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臯藏稿卷六

译《朱子二大辨序》从前朱子曾说：“天下学术的弊病，不过两种说法：江西的顿悟，永康的事功。如果不竭力辨明，这一道理就没有办法彰明。”我的弟弟季时读到这段话，怅然有所感，于是取朱子同象山、龙川两位先生往复的几封书信，编纂刊行，名为《朱子二大辨》。凡是与这两种学说相互发明的材料，也附录进去。他对我说：“如今学术的弊病也是这样。只是过去顿悟、事功分为两种，现在却合为一种，危害更加不可说了。不知道朱子如果还在，又将怎样设法？”我说：“难啊！一定要返回正道吗？”不久又说：“还必须捣毁它的巢穴，才行。”季时说：“您说的巢穴是什么？”我说：“就是近来谈论性理的人所喜爱称举的‘无善无恶’四个字。这四个字是最玄妙的话，是最巧妙的话，也是最危险的话。”季时说：“愿意听听您的说法。”我说：“说人的心原本就是无善无恶，本体只是一片空寂；说无善无恶，只是在说心不执着于有。善恶必然导致两端混杂，空寂则把一切扫荡干净；它所依据的境界非常高超，所以玄妙。世上谈论顿悟的人，大多从这里进入。混杂则把一切都包容起来，它所打开的门户非常宽广，所以巧妙。世上谈论事功的人，大多从这里出来。玄妙便掌握了机变，自然显得巧妙；巧妙又使机变更加玄妙。它上面可以张扬幽深渺远的道理，影影绰绰地依附于最高的道；下面可以借此邀取名声、牟取利益，曲意满足自己肆无忌惮的私欲，所以危险。那些游移在两端之间，内在欺骗自己、外在欺骗别人，往往就在这里任意玩弄。试着把它勘破，不论是把两种说法分为两端的，一高一低，人人都能指认、人人都能看见，无处逃藏；即使是把两端合为一体的，也会看见其首尾横向决裂、涣散分离，再也无法拼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夺去了它所凭借的东西。”那么，假如朱子还在，他对于今天的处置办法也就可以知道了。季时说：“人们说象山是禅学，龙川是霸学，是真的吗？”我说：“我听朱子说过：‘南渡以来，能够脚踏实地，在理学上做实际功夫的，只有我和子静两个人。’怎么敢把他看作禅学？只是他的见识太宽，立论太高，推究末流的弊病，恐怕最终不免使人堕入空荡之中。龙川自负为一世英雄，他给朱子的信中称说‘天地、人为三才，人生只要做一个人，立意光明’，怎么敢把他看作霸学？只是他的才华太外露，行事太奇特，从他发论立说的根源来看，恐怕一开始就已经全身陷入功利之中了。何况象山说恶能够伤害心，善也能够伤害心，这颗心难道不就是我所说的空吗？而龙川让义与利并行，使王道与霸道并用，把上自夏、商、周三代、下至唐、汉之间的一切都想搅在一起，把金、银、铜、铁熔成一件器物，难道不就是我所说的混吗？由此看来，他们的大旨本来就很分明，只是还没有直截了当地说破罢了。我又读了朱子所著《胡五峰知言疑义》，他对于“无善无恶”的辨析最为清楚，只是还没有剖析到两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之处；他的病也正是在这里，我愿意一口气把它说破。总而言之，这一层公案，实际上就是《二大辨》的归宿，是防止根本、堵塞源头的议论。这样看来，假如朱子还在，他对今天的处置办法就更可以知道了。不过我私下还有忧惧。凡人的情感，对于自己的病处，没有不畏惧而退却的；对于自己安身立命之处，没有不留恋而停留的。只是安身立命之处正是他的病处，细微之间，本来就已经容易混淆而难以决断。何况我们正把它看作病处，而他们却把它看作安身立命之处，那么双方的说法就更加抵触，无法相互接受了。谁能够夺走它呢？议论到了这里，实在不知道朱子如果还在，对于今天会怎样设法。于是《二大辨》刻成，季时请求我作序，我便把他的话按次序整理出来交给他，大概是认为这是天地间人人共有的事情，想向有道之人求得帮助，彼此共同消除这种忧惧罢了。

译《学蔀通辨序》东粤清澜陈先生曾经写成一部辨析朱子、陆子的书，却说：“这还不是防止根本、堵塞源头的办法。”于是又搜求到佛学，再说：“这还不是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办法。”于是特别揭示我们儒家的正学，最后总名为《学蔀通辨》。全书大旨取法于程子“本天、本心”的说法，同时也有许多独到见解。前后有数万字，其中忧虑深远，考虑长久，恳切迫切，如同拯救溺水、救援火灾，声音神色都发生变化，甚至为此狂奔疾呼，自己也不知道竟到了这种地步。内黄蛟岭黄公接受了这部书，陈先生把它奉为世代珍宝，层层包裹后传授下去；他的后人直指说：“蛟公！”又说蛟公只是顾念庭训，对时俗的趋向感到怅惋。盱眙县令礼庭吴侯曾经读过白鹿洞的书院著作，拿出来给人看。吴侯慨然请求承担刊刻的工作，而他的同乡慕冈冯子来向我请求作序。此前，高安密所朱公从我们吴邑高存之那里得到《朱子语类》，嘱托他的后代、诸生崇沐校订刊刻，并且依次刊行朱子的全集以及《小学》《近思录》等编。等到听说这次刊刻，崇沐又欣然乐意帮助完成。相距数百里之间，一时声气相通、相互响应；俯仰山川之间，忽然觉得精神振奋。我宪成写到这里，感叹说：“美好啊！诸位君子这样重视正学，竟到了这种程度吗？他们没有事先谋划却彼此契合，我们的道大概要兴盛了吧？我何其有幸，亲身看见这件事！”随后我俯身思考说：“朱陆之辨已经发生过多少变化了，却始终没有定论，是因为双方各有忌讳。支持朱子、反对陆子的人，以禅学为忌讳；支持陆子、反对朱子的人，又以支离为忌讳。难怪彼此争持不下。”我私下认为，这恰恰没有必要避讳；就两位先生而言，更不应当避讳。为什么呢？两位先生都是以成为圣贤为学问目标的人。要学成为圣贤，必须从无我开始；无我之后才能虚心，虚心之后才能知道过错，知道过错之后才能日日更新，日日更新之后才能宏大。有我则与此相反。避讳自我之心，它萌发的脉络最微细，但侵入人的内心却最黏着、最难解除，这就是无形的蔽障。它造成的病，在内里。至于意见有异同、议论有出入，或者近于禅学，或者近于支离，这是有形的蔽障。它造成的病，在表面。病在表面容易治疗，病在内里难以治疗。因此君子把去除自我之心作为首要事务。我对于两位先生，并不敢轻率地偏袒任何一方。然而我曾经读过朱子的书，他对于所谓支离，常常认为是自己的过错，悔恨、警诫、严厉责备自己，这些情形时时见于言辞之中，竟没有一点宽恕自己。我也曾读过陆子的书，他对于所谓禅学，轻蔑得像没有听见一样，安然处之直到终身，竟没有一次置疑。对于朱子来说，难道一定全都错吗？但他常常自己看见自己的错误；对于陆子来说，难道一定全都对吗？但他常常自己看见自己的正确。这就是无我与有我的证明。朱子又说：“子静所说的，专门是尊崇德性的事情；而我平日所论，多在道问学方面。如今应当反身用力，去掉短处、集中长处，也许可以不偏落在一边。”这是真情之语，也是谦逊之语，其中接引对方的机微很深。然而象山立即驳斥说：“既然不知道尊崇德性，哪里有所谓道问学？为什么呢？”难道朱子在这里果真有所不知吗？还是陆子的长处和短处，朱子全都知道，而朱子最紧要的地方，陆子还不知道呢？从前子路让子羔做费邑宰，孔子责备他，子路却说：“那里有百姓，有社稷，何必一定要读书才算学习？”他的意思难道不是说这是向上第一等的道理，却竟然因为巧言而受到斥责吗？其中的缘故是可以知道的。因此，如果只依据他们所说的话来判断，朱子把德性、问学分成两方面，象山把德性、问学合为一体，得失显然如同徐徐展开。但探求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就会发现，所谓失未必不是得，所谓得未必不是失。这就是无我与有我的区别。因此，学者不必担心自己支离，也不必担心自己近于禅学，只须担心自己有我。辨析朱子与陆子的人，不必辨别谁支离、谁近禅，只须辨别谁有我。这实在是道术中的一个重大关节，并不只是其他小小的抵牾。我特意把这些话讲给吴侯听，愿慕冈子进一步裁断，也借此请云蛟公指正。不知这同蛟岭公授受的宗旨，是否有万分之一相合？

译《心学宗序》自从佛氏以空寂为宗旨，儒者便开始忌讳谈“空”。近来的议论却不是这样，说：“心本来就是空的，空空就是孔子，屡屡处于空境就是颜子。为什么要把‘空’让给佛氏呢？”于是人们又相继喜欢谈空。我私下认为，“空”只是一个名称，考察它的实质，应当有所辨别。无声无臭，是我们儒家所说的空；无善无恶，是佛氏所说的空。两者的差别，开始虽只有毫厘，结果却相差千里。若混同而不加考察，就会把佛氏所谓的空当作儒家所谓的空，使心学在天下大乱，这不是小事。善是心的本体，在容貌上表现为恭敬，在言语上表现为顺从，在视觉上表现为明察，在听觉上表现为聪敏，在思考上表现为睿智；在父子之间叫作亲，在君臣之间叫作义，在夫妻之间叫作分别，在长幼之间叫作秩序，在朋友之间叫作诚信。怎么能说它不存在呢？于是说：“我所谓的无，并不是断灭，只是不执着于善罢了。”试着返观内心，就会发现心就是善，原本是一件事。不只是没有什么可以容纳它的执着，也没有什么可以容纳它的不执着。况且执着与不执着，只是念头上的事情，难以用来说明心。即使担心它有所执着，去掉这种执着便可以了，善又有什么过错呢？却连善也一同去掉了。唉！古代君子终身战战兢兢、勤勉谨慎地捧持而不使之坠落的东西，如今的君子却把它看作琐屑小事，等同于泥土草芥。古代君子终身孜孜不倦、喜爱追求的东西，如今的君子却把它看作拘束，等同于枷锁。把它看作琐屑小事，就一定怀疑它落在一端，不是最高妙的道理，于是厌弃轻视而不屑一顾；把它看作拘束，就一定认为它增加了自己的障碍，不是本来的面目，于是要扫荡干净，不留丝毫。善究竟亏欠了人什么，竟被这样严重地贬低呢？连善都不认识，怎么能够认识心呢？于是只听到一点影子便混称为空；有人指出错误，便说：“无声无臭的深密解释，本来就是这样，只是你不去思考罢了。”无声无臭，是把善看作精微而用来描写它的说法，是真空；无善无恶，是把善看作粗浅而用来破除它的说法，是影空。哪里可以强行把二者附会在一起呢？所以起初是把儿子认作盗贼，最后反而把盗贼认作儿子，名义上叫心学，实际上却是心学的蛀虫。为什么呢？因为丧失了宗旨。吕氏扰乱秦国，牛氏扰乱晋国，佛氏扰乱儒学，道理是一样的。我心中对此有所感慨已经很久了。如今何其有幸，竟得到了本庵方先生。方先生年轻时就爱好学习，年长后更加笃实，到了老年仍不懈怠；一言一行，一切都归结到内心加以验证。他担任诸生祭酒二十多年，主持岁试荐举后竟然弃去官职，优游于山川岩壑之间，淡然无事，却唯独对世道有所感触。世人谈论心学，往往把“无善无恶”作为宗旨，他便进一步拿六经、四子以及各位大儒的言论来验证；凡是与心学有关的，都全部搜集编次。其中有引用而未说明、有说明而未完备的，他各自亲手补写几句话，详细探究、剖析其旨归，总要说明善是心的本体，而不是心的负担。又说明这个本体即是真实而又空寂，并不是离开真实去追求空寂。编成后，命名为《心学宗》。希望学者一看便能洞见圣贤之心，因而也能看见自己的心。即使是不喜欢谈空的人，也能在这里认识我们所谓的空，自然不必因为它与佛氏相似便废弃真实、过分忌讳；即使是喜欢谈空的人，也能在这里认识他们所谓的空，自然不能因为相似便扰乱真实、毫无分别。滔滔的狂澜之中，方先生大概就要成为砥柱了。方先生的儿子鲁岳公来吴地巡按，把这部书拿出来给兵宪虚台蔡公看，蔡公认为很好。又交给宜兴喻侯刊刻，公示给各位同道，并说我应当为它作序。过去王文成揭示良知，自信这种道理平易、简约、直接、切实，可以等待百世验证，确实没有欺骗。然而在天泉证道时，又独自把“无善无恶”标举为第一等真理。我私下认为，“良”就是善；善本来具有的，就还给它本来具有的；恶本来没有的，就还给它本来没有的。这叫作自然。把善夷平为恶，把有贬斥为空，未免就要人为安排了。这样看来，究竟什么是平易简约，什么是支离烦琐，什么是直接切实，什么是劳苦纷扰，难道不是清清楚楚吗？因此，方先生编的这部书，正是用来阐明良知的内涵。假如王文成再生，也应当首先表示赞同。蔡公急切地加以表彰，可以说是在风气倾覆、波涛动荡之中独具慧眼的人了。他对于人心的补益不小。于是我忘却僭越，为它作序。方先生名学渐，是桐城人。鲁岳公名大镇。蔡公名献臣，是同安人。喻侯名致知，是新建人。

译《中丞脩吾李公漕抚小草序》我读中丞脩吾李公的《漕抚小草》，以及次第读到海内诸君子所作的文章，关于李公恭敬地辅佐君主、勇敢地顺从君主、巧妙地启悟君主、奇特地成就君主，以及他在崎岖艰险中所费的苦心、旋转补救时所施展的壮略，都已经说得很详尽了。只是我同李公交往最久，对他了解最深，私下还从这些论述中窥见了一个方面。当初李公很难有儿子，后来却接连生了几个男孩，我高兴得喜形于色，写信祝贺他，并说：“希望您爱惜自己。”李公的身体不是他个人的身体，而是宗庙社稷的身体。我又重申说：“您的身体不是您个人的身体，而是宇宙的身体。”希望您爱惜自己，李公笑着道谢说：“我平生喜欢读书，到如今更加厉害，常常到了半夜才睡；即使铅椠为业的书生，也未必有这样勤奋。”他本来是说：“这样就可以同千古以来的贤人交游，启发我的精神智慧，成为我效法的典范；也可以收束精神，使它们归于一途，不让它们稍有外泄，其中有无限的益处。”如果轻率地自我菲薄，以致危害自己的身体，使知己担忧，我哪里敢这样做？哪里敢这样做？我听了这话，忽然不觉悚然心折。后来李公晋升为总漕，声望和实际地位日益提高，我想借机试探他，便稍稍写信加以激励。当我把他比作古代的巨公长者时，李公惊起说道：“唉，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不过是个落拓之人罢了，自从同您交往，才开始有所闻见。”自从接受职事以来，我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放松，只是以仿效俗人修饰表面、在青天白日之下装扮格套来施展鬼魅伎俩为可耻。况且人的天性无穷，职分无穷，心力无穷，尧舜的事业也不过像太虚中的浮云一瞬，何况凡人呢？唉，这是说的什么话？您且住口吧！”我听了这话，更加不觉悚然心折。唉！微妙啊！先正论人的品格有圣贤、豪杰两类，又说有豪杰而不是圣贤的人，却没有圣贤而不是豪杰的人。因此，豪杰在大处不失误，圣贤在小处也不疏漏；豪杰处理天下事务，常常像是绰绰有余，圣贤处理天下事务，常常像是唯恐不足；豪杰的作用在功业、功能和意气之中，圣贤的作用则在功业、功能和意气之外。看李公洗涤内心、警戒思虑，已经渐渐由豪杰向上进于圣贤了。回想从前，宁陵新吾吕公曾同李公谈论学问，李公认为那是迂阔而弃置了。如今看来，世人所忙忙碌碌、奔走追逐，不惜牺牲性命去追求的，正是李公所鄙陋而不屑做的。而李公所做的，潜心磨炼，暗中锻造，期望使自己达到纯一境界的事情，又正是世人所讥笑而不肯做的。那么，说他迂阔的人，应该没有谁比李公更合适了，为什么反而遭到李公鄙弃呢？我私下猜想，他当时所指的迂阔，应该另有所指，只可惜没来得及把话说完。改日我请求能够到李公那里把这番话说完，姑且先为它引出端绪，并且等待阅读这部文集的人共同参究。《景素于先生亿语序》白沙陈先生的诗说：“朝市山林都有事情可做，只是今人在忙碌处，古人在闲暇处。”这话说得真有旨意啊！不过，古人也有忙碌的人，只是他们所谓的忙，不是今人所谓的忙。今人所谓的忙，出仕就争逐名声，居家就争逐利益，是为自己打算。古人所谓的忙，出仕就推行正道，退处就阐明正道，是为天下万世打算。因此，若从一身的利害来说，可以说今人忙碌的地方正是古人闲适的地方；若从天下万世来说，可以说今人闲适的地方正是古人忙碌的地方。我看景素先生，大概接近古人了！先生出身显贵，是江东冠冕，却能超然自守，宁静淡泊，完全没有奢靡华丽的嗜好，可以说是不知道有自己的家。考中进士以后，历任内外官职，声望和实际地位正迅速上升，却在一天之内把官位像破鞋一样弃掉，可以说是不知道有自己的官职。然而他还是诸生时，便发愤闭门读书，以古人为友，以至忘记睡眠、忘记饮食，丝毫没有闲暇安逸。后来任江右司理，只想着洗雪冤屈、惠及百姓，早晚勤勉不懈。入朝任郎官、掌管客曹，恭敬尽职，一丝一毫也不肯苟且。亲眼看到时事中有不能同意的地方，便上疏详细陈说，至再至三，最终因触犯上意而被罢职归乡。退隐以后，他仍然每天亲手读一部书，不比做诸生时减少。他一边诵读，一边推究，时间久了，胸中所积蓄的学问深厚而蓬勃地发作，不能自我抑制，于是陆续写在书册之间。他拿出所著《亿语》给我看，书中的话根本在理、要旨精深，切合日常生活，就像布帛和五谷，寒冷的人可以拿来做衣服，饥饿的人可以拿来充饥。说到学术正邪的关头，总是再三郑重说明；说到世道人心升降的关头，又总是忧愁变色，长叹着谈论，仿佛疾病疼痛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丝毫不减在朝廷任职时的情状。从前一种情形看，在一身的计较上，他多么悠闲啊！今人忙碌的地方，正是先生闲适的地方。从后一种情形看，在天下万世的计较上，他多么恳切啊！今人闲适的地方，正是先生忙碌的地方。像先生这样的人，难道不应当到古人中去寻找吗？我忝列庚辰科的名籍，平日恭敬严肃地侍奉先生，不敢以同辈自居。先生不弃我，左右提携，使我不至堕落。自省在先生闲适之处，我还能够跟随学习；至于先生忙碌之处，我离得还很远，尚未能相称。正好先生命我为《亿语》作序，我冒昧地这样评论编次，也借此自我勉励。

译《五经绎序》盱江邓潜谷先生著有《五经绎》十五卷，他的门人“心源”左公到浙江按察，带着此书给嘉禾曹司理看，于是交给钱塘县令聂侯校订并刊刻。聂侯将曹公的命令托付给我，请我作序，我接受后读完了全书。我起身感叹道：“美好而广大啊！它的思考深邃，见识端正，旨趣深远，文辞优美，出入古今，贯通诸子百家，不拘守一说，不执着一见，最终自成一家之言，纯粹无杂，这已经很伟大了。”随即又说：“这是先生所作的阐绎，却不是先生之所以阐绎的原因。”我听说先生精研性命之学，有卓越的领会，却不作玄虚的谈论、微妙的议论来标榜自己；回到日常生活中修养，实行平常的德行，谨慎平常的言语，像面临深渊、行走薄冰那样，丝毫没有差错。孝顺友爱在家庭中得到信任，忠诚诚信在乡里得到信任，时间久了，名声和实际充实洋溢，远近都归向他。皇帝听闻此事，下诏征召，仪态庄严地来到他的简陋门户。自崇仁新学兴起以来，先生的声望最为盛大，天下传颂而羡慕。然而先生正迟疑退让，谢绝说不能胜任；他越发把自己看得卑下，越发专心磨炼德业。《易》的精微、《书》的疏通、《诗》的思无邪、《礼》的无不敬、《春秋》的深切显明，大概先生已经亲自体会并实行了。这就是先生之所以阐绎五经的原因。随即又说：“这是先生亲自用来阐绎五经的方式，不是我们替先生阐绎五经的方式。”我曾一两次在虞山、梁水之间侍奉“心源”公，私下见他坦率而庄重，周详而不急迫，敦厚诚实而又有文采。他所提倡阐发的一切，全都根源于自己的体会，意味绵密而沁人心脾。退下来考察他的行事，只见他兴办教育、端正风俗，勤勉不懈；表彰善行、区别邪恶，风范法度清白如镜。先生的道理在这里已经显明了。今后读者果真能够由左公通达邓先生，由邓先生通达五经，又能由一引十、十引百、百引千，彼此渐相浸润磨砺，人人亲自体会实行，而不只是把它当作训诂来阅读，这才是我们替先生阐绎五经的方式。唉！五经本是一颗心。它在古代先圣先贤那里，正如在先生那里；它在先生那里，正如在左公那里；它在左公那里，正如在每个人那里，没有丝毫多余。反过来寻求，每个人那里所有的，正如左公那里所有的；左公那里所有的，正如先生那里所有的；先生那里所有的，正如古代先圣先贤那里所有的，没有丝毫欠缺。然而最终却显然悬殊，甚至相差五倍、十倍而无法计算，这是为什么呢？先生作这部阐绎，是要阐明往圣的教诲、启迪后世，联结上下千古，使一切人都进入圣贤的境域。如今先生已经不能复生，但他的遗编完整地保存着，继承并启发它，实在是左公的责任。哪里只是左公的责任，实在也是我们的责任。因此我详细论述其中旨意，希望共同勉励。邓先生名元锡，左公名宗郢，曹司理名光德，聂侯名心汤。《崇正文选序》我邑励庵先生编成《崇正文选》，书成后过来问我说：“先生编这部选本，意旨是什么？”我说：“是怕世人争相趋附奇异，把它当作门径。”他说：“奇异哪里容易得到？我只担心没有奇异。果真有奇异，就不必把它当作门径。何况世人所谓的奇异，也未必真是奇异。他们往往舍弃大道而旁逸奔驰，追逐影响而精于拾取。因此，若以古人为法则，就把它做成《坟》《索》《汲冢》；若以秘异为法则，就把它做成金简玉册；若以博杂为法则，就把它做成《石篑》《酉阳》；若以奇解为法则，就把它做成贝函灵箓。这样做，究竟算奇异还是不算？骤然看去，他们所自命的文章俨然直凌千古之上；慢慢考察，却大多用艰深的言辞来装饰浅显的见识。假如有人从旁揭破，许多不过是从前剩下的渣滓残汁，不知道被人吐出、咀嚼、再吐出过多少遍了，哪里还有什么奇异！”我说：“那么怎样才可以称作奇异呢？”他说：“奇这个字，是独一无二、没有匹偶的意思。像这部选本，差不多就接近了。试着谈论它：六经完成以后，一变而成为《左传》《国语》。那么《左传》《国语》之后，还有《左传》《国语》吗？” 没有，但还没有到此为止。再变而成为班固、司马迁的文章。那么班固、司马迁之后，还有班固、司马迁吗？没有，但还没有到此为止。三变而成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那么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之后，还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吗？没有。几位君子，难道不是凭各自的性灵、心神，前后在宇宙之间相抗衡，各自掌握自己的主宰，自出手眼，自成千古的吗？”所以，先生所谓的正，正是我所谓的奇；世人所谓的奇，不过是奇的优孟衣冠罢了。我说：“确实如此！能够认识文章之正的，没有谁比得上先生；能够认识文章之奇的，也没有谁比得上先生。先生可以说是深通文章了。那么如今作文，尊崇什么才可以呢？”他说：“不去做《左传》《国语》的人，才可能写出《左传》《国语》；不去做班固、司马迁的人，才可能写出班固、司马迁；不去做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人，才可能写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先生这部选本，不过姑且显出鞭子的影子罢了。若一定逐字模仿、逐句摹拟，就不是它的旨意了。不能不替先生把这层意思说明白。”我首先点头赞同。适逢先生的外甥瞿星卿在楚地任督学，请求说：“楚地士人多有奇才，希望用这番道理来教导他们。”先生答应了，并嘱托我作序。我于是把这些话写成《楚士告》，读者如果确实体会并保存这种说法，那么对于作文之道，就已经领会一大半了。不过，我难道只是仅仅告诫楚地士人吗？而我之所以告诫楚地士人，难道又只是仅仅在文章方面教导他们吗？这些话，就在星卿身上；就在星卿身上！先生名防，字懋扬，是辛未进士，历任官职至太仆寺卿。平生不喜欢表面上洁白显著的行为，而是安恬肃穆、守持正道，始终如一。他编这部选本，大概完全类似于他的为人。

译《信心草序》我的二哥具有奇异的资质，刚到成童年龄，接受句读教育，便能心领神会。长大以后，因为疾病中止学业。后来，我跟随原洛张先生游学。张先生同二哥谈话，认为他非同寻常，劝他努力学习。二哥推辞说：“时机已经过去了，还学什么呢？”先生不听，强行给他出两道题。他提笔立即完成，文章洒脱而多有奇意。先生读后大为惊讶，说：“我本来就知道您不是平庸之人。”不久二哥参加有司考试，总是名列高等。有客人对二哥说：“您取得青紫官服，不过是信手可得，为什么反而不去做呢？”二哥笑着说：“这不是我的心愿，不过姑且用它来帮助两个弟弟，使他们不至于寂寞罢了。”等到我和三弟先后成为诸生，二哥便停止求取功名、不再侍奉世俗之人，正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奇才更加显著。此时我从铨曹郎谢病归来，询问奇异之士，常常有人来泾上聚会。二哥也时常在他们之间往来，所发表的议论更加宏伟。对于博士家所传授的文章，如果有不合心意的，便退下来私下拟作一篇。写成后拿给人看，没有人不顿然醒悟、自感惭失。时间久了，得到十三篇，便叫苍头用帙子包好收藏，命名为《信心草》。意思是说：“我自己认为应当这样罢了；我不向过去求证，也不向未来求取。” 这就是它的宗旨。我看世上的求学者，日夜勤苦不懈，耳朵没有一刻不听，眼睛没有一刻不看，全心全意从事读写文章的工作。等到把学到的东西放到笔舌之间，仍然还是半合半离。二哥为什么独独不劳苦却能切中要旨呢？他们是从外部输入，他是从内部发出。从外部输入就有所凭借，好比向圆规求圆、向曲尺求方、向五音求和谐。从内部发出则无所凭借，是离娄独自看见、师旷独自听见的境界，不是一般形体声音所能说明的，已经进入技巧以上的层次了。因此称为‘信心’。二哥又对我说：‘近来稍稍听到心性之学的言论，心中惊惧，仿佛有所触动，希望能够把它学完。’我于是自己觉察到，自己的言论多浮泛动摇，也多草率，这正是我的参、苓、茋、术。我不能不学习，我怎么能忘记张先生的话呢？唉，真有这样的事吗？它实在不可测度。自恃无所凭借，却往往仍有所凭借，这是贤者智者也不能避免的。二哥又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二哥不只是进入了技巧的境界，今后应当还会进入道的境界。写下这些话记述事情的端绪，我料想二哥一定不会让这些话成为谄媚之辞。《泾臯藏稿》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泾臯藏稿》卷七 明，顾宪成撰 《英风纪异序》鄱阳有一位廷尉胡公，他死于建文帝之难，所受祸患最为惨烈。檇李瞻山屠公曾任本县县令，采集地方风俗时得知此事，不胜感伤。后来入朝任御史，便上疏首先陈述此事，请求命令有关地方官司建祠专门祭祀胡公，将受株连而戍边的人全部放还乡里，并将同时遭难的诸位公统一加抚恤、记录。奏疏上报后得到批准，于是鄱阳县令程君朝京详细书写此事并张榜公布。县署前忽然有旋风卷着榜文上升，夹着太阳盘旋，从午时到申时，时隐时现，最后又回到县衙堂阶正中。一时围拢观看的有几千万人，没有不惊叹的。这就是《英风纪异》写作的缘由。御史公胡伯子的长子胡观带着此事来给我看，有人对我说：“考察屠公一片精诚，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上达苍天、下彻深渊，没有什么地方不能贯通。造物主难道只是沾沾自喜，特意用这件事显示奇异、表彰屠公吗？大概只是偶然罢了。”我说：“确实是偶然。”又有人对我说：“屠公在吴王庙读书时，常常独坐叹息说：‘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呢？’于是奋笔在庙壁上画松，题诗说：‘幽居之人没有世俗的情怀，画下这苍龙般的松骨。九天风雨到来，它飞腾而起成为神灵之物。’这几乎已经描绘出榜文被卷起时的景象了。” 难道这就是他的预兆吗？况且御史公的奏疏本来从鄱阳开始，后来公文传遍天下，而英风的奇异仍然在鄱阳显现，前后好像彼此呼应，难道是有鬼神在其中主持吗？大概不是偶然。我说：“确实不是偶然。”又有人对我说：“胡公太苦了。他或许会说：‘我杀害了他的身体，又连累他的家、他的宗族，甚至连累他的外亲，却没有救助我的君主，我用什么向高皇帝谢罪呢？’又或许会说：‘我没有救助我的君主，却使人仍然受到这种祸害，世人还称他们为忠烈、称为乾坤正气，我用什么向天下后世谢罪呢？’胡公更加痛苦了。假使胡公看到这部集子，只会增加他的痛苦，大概可以不必记载。”我说：“确实可以不必记载。”又有人对我说：“我曾考察国史，当初陈瑛请求追戮周公是修等人，文皇帝发怒说：‘这些臣子都对太祖尽忠，所以又对建文尽忠，你们喋喋不休地说什么？’有一天，谣传建文帝还活着，正同逃亡的臣子作乱，陈瑛秘密把这件事报告上去，于是任意罗织罪名，牵连无数人，并不是文皇帝的本意。等到仁皇帝继位，便施行大赦；直到今天，皇帝的新诏书还称这是浩荡的特别恩典，前后所作所述同心同德，前后相互辉映，明德已经传得很远了。”}], 既然如此，那么这种英烈之气显现出的奇异，不只是为胡公一人显示灵验，实际上也是为天下所有像胡公这样的人显示灵验；不只是为天下所有像胡公这样的人显示灵验，实际上也是为历代圣君显示灵验。这恐怕不能不记载下来。”我说：“确实不能不记。”伯子听后感到惊讶，希望我说几句持平的话，不要留下两可的说法。我说：“说这是偶然，是为了说明感应的契机没有固定规律，变化万端而不可预测；说这不是偶然，是为了说明感应的道理有其恒常性，确定不变而不会差错。说可以不记载，是为了表现臣子对于君父，不忍借着公家的危急来成就个人的名声；说不能不记载，是为了表现君父对于臣子，不忍因为一时的触犯而遮蔽其流传万世的节操。这两种说法各自都有适当之处，我哪里敢固执于一端呢？”伯子豁然起身说：“从前面两句话来看，可以由此认识到天与人相互关联的情形；从后面两句话来看，可以由此认识到上位者与下位者相互关联的情形。请允许我把这些话记录下来，作为文集的序言置于篇首，可以吗？”我说：“这只听凭伯子的吩咐。不过，我又从侍御公身上看到了以国家为重的忠诚，从伯子身上看到了奉承君命的孝心。这部文集流传于世，对于教化的帮助并不小。”于是把这些话一并记下。胡公名闰，屠公名叔，二人都是丁丑年进士。

译《愿义编序》澄江邵君贞庵，为人恭谨朴实，隐居行医；对于医术，不过姑且寄托心意，并不专心从事，却常有奇效。他曾客居我在泾里的住所，前来求医的人络绎不绝，邵君随手应诊，不把这当作恩德，也不询问患者姓名。每次经过我这里，他总是侃侃谈论清雅之言，完全不涉及世俗事务；偶尔谈到海内的长者，没有不欣然希望能够见到他们的；谈到乡里百姓的悲欢祸福，没有不皱眉忧虑的。我心中感到奇异。一天，他拿出一部书给我看，说：“这是《义田录》，上溯范文正公，下至如今，凡是听闻范文正公风范而受到激励的人，都记录下来附在书后。”我询问他的用意，他回答说：“治理天下，必须从整齐家庭开始；整齐家庭，必须从亲睦宗族开始；亲睦宗族，必须从义田开始。义田使族人的生活得到厚待，于是才有义塾；义塾端正他们的德行，而生活得到厚待以后才可以端正德行。这样以后亲爱亲人、尊敬长者，天下就太平了，所以说必须从义田开始。”我编写这部书已经几年了，只是没有给它取名，冒昧请您赐予一个名字。我长叹说：“先生的用心仁厚啊！从前子贡问怎样广泛施舍、救济众人，孔子告诉他说：‘自己想立身，也要使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 这并不是说广泛施舍、救济众人不可行，而是说自己想立身便使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便使别人通达，这才是广泛施舍、救济众人的根本。只是说施舍、救济，必定取决于力量；说愿望，则必定取决于心愿。力量有限，愿望无穷；有限就狭窄，无穷就广博；有限就少，无穷就多。孔子真是太善于说明广泛施舍、救济众人了！如今先生编写这部书，考察详细，访求全面，校阅精审，用意深远。许多君子看到它而阅读，阅读后受到感动，感动后产生思考，思考后加以效法。一个人能够成为范文正公，您的愿望就在一个人身上实现；人人都能成为范文正公，您的愿望就在人人身上实现。广泛施舍、救济众人，实际上已经从这里奠定根基，难道一定要功业亲自出自您手吗？”于是就把它命名为《愿义编》。贞庵君说：“好。”过了一会儿却忧愁了很久。我问：“为什么？”贞庵君才说：“先父浮山府君，实际上怀抱着这个志愿，一生困顿，只守着一部经书，四壁萧条，却没有能够实行。临终时拉着我的手告诫说：‘你认为范文正公是什么样的人？小子，你要记住这一点！’并且，难道你没有听到舅父恕斋高公的教诲吗？高公家本来贫寒，却拿出田地一百亩赈济宗族，还亲自写文章记载此事，文章已经收录在本书中。” 我这个不肖之人抚今追昔，实在辜负了先父，还有什么可说的！”我悚然起身说：“您说到这里，也使我忧伤而心有所触动了。”然而先生编写这部书，正是为了彰明浮山公的志愿并完成他的心愿，我感到惭愧的地方太多了。于是把他的话依次整理，题写在书册前面，用来告诉世上阅读这部书的人。《鹤峯先生诗集序》我年轻时就听说邑中有鹤峯黄先生，很久以来便希望能执鞭随从他。适逢他的孙子应觉刻印先生遗诗，我接受诗集读完，越发洒然感到惊异。士人正低头诵读经书，早晚讽诵，挖空心思、绞尽脑汁、耗尽精力而奔忙的，只是把举子业看得最重要罢了。即使想在其中吟咏风月、描写山川，同骚人词客争奇，也茫然无法做到。先生怎么会有这样的闲暇呢？当初先生考中孝廉，正值盛年，此后带着经书等待诏召于金马门，竟四十多年而一次也没有遇合。南北奔波、风尘劳顿所消磨的雄心，不知有多少。如今读他的诗，宽和典雅，发于性情而止于礼义，完全没有不平之气。先生怎么这样安适呢？应觉从容地告诉我：先生长久滞留公车之中，有同僚中当权的人在宰相面前推荐他。先生听到这件事，一夜之间骑马离开长安回去了。居住乡里后，监司、守相都很看重他的为人。有一个同姓之人触犯法律，假称是先生的侄子，想免罪，还献上百金祝寿。先生笑着挥手拒绝，不肯接受。他自爱自守，大多就是这样。我起身叹息说：先生可以说是超然处在功名富贵之外了。纯洁明净的心灵，一点尘埃也不能污染；他时时流露出来的诗文，难道没有什么缘故吗？当然是有缘故的！

译《辽阳稿序》我邑黄斗南先生的高尚风范和光明节操，海内传诵；唯独奇怪的是，他的文章很少流传于世。适逢先生的儿子思庵公检点遗物箱笥，得到《辽阳稿》，交给他的孙子懋勋刊刻发行，但篇帙仍然很少。从前荆川唐中丞给先生写信说：“《易》卦《蹇》说，君子因此反省自身、修养德行。大概在寂寥枯淡之中，对道心的帮助反而很多。自从儒者不知道反省自身的意义以来，其中高明的，便在文章、气节的领域激昂自振；其中低下的，便沉醉于蚂蚁般的腥膻和腐败之间。像兄长您的志气，本来已经超越一世的尘垢，同古代有志之士为伍了。不知近来反身之学，从《蹇》卦中得到的体会如何？希望您教导我。”张舜举说：“兄长自从戍守辽地以来，写诗将近四五部，为什么这样多？难道要借此自我宣扬处在重重险难中而心志亨通的快乐吗？或者是困穷忧愁、羁旅无聊的思绪，姑且借它来自我排遣吗？还是要写出您对江湖的忧虑，表达您离开国都仍缱绻不忘的爱国之情，如古代《离骚》的创作吗？又或者把自己比作铙歌鼓吹、辽东都护的乐曲，同边塞上横槊而立的人共同慷慨吟咏吗？不然，这些枝叶般无用的言辞，足以使心神沉溺、白白消磨时日，已经很久了。兄长究竟取其何处呢？每天作一首诗，不如每天玩味一爻一卦；每天玩味一爻一卦，又不如默默地在心中成就它。这就叫反省自身，至于枝叶般无用的文辞又有什么关系呢？”诵读这些话，我又担心先生过于在意文辞。然而如今刊行的也只有上下两卷，难道是先生听到了中丞的话，便删削了许多吗？还是先生原本就不在意，任凭它散失了呢？等到读先生的诗，大多风格刚劲，神情开朗；借物寄托兴致，往往有深长的思考，读来总使人默默心动。至于《朱夏篇》说：“幽居之日，三次反省旧日过错，激发新的悲伤。”《自责篇》说：“说了大话竟全无顾忌，平心考察又为什么不能做到？”又如《新居篇》说：“君王最懂得陶铸人才的方法，苦心劳筋竟把我派到这里。”《东溪篇》说：“在田园还是钟鼎之间，我有什么可选择的？一谈到经世筹谋，便厚着脸皮了。”由此又可见先生在诗中自有磨砺锻炼、用力修养之处，这也是反身修德的一项证明。既然如此，诗怎么能使人沉溺？沉溺的人只是自己沉溺罢了。又怎么能白白消磨时日？消磨时日的人只是自己消磨罢了。中丞的话，不过姑且为先生助上一鞭而已。或者我起初仰望先生，如巍巍泰山，疑心不能亲近；等到先生奉命赐还，屡次任冏卿，不久便告老归来，我以诸生身份带着名刺，整理衣襟伏地拜谒。当时先生正闭门养病，却命令季君扶他出来相见。他浑厚朴实、敦厚丰茂，颓然如田夫野老。相对瞻视之间，我的鄙陋吝啬顿然消除，更使人无法同他疏远。我私下料想，先生从《蹇》卦中得到的体会，一定不浅。这又是反身修德的一项证明。由此看来，先生的诗就是先生的《易》。有时有言语，有时没有言语，旨趣本来相同，哪里有什么本末精粗的分别呢？所以我特意把这一点表彰出来，认为后世评论先生的人，必须参究到这里，然后才能认识先生的真实面目；至于作诗多还是不多，并不是值得追问的事情。《中丞怀鲁周公奏稿序》中丞怀鲁周公把前后奏稿刻印成书，写信给景逸高伯子，嘱托我作序。我接受后读完了全书。起身感叹说：美好啊！这足以用来观察周公了。事情关系国家根本的，其中有深切的言论，如请求建立太子的奏疏；事情关系国家体统的，其中有令人震动的言论，如纠正东封的奏疏；事情关系国家命脉的，其中有昌明的言论，如崇尚道德、重视节义、优待记录贤能的奏疏；事情关系国家法宪的，其中有明亮严正的言论，如考核弹劾各属官员贤能与否的奏疏；事情关系国家财政的，其中有恳切的言论，如请求停止织造、停止某事的奏疏。至于戊申年救荒一事，尤其不胜苦心经营、四处筹谋，为此困窘周折、想尽办法，为此废寝忘食，为此披肝沥胆、竭尽心力，悲哀痛切、情势迫急，几乎一字一泪，真让人看了不忍读，读了又不忍读完，这就是请求减免、请求赈济等奏疏。若不是正直和忠厚合而为一，谁能做到这样？这足以用来观察周公了！但这样就足以完全说明周公吗？答：还不能。周公虽然慷慨任事，却老成持重，观察时机而后发言，一经发言必定合乎法度；他所不愿做的，是急于行事，而在从容委婉、暗中转移挽救、在危难中拯救事势方面用力。他不喜欢公开争辩、显著进谏来博取高名，也不一定要让功劳出自自己，这些在《待旦堂漫谈》中记载得很详细。他处理政务，只是虚心对待别人，勤勉寻求善策，常常像唯恐来不及；早晨得到劝告，早晨就实行，不等到白天；白天得到劝告，白天就实行，不等到晚上。这些全都是周公一片真挚精神所集中之处，并不只在于指出是非、条列利害而已。因此，一部奏稿中，有眼睛共同看见、有耳朵共同听见的，人人都能知道，我能够说出来，也是人人都能知道的；至于这两方面，则有眼睛未必全能看见，有耳朵未必全能听见，即使看见听见了，也多半习以为常而不能察觉，是我能够说出来、众人却不能完全知道的。哪里只是不能完全知道，甚至常常还反过来要求更多。这就是我内心有所感慨、特意把它表彰出来的原因。周公听了道谢说：“真有这样的事吗？说到这里，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又说：“说到这里，过去确实有时势难以协调的限制，不能完全使自己满意，这用什么向别人解释呢？”又说：“说到这里，如今仍然受到耳目容易局限的限制，不能马上让所有人都知道，又怎么回应您的话呢？”我再次起身感叹说：“美好啊，周公的心竟是这样无穷！用这一点观察周公，大概可以说足以完全认识周公了。” 如今三吴各地的父老，正日夜奔走劳苦，向北赶去，一同叩击宫门，请求借用周公；直指邓公也将特别上疏，请求圣天子眷顾东南，施行惠及东南的命令。用来彻底发挥周公无穷作用的机会，大概就在这里了。我还可以对此评论编次，请让我执笔等待。

译《万厯奏议序》国家的祸患，没有比阻塞更大的。所谓阻塞，就是上下各自隔绝的现象。因此，大臣贪恋俸禄，不肯进言；小臣害怕获罪，不敢进言，这就是阻塞在下。幸而不肯说话的人肯说了，不敢说话的人敢说了，最终却受到阻挠而不予批答，这就是阻塞在上。阻塞在下，上位者就孤立；阻塞在上，下位者就孤立。这两种情形，都是造成大乱的道路。我看到当今皇上聪明睿智，本来可以同三皇五帝并驾齐驱。然而登极以来，这两种祸患交替出现，为什么呢？有的人说，下位者不是自己造成阻塞，大概是上位者有意为之；但上位者不是自己造成阻塞，大概又是下位者有意为之。然而追溯丁丑年关于纲常的诸多奏疏，政府不愿交付史馆，于是迁怒于执掌文书的诸位君子。此后手段越来越巧，大多借口留中不发来抹去痕迹，使进言者因其他事情获罪，而不是因进言获罪。到了近年，甚至想把邸报也一并禁止，其原因就可知道了。到了壬午年发生第一次变化，公道受压抑后忽然伸张；戊申年发生第二次变化，公论郁结后忽然畅达。这又足以说明，我皇上果然从未辜负天下，天下也果然不敢辜负皇上。然而最终伸张的仍然屈抑，畅达的仍然郁结。这又足以说明造成阻塞的缘由根深蒂固，不是一时之间能够突然消除的。难怪评论时世的君子，俯仰于江陵、四明之间，更加不能不三次叹息。我的朋友采于吴子，从小接受尊父复庵先生的家庭教诲，光明磊落而有志向操守。成为御史以后，早晨拜官，晚上便上奏直言，正直的声名大为显著。他巡视地方的空闲，搜集辑录三十年来若干奏议，共分若干卷。凡是先后留中以及当权者不愿让它们流传于世的，都交付刻板刊行。我读后很有感触。同样都是并肩侍奉君主罢了，那些随波敷衍的人全是享受俸禄的肉食者。一个人慷慨进言，群臣便一齐起来斥骂他，不说他是好名，就说他是越级求进。都是上书建言罢了，触犯皇帝认为正确的有十七件，触犯权要认为不正确的有十九件。君子攻击小人，小人便说：为什么这样苛刻？这不是捕风捉影、听信传闻吗？小人摘取君子之过，君子却说：为什么这样痛快？空无事实的污蔑，已经成了他们的凭据。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慢慢考察，难道是当局者颠倒是非而旁观者反而明白吗？难道是衣冠之士互相诋毁，而道路上的舆夫小民反而明白吗？难道是在大庭广众中争吵，而在平旦独处时内心却另有真实想法吗？难道是只在眉眼之间喧哗，事情一旦决定便归于平静吗？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由此可以考察世道的变化，可以观察人心，可以预见士气，可以参究成败得失的关键，昭示过去而警惕未来。采于的功劳和影响深远啊。不过我还愿意有所进言。李忠定说：天下的道理，不过是真诚与猜疑、光明与昏暗罢了。由真诚和光明推究，可以达到尧舜的境界；由猜疑和昏暗推究，其祸患将不可胜言。愿把这话献给皇上，请求寻找达到尧舜境界的道路。苏文定说：天下有重臣，有权臣。权臣，天下一天也不能有；重臣，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愿把这话献给执政者，请求寻求成为重臣的方法。至于言官，掌握天下的是非；天下又掌握对言官的是非评判。言论实在不能不谨慎到这种程度。愿把这话献给台省官，请求寻求取得天下信任的方法。太初郑子听了高兴地说：高明啊，这真是追究弊病的根源！专一而精核，掌握了防止祸患、堵塞源头的道理；劝人向善广泛而公正，掌握了彼此修养、共同济世的道理。依照这番道理推行下去，天下就只在掌上运转罢了，哪里还会有阻塞呢？”于是我把这些话告诉采于。采于说：“这本来就是我辑录这部书的用意。” 《重刻万厯丙子南畿同年录序》《万厯丙子南畿序齿录》已经重刻两次了。乙巳年，孟威沈子又谋划重新刊刻，在世系方面增加了详细内容，远则追溯到高祖、曾祖，旁则涉及众多从兄弟，没有不齐备的。大概是仿照他先府君嘉靖癸卯科的成例。书刻成后，他封好拿给我看，命我作序。我读了以后，默默地心有所动。从丙子到现在，不过三十年而已，名列其中的人，已经大半成为古人了。我抚摸书卷徘徊，百般感慨突然一齐涌上。幸而其中还能够留下我这副身体平安无恙，难道不是值得高兴吗？不过，增进德行、修治事业，艰难得像登山；日往月来，时间流逝却快得像奔跑。即使再过三十年，又能有多久呢？难道又不值得害怕吗？我俯首思考，凡此一切，都系于人能否自立。能够自立，便有同天地一样永远存在的东西；眼前短暂的寿夭，哪里值得一提？如果不能这样，也不过同草木一起腐朽罢了。即使活到期颐之年，白白浪费光阴，又有什么用呢？那么，逝去的人不值得过度悲伤，活着的人也不值得自恃；其中可喜可惧之处，另有所在。这正是我们同道之人应当急切而深刻反省的。于是重甫华子、立之姜子一同对我说：“沈子不远三千里来托付给您，您可不要忘记。” 我便为二位诵述沈子的这番说法。二位说：“我们先前见沈子用心深远，是把天下看作一体而施仁；如今又见先生用心切近，是讲求彼此交相修养的义。请允许我们把这些话告诉同榜的诸位兄弟，或许大家能够共同谋划，不辜负这部记录吧。”

