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为心愿。解下束缚我的组绶便可脱身，丢掉羁绊我的马缰也可以舍弃。姑且相互跟随，从容自在，以此保全我余下的天性。结尾说：大道通达而没有阻塞啊，香草只管藏在这里。幽静独处啊，不改变芳香。你若想寻求它啊，就远道周转奔波。假如得到它啊，忧愁便会忘却。把它缝起来佩戴啊，把它连缀起来做衣裳。希望终身如此啊，逍遥徘徊。《别知赋》苍天广阔，它本来的颜色是什么，哪里有什么昏暗和光明？只是被黑云遮蔽阻塞，所以从下面仰望才昏暗不明。何况大地发出气息，野外的尘气群集飞腾而上。日月忽然退缩，五星纷纷交错运行。世道纷乱而交错，万物相互乘凌、相互逼迫。树叶浓密地聚集在堂前，萧草蔓延而成为丛薄。蕙草的花朵急忙收敛芬芳，桂树也恐怕同飞蓬一起凋零。宏大的《大濩》乐声寥落而绝奏，又哪里用得着笛箫？凤凰以九苞之文感到惭愧，彩绘的羽翅又到哪里去施展文采？可叹勤勉不懈却无人理解，众人竞相编织私情而各自逞强。霜雪交相侵袭，于是扼制了巨大的芳草。与其忧闷不安而反复醒悟，不如预先察觉机兆而逃避隐藏。况且事情虽有不同而并非没有相同之处，事物虽微小也可以取法。隐居是为了保全豹子的文采，屈伏是为了使尺蠖伸展。这就是我默默安静等待，自以为守信而并非迷惑的原因。众人纷纷把执着当作失坠，只有大德之人才能守正而有所获得。我起初仰慕洁身自修，香草并不拒绝我，也不把我这个不贤之人看作应当等待的人。卓然高明的行为应当端方，同时又应当积极行动而智慧圆融。在义路上从容行走，处于仁德之中而安泰自在。美好的言语符合大道，应当顾念实行而不违背。确实要安于时势，使德行发扬，保全自身而不使它亏损。刚刚还仰赖你亲切诚恳的劝勉，忽然你就告诉我要分别了。因此四马飞鸣，车旁的骖马也相互嘶鸣，车子指向东南而远行。孤鸿惶惶独立，白鹤徘徊悲鸣。我恍惚觉得自己的志向已经丧失，内心忧伤而不得平静。内心不得平静啊，怎么办？面对长风惆怅不已，放声高歌。歌曰：山川苍茫啊，道路漫长。风雨凄冷啊，阴云凝聚，寒气闭塞。出行实在劳苦啊，居处却十分安宁。请系住那个人啊，远行又往哪里去呢？唉！前去时不要带着我啊，留下时也不要让我安然。替我赶快回来吧，不要在外面滞留多年。《来月楼赋》苍茫无边的天空啊，星宿与群星错落陈列。寒气肃杀啊，浩荡的清气凝聚；明亮的东方啊，浮现出玄妙的精光。大海浩瀚啊，巨浪澄澈；四方上下都同样明亮。我所居的楼阁开敞啊，四面都通达，月亮来到这里啊，明亮而充盈。既幽深曲折地潜入，又徘徊不去而独自停留。照在薄帷上放射光彩，越过曲折的房间流动晶莹。虽然月有盈亏变化，终究不能遮蔽它空明的灵光。猿猴在远处长声哀鸣，白鹤交相鸣叫。竹梢轻轻摇动，光芒泛动，露珠零落。夜已是什么时候啊，将近半夜；忽然银河斜向西方倾落。从丹田吸取月的灵辉，荡涤追逐浮华的烦恼心情。谢绝尘世污浊的足迹，超然如卧云而行于天上。世间纷纷扰扰，万物众多，没有一样是我所经营的。只有清明的景色为我独得，若与豪华相比，哪一样更胜？难道众人遗弃的我才取用，遥远之处无人同我争夺吗？《眠云赋》姑且趁着闲暇，把幽静的脚步散布到山岩的门径。此时春日刚刚放晴，正是白云开始生成的时候。起初云气缭绕而丝缕纤细，渐渐被风扬起而洁白轻盈。它从深谷中猛烈喷出，经过长林而柔和盘旋。于是我登高远行，观看它的形态并非只有一种；一处山坳独自兴起，竟使千峰共同出现云气。有的像掀起，有的像下垂；有的像奋发，有的像懈怠。像车轮旋转，又像船只承载。立着摇曳的悬旗，展开亭亭的高盖。有时成为凤凰，顷刻又成为龙；忽然变成老虎，转眼又变

译成犀牛。刚才还是奔兽在原野上驰骋，忽然又像惊鸟消失在烟霭中。浑厚浩荡啊，深远盛大啊。山洪像涛声鼓动白雪，流水在奔腾的浅滩上激起急湍。残余的飘云断续飞舞，与皎洁的白鹤一同到来。薄薄的云翳微微含润，连瑶草芳华在哪里也看不见了。陶制的竹杖告诉我已经疲惫，木屐也诉说着困乏。我拂去紫苔，把它当作有纹理的坐席；拉起翠色的薜荔，作为修长的帷幕。领悟庄生所说的幻化之理，与周公相约相会。那团氤氲的云气不肯消散，反而幽深婉转地相随。云气披离，仿佛同重叠的被褥相感；缭绕环绕，又疑似进入层层帷幕。何况它还动荡漂流，仿佛要使身体浮游。游荡在温汤的源头，游泳于清清的沂水岸边；承受吕梁山的流水飞沫，踏过浙江雄壮的潮水。渐渐地，红日光辉明丽端正，才觉察到凶秽之气已经消除。云气像雪消冰解一样涣然散去，忽然如树叶被扫尽、火焰被驱逐。青天万里开阔，仿佛天地四方都敞开舒展。唉！变化容易而难以恒常，推移迁变从不间断。时序因景色而显出新意，景色因人而被认识为变化；人会随景色而迁移，景色却不能留恋人。世态纷纷扰扰而常常如此，难道只有这变化令人独自惊惧吗？只是所遭遇的并不相同，于是忧愁欢乐、欣喜怨恨也各不一样。放下它不要再想，又有什么可说的？只有醒来高歌，以此申述叹息。《墨芙蓉赋》

译烟霭绵延啊，早晨阴暗；水面渺茫啊，傍晚更显深远。那幽静的姿态庄严而有所装饰，面对秋日的明镜开始显现。既经受霜寒而不肯凋谢，又能经受岁月的推移。唉！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它服食了玄丹而没有变化，至今仍能留住容颜和光彩吗？《画菜赋》甘美的雨水降下，云层放晴，春日正明丽。那些生物欣欣向荣，尤其是美好的蔬菜竞相鲜美。碧色的菜叶缓缓聚拢，青色远远延伸，与雾气相连。翠绿的嫩芽包裹着萌发，土色的绿茎空腔里贮藏着烟气。含有洁白花朵的璀璨光泽，长出红色而弯曲拳曲的嫩芽。有的像螟虫、虎虫缠住丝线，也有蜗牛拖着画出的涎痕。傍晚采摘，装满倾斜的筐；清晨供餐，盛在粗陋的盘子里。是谁抒发奇妙的思绪，把这些形状描绘出来并流传？大概是借助豪华的白绢作为形体，才使精神聚集、天趣完整。虽然只是学着园圃中的细小事物，却不是哲人所看重的吗？假如只要专心于这件事就有所作为，我为什么要舍弃它呢？唉！花朵如此娇艳，谁能增加它的美丑？它若秀美便显得艳丽，那么它结成果实又如何？观赏这幅图而长久叹息，难道也能在笔墨之外领会它的意义吗？《东野草堂赋》在东边郊野修葺茅屋，姑且避开喧嚣，离开嘈杂。早晨欣赏虞冈的翠色，秋日吸取线浦的烟霭。华美的竹子掩映着枌树和槐树，树木遮蔽着轩窗。门户有宾客的脚步，窗边有朋友的酒杯。左边摆开琴瑟，右边陈列图书史籍。时常趁着闲暇放纵身心，也借此怡悦性情、涵养精神。临水洗脚，在朝阳下晒头发。射出飞箭捕取鸟羽，设置丝线捕捞鱼鳞。编结小径，种植药草；分开庭院，栽种萱草。客人来游便来歌唱，出入不分早晚。不会被优厚的爵禄所束缚，足以从天性中获得自在。高居于此还有什么牵累？难道这就是所谓无怀氏的百姓吗？《节妇赋》【有序】温陵陈节妇庄防，丈夫守义，成就了卓然显著的大节。太原王行为她写了《节妇赋》。唉！古人有写寡妇赋的，已经如此。写寡妇赋，是写她的情感；写节妇赋，是写她的义行。用义来约束情感，情感中便有不足以言说的地方了。凡是活着的人，都是天地元气聚集灵秀而成，阴阳结合，奇偶于是形成。人伦最初建立，本来由夫妇关系开始；有一定的典法和常道，人道因此尊贵。丈夫相当于君主，妻子称为与丈夫相齐；一旦嫁人便不再改嫁，再嫁是不合礼仪的。卫姜的贞节，君子都认为可嘉；前代贤人的美好德行，留下的规范值得遵循。君王的恩泽已经枯竭，众多礼法荡然无存，难道没有人继承它吗？谁能使它回归本源？只有姜氏那样的节俭，偶尔还能在真诚中显现；无论治世乱世都没有间隔，正如淮阳祭祀陈氏、谯郡保存曹氏一样。然而一旦诺言泄露，妇人的节操便更加高显；有的人割腕洁身，难道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吗？只是义理激发，使她们不得不这样做。遥远的南方边地，临近海滨的国家，也有这样的同类。她姓陈，名庄，嫁过去不久，丈夫远行经商，乘船渡过鲸涛，漂流到了番邦。年岁流逝、世事变迁，一直没有消息传到家中；她依靠失去父亲的母亲，此外还能依靠谁生活？于是勤做女红，以此获得衣食；按照礼法自我约束，拒绝他人，不让自己违背妇道。忽然丈夫回来，她含辛茹苦的生活也得到安慰，怎么能说只是旧日婚姻呢？她更加恭敬地把丈夫当作宾客。没过多久，丈夫又响应众人的谋划，再次奔赴海路；云涛震荡崩裂，最终传来溺水而死的讣告。可悲啊！她详细思量、反复筹划，遵循礼义，于是离开遥远的荒地，心想那里毕竟还有丈夫的遗骨。她独自守寡，面容憔悴，衣服破旧；抚养丈夫遗孤，希望陈氏宗族兴盛，使自己的美德闻名于外。她修养的德行使众人都认同仰慕。那些美好的求婚者，有的派人送来聘礼，有的用甜言蜜语取悦她，有的慷慨激昂地自行发誓，但没有一个能够如愿。她把孤儿抚养成人，使他喜爱学习、趋向善良；三十年间，家业一天天增长繁衍。一个人的作为，本来各有志向，哪里能全部圆满？往往得到这一方面，就会失去那一方面。唉！陈庄确实得到上天的帮助，又在义理上获得保全，没有损伤自己的身体。这个人的贤良，实在非常值得称道；而她这样的大节，是众多善行中最重要的。经书《易》彰明咸、恒二卦，《诗经》以《关雎》开篇；圣人删定、赞许这些内容，是极其慎重的。为什么呢？风俗教化的根本，如果不重视它，人道就会消亡。唉！我们见到善行，应当记录下来，因此修成这篇诚信的文章，等待史官采录。《官箴》告诉你们这些士人：专心学习古道，学成以后做官，用它来奉养百姓、教化百姓；教养百姓的事务很多，各自主管自己的官职。君主命令我施行，我领取君主的俸禄吃饭。国家的根本不稳固，各种事务就会受到损害。政令不可苛刻，刑罚不可过于宽松。宽松过度便无法整治，苛刻过度便没有安宁。小的恶行不可去做，涓涓细流也能汇成池塘。一句片言如果可以采用，微小的枝节也可能长成合抱之木。祸患既然有胚胎，德行难道没有种子？减损有余、补益不足，禁止暴虐、疏通壅塞。听取劝谏不要违逆，答应的事情不要拖延。欲望不可放纵，财货不可贪污。不要忽视小人，蜂蝎都有毒。不要轻视小道，轻便的车也可能倾覆。不要以为刚强可以长久，长久刚强的人会灭亡。不要以为柔弱可以被随意践踏，践踏柔弱的人会感到羞耻。刚强有适用的时候，柔弱也有合宜的时候。要时时思考是否合宜，务必深入思索。不要因为宽恕而昏昧，应当宽恕而又明察。不要因为清正而闭塞，应当通达而又清正。不要沿袭旧日弊病，不要违背善良的声誉。守住这些原则去做事，还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人们常说，做臣子是不容易的。年老者的言语汇集成劝诫，任职的诸位，努力吧！《孝箴》人的各种品行中，只有孝最为首要。由根本推及枝叶，根本就在父母。古代圣贤留下的轨范可以遵循。妫水弯曲之地的虞舜，确实就是这样的人。父亲顽劣愚昧却处在尊位，弟弟傲慢而又居于下位；按照常情推想，谁能忍受这种处境？舜却不这样想，只尽力做自己应当做的事，即使自己有过失也认为有所亏欠。哪里知道亲人不是善人，也不去指责他们的过错，终于能够使一家和谐。这种行为从古至今，独自称为大孝。希望成为圣人的贤人，有闵子骞和曾参。为什么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人？这是孔子、孟子所称许的。从那以后，希望成为贤人的士人，历代从不缺乏，他们的光辉见于可信的史书。尤其值得欣喜的是，必定像舜侍奉继母那样，前后都孝顺，没有高下差等。汉代的包某、晋代的祥某，好的声名一向显著；受到虐待反而更加谨慎，被驱逐也不肯离去。姑且借这两个人来说明其他人，不必一一列举，举一反三便可以验证。天理和民间常道，自古至今从未停息。想要使蒙昧变为明智，必须遵循先贤的榜样。箴言写在这里，你们年轻人要牢记。反复诵读，反复思考，以此使自己的品德趋于纯善。《喻已箴》不审慎就行动，叫作轻率；不思考就去做，叫作轻易。这两种毛病，你有吗？大概学习本来是为了获得它们，后来学习却松弛了；说话本来是为了获得它们，后来言语必然违背本意。把这种毛病施加在自己身上，灾祸就会临近；把它用来对待别人，羞辱也必定随之而来。用在家庭，家庭就会倾覆；用在国家，国家就会灭亡；用在天下，天下就会危险。唉！这难道值得畏惧吗，难道不值得畏惧吗？不知道而不畏惧，是愚鲁的人；本来可以知道，知道了却不去做，是自暴自弃的人；这种人就无法再告诫了。如今我没有因为你自暴自弃而断绝你，也没有因为你无知而怜悯你，所以来告诫你。你究竟会思考，还是不会思考呢？《彀斋箴》学习以达到大道，好比射箭射中靶心。功夫虽已见成效却还没有完成，就不要达到你的极限；功夫既然完成，就像射箭已经拉满弓。把弓拉满并审慎握稳，才是射中的条件。刚开始学习射箭的人，志向就在把弓拉满；希望达到拉满弓的时候，正应当努力勤勉。学习的人学习大道，也应当以此类推；要勉励自己、勤奋努力，不要懈怠自己的志向。先哲的教诲，写在书斋中，早晚抬头便能看见；要记住它啊！《用拙斋箴》

译笨拙有接近正直的一面，机巧有时近似奸佞；机巧而不奸佞，这样的多才能力便值得称赏。笨拙却不正直，那就只是粗疏鄙陋罢了。何况心里存着炫耀机巧的念头，本来就是笨拙一类；能够运用自己的笨拙，也就离机巧不远了。唉！哪比得上使自己的机巧表现得笨拙，使自己的笨拙也具有机巧，从而顺应自己的本性而不违背道理呢？《圃箴》你在外面修整藩篱，在里面治理园圃；努力勤劳，所种植的东西就会生长。用这件事作比喻，也可以谈论学习。内外交相培养，功效才会完整。治理园圃与治学一同进行，并不相违背。于是奉行这篇箴言，希望可以无愧于心。《瞻松亭颂》【有序】魏国文正范公在吴城北隅有旧宅，宅中有两株松树，世代传说是范公亲手栽植的。他的十世孙天章，就依着松树建造亭子，命名为“瞻松”，大概是想借范公亲手栽植的松树，表达仰慕敬重的诚意。天章与我有交往，偶尔谈到他建亭的用意，我感叹说：“范公的声望光彩昭著于后世，德泽施及子孙，流传无穷，本来不必等到有松树以后才显现。然而我对这两株松树，曾经有所感触。”范公说过：‘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能够说出这种话，若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安置，就是当时我作为的罪过。上天不想让宋朝实现大治，所以伤害范公的小人很多。范公执政时间不长，虽有这样的心愿却不能把它完全施行于政事，仁人君子无不替当时惋惜。但也知道范公身后必定有能继承他志向的人。范公去世后，他的儿子忠宣公果然做了宰相，事业盛大，光耀了前代功业。于是人人都赞叹范公的义方所造成的成就，却不知道范公还把身后的训诫深深寄托在这两株松树上。为什么呢？大概范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随便而为；他栽松树，难道会是随便的吗？他一定是希望子孙在严冬岁寒之时警醒于松树的意义，使他们不改变所守持的节操。因此，忠宣公以刚劲正直立于朝廷，多次受到挫折也不屈服，最终使功名显赫；继承范公事业的人是这样，这两株松树难道没有帮助吗？何况忠宣公以后，范氏子孙也都以直道闻名于当时，不违背先人的志愿，那么这两株松树留下的训诫，也传播得很远了。从前范公的先祖当年，魏州王氏也曾在庭院中栽种三株槐树，希望后代能够做到三公，虽然预言最终应验了，但只是希望后代得到禄位，哪里比得上范公用德行训诫后代呢？所以三槐王氏的子孙当时极其兴盛，到了今天却很少还能见到。如今天章能够喜好学习、自我修养，又这样仰慕两株松树，更能说明用德行训诫后代的人，子孙必定多有贤者。亭子建成后，我为它作颂说：‘高高的山岩上有这座亭宇，是魏公的家。魏公已经逝去，无人能够跟随；他的声名却更加显赫，这训诫是魏公留给后代的。贞洁挺立的松树啊，激励你们度过漫长岁月。美好啊忠宣公，能够遵循这一训诫；以大德巨才，成为君王贤能的臣子。自此以后，世代都有美好的声名；把它作为准则、作为法度，不违背这训诫。于是后代子孙仰慕得更加恭敬，看见松树，便不断营建修筑。亭子建好了，新的亭子高峻壮观；确实应当以它瞻仰前代功业，使光明发扬。’ 《云岫辞》【有序】吴地朱立道氏凭借阴阳家相度选择宅地的方法，往来于士大夫之间，敬重喜爱他的人很多。番阳周伯琦公由侍御史辞职，寄居在吴地，尤其同他交好。周公偶尔用小篆笔法大书“云岫”二字赠给他，立道于是用它作为自己的号。他多次来请求我抒发其中的意义，我于是想到：天地之间的事物，能够使其他事物受益的，就是好事物。事物有活动的，有生长的，各自发挥它们的作用；有些既不活动，也不生长，就像别的山上的石头，虽然粗糙坚硬，却还可以用来琢磨玉石，使玉石成就美质。何况巍峨的山峰吐纳舒展云气，以滋润万物呢？把它比作人，一才一艺，没有不被世间所使用的，何况作用更大的才艺呢？然而能够把一才一艺推展扩大，就可以达到宏大境界；这就像一小块石头，也具备滋润万物的道理。如今立道替人相度宅地，大概只是希望人们趋吉避凶罢了，他爱人的心意是怎样的呢？如果把爱人的心意推展开来，仁德就不可胜用。还只是相度宅地吗？这就是“云岫”的意义。写完这层意义，又附辞说【相攸的意义见于《诗经·韩奕》篇】：巍巍高山啊，空明和谐，静止发挥着作用，运动以它为根，运动之中又有静存于其中。天地充满大和之气，于是变化醇厚。它的出现极其微妙，却遍及无边；滋润厚泽降到大地，万物都迎来春天。要知道人的身体，也可以用这个道理来类比。善端开始萌发，实际上是至仁充实并扩大的结果。确实，人和万物都可以由此说明道理，并非妄自陈说；如果认真推究并发扬它，这个道理就会敦厚起来。《园隐杂歌辞》陈留方君把吴兴子城下的祖居，以及在白龙冈上林的别业，都称作“园隐”。我往来于这三处之间，登高临深、凭吊古迹、探访幽境的地方，共有六处：龙溪、仙人项、石泉、处士冢，以及上林、白虎冈。方君偶尔对我说，这六处有的可悲，有的可乐，有的可以停留休息，有的能使人忘却世间的珍惜。我没有文才，不能歌咏来抒发它们，使值得听闻的景物默默无闻，所以希望请托于您，幸望留意。我听后赞赏他的志向，知道他并不是只想任意游玩，于是让他说明各处的名称和形状，并为它们写辞。六处的辞文如下：龙溪水波漫流而平缓，水色流动而深广，水气蒸腾，常常趁着阴天升起；推测它存在已久，难道有龙隐藏在深处吗？辞说：这里可以筑堤，也可以行船。有人在这里洗涤，有人在这里游玩。不要游玩啊，不要洗涤。这里有龙啊，这是它的居所。云气在上面啊，水泽向下流。不要亵渎龙啊，因为在这里正是要寻求龙。至于处士冢，不知道死者的姓名和世代，只见荒草丛生、灌木蔓延，狸猫和鼯鼠以此为家；墓上没有新土封堆和墓旁树木，子孙断绝，大概已经很久了。每次洒酒凭吊，都忍不住流下眼泪，哀悼世事变迁难以恒常，形体和精神又容易毁灭。辞说：天空开阔高远而明亮啊，唯独你幽深昏暗，闭藏在玄冥的墓宫。载记你的世代啊，百姓却无人听闻。风声凄凉啊，雨丝纷纷。逝去的人不能再回来啊，黑夜不能变成清晨。千秋万岁啊，终将同归尘土。至于仙人项，山势陡然向上，平展的云气和树木交相拥抱。世间传说仙人曾在这里休息。天空澄澈放晴，远望它隐隐约约像楼台宫观，在烟霞之间变幻闪耀。登上它的山顶，仍然有飘飘然仿佛要飞升的感觉。这大概是清幽绝妙的境地。辞说：巍峨的丹霄啊，光彩焕发的绛宫。神灵驾着火焰，众位真人降临。龙节在右边停住，彩虹旗幡在左边倚立。来时来不及迎接，离去后又无法跟随。鸾鸟引路，鸿鹄飞翔，山高水空。至于石泉，在白龙冈山麓。泉水从石上流出，发出泌泌声，然而停积下来仍有余水。水所浸润之处，草色光泽美丽；人们说泉水涌出，方氏便会昌盛。辞说：泉水流出时只是湿润如丝啊，积聚起来便形成深渊。想知道它的流势啊，就应当观察它的根源。

译至于上林，土地四面平坦，没有长谷大山的阻隔；民俗质朴节俭，勤于耕种。居住在那里，有养蚕织布的富足，也有捕鱼垂钓的乐趣，心满意足而自得其乐。辞说：黍子丰茂，桑树繁盛；蚕已经长成，除草又翻土。寒冷不能加害我，饥饿不能侵扰我。桑树繁盛，黍子丰茂；这是百姓的欢乐，也是上天的福庆。至于白龙冈，周围广大无边，群山从四面环抱；高大的树林深入山坞，森然挺立而茂盛繁密，果实、木材、树枝、薪柴、细竹和大竹都很丰富。在它最兴盛的时候，计算收入，几乎就是古代所说的“素封”之家。因此近代人常常崇尚居住在这里自我供养，很少去求取俸禄官职，作乡先生的辞说：高高的山丘啊，屏障般的山峰环绕着它；曲折的坡地啊，和水流一起向东奔去。山谷深邃空旷啊，林木苍莽无边。其间所生长的东西啊，陆地和水域一样富足。唉，居住在这里的人啊，还仰慕什么呢？活着有供养啊，死后有归宿；居处安定啊，游乐也很自在。山中的乐趣啊，不能只由我一人独享。后来的人会是谁呢？我将和他一同享受。写完这些辞文后，方君又请求我说：‘请把它刻在座位右边，作为山水的光宠。’于是我写下这些文字，带回交给他。《树屋佣辩》申屠老翁住在太湖的岛上，质朴而不华丽，对自己的供养十分简约；他依树建屋，处身十分卑下，以“佣”自称。方仲子曾去拜访他，和他一起在高大的树荫下休息。有一群客人来到，坐下问道：“洞庭之间有树，以它为屋、以‘佣’为名的人，不就是您吗？”有羽毛的鸟聚集在树林，游水的动物潜藏在深潭，鸣叫的动物聚集成群而居，蠢动的虫类钻入土中作穴。它们通常用围墙来巩固居处，在外面建屋，并把屋子排列到正堂中；坐处称堂，寝处称室，这是人通常的居住方式。屋子建在树上，难道是通常的屋子吗？喜欢安逸而害怕劳苦，厌恶卑贱而喜爱尊贵，憎恶低下而仰慕高位，这是人的常情。自己取名为‘佣’，既劳苦又卑贱低下，难道合乎常情吗？”有人回答说：“我听说，架木筑巢来居住，也能使生命得到安顿；被钳制而成为奴隶，最终也能成就自己的志向。是树屋也好，是佣仆也好，有什么不可以呢？”旁边蹲坐的人说：“唉！架巢而居，是因为没有宫室；被钳制成为奴隶，是因为有所躲避。有了宫室却没有需要躲避的地方，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大概无论尊卑高下，都是虚名罢了；质朴鄙陋或庄严华美，也不是真实的形相。却偏偏拘泥于有为之事的痕迹，产生分别之念，这难道不是愚昧才是它的毛病吗？”}], 这座以树为屋、以“佣”自名的房子，使人不觉得它卑下，难道也知道它简陋吗？有人在旁边笑着说：“这番话，不过是空寂思想的余绪罢了。那老先生本来就是空寂之徒吗？”如今因树建屋，是节俭到了极点；以“佣”自名，是卑贱到了极点。世间有三种宝物，节俭居其一。节俭固然能够养成廉洁。那么节俭到了极点，难道是防止奢侈的开端吗？高处以低处为根基，尊贵以卑贱为根本。那么卑贱到了极点，难道是尊贵的开端吗？话还没有说完，又有个笑着的人说：“刚才的话固然有失偏颇，您也还没有说对。您说的是清净思想的糟粕。那位老人读遍古今书籍，修习周公、孔子的事业，难道会只是空寂清净吗？”凡人修养自身，懂得它容易，实行它困难。自己持守节俭，尚且有时会流于奢侈；自己处身卑下，尚且有时会流于骄傲。一旦奢侈而骄傲，离开道就一天比一天远了。《易经》说：“以卑下自我约束，就不会流于奢侈。”《左传》说：“用节俭来培养德行，就不会流于骄傲。”况且你只看见他因树建屋而过于节俭，却不知道他处身时特别安泰；只看见他以“佣”自名而过于卑下，却不知道他对自己的期许特别高重。能让自己处身安泰、对自己期许高重，不是有道之人，能够做到吗？这样看来，他的节俭和卑下，全都是道。果真只是“佣”和“树屋”吗？于是众人议论纷纷，没有人能折中裁断，便一起起身，排成队走近，把这件事拿去询问老人。老人说：“我累了。”于是躺下，不再同他们说话。于方仲子也不能作出裁决，详细叙述这番言论来告诉我，让我把它写下来，等待再去叩问老人。二王书帖辨 我曾评论王羲之的行书，正如所说的“不思考、不勉强，却从容而合乎中道”，大概是书法达到圣境的人了。人们看见其中方圆平直都自然无痕，却不知道他从未背离规矩、准绳而任意抛弃。学习王羲之的人，如果不从他的规矩、准绳中去寻求，也就不只是没有益处了。观察王羲之父子之间的书法，可以看出，过去认为王献之没有得到王羲之家法的人，不能说是深知王羲之书法；认为王献之只是规模宏大而尚未融会贯通的说法，难道也不对吗？鼎文曾跟随我游学，喜爱学习书法，所以我这样同他谈论。然而若要他在书法上超越王羲之，我不敢勉励他这样做。疑辨 读经不能随意怀疑，但学习者心中有疑问，也不能不加以辨析。因为若有疑问而不辨明，圣人的话就不能实行；不辨析，圣人的旨意就不能彰明。姑且拿两部经书来说。《孝经》是孔子、曾子的问答，旧说认为出自孔氏的著作，这确实可信。然而其中引用的诗多不相类，分章也荒谬可鄙。朱子才开始怀疑并把它分解整理，以经阐明纲要，以传解释经文，确实已经清楚明白了。然而增传的十二章，所记载的内容很没有意义，因此招致临川吴氏的删削和诋毁。吴氏遵循朱子的解释而稍加删括，是可以凭信的。然而直到现在世上仍不能实行。圣人而有职位的，从尧、舜到周公而已。周公论述治国之道已经完备，从未说过一句关于谋利的话。武王接受西旅进贡的獒犬，大臣们尚且惊骇，在朝廷上进谏不止；圣人所做的一切，都将成为后世的法则，一举手一投足都未曾不谨慎。何况制定一代制度，写成完整的书，应该更是圣人不会苟且的事情。然而《周礼》谈到利，为什么言语竟如此繁密？例如金玉玩好之物收入玉府，良货美贿进贡到内帑，山师、川长都被要求进献珍奇之物；它急切追逐财利，即使小国的聚敛之臣也没有这样，难道这是周公这位圣人的本意吗？这不是周公的话，已经可以断定了。我的这一点疑惑，怎么能不加以辨析呢？夷亭潮辨

译吴娄江向东流一百二十里入海，于是海潮向西上涨五十里，到达昆山县便停止。昆山县以西三十五里，属长洲县，地名夷亭。自古相传，潮水到达夷亭，就会有状元出现。宋朝末年，这种说法屡次应验。至正甲午年，正逢大比，潮水恰好到达夷亭，郡中两县的士人交相说这是两县士人取得科第的明显征兆。不久，向有关官府贡举的士人却都没有考中，人们面面相觑，神色不安，怀疑上天也在以此戏弄、警告人，或者又怀疑这是后一次科举的征兆。于方仲子为此辨析说：“潮水到不到夷亭，是偶然的；到了之后是否应验，也不过是偶然罢了。况且潮水没有到夷亭的年份，士人本来就有取得科第的，那么那些人又从哪里取得征兆呢？把潮到夷亭当作科第的征兆，询问父老，查考郡志，虽然可以得到验证而不是虚妄，但这种说法过于荒诞，士大夫不应宣说。”《春秋》记载灾异却不写明原因，《洪范》推究五事的得失，一定归根到人的作为。假如士人有的学业尚未穷究、功业尚未完成，如今却只责望于上天，这又是极大的迷惑。我不能默然不言，所以姑且加以辨析来解释它。眉喻 有用的人，常常在无用的人面前屈居下位；并不是因为有用而屈居，而是因为怀有求有用的心，所以屈居。无用的人，也不是因为无用便不屈居，而是因为没有求有用的心，所以不屈居。大概怀有求有用的心，就会懈怠；懈怠就不学习；不学习就会变得无用。没有求有用的心，就会谨慎；谨慎就会学习；学习就会达到大有用。如今杨君号称“眉庵”，是把自己置于无用之地。唉！把自己置于无用之地，难道正是成为大有用之人的原因吗？辨色喻 蠢动的动物没有眼睛，不知道颜色；鸟兽有眼睛，却不能辨别颜色。能够辨别颜色的，大概只有人吧？人如果不能辨别颜色，也只是盲人罢了。那么盲人与鸟兽没有区别吗？不是这样。盲人对于颜色，虽然不能辨别，但借助别人便能够辨别，能够辨别而不混淆颜色，怎么能同鸟兽相类呢？如今白黑本来容易辨别，却有人把白说成黑、把黑说成白，自以为看得明白，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混淆了颜色。混淆颜色，有眼睛反而不如没有眼睛。鸟兽如此；人有眼睛却反而不如没有眼睛，这就同鸟兽相类了吗？规喻 制造器物的困难，没有比制造车更难的，因为方、圆、平、直四种要求都必须具备。然而四者之中，方和圆较难，而圆尤其难。大概方形的作用在于静止，圆形的作用在于运动；静止有固定的安稳，运动则必须周流而无阻滞。如果圆形做得不够圆，就会凝滞胶着，转动时或许被阻住，不足以发挥车的作用。圆形难做到了这种程度，但车的作用却从未缺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规用来制作，借助它才能成圆，而且必定要借助规。规是最圆的东西吗？规能做到极圆，那么它所依据的成圆方法，又是效法什么呢？也必定是效法规。圆形必定效法规，那么作为效法对象的规，它的圆，大概没有能超过它的了。这种规，只能取法于前人，才可以成为后人的法则，这同人学习道是没有不同的。人学习道，必定要有老师；若老师不同于常人，他的作为便足以成为法则。北郭王光庵先生，是吴中的大师。他的声望、德行和事业，大概正是所谓制作圆形的规，而张肯继孟以老师之礼侍奉他。凡是道理上应该知道的，继孟没有不向光庵叩问的；道理上应该实行的，光庵没有不予以回应的。于是继孟的造诣一天比一天深，所得一天比一天丰富，操守一天比一天严谨，实际积累一天比一天深厚，声名一天比一天显著。担任规的职责日益归于他，他的实际造诣已经达到轮扁那样的精妙。如今他将成为徐氏宾席上的宾客，那么取法于他的人将更加多，达到明体适用功效的人将更加成功，而所谓以人为法则也将得到更多验证。唉！圆形出于规，而圆形又可以成为规，那么圆的作用就无穷无尽；学问出于老师，而学问又可以成为老师，那么学问的传承就不会穷尽。这都是用成就自己的东西去成就万物；用成就自己的东西成就万物，那么天下没有不能制造的器物，也没有不能实行的道理了。于是作《规喻》。画竹喻 善于绘画的人不刻意追求形似，并不是完全不求形似，而是不被形似所拘迫。譬如临摹书法，如果被形似逼迫，就会像薛道祖那样只是按着范本摹写、脱模成坯。今天忽然放晴，澜伯要求我画出雨意，我因此耗费了一池墨水；形状虽然不像，意趣实际上很像，也就不会受到“脱坯”的讥笑了。如果怀疑这番话，就应当去向米老求证。拟玄 永嘉余君唐卿，在田园中种菜，守着汉阴丈人的节操，于是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采”。士大夫作诗文赞美它的人很多，来征求我的文字。我正在读《太玄》，因此仿照《太玄》作《采》一首送给他。当时是至正乙巳年孟秋初一日。【一方二州一部三家，天圆阳象，三木下上】采卦阳气开始施行，万物萌芽借此得到资助，草木蒙受其初生的嫩芽。【这一行属于木，称为“采”。“采”字所指的是立春时节，万物萌发，草最容易生长。“采”属于草类，有养育之道，所以称为“采”。“采”所说的是初一日，进入营室四度。】初一，滋润它而使它柔美，承受上天的恩泽。【这是第一爻，属水。天一生水，其象征的性质是采，行属木，依赖水而生，所以说承受上天的恩泽。】《测》说：承受上天的恩泽，是滋润培育它。【水土相互应合，木因此生长。】其次二，土地裂开，在阳光下覆盖着葵叶，应当灌溉，不要耽搁。【第二爻属衰弱的火。火本来有养育作用，但衰弱后不能养育，反而会损伤木。土由火所生，不受木的制约，所以说土地裂开，必定要依靠灌溉。】《测》说：灌溉不可耽搁，恐怕导致枯萎。【不以水来制约，木必定受到伤害。】其次三，草木在丰厚的根本上萌发，繁茂得遮蔽重重。【第三爻是旺盛的木，又处在木的时代；木克土，所以它旺盛而繁茂遮蔽。】《测》说：繁茂的草木相互遭逢，成为同类相遇。【水处在木的时代，象征的性质是采，所以说同类相遇。】其次四，盗取花朵，垂涎欲食；沿着它的篱藩而行，没有什么损失。【第四爻是衰弱的金，象征盗贼，也象征口，所以说垂涎；“限”表示隔阻，所以说沿着篱藩。因衰弱而不能盗取，所以说没有损失。】《测》说：遇到盗贼却没有损失，是在起初就有所防备。【这是说明谨慎于开始的戒诫。】其次五，安处于园圃之中，谨慎选择所取之物。不要沉溺于甜美的荠菜，不要厌弃苦涩的荼菜，这样才会守正。【第五爻属土，因为象征君主，所以以园圃为主；土味甘，所以容易沉溺；苦味属火，火是土的母亲，所以不能厌弃。】《测》说：谨慎选择所取之物，才会守正；顺从欲望就会危险。【戒诫已经达到极点。】其次六，叔在水边受阻；祭献它却没有诚意，便会有罪过。【第六爻是衰弱的水，因为与宗庙有关，所以说祭献。五行中旺盛的，象征君子；衰弱的，象征小人。小人少有诚意，所以罪过很多。】《测》说：祭献却没有诚意，罪过就会归来。【没有诚意，罪过必定聚集。】其次七，鼎中的食物煮熟了，蔬菜胜过肉食，果实填满老人的肚腹。【第七爻属火，也象征灶，所以说鼎；说煮熟，是因为它象征祖父和养育，所以说果实填满老人的肚腹。】

