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忠介公集卷之四

译从恩贡生出身、入国子监学习的浮梁吴侯秋塘，被授为万州判官，是州守的副职。韩昌黎说：“对于事情一概含糊不能可否，是因为心中没有能够自我显现的抱负。”即使有见识的人，也无不说：“他并非没有作为，只是受到制度的限制。”三年考核政绩，吴侯得以升任万州所属的陵水县尹。说到陵水，就没有谁能超过县尹这一职任了。难道他贪婪和任意作为，能够受到制度限制而不得施展吗？吴侯到任后又过了两年，情况真是奇异。他不贪图香仔，不向海泊索取，里甲纸赎、征收火耗，以及凡是因公事而在夜间送来的收入，只要不是自己应有的，就不算作自己的收入，更不必说了。即使出村到府，饭食和供应所需，前任无不要求里甲办理，侯也不这样做。他的清廉节操确实超过常人。若说他的才能，从前遇事含糊、不能可否，如今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有谋略、有作为，毅然独自担当。他勤于政事、振作精神，使吏员胥役无法从中作弊。实行乡约，辨析争讼，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去做；有利的无不兴办，有弊的无不革除。曾经不得已捐出俸禄二十金，替蛋户缴纳定额赋税；即使说他满腔都是恻隐之心，也可以。可是这些还不足以称为奇异之事。一个白面书生，竟然做出出人意料的事情。牛岭发生抢劫掠夺，难道不是百年来前任县尹认为无法处理的事情吗？他招抚劝谕，以诚信使对方心悦诚服；营堡屯戍，亲自先进入险地，又用办法挫败了对方的力量。小处如深田归心，大处如万州龙吟峝二十多个村的豪杰不受控制，也只要侯有所指示，便无不如意。海上盗贼林道干扬帆劫掠，难道不是一旦侵犯便难以抵敌吗？侯防御有方，使士气增加百倍；先派六七人下水试探，随后侯率众突然擒获其中一人。林道干反而把陵水看作畏途，转向海上离去。侯不只在治理百姓方面有政事才干，在考课士子方面也有文才；内地黎人和外海四百里以内的百姓，都依靠侯的武略而安定，他也超过了先前各任县尹。大体说来，天下人内在有涵养，外在才有施设。侯做官能够为他人，侯学习能够为自己；像侯这样的人，难道能把他只看作今日仕途上的普通人物吗？我闭门谢绝政事，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些话大多出于一时耳闻。我经历的世故比一般人多，对人情也很熟悉。曾经说过，人心不如古人，毁誉难以相信。然而在彼此、公私之间斟酌衡量，再参照《尚书》所说听取讼词、辨别差错的方法，百次判断便百次不会失误。何况如今巡道锡崖舒公，时时以廉察访察为意，正是府、州、县的正官。他对吴侯激浊扬清，称许这样的百姓牧守，又有什么可疑的呢？虽然如此，州县是直接亲近百姓的地方，琐碎隐微的事务每天杂然而来；县尹面对府、守、巡抚、按察等上级官员，千百种事情都很难处理，即使只是府、州、县草创时期十室之邑，自古也认为困难。侯如果果真能够曲尽其宜地应对，并且外在政务宽裕而内心没有歉疚，难道还不能满足我对官吏的期望吗？反过来检查自己的不足并加以追求，那么自己的职责就全都包含在这种追求之中了。因此我借士民绘图称颂侯安抚黎人的事，并概括他的德政，请我写话来彰显他的美德；我依据他们的陈说，附加自己的意思，写成赠文。○赠恒所刘侯膺荣奖序 天子在上，天下没有一件事物不是希望纳入使其生存保全的范围。按察、巡抚、藩司和宪司统辖海内外，已经各有其人。郡设太守，县设县令，也都有适合的人选，来承担使百姓生存的责任。治理天下、设置官职，就是要使官员成为百姓的准则。时间一久，法度松弛，入仕的人便只盘算自己的身家、谈论自己的利益。我们琼州远在万里之外，京师和天子使万物生长的恩泽流布到这里，阻滞尤其严重。刘侯进入本境，已经一年了。想到刘侯温润如玉，有见识的人便容易改变心意，以消除这种困厄，不辜负天子使远方百姓生存发展的心意。由一日到满一年，他节省用度、爱护百姓，果然如有识者所料。督府石汀殷公采察民情，嘉奖他说：“处事安详，平易近民，审理案件没有冤屈，催征赋税也处理得好。”品评得像看见弟子员一样，于是有人庆幸地到我这里请求赠言。那些弟子受刘侯治理，正是因为他们把谋求生存保全的希望寄托在侯身上。百姓希望侯使他们生存的心很深，对侯的要求也必须完备；只要有一处不足，使百姓生存保全的道路便会缺失。请让我说明这一点。朱晦翁说：“具备这种生存的道理，自然就会有恻隐慈爱的心意。”人对于人没有不爱护的，何况又有今天治理百姓的责任，把爱护百姓作为职责的人呢？然而做官面对百姓，得失毁誉的关键在于他人；如果因别人而动心，那么我的心就不能由我自己作主，只能听从上级、顺从世人。这样一来，百姓不愿意接受我的做法，我却仍然去做了。无论事情大小、显著隐微，都应当一视同仁；如果真能像父母对待子女那样，因为满腔都是恻隐之心，就不会有结交求誉的私心，而只会把这种仁心施行出来。如今有人在夜间接受别人的金钱，人们便指责他。柴薪、马匹和俸钱如果超过应得之数，都是法律所不能宽宥的。若把常例中的里甲上下相安当作依据，又凭什么推行呢？圣贤辨析义利，士子一做官便心智昏乱，这是流俗的议论。治理一郡的，就把一郡的事务作为责任；治理一县的，就把一县的事务作为责任，起初并没有大小难易的分别。如今人们说：“有不明察的罪，却没有不公正的罪。”子太叔向子产询问政事，子产说：“治理政事如同从事农功，应当日夜思考；考虑它的开始，谋划它的终结，像农人耕田有田界一样，怎么能说不明察呢？”不公正与不明察的罪责，相差并不很远；职分在这里，罪责也在这里。小事造成的祸害已经很严重，一件事情造成的祸害也很严重。何况小害积累可以成为大害，何况失误造成的祸害又不只限于一件事呢？古人得到官职而出仕做县令，唯独看重这一点，就是因为县令直接亲民。吴临川说：“禹、稷、伊尹的志向，即使得到一个县也可以试行；公、孤、郡守、县令，职位虽有大小之别，道理却一样。”仁爱之道就在每件事情里面，实行起来不过是一步一步地推进；伊尹、子产所说的，正是县官之事。一个县的百姓，只要有一个没有受到尧舜之德泽，便都是苟且之道。刘侯的志向在于安定天下，他从琼山开始，内心以此为重，对外部那些看轻此事的做法不以为然。除了刘侯，没有谁值得同他一起有所作为；学校中的老师和学生，都因其德行而爱戴侯。《诗经》说：“差不多可以早晚勤勉，以永远保持最终的声誉。”说的就是今天的刘侯。因此推衍这些话，作为赠文。○赠养斋蔡太守抚黎序

译自国初到现在，谈论琼州政事的官员，一定把治理黎人作为最紧要的事情之一，但最终没有谁真正做到治理好黎人。孟子说：“达到至诚而不能使人感动，从来没有这种事。”龚遂凭借这一点使渤海安定，张纲凭借这一点使张婴心悦诚服，最终都能够使对方服从其心志、平息祸患。何况黎岐之人，质朴而又有文饰，机变多端，我们中原人不知已经变化了多少次。自天地形成以来，他们至今仍保存太古的风气；重然诺、守信义，至死不改，难道只有他们还保存着这种天性的真实吗？他们动辄拿弓刀相向，自古已有记载，大概是因为把弓刀当作报仇雪恨的工具；他们不能亲自到守令的公堂上申诉曲直，形势迫使他们如此，并没有别的用意。如果能够开导他们的心，剖析他们心中的不平，他们没有不听从的。我曾经说：“只要依靠人心，小则可以止息争端，大则可以开通道路。”即使十地道成为郡县，使这些人进入户籍版图，经过百千万年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所遗憾的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很难找到。又加上赋役繁重艰难，官吏刻薄侵削，他们自认为真诚，我们却自认为狡诈，因而使他们的心灰冷，阻碍他们前来归附。达到至诚很难吗？正因为如此，它才有感动人的力量。只是稍微开启这个端绪，就可以从实际政事中看见；我在养斋蔡侯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我曾考察蔡侯在澄海时留下的声誉，以及在崖州初任时的政绩，大体上他做事遵从真实、依据质朴，内在学习以至诚待人，并希望达到极致；这同那些矫饰外表、学习欺诈而专务求取高名的俗吏完全不同。有这样的涵养，便有这样的作为。正当四村因仇杀而发生冲突，旁边村落也仿效，祸患和事变的势头逐渐滋长蔓延时，正是侯到任不久的时候。他只乘一辆车前往劝谕。侯相信自己的真诚，士民中却没有人预先许可他这样做；但侯并没有在近处说“凶恶之人不可测度”，也没有在远处说“瘴岚之气有毒害”，他的心究竟是什么样的心呢？他委曲地加以疏导，又直截了当地说明是非，不过说了几句话，最终便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平息了长期的愤怒，化解怨恨而转为欢乐，各村都恢复原状。这件事同张纲、龚遂的事先后没有不同。那么，难道不应说是我们自己没有诚意、诚意不足以感动人，却要说黎人强悍凶暴、不可驯服吗？古代人确实曾这样说，难道就可信了吗？由小推及大，如果州县之中确实有办法满足他们的愿望，又不妨碍他们编入户籍，那么郡县便没有难办的事情。我曾认为黎人不向我们归附，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使他们归附。他们的祸乱开始于州县百姓，后来又由无良官吏长期滋养而造成。黎人的势力本来不能到达州县，但申说曲直的人无法剖析、分别他们不平的根源，只想让他们不要闹事；他们得不到公平，便只能发声、举事。嘉靖年间两次勤王出师，我不敢说这是出师之名义所致；这件事本来是太守不能处置造成的。罪责并不在黎人自身。过去我曾想抓住侯今天的功绩，打破历来关于黎人的谬论，为郡县开辟治理之道。一日，崖州士民拿赠言来问我说：“我的意思是，这件事虽然还不能成为千万世的大功，但已经开启了人心，使其通达明白，成为向往教化的征兆，正在这里。”《中孚》卦说对豚鱼也吉祥，九二爻象说：“它的同类相互和应，这是内心的愿望。”诚信先于言语存在，不必说话便能使人相信。在这个变诈的时代，能够有像侯这样的人，黎人得以舒展、显露本来的真性情，士民难道宁愿放弃这种容易得到的变化吗？如果朝廷能够减轻赋税、减轻对猺人的负担，承宣之吏能够使风俗返朴归真，推举蔡侯去做这些事，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那次乘单车前往劝谕，正是侯能够做到并且已经做到的事。权力虽不在侯手中，但侯等待的是形势成熟。刘安劝谏不要攻伐闽越时说：“用十万大军，实际上只是为了完成一个使者的职责。”蔡侯以一个使者的职责，抵当了十万大军。回头看庚子、己酉两次大军出征之处，如今荆棘丛生；崖州直到今天仍没有完全恢复生气，情况究竟怎样呢？究竟怎样呢？防患于未然、迁徙灶台而移开柴薪的功劳，确实是能够感动物类和人心的道理，侯全都得到了。因此我不推辞，写下这篇序。○赠总督府凝斋刘公平八寨序。

