谈仁义礼乐的人，有谁超过老子？然而那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