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轩集卷八

译景龙年间的兵变中，武三思虽然被杀，太子李重俊也没有能够幸免。韦后大概还安然无恙。临淄王李隆基发动兵变，相王李旦登上帝位，太平公主已经煽起了燎原之火。因此宫闱再次发生变乱，明皇又一次清除祸乱。从此以后，朝廷安睡在枕上，却不知道其他变乱从哪里产生。渔阳的金鼓声震动天空，一声响起，皇帝便西行出奔。肃宗中兴，不久李辅国、程元振的祸患又由人制造出来。代宗即位的第一年，史朝义授首，吐蕃已经长驱直入中原，幸而局势又安定了。德宗初年，措施颇为可观，四海欢欣跳跃，差不多可以希望太平。没有多久，李希烈反叛，朱泚反叛，李怀光又反叛，皇帝出奔流离大概多次发生。元和年间征讨稍强，长庆的皇帝满以为可以消弭兵事、不战而平了。于是河北再次失陷，外重内轻的形势形成，再也不能恢复。到了太和、甘露之变，宦官的势力又更加张大。武宗、宣宗时期，虽然可以说稍微安定，却也只是姑且消磨时日。一时之间大臣以朋党相互攻击，哪里顾得上其他事情。王仙芝、黄巢在乾符年间作乱，四方大为骚动，国家的根本被拔除了。从此以后，崔裔知道藩镇可以消灭宦官，哪里知道朱全忠可以夺取唐朝的天下呢？唉，古今治乱从来没有像这样频繁的。难道上天的厄运从曹氏以来直到唐朝还没有停止吗？还是由人事招致，并不是天时所决定的呢？太宗文皇帝开拓疆土，难道没有听说盛极必然迅速衰落吗？汉朝以后，常常把唐朝称为首屈一指的盛世，所说的往往只是武德、贞观、开元时期罢了。难道唐朝的德行有远远超过他人的地方吗？宫闱、外国、藩镇、宦官、朋党、盗贼，这几种祸患为什么都充分显现在唐朝呢？前后之间也有相互激发而形成的情况吗？造成祸患根源的究竟是谁呢？可以预先防范吗？还是形势必然发展到这一步，没有办法预先逆料并谋划呢？我想评论前代史事，没有比唐朝更接近今日的了，希望听到前人所未曾见闻的见解，请不要吝惜记述。汉代兵制 汉初的制度有三军：内军称北军，由卫尉掌管，用来驻守宫门；外军称南军，由中尉掌管，用来驻守京城十二座城门以及分散驻扎在三辅的部队；再往外有车骑、材官，难道不是分布在郡国而由都尉统领的吗？内外虽然不同，却轮流入值、转移隶属，不知道哪一种较轻，哪一种较重。在这个时候，羽林、期门以及八校尉等部还没有听说，郎卫是从这时开始的吗？在此以前就有了。宫中的门禁，由光禄勋掌管。汉代的光禄勋，就是此前的郎中令，正是周官宫伯的职务。宫伯掌管王宫中士和庶子的名册。汉代公卿、二千石官员的子弟入宫执持盾牌，轮流值宿保卫，出行时充任车骑，这称为郎卫，隶属于光禄勋。这就是说，在卫尉所掌的宫内卫兵之外，又有郎卫军。汉初的军队不止三种。武帝设置一千名士兵，负责随从游猎，汉朝于是设置了期门。期门与郎卫相近。后来又有七百人在期门的次序之中，汉朝于是设置了羽林。羽林，就是把建章宫负责营卫的骑兵改了名称。武帝想要供养为国战死者的子孙，汉朝于是设置了孤儿。这些都属于天子的亲兵。又有一种称为佽飞的部队，他们都不承担调发的劳苦，与前面所说由郡国车骑、材官轮流调换上番的南北军完全不同，这就是重视内兵而轻视外兵。又有八校尉，隶属于卫尉，却分散驻屯在外县，不专门驻守长安各城。难道是南北军逐渐败坏以后才设置这些军队来补救吗？还是在南北军之外增置它们，使军队更加增多呢？八校尉隶属卫尉，这就是所谓北军。有人又认为八校尉大概是概括南北军而言，这又是为什么呢？