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斋集卷二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勉斋集》卷二十六　宋·黄榦撰　策问 时务策问 问：上天的运行在上，人的事务修治在下；借天道来纪事人事，没有比建立年号更大的了。它用来齐备三才，统一天下，联系万事，并昭示后世。然而考察古代，按验当今，关于年号的说法并不一致，所遵循的道理也不相同。“元”字作为年号的意义，古代本来没有。三传兴起以后，才在《春秋》一字之间探求深意，也只说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罢了。汉代儒者尊奉这种说法，于是说“元”字是文辞中所谓的“大”，又说它是五始中最重要的法则；其意思就是说显示大始，想要端正根本。这果真是孔子的本意吗？古代所说的年，是以一年的收成来命名的。孔子作《春秋》，一年有收成就称为“有年”。《左氏》记述当时人的话，说不能用“五稔”来表示，大概也是这个意思。然而唐、虞、夏都称年为“载”，商朝独称为“祀”，到周代以后才称为“年”，难道也没有其中的意义吗？三王的道理，为什么意旨如此不同呢？秦汉以前，有新君即位所用的元年，却没有所谓改元。汉文帝、景帝时期，有所谓后元、中元；“元”作为年号的称谓，还没有达到纷纷不一的地步。从此以后，有的以事情命名，有的以功业命名，有的以祥瑞命名；名称各不相同，其中哪一种可以取法呢？有的接连几年便改元，有的多年才改一次，有的几十年也不改；改元的方式各不相同，其中哪一种可以作为法则呢？王事的大体、当世的急务，究竟从这里取什么呢？二帝三王的本意，是否也有相合之处呢？如今圣天子继登宝位已经六年，于是取法汉武帝以及章圣皇帝的旧例，以“嘉泰”为年号，使天下蒙受福幸，恩德实在深厚。“亨嘉通泰”的意义，各位已经熟悉地讲说过了。至于如何铺陈弘扬，夸饰当世的盛典，以及它与古今不一的说法、不同的道理有什么区别，请全部说出来，不要略去。董仲舒问道：‘如今的天下，也是古代的天下。以今天观察古代，为什么竟然不是这样呢？直道而行的，是古代的百姓；如今却以有德的神色自居而出言责骂，反过脸来彼此责问。成年而有德行的，是古代的士人；如今却随从世俗而败坏功业，偷偷钻营来谋求利益。退朝后仍以公事为念的，是古代的官吏；如今却舞弄文法来约束下属，徇私而背弃公义。难道以前善良而如今邪恶？以前容易治理而如今难以教化吗？风俗为什么这样乖戾呢？是说教化还没有达到吗？圣天子恭敬节俭、深沉默然，与古代相比没有惭愧。是说法令还不够严密吗？国家的法令明确完备，已经没有空隙可以钻了。是说诏令还不够明白吗？诏书禁令发布下来，反复叮咛、详细周全，仿佛把肺肝都显现出来了。然而治理的成效茫然如同捕风，甚至提出一个建议、制造一件器物，事情往往倡导了却无人响应，做了却没有成功。理财的办法，已经细密到分析秋毫，财赋最终却不能充裕。养兵的费用，如同侍奉骄纵的孩子，军队最终却不能强盛。边境的防备还不牢固，祖宗的疆土还没有恢复。雷电异常、地震变化，以及淮甸饥荒旱灾，都是上面使圣主为之宵衣旰食、下面使朝廷大臣暗自忧思的事情。想要起来革新这些状况，于是在这一年的春天，特意下令改元，希望借此达到亨嘉通泰的治理。’ 啊，美好而可喜啊！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是多么幸运啊！风俗还不够美善，教化法令还没有取信于民，事功还没有兴办，灾异变化还没有消除，都一定应当提出办法来处理，使天下每天进步到真正亨嘉通泰的境地。请把这些全部陈述给有关官署，将用来回复圣上。有人问任司牧寄来的文章说：“承担辅弼职责的，叫作宰相。君主与宰相同心一体，借此促成天下治理的人。辅弼宰相的责任，难道不是非常重大吗？”姚崇以十件事劝说天子，议论者却非难他。唉！姚崇的考虑也很深远了。宰相没有不统摄的事务，古人所谓“百揆”，难道能不逐一考察并预先防备吗？傅说早晨还是刑徒，晚上便成为辅弼宰相；军队兵器、刑罚赏赐、祭祀等事，他没有不清清楚楚地向君主陈说的。有人却说：“宰相不亲自处理细小事务，这又怎么解释呢？”因此，广泛访求俊杰贤才，是宰相的责任。后来却有“任用官吏全都没有嫌疑”的说法；九职、九赋，是冢宰的责任。后来又有“把这件事交给廷尉审问”的话。诉讼关系百姓的性命，是天子同三公九卿坐在槐棘之间共同审听的事情。至于查阅诉讼文书，有人认为有失体统；然而除此之外又将听从谁呢？恭敬地想到圣明天子继承登临大宝，至今已有七年，提拔任用了几位大臣，把政务委托给他们。如今亲自挥写御笔，赐给他们《尚书》的《说命》、《诗经》的《天保》和《易经》的《泰卦》，君臣相互结纳的情意可以说已经极其深厚了。然而考察今天的情形，国事的根本原则还没有确定，风俗还没有醇厚，文臣武将还不能充分符合朝廷的任用要求。下至案件诉讼尚未清理，文书簿册和期限防范也不能不发生拖延违误，那么朝廷之上难道能不深思熟虑，以符合我君主眷顾倚重的心意吗？仅仅拘泥于“祭祀过度”一句，而不能在亲近之处有所丰厚，尚且不能不依赖祖乙的训诫；那么君臣之间的关系难道不是非常艰难吗？以前面所说几项弊病来看，在圣贤相逢的时代加以改革而使之焕然一新，难道会没有办法吗？应当斟酌古代大臣的体制，说明今日大臣的职责，把这些全部说出来，以补助朝廷最后的议论。拟定的策问难题 问：《易大传》说：“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于它们。”画八卦取法于河图，排列九畴取法于洛书。这不是人所能制作的，大概其中有自然形成的象数存在。如今考察，河图从一到十，具备五行生成的数；纳入卦中，又以奇偶交错综合，形成天地、山泽、雷风、水火的形象。二者竟然并不相类，为什么呢？到了周文王重卦以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意义才完备。它是否也有根本出于河图之数的地方呢？有人说：“从庖牺、神农、黄帝、尧、舜制作器物、崇尚取法物象，到重卦的名称已经显著，那么又怎么知道不是伏羲接受河图以后就重卦呢？”其中说到“文”，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洛书从一到九，纵横相加都是十五，也不过具备五行生成之数罢了；它不能用来组成卦，却用来排列畴，为什么呢？九畴的排列从五行直到六极，也只是从一到九依次列出罢了，又凭什么知道九这个数之中就一定具备九畴的意义呢？有人说：“赤色的文字、绿色的文字已经见于神龟背负的图文，箕子于是推演它。”这确实可信吗？这样看来，所谓‘取法于它们’，终究还没有看到它必然如此的根据。

译《易》以河图为本，《洪范》以洛书为本，其中尚且有可疑之处；那么《太元》仿拟《易》，《潜虚》仿拟《太元》，学者尤其不能不考察。方州郡家表赞，以三三相生而成《太元》；气、体、性、名、行、命，以五行交错而成《潜虚》。固然不能说不是自然形成的象数。按照两个赞的规则说：‘不满则加奇赢，用两个赞补足它。’按照一变的规则说：一日有余，则元余相齐而不变，以此相合。天地之间，只有土取数最多，而在万物中又最为均匀。九赞的位置，土在五行中特别占有一半；名图的分布，土居四维，数量却不相等，其中的意义在哪里？《易》的六爻就是卦的六画，四重而成为九赞，二体而成为七变，这也有什么说法吗？《易》卦的名称因卦画而生义，八十一家、五十五行也都如此吗？《太元》的书法依据天运来起历，从甲子经历二十七次而得甲辰，又经历二十七次而得甲申，再经历二十七次而复得甲子，它与章、蔀、统元的数相合，也很巧妙。说太阳运行起于牵牛，那么它所依据的天度究竟怎样？《潜虚》这部书对于人事尤其用心：以虚为本，以气为生而成体，体用来承受性，性用来辨别名，名用来确立行，行用来等待命；这就是它著书的次序。从诎一到诎四，难道没有牵强附会的弊病吗？至于揲蓍时的策数，有的分，有的挂，用来决定吉凶休咎的变化；在《易》中叫大衍，在《洪范》中叫稽疑，在《太元》《潜虚》中也都有相应的方法。究竟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呢？四部书的创作，本源于天地，而由圣贤加以完备，其中一定有深奥的意义。请详细说明，不要略去。问：抬头用来观察天文，低头用来考察地理。《易》这部书，为什么会涉及天文地理的事情呢？上面遵循天时，下面承袭水土。孔子所说的遵循天时、承袭水土，究竟指的又是什么事情？古代圣人对于幽明的道理，一定有深刻的观察和默默的领悟，这是别人所不能达到和知道的。戴圆形的帽子，穿方形的鞋子，在俯仰之间，难道也可以懵懂而不知其中的道理吗？从前谈论天体的说法很多：有人说天包在地外，地处在其中；有人说天地都是中央高而四边低；有人说天地四处运行，在三万里之内升降。这些说法固然不同，却也都有道理。自从浑天说兴起，谈论天体的人都以它为宗旨。天的高度、星辰的遥远，又凭什么知道浑天说正确，而其他说法错误呢？天道向左旋转，日月五星向右运行。谈论天体道理的人，都以此说为依据。然而日月五星都从东方升起、向西方落下，为什么反而背对天体运行、逆向而行呢？太阳属阳、月亮属阴，为什么月亮反而运行得快，太阳运行反而迟呢？或者是天道向左旋转，处在其中的万物都顺从它；由于天运行得快，而看起来日月运行得慢，于是日月的运行反而好像向右旋转。五星也是这样，难道就能说没有道理吗？况且日月都是阴阳的精华，月亮为什么有盈有亏呢？有人说月亮本身没有光，是接受太阳的光，凭什么验证这一定正确呢？五星运行的度数中，土星为什么最慢？金星、水星又为什么总是依附太阳运行呢？二十八宿随四时交替运行，不能只用方位来说明；大概一个昼夜之间，本来就已经轮流周行于天空了。凭什么辨别它们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星宿，而各自主管一方呢？地体是人迹所能走遍的，不像天空那样难以看见。有人说：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所以水即使曲折万千，也无不向东流。然而弱水已经向西流，黑水也向西流。既然称作四海，怎么知道四方边界之外不全都有海呢？又有人认为，天地的中央如同九个国家的中央，四周被水环绕，所以说九州，中国只是其中之一。人所能看见的地方，即使是中国也不能遍及，又怎么知道中国之外不再有像有人所说的其他地域呢？古今同一条河，尧时决口而在禹时平息，商时决口而在周时平息，汉时决口而在唐时平息；它有时决口、有时不决，也都有道理。禹疏导两条水渠，使水沿着西山山麓流行，所以没有泛滥的忧患；这些遗迹难道不可以重新考察吗？长江从岷山向东流数千里而入海，大概是受到其他河水的防护，不应当又分流成其他河流。如今却有“九江”的名称，《禹贡》又有“向东成为中江，向东成为北江”的话，为什么呢？天下的水本来是一体的，而海水却有时上涨、有时退落，为什么呢？有人说：观察月亮的出没来判断海水的进退，这确实如此吗？不是这样！深知幽明道理的人，难道不是孔子、孟子吗？孔子说“北辰居其所，众星拱之”，解释的人竟认为北辰是一颗北极星，接近于不动，而不是完全不动，为什么呢？孟子说“禹疏导汝水、汉水，排导淮水、泗水，使它们注入长江”，如今汝水、淮水、泗水都直接流入海而不流入长江，又为什么呢？圣贤并不是讲说得不精确，却同今天的说法不同，那么究竟谁对谁错呢？观察天地，也只是观察其中的道理罢了！如果只是沿袭古人的踪迹，说“某人的论说如此”，那又同侏儒观看优人表演有什么区别呢？这是提问和回答的人都应当戒惧的。问：六经的道理同天道、人道并列，是三纲五常的出处，也是天道赖以建立的依据吗？秦代以后直到汉代，典籍残缺、竹简脱落，而礼乐的丧失尤其严重。关于乐的典籍已经没有保存下来的了。小戴所保存的《乐记》一篇，原来出自荀卿子。司马迁承接而加以叙述，它果真是圣人遗留下来的经典吗？然而其中记载的只是音乐的大义，并没有包括音乐的节奏。关于节奏也有可以考察的依据吗？《周礼》是记载官职的书，《礼记》是汉代儒者所述，却同《仪礼》并列为三礼，实在很不伦类。《仪礼》在唐代，虽然名儒已经苦于它难读，如今却不能同另外二礼并列于学官，设置科目来取士，为什么呢？礼乐用来端正人心、淳厚风俗，如今残缺到这种地步，实在不能一一辨析。《易》开始于伏羲，《书》开始于唐尧虞舜，《诗》记载春秋时代，以完备列国之事；对于古今之间的情况，已经详尽了。它们的书还保存着，家家收藏、人人诵读，难道不能考察吗？创作《易》本于河图，孔子为什么又说要观察天文、察看地理，以及鸟兽的纹理？使用《易》本来是为了卜筮，孔子为什么又说它能开启万物、成就事务，并包举天下的道理呢？

译天地、山泽、雷风、水火，是排列卦的方位。震、兑、坎、离处在四正，乾、坤、艮、巽处在四维，取用的是什么意义呢？九、六为老，七、八为少，是揲卦所用的阴阳之数。阳爻用九而不用七，阴爻用六而不用八，这也有什么说法吗？经卦都是八个，分别组合则都是六十四卦，夏、商时代的《易》已经如此了，为什么还说文王重卦的数目呢？元体的长久、亨通美善的会聚，鲁国穆姜已经有这样的说法了，为什么还说是孔子赞《易》的辞语呢？孔子解释《彖》《系》的卦辞之后，又把《小象》系在爻辞之下，为什么唯独《乾》卦不同呢？阳用九、阴用六，另外成为两爻。《文言》两篇，总共解释卦义，为什么对《乾》《坤》两卦解释得尤其详细呢？《系辞》果真是孔子的话吗？《序卦》难道不是圣人的蕴含之意吗？《易》所可疑的地方，就是这些。《书》的创作，有的用来策命臣下，微子、蔡仲就是这样；有的用来告谕百姓，盘庚、《多方》就是这样。命令臣下的反而容易明白，告谕百姓的反而难以通晓，为什么呢？有的出于口头传授，伏生所传的就是这样；有的从屋壁中取得，孔氏所述的就是这样。口头传授的反而文辞艰涩，藏在墙壁中的反而明白，为什么呢？《尧典》一篇是孔氏所述，为什么不归在唐尧名下，而归在虞舜名下？《皋陶》《益稷》是左氏所引用的，为什么不归在虞舜名下，而归在夏代名下？伏生把两篇《典》合为一篇，孔氏却把它们析开；然而《舜典》篇首是在齐建武年间得到的，怎么知道不是伪作呢？伏生把《益稷》合在《皋陶谟》中，孔氏加以校正；然而两篇文势相承接，像苏氏所传的那样，怎么知道不是正确的呢？《胤征》所记的征伐，按时代考察，应当在后羿时期。六师的命令，难道是仲康所能专擅的吗？康叔受封，按时代考察，应当在武王时期。“小子”的称呼，难道是成王所宜说的吗？《吕刑》虽说是祥刑，但它是穆王年老昏乱时所作，孔子为什么还要取用它？秦穆公虽说已经悔过，但两国的争斗并未停止，孔子为什么还要保存它？《书》所可疑的地方，就是这些。《风》《雅》《颂》作为经，《赋》《比》《兴》作为纬，这是《诗》的义理。有人说：《诗》中都有六义，如《豳风》《豳雅》《豳颂》就是这样；这也有什么说法吗？有善就加以赞美，有恶就加以讽刺，这是《诗》的体例。然而也有男女彼此歌咏，各自表达情感的诗，难道都是为了赞美或讽刺而作的吗？有人把诗看作国史，认为是吟咏性情而作；那么乡里平民的言辞，难道也都出自国史吗？有人把诗看作孔子为它配上弦歌，以合于《韶》《武》的音乐；那么其中怨恨、愤怒、淫荡、放纵的言语，难道都能合于《韶》《武》吗？《七月》陈述周王业的起始，为什么不列入《大雅》，却列入变风？《棠棣》哀悯管叔、蔡叔，为什么不归在成王名下，却归在文王、武王名下？邶、鄘就是卫国，为什么不归在《卫风》，却归在《邶风》《鄘风》？《诗》所可疑的地方，就是这些。诸位请详细说明四经仅存的情况，以及礼乐已经废失的情形，希望能够符合朝廷尊崇经书、重视道术、广泛搜罗而通晓博洽的意旨。公文 申报两浙运司催促石门库吏负责办理年度酿酒事务的公文。我私下看到，设置官长、任用属吏，上下承接，等级非常严格；至于轻慢侮辱、肆意怠慢而无所畏惧，不仅令人担心他们对上级一味奉承唯诺、却不肯前进办事，而且在职务事务上，也必然会发生拖延、违误、荒废，这是值得忧虑的。我如今来到这个卑微职位，石门有几十名老吏，往往是长期积下的奸邪大蠹，轻侮长官，沿袭这种习惯已经很久，却安然不以为怪。大概是因为酒吏职位卑下，平素没有什么可怕的；又有贪利无耻的人同他们做交易，往往坐着承受他们的侮辱，于是到了这种地步。我最近到库中，看见交代官指着说，某人某人最为可怕，往往能够拿捏官吏的短处，把短卷送到台部；又说某人某人前些日子经过运司，往往像野兽奔逃、鸟雀窜散一样，无法约束。这哪里还有上下尊卑的分别呢？比如我依据犒赏旧例，急于赶办年度事务，上个月来到这里，寄居郡城，已经一个月了。起初派人向交代官递交公文，借一两个人来办理公参等事务；交代官回信说，派防子赵泽前来。送信的人已经回来，而赵泽却过了十多天才到。最近又派赵泽回库，再次向交代官递交公文，说因年底煮酒，应当预先料理事务，想从相关人员中专门派两人，并派脚夫两人前来支取酒本，召集柴米牙人，商量价格规例并考察议定酒匠等事，希望免得误期。如今已经过了几天，仍没有人到来。新官上任之初就已经这样怠慢，日后到了库中，凭什么使唤他们呢？这就是职务不能办成、官府课额日益亏欠的原因。然而这批人的奸弊已经很深，不容易立即整治；与人相接的方式也应当平心静气，不可愤怒嫉恨。现谨具公状呈上，想请求台司下令严定期限，追赶他们到使司，责令他们承认并设法办理煮酒的年度任务，仍责令他们领取本钱。不过，他们奸弊的情状不能不预先禀报；日后若反复申告，他们仍不悔改，就应当再行禀报。希望严加惩治，使库务大为改观，官吏加紧办理，也使我这个小吏得以免除责任，而上司也免受追索催逼的烦扰，这是我无比的幸运。申报提领所签发防送解送钱款公文 我只是卑微的小吏，近来因为蒸烧事务繁多，又承接了库务。库屋房舍、墙垣、器用等物，经过长久损坏后没有一件完整的。我沿袭旧习，想尽各种办法防止侵吞欺骗，凭犬马般的力量，昼夜监督，没有片刻休息。因此没有及时进贡，近来起居之间才承蒙台司慈爱，减损威重，特意赐下台司手书，捧读后不胜感激，因而冒昧陈述卑微心意。十二月格目所列之物，本来应由前任官员解送；我自十二月二十七日交割，到如今才十五日，利息钱和借来的私债本钱都已凑齐缴纳。交割后十五日，本息已经耗费大半，实在极其费力。我私下恐怕使所的人员不再顾念体恤，妄加追逼，那么我在任事之初就无从立足【此处缺文】。申报崇德县请求追究钱福的公文

译我昨天所申报的解送事项，是本库相关人员蒋润，以及拍户钱九一、钱福私自役使的人员钱七等人，冒充占用官府拍户、发卖私酒的事情。我近来因蒸烧事务繁忙，还没来得及亲自到台司屏前，不知道已经防备并严肃办理了吗？我私下想到，犒赏诸库虽然隶属版曹，却由计台掌领；虽然隶属计台，却又归州县管辖，好像附生的疣、悬挂的赘瘤，即使有痒痛疾病，也没有人怜惜。所谓版曹、计台、州郡，尤其彼此漠然相隔。唯独使县相距很近，幸而遇到贤能的县令，我又是属吏中的末等，遇到缓急之事，尚且可以呼号申诉。如今这件事的恳求，不能同寻常事务相比。哪里有拍户既不来官库打酒，反而私自设立拍户的？哪里有官酒既不发卖，反而自己私卖酒的？哪里有官司的地界却成为自己的私属？哪里有官司的人却成为自己私自役使的人？我这个小吏固然不足道，但在百里之内长久沐浴德化的地方，难道会有奸豪竟做到这种地步吗？如今送上地图一纸，其中凡是墨笔标出的，属于本库；凡是朱笔标出的，都是钱福占据并私卖酒的地方。希望移文尉司，追捕钱九二和小拍户沈十八，彻底查究后办理。我只是一个小官，不足挂齿。然而我之所以赶办，关系到户部的犒赏钱物；我所统属的，又是本路使者提领的事务。虽然对于贵县似乎没有直接干预，但敝库既然受辱而处在贵县辖境，就同属吏没有不同。贵县办理版帐，和敝库有什么不同？既然事情体制已经没有差别，利害关系就应当相互防范。如今拍户钱福不来库中打酒，这是第一项罪过；私下造酒，这是第二项罪过；增设许多拍户，这是第三项罪过；本库派人告谕，他不听从，反而装作有理来控诉本库，这是第四项罪过。情理明白，不必等有智慧的人才知道这是不可行的。如今我把事情诉于巡尉，贵县的官吏反而移文给巡尉，不予办理；诉于州郡，贵县官吏反而蔑视州郡，不肯追捕，却说是本县寄居官为他庇护。寄居官如果贤能，必然不肯庇护这种无状之人；如果不贤，贵县也不应接受不贤之人的请托。如今听说所称的寄居邑人，人人都说他贤能，那么必定没有这件事，而贵县官吏想借势恐吓我，以替钱福求免。现在不得已诉到运使提领处，已经下文命贵县追捕此人、彻底查究。恳切希望不要被吏人欺骗，那么不需要多说一句，案件就可以判明了。我年老衰弱而又是小官，因为贫困仰赖俸禄，不过是以勤劳换取温饱，以廉洁换取安宁，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企望。如果贵县肯办理此事，我还可以低头赶办国课；如果仍像从前一样把事情交给吏人，漠然不顾，那么请允许我直接申报使所，请求将我调离并斥退，以使钱福称心。不然，我也应当直接申报使司，请求回避钱福，不再做贵县的属吏。哪里有本库自有界分，却一出门向东看，方圆数十里都被一个拍户钱福占据；贵县不替我追究处理，我难道还能安坐受辱，只为一点升斗俸禄吗？从江陵回来请求任岳庙差遣的公文 我只是一个贫寒卑微的人，命运特别困穷，晚年才得到一个官职，甘愿安心管理仓库。如今京西、湖北宣抚吴待制在江陵出师，征召我进入幕府；不到两个月，恰逢朝廷有命，委派本司筹置信阳关隘，于是又奉命同陈总领一起负责入关，经过光、黄、信阳、德安四郡，往返三四千里，在途中冒犯风雨劳顿，偶然得了重病，几乎危及性命。吴待制改任宣抚时，我已经随本司解职罢任；直到现在病势仍未消退，身体气血衰败，心志也已凋残，难以从事劳役。州县家贫、负担沉重，素来没有产业，不免陷于饥寒。希望您特别垂慈怜悯，暂且给我一次陶铸岳庙差遣，使我稍微沾得一点俸禄，稍稍维持残躯，实在感戴您如天地般深厚的恩施。第二篇公文 我只是一个贫寒卑微的人，承受着三山的差遣。自从先父察院起家以来，家世单薄，素来没有产业，兄弟相依为生。不幸几位兄长都因微薄的官职早逝。我禀赋平庸，不敢有求取仕进的志向。到了中年，偶然得到一个官职，又因祸患，十年没有调动，心志摧折衰颓，早已断绝求取荣显的希望，甘心管理仓库以维持余生。如今偶然遇到宣抚吴待制在江陵出师，征召我设置于幕府；又奉命到信阳各处防守检查关隘，冒险劳顿，于是得了重病，几乎危及性命。吴安抚改任京西湖北宣抚，因我是征召差遣之人，应当随本司解职罢任。直到现在顽疾仍未消除，身体难以继续做官，家贫负担重，不免饥寒。希望您垂慈怜悯，特意给我一次陶铸岳庙差遣，使我稍微沾得一点俸禄，稍稍维持残躯，实在感戴您如天地般深厚的恩施。辞谢宇文宣抚再次征召入帅幕的公文 我只是一个年晚的后生，极其愚陋，命运奇穷，平素安守本分，不敢萌生求取仕进的念头。到了晚年，偶然得到一个官职，又因祸患，十年没有调动；家贫负担重，饥寒逼身，只能勉强竭尽疲弱驽钝之力，苟且食用管理仓库的俸禄。宣抚吴公怜悯我的穷困疲惫，征召我置于幕府。后来又奉命出到极远边境，连续数月冒险劳顿，得病卧床一个多月。吴公亲眼见到我危急的情状，想到我孤身一人，抱病在数千里之外，于是允许我随本司解职回家治病，并请求得到一个岳祠差遣，作为闭门养病的地方。忽然听说明公又想以原职征召我，在庸常之人中把我置于帷幄末席，我深为感激；既已挂名仕籍，无论东西南北，唯命是从，哪里敢有推辞？实在是因为一场病后气血衰败、心志凋耗，如果又驱使我前往旧地，势必狼狈不堪。况且我有二百多人需要养活，却没有一亩田地，甘心请求祠禄，饥寒穷困都来不及顾恤，这种情形已经很明显了。我的这番心意，早在明公还没有打算征召我之前就已经如此，并不是今天才用它来逃避事务。眼下边事没有安宁，幕府中的人员若不是精力超过常人，很难承担这种责任。四方英俊多如树林，像我这样的人，哪里值得拿来计数？何况我先前在吴公幕府，已经因病辞职回归，病还没有痊愈，又因为征召命令而扶病前去。吴公私下认为大君子应当以德爱护人，必定不会使后辈在进退取舍上违背义理，所以我才敢冒昧陈述请求。如果蒙台司鉴察，特意改派别人征召，不胜万幸。请求岳庙差遣的第三篇公文