译萧望之说：“百姓没有谁不具有仁义和求利之心；即使桀在上位，也不能除去百姓爱好义理的心。引导百姓，是不可不慎重的。”粤东、粤西万山之中聚居的人，凭借险要地势自守；他们的习气，也像山势一样险峻。然而他们同样含有阴阳之气，因而生于天地之间，并不是另一类生物。远方之人不服，孔子说要修明文德来招致他们；谋划治理他们，也不过如此而已。祖宗朝兼设文臣、武臣重职，以控制这些人；后来又革去征蛮将军的职位，把事务总归于一名都御史，这正是孔子的意思。历代圣君承受国运，已经二百多年，却没有看见修明文德，反而每天寻求用兵的祸害，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他们没有完全施行王道教化，仗恃山地险阻而自逞强横，实在太蛮横了。然而他们向北仰望九重，说：“天朝知道有天子，尊贵如天。”他们把督府看作天朝选择派来的天下之人，视为神明，盼望其成为准则；羁縻、去留，大体都只听督府的威令。朝廷的威势及于督府，前后几次设立开府而使总督成为统一其事的人，这样做如何呢？督府每日发布政令，仁义之言不绝于耳，可以称为贤明。然而口头上说仁义的只占十分之一，事情实际上不在仁义，而在利欲的却占十分之九。军门得以便宜行事，天下人说他掌握重权，因此官宦囊中尤其丰厚。两广有贪泉，其贪污之多又居天下之一。其实除了柴薪、马匹、俸钱之外，多出一文一分，便是赃证。经典说：“心怀恶意而讨伐别人，即使死了也不会服罪。”军门责备我们抢掠，军门自己却在抢掠；这正是山中人所说的话。不是海瑞我曾经经过苍梧等地，几十年前就已经听得太多了吗？这种风气流传到今天，其说法仍成为准则之地，若他们先自行败坏，却想拿这套准则使山中人服从，就很难说得通了。臣子的权力，有比军门更重的吗？荣耀自身并惠及亲族，一时的声望达到极点；报答皇恩、效忠君主，也没有谁超过军门。朝中人才济济，回顾时事至今，天朝若谈起这件事，也应感到惭愧。口湖湘凝斋刘公，处在风气倾靡、潮流激荡之中，却超然于千人一律之外，百事都像重新开始；姑且只就他眼前切近的小事说起。督府兼有巡抚和军事职务，因军事紧急所以称为军门；决胜千里，大多不亲自出征，而是凭借总兵、参将以下的将领在外行动。晚唐以来，节度使借机积聚私财，以此结交私人；南宋南渡以后仍沿袭其风气，今天又承袭而行，于是自己麻痹了手脚的作用。我不知道公到任初期所实行的政务究竟如何，但他突然反其道而行，贿赂之门不再开放，将领们都恢复了精神；正像李光弼在调发八营之间所显示的气象，精神百倍。八寨之役，是海瑞在世时的事情。由先前事情的端倪，可以推知后来的成就；军队没有误期，果然传来胜利的奏报，天子面有喜色，远近都发出欢声。若先于公而行的人，也能像公这样举措，当然会有这种结果；只是纸笔之间的功劳和实际战功等级不同。过去在一方用兵，造成各处白骨累累，府、县的百姓和牧民官都不能安居于自己的辖境。如今一将成功，琼州府知府唐可封、同知杨继文、通判黎九皋，请求我写一篇文章记下今天的喜事。天下难道有内心清明，却不能把清明落实到事情上的人吗？天下难道有养成这种气节，却不能驾驭一时之势、把才刃施展于天下的人吗？自古以来必定还有这样的人，即使面对蛮夷，也没有不能实行的道理。没有想到今天又能看见这样的威仪。○赠罗近云代丈定安田序 苏轼说过：“古人所谓随从众人，并不是随从众人多数的言论，而是随从众人共同具有的本心。”古今难道有谁不说井田是好制度吗？汉初限制百姓占有名义上的田地，如今朝廷有人遍举均粮的新法。这项制度即使使贫穷到无立锥之地的人，也可以比从前得到一些缓解；一时飞诡逃避赋税的痛苦，百家中只取其一，也算是井田制度的遗意。法令刚颁布时，家中田地连接阡陌的人也说这是均平的好事，贫富之人的内心和口头都认为如此，我很高兴，以为事情推行后很快就会见效。拖延到今天，却大不相同。部里题本说：“以国初流水鱼鳞册为依据。”名为流水鱼鳞，大概是有其道理的。如今不讲究这个，却另外凭臆想制定办法，开头既然错了，后续弊端便无法禁止。东边支撑西边、朝令夕改，各种弊病都由此产生。唯独临高会同文昌的人，认为临高胜过文昌；分派到文昌丈量田地的，是近云先生。如今他升任钦州太守，那里是他过去治理过的地方。文昌的丈量事务刚结束，上官知道他才能优异，又把定安的丈量事务交给他。近云起初不推辞受命，最终也不昏昧懈怠。大体说来，事情的根本在于简易；古人说治理乱丝自有方法，有田就丈量，条理分明，并不是乱丝。近云掌握了简易的原则，所以能够办好定安的丈量事务；我过去还没有听说过这件事。然而看他在文昌胜过别人，便可以推知他在定安也一定有善心和能力；不能因为没有亲眼看见两处的情形，就任由别人做事而不整理其中的头绪。听说后来得到一次空闲，他亲自去核查二十一户隐瞒而未丈量的家庭，依照规定改补并完成上报。虽说怎知二十一户之外没有更多遗漏，但近云精明果断的才干也由此可以看见。近云才能超过常人，又有爱护百姓的仁心，加上一介不苟的操守，足以镇定事情。排除困难、解开纷乱，不过是他余力所及的事情。他的道术有超出丈量田地之上的地方，不能因为只看见这一件事就把他全部说尽；朱尹忠斋因此应当神往而乐意同他共事。忠斋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把近云赠给秦穆公时所说的誓言：“别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有才能一样。”忠斋具有这种德行，均平之义使我不能推辞，于是写下它作为赠文。○赠文昌大尹罗近云入觐序

译《易经》包容天下的道理，谋略从内心产生。“中”是从内心产生的意思。天下没有一件事、一个物不是出自内心之外的。内心怎样才能获得道呢？回答说：要从减少欲望中获得。圣明的天子希望得到少欲的人才，与天下人共同勤于政务，尤其忧虑文昌。文昌地处海滨，唯独以土地贫瘠著称，贡赋徭役的繁重反而更甚。其他州县有贪官污吏侵吞民田，天子需要人才，人才却不顾念我，这种情形也只有文昌最严重。就当前的时势而言，如果不是远远超过常人的人才，就不足以救济远超栋梁所能承受的艰难局面。自古以来在琼州做官的，只有江右人士和当地百姓相宜。然而，若要找到像丰城伯辅之涂那样，天下再坚固的东西也没有不能破，最深的地方也没有不能进入的人，实在再也得不到了。近来听说罗君从宜黄来，偶然相遇时，我还妄自以为君不过是一个江右人才罢了。任职没有多久，竟在绝无仅有之中得到了仅有的贤才。我看见邑中远近百姓不约而同地称颂他，追究他们称颂的原因，他们说：当年里甲按时征办，罪罚钱以及一切县官不应有的费用，常常被呼作常例；前任官员没有不特别做到秋毫不犯的，唯独侯君不是这样。他面对天地神明质问自己，内心无愧，脸上没有惭色。这就是罗侯。那位先生生来心境澄明，尘垢尽除、如镜空净；从他的行为看来，还不足以完全称合他内心所存的高尚德性。天下难道没有这样的文昌吗：百姓困穷而官吏欺诈，像鼠穴一样延续百年，既无法追究也无法制止？君整肃一人以警戒百姓之后，所到之处意气振作，一朝之间就焕然如洗。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君没有看不见的，也没有不兴办的；凡是有害于百姓的事，君没有看不见的，也没有不革除的。于是留下的事迹，即使轮流换人来讲，也无法一一说尽。君为什么能从百姓那里得到这样的信任呢？是因为君的内心使然。积聚义理而生出这种品德，是非之心自然受到义理感化，因此能大能小，能常能变。一座小城，紧邻清澜、抱变等地，那些地方是剽掠盗寇往来的巢穴；难道不是因为前任官员把它交给了无可奈何的命运，遇到紧急情况便抱着官印逃到乡村去吗？君把战守之事用尽心力，取得土地，疏通道路，所向无敌，视盗寇如同不存在。远近百姓都把他当作依靠而不再恐惧，全县得以安居。大体说来，近来云侯一个人的力量，已经使百姓因衣食困难而迁徙外地，只剩户籍簿册上的空名，已经有好些年了。有识见的君子不能不担忧日后连遗民也没有，这并不是过虑。前任官员也不是没有说过应当把招徕流民、使其复业作为急务；有文书招徕而来的，复业者却没有一个能在三年内回归故土，源源不断的数量可以计算。长久下去将怎么办呢？天下的事情，凡是内心感动、内心回应的，都有根源和契机，丝毫不能掩盖、袭取而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里〕 鸿雁飞翔，聚集在泽中。说的正是尹君这样的人，真是贤能啊！君将赶在庚辰年正月入朝觐见，因为己卯年八月离任，是为了急于办理王事。邑中百姓不能在早晚之间忘却君，县学教谕某、训导某以及生员某，带着全县人的心意，恳请我写一篇话作为赠言。所谓述职，就是陈述自己所任职务的政绩。守令应当办理的六件事，用来报答并宣扬皇上的美意，君无愧于此。虽然这些本来都是职分内的事，如今却被看作旧例；反而把馈赠书帕的礼物当作进京的急务。在京城之内称作礼，在京城之外却称作贿赂。君难道要实行这种做法吗？我写这篇赠文，是用来提醒君。○赠李太守母亲七十寿辰序 天下有像儿子对父母那样亲爱的吗？想到自己的儿子，便想到他的父母，这是感情使然，不能自已。天下人都是这样。清江检斋李先生起任桐卢官职，己卯年夏天奉命升任万州太守。上任不过几个月，一州一县之内，即使居住在山谷中的人，也无不怀有爱戴太守的心。人们如果没有共同的心意，太守凭什么能从他们那里得到这种爱戴呢？正是因为太守的德行深厚，百姓日夜思考如何报答太守。庚辰年正月二十七日，是他母亲七十岁的初度之辰；一轮甲子周而复始，也是为人子女欢喜的日子。县学诸生某某将全郡士大夫、师生的心意托付给我，请我写文，愿在清江岸边遥拜云端，以表达对太守孝行的祝贺。若只是称颂太守报答母亲，并止于世俗亲属关系，这样说未免夸张而不合实际。母子本是一气，必须有所凭借才能成就事业；既然要说，就应当说到实际事情。请允许我为诸位士人说明。如今圣明天子代替上天治理万物，设置百官，官职必须完备，没有一个不是为了百姓。士人读书作文合乎规范，然后授予官职；难道只是说得这样，行动却不是这样吗？起初本来不是这样，到了后来却大错特错。有时本来是这样，大体又是因为受外物牵制而内心持守不坚，最终不免在内心发生改变。受外物牵制而改变内心，孟子以“三次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的情形来说明。这件事在自己身上尚且可以做到，涉及父母就困难，涉及母亲更困难。困难在于闺门中的人看见世俗风气如此，便认为义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儿女爱亲本是天性，内心无法解除这种观念。李侯正是面对这种困难而承担了更大的困难。万州以香藤、板葛、槟榔等海舶贸易的利益作为小民衣食的来源，单靠耕田养蚕不足以供给生活，不得已才依赖这些产业。外地人到这里任一官职，不知道此地十人中有九人都在忧愁困苦，只知道满载货物北归；唯独李侯今日所做的，不只是说遇到事务便办理事务，而是从恻隐之心中发出，因而使百姓感受到他的德行。他退朝用餐，从容自得，穿着羔羊皮；全州全县的男女老少谈论不绝，都显出从容自得的美好，没有受牵制、感到为难的神态。如果不是先使他的母亲在钱财中获得超然的心境，哪里能有这样一个同样超然无累、超出世俗的儿子？这难道不是吴隐之的心吗？《诗经》有“不遑将母”的话；四牡出使的人能够侍奉父母，难道曾经有哪位臣子像鸨鸟一样只顾自己吗？一时之间乡里以仁厚为美，在家庭中不止有一位登高望远思念儿子的母亲，也可以想见那些不顾织布劳作的妇女。可是，春秋以前的人物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如今是什么时代呢？《桑柔》篇说：“怎能使它善美，竟至于彼此一同沉溺。”有这样的母亲，唉，不贤能的人能够做到吗？先有母亲的贤德，然后才有儿子后来对母亲美德的称颂；有事实根据的话，就不是虚言，可以这样说。还有比这更高一层的，就是养生之道。养生家说，保持怡然恬静，是保全元气、获得长寿的根本；不拿使百姓怨恨的钱来供养母亲。欧阳詹一生虽然有离忧，但母亲的内心是快乐的；李母在清江之源得到了这种和乐，因为没有用百姓怨恨的钱来供养她。朱晦庵说：日常即使每天供奉三牲，也不足以称为孝，关键在于儿子的内心快乐。李侯的内心如今已经在治理百姓的厅堂中与民同和，聚集一州县的欢声，带来如望云霓般的喜悦。孟子说：父母都健在，抬头低头都无愧，这是人生两种快乐。李氏全家应当以此自勉，酿造这春酒来祝母亲长寿。酒所以能用来祝寿，是因为它象征和气。天地间的和气聚集在一个人身上，真是盛美啊。因此我不推辞士人的请求，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赠礼。至于推行政道、扬名后世，如召伯遗爱于甘棠、使人不忍砍伐，那是更大更长远的孝行。等日后再为侯君记述，此文暂不先说这些。○赠霜栢陈先生获奖劝勉序

