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勉斋集》卷三十二宋黄榦撰判语
转运司送下黄景信，论曾知府诬执其父黄国材停盗事，委本县下州院监勘。寻引追上黄国材，囚系而神形鬼状，去死无几。又有黄四、李石五两之赃在州院，身死遂亟申州取下本县医治，遂未见眞，并称所供皆出吏手，全无实情。拖照案据，又覆叅考，乃有大可疑者。罪人入狱，事虽至微，必待推抵而后乃首服，岂有数人入狱，歴歴吐实，如出一口，畧无异辞？一可疑也。数人爲盗，银官告直数百千，阿曾曾指踪向道，乃独得一中衣，二可疑也。黄国材果停盗，则必庇其所停之人，今乃自停而自捕之，三可疑也。乐安县狱既能使数人歴叙其爲盗之迹，而系缧数月，卒不得其的实，铢两之赃，四可疑也。阿曾自首者也，郡追阿曾而与之对，乃逃匿不肻自出者几两月，敢于自首而不敢于供对，五可疑也。阿曾以九月初四日出官，未尝言黄国材停盗，黄四之徒十七日至尉司，始供留赃以供其主人，曾知府干人乃以十八日经州诉黄国材停盗，度其离乐安之日乃十四五间也。阿曾之所不言，黄四之徒之所未言，曾知府干人何所见而执黄国材以爲停盗？六可疑也。听狱而有以尽其情，虽置之死地而无憾，今其可疑者如此，又岂可坚执之爲盗耶？加之平人犹且不可，况其继母之女之夫耶？以直爲曲，以无爲有，棰楚之下，何求不得。今观黄景信初疑曾知府之以书请嘱也，与吕桧数人互争，以至县庭，事之至微者也。吕桧之词则曰：「黄四十男爲见李元励未败，乘势统带五十余人，直入县郭，各执器仗，分屯驻劄，作乱谋反，公吏百姓不敢行往。」其敢于诬人，乃至于此。白昼市廛之中尚敢加人以不轨，则昏夜无人之地欲诬执人以爲盗，尚何惮而不爲耶？如后之所告者爲非，则前之所吿者可知矣。以事迹考之，黄国材之在乡曲，决非善良，此数人者，亦皆破落之徒。曾知府之家，亦委是被盗。顾其所失者不多，乃张大数目以▯惑观听。又买求阿曾以证实其事，然后坚执数人加之以爲盗之罪。卒之的实之赃，既不可得，阿曾逃匿不敢出。官则适以自见其爲虚妄也。况此数人者，使真知曾知府所诉，亦不过窃盗耳。其事亦巳该赦宥。今黄四、李石赃证未明，死于囹圄。黄国材、龙二十之徒繋缧者半年，幸而得脱，死生未可知，而生计已荡然。是亦足以快曾将仕诬告之志矣。张官置吏，亦岂敢曲狥寄居之意，而卒置数人于死耶？合将各人并押下乐安县，着家知管帖县根索真赃，方得着实。六名并召保申转运使司取指挥，仍备申诸司及使州。五月初一日，准转运司判下，黄景信状防曾某诬告停盗事，令本县监勘。本县引上见禁人及拖照案牍，见得显是诬告分明。黄国材与曾知府系是亲戚，平时往来，不应一旦如此诬执。此是曾知府在乡平时倚恃豪横，多有不法事件，每爲黄国材所持，以致积怨，不知自反，乃因小小被盗，遂买诱妇人阿曾诬执黄国材地客数辈，而因以并及其主人。把持乐安县狱，必欲鍜錬置之死地。本县既承上司指挥监勘，见其委是无理，然以其系是寄居之家，不欲痛言其无状，且爲无辜之人畧行开拆，已于五月初一日辰时具申转运司及诸司讫。今来曾知府父子虑本县从公勘断，无以遂其诬告之志矣，乃占先复经转运司妄称黄国材之男黄景信时复前来本县谒见，先以私意相干，其敢于蔑视上司，肆行诬罔如此。以监司委送尚敢如此把持，则其在乡曲尚何忌惮？今观其前后状词，一则曰「近上寄居」，二则曰「近上寄居」，此在他人言之则可，岂有父母之邦輙自呼爲「上寄居」以陵驾父兄族党乎？黄国材之妻曾知府继母艾氏，前夫之女也，在礼继母如母，父母之所爱亦爱之。艾氏虽再嫁曾知府之父，岂不爱其前夫之女乎？况黄国材与曾知府认爲亲戚，情义不薄，今乃一旦诬以停盗而欲置之死地，则不复有念其继母之心矣。今观其豚犬不肖之子画爲宗枝图，曾知府之父有九子，乃别而言曰「四位董夫人所生，五位艾氏所生」，葢知府欲别其非艾氏所生也。如此则真有不母其继母之心矣。又曰「继母艾氏先嫁编氓胡家而生阿胡，嫁黄国材爲妻」。「编氓」云者，以其不得齿于士大夫之族，贱之之辞也。娶所以配身也，曾知府自以其父娶编氓之妻，则亦自贱其父矣。夫爲人子而不母其母，不父其父，士大夫所爲，恐不如是。
译转运司送下黄景信的诉状，控告曾知府诬陷并拘捕他的父亲黄国材，指称其窝藏盗贼，交本县送到州院监视审勘。不久提讯黄国材到案，他被囚禁后精神形状如鬼，离死已经不远。又有黄四、李石五两人的赃物在州院；他们死亡后，州院急忙申报州府，取回本县医治，才发现并非真实，并且都说供词出自狱吏之手，完全没有实情。调取案卷核对，又反复参考考察，便发现有许多重大疑点。罪人入狱，事情即使极小，也必定要等到推究追问后才承认罪行，哪里有数人入狱后，能一五一十地吐露实情，像出自同一张口，几乎没有不同说法的？这是第一可疑之处。数人做盗，银两和官府告发的价值有数百千，阿曾曾经指出盗贼踪迹和去向，却只得到一件中衣，这是第二可疑之处。黄国材如果果真窝藏盗贼，就必定会庇护他所窝藏的人；如今却反过来自己窝藏、自己捕捉，这是第三可疑之处。乐安县的狱案既然能够让数人详细叙述他们做盗的经过，又把他们关押数月，最终却不能得到确实证据，连极少的赃物也没有，这是第四可疑之处。阿曾是自首的人，郡里追捕阿曾与他对质，他却逃藏起来，几个月不肯自行出来；敢于自首，却不敢对质，这是第五可疑之处。阿曾在九月初四日出官，从未说黄国材窝藏盗贼；黄四等人在十七日到尉司，才开始供认留下赃物以供给他们的主人；曾知府的差人却在十八日经过州府控告黄国材窝藏盗贼，推算他离开乐安的日期应在十四、十五日之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月〕 阿曾没有说的事情，黄四等人没有说的事情，曾知府的差人凭什么看见并拘捕黄国材，认定他窝藏盗贼？这是第六可疑之处。审理案件如果能够穷尽实情，即使把人置于死地也没有遗憾；如今疑点如此之多，怎么还可以固执地把他们认定为盗贼？何况连平民尚且不应如此，更何况他们是黄国材继母的女婿呢？把正当说成错误，把没有说成有，在刑讯之下，还有什么供词得不到？如今看黄景信最初怀疑曾知府曾经写信请托；后来他与吕桧等数人互相争执，直到县庭，这不过是极小的事情。吕桧的供词却说：“黄四十的男子因为看到李元励尚未失败，便乘势率领五十多人，径直进入县城，各人手持器械，分别驻扎，作乱谋反，官吏百姓都不敢来往。”他敢于诬陷别人，竟达到这种地步。白天在市集之中尚且敢把叛逆不轨的罪名加给别人，那么黑夜无人之处，想诬陷拘捕别人说成盗贼，还有什么顾忌而不敢做呢？如果后来所告的事情是假的，那么先前所告的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按照事情踪迹考察，黄国材在乡里，肯定不是善良之人，这几个人也都是破落之徒。曾知府家确实被盗。只是他家损失不多，于是故意夸大数目来迷惑人们的耳目。又收买请求阿曾来证明事情属实，然后固执地把数人加以盗贼之罪。最终确实的赃物既然找不到，阿曾又逃藏不敢出来，官府反而正好因此显露出事情是虚妄的。何况这几个人即使真知道曾知府所控告的事情，也不过是盗窃罢了；他们的事情本来已经应当得到赦免宽宥。如今黄四、李石的赃证尚未查明，却死在监狱里；黄国材、龙二十等人被拘押半年，幸而脱身，但死活尚不可知，生计已经荡然无存。这也足以满足曾将仕诬告的意图了。设置官府、任用官吏，难道也敢曲意顺从寄居之人的意愿，最终把数人置于死地吗？应当把各人一并押到乐安县，交给家人看管，发帖命县里搜根究底寻找真正赃物，才能取得实证。六人都召集保人，申报转运使司听候指挥，并另行申报诸司及使州。五月初一日，奉准转运司判下的文书，黄景信申诉曾某诬告窝藏盗贼，命本县监视审勘。本县提讯现押之人，调取案卷核对，发现这显然是诬告。黄国材与曾知府是亲戚，平日来往，不应突然这样诬陷拘捕。事情是曾知府在乡里平时倚仗豪横，做了许多不法之事，常常被黄国材据理揭持，以致积下怨恨；他不知反省，反而因为一件小小的被盗案，收买诱使妇人阿曾诬陷并拘捕黄国材的几个家客，进而连累他们的主人。他把持乐安县狱，必定要用刑讯逼供把他们置于死地。本县既奉上司指挥负责审勘，看出确实没有道理；但因为这是寄居之家，不愿痛斥其无状，姑且替无辜之人略作剖析，已经在五月初一日辰时具文申报转运司及诸司。如今曾知府父子担心本县依公审断，使他们诬告的意图无法实现，于是抢先再次经由转运司，妄称黄国材的儿子黄景信时常来本县拜见，先以私意干涉；他们敢于蔑视上司、肆意诬罔，竟到了如此地步。对于监司委送的案件尚且敢这样把持，那么他们在乡里还有什么顾忌呢？如今看他们前后状词，一处说“近上寄居”，另一处也说“近上寄居”。这句话说给别人听还可以，哪里有父母之邦却自己称作“上寄居”，用来压凌父兄族党之人的道理？黄国材的妻子是曾知府的继母艾氏，是前夫的女儿。按照礼制，继母如同生母，父母所爱的人自己也应当爱护。艾氏虽然再嫁曾知府的父亲，难道会不爱前夫的女儿吗？何况黄国材与曾知府相认作亲戚，情义并不浅薄；如今却突然诬陷他窝藏盗贼，想把他置于死地，便是完全不再顾念继母之心了。如今看这个不肖的豚犬之子画出的宗枝图，曾知府的父亲有九个儿子，却另行说：“四位是董夫人所生，五位是艾氏所生。”大概是知府想区别说明自己不是艾氏所生。这样看来，他确实有不把继母当母亲的心。又说：“继母艾氏先嫁给编氓胡家，生了阿胡，后来嫁给黄国材做妻子。”所谓“编氓”，是说她不能列入士大夫家族，是轻贱她的话。娶妻本来是用来配合自身的，曾知府既然说父亲娶了编氓之妻，也就是自己贬低自己的父亲。做人儿子却不把母亲当母亲、不把父亲当父亲，士大夫所作所为，恐怕不应如此。
使古之君子断。斯狱也，将以停盗者爲重乎？抑以不孝于父母者爲重乎？况如本职前状申述，则数人者决非爲盗，而黄国材决非停盗者也。虽曾知府状词皆称干人，而其豚犬不肖之子，亦尝出官供对，然嗾之者乃曾知府也。令乃恐其踪迹败露，妄以爲黄景信屡来本县相见，先以私意相干，又足以见其专以诬告把持爲事也。今欲乞台判立严限下行，本州追上自首人阿曾，穷究其妄吿者爲盗之罪；追上曾将仕，穷究其妄称黄景信曾来相见之迹。如使两人情愿出官，所告得实，则黄国材自当断配，本职不合与外人交通关节，亦甘伏按治。如阿曾、曾将仕惧罪不出，所吿非实，亦欲乞将曾知府父子申奏朝廷，重加惩戒，以爲士大夫敢于陵驾乡里者之戒。而黄四、李五无辜致死之寃，庶得少伸于地下矣。申本府及诸司。曾适张潜争地使府送下曾安抚宅二承务名适干人周成并金谿县百姓张潜并干证人张四九等共六名，委本县勘究买地掘坟事。内有陈四一、饶大两名监系日久，羸病欲死，已差医人李才鼎防验。监医并求陈四三、彭六三二名，各召保。周成、张潜寄收寻拖，照案牍参酌事情，委是曾适妄状诬赖，意在扰害张潜等人。今张潜被害己破荡，而干证之人之被监繋病患危笃，深可怜念。且曾适以掘坟论诉，情若甚切，然自开禧三年三月估卖园地，张潜以钱就买。若果有掘坟情节，何爲当时并无词诉？此其虚妄一也。张潜买地之时，曽经官陈词，曾适干人陈先等并邻甲数人供状，指证皆以爲并无坟墓。何爲曾适畧无一词与之争辩？此其虚妄二也。曾适尝于开禧二年十二月论郭谦侵占屋地，屋地之与坟墓，孰缓孰急？岂有先论屋地，经隔两年而论掘坟？此其虚妄三也。曽适执出关书登载受分园地，有祖坟三所，其后所供称是二女一乳母之坟，何其先后之相戾耶？岂非自有祖坟，恐爲人所证，故遂亟变其说？此其虚妄四也。开禧二年正月未抄估之前，有曾宅干人朱端陈词称产业系三位均分，有硃契砧基簿表照，即不言有关书，今乃旋造关书以爲表证。此其虚妄五也。关书之末具载曾适今干人熊冨听状印，关嘉泰三年，曾儒林尚无恙，何不爲状首，而独于曾适？此其虚妄六也。既曰穿关，则兄弟三人各有三本，今但以一本出官，则是本无穿关。此其虚妄七也。园地得产于智大夫及陈成，亦合有上手契字，今以其自称三坟系是淳熈年间，恐与上手年月抵牾，故遂不敢赍出此契。此其虚妄八也。买园之时，乃是知府尚在之日，日涉之名是乃知府宴游之所，既有力以办宴游之园，独不能求隙地以葬其殇女乳母，而置之园中，乃朝夕宴游于墟墓之间乎？此其虚妄九也。日涉之园，而乃在县郭之内，亦非埋葬之所，此其虚妄十也。有此十妄，晓然易见，反覆参考，然后知曾适者，真横豪健讼之人也。方曾儒林侵盗官纲之时，朝防行下，抄估家产，急如星火，爲子弟者当知乃兄之罪不可逃，朝廷之命不可忽，倾其家赀以输之可也。今乃以已卖发契欺罔县道，又以西升不可卖之产僞称义逊，使县道官吏日受督责，不得已而将别项产业根括估卖。张潜之徒既得其产，而曾适乃敢脱漏丞防僞印关书，妄诉不巳。今日之讼，自始至终，皆曾适爲之也。今省部下行给还产业，使人户虚纳价钱，而曾适坐得旧业，亦可巳矣。又欲加之掘坟之罪，不惟逞其私憾，而又欲肆其邀求。使张潜之家张六二尝经安抚使司陈词防判，以爲据。所陈请买曾家园，节次勘验，则知曾家干人妄诉不已，送本县照租究实。如周成妄状论扰，重行断治，可谓明白简切而得其情矣。今曾适者，骑从甚都，言辞甚辩，进退甚详，雅出入防府，扬扬自得，动以权势胁持上下官吏，相顾莫敢予决。若不爲之明辩，数月之后，被论之人不待刑宪，而衔寃入地矣。所有人案申解使州，乞详本县所陈，先将被论及干证人召保放归着业，仍备申朝省诸司。今后曾适更敢妄状，严行追治，庶几无辜之民不至被害，而健讼之人稍知畏戢。曾潍赵师渊互论置曾挻田产
译假使古代君子来裁断这桩案件，他将把窝藏盗贼看作更重，还是把不孝父母看作更重？何况如同本职先前所申述，这几个人决不是盗贼，而黄国材决不是窝藏盗贼的人。虽然曾知府的状词都说是差人所为，但他那个不肖的豚犬之子也曾出官供对，然而唆使他的人正是曾知府。如今他又害怕踪迹败露，妄称黄景信屡次来本县相见，先以私意干涉，这也足以看出他专门以诬告和把持案件为事。现在请求台司判下，立刻限期严办：追捕自首人阿曾到案，彻底追究他诬告他人为盗贼的罪行；追捕曾将仕到案，彻底追究他妄称黄景信曾来相见的事情。如果两人愿意出官，而所告确实属实，那么黄国材自然应当判罪发配；本职不应与外人交通关节，也甘愿接受审治。如果阿曾、曾将仕害怕罪责而不肯出官，所告并不属实，那么也请求把曾知府父子申奏朝廷，重加惩戒，用来警戒士大夫中敢于压凌乡里的人。至于黄四、李五无辜致死的冤屈，也希望能够稍稍在地下得到伸张。申报本府及诸司。曾适与张潜争夺土地。使府送下曾安抚宅的二承务曾适、差人周成、金谿县百姓张潜以及干证人张四九等共六人，交本县审究买地掘坟的事情。其中陈四一、饶大两人被监禁已久，瘦弱患病，几乎将死，已经派医生李才鼎验看；监医，并为陈四三、彭六三两人各自召集保人。周成、张潜暂时拘押，调取案卷并参考事情经过，确实是曾适妄写状词诬赖，意在扰乱伤害张潜等人。如今张潜已经被害得家产破荡，干证之人又因被监禁而患病危重，实在令人怜悯。况且曾适以掘坟之事控告，情形如果真那么急切，但自开禧三年三月估卖园地，张潜用钱买下；如果果真有掘坟之事，为什么当时完全没有诉状？这是第一处虚妄。张潜买地时，曾经到官府陈述，曾适的差人陈先等及邻里甲长数人都作证，指明都说那里没有坟墓。为什么曾适对此竟没有一句争辩？这是第二处虚妄。曾适曾在开禧二年十二月控告郭谦侵占屋地，屋地与坟墓相比，哪一件缓、哪一件急？哪里有先控告屋地，隔了两年才控告掘坟的道理？这是第三处虚妄。曾适拿出关书，记载所分得的园地有祖坟三处；后来供词却说是两个女儿和一个乳母的坟，前后为什么相互抵牾？难道不是因为本来有祖坟，害怕被人作证，所以急忙改变说法吗？这是第四处虚妄。开禧二年正月抄估以前，曾宅差人朱端陈述说产业由三人均分，有朱契和砧基簿相互照证，却没有说有关书；如今却临时伪造关书作为表证。这是第五处虚妄。关书末尾详细记载曾适如今的差人熊富听取状词并盖印；关书署嘉泰三年，当时曾儒林还健在，为什么不由他作状为首，却偏偏只署曾适？这是第六处虚妄。既然说是穿关，那么兄弟三人各自应有三本，如今却只拿一本到官府，说明本来就没有穿关。这是第七处虚妄。园地从智大夫及陈成那里取得产业，也应当有前手契约；如今因为他们自称三座坟在淳熙年间，恐怕与前手契约的年月冲突，所以不敢把这些契约带出来。这是第八处虚妄。买园时正是知府还在世的时候，“日涉”之名，说明那里是知府宴游的地方；既然有财力置办宴游的园子，难道独独不能寻找空地安葬夭折的女儿和乳母，却把她们葬在园中，早晚在坟墓之间宴游吗？这是第九处虚妄。“日涉”之园却在县城之内，也不是埋葬的地方，这是第十处虚妄。有这十处虚妄，明白易见，反复参考以后，才知道曾适真是横蛮豪强、善于兴讼的人。当曾儒林侵盗官物的时候，朝廷命令下来，抄估家产，急如星火；作为子弟，应当知道兄长的罪行不可逃避，朝廷的命令不可忽视，把家产全部拿出来输纳就可以了。如今却拿已经卖出的发契欺骗县府，又把西升这项不能买卖的产业假称为义逊，使县府官吏天天受到督责，不得已只好追查估卖其他产业。张潜等人既然已经取得产业，曾适却还敢隐匿丞相命令、伪造印章和关书，继续妄行诉告。今天这场诉讼从头到尾，都是曾适造成的。如今省部下令发还产业，使百姓白白缴纳价钱，而曾适坐享旧业，也就算了；他又想加上掘坟的罪名，不仅为了发泄个人怨恨，还想肆意索取。张潜家张六二曾经到安抚使司陈诉，安抚使司作出判决，可作为依据。所陈请求买曾家园地，经过多次勘验，已经知道曾家差人不断妄诉，于是送本县按照租税事项追究实情。如果周成妄写状词、控告扰乱，就应当从重审判治理，这可以说是明白简要而且得到了事情真相。如今曾适，骑从非常众多，言辞非常善辩，进退应对非常周详，平素出入安抚府，扬扬自得，动辄用权势胁迫上下官吏，官吏彼此顾望，没有人敢作出裁决。如果不替他明白辨析，几个月以后，被控告的人还没有等到刑法惩治，就会含冤入地。所有人犯和案卷申报解送使州，请求详细查阅本县所陈，先把被控告的人和干证人召集保释，放回归业，并另行申报朝廷及诸司。今后曾适再敢妄写状词，应当严厉追究惩治，希望无辜百姓不至于受害，而善于兴讼的强横之人稍微知道畏惧收敛。曾潍与赵师渊互相控告置买曾挻田产。
使州送下曾潍、赵师渊两家互论置买曾挻田产事。赵佥判巳行防定，断还赵师渊管业。其曾潍干人不伏所断，再行论诉。使州遂委本县审定。缘本职与曾潍委是二十年故旧，恐有妨嫌，遂申乞廻避。再防使州发下，不敢有违，拖照案牍。曾潍干人所以不伏赵佥判所定者，葢亦未得其情。赵佥判以爲空头契字，乃是曾挻之契，再立之契乃曾潍僞契。既不曾追出曾挻供对，如何见得便是僞契？此间人交关亦多有不将正契投印者，亦安知再立之契果爲僞乎？既以再立之契爲僞，遂并以门僧之书爲通同旋冩。既不曾追到门僧供对，亦何缘见得是通同旋冩？又称曾挻若果得上期钱，又不得与别人交关。世间将田产重笼交易，脱漏人钱物者甚多，亦何以知曾挻之必不敢乎？不得其情而欲决其曲直，亦无怪曾潍干人之不伏也。大抵此讼只要见得曾挻曾与不曾交领得曽潍上期钱耳。若交得曾潍钱，则业当还曾潍；若不曾交得曾潍钱，则业当还赵师渊。今曾潍之所恃以爲已曾交钱者，以有曾挻所与三制干亲书耳。今以曾挻亲书观之，若果曾交得曾潍钱，必须言递到若干钱已交领讫。今皆无此语，但云所谕旋交一百千省。家兄书中且乞更支一半，而更字乃经涂改。寻绎字画，乃是将先字改作更字。又觉更字笔画系是涂改，恐爲人所疑，遂又多改数字以乱之，而不知便改一先字作更字，亦不妨其爲交钱也。曾潍干人之词，以爲交去官防一百道，而曾挻书中乃作一百千省。岂有得人一百道防，乃自认作一百千省之理？曾潍在临川，若于状词作一百千省，则见钱一百千省，无缘担得到建昌。故于状词变作官防一百贯。亲书既与状词不相合，则又岂可执亲书以爲据乎？以此观之，则曾挻实不曾交得曾潍钱，无可疑者矣。又详书中所言，有田劳经画之久契，字已禀妈妈佥往尊叔，可逗留至月初同在着押。又言下期钱后月中旬爲约，曾潍干人遂以妈妈佥往并下期钱后月中旬爲约两语，遂以曾挻爲已交上期钱。若非巳交上期钱，何缘有妈妈着押，并何缘及下期钱？然以文势考之，曾挻初立空头契字，将此产业托三制干召人承买。曾潍既欲就买，遂别立契字，遣人先取其母着押。曾挻与曾潍爲至亲，故先请其母着押发囘，而门僧亦有押一字之书。然曽挻有月初同在着押之语，则实不曾亲着押，则亦不曾交钱，可知矣。书之首先言上期钱之太少，书之末又虑下期钱之太逺，此岂足以爲已领上期钱之证乎？然则再立之契非僞契，门僧之书非僞书，但曾挻实不曾交得曾潍之钱，无可疑也。赵佥判以爲僞契僞书，故曾潍之干人不伏。然佥判之所定有曰：曾挻窘乏急于求售，则曾五官人不惟酬价不平，又且支打上期钱数不多，不肯指挥使用，及有其他沮抑，所以不愿，遂别与赵运干宅交易。曾五官人后来知得，所以陈词。此数句者可谓尽得两家心术之微矣。曾潍名家之子，其所交游皆当世贤士，亦欲改过迁善以克世其家，然所以爲此者，岂亦念祖业之重，不忍使他人得之乎？或者干人白起诬赖，而非曾五官人之本意乎？然不敢以朋友之私情而反以重曾五官人之过也。备申使州白莲寺僧如琏论陂田金谿县白莲寺僧如琏，经转运司论金谿县尉防定薛家陂田不还本寺耕种，仍将行者勘杖一百，在县身死，所断不当事，送本县看详。今将案牍参照，系白莲寺论佃客蒋某擅于本院未曾开垦田内彊栽禾稻，续系蒋某称是卢将领宅耕种，金谿县遂将蒋某勘断。又续系卢将领宅于贵溪县论白莲寺争占自巳所栽木，又续系卢嘉猷于本州府判防提举使衙论强塞水圳，有妨水利，遂行下金谿县丞防看定。偶金谿县尉权丞遂将白莲寺所讼田不得耕种，仍将行者某人从杖一百勘断，以本县丞尉亲至地头，必须究见事理，合得允当，而寺僧如琏不能无辞者，则以其间不得其平者有二事：其一，谓田乃寺田，不应不得爲主；其二，谓行者从杖不当今。照得上件争讼，本县县尉何不索出两县干照，从实打量？若卢家所置薛思惠产不曽推流，则不应越港占白莲之田；