又有人认为汉初只在京城设置军队，长安城内六百里以内没有军队，武帝才开始设置，这果真如此吗？羽林的补充，必须选用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的良家子弟，难道不是限制太严吗？关中占天下三分之一，突然有一处发生警报，关中内部的兵力便足以控制外部，汉人设置内兵的制度确实很好。虽然如此，外部发生变乱时，内兵大概也不轻易调动。陇西等郡专门防备西羌，巴蜀等郡专门防备西南夷，辽东、燕、齐等郡专门防备朝鲜，会稽等郡专门防备两粤；有的用步兵，有的用车骑，有的用水军和楼船，各自按照所在方向抵御外敌，军队不必远调，粮食也不必远距离运输。在外部郡国的兵制方面，汉人也处理得很好。宣帝治理天下，各项事情都做得精细周密，何况兵戎是国家的大事。汉家的制度本来很好，却常常每每改变它，为什么呢？看他征讨西羌时，调发佽飞、羽林以及同官徒、弛刑徒前往金城。这样已经违背武帝重视内兵的本意了；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的材官，距离金城还有多少里，却也调发他们前往。向西讨伐乌孙，又调动到关东的轻车、锐卒。他处理汉人使用外兵的原则，又一次丧失了。宣帝这样调兵，却能使威势行于外国，反而超过前人，又是什么原因呢？这果真是因为他没有学习军旅之事，却并不妨碍他成为兴治御暴的办法吗？诸位试着和我讨论兵事，不要以礼乐之事作为推辞。周、汉兵农的分合 周朝的兵与农从来不是不分，汉朝的兵与农也从来不是不合。世俗儒生都说，周朝时士兵就是农民，农民就是士兵；汉朝沿袭秦制，才开始农民成为农民，士兵成为士兵。我私下担心，这是读书不够审慎。夏、殷的礼制，孔子因为文献不足而叹息；关于分封爵位的询问，孟子因为诸侯已经废弃典籍而不能详知。如今谈论古代制度，不能得到它的本意，却把书本上的内容全部当作可信，怎么能得到完整的书籍作为依据呢？世俗儒生对《周礼》的看法，有人认为是周公所作，有人认为不是周公所作；虽然不能全部相信，但兵农制度寄寓在井田制中，大致也可以考察。且以丘、邑来讨论，方圆十里，就是百里土地。除去四边加出的沟洫，再除去公田，便是一井八夫。六十四井合为一夫，五百一十二家所出一辆长毂车，七十五人，这样大约七个人才出一名士兵。何况以王畿方圆千里来讨论，除去城邑、山林、湖泽，再除去一易、再易的田地，仍有三百万夫；而天子的六军只有七万五千人，大约四十夫才出一名士兵，谁说兵农没有分开呢？可是古人又说兵农是一体，为什么呢？

译等到考察汉代法制，才发现其中有周制。唉！礼制失传了尚且还要到民间去求取，难道周制失传了，就不能从汉制中求取吗？周、汉的制度并不是完全截然不同，儒生只是把它们分成两支来说，便错了。古今人的情性相同，假如把百姓全部驱赶去当兵，难道不会造成扰乱吗？难道先王会这样做吗？汉代丞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戍边，只能免除赋税，难道不是宰相的儿子只需戍边，而其他各品官员的家庭又承担其他军需吗？大体说来，汉代调发军队，县中是更卒，边境是徭戍，中都城是卫士，都尉所辖是材官、车骑、楼船；这四种兵都由平民轮流替代充任。西都的冯唐不是说过吗：“遣散卫士，必须劝他们从事农桑。”大概百姓二十三岁成为正卒，五十六岁免除兵役，成为庶人。