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杂述

译卷三 杂述 卓吾论略——在滇中所作 孔若谷说：我还来得及见到卓吾居士，可以谈谈他的生平大略。居士的别号不止一个，卓吾只是其中一个罢了。‘卓’字也不止一种写法：居士自己署名为‘卓’，记载在仕宦名籍上的写作‘笃’；即使是他的同乡，有的说‘笃’，有的说‘卓’，并不一致。居士说：‘卓和笃，在我的家乡方音中读音相同，所以乡人不加辨别，两个称呼都用。’我说：‘这容易解决，只要拿五千丝交给铁匠胡同的刻字工，改正过来就行了。’居士笑道：‘有这样的道理吗？你是想让我以有用的东西换无用的东西吗？况且卓本来就是我，笃也是我；称我为卓，我做不到；称我为笃，我也做不到。我为什么要拿不能做到的一个称呼去换另一个不能做到的称呼呢？’所以直到今天，仍把卓、笃并称。居士出生于大明嘉靖丁亥年，时在十月，享有完整的数目。他出生时母亲太宜人徐氏去世，幼年成为孤儿，没有人知道他将来会有什么成就。七岁时，跟随父亲白斋公读书、作诗、学习礼仪文章。十二岁时，应试作《老农老圃论》。居士说：‘我那时已经知道樊迟所问的问题，在荷蒉丈人一类人之间；然而对于“上大人丘乙已”，我又不忍心这样说，所以说“小人哉，樊须也”。这样就可以知道了。’文章写成后，便受到同学称赞，众人说：‘白斋公有儿子了。’居士说：‘我那时虽然年幼，早已知道这种臆测之说不足以用来祝贺我的大人有了儿子，而且他们的祝贺意思也太鄙陋浅薄，不合道理。他们的意思是说我能言善辩，将来长大也许能写文章，广泛攫取世间的富贵，来挽救贫贱罢了，却不知道我的大人是不做这种事的。我的大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身高七尺，眼睛从不随意乱看；即使极其贫困，也常常脱下我董母太宜人的簪子耳饰，来救济朋友婚事，我的董母也不禁止。这难道可以用世俗的心思来窥测，并预先祝贺吗！’ 稍稍长大后，又变得糊涂昏昧，读传注也不能理解，不能契合朱夫子的深心。因此自己感到奇怪，想要放弃不再从事。但闲暇很多，没有什么可以消磨岁月，于是叹道：‘这不过是游戏罢了。只要剽窃一些文字，足以充塞卷面就行了，主考官难道能一一通晓孔圣人的精微义理吗？’于是取来当时文章中尖新可爱、值得玩味的篇章，每天诵读几篇，临场考试得到五百名。题目的主旨一下来，只要写成誊录文章的学生，就可以高中。居士说：‘我这次科举不能再侥幸了。况且我的父亲年老，弟弟妹妹的婚嫁也都到了时候。’于是接受俸禄，迎养老父亲，弟弟妹妹的婚嫁也都办完了。居士说：‘我起初只想求得一个官职，能得到江南方便的地方，没想到奔赴共城，远达万里，反而留下父亲忧虑。虽然如此，共城是宋代李之才宦游的地方，那里有邵尧夫的安乐窝。尧夫居住在洛阳，却不远千里前往共城向李之才问道。我们父子如果也能在这里听闻道，即使相距万里也值得。况且听说邵氏苦心求学，晚年才有所收获，于是返回洛阳，开始娶妻，已经四十岁了。假使他没有听闻道，就终身不娶。我二十九岁时失去长子，而且非常悲痛。对于道的谋求不忧不惧，却只顾念感情，同康节相比，不是更加惭愧吗！’安乐窝在苏门山百泉之上。居士出生在泉边，泉又是温陵禅师肛。居士说：‘我是温陵人，应当号称温陵居士。’到这时，他每天在百泉之上游览，说：‘我在泉边出生，又在泉边做官，泉水同我有宿世缘分吗？’ 所以自称百泉人，又号百泉居士。在百泉住了五年，始终落落寡合，最终没有听闻道，最后调任南雍而离开。几个月后，听说白斋公去世，便守制向东回去。当时倭夷肆虐，海上各处发生战乱火灾。居士一路艰难跋涉，夜间赶路、白天躲藏，到六月才抵达家中。分家之后又来不及试行孝子的事情，便穿着墨色丧服，率领弟弟和侄子，日夜登城墙、击梆巡夜，作守城防备。那时箭石交错，米价一斗斛值一万钱，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居士一家人口零落，共有三十人，几乎无法维持生活。三年服丧期满，全家进入京城，大概是希望能够免除灾难。居士住在京城住所十个月，仍没有得到缺职，钱袋也快空了，于是借馆舍收徒授课。这样又过了十多个月，才得到缺职，称为国子先生，和原来的官职相同。不久，竹轩大父的讣告又到了。就在这一天，居士的次子也因病死在京城住所。我听到这件事，叹道：‘唉！’ 人生难道不苦吗？谁说做官快乐？像居士这样做官，岂不是更加痛苦吗！我前去吊唁。进门后，看见居士神色没有异样。居士说：‘我有一句话，想同你商量：我的祖父母去世五十多年了，一直没有入土，是因为贫穷，不能购买墓地；又怕违背习俗，担心被讥讽为不孝。作为子孙，以使亲人安葬为孝，我从未听说以占卜吉日来保全自己、让亲人暴露在外为孝。天道神明，我恐怕绝不会肯把吉地留给不孝之人，我不孝的罪过无法赎清。这次回去一定要让三代祖先入土。暂且把家人安置在河内，拿一半吊丧金买田耕作，靠自己吃饭；带着另一半回去，这样就可以办成了。只是担心妻子不答应。我进去若不能说服她，请你接着劝她！’居士进去，把这番话反复说给妻子听。黄宜人说：‘这不是不对，但我的母亲年老，守寡后依靠我生活；我如今幸好在这里，她还日日夜夜哭泣思念我，双眼已经哭瞎了。如果看见我不回去，她一定会死。’话还没说完，眼泪已经像雨一样流下。居士神色严肃，不予理会，黄宜人也知道终究不能违抗他，便收住眼泪，改变脸色道谢说：‘好，好！只是见到我母亲时，请说她平常一切安好，不要过于忧愁思念，日后自然还能见到我。’ 她勉强办理安葬之事，我即使不回去，也不敢怨恨你。’于是收拾行李，托付妻子买田耕作，按照他的愿望办理。

译当时有专横贪墨的官吏恐吓富人，想勒索钱财却没有成功，便借漕河的名义，把泉水源头全部引入漕渠，不许沟渠中留下半滴水。居士当时多次求见，竭尽情意代为请求，也没有获准。他估计自己只以几亩田请求，必定可以获准。居士说：‘唉，天啊！我怎么忍心坐视全县万顷土地，而让我的几亩田灌溉丰收呢？即使准许，我也一定不接受，难道肯去求它吗？’于是回去了。这一年果然大荒，居士所置的田地只收了几斛稗子。长女经历艰难日久，把稗子当粟米吃。二女、三女便无法下咽，因病相继早死。一个老妇告诉人说：‘人人都在挨饿，官府将要发放粮食。听说前来办理此事的是邓石阳推官，他同居士是旧交，可以求他一次。’黄宜人说：‘妇人不应干预外事，不可以。况且他如果同我们有旧，又何必等着请求呢？’邓君果然拿出自己的俸禄二星，又急忙写信给各位僚长，每人送来二两，共送来二份。黄宜人把一半买粮，另一半买花纺织布。三年之间衣食没有缺乏，这是邓君的力量。居士说：‘我当时经过家乡，办完了安葬之事，幸好完成了三代的因缘业债，从此没有做官的心思了。回头望着天涯，禁不住思念相隔万里的妻子儿女，于是又回到共城。进门见到妻子家人，十分欢喜。’ 问起两个女儿，才知道她们回来不到几个月，都已经夭折了。’这时黄宜人眼泪一直含在眼眶里，看见居士脸色变了，便行礼询问安葬的事情，以及她母亲是否安好。居士说：‘那天晚上，我和妻子手持蜡烛相对而坐，真像在梦中一样。’ 这才知道妇人的处境逼迫而感情真切。我先前所以故意装作无情来压制她，到了这里才感到“鞋齿折断”一般的痛苦！回到京城，补任礼部司务。有人对居士说：‘司务的贫困，比国子先生还严重；即使您能够忍受，难道没有听过“到哪里去而不能处在贫贱中”这句话吗？’这是讥讽他不知道适可而止。居士说：‘我所说的贫困，不是世俗所说的贫困。贫困没有比听不到道更贫困的，快乐没有比安于自己的处境更快乐的。我十多年奔走南北，只是为了家庭事务，完全忘了温陵、百泉和安乐窝的念头。我听说京城是士人聚集的地方，大概将要去拜访并向他们学习。’ 有人说：‘您的性情太狭窄，常常只看见自己的过错，也时时看见别人的过错；如果听闻了道，就应当变得宽宏开阔。’居士说：‘是的，我确实狭窄。’于是以宏父自命，所以又称宏父居士。居士在春官任职五年，潜心探究道的奥妙，遗憾不能把白斋公从九泉之下唤起，因此他更加思念白斋公，又自号思斋居士。一天他告诉我说：‘你认识我很久了，我死后请把墓志之事托付给你。虽然如此，如果我死在朋友手中，一切听凭朋友办理；如果死在路上，一定用水火焚化，决不把我的遗骨留给其他地方增添负累。墓志可以不作，写传记却可以。’我答应说：‘我哪里足以了解居士呢！将来会有顾虎头了解居士。’于是写了一篇议论，谈论他的生平大略。后来我游历四方，很久没有见到居士，所以从金陵以后，都没有再撰写。有人说：‘居士死在白下。’有人说：‘他还在滇南，没有死。’ 《论政篇》——为罗姚州所作 此前杨东淇任郡守时，南充陈君实任本州知州，和别驾张马平、博士陈名山都是一时卓异的人物，可以说盛况空前。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您来任知州，我和周君、张君也先后相继来到这里。有些父老从旁偷偷叹息说：‘如今的情形难道和从前相似吗？怎么人才济济，反而更加兴盛了！’不久唐公到任，又来相互问候。我于是夸张地说：‘这里的官僚，都是几十年才会遇到一两次的人才，希望您在上级面前多加注意培养，不要产生疑忌和离心就够了。只有我这个知府一个人不像样。’ 虽然如此，有许多贤能的人足以尊重您，替我从旁辅佐；即使我不像样，又有什么妨害呢！’唐公听了我的话，认为它很有气魄。这年春天，两位巡按回京复命，您和诸位君子都受到礼遇，即使我这个不像样的人也侥幸沾了光，前年所说的话差不多应验了。