译《石幢叶氏宗谱序》我县叶参之在廷尉任职二十多年，其中十分之一的时间在任官，十分之九的时间因事告假；家中只有四面墙壁，却安然和穆，自得如常。他对于富贵功名，已经淡然忘怀了。一天，他放眼游览石幢的旧址，抬头看见九峰高耸，青翠之色迎面而来；低头看见防河一带鳞次栉比，仿佛绿色将环绕四周。他叹息说：“这不就是我的祖先无名公从吴江同里持杖游历到这里，欣然认为这里景色佳胜，毅然舍弃故乡而迁居于此吗？到现在已经好几代了，子孙兴盛绵延，这是谁留下的福泽？怎么能把它委弃在草莽之间呢？”于是退下来同堂兄懋拱商量。懋拱便编写宗谱。完成后又说：“这部谱只描绘了外貌，还没有谱写它的精神。”于是又去同他敬重的朋友尤卭州伯声商量。伯声便撰写《世德传》。书成以后，参之读了很高兴，于是合在一起刊刻，带来给我看，并嘱咐说：“希望您能给我们宗族的人一些教诲。”我推辞说：“懋拱编宗谱，是教人亲爱亲族；这样，一家人就兴起仁爱了。伯声作传，是教人尊重贤者；这样，一家人就兴起谦让了。我还说什么呢？”参之说：“即使如此，也一定请您给我们一些教诲。” 我说：“如果真要替参之谋划，那么有两点：一是体察自己的本心，反过来寻求它；二是推己及人，把它推广开去。亲爱自己的亲人，要从自己的本心出发，确实有一种油然而生、不能忍心伤害亲人的感情，并不是为了徇私；尊重贤者，也要从自己的本心出发，确实有一种肃然起敬、不敢轻慢的感情，并不是故意装作。以上是反求本心的说法。因此，由亲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亲爱别人的亲人，彼此都加以温煦，这样在不忍伤害之中，亲亲的分量才算圆满；由尊重自己的贤者推广到尊重别人的贤者，彼此都加以收摄，这样在不敢轻慢之中，尊贤的分量才算圆满。这就是推广的说法。这样以后，对内可以尽到自己的责任，对外可以尽到对别人的责任；从长远说，可以保存无名公的质朴而防止其事业的开端失坠；从眼前说，可以发扬乐善诸公的光辉而使其事业的结局更加厚重。这才叫谱写精神，而不只是描绘外貌。能否做到，就在参之自己了。”参之道谢说：“话说到这里，我哪里能够独自承受并实行呢？请允许我把这些话记录下来，教诲宗族的人，大家早晚共同佩戴奉行，希望能达到万分之一的程度。石幢叶氏将永远拜谢您的赐教。” 《贵溪县志序》京口惺宇钱侯任贵溪知县第四年，政务已经成效显著。一天，他曾问身边的人：“县里有县志吗？”回答说：“还没有。”他叹息说：“知县究竟是干什么的？”于是退下来筹划编修县志，八个月后县志完成。便托同年安封部来请我作序，并把县志的大致内容拿给我看。我读过以后，对封部说：“今天这部县志，是大家共同治理出来的；将来的县志，则是钱侯治理出来的，我哪里能增添一句赞语呢？”封部说：“为什么？”我说：“钱侯自己已经说过了。景泰年间，有张广文铎，曾创编县志草稿，却独独缺少人物一门，这同没有县志一样。万历初年，容庵伍公开局主持纂修，已经完成一半，恰逢朝廷召他入京，因而没有完成。幸好有庠生汪如汲，曾凭文章和品行受到伍公赏识，拿出他所著的一卷《阐幽志》，以及他和故友张楫共同抄录的一部私修县志，再拿平日所咨询考察的材料加以核对，确实足以互相参照。于是具文请示监司，把诸位生员集中到象山书院，逐日考核、按月订正，广泛搜取而择要删裁。它的纲领有八条，细目有五十条。至于人物一门，尤其慎重，必定逐户询问、逐家访问。这就是汇集全县人的耳朵作为自己的耳朵，不敢只凭自己的听闻；汇集全县人的眼睛作为自己的眼睛，不敢只凭自己的见识。所以说，今天的县志，是大家共同治理出来的。又听说，有了朱邑，天下万世才没有不知道桐乡的；有了鲁恭，天下万世才没有不知道中牟的。为什么呢？地方因人而受到尊重，并不是地方能够使人受到尊重。我回忆丁丑、戊寅年间，钱侯的两位叔父在泾上读书，风采翩翩，彼此争相出众。前些年玉沂任别驾时，经过东林，我们切磋交游的情谊十分深厚。钱侯的家学，由此完全可以想见；等到他做县令，更以洁身自守、爱护百姓为务，各项惠民政绩都清楚可述。至于赋役一事，尤其详尽审慎；他改定的官府征收、官府解送办法，上下都感到便利，办事官员还将它作为全省的准则。难怪县里的父老子弟，没有一个不人人歌咏钱侯。今后，希望他更加努力，不要改变最初的志向；这样，县里的父老子弟就会世世代代歌咏钱侯了。如此说来，这个县难道不会同桐乡、中牟一样，光耀千古吗？所以说，将来的县志，是钱侯治理出来的。”封部说：“好啊，先生这番谈论县志的话，足以作为钱侯的玄晏了。”于是我写下来回复钱侯。《泾臯藏稿》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泾臯藏稿》卷八 明代顾宪成撰

译《赠鸿斋乔君任洪洞县令序》同门思仪乔子考中进士后的第三个月，天曹任命他为洪洞县令。乔子端正地思考，默默忧虑，只怕自己不能胜任，于是从内心寻求治理政务的方法。唐沈子说：“治理政务在于得到百姓，得到百姓在于顺应风俗；这不是我能够远远揣测的。”乔子到了洪洞境内再作商议。泰来徐子说：“它的征验确实在于稚。”明胡子任荆溪县令，文见刘子任昆峰县令，向卿苑子任阳曲县令。荆溪喜欢用宽舒来使百姓安适，因而固执；昆峰喜欢用诚实来使百姓安定，因而浮浅；阳曲喜欢用整肃来治理百姓，因而疏旷。这些做法本来就不相同。介卿刘子说：“好啊！我跟随司理氏之后，又得以跟随巡按使者，仔细观察各县官吏的治理，希望把这些作为准则。”仁甫但子说：“洪洞怎么样？”忠甫陈子说：“我从县志中听说过。那里君子的忧患深、思虑远，小人节俭而能勤劳，是个好县。乔子前往那里，只要照此行事就是了，不必惊惶。”振甫张子说：“不只是这样。洪洞这个县，迤逦以黄河为界，背靠太行山，天下壮观汇集于此，仿佛车轮辐条汇聚，尽收耳目之间。”乔子本来就才华出众，喜欢作诗，这样一来，便可登高远眺，舒展自己的开阔胸襟；我知道他一定会风度翩翩，更有进步。” 京甫杨子笑着说：“这会妨害政务。”及卿陈子说：“这样一来，《典谟》《风》《雅》就要彼此水火不容了。”当时克苍李子正在户曹考察政务，乔子经过便把这些话告诉他，李子没有回答，只同他谈钱粮事务。乔子说：“井然有序，这已经进步到养民了。”另一天，他又把这话告诉太常懋权魏子，魏子没有回答，只同他谈俎豆礼制的事务。乔子说：“光明显盛，这已经进步到教化了。”于是廷征史子替惟凝钱子诵述这些话。钱子说：“唐子善于参酌，泰来子善于验证，介卿子善于取法，忠甫子能采用实事，振甫子能采用虚理，京甫子正直而委婉，及卿子委婉而明辨，李、魏二子能把隐微的道理彰显出来，仁甫子能引出端绪，廷征子能把全部意思说尽；这些人真是做地方长官者的蓍蔡啊。”衡卿金子说：“可惜没有让益夫参与。”林子孔昭、杜子听到后，便对乔子说，不要忘记各位同道好友的话。叔时顾子又申述说：“不要忘记钱子的言语。”乔子说：“好。”当天便乘一辆车前往洪洞，一年使秩序整齐，二年使风俗改变，三年便有了成效。四方听说这件事，都认为我们二三位兄弟以友谊相互切磋的情意已经充分显现了。《赠凤云杨君任峡江县令序》士人被称为有志向的，没有不急切地想拯救时世的。如果真急切地想拯救时世，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必定同世俗不同。因此，世俗有余的地方，他要纠正为不足；世俗不足的地方，他要纠正为有余。纠正并不是中庸之道，而是针对有余和不足而采取的办法。所以，进行纠正，正是他用来挽救时世的方法。我的同年凤云杨子，进士出身后任峡江县令，忧惧不安，不能自宁。他对我说：“这是个贫瘠的县，百姓又一向狡黠。狡黠的百姓，忧患在刑罚；贫瘠的地方，忧患在赋税，该怎么办呢？”我说：“您的话仁厚啊，正是拯救世道的话。合适不合适，何必计较呢？请借汉代的事作比方。从前孝武帝奖用张汤、杜周一类人，官吏争相趋向严酷深刻；唯独汲黯治理郡政，只责求大体原则，一切细节都不追问，郡中反而治理得更加好。后来又奖用桑弘羊、孔仅一类人，官吏争相趋向言利；唯独儿宽放宽百姓租税，不责令他们缴纳，百姓本来已经缴纳的，又把它借给百姓，百姓更加受到劝勉。后来考课又发生变化。” 您拿自己同这两类人相比，不也可以吗？而且我私下还替您庆幸，拯救世道有两个方面：在上位者那里加以纠正，在下位者那里加以纠正。纠正上位者困难，纠正下位者容易，这是形势造成的。孝武帝穷奢极欲，任凭天下放纵妄为，张汤、杜周、桑弘羊、孔仅都窥见了他的意旨，于是顺势迎合而击中了这一点。因此，官吏的弊病，是从上面开始的。当今皇上温良恭俭，可与三代五帝媲美；即位以来，每年都有免除租税的诏令下达，又特别申明严禁贪官。近来又深恶酷吏，特地下诏令司寇、廷尉商议法律，把酷吏同贪吏相提并论。这同孝武帝相比怎么样呢？只是担心有关官员不能奉行罢了。因此，官吏的弊病，是从下面开始的。这样看来，那两位处在困难的一边，您处在容易的一边，不能说不是幸运。您一定要努力。况且天下这么大，难道没有张、杜、桑、孔一类的人吗？您姑且试着首先倡导起来吧。或许您的同类得到您的带领，就会更加共同弘扬皇上的德意，把它传播给众百姓；即使不是您的同类，也将内心惭愧、面色羞惭，茫然自失，共同舍弃旧习而归向您的做法。所以我说：“您的话是拯救世道的话。”于是杨子悚然起身说：“这不是我所能做到的。” 汲黯尚且不能使张汤、杜周惭愧，儿宽尚且不能使桑弘羊、孔仅惭愧，何况我这个无能之人呢？不过，张汤、杜周、桑弘羊、孔仅所做的那些事，我是可以避免的。”

译《送肖桂朱先生任怀庆知府序》朱伯子大概是由民部郎起家。民部郎，是世人所说的掌管米盐钱粮的官吏；但伯子特别具有高雅的操守，又擅长诗歌，在名流士绅之间声名很盛。他作诗时，特别喜爱杜少陵；当他倚着梧桐吟咏，沉思竭虑，没有什么不加以探究的。一旦有一句合意，便津津乐道地高兴；即使不合意，反复修改许多次，也不悔改原意，认为千驷之马、万钟之禄都不能换取这种东西。他平日居处若有不得意的时候，就对同署的顾叔子说：“我竟被一项官职束缚住了，即使不惜像丢弃破鞋一样抛弃它，离去以后到广漠的原野寻找一丘一壑，修筑几间房屋住在那里。内不看世俗所谓的喜怒爱憎、是非，外不看世俗所谓的荣辱毁誉、得失。这样早晚吟咏，放纵自己独到的心意，使它同千古相通。”从《三百篇》以后，汉、魏诸诗，旁及六朝，直到开元、大历，他没有不极尽其趣味、探究其精微的；归来以后又综合变化，写出日日更新的作品，任其流行而合乎自然。他又多年积累而不懈怠，确实不敢奢望赶上杜少陵、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哪里还值得谈论呢！我听到这些话，很为他壮意，同时又私下想：“天地宇宙广大无边，人只不过处在其中，他究竟怎样看待这一切呢？” 哪里知道山林丘壑不能成为朝廷市朝，而朝廷市朝不能成为山林丘壑呢？何况诗，是心灵精神寄托的地方。歌唱有思绪，吟咏有情怀，赞美和讽刺都有讽谕。即使喜怒爱憎、是非以及荣辱毁誉得失，又哪一样不可以成为诗呢？而伯子却想把这一切统统抛开。”伯子也认为这话有道理。过了很久，他出任怀庆知府，我非常替伯子高兴，认为他一定可以同杜少陵并驾齐驱了。太守号称二千石，所必须严肃侍奉的是两台；要看两台脸色而进退的，有各属官吏；环绕站立、等待恩泽的，有各地父老。伯子处在这一切之中，向上观察、向下察看，俯仰之间呈现各种不同情态；他所施行的张弛、安排和处置，早晨在官府中作出决定，晚上便传遍四境，众人的耳目都集中于此。他所面对的喜怒爱憎、是非、荣辱毁誉得失，应当比从前多十倍。而怀庆又是著名郡县，太行山绵延其外，王屋山倚立其旁，形势景观天下第一。伯子原来想像丢弃破鞋、抛开官服那样追随山水的生活，如今居然不必离开几席之间便得到了；这对他的诗歌所帮助的，绝非微小。伯子说：“您只替我的诗考虑，却没有替怀庆考虑，请再给我一些教诲。”顾叔子说：“我先前本来就说过，诗是心灵精神寄托的地方，它同政务是相通的。” 您试着举出自己所作的诗来读一读：其中绵绵而来的，是慈惠由此产生；清泠而来的，是法令禁约由此产生；浑厚而来的，是德行礼教由此产生。这三者都具备了，怀庆的治理就如同在掌上运转一样容易。杜少陵并不是只擅长写诗，而是擅长造成诗歌的根本。他忠厚恻隐，爱君忧国，这本来就是天性，直到终身未曾改变。他自身困顿憔悴，郁郁不得志，于是时时把这种情怀发泄在诗中。直到今天读他的诗，没有不咨嗟叹息、徘徊不忍离开的。假使他生在这个时代，能够治理一个郡，凭他一贯的品德和才学，他所建立的功业难道会在龚遂、黄霸诸位之下吗？伯子，去吧！不用说在诗歌方面，你一定可以同杜少陵并驾齐驱；即使龚遂、黄霸诸位，也将要让步于伯子了。” 《赠葵庵杨君擢升任永州知府序》过去听说柳子厚任永州司马后，不再过问政务，尽情放纵于山水之间，把一切幽深奇异诡秘的景物全都搜罗出来，写入文章，于是永州在一天之内名闻天下，直到今天仍然文采斐然。我很为此称许他，却私下奇怪：凭他的才华，若稍微遵循并磨炼自己的志向，努力建立功业，他所建立的事业一定卓越可观；但他仅仅同骚人墨客争论高下，实在太细小而不值得取。即便如此，子厚也不是完全无意于当世，更不是故意以贬谪之人的身份自我矜夸、不理政务。他曾写《捕蛇者说》，其中言语哀伤悲痛，千年之后仍使人凄然变色。我推想，当时郡县官吏大多争相苛细察验，以求博取声誉；子厚又是从朝廷中被贬出，内心受到深重创伤，不愿公然表现得与众不同，以免增加祸端；况且他只是一名司马，能做什么呢？如果违背真实情性，投合当世的喜好，那也不是他的志向；所以姑且退居山水之间，来保全自己罢了。因此子厚在这件事上有无法承受的忧患，只可惜世人没有察觉。最近我的同僚大夫葵庵杨君升任此郡知府，我便为大夫诵说这些事，我们相对长叹；不久我上前说道：“像大夫这样的人，正可以道贺了。” 大夫惊愕地问，我说：“这很容易明白。子厚不幸被王叔文错误地推奉，声名和实际都受到损伤；而大夫一向以淳厚谨慎著称，这是第一点。我也见过官吏争相苛细察验，若说如今所崇尚的就是这些，谁能违背呢？恐怕不是这样。圣明的皇上专心治理，百姓没有不如尧舜时代的；不必列举远事，就如近来免租的诏令，突然从天而降，本来连宰相也来不及谋划，台谏官也来不及议论。大夫已经看到了，何必担心时势呢？这是第二点。况且大夫治理拥有岩郡，方圆千里之间，环绕拱卫、等待命令的官吏百姓数不胜数；在这里可以用仁义教化他们，用礼乐传播教化，用刑法约束他们，该张弛时张弛，该宽缓时宽缓，哪里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呢？这是第三点。大夫一定要努力，希望有一天政务平稳、百姓成就之后，利用空闲搜求奇异、采撷幽秘，探访九疑山，泛舟潇湘之间，从容舒展，纵情游历，振发精神于无穷境界，拿来同子厚相比，怎么样呢？这样看来，从今以后，永州更加为天下所看重是毫无疑问的。我哪里只是替大夫道贺，也是在替永州道贺啊。”

译《赠巽川李先生擢升任汉中知府序》巽川先生由民部郎出任汉中知府，到这时考中进士已经二十多年了。诸位大夫对此感到奇怪，便一起聚集来询问。我认为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我想，他们之所以独独对先生格外敬重，正在于此。世上声势显赫的人难道少吗？等到他们真正任职，当然不可能超过卿相。若只知道随着时势的阴晴浮沉，为天下国家的事情奔忙，却不能使这些事情触动自己的内心，那才是先生认为可耻的。士人可贵之处，在于慎重地取舍；往上说要以自己为准，往下说要以别人为准。以别人为准，是自己不能参与决定的；以自己为准，是别人不能替代决定的。先生任历城令时，正值严嵩掌权，许多靠行贿进身的人立即升到显要职位。门客把这件事告诉先生，先生笑笑没有回答，最终只升任民部郎便停止了。这就是世俗想要取得他，却无法取得。没过多久，发生了穆庙的事件。穆庙即位前一天，突然提升他的承奉等官某某，见到的人无不惊愕，只是不敢说话。唯独先生上疏抗辩。此前先生在鲁、卫之间督理税务，同直指使者左某交相上章弹劾那一党，他们因此怀恨先生。等到他们看到这次举动，更加忌恨他，日夜向当权者进谗言。先生估计灾祸将深不可测，过了很久，也只被削去一级官秩而已。他历任郡县，声名越来越显著。到如今又仪态端庄地升任二千石官，这就是世俗想要舍弃他，却又无法舍弃。难道不是贤者才能做到吗？大概我近来同先生交游，先生不嫌弃我，几次称说黄老之学；他的意思认为，其大要只在于抑制喜怒、抛开是非、齐平荣辱，如此而已。各种吐纳之术，并不是当务之急。我深深体会他这些话的意味。若真能抑制喜怒、抛开是非、齐平荣辱，自然就不是世俗能够取舍的人了。先生的根本由来是很深的。我悲叹时俗不能察知其中缘由，反而轻率地把先生同那些没有长短可言的人混为一类加以讥笑。所以我跟在诸位大夫后面，把这番说法写出来。至于先生治理汉中的办法，本来一定很优长，我又有什么可补充的呢？”

译《赠松陵尹徐仁宇入朝觐见序》松陵的承甫王先生擅长诗歌，也擅长饮酒，平生喜欢提出奇特的议论，曾写过《呵呵令》。自从浑敦氏以来，一切事物都不加以分别，任凭言语随口而出，见到他的人都觉得奇怪，说承甫狂妄，其实不是这样；他的忧虑世道之心已经到了极点。我因此了解承甫。昨天我经过他的县，问县令徐仁宇君是否也见过承甫王先生。县侯说：“您竟然已经从哪里了解了我的承甫？”我又因此了解县侯。此时县侯将要入朝觐见，承甫请我作话赠给县侯。我说：“县侯治理政务怎么样？”承甫笑而不答。我再三追问，承甫才说：“我是乡野之人，不懂国家考核官吏的优劣，又能依凭什么说呢？我还能说什么？只是记得从前有一天晚上，县侯曾召我饮酒。酒喝得尽兴后，我斟了一杯酒，站到县侯左边上前说：‘这个贫薄的小县，多次遭受大水，禾苗损失，不能足额缴纳什一赋税，监司怀疑而责问。县侯总是谢罪说：“下官供职无状，使百姓受到牵累。百姓有什么罪？请允许我亲身承受罪责。”这才是所谓不伤害百姓、像抽茧剥丝般体恤民力啊！县侯应该饮酒。’县侯说：‘可以。’我又斟一杯酒，站到县侯右边上前说：‘本县向来好打官司，梗阳的诉讼之词每天喧闹，充满公庭；县侯只用几句话把它裁断，大多便停止了。’ 大体上只是解除他们心中的不平罢了，并不追求多做什么。钩金束矢，安静得根本看不见。即使想充实馈赠、补助庭中礼物，来满足贵人的心意，也没有门路。县侯应该饮酒。’县侯说：‘可以。’我又斟一杯酒，站到县侯中间上前说：‘我们这些人枕着流水、漱着石头，一边歌唱一边吟咏，只是姑且自我舒畅罢了，哪里想借此显达？张某即使是世人所称的显贵者，也不过是耗费精神、修饰声色，博取须臾的荣耀，以此向世俗夸耀罢了，哪里还会借助山林泽野之士呢？唯独县侯能够降低身心来礼敬我们，毫不吝惜地屈己下士，真是豪迈的举动啊。至于时俗的趋附，又有什么可在意的呢？县侯应该饮酒。’县侯说：‘可以。’于是县侯将要醉了，反过来用他的酒杯给我敬酒，我也醉了。您认为怎么样？”我感慨地说：“卓越啊！世俗所急于求取的，正是县侯所缓慢对待的；世俗所缓慢对待的，正是县侯所急于实行的。松陵的政绩已经清楚可见了。我又何必说什么呢？不过我听说汉代龚少卿出任渤海太守，大治，武帝感到奇异，召他入朝。有个王生，平素嗜酒，随同来到京师，后来竟然被引入宫中。王生醉醺醺地大声说：‘愿意有所禀告。’于是武帝问他有什么事。王生说：‘天子如果问您凭什么治理渤海，您应当说都是圣主的德行，不是小臣的力量。’ 龚遂便接受了王生的话，按照王生所说的回答。武帝非常高兴，于是更加器重他；他的名声一天之间传遍天下，直到今天人们还不停地称述这件事。县侯，您去吧！圣明的天子坐在明堂，朝见百官，查看您的治理政绩；您一定不会愧对渤海之治，天子必将庄严地提拔您并询问政绩。承甫的饮酒品德，也不会愧对他的先人。王生一定还会有话教导县侯，使天子当年便明白得到贤士的功效，也就没有我的事情了。” 《赠山东佥宪李道甫叙》从前张江陵掌权时，公卿以下没有不战战兢兢、谨慎奉事的；唯独沈、赵几位君子从郎署中挺身而出，奋然直言排斥他，因此相继受到重罚而离去。等到张江陵败亡，便越级提拔任用他们。难道这不是为了使几位君子的名节更加光大吗？国家借此宣扬忠诚义气，激励人伦道德，为天下人树立劝戒，其中用意深远啊。世俗之人因自己不能做到而感到惭愧，又嫉妒他们的作为，便乘机诋毁说：“这是把被抛弃当作取得，把屈辱当作伸展，是商人逐利的做法。”这只会增添虚伪的端绪，有什么益处呢？唉！他们披肝沥胆，挺身而出触犯当世的忌讳，鼎镬在前，斧钺在后，即使连自身都来不及顾及，难道还会计较其他吗？把几位君子看得如此浅薄，岂不是太过分了！即使如此，我私下也还有忧虑。人的情感哪里有一定呢？如果一句话带来不可测的耻辱，最终人们没有不左顾右盼，离开职位而谋求保全身体、保护妻子的；这样一来，直言就困难，弊病在于下情被阻隔。反过来，如果一句话带来不可测的荣耀，最终又没有不踊跃争先，冒险行事以求侥幸的；这样一来，直言就容易，弊病在于下情侵扰上位。这两种情形都是天下的大患。几位君子既然真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忧患，怎么能安然置之不顾呢？” 所以，世俗用来指责几位君子的说法是不对的；真正应当忧虑的正是这些祸患，不可不察。我的朋友李子道甫，为人孤高特立、疏放旷达，起初任民部郎，声名最为显著；曾因营救魏御史获罪，被贬为东昌理官，后来升任南仪部，今年出任山东佥事。前后任官已经十多年了，议论者替他惋惜，但道甫心中却非常快乐。他对我说：“起初我因获罪被贬出任官职，才过十天，实在没有想到皇上很快就宽赦我的愚昧，下达召我入朝的命令。如今我自己想，未能报答皇上分毫，却又让我庄重地执掌一方宪法，实在惭愧不相称；可是人们还认为我升迁迟滞，为什么呢？确实是迟滞。我大概因此可以免于世俗了，这反而是更加幸运的事。”我听了这话，长叹而起，感叹道甫所说得多么伟大啊！道甫不但可以免于世俗，也可以免除几位君子的忧患了。当今君主不因臣下进言而定罪，却厚重地惩罚臣下，这是君主的明察；臣下不把进言当作功劳，却厚望于君主，这是臣下的贤良。君主尽君道，臣下尽臣道，上下共同达到极盛的境地。这样一来，有什么荣耀、什么耻辱，名声向哪里求取，利益向哪里买卖？不压制前面，哪里会看见需要躲避的事情；不抬高后面，哪里会看见值得趋赴的事情。” 天下人即使想把被抛弃当作取得，把屈辱当作伸展，徘徊顾望，时而前进时而退却，把显耀当作标榜、把隐秘当作交易，诡诈地经营自己的私利，也没有门路了。我因此替道甫庆幸：他的言论足以触犯当世忌讳，却没有因此遭遇危险；他的功业足以成为端方正直之士的护卫，却没有因此显得奇特；他的风范足以使贪婪者廉洁、懦弱者立志，流传照耀千载，却没有因此享受声名。而今以后，即使世上那些喋喋不休、日夜想从言论中求取更多利益的人，也可以稍微歇息了。我因此又替几位君子庆幸。况且道甫过去为娄江王相国所知，相国每次见客，总是赞叹他的奇异。到了这时，相国也特别内心后悔说：“这样的人不应该让他出京，这是我的元直、幼宰啊，怎么竟失去了他？”我听了忽然有所领悟：相国所认为的失去，正是道甫所获得的；他比别人贤明得更远了。我同道甫交往很熟，私下认为他进退之间对世道的关系并不小，不可不记录下来。特意作此叙来归还给他，也用来告诉当世，使想了解道甫的人从这里观察。如果只说“道甫是有奇节的人”，那也不过是个有奇节的人罢了，就没有必要看重道甫了。” 《赠桂阳聚所罗侯升任兖州少府序》

译古代君子彼此交往，彼此约定的是道德，并不约定报答和施予。所谓施予，是说我对别人有所增加；所谓报答，是说别人对我有所增加。这只是偏于一方的私情。要紧的是各自遵循自己本分所应当做的，各自依据自己内心本来如此的本性，哪里还有什么报答和施予呢？这才是天下的公理。公与私相距很远，不可不辨察。我对于唐茂才请我为罗侯作文这件事，有些疑惑。茂才说：“罗侯来到我们桂阳任职后，白发老人和吃奶的孩子，没有不沐浴在他的恩泽中。只是我所受的仁爱，尤其显得不同。我的仁，是住在破瓮作窗、绳子作门轴的贫弱儒生，家里只有四面墙壁，乡里人都拿我取笑。罗侯格外关注并安抚我，甚至常常替我发放廪粮。我曾因同仇家争执而没有得到公正处理，罗侯了解情况后，立即替我洗刷冤屈，使我不至于败落。这种情谊，谁能比得上呢？我想报答他却无从报答，以至于白天不吃饭、夜里不睡觉；幸而遇见先生，希望先生替我谋划这件事。”我说：“您的用心可以说很厚重了，但您对罗侯的看法恐怕仍然浅了。罗侯是仁人，重要的是尽自己的本心而已，并不把它据为己有。他对待您，如同对待普通士人；他对待士人，如同对待普通百姓，只是按照各自应当得到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哪里会在其中厚此薄彼呢？如今您却想把罗侯当作自己的私恩对象，又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更加不合适了。您自己还是谋划这件事吧。”如今罗侯安抚您的行为，为什么是宽待您呢？他替您洗刷冤屈的行为，为什么是保全您呢？宽待，是给您求学的资本；保全，是给您求学的根本。您试着回去诵读诗歌，研读书籍，专心完成大的事业，不用尺璧去交换寸阴；这样内心就没有玩忽时日的过错，可以用好这种宽待。磨炼操守、砥砺节义，光明磊落而坚定不移，一切都依据诚实和义理；这样外在就没有亏损玷污的缝隙，可以保全这种完美。这样对于道德，就接近了吧？这才是报答。”茂才听了，津津有味地高兴不已。我说：“还不够。我曾经考察前代圣哲，有的人家中四壁空空，连糟糠都接不上，却仍然自如地诵咏；有的人面对横暴逆境，仍然不停地读书，有人奇怪地问他，他总是回答：‘我正在同圣贤揖让往来，不能耽误我的事情。’您如果能够进步到这种地步，就不需要等候安抚便已经宽裕，不需要等候洗刷便已经完美，这才是道德之士的选择。到那时，罗侯正要为您整肃衣襟，倒穿鞋子来迎接您，又哪里还用谈论报答和施予呢？”茂才悚然起身道谢说：“先生爱护我，实在太深了，我哪里敢不努力呢？” 希望您把这些话写下来告诉罗侯，再抄录一份副本，张贴在四方斗大的房间里，早晚省察先生这明确的教命。” 又 做地方长官的人，应当致力于慈爱百姓。有人说：慈爱百姓，必定要威严对待官吏。官吏和百姓的情形不同：百姓认为通达是利益、阻塞是祸害，所以应当顺着他们来治理；官吏认为阻塞是利益、通达是祸害，所以应当反过来治理他们。顺应百姓没有比慈爱更好的，约束官吏没有比威严更好的，因此有所不同。从君子的眼光看，这二者有什么不同呢？官吏所受的威严，也正是用来慈爱他们的。从前永乐年间，靖安况公钟任姑苏知府，刚到任时，假装不懂政务，众吏抱着案卷环绕站立，请他判决，他总是听任他们办理。三天后召集他们来责问说：“某件事应当施行，你们却偏偏阻止我；某件事应当停止，你们却偏偏想让我施行。”于是把他们捆绑起来扔在庭院下面，当场打倒了好几个人。众吏非常恐惧，认为太守神明，没有不改正行为的。此后况公也善待他们，不因琐碎过失而斥责。众吏都能够奉行命令，保全自身而无恙。所以说，威严对待官吏，也正是用来慈爱他们的。不过我仍然有遗憾。凡人没有不能教化向善的，关键只看我们怎样驾驭他们。愚弄他们而试探，近于欺骗，不是德政；不加教导便施加刑罚，近于残忍，也不是刑罚的正道。不是德政，凭什么趋向善？不是正刑，凭什么避开恶？即使想迁改过错、自我更新，也没有道路可走了。” 唉，官吏难道独独不是百姓吗？对于草野百姓尚且如此，若以杀一儆十一为借口，那么被惩罚的一个人有什么罪过，其他十个人又有什么幸运呢？这也稍微偏颇了。所以史书称说，况公任期届满离去时，百姓叩击宫阙请求留任的有几万人，却完全没有听说官吏怎样。像况公这样的人，说是能干的官吏还不够，说是循吏又有所不足。依我所见，罗公聚所已经接近这种境界了。罗公刚到桂阳任职，便告诫属吏说：‘我和你们共同替国家守护三尺之法，只勉力为百姓办事，想着使政务和修养彼此共同增进。如果有人厚取财物，借法律谋利，欺骗上级、迷惑下级，自有固定的刑罚，千万不要走到后悔的地步。’官吏听了，又害怕又高兴，回去后便预先洗心革面，早晚都战战兢兢。罗公既然同他们重新开始，又亲自以身作则，恭敬、节俭、正直，不把自己当作例外；一颦一笑，都珍视得像双手捧着的玉璧，不因有人在旁而改变。因此四年之间，所有人都谨慎奉行法令，没有谁敢狡猾违法。谁若触犯刑书，便会使家族受黜、三族蒙羞，增添刀笔之吏的耻辱。乡里的百姓也明白地晓悟于明德，彼此包容官吏，不拿曲直之事去干扰官吏。平日闲暇无事，官门冷落得可以张网；有时只同妻子儿女饮一杯酒，享受欢乐罢了。上面不失法度，下面不失民众，中间也不失自身，这一切难道不是罗公的赐予吗？” 所以说，威严对待官吏，也正是用来慈爱他们的。放下他们从前的过错而责求他们今后的更新，就容易使他们服从；整饬他们的开端而考核他们的结局，就不会有怨恨，这已经很深了。罗公善于运用威严，大概就是如此。罗公对于百姓，抚慰、摩挲、温煦、养育，各项施政都十分完备；他的慈爱有明显的事迹，容易看见。对于官吏，他严厉告诫、预先防范，明显夺去他们片刻的私欲，却暗中给他们一生的安宁；他的慈爱没有外在痕迹，难以看见。只是这些官吏亲身并亲近地享受到这种安宁，所以不能不厚重地感念罗公的恩德。此时罗公升任兖州郡佐，来向我求取言辞加以宣扬，并且说：‘我们这些小人不值得劳烦君子，即便如此，罗公实际上使我们获得新生，怎么能忘记呢？’我告诫他们说：‘你们不要只把罗公离去当作忧虑，因为本来就有一种不会离去的东西存在。只要恭敬地体察这美好的教命，庄严地把它看作太阳在罗公左右，奉行它而周旋，就不会失落。使有才智的人不能放纵而施展他的愚蠢，使刚强干练的人不能突然施展他的残忍。四方听说此事，都知道这个地方的官吏已经纯然具有士人君子的品行，于是共同歌颂罗公的功业而不衰。即使况靖安那样卓越，也不能不因此向罗公让步。这才真可以说是不忘记罗公。还需要我说什么呢？”诸位官吏跪下道谢说：“谨遵教命。” 请就把这些话作为记文，依次编排后交给他们，并等待将来编选、传述循吏的人来取用。”

译《寿蓉溪叶翁六十序》我们无锡有一位蓉溪叶翁，是个朴实厚道的长者，平生疏落淡泊，没有什么经营谋求，只是常常借酒自娱罢了。他的儿子玄室，性情极其孝顺，白天侍奉父亲饮食，晚上侍奉父亲就寝，在坐席旁婉转承欢，像婴儿一样嬉戏；又常常借酒使父亲心情愉快，十分适意，完全不知道其他事情。玄室擅长文章，在进士考试中取得高等名次，别人认为这是荣耀，叶翁却神色自若，并不面露喜色。玄室胸怀远大，志意恢弘，竟然可以同古代仁人志士相提并论，不因一丝一毫的污点而改变。考中那天，他穿布衣、徒步而行，同普通生员没有不同；回到家一看，四周墙壁空空，只勉强能够遮蔽风雨，别人认为这是固陋，叶翁却神色自若，并不面露恼怒。有人经过感到奇怪而询问，叶翁说：“我不知道这些。小小圆口酒杯里的酒，胜过万钟之禄；一斗方口酒罂中的酒，胜过千驷之马。心中能够自足，便可以养老了。什么是贫？什么是富？什么是卑贱？什么是尊贵？我不知道。”叶翁对于酒的理解真好啊！过去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嵇康、阮籍一类人。从今天看来，那些人大多是内心有所倚恃而不肯降低自己，或者外界有所触动而感到不平；他们郁结呼号，无处排遣，只好暂且退下，把情怀寄托在饮酒上罢了。他们同叶翁的淡泊自适、满足于自己而忘却外物相比，哪里能够相提并论呢？如今已经六十岁了，血气充沛，精神风采更加旺盛，本来就是应当如此的。唉，世道衰败，道义衰微，习俗破坏，出身卑微的人偶然得到上天的幸运，跻身青云，往往便意气扬扬、志得意满，任性妄为以求逞强。像子舆氏所说的那种巍巍然的人，在闾巷之间，令人看了惊惧、听了眩惑，彼此鼓舞传说，夸耀艳羡无休无止；而这位老先生却仅仅如此，那些人是多么善于迎合啊！老先生又是多么笨拙啊！如果只按外在行迹来看，说世人都清醒而老先生独自沉醉，也可以；但若从真实的道理来求索，说世人都沉醉而老先生独自清醒，也可以。好啊，老先生酿造的酒！老先生认为我的话是这样吗？还是不这样呢？听说玄室君非常熟悉老先生，早晚将要南行，我当亲自去向他求证。送迟庵谭先生迁任岷藩教授序 南海迟庵先生掌管我锡地的教育三年，调任岷藩教授。邑中人士感到奇怪，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便聚族议论说：“先生内心喜好古道，笃实修行，是君子。他自持一规在左、一矩在右，从未改变。他面对诸位生员，先重德行而后重文艺，平日考课一定防范而且守信，从不懈怠。他接受馈赠一定谨慎，诸生中贫困的，常常谢绝他们送来的羔雁之礼，并且捐出廪禄周济他们，从不吝惜。他对于春秋祭祀、宗庙礼器等事，必定亲自办理，从不懈怠。他同人交往，内外都坦然相见，从不隐瞒。”他曾经在溧水任教，溧水仍然如此；后来又在封川任教，封川也仍然如此。当权者认为应当破格优待他，使天下人以他为榜样，为什么仅仅让他升任此职呢？于是便去询问顾子。顾子说：“这正是我固然感到疑惑的地方，还没有得到解释。”恰好陈直指来巡按，顾子便去询问陈直指。陈直指说：“这也正是我感到疑惑的地方，还没有得到解释。”于是便写信给几位先生，称扬谭先生的贤德。先生笑着说：“这是我的过错。世人争相追求华饰，我却喜好质朴；世人争相圆滑，我却喜好方正；世人争相恭敬周旋，我却喜好直率。” 世俗所取的，正是我所舍弃的。况且喜好质朴，就会显得鄙陋，不能周全地应付事物；喜好方正，就会拘谨，不能通达变化；喜好直率，就会直来直往，不能揣度人情。我所取的，正是道所舍弃的。因此，取世俗所舍弃的，即使抬高它，也不是通向道的资质；舍弃世俗所取的，即使贬低它，也不是迎合世俗的风韵。我这次得到这样的调迁，大概是我的幸运吧？”众人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矫正自己的偏处而执守中道呢？”先生说：“我并不是不知道害怕，只是连原本的自己也丢失了。上等士人矫正自己的偏颇以顺从道，下等士人矫正自己的偏颇以顺从俗，都是矫正，但所顺从的却有天壤之别。因此，道是难以完全做到的，世俗却容易使人眩惑。毫厘的差别，会造成千里的错误，不能不害怕。我又听说：不在事物上增加什么，叫作朴；不为任何法则所牵绊，叫作方；心中不容纳杂念，叫作率。我在这三方面都还惭愧未能做到，哪里还用得着矫正呢？我现在姑且歇息罢了，不再留恋做长裾之臣了。”于是先生便辞去官职离开。顾子听说后，感叹说：“好啊！我们正想替先生寻求他得以立身的道理，先生却反过来寻求自己失误的原因；我们正想推扬先生的所得来说明世人的过失，先生却反过来推究自己的过失来说明世人的所得。先生确实是内心喜好古道、笃实修行的君子。只是仅仅得到这样的调迁，更加令人无法理解罢了。”于是我把这些话遍告邑中人士，希望他们能够从这番指示中有所体会，也就如同仍然每天站在先生身旁一样。

译贺大宗伯太室徐先生六十寿序 天下有有用之用，也有无用之用。把有用当作用，哪里比得上把无用当作用的最高境界呢？士人想要使自己得到任用的，不会少；无不喧嚣地有意于追求显赫。有人想从容些再收取功效，那么形势就不得不暂且忍耐某些事情；他于是顺从那一方面，却怅惘地每天希望于不可知的结果。有人想从容些再收取声名，那么形势就不得不暂且屈抑自己；他于是顺从这一方面，却沾沾自喜，只在早晚之间自我夸耀。像这样的人，即使幸运地能够得到任用，他用心谋算也太多了，不是懂得德行的人。懂得德行的人，应该没有谁比得上先生。先生由议曹郎出任荆郡太守。郡中有沙市，利益极其丰厚。当时景王最受世庙宠爱，身边的人用不正当的手段蛊惑景王，急切地想得到沙市。众人害怕，没有人敢违逆。先生却不答应。有人说，这不过是一件小事，哪里值得使先生受辱？我看先生日后将会对国家有重大的施为，难道可以稍微假借退让吗？先生不听从，景王非常怨恨，便屡次让人把恶言上报。幸赖世庙仁慈圣明，先生得以免罪归来，而沙市也得以保全。先生的名声于是一天之内传遍天下。过了很久，先生再次被任用，各地接连推荐起用，声望事迹更加显著。积累数年后，入朝任司防副职，已经晋升为大宗伯。天下人都共同仰望他的风采，像被清水洗涤一般光明。人们说，这就是先前所说的荆郡太守啊。我又听说，弘正年间，李何用古文辞创立文风，专门以秦汉为标准；到了嘉隆年间，终于成为习俗。靠近询问其文章，不过是抄袭和摹拟两端罢了；至于柳州、昌黎诸位君子，却被他们轻视得一文不值。唯独先生不这样。他曾间或对我说：秦汉文章好比沧海。今人早晨取一勺放进酒樽，晚上又取一勺放进酒樽，竟然就自称为秦汉文章了，这一定行不通。由此可见，先生的见识已经很清楚了。如今先生所作的文章都在这里，我虽不能窥见其中深微之处，大概说来，它们以六经为根本，又都归于道德。后世如果没有先生这样的人，他的文章流传不朽是毫无疑问的。况且先生一旦看见不合义理的事，哪怕一丝一毫也不肯假借；他对于自身的进退、任用或舍弃，早已坦然忘却了，竟因此能够使自己为天下所用。一旦看见合于义理的事，即使那些追逐高名的人正厌恶轻视、不屑一顾、不肯改变，先生也全不在意；他对于世人的好恶取舍，早已坦然忘却了，竟因此能够使自己为后世所用。所以说：把有用当作用，哪里比得上把无用当作用的最高境界呢？” 适逢这一年某月某日，是先生的诞辰，于是开始称为六十岁有余，真是幸运。我侍奉先生，不能不进献一句话作为祝寿之辞。但我私下认为，先生的长寿不只在自身，更在于天下和后世。对于天下，没有什么超过建立功业的；先生却不因功业小而顺从个人私利、舍弃大义。对于后世，没有什么超过建立言论的；先生却不因言论影响大而牺牲眼前的实际。不是懂得德行的人，谁能做到这些？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三不朽。先生的长寿将会长远。至于歌唱赞咏，只是因为先生年长而已，这种事人人都能做，我就不必再说了。

译送敬所周先生擢升平乐太守序 依我看来，周大夫是多么见识宏大、博通万物的君子啊！大夫本来就有奇异的资质，具有鉴察古今的能力，而且尤其喜好学习，从不停止。上自六经，下至诸子百家，即使内容纷繁猥杂，就像陈庭中的隼、防风氏的骨骼、商羊的舞蹈，他没有不能依次说明的。遇到不合之处，必定广泛旁征曲证，探究其中缘由；已经写成论说的，便使疑惑的得到解除、昏昧的得到明晰，乖戾荒谬的也都找到归宿，明白得像举着日月走在道路上一样。我得到这些文章读过以后，顿时感到惊异，认为他用心竟然如此缜密。如今他从户部郎出任平乐太守，来拜访我并谈论任职之地。平乐这个地方，我认为大夫本来就能胜任。过去孟子谈论政事，希望让百姓有百亩田种粮，五亩地种桑，鸡、豚、狗、猪、鱼、鳖都不失去繁殖的时节，事情极其细微而周详。班固作《汉书》，所称述的良二千石，如龚遂、黄霸等人，全都明达博厚。考察他们的政绩，细到沟渠水利，烦琐到米盐事务，粗略到种植畜养，微小到钩锄之类，以及鳏寡孤独之人，都替他们规划处置，从不厌弃这些琐屑事务。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吏治超越古今，很少有可以相比的。大夫用心，难道会认为孟子迂阔，认为龚遂、黄霸等人只是庸俗的官吏吗？还不只是这些。大夫曾经七次任职：一次在学校，两次任县，一次任郡，三次任部。所到之处，上级安宁，下属和百姓都获得声誉，政绩显著。如今任二千石，又何必舍弃这些而另求别的呢？大夫早晨起来坐在正堂，和属官从容讨论哪些事可行、哪些事不可行，以及哪些事应当兴办、哪些事应当废止。于是反过来想：我从前曾经辅佐郡政，已经接见过属吏，询问过百姓的疾苦。又反过来想：我从前已经俨然被称为人师了。像这样，他知道该怎样处理政务，那么对于平乐还有什么困难呢？我于是对同署的诸位长官说：“像大夫这样的人，不正是确实有能力吗？他当然胜任。所谓学，是博通古代并能贯通义理；所谓政，是通晓当今并能落实到事务。这两方面，大夫都没有不具备的。这次出行，一定会有美好的声名。” 赠聚洲王给谏自京口返回滇中省墓序 我起初不认识聚洲给谏，却私下听说他是刚直的君子。几年来，每当读邸报，遇到令人仰屋浩叹的事情，便在心里猜想说：“折断栏杆、牵住衣襟的人，莫非就是聚洲吧？”不久聚洲的奏疏果然送来了。偶尔同友人谈论，近日某事有奏疏，像贾长沙；某事有奏疏，像刘昌平。我总笑着对他们说：“暂且不要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我料想一定是聚洲。”查问之后果然是聚洲，我又默默替他担忧说：“恐怕不能免祸吧？触犯的人太多了，谁能容忍他呢？”不久攻击他的人果然接连出现，我又说：“这些百姓，正是三代所以能够直道而行的根本。哪里有像聚洲这样坚持操守、侃侃正言、敢于直谏，努力挽救狂澜、支撑世道的人，而众多在位者却安然坐视他被众口诋毁，没有一个人动心呢？”不久营救他的人果然又接连出现。由此看来，也足以说明聚洲表里如一了。他确实是刚直的君子。我于是私下希望自己也能有所效法。从前曾忠告李漕抚说：“我们面对毁誉到来，本来不能不相信自己，也不能不反省自己。不相信自己，胸中哪里能有一片清凉之境呢？” 不反省自己，向上进步又哪里能在百尺竿头再迈一步呢？”如今我敢把这话诵告给聚洲，不知聚洲认为对吗？“要不断切磋、琢磨、谨慎对待细微之处，如同显著之事；重视细小之处，如同重大之事。”这样，意气纯粹而无所不尽，德性的作用浑厚圆融。用来降伏魔障可以，用来进入魔境也可以。于是他渡过大江而来，访问金焦，观赏那里的胜景并以此为乐，便打算在它旁边建屋居住，有终老于此的志向。一天忽然黯然生起思念祖坟的心情，立即催促车马前往滇中，计算往返大概要半年多。我请他回来后让我刮目相看。《泾臯藏稿》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泾臯藏稿》卷九 明 顾宪成 撰 奉贺脩吾李先生晋升左副都御史序。李脩吾先生任淮地巡抚时，认为有些事情不合自己的意愿，便上书请求归乡，皇上答应了。后来他请求交接职务，皇上又不答应。后来直指使者请求让他兼任漕运职务，皇上又答应了。这样又过了几年，有见识的人既为他留下而高兴，又害怕他离去。前后有人向皇上陈说，奏章充满宫阙之下。皇上假装没有察觉，把这件事搁置了。一天，皇上特地下诏嘉奖先生的功劳，晋升他的官秩为副都御史，赐给他玺书。朝廷内外都惊异不已。我们吴地观察昆源杨公、虚台蔡公来对不肖的宪成说：“先生是当世伟人。考察他得到这次升迁以来，海内善类都弹冠相庆，认为先生从此要升迁了。我们二人受先生知遇最深，想进献一句祝贺的话，冒昧请你代为发言。”不肖的宪成说：“先生确实是当世伟人。看似挥霍豪放，实际却深沉平和，丝毫不带意气；看似有才干、能办事，实际却超然旷达，不沾染人间烟火。因此对于社稷的安危、百姓的休戚，他内心非常热切；对于富贵功名，内心却非常冷淡。即使十年不升调，也不露出恼怒的神色；即使一年九次升迁，也不露出喜悦的神色。有什么值得向先生祝贺的呢？”杨公进一步说：“确实如此，不过还有一点。” 我私下看见皇上对先生的待遇实在奇特：内心想亲近他，表面却故意疏远；行迹似乎疏远他，实际上却亲近他。亲近而又疏远，是因为爱护到了极点，反而产生敬意，认为他可以亲近却不可轻慢；疏远而又亲近，是因为敬重到了极点，又产生爱意，认为他可使人敬畏却不可远离。因此考察古人，董汲诸公不能兼得这两种待遇，汉代李郭诸公也不能兼得，唐代以来却只有先生兼得。皇上在当今求取人才，没有把亲近密勿的近臣和部院重臣所受的待遇兼施给别人，却独独兼施给先生：身在封疆而参与帷幄，负责事务而能直达皇帝内心。皇上的恩遇超出常例，另立特殊格局。没有先生，无法显出皇上不可测的明察；没有皇上，也无法显出先生不世出的谋略。这不正是千载难逢的一天吗？”蔡公说：“还不止这些。我私下看到世上的君子，遇到机会、遭逢际会时，做事必定成功，创办必定成就，便喧嚣自喜，以为自己有才干；等到遇到阻碍而不能成功，又向人喊道：‘我不是不能做，只是时势不允许罢了。’于是洁身自守的人把避开时势当作高尚，退而追随接舆、荷蓧丈人的踪迹；委曲自身的人把迎合时势当作通达，进而修习安昌、长乐那样的姿态；天下的事情也就因此荒废了。试拿先生来观察，哪里有不可以作为的时势呢？假使人人都能像先生这样做，难道人人都能像先生这样建立功业吗？既然如此，又何必趋附或逃避呢？那么从今以后，所有在位者都应当尽力而不推诿，责备自己而不责备别人，把自己不能做到当作羞愧，不把时势不可为当作借口；这都是先生风范的感化。社稷幸甚，百姓幸甚！先生的功劳，显然会覆盖当年而流传后世，恩泽绵延无穷，这不也是一日而传千载吗？我听到这里，不觉跃然而起说：‘这样才值得祝贺！’于是写下这些话，交给先生求正。

