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臯藏稿卷二十二

译不知道陛下对于臣的言论，将把它看得重如泰山呢，还是轻如鸿毛呢？还是臣虽有言论而君主不采用，并不是臣的罪过呢？君主有所求而臣下不进言，实在是臣的罪过。况且臣感慨时事而发愤，心中有所激愤，已经很久了。如今陛下明白询问到这些，难道我竟忍心闭口不言来欺骗陛下吗？陛下用来考问臣的内容，大约有数十上百句话，究其宗旨，不过赏罚两方面罢了。赏，是劝勉天下的法则；然而有不依靠赏赐而达到劝勉天下目的的办法。罚，是惩戒天下的法则；然而也有不依靠刑罚而达到惩戒天下目的的办法。法是常常有所作为的，意是常常无为的。有为，是用来运作天下；无为，是用来主宰天下。如今陛下取法古训，遵循成法，赏罚之道十分完备，看似有法，但恩德却不能推行到底，法令也不能贯彻执行。这没有别的缘故，圣人的制度已经说明了。用来鼓舞激励臣民的，不是根本；用来督促约束臣民的，也不是实质。根本和实质，就是臣愚昧地所说的‘意’。臣私下观察当今形势，穷究其中的根本要害，认为使皇上的本意受到牵累的，大概有两件事：皇上明明把所喜爱之事显示给天下，而这两件事却总在暗中改变皇上所喜爱的东西；皇上明明把所厌恶之事显示给天下，而这两件事却总在暗中改变皇上所厌恶的东西。这两件事是什么？一是内宠将要兴盛，二是群小将要得意妄为。君主身居尊崇高位，拥有富贵，原本没有一样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使自己的心志昏乱，而女色尤其如此。女色侵入人的内心时似乎很微小，沉溺其中时却很深重；一旦沉迷禁锢，便难以解脱，圣王急于远离它。前些时候，皇上因为郑妃侍奉勤劳，特意册封她为皇贵妃。大小臣工不能胜过自己的私忧，担忧超过实际，于是请求册立皇太子，又请求加封王恭妃。皇上没有温和地批示答复而予以停止，反而严厉地责罚驱逐他们。皇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忠言嘉谋，是国家的辅助；这两件事都是天下的公事。郑贵妃即使侍奉勤劳，但从天下的角度看，仍只是皇上一人的私情。如今以私情遮蔽公事，以一己遮蔽天下，已经偏颇了。偏颇之后，皇贵妃或许能够在宫内凭爱憎操弄威权福祸，她的亲戚也或许能够在宫外凭爱憎操弄威权福祸。不仅如此，宦官和侍妾又将乘此偏颇，在内外之间凭爱憎操弄威权福祸。若真如此，那么所谓赏罚，将不再根据皇上的好恶施行，而会根据内宠的好恶施行，想使它们得到信任并且确实有效，恐怕不可能了。君主的耳目只有一套，而天下人的耳目对君主来说却有千万之多；即使极其圣明，听闻见识也不可能全部周遍。一定要有所寄托，把耳目寄托给合适的人就安定，寄托给不合适的人就危险，这不是小事。近年来，皇上明熟政务，听取阅览如同神明，简直辨察到细微之处、洞察到深渊中的鱼，几乎无所不知。我私下从道路上的传闻听说，往往是两三个群小窥伺察看而得到这些消息，这能说是把耳目寄托给合适的人了吗？还是寄托给不合适的人呢？臣私下想，皇上并非不知道这些人不合适却姑且把耳目寄托给他们，大概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吧。或许皇上认为：‘朕从前把天下事务交给张居正，张居正欺骗君上、行私利，一时公卿台省都随风倒向他，外朝实在不值得信任，这才把耳目寄托给这些人，用来向天下表示没有人能够欺骗朕。’臣认为并不是这样。善于治理的人，应当保持整体来收摄偏颇，没有听说用偏颇来增加偏颇。皇上要惩戒张居正的专擅，把权力分散而交给九卿，这是可以的；如果把权力聚拢而寄托给这些人，那么张居正的专擅尚且只是与皇上相对为二，而这些人的专擅却将与皇上合为一体。与皇上为二，挽救还比较容易；与皇上合为一体，挽救就加倍困难，怎么能不思考呢？况且这些人开始掌权时，正好是皇上锐意求治的初期，他们先以小小的可信之处来结交皇上，所称述、指陈的事情大多依托公义，看起来还没有危害。