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轩集卷七

译天向西北倾斜，地在东南不满。这就是《易经》所说的“地势坤”。西北是山，东南是海。所以前人谈山河，竟有三条、四列、两戒等说法。然而始终不能穷究山河的形势，于是又把它分成三部分。难道不是因为地势本来如此吗？晋地在北方，是北纪山河的曲折处。巴蜀虽是南纪山河的曲折处，但其地正好在西方。秦、凉则在西北的角落。这些都是依凭险要的国家。依凭险要，人就生性尚武，这又是当地风俗必然如此的缘故。北方的燕国碣石，虽在朔方，却处在东方诸国的地域。夹在泰山一带的，是齐和鲁。再沿淮水向南，就是荆、楚、吴、越，难道不是面临大海的地方吗？货物贸易就在这里兴盛。处在中土的，则有成周、宋、郑、陈、蔡、邶、卫、申、随，是四面受敌而以武力自守的国家。大概这里是阴阳交会、和气汇聚之处，不是四方可以相比的。然而我私下有疑问。所谓依凭险要而尚武，周朝的一门之内聚集了几位圣人，八士和伯达等人也往往出自一家。后来文翁兴办的学术，以蜀地为起点。王褒、扬雄、司马相如纷纷出现。而我朝又有三苏，是文人中的杰出人物。这是为什么呢？所谓面临大海而从事货殖的地方，孔子之道在东鲁成为盟主，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人才济济、文质彬彬。子贡从事货殖的才能，也在孔子熔铸陶冶之中被消磨净化。后来子思、孟子都成为传道的宗师。自唐以来直到今天，七闽的儒学风气最为兴盛，而且渐渐更加广泛。这又是为什么呢？曹国奢侈、魏国偏狭，以至于《桑间》《濮上》那样的淫靡乐声，自古以来中州的文章，竟没有完全醇厚到这种程度。西晋末年，中原纷乱，如瓜分豆裂，几乎三百年后才平息。靖康之祸至今也将近九十年了，又沦为兵战之区。那里的文章在哪里呢？难道可以不追究其中的原因吗？西河的关防，是周人分置陕地的地方。为什么诸侯的关防不在这里，而在东都呢？虢地距离洛邑有多远？秦朝总的说来把它划为三川郡，汉代又析置为弘农郡，再越过河南郡才到陈留，这样看来也相距很远。那么虢地果真在中部吗？洛邑果真在中部吗？冒昧一并请教，希望详细告诉我。三条、四列、两戒 土地极小，而被包围在天空之中。地理学反而比天文学更难。天文循环运行一周，二十八宿以及紫微、太微两垣、天市、银河，全都在我们眼中。地理若不是亲自走到的地方，就无法彻底知道。按图考察，往往模糊不清、没有定论，哪里比得上亲眼亲足走到呢？所以我曾考察《禹贡》所说的导山，心中有疑问。三条的说法，难道起源于马融吗？其实在此以前就有了。北方从岍山到碣石，西方从西倾山到陪尾，南方从嶓冢山到敷浅原。郑康成的学问出自马融，又认为岷山在梁州西境，而嶓冢山在梁州东部；岷山和大别山本来并不相连，怎么可以合并为一条呢？于是就有了四列的议论。正阴列是北条，次阴列是中条，以嶓冢山贯穿其中；大别山是次阳列，以岷山贯穿其中，敷浅原是正阳列。这种说法违背师承，果真正确吗？如果认为正确，那么魏人王肃就不应舍弃郑玄而遵从马融。况且地脉最难考察。郑玄究竟根据什么增加为四条？王肃究竟根据什么又归为三条？唐代僧人一行也都认为不对，于是提出两戒的说法。并且说，星象传说把北戒称为胡门，把南戒称为越门；黄河源头与泾水、渭水、济水、四渎相互表里，属于北河；长江源头与汉水、淮水、四渎相互表里，属于南河。这种南北界限不是根据地理划分，而是根据天文划分。把银河的上游说成在西北、下游说成在东南，这确实可信吗？如果不可信，《禹贡》谈山时只说导山有两条，又是为什么呢？这正是当世儒生所说的实学，请大家共同讲明它。历法 历法的兴起，是推算天文并节制人事的学问。有了天地，有了百姓，就不能没有历法之学。月亮有盈亏，万物有盛衰，气候有寒暑，穴居茹毛饮血的百姓只需观察天时，历法不产生也可以。人事已经繁多以后，种桑种麻、种谷种粟的功业，吉凶祸福、营造土木的事务，岁时伏腊的礼仪，没有一件不与历法有关。这就是容成、大挠的推算所以与我们的道同源。天向西旋转，日月五星向东运行；天空高远，千年之后的日期也可以坐在这里推算出来，巧妙的历法作用真是神奇啊！