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逸稿卷之一

译皇帝制问：“我思考治理天下的方法，头绪不能一概列举，姑且只谈其中大的方面，无非是知人和安民两件事罢了。能够知人就是明智，必须能够授予官职并任用他们；能够安民就是仁惠，必须使每一个男子和女子都各得其所。可是，即使尧、舜对此也仍然感到困难，后世哪里能够达到呢？我本来是藩王，仰承天命，入朝奉行祖宗的大统，早晚战战兢兢，来不及安宁。为什么自从即位以来，灾异接连不断，旱灾水灾相继发生，一年又一年，到处都是；百姓流离失所，我非常恐惧。这难道不是我任用官员不当、虐待百姓造成的吗？或者是贤能与不肖者的进退颠倒了吗？或者是劝善惩恶的法典两方面都失当了吗？抑或是替我选拔任用官员的人失去了公平之道吗？天听取民众所听，天观察民众所见；既然已经到了百姓无法生活的地步，苍天还如此降下深重警戒，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至于国内有盗贼的骚扰，国外有戎狄的祸患，这也都是对百姓的伤害。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却使他们饥寒困苦，流离死亡到了这种地步，国家想要安定又怎么可能呢？我虽然有保全国家、安定百姓的心愿，探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却实在一无所得。我想使灾害逐渐消除，百姓安居，盗贼平息，边地安宁，财物充足、粮食富足，却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所以特意把你们这些士子召到朝廷来。你们明白王道已经很久了，又亲眼看见时局的艰难，难道没有真实而确切的见解来匡正我吗？应当尽心吐露，把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推演写在篇章中，我将努力亲自阅览。不要谄媚，不要畏惧，不要浮泛，不要简略，希望能够符合我的心意。”御批说：“勉力帮助我求得以敬一为主的道理，忠诚啊。”臣听说圣王保有天下的方法在于仁，实行仁的方法在于智，把智与仁结合起来而成就事业的方法在于敬。王道的实行，以仁、智、敬为根本。仁不足，恩泽就不能下达到民间，百姓憔悴困顿、跌倒流离，也没有得到苏息的办法，其弊病就是苛刻。智不足，就无法在天下辨别贤能与不肖，贤能者未必进用，不肖者未必斥退，于是残害人民、没有德行的人占据民上，视百姓的安危利害仿佛与己无关，严重的甚至任意侵夺剥削，任凭百姓凋敝而不加救治，其弊病就是混乱。因此，不成为首先发动战争的首恶，也就算很好了；但这样又如何治理天下呢？这就是求贤用以安民，而智又是实行仁的手段。然而这两者如果没有敬作为先导，智力所达到的地方，可能变成偏听偏信、独断专任，既不能充分表达求贤的诚意；智力所达不到的地方，又可能纵容奸邪、助长恶行，也不能实现安民的真正仁德。这样下去就不能长久，智也因此有所欠缺了。敬又是成就智与仁的手段，是一天也不能忘记的。用敬来涵养内心，以内心体察大道，以大道张明法令，以法令穷尽事变。这样天下的教化就清明平和，兵革都不用，暴乱不发生，万物归于质朴，狱讼减少平息，上面的纲纪端正，下面的风俗明亮，于是颂声兴起，王道就成就了。哪里还需要向外求取其他治理的方法呢？恭敬地想，皇上以智明察王法，以仁惠及万物，以敬凝聚天道而成就世间事务。皇上不自以为圣贤，反而向我这个浅陋之人询问，考察王道，谋求教化的根源；这正是千古以来臣子献诚吐忠的一次机会。臣听孔子说过：“侍奉君主，先用自己的言论取得凭借，后来再献出自身，以诚实来取得信任。”臣实在不才，只是在献身效命之初，竟没有一句话可以先作为凭借献给陛下吗？谨冒死回答。臣伏读圣上的策问，开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其中大的方面在于知人、安民”。知人就是明智，能够任用贤能；安民就是仁惠，百姓会归心。这是皋陶陈述治国谋略的深意，陛下的言论达到这里，是天下百姓的福气。假使愚臣在这件事上有所隐瞒回避，因害怕获罪而不敢说，上则辜负陛下的盛大心意，下则蒙蔽天下最重要的计策，四方和后代会怎样评价臣呢？” 臣请求披肝沥胆地为陛下说明，愿陛下姑且听听。臣私下看见陛下自即位以来，灾变接连不断，是近古以来所没有的。俗语说，这是上天仁爱之心的符应。前些年陛下下罪己诏，说政教未能达到理想，百姓积怨，因而上干天和。追究祸患的根源，实在是我一人造成的。臣当时隐居草野，每次听见道路上的人谈论，大家都叹息流泪，希望暂且多活一会儿，不要立刻死去，以便看见教化治理成功。