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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六 《泾臯藏稿》　别集类第五【明】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泾臯藏稿》二十二卷，是明代顾宪成所撰。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无锡人。万历庚辰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后来被削去官籍归乡。此后起用为南京光禄寺少卿，但没有赴任。崇祯初年，追赠吏部侍郎，谥号端文。其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明朝末年，东林的声势影响四方，君子与小人相互攻击，置国家君主于不顾而争门户之见，逐渐发展到宗庙社稷相继沦亡，仍然蔓延不止地互相辱骂争斗。按照《春秋》责备贤者的原则，推究祸乱的根源，不能不对清流感到遗憾。顾宪成就是东林最初的倡导者。当初考察顾宪成与高攀龙，不过是一两个人聚在一起讲学，以砥砺气节操守为事。到了后来，标榜日益严重，依附者渐渐增多，终于使人物流品混杂；上面的人有时也不免于好名，下面的人甚至依托门墙，借助羽翼，来发泄恩怨、争取仕进。这样不仅不能与宋代道学相比，甚至也不能同汉代党锢之士相提并论。所以议论者说，攻击东林的人多是小人，但东林中也未必人人都是君子，这也是公允的评论。由此可见，聚集门徒、树立学说，其流弊必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实在不是世间所应有的。只是顾宪成自身操守端正清白，在朝廷所立的大节多有可观之处，而且淡泊名利，议论说理也相当醇正，从未挟持私见来扰乱是非，归根究底仍不愧为儒者。所以特意收录他的文集，并详细论述东林末流的过失，以此作为鲜明的警戒。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敬校订呈上。总纂官【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泾臯藏稿》卷一 明　顾宪成　撰 我目睹事情而内心受到激发，恭敬地陈述当今第一件紧要事务，恳请圣明特别赐予省察采纳，以端正政治的根本，挽回人心。这是关于此事的奏疏。臣在本月初一日接到邸报，四川等道御史高维崧等上了一道奏本，请求宽免罪责。奉到圣旨说：“任用人来自朝廷，你们不论是非，动辄肆意攻击、抗拒圣旨，只求争胜；等到有圣旨推举人，又推诿搪塞，实在放肆反复。本应从重治罪，姑且念及人数众多，为首的高维崧降三级，赵卿、张鸣冈、左之宜各降一级，一律调往外任，其余各罚俸一年。”吏部知道。钦此。臣看到这道旨意，既疑惑又震惊，退下来思考，忧愁郁结满腹，实在不知道事情为何会这样。如今工部尚书何起鸣，究竟是君子还是小人？他弹劾都御史辛自修，果真有根据还是没有根据？御史高维崧等联合弹劾何起鸣，究竟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这些事情都明明白白，不必辨析就可以知道。皇上因为何起鸣而罢免辛自修，已经处理了这件事；又为什么降黜高维崧等四名御史呢？皇上认为“任用人来自朝廷”，这句话本身是对的。如今何起鸣弹劾辛自修，便罢免辛自修；弹劾高维崧等，便降黜高维崧等，这可以说是出自朝廷吗？皇上也曾同执政大臣商议过吗？是商议了却没有告诉他们吗？是告诉了他们却没有听取意见吗？还是只同身边的人商议过而已？或者何起鸣另有获罪之处，便借此排挤他吗？这些都不得而知。至于辛自修是否贤能，臣暂且不论。主管考察，反而遭到诬陷；大计这样的重大典制，一朝之间便被破坏，臣也暂且不论。只是说高维崧等的奏疏是迎合上意，臣认为这实在错得厉害。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人心日益下降，猜忌纷纷兴起，诽谤之言积聚甚多：有人说某人属于某党，有人说某人与某人有仇，又有人说某人表面上支持某人，暗中却支持另一人。凡是自己依附的人，就只帮助他的私事，不帮助他的公事；凡是自己倾轧的人，就只看见他的过错，看不见他的长处。于是把没有的装扮成有的，把

译一件事夸大成十件事，连泥里的猪和杯中的蛇影都被当成公案。时俗过分揣摩人意、幸灾乐祸而不愿成人之美，实在太严重了。幸好昨天本部奉旨进行考察，不论恩怨，一概秉持至公；命令下达之日，朝廷内外都一致称赞佩服，认为这是我皇上的明察，也是几位执政大臣的宽容。这样一来，人人无不惭愧悔恨自己过去看人太浅、苛求太深。这也可以看出，人心中的公道不会完全泯灭，挽回局面的机会仍然存在。哪里料到又看见这样的纷纷扰扰呢？在何起鸣看来，辛自修是因为怀有旧怨而构陷他；在辛自修看来，何起鸣又是因为违逆时势而招来祸患；何起鸣又被认为是仗恃有援助而巧妙排挤辛自修；辛自修则又被认为是受到委屈而急于辩解，这些看法都错了。难道只有高维崧等是迎合上意吗？即使如此，给事中陈与郊等人极力诋毁辛自修，又是为什么呢？难怪人们议论纷纷了！如果说一个是公心，一个是私心，臣实在不能理解。假使双方都平心静气、互换位置来看，臣恐怕我所说的公心，本来就是对方所说的私心；而对方所说的私心，也正是我所说的公心罢了。为什么要偏袒自己而治罪对方呢？现在的办法，臣认为不如各自致力于反省自己。何起鸣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被众人议论鄙弃？辛自修应当想一想，为什么受到同僚朋友的猜疑？高维崧等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话一说出口便招来轻侮？陈与郊等也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话一说出口便引起疑惑？至于执政大臣，更应当加倍检点反省。要以风气激励天下，即使自己有长处，也不敢轻易自满；即使别人还没有理解自己，也不敢过分责怪别人。把自己看得若无若虚，勤勤恳恳，长久积累之后，精神自然会通透明彻，诚意也会绵密深厚。既然本来没有偏好，谁能强求别人同自己相同？既然本来没有偏恶，谁能强求别人同自己相异？即使有人心胸狭窄、锐气逼人而自负高傲，听到这些也会惭愧，看见这些也会悔恨，恍然若有所失而不自知。若这样仍有人把一件说成两件、把两件说成三件，君子会轻视他，舆论会非难他，大家共同起来驱逐他，又何必急忙同他计较呢？元辅申时行，胸襟虚静、气度高雅，天下人都共同推重；次辅许国、王锡爵，同心同德，和衷辅治理政，偕同达到这样的境界，原本并不难。关键在于卓然以皋陶、禹、稷、契相互勉励，而不只是像近来所谓的名相那样罢了；这样或许可以回应天下人的期望。若是以智力较量智力，以力量较量力量，抛开仁义道德的作用，而在极细微处争论巧拙，即使侥幸成功，最终也不过是杂霸之术；假借仁义并不是今日所应采用的。此前御史甘士价提出和衷的主张，意旨很美好，只是不致力于防止根本、堵塞源头，而只想在声色之间调停，结果不是强迫上面迁就下面，就是强迫下面迁就上面。表面上虽然好看，病根却始终存在。扁鹊、卢医这样的名医一望见病势便退避而走，庸人却还以为没有什么可忧虑的；这正是臣不能不发言的原因。臣又因此有所感触，请让我把这番道理说完。臣私下看到，如今凡是不属于科道而上书进言的人，世人必定责骂他说：这是越职，又说这是好名，再说这是求取仕进的捷径；否则便又说他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毫无谋划，只是借此掩盖丑事、逃脱法网。这四种情况确实也有，但不能不探究其中的原因。臣曾冒昧认为，明朝兴起已经二百多年了，西汉的经术、东汉的节义、唐代的诗词、宋代的理学，都文质彬彬、盛极一时，唯独言官的气势稍显不振。天下多有事故，敢于直言、正直的议论，往往出自其他部门，更不必说远的；就如我皇上即位以来，故相张居正执掌政事，几年之内，言官有相继称颂的，有相继保留他的，有相继为他祈祷的；至于求得像吴、赵、邹、沈、王、艾这些人一样的言官，为什么如此寥寥

译无几呢？又如近日高维崧等联合弹劾何起鸣，本来属于公议；及至皇上责问，他们便动辄惶恐推避，不知道推谁为首，只有忙着谢罪罢了，也没有能力说明事情的始末，来开阔圣上的心意。难道没有想到皇上聪明睿智，听从劝谏如同流水；假如高维崧等披露真实情怀，说明事实，明白阐述道理，言辞恳切笃实，那么皇上一看便有所领悟，也未可知啊。

译臣对此深感惋惜。由此看来，假使言官不被利益诱惑，不因威势而恐惧，没有事情时不琐屑议论以求取厌弃，有事情时不回避退缩以求取容纳，那么即使有牵衣谏阻、折断栏槛之事，也时时不乏其人；否则，他们也没有由头奋发陈说了。由此可见，使人能够越职进言，是台省官员造成的。人之常情，没有不喜欢顺从而厌恶违逆的，何况身居尊显之位的人呢？他们喜爱一个人，就能使他荣耀；厌恶一个人，就能使他受辱。若有一个人偏偏违逆他们所喜欢的，触犯他们所厌恶的，端正言辞、严肃神色，侃侃直言而毫不顾忌，怎么能不被称为名声高峻呢？名声高了，而承受这种名声的人正苦于不能承受；厌恶痛恨还不够，便发展到废弃他；废弃还不够，便发展到摧残他。这样天下人都会在心中愤愤不平；一旦时势变化、事情改观，是非得到评定，又怎么能不特别提拔他呢？况且人的长处和短处本来就是时时都有的，天下人不可能全都合乎中道，掌权的人也不可能全都贤能；如果偏偏苛求这些人，想要彻底发泄痛快，那么天下一定会有人借此作为攻击的口实，又怎么能不姑且放过这种做法呢？因此，被压抑的人反而会得到扬举，被屈抑的人反而会借此伸展，被退斥的人反而会得到助力而进用，这一点完全可以看清。假使他们所说的是对的，就欣然接受；他们所说的是错的，就宽宏包容；记取他们的长处而不责怪短处，褒奖他们的正直而不恼怒他们的狂放，欣赏他们的真诚而不怀疑他们的矫饰。我采用他们的话，何必计较他们这个人呢？我不采用他们的话，又何必憎恶他们这个人呢？如果真能这样，人人都能进言，还有什么名声可以求取？还有什么利益可以希求？又有什么丑事可以掩盖？不仅如此，我反而会因此获得容纳直言的名声，收到采纳言论的好处。由此可见，使人能够借进言求取名声、希求利益，又能够掩盖丑事，是朝廷造成的。至于进言的人，大多意气用事、自鸣得意，不能忍受约束，对规矩有所疏忽，遇到事情便激愤发言，往往超过分寸。听的人心中本来就不服，退下后考察他的行为，又觉得不足以满足自己的意愿，便说：‘你既然拿古人来要求我，为什么不拿古人来要求自己？’前后的人察觉到其中的意图，又趁机诬陷他来取悦权势，搜寻污点、罗织瑕疵，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他的言论不再被采纳，连他本人也被轻视了。假使士人能够洁身修行，在家不愧对妻子儿女，出外不愧对朋友同僚，那么他本人自然受尊重，他的话也受重视，又怎么会没有人听取呢？由此可见，使人能够被推举出来，置身于众多责骂之中的，是进言者自身造成的。所以臣认为，也不如致力于反省自己罢了。自己反省，上面便没有闲暇把进言当作罪过；下面也没有闲暇把进言当作求取名声；只是各自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罢了。此前都给事中杨廷相分条陈述考察事宜，意在严惩矫激的错误，大概也是有道理的。只是人的常情，认为自己正确而违逆上意的人少，顺从上意的人多；如果不反省自己，只是一味互相责怪，最终必然是人数多的一方日益得势，人数少的一方日益失败，将来的祸患，恐怕不在矫激本身。若说：‘过去张居正当权时，应当崇尚异议；如今不是那个时代，应当崇尚同调。’那么即使唐尧、虞舜之时也是如此，朝廷上有争辩，民间有诽谤，而孔子也说：‘国家有道，应当言语高危、行为高危。’如今正是君主圣明、臣下贤能、千载难逢的时候，竟然不以唐虞时代的有道来要求当今社会和百姓，却只在张居正掌国政的日子里比较长短，这正是臣痛心的地方。因此，过去是一个时代：上下隔绝，群邪朋比兴起，即使一件事不是出于私人，也都被当作正常；现在是另一个时代：上下恭敬，众多正人汇聚，稍有一件事不是出于公心，便都被视为异常。这就是臣尤其不能不发言的原因。臣是一个迂腐的儒生，没有什么见识，生逢圣明之世，希望看见太平，内心情感激荡，不能默默不言，所以总是以反省自己的主张进言。臣反复思考，当今第一件紧要事务，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这样做用心宽厚，却能迅速感动人；方法简要，却能取得宏大的成效。只要皇上超然远望，穆然深思，凝然独立，反躬自责，端正根本、澄清源头，无论大臣小臣、近臣远臣，都把他们看作一体；无论讽谏、直谏，合乎法度的言论、谦逊委婉的言论，都选择其中有用的来采用。同时再晓谕大小臣工：彼此不要猜疑嫉妒，要自我责备、自我修养；不要吝惜承担怨恨的名声来迎合君主的欲望，不要希求顺从奉承的美名来便利自己的私心；不要顺从一时的喜怒而给将来留下祸患，不要固守一己的是非而误伤国家的体面。至于左右近侍，也应当时时用这些道理来考察约束他们，使他们各自懂得爱惜名节，共同享有荣誉名声。若对高维崧等四名御史姑且命令照旧供职，那么皇上为什么不如尧舜？在朝廷中的诸位大臣为什么不如皋陶、禹、稷、契？天下为什么不如唐虞？改变人才、转移世道的关键，确实就在这里。《大学》说：‘从天子一直到平民，一概都把修身作为根本。’《中庸》说：‘端正自己而不要求别人，便不会有怨恨。’《孟子》说：‘行为没有得到预期结果的，都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 ‘自身端正，天下人就会归附他。’又说：‘用善行来培养别人，然后才能使天下人信服。’臣实在抑制不住恳切之情，只请皇上裁察。奉到圣旨说：‘这道奏本是党同伐异的奏本。高维崧等肆意发言以沽名钓誉，实在轻浮急躁。顾宪成姑且降三级，调往外任。此前曾特别谕令各部司属，想陈述自己见解的人，都要呈报堂官，议定后具奏。顾宪成曾经向堂上官呈报过吗？着令回来说明。’ 册立储君是国家的重大典制，关系到国家根本，不应有所等待。恳请圣明早日赐下皇帝的决断，以使成命确立，以安慰舆论民情。这是关于此事的奏疏【吏部四司共同呈上的奏本】。

