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春堂前集卷十五

译殷君初次赴任阳山时，取道江西，在按察分司与我相会，三天后分别。我举出仲尼关于忠信笃敬的训诫，为您诵读。您的志向一向坚定，听了我的话后更加自信而不疑。您平生心怀天下，常常谈论治理时一定说要严明。无论谋划大事小事，都一概整顿肃正；看见宽纵松弛的风气，就痛加斥责，毫不容忍。您十二岁起进入县学，向姑父都御史冰壑盛公学习经书；回去后又和表兄江西布政使中斋秦公订正、质疑经义，学问每天都有进步。然而您屡次困顿于科场，到四十二岁才考中贡生，完成太学学业。您写文章，即使采用当时的文体，也一定参照古法，说：‘不这样就不能超过别人。’品评人物精细严密，不随意因人而改变高下。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等到您治理政事，往往也与此相似，只是见识大有进步，没有苛刻明察的弊病，与从前大不相同。阳山隶属于广南连州，是古人所说天下最偏远困穷的地方，您没有鄙视那里的百姓，刚到任就为他们讲解法律条例，使他们知道什么应当趋近、什么必须避开；又把‘为善最乐’四个大字刻印后发给他们。有兄弟争夺田地，您仿效苏清河的故事，反复开导晓谕，他们都感动哭泣着离开。凡是判处死刑的囚犯，您一定设法为他们寻找生路；实在不得已，便焚香向上天祷告，然后才结案。您在狱中设置了一块响板，约定说：‘有冤情尚未申达的，就敲击它。’凡有召集的事情，只在门上写一张纸，大家都按期到来。几个月之间，恩德和信义传遍四方，远近百姓都归向您。然而您因劳累感染瘴气，最终病重不起。您生病时，官吏百姓没有一天不祈祷；后来又有人奔走百里为您求医。您去世后，连州一带以及您任职之地，市巷中的哭声传到郊野。您处理事情、接待他人，一切依据道理，最终也只以道理为准；判断是非可否，丝毫没有隐瞒和虚假。和您交游的人，起初似乎难以契合，最终却都融洽相处，甚至几十年也不改变。您名贵，字南金，别号惺斋，世代是无锡人。永乐年间，有一位因进士出身而历任官职，最终做到云南布政使的人，名序，是您的伯祖。您的父亲名缙，母亲姓氏不详，您是家中的次子。原配莫氏先去世，继配鲍氏。有两个儿子，聘臣是莫氏所生，另一个是鲍氏所生，名梦臣。女儿若干人，孙子孙女若干人。著有《惺斋集》，收藏在家中。您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一岁。死后第二年的某月某日下葬，墓在某地，遵从祖先墓地的兆域。您的灵柩经过杭州时，我悲痛哭泣。聘臣等请我写墓表，于是写下这篇文章。您的事迹详情，见于您的内弟莫如山所作的志铭，可以相互参看。我曾经看到，您谈论政事像崔寔，忧虑时局像贾谊，勤于处理细小事务像江禄，厚爱夫妻感情像白居易，笃守朋友情义像李若谷；您在同辈中显得卓然不群，被十个人中的九个人说成迂阔，大概直到您到了阳山之后，人们才相信这些评价。读书人立身于世，修养自己已经很难，使别人信服自己尤其困难，确实就是这样吧。后世想了解您的人，请从这里考察，这就是墓表。这是为明代已故朝列大夫、湖广布政司右叅议华君撰写的墓表。

译华君名山，字仁甫，别号静庵，姓华。华氏自春秋以来，历代都有显赫人物；到了晋代，以孝行著称的有华宝、华钖。华氏宗族中进入本朝、以进士出身起家的有若干人，实际从华君开始。华君二十一岁时考中乡试，三次参加礼部会试，成化乙未年考中高第，脱去平民服装，任许州知州。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调任南京兵部武选员外郎，再升为职方郎中。因继母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刑部官员，擢升湖广右参议，奉敕提督太和山各宫观，兼任抚民之职，分守当地两年，便自行请求退休回乡，这一年是正德丁卯年。又过五年，壬申年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六岁。有三个儿子，长子华伯颐，幼子华季贲，都是县学生员；次子华观，是义官。有一个女儿，嫁给县学生钱萃。孙子孙女共六人。父亲季芳甫，获赠奉直大夫、南京兵部员外郎；母亲夏氏，获赠宜人；继母娄氏，封为太宜人；妻子王氏，获赠宜人；继妻施氏，封为宜人。君子认为华君有始有终地获得了荣耀。他下葬时，已经有人为他作了墓志铭；他的儿子华颐等人又在墓前立碑。于是他的舅父施君克和拿着莫君如山所写的行状，请我为他写墓表。乡里的士大夫大多知道华君忠厚朴实、谦逊宽厚，但华君本来又有激励奋发、抗争正直的一面。当初他在许州任职时，有王佥事埙的某个儿子，是司马马公的女婿，犯法应当处死。董佥事龄想曲意保全他，华君进入分司公堂当面争辩，甚至摘下帽子仰天呼告，叩头不止；董龄惭愧道歉，最终还是依法处置。钧州邻近许州，是徽王的藩国。许州有奸民两次拿土地前来献给藩府，共有若干顷，华君坚持不予批准。董长史彝看见许州护城濠中有观赏荷花的景致，放言想请求占有它，华君说：‘这不是可以用言语争辩的。’当天就命令放掉濠水，荷花于是不能开放，百姓免除了骚扰。临颍百姓史经左诱使县令指使盗罪诬陷他人，县令原来是执政者的朋友，监司又加以庇护，于是减轻史经左的罪行；华君请求按照诬告导致他人死亡的法律附加定罪，上下都称许适当。他在兵部时，先任武选官；后来武选司缺员，华君以职方郎中的身份代理其事，考察历代资历和人员，升迁替代、记录承袭，都只依据核实和法令，丝毫不徇私。他在刑部时，能够以安静公正的作风平息请托。在湖广任职尤其显得正直特立。襄阳百姓冯成因罪减免死刑，应当发往边疆戍守，长期争讼以逃避遣送，华君立即将他遣送，牵连逮捕的人才开始安居乐业。道士有人倚仗势力冒领度牒，超过礼部规定的数额，华君依法处置了他。郧阳发生饥荒，官仓没有粮食可以赈济，华君便调发襄阳的粮食，有人以擅自发粮上告，他不予理会。房山是流民聚集的地方，新建县治却还没有筑城，华君说：‘这不是防备。’立即请求筑城。其他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至于像恺悌近民、亲爱百姓，那本来就是华君的长处，就不再论述了。华君的文学高雅醇厚，乡试中以《易经》为经义，同时还熟悉蔡氏《书传》。