译士人进入官府任职，所任的是教官。人们却轻视这个职位，为什么轻视呢？吏部也不过把它看作一种资格罢了。这种资格使许多贤者不能升迁，也使许多不贤者得到进步。人心总想排斥低位、趋向高位，资格却限制着他们，志气也因此受到影响。孔门之中有得道的人，曾以戒惧为戒惧，认为不能没有戒惧。御史怀川龚公在百年动荡之后，坚定地执守这一道理。他说：教职自有其根本，周元公使朝廷端正、天下得到治理；这说明教官职位的根源所在，并非妄言。端正名分、端正义理，关系并不小。三篇训谕的文字，施行于十七条规定之外，对教官的训谕比对府县官更详细，对教官的责任也比对府县官更严格。责任规定得详细，但人们的回应有时未必能够达到要求。于是岁贡出身而任职三次的人，仍不能脱离儒者本色。我们郡的霜栢先生，是乡试中式的士人，奖赏荐举也有他的一份。各位弟子说这是难得的机遇，请我写一句话为先生庆贺。我观察霜栢在尚未获得奖荐以前的表现，再考察他获得奖荐以后的表现，大体只从他的言语容貌，就可以看出他的心胸。古人把那些善于闪烁、狡猾诡诈、不可比拟的小人称为“小人”。霜栢内心虽然有文理上的分别，外表却宽和容易相处、舒缓平易；口中不夸耀功劳，行为也如同他说的那样。如果不是平日涵养端正、内心安定沉静，一定做不到这样。各位弟子说：“侍奉老师三年，已经两次经补缺进入县学，却从未见他在言语神色中表现出计较利益。对先后入学的学生，从自行备办束修以上的礼物开始，他都一律以这样的教诲之心对待。先生不满足于怀川翁所期望的程度，却希望把这种品德推广开来，这是理所当然的。轻重厚薄，一任众人自行判断，与先生本人没有关系。他的内心真清明啊。”内心清明，外在自然会有清正的回应。教官没有府县吏事的繁杂，除了习读、考核、课试之外也没有多少事务。霜栢平日实行这些品行，难道还有做不到的吗？每个人都有老师。霜栢起初认为不能强行触犯别人；愿意到我这里来，就不拒绝；不愿来，也不追逼。锡崖舒公的条约施行以后，一概要求切实执行，即使与自己原来的做法不同，霜栢奉行得十分谨慎，简直像是出自自己制定的一样；自己却不夸耀名声，所以人们也看不出他办理此事的痕迹。如今士人每天都有成就，锡崖整顿振作的功劳，其中也有霜栢奉行的力量。不分彼此、不计物我的贤德，在霜栢身上于此显得尤其伟大。因此我说：“如果不是他平日涵养达到了极致，也一定是因为他的天资本来就美好。”老师取法于模范，弟子也就因此受到教益。道不在粗浅的言语文字上，而在身心性情之间。古人有先于此道者，兀者王骀、温伯雪子就是这样的人。霜栢就是这样的人，空虚而来，充实而归；还有比他更好的模范吗？虽然如此，仅仅凭一位先生的教化，全城士人就已经得到了依赖。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仍未脱离吏部的资格限制；在资格之外，按资历积累功绩，霜栢可以做一县县尹。刘方目前没有别的特殊事情，吏民异口同声地说，不必烦劳霜栢去办理那些事务。再往后，如果他得志而彰显国家的盛美，那还不敢预先说。为什么呢？吏部虽有“三途并用”的说法，最终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姑且借此答复弟子们爱护老师的心意，并用来作赠文。○赠黄村赵先生升任靖安大尹序

译黄村赵先生，是楚地枣阳人。己未年考中乙榜，代理淳安县学教官。刚到任时，前来拜见我。我看他的相貌忠信温厚宽裕，仿佛是有道之人。不久与他交谈，又欣然像是把担任这个官职看作荣耀。教官没有多少呵从仪仗，俸禄收入也不丰厚，只是把空名寄托在诸生之上；各种纪律、课程、约束又不能由自己树立，而且还要严加约束，时俗却轻视这个职位。师道尊严的实际意义，善人众多、朝廷端正天下治理国家的实际功效，世人已经不知晓很久了。先生却独自欣喜，仿佛增添了荣耀。如果不是因为内心有独到而正确的见解，他实行起来将要把一百多年已经废弛的事业重新举起并亲自承担，这能做到吗？我心中暗自感到惊异。过了几个月，看见他的模范端正严肃，课程规约整齐严明，以道德作为教师的根本，文课也不废弛。凡是一言一行，都足以成为士子的规范。士人的习气渐渐大为改变。到壬戌年，计算起来已经两年多了。先生的教导没有比开始时懈怠，弟子服从先生的教化也没有不同于最初。教化取得成效，终于如同我所预料。人心本来相同，先后巡按际岩周公、罗岩袁公、春洲崔公，都因为先生志向高洁、模范严整而加以奖赏。大概先生忠信淳厚专一，所以行为在外必然与内心相合。先生把这个职位看作荣耀，就可知这个职位并不轻微。他实行这一职务，必定能尽到作为大师、树立师道的责任，使善人在淳安取得更多成效，朝廷端正、天下得到治理，正是每天所盼望的。先生参加会试后回到吏部，因政绩最佳被荐举升任靖安县令，天子批准了这件事。县令掌管一个县，俸禄收入稍微丰厚，仪仗可以堵塞道路，掌管各种收支。如果只按鼠狗般的计谋行事，就可以充实自己的钱袋，在乡里夸耀；即使只把应办的事务做得投机取巧，熟悉文书账簿，使用欺骗、苛刻、暴虐、逞强急切的手段，使百姓违背正道而求取名声，官吏上下彼此附和，上级府衙往往还会袒护他，这样就可能得到显著升迁。因此，凡是列于教官职位的人，人们总以为他们不适合府县、藩臬和风纪等各种事务，便加以贬低。大概是认为所掌管事务有繁简不同，处理事务有巧拙正邪不同；有些人在办理公事时专事逢迎，善于窥伺时势，时势低落便跟着低落，时势高涨便跟着高涨，与教官迂守礼义、抱持原则相比，差别实在很大。时俗轻视教官，先生却把教官职位看作荣耀。掌管事务的人过于严厉，夸耀声势；至于作为百姓父母官的道理，以及幼年学习、成年实行的操守，却遥远得从未听闻。世俗把那种做法看作荣耀，君知道反过来实行真正的道理吗？孔子治理蒲地时，以恭敬、诚信、忠信而宽厚、明察而果断来教导子路，这些正是子路称颂的内容。治理蒲地的三种善政，并不是世俗人用来荣耀县令的标准，但圣贤总是特别重视它们。先生忠信淳厚专一而又温和宽裕，不苛刻；如果他因此严肃整饬诸生，诸生推重他，那么他在使人不苟且、不扰民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只是余事罢了。以礼待人、明白政事，是时俗所称美的，先生一定不会去做那些徒有外表的事情。然而，道其实只有一个。道行于教官职位，道的分量虽然浅近，却在于能够充实君子的操守，也只有这一点。守住教职，守的范围虽小，贵在能够坚持。县令集中承担百般责任，大体上刑名教化占十分之一，理财占十分之九。百般职务中，只有县令面对财货，事务最琐碎、最多。狡黠的百姓打官司一定想求胜，窥伺空隙来迎合所好，没有什么地方不到。先生能在开始时坚持，最终能不改变吗？从今日以后，上下左右各方面，百般事务都对县令垂涎；稍有不合意，便发出怪言怒色，甚至施行把人推入深渊的计谋。得失利害，李少卿所说的“一日之中肠子九回转”，这里也会有。先生对于一两个人的诱惑不害怕，能对十百千万人的诱惑也不害怕吗？真是西山大儒啊！刘平国说，如果把先生与余景瞻一同任用，一定会有可观的成效。县中公文簿册堆积如山，狱讼纷纷而来，奸人倚仗这些事务制造变化以谋利，像鼠穴一样到处潜伏；在这里被堵住，便从那里钻通。市井狡徒挟持公文，在乡里逞暴；豪强横行，胥吏相互勾结，威逼盘剥善良百姓。只要稍不留意，就会有百姓无法伸冤而死。先生能否勤于察看幽暗险僻之处，刚决地判断那些关系百姓祸福的事情，而不把它们当作可以为自己谋祸福的机会？推扩仁义尚未达到，施行大道的范围就不能充分；操守坚持得不坚固，守道的分量就不能充实。世俗所轻视、所推崇的事情，最终还是会在其中进退摇摆。唉，道在哪里呢！唉，操守在哪里呢！我与先生在淳安任职时，彼此指示善行，互相告诫过失，已经很久了。因此应诸位弟子的请求，写一句话作为赠给先生的文章。我私下效法颜回、子路两位弟子彼此赠答的做法，详细叙述县教事务的难易，作为对先生的颂扬。○赠林东皋考核政绩序 我与东皋先生同为读书人，是朋友。然而东皋任琼山县令，算起来已有七年了，确实具有大丈夫的道义。古人说：“君子居住在一个国家，不非难那里的大夫。”自从这句话说出以后，凡是治理百姓的人，即使心里明白善恶，也往往拿春秋笔法记载事迹。那些显著地向人们称颂、撕裂彩帛来赠送的人，必然掩盖过错而夸大美德，把小事增饰成大事。即使把龚遂、黄霸、召公、杜母这些显赫人物拿来相比，实际上也反而被严酷之人压在下面。因此善恶相互混淆，便没有什么可以凭据依靠。君子习惯看见这种情形，所以凡是搜集事迹加以记载、歌咏赞美的人，都会说：“这是不非难他的大夫之义。”即使事情历历可考，也没有人愿意听。善恶相互混淆到这种地步，声誉最终低落而事实无人能够辨明；君子的心情又是如此。如今想夸张地说些话作为东皋的赠言，又有什么益处呢？因此，东皋的恩惠流布在人心，政绩声誉传播于道路之间，功业留在郡县志书中，吉祥的征兆不必多说来增添赘辞。然而东皋如今正因为这些政绩上奏而出行，将要升调到其他郡，升入更高的仕途；他的职责所依托的范围，将比琼山更大。所依托的范围大了，所奏报的政绩也会随之扩大。东皋凭借迎刃而解的才力，乘着能够迎刃而解的势头，随着职责所到之处，把平日所学坚定地实行，不因顾惜自身而忘记国家，不因偏爱自己而抛弃百姓。小则治理琼山，大则治理天下；这样一来，声誉将传到远近，功烈将著于不可磨灭之处，循良与直谏将辉映古今。我也得以跟随在后面为他鼓舞。唉，难道不是盛大吗？难道不是痛快吗？从前子路离开鲁国，对颜渊说：“你拿什么赠送给我？”颜渊说：“我听说，离开国家时，要到祖墓前哭泣，然后再出发；回到自己的国家时不哭，只巡视祖墓便入城。”又问子路：“你拿什么赠送给我？”子路说：“我听说，经过墓地就凭轼致敬，经过祭祀场所就下车。”儒者有发现善行便彼此指示的传统，东皋先生将用什么话来答复我呢？○赠喻邃川获抚按奖劝序