译臣等恭敬地看到，皇上考虑祖训中立嫡的条文，想把皇第三子暂且一并封为王，等待将来有嫡子便立嫡子，没有嫡子便立长子。由此可知皇上的内心有所警惕，不敢自行专断，而一定要上合圣祖的心意才安心。又看到皇上谕告辅臣王锡爵等说：‘朕作为天下之主，无缘无故受到诬陷，实在令人痛苦、愤恨。’由此可知皇上的内心有所歉疚，不敢自我安适，而一定要下合天下人的心意才安心。有这样的君主，难道不是真正的圣君吗？然而臣等退下思考，唯独对‘等待’这句话不能释然，仍然感到疑惑。皇上所依据而认为正确的地方正在这里，天下人共同依据而认为错误的地方也正在这里。这是吉凶的根源、安危的关键，不能不及早辨明并谨慎防范。太子是天下的根本，确立根本正是为了不忘天下。预先确定储君，是为了巩固根本，怎么可以拖延呢？所以有嫡子便立嫡子，没有嫡子便立长子，这是正确的。等待嫡子出生，是错误的；根据目前是否有嫡子来决定，是正确的；等待将来再根据是否有嫡子来决定，是错误的。‘等待’这个说法，拖沓迟滞而少有决断，悬空设想而难以确定期限；它扰乱不可更改的典制，冲毁不应改变的防范，毁坏不可携带的信用，丛生无法解除的疑惑，开启无法挽救的嫌隙，留下不可测知的忧患，实在非常不可取。臣请求逐项列举说明。皇上称述祖训，言辞恳切；但其中所说立嫡、待嫡两条，各自有其主旨。拿它来对照建储之事，显然完全不同。皇上只因为它符合自己援引的内容，便把它附会在一起，这究竟是尊重祖训，还是违背祖训呢？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我曾考察本朝建立储位的家法，东宫本来就不必等到嫡长子，元子也并不封王。朝廷大臣接连上章、反复陈说，已经十分详尽，历历可考。皇上只因为它不符合自己已经作出的安排，便不予省察，难道皇上新创的见解竟能高出列圣吗？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臣等听说，凡是拥有天下的人称为天子，天子的元子称为太子，太子的元子称为太孙。天子与天相联系，君主与上天本为一体；太子与父亲相联系，太孙与祖父相联系。父子祖孙本为一体，所以至亲中的主鬯者、承继宗庙的人，正在这里；这是不能用爵位来封授的。其余的儿子则称为王，王必定要联系某一封地，各有自己的疆域，因此可以授予爵位。如今想要同时封三王，那么元子的封号应当联系什么呢？若无所联系，就难以成为名义；若有所联系，又难以符合实际。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皇上也只是说这是“权宜”罢了。所谓权宜，是不得已才设置的办法。元子升为储君，诸子分封为藩王，在道理上是顺理的，在情理上是安稳的，在名分上是相称的，在祖训上是合乎常经的，有什么可疑虑、可牵制、非这样不可的地方呢？嫡子与诸王并尊并大，正是造成逼迫的原因；有逼迫就会凌犯，凌犯就会僭越，这是祸患逐步形成的阶梯，难道是小事吗？却姑且放任它，这就是第四个不可。皇上以圣祖为法，圣子神孙又会以皇上为法。皇上尚且不难创设祖先没有的制度，后世难道还会以继承皇上已有的制度为难吗？从此以后，侥幸有嫡子还好；否则就是没有东宫，岂不是会耽误万世的大计吗？又侥幸皇上这样英明还好；否则便是所有皇子都成了东宫，岂不是会酿成万世的大患吗？臣每每想到这里，便不寒而栗。难道皇上能够独自安然无忧吗？这就是第五个不可。况且皇后，是同皇上共同承奉宗庙社稷的人，只求宗庙社稷后继有人罢了。宗庙社稷后继有人，皇后的职责就尽到了。难道一定要有嫡子之后才感到快意吗？皇上以父亲的道理统治天下，皇后以母亲的道理统治天下，二者本为一体。因此皇上的元子就是皇后的元子，即使恭妃也不能把他据为己有。皇上的诸子就是皇后的诸子，即使皇贵妃也不能把他们据为己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统属于尊长。如今平民之家，妾所生的儿子也以正妻为嫡母，这本来就是确定的名分。难道一定要亲自生出的才算自己的儿子吗？又难道一定要像辅臣王锡爵所请求的那样，必须行拜见礼之后才称为儿子吗？皇上为什么不以大义裁断，却拘泥于这种小事呢？这就是第六个不可。何况起初奉旨说姑且等待二三年，那就是二三年；不久改为二十年，那就是二十年；不久又改为二十一年，那就是二十一年，还可以用年月作为期限。如今说要等待嫡嗣出生，便不能用年月作为期限了。圣明的诏令刚刚公布，忽然又更改；圣上的意思屡屡改变，却越来越迟缓。若不是由于预先亵渎成命、不是由于众人激切进言，又凭什么向天下交代呢？这就是第七个不可。皇上说得很好：‘朕作为天下之主，而作为天下之主的人，没有不把天下放在心上的。’自从同时册封诸王的命令下达，听到的人没有不怅然若失、惊愕不安的。一天之间，叩击宫门上呈封事的人数不胜数。至于里巷中的平民百姓，也喧闹着聚族议论。这又是谁使他们如此呢？是人心共同的公意。而皇上还责备元辅王锡爵要担当此事。王锡爵早晚奔赴召见而来，正是想替皇上决定这件大事，排除群议而顺从圣旨。所谓担当，难道只是愿意这样做吗？只有日夜惶恐，发誓积累诚意，一定要使皇上处于没有过失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担当。否则，皇上尚且不能奈天下人何，何况王锡爵呢？这就是第八个不可。凡人看见影子便怀疑形体，听到回声便怀疑声音。皇上天资神明，确实不是沉溺宠爱、亲近狎昵之类的情形；但那些不能体谅的人一味揣摩，百般猜度，恐怕很难家喻户晓。于是皇上正认为自己无缘无故受到诬陷，天下人却将认为皇上无缘无故反悔改令。无缘无故受到诬陷，难道只有皇上不能承受，臣等也会替皇上感到不能承受；无缘无故反悔改令，难道只有臣等不能替皇上解说，皇上也不能替臣等解说。皇上的盛德大业，可以与三皇五帝相媲美，却竟然招来这些意外纷扰，不是很可惜吗？这就是第九个不可。以上九个不可，都是由‘等待’这一个字造成的。所以说：等待是事情的祸害。犹豫会扰乱谋划，优柔会妨碍决断，因循会错失时机，徘徊会给窥伺者以机会，拖延会养成祸患，难道不是天下的大戒吗？

译臣恭敬地希望皇上回过头来默默反省，深思远虑，把成法看作绝不可违背，把舆论看作绝不可违拂，把最初的命令看作绝不可更改，把新的谕旨看作绝不可实行；由皇上亲自决断，立即举行册立储君的大典。皇元子首先正式确立储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一并赐予王爵，这样或许可以使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兄长像兄长、弟弟像弟弟；宗庙的福祉、社稷的庆幸、千万世无穷无尽的福泽，全都聚集于此了。臣等怎能不满怀恳切地极度盼望，感恩而惶恐，履行职分披露忠心，恳请圣明特别赐予察看，并请求准许臣等退休，以安守愚昧的本分。这是关于此事的奏疏【代孙堂翁立峰所作】。臣自认为任职没有成效，便具疏上陈。圣德如天，曲意宽容假借，安慰臣以清廉谨慎，督促臣以挽救纠正，勉励臣继续供职。臣反复诵读圣旨，既感动又惭愧，此外还能再说什么呢？只是想到人臣的罪过，没有比专擅权力更大的；国家的祸患，没有比结党更严重的。臣日夜徘徊忧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得不为皇上陈述一次。权力，是君主掌握的权柄；人臣所主管的，叫作职掌。吏部以任用人才为职务，官员的升降、去留，一切都属于吏部。然而必须先拟定议案上奏请示，奉到圣旨之后才能实行，那么所谓权力本来就有其所在，并不是人臣可以专擅的。因此，职务在于分工承担，而权力则统摄一切；权力在于独自决断，而职务有时不能完全施展。君臣的名分，就在这里，二者之间的界限实在严明。臣世代承受国家恩惠，皇上又不认为臣不肖，让臣在铨曹任职。臣感激这种特殊待遇，勉力图谋报答。任职以来，发誓奉行公事，对内不敢有丝毫顾恋，对外不敢有丝毫畏惧。谁不是依靠皇上的信任呢？臣的升迁或降黜、去职或留任，哪一样不是皇上的英明命令和圣明裁决？这可以说是恪守职务，但若说是专擅权力，似乎还不是。如今只因议论挽留两名部臣便说是专权，那么到哪里不是专权呢？何况邹元标等人，天下人每天都伸长脖子盼望他们被任用，可是屡次推举都被阻格。臣正因自己的才干见识浅薄、不能符合圣心而内心惭愧，至于受到猜疑、阻挠，动辄形成掣肘，使自己失去职守，反而还要责备臣专权吗？至于‘党’这个字，是汉、唐、宋覆亡的根源，都在于此。臣不仅嘴上不忍说，眼睛不忍看，耳朵也不忍听。怎么能把它当作儿戏呢？凡科道官的论劾，交由有关部门复议，自有去留；即使外计拾遗，也是如此。如今只因议论挽留两名部臣便说是结党，那么到哪里不是结党呢？况且宋代大臣欧阳修说过：‘君子有同道之朋，小人没有同道之朋。’如今朝廷上号称贤能的人很多，只是人人各有心思，形迹分歧，猜忌渐渐兴起；精神隔阂，议论渐渐繁杂。臣忝居首臣之位，正惭愧自己不能从容调和，使君子合为一体，共同辅佐太平之治，反而还要责备臣结党吗？铨曹是重要的职位，不是合适的人就不应当占据；既然已经让他占据这个职位，就不应当怀疑这个人。过去专权结党的人也往往有过，并不都在铨曹。假如这种事确实从臣开始，那是臣的大罪。即使因为被怀疑专权结党而畏缩消沉、自救尚且来不及，那么铨曹的地位被轻视从臣开始，也是臣的大罪。臣年老多病，日益受到侵扰，任用臣而没有成效，只是为了保全自身而离去，使专权结党的说法始终不能在世上得到澄清，后来的人还把臣当作戒鉴，这又是臣的大罪。臣忧愁郁结于心，不忍默默不言，所以冒昧把实情披露出来。恳请皇上怜悯臣的愚昧，不追究臣的罪过，特别加以省察；并希望赐臣退休，使臣归老山林泉石之间，和田夫野叟一起祝愿圣上万寿无疆。皇上的恩德，真同天地一样。臣惶恐屏息，等待命令。听到命令后内心警惧，自己惭愧于独自得以免除，恭敬地陈述我的愚拙心意，以祈求圣上裁断。事疏【同考功司员外郎李复阳上】近来，皇上阅看科臣刘道隆的奏疏，严厉责备吏部专权结党，随后下旨令臣等回话。皇上将该司郎中赵南星降职调往外任，一时间听到的人群情汹涌，彼此寻求其中原因却不得，于是臣等退下来思考，只有惶恐而已。臣私下想到，臣等平生都以道义同赵南星相互期许；同在吏部后，又以职务相互切磋砥砺。此次考察内计之典，开始时的咨询，后来商议圣旨，臣等都参与其中。至于议论挽留虞淳熙、杨于庭二位大臣，臣等也认为这是出于爱惜人才，曾经一同遵从圣旨。如今赵南星获罪，臣等独自凭什么辞解而得以免罪呢？赵南星一心奉公，不因私情庇护，不因权势而动摇，或许可以稍稍挽回衰颓的风气来报答皇上，却最终仍不能免罪。何况臣等自己揣量，才干见识远远比不上赵南星，迂腐愚直、迟钝鲁莽之处，或许还超过他。若再厚着脸皮留在官员行列，将来招致嫌隙、加速罪责，恐怕不止像赵南星这样了。既然如此，与其罢免赵南星，哪如罢免臣等？与其留下臣等，哪如留下赵南星？因此不避烦琐，仰冒犯皇上的听闻。恭敬地希望皇上扩展天地般的度量，施展日月般的明察，想到赵南星为自己谋划虽笨拙，为国家谋划却忠诚，恢复他的原职，以此表示对任事者的鼓励，不要只是满足那些被考察者的私心。臣如果能这样，实在幸运至极。倘若皇上始终认为臣等专权结党，恳请将臣等一并罢免斥退，不要让赵南星独自承担罪责。臣这样也就幸运至极了。臣等实在惶恐不安，等待命令。因患病不能供职，恳请天恩俯允回籍调养的奏疏 臣只是一个读章句的书生，生逢圣明时代，误蒙选拔，连续担任如今的官职。圣恩如天，臣惭愧没有丝毫报答，哪里敢谈私事？只是臣禀赋气质一向虚弱，平日总喜欢安静而厌恶活动，一遇到烦劳，睡眠饮食全都废弛。近来没有料到突然升任选司，诸事纷杂，早晚奔忙，于是导致心脾受伤，头目昏眩。加上入冬以来，积久感染风邪，痰火、寒热等疾病同时发作。请医诊视，都说元气下陷，邪气上乘，如果不谢绝群体喧扰，退居闲静之处调养，很难希望痊愈。臣随即把情况呈报堂官，堂官再三督促臣出任，臣在这种情况下进退两难，实在狼狈不堪。万不得已，只好仰冒犯天听。查得万历二十年五月间，文选司郎中邹观光因病自行上疏请求归乡，蒙圣旨俞允。恳请下令给本部，照例放臣回籍调养。倘若犬马般的余生侥幸没有先于朝露消逝，尚能同田夫野老一起祝愿圣上万寿无疆。臣实在迫切恳求到了极点。听到命令后立即奔赴，却屡次被旧病牵累，恳请圣恩俯允退休。这是关于此事的奏疏。

