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六 《圭峰集》　别集类第五【明】提要 臣等谨案：《圭峰集》三十卷，是明代罗玘所撰。罗玘字景鸣，江西南城人，成化丁未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赠礼部尚书，谥号文肃，事迹详见《明史》本传。罗玘凭气节为当时人所推重，他请求确定宗庙社稷大计的两篇奏疏，以及写给李东阳的信，都说出了别人难以说出的话。他的文章以韩愈为典范，笔力独特，自成一家；但常常压抑自己的意旨，曲折地表达文辞，使人从言外去思索。陈洪谟称他作文一定呕心积虑，直到关闭门户，有时倚坐在木石之上，暗自酝酿十多天，有时甚至一年半载，等到神思产生、境界具备，然后才动笔；即使多次修改稿子也不怕，这大概同宋代陈师道吟诗相差不远。他文章幽深渺远、奥妙曲折，固然是应当如此；但其直率峻拔、故意矫饰，不能像韩愈文章那样浑厚自然，也正是由此造成的。大概是天性喜好孤僻，在某一方面有所偏执吧？然而在明代文人中，也可以说是写作最难得的人了。明代制度让翰林官教习宦官，称为“内馆”。据罗玘所作《白江墓碑》推测，他曾担任过这一职务，所以集中替宦官写的文章很多。虽然罗玘的风节气概可以得到后世谅解，但这毕竟是他的一个小缺点，并不只是像陶渊明诗集中的“闲情”那样；如今却把这些文章一一收录，实在令人不能理解。周亮工《书影》说，罗玘文集第一次刻于旴▯，第二次刻于南国子监，又有武进孙氏刻本，如今都没有见到。根据本书所叙，初刻于常州，再刻于荆州，版木都已散佚。嘉靖五年，陈洪谟得到荆州本六卷，又得到《续集》二卷、《奏议》一卷，汇在一起重新刊刻。后来他的同乡黄端伯又从罗玘曾孙罗宽那里求得散佚稿件，与原集合编为三十卷。这样看来，他的文集辗转增补，已经不是原来的旧本了。这几篇文章，莫非就是黄端伯增入的吗？本书是康熙庚午年罗玘第八世从孙罗美才刊刻的，编排很没有体例：文章以寿文为首，却把奏议列在杂著之后；诗也以寿诗为首，称作《古乐府》；又把词放在赋之后、诗之前，都是颠倒错乱。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圭峰集》卷一 明　罗玘　撰 序 《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马公荣寿诗序》当初，钧地东南角，望气的人认为那里有不寻常的气象。钧是如今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马公的故乡。马公生于宣德丙午年，生来就有非凡资质，识见卓异的人于是把那种征兆归于马公。马公小时候，每天把一百多个普通孩子放倒在地，识见卓异的人又无不说：“这是非凡之人。”大家一起保护、抱持他。自从受到众人瞩望以后过了二十一年，马公果然考中贤科，成为进士，入台任御史，继而任按察使、大理卿、副都御史，升为都御史，任兵部侍郎，升任兵部侍郎，加太子少保，前后十五次转任，直到如今成为太子太保。他历事睿、景、纯三位皇帝，共经历四朝，到当今皇帝时才被重用为元老。他所到过的地方有秦、晋、闽、楚、淮、辽，足迹遍及天下；而掌握兵权、居于中央的时间也很多。皇上前后赐给他黄金、币帛、楮币、少牢、宫锦，多得无法计算；其中赐蟒服，更是特别的恩赐。他所任职的地方、所交往的人，件件都能与人相处融洽。他所处理的事务，都是每天接触、纷纷扰扰堆在面前的琐事，也没有什么可记忆的。然而天下四海九州、蛮荒绝域的人，没有不仰慕他的；仰慕他的人，没有不遗憾自己未能见到他的。马公任官共四十七年，他的际遇如此，也算荣耀了，谁能不荣耀呢？马公如今已经七十二岁，而形体精神一天天更加强健，也算长寿了，谁能不长寿呢？马公认为这些还不足以说明事情的意义，说：“马公固然是非凡之人，但不知道世上本来就有窃居官位而享受荣华、保全身体而获得长寿的人，这些又有什么足以使马公显得非凡呢？”难道没有看见河水发源于火敦，环绕昆仑山一万多里，汇合百川流出时，冲破山岭、穿过峡谷，万雷入地般的声势十分可怕吗？什么样的巨大堤防能够保证始终没有穿蚀、冲击、飞射的祸患呢？等到河水遇到砥柱山，便安静停泊，缓缓沉定，分流而下，和平常的流水一样。这并不是河水到了这里便突然能消减自己的气势，而是砥柱山挡住了它。上天将要使一个国家昌盛时，也一定会有白发老人镇守在其中：外表或许弯曲柔弱、温柔娇媚，实际上却有坚硬的牙齿、锋利的锐气、分明的棱角和严正的操守，神态平坦从容、舒缓自得；而一旦突然面对祸患，便巍然高耸，不可逾越，可以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并用来防备意外。这不也是砥柱吗？马公就是这样的人。称马公为“非凡之人”，难道不正在这里吗？这就是马公成为国家的荣耀、国脉的长寿之因；若只说是马公一身、一家、一乡的奇异，难道对吗？难道不对吗？马公的属吏中，长期受马公熏陶的人，大多能够谈论这些，又能够歌咏这些，于是把诗作为给马公祝寿的作品，希望它永远流传千万年，请南城罗玘作序。

译《寿弋母太孺人八十诗序》《弋母高太孺人八十诗》。弘治十年十月五日癸酉写成。第二天甲戌日，合并编成大卷。再过一天乙亥日，就是祝寿的日期。用音乐引导人们到弋氏母亲那里祝寿。到了门口，有穿獬豸服、像山一样站立在门扇旁，穿着黑色皮衣，拱手迎接并肃敬地牵着马缰绳入内的人，一定是尚洁。他对于太孺人是幼子，对于我则是丁未年的同年进士，在朝廷官署中列为监察御史。他还没有被召入朝时，任束鹿县令，在京畿一带以循良之政闻名；在任束鹿以前，他使东方成为著名进士，在太学中又是杰出而有名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前来祝寿的人无不明白地说的：这位母亲教导他，使他成为这样的人；她教导的是我的朋友。因此我现在有了这些诗，并用来祝寿。有人说，尚洁对于太孺人是晚生的幼子，所以尚洁是代人来的，是代替别人说晋鄙、晋人的话。然而我看天下的幼子，无不细小微弱，尾随缠绕，肌肤瘦弱；母体给予的元气既然薄弱，幼儿羽翼的力量又衰弱。尚洁难道也是这样细小微弱吗？但为什么他的形体和气势如此硕大强健呢？那么他难道不是幼子吗？他与母亲的关系，不只是因为母亲教导他才如此。所以，公西赤系好衣带，便可以让他接待宾客；冉有却不能显扬声名，几乎在聘用宾客时被遗漏；晏子睡卧时，楚国还敢侮辱他。潞公壮年时，敌人便惊惧。九尺、十尺高的人身，古代难道没有对国家有重大作用的吗？而且这也不是人力所能造就的。母亲应当在其中起了作用。这位母亲，理应有今天太孺人的封号；上天厚待她，常常是因为她对国家有功，也理应有今天这样的长寿。不过，我不把这称作单纯的长寿。名声长久是第一位的，身体长寿次之。崔山南的高祖母王氏，年老没有牙齿，靠饮乳而健康安宁，这才叫身体长寿。陈文惠公的母亲教子严厉到把鱼摔碎也不顾惜，人们称她为严母，直到今天还在传诵，这才叫名声长寿。欧阳文忠公的母亲在他四岁时便抚养他，后来使他成为世人的老师，人们称她为慈母，直到今天还在传诵，这才叫名声长寿。如今太孺人兼有欧阳氏母亲的慈爱，又兼有陈氏母亲的严厉，她的名声长寿本来就已经确立了。至于崔氏的身体长寿，难道还值得再说吗？诗共有八十篇，意思交错而未能汇合为一篇，必定需要作序。我选取这些诗意，为它作了序。《防寿图诗序》《防寿图》方圆一丈有余，下面系着诗。图中央坐着一个穿熊罴服的人，旁边陪坐着一个人，是老妇，服饰与他相同。左边侍者一人，服饰也相同；右边侍者一人，穿獬豸服。还有一个裹着襁褓嬉戏的孩子，我不知道他是谁。走近仔细看，坐着、穿熊罴服的人，头发花白而面色红润，是锦衣卫致仕潘侯惟肖。我于是更加用心推求。潘侯的大儿子千户潘杰，是左边也穿熊罴服的侍者吗？二儿子监察御史潘楷，是穿獬豸服的那个人吗？千户的儿子潘炳，潘炳的儿子是婴儿，是潘侯的曾孙；那裹着襁褓嬉戏的孩子，莫非就是他？十年以前，我还记得曾在他家庭院饮酒，那次祝寿所说的是六十岁。如今他的尊贵器物、匜、罍、簋都还在，助祭者像斟酒进献，侍者像扶持老人快步而行，难道是七十岁的寿宴吗？又将像从前那样饮酒吗？把这幅图拿给我看的人，又是潘炳的岳父张君。我把这些话告诉张君，张君说：“是这样。”我更加惊讶，并且又深有感触。潘侯在天顺年间，侦察事务最为当时所知名，刚从别人手中夺得太阿之剑并握在手中；他再次磨砺的锋芒，难道会像闪电和日光一样照耀在侦察事务上吗？把它寄托在这里。我的意思是，他早晨砍入人的胸膛，晚上击碎人的头颅，把骷髅踢在地上，不过是粪丸罢了。如今上天已经裁定，把这种权力还给潘侯，那么上天为什么这样宽赦潘侯呢？难道上天也会悖乱吗？唉，这正是张汤应当有后代的原因，而世俗儒者却不明白，抬头怀疑上天，直到今天还在喧嚷。上天难道本来就希望豪强狡猾之人像虎狼、毒蛇、蜥蜴那样施展毒害同类吗？刑罚之所以设置，正是为了禁止他们。张汤所诋毁的，正是这类人；那么张汤实际上是与上天同道而行，上天福佑张汤，并不是偏爱张汤。过去上天不偏爱张汤，难道现在反而偏爱潘侯吗？由此看来，世俗儒者姑息苟且的见解，难道足以穷尽其中的道理吗？潘侯的荣名远胜于张汤，大概是所受的报应尚未完全显现；而我与千户、御史交游，暗中考察他们四代，发现这些人可取，潘侯可取，将来的后代也可取，连那个婴儿也是英杰之才，并且正在迅速成长，张氏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何况张氏只有一个安世，不能扭转司马迁、班固的笔法，我为此感到悲哀。假如潘氏世世代代都有像安世一样的人，能够保持盈满并引导家族长久发展，那么史官本来就应当把他们作为世家来对待，何至于像司马迁、班固那样写张汤的传记呢？这样一来，世俗儒者因循旧说而喧嚷，也可以立即停止了。这就是我的希望。不过，我本来是因张氏的兴盛而追溯张汤母亲的贤德，得到《思齐诗》的意思；而潘侯今天的成就，金宜人也有帮助。图中与潘侯配坐的人就是这样。将来图画传播得盛大，也一定会把这些意义推衍开来，并涉及他们吧？这本来就是我们史家传述的家法，我谨先告诉他们。图画和诗，用来称颂寿事，确实是末节。

译《东坪吴氏族谱序》百姓最初出生，本来就像瓜蔓上的小瓜一样。我曾看园丁种瓜：一年储存种子，通常能有百倍之多。时令到了把种子种下，便蓬勃生长。秕劣的种子本来就有一半；生长后又有被砾石压住的，茎被阻碍而高翘的，根部被蚂蚁打洞而花苞枯萎的，又损失一半。繁茂的就顺着它的势头加以疏导，稀疏的就随着情况补足，这些是园丁所能知道和做到的。至于叶子油润茂盛，藤蔓肥厚而盘曲缠绕，只怕它脆弱，经不起暴风折断，这就是园丁无可奈何的事了。所以说：“百株幼苗的春天，不如一个果实的秋天。”到了成熟时节，小瓜结在咫尺之间、寻常之地，不能长成小瓜而黄落的，大概数也数不清。有的瓜蔓已经枯死，有的瓜瓤还可以留作来年的种子。天地是一块大畦，造物者是园丁，人就是瓜。人有宗族，就像瓜有根本。天下的宗族也很多，有兴盛有衰败，有后继有断绝，就像瓜苗中有一半秕劣，又受到暴风侵害一样。一族有兴盛有衰败、有后继有断绝，就像同一根瓜蔓上有的结小瓜、有的不结，有的像斗、石那么大，大小并不相同。至于造物者，也有时会失误，就像园丁能在开始时培植，却不能保证最后的结果。然而我曾看见割断瓜根的，第二天园丁便抱着腐烂的瓜扔到路上；至于人对于宗族，就像路人一样，甚至不知道自己从哪里出来，和割断瓜根有什么不同？但为什么还没有见到造物者抛弃腐烂的人呢？南城东坪吴氏，从西蜀阆州迁来。所谓第一代府君、名宣的人，是他们的始祖。如今居住在东坪，在仕籍、铨曹登记和户部户籍方面，都不比本县其他人差。他们的先人伸伦，兄弟中又是宗族里最杰出的人，担心族谱没有修订，便用财帛聘请朱晦翁先生绘图并重新编修。我于是前往嘉津拜访宗族，恰好遇到东坪吴氏子弟宪纲；他是我族叔祖仟长逸清的孙女婿。谈话饮酒之间，他详细叙述社仓、书楼和先贤遗迹，于是拿出族谱向我求序。我正感慨世上割裂宗族的人，就像割断瓜根一样；伸伦不但没有割裂宗族，而且还将培植它。凡是培植瓜根，必然会使瓜蔓繁盛，宗族的道理恰好相同。请让我试着培植它，看看将来会怎样。《送熊君考绩还光化序》汉水流过均州以后，到达光化北岸，才开始有平地从陆地延伸出来；襄阳、邓州都是平坦的大道，可以挽拉车牛，直达中原。但南岸仍然全是山。沿着水边的山地，既有坑洼险峻、巨石嶙峋之处，又错杂着土壤，形成山谷；城为竹溪，经过房县，再进入几个驿站，山势便环绕相连、盘曲纠结，高峻重叠，阴森遮蔽，无法逐一说尽。西边极远到达利阆，南边连接巫地，东边直到荆江，是天下最大的聚水之地。所以中原发生饥荒时，百姓相望着流亡到这里，进入山中采拾草木果实来勉强维持片刻生活，这往往是常态。然而到了这里，汉水在下游广阔奔流，不容易被扰乱，人们一定能在这里歇息肩担。那些愚昧的百姓，十人五人聚集起来，埋伏抢劫，不约而同地起事，何况早晨还是人、晚上便成鬼的人，密密聚居、拥挤嘈杂，难道真甘心僵死在路上，饿死而成为鬼吗？唉！我本来就替天下先行忧虑光化。听说过去担任光化县令的人，有的任职一年便罢免，有的两三年便罢免，都是被百姓告发而遭斥退的。即使如此，官吏贪墨而又昏庸，罢免他们也是应该的。但忧虑天下的人，难道就不能预先慎重选择任用官吏吗？万一仓促之间，反而因为罢免官吏而造成祸患怎么办？我认为这种打算并不正确。我曾经过襄阳、邓州边境，在马头转顾之间便看到了光化，于是更加忧虑，却没有时间询问当时的县令是谁。如今十年来的人都传说：县里有城，城外环绕着堤，堤上种着柳树；仓中有数万斛粮食，河上有新桥，学校有新庙，祭祀有坛场，渡口有船，居民房屋和水井编成伍，伍中有兵，里中有巡逻。这些确实如此吗？光化可以不用忧虑了，这难道不也是中原的福气吗？问是谁做成这些的？回答说：“知县熊君做的。”唉！难道是熊君亲自做的吗？是熊君使用光化百姓来做的。那么以前替中原忧虑的，是光化；如今使中原可以无忧的，也还是光化。以前告发长官、使长官被斥退的，是光化百姓；如今听从长官的使用、使中原可以无忧的，也还是光化百姓。由此可以看出熊君了。我所说的应当慎重任用人才，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熊君来接受考绩，我核实了这些情况，果然如此。熊君是丰城人。丰城在仕的乡人，都以本县有这样的人为壮。现在他要回任，我嘱托我写这些话为他送行。

译《馆阁寿诗序》如今所说的“馆”，包括翰林院、詹事府、两个春坊、司经局，都叫馆，并不一定专指史馆。如今所说的“阁”，是东阁。凡是馆中的官员，早晨一定聚会于此，所以也称为阁，并不一定专指内阁。然而内阁官员也一定由馆阁进入，所以人们也往往笼统地把他们称为馆阁官员。有重大制作，就说：“这是馆阁的文章。”有人想记述亭台、铭刻器物，一定要请馆阁官员；有人想称述祖先的功德，一定要请馆阁官员；有人想替父母亲祝寿，也一定要请馆阁官员。因此来到馆阁门前的人，开始害怕人家不接纳；幸而已经接纳了，又害怕文章不能写成。所以有积累一两年仍未写成的，有积累十多年仍未写成的，也有终年仍未写成的。唉，难道他们是故意珍藏文才吗？只是因为写作不敢轻率，而求文的人又太多，实在应付不过来。我常常对此感到遗憾，想有所求，却始终没有办成。我的朋友黄舜臣的父亲宽夫隐君，在这一年六十岁，舜臣同我商议，想汇集馆阁诗歌为父亲祝寿，日期定在五月望日以前的一天；时间非常近，而我住在京师，距离南方水路五千里，从地理上说又最远。我担心舜臣要在这么近的时间内办成这样难的请求，还要应对从最远地方寄来的诗作，实在困难。不到一个月，舜臣高兴地来对我说：“我全都请到了。”并把诗给我看。我读春坊的诗，从谕德以下的官员全都没有遗漏，感到惊讶。又读翰林院的诗，从检讨以上直到学士，也全都没有遗漏，便说：“馆阁的诗全在这里了。”于是大为惊讶，茫然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的。舜臣说：“有什么可惊讶的？他们都还没有掌握求诗的方法。我看见其中的困难：我到尊长家门口，鞋子都不敢踩门槛发出声音；名刺送进去后便收敛面容、屏住呼吸，等候他出来。他一出来，我就把实情说清楚，不替自己张罗请托。以后在馆中见到他，不敢私下斜看；在路上遇到他，不敢私下交谈。每天去拜访，即使守门人推辞我，我也欣然无怒；退回来睡下，又想着再去，毫不懈怠。我因此反而容易办成。”我说：“确实如此。把这种态度移来用作养生，长寿也可以得到，更何况只是求诗呢？”舜臣高兴地跳起来说：“我知道怎样为父亲祝寿了。”于是把这些话写在诗卷后面，赶快回去献给父亲。《吴母李安人挽册序》临川吴母李安人，是福建转运同知吴中立的母亲、工部主事吴显之的祖母。吴显之在任官住所时，李安人去世；吴显之因服丧期限所限，不能奔赴家中，只能穿着丧服在任所监督入殓、停柩和安葬，哭泣于官邸，又不能穿着丧服在家中服丧，因此常常哭泣。同僚中能写文章的人怜悯他，有的替他作诗。等到吴显之入朝，朝廷馆阁、台省、寺院中的名士，都是他所交游的人；有的与他同年中进士，见他面容忧戚，便询问缘故，吴显之把事情告诉他们，于是他们又作诔文、写诗悼念。吴显之入朝拜见高官大臣时，有的同乡前辈仰告此事；同乡前辈又没有不为他作诔文和诗的。因此挽册日益增多，诗也日益丰富。但吴显之并没有因此减轻他的悲伤。一天，他拿出册子给我看，说：“俸禄是绳索，是俸禄把人捆住，比绳索捆住身体还厉害。我被俸禄捆住，祖母活着时不能有一天奉养她，去世后又不能看着她入土。我真是个人吗？我简直成了无用的器物。唉！假如我从前不被俸禄捆住，本来可以和邻居的儿子一起务农种菜，每天把甘美新鲜的食物拿来奉养她，遇到大事也能送她终老。如今这些事都交给邻居的儿子了。我即使拿着这本挽册，又将到哪里去追悔责怪自己呢？”我说：“在这里得到一些，在那里失去一些，是形势造成的。” 你试着看看：你的邻居很多，他们中能够得到诔文悼念先人和能够奉养父母、送终的人，哪一种更多？你说：一定是能够奉养、送终的人更多。得到诔文和得到奉养、送终，两者哪一种能够流传？你说：一定是得到诔文的人能够流传。能够流传和不能流传，哪一种更荣耀？你说：一定是能够流传的更荣耀。那么，你的祖母从你这里得到的，是荣耀。假如有人拿自己得到的东西来同你交换，那又怎么样？”吴显之超然自得地说：“我不愿意。”于是默默不再说话，把我的话写在册子的开头。《八十偕寿序》超过七十岁，再过十年又十年，便是九十岁；把八十、八十八十这样的寿数，古人称为“大耋”。我们城中金斗窠有一位老人，弘治九年，年八十四岁，某月十四日正是他的生日。过了十六个月，就是十年十二月十一日，是老妇人的生日，也同样如此。再过两个月，就是十一年二月，我才开始作序。序写成那天，又必须再过三个月，才能寄到他家并悬挂起来，大概已经是夏季五六月了。我出生在老人之后，又住在郊外，年少时不能常去拜访；成年后奔走四方，也未能完全了解老人。如今县里称颂老人，难道就能把老人说尽吗？然而拿东西两边邻近地区来选择，有的十户人家，有的一百户，有的几百户，能够像老人这样长寿的，大概很少。又兼有老妇人，即使遍举全城也没有，遍查全境也没有，何况邻近地区呢？即使有这样的人，那人没有儿子，客居京城而向我说起，我又怎么会知道？他没有一个与我交往的侄子朋友替他来请求，我又能根据谁来作序呢？此前我们县中显达的官员，为父母封赠，使他们夫妻白头偕老，渐渐沐浴恩泽，容色润泽光彩焕发，我还来得及见到；这也算一时的盛事。但如今得到生前封赠的人还有谁呢？不过，我替今天设想：对于本人来说，官职不一定显达，只要父母能够共同长寿，就可以了。对于父母来说，不一定得到封赠，只要子侄都在做官，就可以了。对于我们乡人来说，不一定登堂为老人祝寿，只要能在文字中见到他们，就可以了。既然如此，序也不能没有，所以写下它。为什么由我来写呢？我的朋友西华教谕，他的侄子来替他们请求。起初，英公的掾吏早晚向我谈起此事；后来姚江驿丞因事来到，也谈起此事。我想让他们出现在文字中，所以写了这篇序。掾吏是驿丞的弟弟，两位老人的儿子都在做官。老人号榆庵，姓夏；老妇姓熊。他们相伴六十多年，如今共同长寿。

译《送郭君知上海县序》进士卢龙人郭君出任上海县知县，县中在京城宫阙之下的人联合起来为他送行。郊外送行的礼仪隆重，县里能够得到郭君，是一件大事，于是请我说几句话。大家都说：“上海是东海之地，卢龙地处北海边，同样都是海。盐卤流泻而咸涩，水土相同；潮汐、飓风按时发生，气候相同；鱼、盐、蒲、苇，物产相同。在京畿地区同属于赤县，所隶属的关系相同；没有宣使、监司管辖，官员能够施行自己意志的条件也相同。既然郭君从小所见所习与上海相同，那么治理他所管辖的地方也应当相同，等到看见郭君政绩成功，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即使如此，郭君难道就能仓促认定两地确实相同吗？郭君从这里出发，路程三千里，船就是马。到达那天，掀开篷帘向四周看去：稻田一片茂盛，不要把它看成艾蒿；烟雾蒙蒙，是村落聚居处的炊烟，不要把它看成野外焚烧；听到哄然喧闹的声音，是市场的嘈杂，不要把它看成追赶惊鹿时的叫喊；帆影轻快地在河流中央交织，是运粮船、布船，不要把它看成毡车上的旗帜；进入市场，看见纷纷忙碌的，是文茵、纨绮等物的店铺，不要把它看成旧日为迎接县令而设置的陈列；坐在县堂上，看见纷至沓来的诉状，是受人欺凌而来申诉的案件；不要把它看成真的有人埋伏抢劫、剽掠攻击。这些事情大概不必等到一天结束，就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两地果真相同吗？清晨，六百二十里内的胥吏都聚集来了，官吏拿漕运账目来报告，说有三十多万石。郭君想一想，卢龙也有这样的情况吗？郭君想想卢龙所没有的东西，就知道皇上任用你的原因，不是因为两地相同。皇上不是因为相同才任用你，难道你反而要因为相同而治理上海吗？我起初想不说这些，如今也不得不说了。请郭君自己选择吧。《送太守舒君之任建昌序》建昌府处在抚州、信州、邵州、汀州、赣州之间，减少了赣州的空旷，几乎有抚州的富饶，远离信州的交通要冲，邻近汀州的偏僻，又同邵州一起处在闽、楚的咽喉。综合各府的情形来看，建昌号称安乐之地。南城是府城附郭县，靠近抚州、信州，沿水路而行，商人很多。新城、南丰背靠邵州，广昌逼近赣州和汀州，山岭成为疆界，只有勤力耕作的百姓。因此天下太平无事时，三县百姓不出疆界就能靠本地收入生活，并以此傲视南城；那些奔走在外的人，到了有事时，广昌先遭受赣、汀的盗寇，南丰、新城次之，而盗寇的锋芒也不会像对广昌那样猛烈地抵达南城。然而登记乡兵使他们戍守，出行要携带物资，居家还要送别，他们所受的毒害仍像遭遇盗寇一样。唯独汀州、漳州的瘴气扫过边境而进入，南城因为距离较远，瘴气被冲散，所以毒害百姓，比三县稍轻。三县中广昌尤其严重，又争相奢侈、互相较劲、逞强好斗，直到击鼓上登闻院成为常事。仿佛有人在鼓动那两个县，因此户口一天天减少，那两个县也跟着受到弊害。南城自古直到如今，幸而没有这种事。然而如今水井被填埋百【阙】处，灶一千多座，迁移庙宇和学校，毁掉佛塔，铲平高地，挖低处筑成王宫。于是道路上到处传来燕语，白天袒露身体踢球，傍晚脱衣进行交易，夜间开箱抢劫；这些事如今南城有，其他县却没有。然而增加赋税、加重劳役，不出十年，也应当和南城一起陷入困苦了。既然如此，哪里还称得上富饶而偏僻呢？这同空旷和交通要冲又有什么不同呢？即使人人都做商人，本来也无济于事；又何必一定要有盗寇和瘴气这样的毒害呢？到了这种地步还要冒充安乐之区，说这是乐土，果真快乐吗？唉！从今以后来这里做官的人，也太难了，何况担任太守呢？在这种时候，却一概认为守令应当承担责任，那祸患也难以估量。既然如此，各府急需贤能太守，有像建昌这样急迫的吗？由此看来，即使舒君贤能，天子本来也不能吝惜不任用他，而舒君也不能推辞。或许上天也不忍心立即夺去我们这里“乐区”的名号吧？这大概是我私下认为值得庆贺的地方；而刑曹的同僚们也很高兴，因为君子这把利器将要在复杂难治的事务中试用。先从治理我们本地开始，让我们本地人承受役使和教化的次序，所以作这篇序。《送知县平君之任宁都序》赣州有十县，县中没有驻兵，所以没有城隍；宁都也没有驻兵，却独有城隍。水流多飞泻奔腾，穿行在山崖峡谷之间，人们筑堰引水，水流盘绕山椒、连接山麓而形成田地，因此多是贫瘠坚硬的土地，良田很少。唯独宁都有平坦的川地，水流漫延，两岸广阔，多有良田。各县都没有仓促发生的盗寇，有时防备杀害长官成为常事；唯独宁都的民兵令人像害怕老虎一样，因为他们善于使用长矛，没有人敢接近。它自古以来就能解除荒乱，而且宁都台省侍从之臣接连兴起，看不出它是赣州属县。然而几十年来，终于没有因治理有方而闻名。有人说：当地豪强沉溺于争斗，多有仇杀诉讼；有人说：胥吏天性喜好告讦，拿官吏的短处和长处来操纵诉讼、牟利；有人说：小民怨恨深入骨髓，便想用诡诈制造幻术，形成当地诅咒的风俗；有人说：也是因为当地官员不称职。但当地的师儒却说：自从我教导这个县以来，学业有成、入朝做官的有多少人呢？典史则说：我这里没有盗贼；县丞和主簿则说：我这里没有拖欠租税；知县也说：我寅时到衙，酉时休息；我侍奉上官不敢有片刻松懈，从不标新立异，只是听从下属的做法。有人问他们：这是应当如此吗？他们说：不是。我不是进士，没有像掣肘我的人那么多。后来查阅官员名册，发现自从令甲规定由进士出任县令以来已经几年了，宁都直到如今果然还没有进士县令。唉，这实在奇怪！进士真的就足以这样治理县政吗？令甲推行时，难道也没有审慎处理，并要求后来必须有成效而没有弊病吗？或者造化者姑且拿宁都来试验他的妙用，本来就将颠覆吏部的安排，而另有一番作为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世间万物哪里有长久而不恢复的呢？争斗、告讦、制造幻术并诅咒，也将遇到平君吗？平君也可以推辞说：“我不是进士吗？”司谏胡君、刑曹董君，一向痛惜宁都本来可以治理却没有治理，为宁都百姓忧虑。如今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我和宁都百姓处境相同，本来不能不替二位君子称颂平君。平君上任之时，作序来为他张扬。

译《送知县张君之任德兴序》饶州之所以称为富饶，是因为有鄱阳湖、彭蠡湖的渔业，浮梁的陶器，余干的肥沃土地，所以称为“饶”。至于德兴，是饶州东部偏远的县，距离彭蠡湖已经二百里，与其境域隔绝，因此没有鄱阳的渔业；土地不如浮梁精细肥美，因此没有浮梁的陶器；地势高隆而向上仰，不能承受水泽滋润，因此没有余干的肥沃。那么说它不是饶州所属的富饶县也可以。即使如此，因为没有渔业，百姓看不到奇异物产，心中没有飘荡动摇；因为性情朴实，没有陶业，百姓没有外部交往，不会混杂于各地风俗；因为习俗醇厚，没有沃土，百姓不会过分依赖年成，只专心勤劳于自己的力量，职业专一。这些也有成为富饶之地的道理，即使隶属饶州也可以称为富饶。然而有些做官的人，欺负他们的朴实，使他们受虐待而变得奸猾；鄙视他们的醇厚，使他们受到侵扰而变得浮薄；厌恶他们的专一，使他们受到扰乱而分心。这样一来，饶州各县都可以推辞“富饶”的名号，何况德兴呢？天顺、成化年间，听说有吴县尹，又有邓县尹。当时饶州六县考核政绩上报，德兴名列第一。从此以后年年沦为末等，直到今天。既然如此，县本身不能使人富饶，富饶在于官吏。询问这件事，才知道这两位县尹都是进士，而后来列为末等的县尹则不是。唉，官吏如果是进士，大概就有希望了吧？何况担任县中的长官呢？两位县尹离开德兴以后，继任者不知有多少，而进士直到现在才得到张君。距离两位县尹离开，如今已经三十年了，为什么这样久呢？事物困顿得久了，就一定会郁积而想求变；变化到来，也一定要乘着时机。三十年就是一代人了，或许现在正是这个时机吧？德兴从此可以无愧于饶州所属的各县，恢复到两位县尹任职时的情形吗？还是会超过那时呢？人们盼望治理，就像饥渴的人盼望饮食。两位县尹当初开始供给饮食时，不一定精美，但人们也觉得甘美；如今则一定要精美之后才觉得甘美。张君对于这些应当慎重考虑而已。这是京尹张君、太仆张君、礼部程君的意思。他们都是县中人，请我说几句送别张君的话；除了这些，我还能说什么呢？《送虞部郎中王君天申归永丰诗序》虞部郎中王君因病向皇上请求，准备回乡。仲子、叔子侍奉我时说：“儿子侍奉父亲，有旁边的船，有停船的药物，有固定的饮食和常规的诊视，没有危险，没有忧患，永丰是可以回去的地方。”有人说：“你们过分了，王君并没有病得很重。”王君先前担任行人司副，出使淮地；又出使蜀地，方便时便回家拜见双亲，但出使的节令不允许他长久留在家中，只能驱车追赶上路。如今虽然位居郎署，内心却郁郁不乐，睡着仿佛醒着，咽下仿佛要吐出，行走仿佛小步疾趋，思考仿佛忘却，心中悸动不安。上至下级的医生都来诊断说是病，王君也说：“我病了。”我一见到父母，病就解除了。唉！王君难道是真的病了吗？我说：“王君独自忧病，境界多么高啊。”我曾查阅东西两宫的病籍：某人咳嗽，某人生疮，某人头部麻痹，某人眼中有眵，某人牙齿有病，某人痰气上冲，通常有十二三个人。然而他们仍然骑马在路上递送名刺，在家中饮酒娱乐宾客，在官署坐着呵斥鞭打，在郊外亭台池馆别墅中游乐一整天，接连不断。这些人其实没有病，却自以为有病。至于面色枯黄而低头行走，身体弯曲如磬，跛行拖步跨过门槛，越过墙垣便患病，喘息着趋入朝班，实际上已经匍匐前进，这才是真病。这才是自以为没有病的人。自以为有病的人，怎么知道等到已经真的病了时，反而不会自以为没有病呢？自以为没有病的人，怎么知道正当尚未生病时，反而不会自以为有病呢？这两种情况每天在心中循环，那么连自己的身体都顾不上，又哪里有闲暇去思念父母并为父母忧病呢？所以我赞叹王君能够独自忧病。有人又说：“王君虽然以病为由返乡，却又嫌这样会使父母忧戚，于是推托说：‘我带两个儿子回去，让他们入学读书，到了加冠和成婚的时候，用来使父母高兴；我不愿意以生病为名回去。’”我因此更加赞叹王君。做官远离父母，心中思念亲情，即使未必真病，也已经是病了。吃药就好了，却未必立即请求归乡；即使请求归乡，也未必不说‘我是因病回去’，那么他的父母能不忧愁吗？父母也将因此生病。既然如此，思念父母而以病为由归去，是多么困难啊！而能够以病为由归去的人，我见到的就是王君；由此也可以知道他的为人。所以我更加赞叹王君。众人都一致评论我的话说：“各篇赠言的意思大多如此。”于是记录下来作为序。《虚山卷序》《虚山卷》，是安城刘氏虚山翁的文卷。卷中有说、记、铭、诗，大体上都是把虚山翁比作这座山。老人的儿子工部主事君在清源遇到我，拿着文卷请求说：“请替我父亲作序。”我不曾拜访老人，也没有登上虚山山顶，只是回头眺望这座山，探求它为什么以“虚”为名。天地之间，凡是有形而足以容纳万物，却没有什么东西能容纳在它内部的，叫作“虚”；只有名声而没有实际内容的，也叫作“虚”。庄子所说的虚室、虚舟、虚牝，是有形而足以容纳事物、却没有东西容纳在其中的“虚”；左氏所说的虚器，是徒有其名而没有实际内容的“虚”。至于山，是土石堆积而成，是有形之物中最为巨大的。何况草木生长在山上，禽兽居住在山中，宝藏也由此兴起，它有什么空虚可言呢？然而我曾见过山中涌出云气和雨水，向下滋润土地和万物，酿成丰年，使我们君主的仓廪充实、府库充足，使百姓丰衣足食，并以此奠定太平，这究竟是谁做成的？是山做成的。而山却正安然块然、寂静无声，仿佛与这些事情毫无关系；这样看来，天下最虚无的东西，没有比山更像的了。虚山翁如今居住在这座山中，默默地与世俗相违，让美名归于后代子孙，以此利益、救济天下，却把自己的行迹隐藏起来。由此可知，象山的德性，实在是以实为虚，处在虚中之虚的境地。唉，可以说是善于处虚了。他把“虚”作为名号，怎么会没有深意呢？前代的作者已经完成了，后来的继作者还希望承接我的意思来补足它，这样或许就可以与“虚山”相提并论了。

