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书答

译卷一　书信答复 答周西岩 天下没有一个人不是生来就具有知觉的，没有一件事物不是生来就具有知觉的，也没有一刻不是生来就具有知觉的，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然而也从来不是不能使它知道。只有土木瓦石不能使它知道，因为它没有情感，难以向它说明；贤人、智者、愚人和不肖之人不能使其知道，是因为他们有情感，反而难以向他们说明。除了这两类，即使牛、马、驴、骆驼等，在它们深深忧愁痛苦的时候，也没有不能告诉它们生知之理、向它们说明佛乘的。按照他的见解，仿佛有人生来就知道，又有人生来不知道。生来就知道的就是佛，生来不知道的便还不是佛。我不知道他半生以前所作所为，究竟是谁作主的呢？这岂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却不知道吗？不知道还可以，怎么又说眼前不敢冒认自己是佛呢？既然眼前没有佛，将来又怎么会有佛呢？或者将来成佛时佛才真的存在，那么今天还没有成佛时，佛又到哪里去了呢？有或无，本来只是认识之心的分别，妄自说有说无，并不是你的佛本身有有无，这一点显然明白。况且既然自己说不能成佛，难道也可以说今生不能成人吗？我不知道这样的人凭什么立身于天地之间。既然没有办法立身，也就没有办法使自己安定；没有办法使自己安定，在家就无法安顿家庭，在乡里就无法安顿乡里，在朝廷就无法安顿朝廷。我又不知道靠什么度日，凭什么面对别人。我恐怕他即使谦让，也决不肯说自己不能成人，这是确定无疑的。既然已经能够成人，又有什么佛不能成，却还要等到将来呢？天下难道有在人之外的佛、在佛之外的人吗？如果一定要等做官、婚嫁等事情办完以后才学佛，那就是成佛必须等到无事之时，等于事情妨碍了成佛；有事情就不能成佛，又等于佛对事情没有益处。佛对事情没有益处，成佛又是为了什么呢？事情妨碍佛，佛也就没有用处了，这难道不可笑吗？一旦等待起来，便是千万亿劫，真可怕啊！答周若庄 明德是根本，亲民是末端，所以说“事物有根本和末端”。又说：“从天子直到平民，一概都把修身作为根本。”如果不彰明自己的德性来修养自身，就是根本乱了，却想求得末端的治理，怎么可能呢？人所最为亲厚的没有比自身更重要的了；如果不能彰明德性来修养自身，那么本来应该厚待的反而变薄，便没有什么不会变薄的，却说应当薄待的可以厚待，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如今的谈论者却舍弃明德而直接谈亲民，这是为什么呢？这岂不是舍弃根本而谋求末端，薄待应该厚待的却想厚待应该薄待的吗？还是说亲民就是明德的事情呢？我的德性已经彰明之后，再把自己所具有的德性推展开来，使天下人的明德也得到彰明，这就是大人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道路，应当如此；并不是说先调理、亲近百姓，然后才可以彰明我的明德！况且明德是我本来具有的，使天下人的明德得到彰明，也不是强行把他们本来没有的东西塞给他们。所以又指示说：“立足于至善。”也就如此而已。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这叫作至善；在这里知道自己应当止于何处，那么彰明明德的功夫就完成了。由此再把余下的德性推及他人，用它来亲近百姓，不是非常容易吗？所以《大学》末篇不再说百姓应当如何亲近，只说彰明明德；不再说德性如何彰明，只说止于至善；不说善如何止，只说知道止境；不说止境如何知道，直接说格物以求达到知识罢了。所格的是什么物？所达到的是什么知？大概一格物，就自然没有物；没有物，就自然没有知。所以既然知道应当止于何处，那么所知也就止息了；如果所知还没有止息，也就还不能算知道止境。因此，知道止于自己所不知道的地方，这才算达到了。依我看，《大学》这样详尽地开示，无非是因为德性不容易明白，止境不容易知道。所以它又赞叹说：“人能够知道止境，就会常常寂静而开朗，极其安静而没有欲望，安稳坚定而不改变，虽然思虑百端却能归于一理。”如今的谈论者，切实反省自己，果真能够常常寂静而开朗吗？能够极其安静而没有欲望吗？能够安定坚固而不动摇吗？能够思虑百端而归于一理吗？这还很难说。为什么竟然马上就以知道止境自我标榜、以彰明明德自我担当，而想在学问上同大人亲民之学相等呢？那么，颜子终身以好学著称，曾子终身以守约闻名，却始终不敢谈及亲民之事，难道他们果真都错了吗？难道他们的学问果真都是偏颇而不完整的吗？世上本来就有终身寻访良师益友、亲近善知识，最终却不能获得安止功效的人，这样的人也很多，何况从来没有一天亲近善知识，却竟然把自己当作善知识，这可以吗？与焦弱侯 人好比水，豪杰好比大鱼。想求大鱼，必须到不同寻常的水域；想求豪杰，必须到不同寻常的人群中去。这是确凿的道理。井水并不是不清洁，味道也不是不甘美，日常饮食对人也不是不重要，仿佛早晚都不可缺少。然而拿任公子的钓竿去钓鱼，却从来没有在井里钓到过鱼。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井里不生鱼。即使想求三寸长的小鱼，也完全不可能得到。大海并不清洁，也未必甘美可口；可是没有能装载万斛的船就不能驶入，不是在海中长大的人也不能在海上行走。它能够使人活，也能够使人死；能够使人富，也能够使人贫。显然不能依靠它来求得安稳，也不能倚仗它作为常态。然而鲲鹏在那里变化，蛟龙在那里藏身，是万宝聚集的都城，也是吞舟大鱼乐于游荡的地方。它们只要一张口，百丈风帆便随流而入，竟然没有什么阻碍，那么它们腹中自然已经像江、汉那样宽广了。这种东西，难道是豫且所能制服、网罟所能牵住的吗？它们自行生死，自由往来，水族千千万万，只有惊叹奇怪、长声叹息而已，何况人还没有见过它们呢！我家乡靠近泉海，有人对我说：“有大鱼进入港湾，潮水退去后它也不能离开。人们召集几十、上百人，拿着刀斧，直接爬到鱼背上，任意砍割，连续砍下几十、上百石的肉，这条鱼仍然安然如故；等潮水涨来，又乘着潮水离开了。”然而这还只是其中较小的。它乘潮进入港湾，港湾既然只能容下身子，这条鱼也就不算太大。我有一位姓莫的朋友，住在雷海之滨，和我一同在滇中做官，他亲口对我说：“有一条大鱼像山一样，起初看它，还以为是云或雾。到了中午，雾气全都收尽，果然看见海中有一座山，连绵如太行山，从东向西移动，直到半个月后才停下。”那么这条鱼的长度，又岂止三千多里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十百石〕

译唉！豪杰之士，也就是如此罢了。如今如果想在人人都喜欢的乡人中寻找豪杰，就好像在井里钓鱼，怎么可能得到呢？这样的人可以称为聪明人吗？为什么呢？豪杰之士绝不是乡人所喜欢的，乡人中也绝不会产生豪杰。古今的贤人圣人，都是豪杰造就的；不是豪杰却能成为圣贤，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这种事。如今日夜急切地想同天下豪杰共同成为贤人圣人，却偏偏在乡人中寻找豪杰，这不但会失去豪杰，也会失去通往贤圣的道路。这就是所谓车辕朝北而车辙却向南，又怎么能达到目的呢？我看这个人一定不是豪杰，也一定不是真正有志于成为贤圣的人。为什么呢？如果是真豪杰，就绝不会不认识豪杰；如果是真心立志成为贤圣，就绝不会不知道通往贤圣的道路。哪里还会有坐在井边钓鱼的道理呢！答邓石阳 穿衣吃饭就是人伦和事物的道理；除去穿衣吃饭，就没有人伦和事物了。世间各种事情都属于衣食一类，所以举出衣食，世间各种事情自然都包括在其中，并不是衣食之外还另有一种同百姓完全不同的所谓万事万物。求学的人只应当在人伦事物上认识真空，不应当在人伦事物上再分别人伦事物。所以说：“明察庶物，明辨人伦。”在人伦事物上加以明察，就可以通达根本而认识真正的源头；否则，只在人伦事物上计较揣摩，终究不会有自得之日。支离与简易的区别，正在这里。能够在明察中得到真空，就是依循仁义而行；不能明察，只是实行仁义，便会陷入支离而自己还不知道。能不谨慎吗！昨天回信中所说“真空”十六个字，已经说得没有遗漏了。如今再作注解，请你指正，怎么样？所谓“空不必用力去空”，是说太虚空的本性本来不是人力所能使之空的。如果人能够使它空，那就不能称为太虚空了；这有什么奇妙之处，值得让求学者专门把见性当作最高境界呢？所谓“终究不能空”，是说如果容许有一丝一毫的人力介入，便是堵塞了一分真空；堵塞一分真空，便是染上一点尘垢。这一点尘垢就是千劫以来拴驴的木桩，使人永远不能出离，难道不可畏惧吗？世间有平坦宽广的大路，千人共同经过，万人共同践踏；我在这里，兄长也在这里，全县上下都在这里。如果自己产生分别，反而还不如百姓的日常生活了，请你幸而裁断此理！弟已经老了，写得草率，很不尽如本意。兄长如果真有志于简易之理，不愿虚度这一生，那么弟即使吐出肝胆之血同你探究、互相印证，也是非常愿意的；如果仍旧执着这种见解，不再把生死放在心上，那么千万不要劳烦赐教了！又答石阳太守 兄长所讲授的，正是朱夫子的学问，不是虞廷精一的学问。粗糙便归于一，一便不二；不二便平实，一便粗糙。精微便不疏漏，不疏漏便真实。依渠老的见解，确实非常准确，并非虚妄，正是真实的境地；他的造诣非常平易，并不高深，正是平等的境界。大概是亲自得到赵老的传授。虽然他东奔西走、南来北往，终身在外奔波，不免有遗弃根本的毛病，但这也是他的外在表现，难道就没有其所以如此的根本吗？外在表现人人不同，就像人的面貌一样。面貌有千千万万种，人也就有千千万万种面貌。人果真有千千万万种本体吗？他只知道人的本体不是千千万万种，所以称之为知本，所以称之为一；又知道人的面貌不能不千差万别，任凭它自然呈现千千万万种，所以称之为至一，所以称之为大同。若论外在表现，渠老不同于大老，正如大老不同于心老，心老不同于阳明老一样；若论人的本体，哪里有几位老先生之间的分别呢？知道几位老先生的本体不容分别，正是这些老先生的学问所以能够接续千圣中断的传统，并共同归于“一以贯之”宗旨的原因。如果只看到他们面貌不同，便怀疑他们的本体有异；因为怀疑本体有异，又怀疑他们的学问不同，那就错了！渠老正是内心充实饱满，而我却拿画饼不能充饥来怀疑他；渠老正安稳地在彼岸，而我却拿虚浮、没有归宿来指责他。这是替别人为急，却不知道自己所急的事，所以弟也希望兄长再三思考。假使兄长的学问真以朱子为正确，而认为精一的传承不正确，那么弟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对朱子仍有疑问，对精一的宗旨还没有彻底探究，那么兄长在这里就应当有不能停止的地方。如今根据我们两人的情况来谈：兄长在日常人伦事物之间精细切实，一步也不肯放过；我却从容于礼法之外，务求年老之后自得安逸。我们的不同就是这样。兄长不妨静静听取、细细观察：我们两人究竟相同吗，不同吗？是一吗，不是一吗？如果因为看到不同而看待我，因为看到不一而看待我，那就错了。只要得到“一”，万事就都完成了，再没有许多关于事物以及虚实高下之类的见解。到了这个境界，诚意才是真正的诚意，致知才是真正的致知，格物才是真正的格物。说诚意可以，说致知可以，说格物也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两人都老了。彼此同心，务必共同为千万古以来的大事业作证、立约，不要只是作泛泛的聚会啊！答李见罗先生 过去在京师时，承蒙各位公卿接引，而承蒙先生接引尤其殷勤。我受到启发、解除蒙蔽，当时有时还不能省悟，退下来后却确实反复沉思。时间久了，才逐渐通晓其中的道理。师友的深厚恩德，我永远发誓不忘，绝不是故意谄媚。近年来我衰老了，不再像从前；每每想到自己才力薄弱、资质单薄，靠一己之力难以成就，恐怕终于会被门下所鄙弃，所以常常极力参究寻求，多方选择胜境，希望也许能得到一些助益我的东西，哪里料到求学者的毛病竟然全都同我相似呢！只知道替别人做人，不知道替自己做人，只追求好名声，不肯务实。我既然已经这样了，又同这样的人相处，就会相互跟随而一起陷入陷阱。

