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斋集卷十七

译来人带来您的教诲，书信中陈述的道理非常正当，我反复阅读，敬佩叹服。怎么能得到这样贤者的言论呢？难道也是因为周游四方，经历变故和险阻，又得到良师贤友的帮助，见闻逐渐广博，陶冶诗篇，吟咏性情，所以才能进步到这个地步吗？前些时候我也曾多次在尊长面前陈说过这些道理。有人说：榦与您的叔父结党，欺骗您的父亲，使他不要迁居，以实现您叔父先迁的计划。假使您的叔父先迁到您父亲那里，又有什么损害呢？我是兄长，而弟弟先迁，我占据中堂，自然做家中的主人，谁会有异议？我也未曾有丝毫损害。榦与两位贤者的父亲相处三十年，从未有一句话彼此失当；我们握手相随，从没有嫌隙和猜疑。近年来却觉得文章到了而实际感情并不相符，表面亲近而内心并不相随，只因为两房互相争竞，所以处在其中的人容易使人产生结党的疑惑。往年您的祖父去世以后，您的叔父多次到家中商议事情；榦有时到您家宅中，您的叔父就不来商议；有时我替人答信，或办理丧事中的礼数，于是有人便说榦与您的叔父结党。尊长多次回到旧里，榦也多次收拾被褥与他同寝，情意颇为亲密，半夜睡醒后便谈话直到天亮。又怎么知道您的叔父不把榦看作与您的父亲结党呢？榦是无能之人，即使有偏私结党，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只是三十年的亲旧关系竟都不能尽情相处，整天面对面却像害怕秦人禁止私语一样，也使人怏怏不乐。如今因您来信询问，便把话痛快说出来；而且请问，迁居的计划究竟是什么道理？古人兄弟同居以相亲近，如今却迁居来互相躲避，这是第一不可。两房各自分居，不知把孤儿寡妇置于何处，这是第二不可。先祖艰难缔造家业，尸骨尚未寒冷便将它弃置，这是第三不可。家庙和书籍由谁主持，这是第四不可。尊长迁来这里，还可以推说田园仆役往来的便利；叔父迁入城中，又有什么理由呢？城中士大夫每天互相嘲笑诋毁，我们却自己揭出短处，让人得以议论，损失太多。先祖曾使家人以礼法之地自居，如今竟喧闹争执到这种程度，这是第五不可。将来的仕途上大家都想稍稍进步，如今却自己暴露短处，这是第六不可。触犯这六项不可，又是一方得利、另一方受害，尚且不可这样做；何况这边迁居并不足以损害那边，那边迁居也不会损害我，又何必这样絮叨争执呢？两位贤者的父亲各自已经四五十岁了，在失去父母、孤儿寡妇相伴的情况下，最亲近的人还有谁能比得上兄弟呢？如今竟把彼此看得如同路人，因为一点小小的忿恨而抛弃深厚的亲情，有人心的人怎能不在内心感到悲痛呢？您的祖父平日艰难经营，为子孙谋划，如今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英灵魂魄仍然存在。我早晨起来焚香拜祭他，退出来后却听见喧闹争吵，声音传遍道路；在宗庙中的先灵能够安宁吗？我听说我的亲友近来很会作诗，请他仔细诵读《棠棣》篇并歌咏来讽谏，希望他们有所感悟吧。这是两位贤者的父亲没有深思的地方。至于两位兄弟，也应当自己反省。榦曾为郑成叔作《怡阁记》，因而辨析“叔侄”二字。“叔伯”这种说法，就如同今人把三月称为孟、仲、季。称说春天，必须说孟春、仲春、季春，从来没有舍去“春”字而只说孟、仲、季的。古人认为父亲的兄弟都是我的父亲，只是有年长年幼的分别，所以称父亲的哥哥为伯父，称父亲的弟弟为叔父，就像称大父、小父一样。如今称叔伯却去掉“父”字，便完全没有道理了。《仪礼》中子夏说：“传文说：‘称呼我姑母的人，我称他为侄。’”那么“侄”就是姑母称呼她兄弟的儿子的名称。古人把兄弟的儿子看作自己的儿子，所以也用“子”来称呼。如今竟称他为侄，就错了。兄弟的儿子不称叔伯为父，便不知道敬重叔伯；叔伯父不称兄弟的儿子为子，便不知道爱护兄弟的儿子。如今看见贤昆仲几乎没有亲近、敬重贤叔父的心意，反而间或有违逆、侮辱的意思，为什么不回过头来想一想呢？那是我父亲同胞的兄弟，与我的祖父同出一源。如今却违逆他，就是违逆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假如现在让一哥的儿子违逆二哥的儿子，又反过来违逆一哥、二哥，怎么忍受得了呢？如今请贤昆仲深思这些话，恭敬地向贤叔父道歉，从早到晚生起敬意和爱意；那么贤叔父也一定会感动地说：“哥哥的儿子这样敬爱我，我又怎么敢再违逆他的兄长呢？”名贤之家，弟弟违逆兄长，兄长的儿子又违逆他的叔父，往下甚至婢女仆人之类也可以辱骂主人的兄弟，所谓诗礼又在哪里呢？榦曾说，世间只有树木可以用来观察人家的天伦关系。树木的根就是我的祖父、父亲；分开成为两根树干，就是兄弟；又抽出成为小枝，就是子孙。做子孙的却不敬祖父、父亲，就是自己砍伐自己的根。一根树干独自茂盛，另一根树干却枯萎，就是兄弟互相摧残。小枝有盛有衰，就是子孙之间有了异心。如今有一棵树，从根本到枝叶都茂盛繁密，没有一尺一寸枯败的地方，人们一定都认为这是美好的树。假如一根树干、一条树枝独自枯萎，那么那根独自茂盛的树干也不能算完整的树木。人家又何尝不同于此，为什么竟要自相摧残呢？榦衰老无才，承蒙先祖知道并最为厚爱我，内心实在不能忘记两位贤者的父亲和贤昆仲。如果有可以尽忠效力的地方，我没有不愿意尽心的。所以因来信涉及此事，十分欣喜，便发了这些狂妄的话。希望你们因这番心意而扩大胸怀；认为我正确或责怪我，都请您自己斟酌处理。《答黄伯新》榦各方面的情况如常，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只是旱情已经形成，无法挽救。幸好在将要旱灾之际，紧急买到米二万石，前任积存的也有二万石，接连拿出来出售，也不至于非常匮乏。我自觉衰老，厌倦应酬，赶紧上奏请求奉祠，没想到得到批准。请求奉祠尚未获准时，正逢严重旱灾，也难以再次请求。往后的岁月已经不多，学问却不能讲习，这是值得忧虑的。伯量等人也已经回去了，这里也很难得到朋友来讲习。您来信所说的几条，推求揣测都很恰当。自从前些时候在临川以来，每次见到贤者所剖析的义理，都明白详尽；只是恐怕在自身修养的工夫上有所疏略。这件事必须当即承担起来，勇猛精进。如果只是说过了，便无济于事。敬子李兄信道十分笃实，求学的志向十分勇猛，在朱先生门下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您没有衣食方面的负累，应当多次去拜访他，所得益处会很多。朋友难得，更应该勉励自己。《回考亭诸友札子》

译榦又承蒙您赐下书信，因为祭祀之事已经办完，命令榦讲明先师教人的本意。榦哪里足以承担这件事？只是想到自己年老衰晚，为了贫困追逐俸禄，荒废学业已经很久，心中实在惶恐。借病辞职奉祠而归，寄居乡里，正希望得到朋友切磋的益处。如果又退让推辞，那就终身没有请教的日子了。怎敢不冒昧叙述自己所听闻的道理，以期得到您的指教？简略陈谢，恳请您体谅。《与杨德渊书》【溥】国博的孙子遭逢生母出嫁之丧，听说他不为母亲服丧，也不去哭吊。唉！天下难道本来就有无母亲的孩子吗？贤者之后、礼法之家，竟到了这种地步吗？想来您的孙子年少，尚未经历世事，遇到事情必然要由族中长者决定，那么德渊等贤者都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了。又听说你们曾向城中的长者商议，认为礼法不应为她服丧，这更是衰晚所不能理解的。近年来风俗大坏，人伦纲常不能树立，即使贤士大夫也不免有可议论之处。流弊越来越盛，于是有了今年夏天的事情，令人不忍听闻。然而推究这种不肯服丧的念头，又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按照礼制，父亲去世后为母亲服丧，服齐衰三年；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服杖期，接下来还规定继母如同母亲、慈母如同母亲，这是不可改变的大典。慈母，是父亲的妾；父亲命她慈爱自己，她的丧服尚且如同亲母。如今作为别人的后嗣，却因为被所后之人视为自己的母亲，反而不得与父亲的妾相比，这是多么没有人道啊！生母被父亲休弃后出嫁，儿子仍然为她服丧，这是报答母恩的礼。所谓出母，就是被父亲休弃逐出的母亲。她既已出嫁，儿子尚且为她服丧一年。母亲有过错，父亲可以休弃她，儿子难道可以因此与她断绝关系吗？何况他的母亲又从未被父亲休弃过呢？如果说母亲曾经不顾念自己的孩子，带着家产回去，从此不再有母子之恩，因此可以不服丧；那么身处顽固愚昧的境况中，母亲虐待孩子的事情也会无时无刻不发生了。背负罪过而引咎自责，这种情况我听说过；但没有听说因此不为母亲服丧。父母就如同天地，难道是可以争论曲直的地方吗？毁坏冠帽、撕裂礼服，断绝灭弃人道，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令人极其悲伤痛惜吗？想来国博这样贤明的人，也会因此死不瞑目了。又听说您的孙子明年便想赴铨选，这样就将要出仕。君臣、父子，是人的大伦。要寻求忠臣，必定在孝子的家庭；从来没有不孝敬母亲却能够忠于君主的人。他急于赴铨选，难道不是想赶紧谋求仕进吗？刚刚开始做官，便先犯下极大的不孝之罪，面对公议的严厉责难，又能逃到天地之间什么地方呢？求得一两年内迅速做官，却犯下终身的大辱，也不是正确的计策。榦承蒙国博知遇很深，实在不忍心他的孙子无知到这个地步，所以不得不替他直切地说这些话，希望德渊等贤者痛切地为他解释，使他早日悔悟改过，赶紧为母亲服丧，前往奔丧；服丧一年而内心守丧三年，悲哀痛哭，只知有母亲的恩情，而不再计较母亲出嫁的缘故，或许才不愧为杨国博的孙子。如果能够这样，那么还可以因为世代交好的缘故，以书信往来；否则，也不能不自行断绝关系。难道一个没有母亲的人，还可以同他交往吗？说到这里，令人哽咽难言。恳请您体谅。《荆南与吴宣抚乞罢置柜事》榦私下看，宣抚待制的德望足以高出一世，正因为他宽大和易，能够使人心悦诚服。任命下达之后，儿童和差役没有不欢欣鼓舞的，这正是自古英雄建立功业的机会。然而地位声望既然尊贵，下面的情况就容易隔绝；侍从和御用人员不体察您平日对待下属的心意，只想以尊严上位者的仪式来装饰，使您宽和的心情一变而成为森严的样子。一旦失去人心，声望就会降低，这非常不符合成就宣抚待制美好声誉的本意。设置柜子一事，大概是担心不能充分接待四方人士，以扩大听闻。不过有人以为您是不屑于接见他们，于是才有这个举措；如果这样，就不是您平日对待士人的本意了。如今不如先发布文榜，用谦卑的言辞、低下的态度来求取补益，然后撤去原来的柜子，委任一名忠厚而懂得礼贤下士的文官，在辕门外设置办事处。凡有投献之人，不论早晚，都命令接见，接受文书，询问其住处，然后委托佥判官挑选其中有益的意见，派人请来相见并加以慰劳；对于没有可取之处的人，也依次评定高下，送给薄礼。这样四方士人没有不欣然前来的。至于四方送来的书信札子，也委托所派官员在书院中设簿登记收取，再委托一名可以信任的士人登记交接，每天核对后发出回信，希望避免隐匿和滞留的弊端。《与宇文宣抚言荆襄事体》今天的祸患，没有比各将领弄虚作假更严重的了。荆襄距离朝廷遥远，所以他们的欺骗尤其严重。武昌十万兵力交给了庸将，其中有虚报的军籍，也有老弱之兵，能够使用的仅仅达到三分之二。经历败仗之后，全部聚集到襄阳，不过二三万人。鄂州、荆南完全没有大军。前些时候我见薛抚因为战舰没有士兵，便把一千多名衰老者全部征集来，都是白头老人，手执旗帜站在船上。州中人互相看着，认为这简直是儿戏。先前创建鄂州这一军，难道只是想守卫襄阳吗？大军仅仅够守襄阳，那么一旦有紧急情况，数百里之地又依靠什么呢？军籍本来就少，而且都贫困无聊，甚至有妻女向别人乞食的。至于主帅，他们所穿用的全是精选之物，所宠爱亲幸的都是美人，又怎么能责求他们善于作战？士大夫没有人敢议论他们的军政，其中的事情又难以说清。偏将副将之中，也有非常令人害怕的。榦前些时候担任宣抚总帅三司的属官，被派去提督信阳三关。当时襄阳派三名将领，各自率领一千人守卫三关。他们衰老、愚昧，还不如普通士卒。榦对此私下深深忧虑，赶紧写信告诉陈副宣。副宣回信说：“他们军中大多都是这种人。这大概是用庸碌昏乱的主帅，选择庸碌昏乱的将领，哪里还有时间考虑勇力和本领？”