译《华赠卷后序》。这卷诗，是赞美沈君廉夫任江西按察使时为政得体的。何椒丘倡导作诗，张东白为它作序，李白洲用大字书写。三位先生，都是江西的人杰。天下人因此相信它，和作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于是这卷诗便闻名于当时。我在丙辰年秋天，才在京城寓所得到这卷诗，不久之后索要它的人接踵而来。我也想借此充实扩充它，寄出两周年罢了，却忘了它存放在哪里。戊午年，我回乡时留下仆人，四处寻找；到己未年春天，才终于带回来。我因此知道人们很看重它，却不知道人们看重沈君又是怎样。可是我想，沈君如此卓异，即使没有这卷诗，难道终究会默默无闻吗？只是江西的属县，难道没有深山险谷、行人到不了的地方吗？或者能保证没有强横不服、与王法相抗的人吗？万一有人得到这卷诗来观看，或许就会知道有这样一位按察使，又知道有本乡的长老替他向天下后世表彰；有人或许会惭愧惊惧，立即改过成为良民，那么这卷诗也并非小小的补益。因此我高兴地续作此序，留下副本，把原本送还沈氏。《费子充送弟子全南归诗序》。子全要出发了。他是乘船到维扬，从瓜步下行到吴会，渡过钱塘江，逆桐江而行，出三衢，越过怀玉山吗？还是要逆岷江进入鄱阳湖，再上行到上饶的江面呢？是要迂回迟缓，还是紧迫迅疾？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呢？事情有偶然的安排，机会也会偶然变化，我不能知道。不只是我不能知道，即使子充也不能肯定知道。子全望着庭院中的内室，屈指数算路程吗？到家后拜见双亲，且拜且起身吗？谈论京城中的达观之士吗？把对父亲、母亲、各位伯父、伯母，以及弟妇、嫂子的思念带到吗？邻里的老翁老妇来慰劳时，他会辛苦地迎接，含笑应答吗？会解开包裹，拿出脂粉首饰吗？或者拿出佩巾、佩兰吗？这些都是人情常态，即使我暗自也能猜知，何况子充呢？然而古人探访禹穴，甚至能够从观看舞剑器这样细微的事物触类旁通、推求万物而有所增长。如今的京城，难道只是禹穴而已吗？各地水陆交通汇聚，百戏娱乐和工匠技艺，难道只是舞剑器的精妙而已吗？其中的长处，哪里可以估量呢？何况子充急切盼望子全成才，我曾私下观察他，就像大冶铸造巨钟一样。他忧虑得十分勤苦，爱护得也极其深厚。如今子全刚从铸范中脱出，登上业簴，难道会有不发出声响的吗？即使发声，难道会有不汇入众乐而奏出的吗？否则，子充既然是铸造乐器的工匠，为什么要写诗送他呢？而各位和诗者以及我为此作序，岂不都成了没有根据的话吗？《送都阃文君之江西任序》。江西都指挥使司统辖四所、十一卫。其中以南昌命名的有两个，分别治理会府和南昌之地；以赣命名的，治理赣地；以袁命名的，治理袁地。各卫所按所在地命名的，也治理当地。凡是这些所在，大多都是要害之地。赣州和南安背靠大庾岭，而信丰、会昌像犬牙一样伸入南粤的腹地。袁州、吉安是湖湘的腋下，洞蛮实际上从安福的缺口张口吞噬，永新则先尝到它们的锋芒。铅山是瓯闽的北门。抚州、建宁扼守西面门户，与赣州形成犄角，吴越以饶州、信州为唇齿；而南昌是江淮、湖汉水师必争之地。由此推想，古代设置这些机构，大都是为了防护百姓；经过一百几十年，确实颇有赖于此，并非徒然设置。如今却不同了。春天在闽粤耕作的人，那里称他们为良民；秋天进入赣、建境内，却一变而成为凶猛的大盗。临瑞一带连年有人白天在谯门挥刀，还说“我是某某，我是某某”；守臣怀着官印翻墙逃跑，盗贼又扬声袭击巡抚、按察使的营垒。近郊游寇成群四处出动，前来迎接犒劳的人家室内空空，逃窜的人家房屋被烧毁。那么过去所谓保护百姓的设置，究竟在哪里呢？难道时代与古代最初已经不同了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设置这些机构呢？或者是主帅尸位素餐，又在其中受到牵制吗？为什么不改换安排，务必选得其人呢？国事方针既已确定，于是朝廷不吝惜任用尊贵显要的大臣，俯身顺从形势来整治安抚。不几个月，又任命文君大章为都指挥同知，前往履行职务。所谓主帅，文君是杰出豪迈的人；他以武科中举，声名铿锵显赫，曾任京营赞画、协副凉州左参将，镇守庄浪后入掌京营；独当一面、折冲御侮，本来就是他的职责，也是舆论所认可的。只是暂且抑制他而使其就任，难道是我们的君主和宰相不知道文君吗？时势有缓有急，事情有常法有权宜，派出宿将来壮大民防、救济时局罢了。等盗寇被消灭、百姓安宁，能够恢复古代最初的局面，就是文君收拾行装的时候了。锦衣卫鲁侯景章和我同为江西人，壮赞文君此行，并希望他迅速归来，因此用这些话为他送别，也把这作为约期。《萱寿荣庆图诗序》。《萱寿荣庆》有图，图下有诗一百篇，每篇都有题名。有的是翰苑中的英才，有的是台省中的豪杰，有的是中秘之府中崭露头角的人。有献诗的日期，是某月二十五日庚申日；有献诗的宅第，是宫阙东边的蔡氏住宅。所祝贺的是七十寿母，即河南左参议元鼎、刑部员外郎元敬的母亲屠太淑人。太淑人结发嫁给先山西右方伯公；方伯公由平民起家考中进士，历任内外官职，备尝艰难，升至大官。元鼎、元敬接续父亲的功业，正要联袂高飞，没人知道他们的前程止于何处。人们说“这是两位奇才”。是谁造成了这种成就？难道作为妻子，本来就是妻子而另有流传下来的道义吗？作为母亲，本来就是母亲而另有流传下来的仪范吗？凡是妇道施行于丈夫，母仪体现于子女，大概都是闺门内在规范的修养、女子德行的常态；即使美善，也未必彰显，即使盛大，也未必宣扬。然而有时丈夫和儿子遇到合适的时代，对上能够成就辅佐君主的正道功业，对下能够宣扬使百姓富足的恩泽，于是典礼所加，妻子因丈夫而荣耀，母亲因儿子而尊贵。三代以来从未改变。这种制度，是圣人制定的。圣人难道是过分迁就人情、矫饰而使其归于厚重吗？只是推究根本而论定功劳，不使功劳有所遗漏罢了。那么上天推究根本而论定功劳，当然也应当与圣人的做法没有不同。如今太淑人所得到的封典，起初是孺人，继而为宜人、恭人，后来为淑人、夫人，大概只是逐步升迁而已。至于所谓上天所给予的长寿、健康、安宁，又哪里依赖人的颂扬和祈祷呢？图和诗已经完成，她的家人来请我在上面作序，所以我论述其中的道理，把它写下来。

译《送刘君知丰城县序》。弘治壬子年冬十一月，进士、麻城人刘君士约，经选授任丰城县知县。当时在朝的涂侍御卿仪、李司谏充昭，都是丰城县人。他们请我写文章作为赠言。我是史官，怎么能推辞呢？从前晋代张华博学多闻，善于推步星象，见斗宿、牛宿之间有剑气，认为应当在豫章的废墟。于是任命雷焕为丰城令。雷焕挖掘监狱，得到宝剑，后来便给丰城县和县中之江都命名为剑，称作剑县、剑江。直到今天，喜欢谈论丰城旧事的人，谁能舍弃“剑”呢？剑是锋利的器物，以矿石为质料，经锻炼而成，在磨石上磨利，经淬火而坚固。用它面对纷乱纠结之事，能够解开，所以多用于武事。贤者佩剑，也借此自我激励勇气，遇到大事、决断重大疑难时，便用剑来作比。因此说，贤者是国家的利器。一个县虽然小，道理也是相同的，没有利器来治理，怎么可以呢？刘君出身于世代为官之家，刚直的资质已经有所涵养；又以求学问来锻炼磨砺，经过十年磨淬，直到凭三传《春秋》考取南宫第一，成绩突出，颖异脱颖而出，凛然如锋刃刚从磨石上发出光芒，已经经受过考验。与剑器相比，不也是勇猛而锋利吗？何况当今天子刚健神武，万机独断，各项政务日新月异。凡是软弱迟缓、不能任事而耽误政务的官吏，一概罢免，守令大多任用廉洁耿介、清明强干的人担任。刘君能够任此县，正是用剑器来治理剑县，难道可以认为是偶然吗？孔子曾讥笑子游做武城宰，说“治理小小的武城，哪里用得着牛刀”，是戏说他善于用刀。刘君如今也要善于用剑吗？刘君到任之日，应当观察治理之理，在心中筹划，说：从前是否挖出过剑，剑究竟有没有，都无法知道；但如今既然有了“剑县”这个名称，便不可欺罔。于是应当收藏锋芒，收敛剑刃，徘徊四顾，即使让人容易轻视自己，也不要防备不足。这是因为我的剑还在，也有等待时机的办法。若只是因为挖出了剑便拔剑而出，说“剑不在这里”，只顾挥剑上下，以满足自己无敌的勇气，炫耀一时的声势，说“他们哪里敢抵挡我呢”，那么将会没有这把剑了。孔子是子游门人的老师，所以借戏说来教导他。我与刘君并无旧交，所以正经说这些话。刘君要谨慎努力啊。《防寿重封诗序》。户部郎中古田人罗志仁任主事时，获得封赠：父亲为主事，母亲为安人。升任员外郎后，又获得封赠：母亲为员外郎宜人。当时宜人正因志仁迎接她而高兴，便前来接受奉养。壬戌年秋天，封君六十岁；到了癸亥年夏天，宜人也到了六十岁。一时之间，盛大的美事全都聚集，罗氏家族以及诸位赞美志仁的人聚在一起谋划。有人说：“事物成双而没有差错，叫作‘防’；事情一次又一次地遇到，叫作‘重’。寿命像这样，难道不能称作‘防寿’吗？请把它命名为‘防寿’。封赠像这样，难道不能称作‘重封’吗？请把它命名为‘重封’。”众人都说好。又有人说：“只专注于祝寿而遗漏封赠，是忽视恩典；不能只专注于封赠而遗漏祝寿，那是昧于福分，也不可。”请把二者合起来，命名为“防寿重封”，可以吗？众人又都说好。于是《防寿重封》的诗像泉水涌出、河流奔来，好事者甚至称它为“诗林”。又因为诗作丰富而华美，有人称为“诗府”，大概是说它多。我对谢邦用说：“志仁是你的宗族兄弟，难道只是这样而已吗？”我本来就私下借此寄托了一些意思。如今天下太平已久，家中没有拖欠后期租税的事，那么地方上也没有喧嚣叫嚷的官吏；百姓安定，百姓安定，所以夭折死亡的少而长寿的人多。官署中有守法尽职的官吏，朝廷就有遵循正道的公卿；赏赐可信，赏赐可信，所以诛罚少而恩典多。这样两条道路每天推移，默默运行于天下之间；器量宏大而福泽深厚的人，自然会兼得这些好处，只是没有人知道它们的端绪。志仁有这样的境遇并不奇怪，而诸位君子又正逢休暇之时，正要从歌颂国家盛大的余绪中择取诗材，那么这里不正是可以从容游刃、形成诗林诗府的地方吗？我看志仁，是古田积蓄已久、郁勃蒸腾而破土首先显露出来的人。他凭什么使这种相逢之喜摆脱昏昧、闻名于世，使前后都光明显赫、永垂不朽，果真是借助这些诗吗？还是这只是末节呢？不过这些诗也足以使人不朽。那么再过千百世，后人知道有所谓“诗林”“诗府”，也会把它看作其盛德大业留下的余美。志仁为了他的父母，难道会不愿意吗？因此我把这些话告诉邦用，邦用点头同意，请我写下来放在诸诗之前作序。《圭峰集》卷一。钦定《四库全书》。《圭峰集》卷二。明代罗玘撰。序。

译《敬斋珍苑序》。《敬斋珍苑》，是敬斋所珍爱的东西聚集之处。然而不能只说这是敬斋所珍爱的东西在这里；凡是敬斋认为珍贵的东西，也都在这里。他的收藏丰富，所以称为“苑”。苑，是繁殖养育鸟兽草木的地方。古代天子、诸侯和庶民共同拥有它。可是珍宝这种东西，产地往往遥远，有的甚至在极北荒寒、不生草木、行人不到的地方，在蛮夷、魑魅、毒蛇害虫出没的区域；即使近一些，也不是千仞高崖，便是深不可测的潭渊。因此要取得它们，如果没有抱定必死之心、预先决定一定要前往，没有不惜生命的气概、临事时作出决断，往往就会遭遇不利。即使如此，还一定要结伴成群，耗尽岁月；仅凭一个人一天的力量，本来就不值得谈论。然而仍有人白白送死而得不到它，也有人侥幸活着回来仍得不到它。这样一来，作为货物，它有的价值不止十万，必定达到百万；有的价值不止百万，必定达到千万，价格一再被抬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所以即使凭天子、诸侯的尊贵和富有，也不能像蓄养鸟兽草木那样在苑囿中收藏它，何况地位更低的人呢？然而对天下国家来说，何必急着追求这种珍宝呢？因此君子不把它称为真正的珍宝。唯有那种离人不远、取得非常容易的东西，三尺高的儿童也能学习使用，甚至能够完全体会它；即使成为圣人，也没有什么难处；推究它的作用，即使尧、舜、禹、汤治理天下国家，也不超出这个范围。那么，天下真正的珍宝大概就在这里，而不在那些地方；那些外在珍宝本来就没有什么凭借，不能拿来与它争胜。何况把它施展开来，弥漫于六合之间而没有间隔，哪里还需要以“苑”来夸多呢？不过敬斋所谓的“苑”，只是从他一个人、一家所有的东西来说，并不是通行的概论。敬斋是泉州人，姓傅，字时庸，任尚书户部郎中，喜好学习而且能写文章，一生著述非常丰富，有志于世事，却终于未能显达而死。这部编集包括制诰一篇、敕命三篇、序说记十一篇、赠诗六十篇；他的儿子刑部主事傅浚又附入祭文、行状、铭、表、挽诗一百多篇，共一百七十篇，汇编成书，冠以现在这个名称，用来表明一定要充实到成为“苑”才停止。他偶尔来请求我谈谈其中的道理。我看世上的士人，谁不知道这里所说的珍宝重于那里所说的珍宝呢？但有人把它用作求取功名、媒求利禄的工具，早晨得到，晚上便忘掉，像旅舍一样。反而对于那里所说的珍宝，却与它们胶漆相合、不能分解，然而最终因此招致祸患的人却相互接踵。唉！假如他们读到这部编集，或许也会稍稍受到阻抑吧？那么这部编集，大概也能对此有所补益吧。《送符君知溧阳序》。我自丙午年到体斋先生门下游学，因此得以结交贤者符瑜；我长期滞留乡里，也因此知道了他的名声。像符君观、张君文，是其中最著名的。这一年，张君果然以《春秋》经学被荐举而来。己酉年，符君也来了。第二年参加礼部会试，以《礼经》考取第五名，在大廷廷试中列为进士。我在先生庭中任职时，没有一次不惊讶于他们过去困顿而如今通达。退下后私下想：“他们将来会担任谏官、御史，难道也不会成为六部、寺监之官吗？”不久，我因服丧离职。等到服丧期满北上，先生获准请求南归。今年春天，我参与礼部会试同考，张贴榜名时看到张君，欣喜他与符君没有辜负我数年前的预知；先生也在五月回朝，符君、张君也来会聚在座旁。张君对我说：“你知道符君要去做溧阳知县吗？”我惊愕，不知道他所说的意思。先生的弟弟中舍君说：“符君在工部试任政事，又奉命出使辽藩，清廉勤勉的声誉传遍政府；因此凡是辽藩的事务需要再次委任时，还没等他回来，就两次用公文接连委任他。符君于是滞留了两年，而铨选部门按惯例以进士姓名列在甲、丙等。甲、丙等都补任外官；乙等虽是公差出行，大抵因为属于回避，不受年限限制，也依照甲、丙等的例子补任外官。” 我听后叹息说：“唉！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天下的事情，实在无法预先知道。符君滞留乡里的时候，先生知道，乡里人知道，即使像我这样疏远的人也知道。然而若说他一定能与十三郡的士子竞争而被荐举，那就是妄言；何况能考取礼部会试第一呢？何况能考中进士呢？即使符君自己，也不敢认为这是必然。后来他果然被乡里荐举，考取礼部会试第一，登进士第；又经过多年历练，通达精干，清廉勤勉的声名显著。若人们因此认为他不是台谏、部寺之官的合适人选，也是妄言；何况敢肯定他一定会补任外官吗？即使符君自己退让压抑自己的愿望，也没有想到会这样，何况这是先生和乡里人一向寄予厚望的人呢？天下的事情果真能够完全预知吗？如今符君做溧阳知县，难道会像当初从乡里荐举到考取进士那样吗？也很可能像当初滞留乡里时一样。过去滞留乡里积累力量，终于达到进士显达；不知道如今滞留县任之后将会怎样。通达与困顿循环往复，很快就能看到了。”张君起身作揖说：“您的话哪里只是说符君，天下人都一样。”于是我向先生请示，先生命我写下来，作为送符君的序。《送参议吴君之任湖广序》。吏科左给事中金溪人吴君懋贞升任湖广布政司左参议，将要出发。乡里在朝任官的人，按照惯例在路上为懋贞举行祖道送行；懋贞尤其是乡里的希望所在。于是又请我作序，把它作为日后验证的话。唉！我本来不是占卜师、观星史官，哪里能够预先安排他日后的种种说法呢？假如占卜师说：“懋贞将来会入朝任司寇吗？”观星史官又进一步说：“懋贞将来会做到冢宰吗？会这样吗？不会这样吗？”这些都不是对待懋贞的方式。懋贞是有志于古道的人。

译《尚书》说：“上天讨伐有罪之人，这是司寇的职责。” 懋贞曾任刑科给事中，本来就曾谈论过这件事。果真能够使有罪的人必定受到惩处，使受冤的人必定得到昭雪吗？又说：“上天任命有德之人，这是冢宰的职责。”懋贞曾任吏科给事中，本来就曾谈论过这件事。果真能够使贤明者必定升迁，使幽暗不明者必定贬黜吗？做不到。有人或许因此责怪他，他一定会回答：“我实在不能弄清天下这么大，谁有罪、谁受冤；何况我的职务并不是与司寇共同决定罪犯出入的人。我实在不能弄清天下这么大，谁贤明、谁昏暗；何况我的职务并不是与冢宰共同决定升黜的人。我的职责在于进言，进言而已。这就可以了。”如今情况不同了。湖广有六道，懋贞必定负责其中一道。那么他也可以说：“天下这样大，百姓中有罪的、受冤的以及罪与冤相互颠倒的，士人中贤明的、昏暗的以及贤明昏暗相互颠倒的，如果不知道这些，就叫作不明；知道了却坐看别人决定他们的出入、升黜，而决定出入升黜的人本来就是同列官员，难道我就不能成为司寇、冢宰吗？”也可以说：“我不敢同他们争权。”有人又说：“这不是我的职责。我的职责只在于稽核户口；我的职责只在于督理钱粮。” 又说：“我的事情已经办完了。”那么，前面所说的只是谈论自己的职责而已，就确实如此了。这样一来，难道就会像占卜师、观星史官所说的那样吗？将来如果只是由那些亲自决定出入、升黜的人来办，而听不到他的进言，那就不是所谓上天的任命、上天的讨伐了。难道这是有志于古道的人所应当成为的司寇、冢宰吗？懋贞一定不会这样做。所以我预先替乡人说明这些道理，也用来坚定懋贞的志向。《恩封荣庆序》。余姚恪庵毛居士，于弘治九年三月初一早晨，蒙恩封赠为霸州知州。封赠的诏命下达后，从京城到霸州，霸州距离京城很近，他的儿子、现任刑部郎中毛世诚正在那里。毛世诚得到消息，不敢在京邸留宿，恭敬地交给使者送回余姚。封君到达那天，居士拜受诏命。既然是知州，可依我推想，余姚当时号称多有显贵官宦，不知是否也有封赠为知州的呢？过了两年，郎中被召入部，任员外郎。一时之间，环顾上下，也不知是否有人以知州之职封赠父亲呢？知州是外任官，按制度必须任满九年才能封赠。由进士补授的，有的三年便被召回，有的四五年被召回，超过这个期限的也有始终不被召回的。被召回的人来不及封赠，不被召回的人又不能获得封赠；能够任满九年而获得封赠的，便不是进士。这样说来，难道不是知州父亲难以获得封赠，而是进士父亲难以凭知州之职获得封赠吗？我曾经过高邮，郎中当时任高邮州官，与我是同年进士。他来拜访我，我觉得他的声音低弱，容貌憔悴，我非常惊讶而且忧伤，不敢追问，只时时把这件事放在心中。等他再次来相会时，他离开高邮已经很久了，正是从霸州回来那天。我觉得他的声音清亮，神情充盈，比过去更好了。于是想到我们在高邮相会时，他大概只是为州中政务劳累罢了。这样说来，难道不是进士的父亲难以凭知州之职获得封赠吗？还是说，治理州政这件事，即使像郎中这样的进士，也很难任满九年呢？不过也正因为郎中亲身经历过此事，他在霸州任职时就写信来对我说：“请替我的父亲把这件事写得盛大些。”我三年没有完成，后来又告诉他我要回乡。回乡将近四年，到如今来这里又过去一年了。而郎中恰好奉有封赠鲁地的命令。鲁地是东南的孔道，使者办完公事后，车辆已经在岔路口，归期只差一点点。郎中心里难道没有丝毫介意吗？我不相信。因此追述并缀合他的心意，补写此文，让邮使送回去献给他。距离当时到现在总共八年，又因此可以看出，不只是进士的父亲难以凭知州之职获得封赠，即使替这件事作文章的人，也难以把它写成。《送江编修得告归省序》【庶吉士月课】。人都有父母。士大夫把离开父母看得关系到义理，所以能够获准回乡省亲的只有十分之一；工商之人把离开父母看得关系到生计，所以能够获准省亲的有十分之九。这难道是义理给人带来了祸害吗？只是形势有所限制。形势在这里受到阻滞，感情便在另一处得到伸展，也可以这样。人活着，年轻壮盛时，总希望自身富贵；等到愿望没有实现而衰老将死，之后便只希望自己的儿子成就事业。儿子从事儒业，希望他在朝廷显达；从事商业，希望他的货物聚积；从事技艺，希望他的技艺行于当时。心情是一样的，而儒者尤其如此。若能在乡试中举，又有所收获，便能使门庭显赫；又在礼部会试中竞争，在廷试中脱颖而出，并有所收获，便会有显贵车马来往；再进一步获得优厚官爵，不几年便能得到封章和赏赐，名声地位就改变了。千金的财富、用三牲奉养父母，怎么能换来这些呢？在这时候，人们盼望儿子按资历不断升迁的心情正热烈，哪里有空考虑相聚会面？区区回乡省亲，难道就能满足父母的情感吗？像孟子所说的以志向奉养父母，也确实有这种情况。士大夫省亲只有十分之一，也是自然的情形。可是有人却拿工商之人的情形来衡量他们，为什么呢？今年八月，太史钱塘江先生按制度应当获准省亲，便把情况上报，诏令准许了。到了某一天，他告别同僚，将要上路，所以我借此揭示士大夫难以明说的隐情，用来解除众人的疑惑，也赞颂江先生的勇气。不过江先生也是人中十分之一的那类人。

译《诏使祷雨有感诗序》。成化丁未年，发生大旱。计算受灾地域，从京畿一直到幽州、并州、雍州、豫州、青州、齐地，地域极其广阔；计算受灾时间，从孟春二月一直到夏季四月，时间也是最长的。禾苗不能生长，麦子不能收获。以至于皇上焦虑劳苦，停止娱乐，减少膳食，移驾便殿；大小群臣都震惊恐惧、肃敬战栗，不敢嬉戏安逸，这是恭敬上天变异的表现。皇上又想到山川鬼神，远方的灾情或许无法听闻知晓，于是下诏命廷臣奉持币帛祝祷，分别奔赴各处名山大川。少宰刘公负责北岳以及医巫闾山诸神的使职。出发后到了戊午日，黑云遮蔽天空，伏雷隆隆作响，雨才降下，但还没有下透；己未日又下雨，庚申日才下大雨，滋润充足。皇上于是解除群臣的斋戒，开始恢复日常处理政务；群臣又各按路途远近先后回朝，在宫阙下复命。刘公是我的同乡，我去私下拜访他。刘公对我说：“起初辞别陛下出发，出了张掖门，黄尘蒙蒙，千里看不见一点苍翠；牛羊啃食枯草，老人哭泣，妇女啼哭，有人挑担站立，哪里还有闲暇询问播种耕作的事？祷雨归来后，下行几里，倒下的人站起来，枯草发芽，折断的枝条抽生新枝；青翠的颜色横亘眼前、交映眼睫，耕夫遍野，而歌唱的声音大概已经洋洋然充满耳朵了。” 呜呼，多么美好啊！我于是起身赞叹说：“您难道没有见过景钟吗？它发出的声音很大。敲击它却没有槌子和执槌的人，或者有槌子却不敲击，它们同样不能发出声音，却对人说：‘钟没有声音，难道不是过错吗？’如今天地之气，上升便成为云，下降便成为雨，这是本来如此的。至于它郁结而不能上升，也不能下降，比钟把声音蕴藏起来更严重。而人的精诚一旦受到感动，便使它上升又下降，比槌子敲击钟还要有力。何况至仁的君主和精诚的使者，他们执槌敲击，效果应当怎样呢？”刘公说：“对。”当时一同拜见刘公的人都有诗，于是让我们把前面的话写下来作为序。《玉堂斋宿听琴序》。成化丁未年孟秋，皇上将要禋祭太庙，翰林院按职责关系最亲近，按地理位置也最接近。因此在祭祀前一天，内阁元老全都肃敬，群僚进入院中斋戒沐浴。到了时候，院中差役清扫洗涤，打扫开门，铺设床榻，屏息等待。祭祀所需的一切物件，背负的、手提的、抬着的、挑着的，纷纷到来。被褥、毾㲪等物充满西厢房下。笔搁在床上，茶留在灶边。有人高声朗诵，有人默默端坐，有人聚集交谈，有人倚着几案睡觉。虽然动静不同，但凝聚精神、涤荡思虑，积蓄诚心专一，却是相同的。不久，暮色降临，炊烟停止；钟声响起，夜幕开启，群体活动全都收敛，万籁俱寂。众人起身散去，各自回到休息处。我也进入房间上床休息。忽然有声音从邻壁之间传来，琮琮琤琤，泠泠汀汀，时断时续，时细时大。像乱水奔向山谷，轰然齐奔；像轻风吹入竹林，飕飕然发出撞击声。织女在织机上撕裂丝帛，宫官在众人脚步中鸣玉，都不足以形容它。我对童子说：“这是什么声音？你知道吗？”童子说：“隔窗的老人有一件物品，纵长三尺，直径一尺多；上面排列着星纹，腹部凹陷，缠着白色丝弦，用两只脚支撑；它黑黝黝的，形状空洞。用指甲划它，铿然有声，其他的就不知道了。”我说：“啊，这是琴。你怎么见到的？”童子说：“从缝隙中窥见的。”我于是提起衣裳站起，推开门，请那位老人让我得到琴来弹奏。开始时琴声呦呦而沸腾，袅袅延展，像幽谷中起舞的柔风，像高枝上零落的露水碎裂；有怨而不愤怒，有悲伤而不激烈。老人说：“你也懂得这个吗？”我说：“这是《猗兰操》。如今皇上渴望任用贤能，何况遇到了大圣之主，不知将会得到怎样的尊荣。请放下这首曲子，换一首来弹。”于是琴声切切凄凄，像诉说，像哭泣；像被拘的鸟鸣叫着思念树林，像被缚的猿哀叫而无法逃脱，忧愁深重，祸患逼迫，却向谁申诉、向谁控告呢？老人说：“你也懂得这个吗？”我说：“这是《拘幽操》。商汤解除罗网，众类都通达；周朝监狱空虚，万姓极其喜悦。何况如今正是至治之世，我却没有听说圣人被困。希望您换一首。”过了很久，老人拧紧琴轴、收紧琴弦，把商音改为宫音；曲调尚未完成，先已感到雍容舒缓，沨沨然从容而不迫，洋洋然浩荡而无边。我顿时心情洒脱，随之清明，精神思绪恍惚，仿佛游于舜帝庭堂。我说：“高妙极了，尽善尽美了！” 从前有虞氏演奏这首曲子，景星出现，庆云显现，天下百姓口含食物、拍着肚子，甚至不知道帝王的力量有什么作用。老人心中所想的，或许就在这里吗？”老人说：“是的。”于是他抽出琴弦，把琴装入囊中，让童子出去关门。向外一看，漏刻已经到了午时，宫门也已经打开。他赶快起身，恭敬肃穆地快步前去办理事务。听到《猗那》以及《清庙》的九次演奏，耳中仍然仿佛留有琴声。退下后整理记录这些话，写成《听琴序》。