译我近来曾冒昧具禀公文，说我竭尽心力在边地办事，偶然染上重病，请求赐给我一次陶铸岳庙差遣。后来新任京西湖北宣抚使宇文阁学征召我，任荆湖北路安抚司激赏酒库监官兼准备差遣。因为我确实是在大病之后，气血羸弱衰败，难以再次供给差使。如今已经听说宇文阁学另行征召某人来替代我。考虑到我家贫负担重，难以远赴任所，希望您垂慈，赐给我一次陶铸岳庙差遣，使我稍微沾得一点微薄俸禄，以维持残躯。第四篇公文 我昨天从江陵罢官回归，自量衰弱卑贱而没有才能，冒昧请求岳祠差遣；后来承蒙宇文宣抚再次征召，充任江陵旧缺。我大病之后，不能承担奔走劳碌，已经办理改派；我因滞留中都，资用已经耗尽，又听说闽中米价上涨，乡里纷扰，于是再次上请祠禄，请求退居田庐，俯伏等待命令。等得到邸报，才知道朝廷又下达给我官职差遣的指挥，由此仰见某官收拾人才，不问亲疏卑贱，连我这样蝼蚁般的小官也加以记念体恤，不愿让我终身弃置在无用之地，我私下深感激动，又哪里能用言语报答？考虑到我命运奇蹇的身体，即使不靠自己谋生，先父曾任绍兴御史，家中却没有立锥之地；两位兄长跟随做官，相依为生，仅仅改授京秩，便相继去世。我寄身于妻父家，偶然得到一个官职，心志受到摧折，全家数百口都无从养活。宣抚吴公征召我置于幕府，军务正盛，不敢害怕劳苦，于是奉命前往宣司商议信阳关隘；那里属于极远边境，人们都害怕前往。薛公、陈公从江陵发来文书，委派我负责光黄、信阳八关的防守检查。自去年七月起奔走于穷山绝塞之间，往返数百里，孱弱的身体因此得病，孤身一人抱病在数千里之外。当时即使不是战死，也会因病死去。如今幸而保全身体，回到老屋窗下养老，哪里还敢有求取仕进荣显的希望？然而某官竟这样顾念我，这正是把恩惠施给无用之地，把德泽垂给无法报答之人。只是我家中负担重而又贫困，每天都盘算着得到一点升斗俸禄，希望足以自给。天下那些穷困而无处申诉的百姓，远远望着宫阙，仿佛相隔数千万里，即使一步也不能凭自己到达。倘蒙您垂慈，特别加以怜念，仍旧赐给我陶铸岳庙差遣，使我能够得到升斗之禄，这全都是天地般宏大的恩赐。《勉斋集》卷二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勉斋集》卷二十七，宋黄榦撰，公文 临川代任郡守申述纲运的利弊 我才能平庸而又不成材，承蒙恩典试任一郡。刚进入辖境，首先询问百姓民俗的利弊，大家都认为纲运一事，是全郡官民的大害。本州地处上游，溪港容易干涸，十天不下雨，河流就断绝；船只行驶既艰难，因停留而受损的费用又很大。又因为水脚等钱所用纸券价格低，比起前些年已经折损一半；购买制造船只、雇募纲梢，支付派遣费用以后，剩余没有多少。经过各场务时，虽然没有税物，也一定要收取力胜钱；船只停滞、索取费用，动辄十天。等到交卸时，耗费尤其多。如果不是盗卖官米，费用从哪里来？所以近年以来，纲运亏欠折损，动辄数千石。负责部纲的官员，不仅被夺去爵位，还免不了被拘系；随纲运行的吏员，不仅被抄没估价，也免不了被断配；篙工、火儿被拘囚于牢狱，免不了以至死亡；防守河道的居民，按例遭受摊派勒索，免不了逃亡迁徙。这就是所谓对全郡官民大为有害的事情。不只是官民受到伤害而已，朝廷拿出金钱，派遣使者和籴，百姓倾空粮仓，倒尽廪藏，只听命办理；而亏欠折损竟达到这种程度，等待救济的饥民和仰赖供给的戍卒，也不能不成为朝廷的忧虑。追究它的弊端，不容易立即革除。然而综合众人的意见，也有一个可以稍稍宽解船户负担的办法，那就是完全免除沿河各场务的费用。不仅可以省去税钱，船只行驶也不至于滞留。停留损耗的危害既然除去，盗卖官米的弊端也可以稍稍减少。何况本州今年和籴纲运，完全没有制造办理船只，直到五月中旬才获准发给縻费等钱，雇船还没有办妥，而江河溪流已经断绝了。官吏现在的行动如同遣谪戍边，朝廷的督促急如星火，那么其中值得忧虑的地方又比平时更加严重了【余阙】。代人禀告宰执论说岁币 我私下认为，当今所应讲求的事情，没有比对待北方边患的策略更紧迫的了。听道路上的传言，都说进言的大臣认为，金人如果索取岁币，就应当给他们，使他们能够用岁币贿赂蒙古，然后两国便可安宁。愚昧的我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平日闲暇时，不制定防备边疆的谋略，专门致力于迎合的计策；等到事情逼迫紧急，便倡导卑屈的策略，以开启侵侮的渐变。忠于谋划国家的人，难道会这样吗？如果金人果真南下，蒙古果真不断侵凌，区区岁币果真能够遏制他们的锋芒吗？靖康年间的事情，我国未尝不曾行贿，最终仍不能遏制女真的祸患。如今女真又岂能凭岁币使蒙古的军队停止呢？几个月以来，都说金人已经迁都汴京；据我推测，其实并不是这样。假如蒙古已经占据河北，金人一定不能越过河北而把都城迁到汴京；假如蒙古尚未占据河北，金人一定不肯放弃河北而迁都汴京。这不过是派一两个亲信，转移自己的家属，以作三窟之计罢了。他们制造侵犯淮地的说法，也不过是动摇我国边疆，以便索取岁币的计策罢了。我们顺从他们的要求而立即给他们岁币，假如金人真的迁都汴京，在他们危亡之余，而我国还行全盛之礼，已经是中原的耻辱了。如果金人实际上根本没有迁都，而我们受到他们欺骗，那么他们更加能够轻视我国，我们还凭什么治理国家呢？我认为不如先斩杀妄发议论的大臣，明确下达哀痛的诏书，提拔忠诚耿直之士，延请接纳深远的策略，整治兵器、喂饱战马，增加两淮的戍卒，召集两淮的民兵，按兵不动，等待他们的变化。他们以索取岁币为借口，我们就以不知道迁都真假的话来回答；多次派遣使者往来辩论诘问，加上谦逊的言辞，以大义折服他们，缓和他们的谋划，同时巩固我们的防备。他们知道我国有人才，不敢同我国为敌；又困于蒙古的侵凌，也无暇同我国为敌。对他们来说，这是两国相争，我们则趁他们的弊病而后发制人；这就是卞庄子刺虎的策略。千虑之中偶有所得，只希望朝廷加以谋划。申报抚州，辨析危教授控诉熊祥一事 我私下看到，使府委派巡尉追捕熊祥，急如星火，理由是熊祥不服教使陈九的儿子控告危教授的儿子殴打杀死其父；事情属于使府管辖，有些并非县道所应参与的。然而守令的职责都是养育百姓，临川百姓中有人受害，就不能默不作声。自古以来治理政事，还要向樵夫询问，何况是自己的僚属，哪里敢把自己置身事外？我私下认为，审理诉讼的原则固然应当执法，也应当推究实情。熊祥教人控告危教授的儿子杀人，实际上是因为危教授派人诬告熊祥停藏而引起的。危教授派人诬告熊祥停藏，实际上又是因为危教授想吞并熊祥的田产而引起的。一个身为士大夫的人，不守三尺法，想白白夺取乡民的产业；夺取不成，便想把停藏之罪加在他身上，使他无辜受到追捕骚扰。人不是木石，哪里能没有不平之心？所以在陈九死亡这件事上，虽然不是危教授的儿子亲自杀死他，却确实是因危教授的儿子殴打而起；因此熊祥得以发泄不平之气，并告诉他的儿子提起诉讼。他在法律上并非没有罪，但这一切都是因危教授而起，难道可以不推究他的实情而深入察看吗？如今听说熊祥本人逃窜，亲属被拘系，家业破败荡尽，难道能不深深怜悯吗？原先危教授诬告熊祥停藏时，借助尉司各衙门的力量，严刑逼供无辜百姓并罗织罪名；本县看出其中没有道理，于是把尉司的人暂行拘治。如今使府又派这些人来追捕熊祥，他们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危教授虽然是士大夫，熊祥虽然是百姓，实际上都同是王朝的百姓。危教授白白夺取他人的土地，诬告其停藏，官司却不敢加给他丝毫罪责；熊祥只因一句话的过失，便至于家业破荡。危教授诬告熊祥，已经免不了追捕骚扰；熊祥控告危教授，熊祥也免不了家业破荡。这样一来，做士大夫的无论到哪里都能取胜，做百姓的无论到哪里都要获罪。国家设置官职、任用官吏，难道只是为了庇护无状的士大夫，而不再替百姓作主吗？况且按法律来论，也有可以察看的地方。陈九的儿子控告父亲死亡，不过说是被危四官人殴打，并没有说有直接致命的伤痕。至于陈九被危四官人殴打的事情，本县曾经追查过，已经非常清楚。一个衰老、早晨还不知道晚上能否活着的百姓，被监禁累月，又遭受鞭打的苦毒，十个手指和两边脚踝都有伤痕损坏，怎么能不死呢？

译虽然没有致命的伤痕，但他的死亡由危四官人所致，这是无疑的。把这样的情况报告官府，难道能说是诬告吗？陈九的儿子出于极度悲痛，熊祥出于内心不平，又怎么可以同寻常诬告者一概而论呢？危教授以科举高第自负，以才学高超自居，居住在乡村，百姓害怕他如同害怕老虎。当百姓只能吃豆饮水的时候，他却做起强健词讼、代人执笔的事情；如今又只听信他的一面之词，竟使百姓受到这样的困苦，那么从今以后，凡是临川以东的地方，都会成为危教授的属地，夺取他人的田地，占据他人的房屋，百姓再也不敢到父母官面前伸张冤屈了。危教授以堂堂的仪表、刚劲的气势、流畅的辩才，在祥祭之后拖着衣襟登临侯门，必定要把治理熊祥的办法施用来治理临川。我有二百口人的负担，仰赖五斗俸禄生活，难道不知道顾惜自己吗？但我认为既然奉天子的命令牧养这些百姓，那么他们的痒痛疾病无不在我心中；又哪里敢只顾自身利害而把百姓置之度外？即使获罪离去，也是命运如此，不值得害怕。前日停藏的诬告诉讼，本县已经替他辨明；今天殴打的诉讼，使府却不替他深入察究，这就会使声誉归于县道，而怨恨归于州府，这是小吏所不能安心的。希望您垂慈，将我这篇公文发下签发防送，详细申报监司，特别为熊祥蠲免罪责，使强横者不敢逞强，使受冤屈者有所伸张，那么千里之内没有不感受到天地化育之恩的了。申报安抚司，辨明危教授诉告熊祥一事。我才能疏浅、性情昏昧，又资历浅薄，冒昧试任县令。每日谨慎地处理政务，私下认为为政之道，在于抑制强暴、扶助弱小，不应有所偏颇；使富裕者安定、贫困者得到救济，也应当两方面都做到。至于倚仗势力侵害乡民，像虎狼、蝮蝎一样凶狠残毒，荡尽人家产业而在乡里称霸，那么作为治理百姓的官员，也不能忍心安坐而不加救恤。我私下看到本县有一位危姓教授，寄居在乡村，离县城四五十里。他住所旁边有山林、陂塘，原是乡民熊祥家的产业。起初危教授多方逼迫威胁，一定要得到这些产业；熊祥也已经稍微顺从他的要求，但他仍不断蚕食侵占，始终不能满足其心意。危教授家偶然遭到鼠盗，丢失的不过是米、盐等琐碎物品。我因捕蝗偶然经过他家，危教授便认为熊祥家其实是窝藏盗贼的地方。我因为危教授是寄居者，便下令尉司派人查捕追究。不久押来三人，他们都供述得清清楚楚，认为熊祥家确实曾经窝藏盗贼。等到追捕熊祥来与他们对质时，这三人却全都改了口供：两人说危教授贿赂他们，让他们这样说；一人说自己确实遭到危教授的儿子用刑拷打，被迫屈打成招。随即审问他们，发现其中一人的十指都被夹伤，两只脚踝也都被锤打损伤。又详细追问，才知道危教授确实与尉司数人一起如此肆意施加惨毒刑罚。本县见此事既无实际证据，而熊家已经不堪其扰，被拷打的人也已经伤势沉重，于是便将他们释放。不出几天，被拷打的人终于因伤势过重而死。死者的儿子把此事报告官府，控诉说他父亲之死是被危教授的儿子殴打所致。州里派官员验看，确实有殴打造成的伤痕损伤，但说不上是致命伤。危教授又向州里控诉，认为熊祥确实教唆死者的儿子，让他胡乱控告，坚决要求追究熊祥。州郡官吏畏惧危教授的势力，发文命巡尉两司包围熊家房屋，像捕捉大盗一样；熊氏一族数家全家逃散，房屋、器物、鸡羊狗猪以及百十年的家业，被扫荡得一无所有。于是又逮捕熊祥分居的弟弟和侄子，把他们拘禁起来严刑拷打，施加的毒刑令人无法忍受，最终还把死者的儿子关进监狱。他年仅十六七岁，鞭打、拷掠、锻炼，什么刑罚都要施加，必定要把流罪加在他身上。熊祥正在此时，我恰好因职务之事赶赴大府申报议事，回来时案件已经办成了。于是我急忙用公札向太守尽力申禀，这才稍稍得到宽缓；但无辜的弟侄仍被拘押在巡检司，尚未释放。我根据他们的陈词，又详细申报本州，这才使他们得以脱免。后来郊祀赦令已经颁下，巡尉两司却仍然继续追捕熊祥不止。因熊祥的儿子陈诉此事，我又详细申报，才使负责追捕的人被追回；但数家所遭受的祸害，已经不亚于盗贼到来。如今危教授又向使府控诉，必定要进一步困苦熊家，使他们流离迁徙，把他们的全部产业据为己有才肯罢休。像这样的人，不再顾及士大夫廉耻的节操，也完全没有恻隐之心，真是所谓虎狼蛇蝎。过去我曾防备审理这件案件，认为熊祥是否教唆死者的儿子控告其父之死，虚实尚不可知；即使确有此事，也仍是因为危教授诬告熊祥才引发的。死者虽然没有致命的伤痕，但既然也是因危教授的儿子殴打而死，那么危教授父子和熊祥也应当平均分担罪责，岂能倚仗官府势力，蔑视赦免之恩，强词争讼而不停止？我私下看到危教授专门凭口舌逞能，每天和城中几名破落、把持士人的人勾结，控告、胁迫本州官吏。如今帅府索取案卷文书，官吏们未必不会偷偷改动、移换案情，以迷惑主管官员的听闻。因此我趁熊祥的儿子陈诉之时，详细抄录本县案卷，写成状文申报使司，并另写短札恭请裁察，希望将此案一并交给清正强干的官员审定，使有势力的人不能侵害乡里，远县乡民确实都能承受再生之恩。申报江西提刑司，请辞去兼任节干之职。我本月初五日接到提刑使司的公文，差遣我兼权督捕节制司干办公事。我自念平庸愚钝，受到如此重大的任用，恩情深、责任重，感激至极而涕泪交流。况且盗贼尚未平息，忧虑正深，我隶属于本部，怎敢推辞逃避？已经整治行装，选定日期准备上路；但心中惶恐不安，百般忧虑交相煎熬，以致寝食俱废。实在因为我生长于孤贫之家，自二十岁以来就在贫贱中奔走，没有一天安宁，牙齿头发早衰，如今已经六十岁，早晚都担心死于沟壑。现在要让我奔走于军马之间，精力已经不够，只会耽误使令，不能对谋划有所帮助。我接受治理一方百姓的寄托，至今已经两年，实在与邑中百姓情同父子；铲除强横、安抚善良。年成遭遇大灾荒，百姓却没有饥饿的脸色；眼下农事正兴起，百姓正处于粮食艰难之时，若突然舍弃他们而离去，内心实在不安。脚还没有迈出门，奸吏顽民就会竞相起来伤害我的百姓。回头看那些父老，眼泪鼻涕交错流下。我私下反复思量，贸然接受如此重任，本来就没有平定祸难的才能；远离职守，必然有伤害百姓的忧虑。救济时艰、平定祸难，固然是使者深远的谋划；体恤国家、爱护百姓，更是仁人的深切愿望。因此冒昧倾吐愚诚，乞求本路另行差遣豪杰俊秀、具有经世济民才能的人，以供使司驱使；这样我或许可以苟安于卑微的职守，抚育百姓，直到早稻成熟、乡里稍稍安定，然后甘愿接受斥退，以谢罪于违背命令之过。

译实在是与邑中百姓共同承受了再生之恩。我自本月十六日拜领使司文帖以来，又承受台府赐下书翰；以属吏中末位之身，得以列于门下士之中，加上对桑梓之地的敬意，在国家多难之时，选择一路人才，不因我是属下而把我排除在外。虽然我平庸懦弱、没有武力，难道敢不踊跃以供使令吗？然而既已接受命令却又停下不行，并不是我另有原因。我才能疏浅无能，冒昧试任县邑，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本领，只是一心治理百姓，使上下相亲，彼此情意真挚。去年旱灾歉收，只得到一半收成，又承接多年饥荒之后的困境，粮仓没有足以维持全年的积储。富商大户乐于贩运，从高价中获利；我多方加以禁止遏制，百姓才免于缺粮。忽然听说我将要远行，乡村米价因此顿时上涨；不过一个多月，饥饿流离、抢掠的祸患就会兴起。临川风俗向来以好诉讼著称，豪民奸吏动不动就制造事端来害良民，情伪万端、无所畏惧；我多方禁止整饬，百姓才免受骚扰。忽然听说我将要远行，他们便磨牙蓄毒，竞相肆意吞噬百姓；不过一个多月，就会发生争斗侵凌，善良百姓也不得安居。大概压制得越久，泄发时就越猛烈；防禁得越严密，积下的毒害就越深，这是事理形势必然导致的结果。所以我将要离任时，老人和孩子都哭喊，好像失去了依靠；我对这种情形也无法割舍，因此不得已冒犯威严，提出请求，希望获得免除。强盗成为祸患，两郡骚动，事情固然极其重大；然而一县千家万户的百姓号哭悲惨，难道就不能使人动心吗？况且农事正开始，青黄不接，三月、四月之间正是普通百姓粮食最困难的时候，更是一日也不能离开的时期。若不是这样，那么幕府的安逸，难道不胜过治理县邑的劳苦吗？幕府的尊贵，难道不胜过治理县邑的卑微吗？某官体恤国家、忘却自身，奉着肩舆登临险阻而毫不畏惧；我孤身一人，又有什么可怕的，竟要这样推辞逃避呢？只是我所任的职责在于养育百姓，而且又与他们相处多年，如今却在他们粮食困难的时候舍弃他们而离去，所以内心有所不满，因而想向某官请求留下我这个不肖之身，使一县千家万户的百姓得以活命。还希望台府慈爱，稍微收敛威严，曲加体察，那么我将感到万分幸运。新淦申报转运司，请求按照本军的成例拨给贴补纲运的钱。我这个微末小吏敬谨地承准使衙下文，核查本县财赋收支的情况，已经另行具备公状和公札申报在案。私下认为台府慈爱，必定会设法存恤、保护下属小县；现在有眼前最为急切的利害关系，合当申报说明。本县每年定额苗米，负责催促征收六万余石，起运纲米也计六万余石；但在苗米之外，还要白白承担水脚钱二万二千余贯。近来使司查明确实没有这种名目可以支出，于是每年特意拨支三千缗贴补本县起纲；临江军也有贴补数额。但临江军起纲计米五万石，却得到使司钱四千贯，即每一万石得钱八百贯；本县起纲六万余石，却只得到使司钱三千贯，即每一万石只得钱五百贯。军、县虽然都承受使司的恩赐，实际上却不均等。眼下正是起发送运纲米的时候，水脚钱却无从筹措；如果能够暂且按照军中的成例拨给，本县又可以得到一千八百余缗，也可以稍微解救燃眉之急。乞请台府慈爱，将此事送交主管部门共同核查过去拨给不均的缘由，特意实行同一标准的拨给，使这个贫困偏僻的县一旦获得一千八百余缗；对使司损失极小，对县里的补助却极大。如果不是深知县里的穷困、恻然以扶持振兴为念，县里也不敢这样说，使司也不会肯实行。错过现在而不说，便再没有可以说的时候了。申报临江军，请求减免醋息钱。我不计自身疏浅愚昧，冒昧承担繁重事务，日夜思考此事。本县衰败的根源，都在于财赋收入少而支出多。我曾经计算本县一年所收的钱数，用来供给各项费用，每年总要亏欠二万缗；这样积累两三年，必然拖欠本司应解送的钱物，以致县里的处境狼狈不堪，无法支撑。我近来查访职田一事，每年损失三四千缗，已经另行申报使司、军司和诸司；再按县里的账目考察，还有所谓供给钱，是用醋钱支还的，每年也有数千缗。不知道所谓醋钱究竟是什么钱？如果是县里卖醋所得，也不过五六百缗。此外如保正、户长服役，以及报验牛只、验买契券、状纸之类，往往动辄要求交钱。这难道是为政者应该收取的吗？这些钱既不应收取，而支用的钱数又不能缺少，这就是县政难以办理的原因。比如使、军供给一年计三千缗，州郡供给县里，本来应当每月支解；然而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把这笔费用如此多地摊在本县，又不知道清江、新喻是否也有这样的数目。我私下看到知军、寺簿保存、保护县政，已经没有不周到的；况且我又有幸列在门下士之中，如果有可以宽解一县财政的方法，又何苦闭口不言呢？希望台府慈爱，详细考虑我所陈述的情况，特别加以怜念，每月把其中一半送到公使库支给；这样本县一年便可以减免一千余缗。不仅当前的官吏实实在在地承受莫大的恩惠，新淦一县也将千百年无穷无尽地受惠。申报转运司：关于曾县尉违法横暴一事。我不躲避斧钺诛杀的罪责，冒昧为本县扬名，替防金两乡各都无辜的百姓，在都运大人面前乞求哀怜、请求保全性命。敬请台府慈爱稍加听察。我私下看到如今做官治理县邑最为困难，战战兢兢地处置文书、应付期限，尚且不免落入受责骂的境地，哪里敢奋不顾身与豪民为敌？我年老衰弱，还要负担二百口家人，又没有一担一石的储粮；一旦罢官离去，辗转于沟壑之间，难道不稍微知道爱惜自身吗？但我想到奉朝廷之命，承担治理百姓的职责，而四境之内竟有倚仗豪侠势力吞并侵害乡民，使他们哀号怨愤、无处申诉。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怎忍心坐视不管？如果只顾自身而不恤百姓，便是上负朝廷，下负所学。这就是我不得已提出请求的原因。我私下看到权臣专横放肆，毒害百姓，摧残压制忠良，动摇兵革，以至余害延及州县，实在令人痛心。本县某乡某都有人因纳粮而取得官职；新淦县东尉曾千龄，是那户人家的干仆，天性狡猾险恶。自开禧年间韩元卿任本县知县时，曾千龄知道韩元卿贪财无厌，又贪图他的权势炙手可热，便用厚重财物同他结交依托，并把孤儿寡女的侄女嫁给元卿的儿子；从此两家通婚，出入往来，请托关说。

译曾千龄在乡曲中凭强力武断，本来就令人畏惧；又加上与县官结亲，谁敢正眼看他？两乡几都的人家，凡是有肥沃田地、丰厚财产的，或者借口致死的公事，或者借口盗贼抢劫，必定多方牵连，使他可以插手其中，然后勒取财物替人解救；有时发出榜文占据产业，有时假造契约，乡民低头听命，没有人敢与他争辩。文书传引、追捕拘拿，全都像官府锁禁囚系一样，与监狱没有区别。他兼并孤儿寡妇的田产，吞并寺观的财物，两三年间增加置办的税钱一二百贯，而流离迁徙的人家不知有多少。他蓄养干仆刘云卿等人作为爪牙，日夜搜刮猎取各家财产。曾千龄凭借干仆的力量，干仆又凭借曾千龄的势力；人家的财产不归曾千龄，就归干仆所有。谢庭玉因为讨好苏师旦而在县内横行，曾千龄因为讨好韩元卿而在县外肆意横行。难道国家的百姓竟可以任由他们肆意残害，而做县令的人却低头不敢过问吗？这都是因为有所凭借、倚仗威势才达到这种地步。国家极其仁慈，爱惜百姓性命，像大海包容、春天养育万物一样，不忍心让任何一个人受到损失。持刀杀人、持杖抢劫、违法受贿，罪重的都处死。次一等的也要判处徒刑、流刑。像曾千龄这样侵害贫民，使他们死亡离散，与杀人有什么不同？强行夺取人家的产业，与抢劫有什么不同？诬陷别人犯罪而取得其财物，与违法受贿有什么不同？可是官府不追问，法令也不加以惩处。他们拥有巨额财产，占据高大的宅第，歌童舞女、美衣鲜食，以平民身份享受公侯般的供奉；这样一来，横暴之徒又何苦不去作恶呢？如今朝廷清明，贤能的使者掌权，像这些人，本来不应让他们漏网。如果默默不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一县百姓？谨将各户的控诉词状，无论已经结案还是尚未结案，都整理记录后申报。希望台府慈爱，把我所陈述的情况完整申奏朝廷，向上追究曾千龄以及干仆刘云卿、李彦端、毛舜祥等人，立案审讯，查抄估没家产，编管流窜到远方。这样以后豪强便会收敛，善良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一县生灵感恩戴德，永无穷尽。安丰申报朝省，辨明郭知军诬陷欺罔之事，并请求退居祠禄。我只是一个愚昧卑微的人，不值得一提。过去承蒙朝廷误听，特别赐予破格提拔，使我担任安丰通判。到任以来，只知道体恤国家、忧虑边疆，不敢欺骗君主、谋求私利。确实是我与本军知军意见不合。本月初五日，接到省中的札文，说安抚司申报通判与知军不和，于是有了改任的命令。以我孤寒的身份，既不能揣度形势，又不能同流合污，边庭之间竟有不和的名声，本来应当受到诛责斥退。如今却仍保留我的本职，改任到大府，朝廷宽厚的恩德，我用什么才能报答？然而帅司的申报，是在徐师防被捕之后，我私下担心本军妄加陈述、颠倒是非，而帅司听信了它，未必了解实情；对此也有不能不辨明的地方。现在姑且只按事实说：有一名水军张统制，写了一张纸条报告正统制王文中，说木子兄弟三人想要聚集人众渡过淮河，夺取寿州。王文中把这件事告诉太守，太守派人来询问。不久王文中也来了，说所谓木子，就是李明、李显等三兄弟。我于是召来防吏，问州郡准备如何处置；防吏回答说：州郡派范苪、再遇前往，他们都不敢去。我与李氏三兄弟相识，其中与李明尤其熟悉。州郡既然没有可以派遣的人，而事情已经显露出来，又听说郡城中也有人预先参与谋划。我于是派防吏告诉太守，请求亲自前往捕捉他们。太守又派都吏回来传话，我便驾车出门，冒着风雨从大路向西行进。先派人去告诉李家兄弟，说我出巡经过铺舍，约他们前来相见；又派本防狱子吕俊取小路沿淮河行走，因为担心他们的同党会从小路前来。走了十五里，在青冈城相会。吕俊报告说：李显、李大用、张俊三人已经从小路进入军城。我急忙派吕俊拿着批文和都吏一起，请他禀报太守，派人同吕俊到城中捕捉他们。我又走了十五里到永寿馆，李明也来了，于是我与他一同返回军城。这时收到都吏的申状，说得到批文后，才捕获李显等三人，正要进行审讯；又说士人徐师防专门知道李珒的事情，百姓高德是谋划的首领，于是又到城中捕获徐师防等人。我既然约李明入城，便急忙派人告诉太守，并把他带来送入狱中。第二天才捕获闻青等数人；又过一天才捕获高德。徐师防是军学讲书、狱官，曾经替人写四六文，又和本军吏员关系深厚，于是相互推荐给太守。太守爱惜他的才华，被他蒙骗，每天和他在宅堂饮酒，有时到后园游玩，情意亲密；“之宻同官莫及也”[原文疑有脱误]。于是把编修图经的事交给他。学中的士人极力向太守进言，认为这个人品行不端，不可与他交往；太守不相信。徐师防于是自称是太守的馆客，便与李珒谋划，欺骗李显等人说：“太守实际上是派我来做这件事的。”淮乡愚民平日习惯战斗、喜欢功名，于是信以为真。李显把这件事告诉弟弟李明，李明告诉他不可轻易相信，必须有本军的正式文书才可以行动。他的同党中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便把事情报告给水军张统领。李显也起了疑心，于是当天进入军城查问此事，因而被捕获。既然如此，事情是由于太守被徐师防欺骗之后才发生的；由于李明拒绝听从兄长，事情才开始暴露；由于我派遣吕俊，才捕获李显等三人；由于审问李显，才查获徐师防、李珒。事情已经十分清楚。捕获他们的第二天，我认为州郡没有城墙，而他们的党徒很多，恐怕会发生意外，不如把这一行人押解到帅司，或许可以获得安宁。太守不听。又过一天，帅司发帖来提取李明，原来是太守向帅司申报，妄称李明是首领。