译《测》说：蔬菜胜过肉食，果实填满老人的肚腹，饱享欢乐。【木象征喜，火象征乐。火处在木的时代，喜与乐并存，所以说欢乐。】其次八，茎秆粗大，果实饱满而坚实。【第八爻属衰弱的木，有衰败凋谢的趋势。然而它处在木的时代，又象征多子，所以茎秆粗大而有果实。果实成熟而花朵凋落，于是说坚实。】《测》说：果实饱满坚实，阴暗地聚集于内部。【已经成熟。】上九，时令使竹笋壳陨落；它的花叶鲜明洁净，遭受霜打反而如被水浇灌般滋润，最终只能作为蓄积之物。【九属金。金本来克木，但处在木的时代，又邻近八而成为木的象征；其性质是采木，已经很旺盛，而金以阴类处在老阳之位，所以不能造成祸害。因此它的荣盛反而鲜明润泽，如同被水浇灌。事物到了九，也就老了，所以只能作为蓄积之物。】《测》说：遭受霜打反而更加荣盛，是不向时势屈服。最终作为蓄积之物，是终于能够自我拔擢。【不被它所克制，能够发挥作用。】芥舟赞 说天地广大，没有比它更大的；只说它的形体，又可说细微到一粒尘埃那么小。只谈论形迹，最细微的东西，难道不能充满广大而没有边际的空间吗？最大的东西，难道不能收敛隐藏在极其细微之处吗？拘泥于形迹的人，不足以认识不可见之妙；局限于范围和数量的人，哪里能进入容纳一切、无所不容的境域？把大千世界放在毫末之上，不觉得多；把万象收入黍铢之间，也不觉得狭窄。只有摆脱对不可譬喻的微小之物的拘泥，转而趋向不可命名的广大，然后才是通达之人的观照，才达到至道的极致。“芥舟”这个名号，难道也是有所见于此，借这个称呼来寄托意义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只船漂浮在广阔银河般的深渊上，浮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泽国，也不会倾覆、不会沉没了。晋光禄勋颜含赞【有序】司马氏东迁时，风俗已经败坏，纲纪已经坠落，士人中能够刚正自信、守道不回头的没有几个。而光禄勋颜公含竟能不沉溺于时俗，持守贞正、遵循正道，我本来已经很敬重他了。等到看了他回答冯怀的问话，才知道颜公大概是汲长孺、王休征一类的人。然而汲长孺不向武安侯屈服，最终受到孝武帝的重视；王休征诘难晋文帝的拜礼，也已经成为魏元帝的大臣。以颜公这样的贤能，唯独不能大力推行自己的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假使当时王导有识人的明察、急于任用贤才的志向，能够提拔并任用他，那么他所做的事一定能够振兴衰颓、起废除弊。可是王导眼看他老去而尚未衰弱，却毫无挽留任用他的意思，这责任应当归到谁身上呢？有人说：天时人事的变化，在当时已经到了极点，正是君子隐退收藏的时候。即使颜公重新被任用，以他的刚直、忠诚和赤心，也很难被时势容纳，反而招致不可预料的祸患；能够优游自得地终老，难道不也是他的幸运吗？虽然如此，推究颜公刚正的内心，大概并不是苟且求得免祸的人。假如当时能大力任用颜公，那么太宰之祸一定会有人折挫他的奸谋，不至于发展到那样。难道是上天扰乱晋朝，吝惜不给贤才以施展的机会吗？于是作赞说：古代的君子啊，什么该依附，什么该违弃？忘掉人世的权势，归向的只是道义。只有光禄公，能够做到这一点，坚定地守持自己的志向，刚正不移。那些鄙陋的小人，到了末世才趋附权势，望见车尘便下拜，难道不以光禄公为羞吗？唉！公正之道不能大为显明，谁应当承担这罪责？这是王导见识浅薄，使道义郁结了吗？使志向屈服了吗？千百年寥落漫长，善良的道德难道可以埋没吗？明月舟赞 明月在天上，舟在水中。用明月来给船命名，确实有道理。月光照来，船中洒满清光。船怎样行，月影便怎样随；船在哪里，月影便在哪里。屋子临着水波，船可以同它相比。船自己不断漂流，屋子却常常停留。我听说名称和形迹，不过是互相借用罢了。把马叫作牛，把桃叫作李，在坚白异同上徒然劳累嘴和牙齿。这座屋子、这个名字，究竟是不是与事实相合？请您去问那位无言子。七贤图赞 这七位先生，超迈常人，放任性情、旷达自适，在酒中得到真趣，纵谈玄虚之理，言辞和义理交错陈说；他们认为礼法制度损伤和气、败坏醇厚，于是使他们的门徒千百年来都想亲近他们。如今看到遗像，不禁遥遥感慨这些人。雷雨防婴图赞 狂风使道路断绝，飘落的暴雨纷乱无边。有位妇人害怕雷声，于是捂住孩子的耳朵。这妇人与孩子，必定知道是母子；如果不是母子，怎么会疼爱到这种程度？孩子还幼小，母亲保护防护着他。母亲老了以后，孩子又将怎样做呢？凡是各位君子，再次展开这幅画卷，请观览并思考它，这正是用来劝勉学习的。

译郁林石赞 孙吴时期的郁林太守陆绩，任职归来时没有装载财物，船太轻，在江上航行便不稳，于是装载这块石头来镇压船身，回去后放置在住宅门外。外人因此称道它，用来表彰陆绩的廉节，这块石头至今还在。我住在吴门东北角，距离它只有几十步，早晚都能看见它，于是产生敬意；又因米芾曾经敬重此事，便再添上赞词。满载贪欲而归，名声随着贿赂而毁灭；乘船渡江而入，声誉长久不衰。臣子的道义如流水般清正，你能够独自成为屏障；万古之后仍令人凛然，何不拜这位大丈夫。牛监簿赞【有序】宋代石曼卿与僧人秘演是以诗酒相交的朋友。一天，石曼卿对秘演说：“馆阁俸禄清贫微薄，太妨碍痛快饮酒了。”秘演说：“我应当引荐一位酒主人来拜见您。有个纳粟的牛监簿，资产很丰厚而且好行义举，曾对我说：‘我虽略有财产，但身份卑微，仰慕大师，想同馆阁中的名士交游。今后如果游宴供奉有所缺少，不要吝惜，只管告诉我。’”秘演于是把这话告诉他，带他去拜访曼卿，让他带十担官酿酒作为见面礼。秘演递上名帖，曼卿问：“是什么样的人？”秘演说：“就是我前面说的酒主人。”牛生也精明周详而举止文雅，曼卿请他入内闲谈。秘演说：“繁台寺的楼阁空旷清爽，很可喜爱，只是很久没有登临了。”牛生于是离开座席说：“学士和大师果真想登楼吗？请预先下达吩咐。我的别舍在繁台旁边，正好同楼阁相对，可以在楼阁中迎候。”石曼卿答应了。一天休沐时，石曼卿约秘演同游；秘演告诫牛生，牛生按期在楼阁中陈设酒食，器物、菜肴、果品丰盛洁净，为京城之冠。石曼卿和秘演解下衣带，高声歌唱，饮酒直到日暮。曼卿醉后高兴地说：“这次游览可以记下来。”于是用盆盛墨，蘸着大笔题写：“石延年曼卿同空门诗友老演登。”牛生立即跪拜叩头说：“我这尘世卑贱之人，幸而能够陪侍，请求把我的名字也题在上面，作为光荣的恩宠。” 石曼卿虽然大醉，仍然握笔沉思，没有办法拒绝，于是看向秘演。秘演醉后起舞，假装高声讽刺他说：“大武生捧砚伺候也就罢了，免不了还要在题字下面续写一句。”于是写道：“牛某捧砚。”后来欧阳永叔开玩笑作诗说“捧砚得全牛”，当时传为佳话。牛生在他的同类中，也可以说是善于振拔自己的人。他不只是借石曼卿、秘演的余光，又进入欧公的赋咏之中；这并不是他自己努力造成的吗？如今又哪里知道所谓牛监簿是谁呢？澹如子对此有所感慨，于是为他作赞说：才华，是上天赋予的；学习，是我自己的修养。上天既然已经使我贫穷，富贵便不是我的谋求。富贵到来不能推辞，富贵离去又哪里能挽留？譬如冻雨落入水中，只能成为漂浮的水沫——这是石曼卿、演老的情形。他们并非不贫穷，只是每天从早到晚醉了才休息。牛生难道不富有吗？却在夜里搜罗计较每一分一厘；而我又要取他什么呢？我同世俗有所不同，自己从泥滓中拔身而出，足以逍遥自在，登上高丘。虽然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到达那里，所攀援的却不同于寻常之辈。若没有繁台楼阁上的题字，姓名不能保存，也不能像细小的羽毛依附大鹏的羽翼，得以畅游云天。所以令千百年后，诗歌中还吟咏“全牛”。如果只是经营自身，谁能辨认你同谁、同什么为伍？由此才知道名实不相称，终身埋没实在可羞。胜过那些足以自我夸喻的人，这些浅陋的话正可成为美善的道理。读书图赞 如美玉般晶莹，是天赋的资质；如春日阳光般温煦，是这样的气质。庄重而不自矜，显出闲暇从容的风度；安静而不懈怠，仿佛有深沉的思考。承受灌木的美荫，迎来缓缓吹来的凉风。赏玩芳香，有兰花；汲取秀美，有灵芝。而在安逸休息时，也不放下书籍。大概是要从圣贤那里求得纯粹的美德，以他们为师，把自己的心安置在伏羲、黄帝以前的太古境界之上。他难道只是读他们的书、诵他们的诗吗？天台陈太史像赞 天台山岳孕育了他的才华，他又迁居吴城；精神清澄如冰玉，气质和畅如弦匏。含咀六艺的芳润，胸中俨然罗列着星斗；振起八代以来衰弊的文风，笔端如倒卷波涛。在前朝收敛踪迹，在昌盛的朝代发扬英华；校勘东壁府库的典籍，著述于西清的馆署；傲视天地而觉得天下狭小，凌厉云月而气势更高。唉！这样的人，凝聚了超绝一类的学术，独擅当世无比的文才，大概即使经历长久岁月，人们仍然可以想见他的风采吧？户部滕尚书像赞 容貌丰盛，气度充沛，所操守的是廉节，所秉持的是忠诚。在天下草创混乱之时，曾参与消灭妖乱灾祸；遇到上天创制的时代，便能辅佐神功。甘霖竭力祈求，以救活枯槁；如震雷般奋发，声势震动。还来不及掩盖自己的聪明，内心便已经无愧；始终不亏损臣子的节操。史官的笔自有定论，何不把这些公正的事迹载入史册？俞立庵像赞 气质充沛而面色温和，这还只是他的外貌罢了。他戴着高冠，束着宽带，难道仅仅是仪容如此吗？至于他读古人的书，不只是探究其中的言语；修养自身的品行，也不只是讲究外在形式。在才华英秀的年纪，他在朝廷中翱翔却不把荣华放在心上；到了暮年，他落寞于江湖之间却不改变志向，这样的人究竟有几个？能够真正了解他的，又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呢？虽然不经营外在事功，难道就自以为有能力吗？不把荣誉放在心上，又何必求知于世呢？这正是先生之所以成为先生的地方，也是君子应当尊敬并珍视他的原因吧？茫茫道人真赞 从他的外貌看，人人都说他清瘦；从他的气质看，却怀疑他的内在其实充实肥厚。虽然如此，我也不敢自以为是，大概将要向他叩问，以究明他究竟怎样。苍山真士赞 才华多么修美，气度多么昌盛；学问超迈，文章光耀。上天对于您，确实是善厚的。既没有来得及施展，又受到时势困厄，为什么偏偏在这里吝惜不给您机会呢？然而观察一个人，不只在于本人，还要看他的后代。前代衰微，后代振兴。谁能说明这种道理？正是道的常理。唉呀！子孙后代便是明证。周处士遗像赞 身体仿佛不能承受衣服，并不是柔弱，而是内在丰厚、外表似乎简约。说话仿佛难以出口，并不是木讷，而是言辞不华美、行为却很真实。他所具有的品德极其美好，大概只是藏在身中而未得到施展。遭逢世路不平，怀抱完整的德性而离世。唉！这位老人的遗容如此端庄，姿态仪容仿佛仍然在眼前。黯然悲伤地凝视、追思。东皋子真赞 他的外在容貌，仿佛懒散；而内心却深究幽玄之理。他仰卧休息，并不是放纵，只是姑且顺应自然以自适。和气可以食用，醇厚可以咀嚼；节俭使内在充实，颠倒困苦也能痊愈。芸芸众生，不过徒然熙熙攘攘罢了。他的年寿，难道就是所谓保全自己的天性，并以此保全他人的天性吗？李高士像赞 他的容貌和蔼，双目明亮。内在修养已经丰厚，外在气度于是充沛。他静止时，如在秋水中赏玩月光；他行动时，如云在太空中运行。何况他学习老子、庄子，却不拘泥于他们洁身自守的行迹，所以能够钻研轩辕、岐伯之学，并多有造福万物的功效。周自牧像赞 看他安坐时，仿佛没有什么思虑；听他高谈阔论，言辞又是何等丰富？外表似乎不够魁梧雄伟，温润的姿态却有余。年纪虽高而气力不衰，内在丰厚，外表却似羸弱。子孙尽情享用美食，又继承他的志向来读书作诗。唉，这个人的福祉越来越丰厚，考察同类人物，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

译缪仲素真赞 从他的容貌，已经可以看出他天资的美好；从他的话语，可以知道他读书的功力。他的操守值得尊尚，足以表明他所爱好的淡泊；他的行为值得嘉许，足以验证他所学的充实。这就是所谓纯粹美善的士人，可以看作清瘦淡泊的老人吗？王立方小像赞【有序】古人评论人物，必定以气为主。观察一个人的气，可以知道他是否有所作为。事情无论大小，没有气都不能决断；不能决断，就会抵触、变化、纷乱，从而违背事情本来的性质。这种气，才能使人有所作为。然而所谓气，难道只是凭恃凌厉粗暴、徒然施加于别人的吗？它在于学问有根底，见识能够明察，涵养已经充足，而作出决断又能果断罢了。如今士君子能够独善其身而又使别人受益的，只有医生可以做到。医生的高明，在于能够决断，但并不是茫然武断而已。疾病到来时，应当逆治、顺治，或攻或守；每次决断都恰合病情所宜，才能取得治病安人的功效。否则，很少有不导致危险的。我友人王立方，性情气度开朗，才具通达，学问修明，见闻日益深远。凭借他所具有的才华，施展起来没有什么不可为；只是收束心志、承继家业从医，使那些衰弱困顿、受到疾病侵害的人得到好处，大概十分广泛。因此声名显著是很自然的。然而他的姿貌高峻挺拔，不作委曲俯仰，意态有些像崇尚意气的人。他的气，难道只是徒然施加于别人吗？其实正是所谓学问有根底，见识能明察，涵养充足，又以此作为决断的凭借。观看他的画像，可以看见他的为人。何况我是了解他的人，于是为他作赞说：高峻的容貌，足以承受他所负有的才华；超然的胸怀，正可以表明他所领悟的道理。以儒学修养从事医学，宽裕而有余力。这确实是得到问学功夫的结果，并不是徒然拥有游扬夸饰的声誉。这就是我内心赞叹他的原因，我所说的还不止于此。《半轩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半轩集》卷二，明代王行撰：铭、论、策、题、书、文、引及杂著。《古节堂铭》【有序】父母最深厚的感情，没有比希望子孙繁盛而且长久更强烈的了。每作一个考虑，必定会盘算：“会不会损害德行，从而给我的子孙留下祸患呢？”每处理一件事情，必定会盘算：“会不会违背道理，从而给我的子孙留下忧患呢？”为什么呢？父母是子孙所由产生的，子孙又是父母寄托希望所在。太史公说：“作十年的规划，就种树；作百年的规划，就培养德行。”这话似乎说得很局促。种树，难道只是为一生谋划吗？培养德行，又哪里只是百年的规划呢？君子的恩泽止于五代，只不过是说继承者不能相继罢了。【原阙】假如继承者能够得其人，他的恩泽难道又仅仅止于五代吗？然而培养德行固然足以使后代繁盛久远，后代的人又哪里能知道前人培养德行的用意呢？如果不知道这种用意而懈怠于自我修养，反而会辱没先人、辜负先人的托付。这就是古人种树来寄寓培养德行之意的原因。范魏公曾亲手在庭院中种下两株松树，后代子孙仰望它们说：“这是先人留下给我的贞正坚固、后凋不改的训诫。”于是便有了“岁寒之堂”，经历三百年仍然没有朽坏。哪里只是五代呢？那么，他种树来寄托培养德行的用意，究竟多么深远？后人能够符合前人的托付，又将怎样呢？古人已经如此，如今学习古人的人又出现了。袁君仲和就是这样的人。仲和居住在吴地练圻市，在堂前种了五株桧树，挺拔地成群并立，大概是领会了范氏种松树的训诫。仲和去世后，留下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叫原理，另一个字名原文缺失；他们都喜好学习、自我勉励，担心有时会懈怠而荒废已经成就的学业，早晚徘徊在五株桧树旁说：“唉，这是我们先人的手泽，他的操守就是这样啊！”于是用“古节”题写堂名，这同岁寒的意义相合吧？唉，前人已经以古人为老师，后人又以古人为老师，那么袁氏子孙的繁盛长远，难道不

译是从这里开始的吗？难道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吗？金侯德儒已经为这座堂作了记，而袁君又来征求我的文字，于是我为它作铭。铭说：古人深思远虑，培植德行以留给子孙谋划；手泽庄严地留在堂下，雨露滋润着树木相互交缠。对于桑梓尚且恭敬，更何况先人的遗训，正系在你们身上。应当善美而继承它，以安定后代、辅翼子孙，作为这座堂的根基。根基有堂，堂有题名；抬头便仰望，低头便思念。经过岁月而不坍塌，面对冰霜而不改变。唉呀！早晚都在这里，子子孙孙，不要废止而永远继承下去。《庭翠轩铭》【有序】生机在天地之间从未停止，只是隐伏和显现各有时机。当它隐伏时，是显现的根本；等到它显现时，正是隐伏的发露。阴气穷尽、寒冷凝结，天地闭塞，生机仿佛停止了；春日阳气一舒展，万物舒展畅达，生机便显得和蔼茂盛。观察生机，应当在闭塞的时候观察；而闭塞的道理，又可以从万物舒展畅达时得到。周元公不除去庭前的草，是为了保存生机；大概正是在探究阴阳动静的关节，希望人们由显现来认识隐伏。昆山人周性初，世代以医药为业，常有奇效，疾病都归向他求治，声誉非常显著。我的朋友丰浜余士平，只因人们都赞美性初的声名显著，却不知道他学问上的功夫；而且性初与周元公同姓，于是借用晦庵赞颂周公的话，把他的轩命名为“庭翠”，大概是比喻让人从他的声名认识他的学问。周君已经为此作记，性初又来征求我的文章，于是作铭说：深入观察，生机的隐伏和显现本是一源，这又有什么人为的意图呢？天地的大化自然如此，这就是所说的道理。用它来说明天道：想要求得生机，就应恭敬地聚集自己的义理，不要自以为是，也不要强行助长，这就叫作涵养。使自身气质达到这种状态，是学问所达到的境界。境界已经达到如此，我的气已经充实，而别人或许尚未达到，希望能够教导他们。譬如从医，自身没有缺失，才能诊治他人；那么究竟是谁患了病呢？关于天道，我听从它；关于自身，我谨慎修养。谨慎修养自己，实际上就是顺应天道。像良医一样，以自我治理作为准则，想用治理自己的方法去治理他人；如果自己没有得到治理，又怎能显现？又怎能隐伏？没有一处不是生机。轩中有匾，庭院草木交相映翠。《豫轩铭》【有序】句吴金公信，名庄，同我交往已经三年了。我常常赞赏他的字含有自我警戒的意味。“庄”，是整齐严肃的意思；整齐严肃而又守信，就不是所谓外表庄重而内心虚浮的人了。用它作为字，难道不是有意用来自我警戒吗？况且公信为人谨慎戒惧、遵守礼法，每次饮酒回来，必定询问随从说：“刚才在座中没有失礼于人吧？”随从回答：“没有。”他才开始安心休息。由此推展开去，谁能阻挡他行善呢？他同我交往以来，大概也是一天比一天不同、一个月比一个月进步。我想顺着他的根源加以有利的引导，使他的善行充沛流行。所以把他燕居休息的地方题作“豫轩”。“豫”，有平素预定的意思。平素存有敬意，临事时自然庄重，不必再说，守信也本来包含其中了。唉，这大概也是公信的志向吧？又为它作铭说：以庄重自持，以敬意为根基；内心与外在虽有区别，诚信却表现在施行之中。字与名相互发明其中的意义。把“豫”题在轩上，更加彰明这个道理。只要自我勉强奋进，有志向终究能够成功。美好啊，正确啊，请看我的这篇铭文。《耕读斋铭》以力气从事田间劳动，盼望秋天有收成；勤勉研读书籍，正是为了求道。有书又有田，既耕种又读书。即使遭逢乱离，世间的资财也能自给；君子谋求道义，有时却会因饥饿而忘记它。为什么不稍微学习呢？难道只求吃饱吗？富足容易导致荒废，安逸便会产生懈怠。不懈怠、不荒废，道就存在于其中。这篇明白昭著的铭文，只有几十句话。请你们这些求学的人，斋居时加以观看。

译《嘉树轩铭》。高大的轩舍整齐美好，娄东水边嘉树繁茂蔚然，已经长成高大的树林。这是前人培植的，根基深厚，是想让后代享受它的树荫。夏日祝融当令，阳光炽烈，清风吹来，泛起凉意，洗涤衣襟。可以在这里坐卧，歌唱吟咏；陈列酒杯，展开书册，举止都可任意。这些全是前人留给子孙的巨大恩惠。后代一定要懂得前人的心意，我为此作铭，作为规诫。子孙要永远保护它，不得侵损。《沈学庵自志铭》并序。学庵是我的朋友。他为人谦逊谨慎，约束自己，与人相处从不抵触。勤于求学问道，手中从未放下书卷。尤其想着为别人增益，编纂修订了《外科新录》《本草发挥》《精华十二经药治疗遡源》《广切韵图检例》《増补广韵》《七音字母》以及《墨法集要》《调膳录》等，共有若干种书。有的流行于世，有的传给家人，无不精确充实、详尽完备，人们多从中获益。到了晚年，他考虑得更加深远，所以亲自记下自己最终归宿之处。我读过之后又为之赞叹，于是系以铭文。铭曰：

译有生命的人不忌讳谈论死亡，不正是因为明白这是事理的必然吗？也不过是修养自身，以听凭上天的安排罢了。虽然说已经到了晚年，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享受余年吗？顺应天命而安然处之，不过是保全自身、归于完整罢了。这就是学庵为自己所作的志文，也是我为他作铭的原因。等到他的手足打开而入殓，是某月某日；幽暗的墓室封闭其门，是某月某日。那么距离写下这篇铭文的时候，又过了多少年呢？唉！这篇铭文，确实是君子一生最后的事业，也是流传永久的文字啊！《贞节堂铭》。这座贞节堂名叫畴居。母亲贤良，儿子孝顺；她原是娄东一隅温陵故乡的侨居人家，是吴母。她姓庄，丈夫陈繄夫，字湛钜渊。儿子年幼便成为孤儿，她自称未亡人，遵循礼法作为规范，志向一经确定，始终不改变操守，凛然如冰霜。儿子还像孩童一样时，她便一边抚养教导，一边教他诗书，使教育和养育都没有缺失。儿子成年壮大后，成家立业、经营生产，从不懈怠；资财渐渐丰厚，缔结友好，不向庸常之流趋附，这无不合乎君子之道。家中门庭、台阶、鞋履和宾客席位都很兴盛，室内陈列经史书籍、图画、琴瑟、几案、酒樽酒杯，人们坐着谈论圣贤义理；她执守礼法，常常谦下自持，始终使士林中的人才自由交游，因而获得美好的声誉。她只以求学为嗜好，别无所求。儿子登堂祝寿，她便欢喜；担心时光流逝，早晚问安，防备饮食，凡是甘美柔滑的食物无不准备。母亲快乐，儿子面色愉悦，这难道不是有所成就吗？如果没有母亲坚贞的志向，谁能这样题写这块匾额？这不是夸耀谄谀，而是为了记载她的事迹。如今鸿儒在玉堂公务之余，屡次濡笔作文，辞章宏阔、义理正大，替她发扬光大，于是知道世道虽有盛衰污隆，民间常道和天理终究不会改变。唉，这篇记文正可以作为它的证明。《三代异尚论》。圣人有所作为，不求与别人相同，也不求与别人不同，只求合宜罢了。他治理天下，不故意标新立异来抬高自己，不树立名目来显示与众不同，只是顺应时势罢了。譬如人，冬天一定穿皮衣，夏天一定穿葛衣，口渴一定饮水，饥饿一定吃饭，这是人的常情。假如天气寒冷，人人都穿皮衣而唯独我穿葛衣；天气炎热，人人都穿葛衣而唯独我穿皮衣；口渴时人人都饮水而唯独我吃饭；饥饿时人人都吃饭而唯独我饮水，这就是所谓故意标新立异来抬高自己，树立名目来显示不同，不愿与人相同而专求与人不同，难道是圣人的用心吗？汉代谈论三代的人说：‘夏崇尚忠，商崇尚质，周崇尚文。’唉，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所谓‘崇尚’，是有意专门致力于这一方面而不屑于另一方面。说他们有意专门致力于此而不屑于彼，这种见解哪里足以谈论圣人的整体和大用呢？忠、质、文，三代固然有所不同；但说成‘崇尚’，就是不知道三代为什么忠、为什么质、为什么文。为什么要妄加这种说法呢？如今树木生长，先是种子外壳裂开，然后长出树干，之后枝叶花果才随之而来。大概正当种子外壳裂开时，枝叶花果已经具备在其中了；那么枝叶花果，就是用来显发种子裂开并长成树干的东西。难道能说种子裂开与枝叶花果是两种东西吗？从前包羲氏教百姓用火烹食，却还没有教他们吃谷物。虽然还没有教吃谷物，但吃谷物的道理已经具备在其中了。神农氏教百姓制作耒耜来种谷物，难道本来是想与伏羲不同吗？不过是顺应时势、制定合宜的办法，由此类推发展，以显发伏羲尚未显发的内容罢了。轩辕氏制造车辆在陆地上载运，还没有涉及船。虽然还没有涉及船，但造船的道理已经具备在其中了。夏后氏制造舟楫在河川中通行，大概只是显发轩辕尚未显发的内容罢了。假如说包羲、轩辕专心于炮炙、车辆，而不屑于耕种、舟楫；又说神农、夏后专心于耕种、舟楫，而不屑于炮炙、车辆，这都是用普通人的心思来窥测圣人。所以所谓‘崇尚忠’‘崇尚质’‘崇尚文’，都是后世的人妄加的说法，并不是当时的言论。为什么呢？夏后氏兴起时，天下还没有平定，洪水横流，泛滥于中原，百姓不得安宁，谷物不能成熟。禹于是挖掘土地疏导洪水，使它流入大海；驱逐蛇龙，把它们放逐到沼泽中。由此天下百姓才免于成为鱼鳖，并拥戴他为君主。此时正应当使天下安静休息，用恩惠养育百姓，哪里可以轻易改变、增添措施来使他们烦扰动荡呢？在那个时候，即使想不以浑厚质朴来治理，也做不到。然而史书赞颂禹，也说‘文命敷于四海’，难道说夏代果真遗弃了文吗？商代兴起时，凭借七十里小地，向东征伐东边便怨恨，向西征伐西边便怨恨，向南征伐南边便怨恨，最终把桀放逐到南巢，从涂炭中拯救百姓。天下百姓摆脱桀的暴虐，归附汤的仁德，勤勤恳恳地洗心拭目，仰望他的德化。于是汤告谕天下，建立明确的君主制度，改定正朔，改变服色。在那个时候，即使想不逐渐采用形制和制度来治理，又哪里做得到呢？然而看他张网时的祝辞、告诫百姓常性的诰文，难道能说这不是商代的忠吗？周代的文，开始于太王，到了文王，天下三分已有其二。武王奉文王的遗命，讨伐纣王以拯救百姓；周公承继文王、武王的德业，辅佐君主，代理政事。于是申明井田制度，整饬六官体制，修明礼乐，敦厚揖让，统一法度，养育百姓、教化百姓，文物典章焕然大备。孔子用‘郁郁’来称赞它。当时天下百姓归附周朝已经很久，天下的安定也不是一天形成的。又有三位圣人相继兴起，考察三代制度的增损，想不趋向文饰，难道做得到吗？然而孔子称赞周，并不是赞美它徒然追求文饰，而是赞美它使文与质配合得恰当。难道周朝没有质吗？由此看来，三代的治理虽然称谓不同，却有不能不不同的原因。那么它们所以不同，大概是不得不如此不同，并不是故意要造成不同。虽然如此，还有一种说法。天下万物，有形体的必然会毁坏；天下事情，有迹象的必然会产生弊病。尧、舜、禹相传授，本是为天下谋划，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私心。然而它的弊端，却被乱臣贼子拿来作为借口；那么忠、质、文怎么会没有弊病呢？忠的弊病是鄙陋粗野而不讲礼，所以流于愚昧；因此继承者不得不以质来挽救。质的弊病是意气强悍而刚劲，所以终于导致叛乱；因此继承者不得不以文来挽救。文的弊病是琐碎委靡，导致不能振作，怎么能行呢？继承它的人，若不是禹、汤、文王、武王、周公，是做不到的。假使继承者中有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也一定还会有后来者继续加以继承。唉！三代治理之所以不同，是为天下谋划，并不是其中夹杂了什么私心。没有私心，弊病尚且如此；假使其中有私心，那么我知道夏不能成为夏，商不能成为商，周也不能成为周了。

译《宋太祖论》。做君主的人任用别人作为臣子，这是任用臣子的权力在君主手中，是合乎常理的。做臣子的人拥立别人作为君主，那么拥立君主的权力就在臣子手中，这是违背常理的。合乎常理的事情，百世实行也不会有异议；违背常理的事情，如果不是叛乱，非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敢实行。然而有人既然拥有拥立君主的权力，君主为什么不能忘掉这件事呢？大概君主认为：他的权力既然足以拥立我，也就足以废黜我。所以君主刚即位、还没有掌握国柄时，常常惴惴不安，用谦卑的言辞、低下的礼节，以及高爵厚禄来取悦他。这样一来，这个臣子的权势越来越重；他在位日久，君主已经掌握国柄，又忌惮他的势力逼近自己，便孜孜不倦地深究他的过错，编造罪名来夺去他拥立君主的权力，摧折挫抑他，以消除他逼近自己的势力，甚至想在他活着时就驱逐并残害他。难道这个君主本来就忍心这样对待臣子吗？只是因为臣子的权力已经如此，如果不想办法解除它，他的势力就会更加逼近；若将受其控制，其中便隐藏着不可预测的祸患。这就叫利害关系切身相迫，不得不设法处理。汉文帝即位时，对绛侯礼遇十分恭敬，但帝王目送他离去；这种目送没有别的原因，是忌惮之心已经显露在外。所以绛侯任相不久，文帝便立即答应他请求罢相；第二次任相不久，又立即遣送他到封国。一听到近似可疑的言论，便立即下狱审问，丝毫没有顾惜。幸亏绛侯敦厚质朴而刚强，不足以使人深深忌惮，所以保住了性命；否则，即使有太后的话，我知道他也不能免祸。汉宣帝继承大统时，霍光每次入朝，宣帝都收敛容色，以礼相待；与他同车时，仿佛身负芒刺，无非是因为畏惧他。畏惧他，忌惮之心就更加严重。幸亏霍光小心谨慎，足以缓和君主对他的忌惮，所以仅仅保全了自身。然而到了他的子孙，最终还是遭到残灭。孝文帝是仁慈的君主，孝宣帝是贤明的君主，难道他们喜欢这样对待这两位臣子吗？也只是被形势所迫罢了。何况文帝、宣帝的即位，因为是同姓至亲，本来就有应当即位的道理；周勃、霍光拥立他们，是为社稷考虑，并没有贪图拥立之功的心思；但君臣之间尚且如此，那么叛乱的臣子背弃本应侍奉的君主，拥立异姓，夺取原君主的帝位，并以此企求非分的富贵，难道能没有后患吗？况且他们所拥立的君主自己知道本来不是应当得到帝位的人却得到了，内心必然多有谋虑；内心谋虑越多，所谓忌惮臣势逼近自己、想办法解除臣子权力的心思，也就更加严重了。宋太祖就是这样。太祖得到天下，并没有同姓亲属的关系，也没有本来应当即位的理由；朝廷大臣也都是归心归向于他的。只是王审琦等几个人，依仗军队威势，驱逐原来的君主而拥立他罢了。那么王审琦等人的功劳之大，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然而这几个人又都桀骜贪狠，并不是敦厚小心的人。功劳大的人，期望报答必然深；贪婪凶狠的人，欲望又难以满足。他们高高举着拥立君主的权力，要求无边无际的报答，那么被他们拥立的人，又将怎样对待他们？又怎么能不产生忌惮之心，想办法解除他们的权力呢？这就是太祖不能高枕安睡的原因。然而太祖豁达大度，不愿施展权术，反而发自至诚，剖露肝胆，向他们说明安危，晓谕他们祸福。那几个人也都豁然醒悟，慨然自行解除自己的权力。君臣彼此欢悦，共同享受安乐。后人都知道太祖懂得处理此事的方法，不是汉文帝、汉宣帝所能比，却不知道太祖也是有条件的。大概太祖英雄神武，平素就有足以使这几个人折服的威势；几个人也知道自己的才智不是太祖的对手，所以服服帖帖地听从他的指使。所以君臣之间能够两全其义。否则，即使有善于处理的人，我也知道最终一定不足以避免彼此残害。有人说：太祖用田宅货财来晓谕这几个人，这种说法像小商贩的话，并不是用来对待豪杰奇伟之士的；而这几个人听从，也只是太祖的幸运罢了。唉！那几个人确实与小商贩有什么不同呢？他们的志向实际上没有超出货财田宅而已，哪里还值得怀疑他们是豪杰奇伟之士？至于真正豪杰奇伟的人，本来应当竭尽忠诚辅佐君主、保全国家，难道忍心发动这样的叛乱，把它作为求取富贵的资本吗？《太祖论下》。处在天下最尊贵地位的人，应当存有天下最公正的心。存有最公正的心，那么君子、小人来到面前，就没有谁能隐藏真实情形和行迹。既然辨明君子和小人，天下便没有不可处理的事情。因此，明君贤主活着时能造成太平兴盛的治理，死后能给子孙留下安定。汉高帝预料身后之事时说：‘萧相国死后，由曹参代替；曹参死后，由王陵代替。王陵年轻而愚直，陈平多智，可以辅佐王陵，但陈平不能独自任用。周勃敦厚稳重而少文才，然而安定刘氏天下的必定是周勃。’后来全都如他说的，没有不应验的。大概高帝当时用最公正的心观察这几个人，几个人的真实情形没有能够隐藏，所以能预先判断事机，竟然明察而有智慧到这种程度。唐太宗认为朝廷群臣中可以托付幼年孤子的，没有谁比得上李勣，所以让高宗任用他为仆射。本想让他竭尽忠诚辅佐治理，然而武氏成为皇后后，杀尽唐朝宗室，几乎使唐朝国祚灭亡，这些都是李勣造成的。李勣起于群盗之中，虽然有将帅才能，却不是临大节而不可夺志的人；以太宗的贤明，也难以看清他。只是李勣屡次建立战功，太宗便更加宠遇，以私爱遮蔽了最公正的心，因此在顾托后事时昏昧，给当时造成祸害，也给后世留下讥讽。

译太祖也是如此。太祖信任赵普，说赵普是‘我的社稷之臣’。所谓社稷之臣，是为国家忘却自身、正直刚毅的君子，不把讨好君主当作喜悦，而把安定社稷当作喜悦的人。但赵普却庇护奸邪、营求私利，徇私背义，以至于使他的君主在权力授受上不明不白，含混暧昧地死去；陵墓的土还没有干，继承的儿子便被杀害。社稷之臣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赵普偏私刻薄、贪婪猜忌，没有君子的节操，太祖并不是不知道，只是因为他辅佐有功，沉溺于私爱，所以屡次损害了识人的明察，给子孙留下祸患，不能不对汉高帝感到惭愧。唉！那个人存有公心，利益便随之而来；这个人沉溺私情，祸害便随之而至。公私之间，利害竟然如此，君主和后世帝王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我又感叹太祖凭聪明英武的资质开创基业，而他的作为竟有些像唐代宗，也很奇怪。君主对臣下，最急迫的事情就是辨明他是君子还是小人。臣子如果确实是君子，与他共事便可以无所间隔；如果确实是小人，本来就不应任用。但不幸他对国家有功，没有理由立即罢免，那么就不能不思考对待他的办法。大概小人有了功劳，就一定有所倚仗；有所倚仗便骄傲，骄傲便放纵；既骄傲又放纵，很少有不作乱的。所谓对待他的办法，也不过是设法制约他的骄纵之心，使他不至于作乱罢了。从前汉代孙程等人拥立顺帝，可以说功劳很大。然而孙程等都是宦官小人，只是凭借功劳自恃。顺帝知道这一点，所以当他们争功时立即发怒，削去官职、改封并遣送他们到封国去，毫不怜惜。顺帝毫不怜惜，难道是他缺少恩德吗？这也是为了制约他们的骄纵之心。顺帝是汉代才能中等的君主，只能做到一时不沉溺于私情，但他的作为便近似英明神武；从今天看来，仍然伟大而值得赞许。代宗却不是这样。元载是粗鄙小人，原本没有功勋德行，只因自认为除掉鱼朝恩有功，便骄傲放纵。代宗知道他如此，却不思考制约他的骄纵之心，反而更加迁就他的无理请求。到了元载罪恶昭著、已经势在必除时，代宗又不能光明正大地讨伐诛杀他，只是把疏远的小臣藏在中书省之中，树立党人排挤陷害元载。这像小人互相排斥陷害，难道是帝王光明正大的作为吗？这就是代宗庸碌愚昧的原因。太祖拥有天下时，赵普本来确实建立过功劳。然而赵普以小人的器量，倚仗旧日功勋，多行专横之事，就不能不加以制约。当他夺取别人的田宅、阻塞臣下进言时，太祖本来应当运用权力制止他的骄纵之心，却反而辱斥进言的臣子来增长赵普的气焰。等到赵普完全没有顾忌，不能忍受居于下位的约束时，罢免他也是可以的。可是太祖却在夜里召见窦仪，诱导他谋划对付赵普；窦仪暗中表示反对而不肯这样做，太祖于是又与卢多逊筹议，卢多逊便得以施行自己蓄谋已久的奸计，于是替太祖谋划罢黜赵普。赵普被罢免还不至于像元载那样，但太祖除去赵普的行迹却很像代宗除去元载。代宗庸碌愚昧，本来不足为怪；太祖聪明英武，为什么也这样做呢？大概太祖刚刚取得帝位时，正感念赵普的功劳，纵容他的作为，一概不过问。这是太祖以私爱遮蔽最公正的心，在开始对待赵普时，没有来得及替君臣之间防微杜渐、作长远打算。等到感念赵普之心逐渐衰退，回想从前纵容赵普的行为，没有一件不是值得悔恨的；赵普又不知道自我收敛，反而更加专横，所以太祖积蓄愤怒，想用严酷手段处置他，最终落入奸臣的计谋。这是太祖以私恩遮蔽最公正的心，在最后处置赵普时，没有来得及审慎权衡罢免惩罚的轻重，也顾不上君王应有的宏大体统。那么太祖对赵普，始终都是任凭个人私情来决定喜爱或厌恶，所以被迫表现得像庸碌愚昧之君而自己还不知道。唉！顺帝只是一时没有沉溺于私情，虽然说是才能中等的君主，所作所为便近似英明神武。太祖只是不能保持最公正的心，虽然聪明英武，所作所为却与庸碌愚昧无异。公私之间的差别，得失竟然如此，君主和后世帝王难道能不谨慎吗？难道能不谨慎吗！《郡庠公试策题》。问：左史记载言论，右史记载事情，这是古代史书的体例。然而记载言论，是记载言辞号令；记载事情，是记载行动举止和所作所为。这样的职务，难道是普通人能够担当的吗？一定要有足以穷究万物之理的明察，有足以适应天下实用的才干，有足以通晓难以知晓之意的见识，有足以显发难以显明之情的文辞，然后才能记下善恶的踪迹，说明得失的缘由，使后人能够相信它。否则，善人不幸而不能彰显，恶人或许幸运而得以隐藏，就不足以成为史书了。史官职责的艰难，难道就是这样吗？自从左右史的制度废止以后，记载的人把言论和事情合为一体，左右史的体例开始混杂。《左传》传述《春秋》，名称虽不是史书，体例却是把右史混入左史。《国语》记载各国的言语，名称虽不是史书，体例却是把左史混入右史。左氏以后，体例虽有混杂，却还没有达到大乱。到了司马迁撰写《史记》，创立帝纪、世家、列传、书、表、志等体例，左右史的体例才大为混乱。然而司马迁以后历代写史的人，都以它为宗法。难道司马迁的史书真的比古代史书贤明吗？难道司马迁果真能够担当前面所说的史官职责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历经几代却没有人知道改正呢？苏辙作《古史》，认为司马迁不对，已经有了复古的名义，却不能恢复古代的体例，为什么呢？荀悦的《汉纪》以‘纪’为名，却多有议论。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编年体例取法《左传》，论事却近似荀悦；他难道也认为司马迁不足取吗？古人说：‘想求得右史的体例，就考察《尚书》；想求得左史的体例，就考察《春秋》。’朱子的《资治通鉴纲目》是学习《春秋》的，它果真具备左右史的体例吗？撰写史书的体例，综合古今而加以裁断，它究竟适宜分成两种，还是适宜合为一种？诸位每天在研习经学之余，从事史学研究，必定能够深入阐明这些道理；请抒发你们所积蓄的见解，让我们共同讲论。