译臣是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人，于万历八年考中进士，历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到万历二十二年罢官归乡。不久奉恩诏恢复官职。到万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接到邸报，吏部有一道关于宣读任命的奏本，奉到圣旨说：‘顾宪成起用升任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钦此。’臣听到从天而降的命令，感激不胜，谨向宫阙叩首谢恩完毕。臣私下想到，自己以浅陋疏劣之才，重新承受任用，归田以来，日夜反省警惕。皇上宽宥臣而没有追究，已经是过分的幸运；如今又承蒙圣慈优厚录用，按道理应当竭尽全力奔赴，捐躯图报，于是就在今年春天二月启程。不料十五年前所患的眩晕病突然发作，不能前行。吏部已经替臣宽限，臣请医调理，到八月稍有好转，勉强再次启程。不料走到丹阳病情又加重了，再也不能前行。吏部又替臣宽限，难道不是不忍心让臣终于在圣明时代废弃吗？只是想到臣年轻时不知爱惜身体，过了壮年便衰弱；如今已经六十岁，眼睛昏花，耳朵聋了，老态完全显现，已经不足以效力奔走、接受鞭策。何况如今病入膏肓，纠缠不止，为什么还要侥幸期待那万分之一的可能呢？况且进山只怕不够深，进入树林只怕不够密，漠然置国家安危、政治治乱于不顾，只为使自身便利，这是臣最为羞耻的事。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不能前往，却仍在道路上徘徊，拖延岁月，傲慢地违背公文，只按自己的意愿决定迟速，使自己陷入严重罪责，这是臣最为恐惧的事。查得吏部职掌，弘治四年题准：凡自愿告老的官员，不分年龄，一律准许致仕。又于嘉靖十年题准：今后内外官员有疾病、愿意告老致仕的，听其自便。臣谨将诚心倾诉上请，恳请下令给有关部门，查明臣并无假托，准许臣退休。今后若能保全余生，和乡间父老一起歌颂尧天、吟咏舜日，都是皇上再造之恩。臣实在迫切悬望到了极点。《泾臯藏稿》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泾臯藏稿》卷二 明　顾宪成　撰

译给邹龙翁老师的信 不肖的宪成要前往金陵参加考试时，家父叫住我说：‘你这小孩子懂得什么？竟然能够昂然地在众多童生中戴上儒冠，只是侥幸罢了；又能跟随众位秀才列入观场之中，也是侥幸罢了。侥幸不可一再得到，难道还敢有别的奢望吗？我有一件心事，你若能替我了结它，比考中功名强百倍。’宪成跪着回答说：‘只要是父亲的吩咐，儿子怎敢不听，请父亲明示。’家父说：‘我所认识的穷困人唐应麒，他的父亲住在县城的市中，每天接待各地来往的商人并为他们提供住宿，靠此维持生活。当江宁的盗贼蒋六乔装来到他家时，他起初并不知道那是盗贼；蒋六打开行装与他进行了一些交换时，他起初也不知道那是劫掠来的赃物。不久蒋六败露，牵连到他；他被捕送到江宁，父亲因牵连而死，儿子因牵连而被拘押，从乡里进入监狱，经过多年仍不能获释。大概他同蒋六交换的那些物品，既被拿来作为赃物追究，又无端赔上了一倍的费用；而被拿来作为赃物的东西，又不止是他实际交换的那些。办案的刀笔吏借一件真实的事情，进一步罗织罪名，于是使他获罪。那么应麒所承担的罪责是可以原谅的。而且应麒被拘押至今仍未解脱，是因为赃物没有偿还；可是赃物已经获得赦免了。应麒面对这个独断专行的官员，并不是胆敢抗拒而不偿还，实在是遭到牵连之后只剩下赤贫，即使想偿还也做不到。他又认为既然赦令已经涉及此事，那么不偿还也没有妨碍，竟然只是天天等待赦令落实。负责此事的人按照旧案卷办理、奉行新条例，并不是不能赦免一笔尚未偿还的赃物，实在是怀疑应麒的财产还可以用来偿还；又认为赦免后再偿还、偿还后再赦免，就可以收取实际利益而给他一个虚名，竟然只是天天等待偿还。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一天不偿还，便一天被拘押；终身不偿还，便终身被拘押。看那独断专行的官员，想找到应麒的性命还容易；除此之外再要督促责罚他，还能拿什么来应付呢？因此应麒所处的境地实在值得怜悯。应麒有母亲而尚未年老，有妻子却还没有迎娶回家。母亲害怕儿子须臾之间死去，便向儿媳娘家请求说：‘我的儿子可以没有妻子，却不能死；我可以没有儿媳，却不能没有儿子。希望退还聘礼，我不希望女儿嫁给我家。’妻子娘家坚持不同意，母亲坚决请求，他们更加坚持不同意。他们确实以为赦免已经下达，却没有想到负责此事的人逼迫他偿还。长久不能偿还，长久不能获赦，情势不得不采用母亲的计策。何况即使退还聘礼，也不足以偿还赃物。这就使做母亲的既失去了儿媳，又失去了儿子；做儿子的既失去了妻子，连自身性命也无法保全。因此应麒所想出的办法实在可悲。孩子，你要记住这件事，这是我日夜萦怀、深感内疚的心事。宪成又跪着回答说：‘父亲，这一念天地鬼神实在都在明察，儿子怎么敢忘记？只是我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书生，能够做什么呢？’家父说：‘我也已经筹划过了。听说江宁侯与上元县葛二尹是同乡，而葛二尹确实曾经任本县县丞，可以通过人情申诉。’宪成说：‘儿子不认识葛二尹，怎么办呢？’家父说：‘邹龙翁的父母见官兵曹时，难道不是曾经把你当作国士来对待吗？当葛二尹任本县县丞时，这位老人是他的上司，二人最为相知。如果能请这位老人慨然把事情转达给葛二尹，葛二尹再转达给江宁侯，那么这件事就可以立即真相大白。这一句话可以使一个人获得新生。应麒的事情真相大白，母亲就能拥有自己的儿子，妻子就能拥有自己的丈夫，而应麒也能拥有自己的母亲和妻子；这是一句话使一家人获得新生。应麒被关押在狱中，饿了没有食物，冷了没有衣服，最近又染上疫病，身体枯槁、面色不像活人，同狱的人都替他担忧，他是生是死，大概就在早晚之间了。’ 如果确实想援救他使他活下来，也只在旦夕之间；拯救溺水者、扑灭火灾，情势不容稍有迟缓。孩子，你要知道，这就是我倚门倚闾、翘首盼望的事啊！”宪高兴地说：“邹老师真是仁人，这件事大概能成功了吧？”于是叩头接受使命而去。现在冒昧把事情一一告诉老师，恳请老师裁断。也许老师会说：“这是我的赤子，我不忍心看他坐以待毙，所以怜悯他而答应了吗？这样一来，不肖我大概就能向家严回复了，这是老师的恩赐，也是我的幸运。或者会说：‘他不过是个书生，为什么要强行干预别人的事情，挥手斥责他们呢？那么不肖我回去见家严时，又拿什么话来谢罪？这就是应麒的困窘，也是我的罪过。老师是仁人，在这两种做法之间一定会有所选择。’”临封缄时，实在难以表达我恳切急迫的心情。呈给相国瑶翁申老师的信【此稿已经删削，恰好从破败的箱子中找到初稿，追念往事，不忍丢弃，姑且重新保存下来】我听说，君子在朝廷，天下就一定治理得好；小人在朝廷，天下就一定混乱。为什么能够治理呢？因为君子正直。正直，所以他说的都是正直的话，做的都是正直的事，交往的都是正直的人，这些全都是治世的征象。即使有人想跟随而作乱，也无法使它乱起来。为什么会混乱呢？因为小人邪曲。邪曲，所以说的都是邪曲的话，做的都是邪曲的事，交往的都是邪曲的人，这些全都是乱世的征象。即使有人想跟随而治理，也无法使它治理好。我只是个书生，哪里敢妄自评议天下士人？到了长安以后，根据耳目所见所闻，往往不能释然于心，姑且摘取大概说说。吏部掌管国家的治理，果真都是清正、通达、简明、干练的人品吗？户部掌管国家的财政，果真都是防守操持、耿介恭俭的人品吗？礼部掌管国家的教化，果真都是端庄凝重、深沉肃穆的人品吗？兵部掌管国家的政务，果真都是磊落奇伟的人品吗？刑部掌管国家的禁令刑法，果真都是公平明察、体恤人的人品吗？工部掌管国家的土地营造，果真都是精审严谨、熟练通达的人品吗？都察院掌管国家的宪法纲纪，果真都是刚正方直、正直明亮的人品吗？这样岂不是很好吗？如果还不是，难道只是徒然充任官员而已吗？那么，在朝廷的人究竟是君子，还是不是君子？我实在无法知道。后来慢慢考察，贤能如邹公元标、沈公思孝、艾公穆、傅公应祯，不过在军伍之中罢了；