时间久了，就表面上讲公义、暗地里谋私利；再久一些，就完全出于私心。若这样，那么所谓赏罚，将不再根据皇上的好恶施行，而会根据群小的好恶施行，想使它们得到信任并且确实有效，也不可能了。恩德不能流通，法令不能施行，是有原因的。臣以为，想要对皇上尽忠，应当从今天开始；想要对今天尽忠，应当从这两件事开始。皇上把无事看作有事，认为臣的言论重如泰山，这是皇上的明察；皇上把有事看作无事，认为臣的言论轻如鸿毛，这是臣的愚昧。当时读卷官大理寺卿心泉何公看了这篇文章，对众人说：‘这个生员的文章，为什么刚好可以拿来锁在榜上了。’大学士娄江王公取来阅读，将他改置为第二百二十三名。弟弟退下后便常常自我伤感，认为遗憾的是没能把话传达到皇上那里。假使真的传达到皇上那里，即便又遭摒斥，也是最大的幸运，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呢？正好南京右都御史刚峰海公屡次被房御史诋毁，发愤说：‘臣下都把自己置于私心之中，怎么能希望皇上没有私心呢？’ 于是他和彭公旦阳、诸公景阳等人联名上疏，历数其欺骗妄言的罪行，并且说：‘人固然有以污秽自肥、庆幸别人不来攻击自己的；却从未有这样的人，自己怀抱贪欲而不怕别人攻击，反过来想攻击廉洁的人，而且还敢在君父面前公开叫嚣而毫无顾忌。要想让天下人变得贪婪很容易，要想让天下人变得廉洁却很难。寰本人享受贪婪饕餮的利益，反而得到机会讥笑瑞迂腐笨拙，这是臣等最为痛心的。过去司马光说：小人倾害君子，控制他们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利用他们好名，二是利用他们好胜，三是彰显君主的过错罢了。如今看海寰诋毁海瑞的一千多句话，大体没有超出这三种手段。他说海瑞是大奸大诈、欺世盗名，这不是所谓利用好名来控制他吗？他说海瑞侮慢自贤，认为世人都浑浊而唯独自己清白，这不是所谓利用好胜来控制他吗？他说海瑞贬损夺取君主威严、损辱国家体面，这不是所谓彰显君主过错来控制他吗？凭海寰诋毁海瑞的做法，吹毛求疵，应该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了，但他所依据的不过如此。臣认为，这反而足以说明海瑞没有别的瑕疵，而海寰阴险窥伺的心思，也无从施展他的狡诈。海寰确实机巧而迎合世俗，海瑞确实笨拙而违逆世俗；然而天理常在，人心不死，堂堂天朝，朝廷满是君子，明处有礼乐，暗处有鬼神，圣贤有名教，史册有公论。’

译没想到在青天白日之下，竟有像魑魅魍魉一样的房寰，出现在朝廷之中。陛下正看重海瑞、怜惜海瑞，借助他来教化天下，而房寰却想反过来消磨天下人的气节，压制像海瑞这样的慷慨之士，使他们无立足之地；这正是陛下所褒奖、房寰必定斥退的人，也是士大夫所应师法、房寰必定排斥的人。像这样嫉贤恨正、泼悍邪恶而又无耻的人，却安然处在为人师表的位置上，驱使天下士人的风气陷入欺骗、谄媚和奸诈的习俗。我们只好撕裂冠冕离去，不能同他并立于朝廷。我们是新近进用的年轻人，发动天下的清议，即使房寰的奸邪堆积如山，也不能动摇我们。然而公论既然明白，人心自然快意。房寰即使顽钝无耻，又有什么脸面能有一天站在东南士人之上呢？我们与房寰有什么仇怨？同海瑞又有什么私情？只是担心是非的公论郁结而不能宣明。一个海瑞还不值得惋惜，若像海瑞这样的正人接连被指为邪人，那么君子的道路就会日益消亡；一个房寰还不值得畏惧，若像房寰这样的小人接连倾害贤能，那么小人的道路就会日益增长。剥复、否泰转变的关键，就在这里，不能不对此深思。疏章上奏后，获罪削籍归乡。癸巳年任礼部仪制司官员时，皇帝下诏同时册封三王，众人议论纷纷。于是我又同岳公石帆、张公文石联合上疏，概要说：本月二十五日，皇上从宫禁中拿出密札，送到元辅王锡爵的私宅。我们不知道札中所说的究竟是什么天语，只料想君主对于像元辅这样的臣子、皇上对于元辅的眷顾，必然没有迟缓之理，不会以册立之事辜负祖宗在天之灵。到第二天早晨，礼部公布圣谕，竟是把元子以及皇三子、皇五子一并封为王，而锡爵也将入阁办事。