然而自从有六术以来，直到太初年间，究竟变过多少次？自太初以来直到今天，又变过多少次？天空如此高，星辰如此远，似乎不是精巧的历法所能完全推得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连儿童都知道。精巧的历法仍不能推得，难道不是力量稍有不足吗？迎合太阳运行而推算节气，谁不精通这种方法呢？既然如此，就不是力量不足。先有天象，然后才有历法；二十八宿距离北极的远近，把旧经与之比较，再用唐代历法校准，就可以知道今天有哪些增减。经度如此，纬度难道不如此吗？事物越大，长久运行就必然产生偏差；偏差日久就会逐渐失真。仔细考察日月运行，不断更新历法，这样才可以。所以治理历法、明确时令，圣人之所以要随着情况改革历法，并不是认为某一套制度可以固定沿用而永不改变；这确实如此。难道历法有一定的数理，而古今没有人能够推得出来吗？依靠律法，依据推衍，在此以前就有了，为什么偏偏没有听说过呢？难道唐代洛下闳、僧一行的学问不如重黎、羲和精密，所以必须等待后世才出现吗？历法家的计算，开始时精密，后来逐渐粗疏；向上追溯，春秋时期有干支可考的日食三十六次，而刘歆只推得其中一次，这是事理所必然的。李淳风考察后，则把春秋以来的日食、月食全部推得出来；究竟谁对谁错，这两种说法必有一个符合事实。历法的数理实在难以穷究。古人推算天象，往往达到三百年；有时一百多年就必然改变一次。唐朝前后两百九十多年，历法总共改了八次，这是为什么呢？本朝以来，次数已经超过唐朝了。先后有应天、乾元、仪天、崇天，明天历没有多久又有奉天历，观天历没有多久又有统元历；从统元历改为乾道历，从乾道历改为淳熙历，为什么变更这样急、改换这样快呢？近来又下诏让各道搜访精通清台历法的人，真是盛大而伟大啊！尧的历法、舜的璇玑，其中应当有超出常人意料的心得；诸位所学习的东西，本来就不足以充任这次选拔。不过，关于圆冠装饰的详细情况虽然没有机会听到，请允许我先说个大概。闰

译阴阳的变化有气候，日月的运行有晦朔。二者相互验证，历法的数理自然就能在天地之间显明。星官和历法家拿着笔筹推算，反复变化来求得常数，却只能在其后惊叹不及。重黎、羲和在古代是朝廷的重要官员，后世却把这类职位交给杂流之人，使他们不能与士大夫同列。这是为什么呢？历法之学刚出现时，人们尊重它、重视它；时间久了，就知道它并不是难事。然而古人所说的重黎、羲和，或许另有道术，并不专靠技术，这一点还不能确定。蛮荒偏远地区精通这种数理的人，也很多。这不是儒者所推重的学问，但仍然不可不讲。现在正值闰月，就和诸位谈一谈。《尧典》说：“用闰月确定四时，完成一岁。”如果没有闰月，四时就不能确定，年岁就不能完成吗？回答说：“这本来就是这样。”合六气为一时，合十二个月为一年。月亮由新月生出、由残月消失，三年中的月份还不止三十六个月。因此考察二十四节气，就可以知道闰月所在，因为闰月有朔日却没有中气。用闰月确定四时、完成一岁，是《尧典》的话；我私下又曾说过，也可以用四时来确定闰月。况且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是周天星度的数目。太阳每天运行一度，月亮每天相对太阳运行十三又十九分之七度。太阳运行二十九度时，月亮已经运行了三百八十七又十九分之十三度。一个慢、一个快，所以一年中月亮大约在辰的分次经过十二次，而月亮的运行仍然有余数。这就是不到三年便多出一次弦、望、晦、朔的原因，也是闰月产生的原因。月亮虽然有闰月，但二十四节气的安排却是固定而不可改变的。按照节气确定四时，依靠闰月推行正朔。推步的方法有时会差毫厘，但用灰飞、炭重可以验证节气，用月亮由新月生出、由残月消失可以观察月相。我私下认为，即使计算不够精密，天地的数理仍然一如既往，清清楚楚地向人显示出来了，历法不必一定追求极端精密。然而颁布朔日、授予时令、确定岁首以推行典礼，是天子的职责，所以不得不把历法推算得精密。即便如此，闰月大概还是容易考察的。太阳运行的分度确定精密，闰月就确定了。