译第二天我去见太守，问他何时发遣李明。太守回答说不发遣。我退下后查访，才知道两处监狱中，徐师防独自关在州狱，李明等人都关在司理院。徐师防几乎没有受到杖打，而李显等人却日夜拷打。原来太守、狱官和吏员都忌讳他们曾与徐师防来往，想把李显说成谋划的首领，从而替徐师防脱罪。所以最初向朝廷和制司申报时，都敢妄称李显为首犯，把徐师防列在五六人之后，其真实情状由此可见。我认为州郡中的小事，本来不必过问；但事情牵涉人命，就不能坐视不管。于是急忙写信向帅司申诉，请求把这一行人提取到帅司彻底审问。又过两天，帅司派强勇军二十人来提取徐师防等人，州郡又不肯发遣。于是州郡日夜对李显等人施加拷问。我召来两处狱官责备他们，并把祸福利害告诉他们，又命狱吏供出审讯所得的情节，果然全都颠倒：首谋者反而从轻，受牵连的人反而从重。我又去见太守，太守这才说帅座见我不发人，十分愤怒；并答复说：“州郡尚且想要有权，帅司难道就不能有权吗？如果再不把人发来，只好申报朝廷，请求离职。” 不久，才把这一行人押解到帅司。李显等被杖打拷问的人，都不能行走，而徐师防却神态安然。他们私意横行，竟然如此不遵守王法。假使不是我极力争辩，帅司也没有来提取，那么李显等人必定会被狱官杀掉以灭口，而徐师防反而可以清白脱身。身为通判，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尽力争辩，难道不是辜负朝廷差遣的本意吗？我从幼年起就承受父亲和老师的教诲，谨守诚实，幸而没有得罪乡里。如果不为自己辨明，凭什么自我证明？希望钧府慈爱，特别加以怜念，先替我详细奏报。考虑到我年老多病，请改授祠禄，让我退归田里，免得被他们倾陷。还请下达制令，让帅司、两司审查核实此事；如果确如我所陈，查明属实，也就不至于得罪公议。如果其中有一个字不实，请将我勒停贬谪流放，以作为欺罔的警戒，我也不敢推辞。申报安抚司，请求发给武定将校的俸禄。我私下看到丙寅、丁卯年间，淮上有警，防江各军都已经渡江，守卫城池的兵力仅够守城。两淮数千里没有被敌人占据的地方，便都成了盗贼出没的区域，空荡荡没有一个拿兵器、可以辨认身份的士兵。朝廷招收淮西雄淮军，使他们防御，于是敌骑不敢冲突，盗贼不敢纵横，他们的功劳并不小。讲和以后，改编为武定军，但朝廷的廪给又不足以供养他们；既然聚集起来，便难以重新遣散。大帅龙图郎中为此筹划安排，给行伍士卒每人优厚发给楮券，使他们恢复旧业；部辖人员也都补授官资，使他们进入仕途。一下子各自安定下来。这些人平日都是豪侠之徒。这样不仅官司免除了供给粮饷的费用，这些人也没有怨恨忧虑。至于他们感激朝廷和大府的恩德，深入骨髓，即使突然有缓急之事，也可以一声号召便重新集合；实在是因为朝廷虽然曾经使用我们，却从未亏负我们。然而其中部辖补官的人分隶各郡，每郡二人，每人请领的钱，多的百余千，少的也有数十千为止，而且都有专门降下的指挥。州郡之间，难道可以不顾全事体，为朝廷办理这点小费用吗？奉送苞苴、装饰厨传，以及供游谒的伎术之徒，动辄捐出数百千也毫不顾惜；对于手执干戈、保卫社稷的人，却吝惜到这种地步，为什么呢？我奉命来到这里，所经过的州郡共有几处，这些人都来拜访我，无不流泪含恨，认为各郡不肯发足全俸，每月只酌量给二三十千，负责经办请领的吏员再扣除克扣所得，所剩没有多少。他们租房居住，雇人充当仆役，一个月的收入还不足以供一个月的开销。他们抛下妻儿，离开祖坟，失去田园产业，所指望的只是俸给，可是微薄到这种程度。淮人质朴诚实，在江南已经没有相识的人，又不能经营关说，只能向官吏哀鸣；他们不过住在旅舍中，像被拘禁的囚徒，衣服破旧，意气消沉，难道不严重失去淮人的人心吗？过去所招募的人，大多是安丰、濠梁人，而安丰人尤其多；他们熟悉边境事务，忠勇而可以任用，连大军也比不上他们，难道应该吝惜这点小费用，而不去慰劳两淮忠义之士吗？希望使府详细权衡利害，申报朝廷，传令各郡，限期一个月，把拖欠的请给全部补发；以后还必须按月足额发给，并拨出闲置寺舍让他们居住，酌量差派随从供他们使用。如果有违背命令的地方，以致发生词诉，就严加查办；这样或许可以使淮民感激恩德，准备供日后使用。申报请求修筑安丰城墙一事。我只是一个平庸愚昧的人，加上年老多病，承蒙朝廷破格提拔为边郡通判；因为君命严肃，不敢申诉推辞，已经冒昧供职。幸而上天赐予好运，郡守贤明，军民相安，我这不肖之人才能一切顺从办理，勉强逃过旷职败事的罪责。但到任以来，私下听说本军已经申请三十万贯钱，用于修浚城池；近来又听说朝廷已经批准了请求。太守这样勤劳忧虑边事，朝廷又如此迅速地允准外郡所请，我恰好有自己的见解，如果不申诉陈述，深恐辜负使司的差遣。我私下看到安丰作为一郡，是最重要的地方。前后北方用兵侵犯两淮，没有不先攻犯安丰的。两淮的地势，西面有山岭阻隔，东面有湖泊沼泽的险阻，只有安丰地势四面平坦，几乎没有阻隔。如果安丰可以守住，那么庐州、和州、舒州、靳州都可以不必忧虑。因此自古以来安丰城池最为坚固高峻；以周世宗的英武，率领数十万军队，亲自来到城下，多年也不能攻克，足以说明古人依靠它作为两淮要地。两淮是江南的屏障，而安丰又是淮西的屏障，这难道能够不深加重视吗？如今城墙已经毁坏，高度不到二丈，厚度有的只有四五尺；如果只用三十万缗装砌乳头，恐怕不足以形成险固，反而只是白白耗费钱财、给百姓留下祸患。

译古人把城郭称为金城，是因为它坚实而不可攻。如今只装砌乳头来充当外观，却不把城墙整体包砌，这哪里足以坚固？一旦鹅车、洞子抵达城墙下面，城墙就会全部破碎，无法支撑。况且如果要装砌乳头，势必还要填筑旧城，使它方正，再挖取新土来增加旧土，却没有砖石作为限制；春雨绵绵，东边倒塌、西边倾覆，也不用等敌人攻打便先毁坏了。这样三十万缗全都成为虚费，而且不只是白费三十万缗而已；城墙每年毁坏，就要每年修葺，成为州郡无穷无尽的祸害。如果只是浪费钱，还可以说得过去；百姓愚昧无知，以为安丰有城，必定可以恢复产业；城墙既然不能守，难道不会误导百姓？朝廷忧虑边事，也想依靠它作为坚固屏障；既然不能依靠，一旦有紧急情况，难道不会更加劳心忧虑？这就是我徘徊叹息、不得已发言的原因。安丰的地势对于两淮，就像襄阳一样重要；襄阳的城墙如此坚固，而安丰的城墙却如此破败零落，实在令人不解。我这点愚见，希望钧府慈爱，因太守贤明，再下令给制司、帅司重新共同筹划，不要吝惜增加费用。应当修筑城墙以壮大地势形势，惠及边地百姓，实在是国家社稷无穷久远的谋划。我身为通判，越过职权发言，确实有罪；但如果隐忍不说，将来误了大事，罪过就更大。所以我才敢越职陈说。《勉斋集》卷二十七。钦定《四库全书》。《勉斋集》卷二十八，宋黄榦撰，公札。汉阳申报朝省修筑城池一事。我只是一个平庸愚昧的人，不值得一提。承蒙朝廷破格超越常格提拔，授予郡守之职。我早晚思考，无法报答充实这份恩德。汉阳作为一郡，百姓淳朴，事务简少，一心抚慰治理，或许可以逃脱责罚。然而既然忝居专守一城的职责，就应当思考巩固边防的谋划。我访察故老，考察地势，发现最关系利害、不可不预先谋划的，是没有可供凭恃的城墙。考察地图志书，汉阳过去有偃月城，如今遗迹全都不存在了；可见从前确实有城。国家讲和息民，敌人的国势日渐衰弱，边疆安宁，本来没有其他忧患。然而州郡有城，就如同人家有墙。家里没有墙，即使没有盗贼，又凭什么称作家？况且设置险阻、守卫国家，思考祸患、预先防备，在太平无事之日也不可不为有事作准备。本军虽然靠近江边，水面也多；但齐安、江陵都靠近江边，也都有城；武昌、池阳都在江南，也都有城。为什么唯独汉阳没有城？汉阳旁边过去虽多水泽，但冬月水浅干涸，也不足以凭恃。况且这里虽然不是最靠近边境的地方，实际上却是武昌的唇齿、吴蜀的咽喉。南方人得到它，就把它作为屏障；孙氏定都武昌，派鲁肃守汉阳，就是这个道理。北方人得到它，武昌就不能独立自守；汉阳守臣李恕多次用水军击败鄂人，就是这个道理。大江向东流去，虽然看似可以凭恃，但东面有阳罗洑，西面有刘翁洲，都是江面最浅最窄的地方，片刻之间便可渡过，正是敌人必定窥伺的地方。古代治理国家，守卫就在四方；敌人进入腹地，就来不及了。所以修筑汉阳城，不仅可以守卫汉阳，也是为了遮蔽武昌。开禧丙寅年，北方骑兵包围安陆，攻破竟陵，汉阳百姓逃往江南的有一大半。武昌人日夜盼望汉阳的烽火，把它作为安危的征兆。假如不是汉川百姓聚集义士，固守南河，与敌人浴血奋战，那么后果就难以预料。假使汉阳有城，像老虎一样俯视江边，谁敢越过我们的边界来作乱？京口有瓜洲，是为了沟通淮、浙往来的道路；武昌看待汉阳，就如同京口看待瓜洲。瓜洲有城，军队出入便都有所凭恃。武昌军

译队从汉阳渡江，渡过大江之后，便没有可以停留的地方。等到返回时，前有长江阻隔，后有敌人忧患，武昌军队不敢在江北久留，正是因为没有城。假使汉阳有城，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调拨武昌屯驻的数千人来守卫，或出或入，都可以从容整暇，观察敌情、伺机而动，乘机应变，壮大荆襄声势，作为各郡的援助，没有比这更急迫的谋划了。瓜洲不是郡城，尚且不能没有城，何况汉阳是古代沔州的冲要之地呢？这就是城墙不可不修筑的道理。观察它的地势，其他郡的城墙，有的难以修筑，有的即使修筑也不足以形成险阻；唯独汉阳地势，北面依山，南面俯临江水，东西有湖泊，都是天然的险阻；没有湖、没有江的地方，只占十分之二三。假使经营规划得当，即使是郢州的石城，也不能超过它。郡城南面都是防江堤岸，每年修筑，通常耗费二三千缗；住在城中的百姓常常战战兢兢，担心有被水淹没的祸患。筑城以后，每年可以免除修堤的费用，过去担心被淹没的人，也可以安睡而无忧。这又是一举而两得。又曾命令壕寨官计算长度、尺寸和工料，修筑城墙不过六七里，费用也不过数十万缗。各郡筑城，按惯例役使大军；大军一旦出动，跋山涉水稍久，便不免劳苦耗费。汉阳、武昌两郡相望，如果用武昌屯驻的军队修筑汉阳城，士卒没有长期出征的劳苦，州郡也减少增发券钱的费用；与修筑其他郡城相比，难易相差很大。朝廷近年以来留意防守，各地州郡修筑城墙，无非是为了实行坚固而不可攻破的谋划。如今修筑汉阳城，关系利害十分紧要，地势又十分坚固，费用也很省，为什么还要顾虑而长期不做呢？我只是一个平庸谬误的书生，不足以了解当今事务；但参考众人的意见，也不敢默默不言。希望下令给制司、总所、转运司，共同筹划考察，或许可以彻底查明事实，作为长久的计策。然而我一生因贫困而艰苦做官，牙齿头发已经衰败，祸害消磨了志气，衡量才能、估量本分，本来就应该投闲置散；我并不是想制造事端、喜好功名，另有所图，只是郡的长官称作守土之官，如果城墙不修筑，便不是守土之道，也就荒废了职责。因此冒昧申诉陈述，等待采纳选择，谨把本郡地势绘成图本，一并缴上。小贴子。我查得：如今修筑城墙，包括包砌工程，按照壕寨官计算的料钱，费用为九十万贯。湖广防子按照行在防子的数额，有五十余万贯。本军桩积交割的钱约有四万余贯。过去朝廷允许本军每年到钱监附带铸造二万贯，后来减为一万贯。如今如果允许按照原定数额铸造十年，可以得到二十余万贯。这也是本军本来应得、可以使用的钱，正好可以一面收买砖石，选择紧要之处修筑。还希望钧府慈爱，详细斟酌施行。申报两司，说明修筑城池一事。我只是一个平庸愚昧的人，不通晓世务。先前冒昧因为本军修筑城池的事情申报请求，承蒙台府慈爱，特别加以怜念，派壕寨官前来筹划考察。但他的意见与本军想要修筑的规模不同。本军只想依照郡治小山周围筑城，以保护市井；壕寨官经过考察，却想只修筑西北一面以及大别山一带。两种说法不同，本军于是详细列举利害加以辨析，也准备往复诘问，寻求最恰当的方案。如今防使发下我所条列的事项，以及都统司壕寨官所规划的筑城事宜，认为修筑周围一圈的城不如修筑一面，认为本军所确定的规模有不便之处。第一条说：大别山俯视城中，以高处临下，可以遍受箭石攻击。大别山距离城中很远，而本军城北又自有小山足以防卫；城中百姓全都在小山之下，大

译别山怎么能俯视城中？登上大别山望汉阳城，相距数百步，难道箭石可以飞到吗？不妨试试把强弩带到山上发射，如果确实能射到城中，这个说法才算得到验证；否则恐怕是考虑得不周。第二条说：本军仓库都在城外，遇到紧急情况，反而会资助敌人。本军仓库都在军衙旁边，自去年以来，前任王知军才在大别寺旁边建起一座小仓，把它全部移入城内不过是反掌之间，怎么能因此就说本军仓库都在城外？

译这也恐怕是考虑得不够周详。第三点说：地势狭窄，柴薪和汲水都不方便。军城中有南湖和道观，湖南还有韩家湖，蓄水很多，可以供汲取；至于取柴，按例是烧芦荻，只要多储积一些也足够使用。若筑大别山城，也不过是童山，哪里有柴可采？这也恐怕是考虑得不够周详。第四点说：姚家湖、永济港都是淤泥泛滥之地，不可沿堤筑城；江水冲激，也不可筑城。湖港只是浅小的水面，藕池不过四五十步宽罢了。如今正逢干旱，土地坚硬如石，哪里有淤泥泛滥值得忧虑？沿江的堤岸可以依堤筑城，距离江水还有一二丈，哪里有冲激值得担忧？苏州、秀州的城都建在水中，并不担心泥淖泛滥；钱塘江的堤可以抵挡海潮，也不忧虑冲激。这也恐怕是考虑得不够周详。又有人认为，本军筑城比筑大别山城还要省去三分之二的费用。如今按照所列的详细计算来看，也只减省了一半，并没有省去三分之二。本军筑四周的城，比只筑一面的城，自然要多花一倍费用。但筑四周的城，费用虽增加一倍，却能够成为防御；如果只筑一面的城，费用虽省，却不足以坚固，何况还要在钥匙头临时设置鹿角，又要沿江临时栽种榆树、柳树，临时防备奸细。北面依靠山势，既空旷漫延又难以防守；南面临江，又空阔荡然，令人忧虑。却轻率地说费用省了就不必顾虑后患，这也恐怕是考虑得不够周详。至于都统大尉台判认为，新城的规模是在堂隍之内抵御敌人，大别山所筑的城实际上是在门墙之外拒绝盗寇。这几句话，文意峻拔洁净而精确周到，实在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我私下认为，堂隍周密，敌人就无法窥伺；门墙有缝隙，盗寇就无法拒止。这又是不可不深思的。依我的愚见，汉阳的城不可不筑，只是不必让双方反复争论、各持异议。应先筑城内之城以巩固根本，再包围外部险要作为屏障，这样就是最好中的最好。不筑大别山而专筑内城，是次一等的办法。如果不筑内城，只想凭大别山作为坚固屏障，那么遇到缓急就不足以防守，反而会误国误民罢了。此事关系利害，不是我敢于好辩，伏望台下仁慈，再赐详察。致京湖制使，请求兴建汉阳城墙 我掌管本郡之初，曾经备具自己的姓名和低微情况，通报记府正，害怕冒昧率然行事而招来谴责，所以一直谦抑自守。承蒙台下赐来书信，至于另纸亲笔写信慰藉，恩意隆厚；以我这样疏远卑微的人，怎么当得起这样的礼遇？如今又图谋把我的诚意写下呈达，感谢您的真诚厚意。像这样斗大的小郡，仰赖您的威望，恰好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借此陈述，只有铭刻在心、珍重收藏，日夜不敢忘记。敬想制使您凭借刚强明察的资质，又以正大之学充实自己，物欲不能扰乱您的内心，是非不能改变您的操守，所以您的施政筹划雷厉风行，正是夷夏各方所依赖的。您又保护爱惜善类，不因身份微贱而有所区别，天下士人谁不欣喜地愿意执鞭跟随，以供差遣？人心既然归附，大功就可以成就了。我是闽峤的书生，自幼迂腐孤僻，自知器量很有限，对世俗的念头也很淡薄。中年以后，家属拖累很多，靠授徒谋生，偶然得到一个官职；既没有科场应试的才能，也不是世代显贵的旧族，于是甘心埋没在尘埃之中，只打算靠出卖劳力领取报酬，哪里敢同英俊之士比较长短，争取声名和富贵呢？在州县任职之间，我稍稍不敢荒废职责，诸位贤者却过分听信，错误地相互推举我；一经选拔以后，刚满四年，竟然就让我执掌一郡的符印。我自视如此微小，怎么能得到这样的任用？我发誓一定要舍身糜骨来报答这份特殊的知遇，却又正好凭借一面军旗，仰承您的按临，于是能够朝夕接受您的教诲，私下窥见大贤施政措施的万分之一，这是何等幸运啊！只是我的性情资质疏拙，对于世俗应酬完全不懂；如今已经六十四岁，心志衰退懒散，深怕不足以担当治理千里之地的重任，还希望台下仁慈，能够加以庇护、提醒和教诲，这是我无比的期望。我到郡以来，深切想到本军完全没有城墙，也想上书建议，但自顾身份微贱，不敢提出请求。近来漕使吴寺丞长久留在郡中，认为我的意见正确，极力赞成此项决策，我谨慎地备具公牍和图本呈上，伏望采纳察看。工程役使重大，不是各郡所敢擅自决定的，希望您下达幕府，详细议论可否施行，那就万分幸运了。答湖广总领，请求创建汉阳城墙 我敬承使帖，详细得知您对本军创建城墙一事的指示。您不但过分采纳我这愚陋的意见，还替我推说我不能亲自陈述的请求；不但宽宥我的疏愚，还过分褒奖，并帮助承担工程费用。这不是精忠体国、至公无私的人，谁肯这样做？我感激的私情，大概同两郡士民的心情一样。年老无才的我，误蒙朝廷信任，越级承担一郡之任，到任以来，只想着竭尽自己的庸愚来谋求称职报效；加倍增加诸军的粮饷，新建诸军的营房，广泛储积粮食，精心加强训练，没有一件事不尽力去做。然而作为州郡而没有城墙，那么所谓训练士兵、储备粮食，全都是无用的器具。因为有了城墙，各项事务才可以依次举办；储备士兵来守城，储备粮食来供养士兵，凡是所施行的事情，都有可以依靠的条件。何况汉阳的城，又处在要害之地，可以遮蔽长淮，作为武昌的藩篱屏障吗？只是事情贵在乘势，谋划贵在及时。眼下白昼正长，可以兴工；如果到了天寒时节，就无从下手了。本军上报朝省，已经一个多月了，还没有见到下达的命令，再请求您详细转申，早日赐予施行，实在万分幸运。答湖北运使，请求兴建汉阳城墙

译我敬承使帖，详细得知您所询问的本军筑城之事。我年老而又庸愚，不足以深知当世事务；虽然曾经采纳民间舆论，也因为身份低微、言语轻薄，不敢有所建言。至于筑城这件事，自从年少求学时，就已经知道设置险阻是守护国家的办法；长大后出仕，又亲眼见到有城池才可以长久保存。但我把这些藏在心里，不敢提出请求。近来因为都运判府寺丞驻节江边，他不以登高跋涉为劳，察看地势，首先说本军的城不可不筑，于是我冒昧详细列举理由，上报朝省。听说各司这次又考察陈述古今事例，详细斟酌东西两方缓急的形势，调拨武昌的材料来帮助汉阳的工程。奉使总领郎中又捐出十万金来资助此事。各郡提出建议，监司赞成这个谋划；西州筑城，东州帮助工程。这种精忠体国、至公无私，是古人难以做到、后世才见到的事情。假使边郡的大臣都存有这样的心思，那么又何必忧虑国家不稳固、外来侵侮可怕呢？只是我的一点愚见，也有不能不再禀告的地方。本军昨天上报朝廷，到今天已经两个月了，还没有见到下达的命令。现在白昼正长，可以兴工；如果到了深冬，就难以办成了。如今两司既然已经共同上报朝廷，应当没有不获准的道理。希望两司商议，先从属官中各派一人，同壕寨官一起亲临敝郡，预先计算丈尺以及所需的人工材料。计算确定以后，所需的砖石、竹木之类就先行收买。等到命令下达，调拨武昌所屯的军队就可以立即开工兴筑，这样或许能够早日办成工程，也最能满足两郡百姓的期望。致漕使赵监丞，论钱监利弊 我忽然承蒙使帖，命我条分缕析地陈述钱监买铁的利弊。我极其愚昧无知，不足以了解当世事务；但既然承蒙某官谦逊自抑而向下询问，我又哪里敢默不作声？我到郡已经三个月，对钱监中的利害也大略听到一二，只是私下感到惊愕罢了。比如所谓减少买铁的定额、提高买铁的价格，这只足以挽救弊病的末端，弊病的根源并不在这里。官府财赋出入的关节很多，防范也很严密，贪官奸吏尚且还要盗用而不顾；如今却听任钱监自行铸造、自行支出、自行使用，怎么能要求它没有弊病呢？我在钱监对官吏没有统属关系，无法详细追究其中的曲折，但曾经问到朝廷每年所得的钱，回答说：四年之内积存了九万缗罢了，也就是说一年之内朝廷所得还不到三万缗。又问每年铸造多少，回答说：不是二三十万缗，就不足以应付钱监内部的支遣。这样，朝廷所得仅有十分之一，所谓九成的钱放到哪里去了呢？回答说：买铁、买炭按惯例都是折价支给，朝廷最初只破耗本钱的四成，后来增加到六成，如今钱监又想破耗七成的本钱来买炭支给。工匠也不过每年铸造十万缗，那么朝廷可以得到三万缗的利息，钱监也有七万缗的本钱。如今铸造二三十万缗，那么十万以外的钱放到哪里去呢？再追究他们所谓七成的本钱，其他情况固然难以全部知道。假如说炭每斤二十文，汉阳的炭价冬月二十文，夏月减去一半，又怎么能只拿价格昂贵的月份作为常例呢？又说官吏请领费用，每铸一千缗支钱一百缗；如果铸二三十万缗，那么官吏能有多少人，竟然可以耗费二三万缗的请给呢？所谓工匠的费用还不在这个数目之内。由这两点来看，我所说的弊病根源就可以知道了。正因为他们自行铸造、自行支出、自行使用，所以不再问朝廷所得多少，只怕铸造得不多、所得不广。只想铸造得多，就只怕买铁达不到定额；只想所得广，哪里还会顾虑铁价低不低？这就是使司提出减额增价议论的原因。只有处在利益和弊害之外，才能知道百姓的疾苦；钱监中的官吏沉溺在利害之中，即使把铁山所有炉户都追究过来，大的加以惩罚，小的加以杀戮，也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现在却想让他们减少定额而提高价格，这是堵塞他们侵蚀盗取的孔穴，他们又哪里肯低头听命呢？如今的办法，不如先计算朝廷所得的数额，规定每年本钱和利息合计应铸造的定额。如果只要得到三万缗利息，就只能铸造十万缗，并且本钱和利息都包括在内。所谓本钱中，除去支给工匠、官吏的费用，所谓买铁、买炭的钱，还可以积存下来，作为下一年的费用。这样也不必铸造十万缗，就可以得到三万缗的利息了。从前耗费本钱四成，如今增加到七成，自然可以偿付铁和炭的价钱。这个办法一旦确立，定额不用刻意减少就会自然减少，价格不用刻意增加也会自然增加。规定定额之外，不得擅自增加铸造；开炉之日，委派官员监视并核查出入，那么弊病就可以革除。如今却漫无统纪，听任其自行铸造、自行支出、自行使用：上面因此泄漏天地山川所藏的财富，中间因此窃取君主富贵的权柄，下面因此加重炉户遭受追逼扰害的困苦，这难道可以不早日纠正并努力挽救吗？但还有一种说法：两淮、荆襄人烟稀少，而铁钱太多，所以铁钱使用起来价值很轻。几年前，二枚铁钱可以当一枚铜钱，如今却要三枚才当一枚。比如炉户得到五十文铁钱，从前可以换二十五文铜钱，如今只能换十七文，已经折损三分之一了。这就是铁价越来越贵的原因。如果钱监铸造没有限度，铜钱就会越来越贵重，铁钱就会越来越轻贱。如今如果制定限制，而朝廷又能拿出数十万官券来兑换铁钱并收藏起来，那么铁钱的价值就会稍稍提高。这件事若不是某官，没有人能够陈述并努力实行。我年老将死，独自的忧国之念只要遇到事情便发作，蓬勃而不能自觉。希望您宽恕我的狂直，察看我的实情，那就万分幸运了。致漕司，论放免鱼利之事