译赠刘筠桥返回楚地序 乙巳年夏天，蕲州秀才姜汝一到东林拜访我，恰好座中客人正在谈论《易经》。汝一进来说：“我们楚地有位筠桥刘先生，深明《易》道，素来很有著述，文采斐然，足以传述。”我于是寄信给友人丁元甫询问此事，元甫把情况告诉先生，先生便踏着一叶小舟，不远行二千里，飘然渡过大江向东而来，访问我在泾西的草庐。我见到他，欢喜得不得了，同他交谈，连日连夜都没有停止，听到了许多平生未曾听闻的事情。一天我问先生：“卦，就是悬挂；象，就是形象；爻，就是效法。这些含义究竟怎样？”先生说：“卦并不是在‘离’字旁加扌，象并不是在‘离’字旁加亻，爻也不是在‘离’字旁加攵，文明就是学习之理。盖是浑然一体的太极：卦加扌，象加亻，爻加文，便成为‘学’字。由悬挂而忘掉悬挂，由形象而忘掉形象，由效法而忘掉效法，从下学而达到上达。”我起身拜谢说：“先生的《易》学真是精微啊！这确实启发我、发明我、引导我、辅翼我！恭敬感谢先生的教诲。”先生说：“还不算什么。我在这方面下功夫，已经五十多年了。从前曾经同大顾日岩、小顾桂岩商讨，退下来写成文字，如今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了。我姑且同你告别，回到黄鹤楼下躺卧，眼前不看见一件俗物，胸中不留下半点俗念，希望这样或许还能有所进步。等我再次来拜访你，完成我五十多年所思考的这个问题。”我听了更加欢喜，于是斟一杯酒同他约定说：“泾水之神，确实听见了这些话，先生可不要忘记啊！” 奉祝慕闲沈老先生八十寿序【代堂翁杨二山作】自庄皇帝戊辰年起，海内没有不知道蛟门沈先生的。先生已经供奉翰林，日益成为贵近而掌权的人，于是俨然被称为天子的帷幄之臣，声名和实际地位都大为兴盛。然而先生却早晚思念他的父亲慕闲翁，忧郁得不能自我舒畅，便屡次上书宫阙，请求回乡省亲。皇上深切考虑身边一天也不能没有先生，不答应。再次请求后，才答应了。皇上特意扩大礼仪，给予驿传，又加赐朱提、文绮等物。仿佛说：“把这些用来为你的父亲祝寿。”又说：“希望你赶快回来，以符合我的心意。”这实在是特别的恩典。于是先生启程，观看的人挤满道路，公卿以下都共同铺张盛大地为他送行。先生却对我说：“起初我不才地提出请求，只怕不能获得允许；等到获得允许，又惭愧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承受这份恩惠。您有什么教导我呢？”我说：“这要看老先生自己。过去广成子居住在空同山，活到二百岁而不衰老，黄帝前去询问治理天下之道，他不回答；等到黄帝请问修养自身，广成子说：‘不劳累形体，不扰乱精神，幽深冥静，可以长生。’黄帝回去后奉行他的话，三个月间天下大治。为什么呢？因为他用来修身的方法，正是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 我恭敬地看到，我皇上聪明、仁慈、宽恕，自登基以来，亲近贤人，远离奸佞，采纳谏言如同流水；又时时安抚顾念百姓，不吝惜广大的施惠。即使是最盛大的德行，也没有什么能超过它。至于皇上在燕闲之时，纷华陈列在前，奢丽罗列在后，却能澄清心志，不亲近、不增殖那些事物，卓然超出万物之上，我实在无从窥见其极处。我私下不胜一片诚意，又听说慕闲翁安恬愉悦，自我持守，少有经营，嗜欲很少，一生没有过分的喜怒，今年八十五岁了，精力完足而精神安定，皮肤肌肉充盈，面色如同儿童，不是深得广成子之道，不能如此。先生试着抽暇向老先生请教，得到其中幽微的道理；等回朝之日，我皇上迎接并询问：‘卿父亲遵循什么方法，年老而不衰，反而像壮年一样？’先生详细回答，必定与圣德相契合。它对于圣德的助益，哪里是浅薄的呢？并且使这个时代的天下百姓，从此共同游息在黄帝的天下，相互欢跃舞蹈，端正跪拜祝愿说：‘我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多么盛大啊！由此才知道，皇上用来修身的方法，就是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而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正是使天下共同成就长寿的方法。先生起身致谢说：“好。”我从前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请允许我把它记下来。于是我依次写出并归于先生，便把它作为给老先生的寿辞。只愿老先生真正精心实践它，那么千年以后，空同山的广成子也不能独自专美了。赠蒲州褚先生序 凡是读书人只要有所抱负，没有不希望在世上显露出来的；显露于世，没有不喜欢早而悔恨晚的，也没有不沾沾自喜地希望考中一科的。若不是这样，便四处张望，沮丧不前。这种迷惑实在太严重了。天下的事情，都是凭人的聪明才智和思虑去做成的。聪明才智和思虑，产生于内心时深微难见，落实到作用上时周遍广大，积累而形成，也要因循累积，不能突然完成。即使圣贤，也不能在一朝一夕之间穷究透彻。若能在一朝一夕之间穷究透彻，也会在一朝一夕之间耗尽，那又有什么用呢？况且士人只须顾念自己所能掌握的。世俗所推崇的，有时会减损；世俗所贬低的，有时会振兴。这同一朝一夕的得失有什么不同？可是人们偏偏在其中猥琐地欢喜、后悔、沾沾自喜，所以说这是迷惑。顾宪成说：“我如今对先生有所感触。当先生还是诸生时，声望最高。他看待科第，认为伸手就可以取得，却终究没有考中。积累数年后，才仅仅被选入太学。进入太学后，又积累数年，才仅仅被选为州佐。于是了解先生的人都替他惋惜，即使先生自己也常常叹息而不能自得。虽然如此，如果想要登上高位、显扬声名，同里巷少年竞争声华，当然没有比早一些更好的。如果想在聪明才智上磨炼，在思虑上切磋，使内心深厚坚固而外在不受动摇，出仕后在天下试验自己，无论低高、大小、巨细，都足以建立功业，那么当然没有比晚一些更好的。这两方面，先生应当知道如何选择。”何况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位，设置官职只用贤能，任职办事只看能力，广泛地同四海士人一起在规矩法度之外施展才华；有先生这样的人，哪里还需要借助一科呢？从前又听说先生的父亲曾经任海阳县令，因为以直道触犯当权者，便辞职归乡，不能完成他的施政。先生有三个成年儿子，丙子年间，次子在乡试中举。长子和幼子也正才华出众、相继兴起。先生的施政将要完成却尚未完成，如今也可以在这些事情中得到俯仰自得。那么他未能完成的事业，都会托付给儿子们，一定会有际遇。为什么还叹息而不能自得呢？也让世上那些欢喜、后悔、沾沾自喜的人能够从中看看。我和王君、沈君、彭君，都是跟随仲子在乡里学习的人；我们谋划用来赠送先生此行的话，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希望可以解除先生的疑惑。

译赠郡伯象玄杜公入朝觐见序 象玄杜公由计曹出任我郡太守，到任那天，见到他的人远远一望，就知道他一定能造福一方，人人面带喜色，互相传告。过了很久，我从乡里的诸位父老那里更加熟悉他的美好政绩，众口称赞之多，无法尽数。总括起来说，他操守端正，驾驭属吏严肃，爱护百姓仁惠，办事勤勉，执法公正。我私下沾沾自喜，为我郡庆幸，认为有杜公在，果然没有辜负原先的期望。如今杜公将入朝觐见，我邑许侯同晋陵张侯、澄江许侯、荆溪喻侯，请我写话赠行。我又前去询问杜公的做法。许侯说：“杜公是我的老师。我一向不喜欢修饰外表，只求依照内心行事，独往独来，而杜公常常教导我说：‘沉潜缜密，是治理政事的根本。’我退下来后顿时有所醒悟。”张侯说：“杜公是我的老师。我一向不预先揣测欺诈，也不凭空猜度别人不可信，把自己的内心完全敞开，推置于别人心中，而杜公常常教导我说：‘精明果断，是治理政事的作用。’我退下来后凛然警惕起来。”许侯说：“杜公是我的老师。我刚刚脱离章句学习而办理文书，耳目所经历的全都不是平日所熟悉的，而杜公常常教导我说：‘某项利益应当兴办，某种弊端应当革除，治理政事的人不能不振作于开端。’ 我退下来后，豁然有所看见。”喻侯说：“杜公是我的老师。我在这里任职五年，幸而没有得罪士人百姓，而杜公常常教导我说：‘利益的源头没有穷尽，弊端的源头也没有穷尽，治理政事的人不能不防范于终局。’我退下来后悚然不安，仿佛有所失误。”我说：“好啊！先前我为我郡有杜公而庆幸，如今又为诸位父母官有杜公而庆幸。”我把这些话告诉杜公，杜公谢绝说：“是这样吗？其实不是。我有幸从梁溪君那里得到爽利，从晋陵君那里得到美善；他到郡任职时，先有澄江君使我在开始时有所启发，后来又有荆溪君使我在结束时有所启发。这些都是彼此应当互相勉励的地方。”我实在是借助诸位君子朝夕切磋，哪里能对诸位君子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呢？我听了更加叹服。俗话说：“凭一个人的能力去做成事，不如把一个人的能力变成众人的能力；把一个人的能力变成众人的能力，又不如把众人的能力变成一个人的能力。”杜公以实心治理政事，又以虚心向下属请教，我无法窥见他的境界。圣天子坐在明堂，考核群吏，杜公率领各县侯依次把各自的职事奏报施行，俨然将有黄金玺书的旌表。可是杜公不把功劳归于自己，而归于各县侯；各县侯又不把功劳归于自己，而归于我公。谦让德行的风气，人人都夸为美谈。不知道颍川、渤海过去是否曾有这样的人呢？恐怕没有吧。说到这里，我应当把杜公列在千古循吏之中来庆贺，于是写下此文，放入杜公的行囊。奉祝沈相国龙江先生八十寿序 丙戌年，我不才宪成从都城门下两次远远看见龙翁沈相国先生，回来后内心时时铭记着他，不能忘怀。过了二十四年，到庚戌年，先生八十岁。门下士伯冏王子、际明史子、中甫于子、存之高子、季友袁子、伯先刘子，不远千里到亦玉堂下拜谒先生，献上祝寿酒，并嘱托宪成用言辞相助。宪成不敢推辞，便上前询问：“请各位分别举出先生长寿的原因，怎么样？”伯冏说：“从前曾读先生的《山园记》，浑厚肃穆，俨然是羲皇以上的人物；又曾读先生的《纶扉草》，堂堂正正，俨然是三代以上的人物。可惜先生前后受到谗言而归乡，未能完成他的功业。等到先生归来，早晨到醉竹，晚上到扶杏，同鸥鸟亲近、使鹿驯服，物我两忘，心中有余闲，四肢有余力，翩翩然如神仙。造物主莫非要把他未完成的功业留下，作为给先生的私有福分吗？”际明说：“谁说先生没有完成功业呢？他的质朴厚重足以洗涤浮薄，他的宽裕足以敦厚浇薄，他的凝定足以镇摄浮躁，他的恳切悲悯足以浸润顽劣，他的耿介独特足以扶立懦弱。君子进入他的影响之中，欣然喜悦，因为有所依靠；小人进入其中，则厌恶沮丧，因为无从逞强。这种作用本来已经很多了。何况当今圣明的君主侧身而求贤，恐怕没有超过先生的人；海内之人仰首引领而盼望，也恐怕没有超过先生的人。东山征召先生，早晚就会发生，谁说先生没有完成功业呢？”中甫说：“说得像是这样，却还没有说尽。为什么呢？先生得道而忘却际遇。因此，他被任用时淡泊自如，从未增加一丝一毫；不被任用时充实自得，从未减少一丝一毫。我们怎么竟只在任用与否上寻求先生呢？”存之说：“确实如此，我私下又有所窥见。先生能够忘却际遇，却不能忘却道。因此他被任用时说：‘我怎样才能配得上它呢？’急切地希望我们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我们的百姓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不敢随意说自己没有增加什么。他不被任用时说：‘我怎样才能实现它呢？’惶惶然只反省自身是否真正做到上不负君主、下不负百姓，也不敢随意说自己没有减少什么。我们仅仅在任用与不任用之间寻求先生，实在浅薄。如果真正从任用与不任用的根本处来寻求先生，那么谁能穷尽他的境界呢？” 于是季友起身作了《抑之》篇，写成后，伯先又起身作了《乐只》篇。宪成说：“已经完备了，我不才，不能再赞美一句。”虽然如此，这些全都是先生长寿的原因，并不是六位君子替先生祝寿的根本意思。请允许我把话说完。六位君子肃然沉默了一会儿，说：“请问是什么？”宪成拱手回答：“我听说，古代老师和弟子相互了解是用心，相互成就是用道，区区功名富贵都不在其中。如今先生已经是国士，六位君子今后要修习什么，来报答先生呢？也不过是跟随先生的步伐和趋向，日日夜夜思考并实践它。这样做，无论在屋漏之下、康庄大道上，还是在乡里、国家、天下之间，都可以希望老师不愧对弟子，弟子不愧对老师。一片精神彼此交相辉映，凝结成为长久的寿命，同天地一起永远存在，这才是真正能够使先生长寿的事。我没有能够成为先生的弟子，只是私下以六位君子为榜样学习先生。我恭敬地借助自己的微薄力量，献上这篇粗浅文章。先生不要忘记往日的雅意，或许还请继续教导我吧！”

译祝南臯邹先生六十寿序 庚戌年，南臯邹先生满一甲子，门下士云阳声和旷侯和同门李懋明侍御，请我写话祝寿。我推辞说：“先生是当今天下独一无二的人，宪成哪里值得劳烦先生，冒昧辞谢。”侯坚持请求，我忽然心有所动，起身拜说道：“宪成不自量，也愿意借侯的宠幸，向先生有所请求。”侯惊愕，我说：“侯不要奇怪，宪成老年请求训言，这是古代的道理。先生正是实行古道的人，我姑且同侯商议。如今先生的年纪，难道不是孔子所说的耳顺之年吗？可是孔子在这里先说‘五十而知天命’，接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什么呢？学习达到知天命，已经很高了；这里的知并不是寻常的知识。孔子又不是说过‘知我者其天乎’吗？所以，知天命，就是孔子把天当作知己；‘知我者其天’，就是天把孔子当作知己。这样一来，孔子全身都成为天了；全身成为天，那么所有百骸九窍无不感通，遇到触发便无不贯通。可是从知天命到耳顺，还相隔十年那么远，难道知天命时仍有尚未顺遂的地方吗？这是我不能没有疑问，想请先生为我解释的第一点。还不止如此。幼童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的，长大后没有不知道敬爱自己的兄长的；这是不假思虑便有的知，是良知；是不经学习便有的能，是良能。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大概从降生以来就已经如此了。然而从耳顺到从心所欲，又相隔十年那么远，难道达到耳顺时仍有尚未能从心的地方吗？这是我不能没有疑问，想请先生为我解释的第二点。还不止如此。人有耳，就像有眼、有口、有鼻、有四肢一样，一处顺畅就应当无处不顺畅。可是解释者却说：‘眼凭精气发挥作用，口鼻凭气发挥作用，只有耳凭神发挥作用。’眼睛有开合，口有吐纳，鼻有呼吸，只有耳没有出入。佛氏称之为圆通，把耳顺解释为用神听取。这样分别，正确吗？不正确吗？又有人说：‘耳顺之后不再有好恶取舍。’试想，好与丑究竟相同还是不同？相同，何必取舍？不同，又为什么不取舍？这样含糊地解释，正确吗？不正确吗？这是我不能没有疑问，想请先生为我解释的第三点。先生笃信王文成，却又不喜欢沿袭‘良知’二字，超越而上，直追孔子的步伐；请反过来参究它：耳为什么能够顺？知天命究竟因什么而得以结成？从心所欲的原因究竟由什么而生？这里有次第吗？没有次第吗？如果没有次第，为什么依次列为三种境界？如果有次第，耳顺为什么处在知天命之后、从心所欲之前？先生日积月累地修习，在俯仰进退之间，其中的消息，必定有不离于当下而清清楚楚的地方。希望先生痛快地提点教诲，使我能够解除这些疑问，稍稍望见先生的鞭影，竭尽力气奔向前方，并推广这些道理来告诉天下万世。这难道不是先生所成就的长寿吗？这正是先生使天下万世获得无穷长寿的事业。”侯高兴地说：“你这样请求得好，请允许我向先生请教后答复你。” 奉祝安节吴先生七十寿序 从前孔子自述自己的进境，到七十岁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大概是圣学的极致。我私下曾疑惑：人之所以成为一身之主宰的，不是心吗？心之所以成为一心之主宰的，不是矩吗？所以从心必定不逾矩，逾矩必定不是从心，二者并不是两件事。品味孔子的话，好像心自是心，矩自是矩，必须用一生去磨炼考察，才能使二者合而为一，这是什么原因呢？过了很久，我从经典中得到了解释。

译《尚书》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中，就是矩；心，就是它发动时的窍门。中本来属于先天，一旦发动为心，便落入后天，于是人心和道心分岔了。所以矩有常态，心没有常态；道心有常态，人心没有常态。有常态的可以顺从，没有常态的不可顺从。可顺从与不可顺从之间，相差究竟有多少？必须精细地加以辨察，不使道心混杂于人心；专一地守持它，不使人心分裂而背离道心。这样以后，心就是矩，矩就是心，使本来混合为一的本体恢复原初状态，无论何时何事都可以顺从。这就是学习不能停止的原因。秦汉以后，这一道理寥寥无闻；到宋代大儒兴起，圣学才重新兴盛。慢慢考察那些进入其中的人，大多以谨慎严肃为主，可以说是不逾矩了，但矩未必每一件都能顺从心，其弊病多流于拘谨。近代儒者加以矫正，一概扫除拘谨，转而趋向洒脱，可以说是从心所欲了，但心未必每一件都不逾矩，其弊病又多流于放荡。‘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句话，即使圣人如孔子，也还须积累修养之后才能达到；他特意提出这句话来示人，又像是已经照见天下后世种种弊病的孔窍，预先为它们设置防范，其中的旨意深远。荆溪安节吴先生，年轻时便好学，年老仍不厌倦；在朝廷内外任职，以忠厚正直著称，海内共同推重他。顾逊之在家庭之间，有顾之矩作为儿子，有顾允执作为孙子，一家人和乐融融，彼此交替成为知己，尽享天伦之乐；却从未认为这样就足以说明自己已经得志，只是每天勤勉不懈地探求性命之学。戊申年，我奉先生之命，在他县城南面的南岳讲学，先生急忙为我诵说“从心不逾矩”一句，我顿时有所警醒而领悟。过了三年，到庚戌年，先生七十岁，我的外甥王惟怀和他的世交子弟储既白等人，一同来找我商量为先生祝寿的办法，于是我把所听到的道理讲给诸位听。诸位问道：“先生在这方面是遵循什么途径进入的呢？”我说：“先生自己已经说过了。”他们问：“往年讷溪周老师曾把这些话告诉我：您承继祖父宏大美好的事业，又仰慕圣贤的高明学问，希望通过学习来充实自己，务必承担重任、走漫长的道路——这就是勉励我切实修养。近年我和朋友邹尔瞻在文江舟中论证道理，分别以后他又写信给我，说把道理安排、沉溺苦海看作同一回事，务必在自身有所体会——这就是启发我切实领悟。品味这些话，就可以知道先生平素的磨炼考察了。先生既修养又领悟，时时检点收摄，却不是故意矜持；既领悟又修养，无所不超脱，却不是放纵旷达。先生自然会深有体会于“从心不逾矩”的旨意。诸位说：“这是孔子的境界，说起来哪有那么容易？”我说：“不是这样。幼儿见到父母便会亲爱，长大后见到兄长便会敬重，不用思虑便知道，不用学习便能够做到，这就是成圣的根基。归根到底，成为圣人不过是使这种本分充分发展罢了。”所以，有百姓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从心不逾矩”，有子贡等贤人和诸贤一体贯通的“从心不逾矩”，有颜回、曾参等贤人具体呈现的“从心不逾矩”，有孔子与太极同体的“从心不逾矩”。如果说它们因生疏与成熟、隐微与显著、大小不同而有差别，可以；但说成有两个不同的本体，就不可以了。何况先生的领悟和修养都这样丰厚，如果还没有达到最终境界，难道就只是到此为止吗？于是请诸位把这番道理全部告诉先生，请先生指正。先生高兴地说：“从前面的话看出‘从心不逾矩’很难，使人一想到要懈怠便不敢懈怠；从后面的话看出‘从心不逾矩’很容易，使人一想到要有一点自我推诿便不敢推诿。顾叔子对我的爱护，真是深厚啊！”我听后又顿时有所警醒而领悟。我辞谢说：“我的犬马之齿也已经超过六十岁了，正当执鞭跟随在先生身后，先生难道不会抛弃我吗？” 希望年年都借南岳为先生祝寿，并和先生相互唱和，续作祝寿诗章。

译寿念庭周老师七十序 万历己酉年，临川念庭周先生七十岁。门下弟子顾宪成想效仿华封人为尧祝寿的故事，同乡的父老们听说后，便来询问其中的道理。顾子说：我顾宪成浅陋无能，连先生万分之一都无法窥见，只姑且表达我的私意罢了。当初先生招收我并考察我，欣然赞赏，破格置于高等。后来三次考试三次夺冠，每次相见时先生对我的提携勉励，都超出寻常。有一天，先生亲手把《周元公太极图说》《程淳公识仁篇》《张成公西铭》交给我。我退下后便学习这些著作，以至于忘记睡觉吃饭，至今也不敢懈怠；这就是先生对我极大的造就，请让我为先生祝寿。先父赠公家中贫困，一贫如洗，却急切督促我，希望我成才，参加考试所需的束修等费用，常常借贷来筹办。先生听说后，时常分出自己的俸禄给我们。先父赠公惊讶地说：这孩子修养有什么长处，竟可以承受这样的恩惠？一定不能接受。先生坚持不肯，后来得知实情，反复叹息。恰好有人想托人说情，先父赠公发怒，唾骂那个人。先生又查明此事，准备在宾宴上请先父赠公，以表示表彰和特殊礼遇。先父赠公坚决推辞，先生于是作罢，却更加称赞他。先父赠公始终不能释怀；这又是先生对我父子极大的造就，请允许我代先父赠公为先生祝寿。我弟弟允方当时还是垂髫儿童，跟随其他童生参加考试，转眼间文章便写成了。先生看过后大为惊奇，逢人便称赞他，简直说个不停。弟弟更加感奋，不到几年便考中进士，终于有所成就；这又是先生对我兄弟极大的造就，请允许我代我弟弟为先生祝寿。父老们高兴地说：确实美好，但可惜还没有超出私人感恩的范围，可以把范围扩大些吗？顾子说：当然可以。先生豪迈不凡，胸襟卓异，志向和作为非同寻常。他处理政务，对豪强严厉，对弱小宽厚，只顾大体，琐碎事务一概不过问。久而久之，诉讼案件稀少简约，于是即使安卧也能治理。县里有征粮长的差役，最为繁重庞杂；每到审定人选时，请托求情百般发生，甚至隐藏、推诿、转移，种种虚假情状纷纷出现，无法穷尽。先生五天便办完了事情，人们都认为神奇。即使有人不服，先生便把他叫来责问：你住在哪一里？登记在册的田地有多少？转藏在别的名册中的有多少？每年收入支出多少？另有多少产业？盈余多少？即使他的乡邻、姻亲，也没有谁能了解得这样详细。那人大惊，不知先生从哪里得知，往往叩头称谢而去。一两个大户人家怨恨他，编造流言，从多方面挑拨陷害。先生屹然不为所动。这是先生对我们县极大的造就，不是一家人能够私自占有的，理当为他祝寿。等到先生被征召入谏官机构时，正值张江陵掌权，当时在位的人大都阿谀迎合以求取容，而言官尤其严重。先生也是张江陵所举荐的士人，内心不以为然，却故意装作不明白。凡有建言，都不激烈，也不徇私迎合，总是把自己心中想说的如实抒发出来。等到张江陵去世，执政者认为都察院长期空缺、官员失职，不应再拘泥于各院长官的旧有常格，便选拔贤能、调和众议，大家都推举先生和萧念渠公。萧公又推举先生，于是便调任先生。先生接连上疏举荐海内名贤，过去隐居山林洞穴的朋友，先后得以掌握政权，发扬光大，展现才能，朝廷人才济济，盛况一时。直到特意上疏营救魏南乐、李临潼，虽因此触怒当时权势，也毫不顾惜自己；后来两人都受到重用，成为坚定的柱石之臣。这是先生对当世极大的造就，不是一县能够私自占有的，理当为他祝寿。父老们于是彼此相望，欢欣踊跃，恭敬地向顾子致谢。顾子说：还不止这些。先生平素自负有超越世俗的胸襟，应当让我们县在处理公文的空暇里，时时攀登九龙山、汲取九泉之水，举杯吟咏，洒脱自在。如今先生归乡已经多年，美好的子孙联袂满庭，人间的美事都具备了。即使台省接连荐举他，他也淡然置之，仿佛没有听见。但一看到时局纷乱纠结，先生便又感慨长叹，时常写信谈及此事，真情流露在言辞之中。从前一方面是在有事之地仍能自得其乐，后来一方面是在无事之地仍能忧虑天下，这种境界的差别不是很微妙吗？那些随着仕途升降而升降，庸庸碌碌、懈怠苟且，只把一官半职当作全部追求的人，他们的器量和先生相比，差距又有多大呢？于是父老们都起身拜谢，说：美好而且周全！您应当举杯，为先生献上千秋长寿的祝愿。我们这些小民，还将远远续作《甘棠》三章来助兴。赠少府荣洲连公升任南民部郎序 从前程子读《孟子》“舜发于畎亩”一章时说：“如果要达到成熟，必须从这里经历过去。”为什么呢？人的一身真精神，必须从忧患中振作出来，才能使整体充分显露；一切浮躁的心思和急躁的气息，必须从忧患中磨炼洗涤，才能彻底消融。天下的事情、国家的内外局势纷纭曲折，无法看清端绪，必须从忧患中历练并充分经历，才能四通八达，操纵自如，精神充沛而没有什么不能如愿。所以，晦暗正是光明的先兆，退处正是进取的根基，屈抑正是伸展的成就。这是完全可以知道的。荣洲连公是福建的名门后裔，凭进士功名起家，任职于险要县邑时勤勉为民，耻于采取急切苛刻的做法，最终因为不善于随时俯仰迎合而被贬为州别驾。过了很久，调任桂林理政，又升任河间少府。不久因父母丧服而归乡，服丧期满后补任我常州的副职。这前后大约快二十年了，为什么如此久呢？连公却安然处之，不以此忧闷。无论早晚，他都竭尽精力、清白自持地赴任；治理江河时，江中鱼鳖安然不惊；代理郡政时，鸡豚也不受扰乱。过了很久，政绩声誉传播开来，荐举他的奏章交相上报，于是升任南民部郎离去。唉！人在世上，像连公这样所经历的境遇，往往都会遇到；但人们却往往被环境转变了自己，松懈下来而自我废弃。只有连公能够用自己的意志转变环境，受到压抑反而更加振奋，受到阻遏反而更加伸张，积累勤劳和艰辛，成就远大的事业。譬如树木的芽蘖经历冰雪而更加青翠，梅花因为含着积雪而更加芳香。严霜冻土，锻炼它的骨骼；寒木磨炼它的皮肤，嫩弱的色泽完全褪去，本性反而更加坚固。程子的话，确实很值得玩味。此时连公将要出发，我县陈侯偕、武进张侯江、阴许侯靖、江景侯嘱托我写赠言。我说：我听说，凡是不被忧患摧毁志向的人，一定不会被安乐放纵志意。不被忧患摧毁志向，便常常能够自我振作；不被安乐放纵志意，便常常能够自我检点。果真如此，即使治理天下也可以胜任，何况一个司农之职呢？只是按照常情，人处在忧患中总盼望安乐，所以受到激发比较容易；处在安乐中便常常忘记忧患，所以收敛自持很难。从今以后，连公的境遇将日渐亨通，官位将日渐升高，声望将日渐隆盛，德业也将日渐光大。希望您不要忘记这二十年间辗转东西南北所经历的崎岖道路啊！

译赠中丞怀鲁周公晋秩总河序 顾宪成说：“奇怪啊！我看怀鲁周公抚治吴地时，只因这里众多百姓，数以百万的生灵，把他当作明神，又把他当作慈父，只怕先生有一天离去；而那些进言的人，一次不罢休便再来一次，再不罢休便第三次进言，只怕先生有一天不离去。人情难道相差很远吗？为什么爱憎、赞誉和诋毁竟截然分成两边呢？”难道先生曾有遗失的品行吗？先前，先生升任总河，我已经奉蔡观察之命，略略叙述了先生的仁政和义举。现在请连同先生平素的事迹一起叙述。我曾和福建的刘纫华交游，问他所交往的是什么人。纫华说：“有一位同门周怀鲁，不仅有才，而且有见识，不是平常人物。”后来先生任临海令，因为治理政绩格外优异，被征召入朝任御史。恰逢赵考功侪鹤评论时事，触怒权贵，他的门客暗示先生弹劾赵公，先生没有答应。吴比部彻如又特意上疏弹劾陈都谏，台省官员哄然响应，说：“言官是用来评论别人的，不是让别人评论言官的。为什么要损坏我们的体面？我们应当联合上疏排斥他。”先生又同万二愚争辩，阻止史奉常玉池应召北上。先生当时任督学，约玉池和许京兆少薇一起向执政者启奏，请求举行东宫三礼。过了很久，执政者商议想先举行大婚，之后再册立太子，先生又同王铨部澹生竭力陈说这样做不可以。三殿发生灾祸时，公卿们相继捐出俸禄来帮助大规模修建。有人对先生说，您很快就要进入台省了。先生说：“这岂不是太轻慢我们的君主了吗？如果因为君主喜欢财货而轻慢他，尚且可以捐出俸禄；假如因为君主喜欢美色而轻慢他，将拿什么来捐呢？”那人勃然不悦地离去。先生的功德，在我们吴地已经如此显著；他立身朝廷的大节，也如此卓越。刘纫华对他的推许并没有错。然而先生仍免不了遭受众口诋毁，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人们偶然还不了解他吗？我私下对此很疑惑，时常和景逸等君子谈到此事，总是相对长叹。我于是说：先生不压抑也不张扬，不昏暗也不显耀，自会有进言者出现，随后才有父老叩阙请求，替先生写出一段地方真正的精神；继而又有进言者出现，随后才有我们这些人的喋喋不休，替先生写出一副国家真正的肝胆。中山王的箱子，是用来彰明乐羊的；明珠的诽谤，是用来彰明伏波将军的。先生又何必忧虑呢？诸位君子都说：“好。”于是先生引咎请求罢职，皇上没有批准，特意加以慰勉，催促他赶赴河上。先生又准备奏疏，请求不等候批复便归去。我和诸位君子乘小船追赶送行，斟满一杯酒告诉他说：“诸仪部敬阳曾经对我说，吴门殷孝廉写过一首诗。”于是先生归去时，县里的人拦在道路上挽留，车子无法前进。有人口头吟诵道：“仰面面对青天没有惭愧的神色，回头面对百姓还留有深厚的情意。”这两句被传为佳话。先生出发以后，我追想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历历在心目之中，即使在被褥和身影之间自我质问，也都能安然入睡、安心饮食。南山以南、北山以北，哪里不能安居呢？只是我皇上明察万里，一再说先生深得民心，又一再说先生长期显著建功。皇上对先生了解多么深，对先生信任多么坚定啊！从今以后，皇上始终把重任交付给先生，寄托平定治理之事。希望先生立即改变心意，不等车驾便北上，以仰报皇上特别知遇的恩宠。即使皇上眷顾东南，顺从百姓的愿望，把我们的先生还给吴地，先生也还应说：‘我正想着任用吴地人，不要做个心怀怨愤的小丈夫啊。’

译奉贺邑侯石湖陈父母考绩序 世人所谓的良吏，我已经了解了：起初有所羡慕名声，后来有所害怕获罪。这两种念头交相制约，势必不得不勉励自己、振作清理。即使是感情上容易沉溺的地方，也可以斩断割舍；即使是形势上难以承受的事情，也可以振作起来面对。久而久之，他所羡慕的东西，或许幸运地得到了，便意气扬扬、志气高涨，再也看不见有什么可怕，往往发展到奢纵自恣；又或者处处不合、遭遇不顺，所羡慕的东西已经无望，于是意志沮丧、精神消沉，无暇顾及还有什么可怕，往往发展到颓唐自弃。因此，开始时张弛有度，最后却松弛；开始时警惕谨慎，最后却懒惰；开始时奋发努力，最后却衰败消沉。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便说：‘他为什么改变节操、变更行为到了这种地步？’却不知道他原本并没有真正可改变的节操、可变更的行为，不过是暂时装饰自己，时间久了便露出真面目罢了。这种人可以称为良吏吗？我所谓的良吏，必定从真心为民开始。真心为民，就会把百姓的饥饿当作自己的饥饿，把百姓的寒冷当作自己的寒冷，把百姓溺水当作自己的溺水，把百姓的疾病痛痒当作自己的疾病痛痒。他勤勉追求、急切趋赴的，只问对百姓有没有好处，不问对自己有没有好处。他惶恐不安、急于躲避的，只问对百姓有没有损害，不问对自己有没有损害。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真心为民。我们县的石湖陈侯，已经接近这种境界了。当初陈侯脱去布衣出仕于吴门，刚到任的那天，风采便震动人心，远远观看的人马上知道他是地方的福气。慢慢考察他的政绩，大体上是对自己严格、对百姓宽厚，对公堂政务严格、对民间乡里宽厚，对强暴者严格、对弱小者宽厚。正逢灾年，他抚慰救济百姓，竭尽心力，县民依赖他得以保全生存。曾有富豪触犯法律，他毅然依法办事，严加惩处，丝毫不宽贷，于是谣言大肆传播，百般诬陷构陷。陈公听见后神色自若，并不因愤怒而变色。不久，权贵查明了此人，立即依法处置。等到陈公入朝觐见，京城人纷纷指指点点说：‘这是个强项吏吗？’一时声名大噪。有见识的人说，有这样的官吏，不能让鬼魅般的奸邪钻空子、放纵其毒害。于是陈公调任我们县，皇帝保卫、支持和维护德政的意旨非常隆重，而陈公处之也很自若，并不因受宠而喜悦。他正日夜在公事上保持清白光明，自我洗濯：为百姓清理诉讼案件，因而使案件不再拖延；为百姓清理赋税，届期便不必催促；为百姓清理奸邪盗贼，肃清而不扰民。他还认为这样不够。常常利用空暇荐举众多士人，和他们共同切磋文章技艺、讲论道德，推尊古昔、称述先王，不让自己堕入流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他又认为这样还不够。还常常访求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守贞守节的人，为他们表彰宣扬，使人们明白并有所感发，知道应当走向过去那种正道。陈侯为什么这样恳切不已、越来越加深呢？如果不是因为他真心为民，又有谁能做到几分呢？所以我曾经评论说：凡人萌发念头，如果出于求名的根源，就可以用毁誉来动摇他；如果出于逐利的根源，就可以用得失来动摇他；只有出于真心为民，才不受毁誉影响，也不受得失影响，进取时不向前方有所羡慕，退处时不向后方有所畏惧，精神意气锐利而常新，历时长短都如同一天。像陈侯这样，才是我所谓的良吏，不是世人所谓的良吏。这样前后将近三年，到了考核期满的时候，同僚戴君、宋君、刘君嘱托我写文章祝贺。我说：诸位看到了陈公的政绩，也看到了陈公的内心吗？陈公的政绩在吴地，就使整个吴地充满恩泽；在锡地，就使整个锡地充满恩泽。众口称颂，完全可以考察叙述。陈公的内心却深沉广大，毫无边际，从未见它有满足的时候。何况陈侯已经被考核为治理政绩第一，从今以后，声望将日益崇高，官位将日益显赫，或许升任铨衡官，或许进入台省，又进一步成为执掌政务的重臣。他所施行、所表现出来的成就，应当会比今天多出百倍。我又怎么敢只根据自己耳目所见所记，就来比拟陈侯呢？姑且把这些写下来，作为将来征兆，也就可以了。”三位同僚说：“好。”于是交给我纸简。赠本庵方先生还乡序 我顾宪成私下向本庵方先生学习，已经有多年了。曾经读过他几篇言论，得到过他的言语教诲；如今又很高兴得到他的身教。先生表彰正学，士人都仰慕他的风范。按理说，宪成应当沿墙背着书箱，列在弟子末席，尚且惭愧自己没能做到；如今先生却不远千里，驾着小船，带着两三个高足弟子，庄重地来到东林，赐临于此。先生的德行越盛，内心越谦下，像万顷水面一样浩瀚，谁能窥见它的边际？这正是我顾宪成茫然自失的地方。宪成已经六十二岁了，精力几乎消耗殆尽，又不能爱惜自己，时常生病。先生比我年长十岁，精神却非常旺盛，面色像儿童一样红润，无论行走、站立、坐卧，都洒脱自得。若不是修养深厚、积累丰厚，怎么能达到这样神清气和的境界？这正是我顾宪成警惕而有所省悟的地方。王山阴、罗旴江都以精妙的领悟受到推重，但舆论不能完全满意，只因他们沿袭传授、靠讲学谋食的旧习，所到之处混杂于官府事务，他们的门人又往往借此牟利。先生来到我县，住了好几天，县令陈石湖听说后前来拜访，刚要往返致意，先生便频频推辞对方拟送的一条船。有人认为这样做过分，同行的汪崇正、安述之说：“先生一向坚持如此，不可以勉强。” 我们这些人也没有勉强先生。听到此事的人感叹说：“可以说真是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弟子了。”这又是我顾宪成从内心欣喜并诚心敬服的地方。难道这不就是先生的身教吗？等到我和诸位早晚侍奉在先生身边，先生又时时恳切地提携告诫我们，类似的话不胜枚举。同道来拜见先生，大问题便详细回答，小问题便简略回答，从不稍感厌倦。临别时，先生又说了一番送别的话，剖析显示玄妙的道理，反复叮咛，使人即使想要自我放弃也不能。我这又领受到了先生的心教。我顾宪成何其幸运，竟能坐在那里从先生处获得这样多的益处。于是退下后把这些记下来，放在案头，想着只要在此展读玩味一下，就会凛然如先生亲临其上，不敢嬉戏亵慢。又抄写一份交给先生，希望先生确实不要忘记我；先生只要在这里看一眼，便宛如宪成在身边，源源不断地施以针砭。先生答应了这件事，这样或许千里之外的恳切情意，始终不会落空。于是我斟酒一杯为先生祝寿，送他到毘陵，在经正堂的宴会中分别。《泾臯藏稿》第九卷 钦定《四库全书》《泾臯藏稿》第十卷 明代顾宪成撰

译《愧轩记》从前柳子厚被贬谪到永州，他所写的文章辞句，往往带有无聊困顿的神色。至于苏子瞻，又是多么超然自得啊！他的诗说：“每天吃三百颗荔枝，也不妨长久做岭南人。”可以说他懂得如何处置自己的处境。我私下想，顺逆是时运，穷通是命数。君子安于自己的地位而行事，不希望得到本分之外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臣子不能得到君主的信任，儿子不能得到父亲的认可，所应当做的，是日夜反省过错、弥补过失，以战战兢兢的态度去承受，以诚恳的心意去感动对方，磨炼心志、忍耐性情，增长自己所不能的能力，等待时机。为什么呢？因为欢乐容易转为忧虑，欢乐也容易接近盈满。所以柳子厚虽然失意，苏子瞻也还不能说是真正得意。然而，这两个人本来各自都有道理。子厚才气纵横而自负奇才，有经世济民之心；他亲近王叔文等人，并不只是希望富贵。一天忽然背负不祥的名声被逐出朝廷，将怎么承受得了？子瞻高远旷达、超拔流俗，不能向人低头，因此人们便争相嫉恨、中伤他，这未必是君主的本意。像这样的事情，不过如浮云飘过太空，哪里值得介意呢？这样看来，子厚的忧愁和子瞻的欢乐，都各自不是苟且而来的。不仅如此，子厚确实不能忍受无聊困顿，最终却能发愤磨炼，列名不朽，与韩昌黎并驾齐驱；这样也可以洗刷往日的污垢，使自己感到快慰，消除穷困忧愁。子瞻难道不是被称为超然吗？然而忠于君主、热爱国家出于他的天性，只是因为他刚直无忌，多次招致罪责，使谗邪之人得势，反复给君主的德行增添负累，所以他的黯淡悲惨、恳切哀痛，几乎又远远超过表面所见。由此也可以知道，子厚的忧愁并非没有欢乐，子瞻的欢乐也并非没有忧愁，这不是通常的人情所能测度的。我没有什么才能，自量比这两个人差得太远，哪里敢妄自附会于忧乐之间呢？只是自从奉受谴责以来，从监司以下的官员，最终都庄重地把我当作宾客相待；我不能为这个州的父老子弟施行政令，他们反而把我当作父母来对待，凡事供奉侍奉都很谨慎，而我没有丝毫可以报答他们。我间或同诸位士人讲论，内容大多不离训诂，并不能真正有所增益。于是我回来反省自己，六尺之躯仍然是原来的我；遭受征发、困顿和压抑，最终全都归于粗疏草率，又没有丝毫建立功业、树立名声的成就，怠慢自己的职守却勤于享受，凭借虚名却毁坏实际，只有惭愧罢了。我考察州志，过去庄公定山也曾被贬到这里，留下了很多恩德，直到现在人们还能够谈说；至于焦泌阳，虽然贵显如日月，却没有人问起他。得失的鉴戒，明白得很。我将处于什么境地呢？唉，柳氏只是文章如此罢了，苏氏也还没有脱离文章。庄氏却已经超越文章了。或许他晚年出仕一次，尚且免不了遭人嫉恨和非议，何况比他更差的人呢？出处进退实在太难了！我来到桂城，没有住所，便借住在藩署。每天起来无事，常常坐在其中的轩里，摊开书来阅读。每每又在内心思量：向上无法对得起先贤，向下无法对得起本州的父老子弟。于是给这轩题名为“愧轩”，并写下这篇记。道理就是如此，是想让天下后世知道我的过错罢了。

译《游月岩记》我在这一年的九月六日到达桂阳，过了五天将要前往永州。走了三天，经过道州，道州长官张四可出来拜见我，替我询问濂溪周先生的旧事。张大夫说：“州城以外约四十里有一座月岩，传说是周先生悟道的地方，是一处奇观。”我问：“是什么样的？”张大夫说：“地方志说，岩洞的形状像圆形粮仓，中间可以容纳数万斛，东西两面有门可以通行，洞的正中上方却是空的。从东面看，像月亮刚刚露出上弦；从西面看，像月亮露出下弦；从洞中向外看，像满月。先生便依据这个形状来画太极图。”说完，我又见到彭将军哲庵，谈到此事，他也说确实如此。我说：“竟有这样的地方吗？”第二天便和他们一同前往。到了那里，沿着山崖攀登，下到一处几案旁稍作休息；徘徊四顾，只见奇石森然排列，满壁都是，眉睫之间形态变幻纷杂，令人应接不暇。即使是王子猷在山阴道中游览，也不知道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吧？哲庵说：“我从地方志中听说，岩石有的像奔跑的狻猊，有的像伏卧的犀牛，有的像蹒跚的乌龟，有的像翱翔的凤凰，有的像蜿蜒的龙蛇，可以说是下笔如画。”我说：“还没有说尽。我想给它们分别命名，最终却因为始终找不到完全相似的名称而作罢。” 于是我和两位先生慢慢向前走，到岩洞中向外看，既圆满又明朗，果然如同所说，丝毫没有错。我于是笑着对他们说：“今天正是望日，所以应当有这样的景象。”随后转向西面，又退回东面，所到之处总要停立凝视，彼此赞叹欣赏。后来又登上岩顶，忽然看见几片白云，缓缓从东方飘来，远望可以看出在数里以内外。张君觉得奇异，指着那个方向叫我说：“那就是濂溪先生的故乡。”我听后精神飞扬，当时觉得两腋生风，恨不得乘云前往，登上濯缨亭，饮九泉水一斛，洗涤尘世气息，然后慢慢向周先生求取太极图。我因此徘徊了很久，后来回到岩下坐着，左右的人轮流献酒，酒杯送到便一饮而尽，主人不劝饮，客人也不推辞，只是清雅的谈论绵绵不断，我和大家都沉浸其中而忘了自我。不久，细雨刚刚停歇，斜阳将要西下，大家陶然相对，温润的气息充满胸怀。轿夫在旁边窃窃私语说天快黑了，我们却不予理会。我从容地问两位先生：“快乐吗？”张君说：“在这个时候，不知道胸中有什么，也不知道天地之间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彭君点头说：“正是这样，正是这样。”两位先生回头问我，我说：“我也是这样。” 我起身感叹道：“这次游览真美啊！内在没有什么障碍，忘却了；外在没有什么障碍，也忘却了；内外两方面都忘却，这就是濂溪先生所说的静，明明已经接近太极了。我们偶尔寄托情怀、获得适意，俯仰之间意境豁然开朗，便自然会有一处体悟，何况周先生呢？他从这座岩石得到的帮助，难道会少吗？即使说他依据这里来画太极图，也不算迂腐。过去朱子为《大学》作注，解释格物的意义，说一草一木也不可不穷究其理。王文成曾非难说：‘为什么舍弃内在而追逐外物？’从今天看来，哪里有所谓内、外之分？黄河的马可以用来画卦，洛水的龟可以用来叙述洪范九畴。天高地低，万物各不相同，新旧、腐奇，最终都归于神妙的天理，只是人自己造成了隔膜罢了。王文成大概是针对世上舍弃内在而追逐外物的人才这样激愤地发表议论吧？我在这座岩石上有所领悟了。然而，领悟并不难，真正实行它却很难。如今周先生称说以静为主，为什么呢？所谓‘主’，就像一家有家长，一个国家有公侯，天下有君王，不可以一天没有；并不像旅居之人忽来忽去。我们有幸得到片刻闲暇，探寻奇景、访求胜境，回头看那纷扰喧闹的尘世，仿佛隔着仙界和凡间。因此情绪舒畅、精神愉悦，洒脱而自得。可是退下来再同那些纷扰喧闹的人交往，最终也只会回到纷扰喧闹之中罢了，怎么能够真正拥有这种境界呢？不只是这样，我和张君本来生长在吴越一带，距离这里有四千多里；彭君是楚地人吗？他的家乡原在赤壁之下，距离这里也有两千多里。我们平生仰慕先生，如同饥渴盼望水食，一旦能够游览先生生活过的地方，便觉得眼睛仿佛更加明亮，耳朵仿佛更加聪敏，心胸仿佛更加清爽。假如早晨在这里、晚上也在这里，随手从衣带间取出这些感受便足够了，那么将会把它当作熟悉的日常，漫不经心而不再省察，想要获得一丝洒脱自得，反而不可能了。即使每天居住在这里，同住在纷扰喧闹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那么，前面所说的‘静’，按照周子的旨意来衡量，恐怕不只是我们三人暂居此地所达到的境界。距离这座岩不过两千里，或者四千里罢了。什么叫作领悟呢？两位先生称赞说好，向我索求以静为主的诀窍，我面向墙壁不回答。过了一会儿说：‘你们还是去问月岩吧。’于是各自喝尽一杯酒，告别离去。过了七天，我从永州回来，于是记录下这番话保存起来，用来自己反省，也同时赠给两位先生。这一年是万历十五年。

