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峰集卷八

译为朱君六十寿作序 我县水东的净土院，船只往往停泊在门前，所以四方来的客人有时住在那里。我年轻时曾经过那里，有一位客人说汉语，长着胡须，面色润泽、额头宽阔，上身丰厚而下身渐瘦，身材的两种优点都不到腰部的一半；他穿着轻薄的衣裾，灿然一笑，向我作揖请我进去，脚步整齐，越往前走姿态越恭敬。僮仆经过他身旁，都屏住呼吸，接连低声耳语。他请我喝浆，我当时内心觉得自己的乡野气太重，没有马上出声，只互相寒暄慰问，便告辞离去。僧人惊讶我愚钝，追出来问我为什么沉默，难道不认识朱本清吗？我离开三天后，回到金陵，也没有顾惜手中的船，便渡河而去。僧人说：“这个人一定会记得我说的话。”过了一年，我偶然经过集市，只见市场上的商人纷纷奔走，店铺张挂陈列，远远望去像绣有黼纹一样华丽。抬运货物的人堵在城门，无法进入，都是朱本清的船只。出城来到河边，船只首尾相连停满河岸；有人说：“这是本清的船。”县里的豪强大半也到了。过了一会儿，豪强都聚齐了，河岸容纳不下，只好迁到河边的房舍寄居。我也前往，到席上点头承认僧人当年的话。时间久了，从此每年他必来一次，每次来都要见我。我越发觉得他的胡须长得茂盛，而那份情意没有一处不是我所喜爱的。我后来在京师做官，乡里的丁仕隆喜欢用自己的馆舍接待士人，士人都乐于在那里放下行李。我的族人、如今的进士鸣盛当初参加南宫考试时，也住在他的馆舍。我前去慰问他，鸣盛因朱本清是他的舅父，便以尊长礼节待我；原来那人正是本清。我们相视一笑，又回头看他的胡须，已经三分变白。本清说：“分别已经二十年了。”我暗自想，我在本县时还曾数着米下锅，哪一个大商人能长久郁郁困居呢？我们分别很久也是应该的。又过了三年，本清从金陵驾船，和鸣盛一同来参加复试，我又前去慰问他；只见他的胡须比上次更白了。鸣盛已经考中，人们都说本清是有智慧的人，所以才能有这样出色的鸣盛。鸣盛便对同科进士们说：“人难道有不看重自己的生日的吗？他在外地，每年一定算准日期奔回家中；到了家就高兴，更何况是六十岁呢？今年夏季，我舅父的生日就到了。你们如果不听说这件事，只看见我的仆人马匹没有装饰，房屋没有修整，衣服鞋履没有准备，还要租赁房舍，便会看到我慌忙奔走的样子；这样的人究竟是谁呢？”于是进士们都认为他做得合乎义理，作诗寄托祝愿；祝寿本来就是应该的。不过，我也想祝寿。我在净土院见到本清时，哪里想到我会成为这样的人呢？我县的豪强又哪里都是带着贿赂来的吗？我只是一个人，我的县却是一个县。他走遍四方，所遇到的难道只有一个人、一个县的人吗？想要像我这样为他祝寿的人一定很多。何况鸣盛是他的外甥，竟能得到他这样恋恋不舍的亲情吗？然而鸣盛借助进士们的诗来祝寿，已经很好了；我没有什么可以借助的，借诗集之首写一篇序，也可以吧？鸣盛高兴地把这件事记下来了。《函丈别情诗序》刘忠愍公的孙子景素，是宪使公的小儿子。大先生以三传之学在京师授教，租下的馆舍才有几席之地；求学的人像游鱼贯列一样进入，门外的鞋子密密麻麻，直到天黑。有人从他那里回去，按照他所指出的方向参加乡试，取得进士，仅仅举手之劳。等到景素亲自参加考试，却在庚子年成为贡士后，历经丁未、庚戌、癸丑、丙辰四科，都一次次被黜退。庚戌年有司评定他的文章应列第九十名，放榜时确实列出了景素的名字。有人却疑忌忠愍公担任监临，认为这是借卖公家的地，这是什么说法呢？丙辰年景素被黜，确实是我的朋友伍朝信校阅的。朝信是景素的亲戚。改动文章本来无所顾忌，难道是上天不想因为嫌疑牵累忠烈之后吗？还是为了彰显朝信的公正呢？然而景素从此也漠然站在一叶空船上，漂游于大海，完全没有什么牵系和留恋，只说：“我姑且回去吧。”适逢南京祠部君以郎中的身份来考核政绩，祠部君是景素的兄长；他想去省视太淑人，并且拜谒忠愍公、宪使公的坟墓，于是便在水流中央驾着仙舟，摇桨一同前行。众多弟子，难道还可以把门外的鞋子留下吗？于是大家聚集商量说：“送什么盘缠，怎么样？”有人说：“我们的先生清廉，拿钱送他上路，怎么样？”又有人说：“我们的先生住在楚地，恐怕会推辞大家凑钱；不如买酒为他饯行，怎么样？” 有人说：“我们的先生品格高峻，不接受众人合资饮酒，但也不能让他空手而去。”大家又合在一起说：“这次我们实际上汇合了九州各地的人，正是你们。吴地向来用歌，越地向来用调，楚地向来用辞，秦地向来用声，郑、卫向来用音，请先生自己选择吧。”唯独没有人应和郑、卫的声调，大概因为如今是太平时代，它们的变革已经很久了。大家又一起感叹说：“真是广博啊，这汇合九州的声音！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生的博大，难道可以没有序文吗？”于是让我的同宗学生旸来请我。唉！景素在庚子年参加科举时，我确实与他同在棘闱，知道他在众人之前；如果不是旸来请求，我本来就会为他作序，更何况旸请求得这样殷切呢？因此作序。送傅冠卿回新喻诗序 如今少宗伯体斋先生任翰林学士时，我正在他门下听讲，他常常不把我这个愚人放在眼里。