唉！太阳运行的法数没有别的，只在于繁密或简约这两种说法。汉初采用颛顼历，法数是八十分；后来改用太初历，增加一分；最后又采用四分法，直到一百刻，难道不是过于简略吗？唐初戊寅历的法数是一万三千零六分。后来改为麟德历，减为一千三百四十分；最后采用大衍历，又增为三千零四十，难道不是过于繁密吗？有时繁密，有时简约，屡次出现偏差，因而屡次改换。那么太阳运行的法数为九百四十分，按此推算十年，九年为一章，有七个闰月，其中大月闰四次、小月闰三次，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果真是斟酌适中的数目吗？有人认为这只是大概的数目，又不足以穷尽闰法，这果真如此吗？至于闭门关门、秦代以后置闰九月以及文书不告朔等问题，也请一并陈述，希望全部听到。律 声音产生于气，气存在于天地之间，发动而成为声音，雷霆、风雨就是这样。人由气化生，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等乐器也由气化生。八类乐器发声，实际上是人敲击它们，难道不是气相互触动的结果吗？所以天地之籁、地籁、人籁，正是庄周由此体察大道并加以论说的。不过我私下又认为，地籁、人籁都可以总称为天籁。律管的高低，本来是用来测候气的，乐律由此产生。音乐能够通达十二个月的气，使它充盈于天地之间。古人说音乐用来引导和气，难道只是引导人的和气吗？也是引导天地的和气啊。如此说来，讨论乐律如果不精密，天地之气的和谐就必然受到损害，难道可以不在毫厘之间谨慎吗？按照三分损益法，三分益一，推到蕤宾，再由下生上；分寸多少，次序都有条理。班固把它改得错杂无序，是非一看便知。何况到了中吕，数值太少，哪里像三分益一那样能够上生黄钟，与黄钟相互循环而无穷呢？班固一定这样做，并非没有传授来源；不知可以告诉我传授他的人是谁吗？五声十二律旋转相配而互为宫音，产生六十律，就像八卦产生六十四卦一样。这虽然是京房从焦延寿那里得到的，但这种方法在古代早已有之。古代听说有五音，却没有听说有七音。七音起源于隋代的郑译。他说自己是周武帝时期的龟兹人，那么七音的来源就是援引汉代《律历志》中七始的说法；于是便有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最后发展为一千零八声。群臣纷纷竭力排斥，这种说法便废止了。到了唐代贞观年间才开始实行。贞观的音乐由祖孝孙制定，但杂用吴、楚之音，又多涉及羌、戎的乐曲，这正是祖孝孙所为。八十四调果真符合今天的音乐吗？其中有变宫、变徵，就仍然是唐代旧制。七音流传下来，人们却不知道五音所对应的六十律了。前一种说法正确，后一种说法就错误；前一种说法错误，后一种说法就正确。两者必有一个在这里成立，诸位知道吗？如此看来，班固的律法也未必真正明白。郊祀 郊祀是重大的事情，要经过三年才敢举行一次这样的礼仪；自汉代以后更加重视。既然重视这件事，却又考究神明位次的高低并加以颠倒，难道还可以说是重视吗？即使如此，既然认为它颠倒而仍然实行，也一定有其说法，姑且列举出来请大家评议。恭敬地想，本朝郊礼多沿袭唐代旧制。唐代萧子儒一类人认为昊天上帝就是苍苍的天，因此把耀魄宝列在五帝之下。既然如此，太微垣的五星果真比紫微垣的北辰尊贵吗？既然已经把五帝置于北辰之上，如今再把六院正录分献给他们，合适吗？况且我们是火德，赤熛怒、荧惑、心宿、爟星，都是当时所崇尚的神灵，为什么把它们等同处理而不加区别呢？天文中有与黄帝同号的星，这是圣祖的别名。改称为权星，我朝得到火运而权星居于朱鸟之次，那么它的别名难道没有来由吗？这本来不应尊奉它吗？把它列在西廊下的龛位中，而厨牢之神的位次和情势却在它之上，这是为什么呢？商、宋都是星名，宋是国号，赵是国姓，吴越又是驻跸之地，都应当特别祭祀却没有特别祭祀，这究竟是根据什么呢？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是五帝的辅佐。五帝尚且像诸侯，它们的辅佐就像诸侯的大夫。

