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海忠介公集》（明）海瑞撰 《丘、海二公合集》目录 序 稿引 海忠介公传 卷之一：奏疏 卷之二：策、训谕、参评、申文、禀帖、告示、条例 卷之三：序一 卷之四：序二 卷之五：记、志铭、赞、书简、议论 卷之六：论 序 序 琼海是岭南东部偏僻的边地，自汉武帝时才设置郡治；但当地人反复无常，贾捐之还提出过放弃珠崖的建议，可见秦汉以前教化没有达到这里，文运也尚未开启。到了宋代，崔清献任提刑来到本郡，奖励廉洁、弹劾贪污，兴办有利之事、革除有害之事，著有《海土澄清录》，从此这里渐渐懂得礼义教化。苏文忠被贬居儋耳，黎子云等人带着经书来求教，姜君弼也从远道前来跟随游学；苏轼的足迹所到之处，教化自然流行、精神影响长存，士人的风气因此大为改变。至于环绕海面的江流奔涌、五峰高耸，又得到山川的奇异灵秀，经过数千百年的积聚，才深厚地孕育出文庄丘公、忠介海公，成为一代大儒、千秋闻名的人物。直到今天，考察他们的品行、阅读他们的著作，没有人不心中仰慕、神往不已；这并不只是粤东一隅如此。文庄著有《琼台类稿》《世史世纲》等书，忠介则有《平黎治河》等封事和奏议章疏，正直的言论、切实的议论多得说不完。大体上，这些著作都本于天地的正气、山岳河流的灵秀根本，发而为道德文章，光明如日月星辰，流传于史册之中，起到承继前人、启迪后世的作用。我分巡雷琼时，有幸登临二公的祠宇，访求他们丰富的著作，从简编中得到一些材料，冒昧加以校订，删去繁杂、取其精要，用来资助后学观摩效法。书编成后，听说太守贾公也留心于这次选编，便经过他那里同他质证；他的鉴赏与我相同，编排次序也相同，取舍更没有不同之处。这才感叹我二人任职于同一地方，学道相同，喜好古道又有同样的心意，在编纂著述方面也是志同道合。等到贾公升任盐运使、赴五羊任职时，我们在海滨告别，我说：“您守护琼州与我巡视琼州，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您选编二公的文章与我选编二公的文章，崇尚的也是同一标准。如今您离开琼州，那么合编二公文集的刊刻，不正是我的责任吗？”于是我把贾公所选和我所选的文章拿来参照校订，并不是敢用后人的笔墨妄加删改。譬如珠玉一样：合浦所得的全都是珍珠，不必担心混入鱼目，但一定要把能照乘的明珠视为宝物；昆山出产的全都是玉，不必辨别其中的碔砆，但一定要把璠玙视为珍宝。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精中还要选取更精的。何况是隔世相互感应、在文字中神交的人呢？唉！清献、文忠在二公之前做官于琼州，是二公取法的对象；贾公和我在二公之后做官于琼州，又以二公为取法对象，这种私下仰慕的情怀，也暗自比拟古人遗留下来的心意。因此合编二公文集，刊刻流传，愿与公同好，期望不因有负于前贤而获罪，也不因贻讥于后来的贤哲；同时用来表明我二人在琼州任职的踪迹，以及平生景仰爱慕二公的私心，如此而已。至于两部文集原来的刻板中，有些字句剥落，有些篇次遗失，我不敢凭自己的见解妄加增补；入选的文章未免有遗漏沧海遗珠的遗憾，姑且把疑问保留下来，等待后来的君子。时在 康熙四十七年，岁次戊子新秋，分巡雷琼道按察使司副使、加三级，关中焦映汉谨序。序 岭南人物自唐宋直到今天，前后兴盛而起。其中宰相功业最盛的，首推曲江张文献九龄、南海梁文康储、琼山丘文庄浚。他们的文章与功业都光明显著，其他宰相都比不上。至于清廉的风范、高尚的节操、正直进谏的忠臣，如增城崔清献与之、番禺陈给谏谔、琼山海忠介瑞，也都有卓异的操守和显赫的声名。