译“无名，是天地的开端”，有谁能够体会这句话呢！所以我关门扫地，恬然独自坐着。有时吃饱以后，便在凉爽的天气里散步，张开两腿蹲坐着行走游逛，出门跟着两三个年轻人，听他们的俚歌，听这些笑谈，嬉笑戏弄一会儿，也足以用来醒脾，连枳木丸都可以省掉了。等到饱胀烦闷过去，情绪和景况都适宜了，便仍旧像先前一样关门独坐读我的书。我的行迹就是这样，难道真是在躲避人吗！如果喜欢躲避人，那么住在山林里就是了，不会居住在城郭之中；只要故乡就可以了，也不会到异乡游历。您认为我确实是这样吗？既然如此，这条道路，如果不是真有“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无妨”那样的大恐惧和真正的志向，聪明盖世、刚强健壮而且天性笃厚，卓然不被千圣动摇夺取的人，就不能马上和他共同学习这种道理。因为一定要是最聪明、最明达、最刚强、最健壮的人，又以“夕死”逼迫他，以“朝闻”催促他，他才能退回到真实的地面上，不惊不震，安稳地蹲坐在那里。区区世俗的名声，他尚且看作玷污自己，哪里肯沉溺其中呢？从前身边还有家属和负担，如今都已经遣回原籍，只剩我一人罢了。太和之行，还不便预定日期。年老力衰，如果没有极大的所得，便不敢出门。而且山水因为人而显得重要，从来没有为了山水而千里寻访、却不带着人的道理。闲适之余，我也写了不少著述，曾自称应当把它藏在名山，等待后世的扬子云。如今有您在，便不亚于玄晏先生。书稿即刻呈上请您过目，只是不能把它拿去压酒瓮；但苦于没有力量抄写，又有什么办法呢！飘然一身，独自前往有什么困难。从今以后东西南北，确实没有哪里不可以去，只是不肯进入公府罢了。这一点求取名声的心，终究难以摆脱，不过也不必摆脱。世间把这种人称为学者的并不少。由此看来，寻求真正喜欢名声的人，整个天下也没有，那么我闭门不出也就适宜了。答焦漪园 承蒙您告知，《李氏藏书》谨慎地抄录一份，专门派人呈上请您过目。近年来我有三种书，只有这一种讨论千百年来的是非，涉及的人物多达八百，篇章卷帙也很繁多，估计不止二千叶。还有一种，专门是同朋友往来谈论佛法的，名叫《李氏焚书》，大多是谈因缘的话、激愤的话，不同于寻常的套话。恐怕读者会因此感到奇怪震动，所以取名《焚书》，意思是这些话本来应当烧掉抛弃。现在已有一百多张纸，继续写下去有多少就不知道了，暂且没有时间抄录呈上。另一种是因为学士等人不明白题目中的大意，我趁便写几句话送给他们，日积月累便成了一部书，名叫《李氏说书》，其中也有很值得看的地方。如果能活上几年，我还要逐节阐明《论语》《孟子》，那也足以使人快意了。只是《藏书》应当秘密收藏，而我又高兴它的论述略有可取之处，也想同知音谈一谈，所以把它呈送过去。其中人物很多，有些未必妥当，那是《晋书》《唐书》《宋史》的罪过，不是我的责任。我私下认为，魏、晋诸人的风度神采非常出众，一经过污秽的笔墨描写，反而就不出众了。真正的英雄人物，被画成疲弱软弱的汉子；真正风流而名闻天下的人，被画成庸俗之士；真正贪图名声而不能成事的人，却被画成穿宽衣、戴高冠，以堂堂巍巍自负的人。这难道不是真可笑吗！因此可知范晔还算是人杰，《后汉书》也还值得一看。如今我不敢说这部书中的各篇传记都已经妥当，只是认为其中的是非足以替前人出一口气罢了，实在不应让庸俗之士看见。希望兄长仔细读一遍，如果认为没有害处，就在书前题写几句话，说明编次这部书的本意即可；我不愿让别人再在其中写半句文字。为什么呢？因为如今这个世上，想来还没有真正了解卓吾子的人。不过这件事也只请兄长斟酌办理。弟弟既然身处远方，情势上难以遥远揣度，只要不至于惹怒别人，也不至于玷污这部书，就是爱护我了。书中错讹很多，只须仔细校阅一番才行。至于论述著作，则不能改动，这是我的精神、心术所系，是法家传承的书，不能轻易谈论。我本来想和上人一同前往，当面承受指教；听说白下荒乱得很，恐怕路上会有警患，稍等麦子成熟，也许可以买船前来。我平生仰慕西湖的佳美景色，那里便于舟行，而且离白下很近。如今世俗之人和一切假道学，都把我视为异端；我说不如干脆就成为异端，免得让他们以虚名加在我身上，怎么样？我既然已经出家了，只不过还剩下这些种种牵挂罢了，又何必吝惜这些牵挂而不以此成就这个名声呢！有时能同兄长见一面再走，有时来不及相见，都不可知；只是早晚会有人到白下报告说：“西湖上有一个白胡子、没有头发的老人”，那一定就是我！一定就是我！从今以后，在没有涅槃的日子里，都把读藏经作为事情，不再把儒书放在心上了。前一封信中所说的邓和尚究竟怎么样？第一种机锋就是第二种机锋，月泉和尚把婢女当作夫人。第一种机锋不是第二种机锋，豁渠和尚却认为天上真的有第二个月亮。这两位老宿，果真达到了“虚极而守静笃”的境界吗？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们知道实在就是虚，所以虚不能达到极致；知道动就是静，所以静不能笃厚。这是什么样的境界，哪里可以用推测和拟议来达到呢！所以说“猜测往往会多次猜中”，并不是不能多次猜中，而是只要凭猜测，害处就深了。只有圣人不凭猜测；不凭猜测，所以有时不能猜中；不能猜中，反而就接近道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聚首会合，共同验证这件事呢！听说潘雪松已经被征召入京，《三经解》正在金华刻印，想来一定会送我一部。若送得多，就分给我一两部。我关于《南华经》的稿子已经没有了，当时只是因为想删去过于繁杂的部分，所以在严寒重病中不到四五天便涂改完成。《老子解》也是用九天写成的，大概因为不满意苏轼的注本，所以就在原本上增改了几行。《心经提纲》则是给朋友抄完《心经》后还剩一幅纸，于是接着写满了墨，归还给那个人。这些都是草草完成，本来只是想自娱，不料竟造成了刻板之灾！至于《藏书》，却确实值得喜爱。潘新安是怎样的人呢？既然已经被征召入京，就应当在言官之路上做诤臣了。我这个不肖之人，凭什么得到这位老先生的知遇呢？他这样信任我，难道真心认为我值得信任吗？还是听从兄长的口头称许，便随顺着相信我呢？如果他不必等待从别人嘴里取得意见，就能自己睁开眼睛，在不拘泥于皮毛形色之外考察我，知道卓吾子是世外之人，那么当今的人才一定不能逃过潘氏的鉴识，可以称得上真正有眼光了。答丘若泰 丘先生的信说：“我认为丹阳确实病了。”柳（塘）说：“哪里只是有病呢？还要反观自身，默默体认。是体认沉默，还是体认疾病？” “此时如果连一丝念头也不起，心中全都空明，这才是丹阳，只是他还不能达到这个境界罢了。”

译苦海有八种，疾病是其中之一。既然有这个身体，就有这片苦海；既然有这种疾病，就有这种痛苦。丹阳怎么能同别人不同呢！人们知道疾病的痛苦，却不知道快乐的痛苦——快乐是痛苦的原因，快乐到了极点，痛苦就产生了。人们知道疾病的痛苦，却不知道疾病中的快乐——痛苦是快乐的原因，痛苦到了极点，快乐就到来了。苦与乐相互推转，是轮回的种子；由苦得到乐，是因缘之法。丹阳虽然是上仙，怎么能抛弃轮回、舍弃因缘，自己脱离人世的苦海呢？只是他在未曾不同于众人的地方，自然有不同于众人的地方，因为行路的资粮一向具备，道路的方向一向明白。现在正处于疾病之中，只需一心护养疾病，哪里容得再有别的念头，哪里容得有一丝默默体认的工夫夹杂在其中呢！这才是真正的第一念，这才是真正的没有第二个念头；这才是真正的空，这才是确实做到一丝念头不起、心中全空的境界。并不是说一定要先做到某种“空”，然后才能达到丹阳的境界。若总想着应当怎样，就不是实际，也就不空了。答邓石阳 昨天承蒙您教诲，我面对来使裁量辞谢，尚有未尽之意，谨再抄录呈上。老先生专门是对上等人说话，恐怕说得过高，反而有遗弃他们的弊病；弟弟则实在是对下等人说话，恐怕他们沉溺其中而不能出来，正如今天所谓出家人，只知道持钵讨饭糊口罢了。然而世间惟有下下等人最多，所谓滔滔者，天下都是。至于上上等人，整个天下极少；不只是少，大概根本没有。像弟弟这样的人，正是滔滔皆是的一类。至于那种绝无的人，天下既然没有，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些年来我常常深深叹息遗憾，光阴已经流逝，而做官三十多年，从未为国家出过一分力量，只是白白窃取俸禄来滋润自己。幸而双亲已经入土，七个弟妹的婚嫁也都办完了；他们各自幸而不缺衣食，也都生了儿孙。只有我连续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如今只留一个女儿在身边。年纪已迫近耳顺之年，身体素来羸弱，想到弟侄已经满眼都是，可以没有遗憾了，便这样自我安慰。大概所谓“想做却不能做”，不是有能力却自己不想做；只是人生这一件大事还没有弄明白，心里时时烦闷，所以便弃官进入楚地，侍奉善知识，希望稍有所得。大概都是沉溺太久，年老才开始觉醒，并不是曾经自我抛弃到人伦之外。我平生的师友散居四方，不下十人百人，全都是做官而忠烈的丈夫，像兄长您这一类人。弟弟起初不敢认为他们是曲意徇人，他们也不认为我是绝世之人，大家只是各自致力于获得自己的所得。因此彼此约定的目标很远，而形迹不过是假借。愿意做圣人的，就以圣人为师；愿意做佛的，就以佛为宗。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家，是别人知道还是不知道，都随着各人的资质性情，任其前进求道，所以能够彼此共同学习。既然如此，我从他们那里取的，难道是取他们抛弃人伦吗？我是取他们求道的志向。大致说来，不过是：“他为人如此倔强，难以教化。起初不肯低头，最后却终于恭敬地接受教诲，奉师事师。”正因为他难以教化，所以料定他一定能够得道；又因为他得道，反过来更欣喜他没有辜负起初的倔强志向。就是如此罢了。然而天下倔强而不得道的人多得很。如果不得道，那么即使倔强又有什么益处，即使出家又有什么用？即使到了断臂、燃身的地步，也不过是丧身失命的人罢了，究竟有什么补益！所以如果确实有志于道，那么在家也可以，孔子、孟子不都是在家吗？出家也可以，释迦佛不也是出家的吗？如今学习佛法的人，并不是学习他放弃净饭王之位而在雪山中苦行，而只是学习他成佛的道路罢了。如今学习孔子的人，并不是学习他能够在家，而只是学习他能够成就孔子之道罢了。如果认为在家才是对的，那么如今在家学习圣人的人多得很，可是谁成了圣人呢？如果认为出家是错误的，那么如今不信奉释氏的人也不少，可是最终也不敢说他们不是佛，又是为什么呢？既然如此，学习佛法，关键只在于成佛罢了。他既然已经学佛了，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承蒙您告知，赵老给胡氏的信极力指责他的错误，说：“在云水瓢笠之中，摆出这种乞食求富、登门求进的姿态。”读到您的教诲这里，不觉流下眼泪！这些话的毒害，确实刺痛了我的心。我和他难道没有一起深深陷入其中却自己不知道吗？当时胡氏一定认为辞官退居、品位高尚、轻视功名富贵才是善于学习，所以赵老严厉指责他的错误来启发他；这就是所谓言辞不激怒人，听者便不能真正接受。如今人人都知道追求富贵利达的人是在乞求富贵，可谁知道云水瓢笠的众人也都是在乞求富贵呢！假使胡氏仔细思考，难道不会知道这一道理的广大，并不专在于轻视功名富贵吗？然而假使赵老是同另一些沉溺于富贵功名的人谈论，又不会这样说了。这就是所谓根据病情发药，根据时势治病，不能一概而论；这正是道理之所以广大。我认为赵老真是圣人。他本应终身依归赵老，可为什么竟然匆匆舍弃他而远去呢！但总的说来，人人各从自己的喜好，不能因为我的意见就一定要求他同我有一样的意见。只是想到乞求富贵的羞辱，心中实在感到羞耻，最终却不能免除，究竟是为什么呢？或许是借助见闻把它当作聪明，或许是凭借耳目把它当作心腹吧！有时凭借书册典籍作为判案依据，有时依靠孔子、佛陀作为泰山般的靠山吗？只要有其中一种情况，我就是齐人，又怎么能嘲笑他呢？这是弟弟感到痛苦和苦恼的地方。兄长将用什么来教导我呢？承蒙告知，您想让我马上毁掉这篇文章，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也不必这样做。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意，不可能人人相合。喜欢的人自然喜欢，不喜欢的人自然不喜欢；想看的人就看，想毁的人就毁，彼此互不妨碍，这正是学问的妙处。如果因为喜欢的人认为对，便一定要求兄长也同样喜欢；又因为想毁的人认为对，反过来责怪弟弟不毁掉它，那么就是各自只认自己的看法，各自把自己的学问当作私有之物，学问就会变得偏僻了。