我们这才不能不产生疑惑。后来听到众人议论，才知道封王的诏谕是锡爵用片刻时间拟成的，连次辅赵志臯、张位都不得参与知悉；礼臣罗万化、科臣张贞观、部臣于孔兼等人一同到锡爵私宅，竟连他的面也见不到。这才知道今日的诏令，是皇上同一个人商议决定的。我们若不是发疯丧失良心，难道敢不进言而辜负皇上吗？古人说过：“天下的事不是一家私事。”这说的是公义。何况宗庙社稷的大事，难道可以交付一个人之手吗？皇上请试着清心筹划今日册立之事，看看它的关系有多么重大：前面关系到祖宗九庙的神灵，后面关系到子孙亿万年无疆的基业，近处关系到四海臣民的期望，远处关系到九夷八蛮的观听，也关系到君子小人所注目叹息、宫闱近臣所望风承应的事情；社稷的安危，就在这一举之间。皇上为什么把它看轻了呢？阁臣为什么要拿它来试探呢？我既不敢说危急之言来激怒皇上，也不敢违背阁臣调停的意思，更不敢随意铺陈汉、宋旧典以及祖宗朝的远事，以徒增烦扰亵渎；只是恭敬体察皇上效法祖宗的心意，直接依据世宗肃皇帝、穆宗庄皇帝的近事，请皇上以他们为法。世宗肃皇帝在嘉靖十八年册立东宫，当时礼臣已经具题说明旧例，现存的旧事中并没有三王同时封王的事情，而皇上却创立此例，所以我知道皇上心中必定不安。况且圣谕中反复以皇后生子为理由，难道皇上不记得当年正位东宫的时候吗？当时仁圣皇太后也正值盛年，穆宗庄皇帝却没有把“未必生子”当成理由，从而稍稍延误大计；效法祖宗就应从近事做起，这一点皇上可以思考。我曾读《圣祖宝训》，其中一字一句，无不是极力思虑维护宗社；后来圣明的子孙若能师法其中的深意，国本就会稳固，社稷也会赖此得以安定。否则只是空借文辞掩饰过错，把良法美意反而借给奸臣，以助其固宠；忠臣义士即使饮血捶心，也宁死不愿看见这种举动，以免在地下辜负祖宗二百年养育士人的恩德。后来考功郎赵侪鹤主持京察，完全秉公而不屈服，把当权者的私人全部罢黜；当权者因此怀恨，设法把他排挤出去。于是我又同于公景素、陈公员峤、贾公太石、薛公玄台、张公文石分别抗疏进言。在此以前的己丑年，薛玄台因为南京都察院总宪耿定向以他不送揭帖为由，弹劾御史王藩臣阻塞言路，当权者大为恼怒；他的座师、内阁颍阳许公便上疏论劾，玄台又受到吏科都给事陈海宁望风而来的排击。我听说后仰天长叹，便上书给许公极力陈说，大意是：阁下因进士薛敷教遇事进言而愤怒，竟至于以贡举不得其人为由自劾，并且想请皇上下诏九卿、科道各自陈述整顿纲纪是为了什么、淳厚风俗是为了什么；这也就等于认为没有必要让九卿、科道来谋议了。朱子说，纲纪之所以能够振作，是因为宰执掌持它而不敢失守，台谏加以补察而没有所偏私，君主又以大公至正之心恭敬自持于上而照临天下；因此贤者必定升进，不肖者必定退下，有功者必定赏赐，有罪者必定惩罚，天下人自然都会各自自励奋发，互相劝勉，弃恶从善，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便会大大改变。只是至公的原则不能在上面实行，所以宰执、台谏任用不得其人，黜陟、刑赏多出于私意，天下的风俗于是败坏到不知道名节操行的可贵，只知道阿谀逢迎、依附软弱和钻营结交。一旦其中有人说端正的话、现严肃的神色，群起讥笑排挤，必定要使他在这个世上无处容身才肯罢休。这种形势，就像将要倾覆的房屋，外表虽仍然雕梁画栋、涂丹施彩，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但木材内部已经蛀蚀腐烂，不能再支撑了。由此看来，纲纪的端正、风俗的淳厚，不在于用权势相互胁迫，而在于用道义相互成就；不在于使人不敢说话，而在于使人没有可说的弊病。如今朝廷之上，究竟怎样呢？我不能详尽说明，只举大略。近来看到吏科给事中陈某关于言路的一篇疏章，实在大为奇怪。他悍然以言路自任，说出自台省便是宽广平正，不出自台省便是旁门曲径。他不知道言路属于天下的公道，并非台省的私有物；出于公道就是宽广平正，出于私意就是旁门曲径。陈三谟、曾士楚这些人，何尝不在台省、不任言职，他们最终又成了什么样呢？至于他所谓今日担任台谏的人，上至皇帝，下至宰执，内而从旃厦，外而至闾阎，近而从警跸，远而到边徼，哪一件事不能说呢？