成为正卒以后，一年做卫士，一年做材官等兵，一年做县中更卒，一年戍守边疆。四种役务中只有卫士由县官供给衣食，其余由谁供给呢？县中服更的人、戍守边疆的人，也应当人人亲自承担。县更每年一个月，边戍每三个月，出钱二千，名叫践更；每三日出钱二百，名叫过更。这样看来，服役的人服役，纳赋的人纳赋，按意思推测，材官也应如此。周朝百姓如此众多，而士兵数量却如此少，必定也是由若干夫共同出赋，供养一夫服兵役。汉代制度也是周制的遗留，难道兵农在周朝就不分，在汉朝反而不合吗？只是井田土地已经败坏了。如今沿边的土兵，服役的人出丁，居家的人负责供给运输，正是周、汉的制度。至于庶民出赋来养兵，又何尝与古代有很大不同呢？这就是说，周朝的制度还保存在汉朝，汉朝的制度又还保存在今天。世上的儒生总是遗憾今天不如古代，为什么呢？《尚书》《周礼》与本朝官制 后人把官制的得失拿《周礼》来折中，我又私下把《周礼》的得失拿《尚书》来折中。况且《尚书·周官》开头写三公、三孤，接着写六卿，而冢宰大概是六卿之长。《周礼》规定每两卿有一位公，天官设置太宰，难道不是一位卿而相当于两卿吗？如今考察他的职掌，竟然没有什么不统属，这不是后世吏部尚书所能相比的，而是宰相的职务。六卿之长既然是宰相，那么所谓三公、三孤又是什么官呢？《尚书》从太保奭到毛公，大概曾经列举过这六个人。注文说，冢宰是第一位，由召公担任；最后是司空第六位，由毛公担任。其中有一位毕公，注文认为他是司马。《尚书》又说太保率领西方诸侯，毕公率领东方诸侯，那么毕公难道不是与召公并列为东西二伯吗？六卿既然兼任二伯，难道不能兼任三公吗？我曾经拿《周礼》来折中《尚书》，所得大概就是这样。谁说《周礼》不是周公的典章呢？然而穆王任命太仆正的那篇诰命，反复叮咛，说后世君主的德行与否，实实在在取决于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大概因为他统领天子身边侍御仆从一类的人，和君王本身关系密切，责任非常重大。《周礼》在太宰、小宰、宰夫以后，接着就是宫正。宫正以下，膳夫、庖人、酒人、醢人、舍人、幕人、裘人、枲人等职，都是侍御仆从之官。既然如此，《周礼》的宫正就是《尚书》的太仆正；穆王的诰命如此重视他，而宫正却只是由上士担任，难道周人会为任命一个上士就写下这样一篇诰命吗？这是用《周礼》折中《尚书》时不能没有疑问的地方。两部经典的记载既然互相抵牾，再用后代官制的得失来折中《周礼》，果真能够恰当吗？《周礼》开头列入天官，其中明显可疑的地方已经这样多了，三百六十属官，其中的疑点难道能够穷尽吗？恭敬地想，本朝官制大概沿袭唐朝旧制，同时也有改易、革新和创设，难道没有得失吗？怎么可以不考察它的缘故呢？文、武两条途径中，枢密院掌管军务，是武臣的职务；任用文资正官充任枢密使【太平兴国】始于石熙载，为什么呢？既然称为使，知院【淳化】这个名称又始于张逊等人，为什么呢？签书起于哪一天【太平兴国年间，中间有石熙载】，同签书的设置【治平】又始于郭逵。三司设置副使【贾琰】，是在太宗初年。到了太平兴国年间，为什么去掉“副使”的称号，而有了“同判三司”【侯陟、王明】的名目呢？直舍人院【太宗初年任用张洎等】因为什么事情设置，京官担任堂后【雍熙元年，李元吉等】又是从谁开始设置这种内廷职务的？这只是其中一两项大概情况。提点刑狱【淳化】是近代以前没有的官职，创设于太宗皇帝时期。有人认为这个司不设置也可以，而副使又在真宗朝重新设置，为什么呢？