我本来因此汇集整理这些话，来向您和诸位道贺；只是特意说我不像样的地方，来向您求证。我曾经从有道之士那里听到过‘因性牖民’的说法，对此深有感触。道，就是道路，不只有一条；性，就是心中所生的本性，也不只是一种。有些在地方任职的人，便把自己经历过的道路拿来要求别人也走，把自己种植、耕作的方式拿来要求别人同样灌溉。这是用有固定方术的治理来驾驭没有固定方术的百姓，难道不是不明白道理吗？况且君子的治理，以自身为根本；至人的治理，依据人民本身。以自身为根本，是对自己提出要求；依据人民，是总顺应百姓；二者的治理效果本来就不同。人与自己并不相同。自己有某种品德，便希望别人也有；自己没有某种缺点，便希望别人也没有。这种心情并非不宽恕，但这只是一个人自身的有无，而不是通达天下人的有无，却想制定一套适用于所有人的有无的法则来整齐他们，这是迷惑。于是教条繁多，刑法施行，百姓一天比一天多事。那些聪明贤能的人相继归附我们的教化，而愚昧不肖的人却离得更远。于是又有表彰善人、区别恶人的命令，从此君子和小人便分开了。这难道不是区分得过于清楚，反而引导他们彼此争斗吗？至人却不是这样：依据当地的政教而不改变当地的习俗，顺应他们的本性而不违背他们的能力。他们的见闻已经熟悉，不愿在耳目之外强求新的知识，怕他们还没有醒悟便受到惊扰；他们的行为已经安定，不愿再用枷锁加重束缚，怕他们被缠住而跌倒仆地。如今我治理郡府，选取善行时过于宽恕，憎恶恶行时又过于严厉。选取善行过于宽恕，似乎还说得过去；但憎恶别人的恶行，怎么知道自己没有恶行呢？对于反省自身的治理尚且不能做到，何况希望能够顺应本性来引导百姓呢？所以我更加害怕自己不像样，而急切地依仗您。我听说您生长在剑门，成年后出仕，经过太华山，又独自从衡岳之巅看见广大明亮的景象；其中难道没有遇到那些只能遇见而不能求得的至人吗？您曾谈到这些吗？不然，为什么两次治理疲弊的县邑、一次审判衡州，至今百姓还在称颂您呢？想来您或许有所遇见，那么我的话就是多余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从有道之士那里听到的道理已经很详细了，您心中果真有所契合吗？还是没有呢？如果您果真心中有所契合，那么即使我不像样，又有什么妨害呢！

译《何心隐论》何心隐，就是梁汝元。我没有认识何心隐，又怎么知道梁汝元呢？姑且只谈论心隐。世人议论心隐，推崇他的人有三点，不满他的人也有三点。心隐说：‘世上的人没有不厚待自己生命的，唯独我不肯经营生计。我家世代是富裕之家，唯独我抛置家业不管，只想同一世的贤人圣人共同生存于天地之间。这就是我厚待生命的方式与世人不同。人没有不怕死的，唯独我不怕，反而只想以一死来成就名声。因为人人都会死，百般忧愁悲伤侵扰内心，万事劳瘁形体，甚至五脏分裂，求死不得的人到处都是。人杀和鬼杀，难道有区别吗？况且砍头会死，断肠也会死，哪一种更痛快？百种药最后都能成为毒，一种毒药与药物相比，哪一种更毒？轰轰烈烈地死也是死，悄无声息地死也是死，哪一种更猛烈？我本来已经把这些看得很透彻了，难怪我不怕死。’ 另一个推崇他的人说：‘您是诵读并奉行孔子之道的人。世上奉行孔子的人，只奉行孔子那些容易奉行的方面罢了。孔子的道，难就难在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却不把自己的家据为己有；把天下群贤当作自己的生命，却不以田宅家产作为生命。因此他能够成为超出常人的人，成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人，成为鲁国唯一的儒者、天下唯一的儒者、万世唯一的儒者。您既然独自去做其中最困难的事，那么您高出众人的地方正在这里，最先遭人忿怒的地方也正在这里。您怎么能免于死亡呢？孔子削木受到讥讽，在匡地被围困，几乎死去的情况也多次发生；没有死只是幸运。幸运而没有死，人们一定会认为他是得正道而死去；不幸而死，难道不可以说“仁人志士，有杀身以成仁”吗？死得合乎应有的死亡，您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那么您是怕死吗？不是怕死，也不是不怕死，只是任凭它到来罢了。况且您既然这样生，又怎么能不这样死呢？那些说您想求死来成就名声的人说错了，死就死了，这其中有什么名声值得您去求取呢？’ 另一个推崇他的人说：‘您独来独往，是自我作主、前面无所顾忌的人。但仲尼虽然圣明，若只是模仿他就会像东施效颦，学习他的外在举止就会像丑妇学步的卑贱姿态；您不会这样做。您认为世人听说我的作为，反而会认为这是大怪事，没有不想起身杀我的，却不知道孔子早已这样做过了。所以我援引孔子作为准则，便可以免得别人入室操戈。然而贤者怀疑我，不贤者加害我，志同道合的人终究很少，而我最后也不幸因为行道而死。忠孝节义，是世人用来赴死的东西，因为它们有名声，这就是所谓死得比泰山还重。我没有听说过有人因为道而死。既然本来没有名声，为什么要为它去死呢？我如今已经死了，只怕一死就湮没无闻。现在看当时武昌上下，人数几万，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却没有人不知道我是被冤枉的。当我张榜通告衙门、列出我的罪状时，聚集观看的人都指责那是诬陷，甚至有人嘘声、呼喊、叱骂，不肯观看；由此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人心了。从祁门到江西，又从江西到南安，再到湖广，沿途三千多里，不认识我的面孔却知道我的心意的人，三千多里处处都是这样。’ 大概只有那些得罪张相、对张相有所怨恨的人才这样说；即使是那些深信张相、认为他对国家社稷大有功劳的人，也仍然认为这次举动是不对的，都说杀害您来讨好张相的人不是人。这样看来，道存在于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能被遮盖。即使您的死没有可以命名的名声，只要人心如此，道的作用谁能阻挡呢！然而您难道真是不怕死吗？当时没有张子房，谁来救活项伯？当时没有鲁朱家，谁来使季布脱险？我又因此更加相信，谈论道的人往往是虚假的。从今天看来，那些含怒称冤的人，都是从未见过您面容的人；那些坐视您死亡，反而跟着落井下石的人，却全是聚徒讲学的人。这样看来，普通人没有虚假，所以不能掩盖自己的本心；谈论道的人没有真实，所以一定要打击那些出类拔萃的人：又可以由此知道了。正因为世上没有真正谈论道的人，所以您一死，这种道统和文教也就随之丧失了。您的死难道不重大吗！哪里只是能同泰山相比罢了！’ 这三种推崇，都是世上的贤人君子仍能同普通人一样保持真实的人之所以推崇心隐。那些认为心隐有毛病的人说：‘人伦有五种，您舍弃其中四种，却独自把自己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间，这种偏枯不能作为规范。‘对上级恭敬和顺，对下属和悦坦荡，这是委蛇周旋的处世之道；唯独您言语高亢、行为刚直，自己招来灾祸，这样就不能用明哲来保全自身。况且道本于人的本性，求学贵在平易。用太高难的标准来要求别人，违背的人一定很多；在路上责备别人，居家的人便不得安宁；用货财聚集众人，贪婪的人便竞相起来。您的灭亡本来就是自取的。’这三点，也是世上的学者认为心隐有毛病的地方。我认为这些都不值得评论。这不过是世上的庸夫俗子，只贪恋衣食，只急于满足身体口腹，完全不知道道是什么、学问应当做什么，却敢任意讥讽诋毁他们；这样的人又哪里值得挂在嘴边呢？至于所谓推崇心隐的人，似乎也接近这些说法，只是仍然不能没有过错。然而我从未亲眼看过他的仪容，亲耳听过他的言论，也没有详细了解他的学问，便贸然认为他有过错，这恐怕也不可以。我姑且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评论，等待世间万一有真正了解您的人出现，可以吗？我说，您把自己看作‘见龙’的人；既然终日显现而不知道潜藏，那么形势必然发展到亢极，遭受祸患也是应当的。然而亢龙仍然是龙，不是其他事物可以相比的。龙如果不至于亢极，《易经》上九就成了空位；既然这个位置不能空缺，那么龙就不能不亢。您正应当独自担当这一爻，因此说您是上九的大人，也可以。这就是我论说心隐的又一个原因。《夫妇论》——因畜养之事有所感而作