译也不过因为他们善于奉承，便把他们升迁罢了。因此临敌之时，不交战便溃败。襄阳被围，特别是因为敌人退却，我们才乘机进攻；假如让他们正面与敌人为战，也会有弃甲逃跑的。如今如果因循旧制，让这些人统领这些军队，宣司每天拿出数百万缗，又招募几十万士兵来补充，使这种相互沿袭成为风气，仍然看不出他们可以使用。现在的办法，必须振作起来，彻底更张：多派官吏携带金帛，招募勇敢强壮有力的人，选择良将统率他们，驻屯在巴陵、公安之间，不让他们习惯看见鄂州将帅的旧样子；日夜训练，对于不合要求的，按军法惩治，使他们感恩而又畏惧威严，这样或许在紧急情况下不至于再重蹈前日的覆辙。鄂州现有驻在襄阳的军队，暂且仍让旧主帅统领，用来守卫襄阳；我方自行建立一军，另行选择主帅。等气势已经张大，襄阳的主帅也不必更换，只须接受我方的约束。他看见我方自行建立的军队纪律严整，也将改变旧日的作风，全部成为精兵。日后事情平定，再随即调换，也不困难。自从去年夏天唐州一败之后，便不再敢谈进取，敌人已经知道我军的虚弱了。去年冬天德安、襄阳被围，起初还有救援的军队，然而每战总是失败；从此以后几个月，完全没有一名骑兵敢向那里前进。敌人又因此知道我军的虚弱了。然而当时还有魏友谅一军，一万五千多人，退到襄阳二百里外据守荆门。虽然不能解除襄阳之围，还足以成为荆门的屏障。二月十四日，敌骑数千尚未到达荆门几十里，友谅便防备着马匹先逃，众军也跟随他逃走。敌人于是强悍地占据荆门，窥伺荆南。这难道还要派间谍之后才知道我军的虚弱吗？假使和议能够成功，城池能够保全，敌人厌倦战争，不再谈作战，武昌十万军队尚且不可不为之修复旧有的战备，何况敌人的情势诡诈难以预测呢？万一秋高马肥，敌人乘我军空虚来攻打荆襄，如果没有强盛的兵力，拿什么抵御呢？假使我军装备防备已经整顿好，敌人看见我方强大，也将望风而不敢来。即使他们前来，我方也有办法对付，不至于仓促慌乱、束手无策。这件事利害关系最大，可以振兴几十年来军政方面的弊病，可以使国家强盛，可以使人服从；与因循旧例、沿袭旧法、只有失败而没有成功的做法相比，相差太远了。《又画一六事》一、江陵城墙与襄阳相比，其厚薄高低只有襄阳的三分之二。所以如今人心极为惶恐。过去筑城的人专门弄虚作假，在低矮的城墙上加高女墙，以迷惑外界的视线。吴宣抚为了设置险要，什么都做到了，唯独城墙还没有来得及顾及。如今应当增筑，使它加高；至于城墙薄，也必须加培，使它增厚。攻城的方法，不过是攻击我方城墙的根脚。如今即使不能全部加厚，姑且把城脚培高一丈多，各处加厚五六尺；稍有余力，又逐渐继续培筑。城墙既然坚固，我方就有可以依恃的形势了。鄂州是军粮聚集之地，人物繁盛，又控制险要，却完全没有城墙。去年陈副宣曾想拿数万缗钱帮助鄂州筑城，太守不答应而停止。如今调赵守去守鄂州，听说此人很喜欢办事，应当大力赞成此举。这是急务，只是恐怕烧砖、聚集工具器械，不是一天能够办成的。应当先写信委托官属，让他们一面着手安排。一、荆襄粮食空乏，实在值得忧虑。大概那里连年旱灾荒歉，绝无粮食来源。今年江、池一带百姓流离失所，既没有耕种，也决无租赋可以输纳。如果等粮食到了那里再请求，就来不及了。不如立即向朝廷请求，乞求从某处调拨粮食来充实荆襄，同时就在这里委派官员前去催促，或许容易办成。一、各军的武器铠甲都十分缺少，荆襄、湖北的财力已经耗尽，责令当地打造未必够用，如今也应当向朝廷请求，下令其他路打造供应，并且应当立即委派官员前去督促。铁甲耗费工力最多，未必马上能够办成；眼下绵绢刚刚成熟，应当早日委派官员到湖南收买，以备制作软纒。长枪、弓弩，军中当然不可缺少；但敌骑冲突时，长刀、大斧尤其重要。这些器械，新招募的军队不用训练就能使用，不可不多置办。一、义勇民兵只能用来守城，不可依靠他们在野外作战。因为他们心里终究自认为是百姓，未必有拼死抗敌的决心。统领他们的人又都是总首，不过是乡里有财力的人，依靠他们进行野战，未必可用。只需选择其中强壮的，教他们使用弓弩，用来守城即可。以前听说义勇到来，府中的官吏照例有所需索，总首又有额外征求，所以其中不免有私下释放、冒名顶替等弊端。这应当申明约束，胆敢违犯的，用军法治罪即可。一、忠义军这个名称很好，里面的人也可以使用。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聚集在一起的盗贼。榦前些时候在信阳，听说有个董达，他手下有二千人，每天派他的徒众劫掠平民。官府调发他们时，他们就逃到山谷藏匿，不肯效力。此前听说他们想等敌人到来，便先焚烧应山；后来又听说果然如他们所说。此类人如果不早日加以处置，日后必然聚集成为大盗。必须满足他们愿意充任正式军队的要求，使他们纳入纪律；防备并控制他们的首领，授予他们官职，才会知道自爱。一、防守江南岸，完全没有守备战舰，不可不早作准备；水手也不可不早日招募。兵法讲究先声，应当使敌人望风而不敢侵犯，这才是长久的防备。《建宁社仓利病》

译我私下看，闽中的风俗，建宁最难治理。山川险峻，所以小民好斗而轻视生命；土地狭窄，所以大户缺少恩惠而吝于施舍。米以五六升为一斗，每斗不过五六十钱；有时旱灾超过一个月，米价涨到百金。大户必定关闭粮仓，等待高价；小民也会成群杀人来夺取他们的粮食，乡里因此震惊恐惧，官吏困于诛捕。如果有人凭险固守而难以擒获，必将聚众呼啸作乱。过去，有乡里的寄居者忧虑这种情况，于是向官府请求，得到米五六十石，在乡里实行赈济借贷；按人口数发给，规定从五月到冬天偿还，收取二分利息。日积月累，达到数千石，米越来越多，救济范围也越来越广，称为社仓。后来其他郡县也有仿照施行的。乡民在五六月间可以坐享一个月的粮食，一个月之后早稻已经成熟入场，因此米价不至于飞涨，富家无从牟利，所以没有闭仓惜售的人家；小民不至于缺粮，所以没有抢劫粮食的祸患。二十多年间乡里安定，再没有其他变故。大概暗中消除、逐渐平息祸患的力量，全都来自社仓。几年来，主持这件事的人多半不是合适的人，所以有乡里的大户假立名目，借出粮食却不偿还，有的达到数十石、数百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石〕 然而，贫苦百姓中借贷的人，却连一丝一毫也不敢拖欠。去年冬天收成稍有歉薄，赵公巡视各地时，豪强奸猾、假借名目的人所拖欠的很多，恐怕无法偿还，于是便鼓动众人陈述理由，请求暂时免于催促。赵公于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然而贫苦百姓中善良的人也观望起来，不再缴纳了。各处的社仓因而空空如也。今年五六月间，乡民于是失去了往年从社仓借得的一月粮食，势不得不奔走到富家那里请求买粮。富家利用他们急于买粮的处境，于是把粮价抬得更高，甚至达到一百八九十金，却仍没有可以买到粮食的地方；与往年相比，价格已经是三倍了。因此，贫苦缺粮的百姓，往往十人百人结成群，聚集到富家门前，以借粮为名；借不到，就直接打开富家的粮仓；再不行，就杀人并守护他们的粮食储藏。居民因此惶惶不安。崇安一乡，富家相继逃往州县躲避的，多得数不清。人情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不是小事。即使国家法令严密，人们不敢有所改变，但祸患可能出于意外，这是值得深切忧虑的。如果社仓制度从此废弃，那么来年的忧患实在不会停止。如今的办法，不如命令本路监司，委派官员尽早办理。去年拖欠的粮食一定有追索的办法，多年积累的弊病也一定有革除的方策；使社仓制度恢复，那么建宁的百姓就可以安定下来处理自己的事务了。这件事看似细小，所关系的却非常重大，不可不深思熟虑，也不可不及早谋划。代胡总领论保伍 我冒昧地以平庸无能之才，误受防务委托，总领淮右军饷，责任并不轻。每当想到我的先世在绍兴年间竭力抗击奸臣、扶持大义，我若不能勉力竭尽忠诚，便无从报答君恩，也无颜在地下见先世。我私下看到，金人扼守并占据中原，已经将近九十年了。天地运行的规律是，到了穷尽之处就一定会复兴。如今自从政治更新以来，正直之士受到任用，各项政务得到整治，和气充满天下，年成屡次丰收。金人那里政治无道，骨肉相互残杀，外敌侵扰追逐，旱灾蝗灾接连而来，狼狈迁徙。这是上天厌弃边防之地，并开启我国中兴征兆的明显表现。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经营谋划国家，本来不是平庸之人所能测度了解的。然而我愚昧地推想，如今的计策，没有比经营治理两淮、长江更急迫的了。江南的屏障是两淮，两淮又是长江的屏障。没有两淮，就没有长江。今天选择守将，明天选任县令；今天疏浚壕沟，明天修筑城池，这就足以凭借它来经营治理两淮吗？如今的祸患，没有比兵力不足更大的了。防守几千里的长江，驻屯戍守的士兵不过二十万人，分驻淮河各郡，多的两三千人，少的几百人。即使有守令，又能在哪里用力？即使有城墙，又将由谁来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难道不可以防备和忧虑吗？我私下认为，防守长江的兵力固然不可不增加，但不妨在两淮驻防，不张扬声势，也不劳扰百姓，便可坐得一二十万精锐士卒，守卫长淮几千里的疆土。国家又有什么顾忌而不这样做呢？大概如今的办法，不如使用两淮的人，吃两淮的粮，守两淮的土地。南北人的气质禀赋不同，以淮人与江南人相比，强弱勇怯相差很大。淮人长在淮河边地，熟悉敌情；骑射剑术，是他们平素所习；山川地势的险易，是他们所熟知的。淮阴的韩信、英布，都是淮人。从前敌人冲突进犯，遇到大军便寻求交战，遇到淮人便退却，这是明白的验证。又绍兴、开禧年间，敌人侵犯淮地，俘虏杀戮，使淮人痛恨入骨；想向敌人报仇雪恨，是他们一向的心愿。登记并使用他们，难道不胜过防守戍边的士卒吗？况且两淮土地广阔，百姓以农桑为业，储藏米麦；可以趁农闲教他们练习作战，不必支付养兵费用，却能得到养兵的功用，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然而要采用淮人的防守，必须先明确保伍制度：从五家编为一伍，那么伍设伍长；五伍编为一队，那么队设队长；四队共一百人，设百人之长；五百人为一将；二千五百人为一军，设统领；四军共一万人，设统制来总领。根据各郡大小、广狭，确定统制人数的多少；又设置都统制总领全军。从都统制以下，各按财力高低、才能和服众程度分别任用。从军将以上，官资由朝廷发给；以下则由制司用文帖补授。编为保伍，不过以防卫乡里的名义而已。到了缓急关头，各人自行作战，全都是精锐士卒。保伍既已明确，就为他们设置堡寨。淮民平时居住在平地，突然有紧急情况，米麦无处藏，妻子儿女无处托付，不被俘虏就会成为饿死者；不甘心辗转死亡，便会去做盗贼。只有让他们有的依山、有的傍水，创建寨屋，设立粮仓，使各人随着自己的队伍居住在那里。平时预先储藏米麦，有急难时便能安置老弱。既然有了居所，人们无不爱护乡里、共同抵御敌人。两件事既已确定，再减轻他们的劳役使他们安定，设置马监，置办军器来供给他们。两淮百姓并不以税重为苦，而是以徭役为苦。州县官吏知道他们的税轻，便加重徭役来困扰他们。

译既有保伍，又有总首；一有公文调发，总保都要受到祸害。如今既然已经登记编为保伍，凡有追捕差役，只需在保伍中实行就够了，总保可以废除。百姓免除了总保的痛苦，也就会乐于实行保伍制度，不必驱使便会自行服从。两淮在太平时期，养马成群；开禧以后，几乎一匹也没有剩下。如今马价是江南的数倍，而养马的人极少。淮人长于骑战，却苦于没有马。他们所骑的马，也不一定要产自西北。凡是江南的普通马，养在两淮，那里风气刚劲，水草肥美，也都可以使用。只要大量购买江南的马，在淮上饲养，随着保伍分给他们。又为他们制造军器以供使用，不过几个月，军政便可以办成了。虽然如此，天下从来不缺少可以采用的办法，常常忧虑的却是没有能够使用这些办法的人。朝廷选一名制帅，把边境以外的任命交给他，却偏偏把他安置在江南；他既不熟悉淮甸的事务，又不允许自行辟置僚属，那么朝夕与他共同谋划事务的人，又能依靠谁呢？我认为不如把制司迁到历阳，处在两淮中间，离长江又近，文书往来没有比这里更方便的。又允许他自行辟置四五名属官，往来两淮办理保伍事务，这样或许所制定的办法不至于徒具文书形式。这个办法一旦确定，忽然有小规模警报，甲兵之事不必上报朝廷，而他们自己就有办法处理。这同调动江南军队相比，差别何止万倍。而且它不只是足以抵御敌人，两淮百姓遭受丙寅年间的灾难，创伤还没有愈合。如今听说敌人迁居汴京，无不回头张望、屏息畏惧，都有抛弃田地房屋、带着妻子儿女，或者渡江、或者进山的打算。其中一向号称勇悍的人，就将伺机发动盗乱。从前湖海张军，三次变乱给两淮造成的祸害，比敌人还严重。如今若不及早安排，两淮每天都会变成荒芜的废墟，一旦有紧急警报，众人都会挽起袖子离开。只有结成保伍，并让财力最高的人统领他们，那么为首的人都知道自爱，下面的人也各有隶属。既有险要地势可以凭恃，就不至于轻易离开故乡；既有上下之间相互维系，就不至于轻易成为盗贼。这不是我的防备之策，而是管仲内政的策略。朝廷议论边防事务，常常把张扬声势视为忧虑。如今以保伍为名，以防卫乡里为说法，就不会张扬声势，却能形成屹然不可动摇的形势。答复总郎关于筑城的事 榦再次承蒙防台厚爱，赐示书札，派遣濠寨官陈校尉前来，并把所绘城图交给我，命我再行察看测度。我仰体某官忧国忧边、预先考虑祸患而加以防备的心意，榦与全郡官吏百姓感激不尽。榦不过是一介书生，对世事全不了解，从前关于建筑城池的议论，也只是世俗的常谈；所绘城墙的方向，也是凭臆测想象，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如今承蒙防台思虑，使我得以听闻从未听闻之事，于是便率领郡中僚属登高下临，察看地势，地势雄壮，确实如台谕所说。嘉定五年间，郡守赵朝奉也曾借来壕寨李忠显，一同察看并筹划，原本也只想向西筑一面城墙，连接大别山作为险固；东西两面俯临大江，不筑城墙。后来制置司逐条驳议三件事：第一认为钱监旁边有水坑，难以修筑；第二认为大别山宽阔遥远，空地太多，难以施工；第三认为南面钥匙头之外既有空地，恐怕不足以抵御敌人。赵知军于是再也不敢请求。如今我同壕寨官一起察看，前面所说钱监旁边其实没有水坑，只是后面两项仍有可疑之处。现在把我的意见同赵知军所请的规模相比，赵知军所请的，就是如今使所请示的图样，也就是鄂州大军在中原所确立的规模。榦所请，只想依着郡治后面的小山向西筑城直到朝天门，再从朝天门斜向东取壕，经过水军寨到南纪门，沿防堤包筑，后面接连郡治后的山，周围不到七里。这样四面都有城墙，一城百姓知道有城墙，人心就可以安定；城墙四面都可以相互望见，厢禁军、市兵以及义武民兵，都可以坚守。不过从地势来说，这座城不如把大别山一并包围在内的雄壮。然而若想筑四面城墙，连接大别山作为险固，地势虽然雄壮，但其中也有可疑之处：四面都朝向南钥匙头之外，那里有几十丈空地，既无城墙，敌人一定会窥伺，恐怕难以守御。合肥的城可以说很雄壮，却只有水门可以进入，敌人攻城便直奔水门，合肥人危如累卵。这是第一处可疑。钱监旁边向南直到江边，全都依山修筑城墙，确实是险要之地，但距离居民区很远；像大别山，彼此相距又高又远，紧急时想率领市民守城，声援实在不能相互接应。这是第二处可疑。筑城虽是为了抵御敌人，但两军相对时奸民四处活动，东南两面既无城墙，奸人窥伺，官府难以 稽查考核，怎么知道船中没有敌国的人？从前守城几乎不能免于祸患，正是因为没有城墙来稽查奸盗。这是第三处可疑。四面都有城墙，人心都有所依靠，便会顾念自己的家室，不忍迁徙；官府也可以同百姓一起守城，拼死守卫而不离去。东南两面既无城墙，人心不安，众人都会相继渡江而去。即使有大别山，又将由谁来守？这是第四处可疑。大别山一带，上下宽阔，两旁都险峻，确实可以凭恃。但山下如果不削平，山上如果不筑城，地势高低不齐，也可以攀援而上。若想削平，山上多石，难以施工；若想筑城，山上没有土，也难以用力，费用逐渐扩大，工程难以完成。这是第五处可疑。依榦的说法，才是城郭；依赵知军的说法，只不过是一处关隘，并不是城郭。然而大别山的天然险势确实雄壮，若要守御，也不能废弃。如今的办法，不如让两方面的好处同时保留。先依榦的说法，筑成周围可以凭恃的城，使它坚固而不可攻破；然后在西北角连接修筑低城，直到大别山上。