译我敬承使司下达的文书，准备把湖北路各州所管鱼湖征收的课利全部蠲免。凡湖北所产的鱼、蚌之类，听任贫民按照方便自行采捕，湖主不得据为己有；仍然允许各州用应交割的钱折抵。每年所收的渔利，既不损失各州支用的财赋，又使贫民能够捕鱼为食，以度过饥荒，似乎是很好的办法。然而其中却有很大的不便，恐怕也是考虑得还不够周全。湖北各州的湖地，有的是民户祖传产业，有的是官地而民户租佃多年，有产业的人家，有的自己充当湖主，有的规定年限租给别人；而承租捕捞的人作为湖主，每年冬月捕鱼，湖主不能自己捕捞，都是荆襄、淮西、江东、湖南各地的客人驾船带网前来，由湖主家立下契约，捕取鱼利后同湖主平分。捕鱼的人大多是亡命而不守法之徒，每逢捕鱼，有时同伙之间互相抢夺，有时主客之间互相争竞，大的就杀人，小的就斗殴受伤。如今却要听任民户自行捕取，那么各州的捕鱼客人都不肯再同湖主平分，湖边强横的民众又会群起争夺，湖主也无法过问。湖主每年收取湖鱼的利益，多的有数千缗，少的也有数百缗，又哪里肯坐看而不过问呢？势必发展到争斗。各州的客人和湖边的民众既然同湖主争斗，客人和民众各自的同党之间又互相争斗，那么杀人斗伤就会纷纷发生。假如结成党徒，彼此抗拒，意料之外的变故难道会没有吗？如今把十金投入一块土地，让人互相争夺，尚且有人因为不平而争斗，何况湖鱼的利益动辄数千缗，又怎么能不分清湖主和客人而听任人抢夺呢？况且湖北一路有田租、荻地、鱼湖，都是各随其所产之物，官司收取的不过十分之一，其余全是地主的东西。湖鱼可以听任民户自行采捕，那么荻柴、田禾也可以听任他们自行取用吗？州县百姓有耕田的，有种地的，有的做工，有的经商，有的读书；如今大旱，没有百姓不饥饿。这样的人都不是能够捕鱼的。把州县全部计算在内，靠近湖泊而能捕鱼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即使放弃鱼利而听任他们自行捕取，士、农、工、商难道能够全都受到实际利益吗？至于富裕而有势力的人家，有强横的佃客一百几十人结成群体，也借着官司的指挥捕取他人的鱼利，那又将怎么办呢？难道要禁止他们吗？这样贫民不能得到实际好处，豪强却能够任意作恶。州县之间，诉讼必定纷纷发生，何况意外的祸患，更令人寒心。依我的愚见，不如暂且仍按旧例实行。下令州县统计每年所收的鱼利，先收取应交割的钱，再统计人户多少，把钱发给真正贫困的人。他们得到钱以后，可以买米，也可以买鱼，争斗的祸患不会发生，百姓又能得到实际好处。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了。还请把我所陈述的意见送交佥判详细议论施行。伏望台下察看。申报制置司，请求援助鄂州发放米粮 我私下听说，承担天下的大任、建立天下的大业的人，必须具有公平广大的胸怀。如今天下的人物中，所谓能承担大任、建立大业，并以公平广大为心的，没有像制置大卿您这样的。我只是庸碌糊涂、年老衰弱的一个人，朝廷却过分听信，给我治理一城的重任。今年正好大旱，种子不能入土，田野没有青草，湖北一路没有比汉阳更严重的地方。复州、德安都是产米之地，鄂州各县也有山地水源灌溉的田，间或还能收获一半。汉阳作为郡，都是平原旷野，百姓没有储藏，一经旱灾，四野像被焚烧一样；老人和幼儿成群相连，离死亡只差一线，稍微经历冬寒，就会横卧在沟壑中，实在可悲。本军兑换交割了七八万贯铁钱，收购米谷，只够供应城内外一千多家；四郊之外，实在无力顾及，只能徒然忧愁叹息。近来听说江东一路向朝廷请求得到米三十万石，又有常平米三十万石，又和籴得到十万石，朝廷又让三名监司分别分管各州，承担赈济责任。唯独湖北一路荒旱如此，却没有监司经过并加以过问，也没有人捐出一粒米来救济州郡的困乏。难道湖北的百姓不是朝廷的亲生子民吗？我正为此十分惊愕，以为本路如果没有贤能的监司，出现这种情况也就罢了；如今他们都是朝廷挑选出来的大贤，为什么还会这样？几天以来，忽然有人传说制使司捐出四万石米来救济鄂州总所的困乏，市井乡村中饥饿瘦弱的小民没有不扶杖起身，认为自己也将得到重获生机的恩赐。有人却说：总领、运使都是大官，所以制置使司特别救济他们。你这样一个小郡，又有谁来怜悯你呢？这话不对。制置大使发放粮食是为了百姓，难道是为了总领、运使吗？东西两州彼此相望，如果东边的人吃饱，西边的人却瘦弱；东边的人高兴，西边的人愤怒，这难道是制置大使的心意吗？又有人说：鄂州地大人多，所以捐粮救济它，不是汉阳可以相比的。鄂州的人固然多，汉阳也应当有鄂州的十分之一；鄂州可以得到二万石，汉阳也应当得到二千石。制置大使不应当只救济大的地方而遗漏小的地方。如今一路的监司都不闻不问，制置大使也不闻不问，那么这个郡的百姓横卧而死，难道也只能归于命运吗？百姓既然不应当自己出面申诉，而郡守又不替他们申诉，这就是坐看他们死亡了。孔子曾经以“周而不比”称许君子，《易经》的“比”卦也以“显比”为吉；“同人于野”为亨通，“同人于宗”则有吝。制置大使以公平广大为心，为什么吝惜二千石米，不拿来安慰汉阳百姓的心呢？所以我冒昧陈诉，还希望台下慈爱，稍稍垂念，这将是全郡百姓无比的幸运。安庆致宰相，请求筑城并陈述边防利便。

译我只是一个寒微之人，不值得与人并列计数。承蒙宰相过分施恩，曲意收录，又破格擢用，使我从掌管香火的小官起步，授予我潜藩之地的职任，把我从世人共同抛弃的境地中拔擢出来，置于我从未敢想的地位。我本来知道自己筋力已经衰弱，而边疆事务又多，难以称职报效；然而恩德如此隆厚，不敢坚决推辞。我扶病上路，勉强竭尽衰疲之力，以图报效。我从开禧丙寅以来，往来于战事之间，亲眼见到北兵入侵枣阳，没有城池，最先被攻破；随州没有城池，于是又被攻破；复州没有城池，于是又被攻破；信阳、荆门没有城池，于是也都被攻破；郢州号称石城，敌人围攻三天便离去。襄阳、德安的城最为坚固，攻打数月也不能攻破。由此可知，古人筑城挖池作为防御，这是不可改变的长久策略。自从更化以来，尽力排除群议，一心修筑边城，使两淮、江南可以安稳地睡觉，这是世所罕见的大功。我昨天守汉阳时，曾经请求修筑城墙，朝廷认为汉阳是内郡，于是搁置了这项议论。如今到了安庆，也觉得这项工程不可不兴办。我同郡人商议，同僚属商议，大家都认为可行，于是冒昧条列理由上报，希望您慈爱垂察，务必使它施行，那么龙舒的百姓感戴恩德，应当同潜皖百姓一样永远不忘。这是我最大的期望，最大的期望。我近来又写信禀告李制帅，认为保伍不可不组织，屯田不可不讲求。这两件事做好，军队就能强大，国家就能富足。如果我的意见能够实行，那么守御就没有遗漏的策略了。我任职第五天，就听说浮光有警报；又过五天，听说安丰遭到侵扰。敌人的气势非常骄横，这是上天在加速他们灭亡。十多天来，天雨不停，敌军驻扎在坚城之下，我们以逸待劳，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但敌人也如困兽一般会拼死搏斗，从此恐怕也还不会有安静的日子。还望您慈爱而超然远见，不要谋求宴饮安逸，不要听信苟且的言论，使我方具有金城汤池般的坚固防御，敌人自然望风而不敢正视，这样就永远没有忧患了。致淮西乔运判，辨析征发民夫运粮之事 我有幸两次预先在属吏的末位供您驱使，熟知某官体恤国家、爱护百姓的心意深厚至极，凡属各郡，谁敢不奉行？我年老多病，本来甘心被弃置；却误蒙朝廷再次授予郡守之职，冒昧来到这里，原以为淮郡长久受到贤使者存问抚恤的恩惠，可以藏拙，今天才知道大不然。如今做守令的，最应当牢固团结民心，而淮地百姓困苦憔悴，最值得怜悯。旱灾、蝗灾、疾病流行，上天已经从上面困扰他们；官府施加压抑、驱赶、骚扰，人又从下面困扰他们，又怎么能使他们拼死效力而不逃离呢？巢县的寨木、合肥的马草，一件事说征发民夫，另一件事也说征发民夫。小民已经因为饥饿流离而不能自存了，稍微被称为税户的人家，也都破败了产业，再没有生计。每想到这里，不知不觉眼泪就流了下来。近来承接使帖，征发怀宁、桐城两县的人夫，运送庐州一万石米，我已经把事情的迫切情形具文陈述，冒昧烦扰台下了。想来您体恤淮民，一定会加以开许。如今又承接使帖，再派宿松、望江、太湖三县的人夫运送庐州米，大概是先前所申报的还没有呈报回复。希望台下慈爱，按照先前的申诉一并免除，这将是千里百姓的幸运。我到郡之初，私下认为这个郡古来号称名郡，却荡然没有可以依靠的城墙，急切想创建城墙。如今边事正盛，难以请求调派大军，只得招募五县百姓共同帮助工程，其中难道能没有劳扰吗？我冒昧写成公状上报，希望台下慈爱，把本郡现今服役的大众所承担的一切征夫都特别免除，那么千里百姓就万分幸运。安庆作为一郡，别无财赋，收入非常少，前两任长官总是把余剩的钱献上，其中有许多极难说清的地方。虽然取得了善于治理郡务的名声，却正是这些人毁坏了这个郡。凭我孱弱衰病的身体，处在这样繁难困弊的地方，如果不是贤明使者竭力扶持，我一定获罪。如今执政的人不致力于抚恤百姓，只求对自己有利；从表面看似乎急于建立功业，实际上荒诞欺骗，使百姓怨恨深入骨髓，我实在不忍这样做。后唐曾经把茶盐摊派给百姓，让他们帮助购买米麦，称为“博征”；周师入境时，百姓都用箪装饭、用壶盛浆来迎接他们，那还只是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如今的郡县，却都在扼住百姓的喉咙夺取他们的食物，哪里能叹息得完呢？我仰仗您贤明而知我深厚的眷顾，吐露内心实情，冒昧烦扰威严，罪当万死。又 我昨天冒昧因为请求免除征发民夫的事情烦扰台下，本以为一定会获准；如今承接使帖，按照佥判所拟的意见再次下达文书，环顾百姓，实在不胜惊扰。我往年任安丰倅，每次看见乡民困于官府的骚扰，已经替他们感到惊惧；如今来到这里，更觉得百姓穷困憔悴，受到百般骚扰，几乎不像处在人世之中。城中百姓的穷困，有的上吊，有的自刎，认为还不如不活着，这是何等景象啊！征发民夫这件事，官司把任务摊派给税户，税户又压迫佃户；税户每凑足三四十千钱征发一名民夫，免不了有卖掉产业的祸患。佃户认为这是把自己投入死地，父子夫妻彼此相望，号哭之后才出发，这实在是执政者不忍听闻的。眼下春季农事刚刚兴起，麦子还没有收割，秧苗还没有插，蚕还没有缫，怎么忍心让他们失去一年的生计？何况道路迂回，官司又有重大费用，伤财害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运米的担夫、火头等人员，由五县共同管领，四万民夫只是为了敌人一小队侵扰浮光而调动；万一又有比这更大的事情，百姓凭什么自存？我正担心两淮的祸患不在外敌，而在萧墙之内。本府向来没有城郭，居民日夜惶恐，前几任长官都略不留意。

译我到任之初，自知没有办法制定守御计划，便锐意兴筑；幸而同官共同谋划，百姓也一致响应。眼看凿石烧砖，五月初就开工，希望用几个月办成。边事紧急，不敢请求调派大军，势力所迫，只得征发民夫兴筑。每天役使一万人，也都是如今所要征发的那些百姓。希望台下慈爱，因本府正在兴办这项大工程，特别免除他们的征发，那将是官吏、士人和百姓的幸运。即使没有这个工程，也未免要征发民夫；但我的愚见认为，即使没有工程，也是不应当征发的。只是如果没有本府筑城的工程，若不是某官体恤淮民，不忍心让一个民夫无所安置，那么像我这样寒微的小吏又哪里敢冒昧触犯到这种地步？如果一定要征发民夫，那么百姓不得安宁，城也不能筑成，全郡狼狈不堪，如何支撑应付？这就是我拼死请求的原因。百拜叩首，斗胆替百姓请求留下这点生路，只希望某官垂怜。我年老，一向没有做官的兴味，只因为难以报答朝廷不弃之恩，想着边庭没有战事、州郡富实，用一二年安排整顿，使此郡可以成为一道屏障。没想到公私都困乏，边境警报日日传来，我也非常后悔来到这里。倘蒙某官曲意保全，那就万分幸运。我还有一个意见：运送庐州的米，只需让安丰、合肥两处各出二千人马，轮流交替运输。不过一两个月，也可以运完；这样费用很省，而且能够自行办成。如果不考虑民间的利害和事情的顺逆，只想一概征发民夫，就不是爱民利物的至情。我听说敌人入侵，大抵以岁币为主要问题。两三年间，所谓书生们都请求免除岁币。我虽然极其愚昧，也暗自嘲笑他们。只有某官毅然排除众议，坚持到今天，成效已经如此，这说明通晓经术而又有实用的学问，不像世上那些不通达时宜的人。如今某官持节来到这里，残余的敌寇难道不知道感到畏惧吗？又怎么敢深入呢？运粮一事，也正可以从容谋划。百拜叩首，哀切呼告请求，只希望台下慈爱怜悯。申报安抚司，论述买马的利弊 我昨天承接使司下达的文书，收买战马。虽然自视驽劣，不足以供使令，但也大略知道边防事务紧急。使司买马，哪里敢草率从事？日夜催逼各县。各地人情虽不同，也因为本府催督的缘故，凡是应有马匹的人家都搜寻出来，解送到本府。本府召来牙人，又专门委托一二名熟悉马匹老少、羸弱、强壮情况的亲信，察看马匹的数量和高下；又亲自到台阶前逐一比较，大约十多匹中才能得到一匹可以上报解送的。并且所定价格往往是十匹只偿付一二匹的价钱，乡村人家畏惧上司，只能退让听从。两次向使司解送时，第一次十匹被挑退两匹，后来解送八匹又被挑退四匹，并且都减低了价钱。询问解送马匹的人，他们说使司选马的主管人员都说没有钱使用，又说不让马牙人和卖马人来，因此百般阻挠。如今官司有一个举动，承办的人不致力于奉公，只知道谋取私利，这并不奇怪。减低价钱、退还马匹，本府只能承受，但恐怕从此马匹会越来越难得到，徒然使本府蒙受不能任事的罪责。如果让本府捐出一二百张官券作为糜费使用，用劣马解送，固然也不难；但又恐怕本府有欺骗上司的罪责。这对小郡来说利害尤其轻微，只是恐怕其他州郡奉承这种做法，反而使使司买马更加困难，不但得不到良马，反而得到劣马；这对于边防事务的关系尤其重大。我仰承使令，不敢隐瞒，谨慎地写成札子禀告，希望台下慈爱，专门委派一名亲信而清正强干的文官监督，以防欺骗弊端，那就万分幸运了。致安庆属县，诘问征发民夫之事 我私下看到，守令的职责，以爱护百姓为先。诸位到任已经很久了，难道没有看见淮民遭受开禧年间战争的骚扰，又遭受天时旱灾、蝗灾的灾害吗？前年的旱灾，也是诸位亲眼所见。漕司下令征取巢县的屋料和庐州的马草，如果州县有办法处置，派人到当地购买交纳，哪里至于摊派给百姓？既然强令出料、出草，又强令出夫搬运，甚至不肯和雇舟船，竟想征发民夫运草。一担草不值百缗钱，一个民夫的运送费用何止数千？只知道盖印下令，不知道人间的辛苦。何况又不能禁止吏卒，放任他们下乡骚扰；这些百姓有什么罪过，要受这样的荼毒？每想到这里，不觉流泪。近日漕台下令征发民夫运送庐州米二万五千石，乡村听说后就像奔赴汤火。富裕人家有破产的忧患，贫弱百姓有丧生的忧虑。诸位也有家室，也有父子，谁不爱惜自己的亲人？正应当把别人看作自己，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如今各县间有偏听吏员的话，公然下乡骚扰。上司的命令固然应当听从，天子的百姓也应当爱护。何况我不敢顾惜自身，两次向漕台申诉，愿意用我这条身体替百姓承受这种苦难。诸位只须向漕司申报，请求本府发榜告示各县；县里的人户听到后，都不会服从这项差役。请求下达到本府，赶快赐予施行，这样县道就有凭借来役使百姓。如此一来，漕台不过是罢免一个太守，对诸位原本没有利害关系，何苦突然这样做，以致百姓惶惶不安？如今秧苗还没有插，麦子还没有收，蚕丝还没有缫，就让乡民失去一年的生计，那么作为守令的人靠百姓的衣食租税生活，又有什么脸面去见百姓？如果本府往返申诉三四次，使事情无法推辞，也可以拖延十天一月，或许能等到农桑事务结束，也能稍稍宽缓。还希望诸位常存爱民利物之心，不要采取徇私营利的打算，那就万分幸运了。辞去原任安庆知府，并请求任祠禄官

译我只是一个庸碌卑贱的人，不值得与人并列计数；承蒙宰相顾念厚遇，过分提拔、破格任用。家中本来贫穷空乏，家属拖累很多。我开始做官十五年，都靠食用租税生活，没有流离饿死，哪怕一丝一毫都是宰相的恩德。即使身体埋在荒草之中，也不足以谈报答。如今到了恢复原职的时候，我却坚决辞谢而不赴任，是害怕清议、躲避陷阱。授予我列郡之职我不接受，授予我藩府之职我却接受，这难道能免除世人的讥议吗？何况我所到之处，动辄同事物相违，如果不是宰相像云天一样庇护，我已经不会有今天，何况还敢自己踏入不知廉耻的境地吗？筑城是为了保护百姓，从最初提出建议就已经遭到喧然攻击了。等到工程很快完成，他们就说：“这一定是劳累百姓。”等到费用节省下来，他们又说：“这一定是扰害百姓。”元僚的征辟，是制府的请求；五关的守御、浮光的督战，是制府的命令。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嫉妒它的人就纷纷出现了。那些浅陋的庸儒哪里懂得天下大计，却创作出这样的说法：“这是道学一派，喜欢谈大义，谈恢复。”守土的大臣距离制府五六百里，从来没有参与听闻边疆之事，一旦有一点失误，就说：“这件事他曾经参与谋划。” 在军旅之际，征发和劳役频繁兴起，百姓不堪承受；稍微陈述利弊，就说：“他向来喜欢惹事。”东边罗网，西边罗网，抬一步脚都仿佛要陷入其中，忧惧、畏缩、愤懑，几乎没有容身之处。即使没有历阳的任命，我也应当哀求造化来躲避，何况如今嫌隙已经产生，哪里敢冒犯清议，把自己置于不可预测的灾祸中呢？任安丰倅时得罪了太守，守汉阳时得罪了监司，如今怨恨责怪逐渐增多，又有重新发生的征兆了。这都是因为我的禀性偏狭，命运奇穷，自有可以招致这些的地方。我在开禧年间任荆南幕府属官，往来五关，备尝险阻，因此得了痼疾，如今又复发，加上气喘，已经难以支撑。倘蒙您慈爱，特别赐予怜悯，把我投置山林，使我同普通百姓一样，让我在寂寞之滨悠然沐浴圣化；这种使我生而复生、使枯骨长肉的恩德，我至死也不敢忘记。否则，只怕日后会横生异议，即使宰相深深爱护惦念我，也恐怕不能庇护我了。我俯伏等待命令，内心实在极其战栗恐惧。致制帅，辞去原任安庆知府之职 朝廷对我黄榦确实有造就、庇护和扶持的恩德。我黄榦资质粗朴平凡，又刚愎强硬；若按当世的议论来衡量，本来不应列入士大夫之中。入仕将近十五年，没有哪一次不是动辄与人和事相抵触，怒目疾视，因而想排挤、防范我的人很多。朝廷宽容优待我，有升迁而没有贬黜。我家本来贫穷空乏，妻子儿女和家属又很多，共有二百多口，没有至于饿死，子女的婚嫁也大体办完，没有给后人留下拖累。这些恩德，难道能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吗？制置参议开府时，朝廷命令我在包砌城墙完工以前供职，这也说明一郡百姓的命运实在系于此事。舒州、和州两次更换主帅，确实是一两个朋友误解了制帅的意思，并不是朝廷的本意。如今朝廷又命令我回到安庆任职，而且顺从挽留我的人的请求，那么朝廷的恩德如此深厚，不仅施及我黄榦，安庆百姓感受到朝廷的恩赐，又当如何呢？像我这样的小官，本应竭尽全力赶赴旧任，以报答朝廷厚重的恩遇，以完成安庆城墙的工程，还能再说什么呢？然而我之所以在路上迟疑徘徊，决意作为归隐山林的打算，也是有原因的。古人遵循正道行事，起初没有什么嫌疑，也没有什么顾忌，可以做官就做官，可以退止就退止，即使全天下的人非难他，也不在意。如今却不是这样，追逐利禄的习气盛行，安于退隐的风气衰落了。我黄榦平素的行为，本来就不容易得到人们的信任。如今却舍弃和州而前往舒州，几乎像是在同别人争较州郡大小、比较俸禄厚薄，众人的议论纷纷，我哪里能一家一家地置喙为自己辩解呢？我一生顾惜名节和道义，甘愿处于贫穷困约之中，如今将近七十岁，却让人能够以我贪图荣华、羡慕俸禄来议论我，这实在令人畏惧。过去有人把财赋的剩余上报朝廷，又有以秤提官防的办法奉行条约的人，他们忠诚体国的心意没有得到充分表明，后世年轻人至今还可以议论他们。既然如此，清正的舆论所在之处，难道还能只顾按正道行事而不顾虑吗？世上那些苟且卑贱、毫无羞耻、行为像猪狗一样的人，人人都置之不论；至于名列伪学之籍的人，则每走一步都必定有人议论他的过失。这就是古代道学之士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直到死后才知道可以免于非议的原因。我黄榦辜负朝廷的恩德，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辜负安庆百姓，也实在于心不忍。然而如果能让我退归乡里，保全晚年的名节，这正是用来敬承朝廷崇尚廉耻、涵养风俗的用意。安庆是大郡，不过选择一个公正廉洁、慈爱宽惠的人来担任郡守，就一定能够替朝廷抚养百姓。城墙这一工程，土方工程已经完成，包砌用的砖也已经烧制了四百多万块，同僚既都协力办理，又有寄居此地的士人朋友相助。十二个人，每人分管一百二十丈，亲自办理。从早到晚到那里去，像办理自己的私事一样，不过今冬就可以全部完工。如今英俊之才多如树林，像我黄榦这一类人，车载斗量，哪里数得过来？又哪里值得劳烦朝廷安排处置？给我一个祠禄官的待遇，放我回归山林，众人的议论就平定了。我自丙寅、丁卯年担任湖北帅属，往来于战事之间，于是得了吐血的疾病。后来出任临川，词讼繁杂，日夜勤劳，加上痰喘，到老年更加严重。我常见朋友杨子直、杨通老、廖子晦，都是已经年老而且有病，却不知道及时退仕，到了身后，无不狼狈。如今我又怎么适合重蹈他们的覆辙呢？这就是我黄榦决意退居闲处的原因，并不是敢于说这种矫饰的话。因为君命严急，不敢立即安居私宅，只身一人，留宿在旅店。还希望早日替我向朝廷说明，不要使一个小官再三冒犯您，从而加重自己的罪过，那就十分幸运了。致西外知宗赵诉：请求处理同庆寺坟地及有关事项。