译《送福建按察副使余君之任序》。凡是御史居于御史台中，阅览章奏，按惯例不拟定请求派往外地，因此受到这个限制，无法借故自行方便；甚至有人几年都不能回省探望父母，这可以说是使他们停止劳作却压抑私人感情，有人因此认为这是损害孝子。等到得到提拔，不是升为太仆寺少卿，便是任大理寺丞，或者任通政司参议，都是内官，很少有补任外职的；年老而有历练的人，又因此而得到虚名、损害实际，这可以说是使有志之士受到损害。我的朋友余诚之任职于此三年，他的母亲太孺人居住在遂宁，被剑门的险阻隔开，不能迎接母亲来奉养，忧郁得几乎生病，已经多次这样了，正打算请求解职回去。今年夏四月，忽然有任福建按察副使的命令，人们都惊骇地说：“奇怪啊！”诚之却非常高兴说：“这是上天借当权者之手来偏爱我，是当权者爱护我。”人们说：“你不能任太仆寺少卿吗？不能任大理寺丞吗？不能任通政司参议吗？却反而说这是爱护，爱护在哪里呢？”他说：“正因为没有与别人相冲突，傲慢之心就会因遭遇忤逆而生，便会折损；没有事情加以拂逆，懒惰之心就会因应付纷乱而生，便会粗疏；不接近百姓，昏暗之心就会因观察事物而生，便会蒙昧。想以此善终，能做到吗？我如今幸而有冲突，可以镇压傲慢；有拂逆，可以振作懒惰；有接近百姓的机会，可以洗涤昏暗。克服我的毛病，增益我的长处，所得已经很多，其他事情哪里值得计较呢？所以说这是爱护我。”人们又说：“凡是给予别人东西，超过本分叫作偏私；你所接受的这次给予，实际上还没有超过本分，却也说是偏私，可以吗？”他说：“我先前告别母亲时，按中士的礼制拜见我的母亲；这次回去拜见母亲，将按中大夫的礼制拜见我的母亲。我没想到这次能够以中大夫的礼制拜见母亲，母亲也没想到能接受中大夫的拜礼。否则，我一定会迟迟等待，在内署停留，我怎么能忍住不请求回去呢？这样看来，按中士礼制拜见母亲仍和过去一样，所以说是上天借此机会偏爱我。”君子由此知道，诚之在历练方面所得很厚，而在职位取得方面要求很少，说他是有志之士；在省亲奉养方面看得很重，而在升迁方面看得很轻，说他是孝子。同年们又为我们这一榜中有志士、有孝子而高兴，而这两种品德又集中在诚之一身，我们这一榜值得庆贺。于是让我写下此事，作为诚之出任时的赠言。《贞坚余荫诗序》。歙县节妇吴氏，孙子成请求我为她的《贞坚余荫诗》一百多篇作序。这些诗篇篇都说节操；她的节操，先皇帝的实录已经记载了，只是还没有今天这个名称。是谁为它命名的呢？是篁墩程学士。学士是歙县人，推重她的节操以激励风俗，所以为它命名。后来姑苏沈石田为它作图，并且大书题名。石田当时在南方很有声望，凡是山川的胜景、风水虫鱼草木的华美果实、变幻怪异奇诡的景象，没有不全部收摄于笔端，以显神他胸中的俊逸，并作为无穷的寄托。何况这件事关系到风教，而且又是同郡的事情，他怎么能没有感情呢？由此，《贞坚余荫》这个名称便在吴越之间流传闻知，常常进入吟坛诗社，成为人们咀嚼品味的题材。假如成在这件事上预先产生矜夸之心，一定会说：吴越如今独擅天下，这也就足够了，那么本来就不会对这件事再起什么影响。或者认为当今之世不足以流传，便一定说古代的人、古代的人；那么一定要寻求像古代立言者那样的人，才可以流传。唉，这也算孝了！然而如今举天下骤然竟没有这样的人，何况此事呢？如果只是希望图画在吴越之人中流传，那么这里本来就是它的地界，它的传播或许也有希望，或许也正合适。况且如今天下谈论勤劳，活着的人与日影竞逐；但一定会说是歙县人；看待捐钱经营无益之事，吝惜得像捐弃生命一样，也一定会说是歙县人。这样，成到这里来，路程将近五万里，在时间上已经非常遥远，难道不会因他的勤劳而感到疲病吗？到通达之士的门下执贽求见，所耗费用确实不可估量，难道不会因耗费他的生命而忧郁吗？成一定要做这件事，难道是超然脱出当地风俗的人吗？否则，篁墩为它命名，石田为它作图并题字，吴越名流为它作诗；他们还会把它珍藏，国史还会记录它，甚至还想刊刻它；难道要说：“这些事都使我疲病忧郁，我怎么能够和他们唱和，何况还能够把名字列在其中呢？”又哪里还顾得到能否流传呢？成也可以用来激励风俗，不只是吴氏一人。吴氏的丈夫汪夫仕荣早逝时年仅二十四岁；她奉养寡居的婆母，抚育襁褓中的孤儿，那就是成的父亲。她活到八十多岁而家业日益兴盛，后世读史的人自然会看到这些，这里不再记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万里〕 《别吴献臣诗序》。吴献臣、蒋敬之都是广西人，和我一同在宗伯丘先生门下游学，如今又是同年进士。我们三人中，我的年龄几乎是他们的两倍，容貌也很丑陋。两位君子却不因此疏远我；他们尚未中第时，难道已经看出了什么吗？两位君子的德行、器识、才华、文采，实在不像与我有这样的年龄差距。我敬重他们，像面对敌国一样，不敢迎接他们来应试；接近他们，又像同胞兄弟一样，不忍舍弃而片刻离开。我正倚重两位君子来提高自己的声望，献臣却出任广府顺德知县，独自先离开了。唉，我难道会因他离去而生气吗？即使有气，也只是我的私情；若因此把献臣当作仇人，岂不是太苛刻了吗？馆友苏伯诚是顺德人，按职责应当主持饯饮，这实在适合在城东月河寺南面的车舆处举行。这次出发，则适合由欧阳时举主持饯饮。酒意一向浓烈，诗兴一向放纵；至于表达送行的心意，则正适合我和敬之在酒席间筹划。献臣非常欢悦，诸位君子的诗兴也随之迸发出来。拘谨的人有所蓄积，畅达的人尽情抒写，情境都可以描绘出来。我当时不会作诗，确实十分畏惧他们。正想用一篇文章支离应付，敬之已经替他作好了。丘先生的冷箴在这里，难道还能推让吗？献臣说：“只要能够有助于我此行，就请听凭安排。” 我想，政事方面可以请教他；而在世故方面老练、历经百炼而不衰的人，谁能胜过时举呢？于是请时举谈谈当地的风土，这也可以。可是考察书本，不如亲眼经历；亲眼经历，又不如让本乡人谈说。于是请伯诚来谈。两人既然没有拒绝我，我这个愚人的打算算是成功了，便洋洋得意，不能掩藏自己的自夸。有人说：“敏捷是值得自夸的，迟钝也值得自夸吗？”这应当罚上上等酒。又有人说：“人们把遗贤献给臣下，是用一个人的遗贤献给臣下；把众人的赞誉列为上上。”大概有两件事足以使我浮一大白。又有人说：“政事不在于喋喋不休，也不在于过分显露。喋喋不休的人会困窘，过分显露的人会污浊。沉默安静，是象征；明公的母亲，也许可以用来辅助政事。”这篇文章写到这里，大概也是不得已。我哪里敢这样做呢？

译送高司训赴任灵山序 如今天下士人对于科场学业的研习，只有闽中最为专一。这大概不是父兄师友传授影响的结果，就是乡里之间鼓舞激励的结果。因此，当地人的才质有可以自行显露的，都以从事其他行业为耻，必定趋向科举，把它看作尊贵之途；久而久之便形成风俗。那些幸运地遇上机会、考取高第而成为达官的人，也容易对此习以为常，不以为奇；即使只是得到常员冗职、取得一命之荣的人，也没有谁在其中以此为荣或为辱、加以诋毁或羡慕；偶尔有人困顿失意，他们固然会叹息惋惜，最终也不会讥笑排斥他。一藩之内的郡县，八年举行三次大比，按制度取九十名，闽县和莆田占其中十分之八，其余六郡只取足额而已。至于参加礼部会试、考取进士，也同样按此比例区别对待。闽中专一治学而形成风俗，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高君名惟崇，是闽人。今年他从南京太学来拜谒吏部，吏部恰好铨选任用他，于是前往灵山任训导。灵山是广东偏僻的县。训导一职虽然清雅，但在地方官中极为疏散；居于偏僻县份、处在散地，闽人看来当然也是困顿失意的处境。他在朝中任职的人，如果知道惟崇的情况，谁能不为他惋惜呢？难道不是因为惟崇做闽地士人已有数十年，他的学业并非不专一；他作为士人，尊府佥事君确实是在众多儿子中选中他而任命的，他的才质并非不能自行显露；从佥事君以上三代，都是进士，有任给事中的，有任别驾、丞、教谕、训导的，又有几人。他的家学渊源并非不深且长；凭借可以自行显露的才质，承受深厚绵长的家泽，又受到专心治学风俗的鼓舞，沿着通常的有利道路前进，只要不成为达官也就罢了。考取一个名次，获得常员冗职，本来是可以坐等得到的。难道竟然连九十名中的一个名次也得不到，逐渐逼近老年，才仅仅拜受一个散漫的官职，而且又与自己同处穷僻之乡、从事同样的事业，心中能不介怀吗？我的朋友郑叔昭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又听父老说，景泰年间，佥事君来督学，他的教诲直到今天还可以传诵；如今灵山得到他的儿子来教导惟崇，固然是灵山的损失，难道灵山不也是有所获得吗？把这里的人才取来加到那里去，这又是造物主的妙处，不是人所能完全知道的。叔昭喜欢我的话，便把它写下来，以安慰惟崇此行。送侍讲学士刘君回东川省亲诗序。城的东南角有一条溪水，源头出自西山山麓，流入大内太液池，又分成支流，经过这里。溪岸上有柽树、柏树，又夹杂着槐树、榆树，浓荫低垂，几乎与水相接。锦衣袁氏居住在这里。以石头堆成假山，在山中开洞，在山顶建亭，是都城中水木相映的佳处。侍讲学士东川刘君仁仲获准回乡。闰月十日，我和倪舜薰等八人为他饯行。我与袁氏交好，选择胜景，于是得到了这里；起初也只是偶然，并没有别的用意。后来酒宴进行得非常欢乐，略去了宾主之分。有时我们沿溪成群而行，有时席地坐在岸边，而仁仲独自俯身临溪观看水流，靠近岸边依着树木纳凉。他观看水时，我觉得他不断点头，仿佛有远行寻根的意思；他在树荫下休息时，我又觉得他的脚步频频移动，仿佛发出低头徘徊的声音。我斟酒敬他，说：“喝这杯酒，为什么还要远望呢？”又斟酒敬他，说：“喝这杯酒，为什么还要徘徊呢？”仁仲笑着说：“远望，是我默默探求它的源头；徘徊，是我细微地探寻它的根本。我的身体，好比水和树；我的双亲，好比源头和根本。没有我的双亲，怎么会有我的身体？没有我的身体，我又怎么会有今天呢？我离开双亲已经十年了，所以讲席中的职位我暂且放下，想着将来还可以补回；东宫讲读的职务我暂且停止，想着将来还可以继续；史事方面的简命，我交给同馆同僚，想着事情可以办完。万里路途、烈日暴晒、剑门险阻、鸟道危峻，我都不去考虑。只是想到双亲明年的寿辰，是不能借来的，所以要在一天之内赶回去。因此遇到水便观看它并远望，遇到树便在树荫下徘徊，这是因为我心中焦急。我只是有所触动罢了。”八人于是都为我善于选择胜景而大为高兴，又异口同声地说：“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凭什么引发仁仲的真情呢？难道是上天留下这个地方，用来彰显仁仲的孝心吗？不能不把它记述下来。”于是各自作诗一章，记下这次相会的缘由，也用来为他的出行赠别。诗作成后，便把姓名题写在诗上。舜薰，工部郎中，钱塘人；清苑傅邦瑞，左春坊左中允；姚江翁应干，官职如舜薰，在礼部任职；任丘屈引之，兵科都给事中；湘源蒋敬之，官职如邦瑞，在右春坊任职；丹徒靳充道，左谕德；铅山费子充，左赞善，都是左春坊官员。我是南城人，官职仍为编修。因为年纪稍长，大家谦让我作序。

译送胡君世荣任清源知县序 弘治己酉年春三月，同年胡君世荣出任山西清源县知县。我说，清源这个地方，世荣是担当不起的吗？为什么这样说呢？世荣是羽林卫世袭贵族之后，按例应当承荫授任指挥佥事；官品为四品，阶官为明威将军，俸禄每年三百石，服饰为金紫，站立在丹墀西侧，与东墀下的大夫相当；每年节令宴赐，也一定与外廷武官的等级相差悬殊。一个男子做官做到这个地步，也算荣耀了。然而一定要他的先世在开创天下、局势草昧之时，举起义旗，分担君王忧患，安定国家根基，然后退居享受报偿；本宗后代按次序承袭，才可以参与其中。否则，即使勇如孟贲、夏育，也不容易唾手取得。它的艰难竟然如此，可是世荣反而读儒书、穿儒服，到讲堂下行礼，向诸生寻求修身治人的道理，以等待征召。这是什么样的志向啊！凡人遭受困顿挫折，必定改变打算；可是世荣两次进取、两次受挫，却一点也没有后悔。到了成化辛卯年，他才考中顺天乡试，赴礼部会试；十多年积累下来，始终没有得到主考官的认可，大家都说：“这个人将要志气衰退了，何不也自行返回呢？”但他却把做官的机会让给自己的儿子，更加勤奋学习。京师的求学者每天都来拜访他，能坐在他门槛旁便觉得荣耀；每年选拔出几名优秀者，进入各省寺任职。世荣神色淡然。如今到了丁未年，他与我一同参加进士考试，考入户部，因选授而出任这个县的知县。清源县向来被认为难以治理，声名传到过去；而百姓又爱惜这个地方，常常替它制造困难。了解世荣的人，料想他必定洞察这些情况，往往预先拒绝他们的言辞；即使他们开口，他也不回答，但处理政事却非常勇决。唉，勇决确实是这样！天下没有不可治理的地方，清源独自长久蒙受这个坏名声，究竟有什么罪过呢？谁不想得到富贵？可是世荣却这样迟疑迂回、困顿失意，最终竟然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这是为什么呢？世间有些事情表面像偶然，实际上并非偶然，不可不加以考察。上天或许是借这个县来彰显此人的奇异，又把这个县交给此人，让他洗刷清源的耻辱，而把其中的妙机隐藏在深远幽微之处吧？假如清源得到的是别的县令，这个耻辱未必能洗刷；世荣如果安于平常，成为众人一样的人，那就太早了。为什么他竟能昭示上天机巧的妙处，如此显著呢？上天在事情开始时既然特别用意，难道在事情终结时反而不用意吗？所以我说，清源这个地方并非世荣所不能胜任，他此行必定会施展勇力。这月戊寅日，正是他启程的时候，跟随他出游的人全都聚集起来，请我作序。我与他是同年，便写下自己所知道的这些事。贺监察御史李君考绩序 李君晦之从某人进入都察院任御史，任职三年；三年大概是第一次考核的期限。凡是考核，先由本院评定为最，再由吏部评定为最，具文上报请示；诏令下达后，按类排列，登阶引见，各自恢复原官。御史是某种官职，于是又回到院中，同院僚友宾客集资饮宴，像起初一样。上级赐宴时，必定有人作诗文为之增辉；不过，通常一定看重馆阁之士。虽然如此，按惯例又必定推选一名首作，预先拟定某人，让宾客自行选择；可是晦之却主持推选我为首作。他笑着说：“这难道是所谓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东西，困顿了才凭惯例被选上吗？”晦之说：“正是。”首作的人说：“馆阁中的英才，气势锐利，志向迅疾；他们的积蓄如海，发出时如蒸气。所以他们意念所到，便浩荡流动，笔下所摹写的也油然而生、周密明丽而成章；对于凡人的意象性情、尊德美行，都能庄严地呈现在眼前，因此人们看重他们。至于困顿的人，年纪大概已经增长了，受到触动便畏缩，肩膀低垂，搜寻却一无所得，头发脱落，彼此比较也不能相合，牙齿稀疏；于是产生疑虑，产生防备之心。所以他的文思发出时萎靡而不能舒展，散乱纷杂而没有条理；在别人看来昏暗无光，寂寞而不能显扬。请把他放在一边，另换别人吧。” 晦之说：“众人的毛病，所谓困顿，大概就是这样；而我选他的原因，是这种情况已经试验过了。我住在济水航道的冲要处，岸边相邻的房舍，我不才，却很有名声。那位按惯例被选上首作的人路过济水时，见到我的房舍，便问房舍主人：‘这是谁写的？’房舍主人以我回答，说：‘何不告诉他，他将要到礼部索取了。’第二年礼部设宴时，那人握着我的手，向我说明请他作宴文的缘由，直到今天还把这件事当作谈资。唉，怎么这样神奇！我又怎能舍弃他而另求别人呢？”首作的人很不高兴，最终还是把他放在一边。恰逢晦之因病告假回乡，到这时又被起用，结果竟然还是按原来的办法。于是他请我说：“《诗经》不是说过吗：‘像那飞虫，时而也能被箭射中’，说的是侥幸命中。晦之所以长久对这件事怀有想法而违背众意，不过如此；但请让我最终违背众意，舍弃那些使人登进的办法，把晦之推入圣贤的境域；我如果也侥幸说中了，那么关于困顿不振的话，君子也不会抛弃。”晦之很高兴，又把这番话写给推选首作的人，并请我作序。恩荣省亲序 宜兴，是古代的阳羡州。这里有许多收藏粮食、积蓄钱财的人家，但并不因此就得到特别看重。只有那些拥有轩冕、珪组，世代相继、像蝉联鱼贯一样靠俸禄生活的人，才受到尊重；门第高贵、年长有名望、享有子孙封赠的人，也受到尊重。往年我拜访味菜翁，进入他的城郭，只停留了半日，但我有意观察当地，便大致了解了当地风俗。像这位老翁，就是如今学士吴克温的父亲。克温住处离我很近，因婚姻关系来拜见我的，因旧交来饮酒的，我认识了不少这样的人。府军卫宾李文盛，当时还是等待次序任用的生员。克温早晚不断向我称道他的父亲耕乐翁的贤德。我料想他们的门第和声望两方面都相称。我回去后，克温也调往南院。后来我再次来此，听说老翁已经获得与文盛官职相当的封赠，母亲也成为孺人。这样，宜兴享有子孙封赠、又为我所知的人，一共有两家。这两家，难道不就是当地风俗所尊重的吗？我没有遍历全境、遍见所有人，这一点还不能完全知道；姑且只说我所知道的。如今文盛来拜访我，告诉我将要回去。我问：“为什么回去？”他说：“我离开父母已经六年。按六年任期的法令，应当赐假省亲；假期既已下达，而且将要出发，必定要到腊月。腊月除夕前五天，正是我父亲的寿辰。若能早些得到假期，六个月期满时，我母亲七十岁的寿宴也正好可以举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如今能赶上我父亲的寿辰，也已经是幸运了。”我说：“你的乡里有耕田的农夫吗？有贩夫小商吗？有贫寒而勤学的士人吗？父母庆贺子女时，往往只能放下自己的劳作，用新割的草、瘦薄的羞礼，献上瓦缶中的酒，勉强作出笑容来表示喜悦，这是常态。即使酒还没有喝完，谋生的事务便耽搁了，父母已经皱眉忧愁了。哪里有像你这样越过一年、错过时节而来为父母庆贺的呢？然而像你这样的人，他们的粮食和钱财每天辛苦经营仍然不够。文盛说：‘幸亏宜兴有这样的情形。’不过，你可千万不要轻视这个府军卫宾。你乡里那些收藏粮食、积蓄钱财的人家有多少呢？父母庆贺自己的儿子时，也有奉天子之命赐假回家的吗？”文盛说：“没有。”他接受了我的话，写下来带回去作为庆贺。

译送杨名父任昆山知县序 大丈夫胸中本来就应当有八九个云梦泽那么广阔；至于居住的房屋、吃的粮食、夏天穿的细葛衣、冬天穿的皮衣，也和众人一样，没有什么奇特之处。至于同人商议讨论，总是恭谨周详，收敛锋芒、隐藏才华；遇到疑难必定考察，而不独断专行，所以常常落在好事之徒下面。好事之徒也洋洋自得，穿着鞋子走遍一世，简直想排开上古之初，面对面同后稷交谈。他们不知道，如果真遇到后稷与之相处，即使不喧哗，也一定会自以为胜过后稷。然而世上那些肤浅而心中狭窄的人不加考察，常常偏袒好事之徒，夸张他们虚浮的言谈，刻意描绘他们实际的功效，替他们修补掩饰，到失败时也不后悔。大丈夫遇到这种人，就像观看技艺小儿表演杂戏：神施鬼设，鱼龙曼延，电光闪烁、疾风飞驰，令人惊骇。并不是他们不能捉摸天机、迷惑人的耳目，只是知道他们最终不过是幻术罢了，所以不在片刻口舌之间同他们争逐。至于我含藏光彩、闭口不言，别人知道可以，不知道也可以。一旦时机适宜可以办事，责任在我，难道终究只把朴拙示于人吗？试着用百姓的骚乱来扰乱我，便会先用严厉对待他们，再以循良之政终结，并用激励振作来推进；他们松弛怠惰，就会轻视我，我便用严肃清整来镇压，以论列政事纳入正轨；他们受到激励而过于强硬，我便加以违逆、适时予以调节，用进谏和纠正来疏导，出任方面镇守时，利害便悬殊了。我难道没有宣布政令、巡视地方的职责吗？入朝以后，便同朝廷政务的兴衰联系起来；我难道没有协调调理的节度吗？就从容地随着自己能够施展的分寸行事，掌握应对事物的尺度。别人把容易的事看得困难，我却把困难化为容易；别人把相同看成不同，我却把不同归于相同。像平常行走一样，戴着高冠、乘着大车，却不显出洋洋得意的神色；面对丰草长林，也不显出忧戚的表情。大概是因为他胸中早已安定。假如把好事之徒驱使来从事政务，怎么能不失败而祸害天下呢？唉，治理政事果真在于多说话吗？四明杨名父是我的同年，质朴而少有华饰，安静而少言。人人都说：‘这是个大丈夫。’到了他出任昆山知县，人人又说：‘才器太大而任用太小，不合适。’我知道没有什么职位是他不能胜任的。于是把大丈夫所应做的事告诉他，并同诸位公卿为他送别。送张用载南归诗序 我到京城，又过了一个月。太史徐舜和与我告别，训术张君用载作诗二章。张君是新喻人，工科左给事，是徐舜和的兄长。我曾经到他那里拜访，见到和诗的人有十多个；后来再去，人数增加了一倍；又再去，人数又增加了一倍。大意是说，张君由于诏令和惯例，考试成绩没有比钦天监试馆更优；他在馆中没有羁旅的愁怀。虽然染病，众医都认为危险，他却因越医而起死回生，最终获得不药而愈的喜悦。有人把这件事推深一步，说他当初的病未必危险，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医生有意谋利，所以把它说得危险；越医之所以能使他康复，也未必真有什么神妙，只是因为他本来没有真正危险，能够救治便救治了。我又认为，疾病走向危险是有道路的，不能不说是出于天意。为什么偏偏能让无意谋利的越医治好他，却必须先让有意谋利的众医把他说成危险呢？为什么不在此事之前，也不在此事之后，偏偏在他接受任命的间隙发生呢？唉，那些幽微难测的安排，果真没有用意吗？我知道了：新喻是楚地的南部边境。楚地的风俗，自古就多信鬼神而且机巧显著。如今新喻境内，声称能够带来祸福的庙宇共有多少？庙中的祝史、巫师又有多少？登记在县籍上的巫师共有多少族？每族有多少人？他们吃的是精米，由百姓耕种供给；他们饱食鲜美肥肉，由百姓畜养供给；他们穿的是轻柔的丝绸，由百姓纺织供给。百姓生病，他们便说：‘是我替你斩除邪魔。’百姓幸而痊愈，他们便说：‘是我替你求得长寿。’等到事情败露，又改口说：‘这是你酬谢我不够的缘故。’因此他们每天从百姓那里搜刮，永远不知满足，而百姓也确实甘心供奉他们。唉，他们果真能斩鬼、求寿吗？既然如此，新喻境内像众医那样有意谋利、使活人陷入危险的人就很多了。你这次回到新喻，如果没有人说‘是我替你斩除邪魔、求得长寿’，那就算了；如果仍有人这样说，你难道不会想到从前使你陷入危险的人吗？触及这件事却不思考，是不聪明；想到了那些人，却不思考怎样禁止这里的巫师，是不仁慈。你难道会这样吗？所以我说，这件事是出于天意。不过，上天对于人常常很简略。像你这样官宦人家的优秀贤才，上天也会这样要求和责备你。否则，像你这样的官员遍布天下，却还一定琐碎操心，也就亵渎了。给事君笑着说：‘竟有这样的道理吗？’我把这些话记录下来，作为诗序。馆阁荣寿诗序 从前毛维之回东莱为父母祝寿时，封赠检讨君刚满七十岁，太孺人的年纪也差不多如此，而他的官职仍是检讨，所以他所请求的，也只能得到与一般官员相同的典礼罢了。那时毛维之乘一辆车走千里路，穿着深青色衣服登堂拜见；一时间宫廷宾客、学士们寂静无声，所依靠的是同僚们的诗歌，其中又有如今太子太保、大学士西涯先生的文章编在诗卷中，使东莱人士看见后争相赞叹、竞相艳羡，每天都迅速奔向仕进之路，仿佛无法阻挡。这实在是从毛氏开始的，也很荣耀了。到如今已经过了十年，两位老人相继年满八十，毛维之又提出请求；他的官职已经是侍读，参与讲席班次，每天陪侍皇太子学习进益。这次特地下达内批，不超过一天便得到批准，接着又有乘驿传、支给食禄的命令。于是他在路上，有车可以装载，有仆人可以驾车，有候人迎接；遇到驿馆便可以休息，进餐也有食物供应。等到抵达登堂时，又有织纹鸟章的赐衣、瑇瑁宝銙的赐带，穿戴之后便行拜礼、舞礼。詹事府少詹事，左春坊大学士、左庶子、左右谕德、左右中允，以及翰林院学士、侍读学士、侍读、侍讲，都作诗悬挂在庭中。东莱人士这时又一次看见这些诗，必定跟着讽诵，却不知道他们是否仍然只是像从前那样赞叹艳羡，还是更加羡慕了。想要超过别人的心，人人都有；不知道是否也有人希望凭借这种方式为父母祝寿呢？果真如此吗？还没有。即使有，也一定要像毛维之从前所得到的那种典礼一样，十年以后才进到如今毛维之所得到的典礼。到那时毛维之又回乡祝寿，典礼有所增加，便会有元老的诗；但又必定要像毛维之如今的典礼一样，再过十年才进到毛维之后所得到的典礼。那时毛维之又回乡祝寿，典礼再次增加，便会有天子的诏书。这样看来，难道可以突然达到吗？何况人事又是不可预知的呢？我是毛维之的同年朋友，仰慕西涯先生的足迹，便为此作序，使东莱人士观看它而有所考察，也希望他们能够受到激励。《圭峰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圭峰集》卷三 明代罗玘撰 序

译迎养逢恩序 如今的制度规定，朝廷官员任满三年，才可以推恩封赠父母，封赠的等级如同他们已经做官一样；有时隔十几年才施行一次普遍恩赦，才放宽这个限制，也可以得到封赠。即便如此，只有父母俱在、或父亲和母亲中有一人在世、可以迎来奉养的人，才希望一旦得到机会，便入朝谢恩以为荣耀。然而有时路途十分遥远，又未必能够迎接；即使迎接，也未必一定能到；到了之后，又常常不能恰逢恩典，因此这样的机会是多么难得啊！今皇帝十一年，我的朋友户部主事赵叔鸣急忙在东城角落租赁房屋，房舍草草备好后，便把他的尊父西津居士迎到我的住所；我的住处也在东城角落，而且过去就与他们相识，因而得以同他们父子交往。这年冬十一月二十一日，恰好颁布普遍恩典。叔鸣任官才满一年，于是能够让居士穿上冠服陪居，第二天入宫谢恩。当时受恩、由父子二人入朝谢恩的，只有他们两人。凡是恩典都荣耀，恩典因为稀少而荣耀；难得遇到而又遇到，便更加荣耀；遇到而无人可以相比，则是最荣耀的。假如叔鸣说：‘住所已经定好，我就迎接父亲，迎他来吧！’居士也说：‘住所还没有定好，我要慢慢走。’那么他们本来只是江都最初受封的人，幸而来到这里，也只是府第初建的受封之人。怎么能够父子二人第二天入朝谢恩，并迎得这样的荣耀呢？有些事情可以慢慢筹划，有些事情却不能慢慢筹划。像这样迟缓地筹划，便是怠慢，也是不勇敢。不过，这件事也并非偶然。我听说居士曾经游历杭州，同行之人见市场上珍奇货物的光彩满目，争相购买；居士也跟着争相购买，其中有江北从未见过的书。他回去后把书交给叔鸣，叔鸣日夜研习，观察其义理而实行，于是像疾风一样奔驰，像鸟一样翩然高飞，仿佛没有什么能够束缚他。直到如今，他又显得深远得无法窥测；面对权势和利益，退让得像怯懦逃避一样。可是他为何又这样昂然高举呢？他是天下勇者，难道是性情使然吗？是学习使然吗？大概也有教导他的作用存在吧？如果说是教导，那么居士难道不是自己取得、自己享有这种成果的吗？这难道不是值得庆贺吗？我的勇气不足以排解胸中的郁结，而且叔鸣出任德州监漕已经六年，又奉养老人渐渐向南行去，因此我们相会的机会已经不能长久。于是借此抒发情意，追着为他们祝贺。姚氏家乘序 慈溪姚氏《家乘》，是广西提学佥事姚英之所撰写的。之所以称为‘乘’，是说它像车乘一样可以承载，也就是晋代所谓的‘乘’。英之是我在礼部考选所得的士人，因此我得以纵览这部书。它的体例，首先列世系。英之说：‘伯父参政所修的《慈溪新谱》在这里，譬如车乘的车舆。’其次列诰制一篇、敕制二篇、廷试策问二篇。英之说：‘先后从朝廷获得的诰敕在这里，譬如车乘的车轼，是人凭靠着表示恭敬的地方。’其次列表二篇、序一篇、策问三篇、启一篇、赋一篇、行状一篇、诗三篇。英之说：‘先世留下的手泽在这里，譬如车乘的车幰，是人仰视而朝夕瞻对的地方。’又其次列志铭一篇、序三篇、诗十篇。英之说：‘各位先代宗师为我姚氏所作的文章在这里，譬如车乘的帷幕，外表华美而能遮蔽内部。’我说：‘唉，你从车乘取义，真好啊！但请再想一想：宗族生生不息、没有穷尽，每天都有后人承载其中，这责任十分重大；而且要经历千万世，这条道路又十分遥远。以如此重大的责任行走在如此遥远的道路上，我看见污池泥洳的阻碍、飞崖绝磴、百折千回的险阻，以及风雨昏暗、雷电冰雪的遭遇；盗寇争斗、战争厮杀、猛兽虫蛇的灾祸，每天都接连出现在前面，成为车乘的灾难，大概纷纷不绝。这样还能说一定到达终点吗？所以必须有坚固的车毂来支撑，必须有坚硬的车轮来运行，必须有圆整的车轮，必须有良马来驾车，必须有善于驾驭的人来御车，必须有合乎法度的规则。如果支撑车乘的是不坚固的车毂，运行靠的是不圆整的车轮，马也不是超逸的良马，而御车又没有不使我奔驰失控的法则，那么我看你的车乘就危险了。它怎么可能不翻覆呢？心，是车毂；智慧，是车轮；才能，是马；又有一脉深厚稳重、不震不动、作为家法的东西，是御者。若这些都齐备，那么车舆、车轼、车幰和帷幕就可以无忧，驾车前行的道路也就获得了。即使把天下所有的车乘都举来作比也可以，难道只是姚氏的车乘吗？英之不禁茫然一笑，默然无言，却欣然把这些话写在后面作为序。贺朱天锡夫妇齐寿诗序 金台朱君天锡，是俞生昂的岳父。今年九月十六日，朱君满六十岁，俞昂将要为他祝寿。过三天庚戌日，蒋孺人的年岁也同朱君一样；她是俞昂妻子的母亲。俞昂想把祝贺之意汇集起来，若不借助牲牢玉帛之外的诗歌，便无法完成。邢文龙为此倡导唱和，共有若干诗卷，完成后按期送来。文龙说，把这些诗汇总起来，请我作序最合适。我知道朱君是苏州人，祖上两代都登记为燕籍，于是也成为燕人。家中有南北两支族人，善于经营奇货，下注如箭射靶心，像樗蒲呼卢一样，凡有所往便有收获。有拟封君那样的财富，纳粟入仕而成为郎官，也有冠服所带来的荣耀。家门庭院中接连出现美好事物，别的家门也像联璧一样相连。有子女和儿媳众多的盛况，飞檐高栋直入尺五之天，也有安适的宅第。出门有华美的车马，入内有丰盛的酒食供奉。又每天分享宫禁黎明的光辉，每年汲取御道上的尘土。受贵人钟鼎礼制的熏陶，亲近贤者仁义礼法的恩泽，逐渐受到影响。苏州虽是东南胜地，即使借朱君之出生，也未必能离开那里来到这里；既然来了，做商人又做官，也未必能像这样长久，又怎么会有今天的情形呢？何况如今天下安定如足鼎稳立，京师正像鼎的象征。百姓中最幸运的，是生长在这里；眼睛看不见旌旗，耳朵听不到金鼓，不操持耞耒，不劳累四肢，却坐享四方水陆的精华，安然愉快地生活。心境安适，内心就澹泊，本真不会动摇；身体愉悦，精力就充足，外来的耗损也不能侵入，这样人人都可以长寿。像朱君这样富有，可以凭借财富求取荣名，优厚地奉养自己，得到贤良的子孙来继承事业。南方宗族正在兴盛，既可以回去，也可以不回去的，就是朱君这样的人。正应当比别人更早享有安适愉悦，并且让共同居住的人也得到这些好处。与他最近共同生活的，难道不是蒋孺人吗？他们白头偕老，又有什么值得多说的呢？管弦乐声沸腾其中，像冰玉一样明亮照人，酒壶酒杯光彩夺目，难道可以没有歌曲来助酒兴吗？诗歌涉及这些意思，读者一定会知道我作此序的原因。