译在大别山顶，有的地方堆砌石块，有的地方用木头设置栏障，总要使内城坚固，而外城只是用来作为它的防卫。合肥的城也应如此：外城能够守，就用它来击退敌人；不能守，就退守内城。内城既然坚固，谁敢在城下驻兵，长久停留而不离去呢？大体说来，建功立事，必须考虑开始并谋划结局，考察有利之处并彻底研究危害，务求实际效果而不追求虚名。我常常看到世道一天天衰落，人心一天天淡薄，士大夫为国家谋划，必定不如为自己的家庭谋划；为百姓筹算，必定不如为自身筹算，只图一时的名声，只考虑一己的利益，至于日后是否可以依靠，全都不加讨论。我这点浅陋的意见，更希望台慈把榦所陈述的计划拿出来，召集三司属官共同讨论。如果榦是妄加议论，或有不妥，也希望下文驳正，来回诘问辩难，务必求得最恰当的防御办法，使之早日形成定论，立即筹划计算，便着手烧砖买木，在一年半载之间完成，这将是官吏百姓极大的幸运。铭 石门酒器五铭 磨铭 上面运动，下面静止，象征天地；前面推动，后面荡动，象征六子。昼夜运行不止，生命之命运也不停息；精细和粗疏纷然交织，万物由此资始。君子反省自身，何不回头看看这些道理？无论事情大小，也都是同一个道理。榨床铭 责求酒清容易，责求人心清正却难。聪明的人对待酒，可以由此反观自己。陶器铭 一条细缝的渗漏，就足以败坏酒；一个念头的差错，难道不会败坏自己所守持的东西吗？烧器铭 把它的耳做厚，把它的腹做宽。耳厚所以能承受，腹宽所以能蓄藏。绵薄的器物承担重任，只会倾覆锅中的食物。升铭 凡是事物的道理，不平就会发出声响，不足就会歉然，过于满溢就会倾覆。谁说剖析弊病而百姓不会争论？取用时，宁可过于吝啬；给予时，宁可过于充盈。这又难道不是用来使不平达到平衡的方法吗？《勉斋集》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勉斋集》卷十九　宋黄榦撰　记一 杨恭老敬义堂记 人禀受阴阳五行的精秀之气而生，太极之理已经具备其中。它根源于心，尚未发动时就是仁义礼智的本性，已经发动时就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感情。它施行于身体，就表现为容貌恭敬、言语顺从、视力明察、听觉聪敏、思虑通达。它表现在事务上，就成为君臣的义、父子的恩、夫妇的区别、长幼的次序、朋友的信，以及一切行为所应当遵循的原则。这些在禀赋之初，内外的分别，本来无不是天理所具备的。然而稍有不谨慎，人欲就会乘隙而入。符合天理，就顺直端正，没有邪曲偏斜的牵累；人欲插入其中，就相反了。因此，要在念头初起的细微处存养和省察，难道不就是敬和义吗？专一不杂叫作敬，合乎适宜叫作义。心专主于一，就不会思虑混杂，天理常存，内心就正直；行为合于义，品节就不会差错，天理常常流行，外在就方正。内心正直、外表方正，就能够具备众理、主持万事，从而完全发挥我心本然的妙用。坤卦是顺，二爻居中，六居之而得正，这就是顺理而中正直方的意义。圣人推究其中的所以然，因而说道：“君子以敬使内心正直，以义使外表方正。” 圣人告诫人的意思已经很恳切了。求学的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吗？长溪杨君通老传达他兄长恭老的意思说：“我曾经用敬义为我的堂命名，每天同我的兄弟和诸子在其中讲习。你同我的弟弟交情最深厚，请替我说明其中的意义。”榦自谦不才，但通老的请求更加坚定。我同通老在孔子门下交游二十年了。通老比我大十岁，我最初同他交往便彼此亲善。通老温厚质朴，诚心信奉圣道。我还没有来得及认识恭老，通老便认为这是不可的。恭老大概也是一位贤者吧？兄弟贤能，朋友契合，又以切磋之义来要求我，我又怎能没有话说呢？我认为杨君已经深深懂得古人求学的要领了。兄弟诸子在这座堂上藏修、游息，端正安坐，静心思虑，收敛衣襟，庄肃容貌，深思敬义的道理，把它藏在心中；察看念虑的隐微之处，用它检验纷杂的事务，使这种心意常存而没有片刻间断，那么《大易》所说的“防”本来已经不必占卜便可以得到诚信了。我已经老了，无所归依，也将带着粮食前来，登上台阶，听取杨氏兄弟的教诲。于是写下这些话。长乐黄榦记

译郑次山怡阁记 怡阁，是象山郑君次山的家塾。用“怡”命名，是取孔子回答子路询问士人的意思。绍熙二年冬天，楼阁建成，郑君写信把这些事藏记下来。他率领自己的儿子和弟弟的儿子，聚居在这里学习。第二年夏天，他命令儿子遹成叔来告诉我说：“希望您写一篇记。”我对郑君从未有过一日的交往，却早已私下听说他有长者的风范。等到看到成叔的为人，胸襟气度平和旷达，才智见识开朗爽利，于是又知道郑君施行于家庭的教导，确实值得记录。于是没有推辞，说道：“自从剽窃摹拟的学问可以苟且求取富贵以来，孔氏的《诗》《书》便成了无用的器具。其中博闻强记的人，也不过是逞强谈辩、夸耀文章；至于古人修身治家的学问，则全都不再讲习。如今郑君教导他的诸子，而首先希望他们笃厚地爱兄弟，可以说是明白轻重而不受流俗迷惑的人了。”五典，是上天叙定的常理，是人道的大端。分别来说，君臣、夫妇、朋友属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上天所规定的亲属关系，只有父母兄弟才是如此。人的四肢百骸，都是同一元气所生。入则孝顺父母，出则敬爱兄长，是一切善行的根本，那么兄弟之义难道可以不看重吗？” 古人称父亲的兄弟为世父、叔父；称父亲兄弟的子女，则叫作兄弟之子。后世称父亲的兄弟为伯父、叔父，于是“父”的意义开始不明确了。称呼姑母时，我称她的子女为侄子，而世人通常又把自己兄弟的儿子称为侄子，这就是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对待。父亲的兄弟同他们的兄弟之子，仍然有父子之称，是因为他们同出于一气。那么从父的兄弟，难道不仍然是我的兄弟吗？士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能够深刻明白同气相亲的道理，不失去天性中最真挚的爱。至于被利欲胶结固着，只顾睁眼经营自己，一家之内反目离心、争斗凶狠，那么即使博通古今，高谈天人之理，又哪里配称为士呢？这也是君子用来施教的道理，所以孔夫子的话格外有意味。您的诸子居住在这座阁中，抬头观看，低头思考，知道您把兄弟之子当作自己的儿子来对待，那么我怎样同兄弟相处，准则也就不远了。利欲的私心，哪里足以改变我天性中的快乐呢？再把这种亲爱推而广之，达到上天的常典、百姓的常理，使各人都尽到自己的道义，那么对于君子施教的宗旨，也就可以不辜负了。这个地方的人听说您这样教导诸子，经过您的居所，踏上您的楼阁，谁不会私下感叹流俗日益淡薄，并暗中改变彼此乖离争斗的习惯呢？我曾向东渡过大江，登上云门，跨过石龙远望。所谓象山，岩谷高峻奇险，风涛汹涌澎湃，实在可爱。将来还应当登上您的怡阁，跟随您观察您施行于家庭以及乡人的教化。您也会让我坐在这里，接受您的熏陶沐浴吗？于是为它写下这篇记，不只是为了表明您的志向，也用来警戒自己。五月壬辰朔日，北山黄榦记。刘正之遂初堂记 起初我在屏山认识刘君正之时，正之才十六七岁。我以为他家已经显贵三代，穿绮衣的习惯、声色享乐、乘轩戴冕的滋味，一定会有东西动摇他的内心、养成他的性情。后来观察他的容貌，听他说话，考察他的行为，却见他穿着宽袍大带，戴着头巾，穿着草鞋，看不到佩戴瑶环玉珥；身边左边是图籍，右边是史书，吟风咏月，看不到涂脂抹粉；高谈阔论，动不动就同世俗相违，看不到他有柔媚逢迎、随波逐流的样子。我退下来感叹说：“富贵，是人人想要的东西。他难道与别人不同吗？所谓居处能改变气质、奉养能改变体貌，果真值得相信吗？还是他年轻气盛，时间久了终究会改变呢？”从那以后，我同他交往一天比一天熟悉，感情一天比一天亲密；拿他现在来考察他从前，大概现在更好，没有一样不如从前。后来我遭受祸患打击，退回故乡，而正之正奔走东西，做诸侯的宾客，我们有十多年没有见面。后来听说他因为愤恨世道、嫉恶如仇，斥责羞辱权贵，而被罢职归田。他先父的宾客中有专擅国政、掌握大权的人；他先太夫人的亲族中有属于中宫、同皇后有关系的人；他宦游时结交的朋友中有做天子耳目的人，按理说似乎可以为自己申辩，并重新出仕了。亲友中爱护正之的人，也大都用这些话劝勉他；正之却安然不动，不作回应，每天同亲朋下棋作诗，栽花种竹，萧然自得，仿佛将要这样终身生活。我又退下来感叹说：“这是他的天资美好，不让外物劳累内心；这是真能不辜负初心的人。这是古代有道之士也难以做到的事情，正是《风雨》诗所以作的缘由。”癸亥年秋天，我又到屏山拜访正之。正之对我说：“我年轻时曾用‘遂初’为我所居的堂命名，晦庵朱先生曾替我书写匾额，您能为我写一篇记吗？”我说：“像朱先生本来就是希望你实现自己的初心，我也确实知道你果然能够实现自己的初心。”富贵毒害人，比鸩毒还厉害；只是因为人们把它嗜好得很美，所以它的毒害更加深重。蛆虫甘心吃腐带，鸱鸟乌鸦喜欢腐肉，它们哪里知道那是臭腐之物呢？盘间剩下的食物、嗟来之食，大概有妻妾所哭泣的，也有乞丐所不屑接受的东西；然而士大夫却不顾廉耻，冒险求取。如今你出生于公卿宰相之家，习惯于富贵的快乐，却能够把声名利禄置之身外，像这样不改变自己的操守，难道不是非常值得敬重吗？虽然如此，你的初心已经实现了，我还是请求最后说明你所谓的初心，请你听着：天地的初心，就是太极；人物的初心，就是本性善良；圣贤的初心，就是赤子之心。人难道能够实现我所说的初心吗？你能够实现它，那么你家族的初心，就会像延康那样忠烈，像少傅那样建立功业，像屏山那样具有道德，具备前人的美德，并加以发扬光大；像忠肃那样，你全都能够实现。正之说：“我不才，哪里敢不从早到晚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诲。”于是写下这篇文字的根本，作为《遂初堂记》。七月朔旦，长乐黄榦记。

译家恭伯重斋记 眉山人家恭伯，把自己读书的书斋命名为“重取”。孔子所说的“不重”便不能巩固学习的道理，请我写记。榦私下听说，《大学》的道理，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根本，并由此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又以居敬为根本。先儒论居敬的方法，说“心专主于一叫作敬”，又说“整齐严肃，心便专一”；整齐严肃，就是孔子所谓的“重”，也是居敬的根本。容貌庄重、言辞谨慎，并不是在外表上刻意修饰、在外部强行约束，而是借此涵养内心。轻浮浅薄、浮躁不安，内心状况就可由此知道了。怎样才能探究这个道理的精微，保存这颗心的纯一呢？世上的求学者把心沉溺在文辞、功利这些末节之中，本来就不是《大学》所应当致力的事情。立志求学却不能得到要领，又舍弃近处而追逐远处，害怕约束检点而喜欢放纵，那么对于学习难道还能有所收获吗？恭伯才华奇异，发表正直的议论，考中高科，守护家学的传承，急切地把读书讲习作为事业，又一定把“重”放在首位，可以说已经掌握了求学的要领。那么，以弘毅承担这条道的重任，以这条道承担天下的重任，也只须从这里更加努力于《大学》的道理罢了。恭伯，努力吧！恭伯名抑，如今任嘉定府学教授。嘉定辛未年冬至，三山黄榦记。郭圣予瑞莲堂记 有一株莲花偶然开花，县里人认为这是祥瑞，却没有把它私自献给县令。县令反而认为自己的德行不配承受祥瑞，又把莲花送还，百姓便把它运到大街上，让全县人观看。桂湖主人郭君来请求说：“我的祖先曾经面对池塘建堂，将要以‘瑞莲’命名，希望您写一篇记。”莲花是君子之花，莲花呈现祥瑞，是君子之道日益兴盛的祥兆。求学而德行进步，做官而事业扩大，都是道日益兴盛的表现。上天大概是在开启它了。我们县的士人，努力吧！嘉定癸酉年六月十六日，长乐黄榦记。林正卿龙门庵记 考察地势而使百姓居住，就可以建成城邑、乡里。百姓居住安定，人口增多繁衍，那么它的山川融会凝结，气势深厚，曲折回环，一定有值得观赏之处。若山川汇聚为中和之气，凝结为英华，滋润孕育出哲人、才士，那么它的奇伟绝特，一定有更加值得观赏之处。大概人禀受阴阳而生，河流山岳是阴阳中最大的形态，它们的刚柔、厚薄、盈虚、聚散，应当全都彼此相似。我的朋友林正卿所居住的乡里，山叫鼎峰，水叫梅溪。鼎峰山分成两支，东西方向交替耸起，抬头彼此相向，低头彼此相就，最后交错互相伸入。梅溪的水绕山而流，似乎前往又返回，似乎低下去又冲击，似乎停留又蓄积，不知道它从哪里发源。像这样流行十多里，然后耸立成两座山崖，倾泻成三道瀑布。山崖夹束，瀑流湍急，山势高峻，水势澎湃，显露奇怪景象，呈现奇特姿态，无法形容。大概这是全乡的屏障，也是神龙潜藏的地方。乡里的士人朋友回望而喜爱它，在山崖东面结草为庵，命名为龙门，把它作为祈祷和游览的地方，并请他的朋友黄榦写记。榦没有到过他的乡里，只曾同乡里的士人朋友交游；大体上他们清廉峭峻，喜好义理而喜爱文章，实在是山川之气使他们如此。人固然受到气禀的限制，却应当有办法充实自己的气。山的高、水的深、神龙的变化，如果能够用自己的修养充实它们，就都是我分内的事；否则，往来其间的樵夫、渔人、农夫、商贩接踵而来，这些同我有什么关系呢？如今正卿能够同乡人一同徜徉游览、纵情山水，并讲习从师友那里听闻的道理，以此充实自己禀赋的气，或许就能达到博大硕伟，不辜负这片土地的美景了。嘉定三年七月朔日，长乐黄榦记。