译贤能如刘公台，不过在囚伍之中罢了；贤能如赵公用贤、吴公中行、朱公鸿谟、孟公一脉、王公用汲，不过在民伍之中罢了；贤能如徐公贞明、李公桢、乔公岩、赵公参鲁，不过是杂职罢了；贤能如赵公世卿，也不过是王官罢了。那么，君子究竟在朝廷，还是不在朝廷？我实在无法知道。我又俯伏思考：君子在朝廷，并不是君子自己就能进入朝廷，而是由于君子中的领袖牵引他们成批进用。如今难道没有君子的领袖吗？如果有，那么君子应该一天天增多，为什么却没有看见他们增多呢？小人在朝廷，也不是小人自己就能进入朝廷，而是由于小人中的领袖牵引他们成批进用。如今难道有小人的领袖吗？如果没有，那么小人应该一天天减少，为什么却没有看见他们减少呢？我实在无法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疑惑，因为疑惑所以害怕，因此冒昧向老师私下请教。我私下认为，当今皇上所倚重的，没有比首辅更甚的；海内所敬仰倚重的，也没有比首辅更甚的。老师与他朝夕共事，一定能够洞察他的真实精神所在：他是否果真坚定地把宗社和百姓的安危作为自己的责任，而是非利害都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还是仍免不了刚愎自用呢？那么老师对于首辅，彼此相知相信用到能够披肝沥胆、畅所欲言而不避讳的地步吗？还是也不过只停留在表面礼貌上呢？那么老师究竟应当怎样做才好呢？是凡事顺从而听任他吗？还是应当设法以相反的意见挽回他呢？顺从听任他，我担心会成为随波逐流，最终两人互相附和，造成蒙蔽堵塞的祸害，使国家的事情败坏；相反地去挽回他，我又担心会成为过于激烈，最终两人彼此故意相反，造成乖离的祸害，使国家的事情也败坏。想来在不随波逐流、不激烈对抗之间，是否自有微妙的作用呢？这些都是我所希望听到的。老师能否进一步提点我，使我豁然有所领悟，彻底解除疑惑呢？还是会说：‘有这种道理吗？你未免太迂腐了！’姑且一笑置之呢？恭敬地九次叩首请教。呈给颖翁许相国先生的信 我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之所以发展到破坏而无法收拾，起初不过是由于一个人的私心罢了。果真只是一个人的私心，天下谁不知道它不对呢？从法律上说，还不足以造成破坏。大概是有人附和它；那些附和它的人又都是庸俗鄙陋的小人，名声丑陋，实际行为也恶劣。天下又有谁不知道他们不对呢？从法律上说，也还不足以造成破坏。大概又有人仿效它；那些仿效它的人又都是同类，不过是想彼此从中获利罢了。天下又有谁不知道他们不对呢？从法律上说，终究还不足以造成破坏。只是日积月累，逐渐把它当作习俗，即使端正的人、正直的士人，也安然处在其中而不觉得奇怪，这才终于造成破坏而无法收拾。我不聪敏，其他事情不敢妄论，只是私下担心如今的科举将会类似这种情况，所以不得不来拜见明公。明朝兴起已经二百多年了，执政者并不全是周公旦、召公奭，破坏法度、扰乱纲纪的事情也很多，只是从未发展到这种地步。焦氏芳，早晨被追究，晚上就败落，从此再没有人敢做焦芳那样的事；翟氏銮，晚上被追究，早晨就败落，从此再没有人敢做翟銮那样的事。唯独近来张江陵辅政，神奸鬼计，高出焦芳、翟銮二人之上，暂时苟且保持完好，众人便都仿效他的恶劣做法，彼此接连而进，没有人觉得奇怪。等到江陵去世，一切败坏的政事，日渐消除，几乎将要全部消尽。唯独科场之事没有改变，不仅没有改变，有时反而更加严重了。这正是天下人长叹痛恨的原因。然而过去人们害怕江陵的威势，只把愤恨积压在胸中，闭口结舌；如今又徘徊观望，没有人肯开口。这是什么缘故呢？天下这么大，并不是竟然没有贾傅、梅尉、刘宗正这样的人。想来是认为有明公在，可以不用担忧。明公是当世端正正直的人，过去听说江陵没有按礼为父亲守丧，明公没有附和他；近来江陵生病，诸位公卿争相到东岳为他祈祷，明公又没有附和。明公不谄媚逢迎到这种程度，为什么唯独在这件事上却不是这样？所以说：有明公在，可以不用担忧。可是，又有人替这件事说情了。他们说：‘科场有公认的成规，也不能任意处理。认为某人合意就收取，是亲昵；认为某人不合意就舍弃，是矫饰。这两种做法的过失相等，只能无所偏心地交给公议。’我认为，这种话不过是雍容典雅的闲谈，而不是挽救时弊的切实议论，正是孔子所说的佞言。要挽救时弊，没有不用矫正手段的。矫正之所以被认为不可取，只是因为它违背世情、触犯习俗：用在家中，家人非难；用在国家，国家非难；用在天下，天下非难，所以才说不可。但是，如果把这种矫正施用于今日的科场，用来裁定宰辅的子弟，那么从旸谷以西到昧谷以东，人人都会感到痛快，赞成它的人多得不可胜数。这样矫正又有什么害处呢？明，是众人依靠它来观察的；聪，是众人依靠它来听闻的。如今明公将要主持南宫事务，天下依靠明公来观察、听闻的人不少。即使想慨然出来挽救这种弊端，使国家兴贤育才的制度将要败坏的重新完好，只有明公能够做到。即使认为事情本来如此，安然听任，使君子忘记它的不对而不加诘问，使小人把错误当成正确而不受阻止，也只有明公能够做到。明公是当世端正正直的人，一定会对此有所思虑。我顾宪成，辱居执鞭随从的末位，每次见到明公，明公总是以德义勉励我，因此不敢吝惜自己昏昧浅陋的思考，率然把它说出来，只希望明公进一步评判可否，那就是我的大幸。

译再次呈给相国瑶翁申老师的信 昨天向老师谈到魏、李两位君子，老师欣然接受，没有认为冒犯，我私下由此窥见老师的宽大。只是元相所说的某甲子之说，不仅击中了魏侍御，也连同击中了侍御的弟弟允中。对此我十分疑惑。我私下想，自从江陵的几位公子相继考中进士以来，人情汹汹，议论纷纷，已经很久了。此前我不避烦琐，屡次尽情陈说，正是为了这件事；如果确实如某甲子之说，我又有什么求而不得的呢？唉！当江陵专擅国政时，凡上书言事的人无不获罪离职，因此台谏官闭口结舌，萎靡不振，天下人为之悲伤。到了如今，稍稍能够以直言振作起来，可是往往也有所揣摩和粉饰；真正痛切的地方，仍然迟疑观望，没有人敢触及，科场之事就是如此。唯独魏侍御不顾忌，抗疏直言；李民部也不顾忌，抗疏为之申救，这才是真能直言。执政者对这两个人能够宽容，这才是真能宽容。可是那个人又从中挑拨离间，他也实在是不仁了。这件事对于两位君子有什么害处呢？凡是进言的人，大多是因为心中有无法忍受的事情；他们的意图并不是希望事情做到十全十美。正因为事情不完美，随后他们的名声才会更高；如果事情真的完美了，时间一久，积累了嫌怨和毁谤，日渐消磨，最终不能保全，天下人一定会说：‘这个人曾经因为某件事触犯贵人。’大家反而一同叹息并追念赞赏他，这样他的名声又更高，而我却独自承受压制进言、违背劝谏的罪过。所得在他们，所失在我，这究竟是多么偏爱执政者、姑息他们，又多么以德行偏爱两位君子啊？《诗经》说：‘把那些进谗言的人抓来，扔给豺狼虎豹；豺狼虎豹不吃，就扔到北方；北方不接受，就扔给上天。’我实在不胜过分忧虑，再次把心里话披露出来，希望老师始终怜悯并察看此事，使两位君子得以保全，让天下后世都能窥见老师的宽大。不肖宪实在万分幸运，世道也实在万分幸运。临封缄时惶恐不安，言辞杂乱不尽。

译给王辰玉的信 我不聪敏，有幸与您生长在同一片土地；又有幸在往年于长干、雨花之间远远瞻仰过您的风采。您不嫌弃我而愿意提携我，即使御李、识荆，也不足以比拟这种畅快。我自知疏远浅薄，没有能力供您驱使，不敢有所称述效劳，只因同气相类，时常仰望叹息而已。近来本来真想把积累数十日的诚恳思虑献上，刚写又停。深思您具有玄妙的见识和高深的造诣，在识人方面极为美善，我怎么能怀有蓬草般的心思，拘泥于固执自我，胶着不决呢？于是把心里话披露出来，希望您稍加察看。我私下认为，国家设置科举来选取士人，是一项重大的典制。上面不可以因私心而对待下面，下面也不可以因私心而对待上面。明朝兴起二百多年了，从来没有人能够干预破坏它。干预破坏它，是从张江陵开始的。张江陵去世以后，各种污秽政事依次革除，唯独这件事一直没有能够改革。因此，魏直指早晨讽谏，晚上就被流放；丁直指晚上讽谏，公卿大夫第二天早晨便争相寻找他的过错，终于使邪说结党兴起，到今天还喧嚣不止。唉，为什么竟严重到这种地步！士人又何必区别贵贱呢？贵者便取贵者，贱者便取贱者，只要合乎适当就行。过去谢氏有谢丕，商氏有商良臣，当时都把他们视为荣耀，为什么偏偏如今却把他们一同视为耻辱呢？这并不是爱憎有所不同，而是其中确实有难以解释的地方。您难道没有看见吗？像鱼贯一样接连进入，没有一个落后；像雁行一样排列，没有一个领先；最后加以比较，慢慢加以考察，没有一个不合。把这看成自然形成的，为什么如此巧妙？把这看成偶然，为什么又屡屡如此？这将用什么向天下交代呢？至于您，却与此不同，我不敢胡乱说话。相国先生履行仁义，巍然与古代的五臣十友相抗衡；千百年来，直到您这一代，少有这样天性纯厚的人，年长以后更加茂盛，胸襟旷达超出万象之表。天下即使想进而把您投给先生，退而把先生投给您，也做不到，因为其中已经有默默阻止、逆折牵制的力量了。从今以后，您第一次参加秋闱就名列前茅，第二次参加春闱又名列前茅，第三次参加大廷殿试又名列前茅，天下人不会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确实相信您。不过，我私下也有担忧：贤者不幸与不肖者同样被取用，最终将无法辨别谁贤谁不肖；不幸与贤者同样被取用，最终又会有办法掩饰不肖者。无法辨别就会形成防范，有办法掩饰就会使其更加牢固。过去的人不感到惭愧，后来的人也不引以为戒，岂不是参与了这种干预破坏的人吗？这正是我所担忧的。难道只是我这样想吗？天下人也是这样想。难道只是天下人这样想吗？执事您也是这样想。我不自量力，私下替天下为执事筹划，替执事为天下筹划，最好的办法不过是避开它罢了。议论的人一定会说：‘没有必要，这是在避嫌。’与其避开嫌疑，不如把嫌疑忘掉。我只求内心无愧罢了。避嫌，是德行衰微的表现。根据我所听闻的，大概还不是这样。过去尧把天下让给舜，舜离去而到了河南；舜把天下让给禹，禹离去而到了阳城；周公摄政，流言纷纷兴起，便离去而到了东方。孔子周游列国，到了卫国，有人邀他做卿，他神色严肃地拒绝了，离去而到了陈、蔡之间，即使断粮也不恼怒。这些都是天下的大圣人。一个帝、一个王、一个相、一个卿，都不足以使他们内心蒙受污点；丹朱、商均、管蔡、弥子之类的人，也不足以使他们外表染黑。可是他们为什么还要像这样惴惴不安地害怕呢？本来就是有所避让。因此说：‘按照礼节进用，依据义理退处。’又说：‘富贵，是人们所希望的；如果不按正道得到，就不接受。贫贱，是人们所厌恶的；如果不按正道摆脱，就不摆脱。’难于进用、容易退处，就是把进用看成可疑；对富贵有所选择、对贫贱毫不选择，就是把富贵看成可疑。圣人把富贵与贫贱看得一样，只求内心无愧就可以了，何必拘泥到这种地步呢？这样看来，圣人的见解也就可以明白了。您认为对吗？不对吗？如今中进士一科的荣耀，并不比拥有万乘之国更厚重；家家猜疑、户户惊愕，积累起来的议论像山一样，也并不比三蘖更轻。而您对于这件事，得到它并没有增加什么，失去它也没有减少什么，并不是那种急切奔走、惶惶不安、东西南北到处求取的人。厚重的东西可以减损，却把薄浅的东西当作恋恋不舍；轻微的东西可以忧虑，却把它看得重大而习惯；本可急办的事却置之不理，反而迟缓地顺从。如果鄙陋地说：‘我只求内心无愧罢了，何必在意嫌疑？’那么这四位圣人就只是徒然讲究小节曲谨而没有实际意义了，他们一定不会这样做。所以姑且试着论述：如果您把中进士看得像拾取芥草一样容易，继承光明显赫的簪缨事业，前后相辉，得到显赫名声；或者您把中进士看得像弃置草芥一样，立志于东海，等待天下清正而显著的实绩。名声，是庸俗众人所艳羡的；实绩，是贤能俊杰所钦佩的。这两者相差难道不远吗？不可不仔细审察。因此我说：‘不如避开它。’张江陵之所以不被天下正直之人认可，最大的事情莫过于他作为儿子轻慢父亲，又莫过于他作为父亲偏爱儿子。当五位君子在朝廷公开直言时，张江陵十分恼怒，他们一同获罪。先生为他们解释却没有成功，立即拂袖向东归去，修习莱、曾那样的快乐，希望借自身行为作为讽谏。当时我确实听说您亲手抄写陶彭泽的《归去来辞》献给他。这样说来，天下之所以出现无父而有父的情形，是因为您的作为。如今您特意采纳狂直的议论，矫正颓败的风俗，脱然无所顾惜，不再有一丝迟疑忍让之意；这正是仁人所忧虑、志士所愤恨的，希望借自身作为劝诫，使世上那些不断争相进取的人有所省悟。这样说来，天下之所以出现无子而有子的情形，难道不是因为您的作为更加刚烈吗！您要努力啊。我与您的踪迹相隔遥远，但仰慕悦服您格外深切，冒昧以一句足以遮蔽心志的话说：‘山林能够藏纳疾病，江海能够容纳污垢。’即使我的话漫无边际、不中大道，也应当知道您不会让我退让。恭敬叩首请教。