译我黄榦愚昧无知，然而对于乡里亲族，从来没有丝毫争竞之心。只是坟墓是祖宗埋藏遗骨的地方，不幸被豪强侵犯，子孙的义务自然不能停止。事情虽然已经申明清楚，但我仍然恳切祷告，劝其悔改，希望他们自行归还。这样做了二十多年，他们不但不肯退让，反而更加凶狠暴戾、轻慢侮辱。自从知宗秘书到任以来，我私下暗自高兴，认为这件已经申明的诉讼，如果求您这样最明察而又最公允的人裁决，应当片刻就能定案。然而我私下处在您的门下，仰观您的德行，聆听您的教诲，心中既敬重又仰慕，哪里敢拿这些琐碎的纷争来上扰您的清听？所以隐忍不发，又已经一年了。晚年将迫近，迟暮之日令人深深恐惧，假如一旦突然死去而填入沟壑，那么祖宗将怀抱无穷的羞辱，子孙将含有无穷的遗恨。因此只好写具公牍，私下也感到惭愧羞赧，却又不敢亲自到庭下，只希望您特别施加仁慈，赐予怜察。事项。我黄榦世代居住在福州东门外，所居住的地方旁边一百多步有一座同庆僧寺。寺中的许多房屋是先世舍资建造的，屋梁上的题字仍然可以查验。因此三代祖先的坟墓都葬在同庆寺僧堂旁边，春秋两季全族一起祭祀，从未中断；按世代计算，到现在已经三百年了。先父察院曾经就寺中的廊屋设立书院。察院的亲妹妹有个女婿叫赵帐管，名公珩，没有房屋居住，先姑替他请求，于是停办书院把房屋借给他。后来长久借住而不归还，人口日益繁衍，共有十二个儿子，整个寺院都被他们占据了。不过僧堂仍然是我们家往来祭祀的地方。淳熈年间，赵帐管的几个儿子不顾甥舅之情，竟让僮仆在坟墓下面放马，践踏坟地。先兄于是经过闽县陈诉，织竹堵塞小门以断绝牧马的道路，又打开僧堂后门以便往来祭祀；闽县发给告示加以约束，这些文书现在还可以查考。到了庆元年间，先母宜人去世，留下孤儿，兄弟们一起在坟墓旁结庐守墓，距离城有几十里。赵帐管的第八个儿子彦翿，突然占据僧堂居住，堵塞本家往来祭祀的道路，又开了一扇小门来通行；还在僧堂后面筑起高墙，作为观赏花台和浴室之类的地方，越过沟界，侵入别人祖坟的禁地七八尺。全族痛苦得像被摧折割裂一样，却仍不敢向有关官府控告，只是到处托请乡里的长辈，用谦卑的言辞和深厚的情意恳求他们。各位赵氏却漠然不顾，不得已只好经过宗司向赵氏诸人递交诉状，他们哗然起身，有的用许多钱财请求，有的以威势恐吓，不顾道理，强词狡辩，牵引枝蔓。宗司于是委派官员到现场丈量查验，发现侵占的尺寸清清楚楚，便发告示，限期拆除墙围，归还坟墓禁地。赵县尉又妄称妻子生产，请求延长日期，故意拖延。那时我黄榦正处于祸患贫困之中，急着到任，于是从宗司领取判决文书作为凭据；不久先兄去世，我又因为贫困而奔波求取俸禄，转眼十八年过去了。虽然连脚印也未能踏到松树楸树之下，但我痛心疾首，每一次睡觉、每一顿饭，心中没有一刻不在祖坟之间。赵氏中在仕途中相遇的，我就竭诚恳求；在乡里的，我就写信祷告。有的顽固不顾，有的当面答应背后违背；到了他们兄弟遭遇急难时，不顾利害，尽力救助他们的人也不在少数。我起初深深感激他们，最后反而受到他们的侮辱。等到我奉祠归来，不仅从前被占的禁地没有归还，后来侵侮反而更加严重。全族相互告知，认为这都是因为我黄榦外出做官才造成的。后来赵帐管的第七个儿子彦备，又在坟前挖走石条，砍伐大树。我的堂弟按礼节前去询问，彦备竟敢奋力殴打族弟，有人出面救劝，也被他打伤，以至于伤势严重。我的堂弟经过宗司提出诉讼，案卷文书都在。今年春天，族人相继整修坟墙、增培坟土，起初并没有与赵氏诸人发生牵涉。工程完工的第二天，又有人把堆积的不洁之物抛到坟上，并锄削刚增培的坟土。不久，坟墓右边数尺以内成丛的大竹全被砍伐。审问那人，原来确实是赵帐管的孙子所为。因为亲戚出面劝解，我于是也不想把事情追究到底。他们横暴强悍是素来的，侵犯乡里正是他们的常态。如果可以忍受，也姑且置之不问。至于禁地一事，却是孝子顺孙一定要争取的，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私事而放弃。我想到国家深厚的仁德恩泽，即使马医、夏畦之类人的鬼魂，也能够拥有十八步的坟墓禁地来庇护枯骨，法令明备，侵犯者有刑罚。赵帐管的子孙竟敢独自不把国家法令放在眼里，何况宗司已经判决的诉讼，他们又轻视而不顾，那么如此横行四方，又有谁能够制止他们呢？福州的宗子大多谨守礼法，只有城东这一族特别成为平民百姓的祸害。赵帐管的儿子是黄氏所生，他如今的坟墓也是他母亲的祖先之墓。即使认为舅舅不值得理会，难道唯独不顾念自己的母亲吗？连母亲都不顾，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不遵守朝廷的法令，不听从宗司的约束，不顾念母亲的亲属，这还算有人道吗？我黄榦的三代祖坟已经有三百年历史，到了我本人衰弱不振的时候，竟然不能保全祖坟的禁地。官府既然已经替我们辨明，也还是因循拖延到今天。春秋拜扫时，墓下除了铺设席子，几乎没有可以容身的地方。俯仰之间悲叹不已，内心如同被刀割，还凭什么面目在地下再见祖先呢？如今我的牙齿头发都已衰败，行将走入沟壑，如果不把事情的原委陈述给仁人君子，那么将抱有终身无穷的遗恨。希望您仁慈，稍稍加以怜悯。新淦申报转运司，请求赈济并防护县道。

译敬悉使司帖文，委托运干李司直核实本县少欠的纲运、目前正在起解上供的数目以及本县苗数等事项，现已开列具状，请求一并申报。大体说来，本县财赋的收入，只够供给支出，每年常常亏欠二万缗，积累到任期结束，仍拖欠六万缗。若遇到年成歉收，催征赋税无法办成；又如从前军队兴发以及两年峒防骚扰时，科派军需、供应粮食，费用从各处涌出，就更加无法支撑。由于纲运经常拖欠，县官经常被罢免，县吏经常被判配，县道没有办法，只能哀鸣。富裕人家预先借出钱财，有势力的人家倚仗县道向他们借债来控制县政，驱使役使，只听凭他们的命令。贫弱百姓把势家看得如同官府一样，冤屈压抑、忧愁叹息，没有机会得到伸张。因此不只是县道狼狈不堪，新淦的平民百姓也再没有保全生命、安生度日的快乐了。几十年来，人人都知道新淦难以治理，却不知道之所以难治，是因为财赋收入少而支出多。也有人知道情况如此，却漠然视之，好像秦人看待越人的肥瘦一样。如今运使国博竟能怜念下属小县，特意屈尊离开幕府，俯身加以察访，这不只是官吏的幸运，实在是全县平民百姓获得新生的幸运。这不只是一时的幸运，实在也是全县官吏无穷的幸运。我私下看到，朝廷把天下看作一个整体，监司把一路看作一个整体；就像肢体关节之间出现麻痒、疾病和疼痛，内心没有不因此而有所触动的。既然内心已经受到触动，就一定会设法处置。这就是我这样的小小官吏以及全县官民听到命令后踊跃行动、日夜仰首盼望的原因，希望这个瘦弱得快要绝气的县，一旦遇到良医，元气便能顿时恢复。还希望您施加仁慈，曲加挂念，把幕府商议的赈济、防护县道的办法送下来施行，那就是千万分的幸运了。再次辞去知潮州之职，请求改授祠禄。我黄榦不顾斧钺诛戮的罪罚，冒昧写具禀札，仰请您垂听。我昨天曾经申诉陈述内心的哀苦，请求免除潮阳之命，却没有想到措辞还没有说明白，诚意还没有得到信任，以致又有催促我立即赴任的命令，没有得到您的允准。我黄榦恐惧惶惑到了极点。想到我平庸浅陋、才能凡常，暮年衰颓，投老于山谷之中，还有谁会顾念怜惜我呢？只是承蒙朝廷如此体恤，把便于赴任的地方授予我，又以现任次序中的优待来宠遇我，种种都特别优厚。即使我以年老多病辞谢，仍然受到宽容赦免，命令我走一趟，感激报戴恩德，哪里会有尽头？愚夫小人得到一金的赏赐，尚且知道感激，设法报答以补偿恩德。我虽然无知，对于君父的大义、朝廷特别的恩典，哪里敢安然居处？只是烦请您督促体谅，实在是疾病加重，这在申牍中已经说明，没有一句是虚饰之词。如果不哀鸣求救，反倒成了欺骗蒙蔽。何况顾念妻子儿女，忧虑贫贱，假如保有这副身体，谁没有这样的愿望？却要甘心退伏，自取饥寒，难道也是人情所能忍受的吗？我的命运奇特而艰难，年老以后更加困顿，朽木枯枝，不足以仰承雨露生成之恩。半夜思量，只知道感激流泪。恭敬地想，您有如蓍草灵龟一样的见识，有如江海一样的气量，希望俯察明鉴，特别赐予怜悯，曲意替我陈奏，追回已经下达的成命，使我能够在一室之中安卧起居，安静调养卑贱的身体。从今以后每多活一天，哪一天不是仰赖您的庇护覆盖？我将把这恩德刻在心上、铭记在骨，至死都知道恩德归于何人。如果您怜悯我的贫困多病，再给我一次宫观祠禄的差遣，使我能够仰仗恩典谋得升进，来养活余年，那实在是承受了高天厚地般的恩施。我勉强扶持病体，再次陈述我的诚恳心意，既痛苦又忍耐，话语已经不能成篇。即使想把心情全部吐露，也难免失去次序；刚刚奉到命令的责罚，又因这件事受到惊忧，还希望您施加慈爱，俯身赐予怜察。我黄榦内心的情状，实在承受不住恐惧战栗之至。《勉斋集》卷二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勉斋集》卷二十九，宋黄榦撰写的公状。石门申报提领所，请求截留本钱。我黄榦只是一个微小的官员，没有什么值得比较的。刚刚接管库务，而库务经过多年长期败坏之后，虽然还没有正式交钱，空虚败坏的状况已经显现。然而我区区冒昧任事，不敢推辞困难，也是因为想竭尽力量、耗尽心力，遵守法律、奉行公事，希望仰借使台的威势，稍微取得一些成效罢了。近来接到使司帖文，因为前任官员拖欠煮界格目钱，于是截留明年的岁计钱三百千，用来补偿煮界的亏欠。我听到命令后恐惧不安，已经具状申诉恳求，却没有得到允许，所以敢于再次陈述。私下看到，本库每年岁计所拨给的本钱是二千七百贯，用来趁办息钱八千贯。官吏的请给、场务的支费，又要将近二千贯，因此是用一钱本钱取得三分利息。历任政事之所以败坏，正是因为本钱少而利息多。本钱少、利息多，就必然酿出的酒淡薄，私酒增多，拍户逃散，转移官课便会亏折，这不用等聪明人也能知道。即使把二千七百贯本钱全部给足，尚且不能办成，何况又截去三百千呢？截去三百千，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行的。何况我如今所处还有值得怜悯的地方：每到伏月都要制麴，以供煮界使用。我到库时，麴的数量特别少，与往年相比，已经要用本钱买麴，计算起来达三百千了。清酒本钱按惯例应得到一千二百贯，用作六月酿造、销售清酒的费用。我到库时，已经有两个月发放了清酒本钱，却再也没有余下的本钱，又用本钱四百千酿造了两个月的清酒。把这两项计算起来，无缘无故已经耗费七百千，剩下的本钱只有二千贯。如果再截去三百千，剩下的就只有一千七百贯了。用二千七百贯尚且不能办成一年的岁计，何况又削去其中一部分，又凭什么支撑呢？我私下想到，犒赏各库之所以败坏，都是由于上下之间的情况不能沟通。监官不管酒质的厚薄，只要求拍户交钱；使司不管本钱的多少，只要求监官趁办。上下互相煎熬，只见追究专知、索取印纸、对移官员、停阁俸禄，终年纷纷扰扰，而酒课最终还是办不成。我愚昧平庸，只知道防止渗漏、节省多余费用，减少水分、增加原料，使所酿的酒在心中无愧，这样拍户就不怕拖欠。然而也必须让本钱多给一些，才能办成。正想在清酒本钱之外再行陈请，何况又要截去它的九分之一吗？所以冒昧触犯台府威严，请求把本钱全部拨给，使我能够竭尽力量施展，或许不至于误了使司的命令。石门是酒库之首，它的败坏衰落已经积累多年，请让我黄榦勉力竭尽驽钝之才，使这个长期败坏的库务重新振兴。这样不但小吏可以逃脱责任，使司也可以免去追究催逼的劳苦；使台停止截留三百千，不过如同损失一根毫毛罢了。而库中解发不再亏欠，那么它所获得的利益，难道只是三百千而已吗？申报提领所，请求惩治钱福。我昨天曾经因为拍户钱福不来库中打酒，却私下多设脚店，自行酿造私酒出售，占据乡里和本库地界的四分之一，请求使司严加惩治。某月某日，我接到使司公文，已经发牒嘉兴府，转帖崇德县追捕此人查究；限期十日申报经过，如今已经过了半个月，本县却完全没有追捕，反而把本库的合干人蒋润放走，让他逃脱，又把钱福名下的某人放回家去。这是因为钱福是本县某乡的充役人，名义上是本库拍户，实际上又和本库合干人勾结，公开酿造私酒，没有人敢把他怎样。他设置许多脚店，分散在各保之下；每当乡民有公事属于钱福所辖的保时，他就强迫乡民到他所置的脚店买酒。这样过了几年，终于富裕起来，常常自称是将仕郎、某州司法，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村里的顽劣狡猾小民，突然致富，借此欺吓愚民以谋取私利罢了。州县的胥吏大多接受请托，即使有使司公文也不执行，掌管库务的小官没有地方申诉，实在关系重大。我私下想到，犒赏各库要趁办使司格目，其中石门一库最为费力；虽然地界有一百里左右，但居民稀少，又有很多贫困之家，虽有拍户三十人，却都衰老贫困，常常为卖酒太少而忧恨。只有钱福所居住的地方名叫钱林，那里有一座相当大的僧寺，居民也很多，地方的宽窄几乎达到本库地界的四分之一；他私自设置的拍户几乎达到本库的三分之一，却被钱福占据，于是使本库的地界日益缩小，本库的拍户日益减少，而息钱却不比往日减少。这就是本库败坏、官吏束手无策而使司不断催逼的原因。酿造、销售私酒，乡村中哪里能完全没有；但像这样大肆包占地界，公开设置拍户，倚仗库吏的势力使监官无法察觉，依靠保正的力量使乡民不敢过问，又用钱财买通州县吏胥，而州县也无法与之抗衡，其罪过比那些暗中躲藏在偏僻处酿售私酒、只图谋细小利益的人更大。如果不是使司严厉地彻底查办，那么刚走出库门，向东向南望去，周围二三十里就会永远被钱福占据，等于有了东西两个库。钱福一天天富厚，石门就一天天贫困；石门一天天贫困，使司格目就一天天亏损。这就是本库不能只顾罢休，而必须向使司申诉的原因。大体说来，犒赏各库设在州县，一旦有事情得不到公平处理，抬头向上申诉，往往漠然不理，从未加以省察，所以即使使司有行移文书，也想替场务争取地界而不能得到。希望您施加慈爱，派使司差人到崇德县巡尉司守候，追捕此人，直接押赴使司查办；这样或许狡猾的吏员有所忌惮，顽劣的百姓有所畏惧，而败坏中的小库官也能够稍微施展自己的意志。申报提领所，请求查究乌青库监官与措置官相互申诉之事。

译我查知，两人争竞的起因，是乌青库败坏以后，息钱数额很大。张监酒竭力趁办，虽然在格目上有所亏欠，但与往年相比已经增加了余利。后来他看到王训武前来措置，内心怀有惭愧和怨恨，表现在言辞脸色上。王训武既然受到使司知遇，只得竭力向前办理，心想场务的亏欠，合干人必然有情弊，所以到库之初便进行查究；他神色愤怒，令人凛然不可侵犯。两人因此不能互相容忍以办完公事，竟至于烦扰台府听察。现在如果要辨明曲直，那么王训武申诉张监酒不应以私人的身份让自己的儿子薛大中充任贴司而干预库务；虽然没有其他罪过，但不避嫌疑，难道能没有过错吗？张监酒申诉王训武不应亲自殴打姚显，以至于重伤。如今正在医治，或许可以痊愈；但库子有过犯，自有刑法，何必在夜间亲自施行捶打呢？两人的过错也就止于此。至于其他申诉，说清酒趁办的钱只解发了三分之一，其余不知道去向；除已经解发的一分之外，其余都是本钱，每次循环周转，并不是有情弊。又说去年煮酒不应在开煮以后随即酿造；这却是各库通行的惯例，因为煮酒的息钱很多，随即用趁得的息钱再次酿造，如果不是这样，库务的分解就无法办成。又说太平楼的卖酒人拖欠酒钱，这也是各库的常情，因为卖酒的办法不是赊卖就无法实行；既然叫作赊卖，人户取得的钱大多赶不上数目。像这类说法，都是苛求完美的诋毁、过分憎恶的言辞，不值得再行查问。这两个人都是把家族子弟带出来做事的，他们勃然不平的气性本来就是旧习。如果张监酒自己知道息钱有亏欠，既然使司已经委派官员措置，就应当把权柄交给对方而处在下位；息钱办成，也是他自己的福分。王训武自己知道张监酒办不成，使司已经让自己代办，感到羞愧也是人之常情；那么从容和缓地同他相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如今两人都因为一时的私愤而争执，已经损伤了公事体面。何况坊场趁办官钱，如今年度计划尚未办成，官吏都恐惧而不敢禀报事情，行客疑惑而不敢进行交易，这对库门实在有利害关系。希望使司再次加以告诫，命令他们和协合作，共同办好国家的课税。临川申报提举司，请求停止施行赈济粜米。昨天接到使司下达的本县办理赈粜事务的文书，条款规划详细明白，可以看出使台宣扬上意，宽仁厚待下民，恳切爱护百姓；官吏只应恭敬奉行，不敢拖延怠慢。然而反复审阅所施行的事项，其中有一条说“随宜相度”，这又是希望各县分别斟酌情况，不拘泥于文法。我生长在民间，熟知赈粜的利弊，访问当地老人，他们都详细说明风俗上的便利与不便，所以列具条款申报。查得，赈济之法应当实行在大歉收之年，赈济的恩惠必须依靠官府的粮米。如今本县去年早稻大熟，临川境内早稻最多；晚稻虽遭受蝗灾和旱灾，但各处有大歉收的地方，也有大丰收的乡里，长处和短处相互补足，也能收到一半，早稻晚稻合计已经有七八分成熟。既然不是需要赈粜的年成，眼下官府各处又都困乏，势必不能拿出所有粮食来供给百姓，只下发文书反而徒然造成烦扰。因此，与其施行赈粜之法，不如严格执行禁止粮食运出县界的命令。一个县这样广大，周围数百里，知县不能亲自走遍，赈粜之法必须交给胥吏、乡官和保正办理。正当他们抄录登记人口多少时，能够行贿的人家，一户可以伪称为十户，一个丁可以伪称为十丁；不能行贿的人家则恰恰相反。至于抄录登记家中储蓄有无，能够行贿的人家就把富足变成贫乏，不能行贿的人家也反过来。设置场所出粜粮食时，富家积粮多的，按照他们所认定的数额拿出来出粜，其余的便关门藏起来，即使官府索价十倍，也没有办法治他们的罪。然而善良的人遵守法令不敢违背，顽猾的人名义上说出粜，实际上却从未出粜。至于中等人家以及有产业却要缴税的人，官府照例命令他们出米；他们既然没有米可出，势必只好到富家那里买粮，所付费用必然达到十倍，于是便开始有破家卖产的祸患。小民中那些被登记、领取历头的人，有的拿着历头去买粮，富室却不肯卖；那些没有登记、没有历头的人，则更加无处买粮。这种办法一实行，富室因赈粜而获利，中产以下的人却因赈粜而受害，贿赂在胥吏门中横行，而小民未必都能享受到它的恩惠。如此看来，赈粜之法实在不能轻率施行。因此不如暂且严格禁止粮食出界，重申封闭囤粮不卖的禁令。粮食不出界，富人藏粮就不能不卖；上户不封闭粮食不卖，缺粮的小民就都能前去买粮。我近日因为巡视乡落，已经确定米价，并逮捕了到乡落贩米的客商，百姓也还没有达到缺粮的地步。考虑到赈粜事务，希望请求停止施行。申报抚州，辨明危教授诉熊祥一案。本县查得，危教授与熊祥争讼的起因，是危教授倚仗官府势力，公开强夺熊祥的山地；熊祥不肯服从，于是正好借他家偶然遭遇盗窃，想诬陷他犯有私藏赃物之罪，希望熊祥因害怕而把土地自行献出。本县看出他的用心不善，欺凌小民，又把陈九捆绑殴打，以致陈九生病挨饿，于是将诬告之人释放。后来陈九果然因此死亡，他的儿子无法承受愤恨，于是递状请求检验。狱司却认为是熊祥教唆陈九的儿子，熊祥害怕危教授的势力，于是逃藏不出，他是否教唆的事实也不能确定。然而陈九虽然不是被危教授的儿子直接杀死，却是因为危教授的儿子殴打而死，情状十分明显。熊祥固然未必是教唆者，即使果真是教唆，也是在危教授诬告私藏赃物之后引起的。按照事情的实情来裁定法律，确实有值得怜悯之处。如今熊祥在巡尉司那里已经得以发泄，他所受的怨恨又加重地骚扰吏员；此外还在台府判决之外另行发出引牒，遗漏台府判决，并派尉司的人追赶骚扰。这样下去，熊祥一家必然破败荡尽，不剩一个人。危教授身为士大夫，不顾公众议论，残害乡民竟到了这种极点；所能仰望的，只是州县替他主持公道了。我黄榦身为县令，亲眼看见他的冤屈，不能坐视不管。希望使府在台府判决中依照赦令将熊祥原罪免除，追回巡尉司的承差人，仍然查究吏员在台府判决之外另行发牒、遗漏台府判决，并派尉司人员下乡骚扰的罪行；如此或许能使千里之内的百姓真正感受到父母官养育生成的恩赐。申报提举司，请求约束破坏义役的行为。

译我私下看到，县令的职责没有比爱护百姓更重要的；百姓受害，没有比户长役更严重的。各都的大小有宽有窄，但差役没有增减。因此，宽都中可以承担差役的人家，有的三四十家歇役，有的三四十年歇役；狭都中可以承担差役的人家，有的只有四五家，有的连年被差而不能歇役。所以宽都的百姓即使充任差役，也不觉得这是祸害；狭都的百姓每承担一次差役，就必然破家荡产。于是宽的越来越宽，窄的越来越窄，甚至狭都完全没有可以差役的人家，只好把催征赋税交给乡日家丁去办理。役法不均，不仅人户受到祸害，官物也更加无法防护。我到任以来，深深怜悯这种弊病。偶然因为一都之内有七家上户共同陈诉，请求免除七户户长差役，由他们自己充任甲首，把都内应缴纳的官物分成七份，县中只给人户自行承办的解子，交给甲首自行管理催收。这样既免除了人户充当户长的祸害，官物收入反而增加到超过往年。人户深以为便利，于是本县发文到各狭都劝谕，欣然依从的有十多个都，可以说公私都得到了利益。然而不认为这样便利、反而想破坏它的人也很多。乡司把差役当作获利的途径，解子把追催当作获利的途径，案吏、贴司把缴引当作获利的途径，杖直之徒把呈比当作获利的途径。如今这些利益都失去了，所以他们早晚窥伺，只怕义役不能被破坏。我私下看到，某官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孩子，而差役一事尤其是使台所留意的。希望您施加慈爱，按照我黄榦所陈述的内容，备具告示下发本县；如果有吏员、贴司等人敢于破坏义役，以致人户申诉，请本县申报并解送使台，特别予以重罚编配。这样或许义役人户能够真正受到养育生成的恩赐。新淦申报临江军及各司，请求向朝廷申明，发下卖过职田的钱，交给本县向人户收回。查得江西各县，只有新淦最难治理。二十年间，担任知县的十任中有九任失败，担任吏员的早晨补任，晚上就被发配。推究祸端，都是因为财赋困窘，收入少而支出多。一年合计起来，常常亏欠二万多缗。官吏没有办法，只能恳求上户预先借出官物。县政的权柄从此倒持，豪强人家得以控制和扼制县政，请托关说，残害平民。只要有不听从的，便制造诉讼。如果不是朝廷和上司极力存恤，新淦一县就无法治理。我黄榦才疏不才，冒昧承担此县的职任。曾经推寻弊端，事情多得数不尽，现只举一事来说。各州各县按例都有职田，而本县的职田最多。监司、州郡以及县官，每年计划用米二千三百余硕。原来本县有职田，每年收租二千三百余硕，以此作为起解、支给的数额。所谓职田，就是官府的田地，每年依靠它的收入来供给支出。如今支出的数额不比过去减少，而收入的数额只有四百余石，那么所支出的这一千九百余石将从哪里筹办呢？查考案牍，原来庆元年间曾有朝廷诏令出卖官田。所谓官田，是登记没收的、逃亡或死亡而没有主人的田地，并不是职田。那时官府草率行事，完全没有核实，势家大户买通、推托给胥吏，把职田一并作为官田请求购买，于是使一千二百余石的职田一旦全部变成豪民的田地。这样请求购买已经不是朝廷指挥的本意了。到了请求购买的时候，又和乡司勾结，减低等第和品色，把肥沃的说成贫瘠，把上等说成下等，少量缴纳价钱，包占肥美土地，名义上说是起理二税，实际缴纳的却极少，于是又使县道的财赋失去防护。何况卖田的指挥规定必须投递实封状，卖给出价高的人；如今却直接申请购买，这又同朝廷法令相违背。一千二百余硕职田，总共卖得六千余贯，已经由本军申解给朝廷，而本县每年白白赔出三千缗来支解。这就是县道日益困乏、无法治理的原因。按照法律，违法交易，钱应当没收入官，田业应当归还原主。如今人户竟敢违法出售官府的职田，本应直接登记没收。只是我看到朝廷极其仁慈宽厚、体恤百姓，本县也不敢直接登记没收。已经另外发布告示给人户，要求把职田租额缴纳给官府，免除缴纳二税。至于当初缴纳的价钱不多的，本县从别处调拨钱财退还。只是此前误卖职田所得的钱六千贯，申解给朝廷的数目很大，希望特别替本县申报朝廷，将这笔钱拨下本县，退还给人户；这样本县或许能够重新取得职田租米来供给申解，实在是全县无穷的利益。申报江西转运司，请求向朝廷申明，核照卖掉的屯田租米数额，减免上供。本县近来接到转运使司委托运干李司直核实本县每年财赋收入数额的命令，想要查明拖欠总领所纲运的缘由。本县已经分别开列具明，成年收支常常亏欠一万七八千缗，并请求使司增给贴补纲运的水脚钱；又说明人户违法把本县职田作为官田请求购买，以致财赋困乏。如今根据人户拿出的庆元三年请求购买屯田的公据，其中记载朝廷此前的指挥，是出卖没入官府的田产；并且说明出卖屯田之前，本军曾申报核实，屯田租米同苗米一起起发，用于上供纲运。如今出卖屯田，改作民田，只征收二税，于是苗米数额减少；与往年起发上供纲运相比，米数大为减少。今后淮东、淮西总领使司以及转运司难以减免定额，于是具状申报行在提领卖官田使所，请求申报尚书省。这样看来，在出卖屯田的时候，本军本来已经知道纲运数额必然会拖欠。尚未接到回复期间，本军监勒本县，径自把二千零八十八石屯田卖掉，改为征收二税，每年只收苗米四百四十七石，致使本县每年白白损失租米一千六百四十一石。查得本县苗屯米全部起发，每年起运纲米六万二千余石。如今屯田卖掉二千零八十八石，每年仍然起运六万二千石；既然这些屯田是朝廷卖掉的，本县已经损失了屯田所出的一千六百四十一石，那么上供定额也应当减免。如今屯田已经卖掉，上供数额却照旧，仿佛本县每年除了所收苗米之外，还要白白筹措一千六百余石来起解，这也是本县狼狈困窘的一个原因。希望使司特别加以详酌，根据从前本军申报核实的缘由，以及如今租米收入少而起发纲运数额多的弊害，特别向朝廷申报，在六万二千余石上供纲运中减免一千五百石。这样或许容易支撑，不至于连年拖欠纲运，实在是全县无穷的幸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八十八石〕 申报临江军，请求处理邹司户违法典买田产一事。