后世阅读他们的著作、追思他们本人，也许还能见到他们遗留下来的风气和余韵。我出生得晚，见闻不广，张、梁、崔、陈诸公，都有事迹可考，名垂国史，载入志乘；我只能从《千秋金鉴》《封藩诏草》《剑阁题词》《大声奏事》中，恍惚窥见一斑，所能见到的也不过如此。至于丘、海二公一生的著述，如《琼台汇稿》《世史世纲》《平黎治河章奏封事》，日久之后简编受到虫蛀侵蚀，有的像汲家《周书》那样已经无法断句；即使看到了全豹，也仍然只是看到一斑。过去在戊寅年，我奉命镇守琼州，下车伊始便询问当地风俗，拜谒二公的祠像，搜求遗文逸事，广泛询问、博采资料，存疑而保存可信的内容，删去繁杂、辑取精要，合成一部书，抄录校订成册，密封在箱笼中，等待有道之人订正。过了七年，到乙酉年，观察使焦公分守这片土地，在安抚治理的闲暇读书怀古，手不释卷，取二公遗文编排次序，拿出来给我看。其中删补详略之处，竟同我先前的抄本完全符合；我们相视而笑，心意相通。第二年丁亥，我调任督理盐政，将要前往广州，焦公到郊外为我送行，握着我的手说：“丘、海二公，是海外的文献；编作者和阅读者相互参照校订，都有同样的心意。心意相同，义理就相同；义理相同，事情也就相同。刊刻的工作应当共同承担。”我答应后告别，到广州便召集工匠开工。广州的工匠手艺精、材料好，焦公拿出自己的俸禄，派人专门负责此事，三个月便完成了。唉！二公生不同时，所经历的事情不同，受到君主的际遇不同，所处的形势也不同；但他们功业的隆盛、气节的高尚、文章风雅的繁盛，光照日星、显耀云汉，从古到今相互辉映，没有什么不同。把他们同前代贤人的相业和清风并列，难道会有什么不同、不能同样流传不朽吗？这次刊刻，是焦公倡议，我随之响应；我们小心谨慎，只怕有“亥豕”“鱼鲁”之类的文字讹误，恐怕有负于二公，也就是有负于焦公，哪里敢有丝毫不同呢？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季秋，两广运使、甘陵后学贾棠拜书于盐署退思堂。原序

译世人称文章是治理国家的大事业，而治理国家的文章，其中最伟大的莫过于《周官》。姬公身为宰相，亲手筹划政事，把它们落实在实际行动中，又写入书中，作为一代不可更改的法典。然而其中也有许多繁琐冗杂之处，使用起来有时很困难，按其条文实行，也必定不能长久而不废弃。所以有些论者认为它出自汉代儒生的伪作；这虽然未必如此，但后世仿作《周官》的，没有一部不失败，难道只是因为那些人的才德不如姬公吗？归根结底，也是因为时势难以沿袭。即使姬公对于三王时代，也已经有不相合之处，尚且需要后人仰思，何况后世之人呢？三代以后，把治理国家的事业写成文章的，寥寥无几；以文章辅佐治理国家的宰臣，更是难得。到了本朝，有丘文庄公所著《大学衍义补》，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纤细详尽，全部具备；其中都参酌前代，折中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君主实行他的主张，可以万世而没有弊病。丘公又正逢受到任用、掌握政权的时期，处在和谐太平的朝代，虽然他的意见未必能够全部实行，然而皇帝座前的经国筹划、各官署的施行政务，大都不能超出丘公所列举的范围。它明白显著，确实是治理国家的文章，善于得到《周官》遗留的精神。而且当时距离建国之初还不久，风俗习尚淳朴，文章注重明白晓畅，不靠雕琢剽窃来显示奇异。我间或拿丘公其他所作的诗文来读，大都从容和畅、恬静舒适，意思说尽了，言辞便停止；根本雄厚而枝叶简约，事情内容丰富而无繁缛的装饰。近处可以比拟金华、乌伤，远处可以追踪庐陵、南丰。