因为他的嗣子冠卿屈身与我交友，冠卿本来就是奇才，他学问贯通而浩博，纵情驰骋于古文辞章，逼得我几乎要弃笔逃走，我实在非常畏惧他，心想：“什么样的主考官见了他会不惊讶呢？”戊申年他归来时，我天天盼望他到南宫应试，只是所谓“惊”，是惊动南宫的主考官，原本不是说江西的主考官。到如今已经八年了，冠卿还只是一个儒生，来京城探望父亲。先生这时正好制成了应当能够得到荫庇的文书，冠卿于是也不敢违背，依依不舍地进入太学。然而他拿出的文章更加汹涌奔放，譬如河流决口，必定冲破山岭、拔倒树木，怒潮激荡、震撞四方，喷薄百里，声势震动大地中轴，摇荡渤海、碣石，然后才停止，大概已经不只是惊动主考官而已了。我对此感到疑惑：难道他在江西时不屑于同人较量，所以没有追逐功名吗？还是主考官见识低下，本来就没有认出他来？世上本来就有因过分惊愕而反倒眩惑颠倒、无所适从的人，主考官们难道也曾经惊愕过吗？或者是造物者姑且使他遭遇阻滞，另有等待呢？若说是造物者，我曾试走百里路：步履蹒跚的人，有时反而有人扶助而一定到达；而快步赶路的人，有时却会跌倒，有时会僵卧不起，反而不能到达。寅时骑马出发的人，到酉时还未必到达；后来步行的人，到申时却可能已经到达。饥饿而赤脚的人，因为害怕天黑反而先到；带着饭、穿着鞋的人，却屡屡休息，到天黑时反而迷了路。对于人来说也一定是这样，我何必替冠卿忧愁呢？冠卿常对人说：“我还没有到达。”先生也不因此轻视冠卿，他大概也是有所等待吧？冠卿有个名叫选的儿子，举止如同成人，先生按照古礼替他加冠，并嘱咐说：“你要带着我的孙子回来拜见宗庙。”冠卿此行即将再次来京，假如造物者果真如我所说，那么己未年参加南宫考试、预列考校的人中，谁还比得上他呢？我恐怕他的惊人之才就要显现了。赠给冠卿的诗，是当时极其精妙的作品，却都没有写到这一层，所以我特意补写这些话并为诗作序。

译贺同知傅君恩荣序 邓州同知傅良佐，先前是九年前的宣武卫经历。在任经历以前，他是十年间等待铨选的吏部候补官；在等待铨选以前，他是十年间在武昌学宫失意的人。他任经历时，能够胜任职务并获得荐举，按制度只能封赠他的父母和妻子。调任邓州后，邓州是大州，赋税繁重而道路遥远，小官吏恐怕不能胜任派遣，因此良佐亲自奔驰到京城。当时群臣的制文恰好正在颂扬功德，良佐也在其中。武昌做官的人以及游历于此的人，都说：“我们的地方靠近大江，下水泅游，赤手奋力争斗，探取鲛鱼之宫，捣毁水獭等所藏的洞穴，搜取鲜食；出门便骑着浪涛之山，把船当作马，这些都是平常的事。”胥吏和商人的子弟，大概不能编入我们的户籍队伍；县吏到来时，甚至要拉来寄居的人充数。土著居民中的官吏，像早晨的星星一样稀少。头发斑白的老人，穿着白衣回来任职的，也有一些。出来做官，不过是管理仓库的官吏，或掌管车舆的官吏罢了。有能够进入品秩官流的吗？即使有，或一年就罢免，或两年就罢免，或三五年就罢免，不是因贪墨获罪，就是被罢免。有能够做到九年的吗？即使有，也只是裂缝已经出现、伤痕已经明显，所受劳苦一寸寸积累而超过一尺，最终也不过像枯木一样罢了。有能够蒙受恩宠荣光并惠及父母妻子的吗？只有良佐实在是奇特啊！这确实光耀了我们的地方，从今以后，我们这里自然会受到劝勉了。于是大家成群结队地拿着酒来到良佐的府邸，只见绣帷重重密密，华美的褥席遍地铺陈，礼物装在红色匣子里，金色的蛟龙形器物飞动其上；焚烧时香气浓郁，点燃时火光闪耀，像雾、像云，像星、像太阳。人们跪着打开匣子，仰头观看，有的看得清楚，有的眯眼细看，有的手舞足蹈，有的拍手欢跃，全都欣喜快乐，仿佛自己也分享了这份荣耀。那些尤其善于说明道理的人，又大声说道：“假使良佐没有跌倒在学宫这条道路上，凭他的才华，早就奋发飞腾考取甲第了；至于他会长期沉滞在低位，那就未必了。即使登上高位，或许还会超过现在；即使不能如此，也只会成为一位伟大而更加令人惊叹的人。这件事不应当暗淡无闻，又有谁能把它掩盖呢？”大家都推举我，于是我为此作序。送侯典史之任文登县序 文登县典史侯某，是台州人。如今刑部主事，是仲父主事的儿子。我任主考官时，他是我录取的进士，如今已经成为我的知己。因此典史也能够进入我的居室，行主宾之礼，与我讲论。然而他非常有文采，谈论当世事务时，像串珠注水一样流利；他的文章娓娓不绝，很有可取之处。等到谈论起他的两位父亲——给事、方伯二君——他们在正统年间声名显赫；到了景泰年间的事，仿佛亲眼看见一样。又谈到仲父检讨君的文章学问宏大纵横，听来令人耳目清亮，三位先生仿佛都站在面前。起初我庆幸自己得到这样一位主事，他出身世家，必定会矜持门阀身份、成为令人敬畏的人；而我作为他的主考官，也可以分享这种荣耀吧。主事任官还不到一个月，凡是法家之书，他都全部通晓明察；即使稍加考察他的仪表，也已经像老吏那样精熟，是老吏们深深忌惮的人。我于是私下推想，世家门阀驱策人的力量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胥吏商贾之家，正是古代所以被抛弃的了。我想，典史虽然误入另一条仕途，到了调任末等之时，难道也会有所顾忌凭籍，因门阀而自矜吗？不然，他谈论世事不会这样。九年冬，典史才得到如今文登县的官职。文登有句谣言，说古代是不夜城；如今虽未必真是如此，但这个名称本身就很美。