译还是说这些话会给赵老带来牵累吗？赵老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巍巍如泰山，学问贯通千古，若一个和尚就能牵累他，那赵老也就没有什么可尊贵的了。正因为陈相背叛老师，陈良的学问才开始显明；正因为西河人怀疑子夏胜过夫子，夫子的遭际才更加尊贵。既然如此，赵老本来就不是人能够牵累的。如果说我指责他，是可惜他因为背叛老师的缘故，突然成为后世的笑柄罢了，那么他已经彻底抛弃人世，逃离儒学而归依佛法，陷入极大的罪责却不爱惜自己，我又有什么可替他爱惜的呢？我认为，如果他的学问果真不对，就应当用这篇文字把他的罪恶暴露给天下后世，同天下后世一起改正；如果果真正确，就应当用这篇文字使他的教诲显明于天下后世，同天下后世一起实行。这正是仁人君子用心的地方，也正是大同之道。况且看看世上的人，谁能不顾忌名声和声色，而去读异端的书呢？堂堂天朝，颁行《四书》《五经》到天下，希望人们幼年学习，成年实行，以求取得高爵厚禄、显耀荣宠家世；否则便有罢黜和惩罚，规定得如此详细明白，然而仍然有人捆起书来不肯读，何况佛教呢？连佛教尚且如此，何况邓和尚的话呢？何况那几句居士的文字呢？我恐怕即使想恭恭敬敬地把它奉上，他也会把它放在一边抛弃了，又何必代替他毁掉、抛弃呢？弟弟认为兄长具有圣人的资质，而且又是圣人的门徒；弟弟则是异端一流，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说道的。从朱夫子直到今天，把老子、佛教视为异端，接连不断地排斥它们，不知已有几百年了。弟弟不是不知道这些，却敢于直面众怒，是不得已，也是年老而怕死。况且国家以六经取士，又收藏《三藏》；用六艺教人，又设置戒坛，因此也从未把出家作为禁令。既然如此，像他这样的人本来就是国家没有抛弃的，兄长却认为国家抛弃了他吗？屡次承蒙您殷勤地接引，如果不是木石，谁能不为之动心？但是说弟弟想让天下人都放弃功名妻子，然后才从事学问，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国家的大蠹虫；弟弟还不至于愚蠢到如此。然而这话我认为兄长也谋划得太早了，不只是还没有下蛋就先去求报晓的鸡。邓和尚出生长大在内江，如今看看内江人，难道还有一个人效法他的行为吗？我认为即使朝廷下令，前面摆着鼎镬、后面举着刀剑，驱赶人们出家，他们也宁愿守着妻子儿女去死，必定不愿出家。难道说一个邓和尚就能改变天下人吗？一个无关紧要的居士，凭几句闲话，就能使天下人都抛弃妻子功名而从事佛学吗？这是千古以来绝无仅有的事，千万不要费心作杞人忧天的忧虑。我认为真正能够接续赵老学脉的人，或许要寄望于兄长。将来一定会有真正的同门，能够共同推尊老先生，使他成为师门中的颜回、闵子骞。这些区区异端之徒，连自救都来不及，哪里能同他们并驾争先呢？那么这些鄙陋的话，不毁掉也可以。可是我又曾反复推想过这件事。那位黄面老瞿昙，是年轻时出家的人；李耳厌恶衰败的周朝，也于是向西出游而不再回来，是年老以后才出家的人；只有孔子老来仍在家中。然而他终身周游列国，连席子都来不及坐暖，在家中的时间也没有多少；妻子已经去世，只有一个儿子，又没有听说他娶了谁家的女儿，也没有听说他后来有几房妾媵，那么对于家庭亲情，也太淡薄了。当时列国国君都知道以礼礼遇孔子，然而孔子不肯出仕，最长不过三个月；不是说“接着浙地而行”，就是“明日便走”，那么对于功名的念头，也太轻了。居住在郴地时知道叔梁纥的葬处，于是把他的母亲葬在五父之衢，后来才得以合葬于防地，那么对于扫墓的礼节，也太简略了。难道三位圣人在这些方面，反而轻视功名和妻子吗？恐怕也未免有抛弃它们的弊病吧！既然如此，邓上人的罪过也不能马上断定。然而依我判断，上人的罪过不在于后来不回家，而在于他起初轻率地出家。为什么呢？一出家就抛弃了父母。有儿子之所以可贵，是说父母临老时能够得到他的力量；人一老，就自然有许多疾病。如果有儿子，年老时可以得到助力，病困时可以得到助力，卧床难以移动时可以得到助力；侍奉、端药时可以得到助力，五脏像被分割一样痛苦、难以忍受时可以得到助力；临终呜咽、交代后事、诀别，最后一口气将要断绝时，也可以得到助力。如果在这些时候得不到助力，那么同宠爱一个儿子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还要在奔丧守丧方面做给别人看吗？往往看见当今学习道术的众人和先觉的士大夫，有的父母已经八十多岁了，还听见他们行礼、快步趋前，却全然不想到风中的蜡烛转眼就会熄灭。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急于追求功名而忘记了亲人。对这种人不责备，反而责备那些出家人，真是极大的迷惑，足以说是颠倒见解了。唉！我们是交往二十多年的知己，您是六七十岁的白发老人；相隔万里相逢，在别的县相聚，发誓要吐露肝胆，把外在的伪饰全都脱去。如果我内心的一点真诚没有完全表达出来，仍有一丝一毫借名声作欺骗的话，那么青天白日照耀着我的内心，我就应当永远堕入无间地狱，经历万劫而作驴子，供兄长骑乘。这是我今日用来报答百泉上人的知己之感的。即使兄长有所遗憾，我终究也不敢有所怨恨。答周南士 您正值壮年，才华雄伟，只是怀抱美玉而未曾试用。我本来就没有可以任用的才能，所以自然不适合被任用，难道真是同云、鹤一类的人吗？实在惭愧感激得很！世间惟有才能难以得到，所以说“才难”。如果没有才华却徒然拥有名声，像殷中军凭借幼年骑竹马的交情，想同大司马抗衡，以便把自己附会到王、谢一流，那就是不自量力；我没有这种情形。我只是早早估量了自己，所以果断地告退。

译而且我性情刚直，不能曲意周旋；性情疏放，又稍微喜欢清静偏僻，因此每天接近鹿、猪和一群无赖之人，大概正是适合我的。像您这样的大才，处在清明的时代，正应当藏蓄才能等待时机，为时代出力。古来有这样的人：具有大才，却不被世间任用。世间既不能任用他，他也不求被任用，退下来同无才之人相等，使无才者不疑忌，有才者不嫉妒。所谓外貌像愚人，深藏才能而像空虚，老聃就是这样。如今看渭水边的老者，已经八十岁了，还拿着钓竿垂钓，毫不在意。如果他八十岁时死去，或者没有死却没有遇到到渭水打猎的西伯，纵然遇到西伯而西伯不尊他为师、不敬养他为老者，或者有儿子姬发却不勇武、不能很好地继承父亲的志向，那么太公即使有百万般韬略，也不会被采用。这些都是善于隐藏自己才能的人。至于严于陵、陈希夷，急切地想得到任用，却只有必定要被任用的心，没有必定求用的外在形迹，所以披着粗裘、骑着坠驴，最终以隐士闻名。他们虽然没有逃离内心的志向，却能够逃离外在的踪迹；虽然没有显露出可用的才华，却也显露出隐遁才华的姿态。黄帝、老子以下，这样的人难道还少见吗！又有一种人，拥有足以大用的才能，却能够委曲求全以求一定被任用；时代不一定清明，君主不一定贤良，道路不论顺利还是艰难，都随世浮沉，随着时势升降，而作用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最终也使别人舍不得不用他，这就是管夷吾一类的人。这大概就是最高明的境界了吧！至于那些急切地求取任用，又不能委曲周旋以实现其作用的人，拿着自己一套规矩，遵守先王的准则，却想用方柄插入圆孔，这难道是能够用世的才干吗？只是辜负了那颗急切求用的本心罢了。我们儒者就是这样。幸而能够明察时机、果断决断，不等待一整天，终于得到勇于退隐的道路。然而削发讥讽木头、饿于陈国、受困匡地，能够免除灾祸也只是幸运，并不是胜算。您如今亲身处在清明时代，怀抱和氏璧，像前面几位那样的做法，都是您一向厌恶的，必定会有相合的际遇；我只是粗略地说这些，等待您的选择罢了。否则，想被任用却不能委曲以实现作用，这正是儒者最终被天下后世讥笑的原因。答邓明府 何公之死，与江陵没有直接关系。江陵任司业时，何公只是同朋友们一起去见过他一次、谈过话罢了。谈话虽不合江陵的心意，却没有杀他的心。等到何公出来，独自对朋友们说江陵“有想飞却飞不起来的情形”，大概只是直率地表示不满罢了。何公听到后，便说了“这个人将来一定会掌权，掌权后一定会杀我”等话。这是因为何公平生自我期许过高，没想到精神上反而被江陵震慑，于是茫然失意，显出了恐惧之色；大概都是英雄不肯向对方低头的真实心理，也就是所谓两雄不能同时并立于世，这种心肠正是如此。此后江陵也记不得何公了，而何公却终日把江陵放在心上。偶然首先攻击江陵的人，是吉安人。江陵于是怨恨吉安，每天同吉安的缙绅作对。然而他也未曾把何公当作仇敌，因为何公不值得他仇恨，只是何公自己竭力把他当作仇敌。为什么呢？因为何公“我一定会成为首相，他一定会杀我”的话，早已在吉安以及四方传播很久了。到这时，想要承奉江陵的人苦于没有机会，听到这话，谁不以使何公获罪为快呢？杀一个平民本来没有什么困难，又可以让江陵心中痛快，那还有什么顾忌而不敢做呢？所以前任巡抚先行缉拿追访，继任者又跟随他的做法。正当缉拿押解到湖广时，湖广秘密把揭帖进呈给江陵。江陵说：“这件事何必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就是了。” 等到差役走出阁门，应城的李义河便授意说：“这就是江陵的本意，只是不愿亲自发话罢了。”唉！江陵是什么样的人，胆量大如天，难道肯姑息这种事吗？应城的情状由此可知。应城同何公一向有论学方面的抵触，本来就有杀人的心思。又因为当时他的权势炽盛，人们侍奉应城如同侍奉江陵；这样一来，何公即使想不死，又怎么能够做到呢！江陵这件事做得很错误，它起因于对吉安的怨恨，而一定要杀吉安人，更是错误。如今这些都已经成为谈论往事了！然而何公是平民中的杰出人物，所以有杀身之祸；江陵是宰相中的杰出人物，所以有身后的羞辱。不论他们的失败，只论他们成就的事情；不追究他们的动机，只探求他们的本心；不责备他们的过错，只奖赏他们的功劳，那么这两位老人都是我的老师。他们不是世间那些琐屑苟且、讨好容人、低头顾影、窃取圣人名义来掩盖自己贪恋官位、固守宠荣私心的人可以相比的。因此我一并论述他们，请大方之家裁正。我所论说的内容很能表达内心，可以替何公出气，只是恐怕还没有察知江陵当初的本心，所以附带说到这些。答耿中丞 昨天承蒙您教诲的话，深深切中了我狂妄愚昧的毛病。把率性之真的本性推展开来，使它同天下共有，这才叫作道。既然想同这个时代、这些百姓共同遵循它，那么范围万物、成就万物的功效就很大了。“学习难道可以没有方法吗？”这是您的至理名言，也是您从孔子那里得到并深信不疑、作为家法的道理。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这只是孔氏的话，不是我的话。上天生下一个人，自然有一个人的作用，不必等待从孔子那里取得供给之后才算完足。如果一定要等待从孔子那里得到满足，那么千古以前还没有孔子时，人难道终究不能成为人吗？所以主张愿意学习孔子的说法，正是孟子只能成为孟子的原因；我正为它的错误而痛心震动，您却说这是我的愿望吗？而且孔子从未教人学习孔子。假使孔子教人学习孔子，为什么颜渊问仁时，孔子却说“实行仁德要靠自己” 而不说要靠别人呢！为什么又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又说“君子向自己求取”呢？正因为要靠自己，所以诸子本来不必向孔子询问仁；正因为是为了自己，所以孔子本来没有一种固定的学术可以传授给门人。这是一种没有他人、也没有固定自我的学问。没有固定的自我，所以学习没有什么先于克制自己的；没有固定的他人，所以教导只在于因材施教。试举一两个例子：仲弓，是居心恭敬、行为简约的人，却来问仁，孔子直接指点他说只是敬和恕罢了。冉雍聪明，所以领悟了，并请求照此实行。司马牛遭遇兄弟的祸难，常常怀有忧惧，是谨慎言语、慎重行为的人，也来问仁，孔子同样直接指点他说只是谨慎言语罢了。司马牛不聪明，所以疑惑，反而认为这还不够。由此看来，孔子何曾教人学习孔子呢！孔子从未教人学习孔子，而学习孔子的人却务必要舍弃自己，一定把孔子当作自己的学问，即使是您也一定会认为这实在可笑。