译《与王常宗书》。行顿首拜，常宗有道足下：分别已有多日，思念之情积得很深。只是事务有所牵累，使我不能早晚相见，也实在可叹。近来身体怎样？寒暖不均，正应当放宽心胸、自我排遣，加强调养防护，不要只是忧郁不乐。士大夫生逢乱离，已经是不幸；困居在围城之中，是更加不幸。何况足下仓促之间遭遇意外，误陷于此，岂不是不幸中的极大者吗？以我在家安居，可以向上承受父母的脸色，可以向下享受妻儿的笑语，尚且有时恍然触动思念，惊惕恐惧，像发狂又像失魂。由此才知道足下离开膝下亲欢，断绝家庭之爱，孤单的身影在外，客馆萧条冷落，不能不忧戚怨恨悲伤，忘不了对故乡的思念。虽然如此，这是人情共同的感受，而在道义上却有不同。道义并不是故意矫饰感情、违逆天性，只是要顾念其中更为重要的事情罢了。如今作为人子，就应当保全父母所遗留的身体，以继承祖宗的事业；这是一件平常的事，但责任极其重大。足下平素讲习并且知道这些道理，何况足下所承担的责任，又不止于此。太夫人在堂，没有其他兄弟奉养她；足下承受先府君的重托，而志愿还有未能实现的地方。士君子所作所为，必须遵循而合乎礼法制度，那么足下的责任，不是尤其重大吗？既然责任重大，自身怎么能不自我珍重呢？古人论调养之道说：‘内心安闲，外来的忧患就不能进入。’那么内心不安闲，外患尚且会侵入，更何况忧愁悲伤呢？医家说忧愁过度就会伤心，心是身心的主宰。主宰既然受伤，全身百骸四肢能够安泰吗？如果不能放宽心胸、自我排遣，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饮食没有滋味，起居行动不舒适，我恐怕你的忧患将超过离开父母膝下、远离乡里的忧患，只是徒然增加无益的悲伤，给自身留下祸患。普通人尚且不可如此，何况你所承担的责任比常人更加重大呢？况且先府君积累德行，后代必然昌盛，如今足下的才学足以证明这一点。即使母子暂时分离，只要不忘孝养之诚，上天必定善待善人，自然会有安排，怎么可以不爱惜自己而安静等待呢？如果说困厄日久，不能不忧虑，那么一城之中，难道只有足下遭遇这种事情吗？既然无可奈何，就应当把一切托付给命运。足下平素讲明道理，必定已经考虑得非常熟悉，又何必等待我再说呢？我这番絮叨的言论，就像在工匠面前卖弄技巧，在师旷面前献上听觉，只显得自己不知分量；但其中的忠心，或许还可以采纳。足下也不妨取其忠心而俯身听取吧。《洗砚堂记》过一两天抄写好后奉上，其余事情不当面见到就无法详谈。《谢雨文》。唉！吴地的农民也可以说劳苦了。想来山地耕作，开垦那山石覆盖的土地和肥沃湿润的土壤，辛苦经营，仅仅能够免于饥饿。大约十天不下雨就没有收成，何况阴云郁结久久闭塞，而骄阳逞威，使刚刚出土的稻禾不能生长，使穗头初出的黍不能滋养。因此我们忧急悲伤地向神灵祈求，确实有所感应，于是神灵降下这场应答，不曾遗弃我们。刚刚洁净玉圭进献，阴云已经从四面垂下；突然雷声轰鸣，忽然闪电奔驰，风吹荡漂摇而横行猛烈，及时雨充沛地向四方施降。干涸的土地于是充盈，贫瘠的土壤于是肥沃；枯槁之中长出嫩芽，凋萎之处重新发荣。凡是没有沾濡的地方无不得到充沛雨水，确实可以期待丰年。既使公家的收成丰足，也使私家的收获广增。酒杯中有新酿的酒，饭盒里有新炊的饭，用来饱食众人，用来供给军队。难道说是人力造成的吗？全都是神灵赐予的福泽。内心的诚意怎能不伸展，报答感谢又怎能不及时？于是用行潦洗涤酒器，又从清澈的水波中采摘水藻；用三次奠酒来表示诚意，行九次叩首而陈述颂词。仰望神灵在宝辔之旁显现，但愿明神确实降临于此。《画前诗引》。听说，镜中看见影像，可以在方寸之间得到数十里之外的景物；画中看山，可以在一幅缣素末端看见千万重山峦。它不增不减，哪里需要忧虑思索？把大的缩为小的，把万物收摄于一体，以小来观察大。一本可以生出万枝，说的就是这里，心目之间没有障碍。春日云气和岛屿，是飘逸华美的文章；秋日江水和天空，是浩荡空明的景色。绿荫清昼，白雪晴朝，席上仿佛有烟霞，酒樽前仿佛有林壑。抚摸书册时仿佛寂然无声，打开书卷便光彩灿然。有时会有逸韵的骚人、沉醉诗境的诗客，在临风的轩窗和映月的台榭、雨夜灯宵之中，各自施展所长；墨色芬芳，笺纸莹洁，召来中山的毛颖，招来弘农的陶泓，共同进入文场，一同创作。彼此谈笑间都能获得佳作，适合什么情境便创作什么。古人说：醉花宜在白昼，醉雪宜在夜晚，醉楼宜在暑天，醉水宜在秋季。由此推演开来，观赏创作的兴致就都具备了。文规是隐侯的后代，正当英俊美好的年华，喜爱宾客，爱好文章，懂得欣赏并乐于吟咏。牙签高高插满书架，青白色书帙充满床榻；按着抑扬顿挫敲击酒杯而歌，都是交游之间刻烛限时所作的辞赋。奇珍异品已经自行汇成百福香匣。他拿起纸笔举起酒杯，要我抒发四时的春色；我放开文辞，忘掉自己的浅陋，领会他的心意而陈述出来。《寄胜题引》。诗本来是有声音的画，在清越的声音中显发绣绘之美；画本来是无声的诗，在精妙的纸绢上灿然呈现文采。一次创作而两方面都得到，正在于此。说到画，它穷尽山水、草木、禽鸟、鱼虫以及各种动植物的姿态；说到诗，它穷尽月露风云和人物性情的道理。春天萌发生长、秋天结实，一挥笔便全都形成；地下的深、天上的高，也都在吟咏歌唱中完备。运用这种看不见、听不到的思考，便形成可喜可爱的景观。这就是所谓语言的精华、胸中藏有山水丘壑的人。文权生学习吟咏，喜爱绘画，以此陶冶性情；有时用有声之物引发无声之画，有时用适宜题咏的诗文使适宜描绘的景物更加美丽。无论大或小，或方或圆，都汇集成一编，名叫《寄胜》。明亮的窗户，洁净的几案，浅黄色和青白色的书帙，精美的书签，香匣中香气袅袅。焚烧云篆香，饮用素盌中的茶，时常展开书画观赏，用来使远方宾客的心情快乐；又载录辞赋用以歌唱，以适合燕居闲暇的兴致。悠闲地挥毫，谈笑着题辞。《怡情艺苑题引》。

译花木繁茂、色彩纯美，已经很艳丽了；如果用松竹夹杂其中，就会艳丽而清雅。幽静的泉水、古老的山石，已经很清瘦了；如果用彩色翠饰覆盖点缀，就会清瘦而滋润。这可以譬喻观察人的相术：节俭而没有多余，骨骼丰盛而没有多余的肌肉，这样才足以入相。正因为如此，《怡情艺苑》才显得富足滋润而清雅修洁。至于正当青春美妙的年华，处于繁华的环境，却能够喜爱文章、欣赏艺术，沉醉于观赏、喜爱吟咏，那么碧云池馆就不只是以春日花朵为美，红树岗峦也必定会像秋天一样结出果实。凭借枫江的秀美，可以获得莱子的欢乐；凭借奉养父母、享用甘美食物的余暇，不使游赏适意的兴致孤单。良辰胜地，抒发胸怀、敞开襟抱；雅正的韵律、古朴的音调，可以手谈，也可以口奕。十日游水、五日游石，如鸿鸟游戏海上，如天鹅翱翔天空。想要探寻形象之外的幽深奇妙，或者吐露胸中的豪迈爽朗，如果不是爱好这些的人，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所以在明窗净几之间，偶尔展开浅色书帙和华美书签，便足以怡情。虽然如此，和谐而有节制，要出自好礼之家；美丽而合乎法则，才能见到诗人的辞赋。《致声》。如今在吴地以医术闻名、扩大声望的人，是韩公茂氏。他确实是宋魏国忠献王的第十一世孙。吴地是东南的一大都会，凭借技艺来这里游历扬名的人不少，而医生尤其多。然而若数一数医生，必定首先推举公茂。以都会之地而言，医生又比其他技艺的人更多；而在众多医生中又必定把公茂列在首位。公茂的医术如何，由此可知。公茂年纪还没有到耋老。耋老之人的声名往往后来居上，但年纪尚未耋老的人，其声名却没有超过公茂的；公茂的医术如何，也就可以知道了。我起初疑惑公茂为什么能获得这样的声望，后来熟悉了他，才知道他本来就有原因，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曾看见病人来找他求治，他不看求诊者财力丰厚还是微薄，只看病情是否危急。如果病情不急，即使财力丰厚、势力很大，也不优先诊治；如果病情危急，即使贫困窘迫，也一定不会延误。病有不能不治的，治疗时一定竭尽实情；药有不能不用的，使用时一定选到最好的。这就是病人奔走来找他、声誉归于他的原因。我说他本来有这样的缘由，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是吗？高阳许澜伯是我的朋友。他的病情日益加重，我告诉了公茂，公茂便赶来为他诊治。公茂叹息说：‘他的病大概已经几乎不能服药了，但还有十分之一可以治，十分之九不能治。我只管尽我的心力罢了。’不久病情多次变化，他便随着变化立即应对治疗。澜伯最终得以起身康复。唉！公茂急于行义，我平素就知道，并不是因为澜伯才知道；但因为澜伯这件事，我自然更加了解了。澜伯深深感激公茂，认为财物不足以表达自己的诚意，言语也不能穷尽自己的心意，所以请我作文来发扬这件事。即使他不请我作文，我难道能停止不说吗？我难道能停止不说吗？公茂从今以后，声誉会更加宏大了。于是作《致声》。《报施》。有施舍必然有回报，而回报一定取决于所施舍的内容，这都是天理如此。我曾听说，积累德行的人，后代必然大为昌盛；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报答积德的方式。假如后代昌盛却不知道昌盛的根源，那么必然不会有所施舍；没有所施舍，回报也就会穷尽。所以说，这不是报答积德的方式。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回答说：积累德行的人后代必然贤能；既然贤能，就一定能知道根源；知道根源，就一定能够有所施舍；有所施舍，回报便没有穷尽。乡里的前辈曾说：‘从祖宗以来积累德行一百多年，才开始在我这一代显发，难道可以不知道它的根源吗？’又曾说：‘不做宰相，就一定做医生，因为存心在于救活别人。’这不是贤能而有所施舍吗？所以他的子孙直到今天仍没有衰败。乡友王为善以医术闻名，家中已经三代行医。他的祖父德斋翁曾掌管宛陵医政，一时的名人显贵都尊敬礼待他，而寒门贫家有所请求，他便像害怕落后一样及时应答。他暗中积累的德行，确实有根源啊！后来彦礼父继承家业，凭借医道在浙江以西闻名，声望更加盛大。我曾有机会亲近他，只见他平和慈爱，内心没有滞碍，把别人呻吟看作自己的痛苦；他的阴德大概可以由此知道了。彦礼父去世后，为善侍奉兄长立方如同侍奉父亲；立方教导为善，如同教导弟子。兄弟之间有和悦亲爱的融洽，也有恭敬谨慎的严肃，所以他们的学业日益精进，救活的人日益增多，声望日益显著而厚重。然而为善仍认为不够，更加磨炼自己。曾经有金华朱丹溪先生撰写医家书数十卷流传于世，而为善传述后世，确实能够发明前人尚未发明的深意，使郁结的得以通达，闭塞的得以开启，疑惑的得以解开，大大有功于医学。而且他立论必以人伦为根本，明白事物的道理，知道自己是由儒学进入医道的。既然说是儒学，难道不可以学习吗？如果能在儒学上有所心得，我的医术就会更加通畅。于是他又取经史和众家学说兼读，反复玩味讨论，诚恳勤勉而不知疲倦。我每次与他谈论，观察他的言论所趋向、志向所追求，认为他将不达到丹溪的境界就不会停止。唉！如果他不达到丹溪的境界就不停止，那么积德而产生贤才，我的话又得到验证了。丹溪是先学儒而后有所得于医，为善则先精于医而兼修儒学；虽然先后不同，最终所达到的境界应当没有不相同的地方。况且如今为善的年纪，比丹溪开始从事医学的年纪还早数年，有志向而终于成功，难道不可以达到那种境界吗？我因自己的话将得到验证而高兴，又赞美为善的志向值得尊崇，所以写下来赠给他。

译《立志》。身处可以安逸的地位却不使自己安逸，已经有善于治理的声誉却更加自我修治，这个人的志向值得赞美。古人总是自我审察已经做到的事情，只问自己能否尽到应当做的事，哪里知道什么叫可以安逸的地位、善于治理的声誉呢？然而可以安逸的地位、善于治理的声誉，是没有人不喜欢的。如今有了这些却不顾惜，若不是立志以古人为期望，怎么能做到这样呢？长洲张生文源，年纪刚满弱冠，举止行动却像老成之人。他的父亲怡云处士，爱他，只以义方来教导他。他的岳父沈翁伯凝，又与我世代交往，曾经派他来向我学习。我看文源承受几代绮罗富贵的丰厚家业，本来没有什么想做而不能如愿的，却反而更加自我勉励，讲习更加笃实。至于作诗填词，有时只安排一句、斟酌一个字，心中不能满足，便整夜忘记睡眠。他不自我放逸到了什么程度啊！他持身非常严格，品行高尚而气度平和，恭谨谦逊，并不是把宫室衣服的宽博当作满足。人人都说他恭敬节俭，恭敬节俭可以说已经有善于治理的声誉了；可是他内外都谨慎，凡是合乎自身的礼法，没有一点违背，那么他更加自我修治又达到什么程度呢？学习没有比立志更优先的；有了志向，就能够成就功业。譬如射箭，志向已经端正，身体已经挺直，弓制作得好，箭制作得好，必定对准正鹄，这样才可以期待命中。即使没有射中，也将不会停止。如今文源立志以古人为期望，那么道德一定会更加修养，学业一定会更加进步，不达到古人的境界就不会停止。传文说：‘立志是为了明白大道，以希求文王自我期许。’ 孔子曾经说过，志向是不可夺取的。文源立下宏大深远的志向，没有什么能够动摇夺取，确实是不达到古人的境界就不会停止。值得赞美啊！于是作《立志》。《半轩集》卷二。谨慎考订：卷一第二页前八行：“笑彼汨夫埃▯兮”，原本“▯”误作“溘”，今改正。第二十六页后八行：“纳万象于黍铢”，原本“铢”误作“珠”，今改正。第二十九页后六行：“当饮一酒，主人奉见”，原本“饮”误作“引”，今改正。钦定《四库全书》。《半轩集》卷三　　　　　　　明代王行撰写的记文。《石屏记》。孔雀、翡翠、锦鸡、雉鸡的羽毛纹彩很华丽，却不能坚固；云霞的光华色彩很美，却不能长久；绘画、刺绣、绮罗、锦缎的纹饰很精巧，却要借助人工才能制成。所以我即使偶尔看见这些东西也不喜爱，不仅不喜爱，反而轻视它们，因为它们的文饰过于显露。只有山中的石头与此不同：精致而清润，内里温润而有纹理。遇到懂得鉴赏的人把它取来，剖开、雕琢、磨治、修饰，制成石屏，就好像混沌初分，万象排列其中；又好像月亮还未生出月魄，山河都映照其中；又好像敞开薄绡帷帐远望嵩山、华山；又好像悬挂方诸来照映明月。它显露出的纹理，有的突兀而高起，有的弥漫而平伏；有的像茂密的树木，有的像奔流的瀑布。浓重的使人疑心深邃，淡薄的使人疑心遥远，幽黑的使人疑心深幽。青苍而古朴，黛色而秀美；空阔处如天空澄净，迷蒙处如烟雾积聚；昏暗处如阴天，明亮处如晴日，清细处如水澄澈。奇异的姿态、瑰丽的形状，若隐若现，幽深杳远，哪里能够用语言完全说尽呢？它极其华丽却能坚固，极其美丽却能长久，极其工巧却不是人工假造的，所以我非常喜爱它、珍重它，敬重它并把它当作朋友。为什么把它当作朋友？因为它具有君子的德性。它尚未被发现时，混同于普通石头，顽然自处而不以为异；但其中所包含、蕴蓄的本质始终如故。等到被发现并使用，剖开显露出来时，它原先所包含、蕴蓄的东西也没有增加。不幸有时又被弃置，埋没在泥沙之中，沉沦于荆棘荒草之间，那么与现在剖开显露的状态相比，难道又会有所损失吗？世上的士人若能含藏自己的文采而不自行显露，随着时机收敛或进取而不改变自己的本性，那么距离君子也就不远了。因此我敬重它，竟忘了它只是一块石头。至于只装饰它的纹理来供玩赏，夸耀它的奇异来当作美，那么这块石头就会感到惭愧。渤海朱叔重善于绘画，又喜爱雅事，喜欢同文人、才士交游。他有一方小石屏，方圆不超过一尺，温润而清古，自称是在石偃山中得到的，便请我为它作记。叔重既然能够知道来请求我的文章，而石屏又是我所喜爱的，难道可以不为它作记吗？并且还希望人们知道，我对于这块石头并不只是喜爱它的纹理，而是因为敬重它的德性。《读书屋记》。先王的政教没有得到修明，小学、大学也废弛了。后世的学者不过是读读古书而已。读书的人只想认识篇章、通晓句读，那么即使是儿童也没有什么困难。然而要求真正得到读书的要领，直到头发斑白还没有探究明白的人仍然很多。即使汉代的博学老儒，也还没有懂得其中万分之一。大概读书并不只是诵习章句、讲说文辞，而一定要通过圣人的话去寻求圣人的道，由圣人的道体察圣人的心。汉儒当时处在秦火焚书之后，追寻散失的典籍，修补残缺、收拾坠遗，著述累积到万言仍不停止，可以说既勤劳又辛苦了。然而最终很少有人符合圣人的道，正是因为没有探究读书的要领。自汉代以来，虚伪日益张扬，把平坦的道路弄得崎岖，把完整朴素的东西雕饰得斑斓，纷纷传授、借取，各自以自己的见解为是，学者不知道应当听从谁，圣人的道也更加晦暗了。宋代兴起以后，斯文的气运逐渐恢复。濂、洛诸位先生出现，圣人的道才重新明白。然而程氏刚去世，门人已有渐渐趋向老子、佛教的，更何况没有大贤作为依归，只守着旧书、窥看断简的人呢？到了徽国文公朱子集先儒之大成，继承宏大的传统，疏通浑浊的水流，疏导深远的源头，使幽深的道理相通、滞塞的义理通达，濂洛之道才开始在当时大为流行，直到今天更加兴盛。如今的学者读这些书，进行议论谈说，违背道理的几乎没有；既然不违背道理，那么当今士人本应可以接近三代，却最终仍有愧于汉代，为什么呢？因为濂洛诸儒和徽国文公所说的，正是圣人的心；他们所实行的，正是圣人的道。只是袭取他们的话，却不用他们的心去体会；谈论他们的道，却不实行他们的行为，想要不愧对古人，做得到吗？这才知道，圣人的道虽然不在书本之外，却不是只靠诵习书本就能得到的。即便如此，前代正人曾说过：开始可以用传注来解释经文，经文通晓后就应舍弃传注；玩味经义已经纯熟，道理存在胸中，连经文也可以舍弃。唉，这大概就是读书的要领吧？会稽唐君处敬，努力求学而且能写文章，见识广博而喜爱古事，把“读书”作为他讲习之所的名称，请求我为他作记。处敬既然能够读圣人的书、探求圣人的道，我还说什么呢？只是朋友之义不能推辞，姑且把我所听闻的道理说出来，以答复他的请求。

译《适轩记》。适轩，是高平范德谦同宾客朋友宴饮相处的居所。德谦恭敬谨慎，谦退礼让，喜欢同儒者和前代君子交游。他听到人们谈说古今人物的贤能与否、兴盛与衰败、治理与混乱、是非与得失等缘由，整天听也不厌倦。他修治一间厅堂来接待宾客，陈设茶水、蔬食，一定诚恳尽力，表现出深厚的情意。因此士人君子都不吝惜同他交朋友。等到他的朋友逐渐增多，每天来的人也多了，在一间屋子里周旋容纳不下，于是又迁徙了一次。起初买下邻家的空地，规划建成园屋，中间有六楹，旁边建翼舍，前面建轩，使它高敞明亮通达。种植梧桐、竹子和各种树木，掩映庭院门户，使心目感到清爽。到这里的人全都悠然忘记离去。德谦非常快乐，来告诉我说：“我接待各位先生，迎送他们来往，这就是这处居所。我每天在这里同诸位相处，诸位也每天聚集于此，能没有一个名称吗？”我问他：“以‘处’和‘萃’命名，怎么样？”他说：“诸位先生聚集在这里讲学，彼此资助；我相处其中，私自得到他们教诲引导的益处，这样也都是各自得到适宜了。”我说：“既然如此，用‘适’来命名就够了。”于是给它命名。范德谦又请求我作文章记述，我便说：“凡是人有所喜好，就一定有所适意。不过声色的娱乐、安逸游玩的快乐，能使人适意的东西总是很多。其次，以学问相互切磋为快乐的事，如果不是有学生的美质，是不能做到的。德谦知道舍弃前者而选择后者，也已经称得上贤明了。如今有人以游乐嬉戏为快乐，有人以从事农田劳动为快乐，他们正在适意的时候，本来没有什么区别。等到秋天到来，游乐嬉戏的人最终一无所获，从事农田劳动的人难道会没有收获吗？德谦既然能够以此为适意，假如始终不改变，那么到了秋天，他的收获大概一定值得期待。因此我为他作记，并再次勉励他。《先砚堂记》。吴地东南有一座大县，名叫嘉定，武林王彝君的居所在那里。他的住宅有一座堂，地基和构筑高大厚重，尊严坚固安稳，题名为“先砚之堂”，大概是因为把他先世遗留下来的砚台安置在其中。王彝写信给我，说明以此命名堂的意义，嘱托我作文章记述。考察文书，王彝的先祖本来姓陈，曾祖以上世代都以文儒身份做宋朝官员；到祖父吴山翁时，入仕本朝，任江浙税课提举。吴山翁胸襟气度超迈，嗜酒而不受拘束，直到将近五十岁才生下一个儿子某，这就是王彝的父亲东轩先生。东轩出生两年母亲便去世，四年后提举君也去世，他孤苦无依，回到外祖家由外祖家抚养。年岁渐长，他天资聪明颖悟，外祖家想让他稍微隐瞒自己的姓氏，因此很少有人知道他是陈氏的儿子。等到他学业有成、品行优秀、德业显著，郡中使者向宰相推荐他的才能，任命他为儒学官，却都误把外祖的姓当成他的姓。任命文书已经下达，他才刚刚知道此事，于是坚决辞让而不接受，并多次亲自申辩，却没有得到更正，因而一直到今天。起初，东轩君求学时，得到家中遗留下来的旧砚来使用；直到学业完成，历任南北各地官职，始终随身携带，用厚匣深函收藏，保护珍爱得更加周到。后来病势危急，他指着砚台给王彝看，说：“我即将死去，其他事情没有什么可对你说的；只是姓氏尚未恢复，这是我的遗恨。陈氏的旧物，现在只有这方砚台还在；你能看见它而想到我们陈氏宗族，就一定会恢复陈姓。”他这样勉励王彝。王彝哭泣着接受遗训，并把它写下来作了记录。他打算等丧服期满，陈述理由上书申论，以求恢复正统。用“先砚”命名此堂，是为了表示承受先人的训诫，不敢忘记先志。他的信中又说：“我家不幸中途衰微，先父幼年失去父母，却能够历经艰难自立，想着奋发自身，以继承祖宗的事业，这也是很难的事。而我则生长在安逸环境中，很早就接受家庭教诲，等到拜师交友，所需的一切无不具备。与先父艰难立业相比，我所处的幸运已经太多了。只是我的才质平庸，学业和品行荒疏迂拙，最终不能有所作为，完成先业，这正是我日夜忧愧的原因。何况遗训谆谆，清楚地在耳边回响，倘若不能承受并担负它，反而给先父留下羞辱，那罪过哪里承受得起！”如今堂已经建成，我奉行他的遗言，把遗留下来的砚台合在匣中收藏。等到陈氏宗族恢复之后，便打开匣子陈列砚台，恭敬诵读遗言，以完成先父的命令。这是我的愿望，冒昧请求您作记，使它成为我早晚自我勉励的依据。” 唉！像王君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能够继承先人志向的人了。自从先王的政教不能修明，古代宗法废弃，宗法废弃所以谱牒不清楚，姓氏没有记录，于是便出现冒姓、改姓、赐姓以及因讹误读音而形成的姓氏。在这些人中，能够追念自己的根本而自行归属于宗族的，实在很少。如今考察东轩父子的作为，他们难道不与常人不同吗？况且一方砚台虽是微小之物，王君却把遗言看得极其重要，如此严肃恭敬地奉行，那么对于宗族祭祀的联系，难道不会更加尽心吗？由此可以知道，陈氏宗族的复兴一定会在王君身上实现，所以姑且写下来作记。《吴松渔舍记》。吴松是江的名称，源头出自天目山，向东北流入海中。江水转弯处有个地方叫姚城，地处松陵，水面浩荡数千顷，平静的水波盛大流动，烟霭中的波涛与风吹的涟漪交相变幻；早晨霞光澄澈，傍晚景色晴明；云彩和月影荡漾，鱼鸟嬉游，景象一天之中变化百端。加上这里盛产粳稻、糯稻、桑、苎，又有芦苇、蒲草、荷花、菰米、芡实、菱角、莲子的利益；远处可以眺望玉峰，近处可以俯视白羊，穹窿山、横山以及洞庭诸山的秀丽清爽景色也都可以收入眼底，实在是佳境。吴地蔡彦祥的渔舍就在那里。渔舍之间林园遮蔽，水竹相间；横木为门，茅屋宽敞通透而又清幽深静；琴和酒器陈列在前，图画史籍分置左右，这是幽居之人、隐士的居所。然而题名为“渔人”，许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含义。我还不认识彦祥时，本来就已经听说过这件事。等到认识并熟悉他以后，才知道彦祥曾经出仕过。他回头望见庭院中的父母，看到他们头发洁白垂下，于是惊惕地辞去官事，回来奉养双亲。奉养父母，需要甘美鲜洁的食物以及精细的饮食调理。吴松是水乡，鲜美食物聚集之地，彦祥难道会害怕捕鱼吗？假如他居住在山中，我知道他也不会怕打猎。况且如今拿着网具，携带钓鱼用具，进入烟水之中捕取鱼类的人，难道一定要给自己的居所题作“渔人”吗？题名其居所的人，正是渔者。人们有什么可惊讶的呢？又听说古代有人在书中打猎。彦祥喜欢求学，勤于翻阅书籍，书册总在案几旁，又怎么知道他不是在书中捕鱼呢？在书中捕鱼，是为了寻求其中的道理；在水中捕鱼，是为了寻求其中的物产。寻求物产，是用来奉养父母；寻求道理，是用来显扬父母，这就是彦祥的志向吧！志向如此，就知道他懂得奉养父母的道理了。我正为此赞美他，他又请求我作记，于是写下这些话。

译《佩韦斋记》。防城高君隅仲隐居在虞山南面，努力学习，自我修养，常常系一条熟牛皮作为佩带，因此题名自己的书斋为《佩韦》。他有时请托我写文章为此作记。我说：“牛皮已经佩带了，又给自己的居室题名，还想让我为它作记，为什么呢？”他说：“我居住在这里，低头可以看见所佩的牛皮，抬头可以看见所题的名称，希望能够因此知道自我勉励。又得到您的文章来勉励我，早晨诵读，晚上思考，就更加不敢偷懒怠惰了。这是我的愿望，希望您不要推辞。”我说：“你所佩牛皮，不是仰慕古人用它来警戒自己吗？”他说：“是的。”我说：“古代佩牛皮的有两个人，一个叫西门君，一个叫范史云。如今你将要仰慕谁呢？西门君的性情刚强急躁，所以取牛皮的柔软迟缓来警戒自己；范史云也只是仿效西门君罢了。隅仲想要自我警戒，难道也是因为这两个人吗？我曾经考察西门君沉巫、治理水渠的事，虽然都出于刚强果决，但言辞声气和缓，不威严也不严厉，其中也可以看出牛皮对他有所帮助。然而能够使百姓不敢欺骗他，又不是柔缓所能造成的。由此可知，他虽然借助牛皮来矫正性情的偏颇，却能自行调适得宜，不至于过分，这难道不能说是善于取物来警戒自己的人吗？” 至于范史云，虽然说是佩牛皮，却仍然急迫、狭隘、刚亢、严厉、诡异激烈，终身不曾改变，他对于牛皮究竟得到了什么呢？这就是同样佩牛皮，却不同于所取得的意义。以隅仲的聪敏通达和明察，以及自我治理而不懈怠的品行，他所仰慕的，一定在西门君而不在范史云。即便如此，我还有一些话要说。刚强就必然急躁，柔弱就必然迟缓，这是形势的必然。急躁容易失败，迟缓容易松弛，也都不能没有偏失。因此琴瑟张弦，过紧就会断，过松就不能发声；车马行走，过快就会翻覆，过慢就不能前进。缓急之间，本来应当有一定的道理。佩牛皮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这一点吗？西门氏能够认识并实行这一点，范史云能够认识却不能实行。隅仲既然学习西门君，怎么能够不知道这一点呢？既然知道这一点，怎么能够不能实行呢？既能知道又能实行，本来就是隅仲用来勉励自己的地方，也是我对隅仲的期望。你认为怎么样？”他说：“先生的话正是我的志向；如果不是先生教导我，我将凭什么来纠正自己呢？”请我把这些话写下来。我说：“好。”于是写下它作为记。《筮室记》。事情有常态，也有变化。谈论常态，可以根据已经发生的情况推知本来应当如此的情况；谈论变化，就不能凭借本来应当如此的情况来推算它必然如此。事情既不能固执地只按常态看待，又不能预先忧虑一切变化；那么，尚未发生的事情，难道全都不能预先知道，而那些深思远虑的人最终都不能解除自己的疑惑吗？这就是圣人为天下后世忧虑，而设立筮法的原因。占卜的书，只有《易》罢了。《易》广大而无所不备，将要用来顺应性命的道理，贯通幽明的缘故，穷尽事物的情状，并不专门用于筮占。至于裁决疑惑、安定犹豫，以开启万物而成就事务，除了《易》，谁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样说来，《易》本来不专门用于筮占，但筮占若没有《易》也无法进行。然而包牺氏所画的是《易》的卦象，文王作彖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赞辞，都是已经形成的卦、已经确定的书，也就是所说的平时居处便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至于遇到事情，要在群卦之中寻求一卦的卦象，在六爻之内观察三才的变化，从而判定吉凶，再根据吉凶来决定事情，就一定要借助蓍草来询问。传文说：“圣人创作《易》时，幽隐地得到神明的辅佐，于是产生了蓍草。蓍草是神异之物，因此用它来询问，并用这种方式说明它接受了神明的命令；它的应答如同回声，无论远近幽深，都能随即知道将来的事物。”既然如此，《易》必须等待蓍草，之后才能告知吉凶；没有蓍草，本来就不能询问《易》。蓍草怎么可以缺少呢？太山羊君某，致力于学习，喜爱修养，精通筮占。他认为掷钱求卦不是圣人的本意，于是寻求蓍草，按照古法揲蓍。他将要筮占时，斋戒沐浴来告命蓍草；筮占之后，虚心端正意念来观察卦象，所以所得吉凶的推衍有奇数、偶数的变化。他居住在一间屋中，屋内空明安静，命名为“筮室”，有时请托我写文章作记。唉！羊君对于筮法，可以说精通了。他以古法为师，而不随流俗，所以他的占验应当灵验。不过，筮法的功用很大，而《易》的义理精微，我哪里足以懂得，敢于说它呢？何况其中的妙处又有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地方，将怎样说明呢？即使如此，我也有话答复羊君。《易》这部书，是圣人设立筮法用来施教的；其中所说趋向吉、避开凶，都是践履修养的道路。学习《易》的人，难道可以只把它看作占卜决断，而不反过来在自身上验证吗？管辂、郭璞可以说在占卜方面有所收获，但他们对于《易》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穷究事理、尽悉人的本性，以达到天命的境界，这就是作《易》的最高功效；能够体察并实行它，就接近《易》了。凭羊君尊古好学、努力修养的品行，不能不知道这一点。能够知道这一点，那么所谓不借助卜筮便能知道吉凶的人，也应当同他讨论了。于是作此记。《沧浪轩记》。句吴吕君志学，性情和厚，详慎文雅，致力于学习而且多才善文；他所交游的都是名人贤士，与我结交以后，对我的友爱尤其深厚。有一天他来告诉我说：“我的朋友有个叫吕彦贞的，是长洲人。他年华正盛，谨慎诚笃，专心致力于学习；士大夫的嘉言善论，他听起来从不厌倦，大概是一个有志于学的人。他家中有一间屋子，旁边排列着图书史籍，开窗临水，开阔高明，题名为‘沧浪’。他仰慕您的文章已经很久了，只是没有人替他介绍，如今托我来请求您，希望您为他作记。”传记说：“不了解那个人，就看他的朋友。”我虽然没有见过彦贞，但从吕君来考察他，也可以了解这个人；文章本来不能推辞。过去仲尼听到《沧浪》之歌，说：“水清就用来洗帽缨，水浑浊就用来洗脚，这是由自己造成的。”彦贞用这个给轩命名，难道是想借“由自己造成”的道理来自我警戒、自我勉励吗？水是同样的水，有的用来洗帽缨，有的用来洗脚；人也是同样的人，有的达到尊贵庄严的地位，有的招致欺凌侮辱，难道是偶然的原因吗？名门大族在昌盛的时候，显贵荣耀，很少有人能与之抗衡；而成为他们子孙的人后来却衰败凋落，流于卑下，不能同普通人相比，这怎么能推脱说是盛衰的命数，也有他们自取的原因。至于普通百姓之家，却有人奋发振作，不沉溺于习俗，修饰自己的言语行为，磨炼自己的学问，超出庸常之辈而置身于尊高地位，这难道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吗？推究这两端，就可以知道他给轩命名的意义并不草率。彦贞确实对这个道理有所见解吗？如果有所见解，我将看到他的学业像河水一样不断增长。

译《可竹居记》。吴地有一位道人，姓徐，名子庠，年纪已经很大了。他精明强健，以行医为业来养活自己。居所在集市门口东边，墙低矮、巷子狭窄，但房屋却清幽洒脱。沿着墙四周，竹林森然挺立，长梢茂叶拂过门窗，发出清风的声音；摇动台阶栏槛，散开稀疏的月色、烟霞，尘埃和喧嚣都无法到达这里。这正是所谓城中的树林、闹市中的世外之地。我看见后感叹说：“苏子的话确实可信：居所不能没有竹子。这个居所难道不是很适宜种竹吗？”道人听了，仿佛有所领悟，立即用“可竹”题名自己的居所，并来请求我作记。我认为道人是隐士，又曾经以行医为业；竹子有什么关系呢？虽然如此，我知道其中的道理了。医术，是用来治疗人的疾病的；要治疗人的疾病，先要使自己的心清净。自己的心清净，疾病到来时，就像物体面对镜子一样，什么也不能自行隐藏，这样治疗疾病的功效才可以实现。如今道人的居所，没有喧嚣杂乱的烦扰，具有萧散闲静的舒适，外在环境已经先清净了。外在既然清净，内心难道可以不清净吗？他治疗人的疾病，应当就像用灰洗去污垢一样，没有什么滞碍困难。然而，他所以能够除去喧嚣杂乱而达到萧闲清静，又在于竹子。竹子难道果真没有帮助吗？既然有竹子，为它作记是合宜的。道人请求文章，确实就是因为这个吧。话还没有说完，道人便起身致谢说：“这确实是我的志向，先生把它阐发出来，使它更加明白，请允许我早晚诵读吟咏它。”我赞赏他的志向，于是把这些话写下来。《清安堂记》。东阳沈达卿，居住在吴地长洲的周庄。几代以来，他们都凭勤劳、谨慎、敦厚、诚实处身乡里，经营生计，修治产业，日益富裕。到了达卿，产业更加广阔，财产更加丰饶，勤慎敦厚诚实的品行也更加深厚，并且逐渐用文章学问来修饰自己。他没有其他嗜好，只收藏经书、诸子、史书、古代图谱、法书和名人墨迹，在楼上收藏，书签卷轴汇聚排列。有空便在左右翻阅观看，喜悦洋溢在眉宇之间，说：“这就是我留给子孙的东西吗？这就是我使自己快乐的东西吗？”听到的人没有不赞美感叹的。他所居住的堂屋，庭院门户幽静深邃，栋梁房屋宏大宽敞，早晨的光线足以辨认；几案席位安置妥当，儿媳、孙子、曾孙依次行礼，依序进来问候起居，奉上甘甜柔美的食物，和乐恭敬；四代同堂，在堂上堂下往来周旋。这正是所谓礼法之家，而且将更加接近理想境界。堂的题额之间赫然写着“清安之堂”，以此同我结交。他曾在西阶迎请我登堂，指着题额对我说：“这几个字只是给诸子孙看的，并不是想用来给自己命名。前代儒者和大夫没有遗弃我，见面教诲我的很多；幸而您每天同我亲近相处，应该最深地了解我，希望得到您的文章来作记。”我不能推辞，大概也因为观察过他家的家政。对外严肃恭敬而通达融洽，对内欢愉和乐而庄严肃穆。年长尊贵的人不沉溺于滋味，不把口腹之欲发展到极点；年富力强的人不被声色迷惑，不沉溺于华丽衣物的习惯。他们的欲望已经很淡了。欲望淡，所以精神清明；精神清明，所以气息平和、身体安适；气息平和、身体安适，所以一举一动、一言一默之间，更可以成为子孙的法则。这就是清安，难道真的只指达卿一人吗？每当子孙来问候起居，他总是对他们说：“我们能够悠闲地生活在堂屋之下，从容地处身乡里之间，没有手脚劳苦，也没有衣食忧虑，这是祖宗留下的恩泽。难道不应该思考用什么来报答祖宗吗？报答并没有别的办法，只是使祖宗的事业更加昌盛而不衰败罢了。”如今我的年纪，已经经历一个甲子了。如果能够听到贤人君子的言语，并且遵从它而不让自己懈怠，何况年富力强的人，难道不更应当每天亲近明师益友来成就自己的学业吗？使祖宗的事业更加昌盛，我如今已经有所期待了。”子孙都低头接受教诲，退下后便各自坦诚地存有自我修养的心。唉，“学”这一个字，大概就是清安的根本吧？学习是用来明白道理、治理自己的。道理明白了，欲望就会更加淡薄；欲望更加淡薄，精神就会更加清明；精神越清明，气息就越平和，身体就越安适；气息越平和、身体越安适，学习就越有进步；学习越有进步，就越有东西可以留给后人。这就是清安，难道只是给今天的子孙看的吗？今天的子孙将来还会各自给自己的子孙看。清安的子孙绵延相承而来，哪里能够估量呢？祖宗的事业，难道不会因此而更加昌盛宏大吗？这样说来，清安堂将来还会有人用它来命名自己的乡里了。为此作记。《心远堂记》。我曾经观察君子的恩泽：施出的根基深厚，流传的就会遥远。后人能够承接先世的恩泽，并且进一步成就先世所成就的事业，那么这种恩泽就会流传得更加遥远而没有穷尽。过去的人打下根基，我们来建造厅堂；过去的人开垦荒地，我们来播种。这样就一定会使建筑完成而收获果实，不仅使先业不致废替，还会增加它的光彩美盛。这才是做子孙的真正能够尽到继承之道吧！像松陵张氏，大概也接近这种境界了。松陵是吴地所属的县邑，那里有儒林，临近太湖的南面，张氏的居所就在这里。张氏一向财产丰饶，宗族也很兴盛。几十年前，曾经有一位以翰墨著称的人，号心远翁。心远，字清夫，品格通达明秀，同他交游的有许多朝廷大臣和湖海间知名人士。他曾向吴兴赵公学习书法，已经造诣深厚，领略到其中的精髓。正当他被推荐北上，授任山东鱼台县的副职时，忽然作了《归与》赋，当时人们很赞美他。邓匪石、虞邵庵都写文章为他饯行。心远翁归来以后，优游于乡里，以文章书法自娱，把堂上的匾额题为“心远”，人们因此把它作为他的号。如今看他自己所作的赋，以及姚江村、黄文献诸公所作的《心远堂》诗，也足以想见他的风度了。心远翁的孙子有一个叫琦的，端正厚重而有作为，不从事华丽的绮绣之事，于是扩建他的旧居，仍然重新制作“心远”的匾额，以表示不忘先人的德行。有一次，他通过我的朋友信庵简来告诉我，说自从有这座堂以来，大夫、士人为它作诗歌的很多，却还没有人作记。希望得到一篇文字，使它流传永久，所以不顾冒昧来请求。我不是说过“能够尽到继承之道”吗？张氏大概就是琦这样的人。琦的声名我也早已熟知。等到这次扩建，我大概是要使自己听到的声名得到验证。况且前人创建基业，为长久打算，本来就寄希望于贤能的子孙。然而子孙能够修治世业，不辜负先人的期望，又有几人呢？如果不是先世积德深厚、施出深远，那么恩泽也会有终尽的时候。由此说来，张氏先祖积德的深厚达到什么程度呢？这就是我不推辞而为此写记，使它传给子孙，希望他们更加光大先业，以造成没有穷尽的恩泽。