即使近来那些以著作自负、在文坛上称雄的人，有时把丘公归入台阁文体，但就修饰文辞、建立诚意，语言浅近而旨意深远而言，终究没有谁能胜过丘公。丘公之后，台阁文章渐渐明盛，长沙、内江、华亭、新郑、江陵等人接踵而起。近来则有吴门、太仓、东阿、晋江，以及南北两位山阴人，都卓然形成一家之言，于是使文章的权柄不在平民，不在其他官署，而在中书省。尺幅之地也为千载以来的政事堂增添了光彩。然而就博通古今、明辨体制、切合实用而言，也仍然没有谁能超过丘公。丘公出身孤贫，努力学习，入选后居于中秘，继而广泛穷究群书，经史百家，旁及医卜、老子、佛教，没有不阅读考察的。他曾汇集朱子的精微言论，仿照《论语》写成《学的》；考察世运升降、治乱的大端，以及国统偏全，写成《世史正纲》，都对学问和经世济民有所补益，与《衍义补》相互表里。到辅政之日，又上疏陈述时政十多万字，论说天变可畏、应当先行修身反省，句句切中要害。孝陵十八年的太平治理，实际上是由丘公开启的；治理国家的大业，除了丘公还能归于谁呢？丘公曾评论本朝宰相的功业，对三杨多有不满，说当时南方交趾叛逆，轩龙易位，派遣使者出使西洋，权力归于宦官，酿成土木之变，这些事情究竟是谁造成的？由此可见，丘公对自己的评价确实很高。只是他在衰老时才被任用，施政措施还没有充分实现经世济民的志向，只能寄托在著述之中，而功业方面未免稍有逊色，这就是我替丘公惋惜的地方。丘公的诗文有曾孙■〈宗阝〉槩，儿子效光，已经刻印流传于世。到玄孙尔谷、尔懿重新编订合刻，来请求我作序。我忝居政务之地，对于丘公有如仰望高山、景仰大道一般的敬慕。他作文追求明白晓畅，意旨颇与丘公相同；至于博通综合、切实有用，则远远比不上丘公，却能够把姓名附在丘公文集末尾，也算是非常幸运了。郑端简说，丘公喜欢议论，上下纵论千古，尤其熟悉国家典故；对于政事的可与不可，反复同大臣、言官争辩是非，他的风采气概就是这样。如今政权归于六部，权力掌握在台省，辅臣只缄默不言、尸位充数罢了，不能说出半句话。这样看来，我对丘公的惭愧，不只是文章方面，不只是文章方面啊！赐进士出身、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知经筵日讲、制诰实录玉牒总裁官，后学福清叶向高撰。稿引 许文正曾对人说：“有了书，也必须焚烧一次。”坑杀儒生、焚烧书籍，是秦朝暴虐无道的做法；而文正的话，若拿秦朝和文正相比，并不是赞同秦朝。自炎汉直到元代，记载繁多，文籍兴盛，书多得使牛马劳累、栋梁堆满，毁坏木材、耗费纸张，也不足以责怪。只是其中声名与实际不相称、背离正道的作品，既成为古代圣贤的累赘，也成为六经、《语》《孟》的蛀虫，实在像莠草扰乱禾苗、郑声扰乱雅乐、乡愿扰乱德行一样，君子不能容忍，也不能不深恶痛绝。自元代直到今天，大概更加严重。假使文正见到这些，不知他又会怎样说。然而文正与秦朝不同的是，就文正本人而言，世上又有《鲁斋文集》流传。文正之所以像秦朝那样留下著作，是不得已；文正不能免于写文章，也是不得已。我海瑞平日妄自有所创作，滥称为文章；想仿效近代唐山人，把它们放入瓢中丢进江流，以归还造化。但我又私下想到，这些文章出自我的内心，本于性命之理，是造化赋予我的，而我把它泄露出来，或许可以对六经、《语》《孟》有所辅翼。而且当今社会的风俗议论，往往自以为是，固执而不能改变，也许我的文章能够加以破除。暴秦有著作，也不能把所有著作都列入可焚烧之书。我们人所说的话，没有一样不是造化的产物；把文章放进江流归还造化，不能说没有见识。然而天下人的禀赋，都出自造化，和我一样。有的人受到迷惑，践行道理还不完全；有的人反过来纠正它，实行时又不完全合适；应当把造化赋予我的东西彼此相互启发。况且志同道合的人也能有所依据，凡是我说得不恰当、议论得不详尽的地方，都可以拿来规劝我。