译不能说言路已经堵塞。即使一个学究能够上书，一个市井中的佣工能够击鼓申诉，也不能说言路堵塞。即使一两个触犯龙颜、误惹圣怒的人，大家相继营救，使他把所有忌讳的话都说尽了，也不能说言路堵塞。他的说法很漂亮，然而像李君懋桧、刘君志选、高君桂、饶君伸等进言的人，为什么没有听说他们相继营救呢？不但不救，有的反而挽起袖子帮助攻击他。我曾对此感到奇怪并思考其中缘故，才知道李、刘、高、饶这些人，都是触犯宰执之怒、违犯台谏忌讳的人。他们有攻击而没有援救，难道没有原因吗？偶尔有一两个人触犯圣怒，大家相继营救，也确实有这种事。这不过是杜钦、谷永依附外戚而专门攻击皇上的旧伎俩。他所说上书击鼓，也不过因为不能触动宰执、台谏的权势轻重罢了。凭此便说言路没有堵塞，那么即使在张居正时期，这条路也从未堵塞。为什么又说壬午以前是讳言，壬午以后是轻言呢？这是因为近来那些冒险侥幸之徒，借托言路，功名富贵已稳操胜券，所以轻躁妄为的人争相趋附，顽钝的人争相依附。按照我释褐以后亲眼所见所记，除前面所说的李、刘、高、薛、饶五人外，进言的也不过黄君道瞻、卢君洪春、王君德新以及我的兄长宪成罢了。官员如此众多，时间又有三四年之久，却仅仅只有几个人，哪里谈得上争相趋赴？哪里谈得上争相依附？哪里谈得上举世轻易进言？他们把进言当作钓取名声、掩饰过失、越级求进、取得捷径的手段。百姓在三代之所以能够直道而行，是因为是非有真实的名义；名声哪有那么容易钓取？过错又哪有那么容易掩饰？就像那些依附曾王、后来又反过来辱骂曾王的人，天下最终仍不相信他们不是权门的门客；他们在昏暗夜里接受馈遗，白天却请求禁绝，天下最终仍不相信他们不是垄断之徒。至于越级和捷径的说法，从前进言的诸公中，确实有一两个像他们所讥刺的那样；但他们也不过是晚节不能坚持到底，专门讨好容悦，或者只满足于一节自得、袖手旁观的人。假如守住旧志，而我刚强自持、始终不变，那么进退两难、处境坎坷会有各种样子，我却没有见到自己的职位越级、道路便捷。若真按他们所说，必定要让天下人都去仿效，那么他们违背夫子所说“顺从才是正道”，拿到京堂美职、稳操胜券而取，难道就算没有越级、不算走捷径吗？况且近来进言的人，往往是遇到事情才进言，并不是没有国事而徒然叹息。假如临江父老的罪行没有值得怜悯之处，道瞻就不会进言；假如皇上没有废除郊祀，洪春就不会进言。假如尚书何起鸣没有受到构陷、左都御史辛自修没有受牵连，德新等人就不会进言；假如给事中邵庶不请求申明出位之禁，懋桧等人就不会进言；假如戊子年顺天科场完全没有弊端，桂等人就不会进言；假如右都御史耿定向没有迎合当权者，而是以先发后闻的罪名弹劾王御史藩臣，敷教就不会进言。怎么能责骂进言的人不在蛰伏时便如雷鸣、不等天亮便像鸡啼呢？他们说如今时势不同，既没有严嵩、张居正那样施行威福的人，也没有鄢懋卿、赵文华、曾铣、王世贞等阿附朋比的人，又怎么能有杨继盛、艾穆、邹元标那样的慷慨呢？即使处在尧舜的时代，对于艰难之事不断告诫，对于怠惰游乐不断训诲，对于规劝辅佐不断进行，对于损益得失不断劝勉，对他们进行警戒，难道又何尝不算慷慨吗？难道能像他们那样习惯于陈三谟、曾士楚的从容苟安，便把慷慨视为奇异，认为尧舜之世不应有这种行为吗？况且那些像乞丐一样反复趋附、只求勉强满足的人，本来就是他们的常态；宰执大臣的富贵已经到了极点，难道还有什么没有满足的？何苦被这类人玩弄，只增加别人的富贵，却损害自己的名誉和实际呢？孔子告诫颜渊治理国家时，特别严肃地告诫他不要任用佞人。他们把当今第一佞人置于首位，九卿、科道都像他们一样，那么贤与不肖还如何辨别呢？功劳和罪过如何核定？善人还仰慕什么？不善之人又惩罚什么？朝廷这样做，纲纪风俗已经扫地殆尽了，还凭什么号令天下？阁下若想谋求根本的办法，讲求挽回局面的策略，希望赶快远离佞人。人们都务求接近庄重端正，士人一概旷达开朗地同天下重新开始，那么君主的德行可以挽回，宰相的事业可以扩大，人心可以收拢，纲纪风俗或许就能得到救治。否则不知道还能把车驾停在哪里。