译皇祐年间露幄设在庭院中，如今却与北极天皇同处于坛上的同一等级；殿中的两个位置，不仅低于三公、三师、上台、上相，连天王、后妃、太子也低于它们，这是为什么呢？史传中记载的妖星有三百多颗，瑞星只有三四颗。周伯是其中之一，因为它的运行度数错杂在五纬之间，晋、隋两部史书都认为张衡的说法正确，那么它的尊贵程度就与五纬相同；如果不这样认为，也不过降为低一等罢了。五纬有时被比作贵相，有时被比作上公；周伯以“伯”为名，也不是《春秋》所谓的五伯。祖宗朝把它安置在氐宿、寿星之间，还可以说得过去；如今却把它列在车肆、键闭、宦者之类的星神之中，原因是什么呢？隋唐以来，二十八宿以内的星处在坛的上等，祭祀用的牲牢、酒醴数量丰厚；二十八宿以外的星处在下等，牲牢、酒醴数量减少。天人一理，难道内廷的府史就特别重于外部的岳牧吗？怎么可以这样！本朝沿袭唐制，却又有不沿袭的地方，更令人疑惑。坛前排列的内官星很多，却夹杂着外官星，左更、右更处在秦代爵位的初等位置。殿堂后面排列的外官星很多，却夹杂着内官星，天相星也处在那里，这又是为什么呢？既然已经祭祀帝座星，却又有中帝座星。既然已经祭祀黄帝星，却又有黄帝座星。这果真是草率而又重复烦琐吗？不是。紫微、太微、天市三垣的环卫星宿，依据司马迁《天官书》、庾季才和一行的《步天歌图》以及《景祐新书》、苏颂《法要》考察，应当分别设三十九处祭祀；如今在明堂、郊丘只祭祀三处，缺少其余三十六位天神，这果真是疏略遗漏吗？不是。周代司寇有司民星的祭祀，就是权星两角；天府有司禄星的祭祀，就是文昌第四颗星。如今却缺少这些，又是为什么呢？《汉书·天文志》有维星，天下的纲维都由它系联，却偏偏缺少对它的祭祀。太白星的诗中有酒星，就是酒旗星，却又另行增加酒星。其他缺少祭祀的星，数也数不完。如果认为神明幽冥遥远，不能完全辨别其详细区别，那么古人在这方面也从未草率。诸位讨论此事，一定已经有充分准备；将来如果受到顾问，请先把结果告诉我。禘祭 禘祭的学说真是伟大而难以说明，也难以解释。六经由孔子折衷裁定，《春秋》记载禘祭，若说“吉禘于庄公”，又说“禘于太庙”，那怎么能解释成郊祭呢？郑玄注释《礼经》，究竟根据什么这样说？《正义》认为禘祭不止一种，戴德《小戴礼记》中记载的是郊祭，而经书所记的是宗庙祭祀。注疏和《正义》的说法，果真如此吗？郑玄把《礼记·大传》所说的解释为祭感生帝，把《祭法》所说的解释为圆丘祭昊天，又有这种说法吗？还是没有呢？《春秋》是孔子的亲笔，戴记则杂出于汉代儒生；《春秋》的意义已经被三传遮蔽，如今姑且以戴记作为折衷依据。《大传》《小记》都说“不为王就不能举行禘祭”，《春秋》记载禘祭，岂不是斥责鲁国僭越礼制？这与鲁国在庭院中舞八佾的意思相同吗？如果认为是这样，那么季夏六月禘祭周公，尊贵的祭器、乐舞，一一见于《明堂位》，又是为什么呢？《论语》有“禘祭从灌礼以后便不愿观看”的话，传注者以逆序祭祀来解释，所以杜预说禘就是审谛，审察昭穆而已。有人说禘就是审察，审察祖先所自出的始祖；那么古代以功德而称帝的，究竟是谁呢？所祭祀的是人帝，不是天帝。若是这样，从虞到周祭祀禘的共有四人，为什么只有黄帝和喾呢？这很难说明。况且《祭法》说商人禘祭喾，考察《商颂·长发》，它是大禘的诗，从契到汤明明白白地说了各代的事，却没有一句提到喾，这是为什么呢？而且“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不是《礼纬》说的吗？又有人说“这就像五年中有两次闰月”，意思是五年举行两次祭祀，并不是祫祭多而禘祭少。左氏、杜预又说“三年举行一次大祭叫禘，禘就是祫”，这些说法纷纷不一，究竟以哪一种为定论呢？即使像聚众争论一样纷杂，其中也一定有最恰当的说法。明堂 考察《孝经》，可以知道明堂是宗庙祭祀的场所；再考察《孟子》七篇，可以知道明堂是施行政令的地方。古人把宗庙称为清庙，那么把正堂称为明堂，难道不是宗庙祭祀的场所吗？这是取清明之义。《易经》的离卦说“面向光明来治理”，所以正堂称为明堂，难道不是行政的地方吗？这是取阳明之义。