译正因为孔子从未用孔子自身来教人学习，所以他得志之后，也一定不会把自己作为榜样教给天下。”因此圣人在上，万物各得其所，是有原因的。天下人得到自己的位置已经很久了；之所以又不得其所，是因为贪婪暴虐的人扰乱他们，而所谓“仁人”又伤害他们。“仁人”把天下失去位置看作忧患，急切地想把他们送到所谓各得其所的境域。于是用德和礼来规范他们的心，用政令刑罚来束缚他们的身体，人们才开始大大失去自己的位置。天下的百姓和万物如此众多，如果一定要让它们全都符合我的条理，那么天地也做不到。因此寒冷能够使胶凝结，却不能使朝市中的人停止活动；炎热能够使金属熔化，却不能使竞相奔走的人屈服。为什么呢？富贵利达能够使我们天生的五官获得充实，这种趋势本来如此。因此圣人顺应它，顺应它就能使人安定。所以对贪财的人给予俸禄，对趋附权势的人给予爵位，对强有力的人给予权力，对有才干的人授予相称的官职，对柔弱的人加以扶持而使用。有德行的人给他崇高的虚位，只求使人瞻仰；才能高的人安排重任，不问其出身来历。各人顺从自己的爱好，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没有一个人不能发挥作用。这件事多么容易！即使有人想用欺诈来迎合我的喜好，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喜好可供他迎合；即使有人想掩盖丑处来显扬美处，我自己也没有什么丑处可供他掩盖，这番说法多么困难！这难道不是真能使天下显明光明的德性，坐在那里便达到天下太平吗！这难道不是真能不显露一丝一毫作为的痕迹，自己享受心情安逸、日子美好的功效吗！既然如此，孔氏的学术也真奇妙，那么即使说孔子有学问、有方法来教人，也是可以的。然而，所谓没有学问、没有方法，才正是孔子的学问和方法吧！您既然深信并笃实行它，那么即使说这是您自己的学问和方法，也可以；只是没有必要人人都像您一样。因此，凡是您所做的，自然都是好的；您所施用的，自然都是广大的；您所学习的，自然都是恰当的。我敬重您，不一定要我像您；您也应当爱护我，不一定要认为您比我贤能。那么您这次出行，人人都会有弹冠相庆的喜悦了；否则，同意您的人少而不同意的人多，贤能的人少而愚蠢不肖的人多，天下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呢！又答耿中丞 内心想要做的事，连耳朵都不必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是不想听，而是自然不会听。如果想要不听，哪里比得上干脆不去做呢？这两件事只等您自己决定罢了。而且世间值得做的事很多，又怎么能够一件一件全都去做呢？况且我这个人同天下所系的责任很大。古代君子平日闲暇时，不仅不能超过别人，甚至也没有什么能够帮助别人。一旦发生大事，平日闲暇时那些显耀自己、想要表现的人，即使有千亿之多也没有谁敢上前，只有这个君子稍稍拿出自己的余力来整顿它；事情成功而众人不知道，那么他超过别人就太远了。譬如龙泉、太阿这样的宝剑，不是要斩蚊断犀，就不会轻易试用。小试便没有意味，小用便没有余力，日后所能成就的事情，也就都可以预见了。迎合世俗的话，不过是市井间的谈论罢了，哪里值得再说！然而他之所以了解您，对您的责望也自然很深。他认为人与人相知，贵在知心；如果四海之内有一个了解我的人，那么有一个钟子期也就足够了，不在于多。以如今来看，您实在还不能算是他的知己。他想同您在形骸之外相交，而您却在形骸之内寻求这种交往，喋喋不休地想用口舌辩说他的对错，认为这样就足以加深彼此的了解、回应他对我的深切期望，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了！世人所谓的是非，对他来说不值得影响轻重，这是很明白的。而且他起初从未把世人的是非当作自己的 是非。如果他把世俗的是非当作真正的是非，那么他做事一定不会像这样。这一点尤其容易明白。大概他的学问以出世为主，所以常常直率行事而无所避讳；如今您的学问既以用世为主，就尤其应当收敛隐藏，坚闭其才而深居。形迹虽然相反，心意却可以相成；用这一点来加厚彼此的交情，不也可以吗？因为您谈到这件事，所以我也说到这里。然而这同样是喋喋之谈，我知道它没有益处。与杨定见 这件事大大不可。世间的是非纷纷扰扰，人身处是非场中，怎么能够避免呢？在是非之上又加上讨好买好、远离怨恨之类的事情，这也是小人的常态，不值得奇怪。古人把真情交给别人，最终因此使自己陷入困境的，不知有多少；只需一笑置之，当作没有事情罢了。如今他讲论是非，我又同他讲论是非；讲个不停，便发展到争辩。听的人反而不把最初讲是非的人看作讨厌，却反而厌恶那个争辩是非的人。这件事明明白白，只是陷在其中的人自己没有觉察。既然厌恶别人讲是非，我自己又去讲是非；讲个不停，发展到争执；争执不停，发展到失声；失声不停，发展到结仇。失声会损伤元气，多讲会损伤身体，结仇会失去亲友，其中的弊害实在太大。人活在世上，连一点便宜也不知道为自己求取，难道能算聪明吗？况且我用信义同人交往，本来已经是不聪明了，却又责怪别人背信背义，这是在不聪明之上再加不聪明，在愚蠢之上再加愚蠢；即使稍微知道爱惜自身的人也不会这样做，我难道可以这样做吗？即使稍微知道趋利避害的人也一定会嘲笑我，我难道可以坐在那里任人嘲笑吗？这种境地我一向常常犯，但只能时时反省自己并克服它，不肯把便宜让给别人。只要万事一笑置之，当下就会安定妥帖，精神重新完整，胸襟也恢复从前的开朗。且不说读书、做举业的事情，只是安安稳稳睡一觉，便是自己得到的受用。这才是大可叹息、大可羞耻的事情；他们所争执和诬陷的事情，反而没有什么可叹可耻的。答京中友朋 来信说：“不追求吃饱，不追求安逸。这颗心没有任何系恋执着，就已经是学习了。”注说：“心中有所存念，却没有空暇顾及；如果另有一种学问存在，就不对了。接近有道之人，精神自然相互感应，这颗心自然会端正；如果说另行产生某种知识见解来使它端正，那就浅薄了。”又说：“‘如果确实立志于仁，就没有恶。’‘恶’应当读去声，这就是《侯明挞记》中说的：即使想让善恶并生，谗言和败坏德行，也仍然不会对顽劣者愤怒憎恨。由此可见，自古圣贤本来没有恶。说‘举直错诸枉’，‘错’不是舍弃，而是安置的‘错’。即使那些邪曲的人，也要把他们安置在适当的位置，使他们各得其所，不忍心最终抛弃他们。又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只这一个‘亲’字，就是孔门的学脉。能够亲近就是生机。这一点意思人人都有，只要知道体认并取用它，就是加以保持、担当和扩充罢了。” 来信所说如此，我怎敢不以实情回答。

译所谓不求安逸饱足，并不是他的性情同别人不同。人活在世上，只有学习问道这一件事，所以时时勤勉追求它，自然顾不上安逸饱足，并不是有意不去追求。如果没有时时勤勉的学习，却只在安逸饱足之间用心，那就是虚伪。既然时时勤勉于学习，自然不得不谨慎说话。为什么呢？我的学问还没有真正得到手，怎么敢开口说话；这也不是有意在其中谨慎周密，故意谨言慎行来向别人求取声誉。如今那些敢说大话，便安然高坐，必定要做人老师的人，都是因为没有在事情上勤勉罢了。真正勤勉于实事的人，哪里只是话不敢说出口、吃饭不知道饱、居住不知道安逸而已呢？他自然会奔走四方，寻求有道之人来使自己得到匡正。有道之人，是喜好学习而又有自己的所得、已经把大事掌握在手的人。这件事虽然重大，但道路有千万条：有顿然进入的，有逐渐进入的。渐进虽然迂回遥远、耗费力量，却还可以希望深入造诣；如果向北走却把车辙转向南方，进入壶上太行山，那又有什么益处呢！这还只是没有益处，并没有害处；如果一旦进入邪路，岂不是求取益处反而受到损害，正所谓“不但没有益处，反而害了他”吗？因此，我不敢不请人指正。这样接受指正，才叫好学，才能得道，才算把大事掌握在手中，才可以说没有辜负时敏勤勉的功夫。这样，我就能彰明自己的德性；既然能够彰明德性，自然就能亲近民众。比如从前四方有道之人来向我请教，我既然真切地向往道，他们决不会厌恶我，决不会不与我亲爱，也决不会不向我吐露真情、和我共同验证道理。为什么呢？彰明德性，本来就自然会产生这样的作用，并不是把它当作一个题目、作为做学问的脉络，故意这样做。如今还没有彰明德性的功夫，却突然谈亲近民众，就像还没有站稳便想走路、还没有会走便想飞翔；这样一来，圣人“明明德”这句着力的话，就全成了空话。所以只要立志于仁，自然就不会厌恶别人。为什么呢？天下人本来都和仁者一样，圣人并不曾高高在上，众人也不曾低人一等，自然不容许彼此憎恶。之所以有所憎恶，是憎恶那些似乎忠厚而实际上败坏道德的乡愿，憎恶长期借用仁义名义却不归还的人，憎恶名义上好学而实际上并不好学的人。若是世间普通人，圣人和仁人为什么要厌恶他们呢？大概已经达到仁境，就自然没有厌恶；已经能够彰明德性，就自然能够亲近民众。这些全都是自然而然的，不容靠思考和勉强去做，这正是圣学的奥妙。所以说：“学习而不厌倦，是智；教人而不疲倦，是仁。”“这是本性的德性，是贯通内外的道，所以能随时采取适宜的措施。”多么自然，多么不由自己！如今的人把“不厌”“不倦”当作题目，只在心里刻意去做，怎么能做成，怎么能真正做到不厌倦、不疲倦呢！圣人只是教人学习罢了，真正能够好学，自然就会达到这种境界。若不肯学习，只说“不厌”“不倦”，那么孔门弟子本来都应该能够学习了，为什么唯独称颜子为好学呢？既然称颜子为学习不厌，却没有说颜子教人不倦，由此可知，彰明德性、亲近民众，以及建立教化、推行大道，只有孔子能够担当，即使颜子也不敢承担这些。如今的人还没有彰明德性便谈亲近民众，还没有做到不厌倦便先说教人不疲倦，还不能谨慎说话、勤敏做事，便自称得道；放纵言语、胡乱说话也不以为耻；一天也没有真正向有道者请教求正，便把自己当作有道之人，还想引导人人归正。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圣人只是教人求学罢了；如果确实能够喜爱学习，自然就会达到这种境界。若不肯学习，却只说“不厌学”“不倦怠”，那么孔门弟子就都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了，为什么唯独称赞颜子好学呢？既然说颜子学习不知厌倦，却从未说颜子教人不知疲倦，由此可知，做到“明德”“亲民”，使教化确立、道理得以推行，只有孔子能够承担这件事，即使颜子也不敢当此重任吧。如今的人还没有做到明德，就急着去亲民；还不能做到学习不厌，就先说自己教人不倦；还不能做到谨慎言语、办事勤敏，却自称已经得道；放纵言语、妄加议论而不以为耻；还不能每日都接近有道之人以求得纠正，便自居为有道之人，想借此引导所有人归于正道。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这是什么说法。所以，还没有彰明德性，就不能谈亲近民众；还没有达到仁，就不能谈没有厌恶。因此说：“不要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 即使这样谨慎交友，还担心会有巧言令色、善于柔媚逢迎的朋友，所以说“赐啊，你每天都在减少”，是因为他喜欢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怎么可以随便亲近别人，使自己处在听不到过错的境地呢？所以想勤敏做事、彰明自己的德性，就必须像颜子那样终身以孔子为归依，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失身的羞辱，而获得好学的实质。至于其他弟子，只不过免不了学习夫子的不厌倦罢了，学习夫子的不疲倦罢了，到底并不知道夫子所学的是什么，自己应当做的又是什么。虽然同样拜圣人为师，最终却一无所得，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吗？唉！在夫子的时代，他门下的弟子已经这样了，今天又有什么可奇怪的！今天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唉！这也可说是我期望过高，实在令人深为厌恶。又答京城朋友 善与恶相对，就像阴与阳相对、柔与刚相对、男与女相对一样。大凡有两种事物，就会有相对的一方。既然有两种，势必不得不设立一些虚假的名称来加以区别，例如张三、李四之类。若说张三是人，而李四不是人，可以吗？不只是这样，两人同样都是一个“人”字：刚出生有乳名，稍大有正式名字，成年后有字，又有别号；一个人竟有三四种称呼。然而称他的名，便认为犯了名讳，所以长辈都避讳直称其名而称字；同辈又嫌称字不合适而称号，于是便把号说成不是名字。若认为号不是名字，那么不只是号不是名字，字也不是名字，避讳的名也不是名字。这样一来，这个人从出生起便从未带着名字来到世间，为什么又有这么多名称？又为什么要区分可称的和不可称的呢？若直说都叫作名字，那么名讳本来是名字，字也是名字，号也是名字，它们和这个人原本并无关系，又为什么要避讳，为什么有的避讳、有的不避讳呢？世人的迷惑真是太深了。不过还可以勉强说，号的称呼是美称，而本名或许不美罢了。然而朱晦翁的号并不美，朱熹的本名反而很美。“熹”是光明的称呼，“晦”却是昏暗不明的形象，是朱子的自谦之号。如今称他为晦庵，学者都高兴；若称他朱熹，他一定非常恼怒，甚至会按剑。这样，称呼他最美的名字，反而被认为犯讳；称呼那个不美的名字，反而使他高兴。这不就是不愿意让朱子处在美名之中，偏要让朱子处在不美之中吗？难道不是颠倒得太厉害了吗！近世又把号也当作避讳，干脆称人为翁、老。假如翁可以用来尊称人，那么爷、爹也可以用来尊称人。若认为爷是奴仆的称呼，那么如今儿子称父亲为爹、孙子称祖父为爷的人，也并不是奴仆。爷的极称是翁，爹的极称是老；称翁、称老不是奴仆之事，难道单单不是儿孙之事吗？又为什么天下人都要和我成为儿孙呢？近世稍微知道返本复古的人，甚至同辈之间互相称字，以为这样不俗。唉！如果真不俗，称字固然不俗，称号也未尝俗。既然直接称名字就行了，又为什么偏偏不能同于俗称呢？我认为称爹、称爷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译由此看来，所谓善与恶的名称，大多就是这样。只有立志于仁的人，才没有可以称为恶的东西；这大概是从善恶尚未分开之前来说的。此时善尚且不存在，哪里还会有恶呢？唉！如果不是诚心立志于仁的人，谁能懂得这个道理？“苟”就是诚实，“仁”就是生命的道理。学者想知道怎样才能没有恶吗？像这样立志于仁的学问，我还没有见到啊！答复宋太守 千圣同心，至理之言没有两样。纸上流传的旧话，都是千圣苦心苦口留下来给后代贤者和后人的。圣人根据人的根机随机说法，有大乘、小乘，以适应上根和下根两类人。如果是上等之士，就应当究明圣人的上乘言语；若甘愿做下等之士，只求成为世间的完人，那么不但孔圣人以及上古经籍应当牢记不失，即使近世有见识的名士所说的一言一句，也都切合身心，不能把它们看作陈旧的话。况且没有凭证就不能使人相信，这个道理由来已久；如果不取用旧话来互相印证，恐怕听者更加惊疑。所以凡是论说，必定依据经书、引用传文，也实在是不得已。如今依据经书，便被认为是在说陈旧的话；随意从胸中发言，便被认为没有根据，这样说话的人也很为难。凡是说话，都是说自己不得不说的话。因为自己在本分上的功夫尚未亲切，所以取用旧话来考验自己，希望能够相合，并不是有闲心、闲工夫，想替古人操心。古人已经逝去，自然没有什么忧患需要承担；之所以忧虑，是因为对于古人上乘的言论，自己还没有发现契合之处，因此日夜焦心，见到朋友便共同讨论。如果只求做一世的完人，那么千古格言已经足够受用，也就没有半句话可说了。所以我们一见面便互相订正、征引，是因为心志颇大，不甘心做一世的普通人物。兄若能宽恕我的罪过而体察我的心，我还可以免于责罚；若认为我大言不惭、狂妄自夸，那么我最终闭口不言，也很容易。答耿中丞论“淡” 世人白天说梦话，您却在梦中说白天的话，可以说时时保持清醒了。“周子在这里讲净业，也看得相当明白，只是不知道所谓‘湔磨刷涤’，究竟指什么。” 古代圣人，大概曾经下过湔洗、刷涤的功夫。您所说的“湔磨”，是磨洗人的意识；所说的“刷涤”，是刷洗人的见闻。如果当下意识不起作用，见闻也不成立，那么这些都只是梦话；只要还残留一丝一毫，就不是淡，也不是时时清醒的方法。必须先做到不厌倦，然后才可以谈淡。所以说：“君子之道，淡而不厌。”如果心中有所欣羡，就必然有所厌弃，便不是淡。又只有淡，才自然不会厌倦，所以说：“我学习而不厌倦。”若把“不厌倦”当作学习的目标，专门努力学习以达到不厌倦，最终仍免不了有厌倦的时候，这就不是淡，也不是虞廷精纯高妙的旨意。大概精纯就能专一，专一就纯粹；不精纯就不能专一，不专一就杂乱，杂乱就不淡。由此看来，“淡”哪里是可以轻易谈论的呢？所以古代圣人终身处在问学的境地，讲习讨论，心里理解、身体践行，以至于废寝忘食，这才是淡。淡又不是可以凭智力求得的，也不是有了某种心得便能得到；它之所以不能得到，是有原因的。世上的君子，厌弃平常的必定喜欢新奇，憎恶怪异的又不愿谈论怪异。他们不知道，只要放开眼界，本来就没有不奇怪的寻常事，也没有不寻常的奇怪事。治理世事之外，难道另有出世的方法吗？出世的宗旨，难道又会在治理世事之外吗？所以通达而有宏大见识的人，一看到虞廷的揖让礼仪，便把它同三杯酒等量齐观；尧、舜巍巍的功业，便和太虚中的浮云一样长久。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的见识广大。见识广大，所以心胸安泰；心胸安泰，所以没有什么不足。既然没有不足，又羡慕什么呢？如果只把平日吃惯听惯、看惯的当作平常，把少听骤见的当作怪异，那么怪异和平常便成了两回事，治理世间和超脱世间便成了两种心境。勋、华的盛大，揖让的隆重，同三家村中对着破窗饮酒的人相比，真是不止相隔几千万里。即使想要淡，又能做到吗？即使想做到“不因此欣羡”，又怎么能够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见识狭小。愿您以后不必再谈湔磨、刷涤的功夫，只直说问学、开启广大见识的益处；也不必再忧虑虚浮见解和积习深重，只切实探究师友传承的源流。这样，康节所说“玄酒的滋味才是淡的，大音的声响正是稀少的”，您自然就会体会到，不期望淡却自然淡了，岂不也差不多能够契合您造就人的微妙旨意，而不至于错误地说成“常惺惺”了吗！答刘宪长 孔子以后，学习孔子的人便把为人师看作自己的责任，从未有一天做过别人的弟子，便终身去做别人的老师，认为这就是孔子的家法；不这样做就不能成为孔子。却不知道一旦做了老师，便只有我教别人，再没有人肯来教我了。况且孔子以前，难道没有圣人吗？他们大都遇到政治清明的时代，得到职位而施展志向。那些不得志的，如太公在八十岁以前、傅说在版筑之前，如果没有遇到文王、高宗，终身不过是渭水边的老头、岩穴中的奴役者罢了，谁会知道他们呢？这大概也是因为他们不求别人知道自己。直到孔子才开始有师生的名分，并不是孔子乐于做人的老师，而是形势逼迫、不得不如此。就像关令尹遇到老子，拦住关口不肯放他出去，老子不得已才把五千言的文字传给他。老子最终还是向西出游，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只有孔子顺应世间，周游广泛，门下弟子逐渐增多，又得到天生聪明的颜子同他辩论。东西遨游本来没有多少乐趣，有贤弟子也足以畅怀，于是形成了师生的名目，这也只是偶然。可是颜子去世后，好学的风气便消失了；虽有弟子的名分，却没有弟子的实际了。我常常讥笑这些人，所以宁愿终身做别人的弟子，也不肯有一天做别人的老师。如今承蒙您派童子远道前来请求出家，我说剃发容易改变，姑且让他观察政事一段时间，果真发起愿心，然后落发也不晚。即使不落发，也自然没有妨碍；在那边或在这里，都可以任意，不必一定决定跟随谁。生死之事重大，若不是有铁石般的决心，轻易涉足并不容易。如果真的害怕生死，在家出家都一样，没有区别。如今戴着高冠、穿着宽带的世间人中，有多少是肉身菩萨，哪里一定要抛弃家庭、剃发之后才成佛呢？