到如今三五年间，民心的期待已经达到极点，却仍未看见消除一切灾害、上获天和回应、使天下豁然进入大治的办法，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春秋》认为上天违背时令就是灾，土地违背万物常性就是妖，人违背德行就是乱；有乱就会产生妖灾。陛下的德行如天无所不覆盖，如地无所不承载，臣却还认为没有达到理想，这实在是妄言。然而天人相感，间隔不能容纳一丝头发；这要在陛下燕居闲暇、深宫独自运筹之时，澄清精神自行思考，才能得到答案。圣上的策问深深担忧任官不当，又怀疑贤能与不肖进退失序，以及劝惩失当。这说明陛下高远地观察一切，精神洞察物外，正想秉持至公之心来消除灾变，使百姓富足安定。这即使比成汤在桑林祷告时的自责、周宣王面对《云汉》诗所表现的忧虑，以及高宗面对彤日而自我修省，也没有超过。臣听说后汉郑兴说过：“灾变罪咎到来，不可不谨慎。要点只在顺应民心、选择适当的人处在适当的位置罢了。”陛下平日宫廷之间，因震怒而赐予谴责的是什么人？合乎圣意、受到引导而进用的是什么人？受到谴责的人一定应当承担他的罪责，受到引导进用的人也一定应当有相称的功劳。大臣不能任用受宠的奸邪小人，小臣不能进用浮薄之士。这样一来，灾变从哪里产生呢？臣私下认为，劝惩的法典没有比考核官员更急迫的；选任官员的方法，应当责成铨选机构办理。如今的选举和考课，正是臣曾私下叹息、深感痛惜的事情。为什么呢？士人困穷时，读古书中循良官吏的传记，兴奋动容，甚至以死生发誓，希望成为一个良好的官吏，为天下效力。等到回头看看自己的家中没有多余财物，辗转叹息哭泣，便不能自我克制，颓然不再有最初的志向。更严重的，有人钻营刺探、巴结宠臣，求取中原的名郡大县以自荐；得到之后便凌辱百姓、横征暴敛，无所不至；得不到便怨恨发怒。终身把这种人置于百姓之上，却想让百姓各得其所，就好比爱护自己的羊豚，却把它们交给豺狼放牧。

译这样下去，世上就没有完整保存的善行了。所以祖宗对待士人，用节义来培养他们，用赏罚来威慑和劝勉；任用他们时使各自充分发挥才干，考核他们时，无论显达还是隐微、优等还是劣等，都按照实际功绩分别考定。这样，善良的人更加努力，不善的人也会受到感化；能够任官的人升上去，不能任官的人就降下去。至于选举失去公平，是资格制度败坏造成的。建国初年任用人才，有的从耕田经商的人中举荐，有的从捕鱼垂钓的人中征召，摆脱原有的等级品流，只看才干贤能，这仍然有古代遗意。古语说：“没有学习过怎样做官，却要看已经办成的事情。”说的就是古代的情形。近来稍遇兵乱灾荒，动辄颁布纳粮买官的命令，并把它作为常制，历经几代也不能改变。臣听说，人情所喜爱而争相趋附的，韩非说过：“不是追求名，就是追求利。”用粮食换取官名，难道不是人所喜爱、所以人们固然会争相趋附吗？得不到名位，他们难道不就转而求取利益吗？人人都带着逐利之心，上面迎合国家的需要，而国家又以此为便利，把它推广到天下。一个人缴纳的粮食有多少，可他从百姓那里取得的必定要十倍之后才满足；这是替天下谋求小利，却获得大害。何况高官显位，除了科举出身之外，即使聪明贤能也不能得到，那么那些在幽暗之中修养自己、没有名利可羡而行善的人，世上还能有几个呢？” 所以臣说，是资格制度败坏造成的，并不是人才的罪过。董仲舒说：“邪气积聚在下面，怨恶蓄积在上面，灾异就由此而生。”如今天下的豪强势力，有什么比冗员和积弊更严重的呢？官吏如果只图自身便利而误害国家，灾异实际上就由此产生。臣希望陛下严禁侥幸觊觎，公正施行赏罚升降的法典，杜绝买官卖爵的弊病，革除只讲年资、籍贯、资格和声望的说法，那么贤才就不会埋没在下级官吏中，上天因过错而降下的灾变也可以挽回，流亡的百姓也可以恢复故业。这就是实行智道的最大事情。圣上又说，国内有盗贼骚扰，国外有戎狄祸患，这也尤其是百姓的重大灾害。陛下如此深爱百姓、深切忧虑百姓，而陛下的臣子，在内不能消除寇乱，在外不能谨慎固守边境，这说明上天的祸患还没有厌弃。又使百姓因战争而离散，灾祸更加深重。况且从战争方面看，陛下难道也能安然无忧吗？《周官》说大司徒用荒政聚集百姓，十二项措施中有一项是除盗贼。除盗贼被列在末项，是先王极不得已的办法。从人情来说，盗贼也是人。人有不爱惜自身以及父母妻子、住宅财产和各种物品，反而喜欢抛弃故土的吗？” 他们所爱惜的东西有时被别人夺走；自身困于刑罚、劳役，不能休息；父母妻子因流离转徙、相继死亡而不能团聚；住宅、财产和各种物品因征求贡输而耗损，不能供自己生活享用。这几件事都足以伤害民心。百姓当时即使不忍心舍弃故土，一旦被有力量的强者夺走所爱，他们不去做盗贼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古语说：施行德政，他们就是人；不施德政，他们就像鹿一样任人捕逐。