译《尚行精舍记》我从前读到孚如邹子衡的一段话：“如今教化传播融洽，家家讲性命之学，人人都以尧舜为目标，而议论却越来越精细，世俗风气却越来越低下。维系世道的君子，只能用亲身实践来树立教化，这大概才是挽救时弊的第一要义吧？”我起身叹道：“说得对啊！邹子为什么预先说出了我心中同样的想法！我应当跟随在他后面了。”有一天，郡侯怀白周公给我来信说：“我的老师邹先生在乡里新建了一座书舍，题名为‘尚行’，许多志同道合的人在其中讲习。这是他感慨于空谈的弊病，想用自己的行动来挽救的结果，他的用意非常盛大。我私下认为，这件事不可没有记文，冒昧请您来写。”于是孚如也来信，嘱托我为此作记。我又起身叹道：“说得对啊！邹子是多么勇敢！我应当拜伏在他后面了。”不过，世人难道不会又以为邹子是在追求领悟吗？我认为邹子题名‘尚行’，正是领悟之后的话。为什么呢？凡人对于道，在还没有见到它时，即使诱导他去做，他也不做；再强迫他去做，他还是不做。即使侥幸做了，也不过是安排、把持罢了；早晨做，晚上停止；晚上做，早晨停止，只是勉强矫饰罢了，仍然算不上真正去做。等到他已经有所见识，然后真正的趣味才会产生；有了真正的趣味，然后真正的爱慕才会产生；有了真正的爱慕，然后真正的精神才会产生；有了真正的精神，然后真正的实践体验才会产生。他实行道，不需要诱导便会受到鼓励，不需要逼迫便会主动趋赴，即使天地广大、万物众多，也不能用别的东西替代它。所以说，邹子题名‘尚行’，正是领悟之后的话。怎么能只用‘领悟’去要求邹子呢？况且世上谈论领悟的人津津乐道，我不敢认为他们全都错误，也曾回去把他们的道理在行动中验证过吗？古代圣贤面对日常生活，始终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生勤勉仍感不足；如今的人却从容地指点谈论精微玄妙的道理，一旦阐发出来便自以为有余。试着让他们回去在行动中验证，果真能把他们所说的每一点都实际做到而无所遗憾吗？如果果真能如此，那就是超越圣贤而在其上；如果还不能，那么他们所谓的领悟，难道不只是揣摩、推测而已吗？周敦颐主张以静为主，姚江主张致知，他们所参究叩问的事情有多少？所磨炼考察的有多少？所增删改换的有多少？这实在艰难，难道可以仅凭揣摩推测来承担吗？因此，邹子题名‘尚行’，只是用来讽刺那些喜欢谈论领悟的人，使他们反省自己、认识自己，并不是忌讳谈领悟。又怎么能只用‘领悟’去要求邹子呢？况且邹子的学说，对于尚未领悟的人，尊崇并实行它，最终一定会逐渐显著、逐渐明察，直到人事穷尽而天理显现；一旦豁然贯通，对于已经领悟的人，尊崇并实行它，最终也一定会更加明白、更加纯粹，深入肌肤、浸润骨髓，以至于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因此，领悟从哪里开始？从实行开始；领悟在哪里终结？也在实行中终结。邹子题名‘尚行’，正是因为他深知领悟的根本。又怎么能只用‘领悟’去要求他呢？邹子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就他所标举的‘尚行’二字，反过来以此要求他罢了。邹子才华俊秀，文辞英发，风度翩翩，与著名作者并驾齐驱，却不以此为满足；进一步执掌铨选政务，锐意澄清吏治，在辛壬年间，使天下人在一天之内改变看法、更新听闻，直到今天仍受其恩，却又不以此为满足。退居以后，又修养自己，使家庭清白光明，自我洗濯，遵守法度，践行准绳，丝毫不越界。邹子崇尚实行，大致就是如此。我还能要求他什么呢？只是想到天理难以纯粹而容易混杂，人情有开始却很少有始终。从今以后，希望他竭力削除枝叶，专心于根本，果断而毫不疑惑，积累而不懈怠，使光明连续不断，每天更新、日益充实，期望做到即使在被褥身影之间也无愧，醒着睡着都如一；这样或许能够使心体浑然完整，随手取来都是道，出而写文章不炫耀技巧，出而建功立业不夸示意气，卓然成为昭代纯粹的儒者。这样以后，人们无不说：“这个人确实能够崇尚实行，确实能够以自身作为表率，确实能够像中流砥柱一样挡住狂澜、使它向东流去。”他对于世道人心的补益，绝不是浅薄微小的。我和邹子是内心相交的朋友，所以不写颂扬的话，而写规劝的话。邹子会答应我吗？于是写下来，请周侯指正，然后把它送给邹子，希望邹子再给我更多的教益，使我果真能够仰望并追随您的风范。

译《虞山书院记》常熟的先贤说，子游在孔子故里有一所书院，相传是吴中子弟跟随子游学习、聚集讲论的地方，一名文学书院，一名学道书院。自宋代进入元代，曾在至正末年废弃；到了本朝宣德年间恢复，万历八年又曾第二次废弃，不久便再次恢复。大概这是斯文命脉所关涉的地方，自然有人心中一段精光灼灼的精神使它不容湮灭，所以能够如此反复兴废而终于不绝。只是规制尚未完备，经过这里的人都感到惋惜。瀛海耿侯勤勉好道，来到这里主持县政后，整治奸邪、清除弊病，各项事务都焕然一新。一年之内百姓大治，他恭敬地承行职责，百姓欢欣，弦歌之声遍满四境。有一天，他到子游祠下拜谒，徘徊低回而不忍离去，感慨地叹道：“这难道是我的责任吗？这难道是我的责任吗？”于是向当道请求重新修建，首先捐出奖金作为倡导，接着又捐出俸禄。当时抚台周公、李公，操江耿公、丁公巡按，以及现已升任提学的杨公、巡盐左公、巡仓孙公、巡江李公、兵备杨公、蔡公、知府李公，都赞赏他的义举，各自捐金资助。县里的士绅一致大力响应，越地的父老子弟，也没有不踊跃办事的。刚满五月，书院便告成了。巍巍虞山，俨然是东南的一大胜景。因此改名为虞山书院，以志此地。给祠堂题名为“言子亲之”，也是尊崇他的意思。配享的有游寓、梁昭明太子，历代名宦宋县令孙应时，乡贤明脩撰张洪、都宪吴讷、侍郎徐恪、别驾桑悦、大参周木、孝廉邓黻、县幕朱召、布衣邹泉，这是顺应舆论的安排。又为书院追溯源流，在讲堂前题名“愿学”。孔子就是言子游渡过长江、黄河，不远千里，提衣快步趋前，面向北方拜师受业的那个人。旁边建造精舍，题名为“友颜、友曾、友思、友孟”；汉代的董仲舒，宋代的周敦颐、邵雍、二程、朱熹、陆九渊，以及我朝的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王守仁诸位先生，也都依次列在其中。他们都是在子游之后和之前两千年间，相互辅佐奔走、成为孔子羽翼的人。进入书院，登上讲堂，俯仰瞻望，洋溢着仿佛孔子就在堂上、就在左右的气象；宗庙的美盛、百官的富盛，比当年洙泗之地也毫不逊色。于是他的后裔诸生福、喜，以及侄子逢尧，一同到我这里请求写文记述此事，用来表彰侯的德行，并使之永志不忘。我说：“这不是你们可以私自占有的功劳。”恰好耿侯来信嘱托说：“希望听到您的一句话教诲。”我推辞说：“侯已经明白地命名了它，还何必再添多余的话呢？”福问：“为什么？”我说：“侯题写的‘愿学孔子’，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所要紧做的，全在发端于此，只有这个愿望罢了。”福说：“自从我侯倡导以来，四面前来听讲的人，也已经纷纷振奋起来了。”我说：“谈何容易！我私下想，这必定要有那种白天忘记吃饭、夜里忘记睡觉的真精神；必定要有独立而无所畏惧的真力量；必定要有即使实行一件不义之事、杀死一个无辜之人便能取得天下，也绝不肯做的真实操守；必定要有即使逃避尘世也不感到烦闷、即使不被人理解也不感到烦闷的真实胸襟；必定要有对夭寿始终不改的真实骨气；必定要有为天地确立正道之心、为百姓确立安身立命之道、为往代圣人继承断绝的学术、为万世开启共同防范的真实气魄。这六者全都具备，才可以说能够发扬这种愿望。这只是一个愿望罢了，谈何容易！”福说：“竟然这样困难吗？”我说：“也不完全如此，关键在于认识孔子。怎样才能认识孔子？关键在于认识自己。为什么？因为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孔子。”福说：“既然如此，那么孟子为什么说‘人与禽兽的区别很少’呢？” 我说：“这正是说，人如果不成为圣贤，就会成为禽兽，必须从那一点微小的区别上辨别。姑且用眼前所见来验证：在一堂之上，文质彬彬、人才济济，不谈性命之学便不发言，不合礼法便不行动，俨然是圣贤一类的人，确实还是这个人。可是转身退下去和乡人相处，往往免不了堕入习俗的套子；再退一步和家人相处，往往免不了堕入习惯性的亲情；甚至放纵乖僻、邪恶奢侈，无所不为，距离禽兽已经不远了，却也还是这个人。为什么前后判然相差如此悬殊呢？那一点区别只系于一念之间。所以说：‘庶民失去了它，君子保存了它。’保存或失去这两者之间不能相差一寸，这就是所谓的‘几希’。魏庄渠先生转述陈元城的话说：‘凡人自我期许，应当以圣贤的标准来约束自己；责备别人，则应当把他当作禽兽来责备。’我每次读到这句话，心中总隐约有所震动。我私下认为，必须如此，才能认识那一点微小的区别；认识了它，才能认识自己；认识了自己，才能认识孔子。确实认识了孔子，即使想不成为孔子，也不可能了。这是我从侯的微妙旨意中窥见的，冒昧替侯把头绪引出来。请您替我转告侯：侯潜心于孔子已经多年，必定有所成就。” 希望侯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全部蕴藏，惠泽我们吴地，使这条道理像中天的白日一样明亮，使吴地人士自己明白，从洒扫、应对这些基础事务以上，一切都应当明确地有所向往，就像拨开云雾看见白日一样，这就是我的愿望。哪里只是我的愿望，实在也是侯的愿望；哪里只是侯的愿望，实在也是孔子的愿望。这样以后，言子游北上求学而归来，就不会成为孤单的人；孔子微笑赞许的地方，也就不只在武城了。侯可不要推辞啊！”福等都起身行礼，说：“谈到这里，确实不是微小的私事可以占有的。”于是整理记录这些话，回去刻在石上。周公名孔教，临川人；李公名三才，顺天人；耿公名定力，麻城人；丁公名宾，嘉善人；杨公名廷筠，仁和人；左公名宗郢，南城人；孙公名居相，沁水人；李公名云鹄，内乡人；杨公名洵，济宁人；蔡公名献臣，同安人；李公名右谏，丰城人；耿侯名橘，河间人。至于教谕，是黄家谋；训导，是化大顺、朱朝选；县丞，是赵继俊、楼汝栋；主簿，是王化、曾承忻；典史，是俞钰，他们都参与了这件盛事。按规矩可以附在此文之后。

译陆文定公特祠记 有客人问我：“陆文定公是怎样的人？”我说：“是天下共同传颂的平泉先生吗？先生自己早已把这一点表明出来了，哪里还需要我再说一句赞语？”客人说：“为什么这样说？”我说：“我对先生所谓的‘平’很有体会。孔子不是说过吗？天下国家可以治理，爵位俸禄可以辞去，白刃可以踏过，唯有中庸却难以做到。为什么在‘不可能’之中偏偏把它归结为平常呢？平常没有奇异之处，不是可以凭主观意见任意摆弄的；平常没有偏僻之处，不是可以凭主观意念强行把持的；平常没有险峻之处，不是可以凭意气纵横驰骋的。所以说：聪明的人超过它，愚笨的人达不到它；贤能的人超过它，不肖的人达不到它。聪明与愚笨、贤能与不肖之间相差很远，把他们引入中庸之道后，聪明的人也会显得愚笨，贤能的人也会显得不肖，一切技巧都派不上用场，所以才说难以做到。先生大概已经接近这个境界了。”先生年轻时跟家人学习务农，带着经书去锄田；后来向父亲志梅公请求，才得以完成学业。学业完成后，在会试中考取第一名，选入中书省读书。但他以凭文章辞藻自我夸耀为耻，退下来潜心研究性命之学，每天在各位名贤长者之间切磋磨炼。他的学问以六经为根本，不喜欢拘泥于章句；有时心中有所触发，便拿一张纸挥笔记下，往往出人意料。他旁通佛、道二家，用来摆脱尘俗、淘洗杂质，却不沉溺其中，也不故意避讳它们。他说：“我同般若有缘。”时间久了，他的修养日益充实，造诣日益精纯，深沉肃穆，自然而然。他对于规矩、准绳、尺寸极其谨慎，却从不故意装出庄严来显示与众不同；对于日常事物，任其自然地来、任其自然地去，完全没有分别选择，却从不随便迁就来显示与众相同。不争名位的自持、不结党营私的群体，他都具备。况且您没有见过吗？像徐文贞那样通达的人，对于天下贤人君子没有不推举援引的，却唯独不能把先生混同其中；像严分宜那样奸诈、张江陵那样强悍的人，对于天下贤人君子没有不摧毁剥削的，却唯独不能加害于先生。为什么呢？先生本来就不是可以亲近，也不是可以疏远的人。这就是先生所谓的‘平’所令人回味之处。”客人说：“先生起初还是诸生时，县令朱公见他贫困，想周济他；他不接受，朱公便暗示让他居中调停。先生装作不明白，离开了。后来他以庶吉士身份补任官职，张文毅忽然问他拜访内阁时有没有带礼物。先生推辞说没有。张公说：‘这是旧例，我借给你二百币，拿去就可以了。’” 先生迟疑着把钱带回去，第二天竟然没有使用，又拿回来。这些都只是小事罢了，何必如此拘泥，难道不近于固执吗？”我说：“我听说过：事情有大小，道理却没有大小，只要合乎道理，即使有千辆车、万钟俸禄，也可以安然接受；不合乎道理，即使一介之物，也不从别人那里取，一介之物，也不拿给别人，这就是固守原则。正是所谓的平。又说：先生考中进士六十五年，屡次归隐，屡次起用；屡次起用，又屡次归隐。前后任官还不到十多年，其余时间都属于山林，依稀像接舆、荷蒉那样的人，难道不近于偏激吗？”我说：“我听说过：出仕是人情容易做到的，应当用困难的标准来接受；退隐是人情难以做到的，应当用容易的标准来接受，这样才两相恰当。所以说，三次辞让之后才出仕，一次辞官便退隐，这是偏激，正是所谓的平。”客人说：“先生晚年接受宗伯征召，慨然有施展抱负、挽救时局的胸怀，后来因与时事不合，称病归乡，可以说是见到时机便行动了。临行前又上疏陈述十件事，其中辨析宫府、压制外戚幸臣、斥责宦官，极大触犯当时的禁忌，类似少年人的英锐作为，难道不近于激烈吗？”我说：“我听说过：大臣对上要同宗庙社稷成为一体，不因出仕或离职而有两种心意；对下要同四海九州成为一体，不因出仕或退藏而改变忧虑。韩、范、富、欧都是遵循这条道路，只是内心确实有不能自已的地方罢了。这就是激烈，正是所谓的平。至于含糊其辞而已、调和敷衍而已、同流合污、只求免受讥刺而已，那是世俗所谓的平，不是先生所谓的平。因此说，有似是而非的，有似非而是的，两者之间的区别，虽然只有毫厘，却会相差千里，不可不仔细辨察。”客人说：“那么先生可以做宰相了？”我说：“当然可以。先生也曾说过：宰相是国家元气，台谏是药石；调和治理、辅助元气，贵在平；纠正过失、辅弼违失，备具药石，贵在明。至于范质说‘要喝下三斗浓醋，才可以做宰相’，那又是极力攻破似是而非的说法。只是可惜范质没有为世宗死节；由此看来，他对于宰相之道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又对客人说：“宰相有待于先生，先生却无待于宰相。我看先生活着时，人人都仰望他；他去世时，人人都为他哀悼。他当年的作为和流传后世的遗风，将使刻薄的人变得敦厚，使顽固的人变得廉洁，使鄙陋的人变得宽厚，使懦弱的人能够立身。先生的一片精神，从未有一天不默默运行在天地之间。” 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事业，就在这里了。至于是否做过宰相，又何必讨论呢？后来他的乡人聚族商议，要为他建立专祠，奉祀先生；先生的儿子大行君伯达嘱托我写记。我在先生门下，应当属于私淑弟子之列，只是惭愧自己浅陋，不足以窥见先生的境界，唯独对‘平’这一句话很有体会，认为像先生这样的人，可以说已经接近中庸了。因此叙述我曾经谈论编次的这些内容作为答复，日后还应当继续采录。将来我当以九龙之芝奉祀，佐以二泉之水，亲自到先生祠下进献，并请先生加以指正。先生会答应我吗？” 龚毅所先生城南书院生祠永思碑记。

译我在泾曲抱病，每天坐卧在小室之中，完全停止应酬，几乎像桃花源中的人一样，不再听闻人世间的事情。一天，县中的父老赵仁等人结伴来拜访我的住处，我推辞不见；他们坚决请求，我才接见。询问他们来的缘故，他们都下拜说：“我们私下有一件恳求。”我问：“什么事？”他们回答：“江南的差役中，最重而且最艰苦的，没有比粮长更甚的；粮长差役中，最重而且最艰苦的，没有比白粮更甚的。有见识的人怜悯这种情况，曾经提出以役田承担的办法，也曾提出以役银承担的办法，也曾提出以役米承担的办法。为我们这些人考虑，可以说已经十分周到了。只是每立一种法，便产生一种弊病，利弊各半，仍然没有能够彻底舒缓我们的困苦。幸亏乡里的达官毅所龚先生亲眼看见、内心怜悯，考察清楚事情始末，权衡公私，列成八项建议：一是增加白粮的耗米；二是革除千料粮船；三是分开银、米的征收；四是合并徭银的征收；五是革除无名的供应费用；六是免除粮船的盘验；七是放宽批单的勾获；八是增加金花的滴珠。考察精细，论述周密，确实切中要害。主管官员听说后认为很好，立即同意施行。从此承担差役的人节省费用超过一半，人人都感念他，吃饭饮酒时一定祝祷说：‘上天如果还顾念我们这些人，就不会让我们忘记先生。’ 事情办成后，我们在城南书院建立生祠来报答先生。这个书院本来就是先生未中进士时读书的地方。县令柴公听说后，向当道和两院以下各级官员报告，大家都赞叹其盛美，一同为祠堂题名，使表彰贤德的声誉大为传播；九龙因此更加高峻，二泉因此更加清冽。赵仁等人还担心日子久了，耳目逐渐疏远，后来感念先生德行的人也许不知道缘由，仰慕先生德行的人也许不知道凭据。因此共同谋划刻碑，留传永久，冒昧请求我写记。我感叹说：“先生真是仁厚啊！”我私下由此看见了先生的心意。曾经论述过，君子出仕而为世间效力，如果担任县令，一定以一县百姓的祸福为心；如果担任郡守，一定以一郡百姓的祸福为心；如果担任藩臬大吏，一定以一方百姓的祸福为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本来各有归属，不可推诿。不仅如此，一县的祸福，要考察县令是否尽职；一郡的祸福，要考察郡守是否尽职；一方的祸福，要考察藩臬大吏是否尽职。尽职便有奖赏，不尽职便有责罚，百姓的祸福也随之转移到自身。因此看来，他们的处境又有所牵系，也不能推诿。既然如此，他们早晚治理经营，勤勉不懈，务求与百姓共同兴利除弊，也不必一定是仁人才能做到。” 至于退职居乡，完全摆脱了当世托付的责任。高明的人可以栖息山岩、游泳溪川来自得其乐，平庸的人则置田置屋、封闭自守罢了。对于一乡的祸福，又哪里会过问呢？先生却唯独惠爱乡里，深思熟虑，不是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临到面前，却把乡人的祸患当作自己的痛痒；不是有不可推诿的形势迫在身后，却像奔赴溺水和火灾一样去拯救他们。于是周密筹划，刻石记载，使之长久流传。若不是以仁心为本、把万物看作一体，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先生平素德行深厚，曾两次任县令、一次任郡守，后来历任藩臬，在任之处都有恩惠，百姓歌颂思念他而不忘。如今嘉禾、吴桥都建立了生祠，除了奉祀之外，我私下认为，这些仍是有意作为而有所作为的人能够做到的。至于他这样在乡里施德，却不是那些有意作为而有所作为的人所能企及的。应当把先生的心意记载下来，告诫乡里的君子，希望有同样心意的人能够因先生而推扩它，遇到有利之事一定兴办，遇到弊端一定革除，那么我们本县长久以来就有所依赖了吧？”赵仁等人起身再拜说：“听了您的话，不仅看见了先生的心，也看见了您的心。”于是接受这篇文章，刻在石上。先生名勉，字子勤，隆庆戊辰年考中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退休。

译重修二泉书院记 我们县的文庄邵先生在惠山山麓建造书院，题名为“二泉”。先生去世后，嘱托嗣子防生煦和入赘的浙江东阳少尹秦汶共同守护。于是把先生的画像供在书院中，逢年过节瞻仰礼拜。煦去世后，由嗣子勋继承；勋去世后，便不能再守护。秦汶的儿子太学榛又增加并入了其中三分之一的一半。榛去世后，嘱托幼子煋，终于全部并入并由他专门守护。时间久了，变故层出不穷，书院几乎要毁于众口。长子茂才秋请求亲自承担此事，使旧址不至于彻底废弃。观察使虚台蔡公经过这里，感慨叹息，便与县令林公商议重修，捐出一百多两银子，发檄文让马丞督办此事，并一同修缮邵氏家祠。家祠责成邵氏负责，书院则只责成秦氏负责，因为原来就是分别守护的。茂才君慨然起身说：“这件事本来就在我的责任之内，怎么能只劳烦当道官员呢？”于是亲自主持经营，又以家资一百金相助。从丁未年秋七月开始，到戊申年春三月完工，规制齐备，恢复了原来的面貌。于是对我说：“我秋某不敢忘记文庄先生，难道敢忘记蔡公吗？请为我写一篇记。”我回忆过去高存之编纂先生年谱时，有人问先生为什么没有后代，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现在请允许我申述这个说法：我私下认为，先生所留下的后世，与世人所谓的后代不同。为什么呢？世人所谓的后代有所凭借，而先生所谓的后代无需凭借。古人所说的三种不朽，最高的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其次是立言。先生真诚的心意和朴实的行为，表里都清白明洁，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富贵不能使他迷乱，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能够立德。从脱去布衣出仕直到退休，所到之处恩惠流布，教化施行，风纪肃然，法度树立，上级获得下属信任，虽处幽暗而更加彰显，能够立功。书籍中记录他的言论，梦寐间都在思念圣贤，阐明性命之学的精微，每天探究、校正、折衷古今，裁定是非的权衡，能够立言。直到今天，他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韵仍宛然如在，儿童和差役没有不知道有先生这个人的；这就是先生所成就的不朽，也就是先生所谓的后代。我年轻时听说某省有一位督学巡行到某县，查阅诸生名册，发现姓吕的人很多。等他们来拜见时，督学命令说：“谁是吕夷简的后代，站在左边；谁是吕惠卿的后代，站在右边。”一时都跑到左边，右边没有人。督学叹息说：“吕夷简有后代，吕惠卿没有后代。”这句话确实很值得玩味。然而说这话的人所指的后代仍有所凭借，先生的后代却无需凭借。茂才君又从容说，先生曾经在书院中建造李丞相忠定公祠，奉祀并以俎豆祭礼尊奉他，以表明崇尚德行的心意。如今也一并重加修葺，希望先生欣然惠临，时时降临登临。这样一来，忠定先生也就不孤单了。我不禁豁然开朗，写道：“确实如此，确实如此！先生对于忠定先生，正如蔡公对于先生一样。从今以后，作为忠定先生的先生者没有穷尽，那么作为先生的蔡公也没有穷尽；作为先生的蔡公没有穷尽，那么作为先生的后代也没有穷尽。所以说，先生所留下的后代，与世人所谓的后代不同。”您认为怎么样？”茂才君说：“如今才知道，所谓留下后代的时义意义重大。请向蔡公请教，他应当会有所答复。”于是写下这篇文章。蔡公名献臣，同安人。他为政时，重视并推崇风俗教化。林侯名宰，漳浦人，能够与蔡公同心协力有所作为。马丞名之骥，信丰人，规划开端、督促完成，也参与并取得了功绩。按规矩可以附在此文之后。《泾臯藏稿》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泾臯藏稿》卷十一 明代顾宪成撰

译虎林书院记 这是王守仁先生在南阳教化过的地方。中丞紫亭甘公从年轻时就仰慕圣道，听到良知的学说后十分喜悦。丙午年，他奉持符节来到浙江巡抚任上，高兴地说：“我平生梦寐以求的就是这里，现在满足了。”到任以后，大力整顿保境安民的政务，兴利除弊，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大体以节制、爱民为根本，并且亲自率先实行。一时间人心信服，风气一致改变，人人争相竭尽精诚来响应。到任满一年，政令大为推行。甘公高兴地说：“现在可以教化了。”于是与藩臬诸位大夫以下官员以及乡里的士绅商议，时常到天真书院讲论学问。后来认为这里距离省城稍远，又到钱庠尊经阁讲学。又认为那里地方稍显局促，不足以容纳四方贤者，于是商议改建。众人都说：“不如旧巡抚治所方便。”甘公前往察看，果然如此，便改建为虎林书院，并嘱托钱塘县令聂侯主持此事。从戊申年十二月开始，到己酉年二月中旬完工。不久甘公发病，而且病势加重，聂侯入内问候，把工程竣工的消息告诉他。甘公叹息说：“竟然不能和诸位一起校正印证，怎么办呢！”不久去世，听到消息的人无不流泪。十一郡一州七十五县的百姓，都为他停止营业。聂侯继承甘公的志愿，凡是一切尚未完成的工程，都依次完成，规制大为完备。他认为这件事可以维系世道、改善民风、继承前人而启发后世，应当有一篇记文。于是特地写信勉励我，又叙述甘公临终前垂示的言语，恳切周到。我惘然说道：“可惜啊，这是命运，也只能如此了！”虽然如此，那没有终止的事业本来仍然存在。因为我和甘公已经有过校正印证。追想去年春天，我经过虎林，甘公在昭庆寺出来会见我，从容地对我说：“东林会约，以孔子为祖，以颜、曾、思、孟为宗，以朱紫阳为师。我读了以后很有契合之感，将要仿效它来筹办。有三句话，想请教您。”我说：“愿意听闻。”甘公说：“您的话一定称说性善，这是对的。然而对于同一个善，有人说它是存在的，但不是执着；有人说它是不存在的，但不是断灭；也不过各就所见而言，那么应该把是非放在什么位置上呢？”我说：“阳明先生在天泉证道时，曾经对此作过折衷。‘四无’之说能够接引上根之人，却不能接引中、下根之人；‘四有’之说能够接引中、下根之人，却不能接引上根之人。如果确实想贯通上下根并兼顾接引，除了以性善为宗旨，还能走向哪里？这就是阳明所说的良知。” 甘公说：“是这样，是这样。”过了一会儿又说：“近来讲论学问，大多重视顿悟；听说东林特别重视践履修养，为什么呢？”我说：“重视践履修养，正是为了重视顿悟。凡是顿悟，没有不是由修养进入的。”古语不是说‘下学而上达’吗？下学就是修养，上达就是顿悟。舍弃下学而谈上达，是没有这种道理的。”甘公说：“如果确实如此，程子为什么说，学习必须先在心中明白所向往的道理，然后努力实行以求达到呢？”我说：“‘知’有一种说法是从用力处说，即体验、省察，这正属于修养的事情，是入门的第一要义，不能拖延；还有一种说法是从获得力量处说，即融会贯通，这才属于顿悟的事情，是入室的第一要义，不能急迫。所以说‘下学而上达’，这是我们夫子的家法。”甘公说：“是这样，是这样。”过了一会儿又说：“不思考、不勉强，是圣人的诠释。您对此多次推敲，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说：“您认为所谓不思考，是自己能够不思考吗？所谓不勉强，是自己能够不勉强吗？必定有它的来路。您认为不思考，只贵在不思考本身吗？不勉强，只贵在不勉强本身吗？必定还有它的归宿。《中庸》说：‘真诚的人不用勉强就能合乎中道，不用思考就能有所获得。’‘诚’就是它的来路。” “能够获得”和“合乎中道”，就是它的归宿。如果不把它的来路道理辨析清楚，即使想做到不思考、不勉强，又怎么能强行做到呢？如果不把它的归宿考察确定，即使能够不思考、不勉强，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认为，最要紧的只在于认识本性；此前种种推敲，总是想让人透彻明白这一条道路，并没有别的意思。”甘公说：“是这样，是这样。”于是命侍从进酒，两人相对十分欢畅地告别。我私下赞叹佩服甘公一片虚心，他当时必定大有可以倡导阐明的东西，足以惠泽一方。不久，甘公密封送来虎林书院会约，只以《白鹿洞规》为主，并亲自阐发其宗旨，又推扩增益，共列八条。会讲那天，首先以谈玄说妙为戒，要求务必切近实际、精确充实，使上下都能贯通，完全像是和我的话相契合。由此我暗自欣喜，认为甘公果然大有可以倡导阐明的东西，不只是惠泽一方而已。哪里料到甘公突然去世呢？退下来仔细思量，世人与这宇宙共同存在，宇宙与这血脉共同流行；没有今昔，没有生死，没有去来，没有你我，总之共同承担这一责任，共同完成这一件事罢了。于是请求把我曾与甘公相互印证的道理，代替甘公与聂侯相互印证；又听说东溟高公继承甘公任职，对于此事特别留意。于是又请求把我曾与聂侯相互印证的道理，代替甘公与高公相互印证。恰逢张孝廉前往东林会盟，我询问虎林的消息，他详细说讲堂之上人才济济、文质彬彬，彼此声气相通的风气一天比一天昌盛炽烈。于是又请求把我曾与高公相互印证的道理，代替甘公与满座诸位君子相互印证。这固然是甘公一片虚心，勤恳不已、不能自我停止的表现，也正是甘公惠泽后学的一念，照彻天地之间，经历千古仍如同一日。继承发扬，务必努力求其彻底，不要使它受到辜负，只愿我们共同交相勉励，使它更加茂盛罢了。聂侯听了，起身致谢说：“这样看待，甘公所做的事业就永远不会消亡；我们这些人使甘公不朽，也就可以知道了。”这件事不可不彰明，于是记录下来刻在石上。甘公名士价，信丰人，丁丑进士。高公名举，淄川人，庚辰进士。侯名心汤，新淦人，甲辰进士。书院创建的始末，详细记载在聂侯亲自撰写的文记中。

译天授区吴氏役田记 我们无锡的粮长差役最为沉重艰难，天授是无锡的首区，它的沉重艰难更要加倍。我的朋友吴伯子长卿亲眼看见、内心悲痛，慨然和他的弟弟仲奇、叔美、季辉捐出田地来帮助承担差役：长卿二百亩，仲奇一百亩，叔美一百亩，季辉二百亩。区中百姓都感念他们。又担心这些还不足以长久流传，便上书巡抚周公，说明情况，请求命有关部门斟酌制定成规，世代遵守而不厌弃。周公看后嘉许，下檄文褒奖他们，又写信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自己不能行义，却喜欢别人行义，便逢人就称说此事，兴致勃勃不能自已。长卿听说后对我说：“这件事，我不过是开了个头罢了，实际依赖季弟完成，仲弟、叔弟也从中协助。我怎么敢掩盖季辉的功劳呢？”我说：“不，不是这样。我实际上依赖伯兄率领仲兄、叔兄，从旁扶持，使我不至于跌倒，怎么敢不努力呢？”仲美、叔奇说：“我们两人，上面有兄长，下面有弟弟，难道不是非常幸运吗？”过了一会儿，大家又一齐说：“这是先谏议的志愿，我们兄弟几人有什么功劳呢？”我听后更加忍不住手舞足蹈，站起来说：“这不是很好吗！保存这样的公共之心，承担这样的公共责任。” 世人的常情谁不争逐利益，唯独你们胸襟开阔而不把功劳据为己有，可以说是仁了。况且作为兄长，便把美名推给弟弟；作为弟弟，便把美名推给兄长；作为子女，便把美名推给父辈。世人的常情谁不争逐名声，你们却又退让而不把名声据为己有，可以说是让了。这是一个家庭的元气。不仅是无锡的一个区，共有十三个区。在南延，是华太史鸿山公任职时有这样的举动；在开原，是高大行景逸公任职时有这样的举动。如今你们兄弟相继前后出现在其中，良好的风气更加畅达。从今以后，难道还能没有受到感动而奋发兴起的人吗？如果他们果真受到感动而奋发兴起，那么凡是做兄长的，难道不会用这件事来倡导自己的弟弟吗？凡是做弟弟的，难道不会用这件事来承继自己的兄长吗？凡是做子女的，难道不会用这件事来显扬自己的父母吗？这样，人们就知道兴起仁心，也知道兴起谦让了。这是一个县邑的元气，还不只是如此。我过去曾读过长卿的制义文章，光明磊落而且文采丰富；等到仲奇、叔美、季辉，文章也都文质彬彬，各有所长，合称‘四难’。可惜时运不遇，至今仍然停留在生员身份。假如有一天得志，置身于朝廷之间，难道忍心只求独善其身吗？如果果真不忍心只求独善其身，难道不会用自己作为兄长的做法，率领天下做兄长的人吗？” 难道不会用自己作为弟弟的做法，率领天下做弟弟的人吗？难道不会用自己作为子女的做法，率领天下做子女的人吗？这样，将来一定会到处兴起仁心，到处兴起谦让。这就是天下的元气。诸位也应当彼此交相勉励，使这种风气更加兴盛！”于是伯子、仲子、叔子、季子都离席致谢说：“您的话意义太大了，不是我们所能企及的。请允许我们接受这些话，回去告诉先谏议。”谏议名汝伦，辛未进士。伯子名桂芳，仲子名桂芬，叔子名桂森，季子名桂萼。修复冉泾箭河碑记 无锡过去有九条箭河，在冉泾桥的是第三箭。桥名冉泾，是记载地名。过去这里是文庄公、二泉邵先生的住宅，留有他亲笔书写的“朱子源头活水”四个字。这条水北接蓉湖，向西连接笠泽、九龙、二泉的秀美水脉，全部汇聚于此。桥东的清流没有改变，桥西却全都被淤塞掩没。文庄公曾向当道官员请求，希望恢复河道，却被乡人吕刁郎阻止，没有成功。于是开凿暗渠，暗中接通箭河的一条水脉，用石头覆盖。乡人仍在上面居住，吕刁郎的房屋辗转被卖给他人。近来这里归尤南华比部所有。比部是位长者，他的儿子太学君时纯，能够体察父亲的德心，并把它发扬光大。他慨然捐出楼屋十八间、平屋三间，用来开辟新街并疏通旧河道。同乡县令许侯听说后认为很好，把这件事告诉兵部官员虚台蔡公，得到批准。于是己酉年冬天开始动工，不到两个月河道便修成了。于是同邑的高存之给桥命名为承贤桥，说这是承继文庄公的志愿。当初，时纯亲自拿着一份启文来让我看，我高兴地说：‘我不能亲自行义，却喜欢别人行义，看见这件事怎能不欢欣鼓舞？把它充实拓展到极致，天地发生变化、草木繁茂，也不会超出这个道理。’ 所谓这个道理，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源头。不了解源头，天地凭什么发生变化，草木凭什么繁茂？文庄公的志愿也就终于无人承继罢了。于是我对时纯说：‘您知道吗？北接蓉湖、向西连接笠泽，是水脉的源头；近处沿着濂洛之学，远处追溯洙泗之道，是道脉的源头。希望您努力。’时纯起身致谢说：‘我盛明并不聪敏，哪里足以承担这件事呢？’说完又起身请求道：‘我将接受这件事，把它刻在石上，立在道路旁，使来往的人人人都能前来观看，希望人人都能认识源头；人人认识源头，希望人人都能把它充实拓展到极致；人人都能充实拓展到极致，希望人人都能承继文庄公的志愿。天地发生变化、草木繁茂，确实不会超出这个道理。’算了吧！我盛明并不聪敏，哪里足以承担这件事呢？我高兴的是，时纯的志愿越谦逊，承担责任却越勇敢，于是为他写下这篇文章。工程筹划和始末，详细记载在时纯自己撰写的记事中。蔡公名献臣，同安人。许侯名令典，海宁人。比部名际昌。太学生名盛明。

译日新书院记 云间钱渐庵先生辞去蓬莱的政务回乡后，每天带领门下弟子切磋砥砺性命之学，于是建造了一所讲堂，在中间供奉先师孔子的像，晦庵朱子、阳明王子分列左右侍奉。大家早晨在这里学习，晚上也在这里学习，共同探究学问的究竟。一时间，跟随先生游学的人更加奋发。中丞怀鲁周公听说后嘉许，给它题名为“日新书院”。他的门下弟子高揭等人一同来问我：“日新的含义是什么？”我说：“您没有看见吗？先生对于求学，勤奋急切；从年轻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从不说厌倦。他对于教育别人，谆谆不倦；大问题便给予大回应，小问题便给予小回应，从不说疲倦。这就是先生明白地以自身作为‘日新’的榜样，为诸位指示方向。何必再添注脚呢？”高揭等人连声应诺。不久又请求说：“孔子的道已经达到极致，至于颜、曾、思、孟，是亲自见到而知道；至于周敦颐、二程，是听闻而知道，他们都是嫡传。舍弃他们而唯独标举朱、王二位先生，这是什么道理？”我说：“试想诸位贤人都各自具体体现孔子，虽然所达到的境界不免有精粗浅深，却绝没有相异之处。到了朱、王二位先生，才显现出异同，于是就在儒门中开启两大格局，形成一个重大的公案，所以不得不特意指出。” 试试看，弘正以前，天下尊崇朱子甚至超过尊崇孔子，推究到最后往往流于拘泥，人们厌弃这种情况，于是激发出王子之学。正德、嘉靖以后，天下尊崇王子也超过尊崇孔子，推究到最后往往流于狂放，人们又厌弃这种情况，于是转而思念朱子。由激发而推重王子，朱子便受到贬抑；由转而思念朱子，王子便受到贬抑。原因就在于没有审察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各自执着自己的见解，过分地加以抑扬。那么应当怎么办才好呢？不过是尊奉继承孔子，以朱子、王子的学说为法则吧。《中庸》赞美孔子时，用‘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两句话概括，标明至圣至诚作为证明。我私下认为，朱子是由修养进入顿悟，王子是由顿悟进入修养。‘川流’是孔子的分身，是一而为二；由修养进入顿悟，善于运用实，其脉络通向天下的至诚；由顿悟进入修养，善于运用虚，其脉络通向天下的至圣。‘敦化’又是孔子的全身，是二而为一。这样看来，千百世以来学术的变化尽在这里，千百世以来道术的权衡也由此确定。颜、曾、思、孟所亲见的，以及周、程所闻知的，都包括在其中了。所以，用这种方法来学习，有时收敛检束，不使自己陷于琐屑；有时摆脱束缚，彻底扫荡，并不是有所遗漏，都是为了成就自己。用这种方法来教人，有时详细说明、反复劝导，并不是嫌多；有时单刀直入、直接指示，并不是嫌少，都是为了成就别人。用这种方法来应对人的机缘，面对士习的浮华虚诞，用朱子的方正来匡正他们可以；面对士习的胶着固执，用王子的圆融来调和他们可以。为什么？能够取法朱子、王子，便是能够辅助孔子，这正是为了救治流弊。救治流弊在于运用，而运用没有固定方式，所以不得不表现出差异。用这种方法来寻求最终归宿，如果将要归于朱子，用孔子的圆融来调和他可以；如果将要归于王子，用孔子的方正来匡正他可以。为什么？能够取法孔子，才是真能运用朱子、王子，这正是为了建立最高准则。建立最高准则在于本体，而本体有常，所以不得不归于统一。统一中有差异，是以两者交替发挥作用；这种方法可以使人进入其中，受到鼓舞而起舞，欣然想停止却不能。差异中有统一，是以一者暗中融会摄取另一者；这种方法可以使人进入其中，安然、舒适，自然而然地默默顺从而不自知。这又是先生明白地把一位大圣人、两位大儒作为不断更新的榜样，为世世代代的学习者指出方向。这就全在诸位自己体会罢了。高君揭等起身致谢说：“如今才知道‘日新’的意义竟如此广大，请允许我们回去向先生质证，以作答报。” 重修常熟县学尊经阁并整顿恢复祭祀典礼、创置学田记。国家设置学校，历史已经很久远了。它根本上承自先师孔子教导天下万世的无穷事业，而天下万世之所以无穷无尽地敬仰先师孔子，也全在这里。因此，那光明灿然、作为训诫而昭示流传的教诲，能使人共同诵读学习而不敢违背，并不只是由于文字本身；那庄严肃穆、作为祭品而奉献享祀的礼仪，能使人共同奔走奉行而不敢轻慢，也不只是由于仪式器物；那衣袖宽大的儒生整齐排列，能使人共同敬爱而不能停止，也不只是由于外在仪表。这一切都是宇宙间一片精神的作用。所以一有感受便有回应，一有所触便能相通。它的源头在圣人，却无不贯通于我们这些人；它的发动在顷刻之间，却无不扩散周遍于上下千百世。掌握世道的人，不过是把这些联合起来、总括起来罢了。琴川杨侯任县令时，持身廉洁，以慈爱治理百姓，以诚意接待士人，以法律惩治暴徒，足以无愧于古代的循良官吏。有一天到县学，亲眼看见荒芜的情状，慨然长叹，退下来便捐出俸禄和散金，召集工匠、选择材料，把旧的修整一新。筹划修建尊经阁，是为了恭敬圣人制定的制度；为此整顿祭祀典礼，是为了安妥神灵；为此置办学田，是为了优厚士人的礼遇。他的德意十分深厚，规划也很完备而有条理。虞地的士人相继聚集诵读这件事。于是茂才缪生肇祖、朱生曾省、严君柟等一同来见我，请我作记。我想，世上那些做县令的，上等的不过是清理库藏，勤于听讼决断，拘拘于文书簿册和期限防范之间来显示才能，如此而已；下等的不过是扩充厨传，装饰筐篚，竭力迎合贵人的心意来博取一时声誉，如此而已。对于百姓的疾苦，尚且没有空闲过问，又哪里顾得上教化的事情呢？杨侯却日夜勤勉急切，所关注的恰恰不在那些方面而在这里。官府所极为轻视的，他独自承担起来；官府所极为迟缓的，他独自当作急务；官府所极为简略的，他独自使之隆重。这一定是因为他卓越的见识，足以超出流俗之上；又一定是因为他的一片精神周流灌注，能够使圣人与我们这些人融为一体，使上下千百世贯通为一息，才有这样的作为。杨侯在这方面远远超过常人。杨侯听说后，对诸位茂才说：‘我听说从前描绘孔子的人，颜氏从仰望、钻研、瞻望、忽然领悟中得到他的精髓；曾氏从秋阳、江汉的比喻中得到他的骨骼；

译端木氏从宗庙百官的气象中得到他的血肉。除此以外，不过是得到他的皮毛而已，何况我这样微薄？’艰难经营，也只是末节罢了，又有什么值得说的？诸位茂才把这话告诉我说：‘不对，这只在于人们所见到的究竟是什么。’就说孔子，哪里曾有皮、肉、骨、髓这四种相貌呢？凡是见识浅的，所得也浅；见识深的，所得也深，于是才作出这样的分别。所谓‘神妙而明白地运用它’，其实只有一个道理罢了。所以杨侯今日勤勉急切，与孔子当日的勤勉急切，没有不同。诸位果真有志于此吗？试想端木氏是什么人？曾氏是什么人？颜氏是什么人？推到极处，我孔子又是什么人？只是抬头仰望去模仿，低头俯身去效法，一天一天用力，竭尽全力奔趋而已。这样说来，诸位勤勉求学进修，与杨侯勤勉经营，也没有不同。至于登上圣人的境界、跻身贤人的行列，本来就不远。为什么？都是同一片精神。诸位努力吧，希望不要辜负杨侯！岂只是不要辜负杨侯，也不要辜负自己；岂只是不要辜负自己，还要由此居处时踏实笃行，足以敦厚品行、矫正风俗；出仕时卓然有为，足以建功立事、匡正时弊，也不辜负国家二百多年的培养。这样的不朽盛事，海虞难道还会让给别人吗？杨侯名涟，字文孺，楚地应山人，丁未年进士。辅佐杨侯、帮助成就这项功绩的，学谕是李君名维柱，字本石，楚地京山人；司训是朱君名朝选，字维玄，宁地旌德人；朱君名正定，字在止，常地靖江人。按规矩应当一并记载。长治县改建学宫记。从前我们的夫子孔子忧虑道理不能彰明、不能实行，叹息说：‘聪明的人超过了它，愚笨的人又达不到它；贤能的人超过了它，不肖的人又达不到它。’我私下认为，这两句话已经说尽了学术变化的情形。流传下去而不停止，又出现了更严重的情况。为什么呢？把它说成‘超过’，便公然同‘达不到’分道而行；把它说成‘达不到’，便公然同‘超过’分道而行。于是聪明与愚笨、贤能与不肖被判然分成两类。有这样一种人，自恃聪明，径直跳到圣人所不知道的地方，却用普通夫妇共同知道的道理来衡量，仍然昏昧不明；凭借自己的意气，径直跨到圣人所不能做到的地方，却用普通夫妇共同能做到的事情来衡量，仍然退缩不前。若说他是超过了，却又庸陋粗疏、放纵散漫，似乎又属于达不到；若说他是达不到，却又超然高迈、凌驾突进，似乎又属于超过。于是聪明、愚笨、贤能、不肖混成一体。聪明、愚笨、贤能、不肖判然分成两类，这种过失明显而容易辨认。所以他超过时，我们可以裁正他；他达不到时，我们可以振拔他。毛病在气质上，还可以说清楚。聪明、愚笨、贤能、不肖混成一体，这种过失隐微而难以辨认。所以想要裁正他的过分，他却安然处在庸众之下；想要振拔他的不足，他却安然盘踞在圣人之上。毛病已经深入心髓，无法说清。不仅如此，探究他那超然高迈、凌驾突进的一面，已经足以显示奇异而自我标榜；而他庸陋粗疏、放纵散漫的一面，又足以迎合世俗、使自己便利。防止其害处，人与道都无从下手；即使防止其害处，仓促之间也无法指名道姓地指出。人若想专门防止他的所谓好处，便会终身胶着而不能解脱。我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从前夫子一再思念狂者，一再思念狷者，一再思念有恒之人；甚至说古代百姓有三种毛病，如今或许连这些也没有了。唉！夫子并不是喜欢有毛病而厌恶没有毛病，只是说有毛病还停留在毛病的层次，人的真心还在；没有毛病反而超过了有毛病的说法，是说人的真心已经消灭殆尽。这也是夫子最深的忧虑。长治怀白、周公来守我常州，防备该邑，改建学宫，嘱托我作记。我询问事情的缘由，周公说：‘潞地古代是上党郡，国初仍沿前代建制称潞州，嘉靖初年升为府，设置县学仍沿用旧制。过了一代以后，人文相当兴盛，于是议论分置县学，割取府学一角作为县学，而人文便比从前逊色了。有人把责任归咎于分割，所以旧址损坏，风气从此都议论修补。只有高陵刘公来镇守此地，首先提出改建，在藩封右侧、府库空隙处择地，扩展民居，制定规制，向上级请示。上级共同答复说：‘可以。’后来又得到孙公、曾公继任，共同完成了这件事。今后人文或许可以兴盛起来了，冒昧请您为此祈求神灵。’我谢绝说：‘我顾宪成浅陋，哪里懂得人文？偶然读到《晋乘》，知道贵邑一向以质朴著称，只希望不要忘掉这种质朴罢了。’周公说：‘这样就够了吗？’我说：‘够了。质朴，就是人的真心。内在没有安排、没有搀杂，外在没有揣度、没有矫饰，这就是真。因此顺着心意而去，顺着心意而来，优点缺点、长处短处都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连屋漏之处也不欺瞒，便可以建立根本。因此有过错，和众人共同知道自己的过错，就能承受损失；有不足，和众人共同知道自己的不足，就能得到益处，便可以进入德性。因此修养一家，一家就会信服；修养一乡，一乡就会信服；修养一国，一国就会信服；把它推行到天下，天下就会信服，便可以施用于世。为什么？只是因为真实。若不是这样，即使才能如管仲、晏婴，智慧如张良、陈平，辩才如公孙仪、苏秦，文采如司马迁、班固，也不过是末节罢了。更严重的，反而会借助它来防范别人、资助盗贼，成为世人的耻辱，那又有什么用呢？’周公说：‘您的话说得好啊！这是要用质朴来彰显自己。请允许我接受并记录下来，用来告诫我的众多士人，使他们有所省察，好吗？’于是大家一同退下，反观自己的内心，力求不失去本来的面目；进一步从圣人之道中接受裁正，力求达到最高境界，而不习惯于偏执浅陋。这个不富裕的小县，实在大有依赖于此，又何必担心不足呢？我谢答说：‘确实如此。夫子思念有恒之人，便有了有恒之人；思念狂者、狷者，便有了狂者、狷者；思念中行之人，便有了中行之人。只有我们的道，实在大有赖于此，又何必忧虑它不能彰明、不能实行呢？’谨慎记下这些话，以等待后来的验证。刘公名复初；孙公名鋐，崇阳人；曾公名皋，庐陵人；王君名浩，临邑人。同办此事的有：郡佐童君世彦、李君德、王君爱、焦君思忠、王君致中；县令李君仙品，与刘公同乡，共同倡议此事；李君献明、阎君溥；县丞吴承宗，主簿艾有騋、杨善；典史马君、李章；署理教谕张一翰，训导王三重；督工的老百姓申志皋、路仁等，都是竭力赞助帮助此事的人，按规矩应附记在这里。