典史从今以后辅佐长官，以光明正大的政令照亮幽暗之处，这就可以算是不夜城了。然而光明产生于公正，公正开始于无私，无私开始于无欲。世上从没有有欲望而能够明察的人，也从没有心中有牵挂忧虑而能够无欲的人。我不知道典史内心的牵挂究竟如何，但听说侯氏的田地足以养活千口人，连穷困饥饿的人也还依靠它，那么典史还有什么忧虑呢？而且我又知道，他重视自己的门阀，并以此自多。主事正在朝廷上树立声望来支撑它；即使有一座山那么多的黄金，他也只会把它看作粪土，正怕它污染自己，何况只是看一眼就会动心吗？就凭这一点，完全可以称许典史了。况且如今天下都任用明达伟岸的人做县令、长官，不夜城的谣言或许也将在这里得到验证。主事问我凭什么来区别典史，我也重视门阀，所以把这些话告诉他。寿山福海图诗序 锦衣李侯和张宜人同年五十岁，正是李侯升任指挥的第二年正月。李侯的儿子译宾麟带着弟弟孺生凤鹍，以及孺子的弟弟鹏、儿媳和孙子，登堂为父母祝寿。张宜人画了一幅图，展开一看，只见山势高峻巍峨，海水汹涌奔腾罢了。麟说：“高峻巍峨的是山，我愿父母的寿命像山一样长久；汹涌奔腾的是海水，我愿父母的福气像海一样广大。”有人讥笑麟说：“你住在京城，学习翰林之业，闲暇时遵守礼法，像处女一样，从来没有登过山的经历，没有出城听车马鸣响的经历，也没有泛舟湖上的经历；又没有借助终军的符传、郭丹的约信。你盛年身居华贵官阶，所熟悉的不过是清道警跸时扬起的尘土、宫门台阶前排列的仪仗罢了，哪里知道所谓山和海呢？把福寿作这样的比喻，恐怕只是借来的听闻吧？”麟说：“是这样。但我曾进入职方司，翻阅舆地图，看见天下高高耸立的地方称为山，四面环绕而积水的地方称为海，那么本来不必亲自看岷山、峨眉山，也不必乘船渡过渤海、澥海，然后才说认识山和海。只是我如今每天看见的，也有小丘土堆；但一遇到铲土挖掘，便被夷平了，难道足以用来祝愿父母长寿吗？也有沟渠水道，但暴雨突然到来便会盈满泛滥，难道足以用来祝愿父母得福吗？我只是对父母贪求且奢望罢了，哪里容得我去计较自己是否真正认识山海呢？” 有人于是笑着说：“山以安定沉静为本体，海以包容吞纳为容量。李侯所处的地方，是宽厚幽深而又像猛禽搏击之地；多行动就多获利，多经营就多建功。李侯不把行动当作获利之道，反而安静无为，这难道是他的志向在山吗？他不把经营当作功业，却又如此宽宏大量、无所不容，这难道是他的志向在海吗？只是还不知道上天降福给他，究竟是因为他像山，还是因为他像海呢？”听到的人都认为这话深知根本，而且与李侯有关。于是请我记下这件事，并且各自作诗来歌咏它。

译送呉先生归宜兴序 呉心逺先生有田百亩、山百峰，园地以畦计，泉池以泓计，数量与此相称；树木上千株，竹子、荻草、芦苇成束的有千束，牛羊的蹄数以千计，僮仆也有千指。在宜兴时，我曾经过宜兴，宜兴人说：“这是一个隐居的封君。”我去拜访他，没有立即见到，见到的却是如今的封君太史公——先生的哥哥、我同僚克温的父亲。太史公说：“我的弟弟在南山砍柴，在西溪捕鱼，穿行于虎豹麋鹿之群，探访鲛鱼、鳄鱼、鼋、鼍的水府，津津有味地享受这些，天天还嫌时间不够，大概总是忘了回来。”我们这些东西两边封地的人，一年也见不到他一次；乡里小吏引着县官到我家，他总是迎接、饮酒、在学校射箭，最后不得不恼怒离去，这种事已经多次发生了。即便如此，他也照样缴纳租税、出钱雇役，官府的各种征求，与编户百姓相比，他总是独自先行。因此县官不仅宽恕他，还很推重他。我说：“唉，这是隐士啊。我也不过是随俗奔走的世俗人罢了，难道还能见到他吗？”于是离开了。到了京城，克温正迁居东宅，把西宅空出来让我居住。我和他住处相近，第二天只见彼此和颜欢笑，甘雨和暖风浸润着一片肥沃的景象。忽然触及他的棱角，他便像暴风骤起一样大发脾气，甚至冲犯人的面子，说：“我为什么要留恋地待在这里，而不跟随我叔父游历呢？”有人因此指责他，我却认为世上也有不为世俗同类所汩没、不肯用三公之位换取其志趣的人，难道只有他值得奇怪吗？” 今年春天，先生来到克温住宅的中堂，在旁边搭帐休息，以便接受早晚的问候；他一开口谈话便絮絮不止。宾客来了，他坚决拒绝，不肯接见，说明他与我关系极为亲密。见到他时，只见他穿着野服，是个清瘦的老人；双眼炯炯，射出碧玉般的光。他坐了很久不说话，也听不见他的呼吸声。过了一会儿，克温牵来一个秀美的少年，让他向我作揖，说：“这就是我的弟弟，是我叔父的儿子，叔父让他在这里求学。他日后将使我们延陵一族发扬光大，至于他的成就，难道会只是与我相当吗？”我退下后心中疑惑。先生身在隐逸，却让自己的儿子求学做官；克温身在仕途，却立志完成叔父的志愿。他的隐居果真是隐居吗？他的仕进果真是仕进吗？我愚钝，不能辨明。然而难道可以就此作罢吗？所以先生归去时，我以酒为他饯行，并向他询问此事。喜雪倡和诗集序 《喜雪倡和诗》一卷，成于▯治十年十二月。诗共一百二十篇。有人说这些诗可以流传，应当刊刻；有人说潞州的河道，天子命令疏浚，政令由此发布，又由此传到天下。诗作正是在这件事上产生，并且说“喜”，这是替天下表示喜悦的先声；以雪为祥瑞而喜，这是替天下歌颂祥瑞的先声。若将它刊刻，确实很合适。