他在许州政务空闲时，为诸生讲解经义，从不厌倦。季芳甫早年以诚实著称，华君母亲刚生下他时，他的父亲夏翁一向懂得星象命理，曾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显贵。华君稍长，向魏茂之氏学习，有勤奋敏捷的声誉。他族中有位有声望的人叫时济，按辈分是华君的伯父，于是带他回家，让他和自己的儿子珵、珏一同受教讲学。后来珵以贡生身份任光禄寺署丞，珏以进士出身历任官职，做到南京吏部郎中，而华君是乡里同榜中最早登科的人。乡人因此大肆谈论时济翁的荣耀。季芳甫在许州去世，想要棺材却无法得到。有个叫吴茂的百姓，已经七十多岁，正有一块四川木材打算为自己准备棺木，于是把它送给华君。季芳甫因此得以入殓，议论的人说由此可以看出华君的恩惠。华君请求退休时，有人说按照惯例可以加升官阶，只要稍微侍奉讨好权势便可得到。华君说：‘这本来是用来对待恬淡退让之人的，现今想把自己附会进去，难道还要用谄媚吗？’ 所以他以原来的官职退休，他善于退处就是这样。唉！如今的君子把考中进士看作荣耀；华君出任郡守，入朝分掌各曹事务，再出任藩司副职，都是可以施展志向的职位。因此不只是乡人以他为荣，国家也都以他为荣。至于尚未年老便请求退居闲适以终其身，又是古今所说的荣耀。虽然如此，如果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荣耀，君子并不看重。像华君这样，大概可以无愧于这份荣耀了。我因此只记述他事迹中重要的部分，让人刻在石碑上。后来有人经过华君墓地而想了解他这个人，请从这里看吧。李天瑞传

译天瑞，讳文祥，姓李。天瑞是他的字。世代居住在湖广麻城。祖父某，正统壬戌年进士，历任官职至山西布政使。父亲某，成化己丑年进士，历任陕西参政。参政公娶赵氏，生下天瑞。天瑞五六岁时便显露才华。到入学受业时，老师授给他书籍，他大多能诵读并强记，随口作对，往往使人惊异。十三岁能写文章，十五岁学习《春秋》《书》。他在书简中说：“学不到圣贤的境界，终究要居于人下。”二十岁乡试考取高等名次，在南雍完成学业，更加用力求学，考中丁未年进士。他以风义自守，一时的名士多与他友善。见到那些随世事沉浮的人，便斥骂他们。皇上即位后，推行新政，下诏求言，关键在于统一法令、任用贤能、贬黜奸邪、广泛采纳意见。天瑞所言过于切直，奏疏呈上数日后，皇上召他到左顺门。宦官传诘问奏疏中“中兴再造”等话，认为不吉祥。天瑞从容应答。皇上随后下旨，命他辅佐繁难的县政，于是补授咸宁县丞。他到任拜见上官时，有人想让他从侧门进去，天瑞退立不进，说：“朝廷庭参自有礼制，这里不是应当走的地方。”上官因此改变态度，以礼相待。巡抚想调守城士卒随行巡查，让民壮代替守城，天瑞把民壮全都释放，士卒最终没有出发。他在任几个月，百姓和吏员都畏服他。有人说天瑞不适合外任，皇上的怒意便消解了。当时三原王公再次起用，掌管铨选，便上奏请求把天瑞召回关中。父老拥在道路上号哭。监察官员有馈赠给他的，他全都谢绝不受。有人以孟子和宋代薛兼金的事来劝说他，天瑞说：“孟子是大贤，必定有他自己的处置方式；我宁可超过常情，也不敢借此自我欺骗。”到京后，授职方司主事。任职十八天，中书舍人吉人因言论被下诏狱，于是有人诬陷天瑞妄议朝政，天瑞也被逮捕。成案下交法司拟定罪名，主审者迎合上意，援引比附，加重罪责。天瑞说：“天下和后世的公义终究存在，我还有什么可遗憾的！”他面对诬陷供认不讳，朝廷内外都为他冤屈。不久，有人想指出诬陷天瑞的人，因怕被那人控告，便暗中设法解脱天瑞，使他从轻降为兴隆卫经历。兴隆地处苗夷之间，是云贵的交通要冲。道路上有供应驿递的骚扰，边境有盗窃劫掠，上级怠慢，下属抗拒，名分秩序荡然无存。天瑞制定法令，均衡差役，又招集寨长，申明断场禁令；即使不同种族的部落，也都凛然知畏，互相告诫不得违犯。提学吴副使下檄令他兼管学务，天瑞首先整修文庙簿籍，纠正祭品，置办田地供给广泛选拔的俊秀子弟，分设斋舍让他们学习，亲自为他们讲解。邻近地区的士人听到声名，前来游学的有好些人。当地习俗崇尚邪术，生病必定祈祷鬼神，办丧事必定供奉佛像。天瑞召集僧人和巫师，烧毁他们的经书器具，遣散他们去从事正常职业。有人因当年旱灾请求召来方士，天瑞说：“不必，我自己来祈祷。”于是选择日期斋戒。将要向各地山川神灵举行祭祀时，那天夜里下了雨；第二天他赤脚奔走到龙洞，大雨直到他回来才停止。都御史邓公廷瓒奉命征讨苗人，向人询问军事谋略，对天瑞的才干极为惊异，便以宪职荐举他。天瑞说：“过去因进言获罪而出任外职，如今又因军功升迁，不能坚决推辞。”但此事未能推辞，于是请求携带奏表前往京师，借机谋求退休还乡。他两次上疏，皇上都不准许，当天便向南返回。在大雪中走了几百里，到了商城曲河，冰面塌陷，他坠落而死。有关官员从冰中捞出他的尸体，装殓起来。他的弟弟文祯赶来，把他的灵柩送回，安葬在蔡家园的原野上。天瑞年少时便有远大志向，读书积学，日夜不息。他在家中笃实地奉行孝友之道，恩惠延及宗族姻亲；至于义理上认为不安妥的事情，总是侃侃正论。辞谢、接受、取得、给予，都一概以义为准；喜欢分辨是非，不善于随和，少有容人的地方，很被人称为傲慢，但也不以此为意。等到经历世事已久，便深深自我克制，常常以浮名为忧虑。凡有议论，都能援引古事考证今事，条理清楚；写文章也是如此。他的诗崇尚精炼婉约，著有《检斋稿》若干卷。他有一个儿子，名叫京元，早夭；两个女儿，年三十岁。评论说：古代有磊落奇伟之士，天瑞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天瑞刚到二十岁时，精神气概几乎要傲视一世；后来经历迟疑、困顿，却丝毫没有改变，反而持守得更加坚定。他遵守礼法，看似简略；尽职办事，看似矫饰；守法严明，看似刻薄；若不是君子，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至于收敛外在华饰而归于实际，他常担心志向规模过大而才力不能胜任，却不因此自我沮丧，必定寻求继续进步。咸宁任上的振作奋发，兴隆任上的综合治理，也都值得称道。把这种心志充分发挥出来，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可是他竟然突然死到这个地步，难道不是天意吗！此前，天瑞在雪中到许地拜访我，停留三天后告别。他谈论经史，也旁及当时政事，直到诗词文章、书法文墨，无不加以品评。他自称仰慕古人，用心极其辛苦，恐怕不能长寿，后来果然如此，难道不是天意吗！唉，天对于人才，本来就很难生成；却终于又让人才自我摧残，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为什么呢？史直庵传