人心受到安抚就归顺，受到虐待就成为仇敌，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如今西南各地一遇歉收之年，穿囚衣的人就遍布道路，旌旗遮蔽天空。臣愚昧地认为，在上位者有所作为，夺走了百姓所爱，才激成这种局面，未必是百姓自己愿意成为盗贼。至于边疆战事兴起，宋人说是出于贪图功劳、侥幸求利的人，他们滥用武力、轻视敌寇，不把朝廷的大计放在心上。前些日子榆林、松茂的战役，郡县百姓哀号，小吏督促疲敝的百姓把粮饷转运到数千里之外，号称筹划边防，这已经是错误了。又有那些逐渐衰弱羸瘦、未经一战的士卒，伸长脖子等待喂养，却说足以作为边塞的仪卫，这是什么道理？有人患病而腹中空虚，便割下肢体、腌制筋骨来充饥，然而这对死亡没有益处，是天下最大的错误。先王整备边防，是为了保卫中原；如果只使边疆有无可匹敌的形势，却不能使中原百姓安居乐业，难道可以吗？” 这就是臣所说的王者不亲自治理夷狄，赵充国所实行的才是最好的办法：让边地百姓自给自足，不要因为边事劳累国家。臣希望陛下在内选择贤能的太守县令来治理郡县，在外选择良将统帅来控制边境，诛除居官位而为盗的人，停止滥用武力的战争，淘汰冗余士兵，抑制浮费，那么寇乱可以平息，戎狄可以清除，民力可以恢复。这就是实行仁道的最大事情。然而这只是就陛下用来策问臣的内容而言。若按臣愚见，上天的灾变尚未停止，是因为百姓尚未安定；百姓尚未安定，是因为贤才尚未被充分任用；贤才尚未被充分任用，或许是圣上的心志还没有完全纯正吧？然而看陛下阅览四方上报的灾异奏牍，就警惕恐惧；看见古代圣贤的箴规，就清醒反省。这样看来，陛下的心也不能说不纯正。可是圣上仍说“保全国家、安定百姓的心愿虽然存在，探求实现它的办法却实在一无所得”，难道不是忧虑深重、思考过度，以为道越高远，自己的心越觉得不足吗？难道一定要臣把内心的诚意全部倾吐、不稍有隐瞒吗？臣不敢笼统列举，请允许我以敬来结束。尧说：“诚信地把握其中正。”所谓“把握”，是战战兢兢地持守，不敢放纵的意思。它的意思是：“上天没有固定不变的命令，事理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人心没有固定不变的机变。要把握它，使无定之物获得一定的准则，如此而已。”所以要安定自己的止所，时时察觉细微变化，时时保持安宁；敬畏上天的命令，随时把握细微之处。这是三位圣人相互传授、共同守持的一条道理。因此，在尧舜时代，百姓没有不安定的，臣下没有不能被了解的，可他们仍说“帝王之事大概是困难的”，是不敢以轻忽之心对待它；这就是敬的道理。陛下如果把前面所陈述的几件事作为忧虑，哪里比得上取圣上策问中所说的尧舜作为法则呢？孔子之后，子顺说：“从前我的先君子想成为文王、武王那样的人，便达到了文王、武王的境界；文王、武王想成为尧、舜那样的人，也达到了尧、舜的境界。”所以大圣人的道理在于不断有所作为，不能退缩停步。臣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臣的话迂阔，留心省览，更加探求并精研所谓“敬一”的道理，使天下重新看见唐虞时代的治理，这是愚臣的大幸。乙未会试策

译问：星官的书籍，自容成氏以来就有了。只是它的法则不合经典，见于人间的也没有可以验证取信的。南北朝太史令以来，现存的只有巫咸、甘德、石申的《星经》罢了。如今看这些书，有的用红色记录星辰，有的用黑色、黄色记录星辰，各方面的内容不可缺少，大概可以把它们说给我听听吗？星辰是同一种东西，却有经星、纬星，有垣、有舍，有主星、有客星，有侵犯、有孛星，有迟行、留止、伏藏、逆行，有表里盈缩，有含誉、格泽、五残、六贼；推步占候的方法应当怎样呢？三垣二十八宿已经完备，史家说圣明的君主一定要占验；星辰失去运行轨道就要占验，这才是关键吗？近代儒臣掌管论述天象的事务，上面记载五纬星的运行度数，又排列它们运行的迟速，学说十分详细。不知道同古人所著《灵宪》《论法象志》《覆矩图》《司天考》等书，其中□是否相合呢？古代有句话说，能够通晓天地人的人才叫儒；天的文象每天覆盖在上面，而儒者却不知，这是可耻的。请陈述这些道理，以考察你博雅的学问。从前圣人作《易》，是观察天上的象；作《春秋》，是把王道联系于天。为什么呢？因为君王应当以天为法则。君王不合乎天道，就不尊贵。《易》是阐明天事的书。上天如果不显示征象，就无法看出吉凶，那么《易》也可以不必产生。因此，星官之书，是君王用来观测星象、明察天道、辨别经纬、考察机祥，考核星辰顺逆、迟留、侵犯、停守、陵历、斗食等情况，并依据这些情况采取补救措施的吗？大概自黄帝命容成氏总理六术以来，年代久远，已无法记载考证。南北朝太史令以后，法则不成体系，现象也不显著，人们没有可以继承阐述的东西。