我是人，别人也是人，彼此互相磨砺，都可以因此归还造化所赋予的禀性；同唐山人的做法相比，不是意义更大吗？近来的文人写作，必定要请名人君子说一句话，放在书简开头，称“苍蝇附在骏马尾巴上，也能一日千里”，借助名人的话使自己的文章取信于天下后世。假使我的话不恰当，即使圣人也赞同我，我也不会因此正确。天下人的心性本来都源于造化，是非自有公断，不能掩饰。假使我的话与道理确有相合之处，即使圣人不赞同我，天下后世也不赞同我，我心中自具一个造化，自有确切的见解，不可改变。别人有话说，我也只是求证于自己的内心，再拿去质问先圣，以作参考罢了。不相信人的内心，却相信人的言语，不能算真正的相信。因此我不再嫌弃、避讳，取出平日所作的文章，自己编排叙述，自己写下一段话作为说明，用来告诉志同道合的人。嘉靖壬戌仲夏朔日，琼山海瑞国开甫书。海忠介公传

译同郡梁云龙撰 海公名瑞，字汝贤，另一个字是国开。他的先世情况不详；明朝初年有一位因军功世袭广州卫指挥某，籍属番禺。洪武十六年，答儿随军到海南，于是改以琼山为姓籍。传了几代，族人日益繁衍。有一位名宽的人，考中乡荐，担任闽中县令，就是海公的祖父。海宽的儿子、廪生海瀚，就是海公的父亲。海公生来秀异挺拔，稍微懂事，便一心想学习做圣贤。因为圣贤教导人，千言万语只是希望人认识自己的真心，率性而行，必定成为圣贤，而不要成为乡愿。他极力破除那种无害地随俗而行的说法。居家日常是人们容易忽略的地方，海公却认为这正是君子开始修养的道路。无论内外，整饬自己、治理家庭，一切男女仆役直到老死也不越过内外的界限。与伯叔兄弟、姻亲往来相处，恭敬和谐；坐、站、跪、拜，全都遵守礼法。他的侄子海鹏与海公年龄相近，一同研习文字，一同参加礼部会试；说话必定称名，办事必定请示，一点也不假借亲情。司徒郎二溪杨公，是乡里的前辈，年龄最长，又是海公的侄女婿；海公刚满弱冠，也一定按叔丈的礼节对待他，不因自己年长而自尊，所以稍有降低身份。海公在郡学时，郡学博士也敬重他。他评论文章时说：“不过像画师描写人的精神罢了。” 如果一生都用来读书作文，却对家庭、国家、自身心性毫无补益，那和宋人所说的“可惜一生心思都用在五个字上”有什么区别？所以海公用心，并不只是以写诗作赋为耻；即使是古今文章辞藻，也只是以阐发性灵为止，不拘泥于古代文法而自成一家，大体上正如他本人一样。嘉靖丙午年，督学林公对海公的文章刮目相看，又考察他的品行，大加奖赏。恰好有某人因被休出而控告海公，还诬陷海公侵吞嫁妆。林公审问此事，海公只依据休妻的法令让她可以另嫁；对于对方诬告的侵吞嫁妆一事，他一概不辩，只愿赔偿而已。林公更加看重他。己酉年，督学蔡公的试题中有“不曰白乎”一句；他拿着海公的试卷珍爱玩味了很久，因而询问海公隐居时的事情，感叹说：“这就是所谓染黑而不变黑的人吗？”壬子年海公参加乡试中举，会试没有考中，便毅然说：“士君子通过科举奋发起身，都是为了能够施展志向，何必一定要考取甲第？”于是接受教职。当时琼州正在平定黎岐，战事尚未结束；海公起初在乡试中举时，所作平黎策提出开辟道路、设置县治的建议，考官已经认为他很有才干。海公的经世才略到此时显露出来，便到宫阙上书，再次申述先前的主张，听到的人都认为正确。奏疏交兵部议覆后，他献上地图和说明，筹划便利办法，明白得像指着手掌一样；但议论最终被搁置。授任南平学教谕后，他首先揭示朱子《白鹿洞书院学规》五条，又辅以汉卿会粹六条，并摘取乡愿那种似乎忠信廉洁的表现，联系孟子“不见诸侯”的操守、孔子关于“申枨刚强”的辨析，反复启发学生，以发明真实的内心。学生参加讲读、升堂、散学，都必须住在号舍；家中有冠礼、婚礼等事情，也要请示，依照礼法办理。甚至有人为了减免几年赋役而做些细小的变通，他也说：“就在这种地方陷入不诚实，那还学习什么呢？”