译夫妇，是人类的起始。有了夫妇，然后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有兄弟；有了兄弟，然后才有上下尊卑。夫妇关系端正，那么万事没有不出于端正的。夫妇作为万物起始的道理，就是如此。推究到极点来说，天地也是一对夫妇，所以有了天地，然后才有万物。既然如此，天下万物都产生于两，而不是产生于一，这是明白的。可是又说“一能生二”“太极能生两仪”，这是什么道理呢？人最初产生时，只不过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原本没有所谓“一”和“理”，又哪里有太极呢？从今天来看，所谓“一”究竟是什么东西，所谓“理”究竟在哪里，所谓“太极”究竟指什么呢？如果说二产生于一，那么一又从哪里产生呢？一和二是二者，理和气是二者，阴阳和太极是二者，太极和无极也是二者。反复追问到底，没有不是二的；那么又哪里看见所谓的“一”，竟然就贸然妄说它呢？所以我探究万物的起始，只看见夫妇是开端。因此只说夫妇这两个方面，不再说一，也不说理。一尚且不说，何况说无；无尚且不说，何况说无无呢！为什么这样说？我是怕天下人受到迷惑。若只是多说而屡屡陷入困窘，反而增加人的迷惑，那么还不如彼此忘掉言语，只同天地万物一起在夫妇之间开创起始，在这里饮食休息，在这里交谈说话，也就够了。《易经》说：“伟大啊，乾元，万物都凭借它开始；至高啊，坤元，万物都凭借它生长。凭借乾元开始，凭借坤元生长，变化没有穷尽；合于太和，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性命之所以端正，是端正于太和；太和之所以会合，是会合于乾坤。乾是丈夫，坤是妻子。所以性命各自端正，自然没有不端正的。那么夫妇关系所关联的事情是多么重大，竟然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啊！竟然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啊！论鬼神 《生民之什》说：“最初诞生的人，是姜嫄。姜嫄怎样生下人来？能够洁净地祭祀，能够举行祭祀，以求除去无子的灾患。她踩着上帝脚拇指的足迹，心中欣喜，好像得到神灵的帮助而停留，于是怀孕，孕期足月，生下后稷。第一次生产像排出物一样顺利，不破裂，不伤损，没有灾祸，没有伤害。为了彰显他的神灵，上帝竟然不安宁，不满意这次祭祀，竟然使她生下孩子。她把孩子放在狭窄的巷子里，牛羊用腿庇护他；又把他放在平坦的树林中，恰好有人来砍伐树林；又把他放在寒冰上，鸟儿用翅膀覆盖他。鸟儿离去了，后稷便哇哇哭起来，声音绵延高亢，传遍道路。”朱子说：“姜嫄到郊外祭祀媒神，看见一个大人的足迹，便欣喜，好像有男女交合的感应，于是怀孕；这就是周人由此诞生的开端。周公制定祭祀典礼，尊奉后稷配享上天，所以作诗来推究他最初出生的情形。”由此看来，后稷是鬼神之子；周公以上，都是鬼神的后代。周公不但不忌讳，反而认为这是最吉祥、最灵验的事，在郊外祭祀时歌咏它来享祀鬼神，并且自称是文王的儿子、文王的孙子。可是后世却独独忌讳谈鬼，这是为什么呢？并不是他们真在忌讳，而是他们从未通晓幽明的道理，不知道鬼神的情状。孔子说：“鬼神所表现的德行，真是盛大啊！它使天下人斋戒，穿着庄重整齐的服装来承奉祭祀；鬼神洋洋然，仿佛就在上面，仿佛就在左右。”“我若不亲自参加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祭祀祖先，就要如同祖先在面前；祭祀神，就要如同神在面前。”孔子敬畏鬼神到了这样的地步。假如反而诬蔑鬼神，说鬼神不存在，那么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小人的肆无忌惮，都产生于不敬鬼神，因此不能专心致力于民众应做的义务，以达到像面对神灵、祈求神灵降临享用祭品那样恭敬侍奉鬼神的勤谨。所以孔子又告诫说：“专心致力于民众的义务，敬畏鬼神而远离它们。”有了鬼神，然后才有人，所以鬼神不可不敬；侍奉人，也就是侍奉鬼神，所以人的事业不可不致力。至于频繁祭祀而轻慢亵渎，向鬼神求取而献媚，都是不敬鬼神的办法。神道遥远，人道切近。对遥远的鬼神应当敬畏而疏远，知道正因为它们遥远，才要以敬畏相接近，所以只致力于民众的义务，不敢向遥远的鬼神求取什么。对切近的人应当亲近并努力侍奉，知道人的形迹可以疏远，所以不作谄媚亵渎之事，只是使自己的小心谨慎达到恭敬周密。如今那些口头上不敬鬼神的人都是这样，可是却没有看见一个人能够真正远离鬼神，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占卜揲蓍、布列卦象，选择墓地和胜地，择定日期、请求时日，竭力在幽冥之中搜求，以求获得没有边际的福祉，想把它留给自己也不知道是谁的对象；他们的谄媚亵渎实在太过分了。可是他们仍然故意说些夸大的话来欺骗别人：“佛教、道教是异端，鬼神之事才是淫祀。”他们傲慢侮辱，不肯相信，仿佛从来没有悔意。一旦遇到紧急事情，便手忙脚乱地祈祷祭祀、祈福禳灾；这些人反而最先奔走，甚至比平民敬奉鬼神还要厉害，真是奇怪！既然如此，他们不能远离鬼神，恰恰都是因为他们不能敬畏鬼神。如果真正知道鬼神应当敬畏，那么不能致力于民众事务的人就很少了。朱子说：“天，就是理。”又说：“鬼神，是阴阳二气的良能。”把天看作理，可以；可是说祭天就是祭理，可以吗？把鬼神看作阴阳二气的良能，可以；可是说祭祀鬼神就是祭祀良能，可以吗？况且理是人人共同具备的，如果一定要天子才可以祭祀大地，那就是一定要天子才可以祭祀理；凡是臣下和平民，难道偏偏不能参加有理的祭祀吗？如果这样，那么理作为理，反而大大损伤民众财力、劳费民众力量，还不如没有这个理更好。圆丘、方泽的设置，牲畜、货物、爵位、名号的陈列，以及大祀的典礼，也实在太不合常理；那些快步奔走、手执祭器的人，也实在太没有意义了。若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既然这样，那么它又怎么能算是国家的大事呢？”我将以这些献给神，我献的是羊和牛。”这不是太可惜了吗？”钟鼓声宏亮，磬和管乐声铿锵。”又怎么能看出它能够“降下丰厚的福祉，安抚众神，以及河神和高山之神”呢？《周颂》说：“思念这位伟大的祖先，他升降于庭院之间。”如果衣服不能使神灵显现，那么祖先升降时，谁给他授予衣服？庄重小心地侍奉神明，既然像神明在上方，那么文王的儿子、文王的孙子又何必用恭敬之礼来对待他呢？《商书》说：“如今我要大规模祭祀先王，你的祖先也将跟随我来享用祭品。”周公告诫太王、王季、文王说：“你们的长孙，还不如旦有许多才能和技艺，能够侍奉鬼神。”如果不是祖先的神灵赫然降临于你们面前，那么你们的祖先和我的祖先，岂不真成了儿戏？《金縢》中的策书和祝辞，与新室的符命相同。上面欺骗武王，下面欺骗召公、毕公，近处欺骗长孙，远处欺骗太王、王季、文王；所谓“多才多艺”的话，真是虚假欺骗 啊！《玄鸟》的颂诗说：“上天命令玄鸟，降临下来而生下商的始祖，居住在广阔无边的殷土。古代的帝王命令武王汤，使他治理那四方疆域。” 又说：“聪明睿智的是商王，长久兴盛使祥瑞不断降临。”朱子又解释说：“春分时玄鸟降临，有戎氏的女子简狄，是高辛氏的妃子。她到郊外祭祀媒神，玄鸟遗下一枚卵，简狄吞下它而生下契；契的后代于是成为有商氏，并拥有天下。”唉！周拥有天下，历经八百年，恩泽深厚、仁德深广，是鬼神的后代。商拥有天下，享受祭祀六百年，贤明圣德的君王接连有六七代，是鸟卵遗下的后代。一边是祖乙，一边是祖敏，后世的君子，敬畏鬼神就可以了。

译论战国 我读《战国策》，才知道刘子政的浅陋。春秋以后就是战国。既然处在战国时代，自然就有战国时代的策略；随着时代推移，道理必然如此。像这样的时代，显然不能用治理春秋的办法来治理，更何况是三王的时代呢！五霸，是春秋时期的事情。五霸为什么偏偏在春秋时最为强盛呢？大概是因为那时周王室已经衰弱，天子不能掌握礼乐、征伐的权力来号令诸侯，所以诸侯中有不听命的，方伯、连帅便率领诸侯讨伐他们，大家共同尊奉天子，协调订立盟约，然后天下的势力才重新合为一体。这就好像父母卧病在床，不能处理一切事情，众小人互相争斗，没有人能够禁止；其中有贤能的儿子自己振作起来，主持家政，于是起身承担了父母的责任。因此名义上是兄弟，实际上却成了父母。虽然看起来像是侵犯了父母的权力，实际上父母依靠他而安定，兄弟依靠他而和睦，左右的童仆等人依靠他而得以立足；这样，他对这个家庭的功劳就很大了。齐桓公时，仲父管仲相助，正是所谓首先承担这项责任的人。从此五霸相继兴起，彼此争强称雄，辅佐王室，成为屏障来保卫周王朝。百足之虫，直到后来还迟迟不倒，周王室又延续了二百四十多年，这些都是管仲的功劳和五霸的力量。诸侯后来又不能承担五霸所做的事情，于是有人产生了吞并周室、谋求统一天下的意图，如齐宣王想做的那样。晋国被分成三家，吕氏取代姜氏为齐，诸侯也没有人纠正这种事情。这样一来，怎么能不终于成为战国，并把谋臣策士招致千里之外呢？天下的形势还没有达到统一，所以战乱不会停止。刘子政身处西汉末年，感慨王室将要毁败。他只知道羡慕三王时代的盛况，却不知道战国时代应当采取什么办法；他的见识本来就已经错了。至于鲍、吴二人，生在宋、元末年，见闻被成见堵塞胸中，仁义之说充满耳朵，拘拘于褒贬，又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曾子固却颇为自负，人人都说他的文章本于《六经》，但他讥讽刘向自信不坚定、邪说应当纠正，那么他也就不知道《六经》究竟是什么，只是偷取褒贬来约束世人；这样看来，他把鲍、吴看作鲁、卫之人了。