译安庆府新建庙学记 圣人的道理同天地并存。设置学校，是为了彰明道理。阴阳五行发生万物，而太极的妙理周遍流行，没有穷尽。凡是被包容在造化之中的事物，都同样禀受这种气，也同样具备这种理。人是万物之灵，所以禀受中和之气而生，纯粹至善；日常生活和通常行为，各自都有应当遵循的法则。贯通古今，充塞宇宙，无论到哪里都不是没有这种道理的寄寓。圣人参与天地而建立准则，既为世人阐明其中的深意，治理这个世界的人又设置学校来教导他们。从王国都城以下，直到乡里道路，大概是要使一世之人，凡有血气和心智能知的，没有不在我道之中周旋浸润的。哪里还有远近内外的分别呢？龙舒作为郡，从周朝初年起就以国名著称，沐浴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遗泽已经很久了。这里的城距天下中央、昔日王者故都一千多里，风气所聚，正朔所到，是古代男服之国。这里山川优美，地气宏大，水深流长，是两淮最为奇绝的景观。风俗质朴浑厚，奇才秀民带着书籍读书，文质彬彬。然而郡学却独自简陋，不相称，历经几十上百年，没有人经过而过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大概自从衣冠文物汇聚于东南，任职淮地的人都认为这里遥远而偏外，本应急于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事情，反而被放慢了。我们的道理难道竟然如此吗？考察图志，自唐代开始建立孔子庙学，这座学校却独独没有记载。旧学在今学的北面，政和年间改建到现在的位置。绍兴初年废弃后又复兴，此后有时增建，有时修缮，大体上只是因袭简陋，并不是有意崇尚学校、美化教化。嘉定壬申年，右史舍人、直龙图阁张公来守此地，进谒先圣，退出来叹息说：“像这样狭窄啊！”练武的地方逼近学宫，这不是尊重文教的做法。于是迁到别处，学校的地面才得以扩展；他又叹息说：“像这样简陋啊！”学生读书的斋舍环绕在庙殿四周，这不是尊奉先圣的做法。于是又在扩展的地方另建各斋，庙的规制才严整起来。右边是庙、左边是学的位置，次序已经确定；凡是属于庙的建筑，首先建造郡守斋舍，以使祭祀事务庄肃。随后又考察邹公、兖公以及从祀者的座次、朝向和等级，大多错误而不合古法，便按照侍讲朱文公先生所制定的新仪全部厘正。郡里的先贤和周、程三先生的旧祠在学门外，到这时也迁来作为次于从祀的祠位。凡是属于学校的建筑，北面建高阁，用来收藏皇帝的御笔。阁下建师生宴见的厅堂，堂北建教官斋宿的屋舍，排列六斋。又有学职人员位于东西两庑，南面有轩，轩南有池，池上有亭，作为游息的地方。外面是射圃，深广高严，气势威武，规模壮丽，东南各郡没有能超过它的。材料取自官府所有的竹木，工役由学校的佃户承担，县中闲居的官员偶尔派人相助；兴起这样的大工程，百姓竟不知道。又把学前官池和官田若干亩，用来增加供给学校的廪饩；又把白沙鱼池每年收入的几千缗钱，用来接济士人赴礼部考试所需的贡礼，以及无力办理丧葬者的费用，送给并周济他们。庙学支撑倾斜、修补漏洞，也都从这里取用办理。唉，张公给这个地方士人的恩惠太深厚了。这里的士人背着书箱前来，提起衣襟登堂；进入庙中瞻仰圣贤的仪容，研习他们的经典训诫；处在学校里聆听师友讲习，考察德行、道义显著而活跃的表现。又能在斋舍中保持庄敬专一，在念头起伏、日常举止之间省察自己，穷究道理以达到明知，努力实行以践履实际，那么道就存在于自身了。长期积累的习惯一旦形成，风俗便会日益改变，即使成为邹鲁之地也可以。谁说衣冠文物只能以东南最为兴盛呢？张公名嗣古，是直宁人，早年凭实际学问登上显贵之位，专心于道，想让别人都达到自己所得的境界。他守舒州时尤其把教化作为首要事务，不满一年政事就办成了，法令也得到信服，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庙学的建设规模，比其他郡最为宏大。工程完成后，因府学教授赵汝遂的请求，嘱托榦写下这篇记。我私下想到，舒州先贤中有文翁，曾在蜀地兴办学校，使百姓受到教化；汉史已经记载了他的事迹。一千多年之间，蜀地著名公卿接踵而出，他们还常常一起说：这是文翁教化的结果。张公能够把舒州看作蜀地，舒州人难道不能把自己看作蜀人，把张公看作文翁吗？难道可以让他的事迹默默无闻、毫无可观，而太史氏失去记载吗？于是我不敢推辞，记述事情的始末，夸赞张公给舒州的恩惠，以勉励舒州人，使后来者有所考察。学校于癸酉年十月庚子日建成，主持工程的是怀宁县尉范楷、兵马都监郑选。十天以后，具位黄榦记。

译平江府和靖尹先生祠堂记 和靖尹先生曾寄居在平江府虎丘西庵，匾额题为“三畏斋”，他所题写的杂录、《论语解》都可以考见。他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上方，距今已经七十五年。郡守直秘阁陈君芾、通守太学博士丁君焴，才开始测量庵的空地建屋，绘制先生的画像来祠奉他，以尊崇前贤，激励后学。先生名焞，是洛阳人。二十岁时，拜伊川程子为师。参加科举时，考官主张诛杀元祐党人，他不作答，于是放弃举子学业。靖康初年，以平民身份被征召，他没有前往。诏书褒扬他为和靖处士。洛阳的家族在兵乱中灭亡。先生死而复苏，逃窜到长安山谷之中。逆豫以礼聘请他，他投水逃走，在蜀道间辗转多年。绍兴五年，以崇政殿说书征召，前后推辞二十次。绍兴八年冬天，才入朝觐见，授秘书郎。第二年升任少监、太常少卿、权礼部侍郎。每次升迁都竭力推辞。那年冬天，授徽猷阁侍制、提举万寿观，他不断推辞，于是奉祠出任外职，就在虎丘居住。当时已经七十岁，贫穷得没有办法回乡。两年后，终于死在会稽的寓舍中。先生一生在世上的遭遇就是这样。我曾考察先生所学，发现他笃实地践行，不说空话。他从不求取别人的知晓，别人也无法窥见他的内在蕴藏。如今能够看到的，只是他在经筵进讲的言论和门人的记录罢了。只有根据他在世上所遭遇之事，观察他的取舍，然后才能知道先生对于道的修养，卓越得不可企及。利害是人心的私欲，理义是道心的公正。公与私之间交替争胜负，一取一舍，贤与不肖便可以由此知道。至于历经极端险难而不改变，突然处在尊贵显达的位置而不动心，怀抱仁德、践履义理，终身不悔，不是盛大德行，能够这样吗？理义充满内心，那么祸福成败、荣辱得失、纷纭万变，每天陈列在眼前，而这颗心自然安定如常。程子门下，跟随求学的士人都宏博俊伟，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才；但程子屡次称许先生，可见观察得十分审慎。颜渊退处自守，好像愚笨，孔子却称许他，也说“处在箪食瓢饮、陋巷之中而不改变自己的快乐”，又说“差不多可以达到屡空的境界”。那么先生，莫非就是程门中的颜氏吗？里巷中的小人沉迷在利欲的道路上，不值得说道；学士大夫却知道礼义。面对利害，连一丝一毫也不肯放弃自己所守持的东西，这实在可叹。听到先生的风范，难道能不稍感惭愧吗？有志于道的人，也可以因此自我勉励吗？二位君子建造这座祠堂，对于名教的补益实在很大。因此我叙述先生亲身践行的大节，来示范给求学者，希望他们在自身上加以验证，并得到先生之道。嘉定七年六月十六日以后，学生黄榦记。袁州萍乡县西社仓絜矩堂记 晦庵先生最初创办社仓，是为了惠及乡里百姓，并想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推广到各州县。江浙一带崇尚义举的人争相仿效。袁州萍乡的社仓，是九县中位于西部的一个。钟唐杰先生为它撰写记文。那里有一座堂，还没有命名。胡叔器先生与我黄榦商议，想用“絜矩”来命名。叔器回去后，把这件事告诉唐杰。唐杰说：“可以吗？”于是写信来让我说：“请你替我写下这件事。”我听说后，老师说：“‘絜’是度量；‘矩’是用来画方形的工具。立身处世、与人交往，都加以衡量而不使它有余或不足，达到方正，这就叫作‘方’。富人田地相连，粮食肉类有余；穷人连插锥子的地方都没有，却只能以糟糠为食，这不是方正。社仓的创办，就是拿出富有者的余粮，救济贫困者的不足，正是絜矩之道。君子的道，必定要加以衡量而使之合乎方正：乾为父、坤为母，人与万物处在天地之间，同样禀受天地之气而形成身体，同样承受天地之理而得以生存。百姓只是我的兄弟，万物只是我的同伴，那么它们蓬勃生长，没有一样不合乎方正。恻隐之心，人人都有。看见小孩将要掉进井里，或看见一头牛在自己面前战栗，为什么会突然产生惊惧怜悯之情呢？只是因为它们同出于一个根源，自然而然不能自已罢了。因此，方正也是人心共同的感受。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向上侍奉父母，向下抚养子女，这是人的共同情感。因此，古代帝王设置井田制，每家授田百亩，上面有补助的政令，下面有周济救助的义理；这些都使人心有所感动，正是方正之政。自己想立身，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敬爱自己的老人，并推广到别人家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并推广到别人家的孩子。顺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推究其根本却是同一个道理，这就是以方正之道教化人的方法。考察天理，验证人心，参照帝王的制度，质证圣贤的教诲，君子的道中，难道还有比絜矩更大的原则吗？至于那些只顾自己经营、连拔一根毫毛也不肯用来使天下受益的人，充满狭小自私之心，即使在一家之内，父子兄弟尚且各有彼此之分，更何况把这种心态推及人与万物呢？所以，不能以絜矩为心的人，违背天理、悖逆人心，是帝王必定诛罚、圣贤必定抛弃的人。既然如此，懂得社仓的意义而设置它的人，就是实行絜矩的人；不懂得社仓的意义而不设置它的人，就是不实行絜矩的人；既不懂得，又想毁坏它，这是自己不能实行絜矩，却又憎恶别人实行絜矩，贤与不肖的区别，已经十分明显了。我又曾根据钟君的记文考察此事：萍乡成为县邑，已经很久了。在萍乡任县令、县尉的，不知有多少人，但只有孙公、潘公能够留心此事。在那里做士人并且生长于当地的，也不知有多少人。彭君虽然不认识他们，钟君、胡君却都是贫困而靠自己立身的人，也仍然对此事拳拳在心。这四五个人比别人贤能，是可以知道的。由此推想，先前捐出粮米设置社仓、名叫栁如、栁宜的那些人，他们的为人也就可以想见了。我又曾考察：钟君曾向先生求取记文，先生为此写了这篇记。考察年月，大概是在先生临终前二十天。文辞抑扬顿挫，感慨深长，其中含有未尽的意义。他那种天地生养万物的仁心，直到年老将死也没有衰退。某年某月某日，具位黄榦记。

译吉州永新县学记 永新在吉州是个大县，山水明丽秀美，土地平衍肥沃，风俗富足，家家以读书为业；它创建学校，已经很久了。嘉定元年，盗贼在荆、潭一带发动，结党据守险要，抗拒朝廷。官军包围数州之地，方圆千余里都遭受他们的祸害。永新正处在往来交通的要冲，被抢掠、焚烧、荡平，官府房屋和百姓住宅，连一根椽子、一片瓦都没有留下。过了几年才得以安抚平定。县尉范君某清除荆棘，平整瓦砾，约束自己节省使用，首先修建县学，使它焕然一新。他拿州事判官孙德舆的书信来请我作记，我黄榦推辞说自己不才。范君任期届满后又来拜访我，请求更加恳切。当盗乱刚刚平息时，山谷中的反复不安还没有完全平定，田野中流离失所的人还没有完全返回；消弭盗患、安定百姓，是县尉的职责。至于‘弦歌揖让，经生学士’，平常闲暇时讲习学业，县尉又何必急于做这些事呢？我曾追究盗乱兴起的原因：庆元、开禧年间，有人排斥道学，把士人中廉洁好礼、诵读先王言论并奉行其道的人，一概斥为虚伪；贪求财利的人却习惯于苟且卑贱、寡廉鲜耻，以此自别于道学；他们阿附权奸，窃取威权福禄，志气骄盈，于是酿成战端，败军杀将，使两淮、荆襄骚动不安，东南百姓困于供应军需，而监司、州县官员还在搜刮民财、进献贿赂，百姓不堪其苦。江西的风俗，是豪强富户喜欢兼并土地；做地方守令的，不但不能抑制他们，反而放纵他们，于是小民更加困苦。百姓生活中看不到礼义施及自身，又困于衣食不足，便幸灾乐祸，企图借此发泄不平之愤；他们离开本业去做盗贼，焚烧县邑，残害良民，是形势逼迫他们如此。既然知道盗乱的兴起，是由于人们不喜欢学习，那么消弭盗乱、安定百姓的方法，除了兴办学校还有什么呢？这正是范君急切要做的事。孔子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役使。’假使孔子的教化能够实行，那么进用贤能、斥退不肖的人，必定不肯任用残害百姓的人；做监司、守令的，也必定不肯做残害百姓的人；富民必定不肯兼并土地，小民也不肯相互结伴去做不义之事。这样，不仅盗贼可以消弭，即使使人人都具有士君子的品行，也是可以做到的。既然如此，范君所崇尚的事情，俗人认为迂阔，君子却认为紧要；这不仅是永新为官为民者应当知道的，也是天下人应当效法的。所以我推广说明他的本意，并记下学校建成的年份。嘉定某年某月某日，具位黄榦记。徽州朱文公祠堂记 道源自上天，具备于人心，显现于事物，载于方策，能否明白并实行它，在于人自身。圣贤相继兴起，体察大道、治理天下，三纲已经端正，九畴已经安排，于是天下安定而有秩序。圣贤不再出现，道术分裂，邪说欺骗百姓，充斥阻塞仁义，于是天下危险而混乱。世间有圣贤，他们所关涉的事情十分重大；他们在世时受到荣宠，死后令人哀悼，这是秉持常性、喜好道德的良心所不能自已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出生，道便开始实行；孔子、孟子出生，道便开始彰明。孔孟之道，由周子、程子、张子继承；周程张子之道，又由文公朱先生继承。这一道统的传承，历经万世仍然可以考察。文公是徽州人，他去世后，徽州士人相互说：‘先生与这片土地有深厚关系，是我们郡的大事。’于是就在郡学中绘制他的画像，建祠祭祀。太守赵师端到任后，看到祠堂偏小狭窄，不足以表达本地人思念仰慕之意，便改建在讲堂北面，并嘱托我黄榦作记。我私下认为，从古以来圣贤出生，大约五百多年才有一人。孟子去世后，一千五百多年都没有听闻有能继承大道的人。考察他们的世系，又都是中原所生，南方则更没有听闻。历经的时代如此长久，天下的地域如此广大，其中难道没有宏博俊伟之士，却不足以参与听闻这道统的传承吗？到了我朝，周子、程子、张子已经在同一时代相继出现，文公又在不到百年之后复兴。周子出生于舂陵，文公又生于新安，难道不是因为政治教化美盛，文治武功周遍天下，是天运所开启、地灵所汇聚，成为旷古罕见的创举、一代最盛的时期吗？秦汉以来，这一道统日渐昏暗，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本来应当遵循的法则被遮蔽而不彰显，典籍中不可磨灭的教训残缺将坠。周子、程子、张子已经推明了它的大端，但传承中讹误相袭，逐渐失去本来面目。等到我文公先生，他禀有高明的资质，磨炼刚强坚毅的志向，潜心深察，笃信力行，精粗无不探究，毫厘必定辨析。到了他德性深厚、仁心成熟、明理精义之时，历代相传的大道便灿然昭著。因此，即使偏远乡里的后辈，也都知道圣贤教人的法则。这样看来，先生生于世间，对这大道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先生去世后，天下士人没有不叹息流泪、失去依归的，更何况生长在先生故乡的人呢？他们思念仰慕而不能自已，赵君扩大祠宇来安慰他们的心，也是应该的啊！不过，思念那个人，不如尊崇他的道；仰慕他的遗迹，不如学习他的心。如今先生的著作已经家家收藏、人人诵读了，只要不被习俗迁变，不被利害诱惑，以居敬来树立根本，以穷理来达到明知，亲身实行来践履实际，那么即使相隔宇宙，也如同亲眼见到先生；大道明白而且得以实行，天下安定太平，就有希望了。这是当世人应当共同勉励的事，徽州士人难道可以不以此自我勉励吗？师端和他的兄弟都曾在文公先生门下游学，所以他治理政事，知道首先应做的事情就是这些。讲堂建成于嘉定七禩八月，主持工程的是歙县县令孙某。十月初一，门人黄榦记。《勉斋集》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勉斋集》卷二十　宋黄榦撰，记二