译直庵，讳埙，字元谐，因为儿子显贵，屡次受封为奉议大夫、户部郎中。姓史，世代是溧阳人，源自周代太史佚。汉代有名恭的人，凭外戚的恩宠使他的三个儿子都封侯；其中季元封于平台，传至第三代名崇，光武初年调任青、冀刺史，因军功改封溧阳侯，于是定居溧阳，直到汉代结束。世代因有功德而享有爵位，当地因此立庙祭祀他们，今天称作祖侯。吴、晋之际，嵩、爽等数人也相继列爵。唐宋以来，历代都有显达之人。元代教谕大用，是直庵的五世祖。大用生教授和卿，和卿生彦刚，彦刚生舜安，舜安生仲和，号东庄。东庄娶周氏，生直庵。直庵五岁丧父，刚到弱冠之年，便有建树立业的志向；每每想到不能奉养父亲，逢年过节祭祀时，便流泪不止。后来与弟弟某一起勤俭自励，重新恢复祖业。不久，祖侯庙的田地被乡人侵占，他通过诉讼取回。又想到堂兄源有战死疆场的忠节，从父辰有割股疗亲的孝行，祖姑贞有投水殉节的烈行，便在祖侯庙旁创建祠堂，称为三节祠。当时侯族繁衍众多，遍布乡邑，居住在湖埭的有一百多家。直庵在族中辈分最高，早晚巡视察看；有善行的便劝勉，有不善的便告诫，告诫仍不听从的，就召集众人鞭打他。因此湖埭的史氏很少有犯法的人。他一生刚正而好义，有大户人家窝藏许多盗贼，直庵当面斥责他们；大户便唆使盗贼刺杀他，盗贼来到后却不忍心伤害他而离去。景泰、天顺年间，连续三年歉收，直庵把粮食全部发放借给乡里人，后来有人不能偿还，他也丝毫不加计较；遇到贫困的人，总是周济他们。他的妻子儿女仅够温饱，却总把救济别人当作急务，所以无论亲疏远近，都称他为长者。他家中的家法暗合古代君子所取的规范，这样的地方尤其多。他七十一岁时，于弘治丁未年四月某日去世。有三个儿子：学孳、孚学，都考中进士，如今任郎中，以治理政事的品行著称。有三个孙子。评论说：我与郎中君同朝为官，曾听他详细讲过溧阳侯的谱系，又听过三节祠的缘故，分别作诗记述。后来看到吴太史叙述直庵翁的事迹，才知道世代德行之后仍然有人继承。经书称许贤者，传记评论重新开始，这些并不是虚妄。假如直庵翁不自立自强以追怀先人古德，那么所谓祖侯庙尚且将要废弃，何况三节祠呢？由此看来，翁只是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所以成就止于此处。假如他有所际遇，那么值得记载的事迹应当还有更大的了。即便如此，翁自身未能显扬，却把声名留给子孙，这份影响哪里有可以计量的限度呢？哪里有可以计量的限度呢？厉青田传 青田，讳升，字文振，别号雪庵，无锡人。他由县学诸生升入太学，被选任青田知县，任职若干年后，完成任职事务，告老还乡。士大夫称他为“青田君”。他做诸生时，耿介正直，不乱说笑；对于辞谢和接受，即使事情很小也不苟且。议论事情的是非、人物的贤能或否，他坚持自己的见解，丝毫不随顺别人，所以有人认为他迂腐，有人认为他固执，但有见识的人说他具有古人的风骨。青田地处群山之中，与福建接壤，间或遭受盗寇侵扰，百姓贫困，又以狡猾著称，被认为难以治理。青田君治理起来却似乎很容易，大概是掌握了古人对官吏、奴仆、百姓、妻子儿女的处置之道。青田君刚到任时，有个姓周的百姓与盘石卫某军士打了五年官司。他审理此案，只说了几句话，双方便服罪；出衙后哭着说：“厉公若早来，哪里会有这样久的冤案！”县中八都上报发现银矿，监察官员来到当地，商议每年进贡。一个术士说山上树木润泽秀美，所产银矿一定很多；厉公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金能克木。若真像你说的那样，金气旺盛，树木怎么还能这样秀美润泽？”监察官员仍不相信，同僚又催促厉君服从。厉君说：“那我的百姓怎么办？”他反复申辩多次，直到此事终于停止才罢休。镇守太监每年因银矿到县一次，花费极大；厉君对于馈赠只做到礼数不缺，其他各项费用每年大多节省到过去的一半，因此百姓安于本业。厉君于是劝导学习、兴办教育、表彰举荐节妇孝子，礼仪文教也都很兴盛。此前，知县金川谢某有良好政绩，百姓曾把他与厉君相提并论。厉君多次请求退休，总被百姓挽留；恰逢进京朝见，才得以实现请求。百姓听说后想追上去挽留他，但他已经到家了。于是百姓先为他立碑，又修建祠堂。祠堂建成后直到他去世，众人都在祠中设祭哭悼。著有《雪庵集》，有一个儿子名叫得秀。二泉邵宝说：“仲尼告诫子张要忠信笃敬，这样即使到了蛮貊之邦也能行得通。青田是浙东险要的县邑，厉君给当地百姓留下的恩德如此深厚，离任后百姓思念他，去世后又悼念他，仿佛内心无法释怀，这大概可以算做忠信笃敬了吧？这种德行并不是声音、笑貌所能造就的！厉君归乡还未满一年，人们尤其赞美他的恬淡退让，于是青田的名声更加显著。我任按察使巡视两浙时，恰逢青田的诸生因史事来询问厉君的遗迹，大概没有违背我们乡里的评论。” 张氏女传

译张氏女名秀，是汝宁西平人。父亲名文，曾任慈利主簿。张女十七岁时，许配给同县尹氏的儿子琳。第二年，尹琳病死。张女听到讣告，换上丧服悲哀哭泣，仿佛已经出嫁。下葬那天，她请求父母允许自己前往送葬。到了墓穴旁，她倚着棺材痛哭，几乎昏死过去。回来后，她又反复请求留在尹家守丧，父母答应了她。她吃粗食、穿粗衣，早晚侍奉在灵位左右，从未离开一步。公婆不忍心，委婉地劝她改嫁。张女说：“这是什么话？我发誓至死守节。”一天，她听说嫡母宋氏病重，急忙回家探问。宋氏想喝鹿肉羹，张女知道无法得到鹿肉，便暗中割下大腿肉做羹给她喝。宋氏的病于是痊愈。张女又回到尹家居住，像以前一样守节。又过了五年，她因病去世，享年二十六岁。在此以前，巡抚都御史无锡人杨叔玑、巡按御史武进人薛志渊，都曾派使者慰问她，并命有关官府每月供给一石米。后来有关官府请求为她表彰，事情交礼部处理，却因不合条例而作罢。她去世后，远近听到或看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不为之哀悼惋惜的。两族长老以及乡里的德高望重者共同商议安葬她，按照尹琳的墓地安葬，称为“女志”。巡抚又撰写祭文，派官员到她墓前祭祀。