译使州送下曾潍、赵师渊两家互相控告置买曾挻田产的案件。赵佥判已经作出判定，判令退还给赵师渊管理产业。曾潍的差人不服判决，又再次控告。使州于是委托本县审定。因为本职与曾潍确实是二十年的旧交，恐怕有妨碍和嫌疑，于是申报请求回避。使州再次发文下来，不敢违抗，只得调取案卷核对。曾潍的差人之所以不服赵佥判的判定，大概也是因为判定没有得到事情真相。赵佥判认为所谓空头契约是曾挻的契约，后来另立的契约是曾潍伪造的契约。既然没有追出曾挻来供对，怎么能看出那一定是伪契？这里的人相互交易，也有很多不把正式契约拿去投印的，怎么知道后来另立的契约果真是伪契？既然把另立的契约认作伪契，于是又把门僧的书信一并认作串通后临时写成的。既然没有追到门僧来供对，又凭什么看出那是串通临时写成的？又说曾挻如果果真收到上期钱，就不应再与别人交易。世间把田产反复交易、遗漏他人钱物的事情很多，又怎么知道曾挻一定不敢这样做？没有得到事情真相，却想裁决曲直，曾潍的差人不服，也就不足为怪了。大体上，这场诉讼只要查明曾挻是否曾经交领过曾潍的上期钱即可。如果曾挻交收了曾潍的钱，产业就应当归还曾潍；如果没有交收曾潍的钱，产业就应当归还赵师渊。如今曾潍用来证明自己已经交钱的凭据，只是曾挻给他的三制干亲书。现在根据曾挻的亲笔信来看，如果果真交收了曾潍的钱，必定会说递交到多少钱，已经交领完毕。可是信中都没有这样的话，只说“按照所说，临时交一百千省”。而且家兄信中还请求再支取一半，其中“更”字是经过涂改的。仔细辨析字迹，可以看出是把原来的“先”字改成“更”字。又觉得“更”字的笔画像是涂改，恐怕被人怀疑，于是又多改了几个字来扰乱视线，却不知道即使只把一个“先”字改成“更”字，也并不妨碍把它解释成已经交钱。曾潍的差人供词说，交去的是官府印记一百道；而曾挻信中却写成一百千省。哪里有收到别人一百道官防，却自己承认成一百千省的道理？曾潍在临川，如果在状词中写一百千省，就是现钱一百千省，无法挑运到建昌，所以在状词中改成官防一百贯。亲笔信既然与状词不相符合，又怎么可以执持亲笔信作为证据？由此看来，曾挻确实没有交收曾潍的钱，这是没有疑问的。又仔细考察信中所说：有一份关于田产经营已久的契约，字据已经禀告妈妈，约定她一同前往尊叔处，可以停留到月初一起签押。又说下期钱约定在下月中旬交付。曾潍的差人于是把“妈妈一同前往签押”和“下期钱约在下月中旬交付”两句话，解释成曾挻已经交了上期钱。如果没有交上期钱，为什么会有妈妈签押，又为什么会提到下期钱？然而按照文章语势考察，曾挻最初立下空头契约，把产业托付给三制干找人承买。曾潍既想买下，便另立契约，派人先去取得他母亲的签押。曾挻与曾潍是至亲，所以先请他母亲签押后发回；门僧也有一封押写一个字的书信。但是曾挻有“月初一同签押”的话，说明他实际上没有亲自签押，也就没有交钱，这一点可以知道。信的开头说上期钱太少，信的末尾又担心下期钱太远，这难道足以作为已经收取上期钱的证据吗？因此，后来另立的契约不是伪契，门僧的书信也不是伪书，只是曾挻确实没有交收曾潍的钱，这没有疑问。赵佥判认为契约和书信都是伪造的，所以曾潍的差人不服。但佥判的判定中又说：曾挻困窘缺乏，急于求售，曾五官人不仅给出的价钱不公平，而且所支付的上期钱数目又少，不肯发令让他使用，还另有阻挠压抑之处；因此曾挻不愿意，便另与赵运干宅交易。曾五官人后来知道了这些事情，所以写状陈述。这几句话可以说完全看出了两家的微妙心术。曾潍是名门之子，他所交往的都是当世贤士，也想改过向善，以便能够继承并光大自己的家业；然而他这样做，难道也是想到祖业重大，不忍让别人得到吗？或者是差人凭空捏造诬赖，并非曾五官人的本意吗？然而不能因为朋友之间的私情，反而加重曾五官人的过错。详细申报使州。白莲寺僧人如琏论告陂田。金谿县白莲寺僧人如琏，经转运司申诉金谿县尉查定薛家陂的田地，不许还给本寺耕种，又把行者杖责一百，行者在县中身死；所作判决不当，因此发到本县详查。如今参照案卷：事情起因是白莲寺控告佃客蒋某，擅自在本院尚未开垦的田地里强行栽种禾稻；后来蒋某称这是卢将领宅的田地，金谿县于是把蒋某查断。又有卢将领宅在贵溪县控告白莲寺争占自己栽种的树木；后来卢嘉猷又在本州府判官、提举使衙门控告白莲寺强行堵塞水圳，妨碍水利，于是发下金谿县丞查勘定夺。恰逢金谿县尉代理县丞，便判定白莲寺所争的田不得耕种，并将行者某人杖责一百。县丞、县尉亲自到地头查究，理应彻底查明事实，使判决允当；但寺僧如琏不能无言申辩，是因为其中有两件事不平：第一，说田地本是寺田，不应不许寺院作主；第二，说对行者施行杖责不当。查上述争讼，本县县尉为什么不取出两县的有关凭证，按实际情况丈量？如果卢家置办的薛思惠产业没有经过推移流转，就不应越过水港侵占白莲寺的田地；
僧寺之田若亩步见在，则亦不应并缘沙涨輙行开垦，阻遏水势，如此则不待辩而自明矣。今不行打量而凭空便行理断，此不可晓一也。卢嘉猷初得于贵溪县争白莲寺之田，次则经通判防，又次则经提举司争水圳而带及田事，其前后词反覆不同，此不可晓二也。卢嘉猷之田在港东，白莲寺之田在港西，若卢嘉猷委是田被水冲没于东而复生于西，亦当经官标扞，岂得径自栽种而反行论诉，此不可晓三也。又田在港东而论港西水圳，又别无干照，见得有古水圳处来历，白莲寺乃有薛家借圳干照，若卢家得薛家产亦港西下流，则借圳可也，岂可讼乎，此不可晓四也。卢嘉猷所论者水圳，县尉乃不定夺水圳而反及水港，此不可晓五也。若谓不合将遗洲开田冲破港东之田，则栽田者乃卢嘉猷，初非白莲寺之罪，何故却将行者勘断，此不可晓六也。两家之讼初争田，次则舍田而争水圳，其终又舍水圳而争水港。及所防田以阻遏水势，乃卢嘉猷而非行者，乃将行者勘断一百。既欲听赎，斯可巳矣，何至必加之杖而使之抑鬰以死乎？此不可晓七也。观其所看定如此，则其所论田之形、水之势，亦恐未能尽当。事情提举寺丞于所申之后，判令两家并不得耕防，则亦已觉尉司所以右卢嘉猷者太过，而未必尽得其实也。今已断者不可复赎，已死者不可复生，而吏辈受财曲断其事，已在赦前皆可勿问。而所争之田，欲乞上司再委官前去地头体究，方见着实，庶絶词讼。申都运提举使衙，取指挥。
勉斋集巻三十二
译僧寺的田地如果按亩步丈量后确实存在，也不应借沙洲涨出的缘故擅自开垦，阻塞水势。这样一来，不用争辩事情也自然明白了。如今不加丈量，凭空便作出判决，这是第一件不可理解的事。卢嘉猷起初在贵溪县争白莲寺的田，后来经过通判衙门，再后来经过提举司争水圳并牵涉田地之事；他前后所写的状词反复不一，这是第二件不可理解的事。卢嘉猷的田在港东，白莲寺的田在港西；如果卢嘉猷确实是田地在东边被水冲没，后来又在西边重新出现，也应当经过官府标记、护守，哪里能径自栽种，反而去控告别人？这是第三件不可理解的事。又田在港东，却控告港西的水圳，而且没有别的相关凭证；现有古水圳的来历可查，白莲寺又有薛家借用水圳的凭证。如果卢家取得薛家产业，也在港西下游，那么借用水圳是可以的，哪里还值得争讼？这是第四件不可理解的事。卢嘉猷所控告的是水圳，县尉却不裁定水圳，反而牵涉水港，这是第五件不可理解的事。如果说不应把遗洲开成田地，冲坏港东的田，那么栽种田地的是卢嘉猷，原本不是白莲寺的罪过，为什么却把行者查断？这是第六件不可理解的事。两家的诉讼起初争的是田地，后来舍弃田地而争水圳，最后又舍弃水圳而争水港。至于所说田地阻塞水势，实际是卢嘉猷所为，并不是行者所为，却把行者查断，杖责一百。既然准备听其赎罪，这也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还要加杖，使他郁闷而死呢？这是第七件不可理解的事。看这次查定的情形，恐怕对所争田地的形势、水流的走势，也没有完全查得准确。提举寺丞在收到申状后，判令两家都不得耕种，说明他已经察觉县尉衙门偏袒卢嘉猷过分，未必完全查清了事实。如今已经判决的不能再赎，已经死去的不能复生；至于吏员收受财物、歪曲事实作出判决，既然发生在赦令以前，都可以不再追问。至于所争的田地，恳请上司再次委派官员到地头亲自查究，才能查明实情，希望从此断绝诉讼。申报都运提举使衙门，请求发下指挥。《勉斋集》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勉斋集》巻三十三宋黄榦撰判语陈如椿论房弟妇不应立异姓子爲嗣。使府送下，陈如椿论房弟妇刘氏不应立异姓子爲嗣，委本县照条看定，申本县叅攷案牍。又有见任辰溪知县陈敏学申州公状，亦与陈如椿之词一同。刘氏以为其夫宁乡知县陈邵于甲寅年在潭州抱养同官遗弃之子，立名志学，经今十六年，即非今方立爲嗣。辰溪知县陈敏学及陈如椿却称知县不曾立外人爲嗣。今考陈如椿之辞，以爲知县癸丑年离仕，志学甲寅年始生，则是在潭州时犹未生，此收养之子。据刘氏赍出印纸，陈知县乃是癸丑年冬十一月方满，亦安知非其尚留潭州两月间收养志学以爲子乎？又考陈如椿之辞，以爲知县但有庶生子六三哥，即无收养之子。据刘氏却称六三哥亦是收养之子，及再令陈如椿供对，却是收养吴博士之子，其言词义自反覆，则其所告志学非收养之子，亦是虚妄可知。又据刘氏赍到自童防以来读书学字十数巻，皆积年陈旧文字，问其所从之师，则在抚州者见有先生姓饶。及请到饶先生供对，则又称去年陈知县已送志学相从读书，岂得以爲身死之后旋立十五六岁异姓之子乎？陈知县年五十有七而亡，其妻刘氏亦年五六十岁，其相处不爲不久，何其夫身死之后乃信干仆之言，立十五六岁素不相识之子以爲嗣乎？则陈如椿之虚妄无可疑者。陈如椿自称挟术爲生，则其爲人乃破落把持起倒刘氏钱物而不得，遂扶陈敏学论诉，意欲立敏学之子爲陈知县之嗣，异日并有刘氏物业。此市井破落之常，不足深责。辰溪知县陈敏学身爲士夫，不顾义理，不念刘氏乃其叔母，亦敢移文本州与破落陈如椿挟同妄防，欲以呑并叔父之业，亷耻道丧，莫此爲甚。今据刘氏所供，辰溪知县陈敏学之父一机，亦是陈安抚收养遗弃之子，今乃罪刘氏不合收养爲不当，是责其祖。辱其父也，爲人子者，责其祖，辱其父，诬其零丁孤寡之叔母，罪莫大焉。合将陈如椿重行勘断，念其于刘氏之子有族伯之亲，申解使府，乞将陈如椿责戒释放，仍牒辰溪知县知委，庶其少知改悔，以全士大夫之名节，余人放。崇真观女道士论掘坟儒者之道，自君臣父子、谷粟桑麻、养生丧死之外，无他。说异端虚无之教，古无所有，不惟不知信义，且斥而絶之。张官置吏，又不过行儒者之道，使斯民相生相养、和平辑睦，则敛福钖民，莫过于此。岂有崇信老佛、贼害生民，而可以求福田利益之理？崇眞观称某夫人修炼之所，今女道士居之。虚无诞谩，不足考信。假令有之，亦儒者之所当斥絶。世有豪杰之士，必庐其居、火其书、偶其徒，使不得以乱吾教。岂有拆人屋庐、掘人坟墓，使老防存没咨嗟怨恨，政足以上干天地之和，乂岂能求福应哉？自女道士王道存赍出本观文书，以与熊氏十数家争讼地界，以爲十数家所居之屋、所葬之墓，皆观中之地，是以十数家者亦赍出十数年文书，各有经界打量，葢莫辩其爲谁氏之产。官司自不应受理。本县何主簿亲至地头看定，得见合给还人户分明。王道存复经转运司论诉，一时定夺。官员不凭人户文书，乃欲给还观中。运使赵龙图虽从其说，亦不过折一家之屋，余令认还赁钱，即未常许其掘人坟墓也。王道存乃一隂毒狠鸷之老妇人，恃其澜飜之口舌，奔走于贵要之门，必欲发掘。余登谭太两家数十年已葬之坟墓。本职亦尝亲至其地，见其观中所谓三剑塜者，巍然居中，有江邓两家之坟，饶聂两家之山与塜爲邻，而余登谭太之坟乃在江邓饶聂坟之外，去塜最逺。今乃舍其近而攻其逺，此其出于王道存之私忿，无可疑者。遂备申转运使司，乞免掘两家坟墓，亦古人掩骼埋胔之意。运使赵龙图遂判：居民元占本观基地造屋居止，只合量还本观赁地钱，如占葬日久，并不得勒令举掘。上司所判如此，则亦深悔前日折屋之非，而犹以今来掘墓爲戒也。况其地又未必真爲观中之地，本观自合听从上司所断。今乃輙敢走经省部，埋头陈。词更不言，已经监司结絶，显是顽猾。江西之俗，固号健讼，然亦未闻有老黠妇人如此之健讼者。欲乞备申省部，照转运使司已判事理施行，仍行下本州追出顽猾健讼王道存，别择有戒行道士掌管常住，庶防闾里安静。所谓崇尚教道，邀求福利，亦莫过于此者。申使州取指挥。张运属兄弟互诉基田【新淦】
译钦定《四库全书》《勉斋集》卷三十三，宋黄榦撰写的判语 陈如椿控告房弟的妻子不应立异姓人为嗣。使府发下案件，陈如椿控告房弟的妻子刘氏不应立异姓人为嗣，委托本县依照条文查定，申报本县查考案卷。又有现任辰溪知县陈敏学申报州府的公状，内容也与陈如椿的状词相同。刘氏认为，她的丈夫宁乡知县陈邵在甲寅年于潭州抱养同僚遗弃的孩子，取名志学，至今已经十六年，并不是现在才立他为嗣。辰溪知县陈敏学和陈如椿却说，知县从未立外人为嗣。如今考察陈如椿的供词，他说知县在癸丑年离任，而志学在甲寅年才出生，那么知县当时还在潭州，志学尚未出生，是后来收养的孩子。根据刘氏拿出的印纸，陈知县直到癸丑年冬十一月才任满，怎么知道他不是仍留在潭州的两个月间收养志学作为儿子呢？又考察陈如椿的供词，他说知县只有庶生子六三哥，并没有收养的孩子。刘氏却说六三哥也是收养的孩子；再次命陈如椿对质，他又说六三哥是收养吴博士的儿子。他的言词前后反复，因此可知他所说志学不是收养的孩子，也是虚妄之说。又根据刘氏拿来的自童年起读书识字的十多卷文字，都是多年积存的旧文书；问她从哪位老师那里学习，得知在抚州时有一位姓饶的先生。请来饶先生对质后，他又说去年陈知县已经把志学送来跟随自己读书，怎么能说是在陈知县死后才突然立一个十五六岁的异姓孩子为嗣呢？陈知县五十七岁去世，他的妻子刘氏也有五六十岁，夫妻相处时间并不短；为什么丈夫死后，她却相信仆人的话，立一个十五六岁、平素并不认识的孩子为嗣呢？由此可见，陈如椿的说法虚妄无疑。陈如椿自称靠传授术数谋生，实际上是个破落无赖，想要借势控制刘氏、夺取她的钱财而未能得逞，于是扶助陈敏学提起诉讼，意图立敏学的儿子为陈知县的嗣子，将来连同刘氏的产业一并占有。这是市井破落人的常见行径，不值得深责。辰溪知县陈敏学身为士大夫，不顾义理，不念刘氏是自己的叔母，竟敢与破落人陈如椿串通，捏造妄词，企图吞并叔父的产业，廉耻和道义丧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根据刘氏的供词，辰溪知县陈敏学的父亲一机，也是陈安抚收养的遗弃之子；如今他竟指责刘氏不应收养孩子，认为这样做不当，这实际上是在责骂他的祖父、侮辱他的父亲。作为人子，责骂自己的祖父，侮辱自己的父亲，又诬陷孤苦无依的叔母，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应当把陈如椿重新查断；考虑到他与刘氏的儿子有族伯的亲属关系，申报解送使府，请求把陈如椿责罚训诫后释放，并且行文告知辰溪知县，使他或许稍知悔改，以保全士大夫的名节；其余的人释放。崇真观女道士控告掘坟 儒者之道，除了君臣、父子、谷粟、桑麻，以及养生送死之外，没有别的内容。至于异端虚无的学说，古来本来就不存在；儒者不只是不能相信它，还应当斥责并彻底拒绝它。设置官府、任用官吏，也不过是实行儒者之道，使百姓彼此生养、和平亲睦；这样聚集福气、施福于百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哪里有崇信老子、佛教，残害百姓，却可以借此求取福田利益的道理？崇真观号称是某夫人修炼的地方，如今由女道士居住。这些虚无荒诞的说法，不值得考察相信。即使确有其事，也是儒者所应当斥责、拒绝的。世上如果有豪杰之士，必定会拆毁其居所，烧掉它的书籍，驱散它的徒众，使他们不能扰乱我们的教化。哪里有拆毁别人房屋、掘毁别人坟墓，使老幼生者死者都叹息怨恨，正足以触犯天地的和气，又怎么能够求得福报呢？女道士王道存拿出本观的文书，和熊氏十多家争讼地界，认为这十多家所居住的房屋、所安葬的坟墓，全都是观中的土地。因此十多家人也拿出十多年的文书，各自都有经过界址丈量的凭证，根本无法辨明究竟是谁家的产业。官府本来就不应受理。本县主簿何亲自到地头查定，已经查明应当把土地归还给各户，界限清楚。王道存又经转运司控告，转运司一时作了裁定。官员不依据各户的文书，却想把土地归还给观中。运使赵龙图虽然听从了她的说法，也不过拆毁一家的房屋，其余的命令按房屋租赁钱认还；从未允许她掘毁别人的坟墓。王道存是一个阴险狠毒的老妇人，依仗自己反复搬弄的口舌，奔走于权贵要人的门下，一定要发掘坟墓。我登、谭、太两家已经安葬数十年的坟墓，本职也曾亲自到那里察看，见观中所谓“三剑塜”高高位于中央，其中有江、邓两家的坟墓，饶、聂两家的山地和坟墓在旁边相邻；我登、谭、太三家的坟墓却在江、邓、饶、聂四家的坟墓之外，距离塜最远。如今她竟舍近求远，专门攻击远处的坟墓，这显然出于王道存的个人忿恨，毫无疑问。于是详细申报转运使司，请求免于掘毁两家的坟墓，这也符合古人掩埋尸骨的仁意。运使赵龙图于是判道：居民原来占用本观基地建屋居住，只应按数量归还本观租地钱；如果已经占地安葬很久，就不得强令起掘。上司这样判决，也就是深深悔恨先前拆屋的错误，并且仍然把如今掘墓的做法作为警戒。何况那块地未必真是观中的土地，本观自然应当听从上司的判决。如今她竟敢擅自奔走省部，埋头递上诉状，却完全不提已经由监司结案的事情，显然是顽劣狡猾。江西的风俗本来就以好诉讼著称，但也从未听说有这样好讼的狡猾老妇人。请求详细申报省部，依照转运使司已经作出的判决执行；仍然发下本州，追究顽劣好讼的王道存，另行选择有戒行的道士掌管观中常住事务，希望使乡里安定。这才是真正所谓崇尚教道、求取福报利益。申报使州，请求发下指挥。张运属兄弟互相控告基田【新淦】
祖父置立基田，子孙封植林木，皆所以致奉先追逺之意，今乃一变而爲兴争起讼之端，不惟辱及祖父，亦且累及子孙。今张解元丑诋运干，而运干痛讼解元，曽不畧思吾二人者，自祖而观，本是一气，今乃相诋毁如此，是自毁其身，何异祖父生育子孙，一在仕涂，一预乡荐，亦可以爲门戸之荣矣。今乃相诋毁如此，反爲门户之辱。详此事，深爲运干解元惜之。世固有轻财急义，捐千金以资故旧者，不以爲吝，今乃于骨肉之中争此毫末，爲乡闾所▯笑，物论所厌薄。所争者小，所失者大，可谓不思之甚。当职身爲县令，于小民之愚顽者，则当推究情实，断之以法；于士大夫则当以义理劝勉，不敢以愚民相待。请运干解元各归深思，飜然改悔，凡旧所讐隙，一切湔洗，勿置胸中，深思同气之义与门户之重。应愤闷事，一切从公与族党共之，不必萌一毫私意。人家雍睦，天理昭著，他日自应光大，不必计此区区也。两状之词，皆非县令所愿闻。牒运干并吿示解元，取和对状，申窰戸杨三十四等论谢知府宅彊买甎瓦。窰戸十七人，经县陈词，论谢知府宅非理吊缚，抑勒白要甎瓦事。本县追到干人邹彦、王明，供对两词，各不从实供招，遂各散禁。今以两词供答参详，据干人赍到文约，并称所买甎瓦皆是大甎大瓦，则所供价例乃窰户之说爲是。干人初供以爲小甎小瓦，则与元立文约不同，此乃是低价抑勒之验。窰户所以不得已而哀号于县庭也。小民以烧甎瓦爲业，不过日求升合以活其妻孥，惟恐人之不售也。所售愈多则得利愈厚，岂有甘心饥饿而不求售者哉？寄居之家所还价直与民戸等，彼亦何苦而不求售？今至于合爲朋曹，经官论诉，必是有甚不能平而后至此也。今观其所议收买甎瓦，窰户不肯卖，便至于经官陈词，差弓手邹全、保正温彦，追出寄居之与民戸初无统属交关市易，当取其情愿，岂有挟官司之号令逼勒而使之贱卖之理？至于立约，又不与之较物之厚薄小大，与价之多寡，则异日结算以何爲据？是不复照平常人戸交易之例，而自有一种门庭，庶几支还多寡，惟吾之命是听也。义先支每人钱米共约八贯，而欲使之入纳甎瓦万三千片。所纳未足，更不支钱，一万三千甎瓦所直十七千，今乃只得钱八贯，而欲其纳足，窰户安得余钱可以先爲烧造甎瓦，纳足而后请钱耶？小民之贫，朝不谋夕，今其立约乃如此，是但知吾之形势可以抑勒，而不知理有不可，则必不能免人戸之论诉也。今又以爲元约一万三千，今只入五六千便作了足，即是现买现卖，本宅何不前期将钱借与各人？世间交易未有不前期借钱以爲定者，况所烧甎瓦非一人之力所能办，非一日之期所能成，必须作泥造坏，必须候干燥，必须入窰烧变，必经隔旬月而后成。今六月半得钱，七月半之后逐旋交纳，所入之价反多于所借之钱，岂得尚归罪于窰户耶？干人之词，尚欲惩治窰户之背约。所谓文约，岂窰户之所情愿？廹之以弓手、保正，抑勒而使之着押耳。官司二税，朝廷立爲省限，形势之家尚有出违省限不肯输纳者，况于私家非理之文约，而可以责人之必不背约耶？寄居百姓，贵贱不同，张官置吏，难以偏徇。邹彦、王明且免断，安广监邹彦出外，备已入甎瓦未还价钱，还窰户所有。窰户三名已搬到甎瓦，未曾交入，亦仰监邹彦照入具价钱，呈王明一名，且寄收候还钱足日呈放。两词各给断由。谢知府宅干人赍到文约四纸，并称大甎大瓦，今状中却称是小様，显是诬赖。六月十三日交去定钱，七月半逐旋入去甎瓦，今郤称是经隔三月，形势之家欺凌乡民，率皆类此，难以施行。照已判，再监文约四纸，巳粘入案，难以给还。簿一扇，元是干人收掌，不应又行取索。甎人甎瓦，欠人钱物，岂得以爲无罪，不应收禁。私家却得将人打缚，官司不得禁抑豪强之状，即此可见。彭念七谢知府宅追扰普天之下，莫非王民。虽有贵贱贫富之不同，其爲国家之赤子，则一而已。张官置吏，务以安存百姓。而形势之家，专欲搔扰细民。所谓寄居者，既叨冒朝廷官职，寄寓州县，尤当仰体国家矜百姓之意。今乃倚国家之官职，害国家之百姓，此岂士大夫所当爲哉？近据彭念七状称，有次弟彭念九充谢知府宅甲头，与彭彦、彭念七及小弟彭三一各无干涉。忽覩谢知府宅干人郭胜同胡甲头赍引前来，称是谢知府宅文字，追唤彭念七、彭三一赴本宅根究。委实惧怕，不敢前去。寻追到胡甲头取问，追扰无干涉人，因依。却据胡甲头名成供，有彭彦者充谢宅甲头，彭念七、彭念九、彭三一皆彭彦之子。缘彭念九走闪，遂追上彭念七、彭三一。再索到知丞防权县日，有谢知府宅干人睦晟状论甲头彭彦不肯前来支量米谷赡给佃戸，心曲走闪，遂唤得本人亲弟彭三一前来。