译像我这样没有才能，资质鲁钝，性情又偏僻懒惰，厌倦应酬，所以借此作为逃避的借口，并不是说事情的真实究竟必然应当如此。像您这样朴实而英发，不是再来的菩萨又是什么？如果一定要等到功成名就，才去整理自己的身心，就晚了。如今不必说别人，单说友山现在正在西川，他什么时候把做官和成佛看成两件事呢？若能领会，便顿时同于诸佛；若不理会，就会当面错过，只是不应把空谈当作事情。答周友山 您所说的难道不是这样吗？每个人都有各自赖以生活的事物。以酒为乐的人，靠酒过活，例如某人就是这样；以美色为乐的人，把美色当作性命，例如某人就是这样。至于其他种种，有的以赌博下棋，有的以妻子儿女，有的以功业，有的以文章，有的以富贵，随便凭着其中一件，都可以度日。唯独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专门靠良友而活。所以有良友便快乐，失去良友便忧愁，严重时即使相隔数千里，精神也驰骋在那里。明知未必能够得到，精神却飞奔而去，无法控制。这难道不是上天独独给我的苦难吗？不久前曾到南京，庵中气息十分清静。楚侗回来，虽然没有能够相见，但觉得他已有变动，遗憾的是没能和他细细商量一番。我们如今都老了，县里一个月内接连有四五个人被报告已经赴阎王之召，年纪都不到五十，令我惊惧忧虑，也不免再次为楚侗老子担忧。大概如今的道学家，也没有胜过楚侗老子的。叔台想必会经过家乡，经过家乡必定到旧县，那时就能相聚了。答周柳塘 三伏之中稍稍泄气，到了秋天自然会清爽安泰。我苦于不能稍稍发泄，所以火气旺盛，也没有办法。楼下仅仅能够容我喘息；想到上天降下灾虐，只是因为大地上的人作恶，所以加重惩罚。如果不勉强承受严厉责罚，反而会使上帝更加愤怒。有饭吃却受炎热，与空着肚子受炎热相比又怎么样呢？这样想来，所以虽然炎热也感觉不到热。而且天灾按时发生，人也难以逃避；每个人也自然都有各自谋生的好办法。所谓君子运用智慧，小人凭借力气；强者有搬运的能力，弱者有求食的办法，自然会产生许多谋略。最下等的人既没有力气又没有办法，却自有那些身负父母忧患的人替他们大力设法安排，这不是我们这些共同生活、共同养育的百姓所能参与谋划的。因为自然有奉命治水的禹、奉命教人耕稼的稷，他们应当承担使自己饥饿、使自己溺水之人的事务，承担救火救溺的忧患；我们哪里能代替大匠做事呢？我们只需各自亲爱自己的亲人，各自友爱自己的朋友。各人有各人的亲友，彼此互相告知，各自尽心尽力地救助。若不是我的亲友，不是我所能谋划的，也不是我应该谋划的。为什么呢？那是越出本分去求外来的恩惠，会招致越位的讥讽。与耿司寇告别 新邑明睿，只有您家中的两三个子侄可以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对可以谈的人却不和他谈，是错失人才，这是不肖者的罪过。其余年轻人，有的聪明尚未开启，有的志向尚未专一；所谓不可以同他谈却偏偏同他谈，就是说错了话，这一点我没有。即使如此，宁可说错话，也不能错失人才。说错话还可以，人才怎么可以错失呢？大概人才自古以来就是难得的。人才如此难得，如果幸而得到一个，却又失去他，难道不可惜吗！唉！颜子去世后，再也没有听说过好学的人；在夫子当时，本来已经苦于人才难得，何况今天呢？所以孔子先在七十名弟子中寻找而没有找到，便在三千弟子中寻找；在三千人中仍找不到，便不得已周游四方来寻找。后来上上下下、四面八方地寻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于是动身归去时叹息说：“回去吧！我的门徒中，或许还有可以裁成的人。”他这样急切，唯恐失去人才，由此可知，中行之士确实不能强求一定得到。狂者不沿袭旧俗，不踩着前人的足迹，见识高远，就像凤凰飞翔在千仞高空，谁能与它相比？但他不相信普通鸟类的平常，也不认为自己和万物同属一类。所以见识虽高却不切实，不切实就不是中行。狷者不做一件不义之事，不杀一个无罪之人，即使因此得到天下也不肯做，如伯夷、叔齐这一类人；他们操守坚定，就像虎豹在山中，百兽震恐，谁敢侵犯它们？但他们不相信普通走兽也都是兽类。所以操守虽坚定却不虚通，不虚通就不是中行。因此，曾点最终只是狂而不实；曾参在相信道以后，才能内心虚明，却终身不改变自己的定见和取舍。这种人，是夫子回来以后才得到的；否则，难道不会因为错失这样的人而遗憾吗！至于败坏道德的乡愿，即使他经过门口，我也不想让他进入屋内，可见拒绝得多么深，怎么肯突然把他当作同类看待呢？如今事情出于不得已，也姑且同乡愿相处，正尽心尽意地劝告他，想把他引入正道；他因此把我当作仇敌，也没有什么奇怪，只是因为我说错了话。即使如此，说错话又有什么害处？我所担心的，只是怕错失人才。如果万一有错失人才的悔恨，终身都会抱痛，死也不能瞑目。大概若论好相处的人，乡愿是第一；若论承载大道、继承千圣绝学的人，舍弃狂者、狷者又能到哪里去呢？您如今做官游历了大半天下，两京又是人物汇聚之地，您东张西望、广泛招引，曾经得到这样的人吗？还是寻找了却没有得到，或者根本不曾寻找过呢？还是所得到的都不是狂狷之士，即使有狂者，也终因不实而被弃；而像伯夷那样清廉的人，反被那些行为近似廉洁的人冒充了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您终究免不了有错失人才的悔恨。伯夷、叔齐接受西伯的供养，却不忍心侥幸活在武王时代。父亲是西伯时，他们跋涉千里去求食，甘愿做门下的宾客，因为西伯能够侍奉殷；儿子成为周王后，他们宁愿饿死，也不肯吃周土地上的薇菜，因为那是以暴力取代暴力。曾元告诉曾参说：“夫子的病很危急了，幸而能活到天明，就把席子换一换吧！”曾子说：“君子以德爱人，世俗之人则以姑息迁就来爱人。我还求什么呢？我能够守正而死，这就够了。”曾元起身更换席子，曾参转回席上，还没安稳便去世了。这同伯夷、叔齐饿死有什么不同？怎么可以就把他们归入乡愿式的廉洁呢？所以学习道而不是这样的人，终究不能得道；传授道而不是这样的人，终究不能谈道。有狂者、狷者却没有听闻道的，确实有；但没有不是狂狷之士却能够听闻道的。