译圣明的天子作为天下人的君主和老师，势力所不能直接达到的地方，便在外设置府、州、县的官员，共同治理。府、州、县官对于百姓来说叫作父母官，这是天子以君主之道治理天下。对于百姓中才俊优秀的人，却不称父母官而改称提调，以示区别。所谓提调，就是树立一个标准，日日提醒并调教他们遵行礼义廉耻。正如人爱护自己的孩子，必定希望孩子勤勉劳苦，期望他前途远大，进而成为圣贤。天子以老师之道治理天下；以师道治理天下，同以君道治理天下一样，难道只是让人衣食无缺、听命而已，而不勉强他们明白其中的不同吗？如今的府县官，有顾念父母官、提调官这两个名称并思考其意义的吗？若既不作表率，也不合乎规范，口头上称提调而实际上失掉了官职，那么百姓看待父母官，反而会比过去更加轻慢。这种弊病起于把厚待学校当作私事，误在借助士人的声誉来增加负担，事情遂变得牢不可破。问题严重到这种程度，御史有贤曾在学校三次谕告，特别严厉，并列入巡行条约之外；可是如今学校之中，圣人的经书、贤人的传记，两年之间竟看不见一个足以担当怀川之职的人。我以为这件事终究已经完了。天下把学校看成徒具形式的器物，天下的提调官正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壬午年春初，忽然有一天，澄迈的士人向我作揖说：“如今有贤能的县令梅、刘二位公，不约而同地奖掖士人，希望您为今天能够得到上级认可且有治理之道的人写一篇赠序。” 在这以前，老幼之人也曾提出同样的请求，我已经谈过了。邃川的新政大体都已施行，只是学校方面的规程还没有详细说明。诸位士人谈到姚师的情状，说道：“如今本县与先前不同了，乡里的先生若来投递名帖，若不是公务，从来不曾到他的内室去。”这正是子羽自守的态度。如今有人想去拜访却不能前往，先前那种托人请托的风气，到今天已经完全消失。所谓投递名帖，所谓出入请托，都是人所不愿沾染的事情；士人有谁会开口反对而又听任这种事呢？他刚上任时，首先端正了求取虚誉的弊端；考察蒋公的政训，当时的风尚便可以看出来。邃川特别自我约束，既不设定会期，也不安排聚会。他的上级与怀川的训谕完全相合；提撕调度，掌握大纲，而夫子教导我的原则正是如此。陆九渊说，丈量器物、衡量石斗，便很少有差错，这可以作为评论人物的方法。这样看来，有贤能的邃川，已经以自我约束来对待士人了；其他较小的事情，难道就不能自我约束吗？有把父母官的仁爱做到了，却没有把提调官的严格做到的；有称得上提调官，却没有父母官仁爱的，从来没有。虽然如此，能够自我约束是对的，但道理还有超出自我约束之上的地方；不达到那个层次，就不足以真正实行自我约束。老人还没有来得及把士人的情况详细说完，请允许我再说一件事。琼州的事情发生在近十年前，人们都说家破身亡却无从申诉，这难道不是强盗相互攀扯、牵连成案的事情吗？大概官府把抓到盗贼当作功劳，把富户当作可以获取奇货的对象。邃川初次任职时，特别愤怒地说：“盗贼是什么心思，难道会自行攀出自己的同党吗？把他们置之不问，是因为不顾上级先前暗示的旨意。”不久，另行查出了实情，发现有赃物的真正犯人十人，事情便彻底洗清，不再牵连无辜。苏子瞻说：“孙君介夫，是刚正的人。如果不是仁厚之人，怎么能凭一句话使十二个人从必死之境中脱身呢？”我对邃川也要这样说。他能够执行今人不肯执行的事，那么从此以后还有什么不能执行的？能够明察今人不能明察的事，那么从此以后还有什么不能明察的？先有明察，才能成就他的执守；后来有执守，又使他的明察更加完美。作为父母官和提调官的人，二者有什么差别呢？况且事情如果被说得轻微，士人反而会归结说它其实很重大。大夫、士人能够彼此协助而有所成就，这些事情都值得记载。因此我不推辞他们的请求，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赠礼。赠送毛带江升任天台大尹序 古代的君子，急切地希望得到君主任用而出仕，在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百姓中安定天下。这是孟轲所说的话，也是君子的志愿。天下有声色、气味和滋味，君子并不屑于单独追求这些；一定要在实现安定天下之后，才以此为愿望。天下有声色、气味和滋味，君子也不把单独享受这些当作快乐；一定要在实现安定天下之后，才以此为乐。如今的君子急于得到君主任用，心意与古人相同，但他们所由来的处境却与古代不同。出身做官的途径有三种，其中对于举人来说，没有比落第以后更快的了；按照惯例，往往先任教官。如今将要出仕的人却说，历经办事之后也有做官的惯例。即使把这种官职看得卑下，也不过是不减少县正官的名额罢了；怎么能舍弃终身的热望，而去接受一世的冷落呢？苏东坡出任河东太守，他的诗中有“酒肉淋漓浑舍喜之”一句，这正说明了仕途冷热的分别。士君子本性中的事情，为什么刚踏上仕途便如此孜孜以求呢？难道这种念头横亘在心中吗？带江毛先生有近似古人的风味，我很欣赏这一点。带江长于文学，难道是科举路上受挫、步履艰难的人吗？他在丁丑年落名之后，反而欣喜，如同乐会已经成功。四年做冷官，他能安然处之；这正体现了周元公所说的以师道立身、乐于成就他人的心。分巡道舒公问他，治理小县是否可以由割鸡这样的小事来试验；世俗称权官如同打劫，沉香、皮水等旧例，带江却不参与这种劫掠。感恩七里之民，他们一向不习惯向官府逢迎，也不因千里路远而退缩，才有今天的成就；应当再三加以保留和称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善于考察人物的君子，会像丈量和衡量事物那样考察他，也由此可以充分了解带江的气概。万历辛巳年秋天，吏部特意把带江拟定为补任天台县缺额的人选，皇帝的诏旨予以批准；先行引导的人，已经感受到今日天台任职的顺利。世人谈论天台的山水，凡是幽深、清丽、绝妙的胜景，说起来如同图画一般，人人都有凌空飞去游览的想法。谋划到荒野之地反而有所收获，带江坐而得之。士子请我为他今日的行程说几句话，我就像写四年履历一样祝贺他，遥遥指出他日后胸中所拥有的山光水色；即使把这些列在史册竹帛上，也不是夸张的话。然而我只是偶然见到他具有古人的心志，不能十分肯定地说他一封书信便能抵得上千百人的评价。诸葛孔明说：“学习可以扩大才能。”两个县只是天下的小地方，难道可以据此广泛评论人的才能吗？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如同九牛身上的一根毛；先儒用天地、江海、钟鼎、斗筲来区别大小。象山不取这种说法；天台比两个小县更大，而在天台之上，还有大十倍、百倍、千万倍于天台的地方。有人改换操守，已经不同于先前；许郡每月更改对人物的品评，把它称为“月旦评”。同一个人的前后评价即使不同，也不能因此辜负了不计仕途冷热的初心。学习应当日日更新；拓展并超越两个小县的试验范围，我对带江每天都有期待。这就像火刚刚燃起、泉水刚刚流出一样，令人感到欣慰而快乐。县里的往事已经成为过去；如果能够把这种作为充实扩大，不能充实扩大的部分，便是天台今日以上的事情，是日后的事业。因此我略去对各位弟子的详细叙述，把对他日希望而又来不及亲见的事情，详细写在这篇赠序中。赠陈侯丈田成功序

译万历八年，户部向天下各级官府发出札令，丈量田地以确定粮赋，这是再次实行洪武三年的法令。天子有使赋役均平的旨意，天下都应如此。确实应当在事情开始以前选任公正的书手和算手，在即将丈量时划定乡里的界限和田埂，约定日期开始丈量，按册逐日上报，绘成流水鱼鳞册。县官掌握公正、廉洁、勤勉、谨慎四项原则来推行。一个里中负责公正书算的人，办完一里归号、归粮的数目，事情极其简要而又极其详尽，起初并没有什么难处。即使计算耗时较久，也不过三四个月的功夫。但如今推行了三年，实行三年之后，百姓却把它看作三年的祸害。唯独临高一县，受到称许而不被这样看待，大概是因为有治理的办法；但首先必须治理人员。临高一县之所以不同，是有原因的，也确实如此。所谓公正，就是即使乡里的士大夫也不敢干预。所谓廉洁，就是富人也不能用钱财收买。所谓勤勉，就是时时在田地之间；所谓谨慎，就是丝毫不让吏书插手。其他州县曾经做到过这些吗？而振源陈侯自从进入临高以来，就已经如此了。如今说丈量田地是国家的重大典章，是百姓事务的急务。四种原则在他身上日益深厚。全县百姓能够享有千百年均平赋役的美好结果，有田才有粮，所有这些都依赖陈侯令人刻骨铭心的功劳。忽然有一天，老人吴应朝以及士子林士直、谢尚宾等人，带着全县人的意愿来请求我写一篇赠文，我推辞了。推辞的理由是年老衰迈，而且文章本来就不是我所擅长的。后来我又自己思考：圣明天子日夜勤劳、刚开始治理天下的时候，把政事交给州县官员，有什么成功能比今天所见的更大吗？从最初任官直到丈量田地这件事，他把国家看得如同自己的家，把百姓看得如同自己的孩子；称赞和劝勉这样的事情，哪里能说没有意义呢？怎么能认为这没有什么可写的呢？师生们急忙想借此向他祝贺，这其实远远不符合陈侯平素的期望，反而是小看陈侯了。因此我又推辞。师生们说：“琼州距离您的府门有万里之遥，毁誉混杂，容易使人迷惑。陈侯在一个月内便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从今以后也可以把这看作陈侯施行治道的征兆。既然说是征兆，难道还要等待外在条件吗？士君子承受天地中正之气而生，按照礼义威仪的准则行动，从而确定自己的命运。即使功业显赫，也不能使我增加；即使困穷退处，也不能使我减少。天下和国家都依赖君子；一个人的立身之道，本来不需等待外界，却又常常要面对外界的评价。一个普通人称赞他，他便以为可喜；一个普通人诋毁他，他便认为自己不足，这就错了。犯这种错误，即使得到官职，也仍然是大大失掉自我的意思。”杨龟山说：‘即使外在建立了功业，与圣贤施展作用的地方相比，终究仍有天地般的悬殊。’ 人都有天地所赋予的本性，尧、舜与普通人本性相同；既然如此，圣贤的功业即使高远悬殊，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对陈侯的期望，是希望他具有万物一体的仁义，使这种仁义的涵养更加深厚；希望他具有中流砥柱般的心志，使这种守持更加坚定。若这种征兆足以推行治道，那么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的事业，我自当任之于陈侯；征兆既已足以推行，却又没有真正推行。公伯寮曾诬陷子路，宠臣中又有臧仓阻挠君子。对于这些，我自己安顿自己的心，承担它的人，是因为别人不能增加我的本性；使自己安定的人，是因为别人不能损害我的本性。人们又说：“难道不是陈侯这样的人吗？”汉代司马迁遍览天下的名胜，有人说他的史笔奇特，是因为山川为之助力。龚遂、黄霸、卓茂、鲁恭这四位贤者，他们的声名远播，也是凭借这种道德获得的。喜爱这种常存的道德之心，不能说只有太史公才应当具有。《匪风》诗说：“谁将西归，怀之好音？”陈侯如今已经能够西归了。对于这件事如果还不说，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因此我改变了先前的推辞，重新替请求我写文章的人说一句话，只说：“临高一县尚且如此，其他州县为什么不能如此呢？”这就是我以后对他的期望。良工独自苦心经营，难道这不正是天地间的大事吗？把这篇文章赠给陈侯，也替我向陈侯问候。赠喻邃川奖劝序