潞河的农民也说：“我们曾听商人称颂姚君，说他是贤良的户曹，幸好留在这里；我们的判官杨君，是我们的父母；进士赵君，是我们的邻居；王君，是我们的长老。我们将看到大雪纷纷降下，却惊讶于他们来往奔波、辛苦劳顿。至于我们农民，哪里懂得这些呢？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喜悦，只是既然喜悦，便为此作了这样的诗。”然而我以农事为业，我也不是高兴有收获吗？我愿意得到这些诗，歌咏它们，以便有幸教给我的子孙。杨君时常来到这里，我无法拒绝；后来来的人也无法拒绝。于是杨君为此忧虑。有人替杨君谋划说：“何不把这些诗刊刻出来，等后来有人到这里时传给他们？这样就可以了。”杨君说：“我起初读姚君的诗，觉得它像琚玉，又像瑀玉，又像佩玉中的珩璜，陈列在县中；赵君在左边用冲牙相配，右边则是王君。” 风吹过来，振动这些玉佩；雪乘着风而来，也撞击它们。不知是琚、瑀、珩、璜撞击了冲牙，还是冲牙撞击了它们？还是风雪相互乘借，又同琚、瑀、珩、璜、冲牙交杂撞击？也可能只是风和雪相遇，幸而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还想把瓦砾从旁边掷进去，说我也有助于发声，这样可以吗？”杨君于是推辞而停止。可是潞州好事的人认为这些诗可以流传，已经请求我为开头作序，最终也不能不刊刻。大概百姓想要这些诗，杨君也不能禁止。即便如此，百姓中也有不必等待刊刻便能流传的事，他们口中自有碑铭，善恶传播得比驿站传递还快，许多事情是谁也不能禁止的。唉，这难道不可喜吗？这难道又不可畏吗？” 庆汪君七十寿序 歙县老人汪敦实，在九月二十五日庆祝七十岁寿辰。我起初并不知道这件事。武选黄君说：“我是使歙县得到治理的人，越公的后裔中，到今天以汪君为最。他早年像浮萍断梗一样奔波，足迹遍及天下；而他搜罗取得学问和功名时，没有险阻艰难，像潜水的人进入深渊泉水，深不可测。等到最终获得成果，又像聚集的金子回到冶炉，钟鼎一类的器物由此铸成。如今他老了，像碇石停泊在岸边；以儿子文昭继承他，像一条船；小儿子文暐接续其后，也像一条船。谨慎地系牢缆绳，没有不如愿的。于是享用他的世代富足，如同拥有实际封地一样。即便如此，他不以财富凌厉他人、骄傲于人，而是用来使人获利。我实在非常仰慕他。”然而这里距离歙县三千里，难道我能割断公务文籍，回去为他祝寿吗？还是二位公子也不会等候我回去，只等候我的贺词回去呢？唉，我的话有什么值得取用的呢？我小时候曾见过我家用来盖瓦坛的文章，取下来一看，其中一半是乡里先生的文章；又见过我家废弃的书帙，或是老鼠咬剩的，或是被风雨侵蚀的。取来一看，拿去请教长者，才知道全是近世有名的文章家所作。只是因为它们对我的轻重无关紧要，所以被弃置了。有人说：“因为这些文章不像古代贤人的作品，所以被弃置了。” 从我家把它们弃置一旁这件事，就可以知道汪氏将来也会弃置我的文章。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因为他们今天取用我的文章，就断定他们将来不会弃置我的文章呢？我说：“唉，世上难道有把一切都弃置的吗？歙县就是新安郡。难道没有看见篁墩的志向吗？本来就有可以弃置却没有被弃置的东西。”黄君说：“如果篁墩能够宽容，那么我就试着为此作序。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有像篁墩一样宽容的人呢？这样一来，我的文章和敦实的名声，本来就将长存于天地之间，不只是今天用来祝寿而已，这难道不是值得推崇的吗？”黄君高兴地说：“是的。”黄君曾经在我的故乡金谿任县令，对那里有旧日的爱护之情，所以乐意为此效劳。”

译送邓君之任云南副使序 我曾经静坐思考，如今各地的藩翰官员中，只有云南的参佐，经历夷人地区、治理夷民的事情最多，而他们的长官还不在其中。大概那里古代本来就是纯粹的夷地，长官却居住在防守府城；府城的尊严、侍卫的严密、甲兵的众多、货贝的聚集、库藏的输入、公文的往来、宾客的宴饮、军师的犒赏、搜选考阅的勤劳、迎送接待的频繁，都同中国相同。虽然身居夷地，谁能看出它是夷地呢？只有四面出发的驿路，才是参政、副使所乘坐的道路，是参议、佥事所乘的副车；他们分路前往，各自有主管的事务。推究他们的职事，即使鬼窟也可以探查，雪山也可以登攀，菰草、茭白之田也可以查验，关于把人当作鬼怪的案件也可以审讯，脸上刺面的酋长也可以在面前唯唯诺诺，吃毒蛇的蛮人也可以用车舆载运、用皂隶押送。哪里是只能使人身体发热、头痛而无法翻译了解的地方呢？这样纵情悦目，难道不是心神畅快、飘然凌厉而旷达吗？那为什么居住在府城里却如此冷落寂寥呢？古人所谓奇男子的事业，大概就是这样，我本来就心中仰慕。我的朋友邓良臣今年秋天得到副使之职，正是这个地方。副使的官位在参议、佥事之上，又能够以风纪肃清百官，使法度端正，呼吸之间便有风雷之威，这种权力哪里是参政可以相比的呢？” 何况比副使更低的官职呢？我曾经同良臣在平民时交往，又一同考中进士，又见过他做御史；经过多次考验，可以说是有志之士。以欲有所作为作为志向，掌握能够施展的权力，又处在适合施展的地方，这实在是一时的际遇，是主宰万物者识人的明察；同时难道不也是远方百姓的幸运、皇恩广泛施及的结果吗？