译祖父置办基田，子孙封植林木，都是为了奉祀先人、追念远祖。如今却一变而成为兴起争端、引发诉讼的根由，不仅辱及祖父，也连累子孙。如今张解元辱骂运干，运干又痛切地控告解元，竟没有稍微想到：我们二人从祖父那里说，本来同出一气，如今却相互诋毁到这种地步，正是自己毁掉自己，和祖父生养子孙后，一个在仕途上，一个获得乡荐，原本都可以成为家门的荣耀，有什么不同？如今却互相诋毁，反而成为家门的耻辱。详细考察这件事，实在替运干、解元感到惋惜。世上固然有人轻视钱财、急于行义，捐出千金资助故旧也不认为吝惜；如今却在骨肉之间争夺这点微末利益，成为乡里嘲笑、舆论厌弃的人。所争的很小，所失的很大，可以说是极其不加思考。本官身为县令，对于愚顽的小民，应当推究实情，依法断决；对于士大夫，则应当用义理劝勉，不敢把他们当作愚民对待。请运干、解元各自回去深思，翻然悔改，把过去的一切仇怨嫌隙全部洗除，不要放在心里，深思同胞骨肉的情义和家门声望的重要。凡是令人愤懑的事情，一概秉公与族人共同处理，不要产生一丝私心。一家人和睦，天理自然彰明，将来必定会光大，不必计较眼前这点小事。两份状词的内容，都不是县令愿意看到的。行文告知运干，并告示解元，取得双方和解的对证状；申报窑户杨三十四等控告谢知府宅强行购买砖瓦一事。窑户十七人到县衙递状，控告谢知府宅无理拘绑、强迫索取砖瓦。县衙追到干人邹彦、王明，二人分别供答，所供都不符合实情，于是分别释放出禁。如今参考两人的供答：根据干人拿来的文约，并且文约都说所买砖瓦是大砖大瓦，那么窑户所说的价格标准才是正确的。干人起初供称是小砖小瓦，这与原先订立的文约不同，正是压低价格、强行勒取的证据。窑户因此不得已在县庭哀号。百姓以烧制砖瓦为业，不过是每天谋求一点收入来养活妻子儿女，只怕别人不来购买；卖得越多，获利越厚，哪里有甘愿挨饿而不求出售的呢？寄居之家给出的价钱与普通民户相同，他们又有什么苦衷而不愿出售？如今竟至于结成团伙，到官府控告，一定是有极其不平的事情，才会走到这一步。现在看来，商议收买砖瓦时，窑户不肯卖，便到官府递状；差遣弓手邹全、保正温彦，追出寄居户与民户，双方原本没有隶属关系，也没有什么关联交易，应当取得他们自愿同意，哪里有借官府命令强迫他们低价出售的道理？至于订立文约，又不与他们比较货物的厚薄、大小和价钱多少，那么将来结算时凭什么作为依据？这已经不是按照平常民户交易的规矩，而是另立一种门路，似乎只要能支取多少，就只听从我的命令。义先预先支给每人钱米，共约八贯，却要他们交纳砖瓦一万三千片。交纳不足，便不再支钱；一万三千片砖瓦价值十七千钱，如今却只得到八贯钱，还要求交足，窑户哪里有余钱可以先烧造砖瓦，交足之后再来领取钱呢？百姓贫穷，早晨还不知道晚上能否维持生活，如今订立这样的文约，只知道凭借自己的势力强行勒取，却不知道其中不合理，必然不能免于民户控告。如今又说原约是一万三千片，现在只交五六千片就算交足；既然是现买现卖，本宅为什么不先期把钱借给各人？世间交易没有不先期借钱作为定金的，何况所烧砖瓦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办成，也不是一天之内能够完成，必须和泥、制坯，必须等候干燥，必须入窑烧制，必须经过旬月之后才能完成。如今六月中旬得到钱，七月中旬以后陆续交纳，所交砖瓦的价值反而多于所借的钱，怎么还能把罪过归咎于窑户呢？干人还想惩治窑户违背文约。所谓文约，难道是窑户自愿的吗？不过是弓手、保正逼迫他们，强行勒令他们签押罢了。官府征收的二税，朝廷都规定了减省期限，势要之家尚且有超过减省期限而不肯缴纳的，何况私人家中的无理文约，怎么能责怪别人一定不能违约呢？寄居的百姓有贵贱之别，设置官府、任用官吏，也不能偏袒徇私。邹彦、王明暂且免予判罪；安广监邹彦外出，已经交纳的砖瓦尚未归还价钱的，全部归还窑户。窑户三人已经把砖瓦搬来但还没有交入，也命安广监邹彦按照已经交入的数量支付价钱；王明一人暂寄收管，等候钱款交足之日再呈报释放。两份供词各自发给判决凭由。谢知府宅的干人拿来的四纸文约，都说是大砖大瓦，如今状词中却说是小样，显然是在诬赖。六月十三日交付定钱，七月中旬陆续交入砖瓦，如今却说相隔三个月；势要之家欺凌乡民，大多都是这样，难以执行。依照已经作出的判决，四纸文约继续监留，已经粘入案卷，不能发还。簿册一扇，原本由干人收掌，不应再次索取。砖户、砖瓦欠着别人的钱物，哪里能因此认定没有罪，不应收禁？私人家中却可以把人捆打，官府不能禁抑豪强的情形，从这里就可以看见了。彭念七控告谢知府宅追逼骚扰 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君王的百姓的。虽然有贵贱贫富的不同，但作为国家的赤子，却完全相同。设置官府、任用官吏，务必要使百姓安定生存。势要之家却一心只想骚扰小民。所谓寄居之人，既然承受并占有朝廷的官职，寄居在州县，更应当体察国家怜恤百姓的意思。如今却倚仗国家的官职，残害国家的百姓，这哪里是士大夫应当做的事？近来据彭念七的状词说，他有一个次弟彭念九，充任谢知府宅的甲头，与彭彦、彭念七以及小弟彭三一都没有关系。忽然看见谢知府宅的干人郭胜和胡甲头拿着引文前来，说是谢知府宅的文书，追唤彭念七、彭三一到本宅查究。他们实在害怕，不敢前去。随后追到胡甲头审问，问他为什么追扰无关的人，查其缘由。根据胡成的具名供状，有个彭彦充任谢宅甲头，彭念七、彭念九、彭三一都是彭彦的儿子。因为彭念九逃避躲藏，于是追捕彭念七、彭三一。后来又查到知丞代理县令时，有谢知府宅的干人睦晟状告甲头彭彦不肯前来丈量米谷、发给佃户，暗中逃避，于是把他的亲弟彭三一叫来。
未到本宅，被本人至亲曾少四夺去彭三一。寻据丞防追到曾少四供，即不曾有夺去彭三一。因依，再追上睦晟所供，亦与胡成无异。今以睦晟初状观之，既称彭三一爲彭彦亲弟，则彭彦乃是彭念九与彭念七、彭三一爲兄弟也。今却妄供彭彦爲念七、念九、三一之父，葢亦自知彭念九之走闪与彭念七、彭三一不相干涉，而遂变其词以爲父子也。郤不思其初词以爲兄弟，而今岂得变以爲父子耶？彭念九之走闪，与其兄弟不相干涉，乃輙追扰其兄弟。彭念七之不伏勾追，与其亲戚曾少四尤不相干涉，又輙论诉其亲戚。如此支蔓，害及无辜，使细民何自而得安其生业耶？使谢知府存心平恕，不务刻削爲甲头，何苦逃窜？至于逃窜，亦只得经官追其正身，岂得私出文引追扰其兄弟，妄兴词诉，残害其亲戚？则是但知官职形势可以欺压细民，而畧不体朝廷张官置吏存恤百姓。之意委实切害，据胡成自称巳七十有一，且与免断睦晟不合，妄状搔扰细民，勘杖八十，枷项下案监，纳未尽苗米，日呈夜寄，收候纳足日放，余人放。邹宗逸诉谢八官人违法刑害昨窰戸并邹宗逸陈词并是弓手搔扰，在法弓手官司尚不得差出下乡，私家輙行差使，是以引惹人户词诉，况佐官不得受状，近降指挥甚严，今遣人出屋，輙以停藏爲名，妄经尉司，县尉亦不契勘，便行受理，此皆受制大家，深属未便，据词人所论，专指谢八官人，乞行追究，今以两魁漕责见该奏荐，不伏出官，若事属利害，则虽命官亦合追逮，但今所陈以爲干人，则难便令主仆供对，且唤上词人并最▯合干人邹季文、戴祥、张仲三名对。徐十论诉谢知府宅九官人及人力胡先强奸。胡先供去年曾与阿张通奸，又称今年系是和奸。据阿张供，通去年不曾有通奸来歴，今来系是强奸。两名所供异同，权官即不曽勘对着实，便欲将胡先、阿张同断。若是强奸，则阿张不应同断，胡先亦不应止从杖罪决遣。又阿张所供曾被谢九官人强奸，如此则是主仆通同强奸，阿张情理难恕。今亦不曾追问谢九官人，此是案吏怕惧谢知府形势，使贫弱之家受此屈抑。再引监阿张唤上，胡先仍追谢九官人对限。只今如追不到，备申诸司，仍先监词人起离外处居止【徐十元住谢家房屋】爲人告罪县道理、断公事自有条法。若事属小可，尚可从恕。至于身爲士人，强奸人妻，在法合该徒配，岂容轻恕？本县每遇断决公事，乃有自称进士，招呼十余人，列状告罪。若是眞有见识士人，岂肯排立公庭，干当闲事？况又爲人告不可恕之罪，则决非士类，可知牓县门。今后有士人輙入县庭爲人告罪者，先勘断门子及本案人吏。宋有论谢知府宅侵占坟地宋有论谢知府宅强占园地，已系庆元元年以后，论诉屈抑不伸等事。及追谢知府宅干人索干照理，断干人录白到契字称：宋有巳曾作知见交钱着押，又称一项系与曾吏部宅交易。据宋有称：宋朝英被谢知府宅关鎻抑逼，一家恐畏，只得着押。又称曾吏部宅即是谢知府宅，假作曾吏部宅名字及索出宋有关书，乃是宋有、宋辅两户均分产业，内有众户尅留产业，甲龙、甲师字两号，有祖父母墓四所，兄弟商议不得典卖，关约分明。今谢知府宅乃于嘉定元年立契置买，只作宋朝英立契，岂有宋辅、宋有两名尅留物业内有坟墓四所，乃径与宋辅之孙宋朝英交易之理？又岂有绍兴年间兄弟立约不得典卖，乃可以违约交易之理？以宋有共分物业乃能使之作知见人着押，则是以形势抑逼，可知交易之时，宋朝英年未及丁，则其畏惧听从亦无可疑者。宋有又曾经县经军经转运司论诉，竟不获伸，则倚恃形势尤可见也。人家坟墓乃子孙百年醮祭之地，谢知府宅乃欲白夺以爲园囿饮宴之所，谢知府独无祖先父母乎？其不仁不义，倚恃豪强，乃敢如此。谢知府、曾吏部违法典卖宋有共分物业，又抑勒宋有作知见人，显是知情违法，分明合追契书毁抹。今谢知府宅倚恃形势，不令赍出契书，且将园池给还宋有、宋朝英，径自障截管业，仍给断由爲照，仍申军及诸司。王显论谢知府占庙地
译彭三一还没有到本宅，就被他的至亲曾少四抢走。随后据县丞追问曾少四的供词，他却说从未抢走彭三一。再查对睦晟的供词，也与胡成所说没有不同。如今从睦晟最初的状词看，他既然说彭三一是彭彦的亲弟，那么彭彦就是彭念九、彭念七、彭三一的兄弟。现在却妄称彭彦是念七、念九、三一的父亲，大概也是知道彭念九逃避与彭念七、彭三一无关，于是改变说法，说成父子关系。却不想想，他最初的供词明明说是兄弟，现在怎么能改成父子呢？彭念九逃避，与他的兄弟无关，却擅自追扰他的兄弟。彭念七不服追捕，与他的亲戚曾少四更无关系，却又擅自控告他的亲戚。这样不断牵连蔓延，伤害无辜，使百姓怎么能够安定经营自己的生业呢？假使谢知府存心平和宽恕，不一味刻薄地对待甲头，彭彦又何苦逃窜？即使逃窜，也只应经官府追捕本人，哪里能私自发出文引追扰他的兄弟，妄自兴起诉讼，残害他的亲戚？这就是只知道官职和势力可以欺压百姓，却丝毫不体察朝廷设置官吏、保护抚恤百姓的意思。这种做法实在危害百姓。根据胡成自称已经七十一岁，而且睦晟已经免予判罪，不应再妄写状词骚扰百姓，现查杖八十，戴枷押在案下监禁；未交足的苗米，白天呈报、夜间寄存，等交足之日释放；其余的人释放。邹宗逸控告谢八官人违法刑害 昨天窑户和邹宗逸递状，都说是弓手骚扰。依法律，弓手连官府也不得派往乡下，何况私人擅自派遣差役，因此引发百姓控告；况且佐官不得受理诉状，近来下达的指挥尤其严格。如今谢八官人派人到房屋，竟以停藏为名，擅自到县尉司控告，县尉也不查勘事实，便予以受理；这些都是受制于大家族，实在很不妥当。根据状词所控，专门指向谢八官人，请求追究。如今两名魁首漕责在身，正遇到奏荐，不肯出官；但如果事情关系重大，即使是命官也应追捕。只是这次所控说的是干人，不能立即命令主仆同时供对，暂且传唤递状人以及最相关的干人邹季文、戴祥、张仲三人对质。徐十控告谢知府宅九官人及人力胡先强奸。胡先供称，去年曾与阿张通奸，又说今年是双方和奸。根据阿张的供词，去年从未有通奸的经历，今年则是强奸。两人的供词有异同，代理官员却没有查对清楚，便想把胡先、阿张一同判罪。如果确实是强奸，阿张不应同罪，胡先也不应只按杖罪判决发遣。阿张又供称曾被谢九官人强奸；这样看来，就是主仆共同强奸，阿张在情理上也难以宽恕。如今却没有追问谢九官人，这是案吏害怕谢知府的势力，使贫弱之家受到这种冤屈压抑。重新把阿张押监，传唤上来；胡先仍然追究谢九官人，限期对质。如果现在追捕不到，就详细申报各司，并且先把递状人监押，迁到外处居住【徐十原来住在谢家房屋】。替别人控告罪行 县衙审理、判决公事自有条法。如果事情属于小事，还可以从宽。至于身为士人，却强奸别人的妻子，依法应当判处徒刑并发配，哪里容得轻易宽恕？本县每逢判决案件，就有人自称进士，招呼十多人列状替人告罪。如果真是有见识的士人，哪里肯排队站在公堂上，去管这些闲事？何况还替别人控告不可宽恕的罪行，那么显然不是士类，可以张榜告示县门。今后如果有士人擅自进入县庭替人告罪，先查断门子以及本案有关吏人。宋有控告谢知府宅侵占坟地 宋有控告谢知府强行占有园地，这件事已经发生在庆元元年以后，所控是受到压抑、冤屈不能申雪等事。追查谢知府宅的干人，索取有关凭证后审理断决；干人录白中拿出的契字说，宋有曾经作为知见人，交钱并签押，又说其中一项是与曾吏部宅交易。宋有说，宋朝英被谢知府宅关押、锁禁并强行逼迫，全家害怕，只得签押。又说曾吏部宅就是谢知府宅，假借曾吏部宅的名义，并拿出宋有的有关文书；这些文书表明，产业由宋有、宋辅两户均分，其中有许多户的留存产业，甲龙、甲师两号，另有祖父母坟墓四所，兄弟已经商议不得典卖，关约写得明白。如今谢知府宅却在嘉定元年立契购买，只让宋朝英立契；宋辅、宋有两户共同留存的产业中既有四所坟墓，哪里有直接同宋辅的孙子宋朝英交易的道理？又绍兴年间兄弟已经立约不得典卖，哪里有违约交易的道理？宋有共同分得的产业尚且能被迫作为知见人签押，可见这是凭势力压迫逼迫；交易之时，宋朝英年纪还没有达到丁年，他因为害怕而听从，也就没有什么可疑的了。宋有又曾经经过县、军、转运司多次控告，最终仍不能申冤，更可以看出谢知府依仗势力。人家的坟墓，是子孙祭祀百年的地方；谢知府宅却想白白夺取，作为园林、宴饮游乐之地。谢知府难道没有祖先父母吗？他的不仁不义、依仗豪强，竟敢做到这种地步。谢知府、曾吏部违法典卖宋有共同分得的产业，又强迫宋有作为知见人，显然知情而违法，依法应当追取契书，销毁涂抹。如今谢知府宅倚仗势力，不让宋有拿出契书；且先把园池交还宋有、宋朝英，直接阻止他们管理产业，并发给判决凭由作为凭证，同时申报军府及各司。王显控告谢知府占用庙地
西岳云腾庙，元是王显家舍地造庙，以爲邑民祈求之所。已而家贫，遂托神以自活。神依显之地以居，显依神之灵以食。谢知府既架屋其侧，遂占庙之路以爲圃，又种竹于庙之四围以芘防其花圃宅场。民畏谢知府，形势所谓邀福乞灵者，皆不敢过其门，而神之血食者遂失其所依矣。王显本依神以活其家，谢知府又从而逐之，使其族人专庙祝之利，而王显又失其所依矣。谢知府但知形势之可以肆其欲，而不思神人共愤，则谢知府亦不能自安也。近据宋有者讼谢知府占其祖先坟墓以爲园囿，本县已断还宋有管业。士大夫欲创造屋庐以爲子孙无穷之计，亦须顾理义、畏条法，然后心安而子孙可保也。今至于夷丘陇、毁祠庙以广第宅、侈燕逰、防持孥、累日居其中，果能下莞上簟而安斯寝乎？使官司不爲之理直，而冥冥之间所谓福善祸淫者，亦岂无可畏者乎？所有庙地合给还王显照祖管业，引告示谢天祐，日下起离，并取谢知府宅干人知委状申。张凯夫诉谢知府宅贪并田产张凯夫陈诉谢知府贪并田产，再行诘问。据母陈氏卖田系开禧三年五月，母陈氏论归宗系开禧元年，其论配两吏押系二年十二月。如是，则是先欲遣逐其子，而后夺其产也。夫所立之子妻，不应遣逐；夫所有之产，寡妇不应出卖。二者皆是违法，絶人之嗣而夺其产，挟其妻以害其侄婿。此有人心者所不爲也。引就追谢八官人索干照，并申按抚使司，乞就问谢知府取供责状，申押干人下县理对。妻不当遣逐夫之子，寡妇不当卖夫之产，只此两事并是违法。谢知府虽已移徙其家，尚留旧居，今乃倚恃豪横，不肯赍出干照，使词诉无由结絶。案先给据，将所管违法典卖田产监张凯夫具出号叚书塡给付张凯夫菅业收花利，仍再申安抚司。徐莘首赌及邑民列状论徐莘稂莠不去，则谷不能以自植；败羣者不斥，则羊不能以自肥。本县实缘败壊之久，奸豪得志，细民被害。歴考其尤者，则寄居中葢有其人，而士人则徐莘是也。徐莘侥幸一举，本不足道，乃恃强狠，大爲一县之害。两经县道牓示，尚不悛改。去年又与寄居扶同论诉，县道权县已被行遣，合干人亦被断配。自此愈见恣肆。本县虽访闻本人颇爲民害，然人戸不敢论诉，亦且暂已。今探闻当职时暂差出，便复论诉，人吏全无着实。寻又据市民列状赍出县牓论诉，显见徐莘扰害乡民。照得朝廷日来深虑寄居等人扰害乡曲，故虽乐安邹山曾复系是命官，亦且押送他州居住，葢投之四裔，屛之逺方。古人所以治顽民者，不若是则终无以絶其本根。今徐莘者，若不屛逐，无以遏絶奸恶。今备词并县牓申解使军，欲乞将徐莘押送外州居住，庶絶后患。本县除已将一行人疎放外，其徐莘合行申解奉军，判徐莘押送吉州拘管，申朝省及诸司照防。陈防卿诉郭六朝防赎田陈防卿论郭六朝防干人抑勒其子世隆輙将田租出卖更不取其父知委追到干人索出干照却有父陈元亨着押干人以爲其父亲书陈防卿与男世隆皆以爲勒令陈世隆假作父亲押两家之词未见虚实然以所交易契字观之若是父元亨自行卖租又何必其子亦同书着押与其子同卖已自可疑又作其子世隆交领价钱岂有父卖产不自领钱乃使其子领钱之理此是勒其子假作其父着押以瞒昩其父而不自知其漏绽将以欺人而不知其不可欺也干人无状乃至于此且与免断卖契毁抹附案知情违法合监陈世隆价钱入官再监干人朱荣索典契还陈防卿取赎陈元亨先放徐铠教唆徐莘哥妄论刘少六照得本县词讼最多，及至根究，大半虚妄，使乡村善良枉被追扰。若官司不察曲直，遂使无辜受害，皆缘坊郭乡村破落无頼，粗晓文墨，自称士人，輙行教唆，意欲搔扰乡民，因而乞取钱物，情理难恕。近据徐莘哥论刘少六强占山地，及将徐莘哥送狱，却称系叔徐凯教令，陈词追上徐铠，又供委是包占。及追到出产，并得产人供对，即无包占，因依徐铠方始招伏。其平日生事扰害乡民，此若不惩治，无以示戒。今徐铠自称士人，且决竹篦二十，枷项号令县门三日，仍牓市心晓示。郝神保论曾运干赎田黄逹系是总领所押下亏欠纲运人，本县典押反不契勘，却令入役。曾运干宅与郝神保互争田，系是张显承行，黄逹却无故当防执覆，意在刼持役使。知县且免断，仍旧锢身押下廵检司拘管。
译西岳云腾庙原本是王显以自家房舍地基建造的庙宇，作为本县百姓祈求的地方。后来王显家境贫困，便依靠神庙来维持生活。神灵依靠王显的土地居住，王显依靠神灵的香火养家。谢知府在庙旁建屋后，便占据庙的道路作为园圃，又在庙宇四周种竹子，为他的花圃宅地遮蔽。百姓畏惧谢知府的势力，凡是来求福请灵的人都不敢经过他的门前，于是神灵享受血食的地方也失去了依靠。王显本来依靠神庙养活全家，谢知府又进一步驱逐他，使他的族人独占庙祝的利益，王显也失去了依靠。谢知府只知道凭借势力放纵自己的欲望，却没有想到神人与百姓共同愤怒，那么谢知府自己也不能安宁。近来据宋有控告谢知府占用祖先坟墓作为园林，本县已经判令归还宋有管理产业。士大夫想要建造房屋，为子孙谋求长久产业，也必须顾念义理、畏惧法令，然后自己才能心安，子孙也才能保全。如今竟至于铲平坟丘、毁坏祠庙来扩大住宅，追求宴饮游乐，防卫看守妻妾子女，长久居住其中，难道真的能铺下莞席、盖上竹席而安然入睡吗？即使官府不替他们主持公道，冥冥之中所谓奖善惩恶的天理，难道没有值得畏惧的吗？所有庙地都应当按照祖先原有产业的凭证归还王显管理；传告谢天祐，立即起身迁离，并取得谢知府宅干人的知情具结状申报。张凯夫控告谢知府宅贪占并吞田产 张凯夫递状控告谢知府贪占并吞田产，再次审问后查得：他的母亲陈氏卖田是在开禧三年五月，母亲陈氏控告归宗是在开禧元年，而有关两名官吏签押的文书是在开禧二年十二月。如果这样，那么就是先想遣逐他的儿子，随后夺取他的产业。丈夫立为继子的孩子，不应当被遣逐；丈夫所有的产业，寡妇不应当出卖。这两件事都是违法的：断绝别人的嗣续而夺取产业，又挟制他的妻子来害他的侄婿，这是有良知的人不会做的事。传唤谢八官人，追索有关凭证，并申报安抚使司，请求就此审问谢知府，取得供状并责令具状；申报押解干人下县对质。妻子不应遣逐丈夫的儿子，寡妇不应卖掉丈夫的产业，仅这两件事就都是违法。谢知府虽然已经迁徙他的家人，却还留在旧居，如今依仗豪横势力，不肯拿出有关凭证，使这场诉讼无法结案。案卷先发给凭据，将他所管理的违法典卖田产，监押张凯夫，填写号段文书交给张凯夫管理产业、收取花利，并再次申报安抚司。徐莘自首赌博及县民联名控告徐莘 田里的稂莠不除，禾苗就不能自行生长；败坏群体的人不斥退，羊群就不能肥壮。本县实在因为败坏日久，奸邪豪强得志，百姓受到伤害。历来考察其中最严重的人，寄居之人中大概就有这样的人，而士人中则徐莘是其中之一。徐莘侥幸考中一次，本来不值得一提，却依仗强横凶狠，成为全县的大害。县衙两次张榜告示，他仍不悔改。去年又与寄居之人相互勾结控诉，县衙代理县令已经将其发遣，有关干人也被判决发配。自此以后，他更加肆意妄为。本县虽然听闻他对百姓危害很大，但百姓不敢控诉，因此暂且搁置。如今探听到当职暂时外出，他便再次控告，官吏完全没有查实。不久又据市民联名递出县衙告示来控诉，显然可见徐莘骚扰危害乡民。查得朝廷近来深切忧虑寄居之人等骚扰乡里，所以即使乐安邹山曾经也是命官，也仍然押送到外州居住，等于投之四裔、屏弃远方。古人治理顽民的方法，如果不这样做，终究无法断绝祸患的根源。如今徐莘若不屏退驱逐，就无法遏制、断绝奸恶。现将状词连同县衙告示申报解送使、军，恳请把徐莘押送外州居住，希望断绝后患。本县除已经把这一行人疏放外，徐莘应当申报解送军府；判令徐莘押送吉州拘管，并申报朝廷及各司知悉。陈防卿控告郭六朝强行赎田 陈防卿控告郭六朝指使干人强迫他的儿子世隆，擅自把田租出卖，并且不取得他父亲的知情认可。追到干人，索出有关凭证，却发现有父亲陈元亨的签押；干人说这是陈防卿亲自写的文书。陈防卿与儿子世隆都说，是强令陈世隆假冒父亲签押。两方面的供词还未查明真伪，但从交易契字来看，如果是父亲陈元亨亲自卖租，又何必让儿子一同书写签押？而且还让儿子世隆交领价钱，哪里有父亲卖产业却不亲自领钱，反让儿子领钱的道理？这正是强迫儿子假冒父亲签押，想瞒过父亲而不知已经露出破绽，想欺骗人却不知道根本无法欺骗。干人无状，竟做到这种地步。暂且免于判罪，毁抹卖契，附入案卷；对知情违法者，应监押陈世隆，将价钱没收入官；重新监押干人朱荣，索取典契，归还陈防卿赎取；陈元亨先行释放。徐铠教唆徐莘哥妄告刘少六 查得本县诉讼最多，及至追究查办，大半都是虚妄之词，使乡村善良百姓无故受到追捕骚扰。如果官府不察明曲直，便使无辜受害，都是因为城坊乡村中的破落无赖略懂文墨，自称士人，便擅自教唆他人，意图骚扰乡民，趁机索取钱财，情理上难以宽恕。近来据徐莘哥控告刘少六强占山地，等到把徐莘哥送入狱中，他却说是叔父徐铠教唆他；于是传来徐铠递状，又供称确实是包占。及至追查所出产业，取得产业主人的供对，才知道并没有包占，徐铠这才招认。像他平日制造事端、骚扰乡民，如果不惩治，便无法示众警戒。如今徐铠自称士人，判处竹篦二十，戴枷在县门示众三日，并张榜在市中心晓谕。郝神保控告曾运干强行赎田 黄达是总领所押送的亏欠纲运人员，本县却收押后不加查问，反而命令他服役。曾运干宅与郝神保互相争田，这是张显承办的案件，黄达却无故在旁拘执、审问，意在劫持并役使他。知县暂且免予判罪，仍然把他禁锢押送到巡检司拘管。