译有没有出于一个人的私下之言，却可以相信是天下公论的话呢？澄迈大尹邃川喻先生任甫，在万历辛巳年冬季的第一天，按院凝初公表彰老人洪某以谦让推举雷一诚之后，向我作揖说：“我任职以来两次没有得到上级认可，今天终于得到了。能够得到上级认可有其道理，首先是因为取得了百姓的信任；为澄迈造福，应该不至于像富阳、建安那样，任职时间不长便屈指数算其政绩。我希望得到您的一句话，使全县人的意愿都能记录下来；如果只像两位老人所说的那样，便好像只是他们二人的私意了。”澄迈离琼山县不远，我从简略材料中也有所听闻，姑且追问他们说：“县官每天与百姓亲近，古人称这叫百姓的父母。孩子对父母，寒冷时请求衣服，饥饿时请求食物；如果有所不得，甚至使孩子陷入无所依归的境地，那就是父母的责任有所缺失了。”两位老人说：“徭役差役分配均平，听讼断案公正明察；称量、征收以及先后次序方面的弊病，都没有了。”先前胥吏作奸舞弊，如今已经不存在；接待百姓、接见士人，也不废弃法令，而以仁爱礼义来补助，大概没有一件不合乎人心的举措。有喻先生这样的县令，便可以在牧堂之上无愧，而我们的百姓也有福了。举出澄迈的事情来谈喻县令的贤能，话语虽然错杂，却始终不离口，而且还说：“他的功德还有更大的地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月〕 有人说：“即使在深夜无人知晓，我的县令杨伯起也知道四件事。”他的贿赂不能行得通，这一点不必再说；征收钱粮不借“火耗”之名加派，文书治罪也不以深文周纳来充实私囊。前后任县令都比不上这两位老人所说的，这说明全县人的意见并非出于私下偏爱，而是借他们的口表达出来了。汉人说，处士没有事情可以验证，只能盗取虚名；县官每天与百姓亲近，每天与百姓交接应对，这本来就是他的职责。一件事情便有一个人受到恩惠，千百件事情便有千百人受到恩惠；也有一件事情使千百人共同受恩，怎么能凭一个人的话掩盖全县人的看法呢？两位老人所说的，都是邃川每天施行政事的真实情况。所谓因某一件事而知道某人贤能，因某件事而知道某人有才干，就是说，不能只凭全县人的意见；言论是否真实，要逐一以实际施政作为根据。这样才可以相信它确实是全县人的公论，而不是私意。两位老人想让县官记住这件事，以后更加振作，不要把它只看作全县人的公论。县官怎么知道不会认为衙门出入所积累的人情，只是笼络百姓的一种手段呢？难道会因此更加重视吗？按当时的时间和事情考察，确实可以相信两位老人的话没有虚妄。洪武三十一年规定，受赃八十贯处绞刑；我太祖爱护百姓的深意，与建国初年设置皮场、建立庙宇的做法没有不同，都是置人于死地，只是姑且把严峻的外形改成宽缓的形式，大概也是为了使士人看见典刑而心生畏惧：先把刑法立严，后来使人得以保全，这就是希望达到以刑止刑。后来假托钦定事例，改列为杂犯，失去了最初的用意，于是刑法越来越繁琐。百姓没有受到恩惠；我自从出仕到现在，往返所到之处，大抵都听到百姓说：唐人寇来时，尚且可以责怨；若县尹来反而杀我，那么带来的怨恨和祸害，在琼州尤其严重。澄迈的治理不依附于府城，比“寇来”还更严重，因为人们所说的是劫掠财物。邃川能够不施行劫掠财物的政事，在祖宗法令废弛之后，又不远离遗法，这难道不是尤其杰出的吗？庄子说，嗜欲深厚，天机就浅薄；邃川没有把今日做官当作满足私欲的心，清理根本，心思放在百姓身上。天下从来没有贪鄙之心能够假装去做有利于百姓的事情，也从来没有把心放在百姓身上却不能从实际行动中显现出来的；百姓不应当只看表面，而应端正根本，一切事情便由此产生。我因此更加相信两位老人的话，是全县的公论而不是虚妄之言。虽然如此，君子的德行必定根本来自父亲、兄长、老师和朋友。我巡抚应天十一府州，那里风俗美好淳朴，接近古代；只有太平的晴江公，自从历任官职并巡抚南赣以来，政声流传在人们中间。家庭中的诗礼教诲、社会上的风声习气，都应当是邃川有今天成就的原因。政事适宜百姓，而全县人又都认为适宜，这难道会是虚妄吗？一两个人的话能够相信是天下的公论，这件事值得记载，所以写下它。赠蒙生德范归还遗金序 如今这天下是什么时代啊？我初次出仕时有机会游历中都，后来走遍天下，回到乡里后，常常听乡里的君子感叹：如今是财帛的世界，世道已经不如从前。我起初听到这话很怀疑，认为这只是市井小人自造的风俗；人的本性中明明有仁义礼智，我们这些读书人懂得礼义，辨别是非一向清楚，人的天性光明焕发，应当不会如此。后来交往的人越来越多，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才知道我们这些人出没于声色货利的场所，往往身不由己；奔走在富贵利达之间，直到老死也不停息，就像蚂蚁依附腥膻、飞蛾扑向火炬，和市井之人没有不同，甚至过分于他们。古代公道大行、天下大同，利益并非属于某一方；往下是小康，再往下人心渐渐浇薄，到了叔世、季世，人人趋利争夺，甚至掘坟取财。《诗》《书》中的《诗》说：“竟然有这样搜刮百姓的人，竟然还身居官位。”这只是叔世、季世中更为衰败的情形罢了。在读书穷理时讲明道理，却不能在暗室屋漏之处欺骗自己的内心，这样的人实在难得，更不必说其他了。天下人都奔忙于利益，处处如此，又有谁能改变这种风气呢？我吟诵这些话已经很久了。一天，乡里的龙岐父老来到我的住处，作揖说道：“本村蒙生端，字德范，是县学的生员，平素很有德行义举。问他这样做的缘故，老人们说：先在辛未年三月，海盗侵犯村庄，全村人都携家逃散，各种家用物品都来不及顾及。余达的妻子只来得及拿着包袱，包内裹有白银四十两以及其他物品，匆忙间遗失了。蒙生后来来到附近，前前后后都没有人看见，他也不知道拾到这些东西的人是远是近、是何等人物。过了几天，失主家的人到官府报案，众人终于把失物完整归还，包袱里面连极细小的东西也没有缺失。在这以前，张氏到官府诉讼，因怀疑而攀指他人，官府紧急追查；于是蒙生的心事像白日青天一样显明，才有了这件义举。不仅在一天之内判明了疑案，也因此使周隆、张衡之间不断争斗的祸患得以解脱。他不为自己谋利，也不使别人受祸；别人分出金钱酬谢他、补偿他时，他看待这些钱仿佛将要玷污自己。余达恳切请求，村里众人反复劝说，蒙生都说钱本来不是我所有，原本就没有接受的道理；这就好像关于义与利的辨别，早已在事先明白，取舍的分界不必等到今天再思虑之后才作出。唉，真是贤德啊！蒙生在家中以礼自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家人之间没有隔阂，这里暂且不一一详述。只说如今是财帛的世界，他身处财帛世界之中，却独能自行脱离财帛世界之外，辨别义利毫不差错，暗室屋漏之处也如同有光明照鉴一般；这样的人已经不再有了，而今天却又出现了一个。”《诗经》说：“谁将西归，怀之好音。” 因乡中父老的请求，我不推辞，替他写下这篇序。府县奖赏蒙生，说明他懂得义理；学宪王公又使他成为廪膳生，并加以优厚礼遇，这些都是上级应当自行办理的事情。蒙生的志向和情趣远大，能够举此一事推而行之，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若只是区区因为被我看见而参与到人生最初的本心之中，那便不是这样了。其余不再详细说明。