除相见时行拜揖礼之外，不允许再拿任何财物进来。参拜谒见的礼仪，他始终严格遵守会典和宪纲，努力以自身作表率。明伦堂上不跪，路旁不跪，迎送上级也不到国门之外。上官到来，见过一次以后便不再陪同。按规定，官员要作三日揖；郡守和诸大夫视察学校时，升堂后教官要到左右跪拜，海公却站在中央挺立不跪。诸大夫脸色难看，出言侵犯他说：“哪里来的山字形笔架？”这是在讥刺海公。海公认为自己的志向在于推行道义，如果拘泥于这些小小礼节而不能得到谅解，那么这个社会已经缺陷重重，又怎么能有所作为？于是请求退休。郡丞某人十分恼恨海公，想听任他离去；太守某人却独自惭愧悔恨，说：“他坚持的是正确的，是我错了。”当时大司空朱镇山公任福建学政，听说这件事后再三慰留海公，并聘请他到正学书院修书。按察院长官到来，海公率领诸生到城郭门口迎候。有一位分守道官先进去拜见，海公只作长揖而不跪，那人吐着舌头说：“世上竟有这样的教官吗？”会典、宪纲中的旧例已经废弃很久，只有海公重新创行，众人因此相互赞叹佩服。他在南平坚持正道，四年如一日。郡守、郡丞、巡按等台省官员全都交口称赞他。福建境内驿站传递事务，不必命令各有关部门办理，唯独发文让海公斟酌议定。海公认为，驿站传递之所以千疮百孔，全是近年来关文泛滥、滥发造成的，应当把一切不合制度的规定全部裁撤，恢复建国初年五匹马、三头驴的旧法，这是上策。若因官职等级高低而确定供应多少，借关文却不实行旧法，这是中策；禁止迎送造成的劳扰，在其中略加调停、削减，这是下策。因为中策、下策，海公已经认为不是建国初年的旧制；后来他从县令做到巡抚，实行的正是上策。戊午年，海公升任淳安县令，踏入县境便看见百姓种种痛苦的情形，叹息说：“天下的事情都被秀才出身的官员做坏了。”哪里只是无能、贪婪、残酷、搜刮百姓来充实自己囊袋的人如此，即使贤者，乡愿与正道也在胸中交战。因此他逐级申令整顿所行事务，从县令、县丞、县尉、师儒、里老、生员到吏胥，都制定法令说：“淳安的政事，大家共同遵守执行。”他对自己的供养，除俸禄薪资之外一丝一毫也不侵占。对家僮下令只管砍柴取薪，庭院里十分清静。书吏没有事务，就听任他们从事农业或商业。里甲旧例用银，每个丁口要到四五两，海公只征收二钱有余。各种用度，都从这里取得足够。上官发文要求县里取金钱馈送，过去多委婉应付，海公只从赎金中办理。有就送去，没有就算了。巡抚、巡按按照惯例发出命令，暗中告诉海公的吏书，如果没有馈送就会有祸患；海公却说：“即使被充军、判死罪，我也甘愿承受，怎么能做这种像穿墙偷窃一样的行为呢？”官员进京后，有些交际往来，便说想要做官就不得不这样。海公却说：“难道天下所有人都不向上官行贿，就全都不能升迁吗？难道天下所有人只要向上官行贿，就全都不会被贬黜吗？怎么可以让自己处在卑污的地位呢！”淳安过去淫祠很多，社学却独独缺少。海公拆毁淫祠建成社学，以道义振兴士子，不凭势利。此时都御史鄢氏倚仗权势，兼任八省盐政总制，威势显赫。他的儿子经过淳安，索要夫役马匹，海公不给；他恼怒之下捉拿舆夫、轿夫，毫无道理地凌辱虐待。海公不顾忌他，暗中从鄢氏关防文书的诈伪之处查出所申文书，取得鄢氏批文，把相关人员全部依法逮捕审问。此前鄢氏下令巡历各地，表面上专门要求节省，实际却并非如此；大多数有关官府都极尽奢靡，一件事情动辄花费数百上千。行程预计一天到达时，郡守、县令等严加戒备，准备丰盛的供具等待。海公独自上禀说：“听说您所到之处的情形与宪牌规定不同，想依照宪牌办，怕招来责怪；想依照传闻办，又恐怕违背宪令。下属小县已经疲敝，不知应当听从哪一方面。”鄢氏接到禀文后非常愤怒，但一向听说海公性情强硬，也只好收敛威势离去。