这样看来，明堂是一处建筑而有两种用途，作用虽然不同，实质却是一致的，这该怎么说呢？把平时施行政令的地方作为选择吉日祭天的场所，每当在那里处理政务时，就说“我在这里祭祀上天”，难道可以代替上天施政而放纵自己的私意吗？等到在这里祭天时，又说“皇天和先祖，神灵充满于左右”，我平日是否在这里施行政令，果真有愧于上天吗？还是没有愧呢？所以是一处建筑而有两种用途，作用虽异而实质相同。明堂的制度见于《考工记·匠人》，明堂的用途见于小戴《礼记》。匠人篇记载得很明白而简约，就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自从汉代儒生各自倡导说法而没有定论，后来众说纷纭，才开始难以遵从。有人说有九级台阶、重叠屋宇、四门八窗；主张俭朴的说用茅草覆盖，主张奢侈的说用金龙装饰；各说各的，前一种兴起，后一种又不遵循。然而历代相传已经很久，其中必然有得有失；制度中恰当的部分，究竟出自哪些人，能告诉我吗？黄帝称它为“合宫”，有虞氏称它为“总章”，这不是应劭的说法吗？合宫、总章都是用来听政的。然而小戴《月令》说，天子夏季居于明堂，秋季居于总章，那么这就是两种建筑，怎么能把总章当作明堂呢？《月令》说孟夏居于明堂左个，仲夏居于明堂太庙，季夏居于明堂右个。这就是说明堂中有太庙。再考察《明堂位》，却说“太庙，就是天子的明堂”，意思是鲁国得以使用天子的礼乐，而它的太庙之中有明堂。如今不知道究竟是明堂中有太庙，还是太庙中有明堂？如果连同太庙来讲，那么用来祭祀本来是合理的；若明堂中有太庙，那么明堂仍然可以用来祭天。如果在太庙中祭天，难道不是过于混杂吗？季秋大享，是在朝廷间举行的制度，姑且借此讨论它的大概。庙制与祧迁

译亲属关系有远近，所以礼制有厚薄。推究人的真实感情，本来是没有界限的。用无穷的感情，而用有限的礼制加以节制，不只是贤者、智者如此，即使贵为万乘之尊，难道也能不遵循天下共同的中正制度吗？唉！凭借圣明神睿的资质，处在崇高的地位，有侍奉亲人、尊崇祖先的心意，又具备充足的礼物来实行礼制，即使祭祀百世也可以。然而宗庙最多只到七代，超过就要祧迁。天地有节度，四时因而形成；天下的事情没有漫无边际、无限延续下去的。所以宗庙有祧迁，难道不是不可改变的礼制吗？然而人的感情是无穷的，于是有可以祧迁的，也有可以不祧迁的，七世的限度之间不能没有争论和出入。夏代五庙、商代六庙，出自郑康成之口；唐人又说周代有九庙。这样看来，三代的制度由于诸儒迁就各自的说法，已经没有定论，怎么能避免后世纷纷争论呢？前汉以高祖为太祖，这是正确的；以孝文帝的德行为太宗，也许可以；又以武帝的功业为世宗，果真符合人情吗？后汉世祖的宗庙有七位神主，高祖庙又有五位神主；又有所谓陵寝，大概没有人能确定它们该留还是该迁。唐代从四庙增为六室，又从七室增为九室，最后达到九代、十一室。有时以兄弟继承先后排列昭穆，有时又认为兄弟不应排列昭穆。唉！兄弟相互继承的制度，不知商人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恭敬地考察本朝，从僖祖以下到仁宗，才完备七世，所以英宗朝曾经迁去僖祖。熙宁年间又把僖祖作为太庙始祖而迁回，这果真合乎礼制吗？哲宗祔祭时，本应与神宗分为昭穆；礼官却议定不迁宣祖，反而增加一室，四昭三穆成为八世，这也果真合乎礼制吗？戴德《礼记·祭法》说祧庙只有两座，而且还有增加坛墠的制度，有人对此非难，这种非难究竟对不对呢？又有人说，七世之庙可以观察功德；意思是享国长久之后，才能看见前代积累的盛大，并不是说宗庙只到七世便祧迁。难道帝王孝敬祭祀的心意，是说宗庙本来就没有祧迁吗？如果这样，那么《周礼》设置官职而有守祧之人，又是为什么呢？封建 秦因为看到周人分裂的变故，开始实行郡县制；汉人又因为看到秦朝孤立的变故，重新实行封建制。世间有这种说法。然而，秦设置郡县，确实是在惩戒周朝；汉恢复封建，难道是在惩戒秦朝吗？柳子厚写文章说：“上古开始实行封建，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所迫。”