译呈给娄江王相国的信 昨天请教关于册立太子的事情，实在百般难以看清其中的关键：如何转移汹汹的人情，如何使人心安定；上面想不违背圣明的谋划，下面又想不惊骇人情，所以说困难。我经过赵定老那里向他询问，他也长叹不已，只是诚恳地把阁下一片心意指出来相告罢了。归根到底，请求确定期限这一着尚且可以谋划；然而除了阁下，没有人能够承担此任。自万历十四年以来，朝廷大臣以建储为请的奏疏前后不下数十篇，而皇上的谋划也几次改变了。然而说等待二三年，也不过就是二三年；说等待超过十龄，也不过就是超过十龄；说二十一年，也不过就是二十一年。期限未到便请求，皇上可以抓住激扰之名来加罪；期限已经到了再请求，皇上又有什么话可以向天下谢罪？这种拖延的办法是可以穷尽的。如今以等待皇后生嫡子为借口，从今以后谁还能堵住这种说法？即使皇上已经下札谕说‘数年之后’，朝廷大臣又凭什么来请求呢？这种借托的办法也是不可穷尽的。阁下认为没有忧患吗？俗话说，不要只看不见形体，应该察看它的影子。请阁下端正心意仔细想一想。皇上的谋划为什么屡次确定又屡次迁延？因为册立太子是盛大典礼。这是九庙所共同注视的事，是两宫所欣然希望的事，也是百官万姓所仰望期待的事，可是一提到它就获罪。如果说其中有极不合乎皇上心意的地方，那是什么？也可以推知了。三王并封，彼此尊贵、势力相当的情形，也可以看见了。阁下难道没有想到吗？过去秦始皇、汉武帝难道不是盖世雄主吗？一念之间稍有偏差，便落入妇人女子之手。骨肉之间顷刻成为胡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细流可以汇成大海，即使这两位君主，又哪里料想得到会这样呢？司马温公说：‘上天如果保佑宋朝，必定不会有这种事情。’这究竟是什么事情，难道可以事先尝试吗？却只是把它推给上天。若说‘有嫡子就立嫡子，没有嫡子就立长子’这两句话，明白得像日月星辰，谁能从中作奸？那么长幼有序的说明，圣明的谋划已经不止一次说过了。为什么到了今天，反而更加增设立嫡的条文，又以祖训加以重压，借中宫来弥缝，转移挽回，反而更加困难，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不知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阁下的责任正从这里开始，而且还没有完。我私下认为，应当听任九卿、科道官仍然尊奉屡次发布的圣意，联合上疏请求；阁下从中调停，恳切地请示确定期限，即使很迟，也不能超过一年以外。这样或许圣心确有所主，不再开启窥伺的端倪；人心专有所归，不再萌生三心二意的祸端。议论正喧嚣之时，却重新确定国本；几乎动摇的局面因而获得安定，这才真正是阁下的事情。如果一次请求不被接受，就进行第二次；第二次不被接受，就进行第三次，甚至到十次、百次；至于辞职去留，也可以；至于生死，也可以。《论语》说：‘大臣以道义侍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就停止。’《孟子》说：‘只有大臣能够匡正君主内心的错误，难道不应该努力吗？’如果上面悬置一个未必会实现的说法，来掩盖已经确定的立长命令；下面又执持一个必定不会实现的见解，来形成册立嫡子的托辞，那么就是皇上辜负阁下，阁下辜负皇上，这不是今日君臣应有的情形。临纸时心中耿耿，不能尽述。答复王辰玉的信 门下您的话深刻啊！门下难道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心吗？再次吟诵扇头上的韵语，又是多么婉转恳切而足以讽谏啊！我在这里不禁长叹三声！我又私下认为，过去的祸患，在于阁部意见不合；如今的祸患，在于君臣、君相意见不合。阁部意见不合，天下人根据是非而交相责备他们；君相意见不合，天下人舍弃我们的君主而责备我们的宰相。这就是纷纷议论产生的原因。而且阁部意见不合，其证据明显；君相意见不合，其证据隐微。所以君相意见不合的形迹一旦显露，阁部意见不合的影子仍然存在。这就是纷纷疑惑产生的原因。所谓疑，是把人往欺诈、悖逆、不可信处猜度，以小人的心思揣摩别人；所谓议，是求全责备，用君子的标准来衡量督责。别人用小人的心思要求我，我拒绝而不接受，可以；别人用君子的标准要求我，我拒绝而不接受，就不可以。这里就是纷纷争论产生的原因。伊尹曾说：‘我如果不能使他的君主成为尧舜，就像在市集上受鞭打一样羞惭。一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处所，这就是我的罪过。’在有宋的韩琦、富弼诸位君子，即使后来躺卧田间，每逢朝廷有大政，也总是慨然亲手上疏报告。他们在上不与君主分彼此，在下不与同僚分去留。古代君子承担天下重任，就是这样。我私下看见，皇上对于诸位公卿，似乎只是泛泛相待；但近年以来，却常常责备吏部，如今又隐约牵连到都察院。这其中的意向实在难以测度，幸好还知道有几位执政的老先生。即使在这些老先生之中，又更知道有尊府君；局势的转动和承接，实际上全系于尊府君。过去我曾献上微薄意见，尊府君认可了，也说过‘我想如此如此’，难道您忘了吗？门下请试着把这些话转告尊府君，务必深思极虑，始终不改变伊尹那样的羞耻心，并与韩琦、富弼相提并论，那就是天下的幸运。我最为不肖，却因为门下在尊府君面前替我说话，也正是尊府君费尽办法为我掩饰，最终我仍因狂妄昏昧而获罪，背负了沉重罪责。尊府君如今正应当日夜惊惧警醒，努力思考如何补过，哪里还敢放纵地议论天下大事？只是他满腔热情仍然和过去一样，忽然又被门下提起，不知不觉便脱口倾吐出来。门下认为如何？率然写信答谢，心中仍有耿耿之意。听说您的车驾早晚要南行，希望能在片刻之间请教，来穷尽我心中的想法，不能详尽。又 您关于宽与严的论说，思虑深远，确实不是我这种愚陋之人所能达到的。不过舍弟的意思又妄自认为：严，是宰相自身的事情；宽，是天下的事情。宰相自身严明，天下就会宽松；宰相自身宽纵，天下就会严酷。这两者又从来没有不相互牵制的。门下认为如何？

译给李见罗先生的信 我不聪敏，私下听说海内有见罗先生已经很久了。昨天跟随李令君、罗茂才游历，得到明公的书信读过，更加深了向往之情。想替您执鞭而不可得，哪里想到门下竟不嫌弃我浅薄，庄重地赐信询问？如果您认为我还可以交谈，想要援引我使我进入道途，那么从今以后，我就有了依归。即使只能在您的门下跟随学习，在众多沐浴熏陶者的末席稍稍窥见一二，也都是明公的恩赐，我是何等幸运啊！我私下认为，明公表彰圣学，揭示并匡正当时的风尚，拒斥偏邪、放纵淫荡的学说，功劳足以与兼抑相等。这天下不能没有这样的人，万世不能没有这样的论说，这已经很伟大了。只是我私下担心它与阳明先生有所不同。阳明先生说：‘从内心求取而得到的，即使那些话不是出自孔子，也不敢认为它是错的；从内心求取而没有得到的，即使那些话出自孔子，也不敢认为它是对的。’如果说是这样，那又有什么可嫌疑的呢？也可以这样说。不过，修身是根本，这不是明公自己的话，而是孔子、曾子的言论。是否相异，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只是阳明这两句话，我仍然有所疑惑，不能完全明白。我私下认为，阳明学说获得力量的地方就在这里，而它尚未完备的地方也在这里。请允许我略作陈述，请门下裁断。人的一颗心，浑然都是天理，它所认为的是天下真正的是，它所认为的非是天下真正的非。然而能够使这颗心完整无缺的有几人呢？只有圣人罢了。从圣人以下，有的偏颇，有的驳杂，于是各自把自己的所是当作是，把自己的所非当作非。想要一一得到真正的是非，我看很难。老子的无，佛家的虚，杨朱、墨子的仁义，他们并不是不从内心求取，只是他们心中浑然的部分不能完全与圣人相合，所以才有谬误。因此，阳明这两句话，是为圣人说的吗？那么圣人的内心即使经历千百年，上下古今也彼此契合，如符契一样可以考验而不谬误，等待而不迷惑，恐怕没有从内心求取却得不到的。是为求学者说的吗？那么求学者距离圣人还很远，他们求取而有时得到、有时得不到，是理所当然的。对于这里，正应当沉潜玩味，虚心等待，再向先觉请教，考察古代训诫，退回来更加培养自己，洗涤内心、深藏涵养，使自己浑然的本心果真无愧于圣人。这样仍然得不到，然后再慢慢判断是非，也还不迟。如果不能这样，却只是把阳明这两句话横在胸中，得到就是对，得不到就是错，至于言论是否出自孔子，也一概不再过问。这样势必发展到自作主张、刚愎自用，凭恃聪明，轻慢侮辱先圣，给六经妄加注脚，高谈阔论，再没有顾忌，岂不是错误吗？自从宋代程颐、朱熹去世以后，儒者大多被训诂牵制，用耳目作辅助，用口舌勉强应付，终年勤苦，却对获得真理没有益处，已经很久了。阳明提出‘一心’这个字，可以说是对症之药。然而心是活的东西，最难以把握；如果不察看它究竟偏颇还是完整、纯粹还是驳杂，而一概听凭它，错误就会更加严重。比如阳明聪慧颖悟超过常人，根本功力最高；但等到他论说学问，往往多有自造之说。如果明白亲自格物致知、博学约礼等各种义理，虽然不完全是他的本色，尚且还算半合半离，可以由此推演而通。甚至说本性无善无恶，说三教没有差别，说朱子等同于杨、墨，以自己的学术危害天下后世，这是什么见识？只是因为自信太过，主张太勇，忘记了自己的浑然本心仍然不同于圣人，却只根据自己内心所得与不得，来作为判定是非的确凿公案。所以，理未必是天地所有的，言论也未必是圣人敢说的，纵横上下，没有什么不可以了。阳明曾说：‘心就是理。’我哪里敢非难他？然而这话又哪里容易说呢？孔子到了七十岁，能够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这才可以说心就是理；七十岁以前，究竟怎样还不知道。颜子之心能够三个月不违背仁，这才可以说心就是理；三个月以后，究竟怎样还不知道。这话哪里容易说呢？随意说‘心就是理’，我只问他的心究竟得到了还是没有得到罢了。这就像一杆没有星点刻度的秤、一把没有寸尺刻度的尺子，用它来衡量轻重长短，哪里不会颠倒失措呢？那么阳明这两句话，却又成了引发病患的药。因此说：阳明获得力量的地方在这里，而他尚未完备的地方也在这里。《尚书》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心专一，才能真正把握其中正道。’ 《论语》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来思考，没有益处，不如学习。’又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危险。’详细体味这几句话，阳明学说的得失，也大略可以看见了。不知道门下认为对不对？我年少时不知道学习，起初曾沉溺于章句之学；有一天得到阳明的书来读，欢欣踊跃，称快不已，几乎忘记睡觉吃饭。后来渐渐产生疑惑，反复考察验证，最终仍未能释然。近来听到明公的教诲，更觉得其中有耿耿不安之处，所以忘掉自己的愚陋，冒昧把这些话披露出来，希望能够到有道之人那里求得纠正。倘蒙您不嫌弃，明白地赐予督责教诲，使我奉行它而周旋求学，不再迷失于过去，又能不辜负我的恳切心意，那是多么幸运啊！只希望明公加以考虑，我恭敬地屏息等待。