过了十三年，我来镇守许地；许地与西平相邻。前任吏目薛悦之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因此为她作传如下。评论说：我家卢氏先辈有句话说：“女子的情感因接触相见而产生恩爱，成为妻子后则以义理为重。” 像张女秀这样，大概就是所谓“生前有尚未相见的悲哀，死后有并非妻子却同样悲痛的人”；而她所给予人的恩情和义理又如此深厚，难道只是高出常人一等吗！从前卫国女子嫁给齐国太子，途中太子死去，她问傅母说：“还是应当前去为他守丧。”丧事结束后，女子不肯回去，最终至死守节。这与张女的事情很相似；但张女尚未走到嫁娶途中，而且不必询问傅母，她的天资又当超过那位卫女。何况一心专注于丈夫，可能就会减轻对亲人的感情；出身庶母，可能就会忽视嫡母，这都是人情常态，而张女却独能不偏不倚。假使她再受到《关雎》教化的熏陶，得到平素道德修养的培养，那么进一步达到中正之道，大概不会困难吧。东山公前传

译东山公姓刘，名某，字时雍，是岳州华容人。他的先祖宋代都统刘宝，跟随岳武穆平定湖南。岳武穆死后，刘宝弃官居住在华容。传到第十一代为松岩公。某历任按察副使，生下东山公。东山公小时候，杨文定公见到他，认为他很有才器，替他确定了现在的名字。他稍长后，师从黎文僖公，乡试取得湖广第一名，考中甲申进士，改任翰林庶吉士，和当今大学士西涯李公等十八人同时以文章才学著名。授职方司主事，升车驾司郎中。他曾奉命出使山东、河南，向朝廷上报救荒事宜若干条，都切合时务。不久，尚书项忠认为职方司事务繁重，便请求调东山公任职方司。东山公按章办理事务，往往恰合事机。当时有宦官掌权，献上征取交南的策略，凭皇帝内旨索取永乐年间调兵的数目；东山公因为事情紧急，故意藏匿那些档籍。使者接连不断，属吏屡次被鞭打，东山公却像没有听见一样，只是慢慢把利害关系告诉尚书余公子俊，极力劝阻，此事终于搁置。朝鲜使者被邻境劫持，请求改换进贡道路。有朝鲜籍宦官为他们活动，此事交兵部议论，将要同意。东山公说：“朝鲜进贡从鸭骨关出发，经辽阳、广宁，经过前屯，然后进入山海关；这条道路迂回经过四三个大镇，是祖宗安排的深意。如今若从鸭绿江直达前屯、山海关，道路太直捷，恐怕会给后日留下忧患。”最终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敌人多次侵入云中，边将失去法度，朝廷内外震惊，调兵部署战守，天天没有空闲。每次军报传来，尚书必定问：“刘郎中有什么意见？”东山公所说的往往得到实行，实行后又往往取得成效。当时右侍郎职位空缺，有宦官想荐举东山公，派人对尚书说，希望能去拜见东山公。东山公婉言谢绝，但对方仍不断逼迫催促，于是他自己请求外任，不久出任福建参政，奉敕巡察海防。海道军备长期松弛，仓储又被权势侵占，盗贼和逃卒难以治理。东山公说：“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他与镇守、巡抚谋划，首先选任卫所军政官，再挑选其中最优秀的，总管各水寨军队；建造战船、哨船各若干艘，分别用于缓急不同的情形。修葺仓库，制定储粮和收支制度。每个寨子设一所馆舍，由他亲自督察。不到半年，海道肃然。琉球商船遇风漂到平海，守军向镇守将帅私下报告，说是侵犯边境，想出兵剿灭并夺取财物，军队即将集结。东山公查明实情，派几个人乘小艇招来商船首领，优厚抚恤后送他们离开，众人起初喧哗，后来终于信服。升任广东右布政使，恰逢黄贼刚被平定，财政匮乏而费用繁多；有关官府修筑从化县城，拖延多年仍未完成，百姓尤其以此为患。东山公考察事情的实际情况，节省费用以便利百姓，选择合适的人交给他办理，一个多月城墙便建成了。此前，广西泗城州的官族私自操练军队，朝廷正命兵部商议先安抚晓谕，不服再用兵。认为此行非东山公不可，于是东山公接到檄文便前往，反复开导说明，先讲恩德信用，次讲祸福利害，言辞恳切，心意周到。几个月之间，叛乱者大为醒悟，彼此残杀而灭亡，军队最终没有使用，东山公随即回到广东。后来山寇作乱，督府下檄命东山公率兵平定。东山公担心牵连胁从者，于是下令活捉他们；凡有所捕获，都召集当地人审查核实后才斩杀，因此得以活命的人超过一半。他曾经过崖山，凭吊大忠祠，想到宋慈元皇后的陵寝无人主持祭祀，便流泪说：“慈元皇后与陆、张二位大臣同死于国难，如今大忠有祠，而慈元却没有祭祀，若忽略此事，在义理上不相称。”他与白沙陈公甫谋划，为慈元皇后建立庙宇。人们感念他的义举，不久便建成了。调任浙江左布政使，在浙江刚任职八个月，官吏的弊病逐渐革除，而执法宽厚，犯法的人也不怨恨。此时张秋发生黄河决口，东山公升任右副都御史前去治理。他到达后，召集山东、河南两省的守臣商议；因为此事关系漕运，众人都不敢明确主张。东山公说：“黄河水性猛烈，张秋是下游的咽喉，不可贸然治理。应当在上游治理，分流向南，再修筑长堤来抵御横向冲出的水流，同时防备大名、山东的灾患。等河水恢复正常流向后，再堵塞决口。”于是疏浚孙家渡河道三十里，在四府营疏浚河道十里；修筑长堤，从河南胙城起，直到徐州，经过滑县、长垣、东明、曹县、单县等县，长三百六十里。根据各人的能力分派工程，广泛协调、督促勤作，五十天便完工。恰逢皇上命令内外官员前来，于是在张秋河口以南开河三里，使漕运船只通行；到了冬天水涸，又把它堵塞。不久，决口果然按照东山公最初的计划全部堵好。皇帝下敕慰劳，又召他回朝，加赐羊、酒、金帛和彩绮。东山公说：“这只是天意，我哪里敢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听到的人更加敬重他。论功晋升左副都御史，协助都察院事务；他上疏辞让，皇上不许。转任户部右侍郎，又转左侍郎，两次上疏请求归乡，皇上都不许。过了一年，敌人逼近云中、上谷，皇上命他兼任左佥都御史，前往处理军队粮饷。东山公认为内地的草料粮食不能运出关外，运出关外的往往要用银子购买，利益都归于权势之家，于是拟定奏疏，请求降低价格以宽恤百姓，另在近地设置仓库，招募商人供给军队，价格一律按照当时市价。这样一来，长期存在的弊病暗中消除了十分之九又三分之一，十分便利。他又条陈上报其他有利措施，皇上全都采纳。不久回到朝廷，过了几个月，便以疾病为由请求归乡；奏疏上了两次，皇上都不准许，而同朝官员也有许多人希望挽留他。