宣夜之说虽号称绝传，但郗萌、虞喜等人也曾有所论著，大概就是南北朝太史令留下的法则。《周髀》《盖天》的方法本来出自羲皇，古人说它是玄妙之中、形象之外的别传，显然不是明察天事的方法。穹天、昕天等各家，推崇幻诞、装饰怪异，困于自己所不知道的地方，使天下把它们的学说视为神秘而无法据以实行。近世所遵用的，则是浑天说。浑天这一方法流传已久，自商代巫咸以下，齐国有甘德，魏国有石申，虽然不知道他们师承于谁，大体都出自黄帝、容成氏之后，而巫咸最为著名。他同昆吾、梓慎、裨灶、尹皋之类相比，真伪浅深相差悬殊。因此三家的书世世代代被尊为《星经》的祖本。汉、魏、六朝的太史令，没有一家不是世代传授、家家守持这些学说的。隋、唐以来，朝廷禁止传播这些书，儒生学士很少有人听闻。我曾经向灵台的五官官员访求，才得到这些学说，所以曾经写文章加以论述。谨按：巫咸用黄色记录星辰，共四十四座，计一百四十四颗星；甘德用黑色记录星辰，共一百一十八座，计五百一十一颗星；石申用红色记录星辰，共一百三十八座，计八百一十颗星。大体上，经星和常宿，从北极、紫微、帝车、三能以下，到斗、牛、女宿；南极向东到周鼎，向西到咸池；内外星官中可以命名的有三百二十座，共计二千五百一颗星。班固《汉书·天文志》认为有七百八十三颗星，已经还是概略的数字。至于变化不定、在太虚中运行的，则只有五纬星。所谓“星”，是精气的意思。阴阳的精气，本根在地，却向上发于天。经星附着于天而生，随着天运行，所以称为经；五星不附着于天，却明亮地独自运行，所以称为纬。“纬”是说它们有所运动。按五纬星的通常运行规律，靠近日时运行较快，远离太阳时运行较慢；慢到极点就停留，停留很久后逆行，逐渐退行又逐渐加速；最快时又转而变慢，退行停止而留驻，留驻很久后顺行，再从最慢逐渐达到最快。运行最快时，就与太阳处在同一黄道度数。岁星运行最快时，大约四日运行一度；荧惑运行最快时，大约七日运行五度；填星运行最快时，大约七日运行一度。这三颗星运行的度数都较少，所以伏合之后，太阳通常在它们前面。太白运行最快时，大约四日运行五度多；辰星运行最快时，大约一日运行一度多。这两颗星运行的度数都较多，所以伏合之后，它们的运行通常超过太阳。岁星八十三年运行七周天，与太阳相合七十六次；荧惑七十九年运行四十二周天，与太阳相合三十次；填星五十九年运行两周天，与太阳相合五十七次。太白、辰星常常靠近太阳，所以一年随太阳运行一周天。五星虽然明亮地独自运行，不附着于天，但它们的伏见、顺逆、迟留、合散，却不能不依附于太阳。太阳是至阳的精气，具有君道；五星则属于阴道，具有臣道。臣不能背叛君主，却有自己的运行天道。五星运行不失常轨，年成和谷物就繁盛，侯王安宁，天下富足安康；五星运行不顺轨道，国家就会遭受灾祸。太史公说：五星失去运行轨道，就应当谨慎占验灾变。因此，岁星运行迟缓就是不行，运行急速就是越过星舍，逆行就要占验；荧惑运行迟缓就是不出现，运行急速就是不进入，违背常道就要占验；填星运行迟缓就收缩而迟行，运行急速就躁进，逆行就要占验；辰星、太白运行迟缓就不出现，运行急速就不进入，不合时令而逆行就要占验。因此，天有五星，地对应五行，人对应五事。国君奔驰田猎，抛弃宫室，沉溺饮酒，横行征发劳役、夺取百姓的农时，仁德亏损、容貌失正，违背春令，于是木不能曲直，惩罚便表现在岁星上；岁星于是有时停留不动。国家本来有安定之势却又失去它，国家有盈余却出现彗星，收缩时出现搀星，于是下面会有死亡，国家会有军队覆灭、百姓流离。君主抛弃法律，驱逐功臣，改变礼制、扰乱法令，眼神荒淫悖逆，违背夏令，于是火不能炎上，惩罚便表现在荧惑上；荧惑于是忽然在前、忽然在后，想向左又忽然向右，停留后离去，离去后又返回，环绕守持，光芒呈角，摇动灼灼，于是会发生寇乱、掳掠、厉病、丧亡、饥荒、战争。君主滥用威武，喜好战争攻伐，任意屠戮，轻视民命，修饰城郭，侵犯边境，背弃正义、违背言语，违背夏令，于是金不能顺从变化，惩罚便表现在太白上；太白于是应当出现时不出现，不应当进入时却进入，回旋迫近、相互格斗，改变方向、离开星宿；发怒时横贯天空，同太阳争辉，小国疆界扩张，女主兴盛，天下于是发生变革，百姓更换君王。