译答邹孚如的信 兄长已经取得举子功名，这是第一重要的道理，为什么还要再来询问呢？弟实在没有什么见识，只敢把从老师那里听到的说出来，请兄长指正。弟起初跟随县里的少弦张老师学习，老师教我广博，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件事不可拘泥，只能在诵读中求取。后来跟随原洛张老师学习，老师说：‘这件事只在一个地方，不可向外面胡乱奔走。’大概又是在教我简约。弟弟引用少弦老师的话，老师笑而不答。弟退下后思考，仍没有融会贯通的地方。有一天再次引用少弦老师的话，反复吟诵几遍，忽然有所领悟说：‘对了，对了！妙处就在一个“破”字。’为什么呢？读书达到万卷，就是一个字也不舍弃；说到‘破’，又是一个字也不取。不舍弃一个字叫作博，不取一个字叫作约。在不舍与不取之间，自有妙处，不是言语解释所能达到的。于是拜访东里云浦陈先生向他求证，先生首先表示赞同。先生才气非常豪迈，意气简直不可一世，年轻时曾把时文义理作为贽礼献给方山薛夫子，薛夫子大为惊异，说：‘不是王震泽，没人能写成这样。’这话流传到坊间，后来竟刻入《王震泽稿》中，直到今天家家传诵、户户学习，都以为真是出自震泽亲手，没有人知道它的真正出处。像‘有朋友从远方来’、‘上者为巢，下者为营窟’等篇章，就是这种情况。先生又从容地说：‘你曾见过王昆仑山人的诗吗？’这应当使你坐着就提升一个层次。于是拿出他的《淮阴侯庙歌》和《拟杜七歌》诗题给我看。我接过来阅读，顿时觉得胸襟豁然开朗，多年来苦心经营、反复拟议的东西，一时间全部消散，丝毫痕迹也没有。回来后再向原洛老师求证，老师也表示赞同。弟所听到的就是这些，恭敬地为兄长诵说，兄长高明以为如何？《歌录》已经拜读。弟直到今天仍把山人当作师友来恭敬侍奉。给孙柏潭殿元的信 弟一向在枯里之中筑室居住，太阳出来就起床，中午才吃饭，太阳落山就睡觉。心意以诗书为仇敌，把文字看作多余，门外的一切黑白是非都置之不问。有客人拿着殿元录来告诉我，我不觉舌端生出锋芒，谈论此事没有停止的时候。我们锡地天下称为巨大，精气神采黯淡而未能发光的，已经有几百年了；一旦您手持黄卷，把它献到丹扆之前，挺立在云霞之上。乡里之间，樵夫、婴孩、牧童、幼儿、榛林中的老人、桑树下的老妇，听说您而啧啧称赞、惊异不已，好像认为您长了四只眼、两个鼻子。那些身躯高大、骨骼雄伟、把功名看得如拾取唾沫般轻易的人，也都顿足收手，再不能凭区区小事在您面前自傲。九龙山巅，梁溪水流，真可以使太行山显得骄傲无用，使大海显得轻浅了。弟怎么会不痛快呢？不过弟又听说，知道已经很难了。鲁地的孔氏、邹地的孟氏，自从离开襁褓，能够开口说一二三四五，就已经怀有治理天下的志向。等到长大以后，东奔西走，南奔北走，向几十位君王诸侯求取任用。直到牙齿朽坏、头发脱落，竟然没有怜惜他们而收用的人，只好姑且自我解嘲说：‘上天还不想使斯文灭亡。’如果想使天下太平，除了我还有谁呢？唉，带着刚淘洗过的米仓促离开，昼夜在野外住宿，后来究竟会怎样呢？如今圣明天子当朝，洗涤心意，希望搜求天下豪俊。有一天起用您，让您坐在重席左边；您既有英雄的才华，又有英雄般的际遇，一旦传入孔子、孟子的耳中，他们一定会扬声大呼：‘我不认识孙郎了！’希望您更加研读孔子、孟子的书，砥砺操守，磨炼品行，使文章与德业合为一体，这也可以彰显男子汉得志的意义。您的官位华贵显赫，像槿篱一样的声名充满门户，已经渐渐散落到街道上。即使弟再把片言只语夹杂其中，也实在不足以增加您的分量，所以相隔三千里还写信呼唤您并规劝您。您或许会说：‘顾生本来就迂腐鲁莽，如今又胡乱发言了吗？’古代居家的人与出行的人，各自互相赠言相处；弟替您所作的赠言就是这样，您又拿什么赠给我，使我得以在清泉白石之间安息呢？燕地与吴地相隔，面对面相见没有日期；只要彼此不辜负，又有什么忧患呢？如果只是泛泛说些美好话语，讲讲寒暄就停止，想来也是您所厌闻的了。不能尽述。《泾皋藏稿》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泾皋藏稿》卷三 明，顾宪成撰

译呈给娄江王相国的信 恭敬地听说您接受了新的任命，不胜欢欣鼓舞。这是宗社和百姓的福气。回想不肖我在戊寅年，听说先生毫不畏难，为了使父母安宁而讽谏张江陵，心中实在敬佩仰慕，认为古代大臣的风范就应当如此。在癸巳年，见到先生毫不畏难，为了引咎自责而使皇上醒悟，心中实在敬佩信服，认为古代大臣的胆识就应当如此。后来先生的志向有所未能满足，四面顾望、犹豫不决，便辞去政务归去，我又在心中惊讶并惋惜。如今先生耕作闲居、垂钓幽静，已经整整十二年多了。天下的事情、国家内外的情势，您应当已经更加深思熟虑了。过去所见而认为正确的，究竟正确吗？过去所见而认为错误的，究竟错误吗？您又更加精审地阅历考察了。雄心锐气日渐消磨熔化，谨慎啊，宽和啊，诚实啊，肃穆啊，浩大啊，中和的气象已经完备。因此，根基深厚的枝梢一定茂盛，源头长远的水流一定清亮。云龙风虎相得，万物都欣然得以观看，这将使天下后世都知道我们的君主和宰相能够彼此配合而大有作为，岂不是卓越吗！于是我内心欣喜而向往，希望不久便能亲眼看到这一切，认为古代大臣的作为就应当如此。先生又何必推辞呢？我盼望您启程，心中摇荡不宁，随即感到这是一个征兆，急忙计划亲自登门拜访，请您指正；恰逢家中遭遇灾难，迟疑徘徊，最终未能成行，只敢依次写出这些话来告知您。倘蒙您俯察并裁定其中是否可行，那我就更加幸运了。或者，昔日朱子告诫孝宗时曾说：‘臣下能够侍奉陛下至今已经二十七年了，但在这期间能够见到陛下的次数不过三次。近来岁月一天天流逝，如同河水奔流，一去不返。不仅臣下已经苍颜白发，迫近晚年，私下仰望天颜，也觉得已不同于从前了。’每次读到这些话，都能看见朱子当年的一腔苦心，仿佛千年之后仍在眼前，使人遥遥面对，彷徨、抽泣、叹息，不能自禁。如今先生辅佐皇上，前后总共有多少年了？又有多少时候能够见到皇上？宪自甲午年在春明门外与先生分别，当时先生戴着角巾，穿着布袍，乘驿车南行，飘然仿佛登仙。不知这些年来您的神采，与昔日相比哪一种更胜？这次入朝觐见皇上，拜见天颜，不知与甲午年以前相比又怎样呢？恐怕也不能没有朱子的感慨吧。我已经特意为先生诵读朱子的话，又多说几句：‘时啊时啊，过去的时光不能追回，未来的时光不能再来。时啊时啊，唯愿先生三思，唯愿先生努力，唯愿先生珍重，唯愿先生多进饮食。’ 醒时的话 七月一日下午，我正倚着几案躺卧，有东里私塾的老先生来访。我起身迎接他，坐定后问道：‘听说娄江王相国有新的任命，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他问：‘您认为他应当出仕吗？’我说：‘这有几种说法。出仕后大展平生抱负，扭转乾坤，满足天下四海百姓共同的期望，这是上策；出仕后因循守旧，按老规矩办事，如同进入宝山却空手而回，这是下策；坚决卧病不出，既无过错也无声誉，这是中策。众人猜想，相国大概将采取中策。’老先生说：‘相国如果只是庸人，那也就罢了；相国如果是大豪杰，恐怕不会这样。而且老人我本来就对相国有所期望。’我说：‘是什么？’老先生说：‘老人每天只是给孩子讲解句读，哪里懂得朝廷的事？只是喜欢向士大夫先生借来看邸报，暗中观察当今执政者前后相承的情形，总结出一个要诀：顺着他们就安全，即使天下人异口同声地喧嚷反对，也能安然无恙；违逆他们就危险，即使天下人伸长脖子拥护，也不能长久居于其位。因此赵兰溪直到遭受群臣交相诟骂而死才罢休，仍然得到厚重的恩典和抚恤，仿佛在位时有大功劳一样；沈四明直到十分狼狈之后才离去，仍然得到特别的温言慰谕，仿佛皇上对他依依不舍，不能一日离开左右。’ 可是王山阴早晨请求罢职，晚上就得到批准；沈归德晚上请求罢职，早晨就得到批准。难道果真是正直之道难以容身，曲从之道容易相合，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吗？还是只是一时的气运如此？如果不是这样，或者是有人暗中操纵着其中的线索吗？我希望相国出仕后，能在其中作一番转移。’我默然不语。老先生说：‘还不止这些，吏部也是如此。任职久的，没有比海丰更久的，这是顺从；任期短促的，没有比平湖、余姚更短的，这是违逆。议论者说，宰相以了解人才、任用人才为职责，所以吏部与阁臣应当斟酌天下贤能与不肖之人，等待朝廷裁断；其体制和处势本来就难以互相推辞，也难以意见不同。然而近世阁臣害怕被说成擅作威福，不再过问吏部；吏部害怕被说成依附权贵，也不再过问阁臣，终于彼此如同冰炭，而朝廷也不再信任吏部和内阁。’我觉得似乎有道理，便请他进一步说明：‘吏部不问内阁，是正确的；内阁不问吏部，是公正的。为什么会导致彼此如冰炭？推究其原因，难道是内阁想进用贤人、罢退不肖者，而吏部阻挠它吗？还是吏部想进用贤人、罢退不肖者，而内阁阻挠它呢？朝廷不再信任吏部和内阁，究竟是吏部妨碍内阁，因而挑拨诬陷内阁造成的，还是内阁妨碍吏部，因而挑拨诬陷吏部造成的呢？’ 如果是这样，岂不是吏部不问内阁是真，内阁不问吏部是假吗？这不能不仔细察看。再请让我推究根本说一说：吏部和内阁确实应当共同斟酌，很难彼此意见不同。总之，任吏部的人必须有不去过问阁臣的心，然后他的斟酌才出于正道，而不是阿谀奉承权贵；任阁臣的人必须有不去过问吏部的心，然后他的斟酌才出于公正，而不是传播他擅作威福的声名。这样才能同一德行、同一心志，浑然看不出异同的痕迹。否则，严嵩、张居正的前车之鉴还不远，甚至不如彼此不相过问为好。何况到了今天，平湖、余姚这条线索的脉络，依稀将要断绝，哪里还有什么冰炭相争的忧虑，反而要担心内阁权轻、吏部权重吗？果真像所担心的那样吗？为什么只看见吏部驱逐内阁，却只见内阁驱逐吏部吗？我希望相国出仕后，在其中作一番表率和匡正。’我又默然不语。老先生说：‘还不止这些。近来我又暗中窥见执政者的意图，似乎是说：吴、赵、邹、沈等君子太刚劲，用起来很费力；胡、王、陈、曾等小人又太委靡，用起来不雅。不如选择一类谨慎厚重的人来任用。’