译我如今将要告别了，再次向您说明狂者、狷者以及错失人才、说错话轻重缓急的道理，也只是认为这些话可以稍稍报答万分之一罢了。家眷想回去，不得不先送他们走；我则将游历四方，仿效古人寻求朋友。孔子寻找胜过自己的朋友，是想传道，所谓智慧超过老师，才足以承受传授。我们寻找胜过自己的朋友，是想验证道，正如三次登洞山、九次到投子那样。答耿司寇 这次承蒙您教诲一番，才可以称作真正讲学，才可以称作真正的朋友。您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教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向您求教，这才可以称为不容自己停止的真实机心；其中自然有一种不知为什么却自然而然的情形。唉！朋友之道断绝已经很久了。我曾错误地说，千古以来有君臣，没有朋友，难道说得过分了吗？君主如同龙，下巴下面有逆鳞，触犯的人必死；然而以死进谏的人却接踵而来。为什么呢？即使死了，也能获得敢于死谏的名声，志士也愿意这样做，何况未必会死，还可能因此获得巨大的福分呢？躲避祸害的心不足以战胜求名求利的心，所以冒险触犯祸害而不顾，何况既没有祸害又有大利呢！朋友却不是这样：幸而彼此契合，对我没有丝毫利益；不幸而彼此不契合，小事必定争执，大事便会成为仇敌。哪有心甘情愿到了老年还因这种关系牺牲生命，而身死之后名声又不能成就的呢？这件事明明可以作为鉴戒。所以我说，千古以来没有朋友，是因为朋友之间没有利益。正因为如此，敢于犯颜进谏的人，常见于君臣之间，却绝没有听说过朋友之间有这样的人。如今我何其幸运，竟能看到我这样对您直言呢？这实在可贵。我又何其幸运，能够得到您的教诲呢！真令人羡慕。痛快啊，欣喜啊！竟然又看到了诚恳切实的景象。那么，难道只有您愿意仿效孔子，我就不曾愿意仿效孔子吗？您不能自已的地方，在于广泛地爱人，却不愿意选择对象；我不能自已的地方，在于为我们的道寻找人才，却不愿意轻易把道传给人，只是略微有些不同罢了。您不能自已的地方，是人在十五岁以前学习《弟子职》等篇章，入孝出弟等事情；我不能自已的地方，是人在十五岁成年以后，作为大人彰明《大学》的道理，想把明明德推及天下等事情。您不能自已的范围广大，只在于对世间疾苦未能深切体察；我不能自已的范围专一，只在于直接收取使自己开眼的功夫。您不能自已，多像雨露一样滋润，所以不请自来，如同乡村私塾的启蒙老师，因此成效少而用力艰难；我不能自已，多像霜雪一样凛冽，所以一定要待价而沽，又像大将用兵，先直接擒住敌王，因此用力少而功效大。虽然各自的手段不同，但不能自已的根本本心是一样的。内心如果相同，那么您不能自已的言论，本来可以不用说话便彼此会意了。若说您的不能自已是对的，我的不能自已是错的；您的不能自已是圣学，我的不能自已是异学，那么我就无法明白了。您不能自已，是知道自己不能停止而一定要不停下，这才是真正的不能自已；我不能自已，是不知道自己为何不能自已，却自然不能自已，因此不是孔圣人的不能自已——如果这样说，我就更不能明白了。我恐怕您在这里还存在固执己见、自以为是的毛病。恐怕不能因为人人都喜欢您，便立刻认为自己正确，又立刻认为别人不正确。恐怕不能因为在本国必定闻名，便毫不怀疑地占据这个位置，又把别人都看成异学，嘲笑他们全都不是孔、孟的正统传承。我认为，如果您的不能自已果真正确，那么世人的不能自已就全都正确；如果世人的不能自已确实不正确，那么您的不能自已也未必正确。这又是我真正不能自已的地方。还不知道是否正确，幸请您指教一番！试观察您的行事，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于人的地方。别人全都这样，我也这样，您也这样。从早到晚，从有知识以来直到今天，都是耕田求食，买地求种，盖房求安，读书求科第，做官求尊贵显达，广泛寻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常用度，全都在为自己的身家打算，没有一丝一毫是在替别人谋划。等到开口谈学问，便说你是为自己，我是为别人；你是自私，我是要利他；我怜悯东邻挨饿，又想到西邻受寒实在难以忍受；某些人肯登门教人，是孔、孟的志向；某些人不肯会见别人，是自私自利之徒；某人行为虽不谨慎，却肯和别人一起行善；某些人行为虽端正谨慎，却喜欢用佛法伤害人。这样看来，所讲的未必是您所实行的，所实行的又是您不讲的，这同“言语顾及行为、行为顾及言语”有什么不同呢？因此能说这不是孔圣人的教训吗？反过来想想这些，反而不如市井小民：他们身体实际做什么，口中便说什么；做生意的只谈生意，种田的只谈种田，确实有滋有味，真是有德者的言语，令人听了忘掉厌倦。孔子所说的“言语顾及行为”，是什么意思呢？他自己说，在侍奉父亲、做臣子、做弟弟、交朋友的道理上，还有没有做到的地方；这是真实没有做到，并不是假意谦虚。人活在世上，只有这四种关系终身都要运用，哪里会有穷尽的时候？如果说我已经能够做到，那么就会停下来，不再进步。圣人知道这些最难做到尽善尽美，所以说自己还没有做到。实际上尚未做到，却说我不能做到，这就是言语顾及行为；说自己尚未做到，实际上确实没有做到，这就是行为顾及言语。因此才说要有恒心，才说要以忠信为主，才说不要自欺，才成为真正的圣人。不像今天的人，完全不知道自己还没有做到，却专门用这四点责备别人、教训别人。对别人要求很重，对自己承担很轻，别人怎么会相信他呢？

译圣人不要求人人必定能够做到，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因此阳明先生说：“满街都是圣人。”佛氏也说：“当下这颗心就是佛，人人都是佛。”正因为人人都是圣人，所以圣人没有另外一种非说不可的道理可以拿来教人，因此说：“我想不说话。”正因为人人都是佛，所以佛从未真正度化众生。没有众生之相，哪里有人的相；没有道理之相，哪里有我的相。没有我的相，所以能够舍弃自己；没有人的相，所以能够顺从别人。这是因为他亲眼见到人人都是佛，善与人相同。善既然和人相同，为什么只有我有善呢？人与我既然同有这种善，哪一个人的善不可取呢？所以说：“从耕田、种稻、制陶、捕鱼直到做帝王，没有不是从别人那里取来的。”后人推演这句话并称颂说：正因为从别人那里取善，便是自己在同别人行善。舜起初并没有想要同别人行善的心；假使舜先存有同别人行善的心，再去取用别人的善，那么他取善一定不真诚。人的心极其神妙，也就不会把善给予舜，舜也一定不能从别人那里取到善。舜只是终身知道善存在于人身上，我只是把它取来罢了。既然耕田、种稻、制陶、捕鱼的人都没有不可取之处，那么千圣万贤的善，难道偏偏不可取吗？又何必一定专门学习孔子以后，才算正统传承呢？既然人没有不可取的善，那么我自己便没有善可以给予，也没有道可以讲了。这样看来，子礼不允许谈讲学的言论，也实在太苦心了。哪里是在压制柳老，偏要替柳老伸冤、替柳老遮护到这种地步呢？又怎么能说这是子礼口头上的过错，而还要替子礼掩盖呢？您的用心也太琐碎了！既然已经写成大篇文章流传世间，又让别人不要传播，这是什么悖谬的做法？反复详细玩味，您的用心也实在不够坦直！而且子礼从未亲自承认这是自己的过错，即使有过错，他也不会自己掩盖，您却反过来替他遮掩，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呢？古代君子的过错，如同日食、月食，人人都看见，却又人人仰望；如今的君子，难道不只是顺从他，反而还替他找说辞吗？您认为这怎么样呢？柳老一生正因为冥然寂然、不放在心上，所以不能长进，您却偏偏认为柳老是在夸耀，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您对柳老有所遗憾，不愿他长进吗？这样看来，子礼爱柳老，是爱到心髓；您爱柳老，只爱到皮肤，这一点不必说也明白了。柳老对于子礼是兄长，而他的兄弟还有很多，却唯独特别关注柳老；柳老又不在仕途，既不和子礼做邻居，也没有田地相邻，没有什么可以争夺的。由此也可知道，子礼并不是为了毁谤柳老来成就自己的私利。既然没有一点私意，那么所说的纯粹是一片赤诚之心；您本来聪明，为什么偏偏看不明白这一点呢？即使子礼的话不对，也应当替子礼惋惜，而不应当替柳老忧虑；如果子礼的话正确，就应当替柳老惋惜，理应把自己平日所自负的孔圣正统、不容自己的真实机心，直接曲折地向柳老开导。柳老只知道敬信您，您说的话未必不能进入他的心。如今这样做，对柳老有什么益处？柳老又何必珍视同您相知呢？这样看来，称子礼为口头过错，也不过是无可奈何，姑且这样说来逃避责罚罢了。假使柳老的造诣已经很深，不容易被人窥见，那么您应当大力为柳老高兴，又不必担心他介意。为什么呢？避世而不被人知，却不因此悔恨，这正是做学问的要领。众人不知道我的学问，那么我就是贤人了，这是值得高兴的；贤人不知道我的学问，那么我就是圣人了，岂不是更值得高兴？圣人不知道我的学问，那么我就是神人了，岂不是尤其值得高兴？当时真正知道孔子的只有颜子，即使子贡一类人也不了解孔子，这才正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又何必一定要让子礼了解他呢？又怎么能说这是为了压制柳老，使刘金吾等人轻视我们呢？我说，不必担心别人轻视我们；我们自己本来正轻视自己。区区为了维护名声，什么时候才能遮掩得完呢？况且我听说金吾也是人中豪杰，您切切实实地想让他讲学，这是什么用意？难道是因为您的行为修养胜过金吾吗？如果确实胜过他，幸请一一指示给我，我也看得见。如果不能胜过他，却想让他来听我讲这些无益的空谈，这又是什么说法？我恐怕这些话不足以欺骗三尺童子，难道却可以欺骗豪杰之士吗？那么孔子的讲学难道不对吗？孔子直说圣人和愚人一律相同，不容许增加或减少；所谓麒麟和普通兽类一同奔跑，普通鸟和凤凰齐飞，都是同类。所谓万物同我一体，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唯独有一种超出同类的学问，只有孔子知道，所以孟子说起来才意味深长。究其所以能超出同类，在于巧妙地契合；而这种巧妙之处又不能容许用力求取。如今不在不可用力之处参究，却只想在可以用力的地方下功夫，已经失去了孔、孟不传的秘诀。这是何等重大的事，又怎么可以轻易拿来同人谈论呢？您听到这些话，一定认为异端之人只适合做启蒙教育，只要借“明明德”作为题目就够了，何必谈这种虚无寂灭的学说来迷惑人呢？所谓仙、佛和儒，不过都是名称罢了。孔子知道人喜欢名声，所以用名教来诱导人；大雄氏知道人害怕死亡，所以用死亡来使人畏惧；老氏知道人贪恋生命，所以用长生来吸引人：都是不得已而暂时设立名目来教化诱导后人，并非真实之道。只有颜子知道这一点，所以说夫子善于诱导。如今我的行事，有哪一件不同于您呢？我也喜欢做官，也喜欢富贵，也有妻子儿女，也有房屋，也有朋友，也会接待宾客，难道您能胜过我吗？为什么唯独您有学问可以讲，唯独您有许多不能自已之处呢？我既然和您相同，那么一切抛弃人伦、离开妻室、剃发披缁之类的话，您也可以同我一起不必再说了。为什么呢？我没有一件事不同于您，只是您做了大官罢了。学问难道会因为官大而增长吗？如果学问因官大而增长，那么孔子、孟子就应当不敢开口了。

译况且东郭先生，也不是您所能比拟的。东郭先生专门阐发阳明先生“良知”的旨意，把继承前人、启迪后人作为自己的责任；他的高妙之处全在于不避恶名，以挽救同类的急难。您能做到这一点吗？我太了解您了，您不要再说谎了！必须像东郭先生那样，才可以说是真正不能自已。近来只有龙溪先生足以继承他，近溪先生稍微能够继承。您想继承东郭先生，终究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求名之心太重，回护自己太多。实际上有许多厌恶之处，却专门谈立志于仁便没有恶；实际上偏爱自己的喜好，却专门谈泛爱、博爱；实际上固执自己的见解，却专门谈不可自以为是。您看近溪有这些毛病吗？龙溪有这些毛病吗？何况东郭先生呢！他并不是勉强这样做，而是诸位老先生都确实看见善与人相同，不能加以分别罢了。既然没有分别，又有什么可厌恶的呢？您如今这样处处分别，天下所有道学家没有一个合乎您的心意；即使心斋先生，也被您排斥在杂类之外，不能进入您的圈子，何况其他人呢？您同时代所喜欢的，只有胡庐山而已。麻城周柳塘、新邑吴少虞，只有这两位特别突出，那么您取善的范围也太狭窄了，怎么能够在关下彰明德性呢？我并不是不知道恭敬顺从您是美德，正如“齐人没有比我更敬重王”的说法。我也不是不知道顺从您，您就一定会爱我；您爱我，全县士民就都会礼敬我；吴少虞也一定会敬我，官吏、老师、学生等人都会来敬我，那是多么好过日子、多么快活。您认为众人都来敬我，终究不如您一个人独自知道敬我；您一个人敬我，又终究不如您自己敬重自己。唉！您如果真能自我敬重，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怎样叫自我敬重？在无人看见处戒慎，在无人听见处恐惧，不自欺，求取自我尊重，慎独。孔圣人所谓自我尊重，大概就是这样。如果不能自我敬重，却能够敬重别人，哪里会有这种道理呢？这就是根本混乱了，却想治理枝末，不可能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说：“一切都以修身为根本。”这就是正统传承，是最容易、最简约的学问，是守住根本而施于天下的道路。因此说：“君子的操守，在于修养自身，天下便能太平”；又说：“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便能太平”；又说：“在上位的人敬爱老人，百姓就会兴起孝行。”再也没有说应当怎样去平定天下，只说修身两个字罢了。孔门的教诲，不过如此；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存在所谓不能自已的说法。您不要以为修身容易、明明德不难，恐怕人们因此就不肯下功夫了。真正想要明明德，功夫恰恰十分艰难，要埋头做二三十年，尚且未必能真正得到，怎么能说不需要功夫呢？龙溪先生活到九十岁，从二十岁开始求学，又得到名师指点；他所探讨的，是天下所有的书；所寻求的正道，是四方所有的人。直到晚年才得到真实的造诣，难道能说他没有下功夫吗？您只管下自己的功夫，不要担心别人没有功夫可下。有志之人自然会来共同学习；没有志向的人，即使同他谈论又有什么益处！近溪先生从小听闻道理，考中进士后十年才做官，到如今七十二岁了，还在各处跋涉江湖、访求人物，难道只是为了传授道法吗？大概也是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缘故。他一生本来喜欢名声，近来才稍稍懂得藏名的方法；经过江西、两浙、姑苏，直到秣陵，没有一个道学之人不去拜访。即使弟子寻求老师，也没有像他这样迫切的。难道这就叫致良知，再也不需要下功夫了吗？既然如此，您只管开始用功就是了；儒家的书已经足够参究，不必另外去看佛典。只解释文字，终究难以契入；执定自己的见解，终究难以空明；替别人耕田，最终只会荒废自家的收成。希望您不要因为这是樵夫、陶工、渔夫一类人的见解，就轻视抛弃它。古人非常喜欢考察这种言论。名声就是禁锢自身的锁。听说近老一路上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并信任他。柳塘最初在家时，读他的书便十分相信；到了南昌，只有七分相信；到了建昌，又减少二分，只剩五分；等到了南京，即使求得一分相信，也没有了。柳塘的弟子曾子，虽然还有一两分相信，大概也多半感到惊讶。焦弱侯自称聪明通达，方子及也以豪杰自负，却都把这位大法师置之不理。由此才知道，真正具备独到眼光的人，天下极少；却因此使近老获得了避世而不被人知的妙用。这已经到了极点，近老善于隐藏自己的作用。曾子回来，对我说：“了解近老的人，只有先生一人。”唉！我若不了解近老，那么近老还有什么作用呢？只要我一人了解他就够了，何必让很多人了解呢？知道他的人越多，反而越不中用，仍然是被名声拖累，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所以说：“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我并不愿意让近老尊贵到那种地步。近老与我，哪里是志趣相投呢？只是他的举止恰好像您罢了。可是近老却深信我，这是为什么呢？五台和我有些相似，您又说五台先生心肠热，而我的心太冷。唉！难道您竟是在牝牡骊黄之间相马吗？辗转写了上千字，完全没有顾忌避讳；又因家贫，没有人替我誊写，只得执笔草草写成，几乎不成句子；又不敢放开笔写大字，恐怕再次触怒您。写完后便封好寄上。我非常清楚，这之后必定要重病几十天，因为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这番劳累实在难以承受。只要能得到您一两分的相信，即使立刻死去填沟壑，我也十分甘愿。您想想，我这些话是什么心意？我所学的是佛学，难道想和您争名吗？还是想和您争官位吗？都不是。您如果不相信我，不妨把我的这番心意拿去问五台，看他认为如何；五台是您所信任的人。假如您认为五台也是学佛的，那就试着再问问近溪老，看他认为如何。您又说：“先前的《二鸟赋》原本是为子礼而作，并不是为您而发。”假如《二鸟赋》确实只是为子礼而发，那您对待子礼未免太厚，对我这个不肖之人未免太薄了！我并不是要袒护别人，只要有人能够指责、揭发我的过错恶行，他就是我的老师。我求您施展大炉大锤来锻炼我，已经很久了。事物不经过锻炼，终究难以成为器物；人得不到切磋琢磨，终究不能成人。我来求的是朋友，不是求名声；我来求的是道，不是求声誉。请您不要再过分替我遮盖了！我不以自己没有过错为喜，反而以我的过错被人指出为喜；我不担心自己有过错，只担心我的过错不能显露出来。这是佛家的说法，不是魔说；是确实的道理，不是戏论。您不妨虚心来观察一下，觉得如何？