郝神保论曾运干占据田产，欲备钱取赎，索出干照。郝神保之父茂成，因病风顚祖父忠义，遂将田产拨与诸孙，则是知其子不可托也。今郝茂成乃以祖所分与孙之物业与曾运干交易，岂有风顚之人能与人爲交易者乎？曾运干典人田产，亦须索出人家干照。既知其关书所载系是祖父拨与诸孙，又称其子风顚岂得輙与风顚之人爲交易乎？使出于茂成之意，则爲子而背其父；使出于曾运干之意，则是教其子以背其父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况已交易之当月，出业人郝茂成便经官陈词，以爲被曾运干家干人宋六一诱引抑勒，不曾得钱。其子神保亦经官陈论词诉，官司虽爲追人，更不曾根究，则知其非出于郝茂成之意，乃曾运干与其干人诱引逼胁，白夺田产也。官司不敢追究者，非畏曾运干之形势，则受曾运干之请嘱也。郝神保既无以自伸，遂甘心纳其租课，至于备钱取赎，则曾运干又假爲进典五年契字，以图诬赖。其着押义与前契不同矣。形势之家贪图人家物产，则有之矣，未有若此无状之甚者也。两契并毁抹，给还郝神保管业，仍各给断由，余人放。陈安节论陈安国盗卖田地事阿江有子长名安国，第六十次名安节，第六二。阿江于五月经县论，长男安国盗将田业出卖，续送主簿防。阿江又自出供状，亦称长男盗卖田业。寻追上得业人曾金紫、曾司法陈德逺三户契照，而阿江已谓其子不肖，又爲形势之家拖延不肯出官，愤闷得疾身死矣。但存其弟陈安节与之证对，据契书皆有阿江及弟安节着押，而弟安节则不肯承认，以爲其母及安节不曾着押，皆陈安国假冩。阿江已死，无可验证，但以契上所书陈安节三字比之陈安国及陈安节两人经官状词，亦各有陈安节三字，则知其爲陈安国假冩，无可疑者。契上节字皆从草头，其偏傍则皆从耳字。陈安国状上节字亦如此冩。陈安节状上则皆从竹头，其傍皆从附邑。又唤上书铺辨验，亦皆供契上陈安节三字皆陈安国冩，则是瞒昩其母与弟盗卖田产无疑。陈德逺、曾金紫、曾司法三契所得田业各合析爲二分，以陈安国一分还得业之主，以一分还陈安节。契字批凿还陈安节收执，别给据付陈德逺、曾金紫、曾司法照管一分物业，仍监陈安国备一分钱还陈曾三家。陈安国勘杖六十，引监钱。陈安节放。陈安国，阿江之子，陈安节之兄。阿江与陈安节论陈安国盗将田业典卖。初论曾金紫等三户，本县得见所书陈安节名姓，皆是陈安国代书，又是其母陈论。此是曾金紫等三户典买违法，分明已准分法，给一半还得业人给据，付得业人管业，仍批凿契字，付陈安节执照所合受分之产。续又据陈安节陈论邹司戸、雷少四两户，亦系违法交易瞒昩盗典卖。陈安节合受分田产，再追出两干照，邹司户十契，亦是陈安国代书，陈安节名尤爲明白。此是违法瞒昩分明。但邹司户宅之词，以爲其母所论三户之时，即不曾论邹司户，则其说亦似有理。及再照案牍，本县曾以上件事委送主簿看定。阿江亲到主簿防陈词，乃是陈论曾金紫等三户违法交易之后，其状词中乞追陈安国供盗卖田地之多少，着实不知有无见存，则是阿江固已知本户田产多爲陈安国盗行典卖所及，知者但曾金紫三户而巳其余则不及知也。惟其不及知，所以不曾论邹司户等户也。及再于陈安节名下索出砧基参对，则陈安国盗将田业典卖，砧基簿之上但批凿曾金紫三户，而其余不曾批凿，此阿江之所以不及知而未及陈论也。阿江未及陈论而死，则安节于阿江已死之后经官论诉邹司户家，岂得以阿江无词而以陈安节爲妄诉乎？要之，十契之内所书陈安节字画，皆陈安国书冩，则不可得而揜也。若雷少四一契，则又全无陈安节姓名，此尤不待辨而知瞒昧违法也。邹司户十契、雷少四一契所得产业，并合准分法，以陈安国一分给还邹司户宅，仍给据爲照。陈安节一分批凿契字执照管业，仍备本县所断曾金紫三户判语及今所判给断由，付两家收执引监陈安国钱还邹司户宅。然犹有一说，形势之家专以贪圗人户田业致富，所以敢于违法者。恃其富强，可以欺凌小民，敢经官论诉，便使经官得理，亦必健讼饰词，以其多赀买诱官吏，曲行改断，小民贫困，多被屈抑，便使偶得理直，而追逮费用已不胜其困矣。此富家所以愈富，而贫民所以愈贫也。陈安节得产之后，必不免邹司户之论诉，故再述贫富之情状如此。两争人并放。
译郝神保控告曾运干占据田产，准备钱款赎回，要求索出有关凭证。郝神保的父亲郝茂成因患风疾而精神失常，祖父郝忠义于是把田产分给各个孙子，可见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不能托付产业。如今郝茂成却把祖父分给孙子的产业与曾运干交易，哪里有精神失常的人能够与人进行交易的道理？曾运干典买别人的田产，也必须索出对方的有关凭证。既然知道关书所载是祖父分给孙子的产业，又说郝茂成的儿子精神失常，怎么能擅自与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交易呢？如果这是郝茂成的意思，就是儿子背叛父亲；如果这是曾运干的意思，就是教唆儿子背叛父亲。天下哪里有无父亲的国家呢？何况交易当月，出业人郝茂成便到官府递状，说被曾运干家的干人宋六一诱骗、强迫，没有得到钱。他的儿子神保也到官府递状控告；官府虽然追捕涉案人员，却始终没有彻底查问，由此可知这不是出于郝茂成的本意，而是曾运干和他的干人诱骗逼迫，白白夺取田产。官府不敢追究，不是害怕曾运干的势力，就是接受了曾运干的请托。郝神保既然无法为自己申冤，只好甘心缴纳租税；等到准备钱款赎回时，曾运干又假造所谓进典五年的契字，企图诬赖。这份契字的签押含义已经与前一份契约不同了。势要之家贪图别人家的财产，固然有这种事，却没有像这样无理至极的。两份契约一并毁抹，发还给郝神保管理产业；分别发给判决凭由，其余的人释放。陈安节控告陈安国盗卖田地 阿江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安国，第六十名安节，第六二。阿江在五月到县衙控告，说长子安国盗取田产出卖，随后把案件送交主簿审理。阿江又亲自递交供状，也说长子盗卖田产。不久追查到取得产业的曾金紫、曾司法、陈德远三户的契约凭证，但阿江已经认为儿子不肖，又被势要之家拖延，不肯出官对质，因愤闷得病而死。如今只剩他的儿子陈安节与对方对证。根据契书，里面都有阿江和弟弟安节的签押；但安节不肯承认，说他的母亲和安节都没有签押，都是陈安国假造的。阿江已经死去，无法验证；但把契约上所写的“陈安节”三字同陈安国、陈安节二人到官府递交的状词相比，二人的状词中也各有“陈安节”三字，由此可知契约上的字是陈安国假写的，毫无疑问。契约上的“节”字都从草字头，偏旁都从“耳”字；陈安国状词上的“节”字也这样写。陈安节状词上的字则都从竹字头，旁边都从“阝”。又传唤书铺来辨验，他们也都供称契约上的“陈安节”三字全是陈安国所写。由此可知，他瞒骗母亲和弟弟盗卖田产，毫无疑问。陈德远、曾金紫、曾司法三份契约所得的田产，各应分为两份：其中一份归还取得产业的原主，另一份归还陈安节。在契字上批注、凿改后交还陈安节收执；另行发给凭据，交付陈德远、曾金紫、曾司法，各自照管一份产业；仍然监押陈安国，责令他准备一份钱，归还陈、曾三家。陈安国查杖六十，押监钱款；陈安节释放。陈安国是阿江的儿子、陈安节的兄长。阿江与陈安节控告陈安国盗取田产典卖。起初控告曾金紫等三户时，本县查见契书所写的陈安节姓名，都是陈安国代写的；这也是他母亲陈氏控告的内容。这说明曾金紫等三户典买产业违法，已经明确应当依照分割法处理：把一半发还取得产业的人，发给凭据，让取得产业的人管理；同时批改契字，交给陈安节作为凭证，接受依法应得的一份产业。后来又据陈安节控告邹司户、雷少四两户，也属于违法交易、隐瞒盗卖。陈安节应当分得田产，于是再次追出两份有关凭证；邹司户的十份契约也是陈安国代写的，陈安节的姓名尤其清楚。这就是明确的违法隐瞒。但邹司户家所递的状词说，在他的母亲控告三户时，并没有控告邹司户，这种说法似乎也有道理。等再次查照案卷，本县曾经把上述事情委托主簿查定。阿江亲自到主簿处递状，实际上是在控告曾金紫等三户违法交易之后，又请求追究陈安国盗卖田地的数量，究竟实际还有多少，并不清楚是否仍有存留。由此可知，阿江本来已经知道本户田产大多被陈安国盗取典卖，所知道的只是曾金紫三户，其他的还没有查知。正因为他没有来得及知道，所以也没有论及邹司户等人的户籍田产。后来又在陈安节名下查出砧基簿并相互核对，才知道陈安国盗卖、典当田产时，砧基簿上只批注明了曾金紫三户，其余的都没有批注；这就是阿江没有来得及知道、也没有来得及申诉陈告的原因。阿江尚未来得及申诉便死了，那么安节在阿江死后到官府起诉邹司户家，难道能因为阿江没有留下诉词，便说陈安节是诬妄起诉吗？总之，十纸契约中所写的陈安节字样，全是陈安国书写的，这一点无法掩盖。至于雷少四的一纸契约，连陈安节的姓名都完全没有，更是不必辨析便可知道其中有隐瞒欺诈、违法情事。邹司户十纸契约和雷少四一纸契约所得的产业，都应依照分产之法办理：把陈安国应得的一份给还邹司户宅，仍发给凭据作为凭证；把陈安节应得的一份，在契约上批注文字，作为执照，让他管理产业；同时备录本县关于曾金紫三户的判语以及这次判给的断由，交给两家收执，并将监追陈安国所得的钱归还邹司户宅。不过还有一种说法：有势力的人家专门靠贪图、侵夺百姓的田产来致富，所以才敢违法。他们凭借富有强势，能够欺凌小民；即使小民敢到官府申诉，他们也必定逞强好讼、粉饰词状，又凭借钱财多，买通诱使官吏，曲意改判。小民贫困，多半遭受压抑，即使偶然得到公正，追捕、应诉的费用也已经使他们困苦不堪了。这就是富家越来越富、贫民越来越贫的原因。陈安节得到产业后，必然免不了遭到邹司户的起诉，所以再次把贫富双方的情状陈述如下。双方争讼的人一并释放。
本县昨据陈安节论兄陈安国盗将卑防田产与邹司户交易，本县见得陈安国假作母亲及弟书名著押，违法将兄弟分田产与邹司户交易，分明遂将陈安国一分还邹司户管业，将陈安节一分还陈安节，却监陈安国备违法契面钱还邹司户。其后邹司户倚恃富豪，专务健讼，不伏本县所断，遂经使军陈词。使军将本县所断看详，准判。今照断由所断已是允当，合监陈安国一半契面钱还邹司户，候钱足之日方可给田管业。本县照得所争之田析而爲二分，一分属陈安国，一分属陈安节。陈安国一分之田已是自行出卖与邹司户，自不愿取囘爲业。陈安节一分之田乃是陈安国盗行出典，若要监陈安国钱足日方给还陈安节爲业，则陈安节永无得田之理。在法若盗卖卑防田产，则先合给还卑防，后监盗卖人钱还钱主。若尊长与卑防通同知情典卖，则合先监钱还钱主足日方给还产业。今陈安国系假作母亲阿江及陈安节书名著押，系母亲及弟陈论，即非通同知情，恐难以候监钱足日方还陈安节管业。窃详使判必是令陈安国自还一分钱足日方给还陈安国一分之田，今陈安国不愿取囘上项田产，更合取使军指挥。陈希防帅文先争田陈希防自去年十月以来，两次陈词论帅文先不肯行使官防。朝廷新制秤提官防，最爲严切，自合出官与被论人供对，却抗拒官司，倚恃形势，不伏出官，意欲使破落干仆与人户扺拒。及其出官状词中，畧不及官防一节，显是诬诉。分明陈希防枷收，引唤上帅文先对。朝廷措置秤提官防，行下州县，最爲严切，不容人户。今陈希防爲状首，两状论帅文先不使官防，及官司追对，乃倚恃形势，经隔累月，不伏出官。及其到官所供，又全不及不使官防一节，乃欲推是顽赖人力。刘显陈词，显是并缘朝廷法令之严，以此把持乡民。且勾木陂一项交易，乃帅文先不在家，却与帅文先之子假作其父着押，此岂交易条法所当然者？非乘人之危急，贪人田产者耶？严江陂一项交易，六月内交钱交业，乃于十一月内半年以后方论多典过钱，则其妄诉又可见矣。又于两词之内，皆夹带不使官防爲词，其意以爲非此无以重帅文先之罪也。身爲士人，当如是耶？妄诉不使官防之罪，若从条定断，则希防合在反坐决配之条，事在赦前，且免根究。严江陂田已是交易交业，难以更行论理。勾木陂田乃陈希防与帅文先之子帅文胜通同，不取其父知委，假作其父着押，知情违法，钱当没官，业当还主，契字追上毁抹，仍旧还帅文先管业。引监帅文胜备契面钱入官。陈希防之父名子国，人户词诉颇多，率是累月不肯出官，且踈枷召保，案刷具本户词诉，来日唤上供候理对，毕日放。聂士元论陈希防占学租聂士元于去年十一月论陈子国强占所买学粮租田，輙于主簿防陈词改正，作陈文学户产业，本县追人索干照，理对经今四五月。陈子国之子因他事到官，又行走窜，不肯赍出公据干照前来理对，遂将干人聂大亨收禁监追，亦复不肯出官。若非理曲，何苦如此？今据聂大亨赍到积年收纳学粮钱，并作聂瑜户输纳官司，当以契照爲据。岂有陈子国所置之产，而契照乃在聂士元之家？陈子国以爲作佃戸聂瑜名字请佃，岂有六七十年不曾归户之理？若作聂瑜名字请佃，何爲契照乃在聂士元之家？陈子国积代豪横，聂瑜与之至亲，遂以产托其主掌。陈子国遂起呑并之心，乃于去年九月旋于主簿防陈词改给公据管业。主簿一时不曾契勘，不索出陈子国上手有何干照，便以硃钞及官员公劄爲据，遂与出给公凭管业。显是豪强脱罔官司，侵夺人户田产，分明。今又坚执所冒请公据不肯赍出官，毁抹欲以爲异日论诉张本。然聂士元既有元祖上手干照，则虽有冒请公据，亦何所施？再以林、赵两主簿劄子观之，其词卑巽之甚。岂有人户不肯输纳官租，乃使县官屈辱如此？不惟强占乡民田产，又且脱免官司租赋，官司不敢谁何。至于具劄子恳祷卑官拜呈等语，陈子国何人，乃敢如此？钞书给还聂士元收掌，并前已给公据管业劄子两封附案，再给断由付聂士元收执。见到人再监索所请僞据毁抹。龚仪久追不出
译本县昨天依据陈安节控告其兄陈安国盗卖卑幼的田产、与邹司户交易一事查明：陈安国假造母亲和弟弟的姓名并加盖押记，违法将兄弟应分的田产与邹司户交易。因此明确判令将陈安国的一份田产还给邹司户管理，将陈安节的一份还给陈安节；但监追陈安国，令其备足违法契约所载的钱，归还邹司户。后来邹司户倚仗富豪，专门逞强好讼，不服本县判决，便到使军处陈诉。使军详看本县判决，认为应当照此判处。如今看来，原判已经公允妥当，应当监追陈安国一半的契面钱归还邹司户，等钱交足后，才可以把田产交给邹司户管理。本县查得，所争田产分为两份，一份属于陈安国，一份属于陈安节。陈安国的一份田产已经自行卖给邹司户，本来就不愿收回作为产业。陈安节的一份田产却是陈安国盗行典当的；如果一定要等监追陈安国的钱交足后，才把田产还给陈安节作为产业，那么陈安节就永远不可能得到田产。按照法律，如果盗卖卑幼的田产，应当先把田产归还卑幼，再监追盗卖人的钱归还钱主。如果尊长与卑幼串通知情而典卖，则应当先监追钱款，等还足钱主后，才把产业归还。如今陈安国是假造母亲阿江和陈安节的姓名并加押，是母亲和弟弟陈安节的陈诉，并非他们串通知情，恐怕难以等到监追钱款足额后才把田产还给陈安节管理。私下详察使军的判词，必定是命陈安国自行偿还一份钱，等钱足后才归还陈安国的一份田产。如今陈安国又不愿收回上述田产，更应当请求使军发出指挥。陈希防帅文先争田 陈希防自去年十月以来，两次陈词控告帅文先不肯使用官防。朝廷新近制定的关于秤提官防的法令极其严厉，本来应当出官，让被控告的人到官府对质；可是帅文先抗拒官司，倚仗势力，不肯出官，意图让破落的干仆和百姓来抵拒。等到他出官应诉时，词状中却完全不提官防一事，显然是诬告。应当明白拘捕陈希防，传唤帅文先到案对质。朝廷关于秤提官防的处置办法下达到州县，最为严厉，不容许百姓违抗。如今陈希防作为原告，两次控告帅文先不使用官防；及至官司追来对质，他又倚仗势力，拖延数月，不肯出官。等到他到官府供述时，又完全不提不使用官防一节，竟想把责任推给一个顽赖之人。刘显的陈词，显然是借朝廷法令严厉之机，来把持乡民。至于勾木陂一项交易，帅文先当时不在家，却由帅文先的儿子假冒父亲签押，这难道是交易法令所允许的吗？这不是乘人危急、贪图别人田产吗？严江陂一项交易，约定六月内交钱交割产业，却到十一月、半年以后才说已经多次典当收过钱，由此也可见其起诉是虚妄的。而且两份词状中都夹带不使用官防这一说法，他的用意是认为如果没有这一点，就不足以加重帅文先的罪责。身为士人，难道应当这样做吗？诬告不使用官防的罪行，如果依照法条定罪，陈希防应当适用反坐、决配的条款；此事发生在赦免以前，姑且免予追究。严江陂的田产已经完成交易并交割，难以再行审理。勾木陂的田产，是陈希防与帅文先的儿子帅文胜串通，不取得其父知情同意，假冒其父签押；他们知情违法，所收钱款应当没收入官，产业应当归还原主，契约追回销毁，仍旧交还帅文先管理。传令监追帅文胜，令其备足契面钱交入官府。陈希防的父亲名叫子国，百姓对他的词诉很多，往往拖延数月不肯出官；姑且从轻拘枷，传唤来取保，查阅案卷，整理本户词诉，明日传唤到案供述，等候审理对质，完毕后释放。聂士元论陈希防占学租 聂士元在去年十一月控告陈子国强行占有他所买的学粮租田，竟在主簿处陈诉，要求改正为陈文学户的产业。本县追究当事人、索取有关凭据，审理对质至今已有四五个月。陈子国的儿子因为别的事情到官府，又逃走躲藏，不肯带着公据、凭照前来对质，于是把干人聂大亨收监拘禁追问，他也同样不肯出官。如果不是理亏，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今根据聂大亨带来的历年收纳学粮钱，并且这些钱是以聂瑜户名缴纳官府的，应当以契约凭照作为依据。哪有陈子国置办的产业，而契约凭照却在聂士元家中的道理？陈子国说是用佃户聂瑜的名字申请承佃，哪有六七十年从未归入本户的道理？如果是用聂瑜的名字申请承佃，为什么契约凭照却在聂士元家中？陈子国世代豪横，聂瑜又与他是至亲，于是把产业托付给聂瑜掌管。陈子国后来生出吞并的念头，便在去年九月，重新到主簿处陈诉，要求改给公据，作为管理产业的凭证。主簿一时没有查验契约，也没有索出陈子国上手取得的凭照是什么，便以朱钞和官员公札为凭据，发给公凭让他管理产业。这显然是豪强逃脱官司的约束，侵夺百姓田产，事实明白。如今他又坚决把冒领来的公据藏着不肯交到官府，毁掉涂抹，想作为日后起诉的依据。然而聂士元既有原祖传下来的上手凭照，即使有冒领的公据，又有什么用处？再看林、赵两位主簿的札子，其中措辞极为谦卑。哪有百姓不肯缴纳官租，竟使县官屈辱到这种地步的？他不但强占乡民田产，还逃免官府租赋，使官司不敢追问。至于札子中写有恳请、祷告、卑官拜呈等语，陈子国是什么人，竟敢如此？将抄本书札发还聂士元收掌，并把先前发给的公据及管理产业的札子两封附在案卷中，再发给断由，交聂士元收执。等当事人到案后，再监追索取来的伪造凭据，令其毁抹。龚仪久追不出
朝廷差守令，以爲千里百里之长，则凡在部封之内，虽有贵贱贫富之不同，皆部民也。人户词诉，官司追逮，虽曲直未可知，自当应时出官供对。今乡村豪民，遇有词诉追逮，率是累月，以致年岁，不肯出官保正，虚受杖责，使人戸词诉无由结絶，官吏文移日见壅滞。本县豪户，大率皆然，而其尤甚者，则排风龚仪是也。自去岁七月间，有陈旸叔者讼其起屋侵占坟地，追逮半年不伏出官，及至差官亲至地头验实，龚仪亦端坐不出，卒使词人坐困，甘心移改坟墓，不与之争。何等顽民，乃敢如此！自是以后，讼其夺牛，讼其占山，讼其占屋，讼其不收税，凡七八件，皆是累月不出。本县将其安下主人监繋追逮，方肯出官。使人人皆如龚仪，则国家守令条法皆爲无用矣。且龚仪自称士人，岂应不畏名义，不畏条法以至于此？合将龚仪重行勘断。念其自称士人，秋试在近，且与免罪踈枷，押下安下人叶万卿保管伺候理对公事。安邦只今取保状申。京宣义诉曽嵓叟取妻归葬京宣义经使军陈词，取妻周氏归葬，使军行下本县详状，照条施行。本县遂追周氏之兄周司户及周氏前夫之子曾嵓叟供对。今据两家干人赍出周司户之才及曾嵓叟状词前来，出官。今防详：周氏初嫁曾氏，再嫁赵副将，又再嫁京宣义。则周氏于曾家之义絶矣。既爲京宣义之妻，则其死也，当归葬于京氏。然考其岁月，京宣义以开禧二年十一月娶周氏爲妻，次年八月娶归隆兴府，经及两月，周氏以京宣义溺于嬖妾，遂逃归曾家。自后京宣义赴池阳丞，周氏不复随往。至去年八月间，周氏身死。京宣义与周氏爲夫妇，仅及一年而已，反目不相顾矣。既溺于嬖妾，无复伉俪之情，又防其妾之官，而弃周氏于曾嵓叟之家者凡四年，又岂复有夫妇之义乎？周氏于曾家固爲义絶，而京宣义之于周氏，亦不复有夫妇之义矣。使京宣义之于周氏果有夫妇之义，则不应溺嬖妾而弃正室，又不应弃周氏于曾嵓叟之家者数年，而挈其妾以之官。生而弃之而不顾，死则欲夺以归葬，此岂出于死则同穴之至情乎？特欲搔扰曾嵓叟之家，以装奁诬赖，因以爲利耳。此岂士大夫之所当爲哉？其说以爲始乃娶赵副将之妻，不应曾嵓叟占留以葬，独不思周氏之嫁京宣义乃自曾家出嫁，其避京宣义之妾而归也，亦归于曾家，岂得以爲与曾家无干涉乎？周氏于曾固爲义絶，在法夫出外三年不归者，其妻听改嫁。今京宣义弃周氏而去，亦絶矣。以义断之，则两家皆爲义絶；以恩处之，则京宣义于周氏絶无夫妇之恩，而曾氏母子之恩则未尝替也。京宣义，公相之子孙，名在仕版，不应爲此闾巷之态，妄生词防。周氏之丧，乞行下听从曾嵓叟安塟，仍乞告示京宣义不得更有词诉。申使军取指挥，干人留领断由讫放。徐家论陈家取去媳妇及田产女子生而愿爲之有家，是以夫之家爲其家也。妇人谓嫁曰归，是以得嫁爲得所归也。莫重于夫，莫尊于姑，莫亲于子。一齐而不可变，岂可以生死易其心哉？陈氏之爲徐孟彜之妻，则以徐孟彜之家爲其家而得所归矣。不幸而夫死，必当体其夫之意，事其姑终身焉。假使无子，犹不可归，况有女三人，有男一人，防之以归其父之家不可，况弃之而去？既不以身奉其姑，而反以子累其姑，此岂复有人道乎？父给田而予之家，是爲徐氏之田矣。夫置田而以装奁爲名，是亦徐氏之田也。陈氏岂得而有之？使徐氏无子，则陈氏取其田以爲已有可也，况有子四人，则自当以田分其诸子，岂得取其田而弃诸子乎？使陈氏果有此志，陈文明爲之父，陈伯洪爲之兄，尚当力戒之，岂得容之使归，反助之爲不义乎？察其事情，未必出于陈氏之本意，乃陈文明、陈伯洪实爲此举也。陈文明独无儿妇乎？陈伯洪死，其妻亦弃其子以累其父母，取其田而自归。陈文明岂得无词乎？陈氏一妇人，陈文明亦老矣，其实则陈伯洪之罪也。知军吴寺簿不察此义，反将徐孟彜之弟徐善英勘断以爲不应教其母争讼，是纵陈氏爲不义也。欲将陈伯洪从杖六十勘断，押陈氏归徐家，仍监将两项田听从徐氏收管花利，教其子嫁其女，庶得允当。申提刑使衙取指挥一行人召保。李良佐诉李师膺，取唐氏归李家。