译○赠史方斋升任浙江藩司大参序【为乡中士大夫所作】琼州距离京师遥远，达万里之远。国初曾由宪臣遥相控制，到宪宗纯皇帝时，才命令分巡道兼管整饬军务，坐镇按察；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样权力集中、势力专一，可以补救按察使巡行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是百姓的幸运。然而贤能的人借助这种权力来安定百姓，不肖的人却借此权力图谋便利，至于更加过分的情形，就不必说了。即使是贤能之人也不能免俗，大多夹杂着雅正与庸俗，真假并行，清浊相混，心中有培养声望、等待升迁的打算，却没有毅然作为的意念；对官员固然有利，对百姓却没有好处。到了今天，我生不逢时，乡里百姓叹息怨恨，人们怀念国初的安定，却看不到今日的利益。敕谕所说的事理，天子的威颜近在咫尺，而吉祥的政绩至今从未听闻。福建晋江人史公，嘉靖乙丑年任琼州知府，不久升任兵备，如今七年了，连一丝贪取也没有，已经超出士民的预期。他办理政事又条理分明，使胥吏不能借机作奸为害；减少徭役费用，清理文书，审理诉讼，宽缓刑杖。三州十县百姓从前认为不便、希望实行却未能实现，以及适合天下、尤其适合琼州的事情，公先后全都停止旧弊、推行新政；大的事情详细奏报，小的事情立即改变。琼州内有黎人、外临海上，海寇经常作乱，百姓自己都觉得没有一天安宁。当权者动辄以关闭城门、退守城内为办法，任由乡野残破、敌人饱食来去；平时没有保障百姓的功劳，遇到变乱又没有抵御敌人的勇气，几乎使人不知道兵备道究竟是什么职务。今昔情势已经不同，唯独公毅然亲自迎击敌人，做士卒的先导。过去那种骄纵儿戏的作风全都革除了，严格守持法律；公在琼州每天奉行法令而不阿私，即使屡经失败，也不改变最初的志向。那些不以成败评价人的士人，知道公认真办事的心意，并奉行敕谕，这就差不多了。士人议论说，公兼有周殿山的方正、方松崖的才干和守持、胡嵿泉的峭直、胡南山的和易；公的节操兼有这些人的长处，勤于训练军队，像顾洞阳；立志平定寇乱，像涂伯辅。如今公升任浙江藩司参政，我愿意说几句话为赠。公过去把适合天下的政事施行于琼州，把适合琼州的政事推行开来，即使推广到天下也可以，何况浙江呢？公昭著的政绩都在百姓口碑中，不必一一列举。对公的愿望，是不要停止已经取得并继续修养的功业，更加扩大包容弘厚的气度，不结党营私；行事还有未达到的地方，就一概依循正直之道；推广还有未周全之处，也只是天性禀赋中尚未充分发挥。诗说：‘像那些飞虫，有时也会被弋射捕获。’写下这篇文字赠给公。黄广台《思亲百咏》序。孟子以善于培养浩然之气自许，积聚义理使内心安适；入朝则孝顺父母，出外则敬爱兄长，守持先王之道，把等待后来求学的人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亲自修养这种孝悌，培养成这种浩然之气，如泰山巍然高耸，充塞于天地之间。孟子之所以使这种精神充满自身，并不是没有缘由的。这种道统，尧、舜开创它，史官简约地说：‘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舜以美善的法典继承尧，孟子以养浩然之气上接尧舜，两者没有不同。然而《尧典》《舜典》的道理隐约而未充分发明，孟子讲知言养气，激发人的心志，根源并没有不同，只是孟子更加扩展了它的流派。韩愈曾推尊孟子，认为孟子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所依据的就是这一点。自此以后，后世之人不断称誉士人，每每用士气来谈论，鼓舞、诱导、扶持士人，只说气而不说义；虽然把气配合道与义，义也包含在其中。关于义、气、节气的说法，大体都是以孟子为宗旨。孟子用浩然之气培养士人，把继承过去、开启未来的责任，以及道德性命的精微，都交给士人。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和众多官员有所作为，以得到士人为功劳；可是如今士人向下响应上面的求取，却有大错而完全不是这样。诵读孟子养气的话，却不知道追求入则孝、出则弟的义理；他们的职责在学校，朝廷任命他们为弟子师。所谓弟子师，就是不能在众多士子之间有所评判，却在士子之上建立一个空名。弟子这样做，教师也随声附和，背离孟子纯粹的仁义道德之言，另成一种风气：没有谦逊，没有尊敬长上，争逐利益、斗狠逞强，充满世俗之气。自唐代肃宗以后，大学生的丑行无赖，今天也一样。商人的心思、屠夫商贩的行为，甚至留给更夫仆役都不值得再说。这种行为是义吗？义至大至刚，配合道义，哪里有这种表现呢？其中最上等的人，不过是在科举荣耀中争夺状元、进士，也没有超出贪求富贵的念头；徒有秀才之名，却没有士气的实际，昂首骄横、倔强自大。与孟子相比，似乎只是毫厘之差，但在义利、邪正上，与孟子的差别不止千里。经过大学门口却不敢回头看一眼，还怎么能够抬头仰望那些求学者呢？人才济济的景象，我曾亲眼见过；一地反过来如此，天下也会如此，天下以一地为验证，彼此同流合污、步调一致，使我为国家二百年来培养士人感到痛心，只能说：‘浩然之气，恐怕今天要绝迹了！’哪里能得到孝悌之人，把师长的职责告诉他们？一旦黄广台先生把《思亲咏》刻印出来给我看，又请求我删定概括，作为序文，说：‘将把它执持起来，让各位弟子看到它的端绪，知道它的全部意义，循循善诱，都是有根据的。’ 先生在长沙长陵水教导学生，那里有许多知名人士。端范贞教化他们的颂声，早已有先声可闻。先生并不是苟且求取俸禄、在士子之上建立空名的人。他以自身行为和言语共同承担师道，使已经倾颓的道术得到挽回，使正在衰落的士气得到恢复。师道确立，善人增多，朝廷端正而天下太平，就有希望了。因此我不推辞，为他写下这篇序。诗说：‘孝子的孝心不会穷尽，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广台能得到这种赐予，真正的大英雄，恰恰是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中获得它的。朱晦庵的说法得到了道统，孟子所说的各位士子，千万不要认为我的话不对。赠王朋江升任宁波府太守序。

译自秦代以后，天子奉承天命、抚治理天下，内有公卿，外有太守、县令，辅佐参陪的官员也都齐备了。君子认为，只有太守、县令最为重要，因为先王把自己不能独自治理的事情交给诸侯；如今则把不能独自治理的事情交给太守、县令。如今的太守、县令，就是古代的诸侯。我国祖宗对太守、县令的待遇更加优厚，约束太守、县令的法律也更加严厉，但日久之后，法律逐渐被轻视而玩弄。皇上登基以来，吏治焕然一新，铨选部门的各位大臣诚恳地把太守、县令放在心上；然而至今还没有像孔门的子路、冉有、汉代的卓茂、鲁恭、龚遂、黄霸那样响应上意的人。有人把官职当作传舍，不如把私人的土地、人民专属于自己；入仕之初便有了错误的心思，又因为圣贤之言不足以冲破世俗，便把做一个好官、避免得失当作最初的打算，把善于承迎上意当作完善的谋略，理性不能胜过欲望，最终百姓与太守之间漠然无关。有人想提出核实政绩、实行久任官员的办法，长久实行确实是对的；但那只是从国家法令方面提出的好意见。法律有顾及不到的地方，君子应当把万物看作一体，不因时势而增减，依循本性而行，不因人为因素而时作时止。因此，在百姓置办田宅、种树养畜之前，就为他们立下根本；在学校教导孝悌之后，使他们内心和顺；以文事经营治理，以武力保障安全，以仁心兴办有利之事，以明察诘问奸邪；随着事情而应对，针对具体方面施行，没有一件不是为百姓谋划，也没有一件不是出自本性。如果一个人安然接受世俗的议论，不得罪巡抚、按察使，不得罪乡里的士大夫，却又想不得罪百姓，只办理文书、催收赋税，讲究仪文和诉讼，而对于使百姓富裕、教化百姓却毫无声闻，这些东西难道曾经存在于他的本性之中吗？《传》说：‘内心诚恳地追求它，即使不能完全达到，也不会相差太远。’ 这说的是保护百姓。保护百姓，却把保护百姓的念头分给追求声誉的人；在这种时候、这种内心，究竟是真诚还是虚伪？内心诚恳地追求它，就是从自己的本性出发去追求。本性中没有这种东西，君子就依循本性而行。因此，上级希望官员这样做，就应当坚持这一点去任官，把这种本性同样施于他人；上级不希望官员这样做，官员也应坚持这一点返回自身，守住自己的本性。这就是圣贤之道，道从圣贤那里参合天地而来。所以我曾认为，依据孔孟之说来实行，是官员的善行；另立一种巧于做官的说法，随今世而圆转变化、不依据古昔，并不是善于做官之道，只是难以对俗人说清楚。隆庆三年春，宁波太守出缺，铨部以王朋江推荐，天子批准了，朋江是能够依据本性行事的人。这样，浙江溺女、贪诈的风气，淫靡游荡、游手好闲的习俗，如今就可以改变旧状；有一个人树立标准，世俗的议论也就被破除了。因此乡里人想作赠言，我欣然写下这些话。至于县令的政绩、御史的真实操守，君子说：‘青萝先生是不朽的人。’古人爱护人，不是用颂扬，而是用规劝；话可以简略地说到这里。赠史方斋升任浙江藩司参政序【为两学师生作】。琼州古称珠崖，如今已成为弊病深重的地区。物产丰饶的名声还在，人们耳闻这里有官员后，往往拿今天同过去相比；还没有渡过鲸波，便先盘算自己的钱袋。更有甚者，蓄积货物、聚敛财物，像饥饿的豺狼。上级率先如此，下属便依法仿效，贪婪助长贪婪，百姓每天都处在割剥吞噬之中。况且这里距离京师万里，巡按的车驾不能到达，是非毁誉容易混淆，贤能之人实在难以施展。没有谁能长久任职，而贪婪残酷的人，怎么会没有呢？他们巧妙弥缝，蒙受私下庇护，对百姓没有好处，却能使上级高兴。谢令离任不急，是因为上官不愿我早走。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一般人，往往被求取声誉的念头动摇，千方百计逢迎，已经不顾百姓。到了夜深无人知晓时，瓜果、海产之类的馈赠更不用说了。从那个人那里夺来，送给这个人，而且只凭借有声望者的口头称誉，于是讨好士子、乡官奉送，以及百姓的一切需求，都要靠馈赠满足，百姓就更加难以生活。偏远角落任意贪取，如同贪泉一般，背负良心。唉！远方百姓何日才能苏醒、喘息？福建方斋史公，官籍晋江，任琼州太守后升兵备，已有七年。有一天，他节省百姓费用，严厉告诫史吏胥吏，说这是百姓冤屈所涉及的地方。珠崖、琼州的名产，是人人欢喜得到的，公已经习惯看见这些东西了；然而旧例馈赠，公一概不触犯。土产和百姓的财物不进入他的胸怀，他脱离了当地的风俗，令人心满意足。公宴请欢聚、考核士子，把仁义礼法的教导放在首位，发现一件善行，便诚恳地加以奖赏并接纳。凡是法律所涉及的地方，他又把平民和士人同样看待，所以爱民与爱士之间有权衡。旧例把货物送给士人，却不让百姓参与，这种做法没有实行。公只守法律，不徇私情，前后政事大多如此。《尚书》说：‘不要违背正道来求取百姓的称誉，不要违背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公大概做到了这一点。因此百姓得到利益，能够苏醒喘息。过去有人把用兵当作儿戏，公却亲自冲在士卒前面，敌寇到来便迎击，退却时又跟踪追击。士卒骄纵，将领怠慢，不奉上级命令，旧来如此。公一概按照法律办事，有些应当诛杀的人多得无法尽诛；不得已，只能存着逐渐教化、推行的心思，但实际上奉行孙武诛杀宫嫔的法令。屡经失败，反而更加坚定最初的志向。不以成败评价人的士人，反而更加敬重公。知道公有志于记录黎人之乱，想把这件事交给涂棐那样的才能与志向，治理十个县邑，公早晚都没有忘记。外寇正盛，事业还来不及施行，可以说他确实有这个志向。士人议论把周柳塘列为上等，周殿山次之，再次便是公；谈到兵事，都说公能够发挥作用，贯通上下。如今公升任浙江参政，我请求写几句话来赞颂公。奉行职守而不顾自身，执掌法律而不结党，以淡泊涵养内心，不被财货利益所动；这条道路推广到天下都可以，何况浙江呢？士人的内心能够明察善恶，不受私情牵累，这是值得珍惜的。因此我不推辞他们的请求，也让后来继任公的人知道有士人的评论。公的德政普遍施行于天下的日子也会到来，我也想为此尽力。琼州的谋划可以这样说：‘儒者有高尚品德而不凌驾于人，身处深处也不畏惧，言语没有禁忌。今天是私人的恩情，明天就是公正的法律。汉代人实行过这些原则，我愿不要停止发扬它们的功劳，更加扩大兼容并包的气度，把万物看成一体，坦荡公平。又希望各位士人最终仍然保持最初的愿望；颂扬之中也不要忘记规劝的意思。’一并写下赠给公。赠陈元山任古田司训序。