译严守得知海公已经具禀，料想将有不可测的祸患。等到鄢氏的事情办完，严守对各官员说本来没有什么损害。太守谢道：“好了，淳安百姓难为你了，真是难为你了！”然而鄢氏虽然表面上屈服，暗中却指使私人袁巡盐说：“不驱逐海瑞这个强硬的人，凭什么维持风宪官的体面？”袁氏接受暗示后巡按淳安，又看见海公迎送不远、供应不丰，凡有指派也不唯唯诺诺地答应，便斥责说：“你想学府官的样子，还早着呢，还早着呢！”不久海公上报任职考核，袁氏驳斥说：“刚呈上任职凭由，就已经成为升任的文状，不准考核，竟然议论海公的罪过。”海公没有什么可以被挑剔的地方，不久又有任命他为嘉兴通判的命令；但又因为袁氏的弹劾，仍以原职改调。海公听从调令赴吏部，此时朱镇山公已经任职铨曹。隆冬严寒，朱公见海公仍穿着丝布衣服，而且十分破旧，便说：“难道贫穷到不能做一件官服吗？”海公才换上一件黄石绢袍。朱公向冢宰严公说明海公清廉的声望。邻县兴国恰好缺少县令，于是改调海公补任。海公到任后，考察当地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每年征收的赋税不到应征数额的十分之五，弊病在于浮粮，于是列举八件事情上报南赣都御史吴尧山公，请求逐项实行，其中最急迫的是清丈土地。清丈刚完成，海公升任户部主事，大概是朱镇山公出力的结果。海公因为太恭人畏惧北方寒冷，便派王恭人带着两个儿子随她回去，自己轻装北上。到任办事后，看见肃皇帝一心修玄，纲纪废弛，便慷慨上疏陈说，责备皇上把父子、君臣、夫妇之情看得淡薄，斥责大兴土木、举行醮修、服食桃药的荒谬，指出滥赐爵禄、耗损精神、君道不正、臣职不明的过失；这种批评皇帝、逆耳直言的奏疏洋洋数千字。奏疏刚呈上，他到玉堂官署拜访同乡庶吉士王公，自料必死，只留下二十两白金作为后事费用，说：“我死在你这里吗？只要死后把我的尸首送回故乡安葬就够了。”他一边饮酒一边谈论文章，详细谈到古今治乱兴衰；说到士大夫立身行事，认为唯有对一切事务认真负责，以积累义理、培养正气为根本。过了一会儿，他说：“如今医治国家的人，只有一味甘草；处世的人，只有‘乡愿’两个字。正道从哪里才能恢复呢？”说完，从容前往朝房，铺席藁草等待治罪，甘愿接受鼎镬之刑，丝毫没有可怜自己的神色。乙丑年冬末，奏疏呈上；到了第二年丙寅，数月之间一直没有下达处理意见。当时有厂卫人员在海公身边侦察，他终日孤单独处，毫无顾忌畏惧。一天忽然把海公投入监狱，判处死刑，朝廷内外都大惊失色。听说海公的奏疏呈入时，皇上开始读到便愤怒异常，把奏章摔在地上；后来又拿起来放在御案上，每天读三四遍，受到感动而长叹，称赞海公有比干那样的忠心。皇帝又秘密告诉辅臣说：“他说的全是道理，只是言辞过于激烈罢了；如果仓促加以刑杀，恐怕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虽然审理案件的意见已经上报，皇帝最终把它留在宫中不作处理。庄皇帝即位后，首先奉行先帝遗诏，把海公从狱中释放，恢复原职。不久改任兵部主事；丁卯年升为尚宝司丞，随即任大理寺右丞，七月转为左丞。恰逢有波罗之役，海公奉命出使回省，遵照令甲办理，行使出使礼仪；三司诸公大都因为他只是乡官而轻视他，但海公自我要求十分严峻。十一月升任南京右通政，又迎接太恭人来奉养。己巳年春正月，改任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誊黄。六月升任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巡抚应天。过去巡抚与巡按一同弹压一方，想制定规划，必须相互斟酌后才实行；海公则认为巡抚、巡按各有专门职责，不得相互侵越，于是把过去任南平教谕以及治理淳安、兴国的做法加以润色扩充，制定为督抚宪约，意在罢黜贪官污吏、打击豪强、革除浮华奢靡、厘清纠正积弊。