不久又罢除它，又是什么原因呢？转运使已有副使，而判官的名目【开宝年间许九言】又必定在国初设立，为什么呢？广州的市舶使由州守兼任，始于潘美；而又有人认为始于任中师，为什么呢？专门设置市舶使又始于什么时候呢？广南县【太平兴国】户数五百以下的，只设置一名主簿兼任令、尉，这是旧制；后来又设置县令，难道不是官员冗余吗？这些是外官中一两项可以议论的情况。推演并扩充它，由此类推而推广开来，官制的损益大概还有很多。元丰、政和年间所制定的制度，因袭与改革是否恰当，希望全部听诸位说明。《周礼》与《尚书》官制的异同

译《周官》一书，是成王在丰邑所作的。开头列三公、三孤，接着列六卿统率属官，最后以九牧使万民富足。它的文辞简约，意义完备，看待天下事务好像可以在手掌中指画。《周官》所说的治国政务，大概与《立政》互为表里。《立政》略去三公、三孤不说，只说王左右的常伯、常任。解释者认为这是三公、六卿，果真如此吗？卿固然有六位，只是特别着意于司徒、司马、司空这三者，为什么呢？其中说“准人”，不是司寇吗？不说“司寇”，却一定说“准人”，为什么呢？《酒诰》的文字也是这样，也把司徒、司马、司空称为“农父”“圻父”“宏父”。《立政》《酒诰》都特别举出这三者，那么冢宰、宗伯、司寇难道可以暂且不提吗？《洪范》所说八政，也只说其中三个人，而且除去司马而说司寇，这又是为什么呢？三公没有配齐，即使说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周公已经去世，召公由太保升任太师，难道不合适却最终老死在这个官职上吗？是朝廷没有升迁他吗？还是召公坚决谦让呢？成王制定《周官》的制度，《周官》叙述它的大略，《周礼》则推演并扩充它，大概是一回事。如今如果说它们截然无关，为什么呢？卿可以兼任公，书中大体可以看出；而三公、三孤所寄托的责任极其重大，大概在六官之上。如今地官中有乡老二卿，却只配一位公，那么公可以称为乡老吗？又可以把他列在地官之中吗？太师、太保却称为师氏、保氏，以中大夫、下大夫的身份隶属于地官，这种轻重安排的意思，与《周官》相同吗？不同吗？这又好像互不相关。其他方面，《周礼》也有许多可疑之处。考察《天官》，其中有兽人、▯人、鳖人，为什么不与衡虞、角羽同样隶属于地官呢？天府难道是礼官的属官吗？世妇、女史不隶属于冢宰，却又列在宗伯之下，为什么呢？《夏官》的挈壶氏，为什么不放在春官冯相、保章之内？弁师为什么不设置在司服的次序中呢？《秋官》的属官，未免太过泛杂；其中甚至有硩蔟氏、蝈氏之类，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冬官》缺失了，后来用《考工记》续补，这部书真的可以补足亡佚吗？而“王公论道”等几句话，却是唐虞三代精微深奥的训诫。如今假使六官全部具备，像天施地设那样井然有序，又为什么呢？近来銮舆临幸学校，于是命令儒臣坐下来讲说《周官》，这是非常盛大的举动。《周官》一篇，截然井然，没有一处可以议论；然而把《尚书》《周礼》合起来考察它们，则没有办法完全解释清楚。愿在短檠相伴的岁月中，熟练研求，幸望诸位加以阐发。官制【仆射、御史、侍中，后来都以这些名称称宰相】正名，是孔子所重视的。名义超过实际，固然不可；名义低于实际，难道可以吗？正名没有比官制更重要的，官制没有比宰相更重要的。仆射这一官名始于秦朝吗？“仆”是主管役使的意思。