译圣明的天子以高寿兴办教化、培养人才，把这件事交给国子学；在外地则交给府、州、县的学校。成周以九种关系联系百姓，以贤能儒者、正道教化他们。我国朝廷沿袭这一做法，也重视选任学校官员。近年以来，学校官员没有一个可以作为弟子榜样的，弟子们自己选择老师，只是专门经营科举文章，希望取得科第；拿着簿册呼喊姓名，一个小吏就足够了。三五名官员共同耗费百姓的俸禄粮食，合起来做这件事。铨选部门把学校官看作空有名义而没有补益的职位，轻视它，不给它升迁的权力。士子得到这样的官职，也因此自我轻视，把一生做官、白吃俸禄当作事业。看见今日的错误，却不去寻求先日的正确，借口贫穷而做官，长期形成的错误便无法破除。祖宗最初设置学校官的本意，也就无从谈起了。元山陈先生年轻时怀有大志，一旦因资历和年限达到贡选条件，被授予古田学训，面向朝廷接受任命，内心充实，没有一点因官职卑微而贬低它的意思。他亲口告诉人说：‘君子的本性由上天确定，官爵并不能改变它。’这就像胡安定在苏州、湖州教授学生一样，如今仿佛又看见了他。这难道不是人为努力所造成的吗？吴、沈诸位贤人相继做到卿相，我朝有当初的志向和刚正的气概，超过我所能想象；我听闻后很赞赏，愿意说一句话为元山助力。元山已经知道的，不必再说。君子在读书穷理时讲求道义，可是一到外界与事物交往时，不能不有所改变；这就是世俗议论，天下人都被它迷惑牵引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两〕 浩然之气本来由上天赋予，只是孟子把它发明出来，后世因此有了士气的说法。士人即使威武也不能使他屈服，富贵贫贱也不能使他改变；把天下交给这样的人，如果不能再培养浩然之气，使它像长河向东流去，百折而不回头，就不足以共同有所作为。用气来培养士人，道理已经没有什么遗漏了。然而孟子把义看作心中充实而产生，今天的人却争着助长欲望，一切以利益为准、以趋附为务，争逐不休，没有尊长、没有谦逊，没人能够依循孟子的浩然之气而会通尧舜的精一之道。小人毫无顾忌，也都自称讲士气。世俗说秀才难以管束，实际上是说他们有气而无道。学校官不能制止他们把气用在邪处，反而有时附和他们作恶，势必一起造成谬误。周敦颐说：‘师道确立，善人就多；善人多，朝廷就端正，天下就太平。’能够做到吗？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难怪圣明天子感叹臣下没有能够承担艰难的人，心腹重臣总是难以托付，皇帝忧惧地临朝，仿佛没有一个臣子可以倚靠。朱晦翁告诉陈同父说：‘真正的大英雄，恰恰是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中取得的。如果气血稍微粗豪一点，就不能起作用；这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正好相互发明。’ 元山是具有正气的人，我担心他有时会被世俗的说法牵引。因此我就士气的正当培养，即不妨害它与道义相配合这一点，写来作为赠言。元山已经知道的道理，稍有超过这些的地方。他的气正直，而我与他相互理解，这样便可以说明清楚，不必多说。赠顾怀东任京兆丞序。天子奉承天命、养育百姓，我的祖宗临朝统治时，把地方政务交给府、州、县，由布政使统辖。两京二十府直属六部；顺天府、应天府不以自己隶属于其他机关，官秩称三品，礼遇体制同六部、寺院一样。这里是根本重地，是天子所托付的地方，应该奉行天道、把百姓当作父母来抚养，所以京兆尹及其丞的选任尤其重要。王化首先施及这里，四方都仰望它，所以凡是爵位、服饰、诏命、声望以及掌管府事的官职，都特别尊崇。历代圣君都遵循这一制度，从未改变；直到今天，京兆尹往往仅次于六卿，布政使也比不上。人们尊荣而崇敬它，也从未改变。可是询问它的职分和政事，却听不到使百姓富足、受到教化的事情。白拿俸禄、荒废官职，比外地的司府更加严重。那些人自己看待自己，起初并不认为是在白吃俸禄而不办事；铨选部门起初也不认为他们没有修治职业。弊端起于仰望声名、等待升迁的说法，认为官列九卿，不应再处理细小事务。况且京畿地区，工部治理街道沟渠，御史分任五城巡察，厂卫查究奸邪罪犯，近侍掌管国威，拱卫宫阙；这样一来，府县事务没有一件会侵犯他们。如今却不是这样，凡有四类事务侵入府尹、府丞职权，他们却顺势参与办理而可以自行其事，反而说京兆官员体制尊贵，不应处理这些事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有人把这种做法说成先例，于是不能返回祖宗制度，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如今自己丢失了职守，又顺从这种局面，百姓的安危疾苦便与京兆尹、京兆丞毫不相干。京兆尹、京兆丞如今人们仍然尊荣崇敬，我实在不知道他们凭什么受到崇敬，也不知道他们凭什么获得荣耀。怀东先生壬辰年考中进士，任给事中，上疏为大礼、大狱中的诸位大臣请求恩赦宽宥，曾与先皇帝争论是非；忠心义胆，可与日月争辉。三十年间处在危险和卑贱中，他都安心承受，没有一点显露怨色，确实知道自己的职分所到之处，并且把义与职分结合起来；从未有守道而失去官职的事，丝毫不作诡诈顺从。志气一旦振作，便充塞天地，举用它来施行，没有什么做不到。今春，他由银台参知升任京兆丞。诗说：‘商邑安定盛大，是四方的准则。’圣明天子的教化推行，难道会先从怀东这里开始吗？这件事就交给他了。北上任职的日期已经确定，我怀着恳切的心意写下赠言；从气节考察事功，由小处推及大处，我欣然写下这些话作为答复，并不是为了谄媚。至于不明白虞廷和谐恭敬的意义，任意对政事不置可否，只在笔墨和职位署名上谨慎，像韩退之所讥刺的那样，这些话就不必对怀东说了。赠黄体斋升任南京国子监助教序。

译感恩县掌学事黄生仁甫，别号礼斋，是我当年署理南平教职时的门生。他自幼苦心于文学，行为也很谨慎整饬，不肯随风气而苟且从俗。我一向认为他也是科举中应该取得功名的人。只是屡次考试都没有幸运，经过贡选才获得分配，任新淦县教职。三年后，我升任掌管琼州，在感恩三州十县之中，感恩是最小的县；弟子员按人数计算，也排在各州县之后；乡试被荐的人寥寥无几，百年还不一定有一个，因此似乎不足以任人师。留心于此事的人中，仁甫于丁丑年夏天任职，特别激愤地振作起来说：‘孔子并没有欺骗十室之邑，关键在于其中有人。地方虽小，人才也可以很大。学校各种规章制度，都是祖宗前代所定的，应当每天查寻纲目，提挈几十名学生；而且在岁时拜见之间，不责求财物，心意确实诚恳，这样才无愧于师道。’当时有一位贤能的御史，人称‘怀川先生’，是巴蜀内江的杰出人物。他三次发布谕令，内容详尽委婉，又在巡约通行之外加以申明，真是千载一时，声势从上面倡导开来。仁甫也能够响应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可是其他人接连有年月日可考，而仁甫请求升任助教，却是如今壬午五年以后的事情。平素敬重仁甫的士人说：‘吏部所说的三条途径，只是借口；如今看到了实际施行的事，大家面露喜色，请求征集文章来赠送。’ 士人如果不理解锡崖先生所作高赠的诚意，那就罢了；但也应当知道京师之所以成为美好景观，是因为四方都以两京为天子的光辉所及。如今流行的弊病，是名利之风骤起，诡诈顺从、因循苟且的毛病丛生。冯道、胡广之流的苟且，味道、娄师德之流的圆滑，崔亮、裴光庭一类人的作风，都聚集合并于京师的乡里家室之中。京师本应是天下的首善之地，可是到了这里却被京师风气所染；人人出口便谈京师，人人抬头便看京师，茫茫然以为天下都是如此。能够推行天下的正道，后来到了这里却无望了。即使如今有人振作，前进一寸却退后一尺；祖宗递升积分的制度，是达到标准才允许出身，却还说‘不行，还不行’，难道道路也免不了分岔迷惑吗？向北去北京，却向南行走，终身也没有到达北京的日子。新淦、感恩刚刚脱离井底之见，就把他们放入科甲济济的人群中，必然受到众人指摘，议论充满朝廷。爱护仁甫的人替仁甫高兴，但不知道他能不能坚持住，能不能坚持住呢？有了师道，朝廷就会得到治理吗？那些忠实于实际而又有才艺的人，应当把这件事写成天下通行的道理。《尚书》说：‘何况说能够考察谋议、取法于上天。’请让我吟诵这句话，使它成为你出行时的壮行之言；在重大事业上立定自身，请让我舒展心意。锡崖做官至今，还没有一篇关于文治的文字。赠周柳塘入朝觐见皇帝序。善于谈论仁的人，没有谁比得上伊川。伊川说：仁，就是把天地万物看成一体。天地万物是人的本性中必然具有的，也是人道所应当实行的。仁是人的本性；如果稍有一点没有充分发挥，养育人的道路就会有所欠缺。我国祖宗设置官职、分布于天下，给予太守、县令极高的待遇，同时对他们的法律约束也极其严格。之所以特别重视太守、县令，大概是因为天地万物之性体现在太守、县令身上，要求他们专一地体会；天地万物之性也要由太守、县令来实行，要求他们切实履行。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百姓，是君子所希望拥有的，也是希望实现自己的本性。因此天气寒冷，就为百姓制作衣服；百姓饥饿，就给他们食物；发生争夺，就使他们停息；存在伦理关系，就讲明道理，使他们知道应当趋向哪里。为各种事务制定制度，曲折处设置防范，就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说到身体，就要使疼痛、瘙痒、呼吸都调和；说到道，就要对起居饮食格外谨慎。因此太守履行太守的职责，县令履行县令的职责，而本性与道就在其中施行。可叹自从性理之学不明，国法日久而松弛玩弄，谋求家庭利益、满足个人私欲的念头占了上风；他们不说官职是用来施行自己的本性，而说借官职来荣耀自己的家庭。拿起笔的儒者，竟像拿起武器的盗贼。苏老泉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而远方京师万里之外的琼州，实在承受着这种弊病。里巷百姓的疾苦之情、憔悴的状况以及百姓的性命，都悬系于太守、县令，而不是悬系于天子；这样一来，就尤其难以说清楚了。柳塘周公今年三月来到琼州，一概按照圣贤中正之道施行。他所办理的政事，如宴请僚属、清理文书、惩恶劝善、节省费用、爱护百姓，都是在和平中辅以严明刚毅，宛然具有颜回、子贡、子路、子贱等人的规矩。公到任之日，各种有利的事情随即兴办，各种弊病随即革除，没有一件不尽心尽力。公殷切地先施行教化，使全体百姓共同归向善道。公用道学整顿吏治，龚遂、黄霸、卓茂、鲁恭都不足以拿来同公相比。公不只是办理文书诉讼，而是直接探求百姓心心相感的微妙作用。以圣贤为准则，收取圣贤治理天下的功效，即使穷谷深山，也无不欣然生出弃恶从公的心，无不高兴地觉得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若替公作颂，好像与己无关；前后任太守都是如此。公却把这些看作自己的责任，那还有什么做不到呢？二百年来百姓的真实情感，今天才得到表达；二百年来百姓的内心，今天才开始安定。秋八月，藩司拟定让公入朝觐见，这是遵循王制。琼州百姓庆幸公来到这里，却又悲伤公要入朝。对于公来说，也免不了要同百姓隔开一年；赤子和慈母，难道能够早晚分离吗？士大夫的感情也同百姓一样。有人请我写一句话赠给公，我感叹说：官吏不贪，风俗就会古朴；君子在世上已经难以再见，却在柳塘身上见到了。我欣然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也催促公办完觐见之事便赶快回来，迅速安慰百姓的希望。崖州太守蔡养斋致仕序。