译《常春阁记》。青阳之气开始生发育养，本来是一年的开端；和气充满流通，才是四时贯通的根本。大概和气是春天的根本，而春天又是一年四时的根本。和气贯通四时，就是春天运行于四时之中。温、热、凉、寒，是四时施行的节度；生、长、收、藏，是四时功用的无穷变化。从有节度的一面看，可以看见循环运行而始终各有不同；从无穷的一面看，可以知道贯通其中的只是一个道理。这个“一”并不是别的，就是和气。和气所在的地方，就是春天所在的地方。四时总是和顺，四时也就总是如春。四时常春，正是功用无穷的原因，也是立身处世应当效法的原则。吴兴沈由规是我的朋友，他处身立世的方式，我是知道的。怎么知道呢？从他把楼阁命名为“常春”就知道了。因为这座阁是他退居休息的地方；知道他把退休之所命名为“常春，就知道他是以和顺自处的。知道以和顺自处，那么亲近、尊敬亲人的节度，难道会在这之外吗？然而一年之中有温热凉寒的节度，一天之中又有早晨、白天、傍晚、夜晚的节度。节度是用来调适和气的；有了节度，才能达到和气。由规将凭什么来亲爱、奉养他的亲人呢？我想，他仰望承接父母的容色时，就会想到奉上甘美食物、问候寒暖，以及对于疾病疼痛、瘙痒疮疡进行按抚搔摩的节度。他退居阁中时，就会想到饮食的适宜、起居的谨慎、待宾的恭敬抚慰以及和睦慈惠的节度。这样推究下去，大概没有什么事情不讲求节度。没有什么不讲节度，就没有什么不能达到和顺。唉，这就是他给阁命名的志意吗？这座阁得名已经很久，请我作记也已经很久了，只是我一直没有按照他的请求办理。如今才向他说明，也才把这些道理说出来。由规起身说：“这些话确实是我的志向，请写下来作为记。” 《春草堂记》。春天是一年四时的开端，另外三个时节都是用来完成春天的生气的。没有这个开端，就没有办法形成后面的终结。因此春天的生气，也广大而丰富。万物都接受春气而生长，而草是最容易生长的东西。草一旦生长，很快就遮蔽原野和低湿之地，两夜之间便充满苍茫大地，它不是特别容易生长的吗？以容易生长的草接受广大博大的春气，天地之间就没有空隙的土地了。然而春天使万物生长，并不自认为有德；接受它生长之恩的万物却把这看作恩德。天地是万物的父母，春天是父母的生气。接受了这种气，就应当知道它从哪里产生。一株小草尚且如此，何况不是小草这样微小的东西，又应当怎样呢？人在天地之间，就如同草充满土地。草充满土地，尚且不忘记自己的根本，何况人比天地间的万物更有灵性，难道反而可以忘记根本吗？天地，是我们祖先的根本；我们的祖先，是我们父母的根本；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根本。对于我们的根本，应当怎样报答呢？就是在自己能够做到的范围内去做，不遗漏余力；能够做到的就去做，又不超过分寸，也就足以称为报答了。古人因此生发出寸草般的孝心，却感叹难以报答三春阳光般的母爱。唉，苍天的恩德没有尽头，最终能够完成这种报答吗？即使如此，尽到孝道来修养自己，保存这颗孝心而不懈怠，也就是孝子善于处置自己的方式了。温陵陈彦防把他奉养亲人的堂题名为《春草征》。我记述其中的意义，写下来送给他。《静者居记》。张君来仪来到吴地，我得以同他结交。见他沉厚、谦冲、寡言，心中非常敬重他。等到询问他的乡里，才知道他是九江的著姓之家，世代以儒学传承，来历是有根源的。张君成年后，离开家乡沿江而上，越过浙江，向山阴尹夏君仲善甫学习《易》。学业完成后，各地战事兴起，道路阻塞，不能回乡，于是寄居在武林东里，闭门谢绝宾客，以学习自我勉励，大夫士很少能见到他。有人说：“这是一个静者，不可使他受到搅扰。”张君听说后很高兴，于是用“静者居”题名自己的房屋。等到他来到吴地，请我为他作记，说：“希望让我能够用这些话勉励自己，不辜负给我命名的人。”唉！张君的志向真是很好啊！只是我平庸浅陋，哪里足以谈论这些呢？即使如此，我有想同张君交往却没有机会的愿望，如今反而得到执笔来奉献给他，难道不是幸运吗？我又怎么敢始终推辞呢？我姑且把从前贤那里听闻的道理回复给他。大概人的本性虽然有安静和躁动的不同，但共同从天那里得到的根本却是安静的。气质在初生时介入其中，欲望在出生以后遮蔽它，这一本来的安静才开始被扰乱。君子求学，是要扩充自身以排除物欲的遮蔽，纠正气禀的偏颇，回到本来的安静。因此求学而有成，就总是处在安静之中，这不是躁动的人能够同他相比的。从前孔门弟子子张，已经具有圣人的一部分资质，只是他志向过高而致力于外在表现，尚且难以同他一道实行仁德，何况资质在他以下的人呢？以子张的器量之高、志向之强，本来不至于躁动；但与那种深沉潜藏、纯粹敦厚、整天像愚人一样的人相比，还是有差距的。这就是圣学的传授之所以取这一方面而不取那一方面的原因。因此程伯子说：“只有静者才可以求学。”程叔子也常常见到学者能够静坐，便赞叹不已。周元公说：“学习的要领只有一个，就是一；一就是无欲。”又说：“没有欲望，所以能够安静。”虽然他们各自的意思有所侧重，但只有本性安静，才能静坐；能够静坐，才能保存涵养并扩充本性；由减少欲望，逐步达到没有欲望。没有欲望所以安静，这样的安静就广大了。唉！这是大贤的境界，我哪里足以知道，敢于说它呢？然而从众人学习到成为圣人，也不在这个道理之外。如今凭张君优美的天资，再加上高尚的操行和笃实的学问，就好像驾着良马奔驰在通衢大道上，还有什么地方到不了呢？还用担心辜负给他命名的人的期望吗？至于动静本原的道理，具备于《大易》一书中，张君每天讲习它，一定已经很详细了，也不需要等待我的重复说明。为此作记。

译《蜀山书舍记》。我郡的徐君幼文，为人清正耿介而有气节，立志高远，博学多闻，喜爱写文章、古诗歌来使自己适意。年纪刚到壮年，遭逢时局多难，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于是避居到吴兴的蜀山，建屋读书。房屋建成后，请求我的文章作记，但我没有来得及写成。乙巳年春天，徐君来到吴地，又请求我作记；到了秋天，又来请求。我对他说：“《春秋》的笔法，平常的事情不记，并不是不记，而是不值得记。如今求学，必然要有讲习居住的地方，这是人事中的常态。你因为读书而建屋，难道是不同寻常的事情吗？而你急切地想让我为它作记，莫非还有别的说法吗？难道是这所居室的构造精巧、雕琢美好、彩绘华丽，足以用来作记吗？若是这样，便是致力于外在而遗忘内在，追求华丽而舍弃实际，对于求学恐怕有损害，不可以。难道是因为山高可以助人观览，溪深可以供人游泳，泉石奇秀可以供人欣赏游乐，所以值得作记吗？若是这样，便不合于藏修、游息的意义，反而先造成玩弄外物、丧失志向的过失，也不可以。那么你想让我记述什么呢？”徐君说：“都不是。只是我资质不敏，又荒废学业，常常害怕岁月不肯等待我。如今有幸能够在闲静的地方温习从前的学业，所以想把建舍的年月记在墙上，每天早晨看见所记的文字而自我反省说：‘住在这里已经多少天了？学业比起开始时有增加吗？’晚上看见所记的文字而自我反省说：‘住在这里已经多少个月了？反复研求的学业比起开始时有增加吗？’不敢希望每天都有进步，只希望每月有进步；不敢希望每月都有进步，只希望时序更替而一年不同一年，这就是我的愿望。您为什么不成全我的愿望呢？”我听了，惊醒般起身道歉说：“这是我的过错啊！同您交往，却不能了解您的志向竟在这里，难道我还浅陋到足以为您作记吗？即使如此，您的命令我也不敢始终拒绝。”于是作记说：“徐氏蜀山书舍，开始修建于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年秋九月某日。它建成的时间，距离开始修建之日有几十天。进入其中居住，又是在建成之日以后若干日，到了某月某日。” 《石林书舍图记》。吴城西面有许多山，其中名叫师山的，离城最近。远远望去，山形像狮子一样，所以得名。山上多石而少土，草木都坚硬、瘦弱、稀疏、破碎。那些挺拔修长、茂密成林的树木，都生长在山脚。山脚向阳的一面有石林书舍。书舍是同郡周伯常的居所。伯常住在那里，耕田凿井，种桑植麻来奉养父母；读书求学，以此陶冶自己的志趣。同族已经用“孝”来称述他，朋友已经用“贤良”来赞美他，乡里邻党也把他推举为善人。父母去世后，居所又因战乱毁坏，于是他带着家人迁居南方，寄居在濠郡附近。然而他白天思念、夜里做梦，没有一次不想到师山的山脚。他说：“我的双亲已经无法再见了，但我的故乡还在视线所及之处。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呢？”他的朋友中有人听了而感到悲伤，便替他把旧居的形状画成图，送给他。于是伯常早晨面对它，晚上也面对它，没有一刻离开这幅图。他说：“我还不能回到故乡，看着这幅图，也可以稍稍缓解我的思念了。”因此托朋友罗可道请求我为这幅图写一篇记。唉，绘画本来不足以记载这些事情，然而为人子女的心，谁会没有呢？对故乡的思念，谁能忘掉呢？我虽然能够早晚侍奉在父母膝下，享受承欢的快乐，足迹也不出乡里之外，但怎么能因为自己幸运，就立刻不顾别人遭遇的不幸呢？因此，这篇文章即使想推辞，也无法推辞了。于是写道：“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根本在哪里。根本是什么？就是父母。《礼记》说：‘进入乡里一定要扶轼致敬，难道不是因为要向这个乡里的父母表示敬意吗？’父母的同辈所在之处，就是应当致敬的地方。《诗经》说：‘见到桑树和梓树，也一定要恭敬。’难道只是敬重桑树和梓树吗？那是因为它们是父母乡里的物产；父母同辈所在的地方，必须扶轼致敬；父母乡里的物产，也必须敬重。何况是父母居住过的地方呢？如今伯常的双亲去世以后，他已经怀有永远追慕的悲痛，何况父母的居所又被毁坏了，难道不会使他的悲痛更加深重吗？那么，他在睡梦中都不离开师山山脚，谁会认为不应该呢？伯常可以说是知道自己的根本了。况且人对待朋友，应当为朋友的快乐而快乐，为朋友的忧患而忧患，这才差不多懂得交友之道。如今画图送给伯常的人，是想缓解他的忧愁；请求我写文章记述这幅图的人，也是想安慰他的忧愁。这两个人，可以说都懂得交友之道了。伯常既能知道自己的根本，这两个人又能懂得交友之道，他们都遵循着应有的常道。我难道可以就此停止不说了吗？伯常啊，你看着这幅图，诵读我的话，就不会把画中所见的一切都概括写尽为文章了。事情到此，就作为这篇记吧。处庵记 古陈姚君家住吴城之中，开辟了一间闲居的屋室，幽静深邃而隐蔽僻奥，在门额上题写“处庵”二字。他曾请我坐下，指着题字说：“这是用来警戒自己的，希望得到一句话，让我早晚诵读，那就幸运了，敢奢望得到吗？”座中有客人笑着说：“名义如此而实际不是这样，不对；实际如此而名称不是这样，也不对。凭您的才华，正要奋发磨炼，激越昂扬，显扬于世，出仕而为世所用；由史官而成为士人，由士人而成为大夫，发挥胸中的学问来实现自己的志向，使上面有所补益，使下面得到恩惠。把居所命名为‘处’，名称这样合适吗？实际果真这样吗？”有人说：“不对。世上本来就有形迹居处而内心出仕的人，难道可以称作‘处’吗？形迹出仕而内心退处的人，难道就不可以称作‘处’吗？如果只根据形迹来考察名称，追究外在而遗忘内在，就错了。”我说：“唉！关于名与实的议论是正确的，关于内与外的说法也很恰当。然而这些都没有说明题写‘处庵’的意义。世间的事情变化万端而没有穷尽，日日运行而不停息；面对无穷的变化和不停息的事务，应当怎样才能把握它们呢？要点只在于审慎地处置它们罢了。既然求取道理而不停息，本来就没有什么不能应对的；变化虽然无穷，却有一定的道理，用一定的道理来处理无穷的变化，就没有什么不能处理了。” 如今您喜好学习、仰慕义理，周密谨慎，唯恐有苟且从事的过失，所以用“处”来命名自己。那么，“处”说的是审慎选择、谨慎处置，哪里是说隐居或显达呢？”姚君早晨来看到题字，说：“要处吗？”晚上看到题字，又说：“要处吗？”这就是能够服膺“怎么办，怎么办”的训诫了。话还没有说完，姚君起身说：“我潜心于此，您竟能体察到这种程度。”他请求我写下来，于是我写了《处庵记》。[原文有疑字]君名处道。

译来德堂记 东吴李士明喜好学习，修养品行，尤其精通炎帝、轩辕、岐伯的医术理论。他医治人的痼疾，声名显著远扬，大夫君子都恭敬地以礼相待。他居住的地方，陈列着琴瑟，排列着图书史籍，题名为“来德之堂”。因为我同他交情深厚，他请求我为此写记。我本想推辞，便探究了其中的缘故。李君行医，是从庄子正先生那里受教的。庄先生是吴兴人，早年丧父而家贫，却能够靠自己努力求学，通晓某部经书，接连参加官府考试，却接连受挫，失意漂泊在江淮之间，始终没有际遇，于是改行学医。他的医术后来非常振兴，便用“来德”命名自己的寝室。庄先生有一个儿子多病，曾指着儿子对李君说：‘这孩子不是长寿的命，我死后不知道把他托付给谁。如果真有不幸，实在要依靠您了。’李君恭敬地答应了。庄先生去世后，果然没有留下后代。李君既然尽心守护庄先生的遗体和家业，便画下他的像奉置在家中，四时祭祀，礼仪十分谨慎。他如今用‘来德’命名堂屋，也是为了表示不忘老师。唉，我对此深有感触。自从世道人心衰败，风气转移而习俗低下，师生相承的道义不再笃厚。昌黎尚且不能确定籍、湜这些人能否不背离自己；程氏门人中也有沉溺于佛教、老庄的。如今李君不过从庄先生那里接受了医术，却眷恋恭敬到这种地步，他难道不就是所谓的君子吗？[“▯人”疑为“医人”之类，原文有OCR疑字]然而古代也有感念他人德行，便用那人的姓名给自己的儿子命名的；也有仰慕贤者，便用贤者的名字给自己命名的，何况是师生之间呢？那么李君用老师之名题堂，当然是合适的。即使如此，难道意义仅止于此吗？所谓德，是我们从上天那里得到的本性，只因不能守持并保存它，所以才会失去。失去德性的人如果一旦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那么德性又会归自己所有；不必到外面寻找，它本来无处不在。这正是庸人与圣哲之所以分开的地方，也是求学者应当竭力之处。如今李君如果能够因‘来德堂’这个名称的意义，进一步加强反省自身的功夫，那么我将看见他不只在医术上享有声誉。这就是记。三事记 我平日闲暇时，喜欢听四方士大夫谈论湖海之间的旧事。然而奇异的事迹和非同寻常的情状，大多没有人能够记载；只有下面三件事虽然并不奇伟，却可以用来劝诫求学者，所以写下来记述。起初听说祝宁的事情。祝宁是濮阳鄄城的少年，力气很大，喜欢打斗。他从小和乡里的孩子嬉戏相搏，整个乡里的人都很惊异，认为他非同寻常。二十岁时，他替母亲家报仇杀了人，逃亡到颍川。颍川富人谈公子过去同祝宁友善，便收留了他。有人叫缪铁，本来是铁匠，因为善于使用长矛而闻名。齐、楚两地的人来到颍川，颍川的豪强争相请他到家中居住，谈公子也收留了缪铁。祝宁仰慕缪铁很久，准备前去拜他为师。谈公子也迎请缪铁来教自己，选择日期备办礼物，拜了两拜跪着请求说：‘希望成为您的弟子，幸而得到您的教导。’缪铁不为所动，只直截了当地说：‘好。’祝宁见状，默默地想：‘竟然屈身到这个地步吗？我本来不想学习，但又不忍舍弃这门技术，也害怕屈身拜师，所以只在旁边窥伺他的教法。’谈公子使用长矛时，祝宁记住他行走进退、刺击攻伐的法度，私下练习。过了一段时间，他自以为技艺已经达到极高程度，想和谈公子较量。第二天早晨，他对谈公子说：‘我在乡里以使长矛闻名，您如今也学习长矛，可以和我比试吗？’谈公子已经完全了解他的情形，不愿多说，便没有答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里〕 祝宁请求得非常坚决，谈公子不得已，只好起身和他比试。他心里盘算，若把自己的全部技艺都用出来，必定会杀死祝宁，实在不忍，于是保留技法，不施展出来。长矛刚交手一两次，谈公子便假装不敌而停止。祝宁以为自己确实胜了，立刻大喜，自以为可以独当一面地使用长矛了。后来颍川盗贼兴起，官府招募士兵去攻打他们。祝宁拍着长矛说：‘我有用武之地了。’谈公子知道他的技艺还没有学好，极力阻止他。祝宁激奋地说：‘我的长矛不用在这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于是应募出战，径直冲击贼军，被贼人刺中心脏而死。后来又听说曼仍的事情。曼仍是宛陵的制革鞋匠。曼仍年轻时，父亲让他学习制作皮鞋。制鞋师傅性情急躁，曼仍昏昧迟钝，行动之间总不能领会师傅的意思，几次因为做错而受到斥责。曼仍心意更加沮丧，却始终没有离开师傅。后来师傅渐渐怜悯他，最终把他教成了手艺人。曼仍技艺成熟后，做鞋务求精美，但家住杜厕巷中，巷子偏僻破陋，很少有人知道他。因此他的鞋常常卖不出去，有人对他说：‘只有把店铺开到交通便利的地方，才卖得出去。’曼仍说：‘不是这样，我想是我的鞋还不够精美，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于是更加选择优良材料，把鞋制作得更精细。穿上曼仍鞋的人，都觉得它比别的鞋坚固精良，不容易损坏；消息渐渐传开，曼仍的鞋便大为畅销，家产也变得富裕。曼仍死后，儿子继承了这门行业，后来遭逢战乱，家业才断绝。后来又听说堵郎的事情。堵郎是豫章人，他的父亲是大商人。堵郎出生四个月时，父亲外出经商；到他十七岁时还没有见过父亲，只和母亲住在家中，家境贫困。母亲死后，他无法养活自己，便替人做雇工；由于不能胜任雇佣的工作，便逃走了，投靠在父亲过去雇用的牧奴那里。那牧奴以给马治病为业，教堵郎兽医技术。堵郎非常痛恨自己的贫困，勤奋刻苦学习，终于能够成就技艺。父亲回来后，堵郎立即抛弃马医的职业，回到父亲身边，接受父亲安排，准备把这门技艺学完。堵郎说：‘幸好父亲大人回来了，并不是缺少钱财，难道还要从事这种卑微小技吗？’最终没有继续学习。不久，父亲去世，家中用佛教仪式燃灯，因失火而全部焚毁。堵郎又陷入困境，乡里人叹息说：‘假如他没有荒废马医的技艺，难道还会担忧衣食吗？’堵郎听后，也后悔起来。后来他辗转迁徙，不知去了哪里。当时有个徐娩，也是豫章人，是徐翁的女儿。徐翁家资巨万，没有儿子，只有徐娩一个女儿。她修习纺织，天天不停地做。家人说：‘家里难道缺少这些东西吗，为什么要亲自劳苦自己呢？’徐娩说：‘本来就应当学习这些技艺，而且富贵能够永远保住吗？’后来徐家果然败落，徐娩的丈夫死后，她没有再嫁，终于靠女红养活自己一生。乡里人至今还在传说她的事情。唉，这些事完全可以用来劝勉和警戒！祝宁以再拜为师为耻，不肯寻求技艺的要领，以致丧失生命，也丢掉了立身处世的本领。不致力于向老师和朋友学习，反而自以为是，因而对事情昏昧无知的人，他们的祸害难道和祝宁有什么不同吗？求学不怕资质不美，只怕志向怠惰。志向坚定，又没有自满的念头，很少有不能成功的。曼仍的事情可以看出来。堵郎开始勤奋，后来却抛弃了所学，最终虽然知道回头，却还不如一个女子，实在值得叹息。如今求学的人，竟然有人自己荒废学业，看看堵郎的事，难道还不稍微警醒吗？

译江村远意楼记 吴地长洲的周庄有一位高寿老人，名叫陈和之。他已经年登七十，精神清朗，身体强健，耳聪目明。看那些年龄相仿的人，精神焕发，远非他们所能相比。[“▯然”原文疑为OCR讹字]大概是因为他举止从容舒缓，不拘泥于一定要做的事情，也不急切追求一定要得到的东西。遇到事情到来时，他安然处置，从不穷究到底而滞留不前。这就是他长寿的原因。他家有一座楼，我曾经登临过。那里可以徘徊游玩，可以远眺而观看远方，可以抒写幽深的情怀，排遣烦闷，却还没有名称。我替它题名为“江山远意”。有客人看见题字后说：“所谓远意，究竟在哪里呢？难道是因为楼前迎接群山，楼后俯视长泖，左边有秀美的水面，右边有郡城吗？还是要登高远游，极目望去看飞鸟，迎接清晨的阳光照入窗户，留住明月让它照在堂前的柱子上吗？不然，就是因为水洲上的烟、江浦的雨、沙滩上的草丛、水中的果实，秋天沿水逆流而上观赏景色，整席乘船扬帆而行，一眼望不到尽头吗？远意究竟在这些地方吗？”我说：“是的。您所说的确实都很远，但那只是眼睛所能看到的远处罢了。难道没有听说过，源头深的水流得长，本根牢固的树木枝叶茂盛，积累厚重的家族后代繁衍众多吗？如今和之的儿子们都挺拔有为；孙子们也都茂盛成长、成就事业。而他能够在高龄之年享受安宁奉养，如果没有深厚的积累，能这样吗？古人认为有儿子就万事满足，何况有孙子呢？何况有曾孙呢？何况从此以后，世代相承而不断，后代接续而繁盛呢？这才是他的远意，开始是真正的深远了。难道只是眼前所见、外在景物的远近吗？”题名的意义所在，客人这才惭愧道谢。陈和之喜爱我的话，认为说得好，于是把它记录下来。静一斋记 居住在令人想要追逐的地方，见到令人想要追逐的事物，却不被这些欲望诱惑；正当华美盛丽的年纪，拥有华美显贵的资财，却不沉溺其中，这样的人也值得尊重。最大的欲望和最盛的华华，都是人最容易受到诱惑、最容易沉溺的东西，却竟然没有被它们诱惑，也没有沉溺其中。这不是因为天生资质美好、学习途径端正，能够做到吗？然而资质美好，一定还要美好而沉厚；学习端正，一定还要端正而专精，这样才真正值得尊重。因为不沉厚就容易被外物动摇，不专精就容易三心二意。容易动摇，容易二心，又怎么能够保证最终不遭受诱惑和沉溺的祸患呢？这正是有沉厚资质而又能达到专精学问的人值得尊重的原因。东瓯人花用端，是湘阴人汤时中的朋友。汤时中曾带他来见我，我询问他的情况，原来是贵家子弟。他陪伴父亲在番禺任官，居住在那里大概已经很久了。番禺是古代南粤之地，那里的人和物都美丽而繁盛富饶，这是当地的风俗环境所造成的。那里的欲望和华盛，怎么样呢？而用端正当英俊美好的年纪，凭借贵族游宦的资财，在别人看来，早已会忘记自己正受到诱惑而沉溺其中了。用端却恭敬谨慎，约束整饬自己，把自己奉养得像儒生寒士一样，反而跟随士人君子考察德行、询问学业。这难道不正是我所说的资质美好、学习端正的人吗？” 不然，他为什么会和同类不同呢？一天，用端来告诉我：“我在番禺时，有儒学前辈和长者不嫌弃我的愚陋。如今远行万里来到吴地游览，幸而实现了平生的愿望，又能承受君子的教益，实在是自己的庆幸。家中有一间斋室，题名为‘静一’。如果能得到一句话来教诲我，使我有所佩服奉行，岂不是最大的幸运吗？不过我不敢奢望。”唉！用端果然就是所谓天性沉厚、求学专精的人吗？那么我不能吝惜自己的言语了。于是对他说：“静，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所以说：‘人生下来本来是安静的，这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本来安静，求学大概就是为了恢复这种本性。难道可以不思考用什么方法来保持安静吗？能够安静，内心就澄明而纯一；内心澄明而纯一，事物到来时，就能各自依循天理应对，于是本性就可以恢复了。这就是‘静一’的意义。这是用端曾经听闻过、所以用来命名斋室的吗？”用端的资质如此沉厚，学问如此专一精深，那么继续进步也应当如此；以此命名斋室的意义，可以说没有被辜负了。不过，我曾听说：静与动，如同根本与枝末，并不是两件事。说静像明亮的镜子、停止的水，可以；说静像枯木死灰，却不可以。想要像明镜和止水一样，又有方法吗？答案只有一个字：敬。敬贯穿于动与静，存养和省察都包含在其中；那么求得静一功夫，除了敬，还能到哪里去寻求呢？如今想不辜负‘静一斋’这个名称的意义，难道能不保守敬意吗？用端起身说：‘这番议论太好了！幸而能够听到，请允许我把它记下来，作为佩服奉行的准则。’ 雪坡记 雪坡，是吴地长洲韩可立高士的号。可立通晓有熊、老氏、郑、列、蒙、庄等家的著作，深入研究并阐明其中的学说，声名尤其显赫。他所交往的，都是缙绅大夫、湖海中的名流，以及遨游方外的著名德士。我的朋友李玄修，是他的同乡、同道、同志，来告诉我说：‘可立以雪坡自号，许多儒学前辈和君子都给他写过文章，请您也写一句记述。’这实在是很大的荣幸，我怎敢不稍加留意呢？我曾听说：‘想要了解一个人并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不如相信众人的评价。因为自己所能得到的认识少，别人所得到的认识多。’每当我从湖海间认识可立的人那里听到关于他的情况，都详细说他为人宽厚而高明爽朗，胸怀洒脱，细小的嫌隙也不能滞留在心中。于是我拿这些话去向玄修求证。玄修说：‘确实如此。不过，他自处甚高，却温和亲切，使人容易亲近；自我约束非常清洁，却和蔼可亲，不吝惜帮助别人。这也是我们的可立。’我这才知道，像可立这样的人确实有资格配得上“雪坡”这个号。雪这种东西，在阴寒的季节自守洁白明亮的本质，好像不可侵犯；然而它又随着阳和之气一同融化，带来滋润万物的益处。坡这种东西，由低处逐渐增高，并没有与万物争高、隔绝万物的意思，所以土质温厚，能够丰饶地产生万物。当雪落在坡上，坡承受着雪，阳和之气一旦开启，滋润万物、产生万物的功效就会蓬勃显现。如今可立自处高洁，却使人容易亲近；自我约束清白，却不吝惜帮助别人。这是他的学问所教化的结果，也是他的门徒受其德行熏陶的结果；他的朋友也一定很多，就像受到上天恩泽的滋润、凭借陆地产物的丰饶一样。难怪缙绅士大夫、名人胜流都愿意同他交游，喜欢谈论并称道他的事迹。这就是我所说的可立确实配得上“雪坡”这个号的原因吧？就做人之道而言，可立就是这样。玄修的请求又如此恳切，我难道能停止不说吗？于是抒发我所听闻的这些话，为他写成这篇记。

译筠谷郑氏墓祠记 衢州开化有个地方叫金溪，有座山叫奎娄峰，山下叫筠谷，过去儒士和官宦郑氏居住在那里。谷口就是学录公的墓，他的儿子瓛等人在墓旁建祠，以奉祀学录公的神灵。孙子团刚刚出仕，因奉使之事来到吴地，把祖先的事迹告诉我，请我写下来记述。考察学录公，名钧，字汝一，世代是衢州人。祖父明夫，是宋咸淳癸酉科进士；父亲师吉元，任徽州儒学正，就是筠谷府君。筠谷府君早年丧父，由叔父介夫抚养。介夫在江阴掌管教育，所以学录公于延祐丙辰年出生在江阴的定山。他天资美好，便更加努力学习，受经于白云许先生的门人。至正甲申年参加乡试，以二榜身份任本郡儒学录，人人都尊敬他。不久退居筠谷山下，聚集并教育族中的子弟。郑氏后来以儒业著名的人，大多是他的弟子。大明洪武戊申年，学录公五十七岁，于九月庚寅因病去世。娶叶氏为妻，是前翰林学士天麟的孙女。她虽出身贵戚之家，却节俭勤劳、谦逊自抑，成为宗族乡党的榜样。她比学录公早一年出生，比学录公晚五年去世。儿子三人，长子就是瓛，次子瑄，次子玒，都能够继承家业。孙子五人，长孙就是团，其次为圞、圉、圃、囦。选择墓地得到吉地，依傍玉砂金泉的秀美景色，于九年腊月朏日合葬，这就是今天的墓。墓地已经完成了封土的礼制，祠堂又扩大了庄严奉祀的敬意，知道他们的后代会更加昌盛，于是请我来写记。唉，我又有别的征验了！看典教翁所写一纲二十目的文章，抚摸书卷时总是为之长叹。当时朝廷大臣难道没有担任谏诤职责的人吗？但他却坚持巩固根本、端正纲纪，披肝沥胆，恳切直截，难道不是因为疏远的臣子不能听到这些话吗？这就是天下有志之士扼腕慷慨、无限向往倾慕他的原因。然而典教翁的官位没有达到与德行相称的程度，只做了百里之长便去世；筠谷府君的才华也只是稍有施展而没有完全实现。学录公嘉惠后学，极其贤良，本应得到充分施展；但他的志向不在于华贵显耀，那么善有善报的道理究竟怎样呢？即使如此，其中的道理也间或可以看见。如今团正当英俊美好的年纪，任职出色，公正勤谨，通达敏捷而端正可靠，确实配得上故家子孙的称誉。他将来的进步哪里可以估量呢？善有善报而家族更加昌盛，他们的后代将不正是在这里体现吗？那么我所看到的征验，大概并非虚妄。于是因他的请求，连同我所得到的这些征验一起写下来。《半轩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半轩集》卷四　明王行撰记 彝斋记 吴地长洲沈伯凝喜好学习，勤于搜集、鉴赏古代鼎彝尊敦之类的礼器，以及金石、法书的遗迹，直到图画、器物、珍奇异玩的东西，只要看过一眼，就能辨别，判定其年代久近、品第高下以及真伪优劣。湖海之间号称好古博雅的人，没有不赞叹他的鉴识能力的。他在家中整理出一间屋子，左边放琴，右边放书，燕几置于席上，在奉养父母、教育子女的闲暇时间用来休息居处，题名为“彝斋”。他曾请求我阐发其中的意义，我一时没有什么可以答复。后来我问他：“所谓彝，是与生俱来的，是本性所固有的常道；它不会因圣人而增加，也不会因常人而减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况且看您在家中的处置：对父母想尽到孝，对兄弟想尽友爱，对子女想严格教训，对外和顺，对内严肃；固有的常道已经体现在天伦之中了。如今又把它写在题字上，那么有话也不能增加什么，无话也不能减少什么，还想说些什么呢？”伯凝说：“确实如此。但我听先生长者说，中等资质的人，义理很容易昏昧，欲望很容易炽盛；义理一旦昏昧、欲望一旦炽盛，本来固有的东西就会泯灭，何况资质更低的人呢？所以我把它写在题字上，早晚都看着，以便自我反省，求得保存固有本性，希望得到一句说明要旨的话。” 唉！伯凝真可以说是好学的人了。好学而又需要教诲，我难道能吝惜言语吗？先哲已经留下训诫：想要保存自己固有的常道，没有比格物致知的功夫更优先的了。格物致知，是用来明白事物道理的。伯凝既然已经具有丰富的鉴识能力，把它推广开来，又有什么困难呢？通过格物致知来明白道理，然后努力实行来践履它；固有的常道，不就在这“彝”字之中吗？如今既然看见他把它写在题字上，将来还要看见它体现在自身。伯凝起身说：“教诲正是这样，我敢不努力吗？”于是请求我写下来作为斋记。洪武十四年冬仲吉日。

译南村记 石湖以南有绮川，是图经所记载的地方。如今考察它的旧址，大概就是所谓的莫舍。村中聚居着三数百户人家，前面俯视具区，后面依靠郡城。吴淞江经过左边，横山耸立在右边，也是景色优美的地方。我的朋友张季琏就住在那里。季琏开朗敏捷而有才干，遇到事情便谈论欣赏，胸襟豁达。他勤于学问，尤其喜欢文章辞藻。自从同我结交以来，我看见他的学问每天进步而不停止。他曾对我说：“陶渊明《移居》诗中说，想要居住在南村，并不是因为选择住宅安乐，而是为了同心意纯正的人一起欣赏奇文、分析疑义。这些话与我的心意相合，所以我如今就用‘南村’自命名了。”我于是笑着说：“我家园林离你的居所只隔一望，虽然还不足以自称为素心之人，但文章义理我们曾经一起研习。往来并不艰难，早晚多次相见，可以吗？”季琏听了非常高兴，因此只要没有见到我，就没有不想见我的时候；只要见到我，就没有不尽情倾诉的时候。后来一天我到他的居所，在所谓陶庵的下面，看见一块石屏，旁边立着树，石屏高过一丈，上面用八分书刻着“南村”两个大字，字体像陈文惠公的书体，只是比它更加古朴劲健。下面又用小字写着陶渊明《移居》诗的开头几句。这块石头已经有很多皴裂斑驳，不是近代的东西。我对此十分惊异。季琏说：“只是偶然得到的罢了。”于是拿出他所记录的石头背面文字给我看。我读后，发现事情颇为奇特曲折；看了他的记述，我这才知道，事情固然不能没有偶然，但也没有哪一件不是偶然。只是正因为有偶然，才开始显现出其中不偶然的地方。从前听说有人给自己的斋室命名，却不能自我践行；后来居住在那间斋室的人，恰好与这个名称相应。唉，给斋室命名的人哪里会料到后人会与它相应，而与之相应的人本来又没有意图去处置那间斋室。季琏得到这块石头是偶然的，但当时刻石的人却恰好替他完成了这件事，这就是偶然而又不偶然的地方。即便如此，司马长卿是文章之士，却仰慕蔺相如而取他的名字为名。在司马长卿之前也有一个叫相如的人，但并不以文章见长，他难道也仰慕司马长卿吗？北宫黝像子夏，却未必和子夏同名；钦邺都字子夏，他果真像子夏吗？如今季琏与陶渊明的诗意相契合，因此自号并刻下这块石头，他是否也有这种契合呢？这无法知道。无法知道的事情不足以讨论，但我却有所感触。绮川虽然记载于图经之中，但这个名称长久以来并不显著，是因为没有值得为它表彰的人。如今“南村”之名因季琏而显著起来，后世负责考察图经的人，我知道他们将会借“南村”来彰明绮川。季琏说：“如果真像您说的，希望您为此写记，作为留给后人的凭证。”于是我写了这篇记。佳声楼记 各种声音都足以打动人，却不能说明打动人的道理。声音而能够说明其中的道理，大概只有人的语言吧？如今声音宏大而传得远的，是雷声，能够使人产生敬畏，却不能让人懂得敬畏的道理。声音微小而贴近人的，是虫声，能够使人产生悲伤思念，却不能让人懂得悲伤思念的原因。声音啁啾杂乱而欢快的，是鸟兽声，能够使人产生喜爱或厌恶，却不能让人懂得爱恶的情感。声音和谐流畅、舒缓悠长的，是风与竹木相遇的声音，能够使人产生愉快或忧伤，却不能让人知道产生愉快忧伤的道理。我曾听过音乐，五声十二律交替唱和，作为八音的节奏，大概绵延不断地相互接续。等到登歌时，才单独仔细听人的歌声，因为歌词能够明白地表达、意义能够清楚地显现。这样说来，人的声音，是最能打动人的声音吗？古人说：‘家中有读书声，就很好了。’所谓书、诗、书、易、春秋、礼、乐，是圣人言论所记载的内容；诵读并体味它们，根据言语探究其中的道理，明白做人的方法，用它来完善自己，也使别人受到教化。人的声音是最能打动人的声音，圣人的言论又是人的声音中最重要的，那么听到它的人怎么能不受到感发而奋起，并赞叹它的美好呢？” 长洲人沈达卿是我的朋友，他立志教育孙子和儿子伯凝，勤于教导子弟；跟随我游学的有程、巽、衡三人，都是所谓的孙辈和子弟。他建楼面向阳光，窗户明亮，几案洁净，是讲习的场所。早晨声音清亮，晚上声音清越，声调有高有低、有抑有扬，吟咏歌唱、讽诵读书，这都是学生们读书的声音。经过这里的人没有不肃然起敬、停步聆听的，说：‘声音多么美好啊！’我听了叹息说：‘圣人的言论感动人，实在太深了。难道只有古人听了会认为美好，今天听到它的人就没有不认为美好吗？’于是用“佳声”题名这座楼。达卿父子上前说：‘学生们有幸，能够接受明师的教导；这座楼有幸，能够得到君子的题名。教导既然明白，就应当勉励他们学习而不改变；题名既然显著，就应当使这个名称流传不朽。如果能得到一句话把两者结合起来，就太好了。’唉，既然已经教导他们，难道不勉励他们成就学业吗？既然已经题名，难道不希望它流传久远吗？这本来就是我的志愿，于是写下来作为记。洪武十五年冬九月吉日记。韪轩记 是与非，是天下共同的判断。但把错误说成错误、把正确说成正确，有时却不容易做到公正，这也只在于能否明白义理罢了。义理一旦明白，那么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事情，就不能迷惑我的内心。难道事情中还有不能辨别的吗？然而父亲偷羊而儿子出来作证，这件事本身是正确的，但其中的道理是错误的；偷了父亲的羊而逃走，以躲避士师的责问，这件事本身是错误的，但其中的道理是正确的。如果不是学习，怎么能明白什么是正确呢？吴兴沈文矩，天资聪敏，读书作诗，远远超过同辈。他曾跟随我游学，我常常看到他的学问每天都有进步。他居住在重庆之下，家庭生活和乐愉悦，家居安排严整，房屋高大深邃。他讲习的地方题名为“韪轩”。他来告诉我说：‘我离开讲席以后，每天都有学业荒废退步的忧惧，希望得到一句话作为早晚警戒。’唉！文矩果真是立志求学的人吗？‘韪’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正确。如果求取正确，那么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然而事情还没有发生时，应当讲习学问以明白其中的道理；事情发生时，即使不专门求取正确，也自然不会有不正确的行为。如果懈怠学习，平时没有明白道理，那么即使想求取正确，又怎么能得到正确呢？既然如此，想使事情做得正确，就应当先明白道理；想要明白道理，就应当更加努力学习。如今文矩用“韪”来命名轩室，早晚看着它，想着不要辜负它的意义，那么学问会日益进步，道理会日益明白，处置事情会日益精当，德行和事业也会日益更新。即使如此，平地堆成高山，哪怕只倒入一筐土，只要继续向前，又哪里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这就是我对文矩的期望。文矩也应当把我的话当作正确的吧。