到了汤借助封建来废黜夏，武王借助封建来战胜商，封建又不能废除，那么商、周的封建，也同样是汤、武王不得已而为之。唉！汤、武王实行封建尚且是不得已，汉朝的封建难道果真是出于自愿吗？我本来就知道它不是为了惩戒秦朝的弊病，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何况潍水一战的防线刚刚建立，南面称孤的念头早在此前就已经勃发；淮阴侯曾经受胯下之辱尚且怀有异心，何况黥布、彭越等人环顾观望，其人数哪里只是一个韩信？汉高祖能够不实行封建吗？代理齐王的请求刚从口中提出，汉高祖已经怒发冲冠了。在当时，即使可以不实行封建，高祖难道是乐意实行封建吗？唉！封建确实不是汉人的本意，而是不得已。因此，功臣中被封为王的，土地已经过于广大，封侯的邑地又很多，作为汉人，长久思虑、回头顾念，难道能不大力开拓同姓王室的土地吗？儒生的议论还认为藩国太大，跨州兼郡，连着几十座城，是矫枉过正；却不知道汉人当时姑且只是把它作为自求安定的办法，哪里有闲暇去考虑什么矫枉过正呢？即使高祖懂得学问，又能够拿周朝的制度来限制和节制当时的形势吗？庸俗儒生不通达时宜，喜好尊古非今，难怪汉代的君主厌弃轻视他们。虽然如此，天下的事势开始时不能做到万全，聪明的人便深思远虑，暗中迁移、运转形势，使它变化而通达；到了最后，没有不成为万全之计的，只是忧虑在于智谋有所不及。大量分封诸侯，使他们的势力减小，难道不是贾谊的智谋吗？赵祈可以离间齐国，把它分为六国，文帝采纳贾谊的防范之策，却只止于齐、赵二国。假使文帝采用贾谊的策略，就像武帝采用主父偃的谋略一样，我知道七国之乱一定不会发生在景帝时期。可惜祸患已经显现之后，聪明人的防范才实行：主父偃袭用贾谊的谋略，所以只是智谋罢了。假使七国还没有发生变乱，那么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未必能比文帝更明智。然而淮南王已经谋划叛乱，济北王已经起兵反叛，文帝本来可以及早辨察，而吴王却还拿着几杖来显示他的宽仁气度，皇帝在这个关键上也太昏昧了。唉！事物的规律推移变化，发展到极点没有不反转的。到了建元二年，即使中山王刘胜哭泣陈说，言辞恳切周到，最终也无法挽救诸侯势力的衰败，这难道只是人谋，也是天道啊。然而到了王氏的变乱，汉朝无力支撑，史臣推究它的原因，又认为是诸侯削弱所导致的。如果这样，那么贾谊、主父偃的谋略难道不对吗？天下的形势究竟怎样，才可以始终没有祸患呢？假使“推恩”给诸侯王子弟的主张，早在七国尚未发生变乱的初期就实行，君主又没有因惩罚羹汤而吹食、因防范虀菜而过度戒备的心态，那么诸侯的封地可以逐渐接近周制，而又都不剥夺他们的兵权。王氏果真还能施展他的奸谋吗？惩罚得太过分，剥夺得太厉害，虽然没有尾大不掉的忧虑，但枝叶被剪除凋落，又凭什么保证不会有意外的祸患呢？这个说法怎么样？请反复仔细地审察它。封建与井田 圣人不能制定完全没有弊病的法令。圣人即使能够制定没有弊病的法令，也不能保证法令不会毁坏。法令必然有弊病；如果没有弊病却必然毁坏，那么靠什么来使天下得到治理呢？所依靠的只是变通的方法。古代的封建，确实是祸害天下的制度。柳子厚说它有兼并的祸患，苏子由说它有篡弑的祸患。像这两个人，如果见到汉高祖、汉宣帝这样的两位君主，谁敢解下他们的冠帽，给他们灌水，以为这是好事呢？难道要尊古非今，使人被名义和实际迷惑吗？像王仲淹这样的人，不能因为他是腐儒、庸俗儒生就轻视他。他极其痛恨封建制度不能恢复，为什么呢？井田制不是有弊病的制度。制度虽然没有弊病，却有利于百姓而不利于暴君、污吏。因此，齐国的内政、鲁国的税亩田赋，都是井田逐渐败坏的开端，到战国时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孟子遗憾自己不能亲眼看到，并且拳拳然以经界制度实行于世为念。秦人破坏封建、废除井田，却完全不知道封建本身有弊病，而井田的毁坏由来已久。为什么偏偏让秦人独自承担这个责任呢？郡县制一经开创，世间便没有篡弑的祸患，确实如苏子由所说。我曾经私下考察历代的变化，又看到封建虽然被破坏，却并没有真正消失。有罢除诸侯、设置郡守的名义，却不能没有诸侯国之间战争的变故。