译这类人既不喜欢说危险的话、做危险的事，轻率地制造风波来阻碍我们；也不放纵地说放荡的话、做放荡的事，重重冲破堤防来冲击我们。人人都说君子应当亲近，因而不能指责他不是君子；人人都说小人应当远离，因而也不能指责他是小人。把握两端而取其中，大概就可以了；这样足以平息阿谀朋比的开端，堵住喧嚣争论的孔道，平息偏党之论，封住好事者的嘴，而天下人也将安然驯服，不再施展纷纷扰扰的议论。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类人从表面事迹看来确实如此，慢慢考察其实际，正是孔子所说的‘败坏德行的人’，孟子所说的‘非难他却举不出罪状，讥刺他却找不到可讥刺之处’的人。他们同流俗、合污世，居处仿佛忠信，行事仿佛廉洁，众人都喜欢他们，他们也自以为正确，却不能与他们共同进入尧舜之道。三代以后，高官厚禄大多被这一类人占据。即使加以遏制，尚且担心不能彻底断绝，何况还树立旗帜来提倡和引导他们？这样下去，将会看见上面喜好什么，下面必定更加厉害；上面倡导一下，众人必定应和；人人把模棱两可当作本领，事事把调停敷衍当作方便，遇到贤与不肖，不愿意清楚分辨，混在一起平等接纳，还说：‘我能够打破藩篱。’ 遇到是非，不肯一下子直截了当地承担责任，含混地交付过去，还说：‘我能够摆脱成见。’时间久了，正气一天天消退，清正的舆论一天天衰微，士人的风气一天天变得机巧，官场的机心一天天变得狡猾，最终只知道有自身，不知道有国家；只知道有私交，不知道有君主和父亲。本来想惩戒东汉末年的矫激之风，反而造成西汉后期那种顽钝局面；它酿成的祸患和流毒，几乎说不尽。唯独这类人，对外不失去名声，对内不失去利益，安享富贵尊荣，悠闲坐享其成，对国家治乱、安危的缘故漠不关心，如张禹、胡广一类的人比比皆是，难道不可痛恨吗？我希望相国出仕后，在其中挽回这种局面。’于是我又倚着几案躺下，客人不高兴地说：‘老人家说错话了！’便拂袖离去。梦中的话 老先生离去后，我反复思考他所说的三番话，觉得绝非草率之言。我走到庭院中，来回徘徊，辗转了几百次，仍然不能停止。直到傍晚就寝，心中还久久不能释怀，过了很久才睡着。忽然梦见相国经过锡地，我在芙蓉湖上遇到他。相国一见面就急忙说：‘您一定有办法帮助我。’我说：‘宪懂得什么？只是如今有一桩大冤案，必须请先生为他昭雪。’相国惊愕地问：‘冤案在哪里？’我说：‘在皇上身上。’相国更加惊异。我说：‘先生不要惊讶，请让我把我亲身经历的事告诉您。’当年我在考功司待罪，正好邹南皋上疏称病，请求归养，任左堂的见麓蔡公当时掌管部印，问我：‘这份奏疏应当怎样批复？’我说：‘请老先生作主。’蔡公说：‘昨天我会见王相国，他说皇上派一个中贵人把邹南皋的奏疏送到内阁，命令放他离去。’我说：‘这件事更应当斟酌。试想皇上这个念头从哪里来？如果是正确的，就应当引导并顺从；如果不正确，就应当匡正并挽救。’如果不问清缘由，皇上说：‘就这样。’相国也说：‘就这样。’皇上还会以为只要按照自己的话办，没人敢违背，这并不能彰显君主的德行。’ 相国说：‘就这样。’部中也就说：‘就这样。’相国还会以为只要按照自己的话办，没人敢违背，这并不能彰显宰相之道。请老先生再加斟酌。’蔡公说：‘暂且慢些。’几天后我见到蔡公，又像前面一样询问答复。又过了几天，蔡公召见我这个不肖之人说：‘近来仔细想过，南皋确实应当拟定留任，你的主张很正确。’于是我按照吩咐起草批复。皇上最终批准了，也没有责罚。等我在文选司待罪时，向堂翁心谷陈公请示，拟将江念所升任光禄寺少卿。念所过去曾受到皇上的知遇，因为山陵之事被罢职归乡，已经数年了。奏疏上呈后，皇上亲笔写下‘江东之升光禄寺少卿’九个字。吏科都给事中许少防看见后觉得奇异，特意拿来给我看，说：‘按照旧例，只有大九卿的任命才由皇上亲笔书写，这真是特别的笔墨。’从此他逐渐升到大理寺，出任云南巡抚。后来被言官弹劾，又听任他归去。从前面的事看，皇上心中本来确实有念所；从后面的事看，皇上心中又未曾有念所。类推来说，这样的事数也数不尽。大概皇上没有预先成见就是如此。如今大僚不能补任，说是皇上的责任；科道官不能选用，说是皇上的责任；废弃而遗漏的人才不能被起用，也说是皇上的责任。这难道不是一桩大冤案吗？况且普通百姓男女有了冤屈，先由有司为他们昭雪；有司不能办理，就由监司昭雪；监司不能办理，就由两台昭雪；两台仍不能办理，便可以击登闻鼓，转而把事情报告皇上。于是皇上下令公卿为他们昭雪。他们申诉的途径很宽，主持办理的人也到处不缺，不必担心冤屈被压在覆盆之下。可是皇上的冤屈，只有内阁能够为他昭雪。希望先生留心这件事。’相国说：‘好。功劳归于君主，过错归于自己，这是古代的道理。您的话很恰当。’我说：‘先生所说的，还是顾全面子的言语；宪所说的，才是推心置腹的言语。’我私下曾这样想：侍奉英明的君主，难道不是容易开导吗？但有的君主倚仗才智而自用，喜怒无常，便难以用调停的方法应对，因为他不够宽大。侍奉宽大的君主，难道不是容易调停吗？但有的君主受情欲牵制，言语不可理解，便难以用开导的方法应对，因为他不够英明。我皇上既英明又宽大，二者合为一体，难道不是千年难遇的一位君主吗？如今却让他受到这样的大冤屈。凡是做臣子的，谁能不为此动心？何况先生处在一人之下、百官之上的地位。您谢绝政务以来，已经将近十四年，皇上还特意记着您；如今皇上派来光明显赫的使者，庄严地登门请您出仕。这难道不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吗？可是您却坐看皇上受此大冤屈。希望先生记住这件事。’话说完，我看见相国似乎也悲怆地改变了脸色。我又进一步说：‘有这样的君主，怎么忍心辜负他？’我把这些话诵读了两遍、三遍，不觉放声大哭。一屋子的人都大惊，一起起身呼喊。过了一会儿我才醒来，泪水仍然满面流淌。众人围过来询问缘故。我说：‘这不是你们这些年轻人所能理解的。’慢慢向他们讲述大概情形，他们都说：‘奇异，奇异！’于是起身点燃蜡烛，把梦中所言记下。先生身在江湖而心怀魏阙，想必早已与其中的想法有所共鸣。如今这次出行，必定是为了使我皇上登三、咸五。希望这一桩重大的公案，不要成为白日说梦。致王辰玉

译昨天听说令尊王先生有新的任命，有见识的人无不认为，天下太平已经指日可待，大家辗转相告，向皇上道贺。我更要默默地为先生道贺，也为皇上道贺：为皇上有先生而贺，为先生有您而贺。君臣之间有知己，父子之间有知己，上天启发而使他们相逢，一旦相合，上下贯通千古，这样的情形实在很少。您即使想不更加勉励自己，又怎么可能呢？但听说您常对客人说：‘没想到病势正重，又加上这一剂毒药，这是为什么呢？’我起初惊讶，继而疑惑，最终豁然明白：‘对了，对了。’如今身居高位、掌握显要职位，是天下最令人快乐的事；承受重大责任、承担艰难任务，是天下最令人忧虑的事。庸俗之人的眼光只看见前者，便以为甘美；明智之人的眼光看见后者，便觉得苦涩。以为甘美的人，其中其实有苦；觉得苦的人，其中其实有甘。‘毒’这个字，很有意味。昔日伊尹在鸣条一次尽心尽力，在桐宫又一次尽心尽力，晚年请求归去，仍然向太甲陈说一心一德的训诫，情意真挚恳切，仿佛不把心中的话说尽便不能释怀。周公想要兼行三王之道，洗一次头要三次握起头发，吃一顿饭要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终身没有一天安逸，因此能够成就商、安定周，使光辉流传至今；这难道只是偶然吗？所以说，承担阿衡的职责，是伊尹服下一剂毒药；接受负扆的托付，是周公服下一剂毒药。这正是上天成就两位圣人的方式。您应当明白这一点。您明白了，进而与先生共同品尝这剂毒药，才是真正的父子知己；先生明白了，进而与皇上共同品尝这剂毒药，才是真正的君臣知己。这样一来，天下太平的治理，确实可以指日而待了。既然如此，先生服下的一剂毒药，就是先生的九转灵丹。这正是上天成就先生的方式。所以说：‘危险的人，是能够使自己的地位安稳的人；灭亡的人，是能够保全自己生存的人；混乱的人，是能够使自己得到治理的人。’又说：‘如果药力不能使人昏沉，疾病就不能痊愈。’您应当明白这一点。我不自量力，献上一句话，已经呈给先生，也希望您在闲暇时抽空一看。不知能否作为药笼中的一味药？古语不是说：‘天下的事情，不是某一家私下议论就能决定的。’这就是我忘记自己僭越的原因。又不是说：‘天下的宝物，应当替天下珍惜。’这就是我忘记自己愚昧的原因。临封信时，不能不满怀恳切。附录 王相国的复信 恰好正在听说贤弟令兄遭遇变故，认为老兄在哀痛慌乱之中，一定没有闲暇远念故人；如今竟承蒙您寄来两封书信加以教诲，累计千百言，读来既惊骇又佩服。我想，如今的道学家、文章家，胸中是否曾有这样的谋划、这样的议论？只是可惜您未曾了解我的实际情形，白白把黄金投向空牝，实在可叹。皇上的恩宠到了这个地步，世人都传为千古快事，于是便想把历年来积累的弊政、长期郁结的人情，全部举起九鼎般的重担归到我身上。如此荒诞地为天下谋划，为不肖之人谋划，确实是忠诚厚道，但难道没有别的说法吗？假使不肖我果真已经扶病整装出行，日后追究责任还不迟；如今一家之中病痛交加，满座都是巫医，自己的生死尚且不能预料，何况预料出仕或退处、国家治乱呢？您所说的上中下三策，如今实在不得已，只能选择其中无过无誉的中策；我是不肖的愚人，实在不知道阁部是凭什么把我与严分宜、张江陵区别开来，又何曾见过有什么区别的痕迹？比如蔡太宰因为邹南皋被罢黜，反而说是我所为，这区别究竟在内阁还是在吏部？又如平湖公过去曾在瑶老和我面前乞怜，柔弱得仿佛没有骨头，一旦被推举掌握铨选大权，便高高自标榜，极力粉饰从前的丑态。瑶老起初没有察觉，反复上奏推荐他。我曾私下对山阴公说：‘将来第一个背叛大防的人一定是杨畏。’ 后来山阴公果然与他在政事上意见不合，两人都被罢免。这究竟是内阁驱逐吏部，还是吏部驱逐内阁？这些往事姑且不必说了，既然足下爱护我而教诲我，我姑且这样诚恳地答复。至于您信末所说皇上的大冤屈，我正和病中的孩子谈到此事，怎么会与您先有同样的见解呢？只是我的浅见特别怀疑，内臣掌握权力，把冤屈归到皇上身上；而您的意思却专指内阁中有人妨碍吏部掌权。假使我果真出仕，举止言语又有哪一件不是像偷了斧头的人那样，能够一一自我辩明呢？因此我断定采取中策是对的，老兄也可以宽恕我了。老兄详细谈到邹南皋，我怀疑一定有人从中作梗。但即使是南皋，不仅我不肯承认，就是您信中最鄙视的赵、沈诸公，也未必敢承认。过去我记得铨郎得罪权势时，像邹南皋、您和我这样的人，没有不竭力争辩的；等到获准后，在临行之日还留下密揭给小儿看，告诫他不要泄露，外人至今都不知道。如今老兄既然公开替皇上诉冤，我也应当暗中替皇上承担过失；即使自身永远废弃，也拿这件事向知己求取信任，其他的便不敢妄自答复了。贤弟令兄的高风亮节，怎么会不长久流传？还听说有位刘兵部，名叫刘元珍，清誉大概也相同。现在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吧？我的病体正苦于呕吐、泄泻，困顿衰弱，只能草草写下这封信作为答谢，实在不够庄重，幸望谅察。