译如果有人轻视宗庙、废弃祭祀，诛罚没有道理，鬼神不降临享用祭品，智慧亏损、听闻闭塞，违背冬令，于是水不能润泽下行，惩罚便表现在辰星上；辰星于是违时出现，与太白相持，回旋相遇而斗争，它所对应的下面会亡国丧师。四时星辰都不出现，天下就会发生大饥荒。如果沉浸于池沼，修饰高台、??射，宫内淫乱，亵渎侮慢年长的贤者，神志昏昧、诚信乖违，那么庄稼就不能成熟，惩罚便表现在填星上。填星主管五行，其他四星都失常时，填星才会发生变动；填星所停留的地方，叫作国家的福地。如果应当停留却不留，已经停留又向东离去，国家就会失去土地；它运行过多或收缩，侯王就会受辱，军队败亡，不能恢复。天象距离人，通常在八万四千里之外，完全听不见声音，也感觉不到它的悲喜怒哀，可是它所对应的灾害、妖异、祥瑞、福祸，显赫得仿佛就在人的头颅之间，一根毫毛都不差，难道不严肃可怕吗？我曾说天文学玄远、广大、精微，如果不是神明聪慧之士，大概不能按照图象顿然领悟。北齐张子信隐居海岛，用浑仪观测天象，积累三十多年才得到一套纬星差法；而元代公子耶律楚材没有离开尘世，在朝廷之间编作《西征元历》，记载里差、岁差，丝毫不失。赵缘督坐在芝山的酒馆中，遇到一位神异的文士，从他那里接受《天官历》，最为精通筹算；而西域的老胡人也有自己的历法。鲁丁只使用十二宫，分为三百六十度，几乎不作推算，却能占候日月五星，准确得如同一幅画一样；这又是谁传授给他的呢？如今依据元代儒者许衡、王恂、郭守敬等人制定的《授时历》，本朝确实遵照使用了上下二百多年；日月五星的差异，难道没有小小的变化吗？可是灵台官玩守旧常，直到衰老也不能提出一句有益的意见，这难道是中国没有人才吗？还是因为把改变历法视为罪过而不敢改变呢？或者天事幽深微妙，若不是轻视日月、凌越倒景那样的人，即使鬼神也不能完全知晓，何况是人呢？可以凭借的，只有修养德行、端正政事，用来承受上天的意旨。不仅可以使自己信服，□也可以感动上天。彗星出现在玄枵，齐侯没有举行禳彗仪式，却修明政事，彗星便自行消灭。荧惑守心，宋景公说了三句有关君主的话，荧惑果然退后三舍。天人相交，其感应就像回声一样迅速；因此明王观察天象而醒悟，整饬自身、严格办事，不敢游乐闲逸，以致造成荒淫，使灾祸和混乱消灭平息。这正是星官一门对侯王、帝王、霸主有功，而一天也不能废缺的原因。至于您所问的表里盈缩、顺逆的规律，含誉、格泽、五残、六贼以及禨祥的变化，本来就有冯相氏、保章氏世代掌管。即使不能全部知道，其中也有些是不必知道的。若要谈论天象来使自己显得神奇，那我哪里敢这样做呢？戊戌武举会试策

译问：用兵的情势和谋略很多，究其根本不超出攻守两道。进攻，是乘敌人的弊病而取得胜利；防守，是凭借自己的优势来抵御敌人；它们的谋略实在完全不同。可是孙子说：“不能取胜时就防守，能够取胜时就进攻。”为什么攻守会相互变化而没有固定呢？我想进攻的地方，敌人将坚固防守；我想防守的地方，敌人将集中力量进攻，形势就会相互困窘。可是孙子说：“善于进攻的人，使敌人不知道该防守什么；善于防守的人，使敌人不知道该进攻什么。”为什么攻守相互转化而不可预测呢？根据敌人不防守来决定我一定进攻，根据敌人不进攻来推测我能够防守，这两件事又似乎完全不能相互发挥作用。李靖却说：“进攻是防守的契机，防守是进攻的谋略。”为什么攻守是不同的事情，却使用同一个计策呢？不明白攻守的道理，就不能了解用兵的情势和谋略，想要用兵就很困难了。至于这三种说法，本来是从始至终全面考察而作为根本的。古代名将已经形成的事迹，往往足以作为验证；各位士人每月讲习、每年练习，一定能有明确的收获。请把其中详尽而明显、可以相互印证的地方告诉我，以观察你们的谋略。古代那些有才力、有谋略的人，凭借战阵显扬，声名传遍当时诸侯，难道他们的方法真是神圣不可知的吗？” 我从你们所说的攻守来看，国家的谋略就可以看出来了。有兵法说：“善于防守的人隐藏在九地之下，善于进攻的人行动在九天之上。”这确实是玄妙得不可穷究的道理，汉朝廷的诸将也未必能够全部听闻。我年轻时读兵书，私下从长者那里听取传授，本想用来筹划边防、报效君主；如今先承蒙明问，不敢过分隐讳。大略听说黄帝说过：“上天发动杀机，星辰移转、星宿改变；大地发动杀机，龙蛇从陆地上兴起。广大无边的盗机啊，大概就是攻守的隐秘符契吧！”天有所伤刑，地有所闭塞倾覆，懂得用兵的人就顺应天象、遵循地势，行动才不会违背。能够看见五贼的人昌盛，能够辨明九地的人称王，所以说：“将帅侯王，掌握着盗机。”因此能知微、知彰，知柔、知刚，知动、知静，知存、知亡，这就叫神机鬼藏。兵法说：“三次往返于昼夜之间，使用军队的效力就增加万倍。”说的是用兵的计算。昼夜，是阴阳之道；杀机，是天地的权柄。窃取阴阳之道，夺取天地的权柄，使胜负不相互谋划，使时机、生死不相互谋划，其中的精微又精微，若不是圣人神人，谁能够掌握？孙武说：“不能取胜就防守，能够取胜就进攻。” 防守，是因为敌人有所不足；进攻，是因为敌人有所剩余。”这是兵家通常所说的要领，还不是最彻底的论述。为什么呢？用兵贵在穷尽诡诈，贵在贯通正道，贵在随机变化。如果困窘而不能变通，掌握正道却不能通达变化，敌人到来而不能以诡诈应对，就会死亡。比如打击敌人的要害、袭击空虚之处，乘胜长驱直入；倾尽全国兵力到野外决战，人们都说必定是在进攻，为什么却能出其不意，拔掉赵军旗帜，插上汉军赤旗，使赵王逃到水边而死？这正是广武君在成安所痛恨愤怒的事。《军志》说：“行军百里去争利，会使上将受挫；行军五十里去争利，军队只能到达一半。”