译朝廷派遣守令，是把他们作为治理千里百里的长官；因此凡是在辖境之内的人，不论贵贱贫富，都是辖区百姓。百姓有词诉，官司前来追捕，即使曲直尚未可知，也应当及时出官应诉。如今乡村豪民遇到词诉追捕，往往拖延数月，甚至一年，不肯出官，致使保正白白受到杖责，使百姓的词诉无法了结，官吏的文书公文也日益积滞。本县的豪户大多如此，其中尤其严重的，就是排风龚仪。自去年七月间，有个叫陈旸叔的人控告他起屋侵占坟地，追捕半年仍不肯出官；直到差遣官员亲自到地头查验事实，龚仪仍端坐不出，终于使原告困顿不堪，只好甘愿迁改坟墓，不再与他争执。这是多么顽劣的百姓，竟敢如此！从那以后，又有人控告他夺牛、占山、占屋、不收税，凡七八件，都是拖延数月不出官。本县把为他安置的主人监禁起来追捕，他才肯出官。如果人人都像龚仪这样，国家关于守令的条法岂不全都成了无用之物？而且龚仪自称士人，难道应当不顾名节、不畏法令，竟到这种地步吗？应当把龚仪从重审勘定罪。考虑到他自称士人，秋试又临近，姑且免除罪责和拘枷，押送到为他安置的叶万卿处取保管押，等候审理公事。安邦，立即取来保状申报。京宣义诉曾嵓叟取妻归葬 京宣义到使军处陈诉，要把妻子周氏接回安葬。使军下文到本县，令本县查明情状，依照法条办理。本县于是追捕周氏的兄长周司户以及周氏前夫的儿子曾嵓叟到案供述。如今据两家干人带来的周司户之才和曾嵓叟的词状，二人已经出官。本县查明：周氏先嫁曾氏，后改嫁赵副将，又再次嫁给京宣义。这样，周氏与曾家的夫妻名分已经断绝。既然成为京宣义的妻子，她死后就应当归葬京氏。然而考察年月，京宣义在开禧二年十一月娶周氏为妻，次年八月才把她娶到隆兴府，过了两个月，周氏因为京宣义沉溺于宠妾，便逃回曾家。从此以后，京宣义到池阳任丞，周氏不再随他前往。到去年八月，周氏去世。京宣义和周氏做夫妻，只有一年左右，后来已经反目，彼此不再顾念。既然京宣义沉溺宠妾，不再有夫妻感情，又把周氏弃置在曾嵓叟家中长达四年；他哪里还有夫妻情义？周氏与曾家固然已经义绝，而京宣义对于周氏也不再有夫妻之义。假使京宣义对周氏果真还有夫妻情义，就不应沉溺宠妾、抛弃正室，也不应把周氏弃在曾嵓叟家中数年，自己却带着宠妾赴任。活着时抛弃她而不加理会，死后却想夺回她归葬，这难道出于死后同穴的真情吗？不过是想骚扰曾嵓叟家，以嫁妆为借口诬赖他们，借此谋利罢了。这难道是士大夫应当做的事吗？他的说法是：周氏当初是赵副将的妻子，不应由曾嵓叟占留安葬；却唯独没有想到，周氏嫁给京宣义时本来就是从曾家出嫁的，她为了躲避京宣义的宠妾而逃回去，也仍然是回到曾家，怎么能说与曾家毫无关系？周氏与曾家在情义上固然已经断绝，按照法律，丈夫外出三年不归，妻子就可以改嫁。如今京宣义抛弃周氏离去，也已经断绝夫妻关系了。按情义判断，两家都已经义绝；按恩情处置，京宣义对周氏完全没有夫妻之恩，而曾氏母子之间的恩情却从未断绝。京宣义是公相的子孙，姓名列在仕版上，不应做出这种乡里人的举动，妄生词诉。周氏的丧事，请求下令听从曾嵓叟安葬，并请告示京宣义，不得再有词诉。向使军申取指挥，干人留在此处领取断由后释放。徐家论陈家取去媳妇及田产 女子出生后愿意有一个家庭，所以把丈夫的家当作自己的家。妇人把出嫁称为“归”，是因为嫁人就是得到了自己的归宿。没有什么比丈夫更重要，没有什么比婆婆更尊贵，没有什么比子女更亲近。这些关系一经确定便不能改变，难道可以因为生死而改变自己的心意吗？陈氏既然是徐孟彜的妻子，就应当把徐孟彜的家当作自己的家，也已经得到了自己的归宿。不幸丈夫去世，她更应体察丈夫的心意，终身侍奉婆婆。即使没有儿子，也不可以归回娘家，何况她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按理更不应带着子女归父家，何况还抛弃子女离去？她既不亲自侍奉婆婆，反而把子女丢给婆婆，这难道还算有人道吗？父亲给田产作为女儿的嫁妆，是把田产给了徐家；丈夫置办田产而以嫁妆为名，这也同样是徐家的田产。陈氏怎么能据为己有？假如徐家没有子女，陈氏把田产取走据为己有还可以说得过去；何况有四个子女，就应当把田产分给各个子女，岂能取走田产而抛弃子女？假如陈氏果真有这种打算，陈文明作为她的父亲，陈伯洪作为她的兄长，也应当竭力劝阻她，岂能容她回去，反而帮助她做不义之事？察看事情原委，这未必出于陈氏本人的意思，实际上是陈文明、陈伯洪策划了此事。陈文明难道没有儿媳吗？陈伯洪死后，他的妻子也抛弃子女而连累父母，拿走田产自行归去。陈文明难道会没有话说吗？陈氏只是一个妇人，陈文明也已经老了，实际上这件事的罪责在陈伯洪。知军吴寺簿不明白这个道理，反而把徐孟彜的弟弟徐善英勘断为不应教唆母亲争讼，这是纵容陈氏做不义之事。想把陈伯洪按杖六十勘断，押送陈氏回徐家，并监追两项田产，听从徐氏收管收益，教养儿子、嫁遣女儿，这样才大致妥当。向提刑使衙申报，请求发下指挥，召集相关人员取保。李良佐诉李师膺，取唐氏归李家。
在礼爲之子爲之母，师膺既归李氏，则以世英爲父，以孔氏爲母。今复取唐氏归李家，则是二母也。况李良佐所陈，因唐氏之弟所讼，而世英死，此尤人子之至痛。唐氏决不可往来李家，李师膺决不可再收养唐氏。李师膺爲李世英之子，已经歴年深，亦尝爲世英持斩衰之服，善事孔氏母子，无间言，友爱师勉兄弟，无异意。李良佐乃輙生异姓不可收养之论，以离其心。在法，祖父所立之子，苟无显过，虽其母亦不应遣逐。今其母尚能容之，良佐何人，乃欲遣逐之乎？李师膺断然当爲李世英之子，李良佐断然不可妄兴异议。唐氏当去，师膺当立。李良佐又欲牓示徐、罗二解元，使不得往来李师膺之家，此亦遣逐师膺之意，葢欲使师膺失所依也。良佐之处心不臧，情态已见。徐、罗二解元则未见有侵欺之实，岂可预行牓示？况李师膺年已二十二，亦非全然不辨菽麦而爲外人所侵者。徐、罗二解元果有侵欺，李良佐旋行陈告，亦未爲晚。世间亦眞有可托孤之人，亦安知徐、罗二解元非念其孤防而爲之经纪其家？难以预行给牓，并行下保晓谕。李师膺兄弟并徐、罗二解元各照本县所行取知委申。谢文学诉嫂黎氏立继谢文学名骏讼其嫂黎氏不立其子五六冬郎爲嗣，而立堂兄谢鹏之子五八孜爲嗣。自嘉泰三年论诉至今，经隔五年。宁都杨知县、柯知县、贑州佥防及本州赵司法，皆以爲立嗣当从黎氏，谢文学不应争立。援法据理，极爲明白。宁都县曾追到黎氏出官供称：是其夫谢骖在日，与弟谢骏时常争閙，有同寃家。又称其夫病重，称欲立谢鹏之子五八孜。又追到族长数人，并称谢骖不愿立谢骏之子，而愿立谢鹏之子。在法，夫亡妻在，从其妻便。使谢骖元无意立谢鹏之子，尚聼黎氏所立，况又出于谢骖之本意乎？谢文学骏健讼不已，复经转运使防，必欲争立。且法令以爲不当立。两知县以爲不当立，本州佥防以爲不当立，提刑司委送赵司法亦以爲不当立。其族长以爲不当立，其嫂黎氏亦以爲不当立。谢骏何人，乃敢蔑视官府，违慢条法，欺凌孤防，斥责族长，显是豪横，难以轻恕。照得提刑李吏部恶其健讼，尝将谢骏枷禁州院。今来尚不悛改。今据谢骏复遣干人谢卓前来本县投词，锢身解转运使衙，欲乞并追谢骏，痛赐惩治，以爲豪猾健讼者之戒。郭氏刘拱礼诉刘仁谦等冒占田产。刘拱礼并刘拱武妻郭氏讼刘拱辰之子仁谦、仁愿不伏监司所断，不分合受分田产。今拖照案牍，刘下班有子三人，长曰拱辰，妻郭氏所生；次曰拱礼、拱武，妾母所生。刘下班有本户税钱六贯文，又有郭氏自随田棁钱六贯文。刘下班死，郭氏亦死。刘拱辰兄弟分产，只将本户六贯文税钱析爲三分，以母郭自随之田爲已所当得，遂专而有之，不以分其二弟。二弟亦甘心不与之争。自淳熈十二年以至嘉泰，无年凡六十年，絶无词诉，葢畏兄不敢诉也。嘉泰元年，拱辰死，拱武、拱礼始讼之于县，又三诉之宪防，又两诉之帅司。经本县郑知县、吉州董司法、提刑司佥防、本县韩知县、吉州知録及赵安抚六处定断。郑知县及提刑司佥防则以爲拱礼、拱武不当分郭氏自随之产，合全给与拱辰；吉州司法及知录则以爲拱辰不当独占刘班所得郭氏随嫁之产，合均分与拱武、拱礼；韩知县、赵安抚则以爲合以郭氏六贯文税钱析爲二分，拱辰得其一，拱武、拱礼共得其一。六处之说各不同，然赵安抚之所定在后，既已行下本县，而刘仁谦、刘仁愿乃蔑视帅司所定，不肯照所断分析郭氏，所以又复有词也。以法论之，兄弟分产之条，即未尝言自随之产合尽给与亲生之子，又自随之产不得别立女户，当随其夫户头，是爲夫之产矣。爲夫之产，则凡爲夫之子者皆得均受，岂亲生之子所得独占？以理论之，郭氏之嫁刘下班也，虽有嫡庶之子，自当视爲一体。庶生之子既以郭氏爲母，生则孝养，死则哀送，与母无异，则郭氏庶生之子犹已子也。岂有郭氏既死之后，拱辰乃得自占其母随嫁之田？拱辰虽亲生，拱武、拱礼虽庶出，然其受气于父则一也。以母视之，虽曰异胞，以父视之则爲同气。拱辰岂得不体其父之意，而独占其母随嫁之田乎？
译按照礼制，作为儿子就应当侍奉这位母亲；李师膺既然归入李氏，就应当以李世英为父，以孔氏为母。如今又要把唐氏接回李家，这就成了两个母亲。何况李良佐所陈述的事情，是因唐氏的弟弟起诉，而李世英已经去世；这尤其是做人儿子的最大痛苦。唐氏绝不可以往来李家，李师膺也绝不可以再次收养唐氏。李师膺作为李世英的儿子，已经多年，也曾为李世英服斩衰之服，善待孔氏母子，彼此没有嫌隙；对师勉兄弟友爱，也没有异心。李良佐却突然提出异姓子不可收养的说法，想使他们离心。按照法律，祖父所立的儿子，只要没有明显过错，即使是他的母亲，也不应将他遣逐。如今他的母亲尚且能够容纳他，李良佐是什么人，竟想把他遣逐？李师膺理应断定为李世英的儿子，李良佐绝不可妄自提出异议。唐氏应当离开，师膺应当保留在李家。李良佐又想张榜告示徐、罗二解元，使他们不得往来李师膺之家，这同样是遣逐师膺的意思，大概是想让师膺失去依靠。李良佐的用心不善，情态已经显露。至于徐、罗二解元，并没有发现他们侵占欺凌的事实，怎么可以预先张榜告示？何况李师膺已经二十二岁，也不是完全不辨五谷、任由外人侵害的孩子。徐、罗二解元如果果真有侵占欺凌的行为，李良佐随后申诉也不算晚。世间确实有可以托付孤儿的人，又怎么知道徐、罗二解元不是念及孤儿，替他经营料理家业呢？难以预先发给榜文，应当一并下文保结晓谕。李师膺兄弟以及徐、罗二解元，各自依照本县的办理方式取具知委申报。谢文学诉嫂黎氏立继 谢文学名骏，控告他的嫂子黎氏不立他的儿子五六冬郎为嗣，却立堂兄谢鹏的儿子五八孜为嗣。从嘉泰三年起诉至今，已经拖延五年。宁都杨知县、柯知县、赣州佥判以及本州赵司法，都认为立嗣应当听从黎氏，谢文学不应争立。援引法令、依据事理，已经说得极其明白。宁都县曾经追到黎氏出官供称：她的丈夫谢骖在世时，常常与弟弟谢骏争吵，关系如同仇人；又说丈夫病重时，曾表示想立谢鹏的儿子五八孜。又追到几位族长，他们都说谢骖不愿立谢骏的儿子，而愿意立谢鹏的儿子。按照法律，丈夫死亡而妻子尚在，应当听从妻子的决定。假使谢骖原本没有立谢鹏儿子的意思，尚且应当听从黎氏所立，何况这本来就是谢骖的心愿呢？谢文学谢骏逞强好讼，纠缠不止，又到转运使处申诉，必定要争夺继嗣；而且法令本来就认为不应这样立嗣。两个知县认为不应立，州中佥判认为不应立，提刑司委送赵司法办理，也认为不应立；族长认为不应立，他的嫂子黎氏也认为不应立。谢骏是什么人，竟敢蔑视官府，违抗怠慢法令，欺凌孤寡，斥责族长，显然是豪横之徒，难以轻易宽恕。查得提刑李吏部厌恶他逞强好讼，曾经把谢骏拘枷囚禁在州院。如今他仍不悔改。现据谢骏再次派遣干人谢卓到本县投递词状，将其拘禁，解送转运使衙，并请求一并追究谢骏，严加惩治，以作为豪横狡猾、逞强好讼者的警戒。郭氏刘拱礼诉刘仁谦等冒占田产。刘拱礼以及刘拱武的妻子郭氏控告刘拱辰的儿子刘仁谦、刘仁愿不肯执行监司的判决，不肯分出应当分给他们的田产。如今查阅案卷：刘下班有三个儿子，长子叫拱辰，是妻子郭氏所生；次子是拱礼、拱武，都是妾所生。刘下班本户有税钱六贯文，另有郭氏随嫁的田产所纳税钱六贯文。刘下班死后，郭氏也死了。刘拱辰兄弟分割产业时，只把本户六贯文税钱分为三份，却把母亲郭氏随嫁的田产当作自己应得之物，独自占有，不分给两个弟弟。两个弟弟也甘心不与他争执。从淳熙十二年直到嘉泰年间，前后约六十年，完全没有词诉，大概是害怕兄长，不敢申诉。嘉泰元年，拱辰死后，拱武、拱礼才开始到县里起诉；又三次到宪司申诉，又两次到帅司申诉。先后经过本县郑知县、吉州董司法、提刑司佥判、本县韩知县、吉州知录及赵安抚六处判定。郑知县和提刑司佥判认为，拱礼、拱武不应分得郭氏随嫁的产业，应当全部给拱辰；吉州司法和知录则认为，拱辰不应独占刘下班所得的郭氏随嫁产业，应当平均分给拱武、拱礼。韩知县、赵安抚认为，应当把郭氏六贯文税钱分为两份，拱辰得一份，拱武、拱礼共得一份。六处的说法各不相同，但赵安抚最后作出的判决既已下达到本县，刘仁谦、刘仁愿却蔑视帅司的判决，不肯依照判决分割郭氏的产业，所以又再次发生词诉。按法律论，兄弟分产的条文从未说随嫁的产业应当全部给亲生子，也没有说随嫁产业可以另立女户，而是应当随同丈夫的户头，这就成为丈夫的产业。既然是丈夫的产业，凡是丈夫的儿子都应当均分，怎么能由亲生子独占？按道理说，郭氏嫁给刘下班时，虽然有嫡生、庶生的儿子，也应当把他们看作一体。庶生的儿子既然以郭氏为母，生前孝养，死后哀悼送葬，与亲生儿子没有不同，那么郭氏所生的庶子也就是她的儿子。哪有郭氏死后，拱辰便可以独自占有母亲随嫁田产的道理？拱辰虽是亲生，拱武、拱礼虽是庶出，但他们从父亲那里承受的血气是相同的。从母亲方面看，虽然说是同父异母；从父亲方面看，却是同胞兄弟。拱辰难道能不体察父亲的心意，独占母亲随嫁的田产吗？
以此观之。则六贯文之税，当分而爲三，兄弟均受，方爲允。当今试以郑知县及提刑司佥防所断而较之，吉州司法知录之所断，则郑知县、佥防之所见甚狭，而司法知录所见甚广。郑知县、佥防之用意甚私，而司法知录之用意甚公。从司法知录之所断，则在子爲孝于其父，在兄爲友于其弟。从郑知县及佥防之所断，则在子爲不孝于其父，在兄爲不友于其弟。一善一恶，一是一非，岂不大相辽絶哉？官司理对公事，所以美教化，移风俗也，岂有导人以不孝、不友而自以爲是哉？如韩知县、赵安抚所断，已是曲尽世俗之私情，不尽合天下之公理。刘仁愿、刘仁谦尚且抗拒，则是但知形势之可以凌蔑孤寡，而不复知有官司。今且照韩知县、赵安抚所断，刘仁愿、刘仁谦拨税钱三贯文付拱礼郭氏，候毕日放，仍申诸司及使军照防。权太平州张日新诉庄武离间母子张敷文孙名日新，经官论编管人庄武，又名三聘，离间其母，使其母尽逐两旁儿妇，持到庄武亲书与其母简帖两纸，外作妻封，内作自名，当将庄武送狱根究。两纸委是亲书，据庄武供，旧曾在张宅作舘客，岂有旧舘客輙冩简帖与舘主寡妇之理？又供前后往来饮酒杂坐无间，此何理耶？且其简帖之词有曰：「自安人从家间归去，他们便大字冩在书院牕上呪人及要杀人。」又曰：「除是安人出外商议，方可防了毁之。」其词意防害情理，乃如此，是必欲逐其子，而惟庄武之言是听也。乱男女之别，离子母之情，庄武之罪，岂可贷乎？若采之众论，则又不止于简帖往来而巳一郡之人爲之不平。夫能使母逐其子而不顾，则是必有以蛊惑其心者矣。顾人子不敢言，官司亦不必推究，庶几子母可以复合也。且庄武福州人，自称曾请乡举，观其词气字画不类士人，尝以爲人指引代笔，编管当涂，自当少知敛戢。奸险凶横，累有过犯，爲朱佥判舘客，既导之爲非矣，复挟人以讼之，朱竟罢去。爲张伸舘客，则以寻捉学生爲名，径登其女之卧榻，以致论诉，至于挞使婢而使之缢死，轻棁官而敢于无礼，皆见之讼牒。每追到官，则先爲凶暴之状以陵驾长官，虽宇文侍郎以法从之贵，亦不免于无礼。官司亦每以士类而曲贷之。凡此数事，苟未至于甚爲人害者，犹可贳也。张敷文以宦族故家，而庄武乃专其家政，若不惩治，则张氏家悉归于庄氏，两子无所归，一家将自此破矣。爲政者岂得不爲之动心乎？窃谓当涂本非庄武之故乡，庄武见系编管之罪人，以士类之故，且免其断治，再将庄武栘徙邻郡，则寡妇之谤可以自明，孤子之爱可以复合，张氏之家不至大破，庄武亦不至于棯其罪，而犹可以自新。但庄武元系得防编管人，州郡不敢自专，若欲申闻朝。省则么麽小官，暂摄郡事，亦不敢以轻举。宝文大卿到日，呈。汉阳漕司行下放寄庄米汉阳田土所出，只得养活汉阳军百姓。若尽数搬出外界，汉阳之民必致饿死。汉阳老知军情愿放罢，不敢饿死百姓。送务照已判。沈总属郡无大小，俱爲守土。关津有禁，不但取征税，亦以防奸盗，讥出入也。舟楫至境，不以见告，径斫缆索，鼓噪而去，此何理耶？浮数巨▯，所载何物？若非有碍，何故如此？苟非横取，多自爲兴贩，则必夹带商贾，图取财物。申转运司，乞行下鄂州，拘下船只，搜检棁物，以戒奸贪。安庆太学生刘机罪犯行已有耻，则谓之士；乡党称弟，则谓之士。刘机既爲士人，又尝逰太学，自合动循礼法，恪守士行。今乃专骛豪纵，陵蔑闾里，人言籍籍，姑置不问。既入酒肆，复殴妹弟，行检如此，便使读书破万巻，文章妙天下，亦何足以齿于爲士之列？淮人本醇质，士子亦皆重厚。刘机但以太学之故，而所爲狂悖，乃如此！当官而行，何强之有？一太学生，亦何足道哉！刘机且与从恕放，如敢再犯，定当具奏屛之逺方，以爲不守士行者之戒。王珍减尅军粮断配王珍爲军典，寻常管兵士，请给月粮衣钱，辄每减尅，已是无理。本府兴筑城壁，劳动军士，自非得已，王珍更不思军人辛苦，亦敢减尅钱【阙】輙尅【阙】米二升半，輙尅五合，情理切害。王珍决脊杖十五，刺面配抚州牢城。杨焕不防名支破，勘杖一百。吕青押杨焕就王珍家取未散钱米，并盗尅下钱米支散。宣永等因筑城乞觅断配
译由此看来，六贯文税钱应当分成三份，由兄弟均分，这才妥当。现在姑且拿郑知县、提刑司佥判的判决与吉州司法、知录的判决相比较：郑知县、佥判的见解很狭窄，而司法、知录的见解很宽广；郑知县、佥判的用意很偏私，而司法、知录的用意很公正。按照司法、知录的判决，作为儿子就是孝顺父亲，作为兄长就是友爱弟弟；按照郑知县、佥判的判决，作为儿子就是不孝父亲，作为兄长就是不友爱弟弟。一善一恶，一是一本非，岂不是相差得太远了吗？官府审理公事，是为了改善教化、移易风俗，怎么能引导人不孝、不友，却还自以为正确？像韩知县、赵安抚的判决，已经曲意照顾了世俗的私情，却没有完全符合天下的公理。刘仁愿、刘仁谦尚且抗拒，这说明他们只知道凭借势力可以凌辱孤寡，却不再知道官府的存在。现在姑且依照韩知县、赵安抚的判决，令刘仁愿、刘仁谦拨出三贯文税钱交给拱礼和郭氏，等交付完毕后释放；仍向各司及使军申报，照会有关情形。权太平州 张日新诉庄武离间母子 张敷文的孙子名叫日新，到官府控告编管人庄武，庄武又名三聘，离间他的母亲，使母亲把身边的两个儿媳全都赶走。张日新还带来庄武亲自写给他母亲的两张便帖，外面写作妻子的封面，里面却写着庄武自己的名字，应当把庄武送入狱中追究。两张便帖确实是庄武亲笔所写。据庄武供称，他过去曾在张宅做馆客，哪有旧日馆客随便写便帖给馆主的寡妇的道理？他又供称前后往来饮酒，男女杂处毫无顾忌，这是什么道理？而且便帖中有这样的话：‘自从安人从家里回去以后，他们便把大字写在书院窗上，诅咒人，还要杀人。’又说：‘除非安人出外商议，才可以防止他们毁坏它。’这些话的意思明显有妨害情理的地方，竟到了这种程度，可见他一定想赶走张日新的儿子，只听从庄武的话。扰乱男女的区别，离间母子的亲情，庄武的罪过，难道可以宽贷吗？如果考察众人的议论，这件事又不止是往来便帖而已，整个郡的人都替他们感到不平。一个人如果能使母亲赶走儿子而不顾念，必定是有人蛊惑了她的心。只是做儿子的不敢明说，官府也不必彻底追究，或许母子还可以重新和好。况且庄武是福州人，自称曾经参加乡举；看他的言辞、气质和字迹，都不像士人。他过去曾替人指点、代写文书，在当涂编管，本应稍微知道收敛。他奸险凶横，屡次犯过；做朱佥判的馆客时，既引导朱佥判做非分之事，又挟制别人起诉朱佥判，最终朱佥判竟被罢免。后来做张伸的馆客，又以寻找、捉拿学生为名，直接登上他女儿的卧榻，以致被人控告；甚至鞭打婢女，逼得婢女上吊而死；轻视官府，敢于无礼，这些都见于诉状。每次被追到官府，他总先摆出凶暴的样子来凌驾长官，即使宇文侍郎身为法从之贵，也不能免受他的无礼。官府又常常因为他属于士人而曲意宽贷。以上这些事情，如果尚未严重到危害他人，还可以暂且宽免。张敷文是世代做官的名门，而庄武竟然专擅他家的家政；如果不惩治，张家的家业就会全部落入庄氏之手，两个儿子将无所归依，一家人从此就要破败。为政者难道能不因此动心吗？我私下认为，当涂本来就不是庄武的故乡，庄武又是被编管的罪人；念在他属于士人，暂且免予判治，再把庄武迁徙到邻郡，那么寡妇所受的诽谤可以自然澄清，孤儿与母亲的亲爱可以重新恢复，张家不至于彻底破败，庄武也不至于进一步加重罪责，还可以重新做人。只是庄武原本属于受特旨编管的人，州郡不敢擅自决定；如果想上报朝廷，那么我只是一个小官，暂时代理郡中事务，也不敢轻率行事。等宝文大卿到任之日，再呈报。汉阳 漕司下令放免寄庄米 汉阳田地所出产的粮食，只够养活汉阳军的百姓。如果全部运到外地，汉阳百姓必然会饿死。汉阳老知军愿意请求放免，不敢让百姓饿死。送交有关事务部门，照已经作出的判决办理。沈总属 郡无论大小，都负有守土之责。关津设有禁令，不只是为了征收税款，也是为了防止奸盗、盘查出入。船只来到境内，不来报见，竟直接砍断缆绳，鼓噪着离去，这是什么道理？船上漂浮着几只大船，所载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没有妨碍，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不是横行强取，多半就是自行进行贩运；否则必定是夹带商贾，图谋获取财物。向转运司申报，请求下令鄂州拘留下这些船只，搜查检验所载物品，以警戒奸诈贪利之人。安庆 太学生刘机的罪行 行为有羞耻之心，才称得上士人；在乡党中得到敬称，也才称得上士人。刘机既然是士人，又曾经游学太学，本来应当举止遵循礼法，谨守士人的品行。如今却一味追求豪放放纵，凌辱乡里，众人议论纷纷，姑且搁置不问。他既进入酒馆，又殴打妹妹和弟弟，行为检点到了这种地步，即使读破万卷书，文章天下无双，又怎么足以列入士人之中？淮人本来质朴醇厚，士子也都稳重敦厚。刘机只因为在太学读过书，所作所为却狂妄悖逆到这种程度！身为官员而行事，有什么强横可言？不过是一个太学生，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刘机暂且与从恕一并释放；如果再敢犯事，一定具奏朝廷，放逐到远方，作为不守士人品行者的警戒。王珍克扣军粮判决发配 王珍任军中典吏，平时管理士兵，请领每月的粮食和衣钱，却总是加以克扣，已经十分无理。本府兴建城墙，劳役军士，本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王珍更加不顾军人的辛苦，竟敢克扣钱【阙】，又克扣【阙】米二升半，再克扣五合，情理上危害极大。王珍脊杖十五，脸上刺字，发配抚州牢城。杨焕没有防止冒名支取、破坏军粮，勘杖一百。吕青押着杨焕到王珍家，取回尚未散发的钱粮，并把被盗克扣的钱粮发放下去。宣永等因筑城请求查断发配