译居易斋记 《易》的古义是平坦平易。考察经书，有把它同简易一起说的，有把它同安乐一起说的，有把它同和顺一起说的，也有把它同正直诚信一起说的。子思子的书说：‘君子安处于平易之地，以等待天命。’解释的人说，‘易’就是平地。居易，就是安守本分而行事；等待天命，就是不向外求取。不向外求取，才能安守本分而行事；安守本分而行事，也正是不向外求取的原因。经文一定说君子，是因为不是君子就做不到。然而平坦平易的处境，普通人的常情不能不有所忽视。正因为忽视平易之地，所以有人运用机巧来求得胜任，屡屡役使外物，忙忙碌碌地每天劳累自己的生命，以为这样就能取胜，结果最终也没有得到；以为外物可以被自己驱动，最终自己却不能驱动它们，直到气力疲惫、精神昏乱，才徒然感叹自己的力量不够。唉！难道是力量够不够的问题吗？只是道理有不能违背的地方罢了。能够知道道理不可违背，安然处在平易的境地，把富贵贫贱、寿命长短、祸患福气全部交付给它，不去计较富贵贫贱、寿命长短、祸患福气；正因为不去计较，所以始终从容有余，最终成为所谓的君子。沛国朱某父，家住姑苏的长洲，有人用小篆书法题写他所居斋室的匾额，名为“居易”，来请求我写文章记述。我既然为他铺陈了这个名称的意义，又告诉他说：“斋室的题字，不只是为了好看；记述它的文章，也不只是为了诵读谈说，一定要在自身上实践它。”如今某父把这样的题字悬挂在斋室上，一定能够抄写我的文章，张挂在墙壁之间，早晚在那里玩味“居易”的意义，那将会有所获得。有了所得，还应当再为我抒发其中的积蕴。这就是记。何氏园林记 吴城距离杭州超过三驿。宋朝定都杭州时，吴地是京城附近的重要地区，许多世代为官的旧家都居住在那里。横山公在今天的闾邱坊内有一处别业，人们称为孟园。思陵曾亲笔写“城市山林”四个字赐给它，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景象。宋朝灭亡后，园林荒废，有个僧人得到它，建成僧舍，称为广慈庵，土木建筑十分华美。等到吴地归附，庵堂全部毁坏，成为弃地达十五年，后来才归属何氏。何氏是会稽人，在吴地居住将近三十年，行医是他的世传职业。他年近八十，学问广博而掌握医术要领，医术精妙而善于运用，治病没有遗留的困难。所以他虽字朝宗，却没有人轻易以字称呼他，只有称他为可人翁。可人翁得到这座园子后，堆土成丘，仿照越地曲折的山冈，大概是他过去居住的地方，于是取旧居之名，把它命名为曲山。山的左边有一座砾石小山，叫玲珑山；山脚有泉水，林中有茶坡，有[原文疑字]花坞，有杏林，有药圃。又有桃树成蹊，竹林成径，有涵月池，有藏云谷。曲山的南面将要修筑丹室，开辟桂庭，庭外建松门，门外有曲折的溪涧环绕，石渠与之相通。园中杂植的花木也都繁茂葱郁，枝叶纷披，芳香浓郁，每天都显得清幽胜美。[“按花坞”疑为专名或OCR讹字]我总称这些地方为“何氏园林”。游览观赏的大夫士人都说，他把废弃之地变成了美好境地，可人翁也确实勤劳，写了许多诗来吟咏它。他曾同我在园中散步，笑着说：“园子姓孟的时候，本来不会想到它会成为僧人居所；僧舍兴盛的时候，哪里知道它会变成弃地？地方被废弃后，又哪里料到它会归还给我，使我得到大夫士人的歌咏呢？过去的事情如此，未来却无法知道。丹室建成后，足以让我安度晚年，其余的就不是我所要计较的了。”我听了叹息说：“翁真是通达之人。盛衰消长循环往复，没有穷尽，君子本来就不去计较。然而以孟氏的崇高贵显、释氏的富盛来说，盛衰的道理也有不可违背的地方。如今翁经营这座园林，虽然有许多清幽胜景，却不追求全部完备，也不使它达到极盛，只是姑且借它作为诗歌吟咏的资助，以此享受自己的天性罢了。世代更替又怎么会因此而招致呢？何况行医多积阴德，后代又不会断绝，难道是孟氏和释氏所能相比的吗？既然如此，我将看见何氏园林成为永久流传的所在了。”可人翁高兴地说：“议论说到这个地步，难道可以不写记吗？”于是我写下来送给他。洪武二十一年春二月甲子。采菊亭记 万物都被气的变化所包容，却不知道自身如此；关键只在于气化究竟怎样运行。因此，潜伏的东西不能飞翔，扎根的植物不能移动。有的菌类寿命还不足一月，有的树木却能活过千年。这是谁造成的呢？说有一个有意志的主宰在造成它，不对；说没有任何造成者，也不对。既然说没有造成者不对，那么究竟是谁造成的呢？也不过是气化罢了。如今各种谷物的果实都能填饱人的肚子，这一点相同；但有的先种后成熟，有的后种却先成熟。花卉的颜色都能使人赏心悦目，这一点相同；但有的植物一出生就开花，有的植物长成以后才开始秀美。长成以后才开始秀美的，只有菊花。大概在万物生长之时开花，是众物共同的秀美；在万物成熟以后才开花，则是菊花独有的特点。万物各自独特，才显现出它所坚守的品性，所以君子从中有所取法。古人曾感叹‘三径荒芜’，而我却说‘松菊尚存’；菊本是花卉，竟然能够同岁寒不改节操的树木并称，那么它值得取法，就可想而知了。毗陵华氏，是梁溪的显赫家族。经历变故以来，仍没有失去旧家风范，而景庄氏竟以“采菊”为他所建亭子的题名，请人来请我写记。我于是思考，菊这种植物，在风霜摧折、草木凋零的时候，没有美丽繁盛的色彩，却用它来命名亭子，难道也有其中的道理吗？大概菊花虽然不算浓艳美丽，但它的颜色却是纯正的。何况在风霜之时，万物摇落，菊花却能灿然开放，独自秀出，这是气化使它如此。气化本来不会把德性和颜色赋予万物，万物又怎么可以不感德于气化呢？如今华氏经历世事变迁之后，还能不失旧家的仪度，难道不是气化所造成的吗？气化本来不会把德性和颜色赋予人，人却不可以不感德于气化。知道感德于气化的德性，就一定会看这座亭子的匾额，观赏这座亭子的秀美，从而更加谨慎地守持自己，更加端正自己的容色。端正容色而谨慎守持自己，就既不违背气化的德性，也不辜负以此命名亭子的意义，将会和操守岁寒之节的人一同受到君子的称誉。唉，华氏之所以给亭子命名，其中的意义，日后向景庄求证，他一定会对我有所答复。

译《行素轩记》维扬李公弁居住在澄江的方桥，有园池竹树之胜，用来奉养双亲、使自己得到娱乐。他年轻时曾经游历湖海之间，平坦和险阻大概都经历过了。后来知道世间的事情，没有谁能够得到自己不应当得到的东西，于是感悟到君子安于自己的地位而行事的道理，便把所居住的轩题名为“行素”。大夫、士人都赞美他安于本分，谈论之间来到吴介这里，请我写文章为它作记。乐于称道别人的美德，是君子的心意，何况又来求我的文章呢？安于自己的地位而行事，不是子思的话见于《戴记》吗？子思说，君子只按照自己现今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当做的事，不羡求地位以外的东西，所以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能自得。我曾经思考过这件事。人的祸患，没有比怀有求取不应得之物的心更严重的了。怀有求取不应得之物的心，就必然没有一时不忧愁，也没有一件事可以快乐。只有不羡慕外在事物而安于自己的本分，才没有一件事值得忧愁，也没有一刻不快乐。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不是努力求学的人，大概有所不能。如今公弁正值壮年，聪敏而又勤奋自励，竟能收敛喜好办事、贪求功名的心，退守自持，还担心自己或许没有做到，于是把轩题为“行素”，他的好学之志该有多么深呢？况且古人所谓善于奉养双亲，没有比不使自身受辱更好的；而不使自身受辱的关键，实际上就在于安守本分。如果不安于本分，讥讽议论就会随之而来，并且连累双亲，这难道是奉养双亲的道理吗？如今公弁怀有好学之心，以奉养双亲为快乐，我知道他奉养双亲时的神色，一定会体会轩名的意义。体会轩名的意义，正是为了使奉养双亲的神色更加恭敬；常常瞻仰、思考这一点，安守本分的心难道不会更加谨慎吗？安守本分的心越谨慎，公弁就既得到了奉养双亲的快乐，又进一步使双亲获得了快乐。这就是这篇记。洪武戊辰三月朔旦。《屋舟图记》吴地的陆振文居住在郡城中，而别业在长洲的沙湖，房屋架在水洲之间，一半伸出水面，打开窗户远望，像推开船篷一样，因此题名为“屋舟”。等到他任凤阳司仓，每天思念那个地方，于是请画工描绘那里的景象，早晚对着图画来安慰自己。因父亲去世服丧归来，他拿出图来给我看，请我为它作记。我和振文是同郡人，又有同好文章的情谊，想推辞能够吗？只把官职当作家，一旦罢官便无处可归，这是中世大夫的情形，不是盛世君子的情形。有可以耕种的田地，便不再自己求取显达，这是庸人的议论，不是君子的话。一定要能够安处乡里的安乐而不怕到远方做官，到远方做官而不被乡里的思念所牵累，这样或许不至于被庸人的话迷惑，才可以学习做君子。振文家一向富裕，虽然经历变迁，还没有受到衣食的拖累，却能远行千里，勤于公务，可以说没有被庸人的议论迷惑。然而他仍然念念不忘乡里，甚至画成图来安慰自己朝夕的思念，那么他学习做君子的情形，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况且能够通达而没有阻滞的，没有比水更好的；能够充分发挥水的作用的，没有比船更好的。船和水相遇，就没有不能渡过的。把它比作人，水是时势，船是才干，才干和时势相遇，道就能推行了。如今振文的才能已经修养成就，学问也已经磨炼精进，又遇上了属于他的时势，这就像巨大的船在江河中航行，直向前进而没有阻碍；要发挥远大的作用，成就远大的事业，也就不难了。这就是这篇记。《怡斋记》顾季友性情平和坦荡，没有过度的谋划和曲折的忧虑，事情有不合心意的地方，便总是用道理排解掉它，始终不把它留在心中造成忧愁，所以人们见到他欢欣愉悦的时候多，愤恨怨怼、忧郁的时候少。他家住在吴山脚下，斋舍清静洒落，朋友每天聚集。有朋友拿亭名来请我题写，我写道“怡友”。朋友反问我说：“斋舍称为‘怡’，是要使容颜怡悦，还是使内心怡悦呢？使自己怡悦，也使别人怡悦吗？”我说：“不是这样。照你所说，便有内外的分别、物我之间的区分了。以此求得怡悦，是得不到怡悦的。大凡人，内心疑惑多，就会忧惧而不能通达；内心已经明白，就会通融而没有阻滞；通融而没有阻滞，这才是怡悦。然而怎样才能使内心明白呢？也只是学习罢了。如今读书来探究其中的道理，道理明白了，就依据道理去实践所做的事，道理便安定了。既明白又安定，随着事物应对变化，就没有什么足以动摇内心，忧愁悲伤又从哪里产生呢？这就是‘怡’的意义。”朋友说：“‘怡’的意义我已经听到了，但为什么不题别的名称而一定题作这个呢？”我说：“是的，《传》不是说过吗？筑高台一定要依凭丘陵，挖低地一定要依凭川泽；这样看来，资质美好的人就可以同他谈论道了。季友的性情既然平和坦荡，没有过度的谋划和曲折的忧虑，不是已经接近怡悦了吗？如果再加上求学问的功夫和磨炼自己的力量，那么达到所说的通融而无阻滞，也就不难了。这就是给它题名的意义。朋友明白之后，季友起身致谢说：“这难道只是朋友的话吗？实际上也是对我的教诲。我谨请你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记。”

译《三一斋记》离吴城西南不到十里，有一片泽地叫石湖。我的朋友金公信居住在那里。公信有个儿子叫澂，已经二十岁了。他让澂跟随我游学，于是把住宅西边开辟出来，建造四间屋子，作为修学的地方。澂有时请我题名，请我题作“三一”，并且进一步询问这样题名的意义。三，是说开始；一，是说终结，都是用来说明求学的。我也一定要进一步向澂说明它。澂先前问我：“你知道求学的道理吗？有三项，有一项。三项用来资助那一项，那一项用来成就这三项。”什么叫三项？一是天赋，二是父兄，三是师友。什么叫一项？只是勤奋罢了。天赋使人具有美好的资质，父兄用养育资助他，师友用教导使他向善，而自己的勤奋就是成就这些条件的力量。得到天赋而有了资质，如果不靠养育自身，又能依靠什么呢？得到父兄的养育，如果没有教导的道理，又怎么能明白呢？得到师友而接受教诲，如果不勤奋，又凭什么取得成功呢？这就是三项用来资助一项，一项用来成就三项。资助是开始，成就是终结，求学的道理就完备了。然而世上资质美好的人是有的，有的却被工商之事束缚、被轻视，无法保全自己的美质；这是仓促困顿时失去父兄依靠的人。贤能的父兄是有的，但有人孤陋寡闻，不明白君子的大道；这是身处偏远乡邑而没有遇到明师良友的人。这三项都取决于上天，不能一定得到。虽然不能一定得到这些条件，却有在饥寒困苦中坚苦自立而取得成就的人，也有历尽艰难跋涉千里去拜师而取得成就的人。既然如此，那些不能一定得到的条件，即使不等待得到它们，成就也仍然可以如常。不等待得到它们而成就仍能如常，究竟凭什么做到呢？大概上天所决定的固然不能一定得到，但在自己身上的东西却没有什么不可得到的。在自己身上的是什么？也只是勤奋罢了。唉！用自己身上无不可得到的条件，胜过上天所决定而不可一定得到的条件，如果不是有志之士，谁能做到呢？如今澂，天赋本来就不必说了，而且没有仓促困顿的忧患，所处也不是穷乡僻邑的鄙陋之地；上天所决定而不可一定得到的条件，他全都得到了。上天所决定的条件都已经具备，在自己身上的条件还有什么困难呢？那么学业的成就不寄望于澂，又寄望于谁呢？不过，不知道求学的道理而不从事学习，不能责怪他；教导得不明白，或者认识还不完全而不努力学习，也不能责备他。如今已经把道理讲明白了，认识也应该没有不全面的地方了，那么澂又怎么肯不自我修治，甘愿自暴自弃呢？这就是我对他的期望。话还没有说完，公信起身说：“这些话难道只是用来教导澂的吗？即使是我也应该铭记。难道只是我铭记吗？人人都应该铭记。”请我把它写下来作为记。《蜕窝记》句吴朱文奎的父亲是儒者。他从小学习科举业，研治小戴氏《礼记》，后来又旁及其他经传、志记、诸子百家和各种史书，博学通达，融会贯通。他的文章铺陈流畅而文采灿然，声誉著闻。今年将近六十岁，在石湖以南、绮川之上居住。当他游历科举场屋时，勤奋不懈地希望遇到时机来施展自己的学问，大概在梦中也没有忘记过。后来事情不顺利，便突然改变计划，和农夫、乡野之人在田间山泽之间来往，和乐怡悦，好像不知道世上还有宠耀、尊荣、繁华和利禄。他家中开辟一间小室，方圆不超过寻丈，题名为“蜕窝”，大概也已经很久了。然而和他交往的人没有不感到疑惑的，认为“蜕”是脱离污浊而升入高明境界的意思；“窝”是隐藏形迹、延续喘息以自我保全的地方。如今把“窝”称作“蜕窝”，实在难以承受；把“蜕”系在“窝”上，“蜕”也一并成了累赘。它的意思究竟在哪里呢？我说不是这样，这大概是有说法的。从污浊之地出来而到达高明之域，是人人所希望的。最终不能脱离污浊、不能到达高明，是因为欲望拖累了自己。要想没有欲望，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先要做的了。能够减少欲望，就可以希望到达高明的境界。所谓欲望，大体不过是声色、气味、滋味以及安逸享受、自我供养罢了。如今只求身体安逸，却不追求高深广大幽邃的居处来安身，反而满足于这方圆寻丈的小窝，难道不是减少欲望的一端吗？由这一端推想，其他方面本来就可以看到了；那么超越高明之域，必定要从这个小窝开始。用“蜕”来命名它，又有什么过错呢？我把这些话拿去向文奎询问，文奎说：“这正是我的志向。”请我写下来作为记。

译《金氏墓祠记》吴城西南有一座山，郁然环抱城郭，叫作横山。横山左边有一支山脉向南伸展，叫作吴山。吴山东麓有金氏墓祠。所谓金氏墓祠，就是金氏子孙守护、奉祀祖先坟墓的祠宇。当初金氏有名叫兴宗的人，凭借朴实谨慎、节俭勤劳使家业达到富裕。他的儿子德明能够继承父业，资财更加丰厚。德明开始安葬父亲，于是建起房屋，就是今天的祠宇。自最初安葬至今已经三代，有个叫文让的人，磊落而崇尚气节，刚直有作为，不肯趁人危难来谋求便利，人们大多敬畏而尊重他。他六十四岁时，病情危急，对儿子庄说：“我们宗族过去本来昌盛强大，近来却渐渐衰败，这实在是我忧虑的事。现在还足以自行振兴的，只有我们这一支。看你的作为，一定将有所成就，我们宗族大概可以再次振兴了。然而我们的祖宗从节俭朴素起家，到现在已有百年，祖先留下的恩泽和福荫，是后人所依赖的，怎么可以不知道它的来源呢？人们对于先人的坟墓往往容易轻视、忽略和忘记，你一定要竭尽恭敬奉祀的诚意，谨慎认真，不要懈怠，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庄于是叩头接受教诲，流泪哭泣，铭记在心。文让去世后，庄亲自察看祠宇，拆除旧屋而重新建造，祠中所需之物也逐一充备。到了洪武十四年夏五月朔旦，庄来告诉我，并且说：“我不聪敏，遵行先人的教训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虽然勉力办理祠祀之事，不敢荒废败坏，但这只是我一生的努力罢了。如果子孙不知道祖宗创业的艰难勤苦，不知道遗言中的教诫，又不能把后代教育好，那么先人的命令就会有时得不到实行。岁月不断流逝，我的恐惧也越来越深。如今希望请您撰文刻在石上，明白地昭示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都知道根源，各自努力，尽力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那么庄的责任就可以稍稍减轻了。谨此拜谢请求。”唉！孝子追念先人的诚意如此深厚，谋划长远、考虑后世竟达到这种程度吗？我大概从古书中听说过，奉事死者的礼仪，不过是安葬和祭祀罢了。形体和魂魄既已埋藏，神灵依托于神主，子孙的奉祀专一在神主上。因此墓祭并不是古礼。然而古人祭祀时，在室内尽到礼数就够了，却又在门旁祭祀，为什么呢？因为孝子的心不知道神灵所在，所以广泛寻求，恐怕神灵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既然如此，祖宗形体和魂魄所藏的地方，又怎么知道神灵不会有时在那里呢？墓祭虽然不是古礼，但从中世以来，礼制也没有禁止它。金氏如此恳切地要刻石告示子孙，难道也是懂得这个道理吗？假使他的子孙因此更加警惕懒惰的心，那么凡是报答根本、追念祖先的诚意，自然就不能不竭尽了。如果人人都能竭尽报答根本的诚意，从自身推及家庭，从家庭推及邻里乡党，使这种熏陶渐渐浸润开来，难道不会有关于名教吗？这种深谋远虑，正是出于孝思的诚意。我即使想不说，也无法做到。这就是这篇记。《寿朴堂记》松陵有个地方叫绮川，也是湖山之间的一处聚居地。当地住着三五百户人家，都从事耕种，而尊敬奉行乡里的老德者，把不违背他们的教诫视为善行，因此人们没有懒惰荒怠的，风俗大多谨慎厚重。我的朋友莫芝翁就住在那里。莫氏是吴兴的仕宦家族。当家族官位相继显达之时，有人深切考虑盈亏盛衰，不沉溺于留恋故土的习俗，另寻风俗淳厚之地而分迁，于是就在这里安家。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代、二百多年了，芝翁继承了这一传统。当初他的家族尚未迁来时，人们本来已经推重佩服他们；等到年代久远、时代变迁，留在吴兴的莫氏只剩下很少一些，松陵的莫氏最终成为一方所仰望的家族，到芝翁时就更加兴盛了。芝翁住宅中原来有一棵美好的树，大概是朴树。当地老人相传，最初树根萌生时也只是普通朴树罢了。等到树桩重新萌生枝芽，便一天比一天茂盛，挺拔的树干高高耸立，承受雨露，枝条向下覆盖，遮蔽根本。至于它俯仰向背、左右揖让的姿态，又不是善于绘画的人不能大致画出它的形状。因此人们见到它，没有不赞叹欣赏、喜爱玩赏而舍不得离开的。如今莫氏考察这棵树有多少年了，我曾经听说此事而感到惊异。所谓朴树，林野之间到处都是。难道会轻视它而唯独喜爱这棵吗？等到亲自来到这里看见它，才知道这样的喜爱并不过分。由此观看它，我又有所省悟。省悟了什么？省悟到根本应当深厚牢固。正因为根本深厚牢固，所以它能够重新生长并且更加高大。万物尚且如此，人难道不可以加深自己的德性，把它作为根本吗？不过，树木和人虽然类别不同，却同样处在气运之中。这棵树既然如此，那么莫氏祖先积累的德性一定深厚；子孙昌盛，也正是应该的啊！后来芝翁在树荫下，面向阳光建造厅堂，题名为“寿朴”，用来寄托他对祖先德性的恭敬。他来请我写文章记述此事。我由此又知道芝翁是有见识的。如今人能够仰慕祖先的德性，就希望后代也仰慕自己的德性；后代仰慕自己的德性，后代的德性就会更加修养。德性这样积累相承，难道会有穷尽吗？唉！德性没有穷尽，世代也就没有穷尽。以朴树长寿来命名，难道只是夸饰吗？君子说：“这座堂本来不能不记，这些话尤其不能不写。应当把它写下来，不只是作为一家人的训诫，也可以作为世人的训诫。”洪武二十四年三月望日记。《范魏公墨迹归复记》宋魏国文正公范仲淹在皇祐辛卯年冬季中旬，任职青社时，用黄纸小楷书写韩愈《伯夷颂》，赠给京西转运使苏舜元。当时这件墨迹已经受到世人重视，所以有晏元献、杜正献、文忠烈、蔡忠惠、富弼、苏轼二位文忠诸公题咏。即使范公的儿子忠宣公兄弟以及当时的卿相，常常念及父亲的手泽，也仍然不能把它归还、系入家谱。经过二百四十八年，到元大德辛丑年，广阳李侯戡在燕都开始得到它，恰好又被授任为我苏州的太守，于是带着它来到这里。他到任后首先拜谒范公祠，访求范公的子孙，并且对他们感叹说：李侯尊崇德行、崇尚义理，对先贤有功，又把这件墨迹留给后人，意义是多么重大啊！当时像陵阳牟献之、剡原戴帅初、吴兴赵子昂、临川虞伯生、金华黄晋卿、丰城揭曼硕诸位先生，接连写词赞美这件事。一方面是使范公的手迹长久存在于天地之间并完整保存，另一方面是嘉许李侯从四千里之外得到它，恰好又在范公的故乡做官而把它带回。范公的子孙仿佛有神物在帮助他们，这件墨迹一定会保存得越久越不可磨灭。后代孙邦瑞把它层层包裹，珍藏为宝。又过了九十三年，到大明洪武癸酉年秋季中旬，后代守孙天章拿出来给人看，我恭敬地整理衣襟作了这篇记：这难道不是出于偶然吗？至于这件墨迹的根脚以及范公德业的盛大，已经见于本传和前后所写的文字，大概都详尽了，不容我再多说。《半轩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半轩集》卷五　明代王行撰写序文

译《医经辨证图序》神农氏制作耒耜，教导百姓耕种，使他们能够通过饮食来养活自己。他对天下后世带来的巨大利益，已经无穷无尽；又考虑到人们可能遭受疾病和夭折的忧患，于是品尝草木、鸟兽、虫鱼等各种药物的性味，又教导人们服用它们来祛除疾病，保全寿命，从而完成生养自身的道理。这就是《本草》之书创作的原因。然而疾病侵袭人体，根源并不只有一种，人却不能自己知道；气血受到疾病，类别也不相同，人又不能亲自看见。因此后来的圣人相继兴起，为此论述天地之间气化的运行、地域风俗和禀赋的差异、脏腑经络的联系、营卫阴阳的升降、饮食起居和行动静止的失常与通顺、疾病感受的内外根源、病情发作的标本先后，并总括为形色的顺逆、脉理的顺从与违逆，使人能够根据面色和脉象来判断生死，依据标本和根源来施行治疗。所以又有《内经》这部书。两部经典写成以后，天下便有不能医治的疾病，却没有不能认识的疾病；有不能使用的药物，却没有不能辨识的药物。探究疾病根本要依据《内经》，使用药物要从《本草》中寻求，这样百姓就没有夭折的忧患了。这两部书之所以成为医家的大经典，是因为它们是辅佐世人的仁术。后来秦地的扁鹊在周代、张仲景在汉代、王叔和在晋代，都推究这两部书的根本来著书。两部经典因而更加显著，而仲景论述证候，又为它们配列了方剂。这就是方书产生的开端。从此以后，辑录方剂的人纷纷出现。然而仲景所著的方剂，也只是举出大概而已。因此有些证候有论证而没有方剂，大概是为了显示书本不能把话说尽，想让医者临证时衡量病情，另行斟酌变通，以免拘泥。后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一味专注于方剂，方书逐渐增多，辗转传授，沿着流派而丢失根源，甚至有人背离这两部经典。唉！人的身体虽然相同，但所禀受的气、所遭遇的时令、忧乐盛衰、劳逸和饮食滋味不可能完全相同。只要有一点不同，所患的疾病也会不同，变化发生，往往有许多端绪。人想用一成不变的方剂来应对，难道可以要求它一定有效吗？这就是方书难以完全相信的原因，必定要从两部经典中寻求依据。宋代治平、元祐年间，汶上的钱仲阳能够专心研究两部经典，往往得到其中的玄妙秘要，并多有发明；只是他当时以儿科医生闻名，所以知道他的人很少，实在可叹。嘉定以来，上谷的张洁古、河间的刘守真、东垣的李明之相继兴起。张洁古首先提出新病与旧方不能相合的见解，三人深入探究两部经典的奥义，并参酌扁鹊、仲景、叔和、仲阳的学说来临证处方，就像射箭一样能够命中，所以三人的医术在当时相继显扬。如今看他们所著的书，虽然不能说没有过失，但确实可以说是有根本、有源流的著作。到了我国朝代太平昌盛、培育善才之时，各类人才和医术方技都达到精妙境地，于是丹溪朱彦修出现了。彦修起初跟随金华许先生学习，三十岁时因为母亲多病，才开始从事医学。他依据两部经典，旁搜各种学说，广泛采择，附会考辨而折中取舍，几年后恍然有所得，写成数万字的著作，推明医道，只论药物而不拘泥于方剂，深深契合古人的防范，因此当时的医生都尊奉朱氏之学，此学便大为流行。彦修后来得到其传授的人，有同郡的戴原理和会稽的徐彦纯。徐彦纯是我的朋友。他行医治病，多有奇效；大概彦修的学问传给彦纯，彦纯已经完全得到它了。至于把它写成文字，彦纯又在得到传授的基础上更加切实精勤，不遗余力。我每次见到他，没有不感叹他功夫深厚、学习刻苦而志向坚定的。如今他拿所著《医经类证图》若干卷，请我作序。我看他的书，汇集编次各种证候，按证候分别立门，每门列出图表；上自两部经典以及数家著作，下至朱氏精微深奥的义理，汇聚归于一处，纲目分明，明白得如同指掌；详于论述而略于方剂，删去繁杂而提出要领，实在是医书中的佳作。彦纯用心也极其周到了。假使朱彦修重新活过来，他难道会有异议吗？况且人们因为彦纯学问笃实，能够接续朱彦修的事业，认为没有辜负朱彦修，难道只是这部书吗？不过，这部书将和其他医书一同流传，从而更多地惠及后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不推辞而为它作序。至正戊戌年冬。

译《柔立斋集序》谷阳沈复抄录自己所作的诗一卷，题名为《柔立斋集》，带来给我看。等到为它撰写序文时，其中乐府诗若干首、古诗若干首，诗作都古朴淡雅，没有崇尚华丽柔靡和新奇艳丽的风气，我非常赞许。于是我对他说：凡是学习，必定先要寻求知识；有了知识然后才能实行。如果认识有时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实行时便有过失差错，那么相距半步却造成相隔千里的错误，难道是小事吗？诗也是一种学问，所以一定要谨慎对待开端。朱子教人作诗，认为必须先学习韦应物、柳宗元。韦、柳固然不足以穷尽诗歌的奥妙，但从这里出发，即使希望达到《诗经》三百一十一篇的境界，也好比从洒扫应对开始，求达到圣贤的境域；虽然地位有高低、道路有远近，只要前往就终会到达，始终不会有走入其他歧路的迷惑。元代人作诗，唯独崇尚七言近体诗。考察它的来由，大概是元裕之先倡导，赵子昂后来应和，彼此相互染习，于是形成一代风气。当初元裕之生在北方，没有听到大贤的教诲，任凭自己的爱好，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常常汇集唐人的这种诗体编成《鼓吹集》十卷，用来教导后学；他的门徒又为它作注释，以扩大流传。其中选取不精，取舍没有根据，人物错乱，时代混淆，我每次见到它，没有不嘲笑其浅陋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一篇〕 这种诗体虽然始于唐代，但唐朝盛时写作它的人也很少；到了刘文房、许用晦、李义山一类人喜欢写作，世风也渐渐衰落了。这样的诗还值得珍贵吗？况且元裕之的作品，他竭力所追求的不过是能够望见苏长公的墙垣屋宇，哪里是深通诗道的人？只是因为当时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被人们尊奉罢了。等到赵子昂受到新朝知遇，为了摆脱被嫌弃为崇尚旧国风气的处境，极力趋附时尚，杭州人杨载拿他的作品来给人看，实际上全是这种诗体，却大受称赞，杨载于是获得声名，人们更加认为只要擅长这种诗体就足以获得声誉，于是纷纷争相趋赴。至于虞伯生、揭曼硕诸人，以文章自负，也致力于这种诗体。朱子教人的方法，是一定不可改变的法则。虞、揭难道不知道吗？知道却不实行，为什么呢？是沉溺于所习而不能自我振作，也就安于错误了。我每次想到这里，没有不为他们叹息的。如今沈复这部诗集，完全没有这种诗体。我试着问他，他说：“因为它不是古诗。”唉！沈复对于诗，能够谨慎对待开端吗？能够谨慎对待开端，就一定先要寻求知识；知道了，难道有不实行的吗？实行了，难道还会有达不到的吗？从此以后，我将庆贺沈复达到理想境界了。《送贾彦仁序》盐官以东有一片地方叫黄冈。当地的大族叫贾氏，世代以资财丰厚闻名。到了号称愚邱的人，才开始敦厚地践行义理、尊崇儒术，建造屋舍，广泛收集经史传记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以及古代法书名画，悬挂书签、排列画轴，藏书将近万余卷。来访的人，他都为之准备饮食，任其阅览；无论留下还是离开，都诚恳地表达深厚的情意。湘汉一带的人因此多称赞他。江浙行省的宰臣听说他的贤能，上表推荐他担任儒学提举，受到士人群体的敬重仰慕。他有个儿子名麟，字彦仁，资质性情温和纯粹。提举对他的教导十分严格，他凭胡氏《春秋》在至正乙亥年乡试中被荐举，担任平江长洲儒学的教谕。他在学校中，大到祭祀、舍奠、讲授和培养人才，小到粮食布帛的收支、破损修缮、弊病防范，都谨慎恭敬、严肃勤敏而不懈怠。于是愚邱的朋友为他表达有这样的儿子的庆贺，彦仁的朋友为他怀有成就学业的期望。与这父子交好的朋友，都大致赞颂他们。只是提举刚刚完成了对儿子的教导，教谕又刚刚能够像他的父亲一样。今年春天，彦仁任期已满，并且接受继任者而离职，我为他饯行并设酒宴，对他说：“你曾经见过河流吗？河流大概是从山中流出的。只享有河流利益的人不谈山，没有山，河流又从哪里来呢？你见过田地吗？六材和五谷都是由它生长出来的。求取田地的人不谈六材五谷，没有六材五谷，又凭什么显出田地的作用呢？然而六材五谷不因为田地的作用由自己显现便自负其功，山也不因为河流的利益由自己产生便自居其德，所以能够贯通古今而不枯竭。如今愚邱能够体现山的德性，彦仁能够体现六材五谷的德性，那么贾氏的昌盛，就没有什么能超过它的，我的话大概也确有根据吧。” 《送王守敬后序》王君钦、张君羽二人彼此友善，早已熟悉我了。等到我亲眼见到他们，果然坚毅果断、方正耿介，这是王君钦的为人；温和纯粹、周详文雅，这是张君羽的为人。山高水清，土俗清劲，这是大江以西、张君的故乡；平原厚土，风气深沉浑厚，这是长淮以南、王君的邦国。他们的风土不同，资性也不同，却能在客途中相遇，彼此相忘而没有隔阂，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是外在有所不同，内在却能相合。不同的是形迹，相合的是道理。譬如钟和磬，材质并不相同，声音却能和谐；譬如盐和梅，物类并不相同，味道却能调和。从前吴国在东方，郑国在北方，相距一千多里。延陵季子的谦让、子产的担当，所做的事情相差百倍，但一相见就彼此契合，贯通古今都受到称赞。这两个人难道是在仰慕他们吗？二位分别时，有赠送缟带、纻衣的友谊，用赠物来表达深厚情意。如今王君将前往湘地，张君写文章以远大前程相勉，并且命画工描绘江山风景制成图，以寄托思念，这才是真正仰慕那两位贤人啊。以远大前程相勉，是师法古人；仰慕那两位贤人，是希望成为贤者。师法古人、希望成为贤者，都是前代贤人的遗训。所以君子说二人的器量宏大，他们一定能够成就事业。吴地人士因为这幅画作诗，并把诗附在画卷中，请我为卷后的文字作序。