总之绝不是偶然罢了。然而有人还要随世俗附和，皱眉呻吟、叹息，把身处远方当作忧患，这正是平庸之人罢了。良臣也一定不会认为他们说得对，或许还会嘲笑他们。因此在他的同僚请求我作诗赠行时，我把这些话告诉良臣。送呉克温序 我的朋友呉克温，是如今内相少师公的外甥。他年少时曾依靠少师公求学，等到成为翰林庶吉士时，少师公已经是大学士；他又按照官职关系像当初一样向公学习，做了编修，参与修史，入帷侍讲，校勘东宫典籍，又依照自己的职分向公学习。因此，就亲属关系说，是舅舅和外甥；就道义关系说，是老师和弟子；就身份关系说，是长官和属吏。天下做甥舅的很多，却未必同时是老师和弟子、长官和属吏；做老师和弟子的很多，也未必同时是甥舅、长官和属吏；做长官和属吏的也一样。既然如此，克温对少师公应当怎样呢？然而克温确实具有奇异刚正之气。我曾暗中考察他的为人，发现他少年时与人相同之处少、不同之处多，挺立在万物之上，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即使有不对之处，虽然他的封君父亲味菜先生，也免不了受到他细微而直切的劝谏，更何况是他的舅舅呢？即使他的志向勇往直前，哪怕尧舜那样的君主有所缺失，也免不了受到他关于漆器的劝谏，更何况是他的长官呢？更何况是他的老师呢？我常常以此自负，认为这是衡量人的标准，丝毫不会差错，但也不敢公开说出来。到了少师公离任时，人人都说是克温促成了这件事，因此事情的真相就这样显现出来了。我也跟着责怪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替少师公谋划，却不知道是在替天下谋划。贤者本来就是这样吗？我忽然醒悟过来：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也只有气魄能够克制私情、志向果断的人才能做到；这样的人难道可以说不是贤者吗？或许少师公的贤德，克温并不只是像我所看到的这样。我冒昧地私下向少师公道贺，同时又将观察克温随公归去。幸亏天子体念少师公是懿亲，果然派克温随行。克温在少师公家中，是以属吏侍奉长官；在我们的道义关系中，是以弟子侍奉老师；在自身亲属关系中，是以外甥侍奉舅舅；在内心，则是希望保全君臣之义。到了少师公家中，又能够像儿子一样拜见父亲。这次出行，对于世道人心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所以按照朋友的情谊，我高兴得不能自禁，大家都推举我来写话为他送别。贺监察御史胡君考最序 御史的官品是正七品。在侍从官之中，有谁和编修相同呢？都给事中。在部寺属官之中，有谁和大理评事相同呢？太常博士。在外任庶官之中，有谁和推官相同呢？知县。这些官职都是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的，其他情况不在此列。然而推官、知县品秩相同，但他们的升迁本来由御史决定，他们的贬黜也本来由御史决定；在外任官职中，情势就是如此。在朝廷之内，官员虽然并肩而立，但评事受限于狱讼，博士受限于祠祭，都不能通晓并参与天下事务。编修能够记录天下事务，却不能议论天下事务；都给事中能够议论天下事务，却不能施行天下事务。既能议论又能施行的，只有御史罢了。唉！御史难道可以只按品秩来论定他的官职吗？既然不能按品秩论定，就不应当被资历拘束；既然不应被资历拘束，又为什么要以考绩来决定呢？即便如此，黜陟是天子的权力，御史却能在外任官员中施行；朝廷中的臣子有善行，御史又可以进言，天子升用他，这也就是御史升用了他；有恶行的人，御史又可以进言，天子罢黜他，这也就是御史罢黜了他。然而如果唯独对御史自身没有任何考察参与的制度，他又凭什么去责求别人呢？” 按理势必然要把御史的考绩归入庶官的考绩之中，有了考绩的优劣，也有黜陟，之后才决定御史在外任官员中的升降吗？不敢夹杂私心，必定要公正，别人也说是公正。在朝廷之内的黜陟呢？也不得夹杂私心，必定要公正，别人也说是公正。天下治理的端绪，实际上就从这里开始。那么御史考绩，难道只是庶官的考绩吗？天下的政务，还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吗？唉！如今天下本来每天都循着这个原则运行，却没有人知道；即使是御史，也在其中被混杂淹没而不自知。关于御史考绩见于文字的文章也很多，却没有人替这件事发言。我很昏昧，又哪里敢公开宣说呢？胡君惟峻，是我的同年朋友，我曾私下向他揭示过这一点。胡君说：“是的。”等到胡君任御史满三年，台中的同僚一定要我写文章称说他的考绩。胡君考绩优异，本来人人都可以知道；但如果使人知道御史考绩关系到天下大政，恰好要到称说胡君考绩时才显明，这就是我厚待胡君之处，也是在履行我记录天下事务的职责。