译送饶及之分教望江序 临川人饶及之将要前往望江县分掌教化。及之在临川，本来就是身材魁梧、才奇志高的士人。年轻力壮时，他每隔三年便以《礼经》同十三郡的士人较量。学《礼》的士人不及易、诗、书三科士人的三分之一，所以人人都听说过及之的名字。及之本来就自负，士人也推许他，仿佛异口同声地说：‘及之大概会成为我们的魁首吧？’到了发榜时，直到天明，及之仍然默默无闻，只好回到临川，再做诸生。从天顺戊子年到如今壬子年，他这样回乡已经十次；及之已经像败军一样，不能说仍然勇猛，但还是抱着志向来参加贡举。现在在京师见到他，头发已经一半变白，我非常悲伤。我过去曾在北禅僧舍中见到及之，他挑土筑台，在台上种了几十丛菊花，对着菊花吟咏，仿佛能够把声名利禄置之度外；他一边笑一边说，周围满是前来求学的人。我观察他没有疲倦的神色，暗自想：‘教书育人的道路本来就应当如此。’然而及之的学业本来一定能够考取进士，按进士的惯例不担任教职，不能压低他的志向。如今过了二十多年，他才甘愿同一百多名衰老的士人一起，在吏部考选教官。吏部糊去姓名，第二天送到翰林院；翰林院学士西涯李先生主持考校，我也参与其中。西涯得到及之的试卷，不觉叹息说：‘这本来就是进士的文章，怎么能因为可惜他而把他列为第一呢？’ 吏部于是把他任命为这个县的教官，大概是优待他。翰林院是天下选拔最精的地方，而西涯当时又以文章冠绝天下，从未听说他随便许可什么人；可是对于及之竟然如此。与过去那些同辈相比，只会附和众人说法的人，他们凭的是耳闻，西涯凭的是亲见；他们出于私情，西涯出于公心，差别实在遥远。假如及之得到一次荐举，能够同天下士人一起接受西涯的选拔，那么对于进士之名，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世上本来有遇与不遇都由天意决定的事，真令人感慨！不过，我早年在僧舍中也已经认识了教书育人的道路。及之此行，还望为国家勤勉不倦。寿英国太夫人八十诗序 王公、师傅、妃、夫人的爵位，掌握兵机事务、镇守边地的职任，子、婿、女、甥、孙、曾孙的昌盛，从七十岁到八十岁的长寿，健康安宁、安适宽裕的福泽，恩命和礼数的隆盛，全都聚集在一家、集中于一时，又合于一人身上作为庆贺，这如今不就是英国太夫人吗？太夫人是山西人，嫁给定兴忠烈王为夫人。忠烈王任公爵时，以身殉国难；太夫人抚养遗孤，如今遗孤成为太师英国公，仁庙敬妃也是她的女儿。太傅保国公、征南黔国公、清平伯是她的女婿，永顺伯、安昌伯又是她的孙女婿。太师掌管天下兵马，主持军机事务，天子正倚重他；太傅也统率天下兵马。黔国公镇守南方边疆，清平伯、永顺伯都承担军事重任。七个孙子中有两个担任执金吾的武职，作为爪牙侍卫在天子左右；他们每次入阁问候起居，腰间垂着鱼袋、佩着玉饰，铿锵作响落在地上，太夫人也只点头而已。永乐甲午年九月十日，太夫人年满八十；太师、太傅在庭中拜寿，五位爵位尊贵的人乘车并肩、联袂而来。二三位元老和馆阁诸贤都作诗祝寿，在馆诸生黄元、王杰也相互唱和，以彰显盛况；他们说，如果得到我的题诗，也可以登上太夫人的厅堂。我想起太师与我一同处理史事时，常常谈到太夫人康健安适，每天饮几勺宫中酒，吃饭还能吃几匙，眼睛诵读佛经，明亮有神。我说这就是长寿的征兆，后来果然如此。然而她以忠义勉励英国公，以道义教导太师，使他们治理国家，养成敬妃的美德声誉，又使太傅、黔国公建立安定天下的功业，在朝廷内外都显赫无比；她对于治国之道也有潜移默化的补益。有隐蔽的功劳必定有显著的报偿，功劳越隐蔽，报偿也越显著。因此她的爵赏名位像藤蔓和丝线一样延伸缠绕于亲戚家族之间，而长寿健康、安宁福祉享用于自身，正是应当如此。从前鲁成风对于庄公是贤明的妻子，对于僖公是长寿的母亲，国人歌咏她，孔子又把她列入《清庙》《那颂》一类的诗篇；只是没有听说其中用勉励鲁庄公、勉励鲁僖公的方式，来教导太师、教导僖公像教导夫人一样。因此她应当以贤善长寿作为夫人的称号，元老诸贤也不是《那颂》的宗师，而是《清庙》的诗人。我和诸位学生，难道不正是在稀疏的乐声旁敲击瓦缶吗？壎箎迭鸣集序 百愚子是我的朋友。他的仕途已经困顿，可是诗歌更加雄健。人们了解他，是因为他的诗，有时竟忘了他的官职。他的哥哥半农、拙斋、遗庵，也都凭诗歌著名。大概他们清逸在野，可以尽情作诗，以成就先讷庵君的遗教；他们闲暇的时间比百愚多。百愚却正当才华英发，如云彩一样无所系着，而人们仰望他，也不得不如此。可是这四个人的诗最终相当，形成一家之言，并同时在当时著名。百愚在渤澥时，我经过那里，选取他的一百二十篇给他看，请他评定。当时只有半农因去世而声音永远断绝，其余三人则奇异的声调竞相迸发，争相成为雄长、强敌，谁能判断他们高下呢？虽然如此，我看见的是他们的气势大致如此。至于他们天性真挚，彼此推服、敬让、互相唱和而轮流显扬，未必不是因为我私下庆幸他们家中有这四位同宗兄弟。凡是有声音的事物，发声也有不得已的时候。然而凄凉悲切的声音，使人感到悲伤；细微啾唧的声音，使人厌烦；群声喧闹的声音，使人鄙视；咆哮怒吼的声音，使人畏惧。至于飞过高屋、拔起大树，在天地四方轰然震响，在昏暗之中使山破石舞，百川沸腾之日彼此撞击，震耳骇目，使人精神飞散、魂魄夺失，人们又有谁会庆幸自己拥有这样的声音呢？至于一生听着也不厌烦的，只有音乐之声。音乐之中，又有一唱一和、轮流鸣响、彼此为兄弟的，就是壎和箎。《诗经》说：‘长兄吹壎，次弟吹箎’，世人至今仍用它来比喻兄弟。何况人作为兄弟，能够一唱一和地显扬自己，不是更加相似吗？难怪人们喜欢听它，胜过听音乐。长久流传诵读，也不只限于一般作诗的人。我的评语是：《壎箎迭鸣集》；我又感到，如果不是纸笔不佳，便不能发声；发声时若有墙壁阻隔，也无暇发声。像敲击锅、撞击瓦缶一样的声音，刺耳难听，使人坐着打瞌睡、掩口发笑，即使发声也等于没有发声，都是可悲的。百愚明，是冯氏尚书郎，镇守扬州，因受牵连被贬任盐司，却仍然超然自得，不知道自己是在遭贬。他只是当时诗歌中的雄杰啊！

译送王资博考最还治诗序 王资博以与我同年的进士身份出任平阳县知县，我并不了解平阳。我只知道资博学问广博、才华优秀，清廉刚毅、方正端直，可以承担重大事务，难道仅仅止于做一个县令吗？我写杂文期待他有所成就，也用来同他作别。后来我们如同相隔异域，连一个使者也没有进入我的宅第；可是浙江东西都称赞平阳治理得好，我又不知道资博，只知道平阳罢了。今年八月，他从本县来接受考绩，我看见他从前丰厚饱满的面容，如今变得粗糙，衣服颜色暗淡，明显显出憔悴。我不必再知道资博本人了，知道一个治理县政而劳累憔悴的人，面貌会是这样。浙江东部有治理得好的县，确实应当如此！然而我心中不能不感到忧伤。等资博回去，县里的汤生遍求馆阁、省寺的诗歌，也找到了我的诗。汤生是个士人。士人住在乡校，众人喧闹地议论长官和佐官，细小长处、微小短处，口头攻伐如刀剑，发出铿然声响。长官和佐官拿着三尺法令，面对士人的父兄宗族，把全家人的安危祸福寄托在自己身上，却尚且不能靠法令来制止他们。何况汤生已经寄身于这个地方，四面观察自身，难道竟没有一点需要顾虑的地方吗？他站着斜视资博，资博又将怎样对待他？况且他性情桀骜不逊，又有谁能同他较量呢？汤生对这些全都没有，却急切地称颂他的长官，唯恐公卿忽视了资博的隐德而不知道。那么县里想要报答资博的，难道只有汤生吗？我起初怜悯资博在这里憔悴，后来反而转为祝贺他。如今黄河在东北决口，洪水在东南泛滥，连接淹没数十座城池；官吏们都像资博一样忧虑憔悴地处理事务，我还恨这样的人太少。可惜我的力量不能因为汤生的请求而振作资博，只能徒然发出一声叹息。《上林春意图诗序》送余邦臣回青神，带有一幅图，题为《上林春意》，并系有诗，是长乐谢邦用所作，林宗器又作了一首，共有若干人作诗，但最终没有人愿意替它写序。有人说：“我可以。”大概是因为我曾经侥幸到过一次上林。诸位难道是想让我夸张渲染、艳羡赞美它，以催促邦臣回来吗？我不敢这样做。我向东奔西走，以至于跌倒丢鞋，已经多次了，最终却连门都没能进去；等到进去时，眼睛已经昏花，不能凝神观看，脚也已经疲软，不能周游。我伏在几席大小的地方，却斜视着百里之外：那里的台池堂隍，有那么高深吗？蕊宫桂殿，有那么巍峨吗？瑶草吹送香气，琪树铺展浓荫吗？群鸟翻飞，群兽奔驰嬉戏吗？鱼儿跃过蒲草，龟龙在庭院中游动吗？我已经眼花缭乱、神思迷惑，无法一一说出名称。唯独我郡中那些年少力壮、聪明勇锐的人，任凭他们到哪里去，对于长卿的赋，大概都已经把这些景物看成眼中常见之物了。诸位不去询问他们，却反而想到我这样衰老颓败的人，想听所谓春天的意趣，岂不是太难了吗？然而我听说邦臣回去，特意是为了探望他的太孺人，并不是因为儿女之情恋恋不舍，也不是为了早晚筹划经营产业。肃敏公有丰功伟业和崇高声望，他当初起身发迹，也曾经从上林开始，这是邦臣所熟知的。如今公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升降之灵，难道不会眷恋自己的子孙吗？何况母亲期望儿子，最高的愿望在于名声，而膝下的欢乐，也不免把他当作普通孩子来爱护。太孺人亲眼见过肃敏公如此显赫，口中虽然没有说，心里难道忍心让邦臣处在公的名位之下吗？邦臣即使想留宿一两夜，我还担心他也不能做到。如今主上敞开四方之门，上林的门户将要洞然大开，恭敬地迎宾入内。诸位和邦臣联袂同行，一同去观看在温暖的水浪中洗濯冠缨，在春风中重新戴正华帽，洒脱地陶醉于春意而归，难道还要借助我的话吗？《送月楼杨先生归姑苏诗序》弘治七年夏六月丙子日，刑部尚书郎杨尚防早晨在宫阙接受诏命，回来时，他尊父月楼先生正从苏州来到。诏命下达，大概是要给先生加封与尚防相同的官职，先生于是能够脱下布衣，换上锦衣，腰间束带，头上加戴银饰，并佩带某物。还没来得及解下行装，就已经面向北方高呼万岁，仿佛一向就是贵人。这样的奇遇真是罕见啊！我们这些人作为尚防兄弟的朋友，把先生当作父亲，前往拜见。我已经仿佛沿着台阶登上高处，面对碧空中的明月光辉。我因此很高兴能够见到月楼先生。我过去见尚防，见他卓然不群，巍然高出众人，明彻地洞察群疑难辨的情形，即使同僚也都自认为不如他。我非常仰慕，却不知道他的根源。现在才明白。又因为我曾私下把苏州比作国家的厨房，认为它每年的收入就像鼎、釜、杯、盂中的东西一样丰足。那里的人本来应当可以安享晚年，不必仰赖其他地方，因此无需出游，即使出游也不会渡过江淮以北。而槎溪又在苏州东面，濒临海边，土地肥沃平坦，比其他土地丰饶一倍。物产收入既然丰厚，亭池竹树以及游观的美景，按其形势也不可能独自吝惜。然而楼阁建在水泽之滨，夜间又适宜赏月，这就是我听说先生独有的高雅明朗之处。所谓高雅明朗之人的胸襟，总是自然与尘世喧嚣、纷华富贵相隔绝，又处在可以凭借自身条件安享晚年的地方。这里是人人都厌倦远游的乡土，先生已经七十一岁，却要沿水路四千多里，前往尘埃蒙蒙、烦嚣纷扰之地，难道会把这些放在心上吗？他必定是受到上天诱导内心，在转瞬之间默默领会恩宠光荣；否则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又为什么偏偏迟到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事？先生早就看出尚防是奇才，教导他成才，使他为国效力成为奇士，理应有这样的奇事来彰显他。尚防只需建立奇功来报效国家，这正是先生的心愿。先生回去时，都谏杨君召集群贤饮酒赋诗为他饯别。唯独我怨恨他把月楼先生迁走，使我失去了先生，所以特意为此写序。

译《澄江文集后序》太子少保澄江先生尹公，已经带着他用来立身处世的才学，回到澄江之上养老。江边人士正庆幸公归来，认为这样一来，对年轻后辈就有所造就了。然而朝廷中几位老成持重的人，静下来深思，行动时相互交谈；学士大夫想向他质疑问难，以及新进之士仰慕公的声名、想见到他的面容，也未必不会私下遗憾公的离去。公的离去，是因为有人憎恶他、排挤他；当他们设下陷阱、落井下石时，难道只是为了因公离去而获得一时快意吗？等到得到公的文章读它，即便是在仓促之间，也一定要读完一篇才停止，而且常常感叹其艰深，他们内心其实也确实认为公很是了不起。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凡是人有所憎恶，必先有所忌惮；有所忌惮，必先有所畏惧。公的文章既然已经使人畏惧，而他本人又坦率平易、正直诚信，完全没有城府来掩藏自己，并且还把英锐坚毅果断的气概用来处理事务，那么即使公只是低微官职、末等属员、不值得挂在口头上的人，也仍然难免遭受这种排挤。造成这种祸害的，大概正是他的文章显著；何况他每天和权要枢臣相处，才能又已经超过他们，想逃脱忌惮和憎恶，怎么可能呢？公能够保全自身而离去，而如今他的文章仍能维系人们对他的期望，这已经是幸运了。如今公的身体一天天更加闲适，内心一天天更加安宁，也越来越能够收敛自己的精华，把它充分发扬在篇章著作中，这些作品必定会超过他在任职时所写的文章。既然他在任职时写的文章就已经使人畏惧、使人忌妒，那么如今值得畏惧的地方大概一定更加突出，而那些用来忌妒他的理由或许反而可以稍稍躲开。何况再过几十年，今天仰望公的人也会湮没并死去，那些忌妒公的人又能长久存在吗？至于公真正值得畏惧的地方，应当独自长存，与天地争得长久。凡是把名字附在公的文章上的人，也还可以有所依赖。扬雄作《太玄》，刘歆想把它当作覆盖瓦罐的东西，只有桓谭、侯芭相信它一定会流传。如今忌妒公的人，大概只想排挤他的身体而已，不敢像刘歆对待扬雄那样对待公，他们难道也算有见识吗？可惜他们心胸不够宽广，谋划又不善，实在可笑。石埭吴君德纯来任公所在的县的知县，得到公的一卷文章，在公的名号前冠以公的别号，题为《澄江文集》，准备刊刻流传，请我作序。我和德纯都是公的门人，难道能让谭、芭二人在前人中独享美名吗？所以把这些话写在后面。《寿族叔思忠七十序》我们宗族住在四石溪，大概是从侍御公的儿子分家后迁居在那里。我前年服丧期满，曾经去过一次。宗族中五六位老人，根据族谱来考察我的辈分，都成了我的叔父；思忠、思宪、思懋、思愈又是同一支派所出。他们质朴厚道、谨慎诚实，拿酒招待我。当时我正匆忙收拾行装北上，行程艰苦而急迫，不能久留，却仍然掌灯连夜拜访，到丙夜时，已经走过五六十家，计算所喝的茶不下几十碗。老少依次行礼、起身俯身，我已经疲惫不堪。鸡鸣时起床洗漱，吃了早饭，便和思懋上路。直到今天，我还能够想象各家的门墙、池馆，儿童妇女奔走追逐、络绎不绝，聚在一起观看嬉笑，仿佛就在昨天。今年夏天，思懋来到城里出售丝绢，准备回去时，对我说：“您还记得我伯兄的相貌吗？”我说：“身材修长而面色黝黑。”他说：“您知道我伯兄的年龄吗？”我说：“算起来现在应当七十岁了。”他笑着说：“唉，明年孟春二十五日，果然就七十岁了。”但我想到，我们宗族那五六十家的人，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前来；再加上旁舍姻亲的亲属，牵着牲畜、提着酒器和祭器，切肉献鲜，本来就已经争先恐后等待机会了。我的庭院也已经挤满了。至于祝寿致贺，大概也会闯入我的门，借机陈说并沿袭旧套，只为贪图一醉罢了。我把这些人当作演戏逗乐的人看待，庆幸我们宗族有我的侄子，能够把螭头上残留的口水一洒而尽；我便把这篇文章藏入匣中带回去，使俗人的眼睛惊讶而高高仰视，使乡里的耳朵震动而收住声音。我的伯兄沉醉于春酒之中，也一定会感到痛快吧。我答应了他，拜了两拜写下这篇文章。《平阳马氏族谱序》平阳马氏起初没有宗庙，宗庙从良臣开始建立；起初也没有族谱，族谱也是从良臣开始编修。宗庙在平阳，我没有来得及见到；族谱在京师完成，我见到了。大概是良臣想让我见到它。良臣是太学生，年龄和我差不多。他进入我的房间，向我作揖时一定降低身份，不敢与我平等；坐下时一定面向东，不占宾客的位置。他说话结结巴巴，自己说是弟子，态度十分恭敬。在路上遇到我，他便下马站在路旁；我坚决推辞，他假装答应后离开。后来再遇见时仍然如此，一点也没有改变。我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别人看重的地方，但良臣却这样尊敬我，我想着要报答他。不久，他拿出宫谕刘公的文章给我看，原来是族谱序，说：“希望您写点文字。”我答应了。我看太学士子有几千人，他们搜集经书、剔抉史籍，写文章来追逐当时的风尚，众人急于进取，争分夺秒；那些游谈戏谑、荒废时日的人，都被时代抛弃。何况一个人只把修订族谱当作急务，难道不会被人讥笑为迂腐吗？然而在我看来，我的父亲，我知道他；我的祖父，我知道他；再往上到高祖、曾祖，我能够说出他们的名讳，也就可以了。再往上追溯世代，隔得越远，知道的就越少。一个人赖以代代生育而终于有了我，如果我竟不知道，难道还可以算作人吗？这就是这部族谱所以编成的原因。唉！那些一心求取功名的人，看看这件事，究竟是谁更迂腐呢？我将要庆贺良臣独自坚持这种迂拙，并把我的话写在族谱后面。

译《庆靳母太孺人序》我的同僚中，母亲在京邸奉养的，只有靳充道一人。充道是丹徒人。丹徒虽然是南北交通要道，但距离京师还有二千里。太孺人七十八岁，因为没有疾病侵扰，又没有岭海阻隔，得以迎来京中奉养，并在今年遇到恩典受封。充道自然私下庆幸，认为自己因此胜过别人。我看充道在南畿乡试中名列前茅，到了礼部会试，在大廷对策时，又都先于众多士子进入翰林，任史事之职，写文章具有两汉气象，这大概是丹徒近来没有过的人才。他又敦厚深沉，善于自我含蓄收敛，别人看他总是退让谦逊，仿佛没有才能。我本来就为充道将要大有作为而高兴，认为一定是有像太孺人这样的贤明父母在成就他。况且天地之间，必定要先有郁积蒸腾、崩裂开拓，祥瑞之物才会产生，大概是不容易生成的。对于人也是如此。太孺人侍奉温州君时，怀孕却没有成功生育，有时虽生下孩子却屡屡夭折，生育充道的希望于是断绝，甚至准备另置姬妾，凡是能做的没有不做。等到温州任官时，充道便在那时出生，而她前后怀孕十六次，也几乎五十岁了。人们认为仁厚的人一定有后代；温州归来后，知情者又认为太孺人十六次怀孕，终究还要依靠温州的福气。大概温州有大海浸润，丹徒有长江环绕，把这两种气势汇合到她身上，之后才生下充道。我又从太孺人生下充道这样奇异而贤能的事情，看到了充道本人。土地为世间生出祥瑞，母亲为国家生出贤才，道理是相同的。祥瑞对于世间，本来没有太大的损益；但麒麟出现便留下名声，凤凰飞翔也留下名声，并且同这个时代相互长存，普通土地即使有几百处，也没有能够与之相比的。那么太孺人享有充道带来的尊贵，将近百岁而登临寿域，此后还会有更大的声名。如今这次封典，只不过是征兆罢了。我又根据土地生祥瑞的同一道理来推断这件事。充道的宅邸离我很近，而太孺人的寿期正在本月某日；同僚们已经在酒樽中备好酒，也作好了诗。将要登堂祝寿时，他们认为我虽然鄙陋，但年长一些，便勉强让我写这篇序。《监察御史邓君考绩序》监察御史、仁和人邓君良臣，是我的同年朋友。今年某月，他把初次考核的政绩呈给他的台长翟公、李公二位。二公在庭前召来属吏，查阅旧档案，并问属吏：“二年秋天，京师发大水，冲决城壕，甚至使城墙坍塌。三年修复它的高厚，上级因此加以表彰赏赐，当时派遣邓御史了吗？”回答说：“是。”“四年，西城虞候奉命办理，连一夜之间的奸盗都没有，内库积蓄估计可以供官府食用，当时派遣邓御史了吗？”回答说：“是。”“五年，湘湖储粮积聚，派他前往核查账目，使新旧粮食流通，当时派遣邓御史了吗？”回答说：“是。”二公十分高兴，互相说道：“古人说迂腐的儒生会坏事，并不是儒生本身一定坏事，而是因为迂腐才坏事。迂腐必然拘泥，拘泥必然迟钝；迟钝正与敏捷相反，拘泥正与通达相反，这就坏事了。最后受到责罚，也就和庸人一样。”台中人一向说邓御史通达、邓御史敏捷；他的才识若得到任用，应当有远超常人的地方。如今考察这些话，果然如此。世人说人难以知晓，人的确难以知晓吗？何不写作“考绩上上”，来符合有关部门把他的政绩上报朝廷的事实。当时朝廷正为江西行台寻找代理者，下诏选派能够持节前往的人。二公又共同谋划说：“江西的赋税并不比整个吴地更多，贡物也没有包篚、织皮之类的华美物产，没有齿革、羽毛、鱼盐、磬材、木材等丰饶资源；计算它的疆域，不到川陕三分之一，而且没有苗、髳、戎、貊之类作为边境邻敌；瓯娄洼邪之地彼此造成丰歉，也没有赤地不毛的年份；土地绵延而力量薄弱，没有飞鹰走犬、弯弓使长兵佩剑的百姓，按理说治理它应当容易，却反而使人忧病，难道不是因为当地风俗沉溺于顽嚣吗？唉！顽嚣本不足以使人困病，是人自己使自己困病罢了。”大禹治水时，天下的大患在行走治理中消除，只是使它不再成为问题而已。庸人喜欢多事，一个地方的顽嚣也足以使人困病，可悲啊！台中人一向说邓御史通达、敏捷，他的才能已经试出了端倪。既然通达而又敏捷，还有什么多余的事情办不好呢？江西一定应当派邓御史去。第二天二公便入朝奏请；当时同僚刘公奇正在设酒，召集群僚，为二公考定邓君政绩而庆贺。任命恰好下达，公奇大喜说：“真是奇事！皇上将要知道您了，可以写下来让属吏拿去送到史院。”我早就认识邓君，于是留下这件事，又写了这篇序送给他。《邹氏防挽诗序》《防挽诗》一卷，是挽悼崇仁裕庵处士邹用明的诗，并附有悼念王孺人的诗，所以题作《防挽》。处士的儿子上舍邹怿拿来给我看。我考察其中年月，成化十四年处士去世，过了十一年，到弘治元年，孺人去世。处士去世至今已有十八年，孺人去世至今已有八年。而这些诗又都是当今士大夫所作，并且不是崇仁人。即使是崇仁当时为他们哭丧、到墓穴临吊的人，如今也已经有十之五六零落凋谢了。留下的人未必能作诗，能作诗的人也未必还能突然生出感慨写诗。何况相隔崇仁数千里的京师呢？古人把“喜事不庆贺，忧事不吊慰”的人看作路人。所谓“路人”，有的是见过面却叫不出名字，有的是知道名字却并不相识，都可以称作路人，何况彼此相隔如此遥远而疏远呢？对比路人还要疏远，却写出痛哭悲哀的话，这种不合情实在太过分了，又有什么可贵呢？因此我对邹怿说：“应当把这些诗毁掉。”邹怿哭着说：“毁掉，确实是对的；然而不毁掉也有道理。”骏马奔驰，一天能行千里；青蝇附着在马尾上，也能一天飞行千里。否则，不过是在寻丈之间忙忙碌碌地经营一件东西罢了。如今我把我的亲人附着在这部诗中，怎么知道其中不会有一匹骏马呢？我这是替亲人说好话，其他的顾不上了。”我听后恍然，觉得他的话十分质朴，便为他记下这件事。

译《学古刘先生荣寿诗序》学古刘先生，我起初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有人说他是敬斋的儿子。敬斋的清正，近世以来也只有这样一个人罢了。他任金华推官时，身上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因为寒冷太厉害，温热的脚足以使蒿草燃烧，手放在上面，热到不能忍受时，便借百姓的毡鞋穿着走；经过几个驿站天气放晴，就把鞋包好作记号，寄回去交还百姓。他任雄州知州时，总是同经过的宦官抗争，抗争到宦官发怒而互相搏斗，也丝毫不退让，宦官把这件事上报。等到他来到宫阙，皇帝面南而坐，严厉地询问他；即使触犯龙颜，他也没有改变最初的说法，从此也不再回到乡里。在此以前，他母亲去世却无力安葬，三个女儿也不能归葬，身后留下了悲痛。幸亏先生勤劳自持、节省缩减，靠授徒收取束修，天天补缀积累，才把母亲安葬，也把妹妹归葬；田地房屋中可以养生的产业，也都已经抚育经营起来。如今乡里有两位进士、御史之君，已经挺拔成长；又能在乡试名册中取得名次，在武昌、武进任教有成，升到翰林孔目，年纪还不到六十便退休。又过了二十年，才凭借御史的尊贵封先生为封君，与王孺人一同在燕闲归宿之地享受荣耀。明年先生就八十岁了，仍然健康无恙，每天还教导孙辈，使刘氏家业永远延续。唉！敬斋的盛大成就已经极其显著了，然而对于刘氏来说，似乎并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先生，刘氏难道不会成为编户平民吗？实在无法想象。御史和我同为丁未年进士，一起进入翰林任庶吉士。先生在家中写了十首诗送给御史，嘱托我唱和；我读了它们，体制风格很像杜甫，非常喜爱。又听说先生深自珍藏看重这些诗，不轻易给别人看，意气严肃刚毅，不比他的父亲风格逊色。他没有走父亲的老路，大概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不同吧？或者也是上天用来降福刘氏的安排吗？刘氏世代籍贯在安成湖最西边，那里对于京师来说偏僻遥远。先生尚未受封时，御史巡按云南，曾经顺路探望他一次；这次又过了几个月，到了明年暮春之初，正是御史想回去探望、为先生庆贺的时候。先生白发满头而穿着绣衣，晚年显达且长寿。御史回去探望，当然是快乐的事。然而他自己所抱负的事业，一生都局限在支撑刘氏宗族上，仿佛被砍削而变小，如今已经来不及改变了。谁能没有追想此事而郁郁不乐呢？那么先生对御史的倚重，难道只满足于他这一次回去吗？我最深知御史，所以不避忌讳，把这些话写在序中，作为给先生的寿辞；即使文章写得不好，珠玉般的诗文灿然辉耀，也足以遮掩我的不足。我本来就不是要在文章上争胜。《送杨君知新喻县序》进士初次做官一定想做显达之官，哪里只是自己祈求如此，别人也无不祈求他如此。南部郎、曹台属也算显达之官，他们一定会说：“我为什么不能到北部任职？”到了北部，住了几年，见到部、寺、台的长官，知道他们起初也是进士，便仰慕他们。有的人升迁到外地任职，一定会说：“我为什么不能做长官？”至于排挤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聪明贤能而是愚闷无才的人，能没有这种心思吗？他们却从不想想，进士出仕而做县令，首先必须洗去当初作为进士的那种心态，甘愿沉沦在县丞、主簿这些卑微繁杂的同列中，每天和他们一起浮沉，处理庸俗污秽、狡猾强悍的事务，仿佛靠近厕所、踩在蒺藜上，连收拾应付这些杂乱事情都来不及。郡里的督邮到来，大体只作个揖；部使到来，大体要跪在路上迎请；属吏抱着案卷到面前，大体只管签署。又不幸忙忙追逐自己的欲望而把事情办坏，还要一概受到责骂斥责。又曾经遇到同为进士的人，而对方管辖自己；他怎能忍受对方只把自己当作县丞、主簿，而不把自己当作进士看待？晚上回到内宅，面对妻子儿女、婢女仆人感到惭愧，闭口不敢说话。这样看来，南部郎、曹台属做得很快乐，不一定非要到北部；在那里几年升到外任，也很快乐，不一定非要做部、寺、台的长官。那些做县令的人又哪里想到，他们曾经一同参加礼部考试，只是不幸没有考中进士，本来也是丞、簿一类的人，本来也有人要包容他们的荒疏而收拾残局。这样做县令也很快乐。郎曹、台属盼望登上高山，而部、寺、台的长官盼望登上天。所处地位越低，警惕越集中；内心越危险，欲望越容易满足；力量越想奋发，功业也越因此成倍增长，形势不允许他停下来。幸好如今天下任用进士做县令的有十分之六七，而凭功劳起用为显达之官的也有十分之八九，甚至做到元老的也有这种人。他们最终的成就，和一开始出仕便做显达之官的人相比，不仅相等，有的反而超过。唉，做县令对于进士也有功劳啊！余姚杨君居敬将要出任新喻县知县，杨君是进士。翁君应干与他有亲戚关系，认为一定要得到我的话，进士做县令的道理才会明白。不过，翁君不嫌弃我，我们又是同年朋友。杨君出身世代做官之家，又经历已久，言谈吐纳清白明澈，难道不会把我的话当作启发蒙昧之见吗？

译《送佥事陈君任湖广提学序》《尚书》记载大禹出征，有苗；《易经》称说高宗讨伐鬼方，商诗《殷武》也歌咏此事。周宣王有《采芑》南征之诗，《春秋》记载桓公、文公在陉、濮的战役；皇帝、帝王、霸主相继而起，好像一天也不能忘记衡山、巫山、长江、汉水之间。古人为什么又这样急于取得楚地呢？说它作为都城则偏僻，就土地而言田地低下，泥泞之处又多为沼泽；就贡赋包篚来说，羽毛、齿革，只有金属三品出产于其他州，而这里仍有许多。战争，是圣人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那么古人也有不得已的战争吗？唉！这大概就是古人在这里采取行动，而其机运却在彼处响应；事情发生在一时，而忧患却影响千万世的原因吧？《诗经》说：“崧山是高大的山岳，极其高峻直达天际。正是高山降下神灵，生下甫侯和申伯。申伯和甫侯，是周室的栋梁。”意思是说，崧山作为山岳，靠近王都，长期疏远的郊甸既已治理，望秩祭祀也一定能够通达；它的神灵受到享祀，理应降生贤人。大概是用来作为回应吧！衡山也是山岳，江汉是大河，它们的尊贵难道比崧山低吗？只是它偏处南方边隅，何况不顺从的人据守在那里，使皇帝的大道因此不通，巡狩望秩的礼仪也荒废了；它的神气怎么能够同中原相互流通，又怎能希望它产生其他结果呢？所以古人之所以一天也不能忘记这里，是因为不顺从者阻塞了它。讨伐不顺从者，是要把衡山、江汉的尊崇地位提高到与崧山相等。提高到与崧山相等，本来就是希望它能产生申伯、甫侯那样的贤人。然而不必一定由当时的人亲眼看见，因为在公之后统治天下的人还会有。可是历经千百年，到了后世，巡狩望秩的礼仪变成封禅祷祠的仪式，即使崧山也难免被明神所羞，更何况衡山呢？所以唐代韩愈，只是推想这里会有魁伟奇异、忠诚守信的人出生，却仍然有未能亲眼见到的叹息。申伯、甫侯，难道只是魁伟奇异、忠诚守信而已吗？他们尚未出生而等待今天这样的盛世，这一点已经可以看出；他们也未必不会出自乡党之学、州县之学校，而主持学政的人如果真的洞察古今，就应当坐等而得，成为天下共同庆贺的事了。太和陈君文鸣，由刑部员外郎被选任此职；陈君从前任庶吉士，和我是同馆同乡。我相信他能够洞察古今，并将在此地获得机遇。于是应同僚请求为他饯行赠言，唯独把这些话告诉他。《文会赠言序》金陵人龙志仁由刑部员外郎出任浙江佥事。志仁是豪杰之士，浙江是大藩之地，佥事是掌管宪法的官员。议论的人认为，豪杰的才能一经任用，没有什么做不到的，这还不够；但一定要得到大藩之地，才有可以施展的地方，这仍然不够；还必须持有宪节，才有能够施展的权力。志仁也想借此检验自己的才能，以报答皇上的知遇。志仁与朋友分别赴任，他的雅友和文会友共二十二人，每人作一首诗赠送，诗题一定采用浙江的名胜，记载志仁日后按次序所经历的地方。至于其中的经纬脉络，请允许我替志仁加以说明。凡从北方赴浙江的人，一定从檇李进入；春秋末年，吴越在这里不断发动战争，争夺一尺一寸的土地，如今这里却成了东南的交通要道。天下的形势难道真的可以固定不变吗？孟子说：“厌恶执持一端，是因为它会损害正道，难道不可以省察吗？”这时，迎接的人到了，带领他进入会府城中。这里在古代叫钱塘，于是前行，向上级行礼。过了三天，到各庙告知到任，读表忠观的碑文，沿着苏公堤，在西湖边拜谒武穆的塑像，奋然说道：“我是什么人呢？或许可以借此激励臣子的节操吧！” 浙江分为东西两道，佥事每年分管其中一道。渡过浙江向北，逆流而上所经过的是桐江；这个州姓什么呢？还要寻找泰伯祠，恭敬地行礼。在清廉与贪污、振作与懦弱随着消长盈虚变化之间，何不在明月泉验证一番呢？果真如此吗？总之，如今二千石官员不能有怠慢游乐而使百姓受害的人；如果有，一定诛罚。关闭谢公楼，堵塞白石洞，在绿波亭下停船游乐的人，难道还能严禁吗？假使兰亭诸贤还在，也应当减少席间饮酒赋诗的七成。谁是曹娥江的庙主？骢马经过时，难道不应致敬吗？在式之式、清风岭的祠庙，要访寻林逋的宅第，也要看看有没有像顾野王那样筑堆读书的人；如果有，就停下旌节加以赏识。若有轿夫指说那里有吹箫台，就呵斥他们走旁门，不能无缘无故进入。浙江是水乡泽国，浙东的鹅池、鉴湖、剡溪，浙西的苕溪、葛洪川，淤塞的必须疏浚，坍坏的必须修复，被豪强侵夺的必须归还，把这些事情都办好来便利百姓。使百姓像歌咏白公那样歌咏他，志仁就可以说事情办成了。从今以后，天下人会更加相信，豪杰的才能得到相应的地方和权力，确实可以有所作为；而二十二人的诗，也就不是徒然写作了。至于考核政绩、辨别善恶的制度，那是皇上和当权者的事情，我哪里敢参与呢？志仁自己也不必知道这些。《圭峰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圭峰集》卷四 明代罗玘撰 序