译汉阳军学五先生祠堂记 嘉定八年冬十一月，汉阳军学五先生祠堂建成。郡中代理守臣长乐黄榦率领属官和在学士人，选择日期举行释奠礼。郡文学金华潘衍和诸位学生共同写信请求我作记。我私下认为，成均的制度是集合国子弟，选择有道德的人来教他们；死后就在瞽宗祭祀，称为先圣、先师。国家没有这样的人，就从邻近地区和本乡选取；邻近地区中曾到本国游宦、且有善行值得记载的，也祭祀他们。像孔子、孟子及其门人，则不必限于本乡、邻地或曾经游宦之处，祭祀典礼所规定的范围通行天下，这是各地学校共同遵行、没有谁能改变的制度。汉阳作为郡，我到学校访察，除通常祭祀的对象外，竟然没有其他人。这里山川优美，风俗美善，大禹的功业和文化，都载在《诗》《书》中。出生在这里的士人，卓然自立者本来不乏其人，难道是那些怀抱道德、深藏不露而不求闻达的人，无法为之立尸祝祷吗？二程先生以道学继承孔孟失传的传统，出生在黄陂，是汉阳的邻境。他们的门人游氏曾经任守此邦，程子称赞他德性器识温润纯厚、学问日益进步，那么从邻地和曾经游宦之处选取祭祀对象，就不能不推举他。若根据师生关系追溯本学传承的源头，那么濂溪周先生实际上是最初倡导者。又根据周子、程子的学说追究它为什么能够光明盛大，那么新安朱先生实际上完成了最后的总结。因此这五位先生的祠堂得以建立，学校的文物制度也开始完备。道统的传承，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亲自奉行此道来教化天下。周朝衰落后，这一道便不能实行；孔子、孟子及其门人共同推明它。秦汉以来一千多年，洙泗一带遗留下来的传统已经衰落而重新振兴，难道不是五位先生的力量吗？那么五位先生本来就应当与孔孟门徒一同在学校祭祀。况且他们留下的遗迹又可以考察，将他们合在一起祭祀，使本地士人知道道统有所传承，知道圣贤值得仰慕，难道不是一件伟大的事吗？当斯文晦暗、遗留下来的典籍残缺脱落之时，天运有所开启，名儒接连出现，以高明的资质、刚强坚毅的志向，剖析细微差别，阐明幽深隐微之理，把它们写入图书，明亮如日月。后来的学习者大概不必穷尽探索、竭力求索，就可以亲眼看见大道而使它存续。然而士风败坏已经很久了，在学校求学的人，除了应试科目之外什么也不学习，这难道全是士人的罪过吗？汉阳士人进入学校大门，登上讲堂，孔孟门徒森然立于面前，五先生祠堂排列在身后；尊敬他们，阅读他们的书，明白他们的道，使心中所存、身体所行，必定有超然自得之处，那么就可以成为有道德的人。有德之人，在下可以教导国中的子弟，在上可以继承诸儒正统的传承，难道会没有这样的人吗？难道会没有这样的人吗？于是我为此作记，交给学校的师生，使他们刻在碑石上，以等待明年正月初一。谨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鄂州州学四贤堂记 阴阳分化而五行具备，人和万物产生而万事出现。太极的奥妙是它们的根本，并在其中流行，充满宇宙，贯通古今，一刻也不能离开。形体相交、元气相感，而禀受各不相同；欲望发动、情感胜过理智而好恶没有节制，于是心被形体役使，志向被气质改变，天理被欲望遮蔽，本性被情感凿坏。原本不可离开的道，被束缚消亡、堵塞蒙蔽，没有人能保存它。河图洛书出现，天文才开始显现；圣贤出生，人和万物才开始开明。天地两仪开始分化，仁义便显著了；五行之气顺序分布，五种事物便完备了。礼是依照上天的秩序，典章是依照上天的次序，于是教化得以推行。借助最显著的现象，验证最微妙的道理；从人事本来应当如此之处，考察天命本来如此的根源；再加以操守、保存和涵养，那么举止仪态、进退周旋，无不出于这大道之中。圣贤的功业与上天没有间隔，凡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尊敬亲近他们的；人心秉持常性，不能自己停止。周朝衰落后，邪说一同兴起。谈论道的人以虚无为宗旨，讨论治理的人崇尚功利，解释经书的人沉溺于训诂考据，擅长文章的人炫耀辞藻。过了一千多年，天理沉没昏暗，即使有宏博俊伟的才智，也没有人能够穷究它的归宿。大宋兴起，德行与天地相配，以儒学尊崇大道，以仁爱施行政教。经学和文章都以义理为根本，鸿儒硕士文质彬彬地不断出现。向上比拟三代，向下超过汉唐，这是多么盛大啊！经过逐渐熏陶、长期积累，这一久已受侵蚀的大道重新明朗起来。濂溪周先生没有承受师传，却洞见道体，推明无极、太极，以阐明阴阳五行的根本、人物的化生和万事的纷杂，于是用中正仁义加以安定，树立人的准则。这大概与河图洛书互相表里。周子把它传给伊洛二程先生，程子所说的道德性命，都从这里产生；但其中微妙的言辞、深奥的义理，学习者还没有完全通晓。新安朱先生禀赋高明，磨炼刚强坚毅的志向，深入潜心、默默体会，笃信力行，体与用同出一源、显与微没有间隔的道理，他超然独悟，又分条规划、推演阐释给后学看。周子、程子的道，到这时才真正彰显。穷究天理、尽尽本性而达到天命，以存养本心、涵养本性来侍奉上天，如果没有这四位先生，谁来发明？大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学习者没有见识，又受到异端的祸害。四位先生的道，本来就根源于人心固有的东西和不可改变的天理，因此邪说不能肆行，人们都趋向最正的道路，止于至善的境地。天下学习者尊崇信奉他们，认为孔孟门徒又在这个时代复生，于是把他们供奉在学宫，以激发学习者敬仰爱慕的心。这就是师儒之职，也是会稽石继喻先生的本意。石君任鄂州教授，而我黄榦恰好任沔地分符之官；石君的先人太常寺簿石师朱先生，是朱先生的高等门徒，也把我看作同门中的后辈。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建成，石君派学正张颐孙来请我作记。四先生的书已经家家传藏、人人诵读了，我叙述它们关于道体的大要，以显示四先生的道光明盛大，而且本来确有源流。天命在人身上的意义这样明白，前贤教人的心意这样深切，圣朝尊重大道这样隆盛，师儒护卫大道这样急切，那么在学校求学、到祠堂下面拜祭的人，也应当思考如何自我勉励。后学黄榦谨记。

译南康军新修白鹿书院记 庐山南面，突出而以山峰得名的有五老峰。五老峰山麓，幽深而以洞得名的地方叫白鹿洞。这里是唐太子宾客李渤隐居之处，南唐又扩建它作为培养士人的地方。大宋初兴，文教广泛传播。开宝年间，有人以高科及第、知庐山学士的身份主持此处，洞学于是兴盛。太平兴国年间，得到皇帝赐书的恩宠；大中祥符年间，又有加以修缮的命令；庆历年间下诏各郡县都建立学校，而原来已有学校的，大多仍沿用旧制。圣祖、神宗尊崇儒风、惠及士子的心意，可以说极其深厚了。后来这里却荡然成为丘墟，荒草丛生，难道是建立学校以后，士人趋向简便，不再以山林泉石为乐了吗？淳熙八年，下诏任用文公朱先生起家为郡守，才得以找到遗址，按原规模恢复。那年正逢大灾荒，工程便从简办理。不久又请求赐额和赐书，以使此事更加重要；这样看来，它的简陋本来也是有所等待的。后来历任郡侯、博士接连增修治理，但量力而行，沿袭堂舍旧制，没有谁能够奢侈扩建。嘉定十年，先生的儿子朱在以大理正的身份前来履行世袭职任，思考如何发扬父亲的美好遗命、完成先人的志愿，于是聚集工匠、估量材料，缺少的加以增建：修建前贤祠堂，设置宾客馆舍，修建阁东书斋；通往洞口的道路狭窄，就把它拓宽；修建礼殿、直舍、门和墙；已经完备但破旧的，就重新修缮，即使厨房、浴室之类，也不苟且从事。又因为先生曾经制定跪坐的制度，便上报朝廷，请求加以厘正。它的规模宏大壮丽，都是其他郡学所不能比的。对于康庐山独特绝胜的景观来说，它十分相称；对于诸生讲习学业的场所来说，也十分适宜。宣扬圣朝崇尚儒学的风气，成就前人教育的美意，这些都可以没有遗憾了。周朝衰落、道统昏暗，已经一千多年；周子、程子先生才重新得到孔孟失传的传统，不到百年，大义又发生乖离。先生深入探究大道，推阐前人尚未发明的道理；他任郡守时，也曾与诸生反复讲论，规劝教诲的话语简明而完备。如今侯君又招来曾跟随先生学习、通晓先生学说的人，让他们主持此事，讲授学业。他对诸生的期望，难道浅薄吗？如果只图口腹，谋求利禄，而对修治内心、修养自身完全不加注意，那么既辜负了崇尚儒学、实行教育的原则，又观看山川的胜景，周旋于堂舍的壮盛之间，心里能安宁吗？侯君治理政事，得自他在父亲面前听闻《诗》《礼》的教诲，收敛奸邪、扶助弱小，革除弊端、振兴废坏，尤其把养育百姓作为首要事务。南康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先生曾多次请求减免租税和一切没有定额的征敛；侯君也堵塞漏洞，节省浮滥冗费，代替百姓缴纳赋税，并为他们减免债负，达到六万多缗钱；他还能以余力如此关注儒学官员。这件事本来不能不记录下来。我以前曾跟随先生游学，直到看见书院初建；三十八年后，又看见书院建成。既悲叹从前的哲人再也见不到了，又欣喜贤能的侯君善于继承他的志向。侯君命我作记，我不能推辞。这篇记写于嘉定十年三月。李德进毋自欺斋记 李德进君从太学回到蜀地，祭酒袁公喜爱他笃实好学，便写下“毋自欺”来勉励他。李君将要回去，便用这三个字命名自己的书斋。他渡过长江，经过灊山，嘱托我为他作记。我听说求学问道的方法，不过是知和行罢了。自古圣人承接上天之道、树立人的准则，不说只是知，而说要精；不说只是行，而说要专一。知得不精，行得不一，仍然等于没有知、没有行。圣贤相传以启发后学，谈知一定说“知至”，谈意一定说“意诚”。达到极致，那么事物的道理没有不通晓的；意念诚实，那么心念的发出没有不真实的。所说的“至”和“诚”，就是“精一”的意思吧？知和行，是求学的道路；至和诚，是求学的归宿。有志于道的人，难道可以不勤勉努力，求得止于这里吗？长江发源于岷山，向东流向沧海，不知道有几千里。它滔滔不息，最终也能流到那里，正是因为真诚不懈。由此观察，就能明白“毋自欺”的意义了。我正怀有信奉大道不够笃实的忧惧，而德进的请求恰好使我有所感触，于是没有推辞，叙述自己所听闻的道理来告诫他，也用来警戒自己。德进名叫輶，是隆山人。嘉定丁丑五月丁酉，长乐黄榦记。陈师复仰止堂记 仰止堂，是丞相正献陈公旧宅东边的一部分。晦庵文公朱先生曾经住在这里。文公喜爱这里的道义而忘却对方的权势，不远千里来辛勤拜访；正献公喜爱道义而忘却权势，降低身份在馆舍中行礼，并与他交友。两位先生在这座堂中，以道义相交。堂正面对着一座山，名叫壶公山，山势高峻、形体端正厚重，仿佛正人端士拱手而来。文公住在这里时，正献公的儿子们都曾提衣拜见。太府寺丞宓长大后更加喜爱学习，思念文公却不能见到他，登上这座堂，望着那座山，就像见到了先生本人一样。于是取“高山仰止”的意义给堂命名。他已经与朋友在堂中讲习，并嘱托我作记。圣贤生于世间，具有盛大的德行和至善的境界，凡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尊敬亲近他们的，这难道是从外面强加而来的吗？这是人所秉持的常性和喜爱道德的良心不能自已。学习者面对圣贤，思念他们居住的地方便生起敬意，难道只是听到圣贤的风范而感到喜悦吗？尊崇德行、喜爱大道，是有志于学习的人不能自已的事情。寺丞用这个意义命名堂，可以说是良心发露而且能够立志于学习了。还是因为此事而有所感触吧？道源于上天，圣贤体察上天、树立大道来示范世人，正如高山一样，可以仰望，也可以登临。人人都仰望它，但没有眼睛的人看不见，这是资质禀赋造成的障碍。[原文“遂兽”疑误]者看不见，这是物欲使心昏暗。指着一株草木却说那就是山，是所见偏狭而微小；即使已经有所见，也会趋向低处，舍弃高山而进入幽暗之地。既然已经向下走，遇到陡峭之处便停下，在半途就废弃了。这难道是没有人心、不知道学习吗？是内心不能充实、学习不够用力。如今的学习者，有不走这条路的吗？我担心这大道日益昏暗。如果真能以居敬树立根本，以穷理达到明知，以努力实行来践履实际，体察高山和大路的意义，懂得一仰望、一实行互相承接、先后相因的道理，循序渐进，自强不息，才会开始看见它越来越高，最后看见它卓然独立。即使在羹墙之间看见圣贤、到处都能站立，无不是道。那么对于这座堂的意义，大概可以无愧了。哪里还有别的呢？只是充实喜爱道德的心，磨砺喜爱学习的志向罢了。寺丞在朝廷任职、处理政事，是能够担当大道的人。因此我推演他受到的感动来勉励他，也给志同道合者看，使他们有所警醒。长乐黄榦记。