译石沙王先生祠记。唉！这就是我们为锡石沙先生修建的祠堂。为什么要祭祀他？是为了闽地的志意。为什么说是闽地的志意？先生曾经巡按闽地，为闽地建立的功德极大。如今已经五十多年了，闽中人思念他仍如同一日之间。后来他的后代怀石君任鸿胪官，奉命出使进入闽地时，太仆少卿王公维中、御史张公英、黄公泮、周公京、苑马卿郑公一龙、参政陈公柯、陈公全之、罗公一鸑、参议张公冕、蔡公一槐、副使田公杨、佥事康公宪、王公徽猷、太守郑公铭、张公敷潜、李公春芳、李公长盛、朱公资、王公继芳、长史陈公九经、解元郑公启谟等，纷纷到境外迎接他。见面后，无不泪流满面地说：‘这是先生的儿子啊！’于是聚集族人商议建立先生的祠堂，以永远寄托思念，于是便有了这座祠堂。祠堂为什么不建在闽地而建在石沙？他们说：‘这八郡一州五十一县，哪里不是先生明德所波及的地方？谁能专有先生的功德呢？先生如果确实没有忘记闽地，那么驾风乘云之时，是否会庄严地来到这里凭临它呢？还是来到那里呢？这无法知道。’ 我听说先生年轻时曾在石沙山中读书，年老后又到这里休息。石沙是先生一生始终所系之地，神灵一定会安栖在这里。与其说是把先生的精神寄托给闽地，宁可说是把闽地归属于先生。众人认为这话确实有理，于是捐出钱财交给怀石君。后来太常池公裕、德选部李公多先后经过锡地，急忙到先生墓上跪拜，相互望着，神色黯然，不能离去。回来后便召集众人订立建祠盟约。于是郡司理余公继善下令邑尉袁君主持此事。祠堂建成后，怀石君恭敬地拜访本邑人顾宪成，说：‘诸位君子对先父的情谊深厚得很，谷某岂敢忘记先父，难道敢忘记诸位君子吗？请您一定把这件事记下来。’宪成起身叹道：‘唉！这其中上下相感的关系多么深啊！’又说：‘这不只是闽地的志意，对本邑也同样有意义。’宪成出生得晚，没有赶上侍奉先生，只是偶尔从乡里的父老那里听到先生的遗风，认为先生是言论正直、行为严肃，魁伟而如古代那样博大光明的君子。他居住乡里时，绝不随便与人交往；遇到曲直，依据义理裁断，一点也不宽假。即使遇到利害关系重大的事情，也挺身向有关官府说明，丝毫不回避。先生施加于乡里的影响实在深远。难道这不是我们所应奉为典范的人吗？所以说：这不只是闽地的志意。我想，士人正低头处在街巷之间，诵读先生的事业，各自纯然怀有君子的志意；等到有幸考中进士，稍稍把这些志意用于行事，却往往违背抵触、不能相应，使百姓得不到恩德。他们在远处本来有所遮蔽，即使遇到机会，能够防微杜渐、建立名声，托身于显赫的仕途吗？等到有一天罢官归来，也不过悠闲自娱而已。更严重的，甚至放纵任性来证明自己终于得志。他们在近处本来有所丧失。先生为闽地建立的功德既然如此，他施行于乡里的又是这样，岂不是很难吗？《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行走。’先生已经逝去，从今以后，经过的人看见先生的祠堂便会来拜谒。突然看见先生的塑像，长须虎目，英气爽朗而威严如生，立刻料想他绝不是普通人。慢慢考察他的事迹，流传的风范和遗韵，时间越久越加彰明，并不会衰落消失。希望人们因此悚然思考，奋然而起，继而跃然奋发，不能停止。这样一来，世上那些没有赶上侍奉先生的人，以及只看见先生近处的表现而遗忘其远大影响、只看见远大影响而遗忘其近身操守的人，都可以从这里得到帮助。这件事所关涉的意义太重大了。我将依次叙述这些道理，以等待后来的人。先生名瑛，字汝玉，号石沙山人。嘉靖壬辰年进士。常镇道观察使虚台蔡公生祠记。虚台蔡公奉持节符来到我们吴地任职，默默思考说：‘吴地难以治理已经很久了，治理的办法将从哪里产生呢？’他慢慢仔细观察当地风俗，周密考察利弊，醒悟过来，说：‘我知道该怎样对待他们了。’于是下令与百姓重新开始：豪强横暴者有禁令，刁钻邪恶者有禁令，打行、扎诈者有禁令，窝藏访盗、投充税干者有禁令，各种驾驭百姓的办法，全都一一具备了。但他又想到：‘善于驾驭百姓的人，不能只从百姓那里寻求办法，应当先从驾驭官吏开始。’于是又重申：贪污者必定治罪，苛刻残酷者必定治罪，不是掌印官却接受状词呈文者必定治罪，胥吏徒众舞弄文书者必定治罪。所属各地的守将以及材官骑士一类人，各自依照防区谨慎防御；非正常盗贼和盐徒出现而没有察觉，察觉而没有处置，也必定治罪。各种驾驭官吏的办法，也都一一具备了。但他又想到：‘善于驾驭官吏的人，也不能只从官吏那里寻求办法，应当先从约束自身开始。’于是庄严地亲自作出示范：明确拒绝馈赠，杜绝请托；批示刑名案件不借助左右亲信，多么谨慎啊！对地方官员的贤能与否不加区别地访查，多么光明啊！驿递的夫役船只不徇私供过往客人使用，多么正大啊！日常所用蔬菜米粮不通过驿铺供应，多么简便啊！最后又说：‘本道如果有差错，以及道署差役有犯下沉匿、需索、作奸等弊端，希望立即明白告诉我，以便改正并追究惩治。’这是地方之间相互成就的第一要义。唉，真是达到极点、完备无缺了！蔡公可以说是先做到自己有的，然后才要求别人做到；先做到自己没有，然后才责备别人。所以下令十天，吴中人便相互告诫不敢犯法；下令满一年，各种弊俗全都改变，吴地因此大为治理。稍有空闲，他就召集才俊，进来同他们谈说经学，阐发文章义理，用古人的事业勉励引导他们。至于学校、祠庙以及先贤遗迹，只要有能够振兴人文、补益世教的事情，他大多不难主持修复兴办，而且都出自俸金和赎罪金，不烦扰百姓。戊申、己酉年间，适逢大水灾，饥民和饿死者遍布道路，蔡公耗费心神、苦苦思虑，商议免除赋税、赈济灾民，凡是用来抚慰、安救百姓的事情，都不遗余力，东南因此得以安居如常。过了很久，掌管爵禄的人认为蔡公的政绩廉明而卓异，多次推举他。各地父老听说后大为惊动，奔赴两台请求挽留，幸而获准，于是加官衔并让他复任。回去后，妇女孩子都欢欣地交谈，从此可以长久拥有蔡公了。没想到蔡公一天偶然有所感触，便拂衣离去；等人们察觉时，他的船已经到了梁溪岸边。

译于是众人都哄然起身，不约而同聚集起来的有几千万人，大家一同号哭追赶他，叩头呼天，请求他留下。蔡公不回头；他们又追到吴门，他仍不回头；后来又追到檇李卒，他仍不回头；到了武林，蔡公已经飘然渡江离去了。这时众人才都彷徨失措，无可奈何，只得返回。早晚都闷闷不乐，无法自我排遣，于是商议建祠，在里面塑造蔡公的像，希望能够时时奉祀侍奉蔡公，仿佛仍能长久拥有他。于是全属士民一致认为可行，而商人朱程等又特别捐出资财，首先倡议；听到消息的人群起响应，欢欢喜喜地前来，不久祠堂便建成了。于是请孝廉郁元祯出面，嘱托我作记。我起身叹道：‘蔡公的德行深入人心，实在太深了！’随后又说：‘诸位父老为自己作长远打算，也实在太深了！’元祯说：‘为什么？’我说：‘这有三层意义：一是寄托离去后的思念，用来自我排遣和安慰；二是表明我们吴地人的人心，大家同样秉持常性，明辨是非，丝毫不隐瞒不昧，不应当独独背负难以治理的名声；三是昭示后来的人，使他们知道以蔡公为榜样。考察蔡公用来约束自身的方法，就是先约束官吏，因此官吏没有不恭敬履行职务的；考察蔡公用来约束官吏的方法，就是先约束百姓，因此百姓没有不遵循他的法则的。像这样，才真正能够长久拥有蔡公。诸位父老为自己作的长远打算，难道不深远吗？难道不深远吗？’元祯高兴地说：‘《诗经》说：“别人有心思，我可以推测它。”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啊！’于是恭敬起身，替诸位父老致谢，退下来后记录这些话，刻在石碑上。蔡公名献臣，同安人，己丑年进士。祠堂在澄江南关，是蔡公曾经任职的重镇。《泾臯藏稿》卷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泾臯藏稿》卷十二。明代顾宪成撰。《斗瞻说》——赠陈穉颿。陈伯子的长子陈斗原的幼弟陈穉颿已经成年，伯子请我为他取号，我给他取号为“斗瞻”。伯子说：‘请您说明这个名号的意义来勉励我的弟弟。’我说：‘我听说，“瞻”这个字的意思是仰望。士人，是众人所仰望的人，不可不慎重选择自己所由的道路。因此，说话时没有人不听从，才能成为别人的耳朵；行事时没有人不观看，才能成为别人的眼睛。能成为别人的耳朵，能成为别人的眼睛，然后才能成为众人所仰望的人；能成为众人所仰望的人，然后才能居于众人之上。所以在家能使家庭整齐，在国能使国家治理，在天下能使天下太平。’伯子说：‘这样看来，“瞻”的意义真是宏大啊！请问修养什么才能达到这种境界？’我说：‘从前我听说，凡是能够居于别人之上的人，一定是能够居于别人之下的人。孔子的门徒总共有三千人，却唯独推重颜氏。如今看来，颜子不过是萧然处在简陋巷子里罢了，一竹篮饭，一瓢水，是普通男女都可以侮慢他的处境。他为人处世，只是以有能力向没有能力的人请教，以知识多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如同没有，充实如同空虚罢了。若比较智慧，他不如子贡；比较勇敢，他不如子路；比较才艺，他不如冉求；比较辩才，他不如宰我。然而当时人们称赞他，千百代以后，人们愿意替他执鞭赶车却不可得，甚至认为他胜过商汤、周武王，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欲望越少，志向越能伸展；气势越加收敛，德性越加光明。所以能够居于别人之下的人，才是能够居于别人之上的人。’我们这些人如果真的不懂得陶朱公、猗顿在经营产业方面的诀窍，却擅长向家人询问生产之事，这样和颜子相比，岂止是超过了他；拿起笔写文章，谈论性命，讲述礼乐，傲然自得而不惭愧。试着回头考察自己，难道有万分之一像颜子这样吗？与颜子相比，岂止是不如他。于是有些本来超过别人的人，却把自己当作不足而更加追求奢侈；本来不足的人，却把自己当作超过别人而轻率地骄傲自大。这叫我如何说他们呢？穉颿，你何不敬奉并遵循颜子的德行呢？’伯子说：‘这不只是可以用来勉励我的弟弟，我也请允许自己一同实践，以免废弃明白的教诲。’我说：‘好啊！元方是难得的兄长，季方是难得的弟弟，这本来就是太丘先生家的典范。两位君子将来可以使我免于失言的过错。’我拜谢了这番赐教。《三变说》。从前聂抟羽进士在吏部观政，过了一年被选为玉峰县令，经过我这里来询问为政之道。我说：‘士人有三次变化，您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说：‘开始在学校中考取生员，是一次变化；后来在乡试中考取举人，是一次变化；最后在南宫会试中考取进士，是一次变化。’他说：‘老虎变化、豹子变化才叫变化，这也足以称为变化吗？’我说：‘我所说的变化，并不是指在学校、乡试、南宫这些名目上的变化。凡是人情安于常态、沿袭旧习，对惯见惯闻的事情，大都混混沌沌地度日。只有所处的境界更换一番，我们的精神意虑才会随之受到一次拨动；只有精神意虑受到一次拨动，所成就的格局才会随之更换一次，所以称为变化。变化是好是坏，就在于人自身。本来一生平平淡淡、没有明显长短的人，到这里忽然转变一个念头，卓然奋起，每天向着高明的道路攀登前行，便登上上等品第，这叫善变；也有一生很少过错悔恨的人，到这里忽然转变一个念头，完全放弃自己，每天沿着卑下污浊的道路回旋而行，便堕入下流，这叫不善变。所以变化是吉凶悔吝的关头，不可不谨慎察看。’他说：‘同样都是变化，变化而趋向善通常困难，变化而趋向不善通常容易，为什么？’ 我说：‘这是有原因的。士人正低头埋首于笔墨之间，早晚面对的只是诗书，往来周旋的只是父母兄弟和少数亲友。等到在学校中考取生员，才渐渐同社会接触；后来考取举人、进士，更加同社会接触。浮华的文章和世俗的套式，已经把他牵引到操弄傀儡的场所；功名富贵，又驱赶他进入罗网陷阱的境地。如果不是有确定的见识、坚定的力量，卓然能够从万物之外拔身而出，谁能不随波逐流？我曾经默默追忆反省：庚辰以后涉入世事的心，与丙子年时的心相比，不免有一点差别；丙子以后涉入世事的心，与庚午年时的心相比，又不免有一点差别；庚午以后涉入世事的心，与童年时的心相比，也不免有一点差别。由微小差别逐渐积累，忽然分成一分，忽然变成一寸，忽然变成一尺，忽然变成一寻，忽然变成一丈，在暗中悄悄转移改变，猛然之间已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了。如果不时时提振自己、唤醒自己，立即回头，眼看就会由涓涓细流变成滔滔洪流，茫然不知道它将流到哪里才停止。这是我亲身经历、亲自验证的事情。’现在我说：‘变化而趋向善通常困难，变化而趋向不善通常容易，这确实是您亲身阅历后的话。您只要不要忘记这个念头，时常在急流之中回头照察自己，就会看见困难的事变容易，容易的事变困难；这样说到为政，又有什么困难呢？’ 抟羽点头两次，后来玉峰果然被称为循吏。我近来和志同道合者修订东林之约，渐渐有人携带时文义理前来商讨，于是便结成一个文会。此时学使到来主持考试，众多儒生联翩而来、排列成行，我为此满面喜色。退下来后自己想，我曾经对诸位朋友有什么帮助呢？而诸位朋友往往过分记挂一日相交的情谊，这又使我惭愧。偶然想起《三变说》，便叙述出来告诉大家，用来附益切磋勉励的情谊。并且进一步说：三次变化从成为青衿生员开始。自我朝开国二百多年间，道德、功勋、事业如星日般灿烂的人，追问其经历，大多都是从青衿开始的。诸位朋友将要像老虎那样变化吗？将要像豹子那样变化吗？即使将来与各位前辈并驾齐驱，成为天下第一流的人物，又有谁不是从今天开始呢？请让我拭目以待。《两忘说》——赠赤冈王先生。

译王赤冈先生，是楚地英才中的杰出人物。海内没有不传播先生名声的，谁知道他还困顿于青袍之中呢？先生本来就安然恬淡，不放在心上，只是每天依恋地侍奉在母亲膝下，说：‘我何必用这种小小的东西来交换我一天的生活？’今年秋天，太夫人又命他赴南京兆参加考试，赤冈婉言推辞，太夫人不同意，他勉强南行，偶然遭遇船夫造成的困厄，心中不快，又不断想到太夫人，于是患了心悸病，叹息说：‘我的身体，是太夫人的身体。怎么能用这种小小的东西来交换我的七尺之躯？’于是飘然返回，并且写信告别我。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恢复原来的自己？我告诉他我没有病，我又知道什么？怎样回答他的询问呢？我私下曾对程伯子《定性书》中“两忘”二字很有体会，冒昧为先生诵说：‘什么叫两忘？就是内忘、外忘。’我年轻时曾向玄客询问养生，玄客传授我二十个字说：‘如果想使这个身体获得生命，除非使这颗心死亡；这颗心若不死，这个身体怎能获得生命？’我因此豁然醒悟而感到畅快，明白这一点便不会堕入语言思虑的窟穴，可以说是内忘了。前几年经过虞山，座中有人问‘死而不亡’，它的含义究竟在哪里？我便在其中转过一个说法回答他：‘如果想使这颗心获得生命，除非使这个身体死亡；这个身体若不死，这颗心怎能获得生命？’提问者因此点头领悟，明白这一点便不会堕入躯壳的陷阱，可以说是外忘了。内外两忘，那么本性对我而言就安定了；本性安定，天命对我而言就建立了。俯仰之间逍遥自在，自由自得。到了最终，阴阳不能制约，五行不能局限，寿命长短不能拘囿；小小的病魔，正应当害怕得屏息退伏，逃到深山，逃到深渊，只怕自己的踪影还不够幽隐，哪里还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施展伎俩？我不懂医术，姑且把这些话当作药笼中的药物，先生试着服用它，是否有效，希望把结果告诉我。庸说，与邵贞庵讨论《拙斋萧先生轶事》时作。我脱去布衣出仕，任民部郎，有机会同署办公于拙斋萧先生手下。先生是有道德的君子，我一向敬重他。先生也不嫌弃我，我因而能够时时亲近请教，承受他的提点教诲，受到许多启发。过了很久，先生出任绍兴太守，我也时进时退，同先生相隔将近二十多年。先生去世后，又过了很久。先生的儿子思似孝廉君在娄江掌教，也常常经过东林谈论学问，使人恍然如同见到先生。孝廉于是带来所辑录保存的先父遗文，请邵贞庵转托我为先生作传。我读后说：‘志由漪园焦翰撰写，碑由石篑陶宫谕撰写，已经核实而且完备了，没有必要再增添。何况我早有戒作文字的规矩，又能怎么办呢？’贞庵说：‘那么请您谈论先生的轶事。’我说：‘请举一件来看看。’贞庵说：‘楚黄二鲁周公曾想把先生和钟砺山列为卓异，先生说：“钟先生骑驴、穿布衣、吃蔬菜，便有可以举荐之处。我乘车乘轿、穿锦绣、吃膏粱，和普通人一样，有什么可以举荐的呢？”二鲁笑着作罢。您认为怎么样？’我说：‘这是先生深厚的根髓，不可不把这个道理说到底。道，就是中；中，就是庸；庸，就是顺从本性罢了。’ 把众人能够做到的事称为庸，把众人不能做到的事称为卓异，这样说固然有道理，但恐怕仍不免只在事迹表面比较。哪里比得上反过来在本性上验证呢？如果确实反过来在本性上验证，那么凡是出于顺从本性的行为，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是庸的。况且茅草屋、土台阶，尧舜能够做到，凡是做人君主的都能做到吗？手脚生茧、劳苦不息，三次经过家门都不进去，禹、稷能够做到，凡是做人臣子的都能做到吗？然而在众多圣人中，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是庸的，为什么？因为都顺从本性。康节的诗说：‘唐尧虞舜互相谦让，不过如饮三杯酒；商汤周武征伐诛讨，不过如下一局棋。’如果只看外在事迹，三杯酒人人都能喝，唐尧虞舜的谦让却不是人人能做到；一局棋人人都能下，商汤周武的征伐诛讨却不是人人能做到。追究实质，其实是同一个道理，为什么？因为都是顺从本性。回想先生，他穿锦绣、吃膏粱，普通人也能做到。等到他任民部官，在崇文门征收税课，看见旧例账册不均，便毅然改定，不方便的人因此诽谤他，他也不顾。征收河西税课时，按宽平的办法提高定额，余下二百多缗钱，登记后储存在库藏中。他任职越地时，开通三江闸，修筑西陵塘，百姓因此长久受益。他任职大梁时，正赶上荒年，救济有办法，救活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事情平定后，又拿三千缗赎金买粮，充实所属地区。他任关中矿税两使时，一切都依法裁断。宦官中使的奴仆刘有源，把士人打到死亡，先生便在两台面前声张他的罪行，论罪将他杀掉，小人们都屏息畏惧。先生还未中第时，家里贫穷，教书来奉养父亲，并为两个弟弟办理婚事，用尽自己的力量。等到做官归来，把产业平均分给儿子和弟子，又捐出田地建立萧氏义庄，来赈济族人，像范文正公的事例一样。他年轻时跟随绪山、龙溪二位先生交游，听闻文成关于良知的旨意，终身敬奉不忘。所到之处总是刻印他们的著作流传。晚年置办一只船，像古人所说的浮家泛宅一样，想遍访东南志同道合的人，以印证自己的学问。他曾说：‘学习不可有所执着，伯玉的行为，即使妇女儿童也都相信。’到了五十岁才知道自己错了。知道错误之后才能变化，先生所达到的境界就是如此。这本来不可能吗？总之，也只是由于人的看法不同，才有这些分别相貌罢了。在先生那里，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是庸的，为什么？因为顺从本性。他所做的是众人能够做的事，却不是为了迎合；他所做的是众人不能做的事，却不是故意矫饰。迎合就是讨好世俗，矫饰就是惊动世俗，这些全都是庸的贼害，哪里足以窥见先生呢？或者还有一个说法。王山阴说：‘三杯酒必须运用谦让的精神，一局棋必须运用征伐诛讨的精神。’这个道理非常微妙，等到时机成熟才能知道。唐尧虞舜的三杯酒与众人的三杯酒应当有所区别，商汤周武的一局棋与众人的一局棋应当有所区别，先生穿锦绣、吃膏粱与众人穿锦绣、吃膏粱也应当有所区别。如果确实有区别，那么众人能够做到的事和众人不能做到的事，其中的道理自然存在。即使称为卓异也合适，先生可以不必推辞，二鲁也可以不必作罢。我想向先生本人求证却没有机会，愿意向孝廉求证，并抄写一份送给二鲁，或许能由此启发我的见识。贞庵说：‘这不只是洞见先生的根髓，可以补充两位太史没有说到的地方；也洞见了中庸的根髓，足以同子思相提并论了。’ 《朱子二大辨续说》。

译季时辑录《朱子二大辨》，我已经为它写了序言的开头。后来又思考，书中对于儒、释、王、霸的辨析，似乎还没有说尽。为什么呢？圣学以性善为根本，异学以无善无恶为根本。孟子与告子往返辩论时，两人的学说彼此不相谋合，分成两端。如今有人说无善无恶，称它为至善，于是两种学说彼此不相妨碍，合成一体。分开时，孟子就是孟子，告子就是告子，谁对谁错，可以辨别；合在一起时，孟子的学说转成了告子的学说，孟子是对的，告子不只是告子，反而成了孟子；谁对谁错，便无法辨别。可是论说者大多喜欢合而厌恶分，所以儒、释、王、霸混成一条道路，最终儒不像儒，释不像释，王不像王，霸不像霸，两边都没有归宿。儒、释、王、霸，并不是可以仅在外在形迹上比较的。释家学说遗弃情感、断绝牵累，以清净寂灭为最高境界，因而取得了无善无恶的精髓，这就是我过去所说的最玄妙之处；追究到底，是把人的本性超拔到空无之中。儒学则落实于真实；霸学凭借智谋、玩弄权术，以纵横颠倒为妙用，取得了无善无恶的机巧，这就是我过去所说的最巧妙之处。追究到底，是把人的本性戕害在虚伪之中。王学则在于真诚。因此，把本性认作真实，本性就在善之中；把本性认作空无，本性就在善之外。真诚地行善，善就在本性之中；虚伪地行善，善就在本性之外。这一点不可不精细考察、谨慎选择。所以，性善的学说与无善无恶的学说如果分开，儒、释、王、霸也随之分开，就应当顺着这种分开来辨析；如果把性善的学说与无善无恶的学说改变而合在一起，儒、释、王、霸也随之合在一起，就应当顺着这种合一来辨析。争论的端绪极其微细，牵涉的范围却极其广大。我起初认为告子的偏执不如阳明的融通，如今才知道阳明的融通又不如孟子的斩截有力，足以折服异论、消除群疑，使人清楚明白毫厘之差会造成千里之别。这一点不可不及早筹划、预先防范。季时说：‘告子属于释学吗？属于霸学吗？’我说：‘说到他的领悟，是无善无恶；说到他的修养，是在言语中得不到的，不要到内心去寻求；在内心中得不到的，不要到意气中去寻求；说到他的验证，是不动心。把这种学说用于释家，就是释；把它用于霸学，就是霸，只在于使用它的人。因此释氏说无生，告子说生，他们在认识本性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称霸的人借仁义之名行事，告子把仁义看作杯棬一类的外在制作，他们所造成的祸害，在伤害人的本性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季时说：“相同吗？”我说：人的本性如杞柳，起初并没有杯棬；人的本性如湍急的水，起初并没有东西南北。把他所指认为本来具有的东西，正是他所看见并认为本来不存在的东西。人的本性没有内在的规定，仁属于内在，并不是本性；人的本性没有外在的规定，义属于外在，也不是本性。这就是他所指称为杯棬的，正是他所看见并称为假借的。既然如此，说它无所谓生成，是无所谓生成而又无所不生成，本来不落入灭亡的境界；说它有所生成，是有所生成却未曾真正生成，本来不落入发生的境界。两方面立论，看起来各自坚持一种说法，其实总是互相发明，并不是互相抵牾。把仁义看作假借的人，盘算着以仁义求利，羡慕它而趋近；把仁义看作杯棬的人，盘算着仁义有害，厌恶它而离弃。两方面发动念头，看起来各自只贯彻一种意思，其实只是看到了相似之处，还没有看见真实本质。莫非他们正是把不同处看成相同处吗？佛学圆融，告子只懂得顿悟；霸道之学放荡，告子却比较能把持得住罢了。世上的君子对于孟子，尊重他的名义却违背他的实质；对于告子，尊重并采用他的实质，却回避他的名号。他们自我标榜时，卓然以圣学为目标；他们公开树立的旗帜，却公然同异端之学对立。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季时说：“参究到这里，确实是拔除根本、堵塞源头的论说，不可以不记下来。”于是又把这些话按次序编排出来，交给我，大概是把它看作天地间人人共有的事情，想向有道德的君子求得正确见解，彼此共同寻找一个正确的结论罢了。《泾臯藏稿》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泾臯藏稿》卷十三 明顾宪成撰

译《题中流砥柱图》有位客人带着《中流砥柱图》来赠给宁方伍先生。伍先生怀疑图中描绘的是“防”，拿出来问我。我说：“不是防，是颂。”伍先生说：“为什么？”我说：“当初我曾和您一同客居燕地，每次经过您的居所，总能听到您谈论对国势盛衰、国家安危的忧虑，情感充满眉宇。偶然感慨时事，便向朝廷上疏，甚至引用‘三不足’之说作为证据。后来您出任两浙督学，手持鉴别人才、衡量士子的权柄，往来文书全都断绝，只是每天勤勉地表彰隐微的美德，激励人伦风俗。一时间，士人的风气骤然大变。不久，您又突然拂袖归去。后来您从田野间被起用，参与治理粤藩，正赶上开采之役，您百倍费心，反复调停，苦口相劝十倍，守卫地方，大家把您倚作长城。掌管爵禄的人还几次推举您，准备破格任用。不久，您又拂袖归去。进身任事时不避艰难险阻，足以使懦弱者立志；退处闲居时也不等到一天结束，足以使贪婪顽钝者知耻。难道不是屹立于世道人心之中的砥柱吗？我听说，装饰本来没有的东西叫作防，宣扬本来具有的东西叫作颂。所以说不是防，是颂。”伍先生道谢说：“这不是我敢当的。”我于是进一步说：“这是颂，也是一种规劝。”伍先生说：“为什么？”我说：“进退虽然有两条路，出处却是一贯的。” 客人的意思，本来就是说：您进身仕进时，已经有能够施行事业的作为了；如今退处，又难道没有可以用来藏身立德的作为吗？您一定会永远坚守最初的志愿，更加厚重晚年的操守；修养自身，家人就会以您为准则、以您为榜样；修养家庭，乡人就会归附并以您为法式。声名传播到海内，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您的人，都会仰望您的风采，愿意为您执鞭赶车，甘愿同草木顽石居处，同鹿猪亲近，而世道人心也会暗中把命运寄托在您身上，您到哪里还会不是砥柱呢？这就是这幅图的光荣。假如说‘我的仕途已经成就，名声已经树立，只要置田买房罢了’；否则便只是寻花问柳罢了；再不然便只是谈空说玄罢了。那么从前您慨然自许、要顶天立地做天下伟丈夫的志向，究竟在哪里呢？莫非您已经随波逐流，成了飘荡无根的浮萍吗？这就是这幅图的耻辱。既然如此，这幅图不也可以同盘盂、几案、手杖上的铭文相比吗？所以说：这是颂，也是一种规劝。”伍先生离开座席谢我说：“您这样以道德爱护我，情意太深了！请不要因为年老就自我放弃，我将早晚恭敬肃然，以此回应上天明白的恩赐，永不懈怠。” 《殚心录》题辞 曙峯王君任吴关官时，声誉极其显著。正值吴越方圆千里内外往来的旅客辗转传说此事，没有不欣然愿意走他的道路的。我听说后很惊异。不久又听说，王君三次出任县令，都有循良的声誉，我更加惊异，认为他真是洁身自守、爱护百姓的君子。一次我因求医经过姑苏、途经吴关，王君到我的船中来访，一见如故。等我回访，他便拿出酒来斟给我，两人相对秉烛而谈，谈的全是古人的风范法度，不知不觉间，沉重的疾病竟霍然离开了身体。后来他给我看《殚心录》，其中记录着他前后筹划施行的事情。我读完以后，拿所听闻的事情加以核对，一件件都没有差错。于是我询问他书名的意义，王君说：“天下的事情，有才能的人能够办理，有智慧的人能够谋划，有强力的人能够担当。我自省在这些方面都没有长处，只是不敢不尽自己的心力罢了。如果对百姓有利，我就欣然奋起，不把它聚集起来归还给百姓便不停止；如果对百姓有害，我就悲悯地行动起来，不把它除掉清除便不停止。”所以在沔池，就亲自把自己看作沔池；在栢乡，就亲自把自己看作栢乡；在密云，就亲自把自己看作密云。如今守卫关口，同东西南北来的人交往，也就亲自把自己看作东西南北。” 不知恩怨，不知毁誉，只知道尽我的心而已。”我说：“好。”既然如此，您刻印这部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王君说：“人情常常开始勤勉而后来懈怠，我要借这部书来照见自己，希望在这些地方有所偏差时能够纠正，在这些地方有所不足时能够补足，不忘记往日做县令的情形；从今以后，也不忘记今日任吴关官的情形。凡此只是求得始终不愧对自己的内心罢了。”我起身叹息说：“王君胸中的存养真深啊！那些只凭才能、智慧和强力办事的人，哪里足以窥见其中境界？应当把它揭示出来告诉天下，使在位的人都能保存这种道理，那么天下大概就接近治理好了。” 《题闇予诸友防规》东林已经有规约了，闇予的朋友们又制定这个规约，为什么呢？每有一番合并，就有一番振作，这本来就是彼此互相成就的原因。然而共同做事的只有几位君子，又是为什么呢？求取进益越切迫，选择朋友就越谨慎，这也是诸位朋友为自己打算的缘故。于是他们带着自己的规约给我看，我读后高兴地说：“规约不怕多，贵在真实；朋友不怕少，贵在精诚。既精诚又真实，我们这一党大概就要兴盛了吧？”于是写在篇首，以记下勉励之意。《一元巨览》题辞 朱广文编成《一元巨览》，带来给我看。它的宗旨仿效邵子《皇极经世》，从三才剖判以来的事情，没有不依次铺陈列举的。大概造化和人事无穷的变化，大略都具备了。我拿来迅速读过一遍，顿时觉得心胸开阔，境界完全不同：没有内外，没有上下，没有远近，没有古今，融成一片，也没有一个‘我’存在。退下来慢慢玩味推究，遇到盛衰、污隆、善恶、成败、得失的时候，有时为之跃然欢喜，有时为之忧愁，有时为之惊惧，有时为之肃然沉思，又没有哪一样不是我自身的感受。这其中的消息，各人只能自己知道。真正知道这一点，天地不能拘束他，万物不能役使他，规约便应当有无限的受用；不知道这一点，就只是同草木禽兽一起在一元之中出生、死亡罢了。这就是古代圣贤一生战战兢兢、勤勉努力，不敢让片刻在昏昧中混过去的原因。广文说：“能够这样阅读，才是真正的巨览。”我不才编这部书时，曾感叹光阴如白驹过隙，一开一合，也不过转眼之间。我私下认为，我们不应把苟且偷安看作没有妨害，姑且说还有等待，却忽然到了无可等待的地步。如今听了您的话，更加感到战栗不安了。《题丹阳丁氏追远防簿》

译云阳丁子行跟随我交游已经多年了，他诚恳地把孝悌看得十分紧要。一天，他带着《追远防簿》给我看。我读后高兴地说：“不只是懂得这个道理，也确实已经实行了。”随后斜眼看着子行说：“还远着呢，远着呢！”子行豁然起身说：“不远，是一体的。”我说：“对。听说能够自爱的人，才能爱护父母；能够自敬的人，才能敬重父母。因此，上自百世以前，下至百世以后，推及到不知道是哪一个人，彼此呼吸喘息之间没有不相连接、没有不相通的，只在于自己罢了。哪里有什么遥远呢？”又听说，能够爱父母的人，没有不能爱别人的；能够敬父母的人，没有不能敬别人的。难道只对人如此吗？整个大地山河、各种事物形态，无不由此而区别。谁能在其中分出你我亲疏呢？所以说：“懂得这个道理的人面对天下，就像看自己的手掌一样。”孔子的话真值得玩味啊。子行的志向，不只是想完善自身，还想兼善一家。我却认为不应只完善一家，还应当兼善天下。于是推演他的道理来进一步勉励他，子行努力吧。《题同生许明府册》吴下有许多假借人命案件进行诉讼的事情，这是最祸害人的事。最初递交状纸时，差役索取钱财，原告还要花费；有时又由衙门官吏带着仵作前往尸体处勘验，索取的钱也有多少，完全看被告家境贫富而定，往往弄到破家荡产；纠缠久了没有止境，原告自己也因此破家，却最终仍不醒悟。同生许明府来任我们县的县令，凡是以人命案件起诉的，一概不发传票；案件发生在城里的，就带着原告亲自到尸体处察看；发生在乡里的，就命人把尸体运到城里。到达后叫原告当面对质，所以常常词穷退去。有其他原因的，就开导他让他另行说明案情，随即派一名差役带他去埋葬尸体，办完后再听取审理。因此，近处的案件片刻便能裁决，远处的也不过三五天；往往被告听说后惊慌奔走，到县衙门询问消息如何，而事情已经办结了。许明府为人爽朗通达，像清除盗贼一样；他还禁赌博、创立淫巫禁令、宽减门税，许多善政都被人津津乐道、口口相传，但唯独这一件事尤其是在无穷地造福百姓。世上的仁人君子如果确实有所取法，彼此仿效实行，那么所造的福又将怎样呢？将来有人采集循吏事迹收入国史，只把这一件事大书特书，告诉后世贤者，使其造福千万代，那又将怎样呢？所以我特意把这件事表彰出来，等待后来的人。《郑母吕太夫人七十祝言》攻予郑先生曾经读《论语》第一章，疑惑“学”字没有着落；读到第二章，领悟说：“我知道了，所谓仁就是这个。”但又疑惑“仁”字没有着落，随即领悟说：“这一章已经明明白白说破了，所谓仁就是孝悌。”我听了很赞许，又对他说：“有子开头提出‘做人’两个字，不是更好吗？”攻予高兴地同我心意相通。正值攻予的母亲吕太夫人七十岁，同社的闇予诸友请我写话为她祝寿。我说：“世上做人儿子的，急切想让父母欢娱满足的，只在于精通科举功名之业，以求博取青紫官服罢了。唯独攻予留心于心性性命之学，时时寻求有益的朋友，彼此切磋勉励，由此就可知道攻予是怎样做人了。”世上做父母的，急切盼望儿子的，也只在于精通科举功名之业，以求博取青紫罢了。唯独吕太夫人见攻予游学东林，便总是满脸欣喜，由此也可知道吕太夫人是怎样做人了。知道吕太夫人怎样做人，就知道她能够自己为自己祝寿；知道攻予怎样做人，就知道攻予能够为吕太夫人祝寿。这样的母亲和这样的儿子聚集在一堂，千秋万岁的酒杯，大概不会白白举起吧？” 闇予诸友起身说：“华封人三次祝颂尧帝，千古以来都被推为美谈；按今天看来，那还只是第二等的意义罢了。” 《待旦堂漫谈》题辞 我认识中丞怀鲁周公已经很久了。大概从我初次释褐做官时，就通过魏仲子昆溟认识他；昆溟又是通过刘仲子纫华认识周公的。纫华是个端正的人，不轻易认可别人，却屡次称赞周公慷慨而有志略。我记在心里，于是得以同周公交好。周公出任县令时，以及入朝任御史时，所在之处都有声誉和事迹。乙巳年，他奉持节命来巡抚吴地，我到芙蓉湖上迎接他；进而听他的言论风采，退而考察他的行为，一件件都与所听说的没有差错。于是我更加相信纫华是知人之士，可是世上了解周公的人为什么这样少呢？我有幸了解他，却不能剖明内心为他辨白。即使海内的长者，如沈司马继山、赵考功侪鹤诸公，也曾同周公共事而了解他。他们大多隐居在清泉白石之间，彼此谈论的只是山农、野叟、樵夫、牧童之类的事情，没有机会让辇下的君子听到。这就是周公所遭遇的处境。一天，我得到周公所记的《待旦漫谈》，读后不胜叹息。唉，周公一生如此卓然，哪里能靠袭取、强行粉饰来得到，又怎么能默默坐受众口非议而不发出不平之鸣呢？后来我解释说：不疑的黄金、伏波将军的明珠，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今天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于是又豁然开朗，忽然有所领悟。” 于是我写了一封短札题赠给周公，说：“这些百姓，正是三代之所以能够直道而行的根本。他们向您要求更多，哪里曾经存有成见呢？假使他们读到这部书，一定会反复怀疑、仔细核验；一件件都有凭证，必定就会相信。既然相信了，一定还会认为自己了解您太晚了。这样，您就伸张了。”这也是周公所遭遇的处境。周公笑着说：“我将要隐退了，哪里还知道其他事情？我只求不辜负自己，也只求不辜负我一两个知心旧友。从清泉白石之间分出半席之地，将来若有机会借此向我的纫华、昆溟二位朋友相见，我的愿望就满足了。” 《冰川诗式》题辞

译真定冰川梁先生非常喜爱诗，精心研究，广泛采集，积累三十多年，著成《诗式》十卷。上自古代乐府，下至近代各种诗体，分条剖析，井然完备。书中论诗的根本，特别提出一个“悟”字，尤其紧要。试着参究它，悟究竟是什么呢？凡是涉及声音，便有清浊，可以依据清浊来得到它；但这个东西既非清也非浊，即使师旷也无法听见。凡是涉及颜色，便有浓淡，可以依据浓淡来得到它；但这个东西既非浓也非淡，即使离娄也无法看见。凡是涉及味道，便有甘苦，可以依据甘苦来得到它；但这个东西既非甘也非苦，即使易牙也无法品尝。凡是涉及形象，便有方圆，可以依据方圆来得到它；但这个东西既非方也非圆，即使公输也无法辨别。所以说：“鸳鸯绣成之后可以任凭你观看，却不把绣花的金针传给别人。”其中的关窍确实精微。不过，金针终究还是可以传授的，应当追问掌握金针的究竟是谁，或许才能通达其中的一点消息。我想当面向先生请教，却没有机会，姑且写在篇首，等待后来的人。《题姚玄升诸友防约》程伯子说：“科举之业不怕妨碍功夫，只怕夺去志向。”如今看姚玄升诸友的规约，本来只是为科举业设置的，却能够彼此认真磨砺，一言一行，一切都遵守规矩，唯恐稍有过失，辱没东林。这正是曾子所说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志向也因此树立了，哪里还会被夺去？但我常常看见人开始时勤勉，渐渐疲倦，久而久之终于到了废弃的地步。这样的人，即使不等到富贵便被淫逸所迷，不等到贫贱便改变志向，不等到威武便屈服，连所谓志向也求不到了，还谈什么志向被夺与否呢？我知道诸位朋友一定不会这样，只是姑且把道理说破，不要让我的话不幸说中了就好。” 《题邹贞女传》为什么称作“女”？这是说她尚未成为妇人的称呼。为什么称作“贞”？这是说她还没有离开女子身份时的称呼。这个女子尚未出嫁便成了寡妇，穿着丧服到墓前拜谒，抱着神主牌位回来，早晚依伴着它，形影相吊，显然已经离开了女子身份。她拜见婆婆，又遍拜尊长亲属，退下后自称“未亡人”，显然已经成为妇人。一定要称她为“贞女”，难道不是更加符合她高雅的心意吗？所以开头提出疑问，是因为看到了事情的实情，使人唏嘘叹息三次还不能停止。这样便能使人归于端静、远离淫靡，崇尚并培植道德仁义，这是君子的教化。顾叔子说：“子云这样贤能，却嫁给了新平；仲这样贤能，却嫁给了元说，人们往往替他们作辩解。”我起初又疑惑又相信，认为这或许也是一种道理。如今看到邹贞女的事情，才爽然若失，明白自己错了。《题娄庠政略》我读萧伯谷的《娄庠政略》，感到非常契合。于是替他评论说：圣人的道理高远无比，如果不是超卓的人才、卓然独立于万物之上、广泛通览千古，谁能接近它呢？只是世上号称超卓的人，往往放浪不羁而自鸣得意，把规矩法度看得如同泥土草芥，甚至表面上借口不屑于此，暗地里却用来满足自己毫无顾忌的私欲。他们藏身的位置越高，立身处世反而越卑下，造成的危害并不小，这是有见识的人深深害怕的。伯谷平日熟习他尊父拙斋先生的家庭教诲，对于良知的宗旨，早已有所领悟。过去我在燕地官舍中认识他，见他风度翩翩，有凤凰飞翔于千仞之上的气象，远非尘世所能局限，我心里很敬重他。如今他在娄庠试行政务，却能够恭敬谨慎地以礼自我规范，又把这种规范推及士子；一言一行，一进一退，没有不加以防范的地方。他如此谨慎，使人知道伯谷从前的学问根源，都来自实际践履，并不只是玩弄表面光景。我年轻时自负高声大言，意气凌驾一世，甚至妄想比拟先师孔子，不肯泛泛收取那种只知硁硁小节的人，先赠公呵斥我才停止。一天读到曾子责备子舆种瓜的事情，常常因此悚然，才稍稍懂得收敛；时时环顾四周惶恐不安，梦寐都在寻找志同道合者

译的帮助，何幸竟得到了伯谷呢？《易》说：“知见要崇高，礼法要卑下笃实。”我私下认为，舍弃卑下笃实的礼法而寻求崇高的知见，就会落入无所顾忌的行为，像伯谷这样的人，才可以同他谈真正的超卓。况且我亲眼看到近来的人相继厌弃修养，却自夸有所领悟；对于程子的《识仁说》，已经奉为蓍龟，却还把诚敬看作妨碍，扫除而抛弃；又以“孤行不须防检，穷索二语”自夸，僭越而不自量，想把被他们抛弃的东西挽回程子，时时加以提撕，用来遏止狂澜，因此有时也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处。不久伯谷同徐孝廉离开，听说他们经过东林，谈到这段公案，往复讨论了四次，所阐发的内容，大意在于表彰程子当年的本意，不让轻浮狂妄的人借口发挥，绝不把个人见解夹杂其中加以抑扬，给我的启发实在很多。至于“日月星”一笺，更为痛快。懂得这一点以后，一言一行、一进一退便都有了着落；他用来规范自己，以及用来规范士子的，并不只是装模作样的防范格式。因此我又认为，舍弃崇高的知见而寻求卑下的礼法，就会落入拘谨琐碎的行为；像伯谷这样的人，才可以同他谈真正的收敛。伯谷应当牢记这些话，从今以后更加努力，不要忘记家庭教诲。我哪里只是为先生有这样的儿子祝贺，也应当为我们的道统有这样的人才祝贺了。《重刻怀师录》题辞 我读杨夷思先生编的《怀师录》，不禁为之流泪，起身叹息说：“奇异啊！梁永丰不过是落魄的平民。他活着时，不能使人富裕，不能使人贫穷，不能使人显贵，不能使人卑贱；樵夫牧童都可以亲近而轻视他。等到他死后，人们都为他鸣冤，做他门徒的人还相互约定舍身赴难，甚至冒着鼎镬、踏着刀刃也不顾惜。张江陵却是堂堂的宰相。他活着时，能够使人贫穷，能够使人富裕，能够使人卑贱，能够使人显贵；公卿百官都夸张地称颂他的功德。等到他死后，人们都为之快意，做他党羽的人还相互收敛自身以躲避，唯恐同他牵连的关系不能完全断绝，以免受他拖累。这两个人所处的地位，显达与卑微如此分明，而得失的结果却反而完全相反，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一个以心服人，另一个以势力服人。唉！当年在一个时期里，向江陵献媚的人杀永丰，如同杀鸡杀猪，轻视他竟到了这种地步。平民固然拿宰相没有办法！如今在另一个时期里，为永丰洗雪冤愤的人痛恨江陵，如同痛恨豺狼，畏惧他竟到了这种地步。宰相也同样拿平民没有办法！那么，这部录足以说明，被权势压倒的人不能永远算作屈服，最终必定伸张；也足以说明，在权势面前一时伸展的人不能算作真正伸展，最终必定屈服；还足以阐明百姓遵循正道，宛如三代。即使想用各种办法磨灭这一事实，也不能做到。对于世道人心的教化，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夷思想要重新刻印并修订这部书，是有缘故的，是有缘故的。” 《题周氏谱录》省梅周子有一天带着家中收藏的谱录给我看，我拿来读它。各种名哲的论说撰述，洋洋洒洒都具备了。文中总是称述元公，于是我对他说：“以前我私下听说，有道统谱，有族谱。道统以这种文化传统的相承延续为谱，家族以一个姓氏的相承延续为谱。由元公以上，是孔孟，是文武，是禹汤，是尧舜，是义轩，这是道统谱；由元公以下，是二程，是龟山，是豫章，是延平，是紫阳，也是道统谱。由元公以上相隔多少世？由元公以下相隔多少世？这才是族谱。承继族谱容易，承继道统谱困难。做周氏子孙的，大概应当把道统谱同族谱结合起来，难道不能不只因容易的事情而自我安逸，却把困难的事情推让给别人吗？”省梅子跃然起身说：“您的话意义太大了！我哪里敢把它私藏起来，请您写下来，载入宗祏，告诫我后世的人。”