译本县昨天已经具文申报邹涛违法典买田产一事。阿江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陈安国，次子叫陈安节。陈安国却瞒着母亲阿江和弟弟安节，把共有的田产典给邹涛。邹涛又同他串通，让陈安国假冒阿江和陈安节签押交易。这是违法行为，法律规定得很清楚，本来应当依照法律，追查陈安节应得的那一半产业，归还给陈安节管理；同时监追陈安国的钱，退还给邹涛，这才合乎公允。如今邹涛倚仗钱多，妄自兴讼，蒙蔽台判。等到本县申明此事，他又买通法司，擅自引用尊长卑幼通同的条款，想先监追陈安国的钱，等钱追足后才把产业归还陈安节。陈安国既然已经同邹涛违法交易，难道还要等陈安国把钱还给邹涛以后，才把产业还给陈安节吗？陈安国如果不肯还钱，陈安节就永远不可能得到产业。江西违法的风气中，盗买卑幼田产的诉讼最多；如果都可以引用这一条，那么有势力的人家就可以任意违法置办产业，而那些共同分产的卑幼，在应得产业被人盗卖以后，便永远没有申雪的机会。国家制定法律，本来就是为了替人伸张冤屈、平反不平，难道肯让卑幼反而受到屈抑吗？如今看法司所具的韩吏部、韩侍郎申请，其中明白说，卑幼和尊长，或者共同分产的人串通，指使卑幼擅自卖掉产业，事后拿着价钱到官府申诉的，必须负责追查处理，等价钱追足后才准其管理产业。这说的是共同分产的人串通，指使卑幼违法交易。如今安国瞒着母亲和弟弟，擅自典卖共同分产人的田产，既不是共同串通，怎么能引用这条，想先监追钱款再归还产业呢？这显然是法司接受邹涛的请托，竟敢欺骗蒙蔽严明的上司。请求台慈特别详加斟酌，按照原来的申文施行，这样或许有势力的人家不敢违法夺取他人产业，奸猾的官吏不能蔑视法律、欺骗蒙蔽严明的上司，贫苦小民也能保全自己依法应承分得的产业，事情才可公允。申报临江军，请求向朝省申明免除纲运拖欠。据查，本县全年财赋，每年应催收苗米六万二千余石；每年起运交解给淮东、淮西总领所的上供纲，以及湖广总领所的马料，也有六万二千余石，但收入常有损失和拖欠。所谓六万二千余石，不可能逐粒催足。至于支用，除起运纲米外，还有本县官吏、寨兵、铺兵以及宗室的月俸和过往批支，约需一万二三千石。又有起运纲米的水脚和糜费等钱，每年六万二千石米折合钱三万七百余贯，随苗征收的水脚钱只收到一万二千余贯，其余一万八千余贯，还要另行设法凑足。收入尚且不足以支出，而本县自庆元三年何知县任内到现在十五年间，前后拖欠总领所共四万八千余石。每年三个总领所派来的专人络绎不绝地催促，本县实在没有办法补足，只是白白受到追逼骚扰，确实危害很大。如果不是朝廷大力优恤，整个县邑所受的祸害将没有尽头。私下见前项所欠米斛，都有当年官吏的姓名；后来逐年的纲运其实并没有拖欠，只是总领所拿新纲补足旧纲，等到行文追究时，反而把拖欠新纲的罪责归到后来官吏身上。以前真正造成拖欠的官吏反而侥幸免罪，后来并未拖欠的官吏却反而受到追逼骚扰。淮东的专人早晨到，淮西的专人晚上来，湖广的专人又已经接踵来到县门。县庭之下，简直成了三个总领所官吏的住处；他们斥骂羞辱小官，比对奴仆还厉害，拉扯推搡小吏，比对罪囚还凶，索取钱财，比抢劫还无所顾忌。他们在街巷呼喊，在市肆喧闹，非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才肯离去。吏员无处筹措，只好受贿卖狱，苛征横敛，拖欠版帐，预借税苗，诉讼纷扰，追捕拘拿接连不断。因此，担任新淦县令的人，十任中有五任失败；做新淦县吏的，早晨补任，晚上就被发配。县政既不能建立，豪强便把持控制，奸民肆意欺侮，善良之人失去生计，乡里萧条；即使有清廉能干的官吏，也无从施展。毁败一个县邑，只为了抵偿总领所的欠额、补充军饷的不足，官吏受到百般责罚，公私都受到困病，也不敢推辞。总领所的欠额无法偿还，县里的收入却因此更加耗损；县里的耗损日益严重，总领所的欠额也日益增加。这样看来，这不只是州县的祸害，也同样会成为总领所的祸害。我才疏学浅，冒昧担任本县职任，私下看本县确实有上述弊害；如果能同时免除、搁置前项旧欠，使全县官吏能够洗心革面重新做事，使全县士民得到安宁、不再受骚扰，实在是上天厚重的恩赐。申报帅司，请求免除权摄南安军通判之职。恭敬地准据使司牒帖，差遣我权摄南安军通判，负责相度设置寨堡、派军出戍。我只是一个书生，庸弱怯懦而不习武，第二次试任繁剧县邑，只能以勤劳掩饰拙劣，勉强没有误事，原本没有什么功绩可称。各司过分听信、屡次荐举，实在出乎意料。如今又蒙使司差遣，代理上述职务。私下看峒寇骚扰动乱，近来才大体平定，正需要选择有风采威望、能够镇压局势，并且慈爱惠民、能够安抚百姓的人前往协助郡政。像我这样衰老拙劣，实在不能胜任。何况新淦作为县邑，败坏已久，群豪肆意横行，小民失去生计，财赋无从征办，军饷屡屡亏缺。我到任才刚半年，搜寻弊端，使全县事务稍有条理。如果调走我，使刚刚建立的规章废弃，又去承担那个难以胜任的职务，两方面都不合适。恳请台慈特别恩准免除，另行委派官员前往代理，以免误事。安丰申报相度开浚河道。

译准据本军牒文，委派我前往安丰县访察开河的利弊。我沿途访问开河的曲折情况，已经详细了解。安丰县在本军南面六十里，县城东面有芍陂，芍陂北面旧有河道，可以决开陂水向北流到军城南面；如今河道淤塞不通，乡人认为已有一百年了。疏通后，可以灌注安丰军城的城壕，可以灌溉沿路田园，可以通行、放下船只，确实是很大的好处。古人当初创置河道，确实不是草率之举；州郡据此申请，也是一件便利的事情。但还有一种说法，我因此查考有关案情来相互参照。当初朝廷委托安抚司筹措修筑安丰军城，安抚司认为军城广大，难以仓促修筑，不如修筑安丰县城。朝廷发札给本军，本军派寿春主簿王必达前往相度。王主簿除相度、计算物料外，却在申状中说：如果要驻屯军队，就没有水路可以运输粮草。他的意思是，有城就有兵，有兵就应当像合肥那样有水路通到长江总所的饷运，使物资可以直接运达。如今安丰县的水都向北流，没有向南流入长江的河道。现在要开挖的河道，是决开芍陂水向北流到军城，这就同王主簿申报的意见不同。朝廷起初想修筑安丰县城，后来访察河道，却同修筑安丰县城的事情相反。如果不修安丰县城，开河还没有什么害处；如果开河以后又想修筑安丰县城，那么河道既然已经通畅、泄去了安丰县的水，反而会危害安丰县城。我的一点愚见是，朝廷如果有意修筑军城，河道可以开通；如果想修筑县城，河道就不必开通。又，芍陂灌溉安丰县民田，是一县的险要所在，至今已有三千年。后来芍陂四周常常被豪民填塞侵耕；它的水源来自六安，又被六安县百姓决开，水流分散到四处，水利已经不如从前。如果再开河泄去陂水，春水上涨时，芍陂和河道都会漫溢，彼此不会受害；如果稍有干旱，河水先干，救河就会损害芍陂，救芍陂就会损害河道。这样，河道开通可以有利于军城，却不利于县城。还请使军申报朝廷，裁决是否开通，才会真正便利。申报朝省，请求相度开浚河道。据查，近日准据枢密院札子，施行相度河道一事。我沿途访察，所要开挖的河道确实有利有弊。安丰县距本军六十里，县城东面有芍陂，如今想决开芍陂水，使它流到军城南面，可以灌注本军城壕，可以灌溉沿路民田，可以通行、放下船只。古代遗迹还保存着，只是淤塞已久；如果用工疏通，使它恢复旧状，也不是没有益处。本军申请开掘，朝廷也已经依照申文下达施行，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又有人认为，恐怕会泄去芍陂的水，妨碍本县灌溉民田；这不过是在上游疏通水源、下游设置堰闸，等芍陂水盈满后再泄放余水，按时启闭闸门引水入河，决不会使芍陂干涸。但目前正值隆冬严寒，难以用工；开春正要兴办农事，又恐怕妨碍农务。还查得此河横贯军城、县城之间：如果修筑军城，开通此河最为有利；如果修筑县城，此河也不宜开通，因为安丰县所依靠的就是芍陂之水，水既可以决开，芍陂就不足以作为险要。如今李安抚请求修筑县城，钱运使申请求修筑军城，这两种意见并存，尚未知道朝廷将如何裁决。我个人的见解是，还应申报朝廷，请求等天气晴暖后再用工，同时等修筑哪座城的议论确定以后再决定，这样才稳妥。《勉斋集》卷二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勉斋集》卷三十　宋黄榦撰　公状。汉阳申报朝省，因旱灾荒歉，请求重新详细审议筑城之事。据查，本军前些日子申请创建城墙。我身为守臣，地处江北，环视邻近各郡都有城墙，唯独汉阳地处冲要，却荡然没有藩篱屏障，所以才冒昧陈述利害，上报朝廷。后来各司都赞成此事，总领綦郎中又捐出十万缗帮助费用，于是等候朝廷下令，先用上述钱款购买物料，另行议定兴筑。我私下看到，先前申请的是壕寨计算所需费用九十余万贯，如今得到总领所的钱还不到原数的九分之一；除已经一面烧造城砖外，竹木等物还不敢购买。我的一点愚见是，朝廷如果有意兴筑，就请明白下达指挥，接续发给原先计算的全部钱物，并下达鄂州都统司，趁今秋今冬派拨大军立即兴筑，这样所管物料才不至于白白耗费。我恐怕朝廷正在经营极边，无暇顾及这个内地地方，加上严重旱灾，调度事务纷繁，没有钱物可以应付；那么买来的竹木堆积日久，必然腐烂，只会损坏钱物，对工程没有帮助。也请明白下达指挥，使官吏有所遵守。还应申取指挥。申报帅司、漕司，因旱灾请求另行相度筑城之事。本军昨天因兴筑城墙一事申报朝省，又等候总领使所备文申报朝廷，拨给官钱十万贯帮助本军兴筑，于是等候省札下达，支拨上述官钱，并用本军现有、交割来的钱四万贯，一面购买物料。我私下看到，先前本军借鄂州都统司壕寨骆炳相度计算物料，认为可以兴筑，本军才敢具文申报。如今等候总领使派来的壕寨官陈师贤前来计算物料，却认为不可兴筑，本军不敢擅自决定。并且以后兴工必然要依靠大军，而寨官的意见却如此不同，将来开工也会有妨碍。本军自春天计算物料、陈请以后，忽然遇到大旱，种子不能入土，田野没有青草，米价暴涨，小民嗷嗷待哺。现在已经如此，今后的情况更值得忧虑。本军百姓不从事耕农，专靠渔业获利；如今湖地也已经干涸，渔利同样没有希望。百姓既没有储藏，客商又不敢越界贩运，几个月以后必有流离转死的祸患。一郡官吏早晚奔走，且把救荒作为最急迫的事情。至于筑城工程，既然意见不一致，而开工以后便要使用米粮，如今连救济饥民的米都没有，哪里还有余粮兴办大工程呢？请求备文申报朝廷，暂且等到秋收以后再另行相度，这样或许可以专心讲求救荒政事，不辜负朝廷爱护体恤百姓的本意。申报转运司，请求等到年成丰收以后，再另行议论筑城之事。据查，本军准据使司帖文，备准枢密院札子，下达本军兴筑城墙的事情。本军先前提出这个建议，正值粮米丰足、人口安乐，想到本郡完全没有藩篱屏障，可以趁此太平年景创建城墙来保护居民；后来却不下雨，种子不能入土，小民嗷嗷待哺。又想到朝廷正面对方圆数千里的旱灾，哪里有空考虑这个偏远郡县、兴办这样的大工程？如果有钱有米，还可以勉强办理；既然没有钱米，靠什么役使人民？因此将钱物情况申报请示。如今省札下达，只说派拨大军兴筑，也没有明说到哪里支拨钱米。现在百姓每天吃草根，州郡尚且没有米赈济他们，哪里有米用来筑城？如果临时买米，先前米价每石二千钱，如今已经七八千钱，才能买到一石。且按五万石米计算，就要多花二三十万缗。何况近一两个月来连一粒米也没有可以买到。本军厢军、禁军的额数不到五百人，被总领使所和转运使衙门占用一半，只剩二百三四十人，还分散在各处防地。如果筑城，这些人只能派去办事；民兵百姓也必须有钱有米才可以雇募。根据本军的考虑，今天的形势是环视四境，无不是饥民遍地，像得了大病一样气息奄奄，只应当安静地抚养他们，设法度过这场灾难。如果再任意扰动，使人心不安，使百姓更加困苦，恐怕不是父母官对待百姓的本意。况且湖外早寒，白昼渐短，如果役使人力，必然事倍功半；米价既已上涨，工程成效又会减少，处处都不方便。还请台慈详细斟酌，备文申报朝廷：如果一定要兴工，请求朝廷拨给钱米；如果以救荒为急务，就请暂等年成丰收以后，再另行议论兴筑，我不敢擅自决定。申报朝省，请求等救荒事务办完以后，再另行筹划筑城。据查，本军前些日子因创建城墙一事申报朝廷，特别因为我身为守臣，所在地位于江北，环视各郡都有城墙，汉阳又是冲要之地，本来就应当创建，所以依据壕寨计算需费九十余万贯。湖北防子申取指挥尚未得到朝廷施行，后来准据省札，以总领所申请捐出的十万贯防子帮助工程，命本军先计算物料、收买砖石竹木。本军查得，十万贯防子只够置办竹木，尚且不足，其他支费还要数倍。买办竹木以后，势必要再行申诉。先前申请时粮米丰足，百姓安乐，可以兴办工程；三月以后，烈日成灾，种子不能入土。汉阳作为一郡，百姓没有储藏，全靠德安、复州的米谷供给。如今制司考虑极边，不许米粮出界，近来甚至担心已有米粮泄入本军界内，派数十名巡卒前来搜捕，客商惊惧，人心惶惶，哪里还会有米粮运来？本军访闻乡民有人挖掘鳬茨、采摘菱芡来充饥，夏秋交替之际，形势已经如此。霜露降临以后，小民受寒受冻，又没有谋生之处，官府也无力接济，那么相互枕藉而死，势在必然。我身为牧养百姓的官员，能不寒心吗？

译官吏日夜聚集商议、奔走办理的事情，无非为了百姓，无非为了米粮。我职责在守土，也只能冒着酷暑往来乡村。如果在这个时候傲然不顾，只把筹办城墙作为事务，那么救荒的政务必然草率；如果一面救荒，把筑城工程交给有关机构办理，那么费用支出必不充实，工程也不牢固，只会成为徒具形式的文书。何况方圆数千里都在旱灾之中，朝廷支遣计算也已经调度百出，哪里还有余力应付筑城？将来申请得不到批准，所买竹木全都无用，经受风吹日晒，必然腐朽。做臣子的，对上要为国家，对下要为百姓；如果明知可以做却不说，明知还不能做却不停止，不务求诚实，只是一味躲避嫌疑，就是辜负国家、辜负百姓，罪该万死。所有筑城的工料，请求等救荒事务结束以后再另行申请筹办。至于我自己请求罢职的罪过，请朝廷重重赐予贬黜处分。申报转运司，请求停止约束客商庄户搬运租课米。据查，汉阳军每年苗米不过二千石，若按什一征收的办法计算，所产米只有二万石。两县百姓即使有二万家，每家五口，共有十万口；用所产的米供养当地百姓，每人一年只能得到二斗米食用。本军完全依靠德安府、复州的米相互调剂救济，如今上游米粮既然不能流通，就只能完全依靠田地所产的粮食。如果富裕大户居住在这里，就应当用多余的米供养本地百姓；如果他们居住在外地，却动辄搬运数百斛米出界，那就是坐视百姓饿死。朝廷调剂的本意，是用有余的州郡补充不足的州郡，并不是要搜括不足的州郡，使它们一无所有。昨天据赵知监家运来的米，本想命令全部卖给乡民，后来听到他的干人哀求，于是免除他的税钱，并按数量买下其中一半给他；另一半已经运走，却深深担心后来的人援引此例。如今他又敢通过使司申诉，显然是贪得无厌。谨将缘由具文申报转运使司，请求裁判：今后遇到有人申诉，想把租课谷米运走，应命令他们迁移到自己的田产处居住，这样庶几能使小民感戴这种使他们重新获得生路的恩赐。申报转运司，说明追捕汉川县吏和市民一事。准据使司帖文，委托本军追捕汉川县吏杜诚和市民冯作舟。本军本来应当奉行，但仔细看田瑞应的状词，其中并没有记载月日。既然已经过了两个月，为什么完全没有诉讼文书？六月间，两司正在互相争执、尚未决定，官吏不知道听从哪一方，本来就很难责怪他们不禀报命令。旱灾已经严重，小民缺少食物，也难以责怪他们不买米。几十里之间，物价高低本来就不同。汉川是距离产米郡县最近的地方，也很难责怪它不降价。好诉讼的人凡是想兴讼，大多会装饰虚假言词，也不能因此立即全部相信。汉川县长期缺少正官，败坏尤其严重。一个县这么大的地方，只有知县一人，再没有同僚可以协助。王知县到任还不到半考，已经把各种废弛事务一一兴办起来，专心办理救荒，日夜辛劳，同时审理裁断公事，却没有一字反诉送到本军。后生出任官职能这样尽心办事，本军只能一心扶持他；这不只是为王知县考虑，也是为全县百姓考虑。某官既然已经知道他的贤能并加以荐举了，一个妄庸之人递上一纸毫无根据的诉词，就想追捕他的属吏和市民，使他的意气消沉，怎么能让他施展才能呢？汉阳、汉川县的百姓，也是某官所管的百姓；在这种饥荒时节，没有什么比安静百姓更优先的了。如果进行追捕骚扰，必然造成狼狈局面。本军既然承受上司指挥，也只能下令追捕；但其中有这些曲折，不敢自行沉默，所以申报转运司，说明客船藏匿税钱以及米价不同的事情。据查，本军客商的船从汉江来，必定经过郭师口关，领取关文后前往军城缴纳税钱。郭师口距军城二十里，按例一天或两天就应到达；如果过了四五天还不到，就属于沿路搬运寄存、私下交易、隐瞒税钱，按隐瞒税钱的条例定罪处理。抽分监赏每月由务官查刷关文底册。六月间查刷底册，发现唐太、罗太的船隔了二十多天还没有到务，于是派人追查；他们便更改姓名，藏伏在港防中，并使河巡等人受到治罪，后来才把他们捉到，于是将两人送入监狱，只因旱灾严重才下令释放，仍然监追两人的钱款。他们所载的糯米出售时，按照本军酌定的中等价格退还钱款，可以说是宽恕到了极点。如今却又通过使司陈诉，显然是顽劣奸猾。湖北糯米同饭米价格相同，去年卖两贯一石，今年春天卖两贯二百文一石，后来发生大旱，于是增加三百文，又增加二百文，涨到三贯一石。客商以一贯四百文搬运贩卖糯米，跋涉二三百里，却获得成倍的利润，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一定要完全满足他们的欲望，即使一百贯、一千贯也不会停止。本军酒务过去由务官自行买米、自行造酒；从去年冬天以来，本军替它收买糯米，由酒务交钱、取米造酒。本军用三贯钱买米，只以两贯七百文卖给酒务，并有文书底册可以查考。这是因为宁可少取一些利润，也不使酒味淡薄，难道是垄断者所做的事吗？如今罗太又拿两处官司的米价来比较，但各地物价本来就不齐，有时相差十倍，怎么能强行比较为相同呢？两处官司米价之所以贵，有三个原因：交米时有斛面，有的多收三升，有的多收五升，这是第一；交米给钱时拖延日久，这是第二；在仓中交米、在库中领钱时，还要遭受索取和克扣，这是第三。客商虽然得到的价格较多，但费用也很大，米价贵也没有什么奇怪。本军就像一个小小人家，交米由客商自行量取，既没有斛面费用，左手交米、右手拿钱，又没有拖延之患；支领钱物全由客商自己在有关机构办理，也没有被克扣的骚扰，所以这里的米价比两处官司稍低。这哪里是怀有垄断之心呢？再以客商所说的三种米价为例，即使总领所和漕司的屋宇相接，米色也已经不同；总领所价格已经降低，跟使司相差一贯，难道这是有意垄断吗？何况两地隔着一条江，事情本来就应当不同。况且本军收买糯米，对所有客商都是同一价格，为什么偏偏说对罗太不同呢？

译这大概是因为罗太心中不平。本军曾经把罗太收监，恰好又遇到罗太卖米的时候，总领所忽然派官吏来本军设局收买糯米，提高价格，客商于是想援引这件事作为比较；但每个郡有每个郡的规矩，哪里能强行相同？例如黄州饭米卖二十贯，官府在鄂州却只卖五贯五百文，物价不齐竟然如此。由此可以看出，本军并不是垄断，事情也同知录完全无关。恐怕使司不知道上述缘由，所以必须申报说明。申报京湖制置司，辨明汉阳军收买米粮一事。据查，本月初七日准据使司札子：据潘制属申报，续抄札文所到的客船米、麦、谷、豆等共三千四百五十七石，已经申报本军派人押送，停泊在军城岸下；又收买修城米一千三百九十二石，实际现有二千六十五石，请求查照。奉某官台判认为，按照事理，应以出售救济为先；三千四百五十七石，全部命鄂州派人押运、出售。如果汉阳在其中已经有收买的数量，也应发给鄂州收买、出售救济，不得吝惜占留。札付本军遵照施行；同日又准据使司札子，访闻汉阳已经收买米四万石，如有客船米到汉口，即全部发往鄂州收买、出售救济，并严令所派官吏不得接受请托私自放行。先已具文申报遵奉情况，所以必须再次申明。右面据查，制置使司备录潘制属申报本军收买修城米两项，共三千九十余石，命本军把后项所收买的一千三百九十二石以及客米二千六十五石发往鄂州。又因为本军已经收买米四万石，今后所有客船米都发往鄂州出售。可是本军原先申报请求修城米，尚未得到朝廷施行，已经申请求停止，根本没有收买修城粮米。不知道潘制属的申报依据什么文书，又有什么仓库专门储藏修城使用的米？本军城内外百姓不下三千家，另有船居四百只，每天都要买米吃饭；客船到岸后，本军哪里有余米收储修城，又让百姓到哪里买米食用？两批客船米，本军只是陆续收买，用来赈济、出售给百姓，根本没有积存修城的米。其余米都是船户和百姓每日买来食用的，如今哪里还有现存米粮，可以按照命令发往鄂州？确实没有米可以发出。又查得本军在二三月将要旱灾时，曾从郡库拿出钱买到六千石米；后来不下雨，种子不能入土，小民嗷嗷待哺。本军又接连紧急收买到一万四千石米，但所买的米全是长江上游各处的客米，在汉口买到的没有多少。六千石用来准备十个月的军粮，一万四千石用来准备赈济、出售给百姓。本军城下和汉口共有三千家，除去能够自行养活的约一千家，还有二千家都是贫困、靠买米吃饭的人。米铺商户趁米价上涨，天天抬高米价，使贫民更加困苦。本军于是把前项收买的米发给贫困人家的凭据，让他们到指定处所收买食用。现在姑且按每家五口、每天吃五升计算，二千家每天合计要吃一百硕；本军只能酌量赈济出售，估计这些米只能卖到来年二月，之后就无法接续。本军两县乡村共有二万户，且按一家五口计算，共有十万口，如今连一粒米也没有可以用来准备赈济。几天以来已经听说有人挖草根吃，携带妻子儿女去求取米麦。每想到这些，只能对着僚属流泪罢了。朝廷如天，监司如神，列郡小吏哀鸣无地；何况前任两位知军曾经申报朝廷储积米二万石，这不是本军敢擅自处置的事情，正想申报朝廷，请求发出这些米来供应乡下小民。即使真能得到这些米，两县二万家也不过每家得到一石，难道就能使他们不饿死吗？如今如果本军从此不再收买客米，就是坐视百姓饿死。本军官吏、军人和百姓日夜仰望各司怜悯，小郡正盼望得到赈济，现今却反而要调走本军的粮食，禁止本军收买，不知道把一郡军民置于何地？制置大卿威势如雷霆、明察如蓍龟，不知是什么人竟敢这样欺骗蒙蔽他？何况本军只是一个很小的郡，交割到公使库、军资库的钱物共有十万贯铁钱，按湖北防子折合六万贯。如今米价在四贯以上，官钱能买一石，那么四万石米要到哪里筹钱购买？这个道理非常明白，难道还可以在制置大卿面前肆意欺骗吗？如今鄂州人口众多，是汉阳的三十多倍；即使把汉阳的米全部耗尽、让汉阳百姓全部饿死来资助鄂州，也不过得到鄂州十天的粮食。汉阳百姓固然会饿死，鄂州百姓也终究免不了饿死。我愚昧不肖，奉朝廷之命专门守护这片土地，遇到这样的饥荒旱灾，也只能日夜竭尽力量救济这些濒临死亡的百姓。如今因为鄂州没有米，就一定要困乏汉阳，这就像左臂已经患病，却又要把仅有的东西转移给右臂。现在究竟有米还是没有米，我都不敢争辩，即使每家放置一张嘴，也无法为自己辩解。请求使司委派潘承信，并发帖让鄂州派一名官员来本军盘查计量；除去六千石军粮、一万四千石赈济出售给城内百姓的米，以及前任所买、朝廷储积的二万石米，想要供应两县以外，凡有一斗一升以上的米，都请鄂州直接派人搬走使用。本军不但不敢占留吝惜，甚至不敢请求领取价钱。又，今后米船到岸，本军不得收买；不知道即使把储积的米发给两县百姓，每家得到一石，果真能救他们不饿死吗？从今以后，百姓流离、饥馑、死亡，难道不是郡守的责任吗？我只是一个孤寒小官，违背上司命令，固然应当罢免；坐视百姓饿死，也应当罢免，反正都是罢免。我宁愿为了百姓而罢免。我自知衰老无用，从未有求取仕进的念头，朝廷却擢用我、授予郡符；六月间我已经派人哀恳朝廷，请求归还田里，尚未得到允许。近来又因为兴国赵知军被授任本路提举，我同他是妻族至亲，也已经陈请回避。关于札文所说本军收买的米发往鄂州以及不许本军收买一事，请等到我的罢命到达以后再施行。这样或许可以使我不亲眼看见百姓饿死，不辜负朝廷差遣我牧养小民的责任；我也可以老死山林而没有遗憾。还望台慈深切体察，予以施行。申报制司，再次请求发给米粮。