译我常常想，您之所以执迷不返，病根在于欲望太多。古人没有别的巧妙办法，只是把减少欲望作为修养心性的功夫，这确实很有意味。您如今既然尊奉孔子，又想兼通诸位圣人的长处：既想清静，又想承担责任，又想和谐。对于圣人用来继承前人、启迪后人的事业，您没有一天不发挥；对于世人用来光耀前代、裕及后人的事情，您又没有片刻不挂念。您还把世人的念头看作俗念，总想时时加以遮盖，只单独显露出那种继往开来、不得不如此的本心给人看。明明是贪恋高位厚禄足以使自己尊贵显达，也明明是想以三品、二品官位来褒宠父祖双亲，这才是您真正不得不如此的地方，也正是您的真实念头。可是您却回护说：“我是为了尧、舜那样的君主和百姓而出仕；我是以先知先觉自任而出仕。”这又是在遮盖这种欲望，并不是您真正不得不如此的本心。而且这还是伊尹的志向，不是孔子的志向。孔子、孟子的志向，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孔孟说：“所以将要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有不必召见也会尊敬的臣子；若要有所谋划，就亲自去找他。他如果不能如此尊重德行、喜爱道义，就不值得同他共同努力。”因此，鲁缪公如果身边没有子思，就不能使子思安心。孔孟一家的家法，他们自重到如此程度，尊重道义也到如此程度。您以仲尼为法，为什么偏偏在这里不效法他，却一定要效法伊尹呢？难道是因为这不是孔圣人真正不得不如此的地方吗？我认为孔孟处在这种时候，如果只是随行逐队，随着众人进退，留恋高位，那么宁可终身住在空屋陋巷、贫穷饥饿，也不会后悔。这正是颜子善于学习孔子的地方。还不只是这一件事。明明是遗憾克明喜欢超脱，不肯留意生儿育孙，却替他遮掩说：“我家的子侄喜欢超脱，不把传宗接代放在心上。”接着又错误地责怪李卓老说：“因为他超脱，不把传宗接代看重，所以我的儿子也仿效他。”唉！生儿生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竟然也要仿效别人吗？况且超脱难道就不应当生儿子吗？即使儿子喜欢超脱，所以没有孙子，那您自己并不超脱，为什么也没有多生几个男孩呢？我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没有养活；年老以后力气不足，所以只好把一切归之于命运而自我安慰，实际上从来没有超脱。您为什么这样严重地诬蔑我呢？还不只是这一件事。明明是遗憾克明喜欢超脱，不肯留意科举功名，却替他遮掩说：“我家的子侄喜欢超脱，不肯脚踏实地地把家里的事务全部操持好。”接着又错误地责怪李卓老说：“因为他超脱，不把功名看重，所以害了我家的儿子。” 唉！卓吾从二十九岁做官一直到五十三岁才退休，什么时候有过半点超脱呢？克明年年到北京参加考试，什么时候轻视过功名呢？只是时运还没有到，他也从来没有不坚忍等待；您父亲性情急躁，却归罪于科举学业做得不好，这正是您父亲求欲之心太急了。世间精通科举业的人何其多，难道都必须一个个中选、一个个早早中举吗？如果这样，那么李白、杜甫的文章就不该被遗漏，而我和您也不能被看作只是侥幸得名的人了。所谓超脱，就像陶渊明一类人那样，官职懒得做，家事也懒得治理，才可以说是超脱。如今您自称不超脱，却固然能够治理家庭；克明所谓超脱，也从来没有抛下家庭不管，又怎么可以因为超脱而责怪他呢？如果他真能超脱到足以追随陶公，我反而应当向您道贺，不必遗憾。这一切都是欲望太多造成的，所以导致悖谬、错乱、昏昧和蒙蔽到这种地步。况且克明是什么样的人？筋骨像铁一样坚强，难道肯皱着眉头学人走路、跟在人家脚后跟走吗？即使他依附别人便成了优伶，也不能再称作克明了。所以，即使克明考不中举人，考不中进士，做不了大官，也应当成为天地之间屈指可数的奇异人物，超越同类、卓绝不群，难道可以用您眼前的狭窄途径来限制他吗？吴少虞曾对我说：“楚倥放纵任性、毫无顾忌，都是你教他的。”我说：“怎么会有这样不合天理的话呢？” 吴少虞说：“虽然如此，但没有你，也还是由于你，所以他的放纵任性才显得稳妥。”唉！楚倥什么时候放纵任性了？况且他本来就是我的老师，我只知道尊他为师罢了。他眼高于四海，难道又肯跟在人家脚后跟走吗？如果这样，也不能称作楚倥了。大体说来，吴少虞的一言一动都来自您；如果真是出自您的意思，那么您也太乖张了。即使没有独到的眼光，难道可以连眼睛都没有吗？我希望您暂且虚心听听我这个卑微之人的一句话，不要蹉跎岁月，耽误一生。如果您想专门做光耀前代、裕及后代的事，我知道您一定不甘心；我也知道您决心兼做继往开来的事业。一个人同时承担这两种责任，即使孔圣人也不能做到。所以孔鲤死了，孔子也只能让他死去；颜回死了，孔子却悲痛欲绝；妻子被遣回娘家后，孔子便不再娶妻；孔鲤死后，孔子也不再买妾来求得再生儿子。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重视道。既然重视道，其他事情自然就不会再挂在心上。您对此也可以仓促地用“超脱”来责怪吗？然而我观察您，实际上从来没有传道的意愿，也从来没有尊重道的念头。自从您倡导道以来，谁是承接您道统和权柄的人呢？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在新邑，谁是继承您真正道脉的人呢？他们当面顺从、背后违背；对于您的身教，自己还彼此遵守；对于您的言教，却连半句话也没有实行。因此，我绝不想同这里的人接触，他们也自然不来同我接触。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可以趋附的权势。唉！做老师的忘了自己是奔走承奉而来，竟然只管接受而不推辞，说：“这是我的道德感召来的。”做弟子的也忘了自己是为了趋附权势、追逐热势而来，竟然长期借用这个名义而不归还，说：“这是我的老师之道，这是我的朋友之德。”唉！把这种行为当作求学问道，即使稍稍有志向的人也不愿同他们交往，何况我呢！我闭门不出，不是故作简傲，也不是断绝人事、逃避尘世；如果真想逃世，我早已深入山中了。麻城离您稍远，人又很多，您的言教也还没有充分到达那里，所以其中也自然有一些真人，可以稍稍同他们相处。虽然未必马上就能得到上等智慧的人才，但同他们一个个谈话，自然不会流于庸俗。黄陂祝先生过去曾在白下多次与我会面。我起初认为此人质朴诚实，可以同他共同学习，只是气概骨力太弱。近来再会，才知道他能够不昧自己的本心；虽然还不是把肝胆完全显露出来的人，也可以说是能够吐露肝胆的人了。假如他再稍稍刚健勇猛一些，也足以承担这件事业，希望您多加用心培养他。

译听说麻城新任县令刚到任，柳塘因此想商议建立会所，请县令做会主。我认为，父母官爱护百姓，自有本分要做，日夜都没有闲暇，何必另外树立门户，使全县分成党派呢？参加会所的人被认为是贤者，那么不参加的人就被认为是不肖。使人人都有不肖的嫌疑，是我们这些人引起的。况且父母官在这里，谁不愿意参加会呢？既然人人都愿意参加，参加者必然很多不肖之人；不肖者既多，贤者必定不肯来。这样一来，这个会反而专门成了聚集不肖之人的会。难道建立会所的初衷本来就是这样吗？只是形势发展到最后，不得不如此罢了。况且建立会所对父母官有什么益处？只会让年轻人借此制造纷扰，去烦扰县令。县令贤明，处理起来固然会很妥当，但仍免不了分散精神，使他不能专心治理百姓；假如他的聪明才智并不超过常人，那么这个会所就会成为断送他性命的刀斧。有仁爱之心的人，肯做这种事吗？县令如果果真把性命之学看得重要，就能自己寻求老师、访求朋友，不必劳烦我们代他奔走。为什么呢？我想起自己求学问道的时候，正是高阁老、杨吏部、高礼部诸位先生所禁忌的时期；那时完全没有会所，也没有人开口谈论这件事。我当时对这件事非常迫切，自然会去寻找朋友，也自然能够结识许多不说话的老师，难道一定要先建立会所才能求学吗？这件事很容易明白，柳塘却也不懂，为什么呢？如果说柳塘的道理，在全县的门生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接，如今想趁此机会传给县令，那么他应当亲自把这套道理指点给县令，也不应把那些尚未有所领悟的人全部召集起来，扰乱县令的听闻。如果说县令已经得道，柳塘想听取，那么柳塘自己同他商量印证就可以了。况且县令若有道，县令自己自然会有所不得不做，也自然能选取人才、召集同道，又何必由我们代他举起旗帜、主持会所呢？反复思量，总是名心在牵引，使人不得不颠倒行事罢了。答邓明府 我偶然游离于世俗之外，略微显出形骸和人世都是虚幻的样子，并且借此在一时之间逃避所谓贤圣大人之名，也躲避责难。如今承蒙您屈尊来访并殷勤慰问，这种情意即使使枯骨生肉也不止于此，我哪里能够道谢？只是前些日子承受您的教诲，还有未能尽情请益之处，谨略作陈述。关于舜喜欢考察浅近的言语，我认为，不是达到至圣境界的人就不能考察；如果不能不把自己看作圣人，也同样不能考察。已经达到圣人境界，就自然知道众人的话没有哪一句不是浅近之言，也没有哪一句浅近之言不是真圣人的话。既然没有一句浅近之言不是真圣人的话，那么天下就没有一个人不是真圣人的人，显然了。这不是勉强做出来的，因为他大概确实用过认识人的功夫，真正看见本来面目中没有一个人；也确实从事过为我之学，亲自看见本来面目中没有一个“我”。本来没有我，所以本来没有圣人；本来没有圣人，又怎么会看见自己是圣人、天下人不是圣人呢？本来没有人，所以本来没有所谓浅近；本来没有浅近，又怎么会看见浅近之言不可考察，而另有圣人之言可以考察呢？所以说：“从耕种、制陶、捕鱼开始，没有不是从众人那里取来的。”住在深山之中，以木石为居所，与鹿猪为伴，但所听见的全是善言，所看见的全是善行。这难道是勉强做出来的吗？只是法则本来如此。现在姑且就我一个人来谈。我是一个性情狭隘的人，能够交往相处的人极少。偶尔见到一两个共同参究却找不到入门处的人，便不免生起菩提心，就从百姓日常生活中加以提醒：比如喜爱财货、喜爱美色、勤奋求学、追逐进取、积聚金银财宝、购买许多田宅为子孙谋划、广泛寻求风水为儿孙求福荫，以及世间一切经营生计的事务，都是他们共同喜爱、共同习惯、共同知道、共同谈论的，这就是真正的浅近之言。如果在这些事情上果真能够反身求取，顿时获得这颗心，顿时看见一切贤人、圣人、佛祖的大机大用，认识本来面目，那么从无始旷劫以来一直没有明白的大事，当下就全部了结。这是我真实证得、真实获得的地方，而且都是从喜欢考察浅近之言中得到的。所以我不避讳，也时时宣讲这句话。可是您的老师反而认为我危害他人，欺骗诱惑后来的年轻人，深深地痛恨我。他不知道，他所谓的后生小子，正是我的后生小子，我又怎么忍心伤害他们呢？您所说我喜欢考察的，是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浅近之言；那么我也正是同百姓一起说这些浅近之言的人，为什么您的老师却不喜欢考察呢？我说到这里，并不是自认为可以同大舜相比，而是因为我不把自己看成圣人，却能看见人人都是圣人，这一点同舜相同；我不知道那些话是浅近之言，却能喜欢考察这些浅近之言，这一点也同舜相同。现在姑且到您门下请正：您认为同舜一样喜欢考察浅近之言是对，还是不同舜一样喜欢考察是对？是自然喜欢考察为对，还是先勉强认定浅近之言中一定有至理，然后才用心去考察为对？我认为，勉强自己去喜欢考察的人，或许一时可以勉强做到，但终身必定难免败坏；在众人面前或许可以勉强维持，到了我一个人面前，必定难免败露。这难道是我喜欢争胜，非要您的老师一定考察我所考察的吗？实在是因为这正是舜与跖的分别、利与善的分界，极其可畏，也极其不能不加以考察。既然关系到朋友的性命，真切程度超过骨肉之亲，我怎么能自我停止，任由他不知道、也不考察呢？俗人不了解，错误地说我在您的老师那里有所议论；如果不是您的聪明，谁能马上相信我的赤诚呢？然而，喜欢考察浅近之言，本来就是要紧的事，也是最困难的事。为什么呢？能够喜欢考察，就能得到本心；但如果没有真正得到本心，绝对不可能喜欢考察。所以我常常大声说：“如今天下没有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之所以没有人，是因为世上的求学者只知道想要做出无我无人的功夫，却不知道本来无我无人，是不容许人为做作出来的。只要有做作，就有安排，便不能长久，免不了流入欺骗自己、欺骗别人、不能诚意的弊病，想要真正自得，终究没有那一天。然而我虽然因此喜欢考察，天天对您的老师有所期望，难道敢就凭喜欢考察浅近之言这一点，要求您的老师一定做到吗？只是想到您的老师在这件事上，还不可以骤然被认定为危害他人，否则反而会使人嘲笑您的老师。为什么呢？如果认为这会危害人，那么孔子“仁者人也”的说法、孟子“仁人心也”的说法、达摩从西方来单传直指的各种说法，全都成了欺骗世人、诬蔑他人的话，成了制造骗人的言语来迷惑扰乱天下后世。这样一来，哪里还会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哪里还会有阳明、心斋、大洲诸先生，以及六祖、马祖、临济等佛祖的事业呢？因此不得不为道法辩明。千言万语只是一句话，千种辩说也不超出一种辩说。恐怕您的老师有时不能考察，所以借此机会把这些话附在大智先生面前，希望他能设法替我转达。