泜水之战就是这样。又如挖深沟、筑壁垒，凭借山谷作为屏障，排列障塞亭堡，自我防卫边境，依靠险要设防，人们都说一定是在防守，为什么却能攻打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打通间道，切断江面交通，攻取新都等数十座城池，逼得蜀主退到戏下？这正是蜀将姜维在京观前扼腕叹息的事。《军志》说：“将领如果不通晓九种变化的好处，即使知道地形，也不能取得地利。”剑阁防守就是这样。因此，假使姜维懂得进攻也可以成为防守，汉朝到今天仍存在也是可能的；假使成安懂得防守也可以成为进攻，赵国或许就会像楚国后来的君王那样延续下去。进攻时不谋划防守，就会被敌人诱骗；防守时不谋划进攻，就会被敌人困住。兵法说：“进攻是防守的契机，防守是进攻的谋略，说的都是达到同一目的。”力量不足就防守，是为了保存国家；只是防守而不能神妙地把防守用于进攻，我担心会因此丧失国家。所以魏国攻打赵国时，孙膑不去救赵，却进攻魏国都城大梁，攻击魏国必然要救援的地方，于是魏军撤退，赵国得以保存。对此的解释是：“形势阻隔、力量限制，使敌人自行解除进攻罢了；这就是善于防守，敌人无法进攻。”力量有余就进攻，是为了制服敌人；只是进攻而不把进攻的作用藏入防守，就反而会把自己送给敌人。所以刘曜征讨羌人，只坚守营垒不出战，等待敌人不加戒备时出击，于是攻取土地后返回。对此的解释是：“如果能使敌人突然不敢交战，这就是善于进攻，敌人无法防守。”所以说：“善于进攻的人，使敌人不知道该防守什么；善于防守的人，使敌人不知道该进攻什么。防守时向敌人显示不防守，进攻时向敌人显示不进攻；强大时显示弱小，弱小时显示强大。”因此，难以知晓如同阴影，无法测度如同深渊；宁可处在人后，不要抢在事情之前。兵法微妙啊，大概正是因为它无形吧？又听说黄石公的谋略说：“进攻敌人，以攻心为上，攻取形势为次，攻城为下；守卫国家，以守住士气为上，守住形势为次，守住土地为下。” 现在，胡人与越人彼此并不相识，彼此的处境也不足以同生共死；然而一同乘船遇到风涛，就能彼此配合，如同左右手一样，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心志相同。进攻别人的人，能够使各家自行愤怒，使各人自行争斗，使众寡之间不能相互依靠，使贵贱之间不能彼此救援，使将领厌恶部下的偏私，使偏裨部曲仇视自己的主帅；做到这样，内心就可以攻破了。秦国凭借暴虐恣肆，屠灭六国，逐步蚕食天下。陈胜行军戍守到大泽乡，首先为天下发难，五陵豪杰纷纷响应。刘季袒露一臂大声呼喊，而函谷关门户无人守卫，材官骑将奉行义理前来归附。我本来就说过：不必交战而能使敌兵屈服，是攻心的方法。现在说人的情势，小的陷害会使人恐惧，大的陷害会使人愤怒，无路可走便会固守，困窘到极点便会联合，不得已便会争斗。为什么呢？是因为气势使然。守卫国家的人，能够使人上无天、下无地、前无敌、后无生路，赴死如同脱去负担，参战如同饥渴求食；做到这样，气势才可以守住。睢阳粮食吃尽、箭也用完，张巡烹杀爱妾，南霁云向将士告别而死；即使死去，也不敢做不义之事。朱泚围攻奉天，杀伤者相互枕藉，浑瑊用大义感召士卒，率领士卒裹着伤口奋勇死战，战斗结束后终于迎回皇帝车驾。我本来就说过：即使可以灭亡、灭族，却不能使其投降，这是守住气节的功效。《孙子兵法》说：三军可以夺其气势，将军可以夺其心志。这句话极为正确。至于您所询问的，是攻城守土的谋略，那么形势和力量都已经具备了。这是奇特的议论，所以我特意以正理作结。卫甸行宫火灾疏

译近来陛下深深考虑二圣陵寝的重要性，不顾帝王的尊严，远行数千里，冒犯风露，跋涉越过河流关隘，车驾所到之处，神灵无不感动。然而本月丁卯日，行宫竟然发生灾变；深夜处于荒僻之地，保傅不在身旁，大司马没有守护车驾仪仗，左右亲近宠幸之臣乘坐安车先行，消息竟被阻断；郊野四通八达，卫士又没有戒备。这就像携带价值万金的璧玉，独自走在野外，事情十分危险。想到这里令人战栗。臣等离开车驾稍远，便徒步光着脚大声呼喊，奔走在道路上；等赶到行在，已经看见火焰蓬勃冲天，最终却不能出力效死，手执钩戟、牵引长绳，追赶火正、司城之后，实在应当处死而不予赦免。臣听说六种灾异各有主因，变故不会凭空发生。以陛下仁爱孝顺、协和至极的德行，依照神明的道理，本应得到吉祥征兆；可是灾异却接连到来，实在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谨按《春秋》记载，宣榭、御廪、新宫、西宫、桓厘之宫、雉门、两观、毫社等处都曾发生火灾，先后见于成周、齐、鲁、宋、卫、陈、郑之间，记载各不相同，却从未听说天王的行宫发生过这样的灾变。按照法令，因人为失火称为“火”，因天灾而起称为“灾”。