译蔡养斋任崖州知州已经两年了，一天忽然接到诏旨，勒令退休。这出乎崖州士民的意料。学校弟子员不远千里，到府、道请求挽留他。他们没有能够到我这里来，便托人对我说：‘琼州距离京师万里，崖州又在府城以南千里之外，是中原版图的尽头。过去称为荒僻险远，山地和草莽之间的州县又经历过两次大规模兵乱，海寇蹂躏它，只有一个太守，像孤臣孽子一样，才稍稍获得生存的希望；难道还要把这个希望夺走吗？’诗说：‘上天不肯善待我们，降下了这些大灾祸。’请您写一句话替他呼吁！先生请考虑这件事。我想蔡侯是从澄海擢用而来，时间是万历二年十一月。崖州老少逃亡十之八九，距此前已经二十年。如今海寇稍微收敛，但一面是黎人，三面临海；驻兵千百人，也不能说敌人来了才准备防御。保障如果在□□，便可以无忧。事情还没有确定，恢复旧业很难。侯竭尽温养百姓、招徕流民的辛劳之心，也竭尽统筹治理的办法。没有耕田的人，却仍保存从前的赋税；侯减缓其中二成，只征收一成。凡是不能自由处理的事情，都按照公家的规定体恤百姓；各种调停，大多如此。百姓倚靠他而安定，就像大旱之后得到云霓。百姓喜爱他，并不是偶然的。其中尤其伟大的事情，是四个村子的仇敌互相激怒，侯竟直接抵达他们的巢穴去晓谕他们；防患于未然，迁移薪柴避开火患，于是全州安宁。庚子、己酉年两次大规模出兵，十万人参与，其中有他的功劳，也有由此造成的损害；这些还不足以完整说明侯的功绩。当时岚瘴之忧像车驾一样压迫人，使人患病，事情又长期难以处理；侯因为这些为百姓操劳，也因此得到诽谤。君子竟相信谗言，还有什么冤屈能比这更大呢？百姓和士人愤怒于不公平，发言申诉。然而百姓和士人想到自己谋生的艰苦，如同床板剥损而伤及肌肤，因而对侯激发出同情。宋代苏洵《衡论·重远》一篇，正是衡量这件事的文字。文中说：‘远方百姓，即使让盗跖做郡守，让梼杌、饕餮做县令，上级也不会察觉。既然如此，如今有龚遂、黄霸、鲁恭、卓茂这样的官员，百姓称颂他们，上级难道就能察觉吗？这是形势造成的。不幸生为远方百姓，自然不幸陷入生长在那里而无法脱离远方的处境。黜陟的典章，不能得到公正的黜陟。太守的佐属因为黜退的缘故离去，州中从前与诸生谈论此事，也大多替他感到不平。今后如果又有像蔡侯这样的冤屈，像蔡侯这样而且更加严重，难道能不令人愤怒吗？即使为蔡侯愤怒，也不能使后来的人再受到像蔡侯那样的恩泽。小人毁坏房屋，愤怒又有什么益处呢？’《小弁》诗说：‘君子不能施恩，就不要舒缓地追究它。’ 《巧言》诗说：‘君子如果发怒，祸乱就会很快止息。’有人越出职位妄加议论，曾经认为，对于任用官员而又不认为他贤能的人，即使众口交相攻击，也应当观察他是否贤能，同他一起任职很久来检验。如今却确定说：‘不许传播恶名，早晨听说，晚上就斥退。’这既没有讲明毁誉、爱憎变化的道理，也不懂得以一件事警戒百人的方法。我的太祖取得天下，起于微贱，最终接受天命，用来警戒官场邪恶。在三十一年之中，使用重典严法，正是遏止巧言、平息祸乱的方法，也是君子发怒的表现。人们有了畏惧之心，天下便安定太平。起初狐疑、仓促严急，后来姑息、优容，如今因而坐受牵累。应当采用《小弁》所说的舒缓追究，又实行国初的法律。上面掌握审察形势的权力，下面有熟悉吏治的官员，百姓也得到安定。这样，远方憔悴的百姓，便能够在圣明天子百里之内受到关注，得到恩泽而脱离困境了。这件事有待朝廷诸位君子加以留意，我因蔡太守而深有感触，冒昧把这些好话也写在这里。《汴水寻源》卷序。汴梁■〈木巳〉邑的屈氏，从始祖让到现在已经十二代了，大约有几百人。汴地屈氏号称瓜瓞绵延的大家族，即使亲属关系渐尽、亲戚渐少，也仍崇尚古道、修睦亲族，伏日、腊日祭祀，以及婚丧宴饮，按时相聚。一本所出的亲情，从来没有改变。人的感情聚在一起就欢乐，欢乐便使心相互系属。四海之内的人，一旦在道路之间相聚，起初并不是先前有亲属关系，也不是因为岁月交往的缘故；宴饮谈笑、放情欢乐，尚且使人快乐，何况是同一宗族的关系呢？从最初直到现在，同是一体骨肉，难道没有什么能把他们联结起来吗？《诗》说：‘宴饮欢笑谈话，因此有美好的声誉和安乐。’这既是感情，也是形势。屈氏从襄垣公开始，洪武年间被谪戍于琼■〈木巳〉邑的屈氏，到此时分为两支。苏老泉在自叙宗族谱系时说：‘服丧期限尽了，亲属关系也尽了；亲属关系尽了，感情也尽了，就成了路人。我们之所以彼此看得像路人，是因为最初本来是兄弟；兄弟最初，原是同一个人的身体。’以眉山一地聚集的宗族来说，长公已经有无可奈何的感叹了，何况情况不同、形势有别，分成两支，又相隔万里道路，想保持感情岂不是更加困难吗？虽然，天下能够使他们隔开的，是事情；但心却可以越过百世而相通。能够使他们分别的，是形迹；但气却可以跨越百里而相合。屈勿轩是学校中的英才，内心笃守礼义，生长在琼州，妻子儿女都在那里，子孙也有人，而汴水以北的■〈木巳〉夏故墟，却时时切切记挂在心。他的心与气，同祖先宗族亲戚之间已经没有隔阂了。有一天他振作起来思考说：‘神交梦会的情形，终究不如见到形貌、听到声音来得亲切。我心中保存的东西、我气中发出的东西，仍然遗憾没有可以作为依据的地方。’想到最初的根本，他匆匆踏上行程，祭祀先祖、聚合族人；今天终于可以不只是寄托于想象，而有了确定的日期。士友们共同认为这是合乎义的，于是作诗歌咏，临海门为他送别，他便来向我询问序文开头的话。我心中的意思，也就是士友们的意思。孔子说：‘君子厚待亲族，百姓就会兴起仁德。’勿轩过去同宗，是在内心上相同；今天同宗，又能够使形迹不相违背吗？事情有了依据，道义就光明了。以这次行动为根本，孝悌之心难道不会油然而生吗？按当时的惯例，宗族中有人从军；不从军的人置办军庄。往返行囊需要以此相赠，这是厚道，同时也有利益在其中。勿轩把孝悌充满在内心，又表现在外在行为上，并不在于这些利益。因此我不推辞，为他写下这篇文字，也借此告诉■〈木巳〉地的人。《注唐诗鼓吹》序。

译古代先王成就人才，据今天考察，大体上是六经并行，而诗教居首。教化靠言语和行为，诗也不过是言语，为什么它能增益人，却把它放在首位呢？大概人承受天地的精气，言语文字之间正是天地精神的发露。把话约束成诗，不说很多话而内在意味显现，含蓄深厚而外在显著，使天地精神凭借诗得到驰骋。精神驰骋，就会感动万物、感染人心，变化也由此发生。《礼》说人的声音在上达于天，半夜长啸，也有敌骑因此败退北去的事。诗能够感发人心，这样的例子常常有；游艺之道，百世以后等待圣人来判断，也不能轻易改变。锦台廖先生对此有所领会，丁丑年会试中乙榜，来署理琼山学事，考课弟子员，于是拿出他注释的《唐诗鼓吹》八卷给我看。宋代一朝用时文、经义、论策选拔士人，我朝沿袭它；宋代以前的唐代则以诗赋取士。锦台每天考课学生，是遵循当时制度。可是他在从前《鼓吹》中已有所发现，并加上前人的注释。《鼓吹》的注本很多，解释章篇、句子，探究事情的来由，发掘诗意所包含的内容；与锦台相比，前人的注释实在相差太远。我说，同样都是用文章取士，如果只取文章本身，那么兼取唐、宋才算完整；我朝的缺失，也正是宋人的缺失。假使不让他以文章成名，难道让他的诗文还能够完整吗？锦台造诣精深、学问广博，正符合我的看法。虽然如此，锦堂是新会人，从前公甫陈先生在白沙讲学，天下人仰慕他；他品评前代诗人说：‘子美是诗中的圣人，尧夫另有一脉传承。’历来称赞的作者有这两位，但很少有人能够兼取唐代以下的诗学；并不是杜甫的诗低劣，而是还没有人可以与康节相比。公甫又特别推重康节。杜少陵爱君忧国，这种情怀也在田野所获等作品中发抒；与那些流连景物、茫然无所归依的人相比，他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吟咏高歌，胸中包含造化，在一动一静之间，显现天地人的妙理。少陵能够做到吗？他不只是以文采打动君王的夸赞；即使作品随尘土冷灰而被忽略，也不必以此为惭愧。个别作品不足称道，但他拳拳不忘君国的心，即使尧夫也只能把自己看作他的仆从而听命于他。宋代进士许洞召集九位僧人作诗会，约定以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禽鸟、日月星辰为题，不得犯用其中任何一类。九僧只得停笔。其实天光物色，不过是一时触发灵感的事物；本真的性情在我自身，因为外物触发而喜悦，所以也因外物触发而作诗。假如周敦颐、朱熹、张载、程颐有许洞那样的约束，本性的真实喜悦自然会流露出来，不必等待外物，外物还能困住他们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子美如果除去那些写君主国家的作品，其他时候恐怕也会像九僧那样无从下笔，这能称为圣人吗？严沧浪谈论诗，把诗的妙悟比作禅道，说：‘诗有特殊的才性，不关涉书本；诗有特殊的情趣，不关涉义理。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万履庵认为这种说法鄙陋。水中月、镜中像，听起来仿佛荒诞；水中确实有无法执取的月，镜中确实有无法执取的像，这并不是荒诞。拘泥于文理，就会停滞。诗能够曲折畅达、旁通万物，随着音乐兴起，以文字助成它的妙处。万履庵只依据文理，有时也许只是古代诗人同外物相合的情趣，而没有深切领会吧？伊川程子指责‘穿花点水’一类诗句，说是闲言无用；可惜杜工部一生的心意，似乎从年轻到老年只有两首绝句。这也是万履庵的看法。我曾说唐宋诗人都一样，若只得到一知半解的领悟，谁能说唐代高、宋代低？我想在沧浪与履庵之间确定一个说法，仿佛把两种妙处合并而取其长处，但一直没有做到。荆川唐顺之，是履庵的老师。履庵曾把自己的意思附在刘因、邵子之后，认为天资和学力虽还不足，却已经是庄周、陈献章之学的开端。唉！礼义没有穷尽，人心也有觉悟；何况吟咏风雅颂，诗法就在其中。从此以后，又怎能知道不会有人兼通庄周、陈献章、静修之学，出入两种妙处，并且超过它们呢？我当时拿白沙古注去询问锦台，锦台谦逊地说：‘没有所得。’锦台生长在新会，当时距离白沙不远，从白沙那里得到诗学的开端，后来学者便有了根基。至于白沙《鼓吹》的开端，更不必说了。透彻的领悟，还希望锦台继续追求。《海忠介公集》卷之四。●《海忠介公集》卷之五。琼山海瑞国开甫著，新安王贽献甫阅。关中焦映汉雯涛选定，男世爵绍庵。瀛海贾棠青南编次，男际熙、庶咸校。记。志铭。赞。书简。议论。◆记◆。修建学宫记。乐耕亭记。修学宫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