东山公坚持卧病，三次请求，才获准告假，于是亲自建造寿藏，记叙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年月，刻在石上带回去，说：“恐怕后人过分赞美我，反而增加我埋在地下的负担。”君子说，东山公不夸耀自己的心意，影响长远，甚至考虑到了身后。何况在他生前呢？这可以说是忠诚而质朴了。东山公从初入仕到请求退休，共三十五年。所到之处，士人佩服，百姓怀念；有所作为，人人都愿意尽力。至于权贵强横、号称难以相处的人，东山公都平静地与他们相处，没有不能得到他们爱慕的，甚至有人终身如此。对于士人中的人才，他善于接引；即使只有一点善行、一技之长，他也总觉得自己比不上。忧虑时局、怜悯风俗，都表现在神色和言辞上。凡是关系国家利弊的事情，他都坚定不移；在其中周旋，一定要谋求办成才停止。他曾因先世的两支宗族族人离散，祖墓几乎无法辨认，便修建敦本堂，每年举行两次祭祀。祭祀结束后设宴，以聚合族人，并在宴会上诵读家规和训诫。儿子读书，也兼顾努力从事农务；他常常命儿子在雨中督促耕作，说：“习惯勤劳就会忘记劳苦，习惯安逸就会养成懒惰。我让你受些困苦，是要使你有所增益。”有人劝东山公替儿子向朝廷求恩，他说：“这本来是国家的法典，但它是用来对待贤能有功之人的，我哪里敢这样做呢？”

译东山公写诗作文，有一种自得的趣味。上奏、复议等文书，拿起笔便能立即写成，而且明白切要，转折流畅，足以感动人心。有《东山集》若干卷。东山公有两个儿子，长子名祖生，次子名祖修。赞说：“我年幼时就听说东山公的名声，却没有机会认识他。到了京师，听西涯李公说，东山公就是古人所说的那种不与万物争竞、遇到事情却能有所作为的人。我私下退回来叹息：何时才能一睹他的风采，以慰藉平生？如今终于能够早晚侍候、参与请教，从所听闻来看，确实没有虚妄。东山公历任内外官职，八次升迁。平定盗寇三次，巡行边境两次，治理水患一次，都是天下所谓的难事；他却从容闲暇，因而能够取得成功。他没有做的事情，又都是常人未曾达到、甚至不敢承担的。由此看来，他平日的修养也足以显露于天下了。至于壮年时奋发建功，老年时顺势退让，却始终没有失去自我；若不是德行盛大，怎么能做到这样呢？《诗经》称道明哲，《尚书》叙述孝恭，东山公都具备。可是有人竟说古今之人不能相及，难道真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 《容春堂前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容春堂前集》卷十六 （明）邵宝撰 ○碑【七首】《南乐县仓颉庙碑铭》南乐王侯汝昭治理县邑的第二年，改建仓颉氏的庙宇。庙建成后，在庭院中央立碑，用来配合祭祀牲畜。于是刻下年月，嘱托邵宝撰写碑文。邵宝从未学习古文，哪里敢在这里执笔？只是仓颉是黄帝的史官，确实是最早创造鸟兽形迹文字的人。后来这种文字变成古文，古文变成籀文，籀文又变成大篆、小篆，再变成隶书；隶书又变成楷书、行书、草书。用今天的楷书、行书、草书来看古文，相距已经很远了；然而文字的形体和声音类别，都仍是仓颉留下的遗迹。即使顾虑自己不敢写，又怎么能忘记赞颂呢？仓颉开始制作文字，用来代替结绳记事，万世都尊奉他。既然尊奉他，就应当祭祀他。然而后稷凭谷物、勾龙凭土地，万世都普遍祭祀，仓颉却不在其中。唉！仓颉以前有伏羲氏，伏羲氏创制八卦，是文字的开端；仓颉以后有仲尼氏，仲尼氏完成六经，是文字的发展完成。仓颉的功劳，怎么能与这两位圣人相比？所以万世都知道两位圣人的功劳，仓颉却不在普遍祭祀之列。难道他的地位还不如后稷和勾龙吗？有人说：如果没有仓颉，这种文字也会有人制定，世代运转、相互承接，本来就是不得不如此。仓颉有什么功劳？即便如此，文字毕竟是仓颉创制的，这就是仓颉的功劳。况且饮食尚且必须祭祀，以表示不忘根本，这是古代的道理。那么，手持简册、握着笔管来记录事情、建立言论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仓颉吗？探究事物要追溯其起源，考察事情要追究它从哪里开始。仓颉既然不能享受普遍祭祀，那么这座位于他故乡的庙宇，难道可以不加尊崇吗？王侯的政绩，在这里就显得伟大了。王侯名德，是无锡人。铭文说：魏国的西面，卫国的东面，有一座供奉神灵的宫室，名叫仓颉氏。仓颉是文字的宗祖，王侯巡视他的庭院，感慨庙宇荒芜凋落，于是承继旧址重新兴建。宫室用来安置神灵，赞颂刻在碑上。赞美仓颉的功劳，赞美上天的机运，赞美万物的形象，赞美百姓的需要。前有伏羲，后有仲尼，共同建立天地人三极；仓颉处在二者之间，也确实贡献了力量。看那鸟兽形迹的文字，在古代如此，在今天仍然如此。仓颉之神虽然已经不在，但他的遗存还在人的心中。这座宫室所享受的祭祀，愿仓颉神灵时时来享用。《汉愍帝碑》世上有些事，保存下来足以作为乱臣贼子的警戒，君子便保存它；有些事若不毁掉，就无法惩戒那些人并昭示天下后世，君子一定毁掉它。对于应当毁掉的事，如果有所更换、贬黜其中不正的部分，使之归于正道，君子便依据义理创制措施。这些事情都关系万世的纲常，并不只是为了褒贬往事，因为这是天下共同的公论，而不是一个人的私心。古今篡夺窃取政权的雄主，首先要说曹魏；它的罪恶无需再论。曹魏开始举行禅让受禅之礼，实在许地的繁城。邵宝亲自统领一郡时，能够到那里清楚看到曹魏旧都；那里有一座坛，名叫禅受坛，都是夸耀粉饰的遗迹；还有一块碑，名叫禅受碑，都是矫饰欺骗的言辞。千年以后，人们指着它讥笑，读着它唾弃，彼此无需约定便同心同声。这就是所谓保存它们，是为了作为乱臣贼子的警戒；保存下来是可以的。那里还有一座庙，祭祀魏文帝，让他面向南方穿帝王服饰，庄严地临视众人。即使改朝换姓、改变天下局面，曹魏仍有不能被抹去的东西。然而在曹魏亲自进行篡夺的地方，如果舍弃这里而保留那里，那么曹魏用来欺骗后世的谋划，今天反而都落入了它自己的计谋之中。我恐怕儒者先贤笔削《春秋》的旨意，最终只能寄托在空话上，而乱臣贼子将更加无所忌惮。这就是所谓若不毁掉便无法惩戒那些人、昭示天下后世；毁掉它是可以的。禅受坛固然可以保存，禅受碑固然可以保存，唯独毁掉魏文帝的庙宇；否则将来一定有人重新兴建它来奉祀魏文帝，那么这种举动最终又有什么可贵之处呢？我认为应当更换祭祀对象，改为祭祀汉愍帝，并让他的臣子孔融配享。把那里换成新的祭祀对象，把这里恢复为旧有的正统，仿佛要把曹魏驱逐出去、推翻它而恢复汉室，使奸雄之徒不能有一天立足于此。