译《题石幢叶氏世德传》叶参之廷尉将要请伯声尤子撰写《世德传》，客人拿这件事来问我：“伯声孤高绝俗，翩翩如凤凰飞翔在千仞之上。从前接受征召，得到卭州别驾的职位，却泰然不屑。近年来入山越来越深，进入林中越来越密，几乎无法寻到踪迹。现在回来以后，他肯答应参之吗？”我说：“会答应的。”客人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是从他的尊父回溪先生那里知道的。”客人说：“愿意听听你的说法。”我说：“当初回溪先生解除南畿职务时，文名大盛；后来考中南宫，严分宜带着名帖恭敬地来拜谒。先生觉得奇怪，严分宜从容地拿家谱请求他作序，先生不答应，坚决辞谢离去。我由先生当时所不肯接受的事情，知道伯声如今会接受的原因。如果只是孤独地固守自己，不问对方是谁，一概抹杀，茫然没有肝胆，那么伯声又有什么可贵呢？”不久伯声果然答应了。他听到我的话，认为我了解自己；传记刚写成，便私下拿来向我征求意见。我读后，心胸顿时开阔，感到非常惊异。这是得自龙门的传授吗？为什么如此磊落而又多有幽深的情思，沉着而又有深远的韵味呢？因此，如果立意在于表彰，就满怀激励地加以叙述，张扬振奋，尽情铺陈形容，好像还有余下的光彩；如果立意在于寄托讽谏，就带着感慨来叙述，唏嘘叹息，来回徘徊，好像还有余下的悲哀。于是应当同首阳、汨罗诸篇一起驰名天下，淋漓千古，这是多么壮烈啊！唉！读到乐善公以下的各篇传记，顽劣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会立定，刻薄的人会宽厚，鄙陋的人会敦厚。读到张硕人以下的各篇传记，堂堂男子都会满脸发红，局促不安而无处容身。它对于激励人心、扶植世间教化，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这难道只是叶氏一家人的历史吗？”伯声起身说：“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吗！我不敢知道，借助您的神思，大概可以凭此回答参之了。” 《题邑侯林平华父母赴召赠言》古语说：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自己，如今求学的人是为了别人。程子借用这句话而反过来说：古代做官的人是为了别人，如今做官的人是为了自己，其中的旨意很精微。概括来说，这两个意义其实互相发明，关键只在于辨清一个“己”字。我私下认为，古人所说的“为己”，是公共之“己”；今人所说的“为己”，是躯壳之“己”。所作所为在于公共之己，那么对于躯壳之己就必然无暇顾问，而这颗心便广大开阔了；什么事情不与内在相联呢？这样就是自己和别人都得到。所作所为在于躯壳之己，那么对于公共之己就必然无暇顾问，而这颗心便局促狭小了；什么事情不与外在隔绝呢？这样就是自己和别人都失去。得失之间，起初只差毫厘，最终却相隔千里，不可不明察。平华林侯是闽地世家子弟，来任我们县的县令，宁静淡泊，萧然与书生没有不同，唯独对于全县百姓的疾苦，最为兢兢业业。因此，只要对百姓有益，即使是人情最厌恶的事情，他也欣然承受而不吐露怨言；只要对百姓有害，即使是人情最亲昵的事情，他也毅然剖析而不吞忍。像这样的人，是为了自己吗？是为了别人吗？最终士人在学校诵扬，农人在田野诵扬，商人在市集诵扬，旅人在道路诵扬，一致把他视为神明般的父母官，又视为慈母。” 他奉召离任的那天，黄童白叟相互攀住车辕、躺卧在车道上，簇拥着传车，使他不能前行。像这样，是为了自己的效果吗？是为了别人的效果吗？莫非正是舍弃躯壳之己，以成就公共之己吗？从舍弃躯壳之己这一点说，称为精于为人，没有谁比得上林侯；从成就公共之己这一点说，称为精于为己，也没有谁比得上林侯。先前所说自己和别人两方面都得到，不正是这样吗？身处今天的风俗，却实行古代的道理，林侯大概是无人能及的。于是从缙绅以下，以及山林水泽间能言善道的人，都作诗作文，歌咏他的事迹，洋洋洒洒，可以说极其盛大。我担心读者只知道林侯在观宁任职时的闲逸，却不知道他为了求得安宁而付出的劳苦；只知道我们县从林侯那里得到的恩惠，高处仰望像龙峯那样高，俯视体察像梁水那样深；却不知道林侯从我们县得到的东西，除了惠泉的一勺水以外，什么也没有。所以特意追溯根本，把这个道理写在篇首。” 《程行录》题辞 从前有人放置黑豆白豆来记录念头的善恶，汤子洗涤心灵，仿照他的意思，设置《程行录》，记录功过来考察自己。可以说用心十分周密了！况且所说的念头，是独自知道、独自觉察、藏在内心而没有形迹的东西，尚且有时还能加以文饰。如今看他所列出的各种功过，却都是可以看见、可以听见、显现在外而有形迹的事情，即使想要遮掩其中一丝一毫，也做不到。你要努力啊！我将用这些事情来考察你。《泾臯藏稿》卷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泾臯藏稿》卷十四 明顾宪成撰 《华从玉历试考卷》题辞 我们县的华从玉，本来是名门子弟，能够阅读书箱中遗留的典籍，又常同长者交游。我认识从玉，是从庚午年开始的。这一年，南海钟心瞿先生来主持学政，选拔从玉为诸生中的第二名，给他廪膳；我也补为诸生，将要被作为国士看待。每次我拜见钟先生，先生总是称许我的才华，提到从玉便说：“这是个优秀的士子，不要失去他。”我退下来便去求访从玉，从玉也没有轻视我，我们相处非常愉快，时时来往交游，一谈到学问就常常觉得心胸洒然开朗。于是我更加想起钟先生的话。不久，我便考中一等而离去，从玉却仍然滞留在诸生中。久而久之，他又放弃科举而游学太学。我自我反省，哪里敢望及从玉呢？从玉身上的尘垢、糟粕，都足以铸造我，而他自己却不能铸造自己；在功名方面竟到了这种地步，实在难以理解。虽然，这还只是从我们两个人的角度来说。当从玉还是诸生时，拿着笔管上前应试，见到他的人没有不叹赏的，都对他格外推重。后来他在成均先生门下学习，每次呈上一篇文章，先生没有不称赞的，待遇也高于常人。唯独他在科场考试中，却总是落榜。同一个从玉，所遭遇竟是如此，更加让人无法理解。从玉的门人徐子田把他的《历试考卷》刻印出来，从玉神色忧愁而不高兴。我对从玉说：“从前司马子长想把自己的书藏在名山大川之间，而虞仲翔感叹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甚至想把青蝇当作知己，这是多么悲哀啊！您的心意，莫非同这两个人相似吗？”从玉说：“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父亲海月公在世时，晚年把我托付给我的兄长补庵子抚养，对我辛勤劳苦，格外加倍。如今我竟然憔悴而没有成就，直到老去，这是我父亲和兄长的耻辱。我母亲薛氏，实际上是我父亲海月公的贤内助，她的儿子露经历了各种辛苦，如今我却不能有所成就来安慰她，这是我母亲的耻辱。如果又让别人把这些事情彰显出来，那别人将怎样看我呢？”我感叹说：“深啊！起初我只看见从玉的外表，如今才看见从玉的内心。司马子长和虞仲翔寄托愤懑，最急切的是名声；从玉的诚实心意，眼前最急切的是实际成就。这本来就是不希望有一个人知道，即使把它藏在名山大川之间，也未必百世之后真的有人知道。即便如此，从玉对于这件事，也可以说已经尽心了。是否遇合，是时运。从玉没有过错，为什么不答应徐子呢？” 从玉连声答应。我不胜怜惜人才的感慨，随意写下几句话来记载此事，并把它给他的两个儿子玄禧、玄禔看，希望他们也能有所省悟，推究并发扬他的志向。从玉用来安慰他的父亲、母亲和兄长的日子，就在早晚之间；他一定会遇合，这是毫无疑问的。《马君常制义》题辞 我起初跟随濂源莫子交游，认识了他的门人涵虚马君。退下来考察他私下的品行，真是君子啊！我喜爱他、敬重他，并不只是因为他的文章。如今又认识了涵虚的儿子君常。君常有奇妙的才华，从还是垂髫儿童时起，每次下笔便常写出惊人的语句。稍稍长大参加考试，便总是名列同辈之首，东南的士人一致推重他。我的两个孩子渟、沐请求带着几案和砚台来跟随君常学习，他答应了。两个孩子因此能够早晚同君常相处。一天，渟告诉我：“我进步了！我的毛病是轻浮，君常却收敛才华、藏起光芒，整天不随意说一句话。我面对他，没有一次不惊惧而自感惭失。”一天，沐告诉我：“我进步了！我的毛病是放旷，君常闭门垂帘，整天不白白浪费一点光阴。我面对他，没有一次不惊惧而自感惭失。”我因此更加惊异君常，喜爱他、敬重他，也不只是因为他的文章。后来我叫两个孩子，对他们说：“你们记住，这正是君常能够写出好文章的原因。防客谋划刊行此文，君常于是把文章写成书，并引述这些话作为篇首：一方面告诫读者，使他们由此寻求应当怎样处置、对待君常；一方面告诫君常，使他更加反求自身，寻求如何继续进步并登上更高境界。这里应当有无穷的事业在等待着他。我如今病老了，君常却不弃绝我，希望我们能彼此扶持，共度晚年，不至于衰颓零落。我实际上深深有所依赖。君常一定要努力自爱、自重啊！《题南游草》丙子年乡试时，先赠公叫我过去，对我说：“孩子，你姑且认为自己有才能吗？”我惊惧地起身回答：“我哪里知道，这是大人的教诲吗？”先赠公说：“还不是。只是我的先世以长者著称，越过我的显祖友竹府君、显考侍竹府君，到了你这里才发扬出来。东南本来是人才荟萃之地，七篇文章文字，你怎么会有长短高下呢？于是就安然自得地占据首位了吗？”我又惊惧地起身回答：“大人的教诲，我已经记住了，哪里敢忘？哪里敢忘？”今年秋天，侄子浃也在乡试中中举，二哥追忆先赠公的教诲，相对流下眼泪。我退下来叫渟儿说：“你的弟弟浃凭什么考中？”渟回答：“弟弟浃对这件事，一年没有玩月的空闲，一个月没有玩日的空闲，一天没有玩刻的空闲，用心专一不分，大概因此能够成功。”我又叫沐儿说：“你的兄长浃凭什么考中？”沐回答：“兄长浃对这件事，锤炼心意而形成文字，锤炼文字而形成句子，锤炼句子而形成篇章，深入造诣而自有所得，大概因此能够成功。”我叹息说：“确实如此！祖宗的积累不能忘记，也不能依仗。假如浃只是悠悠荡荡、茫茫然然，那么先赠公的教诲不就几乎顿然失效了吗？” 又怎么能够有今天呢？”恰好浃收集得到一帙《南游稿》，我为它写在篇首，使他更加努力，也借此警惕自己。《题施羽王制义选》八股制义的变化，到如今已经达到极点。三寸长的笔管，纵横吞吐，什么内容没有呢？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几乎再没有立锥之地，可以另辟一个宇宙，成为人伦中的雄长。可是如今的施羽王，又是多么卓异啊！他的文章骨格峻拔洁净，气韵安详闲雅，研磨思虑，缔构精致，各方面都超出常规。把它同王、钱以下的作品相比、同杨、许以上的作品相比，俨然另立一局。若不是把枝叶尽数删洗，洗涤心灵，深沉蓄积而后从容发出，应该达不到这种境界。反复咀嚼，其中深厚透彻的意味，隐隐从喉舌渗入肺肝，凝结在那里而不消散。微妙啊，微妙啊！我私下仿佛能够想见他倚着梧桐、挥斧运斤创作时的情景。茂才沈道生读后喜爱它，亲手摘取其中的玄妙珍珠，带来给我的两个儿子，共同宣扬其精义。我于是对道生说：“您知道吗？造物的精华每天更新而不停息，各人胸中本来都有一个施羽王。”道生欣然离去。《惺复钱公四书制义》题辞

译举子业只是小技罢了，但圣贤的精深意蕴寄托在其中。因此贵在以义理取胜，而义理极其圆融。说得深，它就深；说得浅，它就浅；说得精，它就精；说得粗，它就粗，也只看人的见识如何罢了。所以又贵在以见识取胜。义理，是文章的心；见识，是文章的眼。心与眼合一，才是文章家的第一真谛，不能草率地谈论。惺复钱公以进士高第出任我郡的长官，郡中士人无不仰慕他的风采。我正有寄情烟霞的癖好，不敢穿着野服混入公堂。那年暮春，钱公幸临芙蓉湖上，我听说后到他的船中拜谒，与他相对谈论文辞，十分欢畅。分别后，他把自己所作的一篇时文寄给我看。我打开读它，每一个字都令人畅快，不知不觉间，牙齿、口腔和喉舌之间津液充盈。慢慢细加推究，大体都出自独到的构思，经过斟酌而形成变化：既玲珑透彻，远远超出人的意料；又精确恰当，肃穆地沁入人的心中，所以实在值得珍重。如今也不能逐一详述，只略举其大概：如《克伐怨欲》篇中说：“从仁这一方面说不行，只是显出灵明湛然的本体；从不行这一方面说仁，只会增加执着的障碍。” 《渊路言志》篇中说：“宇宙并不隔绝我的心，是我的心自己隔绝了宇宙。”《行已》篇中说：“平日能够办好一己之事，临到事情发生时就能办好天下之事。”《懐居》篇中说：“寒暑风雨的变化接连而来，正是用来振作英雄豪杰的气概，使顾虑牵制的私心全部破除，单独显现道德性命的真实。”啊！这见识真是精微，这就是我先前所说的以见识取胜。以见识取胜，正是他真正能够以义理取胜。难道是区区浅陋的见解和浅薄的造诣所能达到的吗？我听说钱公年轻时就负有奇异的才智，还是垂发童子时，便卓然成为士子中的领袖。后来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先后主持考试的督学使者苏、李、萧、饶诸位名公，无不把他当作国士来对待。钱公不因受到褒奖而得意忘形，等到多次在科场失意，也不因此沮丧，回去后更加勤勉自我砥砺洗濯，不达到极致、登上高峰便不停止。由此看来，钱公从磨炼和忍耐中得到的增益，深厚得如同深渊，又怎么能大概地把它看作举子业呢？钱公到任不久，便代理郡府事务，廉洁明察、仁厚宽恕，很得百姓称誉。我正在为他的文章作序，来不及详尽称述钱公，而实际上，他将来的盛大德业，有不是一郡所能限制的。我姑且把这些标举出来，作为日后凭证，希望成为芙蓉湖上的一段佳话。钱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题《吴允执梅花楼藏稿》从前安节先生把数十卷科举课艺寄给我，我读后多有赞赏，其中有一卷尤其称得上奇妙绝伦，于是写信给先生说：“这卷文章不只是写得好，它的深远见识和高远意趣，远非只会研读章句的书生所能达到；他日一定会成为大器。”后来收到回信，才知道那是他的孙子允执。先生于是带他到东林来拜谒我，我观察他的气度容貌，更加称许他。今年秋天，他果然在南畿乡试中考取，允执又来拜见我说：“我听说您考中了，一方面为您高兴，另一方面又感到惧怕。为什么高兴呢？安节先生高兴有孙子像您这样通达，高兴自己有了好儿孙。为什么惧怕呢？安节先生道德履历笃实，海内共同推许为长者，而您是他的孙子；彻如君的风采和功业光明正大，足以支撑衰颓的风俗，而您又是他的儿子。俯仰于前后之间，这副担子实在不容易承当，所以感到惧怕。”允执悚然起身谢道：“您教训得对。”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一册文章给我看，我读后，发现又超过了往年的课艺，于是略加评定编次，并把这些话记在卷首，用来充当授记。题《孙恭甫行卷》虞山三川孙先生，犹如澄澈的天空、皎洁的明月，又如出山的闲云。他一生喜欢写诗，不屑于举子业，因此终身未能遇合。长子子乔，次子子桑，都能精通举子业，却仍然没有遇合。只有子桑晚年才考中乡试，也免不了落在人后。至于子乔，则还要等待更久，他的艰难到了这种程度。可是子乔的儿子恭甫，才华丰茂，年纪轻轻，一次考试便成为南畿魁首，似乎又十分容易，这是为什么呢？我听说，盈亏消长叫作天道；积累功德、累积仁行叫作人道。所以说：不蓄积就不能发光，不处于幽暗就不能显明。那么从前的迟滞，正是用来奠定今日突然显达的基础。我的恭甫文章，心胸清灵洁净，不染一尘，很有三川先生的风致。至于他的步履从容，在不忘本、不强求之间行进，又更多得益于子乔。那么今天的显达，也正是用来显露从前的潜藏。恭甫正要奔赴功名之场，我担心他看见自己的成功容易，便忘了祖父和父亲昔日的艰难，特意为他陈述今昔的缘由，来告诫他。恭甫认为我说得对吗？《泾臯藏稿》卷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 《泾皋藏稿》卷十五 明 顾宪成 撰 《二僊留胜图》题辞 郴州大概有苏、成二位仙人，他们的事情颇为奇异。我们儒者排斥而不谈，不只是因为不谈，也因为不理解，说：“这本来就是幻术罢了。”然而我听说苏仙侍奉母亲，使母亲得到供养，十分勤谨，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又能在乡里施行德惠。成仙起初曾任县中小吏，后来代理文学主簿，都因尽职而闻名。这些全都是人伦日用中的常事，并没有什么震动外物的地方。至于我们儒者，从稍微通晓章句以上，没有不称说尧舜、述说周公孔子的，这已经自以为卓异了。考察他们的行为，却大多与此相反；严重的甚至抛弃规矩，放纵任性，仰视愧对日月，俯视愧对人群，难道不是极其奇怪吗？可是他们却安然处之，竟没有因此在意。我实在不知道什么是平常，什么是奇异。我又听说苏仙道术成就后，有一群鹤来聚集在他的庭院，形貌、颜色、声音都像人，姿态容貌秀美整齐，像十七八岁的少年，戴着云冠，穿着霞衣，服饰华丽。他与它们交谈亲密如同旧识，便跟随它们迤逦升天而去。成仙死后，有个朋友在武昌冈遇见他，他说：“我来得匆忙，在鸡窝上遗落了一只鞋，在门旁遗落了一把剑，请让家人收取。”朋友到他家，把话告诉众人，大家大惊，于是打开棺材查看，已经看不见尸体，只剩下一根七尺长的青竹杖和一只鞋而已。那么，苏氏之所以成仙，只是因为他确实有所为；成氏之所以成仙，只是因为他确实无所为。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按迹考察。即使有些人羡慕仙道、欣然向往，竭尽力气奔走追求它，如果不能达到这样明确的成效和显著的验证，终究不能冒充。至于我们儒者却不是这样，他们说：“我的心就是仙，我心的变化言行，上达天际、下通大地，在万物之前并非有，在万物之后也并非无，这就是成为仙的原因。”这说法难道不宏大吗？但后来察看他们的内心，本来仍与庸俗之人相同，只是善于隐藏而难以窥见，往往借此作文饰说，对内欺骗自己，对外欺骗别人。我又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幻。我经过郴州，郴侯卢尧卿给我看《二僊图》，我警醒而有所感触，于是写下几句话记在卷首，并不是故意鄙薄儒者而羡慕仙人。希望观看的人能对此仔细思考、反复推究，回过头来探求其中的由来，辨明平常与奇异、真实与虚幻的区别，不敢只把区区空名当作足以凭恃的东西。这样看来，二位仙人对于儒者，难道也有潜在的功劳吗？那又为什么要排斥他们呢？《法喜志》题辞 澄江夏孝廉茂卿编成《法喜志》，有位客人来访我，谈到此事，说：“茂卿津津乐道于禅悦，他所采集的事迹，大都从忠孝节义中选取，跳不出儒家的门户，这是为什么呢？”我说：“茂卿是以儒家来运用禅学，不是以儒家作为禅学的工具。以儒家作为禅学的工具，儒家也就被转化为禅；以儒家来运用禅学，禅学也就被转化为儒。这正是茂卿陶铸融合的手段。”客说：“既然如此，儒家为什么排斥禅学呢？”我说：“这是为了端正学术源流，而茂卿则是为了广泛采纳善行。一个主张严格，一个主张宽泛，二者同时实行而不相违背。”客说：“伯升有污秽之处却把他记录下来，休文有阿谀之处却把他记录下来，处道有悖逆之处却把他记录下来，天觉结党却把他记录下来，究竟取其什么呢？”我说：“孔子不废弃祝鮀，孟子不废弃阳虎，参、苓、乌、附等药材并列储存在大医王的药笼中，这对于茂卿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客说：“说得好。”过了一会儿，我又对客人说：“请允许我为您把这番话说完。禅教的兴起，本来是趁着儒教衰微而进入的；但它能够长久流行而不被废弃，又是依靠儒教的建立。假如有人把人伦视为泥土，把世事视为糠秕，全都进入虚无寂灭的教法，我恐怕世道人心将荡然无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主持了。那些禅者一流，即使想要卧云食霞、从容挥麈，来修习他们所谓向上第一真谛，又怎么能够做到呢？从前王仲祖、刘真常一同去拜访何骠骑，何骠骑只看文书而不理会他们，王仲祖对何骠骑说：“您为什么不放下日常事务，来应对玄妙之言，却低头看这些东西呢？”何骠骑说：“我若不看这些，你们凭什么能够存在呢？”听到的人都赞赏这话，认为说得好。由此说来，茂卿编纂这部书，正是对忠孝节义反复致意。它的意义深远啊，意义深远啊！”客人把这些话告诉茂卿，茂卿说：“说得好。”于是拿出一张纸接受这些话，并把它们题写在卷首。题《华羽士卷》奇异啊！华孝子已经尊重父亲的命令，终身不娶了。可是赐他姓华的那位，必定要以祖先为依据。这是没有后代却又有了后代，奇异啊！华生启原已经做了戴黄冠的道人，却仍深深把孝子放在心上，希望终身在祠堂下洒扫，按时奉上一瓣香。这是出家却仍在家中。这样的地方，全都从赤子之心流露出来，世俗之法和出世之法都不能束缚他。我因此很取重他。启原回去后试着记住并实践它，没有一天的日用行为不明白这个道理。

译题《魁星图》天地，是太极的余绪；日月，是天地的余绪；先生，是日月的余绪；《丘索》《坟典》，是先生的余绪。一变成为记传，再变成为词赋，三变成为时义，是《丘索》《坟典》的余绪。早晨还是士人，晚上便成为公卿大夫，是一变、再变、三变的余绪。唉！先生把彼处的余绪成就为此处的余绪，对来者不拒绝，对离去者不追逐，取用它不自以为有德，舍弃它也不疑惑，正轻快地让众人一同以尸主祭祀、以俎豆奉献。我不知道先生对此作何感想？因此题写此文来向先生请问。《简明医要》题辞 澄江云竹顾翁凭医术闻名于世已经很久了。他近处接受家庭的教诲，远处承继刘、张、朱、李诸位前辈，虚心研习，切实探究，贯通融会，因此所用药方往往见效，一方百姓都依赖他。如今顾翁年近七十三岁，亲手把一生试验有效的方剂抄录下来，汇总为五卷，交给刻印者，命名为《简明医要》。他说：“这部书所记载的，不过是平常的内容，没有新奇可喜的学说，只是姑且留给子孙，作为查阅的准备罢了。”我听后认为他很贤达。顾翁不追求新奇，难道正是他能够创新奇的吗？古语说：“医者，意也。”确实如此，确实如此。然而这种说法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生死只在反掌之间，不可不谨慎考察。为什么呢？因为心意难以调和而容易偏斜。所以希望它平平常常，是用疾病本身来治疗疾病，而不是用我的主观意志去治疗疾病。面对疾病而说治疗，哪里会没有心意？治疗而说依照疾病，不依照自我，哪里会有主观成见？有意与无意之间，能够达到神妙、圣明、精工和巧妙。刘、张、朱、李的精髓，顾翁用一句话就概括了。顾翁不追求新奇，正是他能够创新奇，这话确实如此啊！所以概括来说，这部书只有五卷，是把广博的内容综合起来归于简约，也是顾翁认为最重要的内容。慢慢推演其中的意思，千言万语总也离不开“平”这一字。因为最简约的，实际上正是最广博的；这就是我所见到的要旨。读者应当从中寻求什么呢？顾翁的儿子言尝跟随我游学，请求我题写在卷首，我于是提笔写下这些话。并且告诉他说：“你过去任岩邑县令，在名邦施行了种种惠民的政绩。今后更应加倍努力，使这些施政最终完成。这样，顾翁满案的救活人命之术，难道不是更加畅行了吗？顾翁满腔的救人之心，难道不是更加舒畅了吗？将来我还要到你那里寻找治理国家的方谱呢。”言拜了两拜起身说：“先生这样为父子二人表彰润饰，已经很厚重了，我怎敢不奉行您的话并努力周旋呢？” 题《邹忠余收骨行》请看这个究竟是什么？如果不能认识它，就难免当面错过；如果认识了，又难免将来把它当作一件事情去做。当面错过，就陷入虚无；将来把它当作一件事情去做，就执着于有。保持一念澄明，不落入两边。它的关键奥妙就在这里。忠余，你自己参究吧，我不能代你说出答案。《泾皋藏稿》卷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 《泾皋藏稿》卷十六 明 顾宪成 撰 明故学谕损斋张先生墓志铭 回想过去己巳年，先赠公为我这个不肖和弟弟允择寻找老师，对人说：“一定要找到文才和品行兼备的人才可以。”东里云浦陈公替我们说了先生，先赠公很高兴，于是带领我们这些不肖子弟向北行弟子礼，拜先生为师。先生一见面，就对我们说：“我看你们兄弟的气度相貌，不是区区举子业所能了结的，必须努力寻找向上一着。”先赠公听了更加高兴。当时二哥因为善于生病，不再整理笔墨了，先赠公也让他拿着经书侍奉先生，说：“我本来就不只是为了举子业。”庚午年，先生应云浦公的征召，我们背着书箱跟随他。过了几年，我们相继考取一第，唯独先生仅仅做了一名学博，直到老去并死去。于是子楷等人选择在乙巳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把先生葬在厯村的新墓道，带着他兄长济川学博为先生所写的行状，请我为他的墓志作文。我面对这些事不胜黯然惨痛，哭得一同失声。唉！考取一第，是先生视为糟粕的东西；而向上一着，才是先生的精髓。得到精髓而舍弃糟粕，先生又有什么遗憾呢？只是我们这些不肖之人玩忽时日、因循苟且，白白浪费岁月，俯仰之间将近四十年，只成就了举子业罢了，至今还没有真正努力过。我们得到糟粕却丢失精髓，实在负愧很多，又哪里足以承担留名千秋的事业呢？不过，先生的千秋之名自会存在，并不是靠我的话才存在，哪里还需要辞说呢？我谨依据行状，参照自己耳闻目见所及来记述。志文说：先生名淇，字子期，号原洛，晚年号损斋居士，起初以字行世，后来改用现在的名字。张氏的先世居住在澄江琉璜里，有位养浩公名禶，最初从琉璜入赘高庄邓氏，于是入籍无锡，成为高庄张氏。禶生恺，成化甲辰进士，官至都转盐运使司运使，世人称为东洛先生，详细事迹载在邑志中。恺生洛川公琳，为县学秀才。琳生履庵公钺，娶华孺人为妻，生五子三女，先生是长子。先生从小聪颖不凡，曾经随侍东洛公，东洛公非常惊异喜爱他。稍长后努力学习，擅长文章，十八岁补为县学弟子员，二十岁成为廪生。先生当时已经给人讲授经书，履庵公不善于经营家产，家产日渐损耗，先生把自己教馆所得全部拿回来。有别人赠送一匹帛，先生一定亲自送到履庵公面前，说：“两位亲人生活困窘，我凭什么有这种东西？”华孺人性情端正刚毅，先生年过四十时，偶然涉及过错，她仍然加以杖责，先生总是像婴儿啼哭一样承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三人〕 先生每次从教馆回来，白天便依恋地侍奉在父母膝下，晚上便在父母身旁侍寝；至于嫁弟娶妹，凡所需用都艰难筹办，从不因这些事情而忘记两位亲人的心愿。云浦公很推重他的品行，邀请秦玄峯兄弟，凑集百金，置办了四十多石租米来帮助他。乡人多有不偿还的，云浦公最终也不追问，只叹道：“怎样才能得到千万间宽敞的房屋，让天下寒士都能喜笑颜开！”履庵公听说后，认为这话很豪壮。当时先生每次考试，总在同辈中名列前茅，声名传遍三吴方圆千里之间，争相聘请他做老师；可是他参加乡试，往往都被宣布落第。过了很久，才凭岁荐分教吴庠。正好我因病向铨曹请假回乡，前去拜访先生，只见他带着一个老仆徒步走来。先生煮茶烘栗，与我相对一整天，极为欢快。酒喝到一半，他稍稍问道：“莫不是被郡县的君子们察知了？”我谢绝说不敢。先生高兴地说：“这样才是我的弟子，不是天官郎。”起初先生在京城等待选用时，申相国迎接他到府邸的私塾，对他十分敬重。因此先生请求去他的县学任教。等先生因父母丧事回乡后，又补任休庠教职，升任英庠学谕，都没有借助相国的势力，也从未请求推荐，更不向达官贵人面前提及一个不肖兄弟的姓名。后来休令石林祝公到吴地考核政绩，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大为感叹惊异，时时把它讲给别人听。我听说这件事后，恍然若有所失。先前我和先生相忘于无怀、葛天氏的太古境界之中，自己毫无察觉，却被石林公一语道破了。这样的情景和心意，如今已经消失了啊！已经消失了啊！先生所到之处，都以自身作教化。诸生中贤能有才的，他以优厚礼节相待；贫困的，他加以救济；有遭受不平的，他为之伸张。诸生于是全都信任爱戴他。地方上的利弊，他也时时向主管者陈述，不计较个人恩怨。因此吴令谦川冯公、英令混成厐公，都倾心敬重侍奉他，一如石林公。即使直指使者牛公，也屈尊驾临前来拜访，不按通常的规格对待他。然而先生每每因为奉养父母未能尽心而闷闷不乐。又看见饥荒接连发生，国家多有变故，对丘墓亲人的思念更加恳切。先生在书斋墙上写道：“静中自念，常忧国；梦里思亲，辄过家。”于是拂衣东归。回乡后，田产不足以供给粥饭，房屋不足以遮蔽风雨，只有一间萧然的斗室，每天和两个孙子讲解学问而不知疲倦。正好他的二弟公冰壶也辞官回乡，时时分出高粱来助酒，所以先生有“年来借得同胞养，分取箪瓢聊自怡”的诗句。兄弟二人欢快相处，共同安享晚年，心情十分快乐。在卧室中写道：“在家出家，世事尽从流水逝，得了便了。一片丹心原本对白云而悠闲，高尚的胸襟和洒脱的风度，竟然不让于浴沂春风、咏歌于三三两两之间的境界。”先生一向身体健壮无病，年近七十时因湿病而行走艰难。甲辰年夏四月，忽然疲倦卧床不语，六天不饮水，生命将绝。临终那天早晨，他索要纸笔，大书道：“只知人事是太古，不信我身非伏羲。”又索要酒来大饮，说：“让我薰然陶然、活泼自在地死去就可以了。”长子楷请求留下遗言，他发怒说：“我说这些已经很熟了，你难道马上就忘了吗？做人必须收拾身心，要知道这个身心不是虚幻的肉身和妄心，而是我自己本来清净的法身，本来先天的灵觉真心。天下有什么东西可以高于它？有什么东西可以替换它？必须自己认识它、保养它、锻炼它、取得它。我们儒家所说的致中致和，实际上都不在这之外。”《薛文清公读书录》是我们家的祖传产业，应当交给两个孙子。到了酉时便闭目而逝。唉！死生本来就是大事，他竟然如此明白透彻！先生额头宽广、面颊丰满，胡须美盛，胸襟平夷旷达，不留一点杂质，却意气豪迈洒脱，以和世俗同流合污为耻。每当谈到古代豪杰贤人、长者以及忠臣孝子，总要伫立沉思，徘徊叹息。

译先生喜欢豪饮，常常借此寄托心意。有时整天陶然自醉，忘却自身和世事；有时高谈阔论，声色俱厉，睥睨天下；有时感慨激烈，涕泪交流，继而怒发冲冠。他常唱道：“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先生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别人也没有谁能真正了解先生。先生已经离去了，回首当年，仍觉得那股凛然生气仿佛就在眼前。难道可以和那些生于此世、只求苟善、阉然媚世、没有长处也没有短处的人相提并论吗？先生生于嘉靖癸巳十月一日，卒于万历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二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斗〕 妻子夏孺人，具有内在的德行。生三子：长子就是楷，娶吴氏；次子朴，娶李氏；次子桢，娶冯氏。后来守庵君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县学秀才厉燧卿，次女嫁给何起潜。孙子七人：长孙▯，娶陆氏；次孙美，聘华氏；其余年幼。孙女四人：长孙女嫁给赵瑞征；次孙女许配叶起龙；其余年幼。朴与美后来先后出继给冰壶为嗣。行状又记述先生曾经想要传述履庵公安贫乐善的操守，使子孙不要忘记，并亲自叙述自己的生平。他说：“从前陶渊明预先写祭文，杜牧亲自撰写墓志，大概是知道活着的人不忌讳谈死，存在的人不忌讳谈亡，愚人的鄙陋忌讳，智者不会去做。我虽像犬马一样年齿，幸而老了还能够留下传述。自念凭中等人的资质，幼年读圣贤之书，长大承受祖父的教训，而忠信孝悌都出自天性。一生辛苦，仅仅为祖宗维持门户，一点也没有扩展发展。虽然八次参加乡试，却最终违背了进取的志愿。即使晚年获得儒学官职，也只是借此作为代替耕作的资财，谨守规矩，不敢妄为。自以为从儒家义理和本性中所得很多，所以对于贫富贵贱一概不放在心上。然而我正直诚信而又耿介狭直，不能向人献媚，也不肯求助于人；只是嫉恶如仇、喜爱善行、引咎自责、奉行义理之心，一向很充足。我每每想把这些写下来，以便自我表白，最终却自信精神强健、余力未尽，没有果真写成。如今已经来不及了。不过，品味这些话，也足以概括先生了。”于是请我写一篇押韵的铭文。铭文说：卓然的贤人圣人，人的极致由此产生。光明灿烂的遗留经典，如太阳高悬于中天。祖父和父亲，世代笃厚清美。庭训就在这里，早晚始终相随。善于亲爱父母叫孝，善于敬爱兄长叫悌。孩提时的赤子真心，终身不曾改变。尽心竭力而自我完成，顺应事物而不违背。诚信充满如缶，忠信便是依凭。穿破衣、吃粗食，历尽各种艰难；青毡仍在，没有增添一椽房屋。带着琴瑟被齐国排斥，献上璞玉在楚国被砍足。守门击柝，吃苜蓿也可以；只依从自己的爱好，没有什么能扰乱他。贫贱富贵，全都交付给浮云。回头衡量一生，处处遵循儒家规矩。行动、静止、言语、沉默，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心直口直，没有诡诈，也没有谄媚。对于异同、爱憎，不与外物争竞。见到善行如同珍宝，见到恶行如同疾病。迁移到义上如飞奔，听到过错如获得宝物。内心和言语彼此相符，形体和影子互相作证。百年之事，到今天已经定论。塑造这样的形象，不需要另写真容；编写这样的谱录，不需要购买文辞。快乐而忘记年岁，来日还可期待。一旦归于变化，徒然只剩琴在。说：我这个后辈，恭敬地把铭文刻在坚贞的石上。后世有考察的人啊，英爽之气永远新鲜。明故翰林院庶吉士完初唐叔子暨配蒋孺人合葬墓志铭。天地之间最尊贵的，是自己获得满足；最可贵的，也是自己获得满足。什么叫自己获得满足？必定是内心真正感到惬意，即使天下人都非难自己也不顾；如果不是真正合乎内心，即使天下人都认为是对的也不顾。难道只是不顾天下人吗？即使在一家之内，亲情最亲近的人也是如此。眼睛所看、耳朵所听、嘴里所谈、手足所持，从小时候少量接触而学习，长大后安然习惯，日积月染，不知不觉便形成，转移改变最容易。也只有遵循自己本来的面目，随着本分成就造诣，随着造诣形成格局，不借假外力，不倚靠别人，不沿袭旧习，不勉强迁就，不牵强附会。即使一方与另一方完全相反、判然不同，也不留下计较异同的嫌疑。为什么呢？因为确实能够自得。毗陵完初唐叔子，是奉常凝庵先生的儿子。起初，荆川先生以品行严峻而高居天下，天下人仰望而敬畏他。凝庵先生继承了他，胸襟开阔磊落，不拘泥琐细，重视意气，与人交往总是倾尽内心，遇到危急便竭力赴救，即使面对生死也不回避，潇洒地具有古代豪杰贤人的风采。到了叔子，则又孤高独行，一心在意自己的奉养，衣服不穿彩色，饮食不兼备多种滋味，淡泊得仿佛不知道声色货利为何物。他在公堂上把官府看作污秽之地，不用一个字向长官求请；对众仆役约束十分严谨，偶尔有人出来受到欺侮，也依法整治，丝毫不姑息。他谨慎自持到了这种程度，这就是父子相反了。叔子有两个兄长，长兄叫孟孙，早年去世；二兄叫仿元。仿元还在襁褓中时就能理解文章意义，口授他古歌诗，遇到事情便时常引用来作证明。叔子三四岁还不能走，五六岁还不能说话，有见识的人指着他说“走得迟，说得迟”，这孩子将来必定成就远大。后来到私塾从师，老师教他们读书，仿元读几遍便能背诵，叔子一定要读两倍的遍数。时间久了，仿元颇有遗忘，叔子却仍像初学时一样牢牢记得。凝庵先生赴京参加会试时，仿元常常安慰母亲万恭人，前后周旋帮助她减轻劳苦、使她心情愉快；叔子只是带着书箱，其他事情一概不过问。仿元写文章很快就能完成，叔子却常常整日悬想构思；凡是经人说过的话，他发誓一个字也不沿用。仿元虽然年少，有人来找他谋划事情，他一定忠诚相待；有人来找他借贷，他一定答应。叔子完全不喜欢与人交往，偶尔有不得已而替人调解，也一定要使双方都心服后才退出；退出后完全隐藏自己的痕迹，好像从来没有参与过。这就是兄弟相反。叔子的原配妻子是蒋孺人。

译叔子侍奉凝庵先生时，品评古今，剖析疑义，谈论事情的可否成败，滔滔不绝。而蒋孺人侍奉太恭人时，谨慎细密，不轻易说一句话。叔子与人交往，不论人数多少、地位大小，也不论贤能还是不肖，都和颜悦色。蒋孺人却端正容貌、严肃注视，即使别人巧言奉承，也不能博得她一笑。叔子性情简易，遇到熟人便脱略礼数，不刻意修饰自己，显得疏落自然。蒋孺人与妯娌相见时，必定整理新衣，迎接送往十分周备。这就是夫妻相反。万恭人聪敏而有条理，内外事务无论大小，没有不兼顾综理的。蒋孺人却约束自己居于一室，脚步不越过门槛，即使至亲也很少见到她的面。万恭人温和善良、平易近人，大小仆役总数几百人，没有不受到她温暖并得到她抚慰的。即使有人犯错，她也多有宽容，不加追问；而蒋孺人坚持礼法，丝毫不逾越，身旁侍奉的人即使已经退下，仍仿佛有威严在上临视。这就是婆媳相反。然而宽广的人看不出她放荡，谨慎周密的人看不出她狭隘，高明的人看不出她亢傲，笃实的人看不出她拘谨，真率的人看不出她疏忽，恭敬谨慎的人看不出她矫饰，宽厚裕如的人看不出她徇私，严正刚毅的人看不出她苛刻。为什么呢？因为各自确实能够自得。所以父子由此而亲，兄弟由此而友，夫妻由此而和，婆媳由此而协调；天性的快乐、人伦的美好、世代相继的美德，都安然不出家庭，却已经全部获得了。这样看来，相反的人原来未尝不能彼此成就。还有不同之处。我私下看叔子恭敬谦让，仿佛身体不能承受衣服，然而志向超过千古；言语以规矩为准绳，行为以法度为准绳，凛然不越过半步，而精神却超越六合。他处在仁义的宫室、礼乐的府库、诗书的园囿之中，闲暇时尽情搜求取用，没有什么不使心意畅快的。这就是叔子一身之内也有相反之处。我私下听说，蒋孺人闲居时穿一件布衣、一件葛衣，即使极其破旧也不丢弃；但若把衣服鞋履推让给亲戚故旧，必定裁取精细的绢帛，倾尽钱囊送出，并不吝惜。她自己奉养只吃一荤一蔬，每天花费不超过几文钱；但做一餐饭招待客人，若不丰盛洁美便不称心。有人偶尔向她借贷以求生利，她一定严厉斥退；但亲戚邻里中有人以贫乏相告，她总是设法委曲周济，不让对方心中怏怏。她一生对于米盐等琐碎事务淡然不放在心上，唯独奉养凝庵先生和万恭人，即使是一枚果子、一杯茶，也一定亲手洗涤后才奉上。临死时她指着一个箱子，对儿子献可说：“我一生积累的是忧愁和疾病，从未积累财产；这里存有七十金，可以用来办理我的后事，不要因此连累父母。”这就是蒋孺人一身之内也有相反之处。啊，真奇异！等到慢慢考察它，其中的开合有节制，操纵有分寸，张弛有法度，繁简相宜。即使想进一步窥探其中的奥妙，也无从下手。由此才知道，相反的事物果然未尝不能彼此成就。因此，内心真实，就不再有可以划分的界限，彼此之间的障碍也撤除了；合乎义理，就不再拘泥于固定的方所，中和的本体也就完备了。这就是我先前所说的自得。叔子名效纯，字敬止。壬午年应天乡试第五十六名，己丑年会试第七十八名，廷试二甲第七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生于嘉靖戊午年十月十五日，卒于万历己丑年十月二十四日，享年三十二岁。蒋孺人是同邑【缺】州知州蒋公如京的女儿，生于嘉靖己未年五月二十日，卒于万历丙午年四月二十六日，享年四十八岁。墓在宜兴凤凰山。儿子一人，就是献可，太学生，娶丹阳江西按察使贺公邦泰之女。女儿二人：长女嫁给同邑太学生董公应朝的儿子太学生遇泰，次女嫁给我的次子、府学秀才与沐。蒋孺人先去世。孙子三人：长孙宇昭，聘金坛郡学生于君玉全的女儿、礼部郎中于公孔兼的孙女；次孙宇量；次孙宇叅，都尚未订婚。孙女三人：长孙女许配溧阳南京大理寺评事陶君人羣的儿子元祐；次孙女许配同邑翰林院编修吴君宗达的儿子任思；次孙女尚未许配。此前丙午年秋八月，献可拿着行状来拜访我，请我为墓中的石碑作文，我因悲伤感怀，没有写成。到今年己酉年夏六月，暑气困人，我时时卧在北窗下，有一天不断追念叔子，于是查出他的行状来读，原来是凝庵先生所写的，便起身长叹说：“真是卓越啊，了解儿子的没有比父亲更深的了。”随后查出蒋孺人的行状来读，原来是献可所写的，便起身长叹说：“美善啊，了解母亲的没有比儿子更深的了。”表彰宣扬、激励后人，是我们这些后死者的责任，我怎么能始终不说一句话呢？何况日月飞逝，转眼已经过去四年，我也渐渐显出老态，还要等待什么呢？于是略作编次，写下墓志，并附上铭文。铭文说：确立天的道理，叫作阴与阳；确立地的道理，叫作柔与刚；确立人的道理，叫作仁与义。正因为彼此相反，所以能够彼此补济。我凭什么知道叔子和蒋孺人呢？就是凭这个道理。明故孝廉静余许君墓志铭 隆庆庚午年，我和静余许君一同在县学游学，一见如故。我喜欢他的光明简易、内心洞彻而没有城府，他也喜欢我不玩弄机心。曾经赴郡试，先赠公在旅舍遇见他，私下对我这个不肖说：“这人不是尘滓中的人物，你要记住他。”当时许君还未成年，等到他娶妻时，先赠公命我送去酒一石、粮食二石。许君推辞，我便上前说：“家父看重您，想与您相知，只是姑且借此表达情谊罢了。”许君惊起，请示父亲一庵翁，接受了酒，却退还粮食，说：“小子不敢违背老人的心意，老人也应当不忍违背小子的心意。”从此交情更加亲密，以道义相互切磋砥砺。等我有幸考中进士，时而出外、时而归来，与许君的行迹似乎疏远了，但内心相互照应，宛如一日。甲午年辞官归田，我和志同道合的人修复东林社，许君时时前来惠临。我自知衰弱无能，正要依靠许君左右扶持、补救晚年的过失，而许君却弃我而去了。抚今追昔，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许君的儿子其仁选择在这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癸酉，把他葬在防▯的新墓道，亲手编次许君的行状，请高存之为之撰写，又托我为墓中石碑作文。

译我原本有文章上的戒惧，正在犹豫徘徊，我的友人薛以身又对我说：“这是静余的心意。死者复生，生者无愧，你一定要努力完成。”我也忽然想到这是先赠公所记述的，于是答应接受行状并读它。读完后我写道：“完备了，核实了，可以写墓志了。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有真实的一面，之所以看重行状，是看重它的真实。皮肉、骨髓稍有不像，就不能说是真实。现在行状一开始说，许君家本来贫穷，先世遗留下二十亩田。许君有了声望后，诸生闭门授业，田产逐渐扩展到一百亩。后来考中乡试，婚嫁接连而来，家中人口渐渐增多，又不再授经，生计更加困窘，于是只竭力自我节省，米粒柴薪的出入都计算衡量，始终没有经营高利贷。因此看他的房屋，不过是破瓮作窗、绳子作门轴，和当初一样；看他的衣服，不过是破帽旧袍，和当初一样；看他的饮食，不过是煮藜菜、吃豆叶，和当初一样；看他的一两个使唤人蓬头赤脚，也和当初一样。他五次参加春官考试而未中，庚子年冬天走到桃源，河冰坚硬，便立即返回辞谢，自称‘早白老人’，闭门自守更加坚定。由此可以看见许君的外在表现了，但还不够。行状又说，许君受到郡侯龙冈施公、邑侯念庭周公的知遇，他们常常召许君来，一同品茶饮酒，宴饮游乐如同自家子弟。君为人耿介自守，从不因私事求托。丙戌年随公车回乡后，写了《幽居十戒》挂在墙上。“安贫”五戒是：不要诡诈收取田粮，不要干预公事；不要谒见官府，不要借女儿婚姻之事求人；不要多收童仆；不要向人乞求请托。“省事”五戒是：无故不要拜访宾客；不要轻易赴酒席；不要妄自推荐馆宾；不要替人借贷；不要滥行施舍。出入时常指着墙上的戒条自问：“这样做，能够不违背自己的话吗？”有人试图用私事试探他，他总是指着墙说：“这是我的息壤，能怎么办呢？”偶有亲戚因触犯法律来求他居中说情，催逼得很急。君当时正好卖掉婢女来缴纳罚款，最终也不替他说情。听到这件事的人都非常信服他。后来无论有急事还是缓事，见到君便惭愧而停止，不再开口。守令上任后，拜见一次便不能再见到他的面。欧阳公任守时，向来敬重君，邀请他参与修撰《常志》。君说：“公是贤者，我当然乐意出面一次。”每当中丞、直指、学使入境，必定为他表彰乡里。君却淡然处之。病重以后，他对儿子其仁说：“我还有某项欠款没有偿还，某人的施赠没有报答，某家人送来的财物还没有给付；某位故人的儿子典卖田产所得，我已经抵偿了相应价值，赶快取回契券还给他。在这些事上，可以说已经得到我的肉体了，但还没有得到我的内在精神。” 又说，君天性孝顺谨慎，祖父效静翁是古代君子一类的人。他还是诸生时，出入都带着君同行，举止起居无不教导。君专心跟随，从没有稍微越轨。父亲一庵翁不到中寿便去世了，君终身为此悲痛。侍奉母亲吴孺人时，嬉笑应答，依然像婴儿一样亲昵。又说君胸襟洒脱，喜欢饮酒；每逢春秋佳日，与知心朋友宴饮谈论，总是谈笑欢畅，直到太阳西斜、月亮升起。喜欢散步，饭后独自在城墙上行走，眺望云气景物，认为这是最大的适意。与他交好的澄泉茹公、万中丞等人，结成同年社，饮一杯酒、作一首诗，仿佛有香山、洛水的遗风。他曾去探望君的病，君说：“我胸中空明，没有一件烦心事，兴致仍然津津有味。凡是不能进食已近两个月，谈笑却和平常一样，脸色丝毫不变。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已经得到我的骨骼了，但还没有得到我的精神。”最后说，君有一天从东林回来，告诫儿子：“人怎么可以不学习？只要嘴里不说欺骗内心的话，身体不做欺骗内心的事，出门不愧对朋友，回家不愧对妻子儿女，睡觉时不愧对梦境，这才算学习。”我不觉长叹说：“微妙啊，微妙啊！君的精神骨髓，大概就在这里吧！” 况且士人平日应当高谈阔论，气度开阔，仿佛天下没有什么能动摇他，这是多么豪壮！可是到了实际处境面前，便随波软弱；遇到贫贱就忧愁不安，不能一天安处；遇到富贵就奴颜婢膝地追求，毫不顾惜自己的尊严，这又是多么懦弱！根源在于内心欲望太多，外表却依附仁义，于是成为内外割裂的两种人。君却以“不欺”为根本，以“无愧”为准则，他一生自我砥砺的情形，难道不是清楚可想吗？难怪他始终如一，名实俱佳，没有人不称他为真正的孝廉。先赠公因此了解：君姓盛，曾祖父信斋翁，名玉，幼年失去父母，依靠亲属许翁，因而改从许姓。信斋翁通晓二经，以品行义举著称。祖父效静翁，名应壁。君起初号太玄，后来改号静。我因为一庵翁，名盛德，是诸生，生有两个儿子，君是长子。君名世卿，字伯勋，妻赵孺人，生三子：其仁，娶澄江隐渔王公之女；其忠，是郡庠生，娶太学振龙厉公之女；其清，尚未婚。女儿三人，侧室所生一人，嫁陆士裕；一人许配澄江王日华；一人尚未许嫁。孙子二人：原盛，是其仁之子；本盛，是其忠之子。孙女一人，是其忠之女，都尚未婚配。君生于嘉靖壬子十月十六日，卒于万历丁未四月初八日，享年五十六岁。著有《中解编》《太玄玄言》《露颖编》等集，尤其喜爱作诗。一切欣喜、怨惋、悲伤、欢愉的感情，都在诗中抒发。诗写成后，常抱膝长吟，又高兴起来，自认为这就是调和身心的妙处；这也是君的皮肉骨髓所寄托的地方。后世论述君的人，应当一并从这些作品中寻求。铭文说：“他的操守凛然，如严霜冻雪；他的胸怀坦荡，如和风丽日、雨过天晴的明月；他的内心光明，如青天白日。既不固执拘泥，也不放纵；既不显露炫耀，也不隐藏遮掩。即使独处暗室或行走大道，也都可以拿来作凭证、接受质询。这就是人伦的典范。” 吴母毛太宜人墓志铭