秦朝重视武官，因此以仆射主管射事，所以侍中、博士、郎等官都有仆射。比如军屯吏，称为军屯仆射；永巷，也称为永巷仆射。名号如此广泛而职务如此细小，可以了吗？成帝设置尚书五人，以一人担任仆射，那么现在的仆射就不是从前的仆射了。到了东汉，这一官职更加尊崇，建安年间已有左右仆射的名称。虽然如此，左仆射掌管客曹，右仆射掌管祠部。萧齐的制度也只是这样。隋代定为从二品，不已经很高了吗？到了唐太宗时，便成为宰相。这样说来，仆射始于秦朝吗？在秦以前就有了。《周礼》有射人二人，官阶为下大夫，这就是秦代的仆射吗？以仆射的名称加在宰相身上，难道不会损害它的实际意义吗？御史大夫也是秦代官职。到汉朝沿用它，成为丞相的副职，就是今天的参知政事。绥和改元时，改名为大司空；司空是六卿之下的官，用这个名称来称呼辅佐宰相的人，可以吗？《周礼》说御史掌管邦国、都鄙以及万民的治令，来辅佐冢宰，这就是宰相的副职，已经很清楚了。然而古代由八名中士担任，这也太低微了。《天官》的小宰由两名中大夫担任，不是这样吗？“参预朝政”“参议朝政”“参知机务”“参掌机密”，太宗为什么创设这么多名称呢？后来御史又成为台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御史这个名称，足以用来称呼宰相的辅佐吗？侍中，就是《立政》所说的常伯、《周礼》所说的太仆。随着委任逐渐尊崇，梁朝成为宰辅，唐朝龙朔年间成为左相。为什么恢复旧制以后，又称纳言，又称黄门监，到天宝年间又成为左相呢？唐朝这样纷纷改易，也都有原因吗？此前我孝宗皇帝在位时，以左右丞相取代仆射的称号，是很好地恢复古制。有人又认为周代的冢宰，等同于今天的吏部尚书吗？如果把冢宰当作吏部尚书，那么小宰不是参知政事，而是吏部侍郎吗？宰夫又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官呢？希望铺陈说明，以便考察经史中深厚含蓄的意义。大宗与小宗 古代大宗的制度不能实行于后世，为什么呢？卿大夫各自享用虚邑，采地也随之废弃。大概这种制度随着井田、封建制度而兴衰。有大宗就有小宗；古代庶民没有大宗，所以小宗也不可能存在。小宗制度不实行，原本并不妨碍和睦宗族。如今服丧关系到第五代便断绝，小宗制度的迁止也只到五代。苏东坡认为小宗不实行很可惜，我私下认为，百世不迁的制度既然不能恢复，那么五世以内的宗族，天下什么时候不能联合呢？只是确立宗子以后，嫡子与庶子才有所分别。国家制定制度，例如承袭爵位，就有嫡庶之别；奏补官职，则只论长幼次序。这是穷尽天下人的情理，也符合古今的义理。采地既然废除，而单独设置小宗，没有爵位可以承袭，只是区分嫡庶，难道不是纷纷扰扰而没有益处吗？如今从两府官员直到百姓之家，家产雄厚的人便有许多祭田，后来子孙繁盛，而这些产业依法长久保存，年年祭祀不缺。每一房族，只推举一人作为首领，虽不说是以别子为祖，实际上却有以别子为祖的意思；虽不立嫡子为宗子，宗子的原则却始终没有坠失。而且从公卿直到庶人，只要有资产，都可以这样做。