命令颁布以后，各郡各县的官吏战战兢兢，争相整饬；行贿者听到风声便解下印绶，权豪势宦也收敛双手、屏息不敢作声，甚至迁往其他省份躲避，有显赫人物把门第漆成红色来表示惩罚。听说海公明天到达，有人一夜之间便把门漆成黑色。负责监造的宦官某人一向骄横，出入乘坐八人抬的轿子；一见海公，海公便贬抑他的排场，于是抬轿的人减为一半。吴地过去有淞江汇入震泽、通向大海，江边田地受到灌溉的很多；后来被潮水侵蚀、泥沙淤积，变成陆地。屡次有人提议疏浚，始终没有成功，百姓甚至有歌谣说：“只有海龙王才开得成。”到这时海公提议开浚，确实应验了民谣。按察院某人一向憎恶海公压制自己，故意同他作对，还想寻找机会追究他的过错；海公毅然承担，妥善安排处理。海公亲自招募民夫施工，乘坐轻船往来江上，督促携带畚箕、铁锹，不到一个月便报告工程完毕，工程完成而百姓没有劳苦。按察院某人惊叹说：“万世的功劳被他成就了！”直到今天吴地百姓还感念他的恩德。江南一带贫富相互倾轧，弱小者往往把田地投献给豪强之家，以图谋奸利；百姓离散、土地瘠苦的情状处处可见，侵占压夺的诉讼集中到公堂。海公下令，接受投献的人全部退还田地，或者允许原主赎回。即使像华亭相公家那样恩厚的富户，也以义理劝他们退田，始终不停止。海公曾经评论：“想使天下太平，只有实行井田制。井田制已经破坏而不能恢复，只有赶快夺回富民的田地这一办法。实在不得已而实行限制田产、平均赋税，那已经是下下策了。”但这仍然保存了井田制的遗意，所以他治理两个疲敝县时都实行清丈，这次又命令把投献、买卖的田地退还或赎回，其中的用意也很仁厚。然而权势豪强沿袭旧习，在背后诽谤、当面讥刺，最终借口夺取富民田地一事弹劾海公；舒戴给事中的弹劾章接连而来，于是解除海公巡抚职务，专门督理南京粮储。当时巡抚正等待接替者，而粮储一职又被裁撤，实际上是设法排挤海公。海公于庚午年四月回到原籍，闭门谢客，打算终老于此。从开始做官到这时十八年，俸禄收入只买了一所住宅；除祖传十亩田地之外没有增加产业。只是办理太恭人的安葬事务时，兵宪陈公资助了丧金，才置办了几亩墓田。他平常连交际应酬都供应不起，收入总是周济亲戚乡里的贫困者。地方士大夫到他的住所询问民间疾苦、行政得失，他一定滔滔正直地回答，耻于当面奉承，也不加以隐瞒。他私下曾有吏书替他计算田亩，暗中为海公少算一亩八分；海公查清后，不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厚待，而是把它纠正过来。对山水游赏等嗜好，他一概没有，只有读书是他所喜爱的。他所著的《泰伯》等论，大多破除世俗谬说，尤其喜欢引导、提拔后学。居家十多年，每天教导学生，讲论经义，从不间断。他平生有经世济民的志向，曾读《严子陵传》，读到“脚可以放在皇帝腹上”时，叹息说：“我们人的一身具备万物的道理，应当把万物一体视为自己的责任。有这样的君主，怎么忍心辜负他呢？”回乡不久，荐举他的人接连不断；都谏雒泾坡等人会同推荐，奏疏中有“忠心贯通日月，声望重于华夏夷狄”的话，两次奉到皇帝诏命。