这就是所谓在毁掉它时，更换祭祀对象、贬黜不正而归于正道；依据义理这样做，是可以的。愍帝虽然软弱，处境如同寄生之人，但仍然是天下的君主。孔融虽然志意宏大而才疏，然而他的忠言和义色最终不能被曹操所容，也足以使那些面向魏国称臣、上表劝进的人惭愧了。对汉愍帝不称献帝而称愍帝，是沿用昭烈帝所定的谥号；况且汉朝的君主，也不是魏国有资格为之定谥的。以上这些，都是所谓依据义理创制的措施。唉！君臣名分有大的界限，顺逆关系有大的法则。那些奸邪之人不敢公然作恶，即使作恶，也一定要用文饰来掩盖。难道他们只是害怕天下人将要攻击他们吗？也是因为大的界限和法则所在，即使后世也无法逃脱评判。曹氏对待汉朝，正是这样。然而当时各郡各国之中，既没有一个人仗义执言，举旗击鼓讨伐曹魏篡夺的罪行；朝廷内外，也没有一个人登上西山、投身东海，以向天下彰明大义。大概是畏惧威势、依附权势，这也没有什么可怪的。至于后世的君子，也认为空谈没有补益，于是因循苟且，对名分的大界限和义理的大法则竟不肯稍加顾念。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保存应该保存的，毁掉应该毁掉的，更换应该更换的，这是我们这些读《春秋》、学习孔子的人所应做的事，何况职责在于守土呢？所以邵宝虽然不聪敏，不敢推辞；虽然未必周全，也不敢辞让。《常州府修城碑》

译常州在江南是著名的大郡。郡城始建于晋太康初年，到后唐天祐年间，才开始修筑所谓罗城。我高皇帝起初平定江南，命御史大夫中山侯汤公和率重兵镇守此地，于是改筑新城，周长十里有余，比罗城缩小了五分之三，这就是今天的城。但其中多处利用旧砖，始终不够坚固。天下平定以后，撤去镇守军队，城墙毁坏却不修治，这样过了一百五十年。成化年间，都守孙侯仁曾经修过，时间一久又毁坏了。其间虽多次奉到修理诏令，上下只是具文应付，真正有深谋远虑的人也很少。大概郡境南接南京，东面是三吴的门户，东北距长江，北面西通京口，实在是江南的要地。但从平时看来，它不过是腹地，因此因循敷衍，彼此观望，也没有什么可怪的。正德六年冬，监察御史渤海人李侯某来镇守此郡，登城察看，毅然想要修缮。当时北方群盗正在中原奔突，议论者大都认为长江隔绝，彼此相距遥远，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有人认为李侯过于忧虑。李侯说：“我难道只是为了这些盗贼吗？有备无患，是古代的道理。百姓即使怨恨我，我本来就应当承担。” 于是把情况详细禀报给巡抚都御史某公某、巡按御史原君某、清戎御史某君某、巡捕御史某君某。得到答复后，便与同知罗侯某、通判陈侯某、温侯某、谢侯某、推官粟侯某共同筹划，择日开工。当时大家都称赞他分摊财力，以资产为标准征收白金若干两；按劳力分配工程，以徒役承担；像平定事务一样按才能任用，设置统领若干人；按照簿籍确定工程的寸、度、尺、分，各有差等，共计若干丈。当时大家都称赞他均衡分配。他亲自督促，惩罚懈怠，奖励勤劳，早晚不懈；当时大家都称赞他勤劳。工程开始后三个月便完成了，楼橹、门扉、城阙、濠沟、女墙、城堞都高大、深厚、整齐、严密，比旧城增加了一倍，巍然成为壮观。东西往来的行人都称美；当时大家都称赞他办事敏捷。然而认为他过度忧虑的议论仍似乎没有完全停止。不久，北方盗贼因困窘而舍弃骑马，进入长江，夺取各处关隘向东而下，越过京口，来到孟渎、魏村、申港一带肆虐，合兵攻打江阴城门，企图扰动我们的辖境，将要窥伺江南。警报传开，百姓大为惊扰。李侯说：“我们的城已经坚固了，我要亲自率领官吏、士卒和民兵到江上抵御他们。”于是相机行动，擒获了他们。李侯到达江阴，运用谋略，鼓舞士气，以奇兵进攻、以正兵防守，来挫败盗贼的冲势。盗贼失败后便向东退去，又溯江向西；一个多月后再次来到，准备拼死决战。李侯又到江阴，防备抵御更加严密，盗贼不敢靠近。此时官军恰好到达，提督都御史陆公某于是从江阴发出水师，在狼山歼灭盗贼首领，盗贼才全部覆灭。当时如果城池没有先修完，李侯连自守都来不及，哪里能够出城百里抵抗强敌？即使出兵，也会天天惴惴不安地回头顾虑城内，哪里能够从容周旋、施展谋略并取得这样的成功？况且江阴既然保全，整个常州郡就坚固了；常州郡坚固，江浙各郡也就免于盗贼驱掠冲击。修一座城便遮蔽江浙千里的要冲，李侯的功劳，难道只是一个郡的功劳吗？君子说，李侯能预见事机、预先准备，因此在这里显示出明智。即使没有盗寇，他本来也应当受到歌颂，因为他的功绩所产生的影响已经很长远了。此前城池修成，郡中士大夫谋划如何记载李侯的功绩，于是借户部郎中刘君干等人上京师之机，送信嘱托我撰写碑记。邵宝当时奉诏探望母亲，向南返回，在途中收到书信，正要以自己不才推辞。后来到了郡中，恰好亲眼看见工程完成，便冒昧把所见所闻写成序文和诗，使人刻在石上。诗说：常州是大邦，在江左享有声望。东面浙江，西面淮河，是江南的咽喉和衣襟。这里的城墙高高耸立，却长久毁坏而不修，众人正把它当作无关紧要，有见识的人却为之忧虑。历经三十多年，功劳归于我李侯。李侯开始命令百姓，百姓便纷纷喧嚷，说李侯是在疏浚我们，说李侯使我们劳苦；使我们的筋骨劳累，耗损我们的脂膏。李侯说这是让百姓安逸的办法，他们哪里知道？于是下令，规定期限，亲自登临指挥，百姓奔赴修城之事，十分卖力。李侯不断称赞他们勤劳，亲手抚慰他们。城墙建成了，百姓也安宁了。人们说李侯公平，说李侯明察。长江天险水势浩荡，突然来了强大的盗寇。他们攻打我江边的城邑，将要袭击我的后方。李侯看见我坚固的城池，知道这里是腹心之地，便在江上抵御他们，调动我的兵力。盗寇进犯又被击退，王师恰好到来，出奇制胜，迅速消灭那些巨盗。李侯回来看视郡城，只见有城墙、有护城河。这护城河和城墙，是百姓心中所系；使国家壮大威势，使士气更加振奋。李侯在江上用兵，实在如同长城。预先谋划防备，神灵也辅助我们的诚心。重重城门用来抵御暴乱，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四方平定，李侯也有功绩。我侯光明显著，政绩多有。城啊城啊，愿它与世长存。《慧山浚泉碑铭》