译送通判孙君致仕荣归序 建昌府通判孙君徽之，是婺州人。▯治庚申五月，他向主管官员申明自己年老，请求退休，离职回到家乡。我住在山中，起初不知道这件事。南城县令郑君派人把此事告诉我，我欣然起身，赞叹孙君独自超出众人。一个人在外做官时，同僚属官相处，彼此和睦；但他们是四海九州的人，哪里比得上父兄宗族的亲近？奔走办事有吏胥、隶兵，虽然听从顺利，但彼此是凭势力相互压制，哪里比得上自家僮仆使用方便？居住休息有高大房屋、深邃厅宇，虽然安适，但只是代代相传的官舍，哪里比得上自家世代守护的房舍？登高眺望有池塘亭台楼榭，虽然舒适，但任期一过就不再属于自己，哪里比得上家乡山川旧日的游赏？这样看来，做官本来就不合人的真情，归乡才合乎真情。然而世上的人却劝他留在仕途，并不是一定能够提出什么理由使他留下，只是已经把德行说得像饮用醇酒一样甘美；劝他归乡，也不是一定能够提出什么理由使他回去，只是把仇怨说得像吞食苦药毒物一样痛苦。为什么会这样？我曾经思考并试验过。平日坐着吃饭，已经习惯了精米美食；忽然改吃粗粮蔬菜，就不能适应。我出门乘坐高盖安车，已经习惯了尊贵；忽然改为徒步孤独行走，就不能适应。我发怒斥骂，甚至发怒鞭打人，没有人敢拒绝我；忽然同普通百姓平等相处，就不能适应。我的妻妾穿着华美的衣服、佩戴珍贵的饰物，我害怕她们突然承担汲水舂米之类的劳苦，不能承受；我的子弟皮肤娇嫩、体质柔弱，我害怕他们突然承担耕田种地的劳作，不能承受。这样说来，做官才是人的真情，归乡反而不是他的真情。唉！世上哪里还能求得愿意归乡的人呢？幸而有愿意归乡的人，假使他出自将相、公卿、侍从之臣，那么天下人都会受到劝勉，恬淡退让的风气也会形成，这种美德还有什么比它更大呢？如今像孙君这样的人，却出自偏远地方、职位困抑的官员之中，无法以此风动当世，美德虽有却没有得到宣扬。我虽然推重他，也因此感到叹息。即便如此，我们郡和孙徽之，大概也可以受到劝勉吧？郑君使者回来后，我写下这些话作为给孙君的送别文。送亚参王君之福建任序 如今的制度中，给事中是谏官。他的品秩属于中士，却同天子和宰执分担天下的责任。品秩低而责任重，所以曾从二甲、三甲进士中选拔英才来充任；任命必定是特别降敕，而不是按照铨选官署的正常次序。他们排列在宫门左右，没有隶属的部门，也没有人隶属于他们，使他们像天子的亲近属吏一样，以表示优异。又担心他们心有顾虑而受到牵制，于是内廷各府的佐官、外地藩司的佐官，有时便空缺不补。间或在此基础上考察他们的年资劳绩，提拔其中贤良者；凡是接受节度的官司，即使是高贵的品秩，也不轻易授予；但若其声誉和实际政绩确实可信，升迁两次以后，又追叙他最初任职时的功绩，而不受原来所属部门的牵制。这是把天下的公正寄托在平日，又使天下的敌对势力无法胜过暗中窥伺，绝非其他官职所能相比；为了保护已经任职的人、劝勉将来任职的人，也不得不做到如此周密。唉！这正是历代圣明君主为天下考虑，并不是偏爱这个官职。然而既然居于这个官职，即使升迁离开了它，本来仍然是这个官职的人，又怎么可以自始至终把自己看成与众不同呢？如今闽藩右参议王君，本来是兵科给事中，奉简命前往任职。王君是嘉善人，嘉善在浙江属于属县，浙江与福建相邻，都是南方地区。以相邻藩地的人来参与治理相邻藩地的政务，对于当地百姓来说，感情和习俗恰好相通，事务与风俗相宜，不像秦地和越地那样相隔悬远。即使还没有进入福建境内，也已经像进入了它的境内；进入境内后即使还没有走下堂阶，也已经了解了其中的一半。我看政务没有难以办成的。福建有八个郡，它的赋税大概只相当于王君家乡一个郡；而且留输、折纳等事务的难易也相差悬殊。王君的先世世代总理家乡事务，负责转运输送给司农，很少有失败的事情，直到如今仍被称为良民。王君在家中求学，以精微深奥学问的余力参加乡试，考取高等，进入禁中任给事，成就了拾遗补阙的功劳。如今将要面对明圣的天子，显著地得到擢升；即使有国家财政这样重大的事务，在这里也只须运用他较为粗略的一面便足够了。何况王君世代都处置那些困难的事务，如今却亲自处在容易的地方呢？由此推论，即使把王君今日的职权发挥到极致，也不足以完全发挥他的才能。只是希望他周游八郡、行经海山万里，在天光日明之时登高远望，看见岛屿和各个夷地隐隐约约出现在眼前，而贡船和降下的旗帜都可以一一数清、看见。展开禁中的舆地图，与眼前景象相像还是不像呢？王君又会想到在禁中任职的日子；想到禁中，就会想到我们的君主。又怎么知道天子在乙夜阅览奏疏时，不会看到他从前的奏牍而心中赞赏，赞赏他的言论而看到他的姓名，看到他的姓名而不想到这个人呢？唉！王君如今可以登车出发了。送王生侍亲之晋序 虹邑王生陪侍他的父亲户部君，前往参与治理晋藩的政务。金台王生是他的朋友，想请我为他们作送别序。我的同乡章孜师从我学习，于是替他们来请求。其实我从未认识王生，只认识户部君罢了。虹邑一百多年来考取甲第的人，在户部君以前，是陈司徒；陈司徒以前，又是谁呢？户部君如今在户部各司任职，升迁次序与陈司徒相同。陈司徒做了方伯，户部君如今做参政，又同样任职于晋地。陈司徒以后，再有成为司徒的人，又是谁呢？户部君的性情品行极其善良，在户部任职十五年，国家财政考核在同僚中最优，因此有了今天的升擢；他今后的发展不可估量。人有所得，没有不留给子孙的；那么他善于教导子孙、使他们美善的传统，应该已经有所承继了。何况器度相类的人之间，难道不会有不约而同、自然相似的情况吗？这样看来，从今以后，虹邑若有考取甲科的人，一定就是王生。王生，你可要努力啊！唉！处在如今这个时代，不凭甲科出身而达到显达地位，也实在困难。王生，你可要努力啊！我被公务羁留在这里，本来还没有游历晋地的日子。梁惠王说过：“晋国在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虽然它当时盛况已经无法考证，但山河险固依旧如此。古人也有夸耀它的人；你回来后告诉我，我也要探寻大禹遗迹所留下的意趣。我应当替你感到快意。