译论兵与粮食 人民最初诞生时，和禽兽一样：住在洞穴里，栖息在野外，拾取草木的果实作为食物。而且他们没有爪牙可以用来搏斗撕咬，没有羽毛可以用来飞翔和遮蔽，不能被禽兽吃掉的人很少。上天生人，是因为人比万物尊贵；如果反而不给人食物，还不如不要让人出生。因此，人势必要借助外物来供自己使用，于是弓、箭、戈、矛、甲、胄等装备便产生了。既然有了生命，就一定要有供养生命的东西，这就是食物；既然有了身体，就一定要有保护身体的东西，这就是兵器。食物的需要紧迫，所以设置井田；防卫的需要紧迫，所以兴起弓箭、甲胄。这些甲胄弓箭，就是代替爪牙和羽毛的用途，用来迅速驱逐虎、豹、犀、象，使它们远离人类。人民能够安居，不正是依靠这些吗？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兵力充足，人民就会信任他。”作为君主而使人民粮食充足、兵力充足，那么人民信任他、拥戴他，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至于即使处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仍然宁死也不离开，这正是因为上面的人的兵力和粮食一向充足。孔子所说“去掉粮食”“去掉兵力”，并不是想要真的去掉它们，而是在不得已时作出的取舍。既然形势已经出于不得已，那么作为下属的人自然不忍心因为这种不得已，便不再信任上面的人。可是儒者反而说信任比兵力和粮食更重要，这也就没有通晓圣人立言的本意。那么，兵力和粮食果真是两回事吗？回答说：如果没有兵力，粮食本来就不可能得到保障；然而兵力意味着死亡之地，名声不好听，不是它却没有办法自我防卫；从实际作用说，它又是美好的。美好的一面难以被看见，坏听的一面却不是人们愿意听的。只有下层人民不愿听，因此上面的人也不肯把它说出口，更何况还要三番五次地命令、反复申明呢！所以平时没有战事而训练兵力，人民便说：现在正太平无事，为什么要来扰乱我们？谁会说这是用安逸的方式役使我，即使劳苦也不怨恨呢？有了战事而征调兵力，人民便说：现在正是多事之秋，为什么要来杀害我们？谁会说这是用使人活命的方式杀我，即使死了也不怨恨杀人者呢？这些都是矫饰欺骗的话，不过想用来粉饰王道罢了。他们不知道，王者用道来教化人民，难道还能违背道义去求取百姓的赞誉吗？一定要有神妙而明达的办法，使人民感到这样做合宜，不需赏赐便自然自我勉励，不需谋划便共同趋向同一目标；默默地使事情成功，却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这才是圣人笃实恭敬而不显露的最高德行。三王的治理，本于五帝；帝轩辕氏的时代就更早了。轩辕氏称王时，经过七十次战争而拥有天下，在涿鹿之野杀死蚩尤，在阪泉之原与炎帝交战，他也深深感到养护人民生活的艰难，于是已经竭尽心思来维持这种局面。他认为人民极其愚钝，可以用利益诱导；又极其神明，不能用忠言直接告诫。于是替他们设置井田，把土地分成八份，使人民都知道上面的人在养活自己。然而如果不举行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的礼仪，难道不会有人损伤我们的禾苗吗？又凭什么祭祀田祖、报告年成呢？因此四季都有田猎，四季都有祭祀；四季有祭祀，四季就有狩猎。这种狩猎就是田猎，所以名称叫作田猎。因此，国家从来不必承担养兵的费用，而家家户户都获得捕获禽兽的功劳；上面的人从来不必以治兵为名，但每个人都成为三驱之礼所训练出来的人。戈矛锋利，甲胄坚固，不必等待上面的人发给；射击稀疏目标和远处目标，手臂轻捷，脚步便利，不必等待上面的人检验；杀、击、刺等技艺，从孩童时就练习，直到白头也不互相替代，不必等待上面的人亲自操练。这些人把搏击猛兽看得如同搏击田兔一样，那么对于亲临战场又有什么困难呢？因此他们在家中互相友爱，出门互相呼唤；有人患病就相互探视，有了患难就彼此守望，不必等上面的人教导人伦。转折合乎矩，回旋合乎规；坐下、起立、前进、后退，没有一样不如意，不必等上面的人教导礼仪。他们欢欣宴饮，歌舞不知疲倦，不必等到用旌旗来激励、用金鼓来发布号令，或献俘、授予封域以后，乐意才产生。把人分成八家，布置成八阵；中间是中军，八个首部、八个尾部，力量相互呼应，不必等到用六书来指示、用算法来编排，分合次序就已经明白。这些都是六艺的技艺，是上面的人用来保卫人民生命的办法；然而圣人起初并没有教他们学习六艺。文事和武备同时完备，又何必等待设置学校、申明孝悌，如同孟子所说的画蛇添足呢？他们在十五岁以前，就已经全部熟练试用并闲暇练习这些事情了，却实际不知道这是上面的人在役使自己，只认为上面的人是在养活自己。等到家家都能自行作战，人人都能成为士兵，礼乐因而彰明，人伦因而兴盛，到今天已经几千年了，人们还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何况当时的人民呢？这真是极致啊！这是圣人鼓舞万民的办法。可以让人民去实行而不能让他们知道的，是共同井田的田制；不能让他们知道却又能实行的，是六艺的精微、孝悌忠信的行为。儒者没有考察，便认为圣人都是在农闲时讲习武事。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四季都要田猎，哪里有什么所谓田猎的闲暇呢？况且这本来只是田猎，什么时候曾以武事命名，什么时候曾专门讲习武事呢？范仲淹竟然说儒者自有名教，何必涉及兵事；这样就已经不知道兵事的紧迫了。张子厚又想买下一方田地，自称要实行井田；这又是不知道井田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羡慕古代，借此取得名声，反而更加丑陋。商君知道其中的道理，慨然请求实行，专门致力于攻战，又用信赏必罚来决断；这不能说没有使秦国迅速强大，但他遭受车裂的惨刑时，秦国人民却没有哀悼他。这是因为本来不能让人民知道的事情，却想强行让他们知道，当然不可以。所以说：“圣人的道，不是用来使人民明白一切，而是用来使他们保持朴实。鱼不能离开深渊，国家的利器不能拿给人看。”这道理多么深奥啊！历代都把它当作珍宝，太公望实行它，管夷吾修治它，柱下史阐明它。姬公以后，这种道理流传下来而成为儒学；人们纷纷创制著述，专门务求使人民明白，琐碎烦杂，反复发誓，周密铺陈，于是轩辕氏的政术就衰落了。杂论 《拜月》《西厢》，是造化之工；《琵琶》，是画工之工。所谓画工，是因为它能够夺取天地的造化之工；可是有谁知道天地本来是无工的呢？如今上天所生、土地所长的百花都存在，人们看见便喜爱它们；至于寻找它们的工巧，却完全找不到，难道是人的智慧本来就不能找到吗？一定要知道，造化本来无工，即使有神圣之人，也不能辨识造化之工究竟在哪里，又有谁能够找到它呢？由此看来，画工即使巧妙，也已经落在第二义上了。文章的事情，牵涉方寸之心而通达千古，实在可悲啊！

译况且我听说：能够追风逐电的骏马，绝不在于分辨它是母马、公马，还是骊马、黄马；能够声气相应、彼此求取同类的人，绝不在于逐行数墨的读书人；像风吹过水面那样自然流动的文章，绝不在于一字一句的奇巧。至于结构严密，对偶工整；依据义理，合乎法度；首尾照应，虚实相生：这些种种文章技法，都只是谈论文章的工具，却都不可以拿来谈论天下最好的文章。杂剧院本，是游戏文章中的上乘；《西厢》《拜月》又有什么工巧可说呢！大概再没有比《琵琶》更工巧的了。这个高生，本来已经耗尽了他所能达到的工巧，把我的才力也发挥到了穷尽。只是作者穷尽技巧、极尽工巧，不遗余力，所以语言用尽了，意思也用尽了；辞藻穷尽了，意味索然也随之穷尽。我曾经拿着《琵琶》来弹奏：弹奏一次便叹息，弹奏两次便怨恨，弹奏三次以后，先前的怨恨叹息便不再存在了。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是因为它像真实而又不是真实，所以不能深入人的内心吗？大概即使工巧到了极点，它的气力也有限，只能达到人的皮肤、骨骼、血肉之间，因此感动人的程度仅仅如此，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西厢》《拜月》却不是这样。也许在宇宙之中，本来就有这样可喜可爱的人物；正如造化对万物所施展的工巧一样，他们的工巧自然不可思议罢了。况且世上真正能够写文章的人，回想他们最初的时候，都不是有意要写文章。他们胸中有那么多无形无状而又奇怪的事情，喉间有那么多想吐露却不敢吐露的东西，嘴边又时时有许多想说却没有办法告诉别人的地方；积蓄到了极点，长久积累，势不可遏止。一天忽然见到景物而产生感情，触景生叹，夺取别人的酒杯来浇灌自己胸中的郁结；倾诉心中的不平，感叹自己千载难逢的命运。既然已经喷吐出美玉般的言语、明丽回旋如云汉的文章，写成了文章呈现于天地之间，于是又自负起来，发狂大喊，流泪痛哭，不能自己停止。即使让看见它、听见它的人咬牙切齿，想杀他、割他，也终究不忍心把它藏进名山，投入水火。我读这篇记，想象可以看见作者的为人；在当时，他一定在君臣、朋友之间有极大的不得意，所以借夫妇离合的因缘来发端。于是，他为佳人难得而喜悦，羡慕张生奇特的际遇，把它比作云雨翻覆，感叹今人轻贱如土。最可笑的是：不过是一件小小的风流韵事，竟然把它比作张旭、张颠、王羲之、王献之，而且还说超过了他们。尧夫说：“唐尧、虞舜的揖让，不过是三杯酒；商汤、周武王的征伐诛讨，不过是一局棋。”征伐诛讨和揖让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却把它们看作一杯酒、一局棋，实在把它们看得太微小了。唉！古今豪杰，大多都是这样。在小的事物中看见大的道理，在大的事物中看见小的情趣；在一根毛发的末端建立宝王刹，在微尘之中坐着转动大法轮。这本来是最高的道理，并不是戏论。如果你不相信，在庭院中月光之下，树叶凋落、秋空寂寥，独自在冷清的书斋中百无聊赖，试着拿《琴心》弹奏一遍、再鼓琴一遍，那么其中无穷无尽、不可思议的宝藏就会显现出来；文章的工巧固然可以思量。