译我郡吴严所侍御，早晨拜官，晚上便上疏，首先剪除大奸；一天之内，他正直的声名震动天下，言路也因此大为开放。等到我因李漕抚遭受众口非议而有所感触，上书为阁铨二老辩白这件事时，全国都喧哗起来。侍御又慨然采纳此事并上报皇帝，于是赞同和反对的议论纷纷兴起。当时侍御任期已满，宣大事务也办完，请求替代者接任，却没有人来接替。他正日夜思念母亲毛太宜人，于是飘然拂袖归家。太宜人见到他十分高兴。侍御从容说明归来的缘由，她更加高兴，说：“漕抚冒着千锋万镝而为国家效劳，光禄也替漕抚冒着千锋万镝。儿这次回来，上对君主、下对臣僚朋友，都可以无愧了。你没见过你父亲吗？他第一次出仕，几乎死在杖刑之下；第二次出仕，几乎死于谗言之口；终身都处在千锋万镝之中，却从未稍有后悔。我也不会替他后悔。儿这次回来，在父子、子母之间，都可以无所遗憾了。”后来听说铨司弹劾擅自离职的人，拟夺侍御三级官阶；不久又依据考功法夺去一级。侍御跪下谢罪说：“儿不才，反而使母亲受到更重的牵累，怎么办呢？”太宜人愤然说：“我因为你得以尽职而替你高兴，你却因为失官而说是连累我，难道不是差得太远了吗？你不要再说了。”我听说这件事后深感惊异：她为什么能如此彻底明达、旷达，超越拘谨局促的见识呢？过了一年，忽然收到太宜人的讣告，我悲惊不已。不久侍御身穿丧服，带着太宜人的行状来见我，并请钱启新侍御转托我把墓志刻在墓石中。我读了行状，更加惊异。太宜人幼年聪颖，通晓《孝经》《小学》《少仪》《内则》诸篇以及《列女传》《四子书》，没有不深切熟悉的。她是学古公諴的女儿。她的祖父古庵公宪任礼科右给事，以忠直立朝，以理学闻名天下，又以礼让教导家庭。因此她的子孙文雅有礼，不只是外在德行美盛，家中也确实有妇德法则。我说：“好啊，根基从这里已经建立了。”于是为她作《关雎》首章的赋，但仍未完结。太宜人嫁给学士复庵先生时，年仅十九岁。她的公公尚宝丞寓庵公质朴正直、端方严肃，治家严格；婆婆段安人积年操劳，严厉苛刻，丝毫不宽容，但太宜人能够婉转周旋，处处合宜，使两位老人都欢喜。等到学士遭逢尚宝公丧事，太宜人辅佐他，必定诚实守信。后来学士在京任官，首先上疏弹劾张江陵夺情之事，在宫阙前受杖刑，血肉狼藉；忽然听到段安人的讣告，太宜人便跟随学士冒着冰雪赶回，住在墓旁守丧，悲伤毁瘠比为尚宝公服丧时更加严重。我说：“好啊！侍奉活着的长辈合乎礼，死后安葬也合乎礼了。”于是为她作《下武》第三章的赋，但仍未完结。她的伯父太史后庵公，比学士年长十三岁。学士像父亲一样尊敬他，太宜人也像尊敬公公一样尊敬他。她的二哥二乐公，比太宜人大九岁。兄妹都头发花白后相见，每次必行再拜礼；逢年过节必穿着礼服拜见。二思公被乡里的里胥诬陷，几乎陷入死罪，太宜人早晚哭泣，设法为他洗清冤屈。弟弟朴庵公家道渐渐衰落时，她拿出担石粮食接济。四个姐妹中，只有周氏姐姐贫穷守寡，她特地租房让姐姐居住并供养。姐姐去世时，她准备棺木殓具，极尽哀哭。我说：“好啊！尊敬尊长、亲爱亲人，是德行的最高境界，足以教化世人。”于是为她作《蓼萧》第三章的赋，但仍未完结。太宜人早年对儿媳很严肃，中年以后却温和慈爱地呵护她们，仿佛唯恐伤害她们；年老以后更加深厚。儿子们各自娶妻分家，彼此相距数百里。每逢按时省亲，大家都赶来聚集，太宜人必定提前准备饭食等待。她对女婿庄重如对宾客，对待他们又慈爱如对儿子；女婿也把她当母亲依靠，忘了自己只是半个儿子。孙媳妇中有不适合生育的，她早晚祈祷并防备，说：“但愿她能生个男孩来继承宗嗣吧！”总是殷切盼望。像这样的儿媳，她的妯娌们也亲近她如同婆婆，忘了她只是旁系长辈。我说：“好啊！这其中难道没有敦厚和睦的遗风吗？”于是为她作《桃夭》一篇，但仍未完结。太宜人出生于殷盛之家，嫁入显融之家，两次得到封诰，地位尊贵。然而她从事劳作，总是亲自带头出力。夏天料理丝麻，冬天料理木棉，织机声轧轧不断。每逢孙女出嫁，必定拿出箱中的一些布匹，充实她们的嫁妆。平时穿粗布大练，从不穿绸帛；遇到宾客、祭祀和吉庆之事，才穿一次绮縠，但不到一天便收起来锁好。饮食不吃两样肉，吃粗米饭、粥，也必定掺杂麦粥，与婢女们一起吃粗食。出门乘小轿，直到破旧得不能再由人抬，跟随的只有一两个苍头，旁人不知道她是贵人。我说：“好啊！勤劳节俭是治家的根本；守住而不失，家族世世代代大概会昌盛吧？”于是为她作《葛覃》一篇，但仍未完结。太宜人天性喜欢施舍，见到孤儿寡妇、老人弱者，格外怜悯；常常停下用餐，减少自己的食物，把糊粥给他们吃。戊子年发生大灾荒，学士设置粥棚救济饥民，但仓廪空虚，无法继续。太宜人欣然解下衣服、脱去簪饰来资助，救活的沟中饿殍不计其数。晚年喜好佛法，更喜行善。每天早晨诵读《金刚经》等经书，逐一宣说男女某某、某氏妇人等姓名，一个也不遗漏。她说：“我已经老了，对福田利益不再有所企求，只愿替儿女们忏悔，消除他们自无始以来的业障。” 乡里亲戚中有人藏有许多财物，因而招致盗贼；官府纵横捕捉，许多人无辜受牵连而伏法。太宜人总是合掌说：“财物失去后幸好还能回来。”却像让人陪葬一样。听说有人因鞭打车夫、奴仆而致死，她便频频皱眉说：“怎么能因为一时的愤怒，就把人命当作儿戏呢？”其他如桥梁毁坏，她说一定由我来修；道路积水，她说一定由我来铺砖。即使自己处于贫乏之中，也总是努力设法去办。我说：“好啊！难怪道路上到处传颂她的功德，人人祝她万福、千秋。”于是为她作《假乐》首章的赋，但仍未完结。起初学士在弱冠时考中举人，声名很盛，渐渐沉溺于声色饮酒。太宜人劝他说：“你确实年轻力壮，难道没有必要急于考取一个进士，不想想尚宝公还未闭眼吗？”学士大为惊愕，于是停止声色饮酒，全力攻读文章，最终夺得众士之魁。学士按正直之道行事，不能当面包容别人的过错。太宜人婉转劝止他说：“不要喜欢把事情做绝，以至于触犯别人；人情世故本来就不止像山川那样险恶。”学士高兴得像得到了一位益友。太宜人接连生了八个男孩，每一个都平安无恙。她对孩子们恩爱勤劳、怜惜抚养，含在口中的糖果也平均分给他们；衣服破了、鞋子破了，亲自缝补。唯独不让他们身上挂一丝一尺绸缎，说：“我是在替幼小的孩子珍惜福气。”等他们长大，一个个飞黄腾达、步入仕途，她又告诫说：“国家的恩德不能辜负，天道忌讳盈满，你们应当懂得知足知止，不要一味求取升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丈〕

译我说：“好啊！顺应而又守正，慈爱而又有法度，处在满盛之时仍能谦逊；对于吉凶悔吝的缘由、盈虚消长的规律，都分析得十分精微，难道不是卓然有伟丈夫的气概吗！”所以她能够使学士公获得长久的声誉，于是为她作《鸡鸣》。她又能够使侍御等诸位公子早年获得声誉，于是为她作《小宛》第三章。太宜人生于嘉靖庚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万历辛亥六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二岁，葬于壬子正月初七日。儿子八人：雍，是太学生，娶陈氏；亮，辛丑进士，任湖广道御史，娶蒋氏，赠孺人；继娶蒋氏，封孺人；奕，庚戌进士，选任浙江缙云知县，娶马氏，继娶徐氏；玄，戊戌进士，任山东东昌知府，娶张氏，封安人；京，是太学生，娶刘氏；兖，庚子举人，娶白氏；襄，癸卯举人，娶曹氏；褒，是太学生，娶白氏。女儿一人，嫁给太学生曹师让。孙子三十人。雍有二人：俨思，郡诸生，娶毛氏；孝思，娶金氏。亮有八人：宽思，娶蒋氏；柔思，娶董氏；恭思，邑诸生，聘钱氏；敬思，聘曹氏；毅思，聘荆氏；直思，聘郑氏；简思，聘陈氏；刚思，聘姜氏。玄有九人：尔思，邑诸生，娶毛氏；我思，邑诸生，娶毛氏；众思，娶贺氏；少思、有思，尚未婚；无思，聘周氏；是思、匪思、百思，尚未聘。京有四人：赞思，聘董氏；贤思，聘任氏；贵思、赟思，尚未聘。兖有一人：禹思，尚未聘。襄有一人：显思，聘贺氏。褒有五人：肃思，聘白氏；乂思、哲思、谋思、圣思，都尚未聘。孙女二十四人。亮有四人：一人许配陈于泰，一人许配蒋允淳，一人许配龚九鼎，一人尚未许嫁。奕有五人：一人嫁张东星，一人许配姜绍书，一人许配史元孙，其余尚未许嫁。玄有八人：一人嫁姜志寅，一人嫁曹茂清，一人嫁张典文，一人许配陆腾骥，一人许配何熙祚，一人许配恽翓，一人许配薛尊生，其余尚未许嫁。京有二人：一人嫁孙艅，一人尚未许嫁。襄有一人，许配范能迪。褒有四人：一人许配董祖綦，其余尚未许嫁。曾孙男三人：尔思所生守揆，我思所生守觐，宽思所生守大，都尚未婚。曾孙女七人：俨思、尔思各有二人；我思、众思、宽思各有一人，都尚未许嫁。啊，真是兴盛啊！上天赐给太宜人的福泽，竟到了怎样的程度呢？因此为她作《麟趾》一篇，最后又系上这篇铭文。铭文说：“聚集众多美善，叫作德；聚集众多福祉，叫作福。真正的德行用来使自身茂盛，其余的福德用来施及后代。甑山的原野上，玄晖安穆；亿万年之后，又有什么不会善美呢？” 浦母华太孺人墓志铭 悲痛啊！这是浦子为母亲撰写墓志。他不忍心让母亲默默无闻。他的叙述说：“起初，不肖的先父在泰安任职，后来升任防州副职，按道义不肯拿一丝一毫的财物装入私囊。家产仅仅能够维持生活。不久父亲遭逢祸难，家产又减少了十分之六；后来父亲去世，家产再减少十分之三。债务大增，母亲孤身一人处在这种境况中，日夜惶恐，辛苦操持，忙得没有空闲，过了很久才逐步安排妥当。对于乡里的债务，没有人不认为她有才干。母亲叹息着向我们讲述这些事。可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于是大哭。过了一会儿又上前说：“起初我们兄弟年幼，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母亲叫来我们说：‘你们的叔祖味芹，是过去有名的老师，而且为人端正，是位长者，你们为什么不去侍奉他？难道只是为了求得诗书上的好处，也希望他能以家族力量庇护你们。’我们恭敬答应，后来逐渐验证，才知道她是多么有智慧！可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又大哭。过了一会儿又上前说：“母亲天生聪慧，幼年便与众不同，稍长便通晓《孝经》《内则》《女仪》的大旨。吴地风俗喜好佞佛，母亲却独不迷信佛教；有人前来宣传布施之说，她总是谢绝，说：‘如果真是这样，难道富人专得吉祥、穷人专遭祸患吗？大概一定不是这样。’平时听到一句善言、见到一件善行，便总拿来教诲我们；有时回过头来想起，至今仍清楚地留在耳边。可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又大哭。我听到这些话很悲伤，并说：“请不要再说了，我知道怎样替你排解。”于是为她撰写墓志并作铭。墓志说：“孺人姓华，是西楼君的女儿。西楼君有个弟弟叫东源君，孺人就是他的女儿。西楼君壮年没有儿子，于是孺人十七岁嫁给太学生凤竹浦君。嫁后二十一年，成为未亡人；成为未亡人二十一年后去世。去世时间是万历甲申正月十七日，距离她生于嘉靖丙戌七月二十五日，共五十九岁。儿子二人：长子邦达，是邑庠生，娶华怀竹之女；次子邦献，娶郡学生华少峰之女。女儿三人：长女嫁俞士弘，次女嫁郁念曾，次女嫁钱光霁。孙子四人：元益，娶太学生王稚石之女，是邦达之子；元选，聘邑庠生邹存诚之女，是邦献之子；其余年幼，尚未婚配。孙女六人：一人许配华迪殷，一人许配邵某，都是邦达之女；其余年幼，尚未许嫁。邦达等人占卜，定于三月二十五日将孺人与凤竹君合葬在石窒山祖坟、凤竹君墓穴旁，这是合乎礼的。”顾宪成说：“我听说凤竹君将死时，孺人几次都不想活下去，只是不忍心留下两个儿子罢了。可是她的内心难道有片刻忘记过凤竹君吗？如今一旦能够到地下与丈夫相从，还有什么比这更快意呢！两个儿子正在抽泣呜咽。”她悲伤得不能自我控制。妇人对于丈夫、儿子对于母亲，彼此感情这样绵长深厚，难道不是极其深切吗？若不是至性深情自然流露，谁能做到这样呢？因此我知道浦氏家族必定会兴盛。我的老师少弦张先生，曾经替两个儿子向我求文；等得到我的文字后，也认为确实如此。” 铭文说：“用什么来剥落它？是‘▯’的旗帜。用什么来恢复它？是材质的镃基。用什么来遭遇姤卦？是德行的蓍草。使丈夫有所凭借，使子孙有所镇守，家族秩序井然，子孙振作繁盛。” 高室朱孺人墓志铭

译孺人十九岁时嫁给静逸高公。过了很久没有儿子，她叹息说：“我的事业已经在《樛木》第三章里了。”于是拿出箱中的嫁妆置备妾媵，但最终仍没有儿子。又过了很久才生下孙子攀龙，她用各种方法抚养教育他。攀龙稍长，入学从塾师学习句读，每次回来，她总把他抱在怀里；每天安排功课，亲手给他果子和食物以慰劳；每晚读织帛之书，陪伴他，使他不因读书而停止学习，也不懈怠。由此可知，孺人去世后攀龙必定十分悲痛。他说：“攀龙由母亲抚养，已经二十三年了。我一天也不能使母亲快乐。只是早晚勤勉，希望在一部书中或许能取得功名显达，所以实际上追求的是虚名。如今幸而乡试中举，而我的母亲已经去世，这就是以虚名辜负了实际恩德，怎么办呢？”说着悲伤哽咽，不能自胜。我听后很悲伤，认为他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真是深厚至极。于是由此追寻孺人的事迹，才更加了解她。孺人生下才一年便失去母亲，但天性非常聪慧；父亲慎斋公特别疼爱、看重她。长大后，便让她协助管理家政，内外一切事务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等到嫁给静逸公，她的婆婆浦氏便把家政交给她，说：“由此看来，新媳妇果然能干，而且没有一件事不能料理得井井有条。”孺人天性喜欢施舍，亲族、服丧期亲和乡里的人有所需要，没有不能使其满意而离去的；但她自己生活十分俭朴，吃饭不超过两碗，穿衣不穿锦绣，衣服污脏便亲手洗涤。年老以后仍不知疲倦地纺绩，攀龙认为她太辛劳，便趁机劝她停止。孺人神情忧伤，举起手中所握的东西给他看，说：“这件东西，我作为女儿替父亲在朱家用了这么多年，作为媳妇又替你的父亲在高家用了这么多年，突然丢弃它是不吉祥的。孩子，你不要再说了。”攀龙又说：“我母亲病了将近两年，却从未停止穿戴整齐，每天只焚香诵读诸佛经。起初我的外祖母梦见一个穿霞衣、光彩灿烂的异人，亲手给她一枚果子吃，味道非常奇异；醒来后便怀上了我的母亲。母亲出生时口中仿佛有异相，时时持诵佛号；去世后身体晶莹发光，据说像是得道了。”顾宪成说：“这些不是我所知道的。我所知道的只是孺人本人。”孺人作为女儿有女儿的道德，作为媳妇有媳妇的道德，作为母亲有母亲的道德；处在生死关头，内心无不豁然明达。近来海上发生昙阳之事，议论者多喜欢谈说怪异，所以我略去不论，只特别叙述这些可以知道的事实。孺人生于正德丁丑七月二十七日，卒于万历甲申十月初一日，享年六十八岁。儿子一人，即攀龙，娶王氏；女儿一人，嫁杨氏。孙女一人，许配浦允麟。静逸公将于这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把孺人葬在慧山黄家湾祖坟旁，并让攀龙来向我求铭。铭文的作用，是彰明德行；若不能彰明，还不如不写。像孺人这样的人，我哪里能够就此停笔呢？铭文说：“想知道她作为女儿如何，就看她的父亲；家庭和畅，达到了应有的法度。想知道她作为媳妇如何，就看她的婆婆；她确实善于操持祭祀饮食，间或又如此美好。想知道她作为母亲如何，就看她的儿子；他的风采如飞动的云气，从足下开始显发。谨以这些话作系辞，留给无边的后世；九龙作为屏障，确实共同获得善美。” 处士晴沙谈翁墓志铭 谈氏的先祖因郯子而得姓，到南宋时才开始入籍梁溪。入明朝后，有寿斋公兴起，于是家族逐渐壮大。传五代为赠御史绍，传六代为封刑部郎复。复生纬，官至承事郎；纬生鹏，官至七品。鹏娶成氏，生三个儿子，谈翁是幼子。谈翁名筹，字守谟，号晴沙，生于弘治癸亥正月二十五日，卒于万历己卯正月十一日。著有《鸣蛙集》《五经音释考》《四书释义》。娶李氏，早谈翁十二年去世。儿子二人：长子承俸，是礼部冠带儒士，娶王氏，继娶吴氏；次子效，娶沈氏。女儿三人：一人嫁李应时，一人嫁邑诸生张应贞，一人嫁刘闻誉。孙子二人：正议，聘江阴县诸生顾言之女；立，尚未婚，都是承俸之子。孙女九人，承俸有五人：一人嫁陆可立，一人嫁俞显祖，一人嫁邑诸生陈尔耕——为谈翁撰写行状的就是此人；一人许配陆汝贤，一人尚未许嫁。效有四人，都尚未许嫁。谈翁自幼不嬉游，长大后也不迁徙。他与十山翁恺是最要好的兄弟，共同学习儒家学业。谈翁文才出众，人人认为考中进士如同拾取芥菜一样容易，但最终没有考中。不久十山翁成为进士，他非常高兴地说：“我们兄弟中终于有人出头了！我可以歇息了，没有什么要做的了。”乡里的缙绅先生素来很了解谈翁，都指着他对别人说：“这样的人，怎么能让山林得到呢？”于是常常起身迎接谈翁，让子弟面向北拜他为师，接受经学。当时补庵华公最有时誉，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他的赏识，唯独他心中赞许谈翁。他像宾客一样礼待谈翁，二十三年如一日。谈翁二十岁开始设馆授徒，六十岁告老，前后三四次更换馆舍罢了；他门下的诸生都是空手而来，满载而归，其中很多后来显达。谈翁孝顺友爱，淳厚至极。十二岁时，父亲秋航公服役，有司催逼得很急，谈翁毅然愿意代父受役。县令尹侯公见后十分惊异，便召谈翁入狱中，亲自授经；秋航公最终因谈翁而获释。秋航公居家时以严厉著称，令人敬畏，谈翁侍奉他非常谨慎，举止总合父亲心意；与兄弟相处亲密和乐，对内却又严整有序。谈翁在人伦方面，可以说各方面都完备了。他本来博学，尤其喜爱开元、 大历年间的诗文；有时闭门独坐，吟咏自娱，间或纵情于山水之间，说：“九龙、二泉，是我西道的主人。”谈翁一生操守纯洁，清白鲜明，不受污染。县令举行乡饮礼时，常请他担任上宾。谈翁推辞说：“乡饮是用来彰明德行的；若不能彰明，不如停止。我有什么德行足以承受这种礼遇呢？”县令不答应，强请之后他才接受。他就是这样一位长者。顾宪成说：“陈伯子所撰的行状，是这样说的。我并不熟悉谈翁本人，却熟悉陈伯子；又因为陈伯子而熟悉谈翁的长子勉庵君。勉庵君是个恭谨温和的人。陈伯子有口碑之德，不会污损事实去迎合自己所喜欢的人；而那些曾经跟随谈翁交游的人，也不断称道谈翁。谈翁的文献资料已经齐备，我不才，于是据此考察，按次序叙述他的事迹并为他作铭。” 铭文说：“他在学馆中任教，以一万天计算日子，却得到千般奇才；他在乡里任教，以一千天计算日子，却得到百般奇才。勤勉不懈，屈身于不足；绵延施教，伸展于有余。他在国家之中任教，以‘▯’计算日子，又有谁能称为奇才？唉！百般才俊在这里，千般才俊在这里，万般才俊在这里；有谈翁在这里。” 《泾皋藏稿》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泾皋藏稿》卷十七 明代顾宪成撰 【缺】

译怀公生下笃斋公，笃斋公就是先生的父亲。笃斋公娶王氏，生下先生。先生刚三岁便成了孤儿。王节母哭着说：“天啊，是谁让我的丈夫没有儿子却有了儿子，让我的儿子没有父亲却有了父亲呢？”她辛苦纺织，早晚不懈怠；没有怀公供养，就用剩余的钱资助先生求学。先生年少时本来就聪明过人，更加勤勉自我砥砺，跟随乡里的老师学习儒家经术，常常一年下来，老师都称自己没有能力再教他。十六岁时，先生便升为邑诸生，曹氏一族都敬畏他。嘉靖乙卯年考学台时名列第一，升为廪生；那年秋天乡试中举，年纪才二十三岁。无怀公听到消息后，为他斟酒三杯，王节母的喜悦也可想而知。可是他参加会试，屡屡落榜。不久，无怀公和王节母相继去世。先生悲痛超过常情，心情郁郁，不能自制，叹息说：“我还能够和那些年轻人争逐笔墨才华吗？算了吧。”隆庆辛未年，他于是赴吏部候选，得到浙江云和县令之职。云和贫瘠困苦，人人都认为难以治理。先生不以为意，立志保持清廉节操，约束自己而使百姓富足。他询问百姓最苦的事情，并替他们逐项兴办；削减借差，淘汰马役，勤勉不暇。早先县中水道长久淤塞，取水的人远的要走几里，近的也要走二三里；无论暑雨严寒，怨声都充满全城。先生捐出俸禄，补助工程费用，按照定额招募工人，疏通水源并引水入城，百姓才得以舒缓，直到今天仍依赖这项工程。县城近郊过去常有虎患，后来逐渐蔓延到县城，有时老虎还到官舍吃猪。先生发文祷告城隍神，请求先除去苛政，然后大力戒备、捕攻老虎。十天后，有个农夫在路上遇到老虎，徒手搏斗将它打死。此后虎患便平息了，县里的人都觉得奇异。先生只是因为清廉耿介、孤立自守，能够承受怨恨和诽谤，不为监察使所容，最终降职为宁波学博。先生脸色不变，只急忙前往教导诸生，每天与他们校评文章，讨论古今得失，赞扬勤奋者，激励懈怠者，士人因此都欣然归服。如今的太史周公应宾、王公荁、吏部傅公光前、南昌王公佐，都是先生所赏识鉴别的人才。乙亥年代理慈溪县政，治理方法如同云和。那时县中有三百金的渔课，属吏报告说应按惯例收取。先生说：“这是公家的钱，却要收入私人囊中，哪里有什么惯例？”丙子年秋，因南京兆聘请，在都城分校士子，录取宪成等十四人。第二年丁丑年，升任济南府通判，主管岱宗香税，税收多有盈余，却丝毫没有私取。有人劝他稍微为子孙打算，他谢绝说：“我对一个官职有什么可求的？只是父母还没有享受到朝廷的恩宠，我为此忧愁，所以才在这里滞留了三年。” 后来遭到中伤的流言，他立即辞官离去，一天也没有耽搁。回到家时，四壁空空，常常跟乡里的父老一起喝茶饮酒，彼此相乐而已。有司敬重他的品行，几次邀请他参加乡饮礼，他却神色平常，毫不在意。他就是这样一位长者。行状说：孺人姓许，名端勤，天生善良贤淑。嫁给黄公后，对上协助王节母侍奉无怀公，温婉而有法度；对下侍奉王节母，帮助先生读书。每天晚上挑灯刺绣，直到天亮也不睡。后来无怀公和王节母相继去世，先生都在京城旅居。孺人前后竭尽全力，办理丧事必定诚实守信，没有留下遗憾。王节母有个侄女孤苦贫穷，无人抚养，孺人便收养她，给她置办嫁妆；长大后，又厚厚地资助她出嫁。先生说：“若不是我妻子，我几乎不能被称作别人的孙子、别人的儿子了。”先生幼年丧父，兄弟很少，侍奉同胞的两个姐姐十分恭敬；因为爱重孺人，也把她们当作长姐一样终身礼敬。先生说：“若不是我妻子，我几乎不能被称作有兄弟姐妹的人了。”先生任云和县令时，孺人抱病随行；到达后病情加重，临将去世时，亲手检查一匹缣帛，对先生说：“用这个给我入殓就足够了。” 你的庭院清白如水，我怎么敢用死亡来玷污你呢？”先生哭泣着答应她说：“这正是我将来要记述的。”孺人可以说是深明大义了。顾宪成说：“确实如此！丙子年秋天，我在金陵邸舍见到先生，认为他是相貌古朴、内心古雅、笃实行道的君子。甲申年，我请假居乡，先生拄杖经过我家，我早晚侍奉他三个月。戊子年冬天，我调任括苍，在严陵道中遇见他，便陪他到任所，早晚侍奉他又两个月，因此更加详细地了解了他。先生内心没有城府，对外也没有矫饰；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端正诚实而不苟且。先生也不因为我浅陋，从他居家到历任官职，没有什么不对我谈说的。他谈到孺人的贤德，总是反复称道，片刻不忘。大体上与行状所写相同，并非虚妄。只是想到我不过是菰芦之中的柔弱书生，没有什么长处，先生却俨然以国士相待，对我寄予期望并勉励我，始终超出流俗之外，他的情谊实在高厚。我却在尘世风波中进退无常，进取时多有抵触和过失，往往不免任凭意气行事，不能建立丝毫功业来彰明先生的眼光；退处时又安闲消磨时日，颓然自弃，近年来更加多病，转眼就在呻吟中虚掷岁月，独自行走只能回头看自己的影子，独自睡觉只能看着自己的被子，惭愧辜负之情实在难以承受，又怎么能不使先生的嘱托坠落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步〕 只是先生用来修养自身、规范家庭、施行于郡邑的德行，光明灿烂，足以记载；而孺人与他同心同德，彼此辅助而不违背，那么他们可以不朽的地方本来就已经存在了。我这个后辈为什么还要抚今追昔，生出种种悲伤呢？姑且借这些话发泄我的惭愧罢了。先生生于嘉靖癸巳年，享年六十四岁。孺人生于嘉靖辛卯年，比先生早二十四年去世，享年四十二岁。孺人去世后，先生又娶林氏、曾氏，二人也都先于先生去世。儿子五人：拱化，娶刘氏；拱治，邑庠生，娶傅氏，已卒；拱振，邑庠生，娶曾氏；拱钦极，邑庠生，娶庄氏，已卒；拱宁，郡庠生，娶周化治。拱振、拱钦极都是孺人所生，拱宁是林氏所生。女儿三人：一人许配王氏，是林氏所生；一人尚未许配，是曾氏所生；一人尚未许配，是蔡氏所生。孙子六人：命衮，聘杨氏；拱化所生的命绅，娶彭氏；命鞶，聘朱氏；拱钦极所生的命绣，尚未婚配；拱治所生的命黻、命綖，都尚未婚配；拱振所生的命缨；拱宁所生。孙女八人：一人嫁许氏，其余尚未许嫁。拱化、拱振、拱宁等人择定于这一年十二月初十，将先生与孺人合葬在王塘山原野，林氏、曾氏附葬于旁，这是合乎礼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日〕 铭文说：“纷杂而无法凭实据确定的，是际遇；坚固而不可改变的，是年寿；积累而不可耗尽的，是德行；多余而不可穷竭的，是福气；长久而不会差错的，是天理；贞正而不可改变的，是墓石。” 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

译从前司马子长撰写《货殖传》，谈论文辞的人认为那是千古绝调。我特别赞美他取材周全，不论大事小事都不遗漏。可是世人最终都忌讳谈富有；即使作为子孙，想要彰扬先人的美德，也唯恐因为谈到富有而掩盖德行，彼此沿袭，形成忌讳。富有有什么值得忌讳的呢？富有而喜好礼，可以用来修养自身；富有而喜好施行德行，可以用来惠及万物，只看人怎样运用它罢了。我们锡地过去有东湖邹公望、桂坡安公国，他们都是风采俊逸、胸怀豪迈的人，声名和资财一起倾动一时；他们各自都有长处，并非只是偶然富贵。我认为国家如果得到这样的人而任用，必定有益于国计；即使不是这样，一个乡里有这样的人，也可以应付一乡的缓急；一方有这样的人，也可以应付一方的缓急。作史的人仿照司马子长留下的旨意，采录他们，把货殖人物附在陶、白等人之后，难道过分吗？景南倪公去世后，他的遗孤镐等人拿着晴宇华比部所写的行状，请我为他撰写墓志铭。我忽然心有所动，考察景南公勤勉辛苦地经营，他的产业不能与邹、安两公相比。可是他从平民起家，遵守规矩法度，丝毫不苟，确实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我私下认为，邹、安两公豪迈洒脱而近于狂放，景南公敦厚诚实而近于拘谨，不能因为他有蓬门草舍之家的操守，就一概排斥他。” 于是我依据行状记述说：景南公名理，字良玉，是汉代御史大夫倪宽的后裔。唐宋之间，世代都有显达之人。到吴县监丞子云时，才开始在我们县梅李的祗陀定居。传五代为元镇公瓒，世人称为云林先生；他的哥哥元佩公珏，喜好古道，爱好修身。传五代为迪功郎竹溪公宗实，才开始居住在坊前。宗实生守溪公泽，泽生南楼公柏。南楼公娶张孺人，生三个儿子，景南公是长子。景南公出生时就有不同寻常的征兆；稍长便学习经书，开口说话时神采奕奕。南楼公年老，家政繁忙，又有许多豪强从中倾轧他。景南公愤然跺脚起身说：“他们难道认为我不是男子吗？况且大丈夫何必一定要乘朱轮、穿赤绂才称得上豪杰呢？”于是向南楼公请求，愿意代为管理家政。南楼公认为他有气魄，答应了他。不久，家业兴隆起来，乡里人见到都惊异佩服，互相告诫不要侵犯他。景南公又想到南楼公年事已高，便替他栽花叠石，考察父亲一生的交游经历，因而常常与父亲煮茶烹酒，游览名胜来使他晚年快乐。南楼公大为高兴，说：“我到现在才知道做父亲的快乐。”后来南楼公病重，景南公向上天祈祷，请求代父受病；等到父亲去世，他因悲痛而形销骨立，几乎以身殉父。族人没有不惊叹诧异的，都说：“这不就是所谓‘五十而慕’吗？”在这以前，南楼公想要分家，公面色忧愁，心中很不自在。南楼公说：“这难道不是我的事吗？只是辛劳你一个人罢了。”南楼公强行要求他这样做，公于是把自己的全部甲等产业都分给两个弟弟。没过多久，两个弟弟都早早去世了，他抚养安置他们的遗孤，比对待自己的儿子还要周到。每天一定先到两家去，把事情安排妥当，然后才回来料理自己的家务。两家事情稍有不合他的心意，他一定召集各家的孤儿当面教诲，语重心长，情真意切，涕泪交下。孤儿们感激他的恩德，争相奋发，终于都有卓越成就。遇到繁重的差役，公又独自承担。直到今天，县里人只知道有景南公，不知道有两家人，因为两家都在公的庇护之下。公经营生计没有别的奇特方法，只把勤劳节俭作为要务。每天早晨鸡叫就起床，走出内室，听到早晨织布的声音便高兴；经过书斋，看到孩子们趁着天亮读书便高兴；走到田间，看到人们披着晨雾耕作便更加高兴。大小奴仆，都按照才干分派差事，早晨有考核，晚上有期限，没有人敢用草率的结果来应付。平生不寻求侏儒、俳优那样的享乐，也不以六博、围棋为娱乐。宴请宾客有节制，不作留连长夜的饮酒之乐，说：“这既耽误自己又耽误别人，不可以拿来作为榜样。”他对待自己的生活，觉得蔬菜清水胜过肥肉精粮，粗布衣服胜过绫罗绸缎，步行胜过乘车骑马；有人突然遇见他，根本不知道他是公。他同人交往，推心置腹，从不设置城府。有辜负他的人，他也平静地承受，终身不曾主动控告过一个人。乡里有不平之事，便到公这里来评理，公用各种方法晓谕譬解，使事情得到解决；甚至暗中拿出自己的财物，从中调停防范，一定要等双方都得到宽解才觉得痛快。县官编派差役，知道公是厚道长者，常常来问他的意见，公都据实回答，因此许多人得到宽免。差役人数不足时，他也不惜亲自承担。公居住地周围几十里以内，饥饿的人等着他供给食物，寒冷的人等着他供给衣服，有人来求助必定响应；有的无力偿还，他便置之不问。戊子年，道路上饿死的人接连可见，公悲悯他们，减去粮食一千石，响应募捐而退回，又私下煮粥，救活老幼之人不计其数。他替别人分忧、救济患难，大多就是这样，而尤其笃厚于追念水源木本之情。他修建尊贤祠，说那里是云林公受祭祀的地方；刊刻《云林遗集》，说这是倪氏文献所凭证的东西；编纂家谱，说这是祖宗血脉传承所系之处。晚年，侄孙鏳遭遇意外，身陷狱中，公每天忧郁不乐，终于因此成疾。临到病危将死时，还哭着对诸子说：“从前你们祖父和二叔、三叔遭受诬陷，我这个老人竭力争辩，才使他们得到昭雪；如今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你们的祖父和两位叔叔呢！” 唉，这些事情足以看出公的为人了。公生于嘉靖庚寅十月初九日，卒于万历甲辰十二月初二日，享年七十五岁。于去世第二年乙巳二月十六日，葬在苏团桥祖坟的昭位。原配张孺人，比公早三十三年去世；继配吴孺人。儿子五人：长子镐，娶贡士陆凤洲的女儿，后又娶华如愚的女儿，后又娶施右溪的女儿；次子钢，娶县学秀才浦少陵的女儿；次子锦，是县学学生，娶县学秀才薛检吾的女儿；次子镒，娶武学秀才华和阳的女儿；次子铨，聘定太学生华完素的女儿。女儿六人：一人嫁华仁彦，一人嫁刑部主事华士标，即为公撰写行状的人；一人嫁顾问达；一人嫁江阴县学学生薛同祖；一人嫁许世芳；一人许配周如璞。孙子八人：德源，聘鸿胪寺署丞吴六如的女儿；德济，聘孝廉张弦所的女儿；德洽，尚未婚聘。镐所生：德清，娶太学生王一所的女儿；德淳，娶县学秀才王心劬的女儿；德涵，聘县学秀才马涵虚的女儿；德滋，尚未婚聘。钢所生：德泳，聘县学秀才华汝正的女儿。锦所生。孙女九人：一人嫁王绳之，一人许配华衮；

译一人许配华珉；一人尚未许配。镐所生：一人许配潘防；一人许配郑步曾；一人许配张祺征。钢所生：一人尚未许配。锦所生：一人尚未许配。镒所生。曾孙男一人，尚未婚聘。德清所生。曾孙女一人，尚未许配。德淳所生。我认为，邹安两位公在经营财货方面，是粗略简约；公在经营财货方面，则是细密纤悉。粗略的人积聚财货容易，散去也容易，所以即使一掷千金，也完全没有吝惜的神色。细密的人积聚财货困难，散去也困难，于是连一丝一缕也必定拾取，遗落的碎米也必定吃下。怎么能突然忘记积累财物的根源呢？然而，公所看重的是祖先的功业和功烈，那么就会觉得这些财物是轻的；所优先考虑的是父子兄弟，那么就会觉得这些财物是次要的；所急于顾念的是姻亲和乡里，那么就会觉得这些财物是缓慢的。自少年到壮年再到老年，始终坚持同一个意念，从不改变，可以说是懂得根本大事了。于是作铭。铭文说：用义来压倒利，用利来压倒义，二者分离而互相倾轧抗争，就成为两个敌人；以义为主导利益，以利益辅助正义，二者合在一起而彼此成就贯通，就成为同一条脉络。世人只看见它们的分离，老人却看见它们的合一；这是上等士人也不能非议的道理，而下等士人也不能测知。公的功业，难道曾经有愧于名卿硕人吗？明故礼部仪制司主事、钦降南阳府邓州判官文石张君墓志铭。我从壬辰年冬天起，因为家弟泾的缘故，在燕京官邸结识了张君，第一次见面就从心里敬重他。后来渐渐同他交谈，见他谈论义理一定追究到底，谈论事情一定深入根柢，从不作浮浅的观察，于是更加敬重他。我对家弟说：“这是真正可以共同经受岁寒的人。”可是家弟不幸在丁未年夏天去世，张君写文章哭悼他，悲哀至极。过了两年，张君也将要去世了。天啊，为什么这样急切地夺走我的同道！我随即前往哭吊张君，泪水不停地流，不能自已。不久，张君的长子元鼎已经写好行状，请求我为他撰写墓志；因我病得很重，便让他的弟弟元英前来。我起身叹道：“天啊，张君不可以死啊。”过了一会儿又说：“张君可以暂时不死啊。”接着又说：“张君不会死。”张君生来聪敏，六岁到塾师那里读书，读过几遍就能背诵。八岁通晓经书义理，父亲素行翁教他用櫽括破题的方法。有一次父亲抱着他躺着，面对窗前月色作破题，张君随即应声说：“把清光漏进暗室，把玉兔悬挂在当空。”素行翁大为惊异。九岁就能写作长短句。十四岁时，太府龙冈施公在五县选拔才子弟子，张君参加考试并被选中。十六岁时，龙溪王公在荆溪讲学，张君前往听讲，因此领悟了良知学说的宗旨，相信圣人一定可以作为老师，不愿局限于章句训诂。十八岁时，素行翁去世，张君居丧悲哀憔悴，完全合乎礼制。服丧期满后补为县学学生，更加自我整饬，背着书箱跟从名师，结交亲近良友，彼此考察品德、研讨学业，学问日益进步。戊子年参加应天乡试，考中第六名；己丑年参加会试，考中第十七名；殿试为二甲进士。奉诏回乡省视太夫人。辛卯年赴京谒见选官，分校顺天乡试，沈何山从《春秋》房的落卷中搜选出他，当时人们都认为沈公很有知人之明。壬辰年授刑部山东司主事，不久调任礼部。癸巳年春正月，皇帝敕谕礼部，同时册封三位皇子为王。张君同石帆岳公以及家弟说：“册立是重大政事，应当交付朝廷公议。”如今敕谕文书出自元辅王娄江一人之手，而且一旦创设本朝二百年来未曾有过的礼制，于是联合上疏争论此事；又倡议同各曹郎官到各曹卿那里恳切上疏，百司都响应。上意因此动摇，便移文给元辅，元辅也后悔了。祸事由“【原文‘三愧三悮’疑有讹误】”而起，奏疏请求不要封三皇子为王，而应启发皇长子出阁读书。这件事当时被认为有挽回内降、安定国本的回天之力，人人都替张君担忧。恰逢南星赵公主持计吏事务一时，奸邪之人借考功令把执政官员全部罢黜，赵公大为不悦。当时省中有把庶官列入拾遗弹章的人，礼部复议都主张留任，于是调任考功司并严加责备，罢免考功官。众官喧哗不平，张君又抗疏论救。皇上本来就因册立之事恼怒，又因这件事触犯了皇上，于是有【原文“防谪捄考功”疑有讹误】之事，同事六人也都被逐出。张君获判邓州判官，不久想到太夫人，便请假回乡，从此早晚侍奉母亲，使她欢喜，竭尽为子之职。闭门深入研究《易》理，有时作诗歌和古文词，间或涉及书法、画法；但并不特别喜欢创作，兴致到了才写，兴致不到，即使索取也不应答。他尤其孜孜不倦地以学问为事业，同海内各位名贤声气相应、相互求友。东溟管公在东南倡导道学，标举三教合一的宗旨，张君同他辩难数百言，使管公心中折服。我和兄弟同邑中志同道合的人修撰《龟山先生东林之社》，张君时常来临。凡是他阐发的道理，都精确恳切，听的人没有不为之动容的。张君一向以聪敏颖悟著称，至于谈论学问，总是以端正根本、敦厚德行和情谊为主。大体上承继伊川、晦庵两位先生的学统，对于一切空疏虚妄的言论，都厌恶而不屑一顾。他又同史际明、吴之矩倡议建立丽泽大社，每年同毗陵、润州轮流举行切磋、订正，务求辅助圣人真道，联接道统脉络。观察张君少年时便考取高等名次，才华飞扬、文辞华美，人们只知道他是文章之士罢了。等到他立于朝廷，敢说话，敢行事，连一顶官帽也视若敝屣，人们又只知道他是气节之士罢了。哪里知道他用心竟如此紧迫深切！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寿，他的进步难道可以估量吗？所以说，他不可以死。可是张君居住乡里的十九年间，海内荐举他的奏章接连不断，他不因而面露喜色。铨选部门几十次推举他，都没有答复，他也不因此面露怒色。治理家庭只守着祖上传下的产业，稍有盈余收入，便拿来施舍贫困、周济匮乏。平日不轻易拜谒官府；遇到关系郡县公是公非以及重大利害的事情，别人支支吾吾、不愿出面，他总是毅然率先出头，任凭怨恨和诽谤，一点也不回避忌惮。乙巳年，郡守欧阳公邀请他入郡，分担修纂府志。这一年宜兴县志修成，又重修名宦志，显扬隐逸、阐明幽微，完全符合舆论。此前宜兴旧行五年征收粮税和差役，大姓因而破产的有十分之九。姚江丁公来任宜兴县令，改行甲运法，百姓觉得便利。后来渐渐因为图册划分有肥瘠，户额有多寡，解送差役有繁简，到了县令秦公审定编派而又议论恢复五年之役，纷纷争议便兴起了。张君写信陈述编派的便利之处，七次极力说明粮役的危害，议论终于被搁置。