译而且我所喜欢考察的是浅近之言；但我自身所实行的，却是不贪财、不好色、不居于权势、不患得患失、不把积蓄留给后人、不求风水来图谋福荫。言语虽然浅近，所做的事情却又似乎不浅近，这是什么缘故？我认为，这只是世间不懂学问的人把它看作不浅近；从大道来看，全都是浅近的。没有求学问过的人把它看作浅近；从大道来看，却全都不浅近。既然如此，每个人各自都有一种方便法门，已经不必等待从我这里取法；何况万物共同生长，本来互不相害，怎么能说我会危害它们呢？我姑且从实际情况来证明：如今所有的人，从出生到老年，从一家到万家，从一国到天下，凡是浅近之言中的事情，哪一件是要等到受了教导以后才去做的呢？趋利避害，人人同心。这叫作天性形成，也叫作众人的巧智，正是浅近之言所以奇妙的地方。大舜之所以喜欢考察浅近之言，成为古今的大智慧者；如今您的老师之所以自我标榜，实际上从未有一丝一毫背离浅近之言；可是他用来教导学者时，却一定说必须专心于道德，不可求取功名，不可贪恋官位俸禄，不可患得患失，不可贪财好色、购买许多宠妾田宅为子孙置业。他把一切浅近之言都看成毒药利刃，岂止是不喜欢考察而已。果真如此，又有谁会听他的呢？如果他说：“我也知道世上的人只沉溺于浅近之言，一定不会听我；只是作为众人的老师，不得不这样立论来教导人罢了。” 如果果真是这样，当然也没有妨碍；古代都是如此，都是用这些话教导愚人，免得法堂里的草长深三尺罢了。但不应当蒙蔽自己的本心，却说我是外来之人。世间从来没有以大舜的标准要求人，却反而认为会危害人的；也没有把大舜的事拿来要求您的老师，却反而认为是怠慢您的老师的。这些都是极其浅近、极其浅显、极其容易明白的话，想来您的老师一定会听取考察，只是如今作恶已经很深，不会马上像江河决堤一样突然翻然悔悟罢了。所以我敢直接希望您，只要您大力去做，自然能够掌握这种扭转局势的关键。如果说：“居士从前穿儒服却勉强谈佛，如今身在佛国，又勉强谈儒。”那么我对您的老师就只能彻底失望了。复信周柳塘 弟弟早就知道兄长不敢把这样的忠告进言给耿老，我先前主动说明，是在直接试探兄长。由此可知，平生聚集朋友讲学、劝人迁善去恶的做法，也太欺骗人了。欺骗人就是欺骗自己，还谈什么呢？他专门谈无善无恶之学，我就用无善无恶来对待他；如果在他面前反而谈迁善去恶的事情，那我就是没有眼光的人了。对于专门谈迁善去恶之学的人，我就用迁善去恶来要求他；如果在他面前反而不以迁善去恶责备他，那我也就是没有眼光的人了。世间的学者本来有这两种，我怎么能不分别用这两种方式应对他们呢？只有一种无关紧要的人，说错一句不过是自己受损，做错一件不过是自己受错，对世间没有关系，可以不必讨论。若是特意站出来，要扶持纲常、树立人的极则、继承往古、启发蒙昧，承担如此多的责任，那么一句话说错，就是四海之人所共同观看听取的；一个行动错误，就是后来的年轻人所仿效的，难道容易放过吗？像我这样的人，哪里只是世上无关紧要的人？我安息游荡，简直要同草木一起腐朽，所以自己看待自身，也已经把它看成腐朽败坏、不能再使用的器物；任凭自己狂放恣意，确实不值得责备。至于两位老人，自己所负的期望如何，关系又如何，怎么可以轻视呢？因此我效法孔门的忠告，私下取用前贤的善道，鄙弃柔顺和善的卑贱姿态，列在正直诚信者之后，只是想把完美的名声、完整的节操交付给两位老人，所以竟然不知道自己犯了‘不可则止’的戒条。即便如此，两位老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像我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两位老人尚且时时以迁善改过来要求我，何况耿老，难道还不可以用迁善去恶的道理进言吗？我怎么敢拿‘不可则止’的戒告来对待两位老人呢？偶然有游庐山的兴致，而且小楼也不能承受暑热，正好可以借此避暑。秋凉后回来，我将同兄长大力讲学，务必要成就世间真正要紧的人。寄信答耿大中丞 看两位先生谈论学问：一位说得好听，却未必都能做到；另一位说得不算好听，却全都是他能够做到的。只要自己能够做到，也是众人能够做到的。自己能做到以后再说，叫作先实行自己的言语；自己还不能做到却先说，叫作言语不顾行动。我只跟随能够做到的人，只跟随众人能够做到的事情。知道自己能够做到，也知道别人都能够做到，这是自己的善同别人相同，是没有把自己看成特殊而把别人排除在外，又有什么不能舍弃自己的呢？知道别人能够做到，也知道自己都能够做到，这是别人的善同自己相同，是没有把别人排除在自己之外，又有什么不能跟随别人的呢？这就是无人与无己的学问，是参与天地化育的实质，是扶持世道、树立教化的根源，大概是真正见到了善与人相同的极致。如今不知道善与人相同的学问，却只是羡慕舍己从人的名声，这是有意要舍弃自己。有意舍弃自己，就是心中仍有一个自己；有意跟随别人，就是心中仍有一个别人。何况自己还不能舍弃自己，却只是说舍己来教导别人呢？如果真能舍己，那么两位先生都应当舍弃自己。如今两位都不能舍己以相互顺从，又为什么日日夜夜恳切地谈舍己呢？教别人舍己，自己却不能舍己，那么所说的舍己从人就是虚妄，不是大舜舍己从人的意思。谈论舍己的人，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了。真正舍己的人，看不见有一个自己。看不见有自己，就没有自己可以舍弃；没有自己可以舍弃，所以才叫舍己。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求学首先要认识自己。真正跟随别人的人，看不见有一个别人。看不见有别人，就没有别人可以跟随；没有别人可以跟随，所以才叫从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求学首先要认识别人。如今不认识自己，却只谈舍己；不认识别人，却只谈从人，不要奇怪他们执着吝惜、不肯舍弃，坚决拒绝、不肯跟随，却又日日夜夜谈舍己从人来欺骗人。人怎么可能被他们欺骗呢？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罢了。没有别的原因，是扶持世道、树立教化的念头在作祟。扶世立教的念头，以先知先觉的责任为先；先知先觉的责任，又受那种喜欢臣下接受自己教导的心驱使。因此他们整天说扶持世道，却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真正扶持过世道，同从未把扶世当作自己责任的人没有区别；整天说树立教化，却从来没有教成一个人，同从未把立教当作自己责任的人也一样。这是最可耻的事情，不正是所谓‘以自己的言语为耻，而行为超过言语’吗？不正是所谓‘不能以不如人为耻，又怎么能赶上别人’吗？

译我认为想要真正扶持世道，必须像赫峰那样怜悯世人，才可以称为真正扶世的人；想要真正树立教化，必须像严寅那样端正自身，才可以称为真正立教的人。然而两位老人确实有扶世立教的实际，却闭口不谈扶世立教的话；即使他们闭口不谈，人们也从来没有不把扶世立教的实际归于他们。如今没有实际，却抬高自己的名声，可以吗？况且所谓扶世立教、参与天地化育，即使耳聋、眼瞎、跛足的人也能做到，那么仲子的说法已经契合于心了。即使能够扶持世道、成就参与天地化育的事业，也不过是做到了聋瞎跛足之人共同能够做到的事，有什么奇特巧妙，非要把它看成天下最重要的责任而承担呢？如果不相信聋瞎跛足的人能够参与天地化育，另外去寻求所谓参与天地化育来胜过他们，认为如今求道的人都只是自私自利、不懂得这一点，那么也不能称作参与天地化育。这只是一个人的化育和参与，圣人不是这样的。卷二：书信答问 致庄纯夫 今日到达，知道安葬之事已经办完，可喜可喜！人生在世一生，也不过如此。你们相聚四十多年，感情和生活都十分熟悉；也如同作客并州已经很久，早已把那里当作故乡，实在难以突然割舍离开。夫妻之间恩情尤其深厚，不只是枕席之间的私情，还共同经历辛劳困苦，具有内助之益。假如平日里有像宾客相敬那样的敬意，有举案齐眉那样的诚心，孝顺友爱、忠诚守信，宁可损己而利人，比今世那些号称学道、只有名声而没有实际的人强得多，那么临别之际就更难以割舍了。为什么呢？因为情爱之中还兼有妇人的品行、妇人的功劳、妇人的言语和妇人的德行，更让人思念。您的岳母黄宜人就是这样。只是她在讲学这一件事上不相信别人，稍稍令人遗憾；除此之外，都是今人所没有的。我即使肝肠如铁石，难道能不感慨吗？何况临老却各自天涯，不能赶上永诀呢！算了，算了！自从听到讣告以后，没有一个夜晚不梦见她，只是梦中都不知道她已经死了。难道真的到了这种地步吗？还是我思念她，她的魂魄自然来招引我呢？想来她平生谨慎，一定不会轻易踏入僧堂。不过即使进一次僧堂又有什么妨碍呢？总的说来，都是还没有洒脱罢了。既然只有魂灵存在，那么还有什么男女、远近、拘束、障碍呢？如果仍像过去那样受拘束、不能通达，那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既然这个魂灵还在，便知道身体并没有真正死去；既然如此，自然没有什么拘束，却反而自己制造拘束，可以吗？能够达到这种无拘无碍的境界，便是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并没有另外一个所谓西方世界。纯夫可以把这封信烧给你岳母的灵魂，使她知道我的意思。不要贪恋托生的快乐，一旦进入胎中，便会有隔阴之昏；不要贪恋人间、天上的供养，一旦生到天上，便会接受供养，顿时忘却前生自由自在的旧日念头；等到果报享尽、业力显现，又会回到六道轮回，永远没有穷尽。你的岳母平日做人如此，毫无疑问会生到天上。一定要记住我的话，不要忘记；即使在天上，也要时时记取，等我寿终之时，前来迎接我，这样彼此辗转依靠，就不会错失。或者暂时寄居在念佛道场中，那就更好了。或者遇见我平生的朋友、我平日敬爱的人，便同他们归依相处，等待我到来，也可以。幸好不要贪恋投胎，再次托生。纯夫务必多次焚香化纸钱，把这封信苦心诵读三五遍，对着灵魂反复叮嘱，明白地诵说出来，那么黄宜人自然能够知道。复信焦弱侯 冲庵正要赴南京任职，南北中外，还不知道最终将在何处停留，却约我在明月楼相见。舍弃安稳便利，选择跋涉劳苦，守在空山里替侍郎守院，那么又何必用得着我李卓老呢？我打算暂且住在这里，同无念、凤里、近城几位先生早晚相聚于龙湖之上；只希望兄长尽心供职。我曾说世间有三等人，使世间不能太平，都是因为两头都要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