唉！像那样的作者，我哪里能够见到他呢？《童心说》龙洞山农在叙述《西厢》之前说：“明白的人不要说我还保有童心，就可以了。”所谓童心，就是真心。如果认为童心不可取，就是认为真心不可取。童心，是完全没有虚假、纯粹真实的心，是最初一念的本心。如果失去了童心，便失去了真心；失去了真心，便失去了真人。一个人如果不真实，就完全不再有最初的状态了。儿童，是人的最初状态；童心，是心的最初状态。心的最初状态怎么可以失去呢！可是，童心为什么会突然失去呢？大概在人刚开始成长时，有各种听闻见识从耳目进入内心，并把它们当作内心的主宰，于是童心就失去了。等到长大，又有各种道理从听闻见识中进入内心，并把它们当作内心的主宰，于是童心又失去了。时间一久，道理和听闻见识越来越多，所知所觉也越来越广；于是又知道美好的名声值得喜爱，便竭力想宣扬它，童心因此失去；知道不好的名声可耻可厌，便竭力想掩盖它，童心因此失去。所谓道理和听闻见识，都是通过多读书、认识义理而来的。古代的圣人，难道曾经不读书吗？然而即使不读书，童心本来就存在；即使多读书，也只是为了保护这颗童心，使它不要失去罢了，并不是像后来的学者那样，反而因为多读书、认识义理而障蔽童心。学者既然已经因为多读书、认识义理而障蔽了童心，圣人又何必多多著书立说来障蔽学人呢？童心一旦被障蔽，于是发出来成为语言，语言就不出自内心；表现出来成为政事，政事就没有根基；写出来成为文章，文章就不能通达。大概只是从内心包藏起来以形成外在的文采，并不是笃实的内心产生光辉；想求得一句有德行的言语，最终也不可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童心既然受到障蔽，人便把从外部进入的听闻、见识和道理当作自己的心了。既然把听闻、见识和道理当作自己的心，那么所有说出的话都是听闻、见识和道理的话，不是童心自然流露的话。语言即使工巧，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难道不是用虚假的人说虚假的话，办理虚假的事情，写出貌似文章的文字吗？一个人既然虚假，那么没有什么不虚假了。于是用虚假的话同虚假的人交谈，虚假的人就高兴；用虚假的事情告诉虚假的人，虚假的人就高兴；用虚假的文章同虚假的人谈论，虚假的人就高兴。没有一样不虚假，也就没有一样不重复。满场都是虚假，矮子又有什么可争辩的呢？这样看来，即使有天下最好的文章，被虚假的人湮没，不能充分显现于后世的，难道还少吗？为什么呢？天下最好的文章，没有不出自童心的。假如童心长存，那么道理便不能强行施行，听闻见识也不能成为固定规范；无时不可作文，无人不可作文，也没有一种创制、体裁、文字不是文章。诗何必一定要取法古代选诗，文章何必一定要以先秦为标准？降到六朝，变成近体诗；又变成传奇，变成院本，变成杂剧，变成《西厢》，变成《水浒传》，变成今天的举子业；即使是大贤讲述圣人之道，也都是古今最好的文章，不能用时代和先后来评论。因此我由此对拥有童心而自然写成文章的人产生感慨，又何必再说什么《六经》，又何必再说什么《语》《孟》呢？

译《六经》《论语》《孟子》，如果不是史官过分推崇圣人的言辞，就是臣子极力赞美君主的话。再不然，就是那些迂腐空疏的门徒、懵懂无知的弟子，记录老师的说法，记得有头无尾，得到后面的而遗漏前面的，随着自己的所见所闻把它写进书里。后来的学者没有考察，便说这是出自圣人之口，必定把它们列为经典。谁知道其中大半并不是圣人的话呢？即使真出自圣人，也一定是有所针对才说，不过是因病开药，随时拟定药方，用来救治这一类懵懂的弟子、迂腐的门徒罢了。药是用来医治假病的，药方很难固定不变；这难道可以仓促地当作万世不变的最高论断吗？这样看来，《六经》《论语》《孟子》只是道学用来支撑自己的口实，也是虚假之人的深重遮蔽；它们显然不能用来谈论童心所发出的言语。唉！我又到哪里去找到真正伟大的圣人、没有失去童心的人，和他谈论文章呢？《心经提纲》《心经》，是佛陀所说的关于心的简要根本道理。心本来是没有实体的，世人却妄自认为它实有；其实也没有所谓“无”，学者却执著地认定一切皆无。一旦把有和无分开，能和所便树立起来，这就是自己造成的障碍，自己产生的恐怖，自己陷入颠倒，怎么能够获得自在呢？难道没有观察那位自在菩萨吗？他深入地修行智慧，已经到达自在的彼岸。这时，自然照见色、受、想、行、识五蕴全都为空，本来没有可以获得的生死，所以能够出离生死苦海，度脱一切苦难和厄运。这就是这部经的总纲。下文层层说明，都是为了阐明这一点，所以又呼唤舍利子告诉他说：“舍利子，不要以为我说空，便马上执著于空！像我说色不异于空，像我说空不异于色。然而只说不异，仍然是两个相对的事物，即使把它们合而为一，仍然还保存着一个。其实我所说的色，就是在说空，色以外没有空；我所说的空，就是在说色，空以外没有色。只是不但没有色，也没有空，这才是真空。”所以又呼唤舍利子告诉他说：“舍利子，这一切法的相就是空。”既然连空也没有可命名的，何况还有生灭、垢净、增减等名相呢？因此色本来不生，空本来不灭；说色不是垢，说空不是净；在色中不增加，在空中不减少。大概只是忆想分别而已，因为空中本来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五蕴都是空，没有色、受、想、行、识；六根都是空，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六尘都是空，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十八界都是空，没有眼界，乃至没有意识界。一直到生、老、病、死，明和无明，以及四谛、智慧、证悟等，一切都无所得。这就是自在菩萨以智慧观照而到达无所得的彼岸。既然这样，所得到的本来就是无，自然也就没有挂碍、恐怖和严重的颠倒妄想，现前看见生死而最终达到涅槃。哪里只是菩萨如此？即使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诸佛，也都是凭借这种智慧到达彼岸，共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而已。由此可以相信，整个大地上的众生没有一个不是佛。于是知道，这种真空妙智，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它能够出离生死苦海，度脱一切苦厄，真实而不虚妄。可是，空这个道理难以说明，已经很久了。执著于色的人拘泥于色，说空的人又滞留于空；等到两边都无所依凭时，却又把一切都抹杀，否定因果。不相信经中明白赞叹的道理：空就是色，除此没有别的空；色就是空，除此没有别的色；既然无空无色，那么哪里还有什么有和无，使我产生挂碍而不能自在呢？这样看来，观行的人只要时时用自己的智慧照察，那么彼岸自然就可以获得。菩萨难道是不同于常人的人吗？只是能够这样观照一次罢了。人人都是菩萨，只是自己看不见自己；所以说菩萨，人人就是平等的，没有圣人与愚人的区别。说三世诸佛，古今也是一体，没有先后之分。无奈世上有很多人只能让他们实行，却不能让他们明白，这是为什么呢？能够使他们明白，他们就是菩萨；不能使他们明白，他们就只是凡人、禽兽、木石，最终归于一片昏昧罢了！《四勿说》人与人共同遵守的叫作礼，我个人独有的叫作己。学者大多执著于一种固定的个人见解，不能同世俗普遍认同的道理相一致，因此便陷入非礼。大概对于礼本身的礼法，大人不去实行；真正的自我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自我，一旦执著于自我就应当克制。这就是颜子的“四勿”。这四勿，也就是四绝、四无、四不。四绝，是绝去意、必、固、我；四无，是无适、无莫、无可、无不可；四不，《中庸》最后一章所说的“不见、不动、不言、不显”。颜子得到这一道理而不改变、不二心，那么就是由“勿”而达到“不”；由此而做到不去看、不去听，那么就是由“不”而达到“勿”。这是千古以来绝无仅有的学问，只有颜子足以当之。颜子死后，这种学问就失传了，所以说“没有听说过真正好学的人”。即使曾子、孟子，也已经不能得到这一道理，何况濂、洛诸位君子呢？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却轻易谈论四勿，只能说明他不知道自己的分量。我姑且广泛地作些注解，拿来请诸位君子指正，怎么样？大概从内心流露出来的叫作礼，从外部进入内心的叫作非礼；从天而降、自然得到的叫作礼，从人那里取得的叫作非礼；不学习、不思虑、不思考、不勉强、不认识、不知道而自然达到的叫作礼，由耳目听闻见识、心中的思考推测、前人的言论行为、仿佛类比而达到的叫作非礼。语言的道路断绝，内心行动的道路也断绝，没有小路可以寻找，没有途径可以遵循，没有藩篱可以守卫，没有界限可以限制，没有锁钥可以开启；那么对于四勿，也就应当不言自明了。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却轻易谈论四勿，这就是圣人所说的“不好学”。《虚实说》学习道理贵在虚心，担当道理贵在务实。虚心才能接受善，务实才能固守所持。不虚心，选择就不会精审；不务实，所坚持的就不会牢固。虚而能实，实而能虚，是真正的虚，也是实在的实；是实在的实，也是真正的虚。这只有真人能够拥有，不是真人就不能拥有。其实真人也自有虚实，只是不能用来谈论真人的虚实罢了。因此，有的看似虚，内里却确实不虚；有的看似不虚，内里却极其虚。有的开始虚而最终实，有的开始实而最终虚。又有些事情，众人都相信它极其虚，君子却独独不认为它虚，这种人犯的是虚怯之病；有些事情，众人都相信它实，君子却独独不认为它实，这种人犯的是以外表取悦人的毛病。真伪不同，虚实的作用也不同，虚实的端绪哪里说得完呢？姑且试着说说。