译《赠吴隐君序》燕山聂茂宣为人崇尚气节，喜欢直率指出别人的长处短处；但听说有人有善行，也一定称赞不止。他和我做朋友将近十五年，始终没有改变，难道是因为他的资性本来如此吗？今年春天他来见我，对我说：“您知道吴隐君所做的事情吗？我听说了，请允许我把它告诉您。”王庠父说：“这位君子是仁厚的人，喜欢读书，重视礼义，恭敬谨慎地与人交往，含容退让，外表仿佛柔弱退缩之人，但内心自许，隐然不可屈服动摇。有空便阅读神农、黄帝、岐伯的医书，用调剂药饵来治愈人们的顽疾。他侍奉母亲非常孝顺，母亲坐在堂上，吃饭时他便站在堂下，等母亲吃完再撤去器具；暗中察看母亲的神色，饭菜甘美就高兴，若似乎不合口味就忧愁不安，一定寻找合口味的食物进献。母亲在内室休息时，他便坐在床榻几案下，告诫嬉戏的孩子不要喧哗，扰乱长辈睡眠。直到半夜才回去住宿，鸡一叫便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母亲去世后，他几次哭得几乎昏厥，在墓旁结庐守丧三年。有人传说他因此感得甘露，人们都认为这难以做到。母亲在世时，曾对他说：‘你能够医治人的疾病，不要收取贫困者的诊金，只要让他们种一棵竹子，竹子茂盛了，你的子孙就会昌盛。’ 从此他实行母亲的话从不懈怠，竹子长到数千株，这大概是住在武塘时的事。等到兵乱兴起，竹子全被毁掉；近来居住在鸳湖，竹子又有数百株了。”我赞叹了很久。茂宣又说：“王庠父说：‘我也感念吴隐君曾经治好了我痉挛风痹的疾病，只是想到种竹子无法大力彰显他的德行，一定要找到文章写得好、能取信于人的人，逐一叙述君子的德义，求得大夫、士人的吟咏歌颂，才可以。’我确实赞美他的话，所以冒昧来请您。”我听后更加感叹。如今乐于称道他人善行的有，喜好办好事、行义举的也有，却很少见到像这样恳切的人。君子的德义既然已经被人知晓，王庠父一定要让它大为显著，聂茂宣又这样勤勉地成全王庠父的志愿，那么三个人的善行难道可以掩藏而不说吗？可惜我的能力不足以充分发挥它。即使如此，君子取人，求的是实际而不是文辞，又何必多说呢？因此作序。君名某，字知道，嘉兴人。” 《送高隅仲序》海虞王氏有兄弟二人，一个叫孟阳，一个叫仲良，性情愿厚端正正直，侍奉双亲非常孝顺，谨慎乐于跟随儒家先贤和君子讲解经义，讨论古今事物的踪迹，欣喜勤勉而不知疲倦。父亲去世后，他们抚养年幼的弟弟，兄弟友爱尤其深厚；又建造馆舍，准备请老师教导弟弟。蒙城高隅仲居住在吴地北郭，自负才气，认为乱世之时不值得出仕，闭门居于穷巷，更加磨砺学业，受到大夫士人的称赞。孟阳兄弟常和他交游，到这时馆舍建成，便准备书信和礼物去迎请他。隅仲说：“我的朋友是孟阳兄弟，他们的弟弟日久以来也像我的弟弟，本来就应当教导他；何况他们依礼来请，怎么可以拒绝呢？”于是整理行装，把此事告诉我，并请我写几句话。我说，人与人之间的常伦秩序，五种关系中兄弟和朋友占了其中两种。世道衰落，风俗浅薄，君王之道毁坏，而朋友和兄弟之间的关系尤其严重；如果没有笃实的学问和纯美的资质，便不能保证它不出现缺失。我看孟阳兄弟和隅仲交往，坦率平和，没有相互露出锋芒、设置隔阂的意思，本来只是普通人的交往。如今隅仲却能使他们尊敬自己而奉为老师，孟阳也能奉他为师而自居其下，这才知道他们和柔坦易的性情背后也有道义，并不只是像亲昵玩乐那样的交往。他们对待朋友能够这样，那么对待自己的弟弟如何，可以知道；对待自己的弟子如何，也可以知道。三个人，难道就是所谓具有纯美资质的人吗？不过，朋友关系和师生关系所依据的是同一道理，也有不能完全相同的地方。对自己要求严格而无愧于为师之道，隅仲一定能够做到；尊重对待老师而无愧于奉师之道，孟阳也一定能够做到。我还需要说什么呢？至于严格要求而不至于疏离，这样才可以维持朋友之交；奉事老师而不逐渐懈怠，这样才可以保全始终如一的道义。这正是应当谨慎处理的地方。三位认为我的话对吗？认为不对吗？《赠杨君序》方技诸家杂然出现，变幻怪诞，以此炫耀世人的耳目，取得尊贵显达地位的人，世世都有。史家传述方技，也把医术列在其中。然而医术难道能同其他方技相比吗？它对于世人的益处绝非小事，实在关系到人的生死。越人说：“我能使活人起死回生，却不能使死人复生。”这是越人在自谦罢了。人患病而不能很好地使他康复，难道不就终于死亡了吗？我读医家书，知道医术本来就是仁爱的技艺。医术所说的，务必要使人平安长寿。运用技艺而务必使人平安长寿，这不就是仁术了吗？同那些以变化炫奇来耀人耳目的方技相比，怎么样呢？我乡里有位杨君良，是医生。他曾见古人推行仁心、建立这种医术，如今掌握了这种医术，却不明白它的要旨，反而又取得了医术的功效，这就是辜负了这种医术，实在太不仁了。因此他的医术非常精深，多次治愈人们的奇病，大家都称赞他的才能。杨君谦逊推让，不肯接受这种称誉。长洲人李吉患疠风，病情又很严重，他的姻亲薛某替他迎请杨君治疗，终于完全痊愈。疠风是恶性疾病，世上患这种病的人，通常十人中有九人不能治愈，而杨君从容为他治疗，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医术。李吉的病平复后，说：“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愿意请文人写篇文章替您颂扬。”杨君说：“何必用文章来宣扬呢？”李吉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激，于是前来请我写文章。我观察杨君的作为，很像黄老之家的作风，不接近声名；然而他的医术既然精妙，知道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想掩藏声名，声名反而更加无法掩藏了。唉！杨君没有求取声名，声名却自己到来；他反而想掩藏声名。同那些以变化炫奇来耀人耳目的方技相比，怎么样呢？怎么样呢？

译送徐隐君序 我郡徐君幼文为躲避战乱，居住在吴兴的蜀山，以著述自得其乐，对世事没有参与，却也不是同世事完全隔绝。像城府中的喧嚣，山林中的空寂，他随着自己的行踪所到之处而处之；玄门、佛门之人，以及儒士，都在所遇之处同他相合。他不刻意明白地选择交往对象，也不执着地一定要求对方前来。这就是所谓周游而无欲求，来去而不滞留，宽广如江河之水，空濛如烟云的人。丁未年秋天，他又来到吴地，吴地士人接连前来，希望认识徐君。能够跟随他的杖履出游、听他朝夕谈论的，只有本乡这两三个人罢了。居住没有多久，归去的赋诗同挽留他的诗竞争起来，挽留的时间又增加了十天，最终还是完成了他的行程。两三个人知道不能最终留住他，于是采用韦刺史送邱大夫诗中的语意，分韵作诗，汇集编次成卷来送他。诗作进呈后，徐君对我说：“希望得到您一句话替这卷诗作序。”唉，难道一定要等我的话吗？我听说君子同后辈交往，引导他们却不过分自高，降低身分却不至于自卑。过分自高，人们就会有无法企及的叹息，哪里还能起到善于诱导的作用呢？过分自卑，人们就会以为容易亲近，这也不是用来显示教诲的方法。如今徐君对待这两三个人，像对宾客一样礼敬，又像对弟子一样教导他们。所以这两三个人对于徐君，爱他像爱亲人，敬他又像敬严师。他们对于徐君的离去，深厚的感情和心意都表现在歌咏中，不也是很合宜的吗？何况徐君不刻意选择交友，我知道这是他广泛施爱的心；他不执着要求对方一定前来，我知道这是他宽宏远大的气度。由此看来，那么受到他的德行熏陶而成就事业的人，所在之处都应该有，难道只有我乡里的这两三个人吗？这几个人中，奉行天竺佛法的有两人，叫如律、文章颐浩；尊崇老庄学说的有一人，叫李玄脩；学习我们儒者之学的有三人，叫胡勉斯成、朱夏公南、李常叔经。赠瞽师金松隐序 起初，我听说海虞有位盲人男子，叫金君松隐，能够根据人的出生年、月、日、时推算命数，反推其生死、贵贱、通达、困厄的情况，没有不应验的。儒家前辈君子、缙绅士大夫都称赞传扬他。我私下认为，他的术数虽然精妙，然而能使人们这样盛大地称誉他，应该一定另有原因，不会只在他的术数。等我到了海虞，寄居在高君隅仲家。隅仲是金君的朋友，于是请他介绍金君来拜访。我听他的议论谈说，明朗爽利，高亢清亮，铺陈通畅，条理明达，滔滔不绝，使人听不厌。上天既然夺去了他的视力，他尚且如此；假使他能够清楚明白地观看，读圣贤之书，从而更加探求其中的道理，那又将会怎样呢？人们所以极力称赞他，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吧？由此可知，他的长处不只在术数。从此我们便交往起来，往来不断。然而每次见到有人把祸福之事告诉他，那些欣然离去的，都是古代君子；那些勃然起身的，都是庸庸碌碌的人。我起初对此感到奇怪，间或问他其中的缘故。金君说：“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人们来问自己的命运，如果推算出有利的一面，就告诉他说：您应当富有，或者尊贵，或者长寿，确实是命运如此。然而有的人倚仗富有而放纵淫逸，依靠尊贵而肆意妄为，仗恃长寿而损伤自己的身体，那么他本来应当得到的福分都将反过来变成祸患，也就不能再说是命运如此了。那些君子听了会说：‘这正是我的志向，怎么可以把一切托付给命运而忘记自我修养呢？’这就是他们欣然的原因。那些庸庸碌碌的人听了则说：‘命运既然如此，还相互推算它做什么呢？’这就是他们勃然变色的原因。如果推算出不利的一面，就告诉他说：您应当卑贱，或者贫穷，或者短命，确实是命运如此。然而有的人习惯于卑贱而不自我修饰，困苦于贫穷而不能自守，甘心于短命而不善于保养自己，那么他本来应当遭遇的祸患，必定还会更加严重，也就不能再说是命运如此了。君子说：‘这正是我的志向，怎么可以把一切托付给命运而忘记自我修养呢？’庸庸碌碌的人说：‘命运既然如此，还相互推算它做什么呢？’这就是他们欣喜与愤怒不同的原因。然而我只知道尽到自己的命分罢了，哪里有闲暇去计较别人欣喜还是愤怒呢？”唉！金君可以说是不同于通常的术士了。他能够推求术数之外的意义，从而达到劝诫警醒的作用，这不是君子的用心吗？我这才知道人们盛大称赞他的地方，在这里而不在那一方面。过去蜀地严遵凭借占筮来引导人们向善，世人称他为有道之士。像金君这样，大概接近有道之士了吧？可惜他因失去视力而不能施展。即使如此，失去视力的人，内心必定明亮，难道不胜过只有外在视力明亮的人吗？这样也可以没有遗憾了。今年春天，金君来到吴地同我游览，过了几天又告辞回去。归去时没有什么可以赠送给他，于是写下他不同于一般术士的地方，替他作序送行。

译赠吕山人序 宋氏灭亡以后，宋代大儒君子的遗风逐渐远去，衣冠旧家一天天凋零殆尽。后生少年以华美奢靡相互攀比，衣服器用竞相趋向简便。年老的故旧见到这种情形，有人叹息而生出感慨。大概在那时，四方没有忧患，百姓安定，物产丰足，国家太平安治也已经很久了。然而朝廷之上，掌权的大臣多是有功劳的贵人，世代享受禄位的家族，都习惯于自己所便利安适的生活，还没有时间顾及礼乐制度的事情，所以衣冠制度仍然远不如古代。那些努力学习、喜好古制的士人，有的心中不满却不敢擅自改变服饰，于是假借老氏的服装来穿，因为这种服装还保留着古代的遗意。唉！身为儒者却受时代制度拘束，反而羡慕异端的服装，这难道真是出于不得已吗？过去先王治理天下，一定十分谨慎地制定衣冠服饰器用的制度。从天子到庶人，没有不各有文饰和等级标准，用来区别品级；又设置异服之防和僭越服饰之禁，大概是想谨慎划分上下的区别，杜绝觊觎窃取的端绪。等到周室衰微，诸侯强大而僭越，也没有谁敢肆意谋划改变这种制度。汉朝承接秦朝动乱之后，制作制度离古代还不算太远。到了六代相继，质朴真实、纯厚美善的风气于是逐渐浇薄。降至隋唐，轻薄浮靡更加严重；其中经历的变更、衰败和动乱，也达到极点。五代以来，只有宋代的制度逐渐恢复敦厚的风气，宽大的衣服和大带子，淳厚的风俗蔚然可见，于是成就了熙和融洽的治理。由此可见，衣冠服饰器用确实关系到世道的治乱。我每次谈到这里，没有一次不产生感慨。如今吕君有志于学，正当世道纷乱之时，改穿老氏的服装，人人都非难他，而我却赞同他。唉！凭吕君阅读圣人之书、探求圣人之道的身份，却穿着异端的服装，而我还赞同他，其中的意义难道是浅薄的吗？即使如此，礼乐要经过百年才能兴起，如今国家的否运已经到了极点，动乱将要转为太平，必定有豪杰之士出来辅助治理，大概将会有一番大作为，哪里只是衣冠服饰器用制度的问题呢？我和吕君年纪都还不老，今后一定会承受这种休美福泽，所以写下这些话赠给他。赠明东生序 河东吕君有志于学，努力学习而且富有文才，居住在梁溪岸边，以诗酒自得其乐。梁溪人能够得到吕君教诲的，都说吕君是位长者。等他来到吴地，同吴地的大夫士人交游，吴地称诵吕君贤德的人很多，我也同他结交了。他天性平和淳厚，交友重义深厚，实在值得赞美。今年春天，他来告诉我说：“我的妹妹患病已经一个多月了，许多医生都认为难以医治，使我吃饭没有滋味，身体也不得安处，好像心中有所亏欠而不能放下。如今幸亏明东生把她治好了，我的亏欠得以释然了。使我的亏欠得到解除却没有什么报答，是不可以的。希望请您写篇文章赠给他。”唉，吕君对于义究竟怎样呢？起初我看见他在朋友交往之间情意深厚，如今又看见他在骨肉亲属之间情意深厚，这篇文章难道能推辞吗？大凡世间的事情，众人认为容易而只有一个人认为困难，必定是他确实看见了其中有不能做成的地方；众人认为困难而只有一个人认为容易，必定是他确实看见了其中有可以做成的地方。如果众人认为困难就跟着认为困难，众人认为容易就跟着认为容易，这种人不值得同他谈论事情。明东生面对这种疾病，没有被众人认为不能医治的说法迷惑，而能够独自把它治好，如果不是医术精湛、观察审慎，能够这样吗？况且离娄的视力，是视力的极致；师旷的听力，是听力的极致；垂在工艺方面，扁在雕刻方面，鸿稽之父在冶炼方面，大概也都是精湛的。正因为精湛而达到极致，所以不同于众人；不同于众人，所以能够用于世间而不可缺少。何况医术关系到人的生死呢？那么明东生的医术难道可以轻视吗？我又听说明东生喜好学习，能够作诗，不只是精通医术，这一点尤其值得嘉许。如今明东生的医术如此精湛，吕君的情义又如此深厚，这难道确实不可以写吗？凡是可以写的，没有不写的道理。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序。安晚堂诗序 世上的人劳累于辛苦，便想要安逸；长久活动，便想要安静，本来就是常情。年轻壮盛时奔波忙碌，年老迟暮时安闲自在，这是尤其人人深深希望却有能得到和不能得到之别的事情。如今贫贱而急切追求衣食，直到死后才停止；富贵而孜孜追求功业，年老也不休息的人，往往就是这样。有的人不受衣食牵累，不被功业束缚，却又沉溺于繁华，耽恋于名声权势，不能自行剔除这些牵累。所以到了晚年而能安闲的人，一向不多。那些没有衣食的牵累、功业的束缚，又不沉溺、不放纵，安然享受晚年安乐的人，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赞美吗？海宁沈君德甫，难道不是这类人吗？我虽然不认识沈君，却从胡君彦清那里听说了他。彦清说，沈君年轻强壮时，也曾经从事于功业的领域、利名的场所。晚年忽然改变了打算，摆脱名声权势，学习田园生活，以享受将老时的安闲之乐，于是用“安晚”来命名自己所居住的堂。这可以看出他自我处置的态度。当时大夫士人都作诗来赞美他，彦清又替他来请我，并且说：“希望同时得到您为诗卷作序，那就更加幸运了。” 唉！晚年要得到安闲实在太难了。以庐陵、眉山二位贤人的才德，尚且奔走于江湖之间，最终不能实现居住在颍地的愿望，其他人还说什么呢？即便如此，大概也各有命运。如今二位公卿没有得到的，沈君却得到了，这难道不是他的命运吗？这难道不值得庆贺吗？于是替他作诗说：“年幼时住处宽敞，长大后辛勤劳作。走在追逐利禄的道路上争着领先，事情于是使自身显得雄强。鸡一叫，天刚破晓，纷纷扰扰之中，哪一样不是牵涉自身的事？江湖空阔，烟雾迷蒙，车马杂乱往来，飞扬的尘土弥漫。美好的官职已经足够，享受荣宠，丰厚的利禄也足以使心神愉悦。到了年事已高，心中的愿望渐渐满足，何况儿孙都像玉一样成才，细氈铺地、宽大的屋舍还有什么可求？饭食甘美肥腴，身穿纨縠，香气萦绕在华美的帷幕之间。夜色深沉，酒在玉缸中泛着春色，郁郁回头，才开始明白过去有许多错误。远离声名利禄的场所，熟悉醉乡，这时的安乐又同谁共同享有？想寻找紫芝，跟随赤松子；青色的眼睛、白色的头发映照秋水，却老去也不必服用红色丹砂。您如今的踪迹完全相似，不是高人哪里能得到这种境界？就应当迎风歌唱我的诗，再画一幅新图，寻找画史来描绘。”

译耕渔轩诗序 世间的事情，不能只根据外在形迹来评论。只评论外在形迹，就会失去它所以然的意义；失去它所以然的意义，就像只是照着影子却要求同影子交谈应答，对木偶责备它行揖让之礼一样，难道不算狂妄而有毛病吗？过去仲尼在矍相之圃射箭，大概也是想观察人的盛德罢了。若说他只在意箭靶，不懂射箭的意义，那就是不懂得射箭的人。子产同裨谌乘车到郊外去，谢安命人驾车出城到山墅，并不只是为了游览观赏而已。如果只按游览观赏来评论，那么君子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他从事的是庸人的事业，容貌也像庸人，但行为却是古人的行为；只是把他看作庸人，可以吗？所以君子评论人，一定从他的内在去寻求。从他的内在去寻求，那么外在的方面就不再计较了。东海徐良辅在太湖之上筑室，以耕田捕鱼为业。吴地的大夫士人多作诗歌咏他。过了很久，诗卷编成，他的朋友高君士敏来请我为诗卷作序。我诵读那些诗而感叹说：如今耕田捕鱼的人，难道还少吗？为什么偏偏对他加以歌咏，难道他所谓的耕渔不同于其他人所谓的耕渔吗？难道是大夫士人偶然对此有所感发吗？还是这个人的行为确实有值得嘉许推重、不能埋没的地方呢？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赞美他的人会如此之多呢？大概耕田捕鱼，是乡野之人的事情；以乡野之人的事情而能够得到大夫士人的歌咏，其中一定有道理。我想，他耕田足以养活全家，捕鱼足以奉养父母；在堂上有余裕的欢乐，在家中有充足的快乐。他混迹于乡人的道路之间，却把心意寄托在哲人的言语上，把心存放在圣人的道上。大夫士人从他的内在来考察，赞美他的志向在于道，所以不时称扬他。称扬不足以完全表达他的贤德，于是又通过歌咏来表现。唉，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如果确实如此，我就更加知道不能拘泥于外在形迹了。然而如果有人耕田只是为了使自己的饭食更美，捕鱼只是为了使自己的食物更甘美，松弛地放纵自己，悠然地自我安逸，悠悠然忘记履行道义，那么岂不是辜负了歌咏者的心意吗？即便如此，传记中有句话说：“以朋友来辅助仁德。”如今他的朋友中有高君。高君文才丰富而又好学，徐良辅既然能够同他结交，就一定不会懈怠。若确实如此，那么我前面所说的，大概只是预先设想他还没有做到的情况罢了。至正壬寅。又附杨孟载说的一篇文章 震泽以东，有一位隐士。早晨耕田，傍晚捕鱼。他建了几间屋子，疲倦时就在里面休息，题名为“耕渔轩”。穹窿山的牧童正给牛饮水，便叩问他说：“你又耕田又捕鱼，知道耕田捕鱼的道理吗？过去庖牺氏统治天下，制作网罟用来捕鱼，于是人们能够食用鲜鱼；神农氏砍削木头做成耜，揉曲木头做成耒，用来耕作和除草，于是人们能够吃到甘美的食物。这是羲农的耕渔。重华地位卑微时，在历山南面耕作，百姓便互相让出田界；在雷夏泽捕鱼，百姓便互相让出居处。这是虞舜的耕渔。夏桀时，伊尹在有莘郊野耕作；商纣时，吕望在东海岸边捕鱼。这是伊尹、吕望的耕渔。羲农的耕渔，是用来教化天下；虞舜的耕渔，是用来感化天下；伊尹、吕望的耕渔，是用来等待天下太平。教化天下，是树立最高准则；感化天下，是改变社会风俗；等待天下，是躲避动乱。这几位圣人，有的用来教导百姓，有的用来完善自身，虽然穷困和显达不同，却都曾从事耕渔。千年以后，凡是披头发、长着牙齿，拿着耒耜，运用网罟，在田畆和波涛之间劳作的人，都是羲农遗留下来的教化。” 处在圣明的时代，从事耕田捕鱼的事业，用来兴起谦让之风、使风俗淳厚的，都是虞舜遗留下来的教化。逃避兵乱、躲避祸患，有时在高处耕作，有时在深处垂钓，以等待天下清平的，都是伊尹、吕望遗留下来的风尚。你是在守护羲农遗留下来的教化吗？是在承受虞舜遗留下来的感化吗？如果不是，那么是在逃避兵乱、躲避祸患，以承袭伊尹、吕望遗留下来的风尚吗？”耕渔子笑着说：“我耕田是为了取得粮食，捕鱼是为了取得美味，白天劳作，夜晚休息，春天耕耘，秋天收获，难道不知道是在守护羲农的教化吗？难道不是羲农的教化吗？壮年人耕作，体弱的人休息，幼年人捕鱼，老年人享用食物，邻里相互帮助，田沟水道彼此谦让，难道不知道是在承受虞舜的教化吗？难道不是虞舜的教化吗？耳朵听不到兵器铠甲的声音，眼睛看不到相接的旌旗，没有束帛来征召我，也没有车马来临，难道不知道是在承袭伊尹、吕望的风尚吗？难道不是伊尹、吕望的风尚吗？”牧者给牛饮水后离去，喂牛吃饭，唱着歌，难道是所谓箕山巢父、许由的朋友吗？是南山下叩角而歌者的同伴吗？还是乘着蒲鞯、挂着《汉书》，徘徊自在的人呢？牧者没有回答，鞭打着牛离去了。耕渔子姓徐，字良辅。牧者是嘉陵人杨基。

译《论鉴》序 《论鉴》是嘉陵杨君孟载所著的书。杨君学识广博，深通文章辞采，胸襟磊落而有宏远的志向，喜欢考察古人的事情，为了探求成败、治乱、是非、得失的原因，便加以议论著述。多的接近千字，少的有几百字，积累得久了，汇集编次成卷，题名为《论鉴》。他嘱托我说：“替我作篇序。”我看他的文章，纵横驰骋，高低错落，辨析击发，纵情挥洒，峭拔正直而精严峻利，明白流畅而英气焕发。若不是他的学问达到的境界、见识所及的范围，以及足以将这些发抒出来的才气，就不能写成这样的文章。只是他想让我为卷首作序，我又有什么话可说呢？大概推辞也没有成功，于是深入思考这件事。议论性的文章，兴盛已久。自古代政治昌盛之时，君臣在朝廷上相互议论；衰败动乱的时代，士大夫在学校、乡党之中相互议论，他们所说的话都属于文章辞采。只是以“论”命名文章，却还没有见到。自汉代以后，才有写成文章而称为“论”的，数量也并不多。到了唐代以论取士，应试科举的人都学习这种文体，于是论才兴盛起来。宋初沿袭唐代，大概没有什么改变。等到制论兴起，学习它的人就更多了。当时士大夫多具有豪杰奇伟的才华，积蓄着宏大广博、深厚精深的学问，蕴含着建立功业的志向，明白成败的规律和治乱的踪迹，将它们发为文章，雄健宏博，正大高明，探究古人的心情如同亲眼看见，推料将来的事情如同已经经历过。他们俊伟光明，彼此交相辉映，是“论”这种文体产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唉，那盛况也达到极点了！然而当时的士人都习惯于勤勉奋发的风气，不安于苟且简略；看他们建立事业的心情迫切得如同饥渴，那么他们内心积蓄而外在显现、发为言论，本来就不必等待时代所崇尚的东西，而是自己有不能停止的原因。何况还有上位者在推动他们这样做呢？那种盛况也是理所当然的。到了本朝开始改变取士的办法，于是废除论而不用，因此直到今天几十年间，士大夫很少写论。文章不受时代所崇尚，便不去写，也是常情。然而论作为一种文章，难道只是为了应科举，非要得到时代崇尚才可以写吗？大概士大夫平时鉴察往昔的事迹，熟悉当世的情形，有所感发、有所慨叹而不能施行自己的志向，就一定要抒发自己的见识和胸中积蓄，写成言论，以此表现自己的志向，又哪里会计较时代是否崇尚呢？论固然不是当今时代所崇尚的文体，然而今天的士人观察兴衰、考察治乱，难道内心没有感触吗？这就是杨君的论所以写成的原因。杨君的论既然写在世人不崇尚它的时代，而他所喜好它，反而超过时代崇尚它的时候，难道不是要借此抒发自己的见识和胸中积蓄，以表现自己的志向吗？那么杨君可以说是不随从时俗，而能立定志向、自信不疑的人了。他的《论》总共有多少篇？自秦代以来，历代论述历史的文章总共有多少篇？自光武以来，杂论君臣事迹的文章总共有多少篇？以上只是略作提问。《半轩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半轩集》卷六　　　　明 王行 撰序 《唐律诗选》序 选诗的人并不一定懂得诗。孔子删定《诗经》，选取的是那些既足以使人感发、警戒，又足以配合弦歌的诗，并不是按照工巧或拙朴来计算。大概工巧不是诗必定要选取的条件，拙朴也不是诗必定要舍弃的理由。诗写得工巧却过于矜持庄重，是不免流于刻意雕琢；写得拙朴却浑厚自然，反而没有失去本性。如果舍弃拙朴而选取工巧，就是丢弃自然而崇尚雕琢，哪里足以同他谈论温柔敦厚的教化呢？所以说，选诗的人并不一定懂得诗。那么这部书为什么以“选”为名呢？这是因为本书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为什么呢？《诗经》三百篇并没有固定的格律。汉魏以来，才逐渐制定格律制度，诗体已经趋于衰下。到了李唐，所谓律诗出现，诗的体制于是发生巨大变化。称作律诗，是因为用一定的格律来规范诗。用一定格律规范诗，自然大概就很少了。自然少而格律严密，就不能不计较工巧和拙朴；既然计较工拙，又怎么能不有所取舍呢？所以说是不得不如此。虽然不得不如此，其中本来也是有法则的：拙朴而浑厚同于工巧，工巧而刻意雕琢同于拙朴，最终都不能丢掉自然。这就是取舍的大要。其次才评论它用字的工巧、语句的工巧、联句连接的工巧以及篇章结构的工巧。工巧多而拙朴少的就选取，拙朴多而工巧少的就不选。律诗大体相同，但它的变化又有四类：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有盛唐人的作品而语句偶然接近晚唐人的，晚唐人的作品而语句有些像盛唐人的，像盛唐的晚唐诗可以选，像晚唐的盛唐诗不选，大概也是看重自然。这又是本书的体例。体例虽然如此，却还有话要说。世上的求学者，没有不经过规矩准绳而能达到自然境界的。想达到自然的境地，却不遵循规矩准绳，那么将把力量用在哪里呢？诗学也是这样。诗的浩博深广如同烟海，变化运行如同元气，不容易摹拟、窥测。如今学习诗的人，如果能先从有格律的诗中求取规律，不断进步，那么所谓如渊海、如元气的境界，就可以逐渐进入；达到同它一起变化的境界，自然之地便宽裕有余了。温柔敦厚的教化，难道在这之外吗？那么这部诗选，对于初学诗的人，大概也能有万分之一的帮助吧？洪武庚戌阳月初吉作序。

译《外科新录》序 《外科新录》是我的朋友沈学庵编纂辑录的。学庵，字起宗，今年六十八岁了，却好学不倦，医书方册从未离开眼前，于是用“学庵”题写自己的闲居之所，人们也因此这样称呼他。当初，会稽徐彦纯任吴学教谕，此人勤勉敏捷而精细务实，在儒业之外，尤其精通医学，曾编成《医经辨证图》三卷，我替它作过序。后来又编《医学方论通》三十卷，书即将完成，唯独外科一门还没有来得及编完，他便去世了。学庵多次同我谈到这件事，总为此惋惜。当徐彦纯编书时，他的参考、互相订正，都必经学庵之手，所以徐彦纯去世后，学庵便继续编纂；因为外科门类繁多，另行分析为十卷，并以“新录”命名。他偶然拿出来给我看，说：“您替我作篇序吧。”我由此知道了学庵的用心。近世出现的医方论著，我见得很多了，却没有一次不感叹它们对内科详尽、对外科简略。难道是认为疡科医生所关系的事情较轻，不值得用心吗？不知道人的身体虽然有内外的区别，气血却不分内外；疾病在外部失调，没有最终伤害内部的。外科果真可以简略吗？自从陈良甫《精要》一书流行，疡科医生少受横夭之祸，然而也未尝不感叹它对大病详尽、对小病简略。难道是认为病的形状小，所以所关系的事情轻，不值得用心吗？不知道形状虽有大小的区别，所受的毒害却不分大小。譬如疔疮这种病，形状虽小，而华元佗论说它各有死亡的期限，孙思邈论说它不久便会死亡，小病果真可以忽略吗？因此，不幸患上疡病而能够痊愈，并不是一定能够做到的；只是依赖上天所生的贤才，不受南北古今的限制。刘河间以来，陆续有二三位君子出现，论述疡病才开始详细；到了朱丹溪阐发虚实变化，便更加精确了。我每每想汇集各家关于疡病的论说，在篇首冠以《内经》论述病因的原则，大病小病都不遗漏，分类编成一部书，用来启发后学，却一直没有闲暇。如今这部书已经完成，我也就没有必要再添话了。我曾听学庵说：“忍受自己的疾病和疼痛还容易，忍受别人的疾病和疼痛却困难。自己的疾病和疼痛，所涉及的不过一身；别人的疾病和疼痛，哪里有尽头呢！”唉，这就是《新录》所以编纂的原因吗？况且对自己最亲近的是身体，而可以疏远的是别人。如今学庵救济别人的心，竟然比对待自身还急切，那么他内心所存的仁心就可知了。内心存有这样的仁心，尚且还不能得到同道之人，何况还要同我志趣相投呢？这篇序我实在无法推辞。将来《新录》广泛流行，人人都承受它的恩惠，我也就能够实现自己的心愿了。《尚友斋诗》序 世人对人的毁誉，大概不能把心放在其中而不受影响。有足以称誉的人，即使有人嫉妒他，也不能毁掉他的声誉。众人都称誉他，只有我一个人诋毁他，这种诋毁能够行得通吗？介甫对子瞻不满，已经很久了；至于谈论他的文章，却赞叹不已，因为他的实际成就无法被抹杀。一个人有善行，我称赞他；称赞还不足以表达，就叹息赞美；叹息赞美还不足以表达，就歌咏他。到了歌咏的程度，那么他的善就确定无疑了。一个人歌咏他尚且如此，何况达到两个人、三个人，甚至十人百人呢？他的善行实情究竟怎样，不就可想而知了吗？句吴钟子常，居住在练祁的吴塘，通达聪敏而平和纯粹，胸襟洒脱，尤其对朋友尽足礼意，所以交游日益广泛。于是给他接待宾客的地方题名为“尚友斋”。同他交往的大夫士人，都作诗歌咏他，诗卷渐渐装满。歌咏而装满诗卷，难道只是一个人一首诗的称誉吗？由此可见他崇尚朋友的实际品德。况且古代有崇尚德行的说法，有崇尚志向的说法，孔子称道过它，孟子也谈论过它。所谓崇尚德行，是为了成为君子；所谓崇尚志向，是为了学习成为君子。然而崇尚德行、崇尚志向，难道有不需要朋友帮助而能成就的吗？那么“尚友”，又是用来辅助崇尚德行、崇尚志向的条件。用这个名字题写书斋，钟子常的为人就可以知道了。即便如此，“尚友”这个说法，孟子的书中也曾陈述过，大概是说不只同当今的人交友，而且一定要同古人交友。同古人交友，不正是求学成为君子的办法吗？然而没有不能尽到同今人交友之道的人，却能够尽到同古人交友之道的。用这个名字题写书斋，子常大概是好学的人吧！我打开他的诗卷，反复诵读吟咏了三遍，于是就在卷首题写了这些话。

译送包士谦还延陵序 感情从天性的真诚中发出，而外物不能夺走它，只有笃志于学习的人才能做到。有人虽然天理的发动看起来灿然明著，但危害它的东西胜过了它，于是突然停止，暂时通达后又重新被埋没，开始明白而最终又昏昧，这种人不值得同他谈论学习。如今说到天伦中最亲近的，没有比父母更亲的；说到感情中最无法抑制的，没有比父母去世后终身不能再见更令人悲痛的。所以父母留下的书在眼前，却不能拿来阅读；杯子在眼前，却不能拿来饮用，只是因为其中还留存着父母手泽和口泽的气息罢了，何况父母埋葬在山丘坟墓之中呢？坟墓所在的地方，就是父母所在的地方。父母所在之处，人们徘徊叹息，眷恋不舍，不忍离去，这不是发自天性的真诚吗？在这时，我知道妻妾的供奉、家庭的欢乐、生产财货的积蓄、声威宠禄和繁华的盛况，乃至艰难险阻、困顿跌倒、奔波逼迫的劳苦，全都不足以改变这种感情。如果足以改变它，那么即使说他在学习，也不能说他真正学到了。我的朋友包士谦，居住在吴地已经三代了。他的先君子因为当时多有变故，把家迁到了延陵；去世后又返回吴地，与配偶合葬。士谦每到岁时便来吴地探望父母的坟墓，总要停留徘徊，像孩子思慕父母那样悲哀眷恋，仿佛想要在那里结庐居住。即使耽误夫妻子女的亲爱，荒废生产事业，也不顾惜。后来忽然醒悟说：“坟墓中的遗骸，是我亲人的魂魄已经归宿的地方；庙中的神主，是我亲人的神灵所凭依的地方。重新离开他们已经归宿的坟墓，远远违背他们所凭依的神主，从礼义上说果真可以吗？”我没有悟到这一点，也已经很久了。于是立即收拾准备回延陵，正逢深冬阴冷凝寒、烈风冰雪交相横行的时候，他也不躲避。唉！士谦对待亲人就是这样。开始时，爱亲之心胜过一切真诚，只局限在坟墓之间；最终，义理的认识明白了，他的真诚便寄托在庙中的神主上。这种探省和守护，是从内心自然发出的，不能勉强。这样看来，他对于亲人的私情爱恋，不能被困顿、艰难、辛劳和苦累夺走，是理所当然的。士谦大概是从学习中有所收获了吧？亲爱父母的心，是天性美质的人通常都有的；但由此而来的义理认识，如果不学习，就没有办法明白。何况外在的事物又怎能胜过内心所发出的感情呢？士谦确实从学习中有所收获了。对于他的这次出行，大夫士人都作诗送他。我于是为诗卷作了序。送吕教谕后序 天台胡君伯衡在梁溪讲学授徒时，如今无锡教谕吕志学正跟随他学习。我听胡君的弟弟伯谅君曾说：“梁溪的诸生中，只有吕志学端正谨慎、勤勉厚重，他将来的进步大概不可限量。”当时我还没有同志学交往，丙午年才开始有幸同他结交，而胡君的话已经得到验证。到现在超过十年了，我一天天熟悉志学的作为，发现他的学问并非只有一方面的修养，德行也不是只有一次进步，交游的道路越来越广，声名越来越显著；他掌管百里之地的风俗教化，邑人都尊敬礼待他，而胡君的话得到了充分验证。洪武十三年冬天，有人推荐他的才能，诏命下达后，他已经置办行装，大夫士人都作诗为他饯行。蜀人王汝玉已经替他的诗卷作了序，志学又需要我的话。大凡老师对于弟子，本来不能使他们的资质相同，但没有不希望弟子明白自己的学问、弘扬自己的道术的，那么老师期望弟子的心情是怎样呢？安定先生的门徒遍布天下，而使昭陵能够听闻他那明体适用的学问的，是长乐刘公。刘公的学问在实际应用中体现得很多；他回答皇帝赐问时，阐明老师的学问，言辞十分恳切周到。大概安定先生对刘公的期望本来就很深远，而刘公也可以说能够符合老师的期望了。如今志学出仕后必定担任显要官职，他阐发胡君学问的力量应当更加努力，符合胡君期望的程度应当更加充分，而胡君的话也将得到更大的验证。这些话不是我的话，是他的朋友所说的话。我因而把它记在简册末尾。安定先生，是泰州如皋人。仕于宋，官至直讲、天章阁待制。刘公名彝，擅长治水，是湖州人。昭陵就是仁宗。刘公曾受到皇帝召见回答问题，谈论他老师的学问。送陆振文序 耳朵所听到的、眼睛所看到的，通过熏陶浸染而深入人的东西，只有习惯罢了。习惯于节俭，却不知道自己是在节俭，这是魏国的风气；习惯于强悍，却不知道自己是在强悍，这是秦国的风气。陈国习惯于巫术，于是形成了自己的风俗；齐国习惯于游猎田猎，自己也忘记了这种过错。至于习惯于开垦土地、播种收获而不怕劳苦，豳人是值得赞美的；习惯于礼乐道义，即使多次变迁，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俗仍有可观之处，邹鲁是值得推重的。何况张仪、苏秦倡导游说，当时人们没有察觉便争相趋从；邓析倡导清谈，当时人们没有察觉却更加崇尚。习俗深入人的程度，竟然如此吗？医生一定要三代都良好，弓匠、冶匠的儿子一定善于制作箕裘，也是用来说明平素习惯的作用。一个齐国人教他齐语，众多楚国人在旁喧扰，想让他说齐语，是不可能的；把他带到庄岳之间住几年，再想让他说楚语，也不可能了。吴城陆仲谦，是个朴实厚道的人，能够尊敬礼待四方贤能的大夫士人。他有个儿子叫翰，字振文，通达聪慧而敏捷，从小就已经显得出众。他的眼睛每天习见君子的举止容貌和周旋礼节，耳朵每天习听君子的辨析议论，再加上读书的功夫和求学问道的努力。长大成人后，他俨然是一位儒者。如今已经三十多岁，而游学求道的范围更加广了。因为在凤阳任仓曹时遭逢父母之丧，服丧期满后赴天官接受铨选。大夫、士人都作诗为他送行，诗稿多到装满一卷，于是征求我的文章作序。一个人能得到这样多的赞颂，必定是因为他确实有值得赞颂的实际。观察农事的人，不在庄稼成熟的收成时观看，而在深耕易耨的日子观察；观察射箭的人，不在箭射中靶心时观看，而在他张弓至满、持守审慎坚固时观看。振文具有善行的实际，所以得到这么多赞颂，大概不在于今天，而在他显露出卓异之处时就已经有了征兆，在耳闻目见之间已经受到熏陶了。这样看来，习俗深入人的程度，难道不值得相信吗？对于风尚所选择的善恶，难道可以不慎重吗？董子说：“习惯成自然。”说的就是这个吧。