译他又分条上奏荆溪政务的要点说：清理赋税收入，平均徭役，谨慎发布使令，议定仓役，议定总税，公平解送差役，公平处理诉讼刑狱，禁止包庇访查，谨慎交往馈赠，重视学校，清理奸邪、剔除弊蠹；这些意见都明确具体地得到施行。戊申年，江南发生大水灾。巡抚周公上疏朝廷，得到颁发免税和赈济的命令，下达给各级官府。张君请求把免税平均施及全县，赈济则只施行于水乡。县令喻公非常赞同，众人都佩服他，认为他公正。张君天性慈祥和善，督促考察诸子，总是用温和的语气讲明道理，从来听不到严厉斥责的话。他用恩德对待奴仆，即使奴仆犯错，也始终不责骂。有人怒气冲冲地来到面前，他只要加以劝解引导，没有不立即消除的。当初张君初任刑部比部，恰好主管刑狱，有个狡猾的盗贼越狱逃走，事情发生在张君任职期间。按照惯例，事发前一天就可以分担罪责，张君请求到大堂说明。孙公说：“事情出在主事，应当只听取他的参劾，请不要牵连其他人。”孙公认为张君壮烈可取，于是从轻议处并改定处分。因此贤能之名不断传播。由此看来，张君施加给别人一向厚重，而向别人索求一向很少，既然获得许多福分并享有长寿，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所以说，他可以暂时不死。可是考察张君在来去生死之际，我私下又觉得有些奇异。当初张君出生三天时，席子被烧毁；满月时又恢复完好。父亲素行翁把这件事藏在心里，认为很奇异。张君刚满四岁时，伯祖把他抱在怀里，写了一个“门”字给他看。他回答：“门。”伯祖问：“谁教你的？”他回答：“字形相像，没有人教。”于是伯祖又用“米”“火”等字来说明字义，他总是随声应答，从不说错。他的早慧就是如此。张君一向患有痰喘病，后来得到内养的方法，长久静坐。到了己酉年春三月，偶然患疮，旧病复发，到八月病情加重。恰逢史奉常玉池、汤直指质斋、好友万在庵、万顾庵、狄汇川、王道修、潘公完、万奕甫、陈茂实相继到来，张君时时请他们到病榻前谈论，只是念念不忘国事以及两郡的大政，从不谈及身后之事。二十六日早晨，渐渐进入弥留状态，索要笔来写下“知死知生，何所畏惧”八个字，命人交给元鼎。当时元鼎因病不在身旁。不久，他握着母亲徐太孺人的手说：“母亲老了。”又请各位朋友环坐在身边。朋友们于是说：“兄长平生的学问到了这里，正是最有力量的地方，必须定住心性。”张君点头，用手写到“定”字，随即又说：“得正而毙。”徐太孺人把手收在胸前，作恭敬肃穆的样子。到二十七日丑时，张君去世。在这以前，癸卯年秋天，张君同元鼎到句曲应试，考试前夜假寐等候天明，忽然梦见自己前身八岁时进入梵宫，同众多名僧讲说佛法。一位僧人指着张君说：“这是阇禅师转世。”梦中又显现为庞居士，指着手掌纹路加以验证，众僧都说确实如此。梦中记得，阇禅师是面壁公前代的祖师。忽然转头看见素行翁鞭打张君，责备他不做官。张君急忙说：“父亲不要打我，我这一世寿命不长，应当出家；来世再做父子，便可以长寿而做官。”素行翁问：“不会堕落吗？”张君说：“不会退转。”话说到这里，张君便醒了。他曾经亲笔记下这场梦。由此说来，张君难道是生时存在、死后灭亡的人吗？所以说，他是死而不死。唉！本来不该死却死了，我可惜他受困于人的局限；本来可以不死却死了，我可惜他受困于天命。至于死而不死，那就不是形骸所能限制，也不是气数所能拘囿，而是超然游于天人之外了。这就是我认为张君奇异的原因。张君名纳陛，字以登，别号文石。南唐时门下侍郎居咏公生有六个儿子，幼子名逵，因避乱居住在义兴的张溪，这就是义兴张氏的始祖。传到第十六世，有致远公，近世出生于元明之间。他的幼子名新，字伯常。伯常生楫，楫生樵云翁辑，辑生斗山翁桢。桢生有五个儿子：排行居中的名希，即素行翁，当时娶徐太孺人为妻，在嘉靖四十年辛酉二月壬子日亥时生下张君。张君去世时，享年四十九岁。原配陈孺人，是已故县学学生少中公的女儿。儿子三人：长子就是元鼎，县学学生，娶吴氏；吴氏是已故同邑孝廉存劬公的女儿，生县学学生正谊。张君的女儿中，次女就是元英，郡学学生，聘定武进县已故原任主事莫庵赵公墓中的孙子上舍生君锡；张君的女儿又过继给伯父亦山公钜，以上都出自陈氏。次子元翼，聘定同邑原任江西建昌府知府中复蒋公的儿子孝廉如奇；张君的女儿又过继给伯父羹尧公明德。侧室盛氏生女五人：长女张氏，嫁郡学学生万惟垣；次女张氏，字吴允初，以上二人都为陈氏所生；三女张氏，字储某，盛氏所生；幼女张氏，字吴某，侧室黄氏所生；小女张氏尚未许配，盛氏所生。墓在某地，于某年某月某日安葬。铭文说：活着却走向死亡，取决于命；死去却获得新生，取决于性。性与命各自合宜，这就叫得正。我为君参证，君也为我作证。点头、敛手，安然达到最终境地。可惜那些不明白的人，还在为寿命长短的竞争而琐屑不休。薛母刘太孺人墓志铭 我年轻时在方山先师门下受业，后来得以拜见他的儿子景尼先生，不久又同他的孙子以心兄弟交游，彼此切磋勉励，和乐亲密。由此三十多年来，我一直熟悉听闻以心的母亲刘孺人的贤德。癸卯年九月十九日，孺人去世。到了乙巳年春天，以心等人穿着丧服经过我这里，请我为她撰写墓志。墓石两边相对摆放，我们都神情黯然，悲伤不能自胜。我自知浅薄低劣，对于方山先师的教诲、景尼先生的引导扶助，以及以心兄弟的切磋磨砺，惭愧未能达到他们的境界，但内心从未不知道应该向往前贤。如今能够进一步详知孺人的事迹，便肃然生出敬畏。孺人生于嘉靖壬辰四月，出生在武进驿桥。祖父廷玺，任苏州卫指挥佥事。孺人嫁给蒋硕人，享年一百岁。隆庆皇帝戊辰年下诏选取天下贡士时，硕人的长孙昌祚以武进县学学生身份被举荐，巡抚林公润向朝廷进言，为他家表彰门额，题作“贞寿父大中户部书筭”。孺人又嫁唐令人，唐令人是永州守有怀翁的女儿，也是中丞荆川先生的姐姐。唐令人早已熟悉妇女的礼仪，孺人以她为榜样，从没有一点逾越规矩。十九岁时，嫁给景尼先生。景尼是先师的长子，自幼便进入郡学，得到学使赏识，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译不久，乡里发生构陷侮辱之事，主管者乘机倾害，灾祸几乎不可预测。孺人独自说：“这一定不会有忧患。曾参杀人，谁会相信呢？”后来果然得以免祸。过了很久，景尼应征出仕；就在那一年，先师去世。又过一年，景尼也去世了，朝廷内外伺机挑衅的人像猬毛一样纷纷而起，人心汹汹。孺人说：“这不但不会有忧患，而且确实会有益处。幼小的孩子失去了父亲，或许能早些懂得警戒，从而立身自立。”又过了很久，以身考中进士，上书请求罢归；后来起用为凤翔教授，转任国子助教，又上书请求出任光州教授。此时以心也考中了乡试，幼子以缺也考入县学。然而家境日益衰落，门前冷落到可以张网捕雀，几个婢女纷纷抱怨，说些将来会有后患的话。孺人说：“人最苦于不知足。我们老人到了这个地步，还能再有什么希望？只愿政儿教导儿子，不要忘记做秀才时；敬儿不要忘记穿布衣时；家里人不要忘记处在动荡不安时；这样就足够了。”我过去听说孺人侍奉双亲很孝顺，年轻时深受父母钟爱，出嫁后时常问候、馈赠，从没有一天间断。有时回娘家省亲，和唐令人同卧同起，依依不舍。侍奉婆婆谨慎，婆婆不命令她退下，她不敢退下。料理家务勤劳，督促婢女们纺织刺绣，没有片刻闲暇。她生活俭朴，穿布衣、吃粗食，终身不以此为厌。她待人慈爱，即使是贩卖货物的妇人、乡村老妇，也都欣然相待；有人有急事来告求，她便倾尽箱笥中的财物相助，毫不吝惜。她管理下人简约宽和，到了晚年也听不到责骂呵斥的声音。她自守严谨，端坐在一张榻上，整天都让人看不出她的喜怒。人们称她宁静柔婉，妇德淳厚完备。至于她的高明见识和深远器度，又达到如此境界，难道不也是卓然具有大丈夫的气概吗？唉，读书人没有不学习诗书、诵说仁义的。可是当他们平日安卧起居、自由自在时，稍微遇到事变，便往往手足无措，不能承受意外的困惑；幸而乘着时机、履行职责，得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又不能承受意外的期待。欣喜、忧戚、悲哀、欢乐，全都受外物驱使，不能自己作主，这不过是戴着帽子的男子罢了。哪里能让孺人听见这种话呢？以身兄弟都肩负志向操守，海内士人共同推重他们的学说，认为以方山先师为祖，以景尼先生为父；他们有这样的成就，本来就是应当的。如今说起来，正应当以孺人为他们的母亲。他们的根源，正是这样深远。孺人有三个儿子：长子敷政，就是以心，娶无锡县学学生吴公应祈的女儿；次子敷教，娶吉州守蒋公如京的女儿；次子敷敬，娶贡士董公汝孝的女儿。三个儿媳都早早去世。敷政有五个儿子：宪皋，娶丹阳敕封推官姜公士康的女儿；宪益，娶太学生吴公世宁的女儿；宪龙，娶太学生恽公应雨的女儿；宪韩、宪欧尚未婚聘。敷教有四个儿子：宪稷，娶泉州推官刘公纯仁的女儿；宪垂，娶孙公明德的女儿；宪岳，聘无锡华公某的女儿；宪牧，聘无锡县学学生唐公道孚的女儿。女儿三人：一人嫁户部主事褚公国贤的儿子玄生；一人嫁无锡太学生张公大任的儿子凤征；一人尚未许配。敷敬有一个儿子：宪周，聘无锡郡学学生陈公尔驭的女儿。女儿四人：一人许配县学学生黄公建中的儿子某；一人许配江西参政吴公之龙的儿子某；其余尚未许配。宪皋有两个儿子：一人聘县学学生刘公明祚的女儿；一人尚未婚聘。女儿两人：一人许配金坛县学学生于公玉理的儿子某；一人尚未许配。宪益有一个儿子，聘无锡县学学生秦公二宜的女儿。宪稷有一个儿子，聘无锡县学学生边公彦昌的女儿。宪龙有一个女儿，尚未许配。宪益、宪稷、宪龙、宪垂都入县学。宪稷和宪垂的妻子先后早夭，玄生也去世了。于是以身等人择定某年某月某日，将孺人安葬在阳湖的祖坟，并启开景尼先生的墓穴与之合葬，这合乎礼制。于是为她作铭。铭文说：诚信蕴藏于内心，仪容举止没有差错。处在危难时知道安定，处在安定时知道节制。把这些施行于政事，就能成为人伦的规范。子孙啊子孙啊，永远遵守而不厌弃。明故贞节钱母卞太孺人墓志铭。回想癸卯年，我客居琴川。景行钱伯子在书斋中，我们一起讲论德行和道理，切磋文章义理，因此我很详细地听闻了他的母亲卞太孺人的贤德。如今读景行所写的卞太孺人行状，字字都是事实记录。嘉靖己未年，行所先生刚考中进士；庚申年便去世了。卞太孺人当时才三十岁，慨然想要随他到地下相从。后来她想到：“上面有年高的公婆，我既是儿媳又是儿子；下面有年幼的孤儿，我既是母亲又是父亲。为什么要死呢？又为什么要活着呢？”于是，行所先生没有完成的事情，她全都挺身承担起来。她侍奉公婆虚庵公和赵宜人，以儿媳的身份获得贤名；奉养、侍疾、安葬、祭祀，样样尽礼尽诚，完全像行所先生作为儿子那样。她教育长子伯子世扬，以母亲的身份获得贤名；尊敬老师、重视朋友，凡事谨慎小心，完全像行所先生作为父亲那样。她抚养长孙谦益，以祖母的身份获得贤名；为后代谋划、庇护子孙，没有懈怠，也没有改变，完全像行所先生作为祖父那样。她还委屈自己来伸张父亲九峰公的冤屈，又以姑母身份承担父亲职责，出资救济兄长【原文缺字】君的儿子；又以姑母身份承担父亲职责，延请族人来教育子弟以及舍人家的孩子，这就是由亲近推及疏远。她准备财物资助，送给楚地的寡妇，就是把疏远的人联结成亲近的人。至于嫁娶一事，更是充满典范：为世扬娶妻，娶的是臬司副使顾一江公的女儿，顾公是乡里先贤，去世后可以在社中受祭；为谦益娶妻，娶的是文学陈唐父君的女儿，陈唐父是世扬一向交好的朋友；为长孙女出嫁，嫁给中书舍人严道隆君的幼子。行所先生春试、秋试两次，都得到文靖公录取。行所先生难道不是没有死吗？景行才能高、品行厚，受到人伦的敬仰瞩目。谦益考中丙午年南畿《麟经》第一名，父子之间坦然地依古道互相勉励。于是太孺人未完成的事情，又有人挺身承担起来了。所以她生于嘉靖辛卯年，卒于万历甲辰年，合计七十四岁，这是太孺人的小年，可以计算出来。她遵循礼教、为后世女子树立典范，声名流传无穷，经历千百年仍如同一日，这是太孺人的大年，不可以计算。太孺人难道不是已经不死了吗？太孺人一向遵循儒家规范，却一向喜好佛教，到老年更加笃信。临终命沙弥诵读《十六观》，把床榻移向西方，口中称念阿弥陀佛。随后起身沐浴，铺设坐席，又以右胁着席，安详吉祥地去世。因此我为她作了铭。

译铭文说：儒者说“生生不息”，佛者说“往生”。我不知道母亲是否往生，却知道母亲的生命在不断延续。为什么说母亲的生命在不断延续？完成行所公的志愿，她的生命便长久；使行所公的福泽昌盛，她的生命便兴旺；使行所公的后代延续，她的生命便得以延续。这就是母亲的“生生不息”，也正是母亲“往生”的意义。《泾臯藏稿》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泾臯藏稿》卷十八 明顾宪成撰 育庵卢公与配偶赵太孺人合葬墓表。卢子文勋哭泣着告诉他的朋友顾宪成说：“唉，悲痛啊！我们父子的际遇太深重了；又说，我们母子的际遇也太深重了。我的父亲去世五年后，不肖我才考中进士，因此没能让父亲亲眼见到；我考中进士三年后，母亲突然离世，因此没能让母亲享受到我的奉养。不肖我实在大大不合乎做人子的道理。只是我父亲母亲芳美的品德和淳厚的美善，都可以一一考察、数说清楚。不肖我有幸承蒙您把我当作您的后辈，您又重视兄弟之间的友好，假如借您的文章替他们张扬一番，您的高尚义举就足以使他们高居于九龙、十贤之列。不肖我将把它载入宗庙祠堂，永远不敢坠失，愿您不要推辞。”顾宪成说：“这篇志文，是《南陔》《白华》遗留下来的孝亲之意，我不敢不答应。不过，您已经有了这些内容，并不需要等待我。”卢子听后茫然了片刻，又请求说：“为什么呢？希望您不要固执推辞。”宪成说：“我不是敢于欺骗您。当初您还是诸生时，便有卓异的声名，每次考试总压倒诸生，众人都一致认为：‘这个人，大话说来光彩夺目，小话说来灿烂可观，别人无法企及。’后来您考取高第，出仕任祁州官，内心深沉、谋划深远，只以百姓为勤劳服务。正值当时主管官员逼迫执行积谷命令，即使不满品级而受到谴责，也总是借贷来补足，说：‘我不忍心拿百姓去换取我的官位。’ 监察官听说后认为此事奇异；左右各地有治理不成的事务，便多次转移文书交给您办理。您更加光明磊落地自我洗涤，不露骄色，只是把根本归结于便利百姓罢了。因此，任期刚满一年，大规模审理中得以释放的就有三十六人，各种递减刑罚的人更是数不清，政绩大为推行，议论者把您比作渤海的龚遂、颍川的黄霸。您用来张扬育庵公、使太孺人不被湮没的事迹，难道还不够多吗？还需要等待我的什么呢？”卢子说：“果真如您所说，不肖我的惭惧就更加深了。我私下见到父亲侍奉双亲很孝顺，侍奉兄弟、交接朋友只讲信用，同邻里和睦相处没有隔阂，救人急难像骏马奔驰，让出利益像丢弃东西。县里有个大户家道中落，父亲买下他的房屋，便前往查看，原来那家是寡妇居住。忽然有个童子附耳说：‘我家有貂皮裘衣，您想要吗？可以进去看看，而且不如争个价钱。’父亲惊骇说：‘竟有这种事吗？’于是正色拒绝，并丢下剩余的木石回来。有个徽州商人黄海山在县里经商，他家忽然因事催促他回去，于是把全部财产托付给父亲。不久倭寇作乱，父亲谋划迁入城中，便先把他托付的财物运进城里而已，自己的产业也随之迁入。倭寇退去，那商人回来，急忙催促要见父亲，来不及说一句话，只是眼泪鼻涕横流。父亲慢慢拿出他的财物给他看，笑着说：‘封条和标记没有改变吧？’那人大喜，剖开钱袋拿出金子来道谢。父亲坚决推辞不收，他内心爱好义行就是如此。可是家中平时只有几口人。我的母亲贤明，说：‘这就是我增益道义的朋友。他的见识正不亚于伟丈夫。’不肖我私下把这些记在心里。当不肖我得到祁州官职时，心里不免有些怏怏不乐。母亲特意说：‘什么官不能做？况且，是官使人尊贵，还是人使官尊贵？’到了祁州以后，我每天到任办事，回家必定问她事情办得怎么样。不肖我如实回答，若有可以宽免的，她便喜形于色；如果不合适，她一定说：‘孩子再好好想想，不要让我感到惭愧。’【原文“隽氏之母愀如也”句意不明】由此看来，我父亲母亲芳美的品德和淳厚的美善，实在说不尽。不肖我只是一个羸弱的书生，并没有振作显扬的才能，难道敢于草率地深深自弃，以诗礼之学迷失顾念吗？退下来考察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时似乎有所得，有时似乎有所失，大概连父亲母亲品德的十分之一、千百分之一都没有达到。怎样才能为他们张扬呢？后来又说：“不只如此，不肖我对于这篇墓表还有特别深的痛苦。”法律规定：“观政进士任职一年以上，都可以参加内选，时间并不算太久。”不肖我已经将近两年了，却最终只领受了州官之职。法律规定：“凡是候选官员，先内选，后外任；人数通常以五、十为界限，大概是为了使机巧之人不能有所趋避。”不肖我的名次是第三十二名，却最终只任州官。不久，皇上因圣嗣出生而向天下施恩，山川草木没有不焕然有光、分享恩泽的；可是我终究没有办法替父亲母亲求取一次恩宠命令，时时抬头思念，低头思念，没有一次不呼天痛哭。不肖我实在太不合乎做人子的道理了。您只要写一句话来张扬我父亲母亲的德行，实现不肖我的志愿，就请您不要最终推辞。”于是宪成长叹说：“唉，育庵公是多么卓越啊！他树立的德行是多么坚固，只是未能显耀。太孺人是多么贤淑啊！她护持、周济万物，只是未能长久。卢子是多么悲痛啊！他的创伤和缺憾是多么深，却无法愈合。我为他们编次事迹，揭示在墓前，使百世之后的人知道祁大夫有贤善的父母，也知道育庵公、赵孺人有贤善的儿子，这样大概也可以没有遗憾了。”育庵公名果，字时行，是郡学诸生，享年五十五岁。太孺人享年六十一岁。唉，我的文章能够征验他们所享有的寿命，难道真有边际吗？龙洲顾公与夫人徐孺人合葬墓表。唉！这是我叔父龙洲公和叔母徐孺人的墓，为他们撰写墓表的，是不才的侄子顾宪成。我们顾氏先世原来居住在上舍里，从我先父开始迁居泾。我平时喜欢询问故乡的事情，凡是从故乡来的人，我总要上前询问，于是没有人不称道几位公。有人说：“公真是太能担当了！”当初东夷入侵，县令谋划修筑城墙，命邑人分担筑城事务。严伯氏已经被关进监狱，公听说后非常惊骇，向县令请求，愿意用自己来替伯氏服刑。县令赞许他并答应了，城墙修成后才释放伯氏。有人说：“公对义和利分辨得很清楚。”公曾在溧阳市贩运米粮，有同住的商人遗落一个装着百金的匣子离去，公捡到匣子，故意拖延几天等待，商人果然回来了。公把匣子交给他看，商人惊叹，想剖出一半钱来答谢，公坚决不肯。有人说：“公原本就意气用事、自我欣喜。”起初，公的父亲心楼翁住在市中，周围有许多赌博者和饮酒任侠之徒，肆意横行乡里，没有人敢过问。心楼公憎恶他们，偶尔把这件事告诉公，公便召集他们来饮酒。酒喝得尽兴后，公喜欢用话讽刺他们，众人畏惧公，没有人敢不听。晚上散去，第二天早晨去查看，已经服服帖帖了。县里曾下令核查田地，公主持这件事，一切隐瞒遗漏都被查出，奸豪拱手而无从上下其手，乡里人非常欢欣。

译又有人说：“公也有这样一位夫人。”孺人十九岁时嫁给公，公的欢喜可想而知。内外各项家务，她都亲自辅助料理，安排得井然有序。事务的余绪又涉及筐、簋、锜、釜之类。有人说：“孺人勤劳能干。”她早晨起床便给奴仆安排工作，晚上再检查，一生都以此为常，从不懈怠。晚上结束照明事务后，她自己又安排工作，夜深时住舍里还听得到织机声。如此勤劳，又以节俭来约束自己。有人说：“孺人不是徒然节俭的人，她还能够施舍。”有人来求助，她即使脱下簪钏首饰也要救济，毫不吝惜。因此宗族、亲戚、姻亲都欣然相处，没有怨言，所以说：“孺人不是徒然节俭的人。”宪成听到这些话，感慨地起身叹道：“美好啊，浩浩荡荡，为什么记载得这样详尽！” 《尚书》不是说过：“表彰他的宅第乡里，树立他的教化声名”吗？我们宗族正兴盛繁茂；若论在外树立声望，我想没有超过公的；若论在内治理家庭，我想没有超过孺人的。因此依法应当为他们立表。公名聚，字大成，别号龙洲，是我叔祖心楼翁的次子。孺人是尤塘徐海槎的女儿。儿子五人：原成，在县学领取廪饩，颇有声望；原道，能够继承家业；原性；原良；原教，都年幼而聪慧。于是宪成又说：“这些神采翩翩的孩子，日后都能亲自取得显达和荣耀，成为表彰公和孺人的人。”至于我这篇不丰厚的文字，只姑且作为墓表的开端罢了。明故赠文林郎钱塘知县少源聂公墓表。我游历虎林，徜徉于湖山之间，每天同村童野老嬉游，私下看见他们没有不载歌载舞的。钱塘地方官治理得好，我对此十分惊异，正想结识所谓的钱塘牧，却一直没有机会。聂君庄重地来到我面前，我看他的容貌温和而庄严，听他说话简洁而合乎法则，于是豁然明白他能得到百姓拥戴是有原因的。过了不久，他拿出一篇文章给我，题为《少源圹记》，请求说：“先父的事迹和德行，墓旁树木已经粗到两手合抱，我因无能而心中悲伤，不能使它显扬光大。如今幸蒙天子的宠命，可以改葬到山阴高地，墓地也将扩建。现嘱托弟弟心武凿刻五尺砆石，以求不朽，冒昧向您求取使先父流传不朽的文字。”我赞许他善于施行孝道，又想到古人汲取醴泉、寻访水源，采芝草而追求根本的意义，于是不推辞，题作《新淦君子聂公之墓》，并在下方叙述他的事迹。考察墓记，聂氏祖先是潭丘人。高皇帝时，有国才开始迁居南源里，世代修养隐德，传了几代到统绍公。统绍公生来魁梧奇伟，足智多谋，善于扶持衡量家业，家境骤然兴起。偶谭媪生了四个儿子，统绍公是第三子，名启厚，号少源。他从小聪慧异常，长大后品行安稳、节操和厚，对于书籍没有不阅览的，尤其深入研究程朱、温公的各种典籍，并不只是从事诵读学习，而是务必把先圣先贤作为规范法则，亲身履行并努力实行。他常常举出这些言辞、讲解其中的道理，用来教训家人；侍奉两位长辈时，恭敬谨慎。处在兄弟之间，和悦亲爱。因父亲的命令代替兄长总管家事，无论大小事务都请示于公，不把它据为己有。即使已经分家分灶、析取财产，也任凭兄长取用而不加过问。他居住乡里时以和气待人；遇到年成饥荒，便推开粮仓周济贫困子弟，并把锅中剩余的钱分给各户。有人有能力却不能偿还，往往撕毁他的借券。夜间巡逻抓到小偷，他举火一看，原来是将作役的儿子，便假装不认识，放了他，说：“你真是醉了吗？是将作役的儿子。”那人十分惭愧地离去，后来改过自新。人们把公比作王彦方，说：“公在乡里的德行大都如此，难怪会有钱塘牧这样的儿子。”所以一般谈论者都说，由钱塘牧作为儿子，可以了解赠公。我却认为，由赠公作为父亲，才可以了解钱塘牧。记载又说，公的妻子黄孺人，温和聪慧、勤劳俭朴，能够辅佐公，具有古代《彤管》所称美德的遗风。由此看来，不仅可以由父亲了解儿子，也可以由母亲了解儿子。一家之中，承继相续，德行显明美善，难怪他们家人的德行会施用于政事，历久而更加清新。上天赐福聂氏，哪里可以估量呢！我恭敬地因表彰公而连带记述此事，又作《南山之五章》一赋来记载。《泾臯藏稿》卷十八。钦定《四库全书》。《泾臯藏稿》卷十九。明代顾宪成撰写。

译《云浦陈先生传》。云浦陈先生，是无锡宅仁里人。名忠言，后改名以忠，字贞甫。先生生来宏伟奇异而多智谋，二十岁时补为县学生员。过了几年，离开县学成为太学生。做太学生第四年，考中明经。又过了四年，脱去布衣，出任宁乡县知县。后来逐渐升任宁州知州。不久因当权者的缘故，降为宝鸡县知县。任职一年，又调任光州知州。他所到之处都有声望和政绩，天下人都知道他不是平庸之辈。先生喜欢读书，能写古文，又喜爱孙、吴一派的兵家言论，完全通晓其中旨趣。稍有空闲便练习骑马射箭，认为假如有一天能够供当世应付缓急之用，也就没有虚度光阴。先生胸襟宽大，对于天下事没有不能容纳的。为人简朴而亲近人，他爱好善行是出于天性。凡是符合心意的人，即使是王公大人，也津津乐道地称说他，始终不以此为嫌。即使是地位低下的人，也唯恐他们不能很快被世人知道。对于那些原来就有修习的人，他遗憾自己知道得太晚；对于没有修习的人，他也欣然接纳。当我刚开始学习句读时，还极其微末无闻，先生却多次见到我便赞赏并认为与众不同，还几次对我弟弟说：“你将来应当不比你哥哥差。”先生也多次当着宾客称赞他的儿子耕像我，有时还说大概胜过我。宾客笑着说：“难道真有父亲这样称誉儿子的吗？” 先生也笑着说：“我自己有这个儿子，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我和儿子本来就是彼此的知己。”松陵王山人承甫，诗名很高，沉溺于饮酒，往来于燕赵之间，想暗中寻访天下的长者。当时先生正游学太学，在娄江王太史的座上遇见他，心中认为他非同寻常。王山人慢慢引他交谈，大为高兴，说：“我观察天下士人很多了，没有像您这样的。”于是跟随先生交游，不再离开。太学大司成也暗中欣赏先生，放宽各种约束，使他更加能够自由快意。先生二人常常相对谈论剑术，纵情饮酒，酒酣之后仰天呜咽，意气淋漓，在寂寞无聊之中得到满足。先生穿着破衣服走在市场上，几次问市人：“荆卿、高渐离在哪里？”市人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以为奇怪，便呵斥他，先生反而更加高兴。同舍学生、齐地人王明经荣中，被诬陷犯法，按理应当发配戍边。众人替他感到冤屈，却没有人敢发言。先生立即进见大司成，把此事禀告他；大司成认为此举壮烈，答应了他。王荣中得以免除戍边，恢复为诸生，不久又在乡试中考中。先生因此在公卿之间声名更加显著，却回头对王山人恼怒地说：“乘人危急来获取自己的名声，我不忍心这样做。”亚相、慈溪人袁公，出身极其显贵，心里轻视当世一般人；他从门客张户侯那里听说先生文才非凡，想结识先生，便托人向大司成说，认为这位贵人必定不会前往。先生说：“确实如此，但也不能因为对方尊贵就轻贱我们这些人。”于是立即前往。袁公一见他，马上命人置酒，像平素相交的朋友一样，坐着交谈了很久。先生侃侃而谈，越来越舒展自如，绝不因为自己是儒生便有所贬抑。袁公对他越发谦下，左右侍从都感到惊讶，私下议论说：“他是什么人？不过是个狂妄之徒，竟敢和我们的主人平起平坐！”听到这些话的人，都认为袁公贤明，也更加敬重先生。过了很久，来拜访的宾客越来越多。先生说：“这些人只是借此抬高声名，并不能真正理解我。”心里很厌烦，于是和山人先后归去。回来后在住所旁边建了一座园子，盖了几间房屋，旁边种了万竿竹子，日夜在其中读书。他对山人说：“从今以后，或许可以形成一家之言，收藏到名山之中。”山人年老后睁大眼睛不回答。先生明白他的意思，稍稍试着做官，便又以显著成绩成为有名的官吏。不过，他为人旷达疏落，人们一看便能发现他的表里，也立即能够完全看透他，不能暗中逢迎、随波同行。再加上他才气雄伟，外在气势不肯屈居人下，容易招致倾陷。他终身也未能广泛参加科举取得一第，晚年才做官；年轻时见识狭窄，世人平常把他看待，因此没有办法越过州县而显达，世人也没有机会充分发挥他的才能。我曾经听门客谈到这些意思，先生沉默了很久，说：“你只知道其中一方面，不知道另一方面。当初我任宁乡县知县时，因为湖北暴虐胥吏的事情，得罪了分巡官，估计早晚会被罢职。但我前后三次上呈弹劾自己、请求归乡，都没有获准。直指使者将要经过宁乡，慰劳我，并请求我说：‘明公一定不会离开，我将把那些暴虐胥吏全部捆来向宁乡士民谢罪。’直指使者答应了。后来我竟因考绩优异而升迁。等到我任宁州知州时，最棘手的是卢源一伙盗贼，没有人能够制服他们。我先后设法擒获他们的头目数人，俘获五十人，击溃并遣散其党徒数十、数百人，宁州因此得以保全。中丞已经准备专门上疏推荐我了。不久有二十四名流贼经过宁州并逃走，御史不知听到了什么，只知道贼人曾在宁州，便上疏弹劾我，把我的功劳隐去不记，最终我反而因罪被贬。功名得失之际，即使圣贤也不能决定，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你不要再说了！”先生又善待本邑胡御史、通州顾少参、湖州范太史，这些人都洒脱自得，优点缺点都不加掩饰；他们不是阴柔谄媚、求取世俗容免的人，也不是喜欢刺责他人的人。先生还善待武进谢县令。谢县令曾经触犯一位御史，被指责因为宾客和故交相互援引而怠慢傲慢；先生独自迎接并留宿他，准备了丰盛的供给，又替他筹资并招募辩护之人，多方从中调停，事情终于得以平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他居乡时善待我已故的父亲，近来又善待京山李大参和高邑赵计部。当初赵计部任汝南司理时，先生是他的属吏，但他独独以非凡的眼光看待先生；先生前去拜见司理时，他总是留先生饮酒，每次饮酒都喝醉，有时还误把先生称作“你我”这样的亲昵称呼。先生察觉后，上前向司理道歉，司理笑着说：“他大概把我当成不成器的人了吧？”后来先生便不再道歉。先生去世后，赵计部经过我这里，为先生流泪，并谈说先生的事情。回去后又和人共同编次他的事迹。我过去曾听乡里父老说，先生原本是嘉定人，他的先祖中有一位道真，和僧人道衍交好，曾经赠诗讽谏道衍，道衍隐而不报，于是道真渐渐自行隐匿。一天，他带着妻子儿女来到这里，便在此安家。子孙都显贵，以修约为名。只有先生的父亲石村翁也是如此，到了先生又是这样。顾宪成说：“我过去和先生同乡，乡里在县城的东边，那里的乡人质朴强硬而少有谋略，于是有了先生。人们都说只不过是容易逞豪强罢了。”等我长大后，跟随三吴的长者交游，他们仰慕称道先生，比乡里人更加深切。我客居燕地，和四方长者交游，他们仰慕称道先生，又比无锡人更加深切。如今仰慕称道先生的人，又比他在世时更多了。我由此知道，先生的才德是不能轻易穷尽的。有人正因为他长期困滞在州县之间，竟把他的死亡当作遗憾。唉！如果真只是因为他长期困滞在州县之间而把他的死亡当作遗憾，那又哪里足以窥见先生呢！

译《邹龙桥先生传》。先生姓邹，名懋昭，字汝德，别号龙桥。汀州贰守右湖公进之子，处士履坦公钲之孙，是宋代右正言浩的后裔。先生年少时聪秀颖悟，十岁能写文章，十六岁便补为长洲县诸生。每次考试总在高等。吴中虽然文雅而贤者众多，却都已经畏惧先生了；先生的心意反而更加谦恭，常常有意自居人下。适逢荆川唐太史在毗陵讲学，先生跟随他交游。太史起初同他谈文学，见解豁然开朗；后来同他谈心性之学，思想深厚笃实；又进一步同他讨论天下事，陈述治国治家的道理，反复质问，不肯休止，言辞流畅不绝。太史感到奇怪，问邹先生是不是致力外在事务而遗忘内在修养。先生起身谢罪说：“不敢这样。我认为理学衰落后，应当到古代圣贤的格言中去寻求，因为它们都在那里；当今事务失当后，应当到今天的现实中去寻求，除了先生，没有别处可去。”太史心中认为他奇异。丙午年，先生于是考中乡试。可是他参加会试时总是不能录取，先生很不高兴，不久奋然说道：“难道我竟要借一个科举功名来决定自己的轻重吗？那不是大丈夫。”于是立即参加选官，得到楚地应城县的职位。应城过去号称险要难治之地，当时又正逢饥荒，先生面色忧愁，怜悯百姓，随即责令劝导富户分出粮食，穿坏衣、吃苦食，身先吏民，因此勤劳周到地办理各种事务；三个月后县境面貌便改变了。不久调任盈陵，没过多久竟被罢官。听到的人大为惊骇，宾客故意为难先生说：“那么，您当初所称说的时务难道不是正确的吗？您拿什么向太史交代呢？”先生笑着说：“这正是我不愧对太史的地方。从前如果让我绕道去侍奉他人，不过是为了猎取显贵荣耀而结束一生罢了。”宾客逼问其中缘由，先生不回答。后来应城义河人李公来守我郡，原来知道先生任县令时的事，常常称道他，还说：“当时景藩和楚藩发生疆界事务争执，景藩已经占了上风。先生一句话击中了掌印太监的要害，于是完全查得那些奸民献上的户籍账册，终于阻止景藩向中丞徐公索取金钱。先生又一句话挫败了他的说法。最后，掌印太监催逼县里缴纳租税，数额增加到原来的五六倍，先生又一句话使其要求被夺回，县里依靠此事得以保全。这不是很刚烈吗？却只是因此招来祸患，为什么呢？”从此每当有官员经过先生的居所，总要徘徊不能离去。先生一向喜欢修养恬静穆肃的操守，居家以后更加习惯简朴；从任职开始直到调离，和郡县长官只见过一次，绝不前往请求什么。有空便常常漫步田野，樵夫牧童都欢快亲近地走来，没有隔阂。他终身如此。先生娶华孺人为妻，她曾经被比作德耀，天性喜爱读书，年老后也不倦怠。他所著有…… 《蒲骚政略》一卷，《也足轩稿》四卷，《谐史》二卷，汇集《高士列仙传》各二卷。卒年六十二岁。有两个儿子，长子名龙光，次子名凤光，二人都仪表堂堂而有文采。君子认为这是先生庇荫护佑的结果。顾宪成说：“我有机会同龙光、凤光交游，从而学习先生的行迹，他的内外、始终都完整地显现出来了。然而他一做官便很快结束，此后不能再振作起来，为什么呢？”即使先生自己也认为事情本来如此，却并不后悔。有人说先生只是恭谨谦逊，涉历世事并非他的资质。事情本来难以知道，世上的才人、辩士并不少，但也往往困顿失败，这又是为什么呢？先生病重后，嘱咐两个儿子说：“我如果死了，一定要请裕春袁公为我写墓志铭。袁公一定会有办法了解我。”

译《郑大夫平泉公传》。我幼年时听说海盐有一位淡泉郑端简公，长大后，完全了解端简公的事迹。他刚正直率，出于天性，终身从不向权贵低头，世人称他为淡泉先生。唉！天下士人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端简公，都称说端简公，却不知道端简公还有一个次子郑大夫。当今皇帝庚申年，端简公奉执法诏令还乡，风势猛烈，船几乎翻覆，大夫踏着水波前去救援，立即使风向转变，幸而没有遇难；这是大夫以孝行使端简公得以生还。后来丙寅年，端简公去世，大夫匍匐请求朝廷说：“唉！哪里有臣子像父亲这样，却在父亲去世后连半道诏书也没有得到的呢？”奏书上达后，穆皇帝深为感念，派官员赐祭、赐葬，追赠谥号，恩典非常优厚；并且录用斩杀岛夷的功劳，荫补一子入监读书，荣耀声誉更加显著。这是大夫以孝行使端简公死后不朽。于是天下士人又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端简公，都说端简公有这样的儿子。唉！大夫可以不朽了。于是作《郑大夫传》。郑大夫名履准，字叔平，平泉是他的别号。起初做博士弟子，不久凭借荫袭进入太学。已经取得南京都察院照磨之职，后来遭逢母亲顾宜人去世。壬申年恢复原官，癸酉年升任詹事府主簿，甲戌、丙子、丁丑年间历任左右参军。后来升任宗人府经历，戊寅年考绩优异，授奉政大夫。母亲顾氏追赠宜人，妻子沈氏封为宜人。壬午年升任顺天府治中，癸未年升任南京刑部郎中，甲申年病发，丁亥年去世，享年五十岁。大夫生来美好秀丽，神采容貌焕发，七岁读书，像是早已熟记。端简公奇异地喜爱他，曾摸着他的头叹息说：“这是我家的千里马啊。”每次考试总在高等，使县里以才俊自负的人都为之气馁；然而他因为随侍端简公南北奔走，经历仕途，始终没有遇上宾兴选拔。曾经叹息说：“世上难道真有像郑生这样不鸣叫、不跳跃的人吗？”他两次奋起想有所作为，后来又说：“大丈夫怎么能同短促的光阴争日子、同狭隘的名声争高下？”于是离开去参加选官，得到第一个官职，却不是他所喜爱的。不久听到顾宜人的死讯，呼天大哭，赤脚走到门口，哭得极其悲哀，悲伤几乎耗尽生命。服丧期满后，屡次升迁，任留都别驾，声望日益高涨；大官卿相、元老重臣遇到事情，总要问郑公怎么看。他详细回答，没有人不称善。壬午年秋天应当考核，士大夫在考场内外都谨慎严肃；郎中、比部的平允公正、宽恕仁厚，有古代定国公的风范。我曾查考他的功绩文状，累累不胜书写，其中较大的，如查处谢山的奸邪，审理黄原的罪过，解除张珂的罗网，洗脱芮禄的冤屈；别人经历寒暑、反复进退而不能拨开云雾看清的事情，他都能办成。他不难用一句话平定事情，而且清廉耿介，不能用私情来干扰他。例如指挥卢某的事情败露，依法应当受刑，暗中托贵人说情，不行；写诽谤信恐吓他，也不行；没有办法，只好秘密送来贿赂诱惑。大夫厉声说：“滚开，不要玷污我这个清白官吏的名声！”大司寇陈公听说后器重他，戚里亲近之人任职枢府、边镇的将领，也来托人说情。有人带着千金前来祝寿，请求替大夫谋求美好的升迁，他像先前一样一概拒绝。于是他的声望更加高涨，隐隐流传于两都之间。大夫又最看重诺言，深知人的疾苦。凡有吉凶缓急之事，人们都乐意奔来告诉他：饥饿便给粮食，疾病便请医生，婚嫁便为其置办房屋，丧事便给棺材；甚至扩建学宫的狭小低洼之处，替老翁洗雪重罪，为塾师祖氏的子孙覆奏申理，安葬贺氏五位死者而找到吉祥墓地。难怪他活着有美好的声誉，死后流传芳名；说他是端简公的儿子，确实有根据。他著有《比部集》，选编有《唐诗汇韵》《明诗汇韵》，都收藏在家中。儿子忠材、恕材，举止文雅，继承了家声。赞曰：我经历过大夫的事情，因而感到奇异。端简公当时为没有继承人而忧虑，祈祷后梦见一位戴冠长须的神，仿佛是汉寿亭侯，带着两个孩子交给端简公，并说：“给你一个儿子，使他忠诚；给你一个儿子，使他孝顺。”醒来后果然怀孕，不久生下次子大夫；长子则因上书而在宫阙之下受杖责，成为正直之臣。次子光明磊落、善于担当，被称为孝子。这是上天安排的吗？不是吗？假如次子最终能够充分施展才干，得到重用，那么他所施加的恩泽，难道会有穷尽吗？不过，假如上天吝惜让他自身显达，必定会使后人丰盛；我已经从这两个儿子身上作出了预断。

译《陈赠公暨杜太恭人合传》。环境遭遇对于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所以处在忧患中，志气容易衰减，往往颓唐自弃而不能振作；处在安乐中，志气容易满溢，往往奢侈放纵而不能收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被外物役使，而内心没有主宰。我读陈志行先生所写的《赠公暨太恭人状》，惊然起身。赠公的先世无从考证，只知道仓浜的沙盆潭，有一座坟土丘，就是传说中的陈充坟，他是其始祖。传了几代成为近桥公陈鉴，陈鉴生了六个儿子，排行居中的思朴公陈泰，就是他生了赠公。陈氏兴盛时，兄弟聚集在仓桥四面经商，家产很丰厚。不久家道衰败，长兄陈奎偶然得罪一位李姓官员，被打死在杖下。陈泰父子到御史台为他申诉，最终洗清冤情，但李姓官员被罢职而没有受到进一步处理。不久陈泰也去世，赠公依靠叔父陈奭住在北郭，后来又迁到南塘。正赶上孙福因奴仆叛乱，再次迁到东胶。那里风景萧瑟，过路的人都可以经过并嘲笑他们。但赠公却洁白自守，不肯落在人后。他又见志行聪颖非凡，喜欢他，便让他跟从名师接受教育。志行每天晚上回来，赠公点灯亲自口授句读，不读到精熟不停止。邻翁厌烦孩子夜里读书的声音，早晨起来便责骂他。太恭人也对赠公说：“何苦这样对待幼小的孩子呢？”赠公笑着说：“你将来享用这个孩子带来的福分，我是赶不上的。”志行九岁便能背诵经书，拿笔写举子文，文采轻快而多奇思。十三岁参加有司考试，被录取；十七岁补为县学生员，眉眼间渐渐舒展开来。然而后来又在生员中沉浮了几年，没有人知道他，而赠公的意气反而更加锐利，对两个小儿子的督促也一点不宽松。他曾亲手写堂屋对联：“想使门第高贵，必须行善；想要儿孙优秀，就要读书。”又写卧榻对联：“守身要像手持美玉，教育子女胜过留下黄金。”平日里喜欢赵松雪的书法，常常临摹；兴致来时面对池水临帖，真书、草书写满纸幅，众人都说逼真。有空便涉猎经史，深刻通晓其中义理；读到忠臣孝子、义士烈士的事迹，从没有不反复阅读、长声叹息的。这种志向难道不宏大吗！可惜不幸早逝。到癸酉年，志行考中乡试；己丑年成为进士，任确山县令，调任中牟县令，进入刑部任郎中，出任吴兴知府，声名文采极其显盛。然而太恭人又仿佛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做了官，早晚仍靠十指辛劳谋生，和从前一样；衣服不穿两层绮罗，饮食不同时享用多种滋味，和从前一样；有人冒犯她，她坦然一笑，置之不理、不予计较，和从前一样。志行有时用俸禄供养诸位兄弟，有时送粮食豆类供养他们；不愿意取用的，便留下来接济急需，不随意耗费。她常常告诫志行应当守好官职，又告诫诸子应当守好家业，不得使家中混乱。志行在官舍任职后，她又说志行的族人多贫困，这是你父亲所怜悯的。志行于是仿照文正、义庄的旧例，供给太恭人的族人衣食，使人们为之欢笑。至于置办田产、修建房屋，为子孙经营产业，她从未提到过一句。还说：“回想从前家徒四壁、空无一物的时候，如今已经不只是够用了，为什么还不知道满足？”由此看来，常人受到挫折、抑郁、丧气的地方，正是赠公激昂奋发的地方；常人张扬夸耀的地方，正是太恭人约束自己、收敛锋芒的地方。如果内心没有确立主宰，能够役使外物而不被外物役使，又有谁能做到这样呢？顾宪成说：我和志行先生同乡，对先生了解颇多。先生自幼孤立自持，做事坚持自己的意志，不苟且随俗；等到参加会试时，皮衣已经多次破旧了。读他的文章，刚劲迅疾、意气发越，光芒逼人，并不比少年时的锐气稍减，可以说是收敛后还能舒展。至于施用于政事，别人认为他善于搏击豪强，后来才知道他安抚鳏寡、抚育孤独，温厚地施恩于下民；尤其在北畿审理囚犯时，释放了三百多名被怀疑而无确证的人，绝不挟持聪明才智来逞强。退职居住乡里后，他闭门谢客，清扫车马行迹，很少应酬，家中只有四面墙壁，萧然与书生没有不同，可以说是地位高贵而能自居卑下。我内心确实信服他，欣然愿意为他执鞭随从。先生说：“我年轻时得到砺峰莫老师、霞村许老师、中斋何老师、苩洲丁老师的力量，曾经谈论到湖州的政务。又说得到乡绅李参、藩章铨部丁、中秘朱太史等君子的帮助。”如今考察赠公和太恭人纯厚的操行、卓越的见识，一一都是如此，才知道从家庭中得到的教诲本来就不少。因此特别采录这些事迹为他们作传，用来告诉天下做父亲、做母亲的人。赠公名萃，字集之，号近竹，享年五十四岁。太恭人的父亲姓杜，母亲姓施，享年九十七岁。唉！有这样的父亲、母亲和儿子，完全可以作为千秋万代的规范。《泾臯藏稿》卷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泾臯藏稿》卷二十。明代顾宪成撰写。《哭莫纯卿文》。唉，悲痛啊！纯卿！悲痛啊！纯卿！回想己卯年冬天，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和家弟将要北上出征，前往你那里告别。当时寒云布满天空，冻雪堆积原野，我徘徊四顾，心情萧瑟。你劝我进饮，说：“大丈夫有事于四方，如今正是开始。”我感激你的心意，一饮而尽，又用你的酒杯给你斟酒，你又用你的酒杯给我斟酒，意气十分豪壮。分别后，我心里很高兴。今年四月，我弟弟寄信说你病了，当时身穿厚重皮衣，却仍然冷得发抖，口中还称冷，我大为惊骇。不久，我弟弟又说你到吴门求医，我更加惊骇。又不久，有客人从无锡来，说七月二十日经过莫氏乡里，看见乡人聚集叹息，进入你乡里的人狂奔而去，出来的人怅然若有所失。我听了客人的话，心中更加惊骇，追问究竟是什么缘故，客人支支吾吾不肯回答。不久，家中苍头来报丧，说你在七月十四日去世了。我听到这消息，如醉如梦，眼睛不知道看什么，耳朵不知道听什么，心也不知道归向何处，忽然不知自己的眼泪鼻涕已经纵横流下。稍稍镇定后，才设灵位哭祭你。又过一个月，才勉强写成这篇文章，让我弟弟把它告诉你。唉，纯卿！天道无知，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你身上我才相信呢？你不谄媚，不如甘；你经营谋划，不如顿；你暴虐，不如跖；你杀害，不如汤，却还敢希望早早显达、有家、有寿、有后代。我的悲痛在于，我和你相交已经多年。回想我起初住在泾里上游，几天见不到你，就总是思念；一思念便写信相通，而你的问候也随即到达，我还觉得这比不上见面。从此以后我回到泾水，景物仍如昨日，却再也不能思念到你了。起初我从泾里进入县城，总要经过你家；经过时总要饮酒欢聚，细微的话、宏大的议论，无不倾心吐露。从此以后我回来，进入你的门，登上你的堂，椽头、栋梁、屋角都和从前一样，却再也见不到你了。起初我经过你家时，常常和杨生士初、陈生稚登、邹生彦文一同前往；即使经过三人那里，也总要时时和你在一起。从此以后，三人仍如从前，而你再也不能和我们同行了。我和你都很有自许自信之气，我们相互契合，大概不在形体；相互砥砺，大概不在荣华显达；相互约定，大概也不在一朝一夕，因此我们或许不同于一般人的朋友。所以有我认为可以而你认为不可以，有我认为不可以而你认为可以，想凭此接近辅仁之道，彼此期待对方成就。如今想求得你的一次赞可、一次否定，却再也不能了。我客居燕地两年间，你前后寄来道德方面的声音，不下千百句话。我性情简略，很不喜欢尘俗，而你唯恐我失于枯槁；我性情偏狭，不能随意同众人一起赞成或反对，而你唯恐我流于矫饰。你恳切地规劝我，我诵读你的话，从没有不深深反省，知道你本来不是教我迎合世俗。如今想求你的一针一砭，却再也不能了。唉，纯卿！你怎么能使我不痛惜你呢？而且我不只是痛惜你，还替你痛惜：双亲尚在，从此左右侍奉、使他们欢悦的人是谁？这是第一件可痛惜的事。嫂氏年幼，从此终身仰望依靠的人是谁？这是第二件可痛惜的事。仅有的两个女儿，从此春秋祭祀、供奉祖先的人是谁？这是第三件可痛惜的事。唉，天道无知，到了你这里真是达到极点了。你如果知道这些，为什么偏偏喜好仁德而不喜好谄媚？为什么喜好义而不喜好经营谋利？为什么喜好谦逊而不喜好暴虐？为什么喜好德行而不喜好伤害他人？唉！你不能早早显达，在你之前不能早早显达的人，如马氏的援，绝不止一个。我不敢怨天。然而援已经有家室，你的家室又怎么样呢？你不能成家，在你之前不能成家的人，如原氏的思，也不止一个。我不敢怨天。然而思已经长寿，你的寿命又怎么样呢？你不能长寿，在你之前不能长寿的人，如贾氏的谊，也不止一个。我不敢怨天。然而谊已经有后代，你的后代又怎么样呢？苍苍的上天，有什么不覆盖？茫茫的大地，有什么不承载？芸芸万物，有什么不能顺遂生长？却偏偏让你遭遇到这种境地，我能把它怎么样呢？唉！我羁留天涯，病中不能看望你，死时不能送你，而你已经去了。我呼唤你，你不答应；于是呼唤苍苍的上天、茫茫的大地、芸芸的万物，想向它们询问你，它们也不回答。只见抬头望去，日月暗淡；低头看去，山川寂静；其中隐约仿佛看见你的父亲、母亲、嫂氏、两个女儿、宗族亲属、姻亲朋友，无不改变容貌神色，和日月山川相应而凄然悲伤。而你也仿佛在天地上下之间来往，我追赶着呼唤你，你最终还是不肯回应我。唉！我的话有穷尽而心意没有穷尽；有穷尽的这些话写下来告诉你，无穷尽的心意，等我日后归来拜谒你的墓，再呼唤你、告诉你。到那时，你能够怜悯我而回应我吗？唉！我顾生宪成，告诉你的，是我的家弟允成。唉，纯卿！唉，纯卿！尚飨。《祭陈云浦先生文》。唉，悲痛啊！完了，先生难道终究再也不能起身了吗？唉！先生再也不能起身，天下没有不悲痛的，何况是乡里呢？环绕先生住所，东西南北几十里之内，没有不聚集叹息、继而流泪哭泣的，何况是不肖的宪成呢？唉！回想先父迁居泾里、在此安家时，乡里有亲近新来者而排挤他的，有嫉妒他的刚强正直而倾陷他的，还有表面亲近、内里构陷他的；他们前后的态度虽不相同，唯独先生善待先父，四十年如一日。先父已经因为贫困的缘故，让我的两位兄长依次承担家事，不能在学业上深入；后来才让我这个不肖之人深入学习，又让弟弟允成学习。乡里有人因预料我们不能成就而轻视、欺压，有人因我们有所成就而嫉妒，还有人表面上假装帮助、暗中观察我们会怎样；他们前后的态度也不相同，唯独先生从旁扶助，唯恐我们不能立即取得成功，二十年如一日。唉！先生对我们父子是多么有恩德啊！先生曾任宁乡县令，能够在宁乡施德；曾任宁州知州，能够在宁州施德；又曾任宝鸡县令，能够在宝鸡施德；曾任光州知州，能够在光州施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