译什么叫作开始虚而最终实？这就像有人掉进大海之中，所盼望的只是一点救援。舵师怜悯他，运用智慧的眼光和无碍的才能，一举把他救上来，可以说是幸运了。然而那个人虽然十分庆幸，魂魄还没有安定。他闭着眼，闭着嘴，始终不敢说一句话，连续数日数月，只听舵师的话，这是多么虚啊！等到达了彼岸，他提起衣服先登岸，脚踏实地，才算真正没有死。即使舵师又欺骗他说：“从这里走还有一片大海，必须再上船，我和你一起载到另一岸，才可以继续走。”我知道那个人一定会摇头摆手，径直向前走，再也不听舵师的话了，这又是多么实啊！所谓开始虚而最终实行，就是这样。唉！千古以来的贤圣，真正的佛、真正的仙，大多都是如此。什么叫作开始实而最终虚？比如张横渠已经成为关中的夫子，不能说他没有切实承担先觉者的重任；然而一听到二程谈论《易》，便永久撤去讲席，不再坐在那里。夹山和尚已经登坛说法，不能说他没有切实承担法师的职责；然而一见道吾拍手大笑，便解散众人而来，另找船子和尚说法。这两类人虽然免不了开始时有“实”的偏差，却能够获得最终归于“虚”的益处；大概是千古以来大有力量的人。假如这样还不能得道，我是不相信的。什么叫作众人都认为实，而君子独独不认为实？这个人在自己心中，其实还不敢相信自己，只是因为相信别人以后才相信自己。对于学问，他其实从未时时学习而感到喜悦，只是因为容易感到喜悦的缘故，便冒认自己能够使这颗心感到喜悦。因此，人人都赞许他，他就自以为正确；这里所谓自以为正确，其实只是因为人人都赞许他。一个人在国家中一定有声望，他就安然处在这个地位而不怀疑；这里所谓不怀疑，是因为他的声望来自国家。假如他没有声望，即使想不怀疑，也不可能。这种人难道真有实际所得吗？实在可笑。什么叫作众人都认为极其虚，而君子独独不认为虚？这个人没有一天不在同别人相互为善，所以人人都称他为舜；然而不知道他能不能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他没有一天不拜受正确的言论，所以人人都称他为禹；然而不知道他能不能经过自己的家门却不进去，听见孩子哇哇哭也不以为自己的孩子。大概他开始时不过是把虚心接受当作美德而去做，到了后来习惯养成偏执，又冒认自己是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哪里知道他其实是怯弱，不能自己振作起来呢？这样看来，虚实的端绪并不容易说明。虚实之所以难以说明，是因为真正的虚和真正的实难以辨知。所以说：“别人不了解我，我却不因此恼怒。”这里的“人”，指的是众人。众人不了解，所以我可以称为君子；如果众人了解我，那么我也只是众人罢了，哪里足以称为君子？众人不了解，所以我可以直接承担下来而不恼怒；如果君子反而不了解我，那又怎么能够不恼怒呢？这才是非常可怕的事，即使想不恼怒，能做到吗？世间君子少而众人多，所以了解我的人少，不了解我的人多；有时举世之人没有一个了解我，只有颜子一人独独了解我，这就是所谓“避开世俗而不被人知，却不因此忧愁”。正因为避开世俗而不被人知，即使有虚实之说，又有谁会听呢！

译《定林庵记》我离开山中已经很久了。万历戊戌年，我跟随焦弱侯来到白下，拜访定林庵，而这座庵至今还完好无损，是因为定林在世时一向受到弱侯的信任和喜爱。定林不收徒，如今来主持这里的人，是弱侯选择僧人来守护它的；实际上我并不知道定林是什么样子，那么这座庵不过是定林创建的，称作“定林庵”，难道不是名副其实吗？定林刚把庵建成，就舍弃它前往牛首山，又创建了大华严阁；弱侯为此作碑记，记载得非常清楚。大华严阁刚建成，他又舍弃它前往楚地，仿照我在天中山的做法，后来就在天中山圆寂，塔也建在天中山。马伯时隐居这座山时，特意置办了一所山居，度了一名僧人，让他专门守护定林的塔。如今定林圆寂又十二年了，我还没有死，又来到这里，再次见到了定林庵。金陵有许多著名寺刹，小小一座定林庵哪里足以成为轻重呢？可是旧椽败瓦，人们也不忍心毁掉，那么这座庵虽然小，实在是依靠定林才长久保存；称作“定林庵”，难道是虚名吗？定林是白下人，从小就不吃荤腥，也不娶妻，每天跟随他的主人周生去听讲，大概就是当时所谓的周安这个人。我没有见过周生，只见过周安跟随杨君道南来到京师。当时李翰峰先生在京城，告诉我说：“周安懂得求学。你想求学，幸亏不要轻视周安！”原来周安本来跟随周生，担任拿巾拿鞋之类的差事；但周生不努力学习，周安便替他备茶置饭，时时偷听讲学，有时独自站在屋檐边，有时抱身站在柱子旁，既不倚靠，也不退缩，不知疲倦，终于通达了这条圣学之道。又有人说：“周安因为周生病故，而道南是东南名士，常年在破寺中读书，所以周安又侍奉道南。”一个周安，既能亲身侍奉道南，又得到李先生的赞叹羡慕，得到弱侯的信任喜爱，那么周安的为人就可想而知了。两年后，我来到金陵，得以同周安相交，而道南又不幸早逝。周安于是对弱侯说：“我想做和尚。我在山寺住到如今，只不过多了这几根头发，不剃掉还做什么？”弱侯无法回答，于是约我和管东溟等诸位先生，把周安送到云松禅师那里剃发出家，拜为弟子，改法名为定林。这就是定林这个名字的由来。弱侯又在馆舍旁另建了一座庵院，我再次书写“定林庵”三个字制成匾额悬挂起来，这又是定林庵这个名称的由来。弱侯说：“庵还在而人已经亡故，看见这座庵就如同看见那个人了。那个人虽然亡故了，他的庵还保存着；庵保存着，那么人也就仿佛还在。虽然如此，人如今已经亡故，庵又怎么能够独自长久保存呢？只有写一篇记，或许才能使它长久。”我认为这座庵本来已经不值得记载了，但定林的庵却不能不记。如今不记载它，我恐怕后世出生的人将不知道定林是什么人，也不知道这座庵是什么样的了。自古以来，有志行的僧人也很多，难道只有定林值得称道吗？只是你们会奇怪，他不以身份卑贱为意，却有志于圣贤的大道。所以说：“卑贱没有比不闻道更卑贱的。”定林自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因此众人轻视他，把他看作卑贱之人，而定林自己却不知道这一点。如今天下戴冠着冕的士人，庄严地登上讲席，口谈仁义，手摇拂尘，可以说既尊贵又显贵了；可是能够真正自重自贵的有谁呢？更何况那些在讲席末尾跟随听讲的人呢？又何况那些卑贱的仆役下人、受鞭打驱使的人呢？他们若不是认为这是我的劳苦，便一定认为这对填饱肚子、充实钱囊没有益处，于是纷纷挽起衣袖，暗自讥笑。哪里肯低头降心，向贫困的士人行礼，每天倚着屋檐和楹柱，欣喜快乐而忘记自己身份的卑贱，一定要成为圣人以后才罢休呢？古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人。这正应当记载，于是我为他作了这篇记。不记庵本身，专记定林命名此庵的缘由。唉！道不是空谈，求学务求实际功效，那么这座定林庵就确实不是虚名了。高洁说 我的性情喜欢高傲，喜欢高傲就容易自处高位而不能屈居人下。然而我不能屈居人下的，只是那些倚仗权势、凭恃财富的人；除此之外，只要稍有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即使是差役、士卒、奴仆，没有不向他行礼的。我的性情喜欢洁净，喜欢洁净就容易偏狭而不能容人。然而我不能容的，只是那些趋附权势、谄媚富贵的人；除此之外，只要确实有一点善行、一点长处，即使身为大人、王公，也没有不以宾客相待的。能够屈居人下，所以内心谦虚；内心谦虚，所以取人的范围广；取人的范围广，所以这个人的品格更加高尚。既然如此，说天下能够屈居人下的人，本来就是说天下最喜欢高尚的人。我喜欢高傲，不也是应该的吗？能够取法他人，就一定不会遗漏任何人；不遗漏任何人，就没有人不能容纳；没有人不能容纳，就不会有不洁的行为。既然如此，说天下能够容人的人，本来就是说天下最喜欢清洁自守的人。我喜欢洁净，不也是应该的吗？如今世上那些龌龊的人，都认为我偏狭不能容人，傲慢不能屈居人下。他们说我自从到了黄安，整天关着门，使方丹山遭到“有好个四方求友”的讥讽。自从住在龙湖，虽然不再关门，但有人来到门前却见不到我，有时见到了我也不以礼相接；即使有一两个以礼相待的人，也不久就会厌弃我。这就是世俗对我的议论。他们却不知道，我整天闭门，整天都有想见到胜过自己的人的愿望；我终年独坐，终年都有没有遇到知己的遗憾。这些话很难对你们说啊！那些稍微会说话的人，又认为我没有识人之明，所以终于被人欺骗；认为我偏爱而不公，所以终于不能同人始终相处。这种自称能够剥离毛发看见皮肤、吹开毛发看见毛孔的议论，似乎说得很准确。其实他们看世间的龌龊之人，也不过只比我多走了五十步罢了，哪里值得一说呢？在空旷山谷中听到人的脚步声，即使见到一个相似的人也会高兴；如果说我不想见人，哪有这样的道理？只怕那个人还不像一个人罢了；如果大略具有人形，我就会立即下拜，忘记那个人的卑贱；奔走追随，忘记那个人的尊贵。因此我常常一看见别人的长处就忘记他的短处，不仅忘记他的短处，还将要以隆重的礼节尊奉他、把他当老师侍奉；何况他们还知道我是偏爱呢？为什么这样呢？好友难以遇到，如果不是我竭尽礼敬、诚心师事，那么那些聪明才智之士又怎么肯做我的朋友呢？既然一定要同他们交朋友，就不得不把我的礼数做得隆重。然而天下真正有才、真正聪明的人实在很少。我往往尽到恭敬侍奉的诚意，而那些自称聪明、有才的人最终并不是真正的聪明有才，于是情势所迫，我不得不逐渐同他们疏远。而且他们不但不是真才真智，又往往还心怀奸诈，于是情势所迫，我不得不日益远离他们。所以众人都说我没有识人之明。假使我果真没有识人之明，就一定不能同人始终保持疏远；假使我果真偏爱而不公，就一定会终身包庇别人的短处。因此，说我偏爱、没有识人之明的人，似乎说中了某些地方，其实并不正确。