译《弭节重荣诗序》当初丙午年春天，我游学太学，王清之那时已经考中顺天乡试，来和我做同舍生，常常到我这里交谈。清之确实学识浩博，善于反复推究事情，仿佛一一指给人看；他潇洒自得，有凌驾霄汉的气概，俯视那些忙忙碌碌、像积累黍粒般拾取残余、依附门户的人，真像老鼠在洞穴中游走，还互相咬住尾巴。因此有些人斜着眼冷眼旁观，暗中讥笑，背后吐唾沫。出门后便在堂中喧闹拍掌，大声说：“这是患疯病的狂人吗？”而我们两人假装没有听见，发誓终身不改变志向。这年秋天，我也考中乡试，清之来祝贺，取了我的一首诗，为他的祖父某先生祝八十寿。我那首诗极其丑陋严厉，而清之直到今天还独自把它流传，认为很奇异。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许是他错误地同我一样喜爱它，却不知道实情吧？第二年我们同榜考中进士，又过一年，清之入朝任给事中；再过一年，我也承乏进入史院。只是我细小琐屑，俸禄丰厚，每天在太官那里吃饭，早晨入署，没有什么作为，出来后也只是躺卧罢了。而清之正忙得目不暇接、耳朵不断听取遗缺补阙之事，直到一天结束。从前和我一起谈论的事情，他已经一件件实践了，却没有我参与的份。我唯一得到的是，清之没有用俯视别人的眼光来看我，这对我来说也足够了。如今清之奉诏赶赴宁夏，凡是西部边疆军需，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便宜行事。天子不能不对清之有所期望。人的性命只有一次，把它舍弃出来同一群不逞之徒抗争，为天子保卫百姓；军队以及依靠军队而生存的人，所依赖的就是粮食。平民没有粮食就会饥饿，况且还有救济饥荒的政策预先安排，何况军队，何况边军呢？如今天下有三处边疆，北方最强，西方次之；而宁夏是古代朔方之地，正处在西北要冲。怎样聚集粮食储备，调运此处的粮食去补给彼处，使士卒吃饱后歌唱，又激愤地想着一战取胜，这就要看清之此行了。我愚昧，不知道天子的心意，猜想大概正在这里吧？清之出发时，应当经过浚浚，探望他的家族。封给事君此时正侍奉某先生于膝下；根据我的诗推算，先生如今大概九十岁了。古人说富贵后不回故乡，就像穿着锦绣衣服在夜里行走；他们之所以痛恨做官却不回乡的人，是为了彰显做官后荣归故里的荣耀。何况清之将要显赫尊重，暂停清闲燕居中的侍奉，轻快地从天而降，停下车驾登堂，低头进入，踢开蒲席、掀起帷幕，便能看到头发如鲐鱼背的老人，三代同堂相见。人们言笑融洽，衣锦昼行的荣耀，反而只是末节。都门外铺地设席、执笏如玉般挺立成行的人，招呼清之饮酒，这是在为清之饯行。他们还饮酒劝我说：“您从前在太学同清之谈论，究竟谈了些什么？人们说他狂放，如今为什么不再狂放了？”于是写下这篇序为清之送行，又写成饯别会中的诗，这些都足以壮助清之此行。《送蒋敬之归省序》敬之回乡，上级批准了他的请求，并且用宝钞赏赐他的旅费；沿途有定额的供给和水路，出行有船，船上有桨。关卡不会阻滞盘问，清湘不过三千里罢了，实在没有难以到达的地方。恩典施加得多么深厚啊！在此以前，又赠给他的父亲河西君编修之官，封母亲为太孺人；在祖坟前焚黄祭告，在慈阁拜见头戴珠翟的母亲，作为人子没有辜负。分别十二年的幼弟，已经束发成年，在郊外迎接他，重叙兄弟旧日的慰藉。代替慈母侍奉母亲，传授已经考验过的学业，作为兄长没有辜负。住了不久，飞书送达南海令君那里。令君确实把他的兄长当作兄长，作为弟弟没有辜负。把我腹中所藏的学问全部传授给那里有才华的士人，作为州里的老师没有辜负。穿着锦衣白天行走，抵达后像山一样站立，使光辉有所显现，作为州里的贵重宾客没有辜负。敬之这次归去，难道只是徒然回去吗？然而敬之的官职是史官，他的俸禄在常俸之外，又增加了太官的膳食和内法的酒；有盛大的宴会，又按中士之班与大夫同坐在宫门，进入殿中致谢。每天在讲帷中侍奉，起身俯身，奔走趋行，衣袖飘动。天子的光辉照临、将要出发时，那个受到关注的人是谁？就是某人，无法逃脱皇帝心中的记忆。那么今天批准并赏赐敬之，难道只是照例批准赏赐其他部门，姑且也依例办理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替别人做工而得到的报酬是族人佣工的两倍，所费力气却和族人佣工相同，即使主人没有觉察，或者虽然觉察却不愿比较，难道自己心里就不感到惭愧不安吗？敬之一定不会这样做。我在他出行时不敢不把这些话告诉他，因为我是敬之的朋友。

译《送夏先生之湖广序》懋齐夏先生是苏州人，凭借《连山》《归藏》之学在京师教授弟子，来往的学生常有几十人。京师中学习这门学问的人，一定都从夏氏开始；声名得到其正宗，很多人凭此作为进取的阶梯。先生由进士起任给事中，后来做到左右给事中的几十个人，仍然依恋地留在他的门墙之内，像尚未显贵时一样；先生的教导也一如往昔，所以声名日益显著，学生与他日益亲近。弘治甲寅年十月，诏令任先生为湖广右参议，人们都说天子采纳了先生许多意见，这次将要看看先生亲自施行的能力。出行一定要到大的地方去，大地方没有比湖湘更大的，所以特意把这个职位授给他，多么荣耀啊！然而几十名学生却独自皱眉叹息，奔走相告，选择日期时间一同入谒，并且祝贺先生起居。班次排定后过了一会儿，站立的人像树木一样僵直，行走的人像驼背一样弯曲，沉默的人像封住了嘴，叹息的人像鸟张嘴，所有人都像丧失了什么，与平日侍立在先生身旁时完全不同。先生也皱眉惊讶，急忙作揖让他们退下。第二天，大家共同凑钱，大规模准备酒席宴请先生。先生喝到一半，学生们上前轮流敬酒，并趁机询问前一天的情形。其中一人端着酒杯说：“当初我们几个结伴聚集到先生门下时，先生对于我们的进步，总是减损我们的骄矜；对于我们的退步，却总是增加教益。先生使我们在困顿中得到亨通，打破我们的蒙昧；用履卦引导我们，以谦卦教导我们；我们在行动上陷入困境，先生便用离卦照亮我们；我们在言语上遇到艰难，先生便用解卦为我们开释。大过之失不可包容，小过之失却可以赎补。我们因此稍有改变，先生又用震卦鼓动我们，用节卦规范我们，用涣卦涤荡我们的郁结，用井卦使我们保持辨别的操守。再给我几年时间，我的蛊惑迷乱似乎就会痊愈。我退隐回家，家人见我不同以往，都来庆贺说：‘你为什么这样壮实而丰满？莫非是晋见了君子吗？你的否塞转为通泰，是可以希望的。’我光彩焕发，众人都来相聚，常常认为从今以后可以不再妄为，或许能够剥去旧习而恢复新面貌，逐渐看见乾坤的本心吧！”如今先生从这里升迁而去，我们彼此睽违孤独的日子就要到来；即使心中纷乱不安地想要同人，又能遇见什么呢？先生看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达到既济，还是仍处在未济呢？所以我站立时不知道停止脚步，快走时不知道脚被鼎足绊住，观看时不知道面对什么；因此默默思索，却不能达到所需，所以叹息。先生于是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点头微笑。又有一人端着酒杯拜了两拜，请求更多教益。先生说：‘你想知道吗？只要观察兑卦的卦象就足够了。’众人都欣然拜谢受教，轮流酬酢后散去。后来把这件事告诉我的人，是汪登；他还说：‘希望您写篇序为先生送行。’ 我在癸丑年和他一同在南宫考核天下士子，可以说是知己，但我不会写文章。于是把这些话编次成篇，让汪登拿去献上。《送黎文渊还南城序》建昌作为郡，下辖四个县，其中首县是南城县。县城建在黎水、盱水交汇处，凤凰山的南面。由城南门出去，通往防门一百二十里是南丰县，再一百二十里是广昌县。由东面的武胜门出去，越过黎水、盱水一百里是新城县。而南城向北不到三十里，已经是抚州的临川、金谿两县。大概这里是郡的末端，也是要害之地，所以设置戍卫来镇守防备意外。如今离开卫所，仍然是守御所。元代末年，伪平章是擅自割据的豪雄，把这里作为伪都，僭越称王。宣德年间，荆又在这里建国。这里城墙、楼橹、城门和社坛高大华丽，台池苑囿深广，刍牧、粮仓、马厩丰足，钟、竽、笳、角、漏、柝之声喧闹，羽旌、纛幢树立，嬉游歌舞的娱乐，骑射弋猎的便利，都很有京城的气象。难道是因为王都相继建在这里才这样吗？然而看它奇花异卉、珍果嘉蔬、酒醴的滋味，确实可以同洛阳、姑苏、钱塘的盛况争雄。总的说来，它土地美好、山川优胜，也可能正是这些条件招致了这样的繁盛。广昌县处在上游，林木竹丛浓密，瘴毒能够杀人。新城县较为肥沃平坦，南丰县多是贫瘠坚硬的土地，都不能和南城相提并论。而且那里的百姓也多半老死于田园之间，本来不能像南城百姓那样见识广、善于经商，乐于远游，天下内外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我曾游历天下，即使是十户人家的乡邑、三家店铺的集市，我也能张口饮酒，打开口袋取出食物，喝醉吃饱后游玩嬉戏。大概是因为我的乡里人多。最后到了京师，在南城外的南市，偶然遇到乡里人在交谈，还以为只是适逢其会罢了。不久隔着墙呼喊我的乡里人，登上高门华堂坐着交谈的也是我的乡里人。我惊叹道：‘唉，乡里人怎么这样多啊！’我到顺天府附近参加宴会，前来道贺的将近百人，其中南城人占了一半。丁仕隆拥有巨资而喜爱文章，黎文渊随从车驾而通晓多种技艺，他们都像平生好友一样亲近我。我掌管史事至今八年，文渊已经老了，请求他的长官，得以和他的儿子益国一起担任防校，执掌羽幢，随军回乡。回去以后仍然领取官府俸禄，拖着衣带出入王门，真是荣耀啊！然而还可以在旴水中沐浴，射取游鱼；登上凤凰山，放飞纸鸢；倚靠通防门、武胜门，笑着指着挑担进城的人说：‘三县的山民来了。’这些都是年少时的事情了。如今虎旅守卫城门，没有人敢喧哗，也没有人敢擅自闯入。山川都受到禁令约束，鸟兽鱼鳖全都属于禁地中的物类。哪里还能再像从前那样做呢？只愿饮醇酒，享受余年，能够回乡养老，享受乡园全盛的景象；再招呼仕隆等人也一同归去，使人说南城人喜欢游历，游历却不是忘了回来的人，这对改变风俗不也有帮助吗？八月初吉日，我和仕隆前来告别，我没有什么可以作为赠礼的，就把这篇文章作为赠礼送给他。

译《寿钟教谕六十一序》长汀孟方钟先生有一位贤能的儿子，名叫文俊，考中癸丑年进士。他参加南省考试时，我正是主考官，认为他的文章优异，录取了他。在他尚未应试时，我私下对他的两三个同伴说：‘家君生于癸丑年，如今这一年又是癸丑年，六十岁恰好相逢，这是寿辰的开端。如果能够考中一科回来为父亲祝寿，实在很合适。’大家都认为他的话豪壮而正确。不久果然如此。文俊脱去布衣，接受户部政职的试用；当时新的服制格外严格，他起初的志愿没有实现，平日常常郁郁不乐。没过多久，皇帝下诏，采纳言官关于进士的议论，允许他们听任归乡，而文俊正在遣归之列，于是高兴地告辞出行。那两个同伴来对我说：‘钟先生年轻时有大志，却以进士为业，求仕不得，老死于一名校官之职，反而让给了自己的儿子。到了文俊，终于有了今天的成就：曾任训导，确实声名昌盛；后来升任博罗教职，却在年纪未到时患病，因病请求，获准后归乡；归乡后疾病痊愈，痊愈后又达到今天这样的升迁。文俊荣耀了，又能得到先生的长寿，回来拜见他。先生长寿了，又能得到文俊归来的荣耀。这就是所谓一个时期之内众多美好事情都具备了。我们冒昧把这些话告诉您，便告辞了。’文俊于是想为先生祝寿，怎么样？我说：‘先生的志向吗？事业吗？求仕不得吗？把功业让给儿子吗？疾病吗？请求归乡吗？归乡后病愈吗？这些事情我都无法知道。我年轻时住在乡间，见过老农：预先准备好种子，磨利农具，又整治好蓑衣，按照时令耕种。田沟堵塞了，有时把它疏通；田垄间空隙太大了，有时把它填实。他看见原野上长满杂草的低湿地，以及沼泽之间的土地，同别处庄稼茂盛的地方相比，便又惊讶又后悔，于是召集儿子，让他代替自己做完一生的农事。他退下来选择一小块地说：‘我种的葵菜、蔬菜、▯苽，还可以用来充饥。’而那些作物一生长，无不挺立、抽秀、枝叶繁茂；老农却担心要靠砍柴为生，只好舍弃它们，关上门在屋内观看。他守持正道，保养自身，体味正道的厚实滋味，日复一日充实自得，仿佛有所收获，却忘了自己原来还有其他事情，自己也不知道了。等到儿子代替他做完农事，正好遇上秋收；后来谷物接连成熟，儿子用车把它们全部运到场上，跪拜叩首到膝下，说：‘老农真是奇怪，使用自己的儿子，却享受我们这些农人的收成，不如请进一杯酒来祝寿。照您所说，那么先生的年齿既高，地位又尊贵；因为儿子显贵，荣耀集中于一身，享受老农的利益，却不是普通农人的同伴。’我和那两三个朋友被这件事牵绊住，想用酒杯为他的邻居祝寿，却无法做到。虽然如此，也不能让这件事落空，大家都回答说：‘对。’ 于是写下我的话，交给文俊，作为他回乡为父亲祝寿的献礼。《寿彭翁彦宽八十序》彭氏的先世祖先，以长寿著名。到了越成为王，才凭借尊贵显达起来，但他的名声都能够与世代相终始。经历数千百年，谈到长寿的人，本来没有比祖先更贤能的，不只是彭氏如此。越的尊贵使彭氏显贵，到如今大概没有这样的事了。其他姓氏家族中，像越的后代那样的，难道能数出几百几十家吗？彭氏虽然微贱，越终究还是彭氏的祖先。所以彭氏独尊越为彭氏宗祖；越后来虽然显贵，却不列入其中。再说，越在刘邦、项羽之间作战，他得到王位，不过是从虎口中抢到的一块残肉罢了。计算其中的利害，简直是用生命换取富贵。他虽然贵为王，也还不能高高在上面南称孤，本来就有可以抓住而剁成肉酱的理由。假使祖先在场，恐怕也不会把他视作恶臭，只怕污秽自己，已经相差不远了。大概是因为两人的趋向不同。然而庄周称说祖先吐纳呼吸、模仿熊经鸟伸，以此求寿，这未免是凭借小术来盗取天地的机密，违逆自然常理，成为造物者的蛀虫。圣人的道理没有这种做法。至于他所经历的年数，也可能只是传闻夸大；即使确实如此，他的亲属、朋友、臣妾之中，难道也有与他年龄相当并且一同长存的吗？没有。那么，饮水饮露、吃草木，和深山里的树木石头、大泽中的龟蛇相处，也就可以了。古时候尧、舜活到一百多岁，文王、武王都活到九十多岁，孔子是大圣人，也不过七十多岁。传记中所记载的，活到百岁就是寿命的极限，也只到这里为止。也没有听说圣人能活数百岁。大概过去的寿命如果没有超过这个限度，后来的人就不会相继延续；我看天地的运行到这里就要停息了，这难道可以吗？我曾经坚持这种说法，来消除历代的疑惑，也想把它告诉彭氏。彭氏居住在京师，号彦宽叟，有孙女嫁给益国。我的乡里在益都，乡里人没有不和他交往、喜爱他的，都想请我为他的八十寿辰作文章。本月六日早晨，我拿这篇文章来献上。我知道老人想继承祖先的道路，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然而他还没有得到长寿之道时，要承受身体劳苦、吐纳呼吸的艰难；得到以后，又有约束居处、隐居山野的困窘，而且还违背圣人与天地的道理，更何况只是听说了这种说法而已。孟子说：‘完全相信书，不如没有书。’书中是圣人的话，尚且不能完全相信；那么，庸俗妄人传说并神化的话，难道可以相信吗？请老人考察传记，向群圣人求证，按照天地的道理，顺应自然常道，成为天下最年长的老人，也就同彭祖一样了。

译《庆喻翁以善七十寿序》夏、商、周三代井田制度废除以后，平民本来就有可能同君主争夺百姓，独占万物的利益，财富可与封君相当；这也不一定要有特别聪明、豪迈、杰出、神奇变化的本领来鼓动天下。历代君主也曾砍削搜刮，把财物收入隐秘的仓库，期望同百姓重新开始。即使是那些上天入地的奸人，凡是危害百姓的，一概不赦免，却唯独把这种人遗漏了。难道是因为他们足以同我抗衡，最终无法除掉吗？还是也有不能除掉他们的原因呢？同样都是人，有的人给别人做雇工，白天用力劳作，夜里编绳，终年也挣不到几两金子；有的人受到惩罚后自己耕田，辛劳加倍，终年仍不足以缴纳租税，于是改行经商，船又翻了，幸而保住性命，也不过成为乞丐，成为沟中的枯骨罢了。可悲啊！这个人难道愿意把自己折磨到这种地步吗？充实他的本意，不过是想同君主争夺百姓，这一点是相同的。然而到了这种地步，是因为田地不属于他。唉！君主最终还会恢复井田制度吗？井田不恢复，君主即使温和地为此忧虑，也无可奈何。幸好有愿意同我争夺百姓的人，我把百姓举荐给他，使他成为百姓的母亲，难道不胜过坐看百姓无所求助吗？中等人家聚集十匹马、牛，共四十只蹄子，这已是奇货，但估价还不到十金。年成歉收时，君主在国都门口悬挂爵位，下令说：‘缴纳十金的人授予爵位。’如果是中等人家，天下人就都会饿死。为什么呢？一百个中等人家合起来，钱也不够。改下命令说：‘凡是缴纳千金的人授予爵位。’这本来就是同君主争夺百姓的人。然而这种争夺，正是柳子所说的‘贫穷的母亲’。贤明的君主只担心他们不来同自己争夺罢了。争夺的人多，成为母亲的人就多；母亲多了，赤子难道还会不安吗？但我看所有赤子对于自己的母亲，总是依恋而且希望她健康长寿；否则就会跟着悲号。难道这里所谓的‘子母’，只是称号而已，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吗？我愚昧，不能作出判断。南昌七十岁的老人喻以善居住在京师，资财积累数万，却循循善诱，乐于施舍而不知疲倦，难道也是所谓‘贫穷的母亲’吗？本月既望，正是他的寿辰，众人纷纷来借我的文章前往祝贺，似乎都希望他健康长寿。‘子母’的说法，恐怕也就在这里吧。我欣然写下这篇文章。老人的弟弟吏部君最有知人之名，他将会认为我说得对吗？还是认为不对呢？《庆万母杨宜人八十寿序》杨宜人嫁入万氏，到如今已有六十年；她教养的儿子武略将军、南京水军千户鏻，承袭官职已有三十年，每年向京师运送漕粮共二十五年；鏻的儿子又生了儿子，鏻自己也将近老年。宜人享有如今的封号，家中的事务仍不假手于人，鏻也不敢过问，一心办理漕运事务，因此有了能干的声誉。鏻的祖先是我们南城人，他在南京大概只是因任官而居住在那里，所以他每隔一年来一次漕运途中，我送他酒时，他总说：‘这是我母亲亲手酿的。’我喝起来觉得甘美，所以鏻一到，我就总问他母亲的年纪，鏻每次都回答说健康强壮。今天子七年，张秋发生黄河决口，漕运大受阻滞；八年，黄河恢复故道，唯独鏻先于其他漕运船只到达，于是我又送酒给他，同时还送上酒坛和礼品，共两件礼物，我感到奇怪，便问：‘鏻的乡里有比鏻母亲年长的人，说今年初夏母亲八十岁，难道这次是用酒来祝寿，又随带礼物，还要用文章来祝贺吗？’他说：‘要文章。山林水泽中的文章，馆阁中的文章，是厚实的木材吗，是厚实的吗？’我说：‘一定是厚实的。那么请把我的礼物带去，何不请鏻替我把这篇文章带回乡里，也算是把礼物送到乡里。’我说：‘你来这里是合宜的。你的母亲在杨家成长了二十年，杨家的姑母、姊妹同处一室，缝纫、缀补、缫丝、理线、织布、酿制酒浆，本来没有一样不曾做过。她尚未出嫁时，谁能预先按照命妇的身份来对待她呢？何况宜人的品秩，服饰上有熊罴纹样，腰带属于镂银绯带一类，又怎么可以妄想得到呢？等到她嫁到你父亲家时，那里没有嫂子、弟媳以及东西两房所称的妯娌吗？如今还在世的，大概十人中没有两三人。穿着命妇服饰而年满八十岁的，一定就是你的母亲；又有如她这样杰出的武官作为儿子吗？她本来就是乡里尊贵的母亲，但我看你自己也在不断进取，将来一定还会升迁。你又常说：‘母亲如果健康强壮，那么封号当然不会只到这一年，也还没有尽头。’馆阁中的大儒往往用华美辞藻加以铺饰，把当代的事情照耀到万世；如果能写成这样，也不过是我多余的羞惭罢了。请我来作介绍，可以吗？’鏻说：‘听到这些话，已经觉得津津有味、十分丰厚了。漕运纲纪严格，姑且先把文章写下，等十年后再写九十寿序，使我家更加荣耀。’

译《送锦衣张侯出逻序》一年将尽，燕赵之间，那些恶劣的子弟吃喝赌博，把钱财花费殆尽，便想做强盗小偷，情势日益紧迫；他们常常等候北风刮起、尘土飞扬，跃马突袭，在大道上奔驰，箭声嗖嗖。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手脚冻伤，在饥饿虚弱、困顿憔悴之后，也不免战栗失色，俯伏献出钱袋，在顷刻间免除祸患，实在是畏惧他们。何况南方人一向柔弱，道路遥远而疲惫，三尺童子都可以制服他们；他们所携带的东西本来就是自己的财物，又何必区分公私呢？在那时，人的性命掌握在他们手中，真是强悍的虎狼啊。国都南面有三条道路，比其他地区尤其多；大概因为黄河不能通航，如今天子贡道从这里经过，所以按照法令，三条道路每年派遣锦衣卫指挥三人，手持符节，带领卫士，分路出去巡逻。他们必定在子月望日出发，同时还有三名御史一同前往监督。凡是军队和百姓中的主管，都接受檄文指挥而办事，目标只是平定盗寇、安宁百姓，使国家富足、财物增加。今年中路由张侯养直负责，侯是我的朋友。他年轻时是武学生，在武艺场上没有实现志愿，却压抑自己就任武官，当时还只是百户。他曾多次在建州各卫作战，因而得到现在的官职；廉洁刚毅，为大帅所知，大帅请以他的名义奏报，于是有了这次任命，这不是通常的任用。今天他竖起军旗出郊，乘着虎皮鞍，佩弓着防鱼服，仆姑插在冰上；卫士屏住呼吸、低头而立，不敢吐唾沫，不敢抬头仰视。他靠近时，卫士像孩子一样小步趋前；离开时，又像天鹅一样挺立，整齐如斧，僵直如尸。人人都认为张侯能够约束士卒，说盗寇本来就在他的掌握之中。只有我知道他在建州作战时，半夜率领敢死之士深入敌阵，斩首献到军门。如今他抵御盗寇，本来确实健壮敏捷，但难道他敢自称面对的是强敌吗？这些盗寇出没奔突，必定骑轻快的马、放松缰绳，毫无固定驻所；难道他们会修筑坚固营垒、严格行军队列，集合全部人马来显示力量吗？在我看来，他们不过是一群穿墙盗窃、撬箱取物的贼徒罢了。假使道路上的旅客除去畏惧之心，合力抵抗，以生死相拼，那么形势相互制约，他们本来就不能有所作为，哪里还劳烦天子派遣勇士出动呢？何况张侯曾斩杀将领，在他眼中，这些人不过如跳蚤虱子，根本无从下手。约束士卒也只是末节罢了。送别宴上有诗，我总括它的意思，写成这篇序。《送祁君宗规出知徽州府序》御史本是郎官属吏。然而他们出巡按察各地，宣布使、监司的命令，即使是年高老成的人到达其地，也一定要到郊外迎接，恭敬地请入，按时拜见，并在左右扶助下入座；一问到事情的开端，就起身回答。下至所巡察的各郡守，也必须弯身站在道路左边迎接；在庭中参见时，必须快步趋前，向郡守所站的地方致谢，格外谨慎。至于支郡的郡守和各县令，则望见尘土便奔跑而来，唱名入衙，跪着请求并向郡守所在之地拜谢。任职不称职的人察看脸色而退下；其下属的倅、簿以及各职官，都站在廊下，早已丧失气势、改变脸色，拘谨徘徊，进退两难罢了。外面的军官，身披铠甲，在尘土中奔走喘汗；御史坐在军中，却不知道这些情形。即便如此，御史难道是故意这样做吗？自从天子巡狩的制度废弃以后，形势必然归于如此，这也是治理体制所应当如此。然而尊贵而孤立很容易陷入危险，各方面的攻击一齐到来，往往因此蒙受责罚，十件中有两三件。九年考核后升迁，也多半成为监司的佐贰，就是前一天在左右陪坐的人；有的年限还未到，便出任郡国长官，就是前一天在庭中参拜趋走的人。以前安然接受这种待遇，今天自己却要这样对待别人，懦弱的人在此会改变品行，傲慢的人在此会侵犯名分。即使有天下最容易治理的郡，我看也会变得困难。祁君宗规得到徽州任命后，只说：‘当初我以进士身份出仕，任唐山县令，我想人们会认为我有骄矜之色；我却不把自己看作进士，想到自己曾经只是书生。于是治理县务，十分甘心，希望差不多做到三年没有过失。后来被召入朝担任御史，我想人们会认为我有自负之色；我却不把自己看作御史，想到自己起初只是离开县令。于是站在御史台首席，巡按广西，希望差不多做到六年上下没有过失。如今我任郡守，辖地千里，而且又处在王畿以内，不受宣使、监司察核，大概一年中来迎接、趋拜我的只有一两次，其余时间本来就是我竭尽全力治理郡务的日子。假如当初我没有中进士，不过是山阴的书生罢了，求得一个官命尚且不可能，又怎么会有今天呢？’于是他的同僚都知道，君能安于自己的官职；将来离开这里成为宣使、监司，一定会想到做郡守的人，不应责备他们难以做到的事情，而应使所有郡守都能够施展自己的志向。由宣使、监司入朝成为部、寺、台的长官，也一定会想到宣使、监司不应被责备难以做到的事情，而应使天下所有宣使、监司都能施展自己的志向。所谓无论处在什么职位都能有所作为，大概就在君身上吧？徽州这个郡确实还不足以完全施展君的才能，于是大家共同交相赞美、宣扬他的德行，认为他值得效法，请我写下这篇送行序。

译《寿中书舍人沈君七十序》中书舍人、内阁值班的沈君，因为能够翻译西蕃文字，大臣向皇帝推荐他，皇帝让他教授西蕃馆的学生。到现在已有六年，沈君也七十岁了。馆中的学生聚集商议说：‘今年花朝的第二天是甲子日，再过一天是乙丑日，再过一天是丙寅日。我们老师出生的早晨，谁有小猪小羊来摆在祭案上？谁有雁鸭来宰杀？谁有醇酒来滤取？谁有钱币放入竹筐？何不登上老师的堂屋，把这些陈列出来为他祝寿！’众人都说：‘这件事不能废止，难道只这样就够了吗？’于是又商议说：‘谁知道贾某前往贸易丝绸？谁完成绘图后前去招募工匠？何不绘制图画，来表达我们祝寿的心意？’他们打算在这一天献上。众人又说：‘这件事不能废止，难道只这样就够了吗？’于是又商议说：‘馆舍在这里，内阁在这里，御史台在这里，何不前往请求颂扬的文章，为老师祝寿？’于是分头奔走求文。第二天众人一同回来，又聚集交谈说：‘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如同教导自己的儿子，我们没有孔鲤那样对父亲言语的疑惑。他的儿子把我们看作异姓兄弟；我们如今不敢只把老师当老师，请把他看作父亲。一定要得到能够说出我们想说的话的人，请他为我们叙述心意。’于是众人一齐进入我的屋中，请求我写作。我其实不能胜任，不过对于翻译西蕃文字的书，也曾有所了解。大体说来，那种文字的形体崇尚左行，有的像龙形文字，有的像鸟迹，有的像蝌蚪，有的像虫在叶上书写，也有的像蜗牛在沙上留下篆痕。世上只有不能使用它的人，才从来没有见过它；见到它后，难道不会画腹箝口、面对墙壁而站吗？既然突然把人安置在馆中供给饮食，要让他们学习这种文字，就必须先翻译它的读音，然后才能写在偏旁部件之间。它的读音既然同我们的语言一样艰涩曲折，又要长年学习骑射，人们尚且会先害怕它而懈怠一半了，又怎么能安安稳稳地伏案学习直到完成学业呢？加上担任老师的人珍惜自己的本领，自称：‘这不可能在早晚之间学会。’有的人说：‘姑且慢慢来，自然会受到感化。’有的人甚至故意把道路绕远，以阻挡学生进入。那些上等的，凭借还有别的途径，继续学习，幸而能够被黜退；那些下等的则说：‘只要一天之内不被黜退，就随他去吧。’凡是进入馆中的人，没有不是这样。而西蕃又是古代佛教的教化所由兴起之地，它的华严字母已经足以传入中土，流传百世，成为切韵的祖本；那么，它所创制的文字深奥奇秘，难道只是各蕃中比较突出吗？它的老师珍爱并自负其学问，超过其他老师一倍，也就不奇怪了。何况又怎能指望他们有办法教育自己的儿子，像君这样教育他的学生呢？从这些学生的话来说，确实有做儿子的道理。儿子对于父亲，不是用酒肉礼器来祝寿，而是希望留下能够长久流传的图画，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好。诗篇流传下来，名声也随之流传；要使名声长久，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这些学生也很善于为老师祝寿啊！我因此为他们写下这篇序。《送宪副张君之任陕西序》土地的尽头叫作边，衣服的边缘和镶饰也叫作边；凡器物旁边的肉厚部分，通常也都叫作边。那么所谓边，就是疆域的尽头；越过这里，就是侯服、甸服、要服、荒服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先王也无法兼治。大概越过边界去寻找衣料、器物，是不可能的。然而事物的毁坏，都从边缘开始，所以先王对这里尤其谨慎，重重设置防备；并不是担忧边地百姓不足以抵抗，而是担忧没有办法使边地百姓抵抗，致使毁坏之物有侵入内部的道路。边地百姓出生于当地风土，长大后又受当地风气熏染，大体上同外部的人并没有太大差别。他们的山海同外部相互升降、来往浮游；他们的饮食、骑射、捕鱼、狩猎，也同外部交错并且熟练。有时父亲在内而儿子在外，有时儿子在内而父亲在外，有时本人也轮流处于内外，这些情形都无法预先确定。有人却倚仗有我们的关隘、堡塞，还说我们的疆域如同完整的衣服、完整的器物一样，他们实在太不加思考了。唉！边疆的寄托，可以看作什么样的事情，却偏偏只交给武人，何况是奸邪小人和庸人呢？这只会加速它的毁坏罢了。西北边疆自古就不能同东南相比，而西部到如今尤其多有警报。洮、岷也是西部的一面，是生蕃、西羌窥伺觊觎的地方，近来又潜伏着很深的祸患。皇帝认为应当得到有威望的宪臣来节制他们，把祸患消除在尚未发生之前，于是任命监察御史张君为陕西按察副使，前往就任。张君先前奉诏巡按甘肃边地，处理诸多不称职的官员，朝廷议论都佩服他的才能。大概肃州距离甘州五百里，那里是瓜州；瓜州以西就是古代的玉门关，中国的土地到这里也就尽了。计算道路里程，在河山之间曲折如蛇、如蚯蚓，腰腹脊胁等要害之处全都是敌人。敌人穿越而入时，哪里是隧道；进入并迫近时，哪里是城池。形势发生变化，是谁激发的？敌人到来，是谁引导的？失败时谁负责殿后？罪责中谁是首恶？张君在路上回顾瞻望、犹豫思考，本来已经有了确定的筹划；这样一来，后来那些喧嚣顽劣的人便无法摇动嘴舌，也不能把他们的全部言辞说尽。称赞他有才能，是应该的。洮、岷距离甘州更近，羌人的强盛又不如其他蕃部；偏将、裨将、将校如果不是依靠大将和尊贵重臣，副使也不能长久任职，更不是御史短暂巡临可以相比的。皇帝任用张君，怎么会没有深意呢？有人说，张君是端公的老成者，应该留在朝廷参与政事；让他出任地方官并不合宜，这就是不懂得当务之急。凡是器物，都要把旁边肉厚的边缘加厚一倍，然后才能保证长久完整而不因使用毁坏。君在边疆，本来就是要加厚边防；这难道不是看重君吗？这不是我的话，而是他的同僚对我说的话。姑且让我把它写下来作为序，作为送给君出行的赠言。