译适逢清散官员有职位空缺，便起用海公。此后，御史詹某、袭某、梅某、王某，都御史郭某，给事中王某，各自上疏推荐。甲申年冬，邓按院纯吾的奏报也同会荐所说的一样。乙酉年正月，起用为佥都御史，任南台；还未到任，又改任南吏部右侍郎。海内听说海公重新起用，没有不举手加额庆贺的。海公这时已经七十二岁，听到命令便束装上路；从琼州到蚬冈，家仆全都步行，只有一个小童也只带着行李跟在前轿旁，不骑马。又从五羊到上新，只坐一条小船，悄无声息，没有人知道。五月到任。冢宰丘月林公还没有到官署，海公在部中办事时看见兵马司发票，索取办公宴会的各种物品；又看见有关坊厢送往各衙门、要求供应物品的票据共有三百多张，叹息说：“把五座城当作一个京城，千百官员出入造成的用度扰累，实在艰难而痛苦。”吏部统领六部，怎么能不考虑这些呢？于是把百姓放在首位，张榜明令禁止革除。过去办理事务的官吏要缴纳公费、送新任贺礼，这些一律革除；又上疏说明治理安定的关键，认为想使百姓安定，首先要靠守令；想督责守令，首先要靠司道；想督责司道，首先要靠抚按；最终把希望寄托在内阁、六部诸大臣身上，而根本归结于君主自身。治理安定的关键，确实没有比这更容易、更直接的办法了。只是海公尤其痛恨贪婪残暴的官员满载赃物，对他们不断论劾；这是因为法律把枉法赃八十两改为杖责、绞刑，改依杂犯充军并允许赎罪，若不使用重刑就不能惩罚。因此他援引霍文敏请求恢复枉法法律的奏疏，同时提到建国初年还有剥皮实草的刑罚，特意说明自己的话必定可信。旁观者没有察觉他的本意，竟说他想恢复剥皮的法令。他又逐一列举当前政事来责难皇帝，说：“希望皇上怀有茅屋土阶般的俭朴之心而居九重金阙，持守智者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办法，治理一天之内万端政务，只见尧舜，不要只见天子。”言辞真实恳切而近于刚直愚拙，甚至皇帝内心也难以接受。甲申年二月奏疏上呈时，海公已经有南右都御史的任命。海公施展经世之志极为锐利，皇帝任用海公也极为坚决，一年之内连续三次升迁，全都是皇帝的特别眷顾。从这份奏疏出来以后，嫉妒和信任一同出现。梅房御史便借机颠倒是非、极力诋毁攻击，只有彭遵古、诸寿贤、顾允成三人的奏疏足以彰明正气、扶植善人。海公虽然接受任命、就任都御史，但归隐的心意已经决定，多次上疏请求退休。只是国事的是非还没有混淆，君主的恩宠还没有衰退；火甲夫差题议尚未确定时，又逢大计考核中爱憎纠缠、是非难以统一，海公独自与冢宰李公秉公持正，不放纵，也不苛刻，众人都佩服他。至于火甲本来只是地方防守之用，原本没有其他差役；如今京城中千百名官员都在这里取用物资，虽然屡经题奏裁革，最终仍然废弃了海公的制度。海公于是加以整顿，使官员不侵扰百姓，百姓也不因供养官员而困苦；总的编成一册简明而可以查照的簿册，上面用来稽核，下面用来应办，留都百姓好像卸下沉重负担、走出水火一样。等到议案确定，海公归隐的心意更加坚定，六次请求退休都没有获准。丁亥年冬，海公在留都去世，距离他任期结束前三天，兵部送来柴薪，花费多报七钱，仍然被他扣回。病重时不服药，临危之际，儿子、仆人仍不进入内室，他一句话也没有谈及身后之事。检查箱箧，里面只有十多两俸金，绫、绸、葛布各一匹；子孙、兄弟没有一人在身旁。两个妾、四个仆人又愚弱无能，便由他们替海公穿上便衣、沐浴、含殓。全靠都御史王公和诸位御史在左右协助办理。唉！海公凭什么能得到诸位这样的对待呢？南京的缙绅相互哀悼说：“上天不保佑善人，使正直之人的气节被夺；百姓悲号，好像失去了慈母。”皇帝听说后叹息哀伤，下令礼部考查典礼，祭祀八坛；命水衡署送来金钱，准备墓穴，派行人办理安葬，追赠太子少保，谥号忠介。《海忠介公集》卷之一 琼山海瑞国开甫著，新安王贽献甫阅。关中焦映汉雯涛选定，儿子世爵绍庵。瀛海贾棠青南编次，儿子际熙庶咸校。奏疏 平定黎人的奏疏 治理安定的奏疏 请求纠正赦令条款的奏疏 辨明党邪的奏疏 改折禄米仓粮的奏疏 开浚吴淞江的奏疏 开浚白茆河的奏疏 处置补充练兵银两的奏疏 革除募兵的奏疏 请求终身奉养母亲的奏疏 被弹劾后自陈不称职的奏疏 告假养病的奏疏 平黎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