译嬴政死后，各地纷纷起兵，依然呈现六国争雄的形势。东都末年，州牧郡守彼此观望，不听从朝廷的命令，最终曹氏夺取了汉朝的天下。它与周朝衰微时诸侯强大的形势相比，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吗？晋朝迁都到东边以后，戎族的祸患在西北纵横交错，二三百年间，时分时合。除了元魏、后周、北齐以外，仍然出现了十六国，只是各自跨有几个州的土地罢了，难道不也是封建势力的形势吗？唐人何尝实行封建，却突然有了藩镇的忧患？藩镇属下有偏将副将，正如齐国的田氏、鲁国的三家、晋国的六卿。古今天下成败的形势，好比几盘棋，追究它的大致关键，也不超出这一种说法。为什么呢？唐朝末年和五代之间，四方分裂成为十国。古代封建的弊病，果真还存在吗？不存在吗？封建已经不实行了，而它的弊病却没有革除，为什么呢？古代天子有叛乱的诸侯，诸侯有叛乱的大夫。所谓盗贼，不过是穿墙钻洞的小盗罢了，从来没有一个人倡乱而成百上千的人跟从他聚众呼啸。井田制实行时，百姓有固定的产业；等到没有固定产业，才没有固定的心志，放纵邪僻、奢侈越轨，没有什么不做的。盗跖拥有众多党徒，正是在春秋时期井田已经败坏的时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从此以后，盗贼的祸患发展到有几万人的规模，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封建被破坏了，而封建的祸患仍然存在；井田被废除了，而盗贼的祸患又由此产生。这以后干戈战争的祸害所以比上古更加频繁。唉！封建制度实行时，诸侯、大夫有土地就有百姓，有百姓就有军队，这难道不是天子把资助盗贼的本钱交给他们吗？井田制度毁坏后，百姓没有谋生的工具，而朝廷又不替他们考虑，饥寒逼近身体，他们便突然四处出动，这难道不是天子把他们驱赶去做盗贼的原因吗？如今想使郡县永久清平，又没有古人封建的祸患；不恢复井田，又没有后世盗贼的变乱，必定要有变通的方法。然而井田制度，虽然说人人都分得田地来耕种，而周朝又以九种职业安排所有百姓，并且有所谓闲散百姓转移去从事事务，这些是什么百姓呢？有闲散百姓却不跟从大盗，为什么呢？希望一并听到说明。《乐轩集》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乐轩集》卷八 宋陈藻撰写 问难 唐代藩镇 贞观十一年，把诸王和功臣任命为世袭刺史，群臣不断争论。不到三年，便停止了这种做法。都督一职又在景云年间被罢除，大概是因为尾大不掉的祸患，不可不以东周为鉴，也不可不以西汉为鉴。然而天下的祸患，虽然沿着它发生的路径加以堵塞，事变到来时千头万绪，从旁边冲击、从缝隙溃决，大概不是一种谋略就能制止的。唉！考察唐人从未实行封建，而末期势力过大的祸患竟比前代更加急迫，难道也是建立国家的人最初谋划不善吗？安禄山、史思明作乱以后，肃宗作为才能中等的君主，承担了复兴国家的非凡责任；京城刚刚平定，皇帝的精力和心志已经疲惫了。把南北地区分割开来，交付给叛将，希望一夜之间能够安稳睡觉；否则要廓清天下、极大满足人心，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然而土地、百姓、财赋、兵甲都被他们私自占有，于是军队只知道有统帅将领，而不知道有长安。唉！藩镇大臣既然背叛了天子，感召效法的机会很快就会到来。大历年间，他们的属官已经有了谋划驱逐主帅、自称节度留后的想法；从此以后，大家把这种事玩弄成惯例，朝廷不能明正典刑，反而卑屈地授予符节，只图姑息求安，正如霜降之后终将结冰，最后成为李唐社稷的忧患。唉！难道还忍心说下去吗？周、汉作为藩屏的诸侯，有同姓亲属的关系，却都骄横跋扈、图谋不轨，何况唐朝把军队和百姓的权柄交给盗贼呢？虽然这是不得已，是形势所迫，哪里能预先替后来的事情谋划呢？