译《送大鸿胪丁君之任南京序》弘治甲子年秋七月，鸿胪寺少卿丁君应韶升任南京鸿胪寺大卿，仍然主管本寺。这样从户部主事转任本寺丞，到升为少卿，总共十年了。往前追溯，他同我一起考中进士至今十八年；再往前一年，他又同我一起参加顺天府乡试，大概已有十九年了。当时应韶年龄最小，额头宽阔、脸颊丰满，身材高长，凝然站立而独自挺拔，眼光高远、志向深长；我没有不喜爱他的地方，于是对他寄予厚望，说：‘这是我们一类人中可以成为公卿辅弼的人才。’然而当时只是认识他，私下的心愿罢了。等到他进入户部，得到繁重的职司，人人都认为难以胜任；应韶却像毫无经营安排，到了任所也看不出他用什么办法办理。后来有鸿胪寺的选任，大概是朝廷选拔；人们又认为这夺取了他本来应居的职位，安排到了不相称之处。应韶却从容自如，好像平素就做这种事一样，自己反而认为还不如从前，像善于驾车的人驾车，恰好掌握快慢一样。然而时间久了，终究无法逃过皇帝的明察，也辞去了两阶官员所共同注目的位置。今天的升迁，确实有它的缘由。过去我对他的期望，或许可以得到验证吧？即便如此，我怎能忍心忘记应韶呢？鸿胪的职务，在北方是宣达皇上意旨、联系下情的重要枢纽；在南方则是从容自得、涵养高尚的地方。少卿属于下大夫的品秩，大卿则是中大夫金紫之尊。在北方，少卿的事务较为繁杂；在南方，大卿所处理的政务更加简少。以尊贵的地位面对简少的政务，简与尊相遇，便常常会导致刻薄、峻急、孤高、严厉，天下的才能和事业也就因此离去了。守着这个职位终身不动，尚且担心跌倒，何况还想进一步谋求其他职位呢？如果有人能够反过来，趁着清静的时机观察事理，有所收获便积蓄起来，积蓄丰富后等待时机出仕，即使后来升迁而大有作为，也只是走通常的道路，何况如今呢？凭应韶的强壮高大、精明谨慎又达到这样的程度，对于我的话他一定会有所选择；他怎么会辜负我的期望呢？我只等着看他罢了。趁着同年分别，我想把这些话汇集起来告诉他，于是写了这篇文章。《慈庆省迎诗序》蒋母太孺人，是春坊右中允敬之的母亲。本来是云南人，先编修君任职云南时，娶她为妻；敬之就是她所生的。如今她在湖南养老，成为蒋氏的寿母，享有现在的封号，是敬之前任编修所带来的恩典。敬之入朝时，与我是同年，又是同官，彼此砥砺。虽然居处不同、姓氏不同，实际上却如同亲兄弟。太夫人对我有像母亲爱护儿子那样的情谊。弘治乙卯年，我督促敬之回乡，希望迎接她到这里，终于实现了我拜见瞻仰她的愿望，感到很畅快。后来敬之在丁巳年到达，却没有实现这件事。我懊悔地想，也许是清湘的水土和时令物产适宜养老，不能忍心突然夺去她一向的生活吧？或者是依恋桑榆晚年之人的感情，又因年老而害怕路远且艰险吧？又或者是姻亲婚戚担心离开她的仪范吧？还是孙子、外孙以及幼童们舍不得她温暖亲爱的情感吧？敬之不能勇敢决定，大概也不过如此。如今敬之由翰林院进入春坊，有青宫睿学的校勘，有讲帷轮流更替的班次，有国史编纂的事务；尚方珍奇物品不时送出，所获赏赐一天比一天多，于是才开始后悔当初不够勇敢。然而他离开母亲已经七年了，便写信告诉他的兄长汝守君，不等待答复，立即上疏请求皇帝下诏，乘驿传车回乡。我非常高兴，于是借此寄语说：清湘的物产确实美好，但不知道它同宫中美酒珍馐以及四方水陆珍品相比怎么样？万里行程、长江险阻，似乎令人害怕，但不知道它同滇南人马行走的险路相比怎么样？婚姻亲戚、孙子外孙的依恋让人不能舍弃，但不知道它同膝下子妇的美好相比怎么样？只有不比较各种物品，才会使美丑无法显现；比较之后，美丑自然明白。没有经历天下最大的险阻，就不知道什么是险、什么是平；没有思量同一身体分离的情形，就不知道亲疏的区别。敬之这次回乡，真是勇敢啊！难道还能隐没在我的话语中吗？或许能让母亲觉悟并答应他，使他到达这里，让人们见到她便拜见她，说有这样的母亲，才有这样的儿子，这对天下的母亲也是一种劝勉，不也令人快意吗？所有前来为敬之送别的人听了，都异口同声说：‘好。’大家各写一首诗，命名为《慈庆省迎诗》。我写下这些话作为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瑶池寓庆图序》弘治甲子年十一月二十日，是太仓毛太安人七十岁的寿辰。太安人姓范，是春坊右谕德毛君的母亲。毛君曾把她接到京城，获得恩典封号；后来奉养她回乡，不敢再勉强她。到了今天，他受宪法约束，没有机会方便地处理私事，来完成登堂祝寿的愿望，早晚徘徊，踮脚向南眺望；想到这些便呻吟悲伤，入朝列班时，已经退朝用饭。离开公事后也呻吟悲伤。第二天仍然如此。继承家业的儿子贞还年轻，却一向理解父亲的心愿，跪下请求说：‘父亲的起居比平常有失常态，是不是很担心祖母在心中？是不是稍微有些后悔不能亲自前往迎接祝寿？是不是想到儿子的身体还很孱弱，不能供您使唤？儿子其实已经强壮了。’毛君跃然而喜，说：‘我竟不了解儿子，儿子怎么会这样懂事？如今果然能够做到这样，我就把酒器和菜肴放在匣中。’又说：‘我还要制作冠帽、帔服，把它们装入箱中。’他命令仆人在潞河的河湾处说：‘准备船只，就用坊中允蒋君的船。’又在道路上召来择日的人，对他说：‘替我选个吉日，八月壬午这一天刚好。’一切都准备好了。毛君又说：‘那么怎样寄托我的心意呢？’贞说：‘我听说瑶池是王母居住的地方，那里的桃花和桃实都要三千年才成熟；愿祖母的寿命也像这样长久，以符合父亲的心意。’ ‘不过一定要有图画才行。’毛君说：‘我将请绘画的工匠来作画，请征君来完成。’又说：‘既然如此，就不能没有文章叙述这件事。’贞说：‘父亲主管文章事务，这件事由您来作最合适。’毛君于是把这件事托付给我。只是我又有什么话可说呢？我告诉贞，在他回去到达的那一天，应当在庭下拜见太安人，上前致辞说：‘父亲安排孙儿回乡，日子吉利、时辰良好，有利于启程；水路二千里有余，没有阻滞，也没有忧患，实在是附乘同僚的船只，没有给祖母增添忧虑。到了祝寿的早晨，把图画悬挂在堂上，打开箱子献上衣服，打开匣子取出酒器，斟酒献上，说：‘父亲以孙儿回乡为祖母祝寿，祝愿祖母百岁康强，比曾大父更加荣耀。只是我后代的昌盛，不知太安人在这时只得到贞的祝愿，是否就足以快乐？她一定要等父亲回乡祝寿，然后才快乐吗？古语说，即使有离别的忧愁，也仍然可以快乐。’父亲这样就可以没有遗憾了。我因此在这幅图的末尾写下这些话。

译《李氏族谱序》玉山李氏以绍兴为祖，绍兴李氏以青涧为祖；青涧以前无法考察，能够考察的始于马翅谷靖康之难。当时永奇全族覆灭，宋朝谥号为忠愍。此后，他的儿子显忠率先归附宋朝，后来屡次以忠义奋发立功，成为宋朝名臣，晚年请求祠禄，居住在绍兴。绍兴李氏以青涧为祖，就是由此而来。显忠死后谥号忠襄，他的儿子以让迁徙到玉山，于是成为玉山人。玉山李氏以绍兴为祖，就是由此而来。以让的声名比忠襄的儿子低，在兄弟次序中列第三；但族谱说孝宗赐给他金带，除此之外一直没有见到其他恩典。功臣的儿子按理不应如此，或许是他的志向不愿做官，而他迁徙时其实是为了躲避而逃亡吧？到了他的第十世，仍有很多人抱持德行而隐居；间或有人做官，也不过任郎官、属吏或州县官。大概上天对于善于韬晦的后代，更加培育滋养，使他们厚积而后发，所以他们的兴盛来得迟缓。到了第十一世，敬敷才开始有方面大夫的职位；这就是所谓厚积而发的开端，玉山李氏将要重新像绍兴李氏那样兴盛，可以肯定。敬敷任刑部主事时，绘制忠襄以下的世系图，把事情详细记在左边，又把画像画在右边，表彰善行、标明爵位，直到他的儿子一代为止，共十二世，编成玉山李氏小宗谱，分司在淮地。当时又上溯到远古，并旁及其他支派，凡是碑铭和遗文都收入其中，编成李氏通谱，合为一卷。唉，敬敷编这部谱是合宜的。事物没有聚集到极点而不离散的，绍兴李氏之所以分出玉山李氏，正是如此。那么从玉山再分出其他支派，又有谁能禁止呢？以后也必定会有人作为他们的祖先。所以说，编谱是合宜的。即便如此，族谱所遵循的是国史的体例，同样是保存遗迹的意思。古代有功德的人拥有天下，其次拥有国家，再其次拥有家族，只是国家大而家族小罢了，而保存遗迹的意义也由此产生。忠愍、忠襄因为有显著功劳而成为绍兴李氏的祖先；以让又因为有隐秘的德行而成为玉山李氏的祖先。那么从玉山不断分出其他支派直到无穷，必定会有有功德的人作为祖先。族谱只是保存遗迹的一件事情罢了，但它的实际意义并不专在于此。敬敷编成族谱，请我写序；敬敷名宽，如今从员外郎出任云南佥事，何况他对世事、对自己的家族都有志向呢？所以我极力论述到这里。《寿丁母八十序》古松怪柏多生长在悬崖断峰、嵌嵚高岩以及人迹不到的地方，这也是由于本性、土地、人力和天意。上天生成万物，气息总是先到，而功效却在后来，难道没有道理吗？万物没有不在春天繁荣、在冬天衰败的；突然高大茂盛的树木，过不了几年就会蛀坏。松柏却不是这样，难道不是所谓的本性吗？靠近大国郊野的山，树木光秃秃的，便全都被砍尽了，有谁来仁爱它们呢？人迹和力量所达不到的地方，树木得以保存，这难道不是所谓的土地吗？金矿藏在山中，珍珠藏在深渊里，人们系着绳索、举着火把，历尽百般艰难，也一定要把它们取得；海外极远之地会说话的鸟兽，以及书籍记载中没有收录的珍奇怪异之物，也都有人设法得到，仿佛神灵施展、鬼怪安排一样。其他事情由此也可以知道；它们能够逃脱中原斧斤的祸患，难道不是由于所谓的人吗？至于狂雷劈击、磹火焚烧，金石化为尘土，这就叫作天灾，但这种情况本来也是万分之一都不到。所以我说，功效是在后来显现的；而人的出生以及人的功业，却是先显现，唯独不同于这些。人的五体完整，气息在体内流行，气机宣通、津液浸润，收摄而成为太和之气，本性本来就是长寿的。居住在宫室，以火烹食，不是夷人也不是裔人，没有疾病也没有颠沛，这是因为所处之地适宜长寿。战争绵延百年，人们很少遭遇瘟疫之气，天地赐予人的长寿，也已经很多了。至于那些减少欲望，按时饮食，保卫形体，秘藏精气，保养调和、导引运行，使真气回归的人，这是天地赋予人的本性本来不能替他谋划的；反过来，周身就全是斧斤砍伐的伤害。我没有见过这样能够保全自身的人，所以说，人的努力首先起作用。唉！松柏的长寿是上天所赐，人的长寿则靠人自己，难道可以让松柏替人谋划吗？我听说旴江一带风气强劲，那里的人大多长寿，迁居各地的人也这样；可以看见的，丁母其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母氏侨居京师崇文坊，善于经营，使家产比旧日增加，而且增长了十倍百倍；他教育三个儿子：仕隆、仕元、仕伟，使他们亲近贤人、喜好善行，如同儒者。我在家闲居时，仕隆、仕元轮流到乡里来商议事情，年年往返，因此与他们日益亲近，所以一向知道母氏的贤德，却还没有见过他。今年春天，我到京师访问他家，进去便见到他厅前门屋宽敞明净；坐下便感到堂屋高敞明爽；作揖便看见他的子弟恭敬严肃；低头便看见他的奴仆步履恭谨。竟有这样的情形啊，这就是母氏的贤德！到了八月，我参加科场考试，在贤书中取列第三天，正是母氏八十寿辰。乡人有事聚集在这里，想请我说几句话，作为举杯祝寿时的助兴之辞。我于是讲说松柏的长寿，用来表彰母氏属于由人力成全的长寿，并非单靠天命，而是以人的作为保全了天赋的本性。酒杯轻轻地举起，帽子高高地戴着，说的是赵地的英才。有人说：“这是燕地的俊杰，是祝贺呢？还是歌颂呢？言谈笑语和乐融融，像松呢？像柏呢？谁说我这是俗语。” 《圭峰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圭峰集》卷五 明代罗玘撰 序

译送蒋诚之知南海序 同年考中的清湘人蒋诚之出任南海知县，同年在翰林院任职的诸位君子作诗记述惜别之情，并请我为之作序。大概是因为他的弟弟敬之也同在翰林院。诚之在辛卯年考中乡试，敬之在丁酉年中乡试第一名，到丁未年一同考中进士。从辛年到丁年，先后参加礼部会试，也已经有过错开了。然而最终到了今天，才一同有所收获，这难道可以归于偶然吗？上天生养仁人贤者，是为天下的治道着想，并不只是为了使他们自身荣耀、家族昌盛。我曾想到，这一科考试入场前两天，天气阴暗，雨雪交加；前一天傍晚天气洗涤般放晴，四更入场应试时，天空没有一丝云，直到天亮更加晴朗。中午天气温暖，到了酉时，考生已经出来，忽然又大风雨雪。等到第二场考试，情形如同第一场；第三场又是如此。考试结束后，风尘阴霾接连而来，白天的变化仿佛有某种力量在主使。自从知道贡举结果以后，大家互相庆贺，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在考场中得到和气所召感的，必定其中有非同寻常的应验。撤去考场栅栏后，兄弟同榜的人有：诚之、敬之；出自西粤的涂邦祥、涂邦玉；出自南粤的石邦秀、石邦彦；出自赵郡的陈宗之、陈亮之；出自南畿的家氏兄弟，共八人。唉，也真是奇异啊！我对古事不通，在这以前可曾有过这样的事吗？兄弟同胞出生，本来就像两株牟麦同生一树一样。他们同受雨露滋润，同受耕锄培育，也正是如此。等到登科时，却不能没有秕谷。何况全院的士子中，兄弟一同应试的虽有过，而四家兄弟独有这样盛大的情形，为什么呢？《诗经》说：“长兄吹埙，二兄吹箎”，说的是彼此应和而和谐。难道是因为他们和谐之气积累得深厚，达到极盛，所以胜过一同应试的士子吗？阴阳的数目到八便成卦，乐器的数目到八便成声。莫非国家和谐之运正在这里，而这八个人恰好遇上了它？唐虞时代，高阳氏有八个儿子，成为八凯；高辛氏有八个儿子，成为八元。数目都以八为准，亲属关系又都是兄弟，而国家的治理确实依赖他们。这八个人将成为八凯呢？还是将成为八元呢？诚之同年，你是有责任的。这次前往南海，将要分别了，哪里值得把这些话放在口头上加以评判呢？不过，这是我的私见罢了，所以借此说出来，并不是通行的定论。诸位君子才智明达，我只是先替你们写下了，难道没有人能说得比这更好吗？送南京太仆寺少卿郑君赴任序。尚宝司是宫禁之中的官署。它的门扉与黄阁相对设置，在掖垣的西面。它的职掌是管理玺印、符节和契券；凡是皇帝颁发诏令、关防凭信、百官名籍、将帅出征、使者查验凭证等事，都参与办理。遇到大朝会、大祭祀、皇帝大规模出行时，还要在乘舆前导、手执斧扆侍奉，位列诸侍从之先。其属官从卿以下，通常只有四五人，常常用来宠任元老和统帅的子弟；偶尔有从谏官进入的，几十年也不过两三人。我的同年郑君体元，就是其中之一。他原任丞。今年夏四月，南京太仆寺以少卿缺员上请，于是让体元前往补任，这就不是铨选官司所敢比拟的了，已经很明白了。古人说：“天子能明察万里之外，何况朝夕在身边左右，难道只有几个人吗？”既然如此，又怎么可以拿普通官员来比拟呢？那些朝夕在身边左右的人，若不让他们永远留在朝夕左右，大概一定是因为他们有超出朝夕左右之人的才能。体元对于这一点，难道可以不知道吗？内有太仆寺，外有苑马寺，都是掌管马政的机构，其中寄托着折冲御敌、振作武威的作用。如今占据清要职位的人，往往把它看作冗余的部门，又视若轻尘，认为是卑微琐碎的事务。甚至有的人亲临辖区，按照督察的惯例，侮辱他的下属，把这种事当作庭中的游戏取乐，唉，这是什么做法呢？难道他们能够驱使虎豹犀象去同敌人作战，而不需要马匹吗？总之不是这样。他们只是把自己认为可以羞辱的人拿来羞辱，以此显示自己地位尊贵而已。真是可笑！却不知道这个官职的威势日益被削弱，他们的心志也日益苟且；少数有志之士，又因畏惧而躲避逃脱，最后不得已只好让防衰弱、疲惫、多病的老年人来充任，于是事务必然走向末流。这样，皇上为什么还要如此殷切地劳心呢？不过，不改变现状并提高、重视这个官职是不行的；要提高、重视这个官职，又必须从它的正副长官开始。既然提高、重视正副长官的官位，即使是朝夕在皇帝左右的臣子，又怎么能吝惜呢？我仰望同年的余光，在为体元饯行时有所领会，所以冒昧把这些话告诉你。唉，体元，你可要记住啊！

译具庆荣寿诗序 弘治甲子年春天，贵州右参议翁先生上疏请求回乡退休，他的儿子礼部郎中应干替他向皇上陈请，皇上批准了请求，于是晋升他为江西左参政，以此表彰他，也作为后来人的劝勉。然而这年先生已经将近七十岁，熊恭人的年纪也相仿，却正留在应干身边接受奉养。因此，先生在姚江，恭人在大都；五月戊戌日，是大都的庆贺之日，是儿子为母亲祝寿，也是儿子思念父亲、妻子思念丈夫的日子，仿佛亲自到了姚江。又怎么知道这一天，父亲不会从姚江思念儿子为母亲祝寿，丈夫不会思念妻子接受儿子的祝寿，而神思游历到大都呢？七月壬辰日，是姚江的庆贺之日，父亲将思念儿子，丈夫将思念妻子，仿佛亲自到了大都。又怎么知道这一天，儿子不会从大都思念不能为父亲祝寿，妻子不会思念不能为丈夫祝寿，而神思游历到姚江呢？这正是凭借精神感应相通而彼此会合，以真挚的心意成就孝慈之情；他们拜舞轻盈，酒食丰盛，难道那些只用物质奉养而没有用心志奉养的人，看到这里会有什么感想呢？既然如此，姚江与大都相距虽远，在父子夫妻之间，哪里还有万里与咫尺的分别呢？或者应干迎接先生到这里，和恭人一同祝寿，向人说：“我们大概就是士大夫中父母双全、共同庆贺的人了。” 可是先生如果刚刚幸而脱离纷扰，又重新投入纷扰，这难道可以吗？若停止他的官职，让他奉恭人回去，与先生一同祝寿，向人说：“我们大概就是乡里之间父母双全、共同庆贺的人了。”可是先生请求退休，正是把报答父母的责任托付给应干，难道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称颂他吗？那么究竟怎样才可以呢？古人称许良史，说他们的智慧足以通达难以知晓的心意，文辞足以抒发难以显明的感情；要做到这样的地步，应干的心意可以说难以知晓，他的感情可以说难以显明。应干曾在馆中学习，对于能够通达并抒发这些心意和感情的人，难道还会不知道吗？像我这样的人，不过是滥竽充数者，难道也有什么不知道的吗？然而真正有才能的人，应干嫌疑自己彰显，所以闭口不说；像我这样的人，知道敬重同年，又是同业，因此不怕滥竽充数，想勉强附会，于是作《具庆荣寿诗序》，邀请同年及同业者共某人作诗，把诗附在后面交给应干，让他拿去进献。应干的心意和感情，或许因此稍稍显露出来了吗？没有。便轺省庆诗序 叶太安人是晋江赵氏，享年八十的母亲。因为她的儿子户部员外郎君因功升任主事而显贵，如今受封为晋江。南方是有海有山的乐土，子女、孙辈、曾孙环绕膝下，给老人提供水土和新鲜甘美、适宜养老的物品，远远容易。君于是不能只为自己的私情，跋涉水陆万里把母亲迎到京师，又恐怕夺去她适宜居住的地方而令人嫌弃。如今寿期将近，王事十分急迫，不敢请求；又因当初没有能够迎接母亲而后悔，正像歧路亡羊一样徘徊不定，不知如何是好。恰在这个月某日，皇上因为海南岛夷被俘，实在是沿海各戍所将士的功劳，下诏让君带着金帛前往赏赐他们。海南是古代珠厓之地。计算他所经过的道路，乘船到维扬，由岷江进入鄱湖，逆赣江而上越过庾岭，向西行走；或从瓜步渡江进入吴中，逆鹅湖而上越过黎岭，下到闽中，再折向西经漳州到湖东，都是交通要道。只是看他这次出行，所到的地方属于哪个乡里呢？若属于闽地，那本来就要经过闽地，也就必然经过君的家门了。任命下达时，本来就有兄弟们先得知消息。兄弟知道后，怎么忍心不把这件事告诉太安人呢？太安人哪有不高兴、不刻意等候他到来的道理呢？何况君已经到了呢？他的僮仆奴婢，难道会不拿着扫帚等候洒扫，不喂牛喂猪以等待宰杀烹煮吗？何况登堂之后，真的进献匙箸，侍奉饮食呢？他的姑母、姊妹中嫁到别家的，有谁不会踮起脚跟，盼望他到来的日期呢？何况真正到了庆贺有余、互相酬饮的时候呢？这本来就像天子知道了此事，暗中有所借贷给君；或者是君的孝心到了极点，而上天本来就有冥冥中的安排吗？不然，同样被派往任职的人，也可能有像君这样的孝心，却都没有遇到这种机会，为什么最终偏偏遇上了君呢？一个人有特别强烈的愿望，有时上天便把某种机缘投给他；即使偶然应验，也不能欺骗自己说自己不知道。如今得到这样的报答，君将怎样报答呢？因此，应同僚之请，为《便轺省庆诗》作序，冒昧私下勉励你。某月某日，祝酒刚刚结束，等待的时间还很紧迫，各项事情办完后赶快回朝，不要耽搁。送曾君知登州府序 登州古时称为旸谷，是尧命令羲仲居住在那里、以恭敬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如今这项职事已经废止，由天子派出的守臣治理那里。其职责在于向上宣达、向下传达，爱护养育百姓，使国家和家庭安定。然而既然居住在这个地方，那么恭敬迎接阳光、引导最先到来的和善之气并把它传播天下的职责，终究不能与百郡同日而语，应该由高明爽朗、奇伟卓异的人担任。我的朋友曾君贯辰，正好符合这一选择。曾君曾以《书经》在江西考取经魁，登进士第，进入刑部任主事，升任副郎直到郎中。在中央审阅章奏，忧虑南畿的大案，因此声名远播。人们因为很晚才见到他而感到遗憾的，越来越多。如今他离去，尚书白公好像失去了左右手，同僚们茫然失措，好像阁中失去了灯烛，厨房失去了刀具。我的乡人与他相处，正如饮用醇酒，忽然觉得酒坛被打翻了，难道登州百姓不会私下对他有所遗憾吗？但我想登州百姓还未必知道曾君。过去苏公的文学声名传遍天下，儿童和役夫几乎也都知道他。然而他任守此州时，前来迎接的父老还担心他不如马使君；登州偏僻地处海滨，百姓孤陋寡闻，难道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吗？这也像饥渴的人进入市场，经过烹煮炙烤食物的店铺，闻到香味，并不是不知道食物美味。然而他没有在这里亲自尝过，只送给他们一筐饭、一碗羹，又哪里比得上烹煮炙烤食物的香味足以让人闻到呢？父老称赞马使君而轻视苏公，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等到苏公被召回，大概还不到一个月，百姓才察觉到他的熏陶渐染没有持续下去，遗憾他离任太快，于是才知道烹煮炙烤的美食一旦入口，终究成为奇珍；可是饥肠渴胃，哪里能等到很久才饱餐呢？如今距离那时已经数百年，登州百姓的孤陋想来也应当稍稍减轻了吧？但饥渴之人盼望饮食，即使百代之后也都是如此。我只担心他们把曾君看作奇珍，喜爱他而不忍放手，而曾君又像苏公一样被召回，这便成为登州百姓日后的忧虑。他离任后，人们为他立的思念碑将与《尧典》一同不朽；这就是同僚为曾君送别的心意，而我这些琐碎的赠言，也或许因此增添光彩了吧？这就是序。

译送朱君知广西府序 君王看待天下，就像看待自己的身体。头部处在全身之上，用冠来尊贵它；头发每天沐洗梳理，脸面每天洗涤；耳朵悬垂着，要佩戴耳饰；嘴唇涂脂以滋润干燥，这些都是因为它们接近头部。头部和面容是首先要观察的地方，不可苟且对待。头部以下是颈、项、臂、掌、脊、背、腰、膂、胸、腹、脐、胯，洗濯必须按时进行，却没有涂脂沉香之类的润泽。然而总的用衣服覆盖，用裙裳拖曳，用裤子束缚，以私蔽膝，用韦衣遮护，用鞋纳入脚跟，然后身体的仪容才充实而庄重。不过，它们高低、繁简、轻重、隐显的次序，也都清楚可察。所以在宫阙台阶前聚集群臣而不觉得劳累，把众多官职分布于天下而不觉得劳累；皇帝颁发诏令，侍奉衮冕的人不认为亲近者受到轻视，殿堂之外的边远服色之地也不认为疏远，因为知道它们同属于天下，正如从头到脚同属于一个身体。如今的天下，云南最为遥远，而云南所属的广西府瘴疠最多，地势幽深阻隔、物产也没有珍奇之物，蛮獠杂处扰乱，容易被煽动而发生变乱。用身体来比喻，它大概处在膝与脚跟之间吧？而世上那些选择有利之地、只图自身方便的人，把它看作恶劣之地；商人不带货物前来，官吏也一定设法逃避，以至于多年市廛空虚、官舍空置。这是只知道庇护自身，却不顾自己的膝和脚跟。万一风邪侵入使它麻痹，虫子再来叮咬，就会使全身颤抖摇动，本来就没有可以躲避而安居的地方。尚书库部员外郎、高安人朱君任太守，将要前往这个府任职。有人料想君会不高兴，君却笑着说：“这有什么伤害呢？如今宫阙之下，公卿辅弼之才甘愿任职于下僚，身负文武之才也甘愿穿乡里的衣服；而我的坚强劲健还比不上犀牛皮革，我的强劲柔韧也比不上丝带，用这样的东西做鞋，我还担心穿上时鞋跟就会裂开。若反而只顾在冠帽衣服、身体上部的功用上计较，岂不成了贪食贪欲的人吗？我不这样做，我要去了。”都谏祝君听到这番话很高兴，我们这一党的士人中有安于退让的人，嘱托我写作此序来赠送给他。送杨德慧改任隆德县序 我年轻时参加府试，府城附近附属县的县令，骑一匹马，穿青色衣服，带着一两个胥吏，每天在街道中来回奔走。我心想他不过是台舆下面的末等属官，便轻慢地看待他；询问之后，那人说：“我是本县县令。”我以为他是在欺骗我，便骂道：“你把我当成真的不认识县令吗？”我所见的县令穿绿袍，着黛色靴裤，出行乘坐高大的车舆，张设车盖；车前有戴翟巾、系绀色绶带的先导，呵斥、护卫车舆的人多得像云一样。天下的县令本来都是一样的，难道他就因为这个而尊贵吗？那人说：“这样看来，你所说的县令一定是进士了。”进士出任县令，不安排在交通要道，不安排在临近辖区的冲要之地，不安排在藩国的都城，也不安排在戎卫兵镇的交界处；这样是为了尊重名器，蓄养锐气、培养高才，作为公卿辅弼的潜在人选。他名义上虽是县令，实际上却不是普通县令。至于我所说的临近辖区的冲要之地，则由国子监出身的人担任，或由积累资历的丞、簿担任；可以呵斥他们，也可以鞭打他们，副职可以压制他们，武官也可以侮辱他们。你所说的县令，哪里能和我所说的县令相提并论呢？我思考这件事，朝廷用这种方式体恤群臣，古代从来没有过，士人难道还有不奋发的吗？如今任用进士为县令，情形不同：在交通要道，用他们来查究奸邪；在临近辖区的冲要之地，用他们来供应各种需要；在藩国都城，用他们来整治不恭谨的人；在戎卫兵镇交界处，用他们来抵御强敌。这大概是把他们当作非同寻常的人才来对待。然而天下的交通要道，哪里有比江都扬州府治更重要的呢？转运使驻治在那里，漕运统帅也驻治在那里，戎卫军队都以属下身份看待我们。杨德慧以进士身份担任县令，东西往来的行人都说：“他查究奸急之事很急迫，他抵御防守更为急迫。”甚至触怒武人而被诉讼，可以说是有才干了。上级都称许他说“刚强”，可以说是了解他了。然而铨选官司仍然拘泥不前，只执行旧例，从未听说有提升官秩来表彰他的。直到德慧请求退休，也只是改任隆德县，让他到闲静之地休息罢了，那么所谓对待非凡人才，果真就是这样吗？还不如像我年轻时所见的那样，把他的锐气蓄养起来、把他的高才培育起来，安排在安闲的地区，更能激励人奋发。话虽如此，君子把自己看作器物，既然卖给了别人，就只能听凭别人安置；安置在安静之处便安逸，安置在动荡之处便劳苦，没有什么不可以。我的朋友王清之曾说德慧是坚刚之器。若真是这样，如今在安逸之地培养他，停息很久之后，有一天从磨刀石上出刃，用来剖解事物，我看天下将没有完整的牛了，那一定就是德慧。德慧是清之深厚的朋友，我又是清之深厚的朋友。因此为他作这篇送行序。

译送刘君知宁国府序 弘治九年春天，监察御史刘君出任宁国府知府。刘君是光明磊落的人，年轻时陪同先父太仆公在京师求学，考中戊戌年进士，任扬州兴化知县，改任徽州绩溪知县，进入都察院任御史，巡视解州盐法，又巡按苏州、常州四府，都在当时有清亮显著的声誉。到了此时，朝廷议论认为宁国是大府，必须由刘君前往才行。孔子说：“我是在东西南北各处周游的人。”至于为了东西南北而像商人一样奔波逐利，那是龙断之人所做的事，卑贱丈夫的名声也无法推辞了。但替天下治道考虑的人，又担心自己经历各地不够周全，时间和力量不足。为什么呢？五方百姓受山川阻隔、风气限制，语言不通，嗜好欲望不同。在同一条河里洗浴的人，若给他戴上冠帽穿上衣裳，他就会忧虑；住在营窟中的人，若让他住进宫室，他反而会悲伤。世上本来有些地方不能亲自试着进入，却可以慢慢地委曲设法治理，没有什么不能扰服而驯化。因此厌恶迂腐之人，是因为他们拘泥于这一处而使另一处受困；厌恶狭隘之人，是因为他们执着于一种情况而用来约束百种情况。这就是圣人能够通达政事的原因，也是他取法东西南北各地，从而用来照耀天下中土的原因。刘君生长在京师，是北方人；又跟随在那里学习，开始在扬州这个东南冲要之地治理政事，于是具备了这些经历。而徽州又在长江以南，西部之地从解州开始，东南之地尽于海滨，苏州就在其中。计算刘君四处周游、展翅翱翔的经历，他仰望嵩高山，窥视太行山，斜视恒山、碣石而临近渤海，渡过黄河，瞻望岱宗，出淮水、泗水而放眼于浩浩荡荡的江水、汉水；这样东西南北的见闻，也差不多赶得上孔子的游观了。既然如此，如今收敛才华而专任这一方，岂不如同手持照耀天下的火炬而放在一间屋子里吗？难道不会光芒四射、发扬光彩吗？长久放在屋中，是没有这种道理的。同台诸贤惋惜刘君离别，便让我说出大意，后来也将有人以此作为考证。送蔡君赴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序。我考中进士以后，回头看同年们，都是天下的英才。当时正竞相学习唐人作诗，诗作天天互相较量，而中书舍人蔡从善又独自成为众人称奇的人物。一时间，父母年老而喜庆的事情要请他作诗，父母年老而忧戚的事情要请他作诗，远行游历要请他作诗，园林胜景要请他作诗，山水草木虫鱼图画也要请他作诗；否则人们就不认为是绝妙的诗卷，也不加以珍视。如今他在南京任员外郎，刑部中有人私下议论说，执掌法律的官吏不适合由诗人担任；我却唯恐执掌法律的官吏不全都是诗人。诗歌描写万物，最高可以写到日月列星的联系；深入可以通达深渊泉源，铺陈风的吹拂、云的浮游、雷霆的劈击，以及雨露雪霜冰雹的降落；可以写昆虫草木生生不息。大的可以写海、山岳、山川，小的可以进入秋毫纤尘那样不可见的境界。它还可以变化为日月的薄食，飓风、鬼风、灾气、雷的斧凿；星辰坠落可以写成石头、肉块、狗或老人；雨可以写成血，沧海淤塞可以写成桑田、息壤或飞来峰。它成为祥瑞时，在天上是庆云、甘露，在地上是醴泉，在万物中是灵芝、麒麟、凤凰。对于人来说，宫室用来居住，器物用来使用，冠帽衣裳用来彰显身份，符节、玺印、权衡用来取信于众人；彼此发生危害时，就修筑城郭用来防守，使用兵甲来平定暴乱。在宗庙祭祀以报答祖先，在学校学习以逐渐陶冶性情。又担心这些拘束人的生活过于单调，于是有投壶、射箭、博弈、蹴踘的器具，有鱼龙曼衍、角觝等幻戏；至于怪异之事，则有神仙、服食、吐纳之术；放纵开阔之处，则有孤云野水的观赏，水中巢居、石穴居住，樵夫的斧子，渔人的歌声，农人的鼛鼓，巫医百工，缁衣黄冠之流，以及乌蛮、白狄的地方物产，纷繁多样。可是必须把这些全都罗列到诗歌的囊中，随时取用，然后才可以称为诗。还必须用五味调和，使人可以咀嚼；用五声调配，使人可以听闻；施加五彩，使人可以观赏。唉，诗哪里容易作呢？假使把这样的心思移来治理天下，又有什么办不到的？何况执掌法律只是政事中的一件事，哪里足以穷尽它呢？所以我担心执掌法律的官吏不全都是诗人。从善这次赴任，回来时经过家乡，探望他的双亲；同僚们嘱托我写几句话相赠。从善，不要在庭院中迟迟不去，应当迅速就任所掌管的事务，使自己成为执掌法律而能启发蒙昧的人，让天下因此信服他，并重新看重诗人从政的声望，从我这位同年开始，岂不是很好吗？