虽然《春秋》中各事的应验有所不同，大抵都是因为法令松弛、谗人得势、暴乱兴起、不理国事而沉溺宴游，百姓劳苦愁怨，于是火灾不止，天灾邪气由此发生；《洪范传》所说的赤青之祥，正是这种事情。臣愚昧而抱必死之心，冒昧把当今的形势向陛下极力说明，希望陛下幸勿忽视。臣想，高皇帝凭借百战之威，威势压服天下，北方胡虏不敢在河湟附近饮马放牧，三十多年间尚且多次下诏谕令晋、代、辽谷诸王竭力防守，经营筹划无不周备。文皇帝登基后，常常选拔训练幽州、并州的敢死之士，巡逻守卫北平；即使严冬酷寒，也亲自巡视军队，行走塞上，所到之处远至阴山、大漠，连古代帝王的车驾都未曾到过的地方，也一定聚集军队围猎焚烧，刻石记功，炫耀武威而回。当太祖、成祖尚且不敢依仗神武而使后世安逸，为什么如今反而不思考危险呢？如今花当部落逼近北门，向来强悍而难以制服；吉囊父子通晓兵法，熟悉中国事务，膂力过人，控弦之士号称数十万，而且一向常有异心。近来听说陛下巡幸南方，万一敌酋亲自率领轻骑前来，从间道分路进兵，向东侵犯辽东，向北进攻居庸关，向西截断贺兰、酒泉，那么陛下的边疆大臣，若不是有廉颇镇守渔阳、李广镇守西河、卫青镇守代地，能够挫败他们、使他们丧失气势而退去吗？假如敌人已经取得胜利，采取上策，分派几十乃至上百骑兵南下江淮，截断我军粮道，把其中的粮食全部夺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骑〕 坚决向内进攻，以此决定存亡，陛下负责转运的臣子，即使拥有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或像丁令威那样飞行穿雾，难道还能把江南的粮食重新运来，飞速转运到北方吗？臣知道这一定做不到。东南粮道一断，西北兵力困乏，天下形势从中间分裂为二，立即像瓦片一样崩解了。到那时，即使让孙武、吴起辅佐车驾，让张良、陈平共同谋划，臣也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会怎样。臣自从离开京城以来，跟随陛下到了河北，沿途在道路旁看见田野间的父老，他们都说两河水旱灾害接连发生，乡县征收供应的项目层出不穷，以至于卖妻鬻子，拿一百多钱也卖不出去；行路之人哀号，甚至互相吞食。臣听说河北处于内地，形势如同建瓴高屋之水，得其土地就不能不称王，得其地势就不能不称霸，盗贼占有它就足以造成天下大乱。然而如今却困顿衰敝到这种地步。自古中原有事，往往从两河盗贼兴起开始，蔓延到山东，渐渐不可控制。况且这里处在南北兵马交战之地，民情喜好争斗，轻视生命而好任性逞强；又向西连接秦、晋，向北控制幽、燕，更不应当使他们困苦到无所依赖，像今天这样到了极点。臣所引用的《春秋》所说不理国事、百姓劳苦愁怨，于是上天显现火灾，近来卫甸行宫的灾害，恐怕也与此相类似。陛下孝敬的诚心，早已通达神明，光照四海，难道一定要亲自展谒陵寝以后才可以安心吗？如果不趁此时赶快返回宫中，修订安内攘外的策略，向天下发布诏令，使百姓休养生息，还要等待什么呢？臣听说淮南有采芳草的人，傍晚在水洲上休息，潮水从四面涌来，他却不知道，仍然鼾声大作。如今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不同呢？臣私下替陛下感到危险。不要再以巡狩、朝见诸侯为名出行，使强悍的敌人得到可乘之机，那将是天下的大幸。臣罪该万死。辞免服色俸级疏 臣自嘉靖八年改任翰林院庶吉士，嘉靖十年任文选主事，因守制回籍，奉内阁题请并经皇帝批准，与唐顺之等三人酌情改任编修。服丧期满后，仍补任文选员外郎。近来皇太子出阁讲学，臣又蒙圣明恩典，由考功郎中酌情改任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陛下又想到臣所效的微薄犬马之劳，仍命臣以四品服色、俸级供职。臣听说马融三次进入东观，礼遇超过汉庭群臣；张华两次掌管秘书省，名声悬耀于晋室。何况桂坊主持东宫，地位相当于殿中丞；兰省允许官员出入禁苑，地位可比弘文馆。史鱼没有垂挂繁露冠，即使身为布衣也已经荣耀。臣难道羡慕东方朔吗？只要斗食的俸禄就足以养活自己。恭逢皇上仁孝光明、文德昭著、抚临时运，臣本应登居荣耀之位，正直而有谅助之才，以辅养太子。像臣这样，学问比不上丁鸿，不能承担论思之职；才智又惭愧不如种暠，哪里能够担任辅导监护太子的责任？俸禄品秩已经误加于臣身，新的恩赐和冠服仍使臣感到惭愧。回顾旧制，周公亲自参加王朝会盟，所制定的礼服也不过是七章冕服；苏武的名声震动匈奴，诏书也只给他公田二顷。服色本是朝廷的名器，俸级关系到文武官阶；礼制珍惜繁缨，法令又严禁越级滥加。官秩二千石的人已经补任京兆尹，尚且以降等为耻，不再领取家令的租赋；大将军已经拜为纳言，也不再借用羽林军的紫服。破坏国家典制、冒犯名分，叫作臣下的妖异；贪图上天的宠遇来装饰自身，最终也难以合乎法度。伏望皇上收回成命，允许臣只按新授官衔左司直的正六品服色、俸级在朝班中待罪，臣实在感激慰藉之至。行在题覆传奉疏