译如今黄安的两位上人来到这里，人们又一定要认为我是偏爱他们了。两位上人务必要同我始终相处，不要让我蒙受没有识人之明的名声才好。然而两位上人确实是我苦心寻求的人，确实知道我的孤单无人可以倾诉，也确实知道我求人的心情胜过别人求我。我看重两位上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才华，而是因为他们的德行；不是因为他们聪明，而是因为他们笃实。所以有德的人一定笃实，笃实的人就一定有德，我对两位上人还有什么忧虑呢？两位上人拜李寿庵为师，寿庵又拜邓豁渠为师。豁渠志向像金刚一样坚定，胆量大如天，学问从内心体悟而来，智慧超过老师；因此他所收的弟子像他的老师，他的徒孙又像他的弟子。我据此推断，知道两位上人一定能够替我争一口气，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作这篇《好高好洁说》送给他们。三蠢记 刘翼性情严峻刚直，喜欢骂人。李百药对人说：“刘四即使骂人，人们也不恨他。”唉！像李百药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真正了解刘翼的知己了。我的性情也喜欢骂人，人们却从来没有恨我。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嘴坏而心地善良，说话恶劣而用意善良。心地善良，是想让人赶快进步；用意善良，又担心那个人不肯赶快进步，所以了解我的人不会恨我。然而世人虽然不恨我，却始终不亲近我。能够既不恨我又亲近我的，只有杨定见一人罢了。他为什么不恨我反而更加亲近我呢？大概是因为我爱富贵，所以也喜爱别人追求富贵。喜爱显贵，就一定要读书；而定见不肯读书，所以我骂他。喜爱富裕，就一定要治理家业；而定见不肯经营家业，所以我骂他。骂他而不让他放弃追求富贵，他有什么可恨的呢？然而定见实际上也确实有值得骂的地方：我困居鄂城时，定见冒着暑热和风雪，一年之中来过三四次；那么他的气节骨力确实超过常人。我知道他可以成就事业，所以常常不停地骂他罢了。然而他终究不能改变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读书，不勤学，不谋求立身于世的产业，也不经营出世的谋略，大概是有气骨却没有远大志向，那么也只是一个愚人罢了，不值得一提。深有虽然稍微有向道的意思，却也不是一个直向上进的人，常常认定死板的话，把辛勤的日常生活看作枷锁，把享受富贵看作最安逸自在的法门，因此也免不了误人误己。定见是有气骨而欠缺灵活聪慧，深有是稍有灵活聪慧而没有气骨，两个人同样只是山中的一个蠢物罢了。既然已经同蠢物为伍了，也只好迁就顺从，度过我的残年；如果还这样不停地责骂，那么定见是一个蠢物，深有是一个蠢物，我又是一个蠢物，岂不是成了“三蠢”吗？于是作《三蠢记》。三叛记 当时正值中伏，白天酷热，夜间颇为凉爽。湖水突然涨满，月亮刚刚升起，和风拂面，又有客人来陪伴，这正是老和尚我感到惬意的时候。杨胖平日里喜欢打瞌睡，不知今夜为何忽然两眼发亮，竟像获得了无上妙事一样，欣然大笑，惊动了庄周梦蝶的梦，又奇怪铁杵被李太白磨成针的故事。和尚不觉猛然睁眼问道：“你笑什么？”他说：“我笑这时候有三个叛徒，想给他们作传却还没有成功。”我问：“三叛是谁？你又想怎样作传？”杨胖说：“杨道从小跟随我，今年二十五岁了，看见我功名还没有成就，年纪又大了，毫无缘故地逃走，这是第一叛。怀喜本来是杨道这一类的人，幸亏得到湖僧为他剃发，于是把这个僧人当作师父，把深有当作师祖。所以深有自然有了怀喜这个徒孙，东西游行时都把他作为同伴，饮食衣服也全都同怀喜一样。如今却突然抛弃他离去，假托说要进县城闭关诵经。县城喧闹杂乱，难道是闭关的地方吗？这明明是背叛祖师，反而还说祖师可以背弃李老去上黄柏山，难道我就不能背弃祖师到县城下面去闭关吗？即使祖师涕泪交加，再三苦苦挽留，他也不加理会，这是第三叛。”我又问：“哪一个是第三叛？”他不回答，只是发笑，大概指的是祖师。当时鱼目子、东方生、卯酉客都在座，鱼目子问道：“虽然都是三叛，难道在轻重上没有不同，不能同样论处吗？” 东方生说：“三个人都该死，有什么轻重之分！天下只有忘恩背义的人不能拿来同夷狄禽兽相比，因为夷狄禽兽尚且知道守义报恩。既然称为叛徒，就一概不论轻重，统统杀掉！”鱼目子说：“深有的罪过，不必再申明判定了；但怀喜承受祖师的恩养已经很久，难道能同杨道相提并论吗？假如杨胖对杨道有对深有待怀喜的万分之一那么好，杨道也一定会至死守护而不肯背叛杨胖离开。两个人虽然同属一类人物，还是应当根据平日情意的深厚薄浅来区别；何况杨道聪明灵活而且可供驱使，难道还会胜过怀喜吗？所以论人品，杨道居上，怀喜居中，深有最下；按法律论罪，祖师应受最重的刑罚，怀喜次之，杨道又次之。这个判断不能改变。”东方生始终不同意他的说法，鱼目子于是同他反复诘问不止。公方生说：“祖师痛惜怀喜，难道真是因为怀喜的聪明足以同杨道谈论吗？还是因为怀喜的志气果真不同于一般僧人吗？抑或是因为他的品格气骨确实足以继承这件大事吗？其实他同杨道是一样的人，只是杨道有利于自己，能够饮食供奉自己，能够在睡卧枕席上使自己享受冬暖夏凉的舒适；祖师是因为怀喜有利于自己才痛惜他，怀喜则因为能够使祖师受益而承受祖师的痛惜。报恩者和施恩者之间的关系，当时就已经完结，没有剩余了，就像如今的雇工人一样。这样看来，怎么能使怀喜不与杨道同样论罪呢？” 两个人争论不决，杨胖又默默无言。于是卯酉客从旁边拿刀站着说：“这三个人都还不能杀，只有老和尚该死。赶快杀了这个老和尚，最好为天下谋得太平！本来只是一个老实而没有志气的人，却偏偏过分喜爱他，甚至把他比作汾阳王郭子仪，比作布袋和尚。有大志却看不出来，是没有眼光；有大志，却用喜爱大志的心来喜爱他，也同样是没有眼光。这种人可以杀掉。他增长别人的志气，灭掉自己的威风。不杀他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说着拿刀直逼和尚。和尚跪下请求道：“这确实是正确的议论，这确实是正确的议论。姑且求你饶我一命，免得我做无头鬼！”唉！从前已经没有识人之眼，如今又没有了头；人们说祸不单行，真是可信啊！

译《忠义水浒传》序 太史公说：“《说难》《孤愤》，是贤人圣人发愤而创作的。”由此看来，古代的贤人圣人，不发愤就不会创作。不发愤却创作，就好比不寒冷却发抖，不生病却呻吟；即使创作了，又有什么可看的呢？《水浒传》是发愤而创作的。大概自从宋室衰弱，冠帽鞋履颠倒错置，大贤居于下位，不肖之人居于上位，逐渐发展到夷狄居于上位，中原居于下位；当时的君主和宰相还像燕雀处在堂上一样安然自得，交纳财帛、称臣服从，甘心向犬羊屈膝罢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位先生身在元朝，心却在宋朝；虽然生在元代，实际上是为宋朝的事情愤懑。因此，他们为徽、钦二帝被掳往北方而愤懑，就写辽国被大破来宣泄真正的愤懑；为南渡之后苟且偷安而愤懑，就写平灭方腊来宣泄这种愤懑。请问宣泄愤懑的是谁呢？就是从前聚集在水泊中的强人，想不称他们为忠义之人也不行。因此施、罗二公传写《水浒》，又用“忠义”给这部传作了名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忠义为什么归于《水浒》呢？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知道的。水泊中的众人为什么一个个都是忠义之人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可以知道。现在小德之人役使大德之人，小贤之人役使大贤之人，是常理。假如让小贤之人役使别人，却让大贤之人被别人役使，他难道会甘心服役而不感到羞耻吗？这就如同用小的力气捆绑人，却让力气大的人被别人捆绑，他难道会束手就缚而不辞吗？情势必然发展到把天下有大力、大贤的人全都驱赶到水泊中去。那么说水泊中的人都是有大力、大贤、有忠有义的人，是可以的。然而没有人像宋公明那样忠义。如今看这一百零八人，同功同过，同死同生，他们的忠义之心，也都像宋公明一样。唯独宋公明身在水泊之中，心却在朝廷之上，一心招安，专门图谋报国，最终到了遭遇大难、建立大功的地步；后来服毒自杀，同死而不推辞，这就是忠义的刚烈啊！确实足以使一百零八人的心悦服，所以能够在梁山结义，成为一百零八人的首领。最后南征方腊时，一百零八人已经阵亡过半；又有鲁智深坐化于六和寺，燕青哭泣着辞别主人，两个童子按照“混江龙”的计策行事。宋公明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情，他认为见机明哲、只求保全自己，不过是小丈夫自我保全的计策，绝不是忠于君主、义于朋友的人所屑为的。因此才叫宋公明，因此才称他为忠义之人；这部传记难道可以不写吗？这部传记难道可以不读吗？所以拥有国家的君主不能不读，一读这部传，便会明白忠义不在水泊，而都在君主身边。贤明的宰相不能不读，一读这部传，便会明白忠义不在水泊，而都在朝廷之中。至于掌管军国枢机的官员、专任镇守外地之责的督府，也不能不读；如果一天读了这部传，便会明白忠义不在水泊，而都在成为国家干城、心腹的那些人才之中。否则忠义不在朝廷，不在君主身边，不在城防和心腹之中，又在哪里呢？在水泊。这正是这部传用来发泄愤懑的地方。至于好事之人拿它作为谈论的资料，用兵之人借它谋划策略，不过是各自看中了其中的长处，哪里看见了所谓忠义呢？