译联芳类稿序 我读《五代南唐书》，看见当时那些以文学自我表现的人，例如宋齐丘，他自认为如果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再生，也不过如此。等到读到他所写的文章，格调却都鄙俗可笑；尤其是他所著《化书》，更加平庸浅近、毫无根据，和乡野巫师、市井卜者同列，而且牵强附会，得罪名教的地方尤其多。何况比他更差的呢？由此才知道，衰败的时代、困厄的国运、战争和争夺，不只是政治足以受到指责、百姓遭遇不幸，文学也会因此萎靡不振。可悲啊！宋朝拥有天下百年，到庆历、元丰年间，可以说兴盛了。而天下的文学之士像泉水涌出。即使将门子弟，也学习写文章，穿白衣参加进士考试。将帅大多通晓古今，以至于那些受羁縻的将帅，也修筑学宫，召集名士，教育子弟，像杨日俨父子那样。这样看来，文章风气的形成，也一定要经过长期积累的治理之后，才会兴盛而有条理。如今天下安治已经一百多年，宋朝更不值得一提了。有人不谈诗书，就会被世人侮辱。三年一次的大比中，将门子弟有的也能考取高科。即使四方遥远的羁縻地区，近来也是如此，并不只是内地而已。根据我所听说的，贵州宣慰使宋从頫，在文章诗赋方面，敢于奋力创作，能够流传四方。他的意思是想同中原的大文学家相互争胜，难道还不是值得称道的通晓古今、取得科第的人吗？他的弟弟如晦，是位隐士，秀美而且有文才。从頫和他轮流唱和，积累了几十年，终于编成一部书，名为《联芳类稿》，用来记载他们兄弟二人的作品。如今这部书还保存于家中。总的说来，虽然其中的作品未必全都醇正合于圣道，却确实可以不朽。然而他们雄踞遥远的边地，不被当地风气改变，又以家学传播宣扬敦厚和睦的风气，成为左衽之人的榜样，借此感化推动他们，对天下治道的帮助并不小。相比之下，那些修筑学宫、教育子弟的人，只不过独自完善自己的家族，而且还不知道究竟能否成功，史书尚且认为他们贤能，两者相差就太远了。继任宣慰使的浩然，是从頫的儿子，很有父亲的风范。他痛惜两位父亲手泽遗存，于是把这部稿子间接交给乡进士周鸾，周鸾来到京师请我作序。周鸾说：“这部书将要刊刻在梓木上。”我暗自惊叹：遥远边地竟有这样一个家族，既有这样的兄长，又有这样的弟弟；既有这样的父亲，又有这样的儿子，这必定差不多可以比得上我们中原的世家了。这种情形不只是宋代没有，即使古代也未曾有过。何况又处在衰乱的时代呢？如果不是如今长期积累的治理渐渐浸润，怎么能够得到这种结果？所以我乐意把这件事说出来。从頫名昻，号省斋；如晦名昱，号宜庵。大概“昻”字必须俯视而后省察；他的政事又应当如同昱日，因此适合隐居，其中取义也很精妙。唉！读这部稿子的人，千万不要因为他们姓氏相同，便笼统地说它就是《化书》。庆继志周君荣寿序 尚书工部郎中周希源的家乡本在安成。他有住宅遍布街市，有田地连接阡陌，有上百名仆役，任由他们耕田养蚕，自己一概不过问；他一心经营治理官府事务，也没有遗漏家中事务，还要考察他们的勤惰、盈亏。他有个哥哥叫希冲，是七十一岁的老人，周郎中早晚都挂念着他。乡人来到，必定询问老人的身体是瘦弱还是强健，饮食是增加还是减少，心情是欢喜还是忧愁。一个人这样说，另一个人来又这样询问，若回答如同先前，便拍掌大笑，跳跃欢喜。有时他把这些事告诉同僚以及本邑、邻邑做官的人，他们回去时，他便挑选水土时令的物产，如轻软的毛织品、温暖的貂皮、干肉、鱼干、乳酥，以及尚方珍异之物，装在包裹竹筐中送去。每年必定寄送四五次，回信到达后，又笑着跳跃，把信给同僚、本邑和邻邑的官员看。于是人们都说：“郎中看重他的哥哥啊！”又说：“郎中不顾念自己的私事啊！”大家一起喋喋不休地称赞郎中，并且说：“郎中如此看重他的哥哥，一定是因为他的哥哥贤德。”弘治八年，天子下诏允许百姓缴纳粮食来补授官职。老人应诏时刚满七十岁，郎中便把冠帽、带子和一套衣服装在箱笥中，回乡为哥哥庆贺。郎中当时也刚刚办完东封之事，从北道渡济水回来复命；济南是归途中经由水道的地方。他回望那里，产生兴思，只恨自己不能插翅飞回去，回来后对我说起此事，长久地叹息。如今他将要在阆中营办寿宴，因为奉简命前往阆中；那里虽是西南偏远之地，但水路必定向南，经过安成时可以顺道掠过。郎中又笑着跳跃，走出都门上路，本邑人以及我所在邻邑的人都急忙为他饯行。郎中说：“你们知道我的心中有多么快乐吗？”有人说：“郎中身居显要之曹，奉有封建荣命，又经过安成的便利道路，难道不想在乡里宗族中炫耀吗？难道不想登高眺望故乡的山丘并徘徊吗？难道不想更换田地、修葺房屋，再把账目交给仆役吗？”这就是不了解郎中的人。人对待别人，何不观察他平素的心意呢？郎中早晚向乡人询问哥哥的情况，并把物品送给他，究竟是为了谁呢？有了喜事而远在他乡，就一定要庆贺；他必定不会到了近处反而忘记自己也曾经庆贺过谁吧？看见物品便引发思念，也一定不会面对面时却像对待陌生人一样，他难道曾经忘记思念过谁吗？这就是所谓平素的心意。如今可以停止挂念而相见，不必询问便能亲眼看见，不必送物便能亲手送达；追随庆贺而不再断绝思念，光彩充满宅院，喜悦延伸到庭前树枝，这种快乐哪里有尽头呢？郎中说：“别人有这样的心思，我能够推测出来，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若是假借权威来夸耀自己，忙忙碌碌只增殖自己的私产，那是穿着锦衣在白天回乡炫耀的人所做的事。我有我的哥哥在这里，哪里敢这样做？” 只希望你把这些话带到回乡那天，诵读给我的哥哥听。我的哥哥也懂得辨识说话的人。”

译送裘从事荣归慈溪序 裘从事在我的院中供职两年，我才开始注意到他。他像屏风前的一棵树，来到面前；等到作揖时，像杵落地后立即回转，侧身站立，牵拉着衣服的下摆；像车轮滚动一样快步登阶，提起衣襟；像鸟羽飞扬一样，低头报告事务，好像话不能从口中说出；快步走出去，神情温和而正直，像箭一样，从未见过他有不合儒者的姿态，我感到奇怪。过了很久，稍稍察觉他说的是吴地口音，询问他，原来他是慈溪的大姓，是行人君的堂叔，是属吏中聪慧的人；有人附耳告诉我：“他嘴里常常吟诵诗文。”另一个属吏又说：“我见过他诵读文章，有时点头赞许，有时反过嘴来批评。”我更加奇怪，说：“他莫非是隐藏情怀、掩藏志向才这样做吗？还是不得已借此谋生吗？还是贫穷没有资财，姑且有所等待吗？还是遭受了不公正的诬陷，才陷入这种境地吗？”有一天，他戴好帽子、穿好衣服，身材修长地进入我的房间，原来穿的是士人的服装，说：“我奉诏纳粮而得到这个官职；不过，我也想赶快洗刷以前的污辱。”行人君也接着来到，请求说：“我的才智哪里能赶得上堂叔呢？堂叔穿儒者衣服二十年，两次同浙江士人竞争，刚强超过常人，最终却遭受污蔑。我族中的老人督促我来到这里，幸而也得到洗刷污名的机会，如今将要回去了，仁者难道不能对这样的人有所哀怜吗？” 那么他就是我们裘氏的九鼎。我说：“确实如此，我所说的遭受不公正而陷入困境的人，就是他。然而如今这身冠服也很荣耀，请让我借冠帽来作比喻，表明这件事：外层帽子用丝织成，是縠；里面支撑帽子的框架用竹篾编成，是筐；用铁来联缀它，使它坚固；用漆来黏合它，使它合拢。丝出自蚕，缫取后又络丝，染成黑色，然后才可以织成帽子；竹子产自山中，砍伐后又劈开，制成曲薄，然后才可以编织；铁从矿石到能够用来联结，不知经过多少锻炼；漆从割取到能够用来黏合，不知经过多少煎熬；而且还不计帽匠的功夫。这样看来，帽子制成是多么艰难啊！然而有时不慎把它弄到泥里沾污，或被蝇蚋玷污，只要洗濯、拂拭，并不妨碍它仍是一顶完整的帽子，仍然可以出售。可是糊涂的人竟把它丢弃，难道不是荒谬吗？”从事如今已经洗净帽子并戴在头上，难道他知道制作此帽的艰难，因而看重这顶帽子了吗？行人君点头微笑，把这些话写下来，放入他回乡的行囊，仿佛要替裘氏感到庆幸。我担心从事反而会撇嘴讥讽，说我的话浅陋。寿锦衣杜侯序 唐代金吾将军张万福年过八十才开始知名，直到今天，那些老年学生和迂腐儒生还不敢援引他的事迹；武人又因此把长枪大盾之类的人拿来作借口夸耀。那些执笔的人，何况冷灰重新燃烧起来，也还可以被看作已经废弃的人物；把他们列在太师尚父之后，难道老了反而壮烈吗？如果当今天下，每一种技艺、每一种才能都各自安排到适当的位置，没有人冒充占据职位，也没有人容许随意议论，何况是在天子左右、关系升降大权的位置呢？即使有百个延龄，又能把陆贽怎么样呢？阳尤宗应当和他的弟弟日夜痛饮，背着那个痴傻的外甥游玩，何至于发声谈论天下大事呢？万福即使想树立奇功来取得名声，又有什么可庆贺的呢？又将向谁行拜礼呢？他只能沉默无言地终此老年罢了。他墓道上的碑，不出百年，不是成为狐狸的褥席，就是成为樵夫磨刀的石头。何况对于他的自身，何况对于他的名声呢？由此才知道，政治任用不得当，不过是给喜好名声的人提供资助罢了。而在盛明之世，即使豪杰也没有机会显发自己的名声。锦衣卫杜侯景旸，出生在淮河岸边，正是张万福曾经使许杲受困、击破陈庄、阻遏希烈的地方。杜侯也像张万福一样从列校起步。他征讨南方苗族，行军北方边疆，逼近西羌，经过绳桥，越过飞栈，出入刀牙锯齿般的山水、流沙、弱水、穷发之地，大小战斗一百多合；与张万福在淮泗土地上立功相比，远远超过，却只得到一千户人的赋税作为食邑，报偿实在太薄。如今距离张万福在延英殿受贺才九年，杜侯却完全没有衰颓的意思，早晚勉励仲子行人君，如同湿柴遇火一般，时常说出惊人的话。假使处在贞元年间，怎么知道他不会也有在延英殿受贺的机会呢？然而行人君仪表挺拔，将要继承他的家业；张万福大概没有这样的后代。用这个来交换那个，究竟谁得谁失？张万福难道不会有所遗憾吗？只是他享受俸禄七十年，不曾有一天生病，享年九十岁，这一点杜侯或许可以与他相同。我把行人君视为知己，而腊月的乙巳日，是杜侯的生日。刘、彭、张三位公子与行人君交游最久，不愿让祝寿之事寂寞冷落，便来同我谋划。我正好在读《张万福传》，偶然把两人联系比较，这也有《春秋》寄寓褒贬之意。因此用来进献给杜侯的，或许其中也有所寄托吧。

译送光禄韩君归姑苏序 光禄寺典簿、姑苏人韩应奎，在尚未显贵时，我曾在丘文庄公的座上遇见他。起初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同文庄公谈论当世人物，说某人可以做宰相，某人可以做将帅，尤其认为有正气、行直道、能见微知著而保持晚节的人才是贤者；至于那些随世浮沉、依恋官位的人，则恨不得找到他们的面孔唾弃。我的内心十分惊讶：这是什么人，竟敢在文庄公身边这样说话？后来文庄公感叹两广残破凋敝，将来必有忧患，韩君惊惶流泪说：“先公也曾忧虑到这一点。”我于是明白他是都宪公的儿子，起身作揖，与他结交，私下庆幸都宪公有如此美好的德行，正应该有像韩君这样的人继承后代。韩君退下后，我对文庄公说：“都宪公离开江西，后来那些好名的人，曾经几次改变他的制度；可是每次一改，公私双方都受到祸害，最终还是恢复旧制，才安定下来。无论人贤或不肖，都自以为不如他。他难道不是伟岸的大丈夫吗？有韩君这样的儿子，可以说都宪公虽死犹生了。”后来韩君被选为光禄寺典簿，我入宫教授内竖，曾在东安门急忙防备他，见他神情沉沉，仿佛在睡觉；从前那种飞扬跌宕、傲视一世的气概，荡然无存。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不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年〕 难道是他的官职接近禁宫，按法理就应当这样谨慎沉默吗？还是因为我不是文庄公，便不足以同他交谈吗？我至今仍疑惑不解，而这时韩君已经请求退休，来告假归乡了。他满面笑容，喜色溢于脸上，又把当年对文庄公说的话告诉我，我才明白他原来是那样的人，哪里会把光禄寺的职位放在心上？何况只是所谓典簿呢？他一定是长期苦心却志愿不得伸张，斤斤计较于符合规矩与防范得失而感到惭愧，还忍受着低头奔走、趋奉应酬的屈辱。大概前任典簿已经这样做了，后任典簿也将不得不这样做吗？凭韩君这样的正气直道，又绝不肯稍有迁就，他还能有所作为吗？他又是一个能见机知止的人，而且一向把贤德的夫人看得很重，这就是他急于归去的原因。从前官宦人家的子弟做官不久，往往也有归乡的，有的因为懒惰怠慢，有的因为骄横傲慢，有的因为轻佻浮薄，有的因为贪污；但像韩君这样归去的，我还没有见过。大概这是家庭教育没有预先教导好，而又过分娇养的结果。由此可见，都宪公在家中的教育，远远胜过常人，不只是因为他在天下建立了丰功伟绩。学士守溪王先生大规模为乡人设宴给他饯行，对我说：“江西人感念都宪公，一定会厚待他的儿子，请替他写篇序。”我哪里能替韩君作序呢？不过我知道，从今以后，官宦人家的子弟知道应当怎样做官、怎样归乡了。《京邸迎养诗序》滨州过去从未有人考中进士，那么即使人人都做官，哪里会有朝廷中的名流？没有名流，即使人人都年老，哪里会有封君？没有封君，即使州县官员每天到道路上迎接自己的父母，人们也不会知道，哪里会有震动朝廷、使人作诗歌咏的事情？这还是秦台的井没有疏浚以前的情形。秦台，据说秦始皇东游时，当地人筑台等候他；此台长久没有倾塌，台上古木茂盛、丰草浓密。每天清晨，阳光穿射其间，紫气浓郁，当地人以为神异，有时还在那里祭祀。所谓井，是秦台之神托梦给农夫，命令他疏浚的井。起初望气的人说，滨州的祥瑞之气聚集在这里，秦台下面应该有一口井；井一疏浚，水流通行，那里征兆着人物会接连兴起。果然井疏浚之后，滨州人仍然惶惑不定，未能相信。后来王朝言和我同登丁未进士，朝言入礼科任给事中，其余的人都分布在朝廷内外，任职于显要部门。癸丑年，朝言的弟弟朝仪又接着考中，入朝任行人。于是滨州士人极为神化秦台在滨州的灵异，又赞叹望气者的预言高明，反复考察验证，才发现实际的祥瑞是从王氏家族发端的。年轻人将要振翅高飞，跟随朝言如雁阵般飞扬；老年人都踮脚企望，希望借此使朝言的尊府成为封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滨州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滨州了。朝言以严肃正直的态度立身朝廷，直言不讳，连天子也曾了解他，提拔为尸科左给事，仕途声名日益增长，蔚然成为士人中的楷模。朝仪也接连迅速升进，没有失去原来的步伐。人们都说：“秦台蓬勃郁积的祥气，开始发显时就应当是这样。”等到封君迎接到达，人们踮脚仰望，已经无法企及；等到他走近接触，又显得文采焕发、威仪昭著，仿佛可以捧在手中，却又不可穷尽。人们退下来后都惊讶地说：“啊，所谓秦台，恐怕就在这里，而不在那座台上。”哪里知道朝言兄弟的成就不出于此，而秦台的梦兆和征验只是偶然相合呢？又哪里知道王氏先世没有在幽冥中长久积累隐德和福庆，后来才显发出来呢？必定要彻底改变旧状而开创新局，使我们的君主新近得到滨州士人任用，使滨州士人新近进入朝廷成为名流，也使我们这些人新近能够同滨州士人上下奔走，并且看见滨州新出的封君而以他的德行为榜样；这将成为一时的盛事，不只是关系滨州的轻重，也是王氏的吉祥而已。因此当时在谏垣任职的人都不能沉默，吕丕文首先倡议，随后应和的共有若干人；不会作诗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我。不过因为我恰好任史官，便写了这篇序。

译《送苏君江西提学序》江西近几年，不知为什么忽然发生了变化，声望低落，人才只相当于天下的十六七分。天下人即使暗中衡量它，同其他地方相比，本来已经屈居下风，却也必定还要重新振作，最终还是说不如别人，才停止议论。虽然如此，按我的看法，也认为江西不如别人。但我也有自己的见解。巴蜀也是南方的地方，距离中原最远，归附中原最晚，可是显达却最早。江西距离中原比巴蜀近得多，在巴蜀显达的时候，却没有听说江西有什么人物。然而不能因为当时没有听说，就妨碍它后来显达。大概山川的灵气孕育人才，深厚地积蓄起来，是在等待时机。后来福建也在文学上崛起，岭南一旦以宰相之才闻名，日南处在极南海边，也有以宰相闻名的人，而江西还只是像从前那样默默无闻。虽说上天正在辅助江西，蓄积力量以等待时机，可又有谁会相信呢？等到欧阳公出现，以古文成为天下宗师；文信公的忠贞流传万世，那么世间人的成就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些呢？而他们所在的地方，怎么能不因此受到尊重并显赫起来呢？何况那里的文章和节义，在一时之间如深渊、如森林般深厚繁盛，天下人又怎能凭借自己较早显达而轻视江西呢？这只是江西发达得较晚罢了。其中本来就有宏大、兴盛而且长久的根基存在，这正是常理。所以在永乐、宣德年间，我们江西仍然文风彬彬，被称为江南的邹鲁，对太平盛世的美好并非没有帮助。当时不只是江西士人自己认为略胜天下，天下人也必定自认为不如江西。至于现在，情形却大不相同；我们出仕的人也已经暗中察觉并醒悟，早晚都战战兢兢地自我退让，而那些自负高傲、游学求名的人，恐怕一定还没有听见、没有醒悟。他们难道不又要依仗从前的声誉，嬉游自傲，轻视天下吗？这正是在自我损害，我对此感到忧惧。幸好我的朋友太史苏君前往督学，改变风气、使人觉醒的关键，又在于您。您离开我到那里去，我恭谨地等待结果。若有一天有人告诉我，我们的士人如今像蜂群一样争先追赶，以成仁取义为目标，努力达到目标，又痛切地磨炼洗涤自己，不要为了追逐时俗所喜爱的怪诞文辞而求取进身，那么欧阳公、文信公那样的人，将要重新出现在您的门下了。江西声誉的衰落，难道不会因为您替它张扬而重新振兴吗？馆阁中的诸位贤者都这样期望您，作诗为您送别；我对您的期望尤其深切，所以又特意写下这篇序。《云谷诗序》凡是山的四面竖立，中间空虚，像剖开的瓮斜立着，或像器皿向上张开，或环绕堆积而外侧有缺口，或像横置的船，或像细长的梭子，洞穴深邃空旷，可以呼喊而得到回声的，南方人都称为“谷”。云谷，我从未游历过一次，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给它冠以“云”字，好像是说有云；凡是山谷没有不生云的。那些孔穴深潭中，多有龙蛇、蟾蜍、蛟蜃以及土石形成的怪物；树木遮蔽、竹叶飘落，湿气郁积、沼气蒸腾，都足以化气成云。云气弥漫浓重，笼罩在山谷中：有的像盖子，有的像帷幕；山峰上像戴着头巾，山洞上像挂着屏风，山麓上像铺着褥席。朝阳照耀它，便有锦绣般的色彩和斑斓的纹理；风吹荡它，便出现飞絮、白衣、苍狗、突然而过的铁骑、戴冠着裳的巨人、衣裙轻飘的仙子，千姿万态，怪异幻化，诡奇难测。天地间最壮观的景象，山谷中的人能够独自享有，因此有人同云气徘徊相伴，厌弃世间百事。他们确实看到了云气来源无穷，取用没有禁限，而且也没有祸患。然而云是无心之物，因为它没有禁限、没有祸患便去取用它，这就叫作有心，既没有逃脱“云”的名称，反而以此来称说人。至于诗歌吟咏而不肯停止，那就更加用心了。虽然如此，世间有禁限、有祸患的东西，人们却正忙忙碌碌地追逐取用，难道他们果真就不是用心太过吗？我在副宪赵公那里读到他的诗，颇有感触。赵公因为我私下执掌史笔，便让我替新建县清淇人熊仁山、确实号称“云谷”的人作序。《送华君之任杭州府推官序》杭州府推官、无锡人华君，原先是我建昌府的推官。我服丧期满入朝时，无锡士人都来问候您。我说：“您当时瘦得像腊木，脸色黑暗如土炭，眉毛胡须下垂得几乎要剃掉；您还想着饮食这些东西吗？房屋空空如也，钱袋丢在地上，路人遇到还踢开而不顾；您还想着周济别人吗？”我把这些话郑重地替您转告了，他们都又惊愕又发笑，认为我荒诞无稽更加厉害，有人甚至以为我是在诽谤您。于是他们说：“我们这里最近有一项有益于国家的工程，大宦官突然带着暑热来到，地方人还全然不知道。早晨召集属吏，拿出诏书；诏书只要投入匦中就算完事。于是指挥树旗立表，登屋牵引草席，百人雷鸣般呼喊，像鸟张翼飞行、马蹄践踏，瓦片破裂、竹子折断，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屋里的妇女奔逃，孩子发抖，有人掉井溺入沟渠；病弱者躺在床上喘息等死；即使鸡狗也惊慌躲避，无处逃遁。卜祝和令官说：‘皇命要在东边筑墙，东边的人拿钱来贿赂筑墙，西边的人也拿钱来贿赂。’都科说：‘我要砍光那片树林，我要烧制那片土壤，拿什么来安置我的治理？拿什么来砍伐我的柱础？’有人说：‘把我的馆舍打扫干净。’有人说：‘准备我的饮食。’有人说：‘需要几匹马？’有人说：‘需要几个皂隶？’有时还扑打我们的里胥，里胥便躲藏起来。” 有时还辱骂我们的县令和主簿，县令、主簿也躲藏起来。当时我们地方长官也战战兢兢、惊恐自危，把一切都交给您处理。您请求亲自掌持草席，告诫东西两边的人不得收受贿赂，受贿有固定的惩罚。草席的规格确定，树林和土壤相互配合，馆舍、驿传、车马都按制度安排，既不奢侈，也没有不足，全部依照常规供应。于是百姓不苦于迁徙，工匠劳役不偏重，厨师和仓吏也不再报告匮乏，宦官才稍稍收敛欲望，威势也削弱了。然而一个多月不睡不吃，拿出自己的所有来帮助官府费用的，只有您一人。这是我根据您的实际作为告诉他们，难道反而是荒诞和诽谤吗？”您的治理不止这些，大家都释然说道：“您使无锡增加了分量，应该受到最高赏赐，得到破格提拔。”可是您这次最终仍然只是调任杭州，于是大家又托您的宗弟济之来，请求我写几句话安慰您。唉！赏罚、升降、进退，我地位卑微，不能预先知道。也许我们这里偏僻低下，您虽然竭力治理，主管的人未必知道。即使像我这样的人称赞您，又有谁会听呢？而杭州正是天下最高贵的人所关注、耳目所集中的地方。何况杭州士人纷纷出现、声名很多，他们一发言就一定有人相信。您不要把治理建昌的办法改变了，用来治理杭州；您的名誉通达显赫的机会就在这里，无锡人可以安然自处，不必替您忧愁了。《圭峰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圭峰集》卷六 明 罗玘 撰 序

译《送徐太史侍省荣归序》徐舜和从吉水来时，还只是一个沉静的书生。那时闇斋封君还只是平民，孺人还穿着荆钗布裙。送舜和到门口时，难道不知道舜和足以盖世，在清平时代独步，成为伟丈夫吗？只是他们暗中赞许而表面压抑，内心喜悦而外貌严肃，也不过是问候寒暖、谨慎说话，选择交往的人；再进一步，便只期望他考中，此外不多说一句。这也是父母爱护子女的常态，我想他们自己就是如此。等到舜和蒙赐进士及第，进入翰林，掌管史事，亲近皇帝，与几位元老周旋，在黄扉紫禁之间唯唯诺诺，这大概就是书生初次做官所能达到的最大荣耀，也就是所谓伟丈夫了。当时封君和孺人听说这些，难道不会后悔当初没有明白说出对他的显扬之意，从而彰显他们识子的明智吗？事情也可能如此。至于起居饮食，梦中都能见到他，醒来仍心情炽热，急切想把远方缩短，天下做父母的，大概全都是这样。因此舜和虽然住所尚未安定，各种事务也匆匆草率，却把迎接父母奉养放在首位，这难道不是知道以志向来奉养父母吗？然而封君留下，只有孺人前来；家中还要有人留守，舜和本来就难以强求。过了几年，舜和因为考核成绩所获恩典，开始在家中为封君授封；孺人在这时脱下荆布衣服，换上冠帔，忽然说道：“我荣耀了，我可以回去了。” 不知道舜和也非常思念封君，只恨自己不能奋飞而去罢了。他请求并获得批准，赐给车和船，这就像给他装上翅膀，再让风吹送他前行。然而自从我认识舜和，同他从容交往，渐渐振作起我自己拘谨狭小的气质，也私下庆幸我们地方积久的衰颓之气，一定会蓬勃兴起吧？可是舜和又要离去，我担心他习惯了敦牟、巵匜等礼器和持杖着履的仪节，或许会觉得那样便利，那么面对端正衣冠、肃然直立的场合，反而会像受到拘束一样畏缩。这样一来，难道是我们地方人对舜和的期望吗？胡光贞、萧升荣正有志于革新本地士人，深深赞同我的话，便写下这篇序作为赠言。《送郭鲁瞻知山阴县序》会稽山，是扬州的镇山。扬州的疆域，东南到海，西边直到五岭，北边以长江为界。如今设置府的有五处，作为留都的有一处，周围何止万里，封疆面积几乎占天下的一半，都仰赖这座山作为镇护。我曾见过石头镇压万物：万物安处而不震动、不动摇。那么这座山，是扬州凭借它获得安定，也像石头镇压万物一样；这就是所谓镇山吧？扬州以县域和百姓进行治理的地方也很多，依附这座山麓而设县的，又怎么能与其他县相比呢？山麓下有两个县，山阴是秦代设置的，最为古老。每逢举行封禅、谨慎进行岁时祭祀，菁茅、珪币、牲牢、罍簋等祭品交给神灵，以接受神灵赐福；长官确实应当防护并奉行这些礼制，以招来吉祥。我作为史官记载在五行志中，用来表示劝勉；否则便会招来灾异，我也记载在五行志中，用来表示惩戒，不敢徇私。因此，谁担任山阴县令，就代替我每次察看那里的人。吏部究竟是考虑到方镇的重要而慎重选任呢，还是把它只当作普通县份，像鱼贯一样按次注授呢？这些我都无法参与知晓。等到郭鲁瞻以知县身份来向我辞行，说：“我得到山阴县了！”唉，鲁瞻啊，我在进士中唯独器重你，太史毛君也曾说：“这是沉着镇静的人，将来可以担当重任。” 这样看来，吏部确实是慎重选任了。不过鲁瞻也听说山阴如今的灾异了吗？洪水涌入城镇，百里之地都成了深沟，百姓将要变成鱼了。天子正面向南忧虑此事，史官、祝官都把它归罪于镇岳作祟。我认为不是这样。所谓镇山，影响且及于远方，怎么会专门虐害近处？难道不是因为县中没有好的长官，群吏没有得到整顿和防范，所以有可能招来这种灾害吗？如今有了长官，又得到像我们鲁瞻这样镇静的人来治理；山阴本来就是镇山，而镇山又是最为镇静的地方。条件已经相合了，还有什么祥瑞招不来呢？何况是这场灾异呢？我和毛君恭敬地等待着记载这件事，用来劝勉扬州各县，都实行镇静的治理，希望扬州也能稍稍安定，不必为镇山之事烦劳忧虑了。《送庄惇之知安福县序》我年轻时听长者谈论政事，认为天下最难治理，大家都说是吉安；我说那只是把“安吉”倒过来了。又说是安福，我说那只是把“福安”倒过来了。大概是名称倒置而产生讹误。安吉凭借天目山的岩崖，福安濒临茫茫大海，百姓生活在其中，善良的不过是砍柴和捕鱼罢了。稍微狡黠些的，便在樵夫、蜑民之间蚕食；更严重的，就只是抢劫、攻击、作恶罢了。那里本来确实难以治理。至于吉安，是上等的郡，下辖九县，在朝廷做官、在地方任职的人，小大加起来难道只有几百人吗？而安福只是一个县，任职者难道只有百人吗？这些人都处在百姓之上，谈论道理，掌握法令来进行治理。既然能够治理别人，难道不能教训自己的子弟族属，使他们听从县官的治理吗？子弟族属既然能够听从县官的治理，那么他们在外的亲属、朋友交游，难道不会互相劝导，使大家都听从县官的治理吗？如此一来，一个县中顽固不服从的人大概就很少了，又有什么难治理的呢？大概这两个县的声名被倒置而又讹传，或许道理就是这样吧？也可能县官预先怀有夸大的心思，于是张扬自己的威势声名，任意舞弄法令，颠倒轻重高下，还夸耀说自己有能力。他们都明白法令，却拿着法令喋喋争辩，这也只是形势所迫；治理反而因此受到损害，于是便说难以治理。果真有那么难治理吗？如今庄惇之以进士身份前往任职。惇之是潮州人，潮州的道路从庾岭出来，向下经过赣江，连接吉安而向东。他大凡进入一个国家、一个乡里，没有不询问情况的人；惇之这次来时，难道也曾停留询问过吗？问到郡，就会知道县；知道县，就会知道安福。凭惇之的贤能，再加上他平素已有的见识，即使从九县中选任，把其中最好的县交给惇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安福呢？即使让惇之治理吉安，统领九县的政务，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只是一个县呢？如果能治理吉安，那么天下的郡县大概也没有不能治理的。假使让惇之治理吉安，哪里知道他不能把它变成安吉呢？让他治理安福，哪里知道他不能把它变成福安呢？上级长官只是不应当辱没贤者；如今选任他来治理安福，安福百姓难道不是幸运吗？大夫、士人都替安福的大夫、士人祝贺，安福的大夫、士人又替本县百姓祝贺。我替他们把祝贺的话移来，作为惇之此行的赠言。