译王辰玉复信 我日积月累地盼望拜访您，只是自顾形同尘土，不堪列身于弦歌之堂，因而畏缩止步。近来疾病缠绵，想来您这位大贤也一定听不到我的咳嗽声了。没想到您的教诲远道辱临，便叫童子倚着案几诵读，我为此感慨不已。平日我总说“忠恕”二字难以体察实行，如今正是什么时候呢？老先生竟以伊尹、周公辅佐君王的功业来劝家君出仕；仅从这一点看，似乎也还没有完全体察“忠恕”的地方。假使出仕后能像姚崇提出十条建议那样，答对如响，则即使成为姚崇也已经足够了。若不是这样，想恢复十四年前那个尸位素餐的面孔尚且不可得，又哪里谈得上伊尹、周公呢？自己的精神和力量，长处短处自己知道；其次，了解父亲的，没有比儿子更清楚的了。衡除了为年老的父亲营造退隐之所、教导鱼鸟之外，只知道这些，此外不敢再接受什么教命。当今时局虽然大为困顿，但比较起来，也有胜过前代的地方。只是学术泛滥放纵，已经无法收拾。起初还只是那些不肖之徒自行占便宜罢了，如今竟想掀翻孔子、曾子的棋局，用外道来取代它，这怎么能长久呢？嘴上总说伊尹、周公，其实在这里都是画饼；能在这里树立砥柱，才是真正的功业。究其根本，也只有大聪明的人和固守村学的迂腐学究才会这样说罢了。大概道本来没有不明白的，只是谈论道的人自己把它弄得昏暗了。开立门户，便免不了多收门徒；门徒多了，便免不了各自树立异说。即使是南宋的大儒，我也不敢认为他们没有落入窠臼。先生是当代斯文的宗主，幸望稍加留意。病势很重，草草写下回信，不能多说，惟望谅察。又 《东林二刻》我曾向琅琊兄索取，却没有得到；承蒙您赐予教诲，怎能不欣喜雀跃？令弟先生去世，朝野共同惋惜。我老人家对于人亡琴亡的感慨，又将如何承受呢？不能亲自前往吊唁，只在这里附带问候。信刚写完，家君又把您的长笺给我看，更加感受到您相互爱护、相互成就的高雅情谊。只是其中多有未明白之处，如邹南老一事，家君大笑，认为完全没有什么影响，或者其中有替人遮掩、牵强附会的说法。其他事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总之，这两三件遗落的事情，不只是贤者想要献给朝廷的先期资本，即使是不肖之人也会急于占有，视为奇货。若不是有骑虎相争的形势，何苦要加以阻止呢？料想这里必定有冤中之冤、梦中之梦，或者又有人控告那桩诉讼吧。说来可笑。顾宪成说：“我得到相国的书信，展开诵读了两遍，竟然仍然茫然不解。追忆王山阴因为诤谏立储而离职，陆平湖因为受到防范而离职，两人的遭遇并不相同。如今说因为争论政事意见不合，便一同罢免，并以此作为部院驱逐阁臣的证据，实在无法理解。平湖向相国乞求怜悯，真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情状。至于他掌管铨选时，明明白白地举用那些久被压抑的君子，使他们得到升进；举出那些长期亲近的小人加以摈斥，完全没有顾忌。一时之间人心一致响应，风气为之振作，直到今天谈起这件事仍然使人感到生气，恐怕也不能够过分诋毁他。” 如今却因为他推举任用的人出自我这里，而且不只是听从我的指使，便把他定为叛逆。那么吴嘉禾、王阳城才算忠顺吗？如果这样，却还说不知道阁部从什么时候起产生了异同，那平湖凭什么叫作叛逆呢？实在无法理解。”况且阁臣和铨部之间，如果双方都是出于公心，那么双方以公心互相成就，本来就看不出什么异同的痕迹；如果双方都是出于私心，那么双方以私心互相成就，也同样看不出什么异同的痕迹。关键在于其中的缘由，二者相差如天渊。譬如只是因为对方是善人，便没有人违背他，固然表现为没有人违背；只是因为对方是不善之人，却没有人违背他，也同样表现为没有人违背。关键在于其中的缘由，二者相差如天渊。如今不追究其中的缘由，笼统地把它比作分宜、江陵，又哪里曾有异同的痕迹？难道不等于秦苻在晋武帝面前独断专行，却把齐桓公专任管仲之事一概而论吗？实在无法理解。至于邹南皋请假这一节，我曾见过麓蔡公，并且奉命当面同相国商议；等听说您打算挽留他的谕令后，才作罢。如今却说蔡公是在替他遮掩，难道是相国偶然忘记这件事了吗？又说中间人牵涉到南皋，即使赵公、沈公不承认，赵公也不敢过分请求；至于四明公，曾经毫不困难地给归德加上灭族之罪，又哪里会把南皋放在眼里，想亲自保全他呢？实在无法理解。我反复思量，始终得不到解释，也不便再说下去。冒昧地姑且记下这些疑问，收藏在箱箧之中。《泾臯藏稿》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泾臯藏稿》卷四 明代顾宪成撰 致李养愚中丞 上天恩惠东南，使我们有幸承受您的临照。我恭敬地看到，您到任以来，刚柔并用，所见所闻焕然一新。您在品评人物、振兴吏治方面，已经显然超越了拘泥束缚的旧习。我这种不肖之人哪里能赞说一句？只是冒昧而不自量，想有所请求，不知台下您是否允许呢？我私下认为，仕途中的出身，甲科在资格等级中最高，乙科次之，贡生又次之；再往下，赀生最低，吏员总的来说都不如贡生难。为什么呢？他们的出身比不上甲、乙二科，能够借助的资源又不如赀生，机敏聪慧、熟悉事务又不如吏员。姑且不论清浊不同、道路各异，即使德行相等、才能相当，也必须做到别人用一分力，自己用一百分；别人用十分力，自己用一千分，才足以相比，所以说难。我私下见到本府赵别驾，是贡生出身，又是名家子弟，掌管政事清正严明，处理事务明断决绝，左右之人都震慑屏息，没有人敢借他的一个皱眉或一笑来徇私。他曾代理管理本县政务，县里的人都感到安定。他审理差役事务时，反复参酌，折中处理得公平允当；后来闵节推再三研究复核，最终也没有办法改易，这才感叹称赞，佩服他的公正明察。我又私下见到敝邑王二尹，也是贡生出身，确实是由县令量移而来，却勤勉奉公，完全没有把自己当作升迁官员的姿态。至于他三令无所动摇、一尘不染，妇女儿童都信服他，以至于四境之内的那些无赖恶少都收敛双手躲避，互相告诫不要触犯他，这大概不只是凭声音笑貌所能做到的。如今明公您端正自身来率领众人，郡县之间彼此观望，争相受到激励，一时号称贤能者众多。我想为台下您称颂的正面事迹自然不少，但唯独对这两位格外牵挂，实在是因为两人所处的职位特别艰难，不能与其他情况一概而论。倘蒙您加以察看，果真认为我的鄙见没有说错，特意借助您的力量，破格提拔他们，使他们因受到特殊待遇而更加奋发努力，勉力图报，以报答您的恩惠；这样为百姓和地方造福，难道是浅薄的小事吗？临写此信，怎能不满怀悬望。又 我承蒙在台下您这里受到接纳，已经有多年了。昨天先慈去世，又蒙您格外怜念，特意赐下祭奠之礼，感激铭刻肺腑。守丧居苫的日子凄苦难堪，还没有来得及叩头致谢。等到台下您的旌旗经过，幸而来到九龙，我这个不肖之人只能跟随众缙绅的末尾，远望您的清光，也没有办法稍稍表达内心深切而未能尽诉的情怀，这怎么说得清楚呢？如今有一句话想献给您，我犹豫了数十天。仰想台下您深厚的心胸和宽广的度量，足以与古人并驾齐驱，不能用凡俗的情感来揣测。现在斗胆陈述：苏郡石太守，向来被称道为洁身自持、爱护百姓。当台下您掌管宪职时，已经知道他的贤能并加以提拔了。您是出于公心，因他涉及钱粮那移之事，恐怕将成为弊端的渊薮，不得已才上疏论劾他。也正是出于公心，我这个不肖之人又能说什么呢？不过，石太守在这件事上的疏漏可以定罪，而他给苏州带来的德政却值得记录；这两方面本来并不相互遮蔽。如今直指陈公祖正在进行查勘，宽严轻重的权力确实在台下您手中。倘蒙您曲意表示宽宥，迅速赐予结案。开始时不因为他的功绩值得记录，就宽免他的罪责，这是为了伸张国家法令；随后又不因为他的罪责，就埋没他的功绩，这是为了安慰民间百姓的情感。这正是老公祖您始终曲意成全、施行无边至德的体现，也是顺应时势而不露痕迹的高妙作用；二者本来并不相悖。古语说：只有仁人才能喜爱应该喜爱的人，也才能厌恶应该厌恶的人；喜爱一个人却知道他的缺点，这叫作真正能够喜爱；厌恶一个人却知道他的优点，这叫作真正能够厌恶。台下您是仁人，所以我不顾自己的愚拙而有所陈述。愿您明察此意，临封信时我惶恐万分。复信给中丞养愚李公 刚才我正因为石太守的事情专门写信请教，并不是敢于冒犯烦扰您，实在是因为我浅薄低劣，却过分承受了超格的爱护，若有一念不敢欺瞒隐匿。恰好接到您的大篇教诲，看来门下您对于石太守的了解，本来就不能说不深；而我向您披露的这些情况，台下您一定不会认为是大错，实在是万幸。台下您一向心志高远、操守卓绝，天下人都信服您，何况对于我这个不肖之人呢？流俗之人随波逐流，妄加猜度，又哪里值得一提，竟还劳烦您降下身分来询问，大概正说明台下您从不自满；这正是圣贤的用心，我不胜佩服。只是我想到，门下您上疏论劾石太守钱粮之事，如果是出于侵吞欺罔，那么他的罪责无法赎免；如果只是出于那移，那么他的情由可以原谅。这两者的区别相差毫厘，却有千里之别。若确实把石太守这一件事同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相互参照，特意赐予宽宥，那么台下您对于善行便能发扬，对于恶行便能减轻，其培养成全人才的作用也将尤其不小。我仗恃您的爱护而不嫌烦扰，恭敬地伏望您原谅体察。致邹孚如铨部 诸景阳先生出行时，曾托人附带送来一封信，作为问候。转眼又到了岁寒时节。圣明的君主登临帝位，政权屡次更替，否泰、剥复转变的关键，或许就在此时。您正处在掌权的位置上，任用贤能、黜退奸邪，更能畅快地实现自己的志愿，真可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我还能拿什么来效献自己的愚见呢？如果一定要说，也有三点。第一，希望您求取贤才来扩大自己的见识：可以任事的人，便屈尊去任用他；可以交友的人，便推诚相待；时时亲自前往同他谋议，共同切磋天下人才，辨别他们的用途。与您共事的同僚，要以一体同心的情谊彼此勉励，使各人都竭尽所知，正确的便采纳实行，不正确的便包容含蓄；使精神血脉贯通为一体，不再有丝毫猜疑和二心。我曾想到，祖宗设置官职，唯独在吏部审核省察而确定任用人选，正合虞廷四门、四聪、四目的旨意，不能不认真察看。第二，希望您沉着谨慎地独立运筹，把握在规矩准绳之外难以预料的裁量权：这个人果真贤能，即使台谏、抚按有人认为应当黜退，我也不能这样做；这个人果真不贤，即使台谏、抚按有人认为应当升迁，我也不能这样做。这样或许能让天下人清楚地知道，铨衡之地善恶分明，隐微之处没有遮蔽；这对于世道和人心，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