孔子是大圣人，见南子，子路便不高兴；想去公山弗扰、佛肸那里，子路也不高兴，但孔子还时常自我称许说：“自从我得到子路，恶言就进不到耳中。”圣贤师友之间相处就是这样。我不肖，哪里敢期望成为子路，却又不敢不以孔子对待阁下的方式对待阁下，只是害怕因为贡举不得其人而连累阁下。我又见童生、儒生参加有司考试，奔走竞争已经成风，以致孤寒之士往往被遗落，不能进取。郡试中的一个关节尤其紧要，而录取名额又很窄，我深感扼腕。于是写信给边南亭郡伯说明此事，信中说：“身在朝廷便忧虑君主，身在江湖便忧虑百姓。”弟大概就是这样的人。李见罗先生因云南报功之事被逮捕，最终被判大辟，舆论都为他鸣冤。广东布衣翟从先想进京申救，不远三千里特意经过泾上，同我商议，我极力劝他从旁帮助。这位布衣还想把澄海唐曙台所辑的《礼经》进献朝廷，我也替他代拟了疏稿。海忠介被弹劾时，吴门李晋阳当时任庶吉士，愤愤不平，写疏论救，却因有人从中阻挠而没有成功。我听说后，便同同年诸景阳、彭旦阳到晋阳宅中拜访，趁从容交谈时询问此事。晋阳欣然拿出原稿给我看，我击节称好，于是取其中十分之六，作为奏疏上呈。直到今天谈起这件事，我仍然感念晋阳不忘。他对于义举如饥似渴，不分彼此亲疏，都是这样。

译我的弟弟天性孝顺友爱，向来深受父亲、母亲钟爱。虽然可以说是因为怜惜他年少，也因为他有一片诚挚恳切而深厚的心意，能够契合父亲、母亲的心。丙子年我中举，父亲便去世了。每次说起这件事，我们总是相对抽泣，并且说：“父亲平时喜欢称道范文正公的为人，津津乐道，口不离它。这就是‘万物一体’思想的胚胎。”庭周老师把自己的俸禄分给他，帮助他读书，他却命令他不要接受。这就是“凤凰翔于千仞”的风格。我们兄弟应当不能失去这种心意。癸未年参加南宫考试，便托病归家，是因为母亲多病。癸未年成为进士，因言事获罪而罢职。适逢南太仆继山沈公、南台警亭陈公、按院厚斋荆公先后上奏荐举，奉诏起任江西南康府教授。我又特别恳求按院雍野李公代写疏章，请求退休，又因为母亲年将七十，更加多病。我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只比弟弟大四岁，但弟弟侍奉我非常恭敬，不亚于侍奉两个哥哥。乙未年，我病得很重，曾多次濒临危险。弟弟为我忧虑，废寝忘食。我一夜梦见弟弟手捧一卷书，仔细看，原来是《金縢》篇。醒后觉得奇怪。不久又梦见弟弟朗声诵读，我俯身聆听，正是《金縢》篇的文字，更加觉得奇异。第二天早晨我把梦告诉弟弟，弟弟默不作答，但看他的脸色十分高兴。我再三追问，他才说：“弟弟近来连续几个晚上暗中向上帝祈祷，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代替兄长，不愿减少自己的寿数，而愿增加兄长的寿数。这件事连内人也不知道。如今既然屡次在兄长的梦中见到上帝，他一定是怜悯并答应了我的祈求，所以我高兴。只是天机忌讳泄露，希望兄长把这件事藏在心里。”我说：“竟有这样的事吗？”后来我的病果然痊愈，直到今天已经一年又一年，近一纪了。我常常默默反省，凭什么承受弟弟为我所做的这一切呢？如今弟弟有一天突然去世，恰好应验了减少他寿数的祈求，而我竟不能替弟弟承受。又怎敢把弟弟满腔的心事一同埋没？所以特意表彰并写出来，也用来告诉子孙，不要忘记。我的弟弟端正刚毅，清正严肃，从不因私情迁就别人，别人也不敢以私事来玷污他。他接待客人不说套话，同朋友交往表里通透明白；对近处的人不轻佻亲狎，对远处的人也不忘记，往来的书信不写寒暄套语。高存之说：“我的箱子里藏着季时亲手写的几十幅字，即使只有寥寥数字，也一定有所关涉。”其他如写给许相国以及写给罗布衣等人的信，正气凛然，逼人而来，足以使顽劣的人生出廉耻，使懦弱的人站立起来。直到今天读它们，仍然神采生动。他又说：“季时真是降魔的高手，如今到哪里还能再得到这样的人？”我记得二十年前，魏懋权曾对我说：“你家的季公泾，凡是大事都非同寻常。自从他来到京城，多次同我通信，即使只是闲游嬉戏，也总有趣味。观察一个人，必须从细微处看，我就是由此了解季公的。” 