译郡阁承颜诗册序 《郡阁承颜诗》一册，是东光教谕刘君为河间太守谢侯所作。谢侯镇守河间六年，母亲家在金州，金州隶属陕西，距离北方土地最为遥远。太守有事时，只有入朝觐见、接受考核而且考绩优良，才能出郡；即使取道便路以便处理私事，按法律也没有说这是当然允许的。绕道会受到讥议，甚至被遣责；况且河间又紧邻京城，有事时骑马三日便可到达，实在没有理由前往金州，这样已经六年了。太夫人住在金州，那么谢侯已经六年没有见到母亲了。作为人子，没有片刻不思念父母，更不必说六年。何况谢侯早年考中高科，任职秘阁，后来做御史，仕途声誉卓然，远远超过众人。却被仕途道路束缚，有六年见不到母亲的情况，心里能安稳吗？即使母亲身处隔绝异域、舟车不能到达、人力不能相通的地方，尚且还会想办法接来，何况金州虽远，有水路经汉川，陆路经襄、邓，太夫人来到河间，不过是普通人也能指日到达的事情；不必太守亲自去，即使卑官也可以办到，更不必说太守了。太夫人到达的日子正是春季中旬，谢侯当时也从朝觐返回，装饰府邸，洒扫楼阁，把政务交给同僚；前面是媳妇，后面是孙子，从早到晚相伴。他既不能把母亲当作严厉的君长对待，也不能把她当作尊贵宾客对待，只能追悼往事而悲伤，顺应时节而欢娱，在瀛水之间享受水陆宴饮。” 珍美的食物只求合口，细绢衣服只求合身，太守所能做到的，全都没有不办到的。何况像谢侯这样六年积蓄的孝思已经干渴，难道会没有过分使用感情的地方吗？姑且不论这种过分还是不过分。谢侯是十八州县百姓的父母，十八州县的百姓是谢侯的子女；太夫人是十八州县百姓的大父母，十八州县的百姓是太夫人的孙子。父亲迎接自己的大父母来奉养，作为孙子的人难道有不高兴的吗？士人到郊外迎接，女子从门内窥看，老人由年轻人扶持，幼儿由壮年人携带，都说：“我们的大父母到了。”这也不是谢侯能够强迫他们这样做的。难道不是谢侯平日所施行的一切，都过分地倾注了深厚恩德，而不只是对自己的母亲吗？由此也可以观察他的政绩。东光教谕刘君在东光施教，处于谢侯这位君子的治理之下。《论语》说：“君子的德行像风。”谢侯的德行，是孝的德行。经典说：“用孝来治理天下。”借助谢侯的官位来推广他的德行，东光足以受到教化吗？河间足以受到教化吗？于是作诗一章，唱和的诗总共有若干章，诗册于是编成。进士王世显来问诗册的名称，我给它命名为《郡阁承颜》，又为这个名称作序来歌颂谢侯，郡人的教化大概正在这里吧。陶峰主人挽册序 陶峰主人江君，任南部营缮郎中，六十一岁时死于任所。营缮司在部中是事务繁重的部门，江君揭发其中的奸弊，分条列出规章，吏员无法任意施为，因此都不喜欢他；同僚中有人嫉妒，有人怠慢，趁机排挤他，所以除大司空以外，有喜欢他的，也有不喜欢他的。等到他去世，众人都来凭吊哭泣，作诗哭悼他。他还没有做郎中时，任信阳州守；信阳州原来是县，受兵卫势力牵制，新升为州后，各项事务都草率，而士兵侵害百姓的行为仍很猖獗，县级旧习对抗州府的情况也依旧存在。江君到任后，一一整顿纠正，因而那些人都不喜欢他；临察治理的人来到那里又无从施展，所以除公正宽恕的人以外，也有喜欢他的和不喜欢他的。等听说江君去世，没有不惊骇叹息的，有的人还作诗叹悼。他还没有任州守时，是进士；乙未年三百名进士中，有人把文章写得如虬龙盘旋、降落如深渊泉水、吐气如飘风，江君都想以自己的文章同他们相互润泽，因此也有人不喜欢他；何况江君是清瘦的儒生，说着楚地口音，受到讥讽嘲笑，时时也有这种事，所以除真正信服他的人之外，也有喜欢他的和不喜欢他的。等听说他去世，近处的人乘车赶来，远处的人送来赙仪，人人都哭泣，而且哭悼时必定作诗。他还没有成为进士时，是江西乡试进士，共九十五人，这些人是同榜；在成为乡试进士以前，他是金谿县学生，凡是在学校求学的人，都是同学；同榜者也是同学。作为同榜者、同学者，喜欢或不喜欢本来不值得多说；但诗歌有没有写成，又取决于当时人的生死、地位的升沉以及才力能否做到。然而到这时，诗已经很多了。他的儿子县学生珏，担心这些诗散失而不能汇聚，于是先在家乡收集，服丧期满后，走遍四方寻找，到了京师才全部齐备；其中的劳苦勤勉，又怎么能不说呢？唉！像江君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刚正不阿、不肯苟合的人了。否则，起初与人相合，未必后来不相合；起初相合，也未必最终不被抛弃；那么又怎么会有他死后人们哭悼，哭悼而作诗，所作诗又如此之多的情况呢？诗必定要有序，珏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汇合呉司谏的行状、徐宗伯的墓志铭、傅宗伯的表文、董奉常和刘宫谕的诔文，总编成一卷并为之作序，同时对珏说：“百世以后，应当会有人知道你先君这样的先人。”