译家本仲无欲斋记 家本仲到干山脚下拜访我，我们一起阅读周子、程子以及先师朱子的著作，探究它们的端绪，以寻求根本。谈到周子“无欲则静”的道理，本仲叹息说：“进入道德境界的关键，大概就在这里吧！这可以用来命名我的书斋。请你为我说明其中的意义。”我赞赏本仲选择得精当、信奉得笃实，庆幸我们这一群体中还有这样的人，斯文还没有坠落。于是对他说：“寂静而不动，是心的本体。事物尚未接触，思虑尚未萌发，清澈纯一，如水静止，如秤平衡，这样它的根本就是静的。外物的蒙蔽交相出现于眼前，内心便发生迁移，欲望就产生了。欲望炽盛而更加动荡，受到外物感动而发动的心既失去节制，原本寂静不动的心也将纷乱胶着，片刻不能安宁。动与静相互引发，辗转迷乱，天理日益微弱，人欲日益放纵。因此，以静为主是为了制约动；没有欲望，是为了保全静。这是周子的意思，也有它的来源。‘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说的就是以静为主。白天受到物欲束缚而丧失本心，夜间的清明之气便不足以保存本心。无欲就能静。难道这只是圣贤的教诲如此吗？春夏，是阳气的运动；秋冬，是阴气的静止。正当它静止时，一种事物也不产生，万籁也不鸣响，树木回归根部，冰凝结在深渊中。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使众阳萌发而生出万物。等到它运动时，万物各自归属于相应的类别，上天有什么私心呢？上天尚且没有私心，欲望又从哪里存在呢？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使群阴肃杀而完成一年的功业。上天尚且不违背这种道理，何况人呢？刚健、柔顺和五常，是人的本性；精气和百骸，是人的形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是人的伦理之道。放纵耳目口腹的欲望，只求满足微小的形体，以静来损害本然之心，以动来伤害当然之道，对上违逆天地的化育，对下违背圣贤的教诲，与禽兽有什么区别？如果真能回过头来思考，天所赋予我的东西，是这样尊贵而宝贵。先确立最重要的根本，那么次要的东西就不能夺走它。看世间的功名富贵，即使是人最大的欲望，也渺小得如同浮尘在太空中，更何况车马、被褥衣裘和饱食之类呢？大概将要同造物者一起处在冲淡空明的境界，不受人世所能羁绊。所谓胸襟洒落、如和风明月一样，他内心所存的境界也就可以知道了。周子推明无极、动静的意义，以继承孔孟失传的传统，最后归结为“无欲则静”一句。至于谈论圣学，周子说：“无欲就能静而虚，发动就能正直。” 谈论养心，周子说：“无欲就能树立真诚，明达通晓。” 这样看来，圣人传授的关键、学习者求学的道路，果真不是出于这句话吗？本仲名叫演，是眉山人。嘉定己卯正旦，长乐黄榦记。李兵部祠堂记 兵部郎中、知果州李道传，字贯之，去世两年后，有人在南康军庐山栖贤寺为他建祠。贯之从蜀地来到东南做官，以未能亲自到晦庵朱先生门下执经受教为遗憾。凡是跟随先生游学的人，都低头表示愿意同他交往。先生留下的书，以及师生之间的问答，他都亲手抄录，背诵成篇，昼夜不倦。他天资聪颖，原本已经默默领会其中道理；有疑惑尚未解决的，必定反复询问辨析，以求得正确理解。因此，他学问通达而全面，并且笃信力行，表现在实际行为上的，又都卓然可敬。东南士人无不整肃衣襟，推崇佩服。假使贯之能够登上先生的门下，他的成就一定不会在诸位门人之下。先生去世后，那些私下仰慕先生而有所获得的人，应当以贯之为首。与他相处越久，感情越亲密；等到他去世，思念他而不能忘怀。贯之离开京城，在山北[原文“▯舟”字形疑误]泛舟，每天与朋友往来于岩壑泉石之间；对于玉渊三峡的胜景，尤其留恋，不忍离去。与他同游的人，也不忍心看着贯之最终停留在这里。直到今天，思念贯之的人，仍然仿佛看见贯之徜徉在这些地方。唉，这就是为他建立祠堂的原因。大道不能彰明，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忧虑的事情。贯之没有成为晦庵先生正式的门徒，但他自己所得到、并使人信服的学问竟然如此。贯之从未给别人施加恩德，人们却亲近仰慕他，是因为大道的缘故。既然大道难道真的难以知晓，人又怎么可以不立志于大道呢？祠堂的建立，已经足以显示尊重贤者、喜爱善行的诚意；经过祠堂下面的人，难道不会听到他的风范而奋发兴起吗？我担心建祠堂的人若不能说明建祠的原因，便无法向世人自我表白，所以写下这些话；凡不是建祠本意的内容，一概不记。嘉定己卯人日，友人黄榦记。

译袁州重建韩文公庙记 从尧舜到孟子，二千年间，圣贤相继兴起，以大道相互传授，那些彰明显著的人，前后相接。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之类，也都得以列入知晓大道的人中。颜回、曾子、子思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源流可以考察。自孟子以后大约一千年，出现了韩公，他独自把传承这大道作为自己的责任，以古代准则衡量今天，这其中盛衰显晦的差别，何其巨大啊！古代道德统一、风俗相同，虽然历经久远，所守持的只有一个学说，认识本来就很明白。周朝衰落后异端的祸害兴起，学习者各自把自己的见解作为守则，道统才开始昏暗。所以古代奉行大道容易，后世奉行大道困难。像韩公这样的人，在支离、错乱、相互抵牾之后寻找失坠的传统，却能卓然有所见识，那么把自己比作圣贤，希望传承这大道，是合宜的。韩公本来就以大道自任，后世称颂韩公的人也都把大道归于他。他概括六经的旨意，振兴八代以来的衰颓；排斥佛、老二氏的错误学说，以挽救天下沉溺。上疏劝谏宫市，因谏迎佛骨而被贬，又被贬谪流离、困顿失意，濒临死亡也不后悔。韩公像镇州迎接他的那些人，都是披甲的士卒，为韩公的处境担忧；韩公用道理开导他们，他们都低头听命，不是有道之人，能够这样吗？然而先儒颂扬韩公的话，唯独说“孟轲死后没有得到传承”。如果韩公没有所见，他所传承的究竟是什么？而且韩公所见的又是什么呢？上天所赋予人的叫作性，韩公则说：“使人成为人的有五种，就是仁、义、礼、智、信；顺着本性实行，就叫作道。”韩公又说：“由仁义而行，就叫作道；修明大道以引导百姓，就叫作教。”韩公还说：“它的法则是礼乐刑政，它的职位是君臣父子；由此充实推广，那么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没有不是天理，私意、人欲、邪说、诡论就没有容身之处了。”这些话说得确切，旨意明白，难道是凭空揣测能够达到的吗？把它落实到自身，在内心加以验证，确确实实不可改变。按照韩公的见解来看，圣贤所传的道，难道不就是这些吗？荀子、扬雄离孟子并不远，他们醇厚与驳杂不同，是因为见解不同。韩公称赞孟子醇正，斥责荀子、扬雄的驳杂，那么韩公的见解大概是从孟子那里有所得，又用来比况自己。韩公的著作，一句是仁义，两句也是仁义，可见他的见解是多么明白。居于仁、行于义，圣贤的事业并不难以进取，更何况只说言论和气节的一两个方面呢？所以只讨论韩公的事迹，不足以知道他的深厚；观察韩公的见解，就可以知道他是以大道自任的。韩公曾任袁州太守，袁州过去已有韩公祠庙，后来迁移，没多久又恢复原址。年代久远后倾塌破败，太守著作郎中郑自诚侯开始重修；宗正少卿滕强恕侯接续完成，并嘱托我黄榦记载此事。世人称颂韩公，已经不足以认识他的深厚；更严重的还把韩公指作文章家，又把文章当成大道，使圣贤之道不能彰明，使韩公广泛搜求、远承古道、辛苦获得的道理，在生前不能得到推行，死后也没有办法向后人表明。如果不是先儒发明其中蕴含的意义，韩公的志向从哪里得到伸展呢？我推演先儒的话来阐明韩公的深意，哪里敢以浅陋为辞？我黄榦不敢用文章来抬高韩公，韩公也一定不会因为我的文章浅陋而鄙弃它。庙宇工程始于嘉定戊寅十月，完成于己卯三月。主持工程的是司户高炎。三月十五日以后，长乐黄榦记。

译曾氏乐斯庵记 建阳县东北有一座山，名叫竹原。这里是草堂刘先生隐居之处，也是晦庵朱先生带着经书前来问道的地方。章贡曾坚伯君喜爱这里溪山的胜景，感慨仰慕先贤留下的遗迹，便在旁边筑了一座庵，说：‘这座山丘多么令人喜爱啊！活着可以让我的晚年得到安逸，死后可以把我的骨骸安葬在这里。’我曾经与坚伯交游，深知他的为人。他倜傥而有奇异的气概，不把琐屑软弱、追求安逸作为打算，也不顾细微小事而使自己与流俗相同。他任官以才干廉洁著称，对于权势利益淡然无心。考察他的源流，他又是文清公的从孙，平日熟悉听闻家族的法度，并且谨慎遵守。因此，他尊敬贤者、喜爱善行，即使年老也不忘；对于生死的变化，胸怀浩荡，并不因此动摇内心。生死，是像日出日落一样的常事。古人面对夭寿都不改变，只是修养自身来等待命运罢了，何曾把喜怒哀乐放在其中呢？鄙陋庸俗的人活着本来对世间没有益处，却还徘徊顾恋，希望自己长久存在于世，大概是见识已经浅陋，贪鄙的习气又沉积太深，不能自行摆脱。由此看来，坚伯把自己的庵命名为‘乐斯’，并以此为乐，难道不可以称为贤者吗？坚伯名松，气质容貌十分伟岸，精力超过常人，仍然可以出仕。他以朝请郎、江西安抚司参议官的身份向朝廷请求退休。嘉定辛巳二月初一，长乐黄榦记。台州州学四先生祠堂记【代刘晦伯作】嘉定五年春正月，天台郡学开始建造四先生祠堂。郡侯豫章黄防把此事告诉我说：‘已故侍讲文公朱先生，在乡里闻道，成为世人的师表。台州士人中向他求学的很多。淳熙年间，浙东发生大饥荒，朝廷下诏起用先生为常平使者，辖区内百姓依靠他而得以生活。台州百姓蒙受他的恩德尤其深厚。先生的学问，确实得到濂溪周先生、伊洛二程先生的正统传承，所以一并建祠祭祀他们，希望本地人有所向往仰慕，奋发兴起，使这大道不至于灭亡，这都是四位先生的力量。希望你写一篇记。’我私下认为，黄侯因本地人感念先生的恩惠，进一步追溯他学问的来源，用来激励他们；他对于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用意很深。然而四位先生的学问，我虽然不才，也曾私下听闻过。皇天上帝把中正之性降给百姓，人本来的性情纯粹至善。穷究道理以达到明知，反省自身来践履实际，那么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可以一并施行了。三代以前，建立学校教导人，孔子、孟子相继兴起，立言流传后世，并没有别的道路。四位先生的学问，也只是兴起于千年之后，继承孔孟失传的道统罢了。只是由于距离古代已经很远，浅陋的习气逐渐沉溺人心，一听到正大之论，便群起而非难。下层百姓既然自己损害本来善良的本性，执政者又把教化善俗的方法一并抛弃，儒学风气和治理成效逐渐不如古代，难道不是这个缘故吗？如今黄侯建立这座祠堂，既有用来尊崇显扬四位先生，又刊刻他们所著的书，每天和学生一起讲习，推明他们的道理。台州人将会每天舍弃浅陋的习气，趋向正大之见。假使所有执政者都像黄侯这样教化百姓，而百姓也都像台州人这样接受黄侯的教化，那么真正的儒者就会接连出现，善治也会日益兴盛。黄侯的恩惠，难道只在一个郡吗？我任成均的长官，恰逢圣明教化更新、崇尚儒学、尊重大道的时代，正要整理正祀典礼，选拔上报朝廷，以向当世表明，嘉奖黄侯能够开创先端，于是为此作记，使人刻在庭院碑石上等待后世。《勉斋集》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勉斋集》卷二十一　宋黄榦撰，序 送陈元平任邵武县令序 陈君凭着英豪纵横、勇于进取的气概，年轻时就以功名自许，熟悉民情和军政的利弊。和他谈话时，他滔滔不绝，毫不疲倦，连老吏宿将都收敛衣襟，敬畏服从。可是，他唯独喜欢同世上那些拘守章句、谈说道理、举止谨慎到一板一眼的人交游；只要确实是这样的人，不论爵位高低、年龄长幼，他一定低下头来请教。这难道不是他的本心吗？世人通常把陈君的果敢、【“防给”疑有讹误】视为他的缺点，却劝他要沉静稳重、详慎审察。我认为，人的毛病只在于没有志向罢了。士人固然有志于圣贤之学，却被气质所胜，不能立即改变自己习性上的偏失。然而志向是气质的统帅，假如确有志向，气质又怎么能最终胜过它呢？人的气禀本来有刚柔的不同，但刚强的容易折断，柔弱的却难以扶持。怎么知道从前被认为是我的毛病的地方，不会反过来成为赞助我今日自我治理决心的因素呢？陈君对于我的道热切向往，而才气豪迈、性情刚强，仍有手持一尺棰便取得中原的意志，难道就不能自我治理气禀上的偏失吗？关于沉静稳重、详慎审察的话，我将来会加以验证。陈君如今任邵武令，有一天经过我家来告别，说：“我要走了，您还有什么话可以告诉我吗？”我对于陈君是后辈，而且才能拙劣，不足以同他谈论；他尚且这样，可见他的志向了。我曾听说邵武有已故的尚书黄公，他整天端正容色，挺直身子坐着；看他的相貌，似乎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听他说话，声音低弱，好像不能从口中说出来。可是有一天站在便殿之上，同天子讨论可否，便凛然不可侵犯。陈君如今到乡人那里访问，并在他的里门前行礼致敬，想来也会有所感触吧？春水浩渺，漫延在两岸之间，连牛马都分辨不清；等到霜降水涸，蛟龙等潜藏其中的东西才显现出来，这正是天地成全万物的全部功效。陈君还要努力啊！绍熙辛亥暮春既望，北山黄榦作序。