万历十六年，县里发生大灾荒，饿死的人遍布道路。当时弟弟廪中只有粟米百石，他就捐出一半赈济灾民，一时士人和百姓都欣然仿效。这一年虽然饥荒，却没有造成祸害，县令李元冲所编《救荒录》完整记载了这件事。业师重所尤公去世时，儿子还很年幼；弦张公去世时没有儿子，弟弟都替他们料理丧事。门人孙申卿把遗孤托付给他，他竭尽全力维护照料，不顾及恩怨。作为弟子，他不辜负老师；作为老师，他也不辜负弟子。所以说：一同经历生死，才看得出交情。弟弟有一天长叹，我问：“为什么叹息？”弟弟说：“我叹息如今的人讲学只是讲学罢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即使天崩地陷，他也不管。”我问：“那么他讲的是什么？”他说：“在缙绅看来，只是‘明哲保身’一句话；在布衣看来，只是‘传食诸侯’一句话。”我低下了头。又一天我读《朱子集》，其中说：“天下学术的弊病，只有两个方面：江西的顿悟、永康的事功；如果不竭力明辨，这个道理就无法明白。”弟弟对我说：“如今这种弊病也是如此。过去分成两种，现在却合成一种，那么危害就更加严重了。即使象山、龙川两位先生看见，也一定会扼腕叹息。”于是他取《朱子集》中的《无极辨》《王伯辨》以及凡是论及这两个方面的文章，辑成一编，名为《朱子二大辨》。我替他作序并刊行了。又摘录其中谈论治道的文字，辑成《惟此四字》一编，并亲自作序，打算进献朝廷，最终没有实现。弟弟平时说话讷讷，仿佛难以出口；但遇到是非可否纷杂纠缠的地方，却能一刀两断，丝毫不拖泥带水。同志们一起商议义理、评议古今，众说纷起时，他慢慢说出几句话加以剖析，无不豁然开朗。他的根本宗旨完全依归于正道，不喜欢讲通融调和之说。他曾说：“我们一动念、说一句话、办一件事，都必须在太极上分辨清楚。如果只跟着阴阳五行转，就办不成事。”有人怀疑他过于拘泥，他说：“如果把握住根本大原理，看得透、守得住，自然会四通八达，谁能拘束它呢？”如果在这件事上糊里糊涂，便要讲通融调和，怎么能不掉进坑沟，丧失性命呢？我们千万不要草率打开这条道路，误害天下苍生。听到的人都感到警惧。我的弟弟善于识人，世人一致推崇某人时，他却独能揭出其隐情；世人哄然互相诋毁某人时，他却独能阐明其幽微。往往只凭一句话、一个动作、一次皱眉或一笑，就判断一个人的一生，丝毫不差。他又善于论事，众人共同喜爱、认为必定成功的事情，他却独自筹划其失败；众人共同指责、认为必定失败的事情，他却独自筹划其成功。起初听到的人半信半疑，甚至惊骇；过后考察，竟如符节相合。钱起莘曾说：“我们这一党并不缺少有心人，但若推举最有眼光的人，必须首先推季时，就是因为这个。” 弟弟喜欢清静，每天独自端坐在一间屋里，不过问门外的事情。他喜欢整洁，案头只摊放一卷书，读完以后，才换成另一卷。各种文具以及刀锥砥砺之类的物件，摆放都有固定位置，我默默记得，一年到头都像一天一样。他也喜欢朴素，衣服不求华丽，饮食不求精美，只求够用而已。身边听使唤的只有一两个仆人，偶尔行走在乡里巷中，戴角巾、穿布鞋，遇到他的人不知道他是谁。他自认为木石可以居住，鹿豕可以游处。

译弟弟读书不局限于章句，只是时时吟诵原文，仿佛直到意象氤氲呈现才停止。偶尔拈出一两句话，远远超出常规路径，就像九方皋相马，超然领会于牝牡骊黄之外。有人劝他著述，他回答说：“吴康斋先生曾忧虑宋末笺注繁多，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有害。章枫山先生也说：儒家先贤的言论已经完备，删去繁芜就可以了。”我私下深深赞同他，哪里还敢在其中强作发挥？他去世后，检查他的箱子，又遍访各位知交，只得到表文一道、疏文四道、书信七十三纸、札记八十一则、讲义三章、像赞一通、哀辞四篇、诗六十九首。于是按次序编成一集，命名为《小辨斋偶存》。《小辨斋》是弟弟读书的地方。杨龟山先生寄居在我家乡无锡时，建有东林书院。年深日久，书院毁坏了。高存之一日查阅县志，看见这件事，便对弟弟说：“叔时曾想建一处读书的地方，召集二三位朋友在其中切磋，这大概是上天特意留下来等待叔时的吧。”