安庆大府素无城壁，无以爲守御之备。当职不自量度，妄意兴筑，支费浩大，官司未易了办，不免资百姓之力以衞百姓，甚非得已。揆之于心，每切自愧。今既令人户出备慱子木，搬担至府尉司，人吏乃輙敢邀阻。乞觅人户献木，尚复要钱，则公事追逮其扰可知。此而不治，是使本府重得罪于百姓也。宣永、张明、李明、龚顔各决脊杖十二，刺面，配一千里外州军牢城。案开具所实钱，追纳，抄估到家业，牓卖，仍备牓府县晓示。如并缘筑城輙敢扰民者，许人陈首，赏钱三百贯，犯人重行断治。武楷认金掘土得金，元是武安抚宅基，武楷遂认以爲旧物，访之邦人，乃以爲元是天井刘家宅基，武安抚复于上居止。以事理考之，必是刘家之物，葢藏金于地，爲避贼而藏也。安抚方提兵讨贼，又何爲而藏金于地耶？但武安抚有功于此邦，见之墓志未及百年，其子孙零替如此，使人爲之怅然。便无认金之讼，官司亦当赒恤。但闻武楷自少不学，家产破荡，若得钱又复妄费，公库置厯每月批送钱五贯，仍自七月爲头，薄赡其家，以爲有功于此邦者之报。刼盗祝兴逃走处斩照得安丰军递押到配军祝兴、徐青，爲妄传邉事，各持军器，作威执火，刼夺客人财物，决脊杖二十，刺配二千里，本府差寨兵高成管押前去。至路中，其徐青、祝兴反将高成殴打逃走。当捉获到祝兴一名，据各人供责分明。本府照得邉事方兴，小人喜于倡乱，并缘刼掠，自不应更分首从。今安丰军从轻决配，已是失刑，今又尚敢殴打防送人逃走。祝兴押赴市曹斩首，府城号令三日，传下诸县，各号令三日。未到人徐青，赏钱五百贯文，许诸色人捕捉，申朝廷乞行下邉郡，应有此等凶恶之人，并不分首从处斩。所有本府不合擅斩强贼，乞赐窜谪施行，仍申诸司。
勉斋集巻三十三
译安庆大府向来没有城墙，无法作为守御的防备。本官没有正确估量情势，贸然决定兴建城墙，支出的费用极其浩大，官府不容易办完，不得不借助百姓的力量来保卫百姓，实在是迫不得已。每当想到这里，内心都深感惭愧。如今既然已经让百姓出备檏子木，搬运挑担到府尉司，官吏却竟敢加以阻拦。向百姓索要献木的钱，竟然还要再收钱，那么官府追捕催办给百姓带来的骚扰就可想而知了。这件事如果不治罪，就是使本府再次得罪百姓。宣永、张明、李明、龚颜各脊杖十二，脸上刺字，发配一千里以外州军的牢城。案卷中开列核实的钱数，追缴入官；抄估他们的家产，张榜出卖；仍然备具榜文，下到府县晓谕。今后凡借筑城之名胆敢骚扰百姓的，允许有人陈首，赏钱三百贯；犯人从重判治。武楷认领金子 挖土得到金子，原来是武安抚宅基地中的东西，武楷于是认定是旧日遗物。向当地人询问，他们却说原来是天井刘家的宅基地，武安抚后来又在上面居住。按事理考察，这金子一定是刘家的东西，大概是把金子埋在地下，为了躲避盗贼而藏起来的。武安抚正在率兵讨贼，又为什么要把金子埋在地下呢？只是武安抚对这个地方有功，这一点见于墓志，距今还不到一百年，他的子孙却已经衰败到如此地步，令人不免惆怅。即使没有这起认金的诉讼，官府也应当赈济抚恤。只是听说武楷从小不学习，家产已经破败荡尽；如果得到钱财，又会再次胡乱花费。因此从公库置历，每月批给钱五贯，仍从七月开始，略微供养他的家，以此作为对曾经有功于此地之人的报答。劫盗祝兴逃走处斩 查得安丰军递解押送到此的配军祝兴、徐青，因为妄传边疆军情，各自拿着兵器，作威作势，手持火把，劫夺客人的财物，被决脊杖二十，刺字，发配二千里；本府派寨兵高成押送他们前往。走到途中，徐青、祝兴反而殴打高成，逃走。如今捕获的只有祝兴一人，据各人的供词，罪责清楚。本府查得边事正在兴起，小人喜欢倡乱，既然又有劫掠行为，就不应再区分首犯、从犯。安丰军从轻判决发配，已经是失于刑罚；如今又胆敢殴打防送人员逃走。祝兴押赴市曹斩首，在府城示众三日，再传告各县，各示众三日。尚未捕获的徐青，悬赏钱五百贯文，允许各色人等捕捉；向朝廷申报，请求下令各边郡，凡有这类凶恶之人，一律不分首从，处斩。本府擅自斩杀强盗，实属不合，谨请赐予贬谪处分，仍向各司申报。《勉斋集》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勉斋集》巻三十四宋黄榦撰杂著催科辩客有问于余曰：「催科之事，子之所不屑为乎？」曰：「非也。」曰：「子之拙于催科，何也？」曰：「非不屑为也，有不得为者，有不忍为者，有不当为者，有不可为者。」曰：「其详可得闻乎？」曰：「催科之法，要当任之专，信之笃，而后事可办也。」临川之财赋，所见催者，有开禧三年之旧苖，有开禧二年之旧税，有嘉定元年之新税。旧者额巳少而难催，新者额尚多而易催。今州郡以其旧者，县催而县纳；以其新者，县催而州纳。县催而县纳者，则有县吏主之，有手力督之，朝以至则朝以纳，夕以至则夕以纳。彼戸长者，天下之顽民也，退有所畏，进无所阻，故不容于不纳也。故旧苖旧税之在县者，比之旧年増多万余贯；新税则不然，催于县而纳于州，县不过出文引以示之而巳其纳于州也，聴戸长之自纳而巳既无人以督之，而州吏颉顽，日未申而巳归矣。戸长既无所畏，而反有所阻，宜其不能无欠也。县之申于州者，不知其几状也；请于州者，不知其几语也；漠然若无闻焉。此所谓不得为者也。曰：「旧苖旧税亦有二三万之欠，子得为之矣，而不为何也？」曰：「不敢为也。」今之苖税之数，皆经界已后之总数也。自经界之时，已有不可耕不可栽之名；经界之后，又有逃亡走絶、沙埋落港之数；又有拨入州县学、慈防院而不输于州者。苗税之额徒在，而苗税之实则无也。吾岂不能峻其期限，严其棰楚而使之纳？顾恐保正戸长不堪其苦，懦者则贸田庐鬻妻子以偿之，强者则执平民之产，去税存者以诬之。蚩蚩之氓，君以为天国以为本，戕其天贼其本，吾不忍为也。曰：「是则然矣，子之所谓不当为、不可为者，何也？」曰：「古之取民者，非得巳也，故当量其地，度其力，以为之征敛，而亦未尝不立为一定之法也。故近郊什一，逺郊什二，什一什二之外，一毫不妄取也。今则不然，苗钱旧若干，今则増。为若干矣？税钱每疋若干，去年则増为若干，今又増为若干矣。夫民至愚而神，若昏而明，惟有以得其心，而后有以得其财。顾其徃年之所纳，不至若是多也，则方讐嫉之不暇，而孰肯乐输乎？此端一启，后之人又将有求多于此者矣。今乃并其所谓増之数，立为数万之额，以责其促办，是则所不当为也。县之财赋，县令不办当罪，其令不应取，而归之于州，犹州之不办，总领转运未尝取而自催也。自前太守取而归之州，巳非州郡之体。去嵗贤太守下车之初，慨然举而归之于县，然犹不尽归者，其不尽归者，非幙府之愿，非胥吏之便也。盖苗税之所输者，有所谓事例钱者，县得之则以修廨舍，造器用，供过客，宴同官，呈比钱者，县吏得之则以活其家，故归之于州，则县皆不得与，而幙府胥吏得之矣。故不尽归，犹不足以快其意也。故于新税特为迟缓要阻，以幸其亏之多，及其折苗之将起也，乃求一妄男子作为白劄，以言县之不办，庶几太守聴信，复归而举之于州也。不然则此劄胡为不发于去冬，而发于折苗之将起乎？嗟夫！险矣哉！吾老矣，无所望于世，又孰能受屈于此曹哉？是则不可为也矣。予岂不屑为哉？予不得巳也。作催科辩。不从宇文辟辩诸公皆以榦从宇文之去为是，不从为非，因以辩之。榦自信阳得疾，几至不救，呉宣抚谕令解帅幕之职，从宣幕之招。榦以病辞，得归飬病。今病未瘳，而复从宇文之行，其谊安在？宇文始欲以帅幕辟之矣，后改正宣抚，复欲以宣幕见招。若从之行，是辞卑居尊，义尤不安。况兴兵动众，国之大事，以身许人，亦非小节。要当斟酌可否，岂宜见利则趋？若外言体国，内实规利，不量才力，冒当重责，虽曰体国，而实误国。虽欲规利，利亦何有？城南宣干厥监不逺，岂宜冒昧复蹈其辙？加以十年之伪学，为一日之实材，若不力辞，或至踈脱，则小人益得以肆其喙，善彚将无所容。其身不惟榦受其祸，而上辱先师，下累朋友。至于彼时，又将以不合轻去而见责矣。去嵗夏间，诸路败衂，论者以邓宣抚之故，皆谓道学首唱兵端。若非庙堂察其本末，力排异论，吾辈皆巳不免矣。况又敢以其身误国以规利乎？刘韬仲从邓公之招，今议者皆非之。榦不从宇文之招，议者又非之。然则将如何而可？古之君子，出处去就，如隂阳四时，各当其可。今之君子，各削其半，有出无处，有就无去，如有隂无阳，有秋冬无春夏。古之君子，一出一处，各适其中。不幸而过，宁过于处，无过于出。过于处犹有畏义之心，过于出则利焉而已矣。然则不从宇文之招，未见其为不可也。曰：然则子之从呉公之招可乎？曰：呉公，榦之故人，帅幕非主兵之职。然予亦巳悔之矣，岂敢迷复而不反乎？作不从宇文辟辩。除防辩
译钦定《四库全书》《勉斋集》卷三十四，宋黄榦撰，杂著 《催科辩》有客人问我：‘催促征收赋税这件事，是你所不屑于做的吗？’我说：‘不是。’客人问：‘那么你不擅长催科，是什么原因呢？’我说：‘不是不屑于做，而是有不能做的，有不忍心做的，有不应当做的，有根本不可以做的。’客人问：‘详细情形可以听听吗？’我说：‘催科之法，关键在于把这件事专门交给一个人负责，并且充分信任他，然后事情才能办成。’临川的财赋中，我所见到需要催征的，有开禧三年的旧苗，有开禧二年的旧税，有嘉定元年的新税。旧税数额已经减少，却难以催收；新税数额还多，反而容易催收。如今州郡对旧税实行县里催征、县里缴纳；对新税实行县里催征、州里缴纳。县里催征、县里缴纳的，有县吏主管，有手力督促；早上到就早上缴纳，晚上到就晚上缴纳。那些户长，是天下最顽强的百姓，退下有畏惧，进前却没有阻拦，所以不能不缴纳。因此旧苗、旧税中由县里征收的，比往年增加了一万多贯；新税却不是这样，在县里催征而到州里缴纳，县里不过发出文引给他们看罢了。至于缴纳到州里，只听任户长自行缴纳；既没有人督促，州吏又互相推诿，未到申时就已经回去了。户长既没有畏惧，反而受到阻碍，当然不可能没有拖欠。县里向州里申报的，不知道有多少份状文；向州里请示的，不知道有多少话，却漠然置之，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这就是所谓不能做的事。客人问：‘旧苗、旧税也有两三万的拖欠，你能够催收，却为什么不做呢？’我说：‘是不敢做。’如今苗税的数额，都是经界以后统计的总数。从经界时起，就已经有名义上存在、实际上不能耕种、不能栽种的田地；经界以后，又有逃亡、断绝户口、被沙土掩埋、沦为水港的田地；还有拨入州县学校、慈幼院而不向州里缴纳的田地。苗税的数额空有其名，而苗税的实际收入却不存在。我难道不能加严期限、严厉施加鞭打，使他们缴纳吗？只是担心保正、户长承受不了这种痛苦：懦弱的人会变卖田地房屋、出卖妻子儿女来偿还；强悍的人则会夺取平民的产业，除去有税的名目，诬称为无税之产。无知的百姓，君主把他们看作上天赐予的人民、国家的根本；伤害他们，就是戕害上天、盗贼般损害根本，我不忍心这样做。客人问：‘这就对了。那么你所说的不应当做、不可做，又是什么呢？’我说：‘古代向百姓征取赋税，并非得已，因此应当衡量土地，估量百姓的力量，据此征收，同时也从未不制定固定的法令。’ 所以近郊征收十分之一，远郊征收十分之二；除了十分之一、十分之二以外，一丝一毫也不能妄取。如今却不是这样：苗钱旧额是多少，现在增加成多少；究竟增加到多少呢？税钱每匹原来是多少，去年增加到多少，今年又增加到多少。百姓虽然至为愚笨，却也有灵性；虽然看似昏昧，实际上明白，只有取得他们的心，才能取得他们的钱财。可是他们回想往年所缴纳的，还没有多到这种程度，正来不及怨恨嫉妒，哪里肯乐意缴纳呢？这个口子一开，后人又将要求比这更多。如今竟把所谓增加的数额一并列为数万的定额，责令限期办纳，这就是不应当做的事。县里的财赋，县令办不成就应当获罪；如果县令不应当收取，就应当把它归还州里。就像州里办不成，主管总领、转运司也从未自行取收、催征一样。以前太守把财赋收取权拿走、归到州里，已经不合州郡的体制。去年贤太守刚到任时，慨然把这件事全数归还县里，但仍有一部分没有归还；之所以没有全部归还，并不是幕府的意愿，也不是胥吏的便利。因为苗税缴纳中有一种所谓事例钱，县里得到后，可以用来修缮廨舍、制造器物、供应过客、宴请同僚；呈比钱则由县吏取得，用来养活自己的家庭。所以归还州里以后，县里都得不到这些钱，反而成为幕府胥吏所得。所以即使没有全部归还，也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心意。因此，他们对新税特别拖延阻挠，希望造成更多亏欠；等到即将开始折纳苗税时，才找一个妄人写成一份白札，声称县里办不成，希望太守听信此说，再把催科收税之权收回并归到州里。不然，这份白札为什么不在去年冬天发出，却偏偏在即将折纳苗税时发出呢？唉，真是险恶啊！我已经老了，对世事也没有什么希望，又怎么能甘心受这班人的屈辱呢？这就是不可做的事。难道我是不屑于做吗？实在是不得已啊。于是写下《催科辩》。不从宇文辟辩 诸位都认为黄榦随从宇文离去是对的，不随从就是错的，于是因此争辩。黄榦从信阳患病，几乎病危，是吴宣抚告谕命令他解除帅幕职务，接受宣幕的征召。黄榦以有病推辞，得以回来养病。如今病还没有痊愈，却又要随从宇文出行，这种情义在哪里？宇文起初想以帅幕之职征召他，后来改任正宣抚，又想以宣幕之职招他。若随他出行，就是辞去卑职而求居尊位，在义理上尤其不安。何况兴兵动众，是国家大事，把自身托付给他人，也不是小节。总应斟酌可不可行，怎能见到利益就趋附？如果口头上说是为国体，内心其实是谋求私利，不量度自己的才力，冒险承当重责，即使说是为国体，实际上却是误国。即使想谋利，又能得到什么利益？城南宣干厥的监事还不远，哪里应该冒昧地再走他的老路？何况以十年所受的伪学之名，换取一日的实际材用，如果不竭力辞谢，或许会导致疏忽脱漏，那么小人就更加能够肆意逞口舌，善类将无处容身。这样一来，受祸的不只是黄榦本人：对上会辱及先师，对下会连累朋友。到了那时，又将因不合意而轻率离去受到责备了。去年夏间，各路军队败退，议论者因为邓宣抚的缘故，都说是道学首先倡导了战端。如果不是朝廷察明事情的始末，竭力排斥异论，我们这些人都已经不能免祸了。何况又怎敢拿自身误国来谋求私利呢？刘韬仲接受邓公的征召，如今议论者都非难他。黄榦不接受宇文的征召，议论者又非难他。那么究竟怎样才可以呢？古代君子出仕、退处、离去、任职，就像阴阳和四时一样，各自都合于时宜。如今的君子各自削去一半：只有出仕，没有退处；只有任职，没有离去；如同只有阴没有阳，只有秋冬没有春夏。古代君子，一出仕一退处，各自合于中道。不幸有所过失，宁可过于退处，也不要过于出仕。过于退处还存有畏惧义理之心，过于出仕就只有逐利罢了。这样说来，不接受宇文的征召，未见得有什么不可以。有人说：那么您接受吴公的征召可以吗？答：吴公是黄榦的旧友，帅幕并不是主管军务的职位。然而我也已经后悔了，难道还敢执迷不悟而不回头吗？因此写下《不从宇文辟辩》。《除防辩》
或曰：九月以下之防，除防之日，礼经无明文。将并始死之月以及除防之月朔为九月耶【如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初一日之类】抑自始死之月数至九月，又逾月朔而为九月耶【如正月十五日始死至四月初一日之类】曰：此于礼经虽无明文，然以礼考之，恐必数至九月，又逾月朔而后除防也。曰：三年之防，二十五月而毕，则仅至两年又逾月而遂除服，则九月之防亦必至八月又逾月而可除服矣。今乃欲至九月而又逾月，毋以重服反轻，而轻服反重乎？曰：三年问曰：至亲以期断，加隆焉，故使再期也。又小记曰：三年问，再期之防，三年也。古人三年之防，本谓之再期，是以足两年又逾月除防也。再期之防，足两年又逾月而除防也，则九月之防，足九月又逾月而后除防，无可疑矣。况期之防，十三月而大祥，此又礼经之明文也。期之防，足一期又逾月而除防，则九月之防，安得不足九月又逾月而除防乎？檀弓云：既▯各以其服除。注云：三月而▯则三月之亲先除服。古人▯事先逺日，盖卜下旬之日以▯吉也。若大夫以成月数，则▯以三月乃在四月之内，不应于未▯之前而遂先除服也。使三月之防亦并始死之月及除防之月朔为三月，则是未▯而先除服矣。未▯之前，缌麻既先除，五月、九月又未当除，则既▯之后，所谓各以其服除者，所除何服耶？况三月之防，若至二月又逾月而除，则假令有人正月三十日死，至三月初一日而除，则缌麻之服仅及三十日而止，此岂近于人情耶？三月之防不可以至二月又逾月朔而除服，则九月之防亦不应近至八月又逾月朔而遂除服也。以朞防及三月之防例之，则九月、五月之防，当必足九月、五月又逾月朔而后可除防也。若朞防则十三月之内毕，日至大祥，缌麻之防则既▯而除服。也曰：「乆而不▯者，奈何？」曰：「礼曰：『乆而不▯者，惟主▯者不除。』如此，则九月以下之防，各足月数，又逾月朔而后除防也。」明矣。易説警学谓用应始有体，该本无则是虚也。程子以爻为人，以位为时，则实有是事也。以为虚，则观象玩辞者何以体騐持守之要乎？观上文及其贯之“万事一理”之语，则理定旣实以下，皆指深于学易者而言。理即体也，用即事也。理之为体，虽实而所该者无形；事之为用，虽本虚而应乃有迹。稽实存体，所以玩理；待虗应用，所以制事。当潜而潜，当见而见，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者，非实乎？然求其所谓当然者，则无形之可见，非本无乎？未有潜见之事，非虚乎？处陋巷，三过其门而不入，则有迹之可睹，非始有乎？程子之説与此意自不相妨，特解《易》则皆推説耳。云上于天，需待之象。今而曰“云上于天，无所复为”，则是兼取于饮食燕乐之义。云上于天，自为需待之义；饮食燕乐，则君子处需而得其道耳。九五一爻尽之，非为无所复为，取饮食燕乐之义也。风自火出，明内齐外之义。今曰身修家治，则于风自火出之象有所未明。火在内卦为明，内明身修也。风在外卦为齐，外齐家治也。上九一爻，是其义也。师取蓄众之义，则兵师、师众一也。今曰“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则似以兵师、师众为二义。师卦皆主兵师而言，然兵师、师众本亦一义。旅师亦然。“师”之为言众也，在军则有师之名。升言顺徳谓物理之升皆以顺积而致之本义顺当作慎积小髙大方有升义以其小而能髙大则不可不慎故慎义为长困言：“致命，谓委致于天命耳。”本义云：“犹持以与人而不之有。”未明。“致”有二义：有以此召彼之来，兵法“致人”是也；有自此推之于彼，事君“致身”是也。《大学》“致知”亦然。二义虽不同，或移彼至此，或推此至彼，其义一也。若谓委之命，则非“至”字之义。故“命”只为吾身性命，“而致”为推以与人也。西铭説尝记师説《西铭》，“自‘干称父’以下至‘颠连无告’，如碁局；自‘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碁。”未晓其説。丁卯夏，三衢舟中，因思之，方知其然。“干父坤母，予混然中处”，此四句是纲领。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帅，塞为吾之体性。言吾所以为天地之子之实。民吾同胞，至颠连无告，言民物并生天地之间，则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党与，特有差等之殊。吾既为天地之子，则必当全吾之体飬吾之性，爱敬吾之兄弟党与，然后可以为孝；不然则谓之背逆之子。“于时保之”以下，即言人子尽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体飬吾性、爱敬吾兄弟党与之道，尽于此矣。雨旸寒暖风説衢州道间，因思雨旸寒暖风之变。天地之间，不过隂阳交感。扞格而不交，则为旱；交感之太过，则为雨。阳有余，隂不足，为暖；隂有余，阳不足，为寒。四者加以急疾，则为风。金木水火土説