译《辅仁录》序 我曾诵读《谷风》这首诗，读到这里便合上书卷，长声叹息说：“唉！人的大伦有五种，朋友关系占其中之一，难道不重要吗？自从天地阴阳升降上下，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夫妇之别、长幼之序就显明了。朋友关系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是天道。人与人同类，朋友就是人类中志趣相同、道义相合的人。所以说‘上天安排了伦理秩序’，难道是出于人的力量吗？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一旦有一种失去秩序，天定的伦理就不能建立，人的道理也会化为禽兽之类了。朋友之道断绝，那么这四种关系即使想各守本分，也做不到。行善却没有人告诉我，犯错却没有人规劝我，彼此观摩感发的作用废弛，懈怠之心便产生；讲习疏远，真实的道理便昏暗，于是五常百行颠倒错乱，就无法尽数挽救了。这样看来，朋友列于人伦之中，同时又是维系人伦的纲纪。它值得重视到这种地步，世人却不重视它，能不为此屡屡叹息吗？世间教化不明，人心越来越浅薄；人生下来便知道爱，长大便知道敬的情感，常常被利欲夺去，不能彼此保持，何况人与人倏然聚集，又忽然离散，就像太虚中的浮云无所依附呢？” 那么，他们彼此苟且结合、轻易抛弃，也就不以此动心了。虽然如此，或许还是有原因的：彼此相互习染，以利益相许诺，以意气相依附，以势力相交往；平日所讲求切磋的事情，对人心、对天理没有补益，严重的甚至还因此损伤它们。既然拥有这种关系已经不足以带来益处，那么抛弃它也就不足以成为遗憾了。如果真能想到朋友关系是上天所固有的典常，是人伦赖以建立的根本，即使想不重视它，又怎么做得到呢？”我的朋友黄君公泰拜访我，对我说：“学者所立的志向，不过是人道本来应当如此罢了。朋友之间久相交往而不忘旧情，难道不也是人道本来应当如此吗？早晨在这里，晚上也在这里，一旦离散，连姓名、居处都没有记下，拿什么来安慰我拳拳的思念呢？”于是他拿出这部录，请我为它命名，并请我为他的意旨作序。我说，这种道理已经不明白很久了，公泰知道朋友对自己有所辅助，愿意把它命名为《辅仁录》，可以吗？我又曾听说，朋友是用来辅助我的仁德的；如果志向不在仁德上，也就无法完全尽到朋友之道。人出生时同样禀受这种气，同样具备这种理；扩充自己的心而通达地观察它，就看不出人与人之间有什么不同。朋友交往，也不过是去除把自己和他人分别开的私心罢了。有善行，就共同成就它；有过错，就共同改正它。以他人之力帮助自己成就自己，把自己希望别人做到的事情推及他人并勉励他人。尽自己的心，平和自己的气，不隐藏，不拒绝，不偏私，不厌恶，那么旧日朋友的情谊就会铭刻在心中，不能忘怀，何况还有这部录可以查考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反复记载它又有什么益处？志同道合的人，努力吧！我正有所依赖于你们。绍熙辛亥六月九日，北山黄榦谨序。《送徐居父归永嘉序》我曾读詹事王公的文章，看他为篇章作序，专意说明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从而知道王公的用心，明亮如日月，浩大如河汉，没有一次不放下书卷叹息。我说：世上难道还会有这样的人吗？高明广大，是天理的公正；曲折偏暗，是人欲的私心。天理不明，人欲日益放纵，世上难道还会有这样的人吗？后来考察他的世系，才知道王公是永嘉人。我曾想游历他的乡里，观览山川的胜景，访问当地人士，难道没有听闻王公遗风而受到激发奋起的人吗？淳熙甲辰年，我开始在武夷山下认识包君定。过了八年，又在清潭之滨认识徐君居父。后来又因居父认识他的兄长仁父、他的外弟叶君味道，以及所有在这个地方交游或做官的人。过去的仰慕，本来不必等到跋涉艰难、访求勤苦，就已经能够同他们周旋了。至于那些世人都听过姓名、家家收藏著作、号称一代善于论说的人，以及参加乡试、会试、殿试并取得功名、都以他们为宗师的人，我仍以未能结识为遗憾，只能暗自居于他们门下。唉，王公不能再生了！对于王公的用心，我大概将有所考察了。然而世上的议论者却说：‘洁白明亮的东西容易被玷污，不如循规蹈矩、低头俯首的人能够成就事情。’ 那么，王公的用心究竟是这样吗，还是不是这样呢？居父归去时，请到王公墓前吊唁，并顺道拜访他的朋友，请替我问一问。绍熙辛亥九月六日，北山黄榦作序。

译《代仲兄会表兄弟序》北山黄东招呼他的内弟郑肃子，对他说：“我的姨母所生的兄弟，都是叶氏所出。叶氏兄弟也就是我的姨母的兄弟。总共三姓四家，虽然亲属关系各有不同，但从我的外祖父母算起，本来同出一源。先王制定礼制，把这种亲属列在五服的次序中，作为缌麻之亲。古代的缌麻亲属关系，不是今天所谓的缌麻亲属那样。每年必定互相往来，吉事凶事必定互相庆贺吊唁，出门归来必定互相饯行慰劳，遇到祸患必定互相救济周恤，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世道下降，风俗衰败，利害彼此攻伐；即使一室之内、同姓之中，也还有为一点小利争斗、互相讣告的，更何况居处分离、族属不同的亲属呢？我过去的兄弟，分散居住在城的东西南三处，有相隔十多年而不能相见的。偶然相遇，问候起居，表面上仅仅能装作互相慰劳罢了，内心已经漠然无情。至于各位嫂嫂和侄子，有的终身都没有见过面。遇到吉事、凶事、祸患，能够替他们共同承担苦乐的，也很少了。唉！这难道是人道可以安然接受的吗？我曾记得小时候，外祖父母都还健在，每年冬天的早晨，兄弟们全都聚集在一起，彼此握手一整天，谈笑嬉戏，到市场买枣子栗子互相吃。等到他们离去时，还留恋不舍，早晚又思念他们，并庆幸他们再次回来。这难道不是人与生俱来的常性和良心有不能停止的吗？等到长大以后，才受习俗影响、被利害逼迫，不能彼此守护；有见识的人对此应当感到慨叹。如今我想同兄弟们约定，每年正月初十、六月二十日，在天宁寺的佛塔相会。天宁寺在城南十里处，对于我们三姓兄弟来说，往来路程恰好均等。每人准备一盘菜、一壶酒、一器饭，春天的蚝、夏天的荔枝，数量不限，集合起来共同饮食。古人的骚赋诗咏，以及投壶、弓矢等用具，有的就带来供大家娱乐。彼此谈论孝、悌、忠、信，互相问候慰劳，询问老人和孩子是否平安，家计有无，以及农圃桑麻等事务，都可以拍掌畅谈。世俗鄙俚的话，闺房内的米盐琐事，则千万不要说出口。早晨前往，戴着星星归来。这样既能加重亲族情谊，又能敦厚风俗教化，难道不是好事吗？”子恭说：“好啊！为什么不规定日期并告诉大家呢？”我说：“二十年前，我的表兄弟中尚在世的有二十一人，如今已经去世六人了。死者不能复生，剩下的人中年长的不过四五人，年幼的也已经娶妻抱子了。假使这十五个人都健康安宁，都长寿，每年没有别的事情，又能够因这样的聚会而彼此欢乐，那么也不过七八十天以后，就会不再拥有这个身体了。人生百年之间，兄弟十五人，却没有七八十天相互欢乐的日子，这同路人有什么区别呢？那么，这个聚会确实有不能延缓的理由。我想从壬子年春天开始，怎么样？”子恭说：“好啊，我恭敬地接受教诲。”于是我把他的话这样写下，遍告各位兄弟，请他们把姓名写在下面，说：“按照约定，我是东房长兄。”谨记如下：黄东，如约。《林仲则二子名字序》庆元戊午年，我闲居在箕山。林仲则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庚，一个叫武，从栗山来跟随我游学。第二年，我将要前往武夷，两个孩子也将要举行冠礼。仲则写信来说：‘我将改换他们幼年所取的名字，并根据名字为他们取字，希望把这件事托付给您，可以吗？’我同仲则兄弟交往最久，两个孩子又跟我学习，我还有什么理由推辞呢？我观察庚，朴实诚笃；武，聪敏机敏。朴实诚笃的，担心他不能立志于学；聪敏的，担心他不能努力实践。因此给庚取名为‘学之’，给武取名为‘行之’。学习它，就会见闻广博，即使愚笨也一定能明白；实践它，德行会日益增长，即使柔弱也一定会变得刚强。所以给学之取字‘伯明父’，给行之取字‘仲强父’。两个孩子要努力。栗山的习俗，通常由长子在家中主持家务，次子到外面读书。主持家务的人懂得学习，那么公平友爱的道义就会深厚，家庭的道理也会更加和谐昌盛；读书的人能够实践，那么孝悌恭顺的道理就会兴盛，读书也就不只是停留在口头和耳朵上的末节。否则，我担心在内妻子儿女的忧虑会加重，在外子弟的职责会废弛，乖违争斗、凌辱侵犯的风气将由此产生。所以我为他们取名取字，不只是顺应两个孩子的资质，也还要借此因循当地的习俗；不只是两个孩子可以因此受到勉励，凡是栗山跟随我游学的人，大概也都会因此思考我的话。冬至后两日，北山黄榦作序。《久要录》序 不是上天所定的亲属，不是因名位而有的统属关系，忽然在千百里之外相聚，一旦离去，姓名、爵位、居处还有来不及记下的，这就是《久要录》不可缺少的原因。然而，不是上天所定的亲属却产生了爱，不是因名位而有的关系却产生了敬；姓名、爵位、居处本来没有相互关联，却不能不把它记录下来，这是因为道义上的切磋砥砺，是人道中极其重要的事情，是天理不能忘却的。将来离群索居时，取出这部录来观看，某人贤德而某人起初友善后来改变，某人与日俱进而不止，都可以引发我的欣喜、仰慕、感慨和叹息，也可以成为增进德行的助力。这部录的编写，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把这些话写在书的开头，告诫志同道合的人。长乐黄榦作序

译《送许太博入宇文宣抚幕府序》天地之间，一阴一阳，两仪由此确立。阴阳有老少，四象由此产生。形而上的叫作道，形而下的叫作器。说到大，天下没有什么能够承载它；说到小，天下没有什么能够剖析它。总不出这四者而已。人的一身，仁、礼属阳，义、智属阴，这是两仪；仁属木，礼属火，义属金，智属水，这是四象，属于形而上的道。肝、心属阳，肾、肺属阴，这是两仪；肝属木，心属火，肺属金，肾属水，这是四象，属于形而下的器。耳目鼻口的区分，少、长、老、死的变化，喜怒哀乐的感受，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以及五常百行，没有一样超出这四者之外。说到大，天地日月、鬼神四时都不能违背它；说到小，一草一木无不具备它。这四者的奥妙，深邃广大到如此程度。人之所以能同天地并立而没有间隔，是因为在这个器中具备了这个道；之所以能成为圣人贤人而超越万物，是因为在这个器中循行这个道。格物致知，是穷究这个道；存诚居敬，是守持这个道。没有办法穷究它，就茫然无所见；没有办法守持它，就茫然无所得。即使具有人形，同禽兽也相差不远了。世间教化不明，学习的人知道这个道，却未必去求取；去求取了，却未必能够纯熟。不能达到纯熟，仍然是无所见、无所得。达到纯熟以后，举止周旋，无论做什么，都没有不是四者作用的体现。古代君子之所以自强不息，也是要使这四者达到纯熟。开禧丁卯年，尚书宇文公出任江陵帅，宣扬威势于荆襄，征召许君为属官，把我列在他的下属之中。陈君虽因疾病推辞，最终没有成行，但因此得以同许君结交。有一天，我们一起谈到康节先生的学问，我对于数从四开始产生有所感悟，于是极力向许君说明，用来告诫他，也用来自我警戒。长乐黄榦作序 《叶云叟子名序》叶云叟在嘉定丙子年后七月生了儿子，过了三天来请我取名。我同云叟是旧交而且友好，不能推辞。我告诫他说：‘正当秋季到来，万物成熟，这是天道；闰月由积累日数而成，月份于是确定时令，年岁于是形成。’云叟侍奉母亲从括苍来到这里，居住下来，努力治学，持身十分谨慎，这里的乡人都敬重爱护他。如今他又娶妻生子了，难道也是到此而有所成就了吗？这是上天已经启示他了。请让我把孩子命名为‘成子’。这一年正好举行大比，云叟将要卓然成为乡试第一，这难道是他成就的征兆吗？至于学者用来成就德行的道理，能够类推并通达，刚强自立而不反复，叫作大成。我对云叟父子是有所期望的。冲佑逸吏黄榦作序。《赵季仁二子字序》我的朋友赵君季仁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希□，次子叫希譡。他将要为两个儿子举行冠礼，使他们成为正式的成年人，于是向他的朋友黄榦求字。按《释文》说：‘□’是告知、晓谕达到纯熟的意思；‘譡’是中正的意思。这是根据字面来训释的。若从言语来求取本心，那么言语纯熟，就是致敬而不敢忽视；言语中正，就是衡量道义而不敢苟且。学习难道只是言语而已吗？所以给□取字‘伯敬甫’，给譡取字‘仲义甫’。《易》说：‘君子用敬使内心正直，用义使外在方正。’程子说：‘敬树立起来，内心就正直；义显现出来，外表就方正。正直而方正，就广大了。’有志于学，舍弃敬和义，还能到哪里去呢？季仁是好学的人，两个儿子一定能够继承他的事业。所以为他们取字，并作序说明其中的意义来勉励他们。嘉定丁丑长至，冲佑散吏黄榦作序。《黄西坡文集序》善于学习的人，首先要树立根本；文章辞藻等末节，只是把根本通达出来罢了。然而根本深厚，末梢必然茂盛；不致力于根本，却只在末节上用功，这样的人我还没有见过能真正精工的。我起初认识西坡黄君时，看见他神情清明、气概勇健、胸襟卓异，便知道他的资质非同寻常；看见他跟随老师求学，唯恐赶不上，便知道他的趋向端正；看见他治理百姓多有惠政，在朝廷上多有壮烈的节操，便知道他的事业伟大。某年正逢大灾荒，甚至发生人吃人的事情，官吏畏首畏尾，束手坐视；黄君打开粮仓赈济，减免租税，不等待上报，终于因此获罪。伪禁正严厉时，学者改换姓名去拜其他老师，甚至有老师去世也不去吊唁的。黄君被贬居外地，却不远千里奔赴哭吊。投闲置散十年，别人不能忍受，黄君却安然自若。有根本的人就是这样，文章辞藻只是多余的事情罢了。庆元初年，天子正慨然要建立治理的功业，征召四方知名人士，黄君也渐渐将被任用。假如能让他尽展胸中蕴藏，难道仅仅是文章值得称道吗？黄君任南昌郡博士时，我在康庐开始认识他，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哲人将要凋零，跟随他交游的那些老人也都不在了。我经过黄君家，拜访他的儿子，仿佛又见到了他本人。他的儿子、池州法曹黄杭，拿出黄君的文集一编给我看，请我为它作序。我担心读黄君文章的人只爱他的文辞，却不探求他的根本，所以写下这些话。某年某月某日，长乐黄榦作序。《林子至子字序》‘贡’是下级向上级进献的称呼。球、琳、琅、玕以及橘柚之类，都可以供朝廷、宗庙、宾客礼乐使用，然后才进贡。所以《夏书》以物产名称记九州的贡物，《周礼》以用途名称记诸侯国的贡物。下级向上级进献，不是有用的东西就不进贡。朝廷依靠人才共同治理天下，诸侯选择贤能之人进献给上级，也叫作贡。得到合适的人，便足以建立功业；否则就会危害国家、祸害百姓，尤其不能把无用的人进贡上去。这两种贡都以有用为标准，而人才的作用尤其重大。然而，使人才发挥作用在于别人，培养自己作用的根本在于自己。古代礼义教化一向明白，士人用来培养自己的，没有不是有实际功用的东西。后世用文章辞藻选取士人，结果都成了空话而没有实际用途。因此君子少而小人多，太平之日少而混乱之日多，原因正在这里。那么，作为士人而将要被进贡给上级，难道可以不以有用之才来培养自己吗？栗山林子至给他的儿子取名为‘贡’，来向我求字，我给他取字为‘用之’。要努力啊！将来我希望看见你的才能直冲霄汉，成为栋梁之材；至于椳、闑、【‘▯’字形疑误】、楔之类的用途，不是我对你的期望。嘉定己卯夏至，冲佑散吏黄榦作序。