弟弟高兴地告诉我。当时我正卧病在床，听后突然起身，于是同安、刘诸位君子向当道请求，把书院修复起来。每年举行一次大讲会，每月举行一次小讲会。弟弟登堂讲学，持论侃侃而谈，远则必称孔孟，近则必称周程。有人提出新奇险怪的学说，他总是神色忧惧地改变容貌，辞谢并拒绝，一点也不宽容。退堂后同同志聚居相处，他虚心而能包容，恭敬而能谦下，坦荡而有原则，敦厚诚实而没有浮华。初见他时，觉得他恂恂有礼；继而相处，觉得他和穆端庄；相处久了，真诚自然流露出来，不用说话也能使人的邪念消失。我年老而处境衰颓，正依赖弟弟在左右扶持；想向四方英豪求助，也依赖弟弟秘密地从中联络。如今名义上失去了一个可爱的弟弟，实际上也失去了一位令人敬畏的朋友；手足、心腹和股肱之臣，我将把自己托付给谁呢？实在不知道如何在晚年收拾残局，度过余生了。弟弟生来体弱，早年脾胃就不好，每逢生病便不吃东西。丙申年九月，病情大为加重，连续四十天不进食。有人请医生来，他默默不答；有人请人祈祷，他把人呵斥走。全家忧惧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趁间隙问：“弟弟身体怎么样？”弟弟说：“也只是和平常一样。”我问：“疼痛吗？”他说：“没有。”我问：“有什么想说的吗？”他说：“现在弟弟只有凝神定气，循序安静地等待天机；如果夹杂进其他念头，就是自暴自弃。况且想替这身体打算，这身体并不属于我；想替子孙打算，每个人各有一个乾坤，我无从参与。”我佩服他的通达见识，过了很久，他竟然痊愈了。此后病症也时常发作，有时一个月痊愈，有时半个月痊愈，有时十天痊愈。我私下高兴，以为他的精神渐渐坚固，血气渐渐强盛，晚年应当会更加好，不必担忧了。哪里料到去年夏五月偶然得了小病，到六月二十一日竟然一病不起，这该怎么说呢？或者弟弟在丙申年已经超然于生死之际，和世上那些依依恋恋、握手叮咛而不能割舍的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何况又过了十二年，他在这一天难道又有所进境吗？又哪里值得以区区世俗之情为弟弟痛哭呢？只是我和弟弟从少年到成年，又到壮年而渐渐白首，回想五十多年间，有时我倡议弟弟应和，有时弟弟倡议我应和；有时我认为可以而弟弟认为不可以，有时我认为不可以而弟弟认为可以；彼此劝勉规正，忘记了你我之分，是那样和乐。我们既是道义关系中的至亲，彼此切磋勉励；又是至亲关系中的道义之友。一旦永远分别，生存的趣味顿时全无，我再也不能自我控制了。在此以前十九日的晚上，有一颗大星闪闪发光，从空中落下，坠在小辨斋后面的园子里。当时河边居民相携乘凉，全都看见并认为奇异。二十一日早晨，弟弟对妻子华孺人说：“大菩萨来访，而且已经到门口了。”民间称睢阳张公巡为大菩萨。华孺人觉得奇怪，却不敢询问；弟弟于是再也没有说话，安然逝去。家人听见和鸾之声隐隐约约从空中向上而去，过了一会儿才停止。唉，真是奇异啊！由此才知道弟弟的离去和到来，果然不是偶然的。有人问我：“从前明道、象山两位先生都活到五十四岁，季时也同样享年五十四岁，他平生达到的境界可以说说吗？”我沉默了很久，才说：“弟弟大概已经能够看见大意了。我记得壬辰年二月间，同弟弟安坐，我问：‘近来做什么功夫？’弟弟说：‘上面不从玄妙门寻找进入的道路，下面不从方便门寻找出去的道路，究竟什么才是恰到好处的地方？’我说：‘关键只在认取自己。’弟弟说：‘弟弟默默思量，觉得自己一半接近狂，一半接近狷，该怎么办？’我说：‘试着举出来看看。’弟弟说：‘平时妄想要做天下第一等人，不是接近狂吗？反过来按实际考察自己，还没有跳出拘拘自守的窠臼，不是也接近狷吗？我私下恐怕两头都不着。’我说：‘这样即使想不成为中行之士，也不可能了。’弟弟说：‘这很难说。如今世人所谓的中行，大多是孔子所说的乡愿，我哪里敢仿效呢？况且弟弟检查自己的毛病，是一个粗字，距离中行更加遥远。’我说：‘这反而是好消息，只有粗率才一定不会走入乡愿的道路，也正因此接近中行。粗是真实的本色，粗中进入细，细也就是真实的了。