译正德五年春三月，无锡人疏浚慧山的泉水；秋八月，工程完成。此前正统年间，巡抚周文襄公曾经疏浚过它，后来屡次修葺又屡次毁坏。到这时毁坏到了极点，士绅诸君子正谋划再次疏浚，而邵宝从漕台回来，恰好参与听闻此事。于是寻找才干敏捷的士人主持工程，又和工匠、石工在泉水两旁全面察看，查究弊病根源，制定新的工程方案。开始时征询意见，众人都同意；于是写信告知各个望族，请他们各自资助钱财，然后开工。总共修建水池三座、渠道两条，亭一座、堂一座；三贤祠原来就在泉上，如今增加为十贤祠，并加以翻修。县令请求用水田资助，邵宝因此谢绝。到这时共经过五个月，泉水的流动仍和从前一样。诸君子看到工程完成，便命邵宝撰写碑记。慧泉是天下最高品级的泉水，这一点早已如此。然而泉水流来时同出一源，却从不同穴口涌出；有的喷涌而出，有的从栏槛间流出。三座水池汇聚泉水，石渠又暗中贯通其中，大概是为了约束泛滥、节制迅疾，从而成就泉水的品性。古人这样治理水流，可以说是懂得水性了。因此上池深沉，中池清澈，下池浩荡，形态各不相同，而水的状态在这里大致都具备了。自从陆子品评慧泉之后，前来观赏、饮用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其中最盛的泉水还通过驿站送到长安，名声传播到岭海之外，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即便如此，能否按时疏浚它，仍取决于人。譬如天道有调和治理的功用，譬如人事有变革更新的道理，疏浚的意义也很重大。因此君子重视谋划这件事。如今这次工程，有渠道用来疏通，有水池用来蓄水，有亭和堂用来观赏；不奢侈，也不废弃，完全与旧有格局相协调。它的规划和成就，评论者说县邑中是有人才的。邵宝不才，谨将年月刻在碑上，又作诗歌咏此事。总计费用为白金若干两，督工者为龚时亨、杨正甫、莫利卿；资助者的姓名都列在碑阴，共若干人。书写碑文的是吴大章，往来督促勤作的是潘继芳以及僧人圆显、定昌云。诗说：深远的泉源啊，在慧山脚下；僧人若冰，最初自古代便疏浚它；说它可以与中泠泉相配，确实如此。我无锡人捐出金钱，有儿女也有母亲；谁不来饮用，谁不来观赏，赞叹歌咏，井水清冽而寒凉。谁堵塞了我的泉流？石头崩坏，树木腐朽；并不是泉水本身败坏，而是因此而败坏。人们也有话说：水清就可以洗濯帽缨，若弃置而不清洗，难道是泉水的过错吗？无锡人共同承担义务，和我一起完成疏浚工程；万物都有其规律，变化到了极点就会通达。云气层层蒸腾，石头参差如齿，泉水在其中流淌，永远不会停止。如果有德行的人不在，只有泉水存在，那么这将是我的羞耻。我把诗刻在碑上，来歌颂工程的完成。泉啊泉啊，愿你与时世一同保持清澈。《潮河川石墙碑铭》潮河川，是古代北口的边关，险要之处在于水。关口以北旧日是弃置之地。如今司空、汤阴人李公鐩，过去以亚卿兼任御史中丞，经营筹划各边防务，开始依山修筑石墙，作为内外的界限，河水从墙中流过，与石墙相接。石墙以内的东南面有一座堡垒，用来居住戍卒，号称新营。君子说，边疆防守到这里就坚固了。然而这座堡垒距离河川只有若干步，每年六七月，沙漠诸水冲断河道，便奔腾横决，冲击堡垒，使居住其中的人不得安宁。放牧耕种也同时受到盗寇侵扰；盗寇不来还好，一旦来了便无法抵御。正德辛未年春，如今的御史中丞、芜湖人李公贡奉命整顿边务，前来察看，产生忧虑，便完成了司空公未竟的功业。他与分守太监吕公安、参将都指挥佥事章君缙谋划，命某官某等沿河东岸，用石头筑起南北向的墙若干丈，又转向西面筑墙若干丈，连接到山脚，约束河水向南流。从开始施工到工程完成，不超过一个月，费用为白金几百两。有人认为事情细小、工程容易，私下相互说道：“这件事有什么值得有无的呢？”后来大水到来，遇到石墙便停住，他们又相互说道：“这石墙的作用真是壮大啊！” 水并没有给我们造成灾害，而是我设置了险阻。从今以后，即使有寇盗来犯，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分守以下的诸位君子，在河川上立石，以记载邵公的功绩，昭示于久远。宝知道公使者来请我撰写碑铭。我曾听说，弘治年间治理潮河的工程，既浩大又艰难，但功绩没有及时得到记载，人们起初对此有所怀疑，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吗？不知道天下的事情，都是从细小处发展为重大的，从容易处谋划艰难的事情；这种道理本来是高明的，但人们有时却忽略了它。若不是邵公能够洞察细微、掌握要领，谁能做到这样呢？然而工程开始时，事情虽容易，谋划却十分艰难；工程完成时，事情虽细小，功劳却十分巨大。这大概可以与司空公相媲美了。按照古代的义理，本来就应当特别记载此事。邵公学识贯通古今，恭敬谨慎，端正高雅，在朝廷内外都有声望。这篇文字实在不足以完全表现邵公，但也不能说不是邵公的功业。于是作铭说：这些石头筑成墙，这些水道成为堤坊。洪水漫溢河川，正是用来抵挡、承当。不要毁坏我，伤害我，谁建造了它？这功绩不可忘。人们称颂中丞：这道堤坊，这条堤岸，从北向南，又从东到西。尺寸都有依据，只依照河川的形势。不让水流冲成深壑，山溪因此稳固。它在水看来是险阻，从我们看来却平坦。河流有常定的流向，若没有堤墙，怎能防止灾害？水流突然冲来，正显出这工程的功劳。这是司空公所成就的工程，也是中丞公所承继、经营的事业。中丞奉命镇守，捍卫我们的北门。防备抵御有武力，安抚怀柔有文德。老人歌唱，儿童吟谣，赞颂声充满我的耳闻。此墙啊，此墙啊，也将与世长存。华氏墓门碑铭

译锡山华氏有人因义行而在墓门立旌表，说是某处士，名某，字仲谆；到这时，他去世已经若干年了。为什么要为他立旌表呢？原来弘治壬子年发生饥荒，他的孙子守吉拿出若干石粮食，捐助官府赈济灾民，按惯例可以在他家门上题写“义民”二字。守吉推辞说不敢当，于是写了状文，请求巡抚都御史佀公说：“我的祖父是义人，我这次举动是在继承祖父的遗志，希望停止在我家门上的旌表，把旌表立在祖父墓门。”佀公同意了。把旌表立在墓门，是制度规定吗？不是制度规定。既然不是制度规定却同意了，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这样能够尊崇祖先。凡是尊崇祖先的请求，都可以同意吗？尊崇祖先而不违背事实，才可以同意。《春秋》记载诸侯下葬，唯独蔡桓公记载了爵位，解释者认为这是由于蔡季贤明，知道请求为兄长加谥。所以臣下不欺骗君主，就是忠；儿子不欺骗父亲，就是孝；孙子对于祖父，也和儿子对于父亲一样。