译《送方明父归岳阳序》晦庵先生以道德成为学者的老师。我年轻时不自量力，有幸列在他的弟子之中，私下观察他的容貌，端庄严肃，整天从未懈怠；研求义理，片言只字也从不忽略；志向坚定地追求圣贤，以自身承担道义，从未忘记；诱导扶助后辈，哪怕一点长处、一点善行也从不舍弃；安坐一室，世间的玩好没有一样喜欢；安于贫困而自得，世间的富贵没有一样羡慕；笃信善道，世间的毁誉没有什么忧虑；遇到事情便衡量道义，世间的利害没有什么可以选择。至于他精微高远的地方，不是后学所能知道的；但凡能够知道的，也都是人所共同知道的。四方来跟随他学习的人有数百人，如今还在世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先生的书却家家收藏，人人诵读；读他言语的人未必通晓其中的意义，通晓意义的人未必能在心中明白。真是令人畏惧啊，先生的微言将要断绝，大义将要背离。先生去世十多年后，蜀地有李君道传，字贯之，独自从文字和朋友之间寻求先生的学问，笃实求学，努力实践，卓然达到难以企及的程度。只是他不幸没有见到先生、亲自接受熏陶，又不幸早逝，来不及穷究学问、充实志向。我曾深深为此悲痛，认为如今世上不再有这样的人了。又过了五六年，有一个家演本仲，他的求学志向和操行同贯之不相上下。难道蜀地的人才只是比东南更盛吗？如今我又得到明父，他对义理的大端已经讲习得很纯熟，尤其深为世间学者言行相背、义利交战而痛惜，并对此严加惩戒。观察他志向所趋，真是不可估量。明父又告诉我，番阳饶曾师鲁的为人，自己认为比不上。由此看来，天地之间，英灵之气聚集而成为人物，哪个时代没有呢？洙泗、濂洛的学问，那些深微隐奥的地方，到先生时已经像大明升在中天一样昭然明白，还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微言断绝、大义背离呢？这就是我因此释然欢喜的原因。不过我曾听说：孔子的道，只有曾子、孟子得到传承。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弘大刚毅。’孟子说：‘这种气，最广大，最刚强。’子思的《中庸》从曾子那里接受并传给孟子，一篇之中无不是弘毅刚大的意思。明父只要努力，先生的学问或许有希望了。” 在他出行的时候，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嘉定庚辰正月二十七日，长乐黄榦作序。《赵季仁习乡饮酒仪序》请宾客和介，陈列器物食物，向宾客和介献酒，献食物，互相酬酢，举行燕礼，这六项是礼仪的大节。上下登降、辞让接受，是礼仪的文饰；鼎、俎、笾、豆，是礼仪的器物；脯、醢、脊、胁，是礼仪的用途。这些是观看礼仪的人共同知道的。礼仪的数目容易知道，其中的意义却难以知道。乡学的教化在于使乡人亲爱和睦。乡里亲爱和睦，凌辱侵犯、争斗诉讼的风气就会止息。礼的根本在于敬，敬过分便会乖离，乖离便会疏远；圣人制定礼，必定用和来调济它。和过分便会亵渎，亵渎便会轻慢；圣人制定礼，必定用敬来调济它。开始用礼来教人敬，最后用乐来教人和。拜见宾至，拜谢盥洗，拜送宾客，拜谢礼毕，是敬的极致；请安，请坐，爵酒和乐声依照礼数，是和的极致。既敬且和，是礼的大义。这就是用来使乡里亲睦、使凌辱侵犯和争斗诉讼的风气止息的道理。下阶盥洗，是洁净；辞谢盥洗，是谦让。父亲坐着，儿子站着，是孝；老人坐在上面，年轻人站在下面，是悌。饮食一定祭祀，是不忘根本；酬酒不举杯饮尽，是不竭尽他人的忠诚。按照贤德排列宾客，是尊重德行；按照年龄排列座次，是尊重年长者；按照爵位排列介，是尊重尊贵者。乐工唱歌一定献酒，是不忘记功劳；燕礼也让贱者参与盥洗，是不忘记卑下者。歌唱《关雎》《葛覃》《卷耳》，齐家的意义就显明了。一饮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没有一件不是教化。通晓其中的意义，又不只是可以使乡里亲睦而已。天理得到伸张，人心端正，无论施行于什么地方都没有不可行的。圣人制定礼来教化人，凡是乡人，都知道这个意义。这就是成周时代人人都有士君子品行的原因。礼废弃了，乐衰败了，乡人聚集饮酒，未曾废弃丰盛的饮食，反而奢侈陈设帷帐，取悦声伎，任意喧闹欢娱；这是教人奢侈、诱人淫逸、放纵欲望，无非都是败坏人心的事情。后世的士大夫还不如古代那些在田间辛勤劳作的人，实在是如此。那么，这种礼虽然不能施行于当今，学习士大夫中有志于古道的人，难道可以不思考怎样讲明并练习它吗？我的朋友赵君师恕，做官不得志却忘记贫困，如今仕途不合，便立志追慕古道。他任余杭县令时，曾经施行乡饮酒礼。如今又举行这种礼，同乡里有志之士讲习练习。礼成以后，我还担心观礼的人只熟习它的程序而不明白它的意义，所以记下大略，刻在篇首。嘉定庚辰六月初一早晨，长乐黄榦作序。《林良夫三子字序》傅、佑、仔，都是用来辅助伊尹夫人的【此处“▯夫人”疑有文字讹误】。我的朋友栗山林良夫用这三个字给他的三个儿子命名，并来向我求字。取名是对他们寄予期望，是父亲的志向；取字是补足他们所不及之处，是朋友的教导。良夫给儿子取这三个名字，大概是希望他们出仕为世所用，辅佐君王，帮助治理百姓。他的志向很大。我的取字，是要求先能成就自己，然后才能达到帮助他人的目的；如果自己都不能先成就自己，却想学习帮助别人，又怎么能帮助别人呢？‘傅’是辅助夫人的意思，必须先自我辅助，成就自己的德行，然后才可以辅助别人，所以给他取字‘自辅’。‘佑’是以正道启发保佑的意思，必须先使自己端正，然后才能端正别人，所以给他取字‘自正’。‘仔’是担当别人所托之事的人，必须先能担当自己的事情，然后才能担当别人的事情，所以给他取字‘自任’。三个孩子听到别人叫自己的名字，就应当感慨地说：‘这是父亲的志向，我应当立志于伊尹所立的志向。’别人用他们的字来称呼他们时，就应当警醒地说：‘这是朋友的教导，我应当学习颜子所学习的。’能够这样对待自己的名字和字，大概就没有什么惭愧了吧？嘉定辛巳二月十五日，明道簿吏黄榦作序。《与郭德元序》火属阳而刚，所以向上升；但人们害怕它而躲避。水属阴而柔，所以向下流；但人们亲近它而玩弄它。人的性情也是这样：是要向上升进，还是要向下沉沦？是要让人敬畏，还是要让人轻慢？如果要向上升进，就不必求取别人对自己的亲近；至于被人轻慢，就不能不思考自己的处境。这样看来，向上升进的人应当自得安处，向下沉沦的人应当自我反省。嘉定五年暮春既望，勉斋黄榦写信寄给郭兄德元。

译《李维志字序》‘志’，就是心有所趋向。心，是天地所蕴含的根本，是化育万物的机括。人之所以能够获得生命，是因为人具有这颗心。把心的趋向推到极致，人道就可以建立起来。即使参与天地之化育，又哪里需要借助外物呢？人轻视自己的心，实在太严重了。趋向名声、趋向利益，是多么卑下浅陋啊！趋向道是好的，但使用心志不专一，前进不努力，持守不坚定，仍然等于没有趋向。好比前往千里之外的道路，岔路纷纷繁多，忽然中途停止，怎么能说有志向呢？我的朋友李维石，是一位名士；他兴叹自己的字与名不相称，便改为‘维志’。其中的意义，是认为求学而有所奋起，不能没有志向。他又来向我求取解释。维志曾听闻武夷夫子的道而喜欢它，他的志向已经不再卑下浅陋于世俗了。所以我特意把人心本来的广大，以及志向之所以成为志向的道理告诫他。《诗》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君子说：‘《诗》赞美仁德，就是这样。’维志，要努力啊！我也借此对你有所警戒。绍熙甲寅八月既望，北山黄榦谨序。《勉斋集》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勉斋集》卷二十二，宋黄榦撰，题跋 《书蔡西山家书》我起初向晦庵先生受学，首先是在西山蔡公先生门下认识他的。跟随先生交游的人很多，蔡公到来时，先生一定留他住几天，常常整夜同床对坐，没有时间睡觉。跟随先生游学的人回去时，一定要经过蔡公家，听他说话议论，舍不得离开；离开时都充实满足，各有所得。大概蔡公具有英迈的气概，蕴含广博的学问，智慧深入道德性命的根源，行为谨慎到家庭间应答承诺的细节；在先生门下，可以说是杰出的人物。我认识蔡公最久，承受他的教诲也最深。他选择在这里居住，本来就是依靠先生，也希望借助蔡公的教诲而终老。蔡公既然不为世所容，终于去世；先生也相继去世，我又将依靠谁呢？唉！我们的先生，本来就是几千百年也难以再见的人；像蔡公这样的人，难道也是世间常有的吗？今年春天，先生把一封信交给我，叹息感慨了很久，说：‘这是季通写给他儿子的信。’先生让我摘录其中重要的话，抄写后送来；还没来得及回报先生，先生就去世了。因此我把它写在这封信的左边，送还给蔡公的儿子，让他收藏，以表达我的悲痛仰慕之意。《代书晦庵先生四斋箴》晦庵先生在绍兴癸酉年任本县主簿时，年二十二岁。他对学校教育的拳拳用心，已经全部显露出来了；又写下这篇铭文来教诲学生，希望他们眼睛所看见的、耳朵所听见的，无论到哪里都归于义理。如今师恕赵君在县学刻印木版，又担心流传的版本太多，不能让后来的人取信，因此嘱托我记下这件事。唉！先生不能再见了。我们所依靠、用来明辨善恶、使自身真诚的，不过是文字罢了，这难道可以不谨慎对待它的流传吗？于是我恭敬地含泪书写。嘉定辛酉十一日朔旦，门人长乐黄榦恭敬书写。《跋三衢毛氏增韵》书写是六艺之一，谐声是六书之一。文字、字书、音韵的学问，来源已经很久远了。古代教人，八岁进入小学，教给他们六艺；到十五岁以后，才施行大学的教育。之所以一定先教小学，并让他们学习七年，是因为它切合日常生活的实际；不这样做，就没有办法扩大见闻、培养心性，作为进德的根基。那些追求高远的人，已经忽略它而不学习；那些追逐浅近的人，又把它同大学一起废弃了。不仅自己不学习，反而讥笑学习它的人，那么他们不如古人，也就很自然了！读了毛公所撰述的内容，我为此长叹三声。开禧乙丑二月五日，长乐黄榦书写于石门酒库。《跋方耕道书》我曾听说方耕道做南轩先生的门客，心中有所遗憾。后来听到李君子谓谈论此事，详细说明当时彼此交往的情形，才知道流传的说法是错误的。子谓说：‘拿出耕道亲笔写的信给我看，我敬佩他议论是非、抨击错误的益处。’耕道用正直之道侍奉南轩，而南轩能够容纳他。子谓说：‘又因此同耕道交友，而耕道也敬重他。’像这样宾主之间互相规劝的关系，已经很久没有了。难道他们的相遇相合自有时机吗？我为此反复阅读三遍，又长叹三声。开禧丁卯年春社日，长乐黄榦书写。《书晦庵先生所书损益大象》损、益的意义太重大了！圣人唯独从中取用惩治愤怒、遏制欲望、迁善改过，为什么呢？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是学问的大端，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古代的学者，没有一个念头不在身心之中；后世的学者，没有一个念头不在身心之外。这正是贤人与愚人所以分开的地方，也是圣人深深告诫的事情。晦庵先生写下《损》《益》二卦的大象传授给学生，江君孚先用来警戒后学，已经达到极致了！孚先把它拿给同学黄榦看，我恭敬地反复玩味，便把它刻在临川县学，用来勉励志同道合的人，希望大家也知道怎样自我警戒。嘉定己巳暮春望日，恭敬书写。《跋乐安曾一庵岁月记》看一庵曾君处置生死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通达了吧！一庵家产累积到千金，四个儿子都好学并守持家法，内心没有任何牵累，却能够这样。世上比一庵更富贵安逸的人，何止千万？直到老年还更加贪得无厌，临死还不能闭眼的，都是一庵这样的人，难道不是通达吗？一庵能够超然看待生死，到了告诫几个儿子时，却还把不能光大门户视为遗憾，难道他还没有忘却穷困和显达之情吗？他所说的‘醇厚谨慎、勤劳节俭、读书’，不过是向自己求取罢了，何曾把像坟间之徒那样摇尾乞怜当作能够光大门户呢！一庵是通达的人。我年六十一岁，只有一所住宅、一袋粮食用来自给，却还踌躇低头进入铨曹。读了曾君的记，实在惭愧。因此写在篇末，告诫他的儿子，让他们不要忘记父亲的教训，也用来激励自己。嘉定壬申二月既望，勉斋黄榦在武林旅舍书写。《跋西山徐介甫手泽》这是西山徐君亲笔留下的墨迹。我没有来得及认识徐君，却认识他的女婿胡伯量和他的儿子烜。观察徐君选择女婿的标准以及教育儿子的方式，那么他的贤德，还可以想见。曾子所说的‘言语善良的人’，大概就是指这种人吧？嘉定壬申长至，长乐黄榦在新淦县无讼堂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