译有人问：九月以下的丧服，除去丧服的日期，礼经没有明文。是要把开始死亡的月份和除服月份的初一合并计算为九个月吗【如正月十五日去世，到三月初一日之类】？还是从死者去世的月份数到第九个月，再过一个月的初一，才算九个月吗【如正月十五日去世，到四月初一日之类】？答：这件事礼经虽无明文，但考察礼制，恐怕一定要数到第九个月，再过一个月的初一以后才除服。问：三年之丧满二十五个月结束，那么只到两年又过一个月就除服；九个月之丧也必定到八个月又过一个月就可以除服了。如今却要到第九个月又过一个月，岂不是以重服反而轻除，以轻服反而重除吗？答：《三年问》说：“至亲之丧以一年为断，加以隆重，所以要服丧两年。”《小记》又说：“《三年问》所说两年之丧，就是三年。”古人把三年之丧本来称为“两年之丧”，因此足满两年又过一个月才除丧服。两年之丧足满两年又过一个月除服，那么九个月之丧足满九个月又过一个月才除服，就没有什么可疑的了。何况一年之丧到十三个月举行大祥，这也是礼经的明文。一年之丧足满一年又过一个月才除服，九个月之丧怎么能不足九个月又过一个月就除服呢？《檀弓》说：“下葬以后，各自按照所服的丧服除去。”注说：“三个月下葬，那么服三个月丧服的亲属先除服。”古人办理葬事选择较远的日期，大概是占卜下旬的日子，认为那天适合下葬。如果大夫按照完整月份计算，那么三个月下葬就在第四个月以内，不应在尚未下葬以前就先除服。假使三个月之丧也把死者去世的月份和除丧服月份的初一合并计算为三个月，那就是未下葬便先除服了。未下葬以前，缌麻服已经先除；五月、九月之服又还不到除服之时，那么下葬以后所谓各自按其丧服除去的，究竟除去的是哪一种丧服呢？况且三个月之丧，如果到两个月又过一个月便除服，假如有人正月三十日去世，到三月初一日除服，那么缌麻丧服只服了三十天，这难道合乎人情吗？三个月之丧不可以到两个月又过一个月的初一就除服，九个月之丧也不应接近八个月又过一个月的初一便除服。以一年之丧和三个月之丧为例，九个月、五个月的丧服，必须足满九个月、五个月，再过一个月的初一以后才能除服。如果是一年之丧，就在十三个月以内结束，到日子举行大祥；缌麻之丧，则下葬以后除服。又问：“久不下葬怎么办？”答：“礼说：‘久不下葬的，只有主持下葬的人不除服。’这样看来，九个月以下的丧服，各自足满月份数，再过一个月的初一以后才除服，就很明白了。” 《易》说 警学说，认为“用”应当开始才有“体”，本来没有“用”便是虚无。程子把爻看作人，把位看作时，那么实际上确实有这样的事情。若认为是虚无，那么观象玩辞的人凭什么体验、验证并把握持守的要领呢？看上文以及贯穿其中“万事一理”的话，那么“理已经确定而且实有”以下的内容，都是对学《易》较深的人说的。理就是体，用就是事。理作为体，虽然实有，但它所包含的是无形的；事作为用，虽然本来是虚的，但其应验却有形迹。考察实情、存养其体，是为了体玩义理；等待虚处、施用于事，是为了裁制事务。应当潜藏时便潜藏，应当显现时便显现，都是义理自然如此、不可改变的地方，难道不是实吗？然而寻求所谓“当然”的道理，却没有可以看见的形体，难道不是本来无形吗？尚未有潜藏、显现的事情，难道不是虚吗？居住在陋巷，三次经过自己家门都不进去，这是有形迹可见的，难道不是开始显现吗？程子的说法与这个意思本不相妨，只是解释《易》时都作了推演说明罢了。“云上于天”，是需卦等待的象。如今说“云上于天，无所复为”，就是兼取饮食宴乐的意义。云上于天，自然是等待的意义；饮食宴乐，则是君子处于等待之中而得其道。九五一爻已经把它说尽了，并不是说无所再做，而是取饮食宴乐的意义。“风自火出”，说明内明外齐的意义。如今说修身而使家治，对于风从火中出的卦象还有没有说明白。火在内卦，代表光明；内里光明，就是修身。风在外卦，代表整齐；外在整齐，就是治家。上九一爻正是这个意义。师卦取聚蓄众人的意义，那么兵师与师众本是一回事。如今说“水不在地之外，军队不在人民之外”，似乎把兵师、师众说成两个意义。师卦全都以军队为主来说，但兵师与师众本来也只是一个意义。旅卦中的师也是这样。“师”这个字的意思是众，在军队中便有“师”的名称。升卦说“顺德”，是说万物上升都凭借顺势积累而达到；其本义中的“顺”应当作“慎”。积累小的而达到高大，才有上升的意义；正因为从小处能够达到高大，所以不可不谨慎，因此“慎”的意义更为恰当。困卦说：“致命，是把自己交付给天命罢了。”《本义》说：“如同拿着东西交给别人，而不把它据为己有。”这还没有说明白。“致”有两种意义：一种是用这个召来那个，如兵法所说“致人”；一种是从这里推送到那里，如侍奉君主所说“致身”。《大学》的“致知”也是这样。两种意义虽然不同，有的是把对方移到这里，有的是把这里的东西推送给对方，但意义是相同的。如果说是把自己交付给天命，那就不是“至”字的意义了。所以“命”只指我自身的性命，“致”则是把自身推送交付给别人。《西铭》说 我曾记得老师讲解《西铭》时说：“从‘干称父’以下到‘颠连无告’，如同棋盘；从‘子之翼也’以下到篇末，如同人下棋。”我当时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丁卯年夏天，在三衢的船中，因为思考这件事，才知道确实如此。“干父坤母，予混然中处”这四句是纲领。意思是说，天地是人的父母，人是天地的儿子。天地的本性，充塞其中，成为我的身体和本性。这是说我之所以成为天地之子的实际。天下百姓都是我的同胞，直到“颠连无告”，是说人与万物一同生在天地之间，因此都是天地的子女，而我的兄弟同党，只是有亲疏等差的不同。我既然是天地之子，就必须保全自己的身体、养成自己的本性，爱护敬重我的兄弟同党，然后才可以称为孝子；否则就叫作悖逆之子。“于时保之”以下，就是说人子竭尽孝道的方法，用来说明人以什么方式事奉上天，也说明保全身体、养成性情、爱护敬重兄弟同党的方法，都在这里了。《雨旸寒暖风说》在衢州途中，我因而思考雨、旸、寒、暖、风的变化。天地之间，不过是阴阳相互交感。阴阳相抵而不交感，就成为旱；交感过度，就成为雨。阳有余、阴不足，就是暖；阴有余、阳不足，就是寒。四种情形再加上急骤迅疾，就成为风。《金木水火土说》
金、木、水、火四者，金、水隂也，火、木阳也。金、水皆素具形质于天地之间，非有所附丽假借而后有也。火以木而后成【一本作形】木因土而后发。木、土之气尽，则火、木亦随而歇灭。盖隂质、阳气，其分如此。记丁卯揲卦解丁卯正月朔旦，揲卦得困，其辞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嵗不觌。”占之者曰：“此隠遯之象也。”予以江陵呉公之命，至庙堂白事，并求祠禄，以应三嵗之占。遇宇文尚书复欲相辟入幕，予不从。诸公大恐，以为必拂庙堂之意。予遂浩然而归，隠于幽谷之中，以聴天命。五月一日，占遇震之姤，五爻俱变，合占之卦不动。爻在姤之四，其辞曰：「包无鱼，起凶。」象曰：「包无鱼，逺民也。」是时欲求岳庙占之，不吉而归。
戒杀记丁卯夏，用兵；冬，北兵入边。予适在荆襄，自见江北百姓及诸军死于锋镝，不可胜数，奚啻如羊豕之被害？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使之至死，深可伤念。自有天地以来，便有战争，便有杀戮。因思人之暴殄天物，亦不可不戒也。戒杀一事，吾儒虽不言，然杀之以时，用之以礼，亦决不若后世之暴殄。今观孟子言：“七十者可以食肉”，则未七十者固无因常食肉也。如此则杀生自少，后世婴儿便要食肉，安得不暴殄天物？人身惟五谷可以疗饥，稍有滋味便可以进食，亦何必须多食肉？人若省得食肉，亦觉志气清明，用度自少，亦免得分外过求。不可以其説类释氏而不之思也。仲夏三衢舟中记。日记式
译金、木、水、火四者中，金、水属阴，火、木属阳。金、水都本来就在天地之间具备形质，并不是依附、借助其他东西以后才有的。火凭借木以后才形成【一本作“形”】，木凭借土以后才生发。木、土之气耗尽，火、木也就随之熄灭。大概阴是形质，阳是气，其分别就是这样。《记丁卯揲卦解》丁卯年正月初一早晨，揲卦得到困卦，卦辞说：“臀部困在枯树上，进入幽深的山谷，三年不能相见。”占卜的人说：“这是隐退逃遁的象征。”我奉江陵吴公的命令，到朝廷陈述事情，并请求祠禄，以应验三年之占。正遇到宇文尚书又想征召我入幕，我没有接受。诸位公卿非常恐惧，认为这一定违背朝廷的意思。我于是坦然归去，隐居在幽谷之中，听凭天命。五月一日，占得震卦变为姤卦，五爻都变，合占所得的卦不动。爻辞在姤卦九四，其辞说：“包里没有鱼，兴起凶险。”《象传》说：“包里没有鱼，是远离民众。”当时想请求岳庙之职，占卜结果不吉，于是回去了。《戒杀记》丁卯年夏天发生战争；冬天，北方军队进入边境。我正好在荆襄，亲眼看见江北百姓和各军死于刀兵，数也数不清，哪里只是像羊、猪被宰杀那样呢？人与万物一同生于天地之间，使它们走到死亡，实在令人深为悲伤怜悯。自从有天地以来，便有战争，便有杀戮。因此想到人肆意残害天地所生的万物，也不能不加以戒止。戒杀这件事，我们儒家虽然不这样说，但按照时令杀生，依照礼制使用，也终究绝不像后世那样肆意残害。如今看孟子说：“七十岁的人可以吃肉”，那么不到七十岁的人本来就没有理由经常吃肉。这样，杀生自然会少；后世的婴儿一出生就要吃肉，怎么能不滥杀滥食天地万物呢？人的身体只有五谷可以解除饥饿，稍有滋味便可以进食，又何必一定要多吃肉？人如果能够少吃肉，也会觉得志气清明，日常用度自然减少，也免得额外追求过多。不能因为这种说法类似佛教就不加思考。仲夏在三衢船中记。《日记式》
日记圣贤之教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又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此録之所以作也。自旦至暮，自少至老，置之坐右，书以识之。文行相须，新故相寻，徳进业广矣。一记年月日，嵗次。一行，一记气节寒暑雨旸之变，天运。一行一记所寓之地，所寓，一行，一记所习经、子、史、集、四书多少，随力所及。【读书起止】 四行一记所出入及所为大事【出入动作】三行，一记所闻善言，所见善行【善言善行】三行。一记所见賔友 賔友 三行先于孝友，人性本善，知识不明，故流而为恶。圣贤经训，所以勉人改过趋善。况儒衣儒冠，自当穷经博古，立志为学。而儒学莫先于读书。人身至贵，少有纵放，即流而为贱。戒谨恐惧，庶几寡过。事以勤而集，养以小而贱。人有一身，则仰事俯育，自有当为。是必鸡鸣而起，恐常不及，岂宜惰其四支，无所用心？用以俭而足以，奢而匮。人之一身，不过恶衣恶食，即免饥寒，不见可欲，此心不乱。岂宜纵耳目之好，以事无益？今百余年，更歴三世，守此五事，常如一日。继今子孙所宜永监，书之家庙，以示不忘。始祖祭田关约榦愚不肖，无以振祖宗之遗绪。每念丘垅之重，则为之怆然以悲。今年巳七十，恐一旦溘然填沟壑，无以为子孙祭祀之计，则将抱终天无穷之恨。惟是从宦以来，生理防薄，平日志愿，迄莫之遂。坟墓之近者，尚頼子孙相与维持。独同庆先祖坟共四所，巳三百年，虽族人春秋醵金祭享其间，贫困者亦颇以为苦。世代既逺，人情易怠，自祭享之外，亦罕有至墓下者，大非孝子顺孙追逺报本之心。今辄以本位近嵗取赎到古田等处蒸尝之苗，仅四畆一角六十七歩，每嵗供纳谷十六石，充祭祀之用。縁所入甚防，未足以供诸房轮收。今欲每年于内拨六石充祭享及输租外，公交族长掌管，以备不测支遣。如无支遣，即将所余之谷积累増置，俟十年以后，即以増置益厚轮赡宗族贫乏者。其元谷十六石，毋妄用日増享祀之费，余一半以备支遣桩留増置，以赡贫乏之用。此则必有族人贤者，推至诚敬祖之意，为之区处永妥。先定其规模，薄陋之▯悉革，多方以増益之，亦所志愿也。嘉定十四年仲春清明，裔孙奉议郎主簿亳州明道宫榦临川劝谕文窃以天地之间，万类杂糅，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民，吾同胞；物，吾同与。亦惟明理者见其大，则心泰。兽相食，且人恶之，况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逞忿防身，君子耻之。临川之民，秀而能文，刚而不屈，故前辈名公，彬彬辈出，惟临川为盛。然其流俗之▯，亦以其刚而喜于争，以其文而工于讼，风俗不驯，莫此为甚。当职不才，误叨邑寄，两月之间，披阅讼牒，几数千纸，毫末之争，动经嵗月，嬴粮弃业，防渉道途，城市淹留，官府伺候，走卒斥辱，猾吏诛求，犴狱拘囚，棰楚业毒，何以堪忍！讼而不胜，所损固多；讼而能胜，亦复何益？何不思天地之性，惟人为贵，均气同体，谁无善心？岂可萌此恶念，自絶天地？何不思父母生育，以有此身，爱防髪肤，以至成立，岂可轻以小忿毁辱父母？何不思祖先勤劳，置立产业，亦欲百世以永其传，岂可争较毫末，破荡家业？何不思生育子孙，以求嗣续，亦当殖福，庶可乆长，岂可包臧祸心，殃及后代？所争甚防，所失甚大，其讼愈工，其祸愈酷。故《易》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又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盖古人不可争讼，讼而虽胜，亦不足以为贵也。孰若士农工贾各务本业，起居出入，常存道心，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亲戚乡党，交相和睦，利则思义，忿则思难，既无争竞，亦无祸殃，既无妬忌，自无怨恨，心平气和，身安家足，其可乐哉！当职身膺民社，断讼曲直，自当详细推究。至于虚公畏志健讼百姓，亦不敢不严加惩儆。然亦深念愚民，惟兹王纲宪纲，一朝之忿，以忘其身，则讯鞫之下，诚恐有不明之罪也。故敢以愚见，广敷哀矜，劝尔百姓，各宜交相告戒，毋贻后悔。禁诗轴防旗榜文当职不才，冒领大邑，惟恐踈缪得罪也。今米价低平，细民乐业，天实为之，岂伊人力？近来城郭乡村人戸，乃有作为诗颂，造旗背负，以相褒誉。不惟不足当此虚名，抑使人戸重有所费。目今蝗虫遗种复生，日夕忧愓，但知省过，何暇矜能？凡我邑人，切莫虚费。除巳告示，士子今后不得复为外，仍给榜晓谕，各宜知悉。新淦劝农文
译《日记》圣贤的教导说：“广泛学习文化，用礼来约束自己。”又说：“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每月不忘记自己所能做到的。”这份记录就是因此而作。从早到晚，从年轻到年老，把它放在座位右边，写下来以便记识。文与行相互依存，新知与旧学相互接续，品德就会进步，学业就会扩展。一行记年月日、岁次；一行记节气、寒暑、雨旸的变化，即天运。一行记所居住的地方；一行记所研习的经、子、史、集和四书的多少，随着自己的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读书起止】四行。三行记出入及所做的大事【出入动作】；三行记所听到的善言、所见到的善行【善言善行】。三行记所见的宾客朋友；宾友三行。应当首先实行孝友。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只因知识不明白，所以流转而成为恶。圣贤的经训，是用来勉励人改正过错、趋向善道的。何况穿儒服、戴儒冠，自然应当穷究经书、博览古籍，立志求学。而儒学没有比读书更优先的事。人的身体极为尊贵，稍有放纵，就会流转而变得卑贱。戒慎恐惧，或许可以少犯过错。事情由于勤劳才能办成，奉养由于从小处节省才不至于轻忽。人有这一身，就要侍奉父母、抚育子弟，自有应当做的事。因此一定要鸡鸣就起床，唯恐常常来不及，哪里应该懒惰四肢、无所用心？用度节俭就会充足，奢侈就会匮乏。人的一生不过穿粗衣、吃粗食，只要能够免除饥寒，不看见引起欲望的东西，这颗心就不会扰乱。哪里应该放纵耳目之欲，去做无益的事情？如今一百多年，经历三代，守持这五件事，始终如一。今后子孙应当永远以此为鉴，写在家庙中，以表示永远不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始祖祭田关约》黄榦愚昧而不肖，无法振兴祖宗留下的事业。每当想到祖坟的重要，就为此悲伤。今年已经七十岁，恐怕一旦突然死去、填埋沟壑，便无法替子孙安排祭祀祖先的办法，那将抱有终身无穷的遗憾。只是自从做官以来，生计十分微薄，平日的愿望至今没有实现。较近的坟墓，还可以依赖子孙共同维持。唯独同庆先祖的坟墓共有四处，已有三百年；虽然族人春秋两季集资祭享，其中贫困的人也颇以为苦。世代已经久远，人情容易懈怠，除祭享以外，也很少有人到墓地下祭扫，这大大不是孝子顺孙追念远祖、报答根本的心意。如今便把本官近年赎取到古田等地的蒸尝田苗，只有四亩一角六十七步，每年缴纳谷十六石，用作祭祀费用。由于收入很少，不足以供各房轮流收取。现在想每年从中拨出六石，充作祭享及缴纳租税之用；其余交给族长掌管，以备意外支用。如果没有支用，就把剩余的谷积累起来，增加购置田产，等十年以后，便用增置所得逐渐救济宗族中的贫困者。原有的十六石谷，不得妄自使用；日后增加祭享费用，剩余的一半留作支用和积存增置，以备救济贫困。这样以后，一定会有族中贤能的人，推行至诚敬祖的心意，为此妥善安排，使它长久稳固。预先确定规模，彻底革除简陋鄙薄的弊病，多方增加收益，这也是我的志愿。嘉定十四年仲春清明，裔孙奉议郎、主簿、亳州明道宫黄榦。《临川劝谕文》我私下认为，天地之间万类混杂，只有人得到天地的秀美而最为灵秀。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同类。也只有明白道理的人看见这一层大的关系，内心才会安泰。野兽相互吞食，尚且为人所厌恶，何况人承受天地中和之气而生，却任意发怒伤害他人，君子以此为耻。临川的百姓秀美而能文，刚强而不屈，所以前代有名望的公卿人才济济，唯独临川最为兴盛。然而流俗的弊病，也正因为刚强而喜欢争斗，因为能文而精于诉讼，风俗不驯，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了。本官没有才能，错误地承当了县政，任职两个月间，阅看诉讼文书将近数千张；一点细小的争端，动辄经历数年，携带粮食、抛弃产业，跋涉道路，滞留城市，等候官府，遭受差役斥辱、奸吏诛求，甚至被监禁狱中、遭受杖打刑罚，怎么能够忍受！打官司而不能胜，损失本来就很多；打官司而能够胜，又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想想天地的本性以人为贵，大家同受一气、同具一体，谁没有善心？怎么可以萌发这种恶念，自我断绝与天地的联系？为什么不想想父母生育自己才有此身，爱护自己的毛发皮肤直到成人，怎么可以因为一点小小的愤怒而轻易毁辱父母？为什么不想想祖先勤劳置办产业，也是想让它世代传下去，怎么可以为争计一点细微利益而毁坏家业？为什么不想想生育子孙，是为了求得后代延续，也应当积累福德，希望能够长久，怎么可以包藏祸心，使灾殃牵连后代？所争的极少，所失的极大；诉讼越是精巧，灾祸越是惨酷。所以《易》说：“不要长久纠缠于所争之事，诉讼不可长久持续。”又说：“因为诉讼而接受服饰赏赐，也不足以令人尊敬。”大概古人认为不可争讼，即使诉讼获胜，也不足以视为可贵。哪里比得上士、农、工、商各自专心于本业，起居出入常存道心，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亲戚、乡党，彼此和睦相处；获利时想到义，发怒时想到祸患。这样既没有争竞，也没有祸殃；既没有嫉妒，自然也没有怨恨；心平气和，身体安宁，家庭富足，那是多么快乐啊！本官身负治理百姓的职责，审断诉讼曲直，自然应当详细推究。至于那些虚妄不实、畏惧志向、强健好讼的百姓，也不敢不严加惩罚警戒。然而也深深怜悯愚民，只因有王法和宪纲，一时的愤怒便忘记自身，恐怕在审讯之下会出现不明不白的罪名。所以冒昧把愚见广泛宣示，出于怜悯劝戒你们百姓，各自都应互相告诫，不要留下日后的悔恨。《禁止制作诗轴、防旗、榜文》本官没有才能，冒昧地管理大县，只怕疏忽错误而获罪。如今米价平稳低廉，小民安于本业，这实在是上天造成的，哪里是人的力量？近来城郭乡村的人户，竟制作诗文颂词，制造旗帜背负着，以此互相称誉。这不但不足以承当这种虚名，反而使人户增加费用。眼下蝗虫遗留下的虫卵又在孳生，我朝夕忧惧，只知道反省过错，哪里有空自夸才能？凡是我县百姓，切不可徒然浪费。除已经发布告示，规定士子今后不得再这样做以外，现仍发布榜文晓谕，大家都应知悉。《新淦劝农文》