狂和狷本来都是粗，中行只是细；狂和狷总归不会离开一个“真”字。如果不论真假，只论粗细，那么乡愿有时反而比中行更细，不只是狂和狷不如它。’弟弟说：‘粗的害处也确实不小，只幸好自己还能觉察到；如今只管细细磨炼洗涤，不再说别的。’我说：‘还有一层道理。’弟弟问：‘是什么？’我说：‘我已经说过了，关键只在认取自己。如果果真明白地认取自己，一切毛病都只是乡村的魔鬼、野外的邪祟，见到阳光自然会消散。譬如身处春秋，只认孔子作主，五霸怎么能上前？身处战国，只认孟子作主，七雄怎么能上前？’弟弟说：‘这是哥哥讲性善的要旨，弟弟确实死心塌地地相信它是决定无疑的。可是反过来落实到自身，平常无事时尽管滔滔自在，一遇到尘世纷扰，从前种种毛病仍旧发作，熟习的地方难以忘掉，这怎么办？’我说：‘这是你的事，对我说没有用。’弟弟说：‘哥哥在这方面件件都能战胜吗？’我说：‘这是我的事，对你说也没有用。’

译弟弟正准备再问，我微笑起来，弟弟疑惑地离开了。第二天清晨，他突然来到我的斋房门口，我还在睡觉，便披衣出来见他。弟弟迎上来说：“原来这件事只是如此，没有别的奇特之处。昨天却多了一层疑惑，搅得我一夜没有睡，直到天亮。比如一个人要去京城，走水路就准备船只，走陆路就准备车马，径直向前走没有到不了的；途中偶尔遇到艰难阻碍，只需从容耐心地料理。如果因此便慌忙起来，妄自生出懊恼，甚至把责任归到船只车马身上，这叫骑驴怪驴，也叫骑驴觅驴，辗转不止，直教你东奔西跑、三心二意，被那些葛藤纠缠到老，仍然毫无着落，最后只剩一双空手回来，岂不是大错？”我欣然点头说：“对，对。”弟弟于是拿出《孔坛四景图》给我看，说其中一幅是“暮春风”，一幅是“当暑絺绤”，一幅是“江汉秋阳”，一幅是“岁寒松柏”。于是请求说：“这是一本鸳鸯谱，请哥哥拈出金针。”我说：“弟弟已经明明白白地把全部内容托出，为什么还要问别人？假如有人还问你，这谱中配成鸳鸯的是谁，你将怎样回答？” 我先去梳洗，弟弟先回去吧；等这一番又搅得一夜睡不着时，再来商议也不晚。”弟弟大为豁然，说：“对，对。原来这件事果真只是这样，果真没有别的奇特之处，果真没有什么可疑的。何必白天说梦话呢？”从此精神自然凝聚专一，心境渐渐平和，行动举止一天比一天安稳，一天比一天安闲，一天比一天轻快省事，一天比一天简易。直到面对生死，也没有丝毫牵缠。假如上天再赐给他年寿，又哪里能测知他将达到什么境界呢？” 我的弟弟名叫允成，字季时，别号泾凡。万历癸酉年补为郡中诸生，己卯年乡试中第九十五名，癸未年会试中第三十八名，丙戌年廷试列三甲第二百二十三名。这一年奉诏回籍。戊子年起任南康府教授，没有赴任。不久遭逢母亲丧服。壬辰年再次起任保定府教授，升任国子监博士。癸巳年升任礼部仪制司主事。这年三月贬为光州判官。生于嘉靖甲寅年十月二十九日未时，卒于万历丁未年六月二十一日未时，享年五十四岁。于己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时葬在鄱阳圩新阡。娶华氏，为处士承轩公之女。起初没有儿子，抱养我的大哥之子抚育，名叫与溉，是国子生。又娶华氏，为国子生绣岭公之女、赠刑部主事慎庵公之孙女。后来生一子，名叫与演，娶吴氏，为县学诸生扬华公之女、礼科给事中震华公之孙女。女儿三人：一人嫁给行人司司副霁阳公吴公之子、郡学诸生钦锡慎斋公之孙；一人议婚给光州学正玄台薛公之子、县学诸生宪垂选贡生少尼公之孙；一人是浙江提学副使方山公的曾孙女，早夭。一人议婚给商丘知县本素华公之子肇殷、赠商丘知县次庵公之孙。孙子三人：防、檖、杬，都是与溉所生。檖聘娶万氏，为县学诸生卓如公之女、国子生同庵公之孙女；其余尚未订婚。孙女二人，属于与溉所生的一人，已经许配给国子生心泽吴公之子、明光禄寺监事涘湖公之孙、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泽峯公之曾孙；属于与演所生的一人，尚未许配。《泾皋藏稿》卷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