译何况如今有些人的祭祀从来没有祭田，只有一座古坟，而十几代的子孙每年共同出钱祭祀，仁义之道这样明显地存在于人心而不泯灭。苏东坡何必过分忧虑呢？诸位认为这番话怎么样？并且请把《左氏》所说的贰宗、《戴记》所说的有无莫之宗，一并推广说明，以显示博学。筮法 关于贞、悔的说法，是从《洪范》中听到的。《洪范》虽然出自武王、箕子，但它的源头来自禹。那么夏代有《连山》，筮法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夏代还没有取代虞舜，而舜的朝廷中已经有这种东西了。《连山》尚未出现，不知道那时用蓍草占筮的方法怎样呢？占辞又怎样呢？那么在此以前，可以说八索将要出现，是用八卦推求而形成六十四卦吗？还是已经有了占辞呢？否则凭什么进行占验呢？筮法应验的记载，在左氏《春秋》中最为详细，从懿氏为妻子占卜嫁给敬仲，到阳虎占卜是否救郑，共有十三条。其中十条确实像荒淫的巫师、盲目的史官所为。至于阳虎得到吉爻却不敢前进，知道吉利在宋国而不在自己身上，这大概是不被私心所蒙蔽，却也没有见到什么能够打开关锁、启发关键的高论。南蒯叛乱而用蓍草占筮，得到坤卦变为比卦，卦辞是“黄裳元吉”。子服惠伯认为虽然吉利却还没有达到，并且说《易》不能用来占问危险之事。人们都怀疑左氏是在捏造；这些记载全都出自一人之手，如果不是确有旧史而依照它来记述，竟能如此可信，那么他通达蓍筮的道理就太远了。果真如此吗？穆姜曾经筮得艮卦的上九爻，史官说：“这是艮卦变为随卦。”穆姜说：“有四种德行的人随顺才没有灾祸，我一样也没有，哪里会是随卦呢？” 看这两段文字，凡是其中记载的占卜应验之事，不过是前文姑且戏说罢了。到了这里，才有了实际的论述。即便如此，那么这部书岂不是似乎并不正确吗？不是这样。善于运用《易》的人是不占卜的，左氏大概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有人又责怪左氏是淫巫瞽史，岂不是不了解左氏吗？况且正因为他通达，所以才这样说。郑子太叔占问楚子，只说：“《周易》中有这种说法，在复卦变为颐卦。”秦国医生占问晋侯，也只说：“在《周易》中。”女子迷惑男子，叫作蛊；如同在师卦变为临卦，又如雷乘干卦而称为大壮。这些都完全没有揲蓍布卦的事，难道果真符合孔子所说“不恒其德”的道理吗？又有人说左氏并不真正通达其中的道理，因为他谈到筮数和蓍草时，是笔下偶然写到了这里；这也像洛学家评论韩退之，说他起初并未懂得道，只因学习文章而偶然说出了通达的话，并非平素真正知道道。这个说法果真可信吗？况且艮卦变为随卦时，五个爻都因阴阳老而变，只有二爻为少阴不变，所以说是“八”。这套说法很容易理解。杜预又认为其中杂用《连山》《归藏》，以七、八作为占数，难道不是知道得更多吗？请一并辨明其中的道理。本朝乐 律与历同时产生，历法总是不断变更、不断出现差错；而律用来制作音乐，也同样议论反复、更改不定。我恭敬地想，国朝起初采用周代的乐制来治理天下，后来因动乱而有所损益，这一点是可以知道的。所以艺祖认为乐声过高，又命和岘加以讨论；先以西京铜望臬校定，继而采用上党羊头黍，由此雅乐变得和谐流畅，大概比向来有所降低。王朴制定了一套律，过了八年，李照才开始非议它。阮逸、胡安定又起来指责李照的错误，但胡、阮也有错误，徐复、房庶又来非议他们。因此仁宗在位时，乐制屡次改定。后来司马温公以一粒黍的宽度作为一尺，然后制定律，这是赞同安定而反对房庶。范蜀公采用一粒黍的起端，积一千二百粒黍的宽度作为律，然后产生尺，这是赞同房庶而反对安定。崇宁年间，蜀公的一名旧属吏拿着蜀公过去制作律法的说法来进献，于是大晟乐便用它来调定乐律。假使温公听到大晟乐的演奏，他会赞同吗？还是不会呢？那一方有一方的是非，这一方也有这一方的是非。