译据查，本军昨天因旱灾歉收，向使司请求米二千石，恭敬地准据札文下达后，众说纷纷，都认为汉阳收买的米最多；本司又对此加以考察，确实都是事实，其中又有人说不想施行，恐怕造成纷扰、多生事端，只要能使百姓得到恩泽就够了。本军查得，今年旱灾歉收不同于往年，本军受旱尤其严重于其他郡县；小官既不敢申报朝廷，只日夜盼望本路各司下令赈济，忽然看到使司拨米四万石给鄂州及总领所，于是才敢援引先例陈请。如今却又下令说本军收买米最多，又说其中有人不愿施行。本军只收买到米二万石，如今赈济出售已经支出七千石，只够供应城内百姓，其他乡村还没有得到。即使本军库中所有钱也不过十万贯，铁钱折合六万贯，湖北防子全部用来买米，也只买到上述数量。一个郡这么大，有米二万石，怎么能说是最多？至于所谓其中又有人说什么，这不是小郡所能知道的；是非曲直也希望分辨清楚。如今既然说不愿施行，小郡不敢承受这种含混不明的诋毁。百姓正在饥饿，应立即发米赈济他们，既可以显示大使仁爱，小官如果有过错，就公布他的罪状而驱逐他，又可以显示大使公正。既发二千石米赈济饥民，又弹劾罢免庸劣荒谬的官吏，不让他们危害百姓，这是千里百姓最大的幸运。申报制置司，说明赈济米价过高一事。本军准据使司札子，分拨各州赈济出售的米，是拨用江陵府储存的朝廷米斛，应当收回价钱，将来买米补还。如今请查核本军市面米价，限五日内具状明确说明，并保明申报。特此申报。昨天准据使司札文，命派人搬运米五千石赈济出售，其中二千石赈济本军；已经派人前往，并具文请求只拨赈粜米一千石、赈济米一千石，同时请求确定赈粜米的价格，并就地雇用船只。如今准据使司札文说，朝廷指挥出售官米，每升只可以比市价减五七文至十文。本军查得，朝廷这样指挥，是因为市价不太贵，而官价过于便宜，所以依据这个规例。如今本军每年米价，每升只有十七八文湖防；现在客商抬高米价，已经增加到四五倍。如果只减五七文，百姓就没有钱买米，必然饿死。本军从去年六月收买客米时，每升就是四十文，只按四十文湖防出售。孙知军储积的米，经过三年已经陈腐，所以又减价为三十五文湖防。但同市价相比虽然便宜一半，同每年的价格标准相比却已经增加一倍。即使这样，仍有饥饿贫困、没有钱买米的人。如果现在还要在这个价格上再增加钱，百姓就没有钱买米，饿死是确定无疑的。小民贫困到了这种地步，即使在大丰收、太平年景，尚且有饥饿无处申诉的人；父子一起竭力劳作，才能换来一顿饱饭。凶荒年间，即使有技艺也没有地方出售。如果现在让他们以高价买米，他们的钱从哪里来，只有饿死罢了。百姓既然没有钱买米，使司运来的米也没有地方出售，州郡哪里有钱赔还？如今派人搬米、雇船、雇脚夫，已经要由州郡赔钱，何况米斛积存下来又没有地方出售；州郡平常赋入有限，饥荒年间酒税又亏折，如果州郡再增加这一项催逼，必然陷入狼狈。本军去年买到的米和储积的米都可以用来赈济出售；到今年四五月间接续到二麦成熟，如果使司把米价定得低一些，也可以宽缓地卖给百姓。如果价格又高，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有害。所有赈粜米五千石，本军不敢承受。如果使司以仁爱体恤为念，请发米下来救济、赈给百姓，使他们感戴使其得以生存的恩赐。汉阳乞请奉祠，申报省部。黄榦资质平庸，学问迂拙偏僻，本来甘愿终身务农，早已断绝了跻身士绅的希望。中年偶然承蒙授予一命之官，家贫负担又重，只能仰赖俸禄勉强维持生活。他任官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地方，只是误蒙朝廷擢升，改任官秩才满一年，便以朝廷任用之迹加以宠遇，使他佐理边郡。这个任命责任不轻，正想着竭尽努力，却耻于虚妄欺诳；忌恨嫉妒已经很深，陷阱随即接踵而来。幸蒙造化曲加劳苦，使他改任辅佐大藩。不满半年，忽然又承受郡守之职。任县试职一年便升为通判，任通判一年便试任郡守。破除了旧例，接连受到隆厚恩遇，即使粉身碎骨，也不知道怎样才能相称报答。黄榦自从出仕以来，不避艰险，用心过度劳苦，于是患上痼疾。两次承任繁剧州县，勤勉任职四年，旧病加重，形体精神日益憔悴；年岁渐老，牙齿头发也都衰退。又加上祸患侵凌，去年冬夏之间接连遭逢儿女之丧，衰年伤感，几乎无法聊以为生。两眼昏花，不能长久安睡，这些都是操劳超过限度的结果，实在难以支持。倘若不趁现在向君父吐露诚意，必然会跌倒困顿。只是想到自己官位卑微、身份低下，本不该冒昧陈述私情；实在因为到任已经超过半年，丝毫没有补益报效。若苟且消磨岁月，罪过就更加深重了。想乞求您慈爱，特赐代为奏闻，安排祠禄差遣，使我能够养病归隐山林，终了余年，实在承受了天地生成的大恩。等候指挥。六月十七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不准所请。申报朝省：已经请求祠禄；申报复核筑城之事。恭敬地承准省札，转述湖广总领所申报兴建汉阳军城墙之事。本军用总领所贴补的钱十万贯，以及本军交割的钱四万贯，先行筹办所需物料。查得本军此前斟酌众议，认为这是要害之地，不可没有城池，也曾经申报朝廷。后来听说朝廷正在兴筑沿边城墙，费用极其浩大；汉阳属于内地州郡，暂时顾不上这里，也是情理和形势所决定的，因此已经不再存有这个念头。不久因黄榦年满六十四岁，素来患有奇疾，行动往来不定，牙齿头发已经衰败，又加上气喘；自去年以来，从夏天到冬天，接连遭逢儿女之丧，感伤忧悴，实在不能聊以为生。入夏以来，疾病加重，难以支持。又因为到任已经半年多，丝毫没有报效，于是数日前专门派人持公札向朝廷申诉，请求赐予奏闻，安排宫观差遣，使我能够归老故山，终了余年。料想您慈爱，一定会怜悯准许。如今所承准许的，是朝廷指挥以及汉阳军应办理的事项；在黄榦尚未奉命离职以前，只要任职一日，就有必须修葺的义务，自然不能有所推辞。除了已经遵照禀报外，还有应当陈请的事项，小郡不敢擅自专断，将依次申报总领所及转运司，请求代为备申。

译只是黄榦的私人恳求，已经写在专人所携带的公札中，陈述得十分迫切，仍希望您慈爱，特别加以怜念，早日派遣忠实不欺、精明能干而通晓事务的人前来接替，或许可以不致误事。申报总领所：已经请求祠禄；申报复核筑城之事。承准使帖，备录省札下达的拨支官钱，交付本军筹办物料、安排筑城之事。本军此前斟酌众议，认为这是要害州郡，不可没有城池，于是将利害具文申报朝廷及各司。自半月前派去的人回来后，承蒙参政、枢密赐下书信，得知朝廷正在兴筑沿边城墙，汉阳属于内地州郡，暂时顾不上这里。黄榦年满六十四岁，素有奇疾，往来不定，牙齿头发已经衰败，又有气喘；自去年以来疾病加重，自料难以支持，而且到任已达半年，丝毫没有报效，于是专门派人向朝廷申诉，请求归还田里，使我能够在故山养病，终了余年。私下估计朝廷一定会加以怜悯准许。如今所准许的，是朝廷指挥以及汉阳军应办之事；在黄榦尚未奉命离职以前，只要任职一日，就有必须修葺的义务，自然不能推辞。除了已经委派官员前来领取外，黄榦私下认为，筑城是大工程，必须核算所需钱粮的大数，申乞朝廷下拨；等有确定的结论后，便一面收购物料，一面雇工兴筑，或许能够达到古人所说三十天建成而不误期的程度。若只是苟且简略，专求节省，刚经雨水便毁坏，又凭什么抵御敌人呢？如果先行接受命令，随后再行陈请，而数额不足，将来便无从支用，必然陷入狼狈。想乞求使司及转运司委派官属前来，重新核算所需钱物，申明朝廷，及早赐予施行，以便据此遵守。又因黄榦已经是请求祠禄的人，也乞求代为申报朝廷，选派精强而有心力的人前来接替，或许可以不致误事。第二次请求祠禄的奏状。黄榦不过是一个平庸之人，没有什么值得比较计数的才能，却误蒙擢升，授予郡守之职，深愿勉力竭尽愚钝，以图报效。实在因为牙齿头发衰老，祸患侵凌，疾病加重，精力衰耗。近来曾经尽情陈述卑微的恳求，希望退居闲散，诚意还没有得到相信，未蒙俞允。自听到命令以来，恐惧深重而感激极切，不敢立即再行烦扰。本想稍候考核期满，再次陈请。近来读邸报，兴国赵知军改任湖北提举。黄榦娶朱侍讲的女儿，赵提举娶朱侍讲的孙女，黄榦的长子又娶赵提举妻子的妹妹，对赵提举来说是连襟姻亲；彼此姻亲可以说最为亲近，早年又同出师门，情谊尤其深厚。监司按察州郡事务时，确实有妨碍和嫌疑。黄榦如果不申明，切实担心会触犯舆论。又黄榦到任已经历三年，仰仗恩庇，幸而没有败坏失误。如今虽然已经旱灾歉收，黄榦在旱灾初起时，立即从郡库买入米二万石，以备赈济平粜。前两任政绩中也有积存米二万石，汉阳人口不多，后任郡守只要拿这些米赈济平粜，稍微加以用心，也不至于有饥饿流离之患。黄榦实在不是另有规避，想乞求特赐代为奏闻，安排祠禄差遣，或许可以稍稍安守愚分，终了余年，实在承受天地生成的大恩。等候指挥。九月二十一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不准所请。申请司：请求代为申报病重，解除罢免职任。查得[缺字]忽然在十月初三日感受风寒，昏迷不省人事，两臂不能举动，难以再行办理在任职事。除了已经将职事交割给次一等官员佥判刘宣教外，想乞求代为申报朝省，特赐解除罢免。十一月十四日奉圣旨，黄榦依所请，授予宫观职衔。请求离任，申报省府。查得黄榦此前因感冒，病势危重，私下想到一郡百姓社稷所托，事情关系重大；又加上旱灾歉收，正在施行荒政，更不是衰病之人所能承担，于是立即申报各司，请求代为申报朝廷，改授祠禄，也已经将职事发文交给次一等官员暂时代理。可是本军佥判不肯交割职事，只得扶病勉强供职。近于上月二十八日拜读邸报，才知道朝廷怜悯体念，特准黄榦所请。黄榦随即把救荒等事分派给同僚，救荒钱米也都已经安排妥当，可以供应到来年五月，不敢有误；百姓也不敢侵用交割的钱米，仓库现管钱物比原交割数目有增无欠。只是守土之臣不敢自行离弃职守，至今二十多天仍未接到省札，长期荒废郡事，心中实在不安。想乞求您慈爱，查照已经下达的指挥，发札给次一等官员办理交割，容许黄榦一面起身离任归乡，寻访医药，实在感戴天地生成的大恩。第二次请求起身离任的奏状。查得黄榦此前因感冒，病势危重，深恐妨碍郡事，于是申报制司，请求代为申报朝省。某月二十一日承准省札，奉圣旨，依所请授予宫观职衔。当天便将军中牌印交割给次一等官员佥判刘宣教。不久据刘宣教回报，说本官从未接到交割郡事的指挥；黄榦所承省札，也没有明文要求交割给次一等官员，因此再三不肯接受。想乞求您慈爱，查照已经下达的指挥，迅速发札给次一等官员佥判刘宣教，办理本军郡事交割。申报朝省，请求停止筑城之事。近来承准省札，派拨大军创建修筑城墙，已经具文遵行。但所役使的军民，必须供应钱米。本军是小堡垒，毫无储蓄，向来只交割到铁钱数万贯。虽然有总领所拨给的筑城钱十万贯，但此役一旦发动，只够支拨收购物料。本军每年征收的苗米只有二千石多，官兵应领的却有七八千石，全靠随时收买。如今米价比春天已经涨到五六倍，也没有可以告籴买米的地方。一年之中得到雨水不过十几天，种子不能下土，田野没有青草。如今又蝗虫遍野，黑虫再次出现在田野，秋季作物因此全都毁尽。乡村小民都挖草根充饥，来年的生计实在无法保证。如今饥民哀号，只能全部开郡库赈济，仍不足以赈贷。所有兴筑城墙的工程，必须借助朝廷拨给钱米，才敢开工。此前申乞拨给缗钱九十万贯，那是在春天粮食充足、价格低廉时可以收买。如今若要兴工，除非朝廷拨给米四五万石，并且继续供应钱物，否则实在难以着手。想望您慈爱，特赐详细斟酌施行。《勉斋集》卷三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勉斋集》卷三十一，宋黄榦撰写的公状。汉阳军管辖范围内赈济荒年的具体条款。一、所委派的官员分任各乡如下。西倪、凤栖，请知县负责。长乐、北丰乐、锯垅三村，请司理负责。汉阳、玉山、西张平、麦山，请司法负责。沌口、山阳，委派沌口李监镇负责。南丰乐的沙港上、沙港下，委派通济、李监镇负责。崇仁、陈符、山口上、山口下、梅城、相隂，委派县尉负责。一、请所委派的官员先遍行所管辖的乡分，察看应办事项，查明各家 人口户籍的详细情况。发一份县府告示：所管乡分的保正、副保正，都听从所委派官员差遣。请逐乡绘制地图，山川道路都标明，并把各户标注在道路旁边。能够自行谋食的人用红圈，不能自行谋食、应当购买官米的人用黑圈；在能够自行谋食的人中，有粮食可以收买来准备赈济平粜的人用黄圈；在不能自行谋食的人中，连买米的钱也没有的人用白圈。分别列出各类的数目。一、每乡之中，都按彼此邻近的原则编置。保伍五家组成一小甲，设置小甲首一名；五个小甲组成一大甲，设置大甲首一名；四个大甲组成一都，设置都正一名。一乡合计共有多少都，便总共设置一名乡官。总管一乡赈济平粜的纲纪，都正掌管百家平粜米粮的事务。一、逐乡详细计算：应当购买官米的有多少家？每家每日三升，暂以八个月为标准，每月合计需要多少米？本乡之内，积蓄粮食的人家可以收买并出售多少石？其余还缺多少石？应当怎样办理收买？一、每逢买到米，便寄藏在都正家中。从九月初一日起实行。发给凭证，交付各户；每十天买米三防。一、应当赈济的，列明数目申报本军，由本军自行办理。又一组赈济条目。一、汉阳县二十个村分为四隅，每五村为一隅；每隅请现任官一人主持，使他们分别遍行村落，主管救荒事务。现任官不足时，委请寄居官员。一、每村各绘一图，要标明山水、道路、各户居住处，并各置一份户籍簿。抄录各户姓名及其家庭所从事的行业。一、每村选税户一人担任乡官。乡官所掌管的是一乡事务。五家组成一小甲，五小甲组成一大甲，四大甲组成一都；选一人担任都正，掌管百家事务。乡官、都正都选择税户中有财力的人担任。一、将各村户分为四等：能够自行谋食，而且还有余粮可以劝导其出售的，列为甲户；没有余粮可以劝导出售但能够自行谋食的，列为乙户；不能自行谋食，要凭官府发给的凭证购买官米的，列为丙户；官府虽有粮食可以出售，但本人没有钱买米的，列为丁户。一、各乡劝导收买到的米谷，列明数目报来；官司先估定乡里的价格标准，支付价钱偿还，然后把米谷寄存在卖粮人家中，责令其不得移动。再核算劝导收买到的米谷以及本乡应当买米的户数多少；有余粮便调往其他乡，不足则由官府调拨粮食补充。一、劝导出售的米，官司先用钱偿付，随即寄存在卖米人家中，使本村人前往购买。如果地方偏远，官司雇人搬运，分散寄存在乡官或都正家中，使各户能够就近购买。一、甲、乙等户，官司可以不加过问；丙户从十一月初一日开始发给凭证，至明年三月底止，每户应当购买三石，每月购买六防；购买时以每十天二防为标准，可以一次购买，也可以分三五次购买，听凭各户方便。一、丁户就是鳏夫、寡妇以及因疾病不能自给的人家。从九月初一日开始，官司先把常平米拨出，寄存在都正家中，按照户数多少，每月发米三防；凭证领取，每十天以一防为标准。一、分配确定后，所差派的官员每月巡视并监督平粜。官米存放之家若不用官府的升斗，或掺杂糠秕碎米，或者出售不足规定数额，准许各户申诉，应当酌情加以惩治。那些尽心帮助官司赈济平粜的人，应当从轻给予奖赏。一、所平粜的米，每月按防收取钱款，逐次收取，都由官司派人搬运。运输时不得劳累寄存平粜米粮的人家。申报省府，请求收买储积米粮。查得本军前任知军孙承议、王朝奉任内各自收买储积米一万石，已经申报朝省完毕。黄榦自去年十一月交割职事以后，私下看到粮价极高，也很伤害农民；而备边的紧急事务，以粮食为最重要。古人三年必有一年的储蓄，九年必有三年的储蓄，那么守土的官员任任相承，都应当把储蓄放在心上。黄榦于是紧急拨出钱二万五千贯防子，委托本军知录郑从政、司法梅从政、汉阳知县陈儒林多方收买平粜，务必达到前任所收买的数目。查得上述收米并不是另行筹划，而是沿袭前两任已经形成的规模；钱也不是另有安排，而是冬月郡计捐办的。如今所收买的米连同前任共计三万石，本来是州郡应办的事情，但恐怕日久岁深，贪官污吏擅自挪用，想乞求您慈爱，依孙承议、王朝奉的先例发札给本军遵守施行。申报省府，请求储积米八千石。查得本军管辖境内多是湖地，并非产米之地，每逢水旱，公私困乏，比其他州郡更为严重。前任孙知军开始创建小坻仓，积米一万石；继任王知军又创建广备仓，积米一万石。黄榦到任之初，认为两任的安排确实长久有益，也私下想仿效，于是收米储积，并在广备仓接连建造两座仓房。正要收买时，恰逢大旱，米价暴涨，只储积到米八千石，而且都由本军司法李昕交割收管。如今想把上述米与前两任合计二万八千石，作为储积之数。这样，本军如果要把这些米拨出赈济平粜，也应当把赈济平粜所得钱款另项储管，作为补备，日后丰收时再买米补足，不得擅自挪用，以作为永久的利益。如今黄榦已经奉到祠禄之命，只等申报复核交割指挥下达，便立即离任。所有仓库原交割的钱物有增无欠；如今收买的八千石是储积之外的剩余数目，并不妨碍郡计，想乞求发札本军照此施行。小贴子。

译黄榦查得，本军去年大旱赈济平粜百姓，每米一防，平粜湖北防子四百文。此前申乞将前两任所积二万石米拿出来平粜，已经承蒙朝廷发札批准，依黄榦所申办理。查得孙知军所收买的米已经存放三年，恐怕日久腐坏，于是先把孙知军所收买的米拿出来平粜。这些米确实陈腐，于是减作三百五十文湖防，以便利百姓。然而与当初收买的价格相比，每斗也已经增加到八十文。今后官吏平粜现存米粮，如果还没有十分陈腐，还须再增加四五十文平粜，或许可以使公私两便。想乞求详细核准黄榦所申，并赐发札施行。黄榦查得，本军去年遭逢旱灾歉收，从六月起便开始平粜官米，都是本军自行收买，在城内外以及各乡共计四万多石。已经确定平粜孙知军所收的米，截至截定日期止只卖出六千石。估计今后再拿出储积米一万石平粜，便可以接济到早稻成熟。在二万八千石储积米中拿出一万六千石平粜，价钱方面仍有一万二千石米的实物储存。由此可知储粮的好处确实便利，也乞求您加以鉴察。申报省府，请求豁免常平米。查得本军去年旱灾歉收，确实颗粒无收；平常丰收年景，也全靠安复州的米。由于制置司禁止米粮运出境外，转运司又派人到本军境内搜捕米船，经过鄂州后，本军更加困窘，只得紧急发放郡库钱，并借用总领所的防子，日夜收买，买到米约四万石，汉川县也买到一万石。自六月以后开始平粜，又把孙知军任内的米合并拿出来平粜，在城百姓可以买到五月，乡里百姓可以买到四月。平粜所得的钱又归还官府，其中极其贫困的人以及从其他地方流徙来的人，都用公库储积的钱救济，约支用了二万贯文。又依靠同僚彼此协力，一郡百姓幸而不至于流离饿死，也不敢亏欠本军交割的钱物。只是还有常平米约四千七百五十八石五斗三升八合九抄一撮，本来是准备荒年凶灾赈济之用；本军也屡次承受上司文书，命令发放常平米赈济。如今将前后用过的常平米数目及缘由列在下边。一、本军按每年惯例，从十月起发给乞丐米，一直到今年正月底，共发出一百四十五石七斗五合。这是每年奉行朝廷仁慈抚恤的政令，并不是创例支用。一、本军自去年六月安排赈济平粜，将各户分为甲、乙、丙、丁四等。甲户有税产，乙户有经营收入，都不依赖官府。丙户则发给凭证，购买官米，官米价格为当前市价的一半。丁户都是鳏寡残疾、不能自行谋食的人，于是拨发常平米救济，每家每日一升。各乡以及城内从九月开始，到三月底止，共发米一千一百五十六石九斗五升。一、本军辖境内多有湖泽芦苇林，湖泽中有鱼虾，芦苇林中有藤根，都可以充饥。平常旱灾歉收的年份，安复、光黄的百姓都聚集到这里，随即搭结茅庵，采集这些东西充食，动辄数千人。然而平常旱年，多在九、十月间才来，所以还可以采集；到了春草生长、春耕兴起时，便又回去了。今年却从二月以后，种子不能下土，四州百姓从六月以后便来采集，到九、十月间，鱼虾、藤根也已经枯竭。既然没有东西可以充饥，起初还只是卖儿子，接着卖妻子，再接着便饿死。那些勉强延续喘息的人，有的相互扶持来到这里，坐在谯门外，每天不下百余人，全都形如人而状如鬼，离死亡已经不远了。看见他们，令人皱眉酸鼻，不知不觉眼泪横流。只得选择其中尤其严重的，逐批收养，给他们钱米。从去年冬天到现在，共收养二千七百多人。到正月以后才为他们分别安排：愿意回去的，给他们路费，使他们恢复旧业；不愿意回去的，为他们搭结庐舍，使他们谋生。于是离去的和留下的各占一半。从此以后，不再发给钱米。但详细计算起来，也总共耗费米一千零一十四石九斗六升五合。以上三项共计耗费常平米二千三百一十七石六斗二升，都是经过查验确实饥饿、不能自存的人，没有虚假冒领的人。如今黄榦已经奉到授予祠禄的命令，早晚即将离任，所有正月以前支用的常平米数目，必须申报说明。申报省府，说明赈济平粜的日期和米价。查得牧守的职责，以抚养百姓为先；饥荒之年，以赈济平粜为急务。若坐视不管，百姓必然流离饿死。想要发米救济，却又没有办法由官府筹办，只有预先储蓄，或在紧急时收买，然后低价平粜，比原价稍有减损，使境内百姓安然不知旱荒的痛苦，这才算做得恰当。本军去年遭逢旱灾歉收，全靠前任孙知军、王知军各有米一万石；黄榦又在旱灾初起时，从客船收买到米约二万五千石，汉阳县各村收买到米一万五千石，汉川县知县也收买米一万多石。自六月以后便开始平粜。如今市价每米一斗平粜湖北防八百文，本军官米只平粜四百文，储积已久的又减去五十文。因此城内外以及两县各村的百姓，幸而都能安居乐业。在城内外的米可以平粜到五月底，各村百姓的米都已储存在乡下，原来约可平粜到三月底；还担心乡下两种麦子尚未成熟，百姓粮食困难，于是再延长一个月到四月底。本军所储积的米，除已发往各乡的以外，从正月底尚有二万二千石现存。城内外每月需要平粜米一千四百石，从二月到五月底共需米五千六百石。除汉川县由知县自行安排外，汉阳县各村已经把米储存在乡下，可以平粜到三月底，再延长一个月，共需米四千石。在二万二千石中拨出上述两项所需米约一万石，那么乡下百姓可以接济到两种麦子成熟，城内外百姓可以接济到早稻成熟，不至于发生流离饿死的祸患了。如今黄榦自知无才多病，请求祠禄已经获准，早晚即将离任，后任知军一定能够加意存恤，所以现在应当列明具报。申报省府，请求修筑安庆城。安庆不可以没有城池；既然如此，安庆的城池实在不可不修筑。除了已经一面用官钱收买木石、兴工修筑外，想望您慈爱，特赐代为奏闻朝廷，按照黄榦所陈述的意见下达本州照办施行，这将是千里百姓的大幸。小贴子。