译送王必懋知宜都序 成化壬辰年，我和内弟王廷光在抚州府治学习；他的书舍在旁边，王君必懋和他的弟弟必充也在那里求学。知海州君必融是他们的哥哥，当时正住在家中，诵读他们先父侍御君留下的训诫，约束两个弟弟：不是岁时伏腊等节日，不得随便请假回家。甘蔗糖、茶、蔬菜、腌菜、肉脯、肉酱等食物，仆人轮流送来，我们也因此吃得很饱。至于我们两人，我更加高兴他们长久相互砥砺而不厌倦。第二年即甲午年，廷光、必懋、必充都被推荐，北上赴试，只有我被遗漏。我本来就为三位先生的卓越举动感到高兴。乙未年，廷光考中进士，出任虹县县令，入朝任南台郎。丙午年，我才来到京城，考中顺天府乡试。丁未年，我也忝列进士，进入翰林任庶吉士。必懋、必充当时正在等待吏部选授。吏部授予必懋梧州兴业知县，授予必充滇地广南判官。廷光也服丧期满恰好来到，分别十多年后，一天之内四个人在天涯相逢，欢聚得如同当初一样。人事的巧合竟没有比这更奇异的了。我和廷光各作一首诗，叙说他们此行。壬子年冬天，我服完先父之丧，回到翰林。第二年夏天，必懋、必充也服完太夫人之丧，来京等待选授。三个人分别之后又重新相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又过了七年，只有廷光任佥事于淛江，按道理还不可能很快升到这里。不久，必懋改任宜都知县，必充改任宁波通判。没过多久，又因为别的缘故分开了。唉！我们四个人，出生相距一百多里，起初并没有形神相接、亲戚关系或相互引荐的条件，却在偶然相逢之间聚集在一起，使兄弟、师友由不同而成为同道。考察当时所成就的事业，我已经破败不堪，远远落在三位君子之后；而三位君子也早已扬鞭上路，飘然如羽仪般飞翔在云外。我退处自甘沉沦罢了。然而二十年来，廷光仅仅辅佐外台，两位君子还长期滞留在州县职任上。造物主的变化无常，人事有时沉落、有时浮升，实在难以预料。即便如此，两位君子初次任职时都处在偏远之地，我还替他们感到不平而皱眉。两位君子急于改变自己的冠服，使母亲心中欢悦，所以也顾不得选择职位。如今，宜都是楚地的繁剧县，宁波是淛江的大郡；过去处在偏远之地，如今处在通达之处；过去面对狭小职位，如今面对广大事务。只要发挥他们的才能去治理，必定会声名显著、步步升迁，难道真会终身沉沦吗？必懋已经出发，我和司谏呉君懋征追赶着为他送行。酒壶喝空后，便同他谈起往事。《圭峰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圭峰集》卷九 明代罗玘撰 序 《送余克审之新昌驿序》我们县四面都是山。山地尽头成为平坦的田野，田野中央最高而隆起的地方成为郡城。县城依附郡城而治理，所以卖柴、煮竹为业，山民可以不挨饿。田地和捕鱼的利益在平野，商贾积聚的财富在城邑。人们以从事其他技艺为可耻，只要能奔走四方谋生即可；至于那些涵养深厚、深藏不露的士人，又不肯以此求售。因此，列入仕进名册的人比邻近各邦略少，但名臣间或出现，声名格外显著。天下都知道有南城，邻邦有时反而还比不上它。哪里只是显贵官署中的属官，做主簿、县尉、馆傅、关徼之职，或任委乘之官，都能借职务成就事业，做好一任官职，奋然说：‘我是南城人。’又说：‘我是某公某卿的邻居和亲戚。’所以做官的人不必很多，也能为地方增加分量。这是根据我的所见而言，不知道从前是什么样。今年春天，余克审以藩司从事的身份赴铨司。六月，得到任命，担任广之新昌驿丞；该驿隶属县为新兴，隶属郡为肇庆。新兴的陈公曾任守我郡，留下了爱民的遗泽；肇庆又有我的族人。我想借此去凭吊陈公的墓，也想借此向我的族人通问。我对克审怎能没有感情呢？何况四年春天，克审奉邦伯之命来祭扫先父墓，我听说他白天经过各处时，没有呵斥邮徒；晚上住宿时，没有使馆舍烟突变黑【“不黔馆突”文意疑有讹误】；而且祭祀时豆、登、俎等器具陈设、撤除，都严整有序。我本来就从心里赞赏他，认为他作为使者，能够不辱没自己的君主。五年秋天，我服丧期满，经过藩司，欣然来到这里，在他的长官设宴招待我时侍坐，却一点也没有从言语和面色中显露出哀伤的分毫。我更加赞赏他，认为他作为从事，能够不辱没自身。仰事尊长时，志意稍有动摇便容易失节；至于在道路上受辱而奉命行事，气势稍一放纵也容易失节；更不用说辱没君主了。即使从事官有数百人在面前，也会诡辩说：‘没有这种事，不要欺骗我。’可是我始终没有看见克审有这种情况，私下对此感到疑惑。难道是克审已故大叔父贰宪公的训言一直在耳边，害怕辱没祖先，所以不敢辱没自身，最终也就没有辱没君主吗？还是南城的风气与邻邦特别不同，人人都不喜欢仕进；偶然有人做官，又顾念乡籍和亲爱之情，必定要为地方增加分量吗？一个人如果真有为地方增加分量的心，就一定会去做别人难以做到的事。凭吊旧日恩人的墓，拜访乡人的房舍，况且县丞的职务又没有什么牵制而不能做的。有的人或许认为这些事人人都能做，不足为奇，所以故意不做。冬官李先生和我一同为他饯行，于是我把这些话告诉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