从前景祐年间，韩琦、丁度只因厌恶是非没有明确辨别，所以韩琦说：“天下百姓击壤鼓腹，歌唱太平；这才是古代治理天下的音乐，难道可以从乐器形制上寻求吗？” 唉！如果相信这句话，那么古人纵横丈量黍粒的长宽，以考校其中毫厘的差别，难道不是白费了吗？丁度说：“一年有丰收和歉收，土地有肥沃和贫瘠，黍粒的大小不一致；古代制定法度，不过保存其大概罢了。”唉！如果相信这句话，那么今天制定律法随时令而高低变化，也就不必仿效古代了吗？可叹啊，声音的道理竟然这样难以认识！何况音乐还有很值得怀疑的地方，君子不可不辨析。太常的音乐摆设出来却不能听，教坊的音乐可以听却被说成淫靡；那么古乐果真是这样不可听，而凡是可听的都成为淫声了吗？今天的人不能听懂古乐，可古乐为什么又能感动当时的人呢？实在恐怕太常的音乐未必合于古乐；即使是教坊的音乐，只要用正声调和它，这才是古乐的本质。否则，沿用古代的乐器而调理今天的声音，或许接近古乐吗？不是这样。车制 五辂的制度兴起于周代。周制并非不美。孔子回答治理国家的问题时，却一定要取法于商代。那么，圣人对于车制这件事是很重视的，不敢忽略。大概是借助器物来寄寓礼制，难道只是把它推广来供陆路行驶罢了？自从服牛乘马、负载重物、通达远方这些事由黄帝创始以来，陶唐氏的彤车、有虞氏的鸾车、夏后氏的钩车相继出现。商人的大辂又出现了。想来车制是越发展越精巧，到周代才达到完美。为什么孔子却一定要返本呢？如果说周代文饰过盛，所以要反归质朴，那么周公岂不是有过错吗？商代的大辂，是一种山车，也叫桑根车，因为它的金根颜色而得名。秦、汉、魏、晋以来，都有金根车，难道是因为商制优美吗？有人把它作为副车，又是什么道理呢？五辂的制度已经很古老了，后来后周设置十二等车制，果真足以补足古人未完备之处吗？还是太繁琐了呢？然而汉代大驾备车一千乘，属车八十一乘，难道后周的十二等反而算简略吗？大驾有八十一乘，而法驾只有三十六乘，为什么呢？有辟恶车、鼓吹车、记里鼓车、羊车、象车、豹尾车，后代相继兴起，神奇巧妙的制法层出不穷，难道指南车是有熊氏所创的吗？四匹马本来就是如此，六匹马见于《夏书》，大概各有来由。这是天子的车，良马用四匹、五匹、六匹的说法，《干旄》中不是说过吗？这又是什么道理？汉人增加一匹骖马，凑足五马之数，把它作为郡守车饰，果真合适吗？晋人黄钺车用一匹马，金钺、金钲车用三匹马，又是什么道理？《周礼·春官》有巾车，掌管车路；至于车仆，则专门掌管战车，为什么不归属于夏官呢？关于名器制度和防范考核之事，希望逐条考察历代制度的是非，一一作答，不要有所遗漏。地理方面的疑问

译人们说天文学比地理学难，地理学实际上比天文学更难。为什么这样说呢？天体运行一天就绕周天一度，人能够用一年时间来专心研究它吗？这样看来，大致的规律不会逃出我们的视野，这是可以坐在家中学习的。前辈说，不走万里路，就不能通晓杜子美的诗；司马迁撰写《史记》，也是跋涉多年之后才敢下笔。由此可知，地理学尤其困难。古今郡县不断更置、分并、迁移变动，有时远近的山川名称又彼此相似，经史传注稍不加以审察，错误就很多，后来的学者怎么能不受其困扰呢？试以三国、六朝的事来看：蜀国蒋琬请求把屯兵迁到涪，难道不是今天的涪州吗？论者又认为汉代涪县的所在地其实是今天的绵州。大概《华阳国志》说：“涪县距成都三百五十里，是东北方向的要地。”而郡县志记载这个州，所说距离成都的里数与此相同，也说它是东北的要冲，并且有“西临涪水”的说法。