译《赠郤安仲序》上天能够生养人，却不能供给人食物；若没有先农氏，靠什么来养活人呢？能够供养人的先农，却不能治愈人的疾病；若没有先医氏，必然会有许多夭折和疫病的忧患。然而，先农有确定的方法，所以天下后世都能成为好农夫。先医没有确定的药方，所以天下后世的良医总是不多。虽然没有确定不变的药方，却有确定的学说；能够穷究这种学说，药方就存在其中了。因此后世依据先医的学说，研究穷究、探寻辨析、阐明发挥的人纷纷出现，并非一家一人。用功确实勤奋，但各自固守门户；门户既多，学说便越发繁杂而远离本旨，求学的人就有不知跟从哪一家的叹息。难怪如今人们所谓良医，必定归结为治愈人的疾病很多的人。大概各种药方和议论交相兴起，各自以为自己的主张正确；如果不从已经验证的效果上观察，又靠什么来究明它们的得失呢？所以，治愈人的疾病很多的人，世人一定称他为良医。昆山邵安仲从医已经三代了，治愈人的疾病确实不少，难道就是所谓良医吗？同县有个叫空海的僧人兼相师，颔间生了疮，病势也危急了。安仲替他治疗，空海的师侄李彦泽感念他的德行，来请我写文章相赠。唉，医学这门学问，果真就没有可以遵从的方向吗？门户虽然各不相同，但道理并没有不同；后世的议论彼此相违，而先医的学说已经确定。不求取于已经确定的学说，却专门从事彼此相违的议论，这就是脚步未稳便自行迷失的原因。然而，长久晦暗之后终会明白，这是道理必然达到的结果。因此近世以来，北方卓然兴起的名医接连出现，都是专心致力于先医已经确定的学说。他们所撰写、论述的文章，有的本源或许不同，但实质并无差异，确实可以称为良医了。然而百年之间，南方人难道没有得到这种学问的吗？我听说这样的人，也已经显著闻名了。求学者如果在这方面去求取，难道不就是所谓有所适从了吗？安仲一定能够体会我的话。《送吴江廖丞序》自从我来到横山，虽然没有忘记读书，也会趁公务空闲，在水泉林木之下、田野村落之间徜徉，常常同田间老人和乡野百姓谈论种植耕作的事情，以及地方风俗和乡里的适宜之处，不知不觉便同他们相习了。横山虽然在吴邑的版图之内，但土地同吴江交错相连，像犬牙一样，所以相互亲近往来的多是吴江百姓。我常常听到他们谈论、赞颂长官的贤能，滔滔不绝，仿佛还嫌说得不够，并且说：“这真是所谓父母官。”我问是谁，他们说：“是我们的副县令廖君。”廖君，我于是想到，他一定是个士君子，否则不能使人达到这样的赞誉。等我回到城里，城中的大夫、士人有从吴江来的，都对廖君赞不绝口，说他的实际作为不止一件。我问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说：“是儒者。”我因此暗自高兴，自己的猜测果然有些符合事实；但仍未必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人的美名不是凭力量可以求得的；尤其不能凭力量求得的，是普通男女百姓对他的称善。普通男女百姓称善，难道不是因为他确有实际德行吗？普通男女百姓尚且可以凭一个方面使人得到他们的称善，大夫、士人却不是凭一个方面就能使人称善的。大夫、士人都称善于他，那么他的实际德行又该怎样呢？这样一来，即使还不能完全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也可以确定他必定是个可敬的人了。今年秋天，我的朋友金侯德儒把他所作赠送给廖君的文章和书信带来告诉我说：“廖君是儒者中的才俊，我的文章可以证明这一点。”如今他的任期已经到了考核之时，将要入朝京师，吴地以文章著名的人都作诗为他饯行，并把诗写在卷首，请我作序。唉，由此就可以知道廖君果然贤能了。美名流传在大夫、士人的口头，本来就不容易得到，何况还流传在文章笔墨之间呢？一两个人作诗歌咏他尚且不容易，何况得到众多士人的赞颂呢？况且金侯的文章本来很少称许别人，如今看他把廖君赞美到这样的程度，那么廖君果然贤能就毫无疑问了。古人信任一个人，有因亲眼见到而信任的，有因听到传闻而信任的，难道一定要亲自同他交往吗？因听闻而信任，本来就是由于可信之人的话而信任他。如今我虽然不认识廖君，但金侯的话是可信的，于是不推辞，为他写了这篇序。《都昌送别诗序》《都昌送别诗》，是都昌的大夫、士人为送县令俞君有立返回吴地而作的诗。起初，有立住在吴城南边的西角，我家住在城东边的北角，相距十多里。然而我们结交却已经很久了。大概他的为人敦厚端正而沉静，说话仿佛不轻易出口，爱好淡泊纯朴，气度闲雅整肃；勤奋学习，约束操守，考察义理，穷究古事，写作文章宽博而周详。同人交往谦恭谨慎，没有抵触，士林对他的赞誉，颇有古代博学之士的风范。洪武四年秋，有人推荐他的才能，朝廷任用他主管韶州的乐昌。每次有人从曲江来询问他的政绩，都不停地称善，口头说：“和乐仁厚而又严明，审慎周详而又果断，他的防守就是这样。”后来因父亲去世服丧回乡，见到他时，他谦逊退让更甚，仿佛自己没有什么能作为。我心想，先前别人对他的评价未必全都如此。后来按照守丧者起复的惯例起用他，于是任命他知南康府都昌县。有从西江来的人，我询问他的情况，和我从乐昌听到的没有不同。我这才开始为自己怀疑他的过错感到惭愧。今年春天，正值他母亲服丧将满大祥之期，他拿出这卷诗给我看，并且说：“希望您为它作序。”我读后更加惭愧自己不足以真正了解他。但又转念一想，难道就没有道理可说吗？大概他在家居处时所表现的，是从家学中得到的；他出仕后所表现的，是从老师那里得到的。为什么呢？从他的曾祖父秋蟾先生以来，三代人隐居教授，实际上深深收敛了自己的光辉。这种家居时的表现，难道不是从这里得到的吗？他的老师永素陈先生文昭，崇尚气节而自信自许，勇于有所作为；中至正甲午考中乙科进士，任庆元府慈溪县尹，慈溪的政绩卓著，至今仍在人们口头传颂。这种为政时的表现，难道不是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吗？他从家学中得到的既是那样，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又是这样，所以才不容易看清他。那么，他出仕时，是本体的发挥；退处时，又是作用的收藏吗？所谓具有古代博学之士的风范，大概就是这样吧，大概就是这样吧？

译《赠徐孟铭序》医术，是使人活命的技术。因此掌握医术的人，常常把救活人命当作自己的责任；使用医术的人，也把救活人命的责任托付给医生。这样看来，医生能够救活人命，是必然的。然而死生不是小事，实在不能不自己谨慎。毗陵徐孟铭，大概就是我听说的那种能够自我谨慎的人。他的族祖徐仲清，曾经寄居在吴城，当时四方的大夫、士人多聚集在吴地；各家只要没有病，一旦生病，必定请仲清诊视。仲清的名声很大。离开吴地回到故乡，至今已有十五年了，而我又听到了孟铭的声誉。徐氏为什么有这么多贤者呢？徐氏的先人中，有用药物救济人的，见于神仙家著作，难道他的恩泽直到今天还没有消失吗？何况听说孟铭不但精通医术，还能读儒家书籍，喜爱作赋吟诗，那么他的为人也就可想而知了。姑苏包士贞曾患失血之病，病势已经危急，孟铭替他把病治好，使他恢复起来。士贞感念他的德行，认为没有别的东西足以报答，于是请求名人、大夫、士人为孟铭作诗相赠，诗稿已经有很多编成一卷，请我题写卷首。从前道潜以诗名闻于士大夫之间，庞安常曾经替他治疗疾病。道潜正想着怎样报答，东坡说：“何不送他一句诗呢？”用诗酬谢医生，已经有先例了。不过没有听说安常自己也能作诗。如今孟铭能够自己作诗，这不是同诗很相契合吗？士贞的赠诗，难道是徒然作的吗？既然如此，孟铭在行医方面之所以能够谨慎，难道也得益于温柔敦厚的教化吗？因此作这篇序。《送钱以方序》士人求学，不过是为了修养自己罢了。正因为能够修养自己，所以才能推及他人。流水这种东西，水填满坑洼后就不能不继续流行；君子对于道，德业形成文理后就不能不通达，这也是事理的必然啊！树木枝叶繁茂，是因为根本牢固。根本牢固而枝叶繁茂，它所形成的荫蔽必定广大；于是并不期待人们来依靠它的荫蔽，人们自然会来依靠。谷物果实硕大，是因为种子优良。种子优良而果实硕大，滋味必定长久；于是并不期待人们来饱享它的滋味，人们自然会饱享它。人们依靠树木的荫蔽、饱食谷物，对于树木和谷物来说，还是通常的道理；但能使人得到依靠、得到饱足，这其中大概有不小的补益。姑苏钱以方，是我的同乡。他勤奋求学，修养自身，文章精美丰赡，因为精通毛氏《诗》而著名。毗陵无锡县学聘请他，来教导弟子员。以方一向不自满，谦逊而不肯轻易接受。过了两年，主持教席的人亲自带着礼物前来，坚决邀请他。以方说：“我虽然清楚地估量过自己，又怎么敢严厉拒绝人情呢？”于是准备行装，日子也定下来了；吴地士人都作诗为他饯行。以方曾经跟随我游学，请我为诗卷卷首作序。唉！以方跟我讲学时，举止就不同于一般人，我本来知道他会有今天。如今他尤其不自满，将来又怎么容易估量他的成就呢？以方这样要求自己，那么从今以后锡山的弟子员，不只是得到可以依靠的人，我还将看到他们学有余地；不只是得到可以饱食的食物，我还将看到他们得到未尽的膏脂和余香。《高斋弦诵诗序》《高斋弦诵诗》，是我的朋友秦思尹的交游者所作的诗。诗共十二首，作者十二人。思尹交游广泛，今天作诗的这些人，是同他尤其亲近的。有一天，这十二个人来到我门前告诉我说：“我们同思尹结交，已经不是一天了。早晚大概没有彼此远离的时候。如今思尹担任长洲司训，已经三个月，我们时常去拜访他。仰望学宫的高明，观看斋舍的严肃；耳中听到琅琅而和谐的声音，弦歌诵读从未停止。人们不知不觉间心情融洽、意趣舒展、气息平和、精神畅快。于是相互作了《高斋弦诵》诗，既用来抒写欣慕喜爱之情，又仿佛描绘出礼乐和谐、举止从容的趣味。诗已经编成一卷，冒昧请您写文章为它作序。”我听说思尹在家居住时，只以读书和奉养父母为事。他为人平易和雅，见识长远，思虑周密；处理事物、修养自身，务求遵循古道；运用所学写成文章，整齐严谨而舒缓从容，细密充实而华美润泽。至于经学，尤其长于《诗》。所以县里的士大夫以礼聘请他，教导学校里的弟子员，士林都为得到人才而庆幸。当初思尹跟随我时，我固然没有不尽朋友之情，思尹也从未懈怠侍奉我的心意。当时人们已经认识他，说：“这个人足以成为有用之材了。”如今思尹的学问达到这样的程度，声誉也随之而来，朋友同辈敬仰承受他的教诲，后来的贤者也寄托着希望。高堂之上白昼漫长，庭院门户清静寂寥，手执经书、击鼓取书求学的人像雁阵一样依次而来。思尹则弹奏琴徽、吟咏歌唱，展开书卷陈述义理；听讲的人得到启发，旁观的人敬畏肃然。即使我也为之欣喜，何况这十二个人呢？他们把这种情感表现为诗歌，理当请求我作序，也确实应当如此。虽然如此，我又因此有所感触。圣人教导人，必定各自依据人的才质，发现其才能后加以教导；这也是君子所乐于做的事。哪里有身处君子之心却不乐于教人的呢？只有对人不信任而拒绝、以不肯施教而断绝关系，那也就无可奈何了。如今思尹所教的学生，既都是可以成材的人，又都有一定要成材的志向；那么以后每天侍立在书案之前、跟随在老师杖履之后的人，还会有人认识他们并说：“这些人足以成为有用之材了。”我虽然衰老，却还没有老迈，或许还来得及同这些作诗者一起看到后来的贤者从远方到来。

译《送戴伯兼还金华序》我从幼年到壮年，所见到的从事医学的人，都是讨论病情、依据药方使用药物，没有讨论药物、制定药方来治好疾病的。我曾经有位教我医术的人，也说：“某种病用某方治疗，某方只能治疗某种疾病罢了。”但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疾病变化很多而没有常态，药方固定而有所限制，用有限的药方应对无常的疾病，我恐怕总有时候会陷入困境。后来有人告诉我：“想要根据病情配药，不拘泥于旧方，辨析病情而疗效如同所论的，如今王立方氏就是这样。”我听说后前去拜访他，听他的谈论，完全不同于平常所听到的。于是向他请教，他依据的道理深远广博，追问时援引的材料又精确切实，我大为惊叹诧异。问他从哪里学来，他说：“是金华戴氏肃斋原礼父。”又问戴氏从哪里学来，他说：“是义乌朱氏丹溪先生。”丹溪的医道在浙河以东广泛流行，声名在东南显著，又传播遍及天下；但我不知道他的学术渊源竟然如此。立方于是把丹溪所学的来源、他自己所得的学问，以及肃斋从丹溪所得和自己领悟的内容，逐一列举并详细说明，这才知道了根本的源头和支流的根本。立方之所以能讨论病情而切合实际、疗效又如同他的论断，确实是有来由的。立方说：“想知道丹溪怎样教人，应当看肃斋怎样教人。”肃斋教人说过：“一定要先治理自己，利欲之病治好了，才可以治疗他人的气血之病；如果只是空谈，又有什么用呢？”这话确实正确。立方所听到的既然如此，他的学问达到这样的程度也就理所当然了。我们畅谈这些，差不多有十五年了。肃斋曾经向西游历，途经吴地，我有幸承受他的教诲，听到他的言论。我虽不从事医学，但肃斋不是拘泥于医术的人，所以在梦寐之间有时也觉得同他亲近。今年春天，肃斋的儿子伯兼来到吴地，我看他崇尚气节而勇于作为，议论高明爽朗，除家学之外还广泛涉猎各种书籍，不觉为之感叹。对于肃斋，我固然由此知道有伯兼这样的儿子；对于伯兼，我更加知道肃斋是这样一位父亲。时值秋天，伯兼告辞回去，好事者绘制孙太白《还山图》为他饯行，士大夫都在图上题诗。立方对我说：“您同肃斋父子之间不是没有感情，如今伯兼回去，难道竟没有一句话吗？”唉！肃斋，我敬仰爱慕他；伯兼，我欣羡倾慕他，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即便如此，立方的情意也不能辜负，于是写下我所以敬仰肃斋、欣羡伯兼的缘由，作为诸诗的引言。《送陈士开序》中吴自古多有士人。自宋室南渡以来，吴地是接近三辅的地方，许多大夫、士人侨居于此，所以文物尤其兴盛。百年以来，虽然屡经变迁，但文雅的风气比其他郡还没有完全废弃。譬如藏物很多的屋子，即使经过消耗衰落，剩下的仍足以补助中等人家的借贷，大概是因为它的积累来源深厚。近几年间，北方的学官聘请礼遇师儒，往往到吴地来，吴地应聘的人已有好几位了。徐州砀山县的训导之席长久空缺，县里的大夫正怀有教化松弛的忧虑，有人推荐陈士开，于是备办礼物和聘金，派弟子员李某、周某来到吴地，拜访士开任教之馆舍，请他前往。士开即将成行，和他交游的人都作诗送他，并征求我作序。我因此暗自高兴：吴地跟随我游学的人，有担任本地乡里的教职者，有担任邻县教职者，有接受千里乃至二三千里以外聘礼的人，屈指也数不过来。如今士开虽然不是我的弟子，但曾同我的朋友交游，又将到砀山学校执掌教席，那么说吴地士人众多，难道不对吗？然而，人们聘求人才，是希望得到自己所求的人；应聘的人如果竭尽诚意把才学交付给他们，这才不辜负他们求取人才的心意。士开已经要出发了，勉励你吧！我将看到砀山的弟子员没有失去他们所求取的老师，而县中大夫的忧虑也可以解除。这就是序。《送沈志道序》姑苏古称吴，是东南的都府。它的土地成为都府，它的人民繁多而众盛，是很自然的。城中的街市，没有比儒教坊、表忠坊更加兴盛的。然而当地百姓大多以各种技艺、贩卖酒货来资助农事为业，虽然人口众多，却不能宽裕地满足衣食和日常奉养的需要，所以人人都小心勤谨，不敢稍有放纵，使自己安逸享乐。那些懂得读书的人家，操守更加谨慎；读书而天性质朴厚重的人，操守就更加谨慎。我朋友沈学庵住在儒教坊，今年六十七岁，大概从未废弃读书；虽然不拘泥于章句训诂之学，却以自己通晓、阐明大义为务。他天性敦厚朴实而谦逊退让，大概因为他为人只看见别人的长处，却从未不知道自己的短处，所以所谓小心勤谨就更加突出，这是尤其可以看出的。他的儿子志道由吴邑推荐其才，将要同计吏一起赴京，大夫、士人多作诗为他饯行，并征求我作序。学庵是我的朋友，他的儿子正要出仕为世所用，我怎么能停止不说呢？大凡想要行善的人，必定要以善人为榜样。但取法于远人不如取法于近人，取法于疏远者不如取法于亲近者，取法于耳闻者不如取法于亲眼所见者。如今学庵凭敦厚朴实的资质，又加上读书的功夫，并且熟习小心勤谨的习惯，这就是他的善处。人们将会以他为榜样；而志道正是他的儿子，于是所谓近、所谓亲、所谓亲眼所见三者都具备了。何况义方之训本来就有一贯的家教吗？我知道志道出仕后处理事务、安排措施，一定能够遵守忠厚谦逊、小心勤谨的家法而不违背。既然如此，我虽然不能不说几句，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译《梁溪渔友图诗序》我的朋友吕志学父亲掌教锡山，声名已经很著。他年满六十，已有退休的志向，自号“梁溪渔友”。梁溪，是他的乡里。好事者为他绘制此图，大夫、士人都为之作歌咏诗。歌咏渐渐增多，便汇编成卷轴，请我把这件事记在图上，并置于诗卷之首。我无法推辞。晋代宗炳，字少文，心志喜爱名山，但脚步不能遍历，于是把山水画在四面墙上，躺卧其中游览，以满足自己的心意。如今志学身处学校，有自己的职务，不能常到家乡欣赏林园烟水的胜景。这幅图一展开，他的神情便超然远逸、自得其乐，大概很像宗少文。有人说：古人把同类称为朋友，志学是儒者，却偏偏同渔人交友；渔人难道是他的同类吗？不是这样。志趣相同就是朋友，志趣如果相同，何必一定讨论外在的行迹呢？张子同是有道之士，难道真是渔夫吗？他以渔夫自居，《渔父辞》至今流传于世，难道一定要靠捕鱼为食才算渔夫吗？志学所崇尚的东西，由此可以看见。志学在弦歌诵读之余，常常作诗，我有时看到他的作品，没有不喜爱他的气势更加昌盛、意趣更加畅达、辞藻更加修美、旨意更加深远的。大概是年老而技艺更加精工，时间久而志向更加笃定的人。那么，为他作歌咏诗的人，难道会有草率随意的作品吗？请求我为它作序，大概也是合宜的。况且志学居住吴中时，吴地的文人才士多同他交游；转眼二十年过去，旧日朋友凋零，如今为《渔友》作诗的，当时的人十个中只剩两三个。假如那些名胜人物都还健在，那么这卷轴该有多么丰富呢？怎能不加重我的感慨呢？这就是我的文章不能推辞的原因。卷中共有诗若干首，作者为某郡某人、某郡某人；好事者绘图的人，是黄鹤山人王蒙叔明。《送丹厓唐君序》丹厓唐君名处敬，是会稽人。中至正己亥乡试被推荐，任皇冈书院山长，任期终了后转任嘉兴儒学正。他为人敦厚平和雅正，博学多闻，大夫、士人见到他都爱戴敬重。当初唐君任山长时，利用闲暇来到吴地，寄居在如今左辖吕公处，教导他的三个儿子：长子守恭，次子守敬，守忠。即使对年纪最幼小的孩子施教，也都有法度。三年后他被任命到嘉兴，三个孩子于是奉父亲之命改从我学习。看他们的举止容貌和应对周旋，就知道唐君的教导也极其深厚。今年春天，唐君将要去拜见父母并赴任，三个孩子知道后，依依不舍地向我说：“我们侍奉丹厓先生，日子不能说不长；他慈爱地教诲我们，不能说不多。如今先生要携带家属出行，他同先生交情最好，请您写几句话赠给他；希望能把我们的姓名附在卷末，使先生看见我们微薄的情意。不知这样合不合义，请先生指教。”我听了对他们说：“可以。弟子对老师，有‘一日为师，终身为弟子’的道理，何况相处了三年之久？你们自然不能没有依恋之情。如今你们向我学习，就是我的弟子。弟子的资质，老师根据问题的大小而相应回答，弟子也根据老师教导的大小而有所回应，这可以说明老师的道理。因势利导，依据他们已有的所得来诱导他们，依据他们的善处来引导他们，也是老师的道理。如今唐君的德行，本来不是三个孩子所能完全说明的，但他们的情意难道能永远泯灭吗？我写这篇文章，既是为了不让他们的情意泯灭，也是为了尽到我作为老师的责任。” 《杏林诗序》《杏林诗》，是赞美董君某甫的诗。董君家在暨阳，以医术著名，想要修继他远祖庐山翁的事业，治愈人的疾病，使接受救治的人所送的报酬很多。董君同人约定：只有富裕多财、蓄积丰厚以及做官有俸禄的人，才收取金钱；耕田种桑、种植园圃、经营山泽、从事工艺技术的人，收取他们生产的物品；本乡贫穷的人、远方困顿的客人、正在筹办婚嫁的人，都不收取财物。只需各自种一棵杏树：有儿子的让儿子种，有弟弟的让弟弟种，妇女儿童让奴仆种；年老无子、家中没有奴仆的，以及退居乡里的大夫、奉行道德的人、从事文章笔墨的人，都不必回报。约定确定后，大家都遵守，几年之间杏林便郁郁葱葱了。然而人们感念他的恩德深厚，回报却赶不上，都觉得心中不安；又因为看重他的约定，不肯无故改变。于是有文才的人开始作诗，歌咏他的德行。诗渐渐多了，董君便汇编成卷。后来他为躲避战乱来到姑苏，把诗卷给我看，并告诉我事情的原委，又请我作序。我读后感叹说：董君也真贤德啊！不因为世代远近而疏远，反而重新修继先人的事业，这不是贤能吗？况且庐山翁的杏林在楚地，董君继承它，如今却在吴地，难道一定要和祖先处在同一个地方吗？楚地的杏林已经有几百年了，父老相互传述，谈起庐山翁的事仍然清清楚楚；但不知道当时是否有像今天这样能够作诗歌咏的人。不过，这些也不必议论了。如今不知道董君的杏林，能否也使父老在数百年之后相互传述；董君的子孙又能否像董君一样重新修继他的事业。即便如此，文章言辞是语言中最精粹的形式，难道不胜过口耳相传吗？编纂这部诗卷的人，难道没有能使他的文章显扬于后世的吗？这样，董君的声名得以流传，又不必等待父老的传说和杏林本身。何况看董君的约定，其中所涉及的人都显得和厚忠实。古人说，根本深厚，枝叶必定繁茂；如果这话可信，那么董君的子孙一定能够使他的事业更加壮大。

译《送金汝霖还西江序》云阳李先生担任江浙儒学提举时，寓居在吴地的文正书院，住在那里。先生起初成为著名进士，声誉已经传开，震动四方。后来历任清要显贵的官职，文章学业更加受到人们仰慕，所以南北大夫、士人经过吴地时，必定要求拜见先生。吴地士人尤其把能够亲近先生视为最大的幸运，我也曾有幸私下承受他的教诲。等先生归去后，西江发生兵乱，天下道路阻塞，音信无法往来。吴城不久也陷落，音问于是断绝。过了十六年，丁酉年，吴地也平定了。有客人从西江来，我问先生在哪里，客人说：“永新死了。”我正惊愕悲悼，客人却笑着说：“如果不是俞总制，他就活不到终年。如今既然得以保全而死，还有什么可悲悼的呢？”我追问其中的缘故，客人不能详细说明。今年秋天，武陵萧链师带着新安金君汝霖来访，我不认识金君。链师说：“他是永新总制俞公的宾客。”我于是想起客人的话，问道：“难道就是救活李云阳的人吗？”他说：“是。”我问他怎么知道，便把事情的缘故告诉他。金君说：“请让我详细说给您听。”当初，永新被攻下后，俞公入城安抚百姓，云阳正带伤倒在道路上。俞公看见他穿着儒服，问他是谁。云阳仰头回答说：“我是李某。”俞公早已熟知他的名声，立即下马亲自扶持他，让人把他载回军营，亲手调制药物敷治他的伤口，并命令左右谨慎看护。后来俞公奉命留守，便以军队守卫这个州，于是又把云阳安置在自己家中。俞公本是新安人，平素受到朱子遗泽的浸润，读书明白义理，好学不倦。于是每天同云阳讲说经义，讨论古今人物兴亡、治乱、是非、得失的事迹，对他格外礼遇。又同他商议整修州学、教导弟子，州人都受到感化。过了三年，云阳去世，俞公厚办棺殓，依照礼节安葬他。安葬之后，又汇集他所作的若干卷文章刊刻出来，仍认为不够。于是借我东行的机会，恳切嘱咐说：“李先生曾经主管浙江文教，他的文章一定有许多散落在浙东浙西，请您尽心搜访带回来，我将让工匠刻梓。”我往来吴越，就是为了这件事。我听后感慨万分，俞公的贤德竟达到这样的程度。第二天，萧链师又来对我说：“金君已经办完事情，将要返回西江。这里的大夫、士人都作诗为他的行程增光，希望得到您的文章置于诗卷之首，这样金君也会更加光彩。” 我对他说：“俞公有这样高的贤德，金君又能如此完成他的心愿，都是值得推重的人，我难道能吝惜几句话吗？况且西江文物兴盛，从宋代到元代，大贤君子接连出现；即使曾经经历战乱离散，俞公又能够使它重新兴盛起来。假使懈怠而使天下的事业因此废弃，天下本应走向治理太平。将来文章之士果真能够追踪前代，那么俞公今天的作为，难道只是对李先生有功，实际上也关系到西江的文运。金公回去后，一定能够更加助成俞公的兴盛事业。我怎么会吝惜言辞呢！” 《赠周廷昌序》姑苏是东南的都府，各种行业的人都比其他地方兴盛，而医术尤其兴盛。以女医著名成家、世代流传久远、越来越兴盛而不衰的，只有周氏是这样。我曾观察各家能够在世上奋发振兴的，即使他们的才能和学问足以凭自身取得成就，也同样有赖于家门的气运。出自孤寒之家的人，兴起得迅速，衰落得也突然；昌盛的宗族巨室，绵延传承，却逐渐衰败消散，都是因为气运浅薄。若能像深源之水一样，越流出越长久，没有人能够穷尽它的起止，这当然是承受的气运深厚。然而必定世代都有人才出现，大概正是因为家门气运深厚，所以世世代代都有人才；至于他们的才能和学问，也足以使自己成就功名。唉，这难道是容易得到的吗？像周氏这样，绝不是容易得到的。周氏以医术显达，从宋代至今共有六代相传；高门大宅相互连接，兄弟叔侄穿戴冠裳，人才济济，声誉交相显著；这样连续数代的盛况已经很少见，又如美玉耳饰和佩玉相互照映、繁盛灿烂，并且渐渐延续到八世，多么兴盛啊！六代之中有廷昌，治习医业更加勤奋，听说将要更加显达了；这不就是所谓家门气运深厚、世代都有人才吗？今年秋天，我朋友陈彦良的儿媳患病，廷昌替她治好，使她起死回生。彦良来对我说：“长媳承担祭祀，疾病不是小事；如果不是廷昌善于治疗，能不忧虑吗？有恩德而不报答是不行的，冒昧请求您写文章来报答他。”彦良可以说知道什么值得看重了。疾病只是一个人的忧患，而长媳却关系到整个家庭；替一家人解除忧患，他的恩德自然深厚。由此推想，廷昌的医术精湛，解除他人忧患的事情也一定很多。医生多积阴德，后代必定昌大；周氏将来应当更加兴盛吧？因此作序来满足彦良的请求，并把我的期望寄托在廷昌身上。《送汤孟循序》汤先生师言，本来是湖南长沙人。宋嘉定年间，有人担任大理少卿，才开始在吴地置家，那就是先生的高祖。先生凭《周礼》学问在咸淳癸酉年获得乡荐，进入元朝后，由校官做起，官至从仕郎、某州判官。先生同本郡文正范公的八代孙文英交情友善，于是替他的次子郁、字子文，迎娶范文英的女儿。子文积累学问，修习文辞，声名显扬。宪台交相推荐，两次授予司训之职，他都没有就任。后来开门授徒，至今仍是乡里的先生。子文的儿子叫孟子述，字循，通达敏捷而有才气。既承继父祖的基业，又学习外祖家的见闻，士林中的声名很大。今年春天，朝廷举荐贤才，命令下达到有关官司。孟循已经被推荐，行期将近，大夫、士人都作诗为他饯行。有人来征求我为诗卷开头作引言。我每每承受他祖父的教诲，又同他的父亲交往，难道能吝惜说一句话吗？评论人物，本来不应只论世代门第。仲弓自然应当得到任用，黄叔度是海内所仰慕的人，何必还要谈论世代呢？然而瑕丘江公的子孙都做博士，欧阳生直到孙辈歙，八代都做博士，这究竟是谁的恩泽呢？如今孟循的家学已经这样深厚，外祖家的传统又是那样，距离瑕丘、欧阳家还远吗？只要不使子孙蒙羞罢了。唉，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即使如此，只要出仕后不懈怠，就没有达不到的地方。孟循要出发了，不要懈怠，这样才是达到目标的途径。

译《敷金岭樵诗序》敷金岭，是义兴樵夫殷伯贤自己命名的。山岭在义兴铜官山的南面，土石呈金色，所以这样命名。山岭下面就是伯贤的家。伯贤的祖先大概出自商代后裔，到唐代才成为吴人，家族世代显赫。祖父把儒业留给后代。伯贤七岁就诵读书史，有祖先的遗风。成年后，能够亲自同大夫、士人交往而不厌倦。母亲病逝，伯贤悲痛超过礼法，吃粥一年，酒肉不入口，几乎因此病倒。父亲勉励他，他才开始进食。他居家非常和睦，平日所作所为总是崇尚厚道，县里人都称赞他。有人把他的情况告诉县令，县令强行起用他做胥吏，又考察他的才干，把他推荐给府中。府里发檄文征召他，他恳切请求免除，不能获准，才就任。因为办事勤勉受到称誉，有人嫉妒他的善行，便把他牵连进法律，诬陷他犯罪；最终事情得到昭雪，他回到家中，说：“我的志愿实现了。”随即穿布衣草鞋，放牧牲畜，开垦田地，每天侍奉父亲，在膝下奉上甘美食物。有空便进入山谷，同砍柴采薪的人作伴，欢欣自得。一天，太守又召见他说：“你如今可以做史官了。”伯贤叩头辞谢。太守说：“人们只是求用旧日相识，你为什么推辞？”最终不许他辞退。史官的职务比胥吏更好；他由胥吏升为史官，如今已经七年了。每当有人称他为史官，他一定说：“我是敷金岭的樵夫，果真是史官吗？” 敬重他志向的大夫、士人，都作诗赞颂他。伯贤每次得到诗作，便跳跃欢喜，即使价值连城的宝玉也比不上这种快乐。这些诗是句吴浦长源同他交情深厚的缘故，写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唉，也算贤者了！长源又说：“诗已经装满一卷，希望请您写文章置于卷首。”长源真是忠于朋友啊！他果真了解伯贤吗？古人观察人，看的是他的内心，不是他的外在行迹。有人在柱下任职、在公车署等待诏命，却称他为隐士；人们都不相信这种说法，然而他的内心从未不隐逸。有人同木石相伴、同麋鹿为友，却称他为仕人；人们也都不相信这种说法，然而他的内心从未忘记仕进。像这样的人，难道可以不探究他的内心吗？如今伯贤从身份看处在簿书事务之间，从名位看是郡府的史官，却自称樵夫；这在通常情形下本来不合理，君子却应当认可他，因为这正是他的内心。过去有个樵夫到高人庭院拜见，高人说：“你难道真是樵夫吗？”后来那人果然同别人争夺气势，互不相让，甚至相互吞噬；这样看来，高人早已看透了他的内心。像这样的人，果真可以相信他的外在行迹吗？如今伯贤，既然长源的话是这样，大夫、士人的歌咏又是那样，那么他果真是樵夫吗？不是樵夫吗？我不必再向那位高人求证，也已经知道答案了。《送叶公羽序》长洲的叶公羽，凭借苏州学府弟子员的身份起家，任燕府奉祠正。他迎接父母到任所已有几年了。每当有人从北平来到苏州，我询问叶公羽近况，那人总说：“是个孝顺恭敬的人。”再问他孝敬的具体表现，各人都有不同的说法，有的相同，有的不同，并非只有一件事。因此我感叹道：“公羽果真是贤者吗？”公羽求学时，虽然没有住在我的舍馆，但看他的所作所为，其中有超出常人的地方，我本来已经预料他会有贤德的声誉了。如今又因孝行闻名，他的贤德又达到什么程度呢？凡人在当时受到称誉，都是因为各自擅长的事情。能够因孝而受称誉，众多美德没有哪一种能超过它。公羽难道不会辜负我的期望吗？今年夏天，公羽穿着丧服来见我，请我为他的父亲撰写墓志铭，这才知道他是因为父亲去世而离任，回到了故乡。丧事办完后，他又回去侍奉母亲。苏州的士大夫都作诗为公羽饯行。他又拿着诗卷来，请我在卷首作序。公羽的声誉，岂不是更加显著了吗？北平距离苏州三千里。公羽匍匐哀号，扶护父亲的灵柩回去安葬在故乡旧坟，使感情和礼节都尽到了，这已经足以称道了。人没有没有父母的；那些出仕在远方，能够像公羽这样不违背奉养父母、为父母送终之道的，又有几人呢？苏州虽然是公羽的故乡，但北平却是母亲所在之地，他急于归去，大概是想慰藉母亲倚门盼望他的思念。乡人作诗赞颂他，难道不是很恰当吗？唉，公羽对于我是朋友，并不是师生；但他把自己处在弟子的位置上，是因为我曾经和他的老师一同任事。他的老师已经去世了，而我却因他没有辜负我的期望而感到欣喜，这怎能不加重我的感慨呢？洪武十八年九月初一日，褚园作序。为边文叔感谢他的弟弟陈熙甫所作的序 我的家乡有一个世代显贵的家族，全郡没有哪一家能超过它，这就是边氏。并不是没有世家大族，而是没有哪一家在诗礼传承方面能超过边氏。边氏出自陈留，由大夫公凭借精通经学在汉代闻名，而经书学问的源流延续发展，已经有好几代。到了楚丘君，楚丘君以下传了四代，出了礼部君。礼部君在五代时期，于干祐元年考中进士，以循良之吏著称。广顺年间以后，边氏后代有的考取高科，有的得到恩宠礼遇，成为乡邦中的杰出人物并载入史传的，也很盛多。直到宋代、元代，虽然显达与隐晦各有时运，但《春秋》的家学从未稍有衰落。“世麟”的匾额悬挂在堂上，字迹光彩鲜明。礼部君以后又传了几代，到朝奉君时才迁居吴地。又过了几代，才登记为长洲籍。又过了几代，到了伴读君，我曾经见过他。伴读君去世后，他的儿子文叔在乡邑掌管学校训导，以孝敬母亲闻名。母亲年近九十，文叔为了使她快乐，每天更加勤勉谨慎。谈论此事的人说，这足以看出边氏诗书传承的源流无穷，也看出君子的恩泽不是容易用世代数目计算的。今年秋天，母亲得病，病情濒临危急，文叔在求医和祈祷方面，大概已经用尽了自己的办法。不久，幸亏找到了过去曾一起游学的陈熙甫，用药为她治疗，终于痊愈。文叔有一天来告诉我说：“母亲的病，如果不是熙甫尽心尽力，叫我怎样解除不肖不孝的罪责呢？”如今士大夫们都为此高兴，并作诗赠给熙甫，请我作序冠在诗篇之前。唉，这件事更加足以看出边氏诗书传家的恩泽了。我听说熙甫跟随老师求学时，他的老师为他讲明义理，十分周详。熙甫想从外在的事情来报答老师，这应当怎样报答呢？如今在老师的母亲患忧患之时，体会老师侍奉双亲的心意，竭尽力量和诚意，使老师的母亲从危重的疾病中起死回生，从而解除老师的忧虑，宽解老师的责任，这不是很善于报答老师吗？如果不是他明白义理，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正因为明白义理并且这样去做，所以他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学问，已经用来报答老师了。因此说，这件事更加足以看出边氏诗书的恩泽。那么，大夫士人作诗的人，难道不只是把诗赠给熙甫，也将把它作为庆贺边氏诗书恩泽的作品吗？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吉日，褚园某作序。