译《送萧淳仁知归安县序》事物恢复原来的状态叫作“归”。凡是人在道路遥远的地方去而复返，也叫作“归”。因此，不能得到归宿就危险，得到归宿便没有不安定的。县名叫归安，百姓难道可以不归而安定吗？所谓百姓归安，并不是各自走不同的道路然后归来。租税要按时一同缴纳，徭役要按时一同供给，调发要按时一同赴命。不要结群喧嚣，不要煽动争斗，不要制造盗贼，不要兴起妖言讹传，不要横行武断，不要酗酒，不要赌博。这就叫共同归于治理。因此我耕作，我吃饭，我凿井，我饮水，使我的身体完好，保护我的族类，这样还有什么不安的呢？这样才可以说是归安，百姓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可是有些人进入役所、供应徭役、赴命出力，却彼此参差推诿，喧嚣争斗，做盗贼，制造妖言讹传，横行武断，饮酒赌博，互相仿效。这就叫共同归于混乱，又有谁能给他们安定呢？如果这样却只是徒然借用“归安”这个县名，自称是归安的百姓，其他县的百姓有安定的吗？有不嘲笑他们的吗？或者如今的百姓只是徒然冒用这个名称，而县也只是徒有虚名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让一个普通才能的人和普通流俗来治理，也就足够了。天子、宰相何必任用进士来治理它？而进士又选择其中最优秀的，像我的朋友萧淳仁这样的人吗？淳仁出身世代大家族，族人聚集，甚至彼此都无法一一叫出名字；家族的租税、徭役收入还溢出到附近五六个县。大概山泽之间的偏僻小县，也比不上他家。然而他急于奉公、周济弱者，声名广泛传播。附近县的人归附他而得到生存，并倚靠他获得安定，所受到的好处也超过那些弱小县份。使人归附，归附后得到安定，有时一个县做到并不难，一个家族做到却很难。这其中必定有方法，淳仁难道能推说自己不知道吗？他知道这很难做到，却仍然做到了。如今他处在容易施展才能的地方，掌握容易施展才能的权力，反而会有不能做到的吗？世上也有些人诡诈隐匿、遇事躲避，把自身谋划看得很重，像鄙陋之人怀藏金钱，吝啬隐忍而不肯施舍；而大家子弟却把金钱视如土炭，只看谁有急难就施舍给谁。归安县的百姓长久不能归安，县名徒然空置以等待，这也是急难之事。天子、宰相任用淳仁，淳仁又出身大家族，他将会怎样做呢？胡光贞、董寿夫和我都同他有世代姻亲关系，便在他出行时设酒为他送行并询问此事。《寿七十翁张君序》我从前沿铅山逆水行舟，船上的人说：“这里有一位张家的老人，能够藏养精气、导引气息，使面色润泽如儿童，使脚步行走快如飞，也许是异人。”我呵斥制止了他们。后来进入当地，汲取溪水饮用，水寒如冰，寒意透入骨髓，又从毛孔中逼出。山峰像笔一样高耸，山脊层层突出，立在溪边，高得仿佛要坠落，尖得仿佛要刺人，山腰和腹部全是孔洞，斜眼相视，仿佛有东西在其中筑巢。于是我惊讶起来，才想起他们所说的异人，哪里知道他果真不是呢？等我登上水涯，进入费氏家中，那是我朋友子充的住宅，只见群水奔涌，咬入石缝，鱼鳖汩汩游动，亲近人而不避。林中鸟巢，伸手便可探取。座间一位长髯老人指着山、在地上比画，咽津、打呵欠，仿佛都能遗忘外在形体，达到冲虚淡泊的境界。我想，难道不是因为这里的环境奇异，所以人人都习惯于成为异人吗？或者并不必刻意习练，而自然就如此奇异吗？于是我问张家老人住在哪里，说：“从这里向南十里就是汭川，那里便是他的住处。”我拿船夫所说的话去询问，回答说：“没有那个人。”张氏家族拥有土地已经很久了，家产足以同费氏相匹敌，世代也与费氏有姻亲往来。然而他凭医术在乡里享有神名，于是便用药物调养自身。如今离七十岁已经不远了。有人把他的年龄告诉别人，别人没有不把这件事当作玩笑的。还是因为这件事流传下来而终于发生讹误了吗？我询问子充，子充也这样说。大概他们都习惯于这些事情，反而忘记它们的奇异，这才是真正的奇异吧？如果说他能医治天下的医生，而庸医杀人的事不必论；可是用庸医来杀害自身的人也有，又有什么神奇呢？那么他的神奇之处，难道不是另有奇异医术，只是假借医生的名义来避开名声吗？我常常身体羸弱而且多病，想要就医，但遇到的医生总是庸医。想求所谓的奇异医术却不可得。如今得以认识张家老人，又有子充替我作中介，实在很好。只是又被这样遮掩隔绝开来，不过在我心里始终没有放下。今年我猜想他已经七十岁了，就请子充询问他；只见绢帛已经放在案上，他嘱托我写字说：“把这篇文字带回去作为寿礼。”我十分欣喜，便写下了这件事。子充笑着说：“让世人知道有张廷扬这样的异人，未必不是因为这篇文章。” 《送萧正科归建昌序》凡是都城和各地掌管医药、阴阳的官署，都以“学”命名；其官职也以科术、训导等名称命名，似乎与儒学相等。既然如此，那里的官员也就是老师，列名其中的人也就是弟子。凡是老师都应当教导，弟子都应当学习；那么这里所谓的老师，也以教导为职责吗？所谓弟子，也以学习为职责吗？如今天下其他郡邑掌管医药、阴阳的官署，老师还有教导的吗？弟子还有学习的吗？我无法知道。至于我们建昌，寻找所谓医药、阴阳学的所在，我已经不知道它在哪里了。医生进入民间，投下汤剂，纷乱得像巫师敲击鼓角，为病人呼喊驱鬼，也同样纷乱。问他的老师是谁，不知道；转而问主管官员，回答说：“我每年已经收取财物，不要来妨碍我。”官员早晚都窥伺守令的脸色而奔走，和小吏偷偷拿着一张纸到街市，急忙侵吞财物。问他的弟子是谁，也不知道；转而问医药部门，回答说：“其中一半已经供给我的财物了。”所以掌管医药、阴阳的官员把医师当作可以取财之物，而贤明的守令也以这种行为为耻，甚至改用富人的良医，或官宦家庭的优秀子弟；我们的萧尚明也因此被推荐为医正科，接到檄文来到京城。大概这是想疏通源流、杜绝财物贿赂，并不一定是因为他能够以医业教授别人。尚明是栢崖先生的外甥女婿，年富力强而家中事务极其繁重，心里很为难，先生也很为难；然而事情既已如此，又无法改变，只好暗自忍耐，接受使命回去。先生拿出古代的医方书，放进他的行囊，说：“你此行去做人家的老师，不要担心财物。”不过，医生好比将领，药物好比兵器；建昌四境都是用兵之地，而你是统领将领的将领，千万不要让群医妄自用药。因为我也是建昌人，与你共同承担祸福，所以命我写下这些话，作为你临别时的告诫。

译《寿芳图诗序》《寿芳图》是唐斋的作品，他带着它来给我看。我看见画师画菊花，画面上缀有诗一百篇，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所谓“寿芳”，又不知道究竟是谁创作的、含义是什么。然而唐斋把它拿给我看，难道会是没有原因的吗？于是我低头反复观览：其中有登临父亲高山、远望故乡的叹息吗？有望云思亲的情怀吗？有羁留异乡的愁思吗？有牵着车牛远行经商的事业吗？有不能亲自洗雪羞惭、用以满足父母心愿的遗憾吗？这些就是诗的大意。可是对于菊花，却截然像蛇蝉脱去旧壳一样弃置不顾，那么又为什么要取菊花作为题材呢？唉！长寿的事物，质地坚固，檀树、栎树之类就是这样；菊花却可以用手掐断。芬芳的事物，颜色美丽，芙蕖之类就是这样；菊花却色泽暗淡而不张扬。它被遗弃，又有什么奇怪呢？然而到了深秋高爽凄清之时，经受露水、风霜，枝干高大的树木叶子脱落，柔弱的草木根部枯萎；在眼前那些生色淡雅而不令人厌倦的，只有菊花罢了。这样说它长寿可以，说它芬芳也可以。何况长寿的事物未必芬芳，芬芳的事物未必长寿，把“寿芳”二字单独归给菊花，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唐斋听了欣然笑道：“你真聪明，竟然了解我外甥的心意！” 我的外甥姓汪，名显，客居辽地，正是为了思念他的双亲而作此图，首先应当请人作序。我是来求你的人，你愿意答应我吗？只请把这篇文字写下来，就足够了。” 《送宪副李君之任江西序》元年，我任庶吉士时，有幸结识了如今的江西宪副李君。那时李君也刚任御史。人们都说：“这就是当今的句容贤令。”我询问此事，得知句容百姓不受豪强欺凌，不为盗寇困苦，也没有饥荒灾害。我曾愤懑叹息说：“我们县有什么罪过，竟不能得到这样的人呢？”如今已经来不及了，但仍庆幸他曾经巡按我省，希望我们县也能在其中。然而李君将要前往甘肃，巡视边境储备，回来后再巡按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郡。四郡百姓来告诉我：“我们四郡好像可以安居了。”我又愤懑叹息说：“我们江西省有什么罪过，竟不能得到这样的人呢？”但仍庆幸御史任满后会升为副使，希望江西省也能得到他。然而天下有十三个省，副使共有二十六人，江西只有两人；怎么能确定他一定在这两人之中，而不会在另外二十四人之中呢？何况他也可能在寺中任丞，在司中任职，而不做副使呢？这件事一直使我对李君耿耿于怀。如今终于没有失望，这也是幸运了。我又想到，我之所以幸运地得到李君，是因为他贤能。贤者居于县，县中百姓安定；居于郡，郡中百姓安定；居于省，省中百姓安定。朝廷中的士人，难道会有不希望本省、本郡、本县的百姓都安定的吗？既然如此，幸运地得到李君的人也很多，不只是我一个。因为我希望本省、本郡、本县的百姓都安定，所以知道别人也希望自己所在的省、郡、县百姓都安定；如今李君却独独被我江西得到，我也就替一省郡县的百姓高兴。说到底，这只是私心，不是公心，难道不是吗？哪里比得上把李君置于朝廷之中，让他坐在庙堂上辅佐我们的君主，施行清明的治理，使天下各省、各郡、各县的百姓都安定；这才是天下共同得到李君，范围不是更加广大吗？不过不知道执掌权衡、负责选任的人，是否也听到了这些话？听到而一定实行，这是古人的做法。如今难道反而不如古人吗？张君、熊君等九人，都是李君的同僚，一同来请我写赠言。我先把自己的私下议论冒昧地插入其中，以此表明我对李君确实有特殊的心意。《寿杨母太夫人八十序》外戚勋贵中有人为母亲祝寿，外戚勋贵之间的列侯会陆续到来；列侯中有人为母亲祝寿，外戚勋贵之间也会陆续到来。然而没有保傅、卿大夫、士人前来。保傅中有人为母亲祝寿，保傅、卿大夫、士人便会到来；外戚勋贵来了，列侯也会来。卿大夫中有人为母亲祝寿，卿大夫、士人便会到来；外戚勋贵间或到来，列侯也间或到来。士人中有人为母亲祝寿，士大夫间或到来，卿也间或到来；但外戚勋贵、列侯不会来。外戚勋贵、列侯离开故乡已经很久，前来祝贺的只是有宗族成员到来，并没有子弟亲戚到来。保傅、卿大夫、士人住在故乡，有子弟到来，却也没有亲戚到来。亲戚中实在不能不来祝贺的，也往往只是寄送礼物而没有寄送贺辞，这大致是常情。杨庄敏公的夫人李太夫人年满八十岁，春坊赞善知休、武库员外郎知微、京府知事知止，都是儒生和旧交为母亲祝寿。庄敏公功在天下，官至太子太保、户部尚书，位列黄阁诸公，素来有文望。武库员外郎是大夫阶，春坊赞善是上士。武库员外郎又是丰润伯的女婿，而夫人的宅第与皇舅瑞安侯相邻。寿域开建之事，不是亲眼所见也会听闻。三月初吉，正是寿宴日期；旧交中从陕西赶来的韩侍御、高行人，都是居乡的亲戚，也派人来送上礼物和贺辞。而我和翰林院以及两个春坊的士大夫，都是春坊的同僚，约定在辰时携带礼物进入，便到贺寿的位置。武库的同僚有武库、武选、职方、车驾等司，以及京府的同僚，他们进来也应当没有不同。事情到了这一步，我正应当安静地听着。若有鼓吹声拖曳着车盖、簇拥着锦绣横过门闾而来，那不是丰润伯吗？一定是瑞安侯。或者有行进时的唱声隐隐约约、曲折绵延而渐渐接近，那就是黄阁公的骑从已经到门了。于是保傅、卿大夫、士人来了，外戚勋贵、列侯来了，子弟来了，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亲戚，贺寿的文辞也送到了。这又是难得的盛况。那篇贺辞是行人写的，托我代作，于是记下杨氏一时的盛况，作为各位德门中的冠首。

译《送贰守陈君之任泉州府序》庐陵人陈景元在弘治十年的春天，奉命前往，任泉州府同知。因为他的弟弟景昭同我交好，他经过我这里，询问前往吉安的道路。我说到泉州的道路，因为我是闽楚交界一带的人，知道这些情况。道路有三条：西路从丰城越过宁径，经过南丰，由百丈岭进入；山岭下面是泰宁，从那里乘船下行经过淦川，越过剑江，在洪搒停泊，横渡河流而出。临川则沿旴江上溯到黎，由杉关进入；关下是邵武的河川。东路乘船绕过洪水下行，经过泛番湖，向东转而望见上饶的江水，经过铅山，由大安关进入；关下是崇安。崇安南面是建安，泰宁的东南面是邵武，邵武南面是顺昌。建安自东向西，顺昌自西向东，两路会合后到达闽中。福建南面转向莆中，泉州在莆中的西面，全部都要走水路。然而官员出行，要带着家属，有妻子儿女同行。西路的路程是中路的两倍，东路的四倍；而百丈岭以西全是山路，树木丛密，有些地方只容鸟道，要攀着绳索上行，即使能够到达，也属于险途，令人担忧妻子儿女。东路和中路多为水路，但东路有番湖的险处，风涛急滩、蛟龙鼍鳄以及不可预料的危险，担忧灾祸是西路的十倍，而且迂回曲折又超过中路。只有中路确实是平安的水路，到达那里没有西路的险阻，也没有东路的迟缓，请您选择这条路吧。景元高兴地说：“我这次到泉州，是去治理我的家；百姓就是我的妻子儿女。如果我摆威势使百姓恐惧，以求事情迅速办成，是把妻子儿女引向险途，是急躁的人。假借宽缓的名义，却养成祸患留给百姓，使妻子儿女绕行到不可测的深渊，即使最终到达也只是侥幸，是愚蠢的人。我追求不快不慢、没有灾祸和伤害的治理，既厌恶急躁的人，又嘲笑愚蠢的人。我用这个原则治理泉州，大概可以有所成效吧？况且我询问前往泉州的道路，听到的也是治理泉州的方法，我得到的已经很多了。”他退下后把这些话告诉国相萧君，便带着我的话离开了。景元是先少司寇公的儿子，从贤科起家，胸有大志；听到这些话能够触类旁通、不断扩充见识，像这样的人，难道一个泉州郡就足以掩盖他的才能吗？我等待着看他的作为。《送通判杨君之任汉中府序》汉中的疆界处在雍州、梁州之间：雍州北面是冀州，冀州南面是豫州，豫州东面是徐州，徐州北面是兖州，兖州北面是青州，汉水以北的土地到这里就尽了；梁州东面是荆州，荆州南面是东扬州，汉水以南的土地到这里就尽了，这些地方都一直延伸到海边。以九州这样广大的范围来看，南北山脉的脉络却由一处水源分开，汉水不可以同其他水流相提并论，这是很明显的。水流中最大的有黄河、长江，其次是淮河，再往下还有其他水流；它们的精气都不能向上贯通天空，只有汉水能够如此。因此在黄昏初起时，只见一匹白绢般的光带清楚地横截在箕、斗二宿之间，仿佛有人在那里经画安排，这也称作天汉。诗说：“那明亮的银河，成为天上的文彩。”难道是虚言吗？大体说来，它的源头应当在山的高峰之上，没有什么遮蔽；而山又最高，和太虚相接映，所以才会这样。嶓冢山，我从未登临过，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人说，汉水极其清澈，如今它汇入长江的地方，仿佛把青黛泼入深水之中，界限清楚而更加显现；这正是由于它清澈明净到了极点，所以向上映照成天汉的影子。这两种说法，也还没有办法审定真假。不过总而言之，那匹白绢般的光影，人们不敢不说是水所形成的，这一点是相同的。只是它能分判南北山脉的脉络，必须是辨识方域的人才能知道，否则就一定要亲自到达那里才行。即使这样，到了那里却不了解它，又有什么妨害呢？如果任官于此地的人不了解它，我就不知道这怎么可以了。本郡的官员，最尊贵的是知府，其次是通判，再次是判官。如今兵马指挥杨君任此职，是判官；判官应当辨明事情的利弊，有利的推行，有害的停止，这才算尽职，也就是世间做官吏的人所说的罢了。即使是有志于古道的人，也不过是做到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之人而已。至于知府，本来就是贤者，哪里有贤者却违背那些有志于古道者的意愿呢？知府主管留守事务，本来就要依靠判官向外询问：考察参井之险，寻找汉代焚毁的栈道，探求金牛道的开凿遗迹，以及木牛流马的遗存；雍州以北，有可以飞挽粮运的阪道；梁州以南，有可以逆流运输的水道，有可以用毡蒙覆而投掷攻取的城壁；储备粮食、草料，修缮铠甲，收藏兵器，以防非常之变，并且作为西部边陲的屏障。知府与判官谋划这些重大利害关系，这才是同汉代所谓真正判汉之职相称的判官。然而，这里的清明，并不像汉水那样可以用来照见万物；若心神昏暗混沌，便不能做到。其所处的地位，也不像汉水源出孤峰、上面再无更高之处；若受庸众牵制遮蔽，也不能做到。杨君大概也明白这些吧？汉代的判官，不可以拿别的判官来相比。请谨慎勤勉吧。

译《无锡华氏族谱序》华氏，是无锡县的大宗族。其始祖起于南齐孝子华宝；华宝的父亲华豪，是华氏始祖，但华氏也因华宝而显达，于是华氏也显赫起来。华氏显达以后，到现在已经三十七世，经历陈、梁、隋、唐、南唐、宋、元直到今天，共八个朝代、一千五百年。无锡县有时隶属晋陵郡，有时并入晋陵成为一县，有时又恢复为县郡，有时改为常州州治，又恢复为郡，郡又改为州，州又改为府；有时隶属浙江，有时隶属京师，像棋子一样反复变化。华氏本来只是一个平民之家，也不曾参与这些纷纷扰扰。地志说：县西有阖闾城、夫椒山，东南有泰伯渎，西南有黄土渎，都是强盛吴国留下的遗迹。东面有泰伯城，今天叫梅里；华氏居住的地方，大概就是吴国旧都。吴国二十三位君主都在这里世代相传，号称国祚长久，这固然是泰伯谦让之举开启了先例。然而周公在洛邑占卜国运时说：“惟洛食。”人们都说周朝享国长久有赖于此，那么吴国的长久或许也有赖于这个地方，却未必完全由于谦让。唉，地势难道可以轻视吗？吴国灭亡后，子孙散布四方，后来这里归属何处已不可知。晋代才开始听说此地归属华氏。华宝以孝道启发孝行和谦让，这与泰伯相类；他的事迹同泰伯相仿佛，只是他是庶民，没有爵位名号，不能与吴国君主并列。然而一千多年过去，他的后裔仍卓然独存，丝毫不随世俗纷乱而迁移更革，所以能够繁衍子孙，使枝蔓茂盛。看吴国困于仇敌邻国，没有一年安宁，最终因此灭亡，也很奇异。若一定说这是孝道遗泽长久，那遗泽大概都到第五代便断绝，华氏不应能达到这样的长久。或者是地势使然吗？即便如此，土地虽好，树木种在上面，斧头每天砍伐，即使有高大的树木，也很少有不倒的。难道能说只是土地不好吗？吴国不能拥有的这些条件，华氏最终却得以居住。华氏子孙想以孝道光大宗族，就应当取法先祖华宝；想以谦让和睦睦族，就应当取法曾居住于此地的泰伯。若以此培育根基，那么从三十七世可以延续到千百世，同这个地方始终相随；这就是务必培植根本、谨慎避免砍伐，而不能专门依靠地势。若只是依仗此地，说‘这个地方好’，果真就能成为善业吗？光禄署丞华汝德深怕这两方面难以取舍，同时这也是华氏兴废的关键，于是取旧谱考订修整，请我为谱首作序；至于告知支派系统和宗法谱牒的事情，我来不及知悉。《送熊君之任广西按察佥事序》我们同年进士三百五十人，阅看礼部放榜时，唯独我熊君文应的文章已显然列居首位，众人本来就惊骇诧异。看到他的籍贯竟写作贵州偏桥长官司的人，众人更加惊骇诧异。其实他不是贵州人，而是我江西丰城人，已经通过贵藩的荐举参加顺天乡试。我把这件事遍告众人，才偶尔有人知道。等到廷试对策、应当释褐授官时，即使是状元也不过如此，文应根本不必借此证明自己。单就释褐授官而言，他本来就先于状元，何况其他人呢？他参加户部考试，起初拟授主事，却得授刑部主事，品级为正六品。状元起初拟授修撰，品级为从六品。他开始仕进，又先于状元。积累六七年后，又从员外郎升为广西按察司佥事，品级是正五品，地位则是方面大员的尊贵地位。状元虽是天子侍从之臣，品级却仍同当初一样，文应又超过了他，这也真是痛快啊！不过，仕途上的荣显升进先于他人，还不如在功业上先于他人。状元如今任春坊赞善，费君子充曾评价他的才思敏捷，如从空袋中倒出东西一样，而他的学识丰富得不可穷尽；又如深渊泉源，风吹拂其上，可以形成文章，却又不能把它掠夺而去，也正是如此。这样的人，建立功业有什么困难呢？如今主管文学的臣子沉潜在馆阁之中，即使最终发挥作用，也只是功在天下，天下暗中受到他的福泽而人们不知道，哪里比得上佥事早晨出行，晚上就能被众人看见听闻呢？何况以我的文应来看，我认为他更有超过这些人的地方。偏桥是夷人部落，像陷阱一样；在藩地任事，虽然已经沿着边缘向上攀登，却仍然幽闭在室内。因顺天乡试而被宾兴荐举，就像凿开窗户看见光明，但仍被门闩阻隔。进而列入三百五十名进士之中，便已经游于庭院；又越过通常的资序，跻身方面大员之列，就登上了堂阶。孟子说，使人的心志困苦，使筋骨劳累，使身体饥饿，使所做的事情受到扰乱，是为了使他能够担当大任。像文应这样，难道没有经历困苦吗？难道没有劳累吗？难道没有饥饿并且遭遇挫折吗？如果这样还不能担当大任、建立功业，那么孟子的话也就荒谬了。所以我说他有更超过常人的地方。何况广西百姓伸长脖子向北盼望，像饥渴一样；文应也不过是倾倒酒壶、打开粮囊，给他们饮食罢了。那有什么劳苦呢？政绩完成后升迁入朝，只需回头看那些在馆阁中无过也无誉的人，让他们显出得意的神色；那是只知道自己而不知道别人的人。将来我即使老迈退休了，在门缝里观看争斗，也还能看出胜负。丰城诸位先生在饯别宴上备办酒食，请我来督促写些浅俗的话作序；我也想把这些话告诉文应，于是便这样答复。

译《送赵君尹南城序》我县把百姓按角隅、关、乡、区来编定名称。城有四隅，每一隅分为四关；每关所属的乡，加上本隅的一乡一区，共有四隅城。隅束坊属于关，在城外，称为郭。关束厢关以外是乡，乡束为都，都共七十三都。都束为里，共有二百四十五里，每里有里长。合计坊、厢的里长二十三人，共有里长二百六十八人，分别隶属于四隅四区。每区有三名区长，合计四十八名。二百六十八名里长都听从他们的命令，负责督收二万七千有余的租税，扣除漕运折色后，每年解送户部。茶、菌、饧、牲畜等物品送达礼部，再转供光禄寺；羽毛、皮革、弓矢、五金、丹汞等百般所需供给工部，再转供其他各司。至于二百四十五名里长共同承担饮宴、祭祀、宾兴、使者和旅客供给的费用，以及部使迎送的车骑费用、藩国仪卫的差役、岁时朝候等事务，二百六十八名里长都参与，而四十八名区长不参与这些。看似清闲，但四十八家轮流承当的差役，名称叫作佥。所谓佥，就是众人推举之辞。所以往往要过数十年，最近也要近十年，才轮到一次，不能像二百六十八家那样每年轮值。人们久而久之便舍弃自己的产业，次等的人甚至倾家荡产，常常皱眉呻吟、叹息忧愁，庆幸只要有一次免除便可重新生活。二百六十八家十年才轮到一次，也还要承担输送之役；每每误了期限，听说有被鞭打得皮肉残破的，也有被系缚而颈部受伤的。唉，我还没有老迈时，那些争先取胜、以落后为耻、用来取悦长官的人，我难道没有见过吗？他们难道不是我县的百姓吗？如今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难道他们不也是我县的百姓吗？官府的征敛日益增加，而百姓的生活日益困窘罢了。县官从所管辖的地方接受这些征敛，怎么能够减少它的增加呢？只能设法缓和罢了；怎么能够使百姓的困窘舒展呢？只能设法让他们得到喘息罢了。即便如此，想让百姓喘息，又不能不缓和征敛；然而缓和征敛，县官自身又常常受到责罚。为了百姓而获罪，却不怨恨也不改变志向，不是君子不能做到。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是新任县令太平赵君。我知道他是君子，所以在他赴任时，特意把这些话告诉他。《送益国长史胡君之国序》古代没有益州，这片土地属于西南夷中的卭筰、冉駹、夜郎、滇、爨、僰等境域；汉代才开始开通并设置郡县，称为粤嶲、牂牁、犍为、益州，并以益部刺史统辖，于是“益”的名称便同尧的十二州并称于世。有人说，“益”加上邑旁就是“隘”，因为道路险隘，所以叫益。有人说，益就是大，因为境域广大，所以叫益。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对。尧的荒服范围只到二千五百里，汉朝以关中为都城，向西南二千五百里已经到了巴蜀、沅湘交界处；超过此范围一寸一尺，在尧的制度中就是外地，土地扩大一寸一尺，便称为益，也就是增益。何况越过数千里而册封君长，若只有百里便说不是增益，可以吗？《易经》中《益》卦六二说：“或益之，十朋之龟。”象辞说：“或益之，自外来也。”所以称为益。益州开郡以后，象牙、犀角、珍珠、美玉、文彩禽鸟、纹理木材、贝锦等珍品从此源源而来，充溢于中原，成为万世的利益，难道只有‘十朋之龟’那样的增益吗？以“益”命名是适宜的，大概是汉人的本意。如今皇帝建立亲藩，首先兴封次子岐王，其次又以益地闻名；封国按天文分野为建昌，其次为鹑尾。鹑尾属火位，火是土的母体。国家以土德称王，如今这个封国又以这个名称为首，难道没有深意吗？汉代东平宪王向皇帝进言行善，最为快乐，直到今天仍被传诵为美谈；尚且能够使人受到激励，何况当时宫中掖庭之间，左右侍从和仆御听到这些话，难道不会改变思想、改易心志而行善吗？这对汉朝政治的辅助，必定有超过象牙、犀角、珍珠、贝类的地方；否则继承皇帝祭祀事业又是为了什么呢？不过，东平王的贤能，恐怕也有贤能的老师辅导，只是如今无法考证。至于我们益王的老师，又是天子从进士中亲自选取的，得到的就是我同年胡君。胡君深通舆地图，把天下山川形势都胸藏心中；他平时以辩博才学使人理屈，并预先判断人的祸福，常常奇异地应验，即使让他做宰相治理天下也可以。如今他将辅佐益王前往封国，船行到江中，益州的各条水流汇入其中，他告诉益王说：“这里是水源汇聚而成为益水的地方，但国名并不在这里。”到了封国那天，他又告诉益王说：“这里才是益国，是把‘益’这个名称移到这里来了。”汉代最初设置益州，是因为它能使国家获益；如今把这个名称移来，也是同样的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益国。如今将要见到东平王，也将见到他的老师，我也感到快慰啊！胡君是苏州人，是我的同年益友；同年中在翰林院任职的人，都写诗为他送行。苏州人某君宪清对我说：“益国的百姓请您为此作序。”

译《寿周太宜人七十诗序》李敬敷作《周太宜人陈氏七十诗》，褚宏望接着作，张本宽又接着作，朝廷中的名流也都接着作，因此诗作终于汇成一帙。三位先生请我为它作序，选定日期，交给使者，离开分宁，于七月十六日献上。三位先生都是刑曹郎，刑曹比各曹事务繁重，事务繁重，哪里有空做别的事？至于作诗，又必须搜采雕琢、反复推敲，不是没有空闲的人所能完成的。分宁又在南方山林偏僻之处，距离京师四千里；那里即使有隐逸独行之士，也必定沉埋潜伏，终身不能被中朝士大夫提及，难道能容得下一两个这样的人吗？何况还是女子呢？分宁相传是宋太史黄公来此献策之地，后来日益凋敝，县城也随之暗昧无闻直到今天。河南方伯公瑞，是最初以文章和仕途显达的人；刑曹主事公仪接踵而起，公远又接踵而起，于是四方震动，才又知道有分宁县。这个县实际上依靠周氏而兴盛；而周氏兄弟中有两人成为太宜人的儿子，那么使一个县兴衰与否的人，岂不就是太宜人吗？在数百年间，能把一个县的兴衰联系于一身的，天下有几个县、几个人呢？而且还是妇人，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呢？这不是很难吗？即使是夷族后裔，也应当表彰歌颂，何况分宁呢？三位先生与刑曹同官，又是同年，本来不能以事务繁重为辞。诗篇日益增多，最终汇成一帙，也确实没有人能够阻止。我在驾部任职时同河南公结交，曾经在官邸拜见太宜人，退下后便把她的母仪称颂于其他人家，使人以她为榜样。传闻又都说梅月先生极其孝敬母亲，曾借贷数百金把舅父从狱中救出；太宜人纺织、养牲，节省衣服饮食来偿还债务，直到老年也没有怨怒的容色，也没有以德自居的神色。那么她所以能关系一县兴衰，难道是偶然的吗？我出生得晚，没能同梅月先生交往，却承受了他先辈达官敦厚的风气，又不知道上天为什么吝惜不让他多写诗？《诗经》说：“远取彼行潦，挹取彼水来注入这里。”上天难道是把先生的才华舀取来注入太宜人身上吗？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各篇诗中的祈祷便不是空话。我为这些诗作序，尤其感到欣喜，所以这样写下。《丁氏新居落成序》旴江之水从西南坤方流出，按堪舆法，坤方是地户。水流向地户，那里的人便世代兴旺，几代之中总有光耀门楣的人，所以当地风俗相承，喜欢以经商为业，往往取得四方货财，如同从囊中取物。那些不是十分固执闭塞的人，或者因废疾而不能任职的人，也不甘心老死在锄耰田圃之间；百姓的衣食住用，几乎同京城相等，完全不像南方山泽中那些世代被列入戍籍、世人极力躲避的地方，人们却也乐于如此。取得将军符印、侯爵封印的，前代很多。如今天下太平已久，也都能积累千金回来，购买田宅，成为乡里的显赫人物，各处都能务求壮观。京师崇文门贡车商旅，车马声喧、足迹交错，铺金也未必买得到一块市地。就在衡衢以北，我的乡人丁仕隆买地建居：过去积水淤积在低处，如今填土高起而干燥；过去檐瓦脱落，如今鳞次栉比而整齐；过去栋梁腐朽将倾，如今如虬龙腾跃而高峻。高墙环绕，重门坚固，开始由他的弟弟仕玉营建，完成于他的哥哥仕元。侯门在西，相府在东，宅院深沉，高墙巍峨。路人说：‘这是谁家的宅第？’停下车马注视；我邑中经过的人便向路人夸耀说：‘壮观啊，这是我乡邻居住的宅第。’ 本县前来输送物资的人说：‘还有什么盗寇之忧呢？’贫穷而没有租赁房屋钱的人说：‘还有什么露宿之忧呢？’众人都欣喜地一起举杯为新居落成祝贺，并借机请我说几句话。我独自说：‘这是我们旴地山水的灵气使然啊。’ 《送罗贰守考最还东昌府序》防同馆的水路共有二十驿，其中一驿叫崇武驿，东昌府就在这里。由京师向南出发，到这里才进入府境；四方万国前来朝贡，也都在此府抵达京师。我曾三次经过这里，曾这样比喻它的地位：它是人的咽喉；官员是高塔绝顶上的铃铎；百姓是车辕下的小马驹。有人问我原因，我却把它秘而不宣。今年秋天，我的同族修笃以东昌府同知的考绩最优而回任。同知的官职低于知府，却也很尊贵。处在这个地方治理百姓，难道可以没有告诫吗？修笃也曾自己考察当今天下：东边有倭，南边有琉球、暹罗、斛、安南、浡泥，西边有乌斯藏、朵斯甘，西北有哈里、土鲁番、于阗等国的方物；腹里各州的土贡，每年漕运源源不断地供给上方，充实京师，就像食物充实人的腹部一样。然而这些东西必定要经过水道运输。难道有能越过东昌而飞行过去的吗？我论说东昌，它本来就是咽喉。手持符传、传达诏令的使者，贵戚和大宦官竖旗鸣钲，仗势来自天下，船只日夜如织地往来其中。若关押的老虎逃脱而噬人，道路便因此阻塞；道路是否通畅，也要看官员治理得如何而伸缩。若使道路闭塞，没有人能够阻塞它，就会群起称誉并传报说他能干。能干的声名很容易传到皇帝耳中，布满天下。其他郡的官员即使能力胜过他，声名最终也没有谁能超过他。所以我不只是说他是铃铎，必定要说是高塔绝顶上的铃铎，因为这样更容易使声音传出去。然而那些拿着鸡和酒、捆着柴草，成群结队在岸边等候的人；从各处踉跄奔走而来、聚集在一起的人；赤身赤脚、弯腰前行，脚跟相接、互相牵挽拖曳于泥泞中，背上疮伤严重的人；拿着锄、背着畚箕在淤积处疏浚，掌着火炬夜间劳作的人，全都是东昌的百姓，其他郡的百姓不参与。车辕下的小马驹也不过如此。修笃在这个咽喉之地任职三年，我一直担忧而侧耳倾听，却竟然寂然无声。赞颂的声音每天传来，看起来就像铃铎传入耳中一样。即便如此，真正使我心里欣慰的是：车辕下的小马驹什么时候才能歇一歇肩膀呢？官府有长官，就像家庭有家长一样。知府就是这样的家长，希望你们共同谋划，使事情办成。我谨慎地等待着。《圭峰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圭峰集》卷七 明代罗玘撰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