译司礼监太监张佐传达圣谕说：朕亲自南行，是因为亲属之事重大；各位亲王前来迎接朝见，朕有旨任用勋戚三人、文职三人。任瀚等恭敬奉行君命，随处承受圣旨，事情已经办完。李廷相、张璧、陆深起初因为没有立即奉命前往，朕又总命尚书嵩奉命护送亲王。如今亲王都已经经过他们的府第，李廷相等似乎全然没有听见，既不奉命，又不认罪，这难道是人臣之道吗？科道官员结党同听，全不纠举；行在史部、礼部也应参奏治罪。钦此。圣谕传到臣这里，除将原奉旨意的揭帖连同奏本进呈外，臣等查考认为：太子宾客、行在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廷相，行在礼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兼詹事府少詹事张璧，行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陆深，都是词垣中的官员，蒙恩随侍圣驾，遇到如此清贵的恩遇，不知从何报答；担任扈从之职，岂敢不敬谨从事？况且恩礼的重点在于宗室藩王，所以特意命他们与勋戚一同承办。既然诏令已经宣布，就不应迟疑，后来还使圣谕再次过问，怎能逃避严厉的谴责？只是各官都属于侍从讲幄的大臣，承受皇帝恩宠已有多年。各科道官员不予纠举，实在是因为陛下巡幸南方，正是天下万方仰望之时；广施孝道和恩泽，神、人都为之欢欣。在这种时候宣扬威严、施行惩罚，恐怕不合时宜。对于上述诸臣的罪状，伏乞圣明予以原谅赦免。因为这属于传奉圣旨所处理的事情，臣等不敢擅自决定，谨具题请圣旨。庚子养病疏 臣本是蜀郡的诸生，幸蒙嘉运，依附圣明的余光，在官属中任职，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期间曾请假安葬母亲，又遭逢父兄丧事，奔走荒废，实际占去了一半时间。对上不能辅佐主持国政，替陛下黜退昏昧、进用贤明，以发扬美好的德政；对下不能讲论编次诗书礼乐，陈述王道，形成一家之言。如今却让臣忝居宫坊官位，将使臣与皇太子朝夕相处，难道不会损伤太子的聪明吗？臣感激皇帝的恩私，发誓应当粉身碎骨以忠于太子，这样仍不足以报答。但臣早年就有疾病，又不懂得调节保养；今年夏秋以来，病体渐渐衰惫，四肢瘦弱疲倦，骨蒸发热、气喘逆行，胸膈刺痛，无法忍受，时常又头晕昏倒；起身看一室之内，万物都像水光一样上下震荡。医师诊察臣的脉象，说是火邪向上侵扰肺金，无法滋养肾水；肝气过盛，侵犯脾土；邪气侵入内里，而精神又耗散于外。若不闭居山中，隔绝视听，安静调养一段时间，恐怕看不出有活命的希望。臣想到如今圣明君主临御天下，政治清明、中兴之运已至，士大夫无不修养交游、安享俸禄，显名于任职之地，而臣独自奄奄一息，滞留在旅舍之中，每日考查医书，辨别药物，正像山野岩穴中的人所做的事情一样，抛弃了朝廷世务。像臣这样的人，难道适宜一日留在朝廷官籍之中，却仍然安然领取太仓的俸禄，不依法律离去吗？这将如何说得过去？伏望皇上怜悯臣这个来自江汉的远方之人，病情危急沉重；如果死去，羁留的魂魄和游散的精神也不能回到故乡祭祀的社坛。与其如此，不如早日赐臣生还故里，借居山林丘壑，暂且侥幸延续生命；或许还能再次侍奉在皇太子左右，努力图谋报答，以彰显陛下恢弘的恩赐。庚子乞休疏 臣从年轻时就荒疏浅薄，喜好游荡、奉养自身，没有节制，因而精神气血渐至沉重痼疾。如今五脏郁结阻塞，形貌全都衰败，病中神情恍惚，仿佛经过坟墓一样，感慨、悲愁交集，这正是死亡的征候。因此臣勉强支撑病体上疏请求解除职务离去，实在不是故意标新立异。陛下执掌法度的官吏，久久不替臣上表请求，使臣困顿狼藉，无法自行免职归乡，恐怕有朝一日便会同霜露一样消散，弃置在荒野中，成为乌鸢的食物；这不是用来教导臣尽孝的办法。李唐时贺知章任太子宾客，醉酒狂放而逃归隐居，并没有善卷、陆通、巢父、箕山颖水之人的高节，君主尚且作诗赏识，不阻止他离去。臣如今因病苦向上天呼号求哀，难道与贺知章的情形会有很大不同吗？伏乞敕令有关部门早日考察，放臣回到旧居，努力耕田、采药，以勉强保全余生；将来能够在江海垂钓之后归于地下，臣即使死去也不朽了。《任文逸稿》卷之二 明代宫坊太史任瀚，字少海，著 复渭厓霍詹事书 复甬川张学士书 复许松皋太宰书 钓台云水赋 虞秦公世德碑 雪山三镇平羌记 顺庆府志序 禺山文叙 南充志序 送唐渔石归养序 韩石溪七十寿序 刻王堂表奏序 宋状元仆射何公显忠祠记 易统序 复渭厓霍詹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