所以贞元年间，山东有燕、赵叛乱，河南有齐、蔡叛乱，接着蜀地也叛乱，吴地也反叛，手臂和大腿相互依靠，唐朝号令所能到达的地方就狭小了。然而元和以后，收复了蜀、吴、蔡、齐，收回郡县二百多座城，所没有收复的只有山东一百座城。当时已经可以恢复高祖、太宗的疆土了，而唐朝最终没有成功，难道也是天时发展到这里，不是人力所能战胜的吗？唉！君主如武宗，臣下如李德裕，功业已经达到那种程度，他们的地位低下也没有什么可责怪的。以宪宗的果断、裴度的才干，也只能稍稍恢复生气，究竟怎样以后才能成就这件事呢？诸位如果生在唐朝，替唐朝谋划，应当怎么办呢？希望听到挽救国家的策略。唐代官制 唐代官制因袭隋朝，其中有所损益是可以知道的。它的名称在龙朔年间大为改动，武后又大为改动。天宝年间有所更改，到至德年间又全部恢复。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当。”那些改动、变更、恢复名称，使名分端正、言语顺当的，究竟是谁呢？况且宰相虽然总理百官，唐代宰相的名义却常常不正，何况其他官职呢？贞观以来，以其他官职兼任宰相；开元以后，又以宰相兼领其他官职。这是什么缘故呢？唉！君主的职责，在于考察宰相；宰相的职责，在于考察百官。唐代的君主不知道考察宰相，宰相果真能够考察百官吗？况且六部隶属于尚书省，却又分别总领于左右丞之下，为什么呢？御史另立御史台，而左右谏议、拾遗、补阙只分别隶属于门下、中书二省，为什么呢？周人的事务，全由六官掌管，这就是唐代的六部。何况六部各有属官，分为二十四司，这样包括天下事务就没有遗漏了。再加上九寺，是多余的；何况又沿袭设置五监呢？御史台只有一个，而御史台下有三院、监察有六司，为什么呢？至于卫府有十六个，取的是什么意义？常参、六参、九参，它们的区别又是什么呢？品秩、爵位、勋阶、官阶、员外、置、特置、同正员、检校、兼、守、制置，又都是什么意思？东宫、王府古代本来有属官，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呢？七位公主也有属官吗？中书舍人参与斟酌刑狱，御史中丞不久又兼任户部，这又是什么制度？常侍、宾客中十人有六人可以罢免；左右赞善中三十人有二十人可以罢免。李泌曾经这样逐条上奏中朝官的情况。外官冗余，由此推想，情况会怎样呢？虽然如此，我只是相信史书罢了。书籍不能完全相信，史书就能完全相信吗？《史记》说“同中书门下三品”起于李勣，又说始于长孙无忌；而张文瓘又是三品官列入官衔的开端。连记载一个宰相都已经错乱了，何况其他官职呢？希望评论唐代官制，并一并订正史书中的疑误。唐朝始终的治乱 世间有治有乱，人事的变化，是天理的常态。三代虽然也有治乱变化，但太平时候常常较多。经过战国到秦朝，否塞的局面确实到了极点。两汉承接其后，好像走在平坦大道上，虽然有时不能没有疑难，但太平无事的日子常常接连不断。三国以后到晋朝，晋朝不到五十年，天下就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又过了将近三百年，才由隋朝统一。隋朝传了两代，唐朝便取得天下。三代以后，只有汉、唐是盛世。唐朝承接三国、西晋、南北朝、隋朝之后，变乱经历已久，苍天应该悔恨降下的祸患了。然而唐朝历经二十一代，历年二百八十八年，前后内外兵戈相接，与先前三光五岳气脉分裂的时候相比，几乎没有多大差别。试举例来说：高祖借助突厥消灭孤立的隋朝而创建国家，这也都是太宗的功劳。后来突厥索取报偿，那么李建成一定不能像吴泰伯那样让国，这是最初的举动已经埋下两种祸患。李建成在武德末年被消灭，突厥又在贞观初年臣服，天下从此可以说安定无忧了。武则天在永徽年间兴起，李氏成为武氏而不断绝，形势已经危如一线。五王在神龙年间讨伐二张，唐朝国统才恢复正常。中宗亲身处在危难中，本应能够不重蹈前人的覆辙，然而张柬之等人一餐饭还没有咽下，已经拍床叹息愤怒，弹指之间竟气得流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