译送颜新民序 长洲人颜新民由新安县知县因父亲去世而服丧，服丧期满后将赴铨曹等待选任，乡里士人都作诗为他送行，来请我写几句话作序。我认为新民请求我写话，是想让我对他有所教诲和告诫；怎么可以用浮华的言辞称美他，却不符合他来请我的本意呢？于是我上前对他说：“享用百姓供给的俸禄，就应当办好国家交给的事情，这是常理。享受俸禄却怠慢职事，即使是陪台小臣也会感到惭愧，何况治理百姓的官员呢？百姓和我们是同类的人，他们一旦看到官员穿戴衣冠来到面前，就知道自己应当奉事官长。官长让他向左，他就向左；让他向右，他就向右；弯腰低头，顺从承受，只怕稍有落后。难道就要这样吗？难道真以为自己胜过他们吗？我看见那些人弯腰低头、顺从承受，唯恐落后，便说：‘这本来就是应当的，他们又能把我怎样？’对一切都不加体恤。唉，百姓不能把我怎样，我又能把道理怎样呢？回头看看我的身体，可以不必忧虑寒冷；看看我的肚子，可以不必忧虑饥饿。这些究竟是从谁那里得来的呢？为什么不想想怎样办好自己的职事呢？办好自己的职事没有别的，只是忠诚罢了。忠诚，是用来报答国家的，也是用来体恤百姓的。我听说新民任官时已经有政绩；既然已经有政绩，一定乐于听取正确的道理，所以把这些话告诉他。新民能够不懈怠于办理政事的心意吗？这样才不至于辜负我的教诲和告诫，也不至于辜负诗卷中各篇诗的心意。这就是序。绿茗园宴集诗序 朋友相聚，援引古代的意义，当然没有疑问；砍伐树木而作歌，征取今日的诗篇，又有什么过错？诸位正逢美好的时节和闲暇，在名园举行盛大的集会。当时节序已经送走春天，春气正在迎来夏日。夏风吹拂着绿意，茶沫像翠色的雪飘落在玉阶上；露水积在红蕉叶中，花汁倾泻到碧色的杯盏里。幽静的山涧中琴声鸣响，清越的声音和流水一同传来；泛舟于澄澈的水波上，水鸟和游鱼一同飞翔奔驰。幸而我们一同遭逢乱世，在这里都得到暂时的安宁。只欣喜于舜帝时代般的舒泰，于是忘却了楚地战乱气氛的惨烈。各人作四韵诗，用来记下这一时刻。以上仿照唐人《春夜宴桃园序》的体例。《半轩集》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半轩集》卷七　明代王行撰写 醉樵说 华盖山有个樵夫喜欢饮酒，有人因此称他为“醉樵”。他曾经把砍来的柴放下就睡着了。后来有个樵夫偷走了他的柴，同伴看见后，叫醒醉樵，对他说：“你是把饮酒当作事情，还是把砍柴当作事情？”醉樵先是愕然应答，随后唯唯诺诺。同伴又问：“你是把饮酒当作事情，还是把砍柴当作事情？”醉樵说：“你认为我应当以饮酒为事，我就以饮酒为事；你认为我应当以砍柴为事，我就以砍柴为事。”同伴说：“你不知道有人偷走了你的柴吗？”醉樵说：“柴就是柴，盗窃就是盗窃，何必一定要知道呢？”同伴说：“你醉了吗？醉了吗？世上没有像你这样还不醒悟的人了。别人偷了你的柴，你却不知道；告诉你了，你还不明白，难道不是愚蠢吗？”醉樵于是咧嘴笑道：“你说的话怎么这样奇怪？你认为我是醉的，难道就认为所谓偷我柴的人是清醒的吗？你认为醉就是真醉，醒就是真醒吗？你认为清醒是对的，醉酒是错的吗？你认为那个人得到了，而我失去了？你认为得到就是真得到，失去就是真失去吗？你既然认为得到就是真得到，失去就是真失去，当然会认为我是愚蠢的。”同伴茫然无措，过了一会儿说：“你是要混淆清醒和醉酒，使得失完全相等吗？你是要逃避有为之事而躲藏到无为之中吗？无为就是无所事事吗？砍柴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吗？”醉樵说：“唉！你只知道有为之为，却不知道无为之为；只知道你所做的砍柴，却不知道我所做的砍柴。我按照我的方式说我的砍柴，这就是我的砍柴。我的精神就是斧头，以纯一之磨石磨砺它；假如断木、若木也不足以承受它的锋利，扶桑树也不足以试验它的锋芒。天地的大造化，是我的柴的根；元气、阴阳，是我的柴的树干；日月、列星、风雨、霜露，是我的柴的枝条；那些纷纷扰扰的生物，是我的柴上的朽腐和蛀虫。我如今剔除朽木，挖去蛀虫，抛弃枝干，却取得了它的根。你认为我这样做是因为醉，还是因为醒？这是有为，还是无为？那个人也能偷走我的‘有’并据为己有吗？还是不能偷走它呢？”同伴无言以对，于是又颓然躺下，摇动他也不醒，呼喊他也不觉。同伴仿佛有所遗忘，又仿佛有所领悟，惝恍徘徊，背起柴离开了。偻说 娄江有个叫偻的人，以制造畚箕为业。农闲时编织，农忙时制作并出售，作为常规。戊戌年，娄地发生大瘟疫，东方的工程停下，畚箕无法售出。有人劝偻说可以杀掉牲畜，把皮革卖给其他偻人。他说：“唉，怎么能因为一时的情况而改变我的常规呢？”于是继续编织，不停下来，畚箕越积越多。乡里人多责备他，偻只是唯唯应承。第二年，吴地大规模征发民夫修筑杭州城，偻家里没有留下的畚箕都派上了用场，所得价钱非常丰厚。乡里人向他道贺，偻也只是唯唯应承。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事业没有销路时，他守住常规而不屈服，内心没有更加忧愁，功夫也没有更加懈怠；事业有了销路以后，获得利益却不骄傲，功夫没有更加卖力，内心也没有更加欢喜。真是奇异啊！唉，士君子所做的事，如果能像偻这样，我知道他距离大道就不远了。庄生说 太过分了！庄生竟能实行他的那套道理。以平民身份却得到国君尊重信任，如果不是有很高的德行，本来不应当这样。我私下觉得奇怪的是，他所做的全都是市井小人的做法。太史公称赞他廉洁正直，这难道是真的吗？他因为金钱欺骗自己的国君，又因为金钱伤害那个人。市井小人尚且有些事不肯做，难道防正直的人反而会这样做吗？即使如此，庄生本人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信任他的国君才可笑。我因此知道战国时代的国君果然都是这样平庸。唉，国君平庸，臣下就放纵，那么百姓还能顺利地过自己的生活吗？至正辛丑年冬，读《越世家》时写。杂说四首 黄老之术，儒者一类的人不肯谈论，因为认为它会迷惑世人的道路。然而曹参能够兴盛，文帝、景帝所崇尚的，正是黄老之术；武帝喜好它，公孙弘运用它，而他们却都是儒者。为什么武帝时代的治理比不上文帝、景帝呢？唉，武帝喜好儒术并不真诚，公孙弘从事儒业也不真实。儒术尚且因为不纯而没有益处，何况不是真正的儒术呢？文帝、景帝只是纯粹实行黄老之术罢了，他们治理国家已经很优良，难道可以比拟唐尧、虞舜了吗？唐尧、虞舜的治理，是儒术的治理吗？还是黄老之术的治理呢？即便如此，五谷是种类优良的作物，假如不能成熟，还不如稊稗。黄老之术在文帝、景帝时代，难道只是稊稗成熟的时节吗？拥有奇货以求取利益的人，等待时机、等待高价，难道不是很迟缓吗？但这正说明他诚信可靠，大概是善于经营货物的人。货物并不珍奇，却急于求利，就跑到市场上去卖。跑到市场上去卖，即使货价本来贵，也会被当作贱货，何况本来就是低贱之物呢？伊尹、太公的才德，就是奇货。把它们藏在匣中已经很久了，假如不是求取他们的人非常急切，就不会轻易出仕。等到他们出仕后，便在天下后世大为施展，所得利益难道还不广大吗？诸葛孔明是学习伊尹、吕尚的人，所以有值得称道之处。王猛却曾经跑到桓温的市场上求售，桓温没有任用他，只是王猛的才德还不够珍奇罢了；然而仍有比不上王猛的人，又该怎样呢？唉，那个抱着瑟站在齐国宫门前却卖不出去的人，究竟想责怪谁呢？士人的大节，不过是出仕和退处罢了。出仕还是退处在自己，至于何时出仕、何时退处则在天，在于时势；也在自己是否有其道吗？众人出仕而独自退处，一定是有所保存的志向；众人退处而独自出仕，一定是有可以实行的道。众人出仕便跟着出仕，众人退处便跟着退处，那么他所持守的就低下了。时宜退处便退处，不因众人都退处而嫌弃；时宜出仕便出仕，不因众人都出仕而忌恨。因为忌恨众人都出仕，故意矫饰而退处；因为嫌弃众人都退处，激愤而出仕，这又是诡异奇特、故意自异了。诡异奇特，是操守低下，是迷惑。孔子说：“有时出仕，有时退处。”君子的道理就在这里。观察一个人的操守，根据这一点来寻求，就可以了解他的真实情况。古代传说中有一种验证：得到陈宝的雄鸟就能称王，得到雌鸟就能称霸，人们都说这是谈论者夸大的话。因此褚遂良用它来回答唐太宗关于飞雉的询问，苏轼又讥笑他。即便如此，苏轼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苏轼说，唐太宗时代所搜集到的是雉鸟，不足以用来询问陈宝的征验，却不知道陈宝和雉鸟相差究竟有多大。秦文公称霸还比不上齐桓公，没听说齐桓公是得到陈宝之后才成就霸业的；光武帝的治理比不上三代，也没听说三代是得到陈宝之后才治理得好的。大概帝王的征验，只在于德行罢了。祝祷解网的话，是商汤的征验；虞、芮两国受到感化，是周的征验。哪里需要借助羽毛鳞介之类的征兆呢？

译世上谈论言论的人说：“说话是有责任的，没有责任却发表言论，叫作诽谤。然而有责任以后才可以说话，是如今的制度；没有责任而人人都可以说话，是古代的道理。”总的说来，治理之世不能谈论治理，混乱之世不能谈论混乱。天下混乱却不说混乱，并不是在谈论治理，而是在说明怎样治理；天下治理却不说治理，并不是在谈论混乱，而是在说明怎样避免混乱。在治理之时谈论混乱，是有所警戒；在混乱之时谈论治理，是有所劝勉。既有警戒又有劝勉，长期养成的习惯就会改变。因此，习惯于太平却不能使太平长久的人，怀有自大的心理；安于混乱却不能达到治理的人，怀有自暴自弃的心理。自大和自弃，都是听不到关于治乱言论的人。对治乱尚且自大，灾祸会随其后到来，何况对混乱自大呢？即使没有责任却不说话，世道也会随之衰败，何况有责任却不说话呢？有责任却不说话，显示出上位者容许这种情况的意志。因此可以知道，上位者容忍，下属所做的事必然自大；下属自大，又会使上位者更加容忍。上位者容忍与下属自大的相互遭遇，国家的治乱就可以由此知道了。富溪渔者说 天目山发源的水流向下，在具区汇聚后向东奔流，水流分支各不相同，有的宽广停蓄，有的迅疾奔注，因地而异，富溪就是其中的一支。水流到了富溪，仿佛散步的人回头顾影、留连缓行，又仿佛祭祀结束后敬意仍存，和乐而前行，所以它的精气聚集之处，有富厚之家。我的朋友彦常居住在那里。彦常温和文雅、平易近人，恭顺谦抑；家产已经丰饶，却不自觉其丰饶；资财已经富裕，却不把富裕据为己有。对下人总是唯恐有所失礼。大夫士人多称赞他，而他却以渔夫自命，这也足以看出他的志趣了。如今说到渔夫，大概就是以鱼为志向的人；他一定修治网罟，观察风烟的时机，用丝线鱼缗收拢鱼群，勤于驾船划桨，没有捕不到鱼的，这是因为把能否得到鱼的责任完全放在自己身上。如今彦常能以善为志向，却忘却自己的富裕，不矜夸、不骄傲，不懈怠、不傲慢，以礼让接待宾客朋友，以敦厚诚实教导子孙，他尽到自己的力量又如何呢？能够做到善，就已经足够了，大夫士人称赞他，不也恰当吗？唉，观看富溪的波澜，知道它有根本，是因为它的源头很高；观看顾氏的子孙，知道他们有根本，是因为先代的德行深厚。渔夫啊，渔夫啊！我将看见他获得善德，就像在东海拉住鲸鱼，而不屑于在会稽山垂钓，这难道不是任公子吗？难道不是任公子吗？这就是说。墨翁说 吴地的隐士沈起宗居住在市井街衢、交通要道的交会处，以炼制墨来养活自己，把他的屋舍命名为墨室，把自己号称为墨翁。人们都习惯称呼他，终于连他的姓、字和名都丢开了，只叫他墨翁。有人对他说：“你已经把自己称为墨，屋室又已经叫墨室，为什么还要命名屋室呢？自己又号称墨翁，为什么还要称翁呢？”他说：“你们不了解我，这是我用来警戒自己的。”起初我对待人，看到别人想要说话时，含在口中不吐出；吐出来时，又有所保留而不说尽，实在以此为忧苦，这又何必自寻烦恼呢？后来看到金人的戒言，直到在口上加了三道封条，才知道只含着不吐露，已经几乎失误；即使吐露出来却不说尽，所丧失的也很多。‘墨’就是沉默，所以借此警戒自己。这难道是果真要始终沉默吗？要躲藏起来而休息，闭住嘴巴吗？”他说：“我在可以沉默的地方沉默，在不可以沉默的地方不沉默。然而可以沉默的地方很多，不可以沉默的只有两种。为什么呢？一种是朋友，一种是子女。对于朋友，应当以仁相互辅助，以道相互勉励；如果沉默，就昧于朋友之间切磋劝勉的道义。对于子女，应当用正确的道理规正他们，用《诗经》《尚书》等经典约束他们；如果沉默，就失去了训导教育的原则。这些就是我不能沉默的地方。”有人说：“唉！为什么沉默的地方那么多，而不沉默的地方这么少呢？你的论说还没有讲明白，还是拿这件事来问我吧。”我说：“还不对。子女有不能沉默的地方，也有可以沉默的地方；朋友有不能沉默的地方，也有可以沉默的地方。” 忠诚地劝告、用善道引导，若对方不接受就停止；不停止而导致受辱，这难道不是对朋友应当沉默的地方吗？父子之间不应互相责求行善；责求行善就会疏离，疏离就不吉祥，这难道不是对儿子应当沉默的地方吗？”有人说：“依照你的话，墨翁岂不是更加沉默了吗？”我说：“身教要伴随言教；如果只是对着他反复絮叨，难道不会使他更加轻视吗？而且我也只是有所听闻罢了。”问：“听闻了什么？”答：“听自仲尼的话。仲尼说：君子说话谨慎迟缓，行动却敏捷。” 钝斋说 迟钝并不是君子所忧虑的，只要不把迟钝当作自己的期望，就不能算迟钝。不迟钝也不是君子所看重的；有人把不迟钝自我夸许，这反而就是迟钝。是否迟钝，接受于上天，不是人的力量所能造成的，这是从资质来说。是否迟钝，虽然得到于上天，也有人的作为，这是从学习来说。从资质来说，君子听任它；从学习来说，君子努力改变它。听任资质的人，是谈论不迟钝，而不谈论迟钝；不谈论迟钝，虽然听任资质，却不忘记勉励自己的道理。勉励学习的人，是谈论迟钝，同时也谈论不迟钝；同时谈论不迟钝，虽然是在勉励，也成就了听任资质的功效。这样，勉励和听任各自适合其作用，又互相发挥作用。不迟钝却不能听任它，是把不迟钝自我夸许；迟钝却不能勉励自己，是因迟钝而自暴自弃。这些都是下等愚昧之人的类别。假如努力反过来做到这些的相反方面，难道不是圣贤一类的人吗？不迟钝而能听任它，又不忽略迟钝者自我修治的努力，我在颜回身上看到了这一点。迟钝而能勉励自己，又不忘记不迟钝者所能达到的境界，我在曾参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曾参并不是因迟钝而自暴自弃，颜回也不是因不迟钝而自我夸许。不自我夸许，也不自暴自弃，直到达到极致，除了贤者圣人，还有谁能做到呢？燕山人王宗鲁，字甫，自号钝斋，请我为他作这篇说。我看宗鲁的资质，并不迟钝，但他用“钝”来自称，这是不迟钝却始终担心自己迟钝。始终担心自己迟钝，哪里肯把不迟钝自我夸许呢？他一定能够增加自我勉励的功夫，那么他的进步哪里能够估量呢？宗鲁大概是有志于学习的人吧？君子有句话说：“贤者以圣人为希望，士人以贤者为希望。”又说：“颜回是什么人呢？”只要有所仰慕追求，那么我对宗鲁就有希望了。臞斋说

译沈思敬居住在吴地的练祁，清正自守，因为身体不肥壮，给书斋题名为“臞斋”，请我阐发其中的道理。我曾到过他的住所。有位客人指着斋名说：“盛丽华美，是人们所羡慕的，他却不居有；丰盛润泽，是人们所喜爱的，他却不取。反而用‘臞’来命名，难道是要收敛容色、降低志向，以俭约自处吗？人到了老年应当更加壮盛，为什么不遵循古人的训诫呢？”另一个人说：“不是这样。我听说，退处是进取的根基，减损是增益的开始。想要取得，必先给予；知道什么是白，却守住黑。柔弱可以使强者屈服，柔和可以胜过刚强。这些都是用抑制来促成发扬。怎么知道他不是通过清瘦来达到丰厚呢？”我说：“唉，这固然有道理，但何不也看看四时运行呢？时序到了春天，万物舒展畅达，枝条伸展，气息融和，色泽明润，天地之间充满洋溢，可以说是丰厚了。然而万物此时只是生长，还没有成熟。到了秋天，万物凋落收敛，气息凝聚而质地坚实，天地之间沉寂萧瑟，可以说是清瘦了；但万物的生长到了这时才开始成熟。君子做学问也是这样，幼年成为儿童，儿童到成年，成年到壮年，都是丰厚的时候。然而一定要到四十岁才不再困惑，五十岁才知道天命。人到了五十岁，仍像时序中的秋天，但学业已经完成了。才干成熟，才能得到施用；学问成熟，才能惠及万物。那么丰厚和清瘦，究竟哪一个更好呢？”思敬正处在富盛的年纪，曾经从事于功名利禄之间。如今却闲居静处，暗中修养德行而不炫耀，用来教导子孙，使乡里向善。那么他惠及万物，究竟是在丰厚之时，还是在清瘦之时呢？用这个名字命名书斋，究竟不对，还是对呢？”客人无言以对。思敬说：“希望你把这些写下来作为一篇说。” 朝宗字说 求学的人一定要到达圣贤的境界，就像水一定要归入大海。水不归入大海，就是污水，是蓄积而不能流通的水。求学却不寻求到达圣贤的境界，就是自我画地为限，是懒惰而不能自我激励。水成为污水，是水所遇到的情形造成的，不是水的罪过；学业自我画限，是学习者自我放弃，难道不是学习者的罪过吗？大概只是因为根本没有学习罢了。只要学习了，本来就不可以自我画限。江生名漠，字朝宗，取“江汉朝宗”的意义。“朝宗”是诸侯朝见天子的名称，因为江汉之水一定归于大海，就像诸侯一定朝见君王，所以这样说。江汉是大水，发源于岷山、嶓冢山，直到大海，路途遥远，逆流曲折艰难，也非常严重。即使遥远而艰难，也不归入大海便不停止。如今人们求学，所求在自身，距离很近；圣贤的境界也不在自身之外，没有遥远的路途，也没有曲折的艰难，为什么还不自我激励呢？即便如此，没有志向就没有功效。假如有志向，又有什么不能到达呢？江生既用这个名，又用这个字，他一定有志于求学。已经有志于求学，难道不能取得成就吗？江生啊，假如能够努力，不辜负以此命名和取字的意义，那么我的这篇说，大概就可以得到验证了。孟敷字说 事情要做得好，没有比致力于内在而不致力于外在更好的；事情要做得不好，也没有比只知道内在而不知道外在更坏的。赞成致力于内在而不致力于外在，并不是想让他遗弃外在，而是先抓住根本，再顾及枝末；批评只知道内在而不知道外在，并不是想让他只做外在的事，而是有了根本体质，就一定要使它发挥作用。如今泉水从源头流出，水势浩荡，昼夜不停，填满坑洼后继续前进，流放到四海，这是因为根本旺盛，所以末端没有不旺盛的；它滋润万物的功效又是怎样呢？假如虽有源头，却不能疏浚治理、使水清洁，向下流而不能向上发达，被时代所舍弃，那么本体虽然存在，作用却消失了，还能希望它有惠及万物的功效吗？致力于内在而不遗弃外在，就是培植根本以通达末端，彰明本体以适用于实际；这样才算做得好，才足以称为善。颍川陈生名谦，吴地是他的家乡。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以温和恭敬、谦逊顺从的道德自处，所以给他取名为谦。因为我同他的父祖有交往，他来请我为他取字，我为他取字“孟敷”。“谦”是谦卑处下的道理，“敷”是施行布展的意义。以谦卑处下的名字，配上施行布展的字，难道也有其中的道理吗？我曾经探究过谦的含义，大概谦有存于自身的方面，也有施加于他人的方面。存于自身的，是内在的谦，即不自我满足的心；施加于他人的，是外在的谦，即温和恭敬、谦逊顺从的道理。能够存有不自我满足的心，才能施行温和恭敬、谦逊顺从的道理。假如温和恭敬、谦逊顺从的道理没有施行，不自我满足的心也就不能保持了。这就是“敷”能够使内在的谦发露出来，使它施行于外的原因。因此《谦》卦六四爻说：“没有什么不利，因为谦逊。”能够发扬并施布自己的谦，承接上位、联系下位的道理就得到了，又到哪里会不利呢？即便如此，还有一种说法。人求学，进步还是停滞不容易估量，是因为他有不自我满足的心。学习而有不自我满足的心，所见就越发明白，所处的境界就越发高远，所做的事情就越发深远。所谓培植根本以通达末端、彰明本体以适用于实际，就不会有所偏失，而温和恭敬、谦逊顺从的道理，自然有不得不施行的地方。孟敷应当记住这些，更加勉励自己保持不自我满足的心，不要忘记父祖为他命名的意义，必定会得到验证。为李氏之子取字说 万物以天为根本，人以祖先为根本。树木一定先有根，然后枝叶才生长。枝叶没有根就不能生长，根没有枝叶也不能庇护。枝叶能够庇护它的根，树木才会茂盛；子孙能够光大祖先，才算孝顺。孝啊，孝啊，也只是报答根本的道理罢了。李氏之子名嗣祖，来请求我为他取字。我给他取字“彦本”。彦本啊，能够不忘孝道，就不会辜负我为他取字的意义。为蒋氏之子取字说 人有疑问就会思考求问，能够求问，道理就可以贯通，疑惑也就能解除。然而仲尼说：“教给他一个角，他却不能由此推知另外三个角，就不再教他。”难道是有不能获得问答的人吗？不是这样，只是不再告知那些不肯再次提问的人罢了。能够再次提问，就是能够验证另外三个角，怎么可以不为他讲明呢？有不懂的地方就去问，问了还不知道，就不能放下，只在于勉励自己罢了。蒋氏之子名思问，请我为他取字，我给他取字“公勉”。公勉啊，能够发挥推知另外三个角的思考，就不会辜负我为他取字的意义。为瞿氏之子取字说

译前人期望后人，没有不希望后代长久、远大而繁盛昌隆的。后人能够继承前人的事业，就会由此传之久远，也不会辜负前人的期望。继承的道理是什么呢？也就是学习罢了。勤于学习，足以使祖先荣耀；懒于学习，足以使祖先蒙羞。学习难道可以不努力吗？瞿氏之子名缵，请我为他取字。我给他取字“思承”，并把继承事业的道理告诉他。思承啊，要努力！不要懈怠荒废，要确实继承前人的修业，使家业传之久远而昌盛。金容之字说 处置万物的道理，没有比能够包容更重要的；想要有包容之心，没有比自我修治更重要的。能够自我修治，所能包容的范围就更加广大。所谓包容，不是姑息容忍，而是包含、容养。之所以一定要自我修治，是因为想使自己的心明白。自己如果不明白，万物来到面前，就会眼花昏乱、迷惑错乱，不能辨别是非邪正；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包容，必然会变成姑息容忍。自己已经明白，就知道保护并养育善的，使它得到安定；也知道涵养不善的，使它自行改变。使它自行改变，不善就都会归于善。包容的广大，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然而所谓明，并不只在一件事、一种物之间；自我修治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也可以看看水吗？水在万物中，大概是最明澈却又最难安定的。正因为难以安定，所以即使清明，也常常被泥土搅浑，不能发挥清明的作用，关键只在于用力澄清的功夫。能够下澄清的功夫，水既清明，就能容纳万象的映现。人的心也是这样。心对于人来说，大概是最明白却又最容易放纵的。正因为容易放纵，所以即使本来明白，也常常被欲望遮蔽而昏暗，不能发挥明的作用，比水被搅浑还要严重。心受到搅扰比水更严重，那么澄清心的功夫，难道不应当比澄清水的功夫更加用力吗？能够更加用力，心既然明白，就能容纳万般道理的显现。万理显现以后，是非邪正来到面前，我就可以分别辨析，分别尽到处理它们的方法。所能包容的范围广大，又能尽量发挥心的容量，这说明澄清心是自我修治的根本，而能够包容是澄清心的验证。所以没有澄清心，就没有形成包容的基础；没有包容，也无法显现澄清心的功效。然而有能够澄清心却不能包容万物的人，却没有不能澄清心而能够包容万物的人。不能澄清自己的心，却想包容万物，那就是所谓姑息容忍；对于自我修治来说，不也相差太远了吗？假如能够澄清心，却不能包容万物，那又不足以尽心的容量，难道能说是完全实行了自我修治之道吗？这样看来，能够包容，也正是用来完全实行自我修治之道的。句吴金公信有个儿子名叫澄，跟随我游学，请我为他取字。因为他正要开始学习，我给他取字“容之”，并把自我修治的道理告诉他。容之啊，要努力！能够把包含容养作为方法，把姑息容忍作为戒惧，我将庆贺他有所成就。沈文权字说 吴兴沈伯凝严格教育子女，家庭之间和睦融洽，值得观赏。他的次子程已经成年，举行冠礼时，请宾客为他取字，取作“文矩”。当时本来已经说过三次加冠时的祝辞，如今程又命我和他交游，便来请求我讲明“矩”的意义，以此教导他。唉，我曾经思考过这件事：弟子对于老师，就像猎人在原野上打猎、渔人在水泽中捕鱼，各自随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可以实现自己的收获；老师对于弟子，就像磨石对于璞玉，斧头对于杞梓，织机对于蚕丝、麻和枲，各自依据材料的资质，却一定要使它们达到成材。如今程有可以教导的资质，伯凝有一定要使他成材的期望，那么我怎么能不勉励他，使他达到成就呢？于是对他说：“你曾经知道规和矩是怎么回事吗？规和矩是用来制作方形和圆形器物的。如今想做成方形，却一定要寻求矩，就像想吃饭却一定要吃‘想’，想喝水却一定要喝‘浆’，这难道可以到别处去求吗？假如知道矩是用来成方，却不能用功夫自我督促，就像知道食物能治饥，却不勤于耕种；知道浆能解渴，却不勤于凿井，最终不能实现所求。可是有人能够不怕勤劳、自己用力，却不知道浆水在凿井中、食物在耕种中，于是只自我督促功夫，却不知道矩之所以能成方，便会到处行动而碰壁，进退又凭什么呢？学习也是这样，学习是为了成为君子；穷究事理、尽明本性，是成为君子的道路。想成为君子而一定从事于穷理尽性，这就是要成方而从事于矩。知道穷理尽性是君子的学问，却不能做到每天都有新的功夫，这是知道使用矩却不努力自我督促。知道努力成为君子，却不知道穷理尽性的学问，这是能够自我督促，却不知道使用矩。唉，能够自我督促而不知道使用矩，只是不达到方正罢了；知道努力成为君子，却不知道穷理尽性的学问，就会怀疑仁而陷入墨翟，怀疑义而陷入杨朱，那种危害哪里说得尽呢？这就是知道矩却一定要努力自我督促，能够自我督促却一定要寻求矩的原因。即便如此，矩和自我督促之间，难道也有先后吗？我听说过：先在心中明白，知道应当前往的方向，然后努力实行以求达到，这是求学的次序。如今给你命名为程，大概是教你努力实行；给你取字为文矩，实际上是教你知道方向。我的这篇说，又是勉励你使这两方面的功夫一同进步。唉，程啊，要敬重你父亲的期望，不要忘记我对你的勉励！” 李氏之子字士期说 横山金公信，通达敏锐而有气度，总是自我振作奋发，不愿落后于别人。他有个儿子名澄，跟随我游学，渐渐通晓义理，已经请求我为他取字，我也为他作了说明。他有个女婿名颐，姓李，又请求我为他取字，我便勉励他。希望儿子成才，本来就是人的常情；又希望女婿成才，那么所谓总是自我振作、不愿落后于人，难道不确实吗？于是我让颐上前，对他说：“古代记载礼制的人说，活到百岁叫作期颐，解释的人说，颐是养的意思。人到了百岁，没有什么不接受供养，所以称为‘期’，是因为人的寿命以百年为期限。如今应当记住‘士期，期望而听取这些话’；我还有另一番说法。人一生下孩子，必定期望他说：‘这孩子一定享有百年寿命。’以百年期望孩子，是爱孩子。等他长大求学，又一定期望他说：‘这孩子一定成为君子。’以成为君子期望孩子，这样爱孩子，难道不胜过只以长寿期望他吗？人在刚开始有知觉时，也一定会自我期望：‘我能够享有百年寿命吗？’以百年作为自我期望，是爱护自身；等到开始求学，又一定说：‘我能够成为君子吗？’

译以成为君子作为自我期望，就是爱护自身，难道不胜过以长寿作为自我期望吗？以长寿为期望，对自身来说是有限的；以成为君子为期望，却能使名声流传无穷。而且以长寿为期望，既然有限，又有时未必能够实现；以成为君子为期望，既然无穷，又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自我期望不放在可以实现的事情上，却放在未必能够实现的事情上，难道是善于自我期望吗？然而期望长寿，大概人人都这样；以成为君子为期望，则不是懂得求学的人做不到。古人有话说：“立志以明白大道，以文王为希望而自我期许。”又说：“伊尹、颜渊，是大贤；学习他们虽然未必达到他们的程度，也可以成为贤人。”这难道不是能够期望成为君子吗？可以把它作为准则。要期望并且努力吧！假如不要只是以有限的寿命作期望，而一定要以无穷的君子境界作期望，这才叫善于自我期望。这样就不会辜负为你取字的人所说的道理，也能够体会请求取字的人那颗心。这就是说。沈文权字说 姑苏沈氏以财产雄厚、家族显赫闻名天下，有个儿子名叫防，字文权，性情简朴敦厚而少言。父亲伯凝谨慎地教导儿子，命他跟从我，托防来请求我为他讲说取字的含义，我也无法推辞。考察“防”字的意义，大概取自《系辞传》所说的“防以行权”。唉！圣人陈述九卦，是为了说明反省自身、修养德行以应对变化的道理，最后以“防以行权”作结；“权”难道是容易说清的吗？虽然如此，我还是有话要说。君子处理事务，没有什么比防范更切要的。能够防范而顺应事理，处理事务的道理就掌握了。要防范而顺应事理，应当先做什么？大概只有学习吧！学习是为了穷究事理，而防范并顺着事理去实行，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了。所以说，防是制约德行的准则。如今防承受着重庆的荫庇，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在求学问方面有充裕的时间，在资助求学方面也有充足的力量；居室清静严肃，窗户闲静明净，亲近明师良友，研习书卷简编，那么他的学业成就，难道不是很有希望吗？虽然如此，远行要从近处开始，登高要从低处起步，不能越级前进。因此九卦的排列必然有次序：树根是用来建立根基的，树柄是用来握持的；心思不向外驰而善端得以保存；操守不改变而能恒久；惩治愤怒、抑制欲望以修养自身；迁就善行、改正过错以增长善性；亲自检验自己的力量，不改变自己的志向；这样以后，才能防范并顺应事理来制御事变，把权变之道发挥到极致。“权”难道是容易说清的吗？虽然如此，防年富力强，每天都更加勤学，学业也应当日益进步；从容不迫地深入其中，直到仁德成熟、义理精通于事务之间，悠然自得而从容有余，这就是实行权变的意义，关键在于实际修养如何罢了。于是写下这篇说。陈防民字说 吴地有位精通医术的人，姓陈，字仲原，年纪已八十岁了。他性情温和厚道、恭敬谨慎，所从事的学业属于九家之流；虽然自有见解，但其中也不能不涉及我们的儒家经典。仲原必定寻求其中通达的道理，沿着台阶登堂，以探求所以然，因此与其他从事这一行业的人相比，有通达博洽的声誉。仲原的儿子希武，恭敬谨慎而特别整饬，见到士人君子从来没有懈怠的神态；士人君子见到他，也没有不赞叹他家教一向良好的。希武的儿子名叫谦，已经成年。为他占筮取字的宾客给他取字为“防民”，三次加冠都有祝辞，成人的道理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了；至于取这个字的意义，他来请求我说明。唉！谦以“巽”为名和字，确实有它的道理，这是取自解释“地中有山”这一卦的意义。地中有山，这一卦名叫谦；解释它的人说：“谦，就是巽。”用“巽”解释“谦”，为什么呢？巽的意义，是顺应事理；谦的意义，是拥有却不把它据为己有。拥有并据为己有，属于私；拥有却不据为己有，属于公，而公就是事理。拥有却不据为己有，就能够顺应事理，这就是以巽解释谦的原因。然而我曾从事情上观察过：有所成就之后就会毁坏，有盈满之后就会亏损，有兴盛之后就会衰败，有得到之后就会失去；拥有却不据为己有，这样才能真正长久拥有。所以《谦》的卦辞说：“君子有终。”拿求学来说，有如同没有，充实却如同空虚，便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没有却自以为有，空虚却自以为充盈，困约却自以为安泰，那就难以保持恒久，这一点足以说明问题。如今巽民得到上天赋予的美好资质，又承受父祖的严格教诲，以名来命名他，以字来申明它，已经深切而明白了。巽民应当更加明白这个名和字的意义，千万不要忘记父祖的教诲。花用端字说 东邱花用端，名本自南粤来到吴地的防东吴介绍，后来我的朋友浏阳汤时中来拜访，并且转达了请我作说的意思。我看他气度相貌沉静浑厚，举止周旋安详舒缓而又谨慎整肃，询问得知他刚刚成年，但志趣崇尚十分端正，乐于跟从士人君子交往。他一听到讲解经义、议论古今事理，脸上总是显出欣喜的神色。于是我感叹说：“贵乡年少之人，竟有这样贤能的吗？这确实可以看出他的资质美好。”不久他来告诉我说：“我的名字和字，已经承蒙君子的美意；但取字的意义，我还没有完全明白。如果能听闻其中的道理并奉持它，那就是最大的幸运，冒昧请您说明。”我这才知道用端的资质确实美好，难道能不为他发挥一番吗？大凡万物都有根本，而“本”字的意义，实际上起源于树木。本，就是树木赖以生长的地方。所以根本牢固，树木就会长得高大；根本端正，树木就会长得挺直。既高大又挺直，材料就成材了，足以供工匠使用。只是高大和挺直，有时不能兼得。然而能够长大而不挺直，工匠不会顾取；能够挺直而不高大，却也不会被弃置。唉！它能挺直，若不是由于根本端正，难道能够做到吗？如今取字“用端”，因名而取其意义，大概就在这里吧？况且用端从家庭得到的资质，是温和厚重的根基；从上天得到的禀赋，是美好优秀的资质。他的根本既端正又牢固，又何必担心高大与挺直不能兼得呢？虽然如此，根本牢固了，不要让放纵欲望去动摇它；根本端正了，更要用学问来培植它。这样才不辜负他从上天得到的禀赋和从家庭得到的资质。根本牢固而不受动摇，根本就会日益深厚而更加牢固；根本端正而不断培植，根本就会日益茂盛而更加端正。越牢固而越端正，那么我将看见用端成为良材，和挺直的树木一样，获得栋梁隆盛的吉祥。这就是这篇说。《半轩集》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 《半轩集》卷八　　　　　　　明　王行　撰题跋 题唐程晏《上器解》我每次读《上器解》，读到痛惜器物失去合宜的位置时，没有一次不反复阅读并叹息的。世上有才干能力却不能得到任用，得到任用却不能处在适当位置的人，实在可惜啊！虽然如此，与其被任用却不能处在适当的位置，不如不被任用，至少还足以保全自身。既然已经被任用而又失去应有的位置，想要保全自身却不可能，这就更加可悲了。纂辑《宋系统图》题跋 我观察宋朝取得天下，并没有经历积累德行、累积仁义的渐进过程，只是军队的拥戴在一时之间促成了它，这和郭周篡夺汉朝没有不同。然而它享有国祚的长久，自三代以来，竟没有谁能赶上它。虽然后来中期夷虏占据中原，但宋的国号没有改变，赵氏的姓氏没有迁移，延续了三百二十年。这究竟是凭什么做到的呢？大概因为太祖掌握着杀人的权柄，却不嗜好杀人；太宗有骄奢的资质，却不以骄奢为乐；真宗似乎曾经骄奢，却没有忘记仁爱，始终遵循旧有的章法。到了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天下百姓几乎处在太平和乐的时代。宋之所以成为宋，政治也盛极一时了。只是盛极而衰，是事理必然如此，所以英宗以旁支继承帝位，后来生出神宗，逐渐培植了亡国的根本。绍圣改元，正直之人全部被废弃。徽宗即位后更加顺从自己的私欲，借此来成就私意。若不是残害百姓、轻侮敌人，本来似乎可以不亡；但祸患集中到他自身，国祚和子孙却无故断绝。虽然仓促南渡，覆亡后又重新兴起，左支右绌，又经历九代传承，宋朝的气运才熄灭。当时评论者无不叹息它衰弱而不能振作，于是导致灭亡。唉！衰弱而不能振作，正是宋之所以成为宋的原因。假使不是衰弱而不能振作，难道果真就能保证它不灭亡吗？周朝占卜国运说将传三十世、享国七百年，后来竟然超过了这些数目。难道这确实是因为强盛所以延续吗？秦朝自认为可以万世相传，却到二世就突然灭亡，难道这确实是因为衰弱所以短促吗？汉武帝时国家强盛了，但当时也有危急的形势；它没有灭亡，是因为在享乐达到极点、衰败将至时产生悔悟之心，能够自行消磨刚强暴戾的气势。然而宫禁之中血流成河，骨肉相互屠杀，到了望思台之事，也足以令人悲痛了。光武帝中兴汉室，采用柔和的原则来振作风俗节操；到了末世，即使凭借奸雄曹操的强横，仍然终身不敢施行弑君夺位的计谋，也有畏惧公众议论的缘故。晋统一天下时，势力并不弱，不到四十年，主持国家社稷的就不再是司马氏的子孙了。隋朝平定陈朝以后，嗜杀更加严重，接着炀帝凶暴淫虐，自以为强盛，才三十年杨氏就断绝了祭祀。根据这些事推论，假使宋朝不是衰弱而不能振作，又怎么能肯定它不会灭亡呢？何况强与弱的得失，根本不必争辩。强者必然有所倚恃，有所倚恃就会放纵；自己放纵就会虐待他人，虐待他人就会产生怨恨，产生怨恨就会触怒上天，天怒一发，灭亡必然随之而来。弱者必然谨慎，谨慎就会审察自己，审察自己就会爱护他人；爱护他人，别人也会爱护他；别人爱护他，上天一定会赐福给他。上天赐福于它，谁还能使它灭亡呢？如果这样，弱者最终就不会灭亡吗？不是的。衰弱到极点也会灭亡，但它灭亡时如同水干涸，仍然留有余润；假如强盛而灭亡，就像火焰突然熄灭，哪里还会保存灰烬呢？这又是强弱的形势。况且三代都是圣王的后代，也不能不灭亡，宋朝难道能保证永远不亡吗？宋朝不能不亡，但它的灭亡仍然有光彩。殷朝的士人容貌美好而敏捷，在京城举行灌鬯之礼，贤哲之人恐怕已经为此伤感了。如今宋朝虽然灭亡，但士人君子中有些人一生没有沾受宋朝的俸禄、没有接受宋朝的一官半职，却终身不忍忘记国恩。若不是因为它爱护百姓、百姓也爱护它，又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呢？由此可以看出宋之所以成为宋。因此说：假使不是衰弱而不能振作，怎么能肯定它不会灭亡？但如今虽已灭亡，仍然有光彩。姑苏王行编纂这幅图，因而题记于后。题张来仪《怀友诗》古人选择朋友十分谨慎，所以朋友之道总是深厚。朋友之道深厚，因此彼此用过失相规劝，以德行相资助，以学业相激励。这三点具备了，还一定会为对方的忧患而忧患、为对方的快乐而快乐，不会冷漠得像路人一样。如今人选择朋友很苟且，所以朋友之道总是浅薄。朋友之道浅薄，因此当面互相逢迎，以技巧互相夸耀，以事业互相嫉妒。这三点虽名为朋友，有时甚至以对方的忧患为乐、以对方的快乐为忧，反而连路人的情形都不如。唉，朋友之道不敦厚，也太严重了。虽然如此，十户人家的小邑中一定有忠信之人；说今天的人果真没有仰慕古人的，未必如此。等我看到张君的《怀友诗》，就更加相信这一点了。张君处在被围困的城中，早晚为自身忧虑还来不及，却能推己及人，以自己的忧患去忧虑朋友的忧患，把它写入诗歌；这对于朋友之义如何呢？况且张君学问丰厚、德行修养高深，他的著作一定会受到世人重视。这首诗流传以后，对于朋友之道，所起的补益难道还不深吗？这就是我感动叹息并表示敬意的原因。反复诵读三遍之后，谨慎写下这些话作为记识。题孙敏诗【惟学】自从《国风》再次变化而成为《楚辞》，又变化而成为乐府诗。乐府诗的变化，距离诗人的本意已经很远了。乐府中接近正当性情的作品，也多半音节短促，缺少宽厚和平的韵味，容易引起读者淫逸哀伤的念头。古人所说的，是不够用来讽谏，反而足以诱发欲望。只有《古诗十九首》还没有大大远离诗人的本意，是后人应当尊崇的。然而它的境界高深，又不是初学者所能进入的，这也是诗歌不容易学习的原因。晦庵先生教人学习诗歌，一定从韦应物、柳宗元开始，因为他们的诗中还常有古诗遗留下来的意味。但韦应物得到的较多，柳宗元得到的较少，所以韦应物的诗是最应当学习的。惟学聪明敏捷而有奇才，正锐意作诗；他所收录的这卷诗偶然多采用乐府体，所以把我曾经见到的情形告诉他。惟学可以把这些意见拿去请教博雅通达的人，如果能够纠正其中的疏漏错误，那么我又希望他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