译黄榦私下听说金人受到逼迫，妄自挑起边境事端。如今正值雨水季节，固然还不值得忧虑；但秋冬之间，不能保证安宁。想望您慈爱，早日赐予关注，容许黄榦与本地百姓协力创建修筑，以求巩固。几个月之间或许可以办成，也乞求您加以鉴察。黄榦还有担忧之处，不敢不申报：曾听安丰武定军的官员说，开禧丙寅年，淮地百姓为躲避寇乱，成百上千地聚成群体，沿途抢掠，直到桐城县，打算从舒城渡江。幸而制司招募他们充任忠义军，这些人才退回接受招募；否则事情的危险，哪里只是一座安庆呢？安庆五县有很多港汊可以通向大江，桐城、宿松、太湖三县都是边山，山中有许多巨木，民间又有很多积粟。假使有人占据舒城，以所积的粮食作为军粮，砍伐当地木材制作木筏，从适宜的港口出发渡江，那其中的利害关系岂是小事？假使有城池，他们便不敢把军队停驻在坚城之下。这件事关系重大，想乞求秘密办理。申报朝省：因安庆筑城，请求减少曹司所下达的和籴数额。查得本府此前承准朝省指挥，准许创建修筑城墙。从今年五月以来，每日役使六七千人，都是临时兑借其他项目储管的米粮支用。如今已安排收买米二万多石以归还。又承准江淮制置使司下达，收买米一万五千石；本府按每年惯例收买一万石，赈济平粜市中的百姓。如今又承准转运司备录奉行圣旨下达，本府收买七万石。实在因为本府今年所属各处多有缺少雨水，没有播种的地方，田地多遭旱损，百姓确实无从出产。本府除了已经承担本路转运司和籴米五万石、安排收买外，想望朝廷因为本府创建修筑城墙、兴起这一大工程，特加怜恤，下令本路转运司免除其余二万石的和籴，这将是全郡官吏百姓的大幸。申报转运司，请求减少和籴数额。本月十二日，承准转运使衙门减免本府和籴米一万石，只收买六万石，仰仗使台存恤小郡的恩意，千里士民都知道感戴。本府此前认领五万石，都是分派给各县，劝谕百姓分户出售【缺文】申报转运司，请求免除征发民夫运输粮食。【缺文】本府也不敢推辞。如今详细考察安丰军申报制司、制司又下达使司、使司又下达本府的情况，那么安丰军所申报的，原是初六、初七之间的文书，如今已经十多天，安丰军安然无事。这只是听到光州告急，因而如此张皇，想乞求使司加以体恤。本府百姓已经困于差役，且请下令庐州，直接自行征发民夫逐批搬运，这将是全郡百姓的大幸。黄榦恭敬地承受使帖下达催促征夫运粮，已经曾具文申报，只因刚到任事务繁忙，未及亲自发布禀札。如今又蒙批示，实在使人恐惧惶悚。并且前次所申也有未尽的利害关系，现今征发一个民夫，按例向税户科派；税户不能自行前往，按例雇用乡民。乡民乘税户急需之际，索取数十千钱，已经加重百姓的痛苦。官司又给每个民夫每日米二升半、官防一百文。若征发合肥、安丰的人，往返只有四百里；若征发安庆的人，往返却有一千二百里。这种劳逸已经相差两倍。官司派人一往一返，按十五天计算，需要米三斗七升五合，又需一贯五百官防，可以买米六斗四升，合计共需米一石一升五合。官司耗费一石一升五合，却只能运送七斗米，公私双方都会受到损害。还望台府慈爱，查照黄榦所申。如今安丰既然安定，那么征发六安一县的民夫，也没有什么妨害。倘蒙怜悯体念，将是全郡百姓的大幸。此前承准使帖，征发怀宁、桐城两县民夫，把庐州米一万石运到安丰军，已经将利害及缘由具文申报使台。如今又承准使帖，再征发太湖、宿松、望江三县民夫，把庐州米一万五千石运到安丰军，确实严重扰累百姓，事情关系利害，想乞求依照此前所申，差遣庐州、安丰的民夫自行逐批搬运，路程较短，不至于使民力过度困乏。与征发本府民夫相比，路程相差三倍，事情完全不同。又本府一向没有城墙，如今正在烧砖、凿石、收买竹木，不能不惊扰百姓；边事又不安宁，不敢请求派大军兴筑。形势上又只能劝谕百姓，雇募人力服役。已经将筑城缘由申报使司，此外还乞求依照所申，本府兴起大工程、动员众人的一切差科，特予蠲免，这将是全郡百姓的大幸。此前承准使帖，征发本府五县民夫，把庐州米二万五千石运到安丰军。本府实在因为百姓贫困、道路遥远，申乞免除差役。承蒙使司特予减免一万石，只运一万五千石。全郡百姓感激流泪，自然应当立即分派征发。实在因为本府一向没有城墙，如今正在兴筑，计算所需，除了烧砖、凿石外，还要役使三百万工。如今边事不宁，不敢申报朝廷请求派大军，只能劝谕百姓雇募服役。如今若又让他们运输外州粮食，百姓便不能安宁，城池也不能修筑了【缺文】申报制司办理安庆府催促包砌城墙的事务。一、包砌城墙，全靠砖和灰。安庆府寺观最多，田地山林大半都属于寺观。僧道常住所得优厚，也都愿意出力替官府办事，于是委托僧道分头烧制青砖，支给柴料、人工、饭食的钱米，和私人家所用的价格相同。但僧道若不用心安排，便不能完成；如今已经约定烧砖三百多万片。私下担心其中有人鼓动众人不肯尽心，或者苟且简略、质量粗劣，应当由本府勒令罢免住持。对其中最用心勤勉的人，应当由本府升任上刹，或许可以使各方都知道劝勉和戒惧，早日办成。一、从前商议包砌城墙，自上到下各处都用厚二寸的砖，除了女墙以外，城高二丈。自下而上约用砖百层，每层向内收进八分；自下而上共收进八尺，四层砖又都横直交错，叫作“丁搭”。意思是横一块、直一块，形状像“丁”字，多用石灰浇灌。干燥以后便连成一片，牢固不可破坏。如今恐怕有人倡导苟且简略的说法，减少砖数，使石灰稀少，以求迅速完工，却不考虑长远。应当请同僚和士友都依照原来的包砌方法，以求无穷的利益。

译一、兴筑包砌城墙，全靠池州壕寨官尹椿以及李都统申之推荐的壕寨官王先二人的力量，而尹椿尤其精巧，为各军壕寨所推重佩服。他们经历寒暑，劳苦极其深重；本府虽然增加犒赏，终究不足以酬答他们的辛劳。等包砌城墙完工后，想由本府申乞发札给本军，为他们升迁授予差遣。本府也应当多支出犒赏酒食，以激励他们。一、本府此前委托外县四县烧砖，约需一百多万块。由于水路遥远，没有力量承载。平常各州筑城，按例征调军船装载砖块，甚至有往返一千多里的。如今四县中水路最远的不过二三百里。此前申报使司，请求调池江两军的军船各两只，分别装载四县的砖。江州却以没有船为借口，池州虽然调到船，也只能装运一次，却又拖延日月，百般索取。装砖的费用与烧砖相当，又有桀骜不驯的表现，难以役使。如今想乞求发札给池州，专门差遣两名军官统领押运四县城砖。除本军每月已有俸禄外，本府照例酌量给予犒赏，不许过度索取；仍不许拖延岁月，如果再像从前那样，请准许本府申报举劾惩治施行。以上事项如前所申述，想乞求制置使司发札给本府，依照所述施行，不要造成违背怠慢，恭敬地乞求鉴察。申报省府，请求祠禄。查得黄榦此前任安庆府知府时，承准省札，差充江淮制置司参议官兼管安庆府，辞免未获准许，已经接受任命。后来又承准省札，仍任江淮制置司参议官兼知和州。黄榦因为年老多病，如果让他再换一郡，事务重新安排，劳费和心力加倍，已经具状申诉请求免除。不久承准省札，仍未蒙俞允，所有省札不敢接受，已经寄留在制置司库中。适逢制司巡历淮边，命令随行到维扬，边事正紧急，不敢申诉请求。如今敌骑已经退去，黄榦并非因为畏难，实在是因为年满六十七岁，一生艰苦，年老以后更加衰弱。不仅郡守之任已经难以再行办理，所有参议职事也确实没有什么补益。黄榦只是小官，不敢屡次烦扰朝省，想乞求体察我的衰老，代为申报朝廷，特赐奏闻，改授祠禄，归居田里，以终余生，不至于耽误差遣，特此申报。辞免仍任安庆府知府，申报省府。查得黄榦本月十九日承准江淮制置使司牒文，备录尚书省札：四月十三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黄榦仍旧任安庆府知府。黄榦此前于二月间承准省札，已经把安庆府职事交给通判董朝奉。至于和州职事，实在因为年老多病，若再调换一郡，事务重新开始，安排的劳费加倍；两次请求祠禄，本以为一定会得到俞允。如今承受上述指挥，足见朝廷恩遇之意。一个小小的臣子还能说什么呢？私下想到辞受进退，是立身的大节；如果有所不合，不但自己心中不安，而且必然招来非议。古代做官的人，辞去尊贵而处于卑下，辞去富裕而处于贫困；进用一定合乎礼，退处一定合乎义。黄榦此前蒙准改知和州，已经辞免；如今又再次知安庆，便是辞去卑下而居于尊贵，辞去贫困而居于富裕。自从离开安庆已经超过两个月，迎新送旧，事情已经确定，官吏百姓也都已经离心，如今却驱使我离去后又回来，进退之间完全没有礼义。怀着求利之心侍奉上级，委屈自己而使别人得直，大节已经亏损，清议实在可怕。黄榦虽然感念朝廷恩遇，至于铭刻肌骨，但也不忍在将近死去的年纪自行毁坏名节，将来无从在地下见师友。想望朝廷查考黄榦两次请求祠禄的奏状，特赐代为奏闻，改授祠禄，或许可以保全晚节，终了余生，实在承受天地生成的大恩。黄榦既然承受朝廷命令，不敢安坐不动；又因痼疾发作，不能支持，除了已经一面起程前往江池之间求医外，听候指挥。五月六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不准所请。再次辞免仍任并兼知安庆府，申报省府。核对黄榦昨日奉准省劄，改授知和州，命令把安庆府的职事交给次等官员，前往制司禀议。到金陵已经两个月，制司参议的职务并非我的长处，而且原本只是遥领外郡，不敢贸然前去任职。和州又因年老多病，如果再改任一郡，事务重新开始，处理起来更加费力，所以不敢赴任。安庆府则已经属于被罢免之人；既然辞去和州，如果再去安庆，便是辞去卑职而接受尊职、辞去贫处而居于富地，更加不可以再去。这三处都不是我可以安身的地方，只好控告朝廷，竭力上奏请求改授祠禄，料想一定会得到批准。如今奉准省劄，命我仍旧知安庆府。我私下想到，黄榦禀赋耿介孤僻，处境孤危，平居无事也容易遭受毁谤议论；如果不是朝廷曲意加以保全，凭什么能够自我免祸？如今既已辞去和州，又去安庆，人们一定会说：“安庆是藩府，所以他故意不肯舍弃。”又会说：“包砌城墙，可以希望获得功劳赏赐。”正式命令还没有颁下，人们已经议论纷纷。我一生谨守廉节，不敢妄想谋求荣贵。今年将近七十岁，却要自己陷入寡廉鲜耻的境地。朝廷爱护、保全人才，也应当不忍心使我到这种地步。我私下料想，朝廷议论一定是把包砌城墙的事放在心上。黄榦在尚未离开安庆以前，已经作了安排：烧制砖四百多万块，城门已经砌好，城壕已经挖开，守城器具也已同时置办制造。同僚已经分别负责办理，又选请寄居当地、忠实可靠的士人十二人，每人分管一百二十丈，早晨到、晚上回去，像办理自己的私事一样，不过今年秋天就应当可以完工。朝廷所给的钱米足够支用，不必另作经营。如果再交给有权势的官员办理，也可以不劳费力便完成。何况潜皖的形势优越，是两淮的上等郡，又是游宦名流都想得到的地方，实在不必让一个衰老多病、无力办事的人，已经离任了又再去，像苍蝇营营、狗苟且偷那样，被赶走又回来，既无助于功业，反而徒然招来讥讽。况且黄榦一生艰苦，年老以后尤其衰弱。开禧丙寅年往来于战事之间，因此得了奇怪的疾病。如今如果思虑稍微过度，痼疾又会发作，身体支离衰弱，不能承受任官。所以我斗胆不避斧钺之诛，向造化恳切陈情，请求特为我敷奏，改授祠禄，使我得以归老山林，实在承受了天地生成养育的恩赐。第三次辞去仍旧知安庆府之职，申报尚书省。

译核对黄榦昨日奉准省劄，再次知安庆府。黄榦不避诛责，请求改授祠禄；但因为君命严肃，不敢退居乡里。恰逢痼疾发作，先到江州就医。本月十八日，据安庆府派人送到省劄一道，才知道我这个蝼蚁般的小臣，言辞笨拙，还不足以感动圣听。我私下考虑，朝廷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安庆是我过去治理过的地方，可以没有嫌疑；又因为城墙工程包砌还没有完成，所以想让我恢复旧任。这足以仰见朝廷恩德深厚、怜悯百姓的心意。然而安庆是藩府，历阳是列郡，人人都知道；黄榦年老而且有病，既然不能担任历阳这种重要艰难的职务，如今再授安庆而接受它，便是辞小职而接受大职，哪里还有廉耻之风？我平生性情耿介，与世俗少有合拍，动辄遭人嫉恨，如今却要自己陷入无廉耻的境地，怎么能逃过当世清议？砌城一事，已经计算设置烧砖，约可得到四百万片。安庆人因惩戒往年张防之变，乐于得到城墙以自我固守；寄居当地的士人朋友中，忠实可靠的，如太学生陈榕等，有十多人，都愿意各自分配料数，提督监督，早晨到晚上回去，像办理私事一样。代理郡事的通判董永之公正廉洁、谨慎畏惧，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怀宁知县赵善部也能勤勉敏捷，专心承担责任；自教授以下，没有不竭力主持这件事的，胥吏也无从施展奸诈，工役无从逃避劳役，不过今年冬天便可见到工程次第完成，实在不必烦劳朝廷忧虑。上面设置礼义廉耻来约束臣下，臣下也会用礼义廉耻来侍奉君上，贾谊所说圣人有“金城”的道理就是这个。如今却使黄榦陷入辞小职而受大职、寡廉鲜耻的过失，那么城墙即使不低，城壕即使不浅，又怎么能要求人们像金城那样坚固地拼死守卫呢？这不仅是自己欺负自己立身的节操，也是在逃避再三渎扰君命的罪责。况且黄榦在开禧年间战事兴起时，往来五关，备尝险阻，因此得了痼疾；如今正在发作，医治还没有痊愈，加上痰喘不能支撑。我希望仰仗您的慈爱，特为我敷奏，赐给祠廪，放归田里，实在承受天地隆厚的恩赐。所有省劄现寄留在江州军资库。辞免奉诏赴行在奏事的指挥，申报尚书省。核对六月十六日江州发到的省劄一道：六月八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命黄榦赴行在奏事。黄榦这个蝼蚁般的小臣，先前蒙受圣恩，改授和州，原已因衰老多病辞谢。后来又奉指挥，再次知安庆府，我又以有嫌疑为由控告请求免除。衡量我违抗命令的行为，本应立即严加诛责；但天地宽容，没有加罪于我，反而又承蒙召用，使我前往朝廷。回顾自己是什么人，竟蒙朝廷如此曲意关注？恭敬地听到恩命，感激至极而流泪。我平素没有在朝廷任职的经历，突然面对圣明，这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本应恭敬地想到‘不等车驾便疾行’的道理，赶快前往，哪里还应该继续陈请？然而作为人臣的道义，不敢隐瞒内情，实在有不得不屡次冒犯陈述的地方。黄榦疏懒平庸、拙直无能，确实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朝廷误听误信，提拔进用我，难道不是因为我历任州县，大略知道世间事务，或许能够竭尽愚见，对圣明教化稍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吗？我被贫困驱迫，出外任职，不过是守律奉法、谨守常规，原本没有奇特功绩，哪里足以向上辅助日月般的圣明？而且天性耿介，与世多相抵牾，常怀忧惧，只想退隐藏身。如今又迫近衰老之年，身体患有痼疾，形神衰惫，才智思虑荒疏衰退，倘若再不自量，冒昧前往，不仅学术才干空疏，无法称当圣明的照察；应该退却却反而进取，也有违名教，只会招来众人议论，恐怕辜负朝廷平日保全我的心意。希望仰仗您的慈爱，特赐为我敷奏，收回已经颁下的命令，改授祠禄，使我得以退居安守自己的本分，实在承受天地始终生成养育的恩赐。谨此申报，恭候指挥。七月十二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不准。辞去知潮州之职，申报尚书省。核对黄榦九月十一日奉准省劄二道：三省共同奉行圣旨，林士衡授广东提刑，吴季员授广东提举，赵汝仿授提举广南市舶，黄榦差遣知潮州，填补现有空缺；任期届满前来奏事；命所在州军拨给兵级三十人，迅速起发送往任所，兵级由各州轮换，遇到接替人员到达之日即停止，并把已经起发及到任的年月日申报尚书省。黄榦官职卑微、身份低下，本不应辞免，只因有衷情，必须控告陈述。私下想到，黄榦只是碌碌常才，没有超过他人的才能，朝廷误听，破格超越常规地提拔我，都是意料之外。我奉祠归来，养病以待终老；潮州是佳郡，而且又便利于家乡，仰承朝廷简拔任用的深意。黄榦从前因为奔走州县，不避劳苦，终于得了喘（原文此字疑有OCR缺误）之疾，年久日深；从春夏以来，腰腹之间忽然增添痞结，坐卧的时间常多于行走站立，饮食每每少于服药，扶持拖拽着上路，必定会跌倒。又听说潮阳缺少守臣已经很久，拖延时日，深恐耽误政事。希望朝廷察知我的诚实，特为我敷奏，赶快另选贤能的守臣以惠及一方，使黄榦补足祠禄，安闲度过余年，实在出于君父生成养育的恩赐。所有省劄我不敢接受，除已经寄留在福州军资库以外，恭候指挥。十月七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不准，仍依照已经下达的指挥，迅速起发送往任所。再次辞去知潮州之职，申报尚书省。核对黄榦九月十一日奉准省劄，差遣知潮州。黄榦曾经以年老多病申乞，敷奏后暂缓免除恩命。十月二十一日又奉准省劄，奉圣旨不准，仍依照已经下达的指挥，迅速起发送往任所。黄榦这个蝼蚁般的小臣，本不应再三申诉冒犯隆重的恩典，正应承受命令、迅速前往。实在因为疾病沉重积久，难以支撑应付。先前刚听到任命时，惊恐昏乱，陈述笨拙，以致诚意没有被了解，反而又降下催促起行的圣旨。请念及黄榦的喘（原文此字疑有OCR缺误）疾旧病已经八九年，气息日渐衰弱，病势更加严重。今年夏天又在腰腹之间结成瘕块，上下攻痛，痛苦难以忍受；行动和起居，常常必须扶持倚靠，呻吟困顿；饮食减少，肌肉消瘦，自己恐怕大限将至，哪里还能再奔走道路？如果再让郡务牵累心神，立刻就会跌倒，上则辜负圣恩，下则招来官场毁谤。希望朝廷察知我这一片曲折苦衷的请求，赦免我违抗命令的罪责，特为敷奏，追还并停止已经颁下的任命。如果圣上更加怜悯贫病，再赐一次陶铸宫庙的差遣，使我得以保全余生，实在承受天地生成养育的恩施。所有省劄现寄留在福州军资库，恭候指挥。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依照所请，差遣主管亳州明道宫，任便居住。新近授任知安庆府，申报尚书省请求辞免。

译核对黄榦奉准省劄：十二月十六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差遣黄榦知安庆府，填补现有空缺；命所差州军拨给兵级三十人，供应津发，限五日内出发赴任，任期届满前来奏事。兵级由各州轮换，遇到接替人员到达之日即停止，并把已经离开、起发及到任的年月日申报尚书省，发付省劄。黄榦看到这道圣旨，想到自己这个蝼蚁般的小臣，本应听到命令便迅速前往，以报答圣上的眷顾，不应敢于违背近期制度而又提出辞谢，实在因为我极其鄙陋愚钝，没有什么可以与人相比，身逢圣明时代，误被任用。我任县令一年便升为通判，任通判一年便授予郡守，越出旧有常规，实在过于破格；而我禀性狭隘耿介，福分才力浅薄，拙于奉承，动辄多有龃龉，只知道悔过自责，甘愿沉沦。只要能够逃脱罪责，已经是大幸；如今恩宠降临，实在难以承受。众人的交相非议并非虚妄，我孤立的行迹也难免受到责难；如果不向君父控诉陈情，必然会自取谴责。况且安庆作为郡，实在是如今的重要地方，把它交给我这个平庸错误、衰老困顿的人，要求我取得保障藩镇、宣扬政教的成效，恐怕会辜负委托，反而加倍耗费天地生成的恩德。希望朝廷特为敷奏，追还并停止成命，容许黄榦仍旧享有祠禄，以求安守自己的本分。所有省劄我不敢接受，除已经寄留在福州军资库以外，谨此申报尚书省，恭候指挥。正月二十二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不准。《勉斋集》卷三十一。钦定《四库全书》。《勉斋集》卷三十二，宋黄榦撰，判语。危教授论述熊祥停藏盗贼一案。危教授家被盗，论告盗贼的有数人。后来据尉司解送到案，陈九自己供认做了盗贼，确实如此；又供认是熊祥教唆他做盗贼。饶细乙、舒九两人也供认，熊祥平时确实是窝藏盗贼，曾多次派人做盗。经审问时，供词与尉司所报没有不同。又各人都说尉司从未拷打他们，危教授也从未指使他们供述。等到追捕熊祥到案，再叫人来对质，供词却都与先前完全相反，并说是弓手黄友、徐亮在龙舟院捆打他们，又说是危官人亲自拷问。本县查得：陈九是盗贼，饶细乙、舒九供认熊祥窝藏盗贼。如果不是受到刑讯或收受钱财，怎么肯到官府自行供认？后来叫医生验看陈九被打伤的地方，果然是曾被椎子打伤踝骨，并夹伤手指。这分明是窝藏他人做盗贼，与亲自执持他人做盗相比，利害关系很大。陈九受伤患病，暂且押在本保，交给家人看管。饶细乙、舒九本来没有犯罪，只因前后供词不同，三人一并押在本保，交给家人看管。熊祥虽然还不知道是否窝藏盗贼，但他的前后供词确实不一致，必定是乡里的豪横之人；徐亮、黄友擅自把陈九等人殴打，又私自扣留他们以便对质。追令龙舟院僧人出来供对，并发牒催促追捕尚未捕获的人。释放陈百乙。昨天据危教授陈述被盗始末，本县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发牒给官府，彻底追捕盗贼。尚未捕获期间，恰好本县外出捕蝗，亲自到危教授家，看见他所说的被盗踪迹，因而想到乡人熊祥平日豪横，又与危教授互相争夺山地，便猜想盗贼是熊祥教唆指使的。本县又严厉命令尉司彻底追捕。后来据危教授指名陈述三人，陈九等人自行到官府申辩，本县于是把三人押交尉司，追捕真正的盗贼。本县对于寄居之人厚待、对于盗贼严惩，可以说已经做到极点。不久据尉司解送到案的三人，详细申报供词；按照通常审问，三人都一一供认，毫无隐瞒。问他们尉司是否曾用刑，他们说没有；问危教授是否曾指使，他们又说没有。陈九亲自做过盗贼，饶细乙、舒九没有做盗贼，却说熊祥窝藏盗贼。既没有刑讯，又没有指使，为什么要这样详细地供认？因此不能没有疑问。再次押交尉司审实，不久熊祥出官陈述，于是到尉司取出原先押下的三人来对质。尉司本应立即申报解送，却反而扣留所押之人，回报县里，请求把熊祥押到尉司继续追究。尉司作为捕盗官而负责审讯，本来属于县里的事务，哪里有反过来把供词之人押到尉司的道理？这又是使人不能不起疑的地方。等本县再次传唤尉司承办人员，追问并命其监督解送所押的三人，才开始解送到县。三人到县后，供词全都与前一天不同；又看见陈九瘦弱得像将要死去，命医生验看，发现十根手指都被夹伤，脚踝也被椎子打伤。问三人前一天为什么供认，他们说危四官人以及弓手徐亮、黄友捆绑并用刑，痛苦不堪，只好自行诬服，并非本来实情。看陈九身上的伤痕，在刑讯之下，又有什么供词得不到呢？这又是使人不能不起疑的地方。又据熊祥供认，危教授因为强行夺取他的山地未能成功，于是想把窝藏盗贼的罪名加在他身上。这个地方的人把产业与人正式交易，后来一旦起意诬赖，便把已经交出的产业说成抵当，而不是正式交易。既已立契交割、收钱、管理产业，经过了几年，怎么能无缘无故说成抵当？陈如圭先把山卖给熊祥，如今又卖给危教授，却到县里陈说是抵当。由此看来，危教授确实与熊祥有争夺山地的嫌隙。没有争执却告发别人窝藏盗贼，还可以勉强说得过去；有了争执却用窝藏盗贼的罪名加害他人，这就更加使人不能不起疑。危教授用来告发熊祥的凭据，只有三个人可以作证。如今三人都已经改变了先前的说法，官府凭什么认定熊祥果真窝藏盗贼？危教授还一定要到各个官司奔走，想把熊祥关进监狱，使他受到重重困辱。设置官府、任用官吏，也只能依据事实、按法律公平判断曲直；哪里敢把罪状尚未明确的人关进监狱，以满足寄居之人的意愿？大体说来，这里的风俗是，凡居住乡里的人，必须夹杂使用霸道来压倒乡邻，才可以自立；即使士大夫，也免不了被这种习俗改变。但县府本来就难以帮助别人施行霸道。熊祥是否窝藏盗贼尚未查明，暂押在本保，交家人看管，并发牒给尉司追捕真正盗贼。至于陈九、饶细乙两人到案之日，传唤黄友、徐亮，竟敢把陈九殴打，各先责打杖六十，释放，并准备申报提举使司及使州。已经具文申报以后，因陈寿哩递状，经县陈述说：陈九因为被危教授家的人打伤而死亡，请求检验追究。又具公劄申报以后，熊谦、熊渐共同递状申辩，说兄长熊祥被危教授捏造事实诬陷。后来判词说：熊祥的事情，三尺童子都知道他是冤枉的；即使真是他教唆，也是在危教授诬告窝藏、使他受到冤屈不平之后才发生的，何况又未必不是狱吏锻炼出来的供词。他奔走于宪台，也只是求得脱免罢了，情形也很可怜。何况这两人是他的弟侄，罪责不应牵连他们。恩赦以后，使府难道不应宽宥吗？只是吏人阻塞压制，未必肯为之检举。如今既然有了诉状，我身为县令，不敢坐视不理，详细申报使州，请求按照赦令释放他们。又据艾胜递状申辩，田圭、熊祥被危教授指使尉司弓手包围房屋、拘捕追究。如今大禾已经成熟，请求派人监督收割。奉判，派范庆、王亨与本保一同监督收割，仍另备词状和公状再次申报使州。曾知府论告黄国材窝藏盗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