每月之望，本县出郊，召父老谕之曰：「尔为农，耕种穷困，勤苦孰知之？孰逾之？暑而烈日汗背，寒而严霜侵肤，虽早晚不能避，其胼手胝足，越陌度阡，纵咫尺不可逃。四民惟农最勤，独耕甚苦。尔农之害，又不一而足，使尔父子轻于相弃，夫妇轻于相离，兄弟轻于相讼，转徙饥饿，不安其生，可哀也哉！」县令既不能为尔兴利除害，其可无以勉尔乎？尔既不能不衣食而生天地之间，又不能不桑耕而为衣食之计，则莫若勤，勤则不匮。尔之求衣食之路甚狭，尔之享衣食之奉甚难，则莫若俭，俭则易足。人之视尔甚弱而易陵，尔之敌人甚拙而难胜，则莫若忍，忍则寡争。能佩斯言，庶可以苟安于斯世矣！今之昏惰，敢不自勉？田主、债主与夫贪黠诛求侵刻欺诈以害我农人者，盍亦深思「均气同体」之义，与吾衣食之所自来，相赒相给，使我农人亦得遂其生平之愿，争讼不兴，里闾安静，协气感召，时和嵗丰，顾不乐哉！幸相与勉之。汉阳禁，约官属违法出界，仍榜客位。畔官离次，夏书所戒，竟外之交，春秋讥之。本军距鄂州，虽一苇可航，然系是别郡，自有疆界，守土之臣，自当各守其土。其他官僚不差应出者，虽本界地分，亦不应辄出；可以差出者，亦须有公事，有文移，方许出界。国家成法具存，官吏所当遵守。今来本军官属动辄徃来鄂州，不以为怪，甚至郡守亦或一往。窃详其意，不过欲奔走诸台，以求知巳；其次则谒亲旧，事宴防，抑不思事上之礼。正以奉法守职为先，若失职违法，乃监司之所当按治，又何以望其知巳？轻弃职守，违蔑宪典，事体非轻。帖诸防，今后不许辄违法出界，仍榜客位。放免渔人纲钓鱼利钱榜文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本军常赋所入甚薄，全借湖池鱼利支遣。然所谓湖池，乃人戸产业，鱼利乃客旅兴贩，故量其所出而收其租入，此有不得巳者。至于大江之中，舟楫徃来，即非人戸产业，渔人采捕以给衣食，即非客旅兴贩，亦欲分其防利，秋毫不遗，非所以体国家仁厚之意，而尽郡守牧养之职。上项鱼利合行蠲免，访闻亦有豪强之家强占长江水利收鱼利钱者，亦合并行禁戢。免行戸买物榜文官司收买应用物色，若有见钱，何处不可收买？今来本军应买一文以上零碎杂物，并是出引追行戸供物。想持引上门之人，必有乞覔需索，及至供认，又须被人吏防择邀求。至于请钱，又被公使库拖延除尅，今至外防，亦复出引搔扰民戸，深属不便。今后本军收买杂物，径差人就鄂州收买，并不得出引追扰行戸。外防更敢似前追扰，许行戸前来陈告，切待重作施行。备榜市曹晓示，别引追李裕同词人对，仍转牒诸防取遵禀申。免人戸赈粜榜文本军昨委官劝谕上戸出米粜与居民，亦只照孙监丞例，非是创意搔扰。寻据所委官劝谕到米三千余石，本军未及行下劝粜间，节次据人戸前来陈词，乞行蠲免。本军既无实惠可及人戸，先使人戸忧虑如此，甚非为政者所宜。况本军所谓上戸有蓄积之家，委实不多，其间亦百若富而实贫者，不应皆令赈粜。本军只得多方自行措置粜与贫乏之家，所有劝粜并行蠲免。两政劝粜案卷姓名悉行烧毁，庶几异日不至重为人戸之扰，须至晓示。约束场务买纳嵗计食物榜文据公使库呈买嵗计獐鹿鹑兎及鲟鳇等鱼，从例监诸场务合干人收买。照得场务合干人只管收趂官课，不应勒令收买食物。兼者散在诸乡者，必是科扰总保等人。总保等人又是科扰百姓，官司文引一出，收买一觔，必是收买三五十觔。除纳官外，又须纳与诸防人吏。交纳之际，公使库人吏又要钱使用，如此不胜其扰。其实又只供口腹之需及苞苴之用，州郡何忍以此扰民？除己判令照年例各减一半，仍只差市买，照市价就城收买。如买不得，即不须买。外切恐外人未知，因依仍旧被塲务合干人照年例骚扰，深属不便。兼恐两县亦有年例行下总保收买上件物色，骚扰百姓，亦仰照本军约束，不许科扰。如违，许人告切待追人根究施行。备榜市曹及两县张挂晓示。安庆劝谕团结保伍榜文
译每月望日，本县出郊，召集父老告谕说：“你们从事农业，耕种的困苦，谁知道、谁能超过呢？炎热时烈日晒得脊背流汗，寒冷时严霜侵入肌肤，即使早晚也不能躲避；手脚磨出老茧，越过田间小路，即便相距很近也无法逃脱。四民之中农民最勤劳，单独耕种尤其辛苦。你们农民所受的祸害，又不止一种，使你们父子轻易相互抛弃，夫妻轻易相互离散，兄弟轻易相互争讼，辗转迁徙、忍受饥饿，不能安稳地生活，真是可悲啊！”县令既然不能替你们兴利除害，难道能不对你们有所勉励吗？你们既然不能不穿衣吃饭而生活在天地之间，又不能不靠蚕桑耕作来谋求衣食，那么不如勤劳，勤劳就不会贫乏。你们谋求衣食的道路很狭窄，享用衣食的供给很艰难，那么不如节俭，节俭就容易满足。别人看你们势弱而容易欺凌，你们的敌人又愚拙而难以战胜，那么不如忍耐，忍耐就会少有争斗。能够牢记这些话，或许可以勉强安稳地生活在这个世上！如今昏昧懒惰的人，难道敢不自我勉励吗？田主、债主，以及那些贪婪奸诈、苛求侵削欺骗而伤害我们农民的人，为什么不也深思‘同受一气、同具一体’的道理，以及我们的衣食从哪里来，互相周济、互相供给，使我们农民也能实现一生的愿望，不发生争讼，乡里安静，和协之气感通而来，时令调和、年成丰收，难道不是快乐吗？” 希望大家共同互相勉励。《汉阳禁约官属违法出界，并张榜于客位》背离官守、离开职次，是《夏书》所告诫的；与境外交往，是《春秋》所讥刺的。本军距离鄂州，虽然一叶小舟就可以往来，然而毕竟属于不同的郡，自有疆界。守土之臣自然应各守其土。其他官员，除非奉差应当出行，即使是在本界地面，也不应随意出界；可以出差的，也必须有公事和公文，才准许出界。国家既有成法，官吏应当遵守。如今本军官属动辄往来鄂州，却不以为怪，甚至郡守有时也去一次。我私下详细推究他们的意图，不过是想奔走于各台官之间，以求被人知晓；其次是拜访亲友旧交，办理宴饮之类的事，难道不想想侍奉上级的礼法吗？正是应把奉法守职放在首位，若失职违法，便是监司应当查办的，又凭什么希望得到他们的知遇？轻易抛弃职守，违背轻蔑法令典章，事体并不轻。现张贴于各处，今后不许随意违法出界，并张榜于客位。《免除渔人纲钓鱼利钱榜文》古代山林川泽的利益与民众共享。本军常赋收入很少，全靠湖池的渔利支用。然而所谓湖池，是人户的产业；渔利又是客商旅人兴贩所得，所以按照产出多少收取租税，这是不得已的事。至于大江之中，舟船往来，并不是人户的产业；渔人捕捞以供衣食，也不是客商旅人的贩运，却还想分取这点微薄的利益，丝毫不放过，这不是体察国家仁厚之意、尽郡守养民职责的做法。上述渔利应当一概蠲免。听说也有豪强之家强占长江水利、收取渔利钱的，也应一并禁止。《免令行户买物榜文》官府收买应用物品，如果有现钱，哪里不能收买？如今本军凡是应购买一文钱以上的零碎杂物，都要出具引文，追令行户供应物品。想来拿着引文上门的人，必然会有乞讨索取；等到供应物品，又要受到胥吏挑选、邀求。至于请领钱款，又被公使库拖延、克扣。如今甚至对外县也发出引文，骚扰民户，实在很不方便。今后本军收买杂物，直接派人到鄂州购买，不得再出具引文追扰行户。外县如果还敢像从前那样追扰，允许行户前来陈告，定当重新严肃办理。现备榜文告示市场及有关机构知晓；另发引文追问李裕等同词人的供对，再转发牒文到各处，要求遵照禀报。《免令民户赈粜榜文》本军昨天委派官员劝谕上户出米，卖给居民，也只是照孙监丞的旧例，并不是创意骚扰。不久据所委官员报告，劝得米三千余石；本军还没有来得及下令劝粜，便接连有民户前来陈诉，请求免除。本军既没有实际利益可以给予民户，却先使民户忧虑到这种程度，实在不是为政者应该做的。何况本军所谓上户，即有积蓄的人家，确实不多，其中也有表面富裕而实际贫困的，不应一律命令他们赈粜。本军只得多方自行筹措，卖米给贫困人家；所有劝粜一律免除。两政的劝粜案卷和姓名全部烧毁，希望日后不至于再次成为骚扰民户的事。现特予晓示。《约束场务购买缴纳年度所需食物榜文》据公使库呈报，要购买年度所需的獐、鹿、鹌鹑、兔以及鲟、鳇等鱼，按照惯例监领各场务的主管人员负责收买。查得场务主管人员只应管理征收官课，不应勒令他们收买食物。况且他们分散在各乡，必然会科派骚扰总保等人；总保等人又会科派骚扰百姓。官府文书一发出，名义上收买一斤，必定会收买三五十斤。除缴纳官府的以外，又必须交给各处人吏；交纳时，公使库的人吏又要索取使用钱，如此骚扰不胜其多。其实这些东西不过供口腹之需和馈赠之用，州郡怎么忍心凭此骚扰百姓？现已判令照往年数额各减一半，仍只派人到市场购买，按照市价在城中收买。若买不到，就不必购买。外县尤其担心外地人不知道，仍依旧让场务主管人员按往年惯例骚扰，实在不便。又恐怕两县也有按往年惯例下令总保收买上述物品、骚扰百姓的事，也应依照本军约束，不许科派骚扰。如有违反，允许有人告发，定当追查涉事人员办理。现备榜文在市场及两县张贴晓示。《安庆劝谕团结保伍榜文》
照对两淮州郡，自三国六朝，干戈相寻，无复宁嵗。本朝南渡，又且百年，讲好息兵，民得安业。然绍兴辛巳，开禧丙寅，亦未免战争之扰。龙舒为郡，虽北兵所不到，然李成、张军大，亦尝窃发刼掠居民州县。百姓欲保室庐，则有性命之忧；欲逃山谷，流徙江南，则庐室焚毁，粮食空竭，终亦转死沟壑。尝观五代之末，周世宗攻两淮州郡，各巳降附，周之诸将恣行杀戮，淮人相与结集保伍，截纸为甲，号白甲军，大败周师。虽周世宗之英武，亦且退却。盖淮人忠实勇健，若能平日团集保伍，阅习武艺，叶心一意，共保乡闾，虽有强敌，莫能为患。又尝观唐咸通间，浙东贼裘甫掠诸州，惟明州之人相与谋曰：「贼若入城，妻子皆为葅醢，况货财能保之乎？」乃自相帅，出财募勇士，治器械，立栅浚沟，断桥固守，贼不敢犯。浙人怯弱，协力皷勇向前，却敌。况我淮民忠实勇健，谁曰不能？本府见行措置，修筑城壁，练习军兵，行下诸县，团结保伍。凡尔百姓，各宜为乡闾室家相保之计，解仇息讼，务相和叶。闲暇之日，阅习武艺，务要精熟，遇有缓急，递相应援，以保室庐，以安妻子。守御之防，无以易此。故兹劝谕，各宜知悉。戒约隅官保长以下榜文巳官保长大小甲首皆合律隅奉公怜贫悯老抚恤甲戸守防乡里乃敢倚恃声势擅作威福出入呵道恐吓细民防名教阅恣行捶挞单丁贫戸勤造军器供报纸笔敷抑钱物搜索防罪报复私雠将以保民反以害民除巳宻切体访应有违犯定行决配不以防赎今榜晓谕各宜知悉禁约顽民诬頼榜文本府诸县公事，多有顽民自缢、自刎以诬頼人者，诸县便以为事干人命，收捉所頼之人，以为大辟，凶身差官检覆，禁系累月，又行结解。被頼之人本无大罪，而家业巳破荡矣。顽民习见一死可以頼人，才有小忿，便辄轻生死者，既以无借而陨命，生者又以无辜而破家。此该诸县官吏不能斟酌事情，但欲应文逃责。至其愚者，又以为人命至重，不可不为根治，却不思彼自取死于他人，何预？便使真曽与之殴打，亦不过得殴打之罪，何以至为大辟禁系结解耶？至于佃戸、地客少欠租课，主家不可不需索，人家奴仆或有小过，主家不可不惩戒，亦辄行诬頼。此风岂可长哉！牒诸县今后应有自刎、自缢公事，并【阙】晓示城西居民筑城利便七月十六日，据府市西厢士民祖尧述等状，使府兴筑外城，为居民防防贼防。但本府向西坐落最低，每嵗山水暴涨，全借旧土城迂曲，使水势弯环，自北以西入西门外河，则城内无渰浸之患。今若筑新城，只自张王庙畔曲转处，正是水势直来冲打去处，未蒙从长相度。若存留旧土城抵新城，则土石必不能相贴，水势一攻，土城必壊，直冲入城，将何抵御？伏乞从相度施行。奉到州郡不可无城壁，如人家不可无墙垣，人身不可无衣服。今蕲黄小州，在安庆之南，尚且有城以守御。安庆大府，去淮边不逺，岂应荡然全无城壁？徃年张军大之事，尔父老所亲见。当职不自量度，到任以来，首以兴筑城壁为尔百姓防备不虞。但筑城则当思所以守，可筑而不可守，则不如勿筑。故筑城之法，以小为贵，小则守城之人用力为易。若所筑太濶，兵力不及，反误百姓利害非轻。本府形势，民居多在东北一隅，西门一带只是夹路一条人家相对，其他尽是空闲田园。若使元无古城，于法亦当截减。况今所筑乃是因古城旧基，自祠山庙向南创筑，比之目今西门减省二百八十余丈，是六分而减其一。若六千人守城，则可减一千人，城势围簇，徃来廵逻易以为力。万一警急，城西之人不过移入城内，便可无虞。苟寛濶难守，不惟城西之人无所逃避，并与一城之人皆不可保，则所筑之城不足保民，反以误民。此其利害晓然易见。城西之人，特以本府置之城外，故设此为词。本府官吏日夜辛苦，只为百姓，何尝于城西父老乃不加防？特尔辈处利害之中，故不知有利害之实耳。今至谓累政积钱，只是御水。如杨国博浚壕以培子城，亦岂只为御水而设？其他州郡本无水患，亦何故皆有城壁？本府今虽创筑新城，仍旧可捍水。
译考察两淮州郡，从三国、六朝以来，战争接连不断，再没有安宁的年份。本朝南渡以后，又过了将近百年，讲求和好、停止战争，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绍兴辛巳、开禧丙寅，也未能免除战争的骚扰。龙舒作为一郡，虽然北方军队没有到达，但李成、张军大也曾暗中发动，劫掠居民和州县。百姓想保住房屋，就有性命之忧；想逃入山谷、流徙江南，房屋便被焚毁，粮食耗尽，最终也会辗转死于沟壑。曾看五代末年，周世宗攻打两淮州郡，各地都已投降归附，周朝诸将却任意杀戮，淮人共同结集编成保伍，截取纸张制成铠甲，号称白甲军，大败周军。即使周世宗英武，也只得退却。大概淮人忠实勇健，如果平日能够团结编成保伍，检阅学习武艺，同心一意，共同保卫乡里，即使有强敌，也不能成为祸患。又曾看唐咸通年间，浙东盗贼裘甫劫掠各州，只有明州人共同商议说：“贼人若进入城中，妻子都将成为肉酱，何况财物能够保住吗？”于是自行相互率领，拿出钱财招募勇士，修治器械，建立栅栏、疏浚壕沟，截断桥梁坚守，贼人不敢侵犯。浙东人尚且怯弱，能够协力鼓勇向前，击退敌人，何况我们淮地百姓忠实勇健，谁说不能做到？本府现已着手修筑城墙、训练军队，并下令各县团结编成保伍。你们百姓都应为乡里和家室作相互保卫的打算，解除仇怨、停止诉讼，务必彼此和睦。闲暇时日，检阅学习武艺，务求精通熟练；遇到缓急，彼此传递消息、相互援助，以保卫房屋、安定妻子。守御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因此发布劝谕，大家都应知悉。《戒约隅官、保长以下榜文》现任官、保长以及大小甲首，都应依法奉公，怜悯贫弱和老人，抚恤甲户，守卫防护乡里。不得倚仗声势，擅自作威作福；不得出入时喝道，恐吓平民；不得借名检阅而任意鞭打；不得让单身丁口、贫困人户勤于制造军器，强迫供报纸笔；不得摊派压榨钱物；不得搜罗无罪之人，借报告罪状之名报复私仇。原本是要保护百姓，反而害了百姓。现已秘密严密查访，凡有违反，必定判处决配，不因缴纳免罪钱而宽赦。现张榜晓谕，大家都应知悉。《禁约顽民诬赖榜文》本府各县办理公事，常有刁顽百姓自缢、自刎来诬赖他人。各县便认为这是涉及人命的大案，抓捕被诬赖的人，以大辟罪论处；再派官检验尸体，关押数月，又进行结解。被诬赖的人本来没有大罪，家业却已经荡尽。刁民习惯于认为死一次就可以诬赖别人，稍有小小怨忿便轻率寻死；死者既然白白丧命，生者又因无辜而家破。这是因为各县官吏不能斟酌实情，只想照文书办事以逃避责任。至于愚昧的人，又认为人命极为重大，不可不追根究底，却不想想那人是自己寻死，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即使确实曾与他发生殴打，也不过得到殴打之罪，为什么要至于判大辟、拘禁、结解呢？至于佃户、地客稍微拖欠租税，地主不能不催索；别人家的奴仆偶有小过，主人不能不惩戒，也动辄反过来进行诬赖。这种风气难道可以助长吗？现发牒各县：今后凡有自刎、自缢的公事，并【阙】《晓示城西居民筑城利便》七月十六日，据府城西厢士民祖尧述等申状，说本府要兴筑外城，为居民防备盗贼。但本府向西地势最低，每年山水暴涨，全靠旧土城迂回曲折，使水势弯转，从北面向西进入西门外的河中，这样城内就没有水淹之患。如今如果筑新城，只从张王庙旁边曲转处修起，正是水势直冲的地方，尚未蒙长远斟酌。若保留旧土城抵接新城，土与石必然不能紧密相接；水势一冲，土城必定毁坏，水会直冲入城，将拿什么抵挡？请求从长计议施行。州郡不可以没有城墙，就像人家不可以没有墙垣，人的身体不可以没有衣服。如今蕲黄是安庆以南的小州，尚且有城可以守御；安庆是大府，距离淮边不远，哪里应当空荡荡地完全没有城墙？往年张军大事件，你们父老亲眼见过。本官不自量力，到任以来首先兴筑城墙，为你们百姓防备意外。但筑城就应当考虑如何守城；如果只能筑而不能守，还不如不筑。因此筑城的方法以小为贵，小则守城的人容易尽力。如果筑得太宽，兵力不足，反而误及百姓，利害关系非常重大。本府的地势是百姓住宅大多在东北一角，西门一带只是夹着道路、两边相对的人家，其他地方全是空闲田园。假如原本没有古城，按理也应截短削减；何况如今所筑的是依照古城旧基，从祠山庙向南新筑的，比现在西门一线减少二百八十余丈，这是六分中减去一分。若六千人守城，就可以减少一千人；城势集中，往来巡逻也容易出力。万一有紧急警报，城西的人不过迁入城内，便可无忧。假若城墙宽阔而难以防守，不但城西的人无处逃避，连全城的人也都无法保全；那么所筑城墙不足以保卫百姓，反而会误害百姓。这其中的利害显而易见。城西的人只是因为本府把城建在他们之外，所以才用这些话来申诉。本府官吏日夜辛苦，都是为了百姓，哪里会唯独对城西父老不加防护？只是你们处在利害关系之中，所以不知道实际的利害罢了。如今又说多年积累的钱只是用来御水。杨国博疏浚壕沟来巩固子城，难道也只是为了御水吗？其他州郡本来没有水患，又为什么都有城墙？本府如今虽然兴筑新城，仍然可以防御水患。
土城即不除掘，自可捍御水势。若谓新城土城交接之处，恐砖与土不相贴，易以冲壊，却有此理。本府包砌新城，于交接之际，再与用甎于土城之外，包砌数丈，使甎足以蔽土，则可以无患，亦与赵知郡、周监丞用甎用石无异。州郡筑城之后，再有气力，更于西边一带土城多方措置，令其坚牢，决不至使汝父老有垫溺之忧。栽挿竹木，令其蔽塞；浚壕堑，令其深险。不惟可以御水，设有缓急，亦不至使有冲突之患。汝父老宜以一郡之利害为念，不可以为吾家不得在城内，妄生意见，有误大计。恐本府所见尚有未尽，仰人戸再来陈词，故兹晓示。各宜知悉。七月二十九日，据西门厢士民计君庸等状，乞仍旧从西门土城兴筑城壁及招募民兵守城等事，奉判。昨据城西居民不肯依古城兴筑，必欲依后来防水土墙为城。当职诚知不便于守御，遂备榜明述利害，庶几居民易晓。今复行陈词，然窥其意，但见向来已在城中，今乃屏之而出城门之外，不得与东方之人均得城守之固耳。此其意亦可念也。但其説以为后来必有开通壕堑，掘至土墙，必有水患，此则不然。安庆地形西北最髙，若元有水可通，则后来必有开壕通水使之流转。今古城西北角自是陆地，无水可通，何縁更有开壕以通水？又以为多招民兵以防城，州郡事力有限，岂能赒给民兵万人，留之数月为防城之用？至又执出图经，以为所在碑记皆称今之西门即是城门，图经乃是近来人所撰，只据目所亲见而言，岂复知有古城古壕之可騐？岂有古城古壕不可为据？若此等数皆是词穷理短，只欲强词以侥幸一中耳。此与前状所谓积钱筑城但欲御水之説无异。顾本府向来所虑，只欲城势团簇，守御坚固，故但欲依古城八里易以防守。今若依防水之墙，则遂为九里半之城，増五分之一，委有城濶难守之患。但西人陈词。不已，不欲重违其请，今亦姑从所请，一靣兴筑。若潜皖之胜，藩府之大，城濶九里有半，亦未为过。但得后来为太守者，戢奸恶，抚善良，爱惜财赋，招募兵卒，修治器械。又城中居民各存善心，毋相欺诈，毋相残害，变成羙俗，四方之人皆愿受防而为氓，则亦何患九里之城不可守哉？此则当职之所深愿也。然民难乆役，事贵速成，亦望尔民更相賛助，上下一心，成此胜事。故兹晓谕，各宜知悉。
译土城既不拆除挖掘，自然可以抵御水势。如果说新城与土城交接的地方，恐怕砖与土不能贴合，容易被水冲坏，这个担忧确有道理。本府包砌新城时，在交接处再用砖在土城外包砌数丈，使砖足以遮蔽土城，就可以没有祸患，也与赵知郡、周监丞使用砖石的做法没有不同。州郡筑城以后，若还有力量，再在西边一带的土城多方设法，使它坚固，决不会让你们父老有被水冲陷淹溺的忧患。栽插竹木，使其遮蔽堵塞；疏浚壕沟，使其深而险要。不但可以防水，即使有紧急情况，也不至于发生冲决的祸患。你们父老应当以全郡的利害为念，不要因为我家不能在城内，便妄生意见，耽误大计。恐怕本府所见还不周全，所以允许人户再来陈诉，特此晓示。大家都应知悉。七月二十九日，据西门厢士民计君庸等申状，请求仍依旧从西门土城兴筑城墙以及招募民兵守城等事，奉判如下：昨天据城西居民申诉，不肯依照古城兴筑，非要依照后来防水的土墙作为城墙。本官确实知道这不便于守御，于是备榜明白说明利害，希望居民容易明白。如今又来陈诉，但看他们的意思，只是认为过去已经在城中，如今却把他们排除在外、置于城门之外，不能和东方的人一样享有城防的坚固罢了。这种心情也值得体谅。但他们说后来一定会开通壕沟，挖到土墙，必然造成水患，这却不是这样。安庆地势西北最高；如果原来有水道可以疏通，后来一定会开壕引水使它流转。如今古城西北角本来就是陆地，没有水道可通，凭什么还要开壕通水？又说要多招民兵防守城池；州郡财力有限，哪里能够供给一万名民兵，留他们数月来防城？他们又拿出《图经》，认为各处碑记都说现在的西门就是城门。《图经》是近来的人所撰写，只根据亲眼所见来讲，哪里还知道古城、古壕可以作为验证？难道古城、古壕就不可以作为依据吗？这些说法都是理屈词穷，只想强词夺理，侥幸有一处说中罢了。这与前一份状文所说积钱筑城只是为了御水，没有不同。只是本府一直考虑的，是想使城势集中、守御坚固，所以只想依古城八里修筑，便于防守。如今若依照防水土墙修筑，就成为九里半的城，增加五分之一，确实会有城墙宽阔而难守的忧患。只是西边居民不断陈诉，本官不愿再违背他们的请求，如今也姑且依从所请，全面兴筑。像潜皖这样的胜地，作为藩府之大，城墙宽九里半，也不算过分。只要后来做太守的人能够整治奸恶、抚恤善良、爱惜财赋、招募兵卒、修治器械；城中居民又都存有善心，不相互欺骗，不相互残害，形成美好的风俗，使四方的人都愿意前来接受保护、成为百姓，那么又何必担心九里的城不能守呢？这正是本官深切的愿望。然而百姓难以长久服役，事情贵在迅速完成，也希望你们百姓彼此帮助，上下一心，成就这件好事。因此发布晓谕，大家都应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