那么所谓涪，果真不是绵州吗？又有马谡在街亭战败的说法，街亭就是南郑。《寰宇记》和《兴国图经》都记载了这件事。谈论者又认为，当时诸葛亮已经进攻祁山，天水等郡都响应，怎么会突然退回南郑而同张郃交战呢？所以李吉甫把它记在秦州陇城县，所谓街泉亭就是那里。政和《舆地记》也因此记载这里有街泉亭。那么，街亭果真在南郑吗？还是在陇城？赤壁究竟是蒲圻，还是汶川？《郡县图志》是李吉甫所撰。书中说，汶川县以西八十里的山崖呈红色，当地人因此把它指认为曹公战败的地方，这大概是错误的。果真不是这样吗？凡此种种，都值得怀疑。晋代袁真攻打谯、梁，因而开凿石门。考察地理书籍，淮水、汉水以北叫石门的地方不止一处，有在解县的，有在慈州的。论者认为晋军到达卫县便返回了，那么就没有到达解县、慈州一带。《元丰九域志》认为它应当在今天东平府，也就是齐侯、郑伯会盟的地方，果真如此吗？庾翼镇守防阳，派桓宣进攻丹水的李罴。今天怀州、泽州都有丹水，商州上洛又是丹水的发源地。然而汉代的丹水县实际在今天邓州境内，所谓丹水镇就是那里。把这里作为桓宣与李罴交战的地方，正确吗？这也是一件可疑的事。刘牢之等人所据守的碻磝，在晋末被河水冲毁。宋元嘉年间修筑的城，则是今天郓州的阳谷，并不是秦代东郡的茌平，即今天博州的聊 城吗？这个地方已经变了，而名称却保存下来，难道不值得怀疑吗？果真是这样吗？吕蒙所筑的濡须坞，既有人认为在和州含山县，又有人认为在巢县，也就是今天的无为军。还有人认为它在两县之间；那么两州的图经都有这个名称，果真如此吗？难道能使人没有疑问吗？希望对此加以参订，不要因为地理比天文困难就略过不谈。八阵 八阵是从诸葛孔明开始的吗？回答说：创制握机阵的是风后，这种阵法在黄帝时就已经有了。唉！称作风后，未必确实如此；但后汉在立秋那天宰牲祭祀，并排列刘▯、孙吴的六十四阵，难道不是说明在此以前就已有这种阵法吗？天衡、地轴各有一员一方，而这两者又各有前后之衡。前者是虎翼，后者是飞龙。风配天，云配地。风称蛇蟠，云称鸟翔。右边与蛇同属阴，位置在西北；左边与鸟同属阳，位置在东南。它们的类别和象征如果是这样，是否恰当呢？况且四正就是天地风云，四奇就是龙虎鸟蛇。风云既然已经属于正阵，怎么又能把鸟蛇作为奇阵呢？虎翼、蛇蟠用来包围，飞龙、鸟翔用来突击。不知道突击的有时也会包围，包围的有时也会突击吗？还是各自专门如此呢？难道不是一阵之中包含两阵，一阵主战、一阵主守吗？果真如此，又不能把它们分开来说了。还是有时分开、有时合并，阵形的变化不能用固定名称来规定呢？画阵图的人只能画出它的常态，至于变化，又怎么能够画出来呢？况且游军二十四阵本来在后面，而《握机》一文又说：“先出游军，确定两端。”这是什么道理呢？何况两端本来就在天衡的位置。由方阵胜圆阵，依次交替推移到雁行阵，却又反过来由圆阵胜方阵；依次排列到第八阵时，雁行阵就在第七阵之下了。又用它战胜最先的阵形，这种阵法究竟如何呢？难道阵法所说的常山蛇形，能够首尾相救，正是这样吗？李靖回答唐太宗的问题，说阵法的数目有九，大将掌握其中，四面八方都以此为准。这果然说明八卦、九宫是有来历的。又说这是故意设置的名称，为什么呢？司马穰苴八阵的兵数，以及后人所说的六花阵、十二辰阵，难道都出自这里吗？也希望听到其中的详细情形，请不要以俎豆之事为借口推辞。《乐轩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