像这位处士，慈爱善良，质朴敦厚，继承祖父的训诫，在乡里广行义举；曾经减免田租以宽解佃户的负担，每年施粮三百多石，其他可称道的事情也大多如此。然而他活着时没有人为他举荐，死后也没有人为他表彰，直到他的孙子因捐粮赈灾获得旌表，才请求把旌表立在墓门。所谓“义民”，本来就是他所应当得到的称誉。这就叫不违背事实，同意他的请求不也是可以的吗？虽然如此，为什么不向上级正式请求呢？因为这是赈灾事务。赈灾事务不必请示，又是为什么呢？赈灾并非出于不得已才办理；如果确实到了不得不办的时候，即使承担擅自处置的罪责，也甘愿承受。古人有这样做的，汲黯、韩韶就是。何况祖孙虽然名分不同而义理相同，墓门和家门虽然地点不同而旌表相同，舍弃这一处而选择那一处，实际上没有增加或减少什么，巡抚又可以酌情办理呢？因此，在家门上旌表，是制度所规定的；把旌表立在墓门，虽非制度所规定，却合乎义理。以合乎义理的做法顺从民意，而又不超出制度，敦厚常道，成就宽裕的风俗；一件事就能使众人知道劝善，即使没有请示，也等同于已经请示了。君子说，这座旌表之门可以流传后世，不能不记载。门建成于出粮后的某年甲子，守吉曾请我撰记，到这时又来请我，我不能推辞；既已叙述其事，于是为他作铭。守吉名祯，以字行世，一生喜好行义，不辱没祖先；详情见钱主客所作的传记。铭说：住宅乡里表彰善行，周代就是这样；也有封土墓葬，说是尊崇忠贤。忠贤值得崇尚，善行显著便是义；华氏以孝著称，义也世代相传。仲谆是祖父，守吉是孙；孙辈以义著名，请把它归于尊长。尊长不随意推辞，义行就会更加广泛。如果不是在墓上树立旌表之门，怎能谋求它长久流传？中丞奉诏安抚我们南畿，说这件事可以从权办理；我有权宜之便，于是高高建立此门，松树楸树环护两旁，上面悬榜，下面立碑，记载他的义行。谁会没有义心？心中存念往昔，就如同存念今日，即使相隔遥远。谁最终会被遗忘？幽隐之人谁最终会沉没无闻？我用这篇铭文使之昭明，百世之后人们也会敬仰。胶山重建宋丞相赠太师谥忠定李公祠堂碑（“去声”）

译我已经在惠山尚德书院为忠定李公建祠，胶山寺的旧祠又来告知重建完工之事，原来是乡人安国主持的。不久前我曾写信到淮阴漕府，请求为此作记；我有所感触，答应了这件事，到现在已经一整月了。李公是宋代名臣，我从弱冠起就知道仰慕他，曾有愿意为他执鞭效劳的想法。近来读史书传记，才知道李公是邵武人，从他的祖父起就居住在我们锡地，于是心中更加向往。弘治十三年秋天，我奉提学之命顺道回家，前往拜谒李公祠；到了那里，祠堂已经荒废破败很久，僧人把木主寄放在泉亭上。我恭敬地拜了两拜后离去。当时想谋划修复，却无从着手；只有陆永思捐出七亩田作为供祀之用，我因此感慨叹息了很久。如今这次修建，正是我心中所愿，祠堂落成之时，怎能没有话说呢？根据郡志，胶山在县城东三十里，梁太清初年在山麓建寺；宋绍兴年间，李公请求把这里作为坟寺，改题“崇亲报德”匾额，从此便在这里祭祀李公。他受到后世重视，实在是因为李公的缘故；那么我们锡地人修复祠堂，本来就是因义而兴礼。有人或许因为李公不是锡地出生而疑惑，却不知道李公家居锡地，从祖父以下已经历三代；他的父亲殿撰公李夔以及母亲吴令人先后都葬在湛岘山，李公曾在那里守墓，亲手栽种松柏一万株。这些事在李公父母的墓志铭及李公行状中记载得很详细。李公大概在这里生活、求学、做官共若干年，最后才获得建祠的诏命，后来又在福州去世，所以他自称必定用“梁溪”，并以此命名自己的文集。由此看来，李公究竟是寄居此地的贤人，还是本乡的先生呢？我曾考察过，李公年幼时就有大志，这从他登城抵御寇盗时可以看出；他关于宣和年间洪水的议论，说明他深受陈了斋这样的君子所期望和器重。到他在朝廷任职时，有见识、有才干、有权变、有度量，而以忠诚为根本，以正气谋划政事；靖康年间竭尽扶持国事之力，建炎年间提出修治与攘除的政务，绍兴年间提出恢复故土的建议。不幸的是，他屡次受到猜忌和阻挠；他所谋求的，是为君父报仇，端正华夏与夷狄的名分，使自己在圣贤面前无愧，这些都表现在奏章和谋划之中。然而其中有隐而不显的功劳，若不是君子，没有人能够了解。几十年后，锡地和邵武都为他建立祠堂；直到今天，祠堂废而复兴，可见是非公论本来不分古今，而上天注定的结果能够胜过人为的毁誉，确实不能欺骗。否则，像秦桧、贾似道的子孙，本来有改换族谱、隐藏画像、逃往别处的人，又究竟是为什么呢？只是这座祠堂复建时，僧人既无力量，有力量的大夫士人也没有谁过问，于是竟让安氏一人承担。承担全部费用，这也可以说是理数发展到极点了。大概是上天有意启发了他的内心吧。从前永康徐元德任邵学教授时，首先倡议建立李公祠堂，晦庵朱子为此作记，深深嘉许并赞助了这件事。何况国家难道没有像徐元德那样负有责任的人吗？国家又想拨给田地十三亩，和陆氏所捐的田地合在一起，交给寺僧，作为春秋私祀的费用，只是还没有主持祭献的人。君子认为，应当谋求李公的族裔来主持。如果最终能够实行，这件事就更加值得赞美了。我年老而愚钝，没有晦庵那样的文笔来论述李公盛大的功烈，便借着说明修复祠堂的辛劳，特意为牲碑撰文，以记载年月，并作迎神、送神之词，让祭祀李公的人歌唱，也稍稍用来慰藉李公罢了。祠堂始建于正德四年八月六日，第二年九月九日落成。当时由寺僧可清等人主持祠事。迎神词说：“公将往哪里啊？劳烦我们招请。望见云旗啊，越过江潮。公戴蝉冠啊，穿绛色衣裳。指向旧日山丘啊，来此游遨。早晨驾车腾跃啊，来到水边。傍晚收住车节啊，停在山尖。西边有惠山啊，东边有胶山。洁净我的酒樽啊，斟上醇美的酒。翘首盼望英灵啊，还没有降临。歌声喧阗啊，鼓声箫声齐鸣。宛然怀念公啊，心中劳苦。”送神词说：“公将要离去啊，要往哪里去呢？” 望着闽山啊，向着东南方。公张起重重帆啊，划动两支船桨。驾驭海涛啊，乘着天风。眷恋旧日游踪啊，就在这里。亲手曾栽种啊，万株松树。惠山的泉水啊，胶山的山峰。庄严整齐啊，新建的宫祠。神灵忽然在那里啊，又忽然来到这里。云彩回旋飞翔啊，处在太空。年复一年啊，愿您前来降临【叶韵】《容春堂前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容春堂前集》卷十七 （明）邵宝撰 志铭【十五首】明代故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杨君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