译《子由解老》序 食物使人达到饱足，作用是一样的。南方人吃稻米觉得甘美，北方人吃黍米觉得甘美；南方和北方的人从来不互相羡慕。然而如果让这两个人交换地方来吃，彼此也从来不会舍弃食物。孔、老之学，就像南方的稻米和北方的黍米一样。在这里得到满足的人，虽然不会羡慕那里，难道就可以抛弃那里吗？为什么呢？已经饱足的人各自都觉得满足，真正饥饿的人却没有选择。我曾经到北方求学，在主人家里吃饭。天气寒冷，大雪下了三天，断粮七天，饥饿寒冻，困苦不堪，望着主人而心中向往。主人怜悯我，煮了黍米给我吃，我放开嘴大嚼，来不及辨别是什么食物。撤下食案之后，我问道：“难道这是稻米高粱吗？怎么会有这样美味？”主人笑着说：“这是黍稷，和稻米高粱相当。而且今天的黍稷，并没有不同于先前的黍稷，只是你非常饥饿，所以觉得非常美味；正因为非常美味，所以非常饱足。你从今以后，不再去想稻米高粱，也不再去想黍稷了。” 我听了这番话，感慨叹息：假使我对于道的渴望像今天盼望食物一样，那么对于孔子、老子的学说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从此我专心研究《老子》，并且时时得到子由的《老子解》来阅读。解释《老子》的人很多，而子由的解释最为出色。子由引用《中庸》的话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出来，叫作中。”喜怒哀乐未发的“中”，是万物深奥的根本；宋代儒者自从程明道以后，代代相传，常常让门人从观察这种气象来作为学习的规范。子由却独自在残篇断简中获得了精微的言语，难怪他善于发掘《老子》的深意，使五千多字明白灿然如同皎洁的太阳；求学的人实在不可一天不把它拿在手中。书解成之后，拿给道全看，正合道全的心意；寄给子瞻看，也正合子瞻的心意。如今距离子由已经五百多年，没想到又能看到这样奇特的著作。唉！也只有真正饥饿之后，才能得到它的真味。《高同知奖劝序》：高氏是土官，其父祖曾经作乱 我曾经对高于说：“我国统一天下，恩泽流布境内，威势控制六合，并不以广占土地为务，土地自然就扩大了。大概秦始皇不能使其称臣、汉武帝不能使其服从的地方，全都纳入版图了。至于羽之格的地方，东边受到教化，西边也受到教化，北方、南方都达到并及。今天看来，哪里只是千百处呢？这些事情已经有人能够谈论了，我姑且来谈谈朝廷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把它作为百姓准则的事情，你替我宣扬称颂一番，可以吗？” 滇南迤西一带，流官、土官并设，文教施行通达，已经二百多年了。这大概是上面采纳前代君王封建制度的盛美之处，下面又没有失去后代君王郡县制度的良好规范。前代有封建制度，恩德厚重，但制度还不周密；后代有郡县制度，制度完美，但恩德却不够厚重。只有我朝，上下贯通古今，俯仰六王，包罗兼容，伦理制度无不完备，功德盛大隆厚，确实是自从有人民以来圣贤之世所未曾有的。因此我说，假如我圣朝的世代和年数能够长久，哪里只是大大超过有夏、长久不衰的有殷，还要兼有成周有道的长久，延续汉、唐、宋无疆的历数，万亿年长存，也还没有终止。这难道只是我作为小臣的私下祝愿吗？根本昌盛的，枝叶自然无穷，这是本来如此的道理。至于你们高氏的先世，我不知道其中的详细情况。自从归附成为内臣以来，我高皇帝怜悯他们前来归顺，不忍心迁徙他们，于是让他们仍然拥有世袭土官的事业；又因为他们协助顺服，不忍心断绝他们的世袭，于是让他们享有世代承袭的制度。又想到他们的先世曾经对百姓有功有德，而我军当初没有经过厮杀就平定了他们，于是授给他们大夫的官秩，以延续他们的子孙，厚待他们的家族。当天下刚刚统一、四方肃清，摧枯拉朽之时，谋臣猛将云集；假使遵守汉、唐的旧例，或者因为他们归顺，便只给予不杀的待遇，那又能怎样呢？或者因为他们表示效顺，就把他们迁到内地，使他们不能享有故土上的一点利益，那又能怎样呢？即使他们的先世偶尔有功有德，也一概不论，直到终身，那又能怎样呢？所以我认为我太祖、太宗的恩德实在深厚。而且如今来到这里担任郡守、州正、县令的人，难道容易吗？他们读书曾经读破万卷，胸中又有几十万的兵法韬略，积累的功夫很深了。即使万分之一的人能够中选，也一定要在郎署中迟疑周转十多年，跋涉山川万余里。他们的爵位看起来并没有比你的高多少，但亲戚和祖坟却远在他乡。然而他们仍然每天惶惶不安，害怕不能称职；一旦有过错，论罪贬斥随即而来，就同编户百姓一样了。他们来得遥远，离去得迅速，得到官职非常困难，失去官职却非常容易。这样回头看你安步而行、骑马奔驰，双脚不用走下堂阶，却终身安逸快乐，世世代代富贵不断；你从未到朝廷叩头，而子孙的官秩爵位却同流官相当。难道可以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吗？那些战功赫赫的功臣，他们特殊的功勋和盛大的功劳很早就记载在盟府中。然而他们的后代如果不像先人，有的因骄奢而败坏，即使属于“八议”之列，也不会稍加宽免。外地卫所中的世袭官员，如果其先世没有参与攻城陷阵的功勋，就不容易用千户来赏赐，何况万户呢？如今保存下来的已经没有多少了。幸而保存下来的，如果不是箭术能射中目标、力气能搏虎，就不能破格升调；他们平日如果不敬礼君子、爱护体恤军人，也不能长久安稳：这已经是把木炭烧红、准备发作了。只有土官不是这样。若有小的过失，总是替他们掩盖；若有微小的功劳，总是唯恐错过时机。郡守把这件事报告给监司，监司再报告给台院，于是奖赏的诏令便下达了。同样是臣子，同样是世袭官员，如今以郡守相比却不能相提并论，以卫所世官相比也不能相提并论，以功臣的子孙相比又不能相提并论，这是什么缘故呢？功臣的子孙，朝廷担心他们倚仗功劳而骄纵，便难以控制，所以法令不得不周详，并不是故意薄待他们。至于郡守，是节制土官的人，非大贤不能胜任；卫所世官，是拥护守卫土官的人，不是强有力量而又懂得礼义的人也不能胜任，所以应当对他们要求完备。既有拥护守卫来防止其势力蔓延，又有节制来杜绝祸患的开端，就没有事情了。因此你能够安心放意、纵情施志，世代享受有爵位的荣誉，难道可以不知道恩德吗？知道恩德就会想报答，想报答就能谨慎守礼而重视犯法的后果，将同我国相始终，永远没有穷尽，这是多么幸运啊！” 我已经常常同高君谈论这些话了。今年春天，巡按刘公奉命巡视并考察官吏，大力整肃群吏，高君也得到奖赏。这样看来，高君难道不也是贤能的人吗？高君年纪轻，资质美好，深沉而有智慧，循序渐进，文雅严谨，有儒生的风度。他努力使自己的家族世代延续，以求超过、胜过前人，尤其值得嘉奖。唉！我已经如实写下奖劝的话，悬挂在高氏的大门上，以作为高氏的光荣；因同僚的请求，又依照前面的话加以编次来祝贺他。希望他能够知道恩德、报答恩德，不要使我的话落空，不要辜负我国才好！

译《送郑大姚序》从前曹参凭三尺剑辅佐汉高祖平定天下，等到做了齐国相国，九年之间齐国便安定聚合。严助说汲长孺任职做官没有超过常人的地方，直到他出任东海郡守，东海才得到治理。如今考察他们治理齐国、东海的方法，实际上大不相同。史书说汲黯性情戆直，性格傲慢而少礼。他起初被授为荥阳县令，不肯接受，认为可耻；后来任东海太守，卧病在内室，一年多不出门。曹参日夜饮用醇酒，不办理政事。官吏们每天在官舍饮酒歌呼，曹参听见了，也取酒摆席，饮酒歌呼，同他们相应和。这难道有什么规矩路径可循吗？究竟同治理政事有什么关系，竟能使郡国得到治理呢？《论语》说：“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事情也会实行。”“以庄重的态度治理，却不依礼而行，是不完善的。”依我所听闻的情况看，这两个人恐怕都免不了凭借不端正的自身，放纵地处在百姓之上。不庄重、不端正，得罪名教太深了。然而他们最终成为汉代著名的宰相，成为古代所谓的社稷之臣，为什么呢？难道他们使政事得到治理的原因另有所在，而那些一切外在的美好仪表都是他们所不屑的吗？还是只要能够取得治理效果，对这些事情便不加计较吗？或者百姓本来就能自我治理，不需要另外设置治理他们的方法吗？所以他们安然自得地嬉游，而百姓自然得到治理吗？黄帝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即使是老子的学说，我也大体没有听闻过它的真谛。难道这两个人或许另有黄帝、老子的治术，不可以因为他们违背我们的教法就非难诋毁他们吗？我听说最高的道是无为，最高的治理是不露声色，最高的教化是不发言语。即使是子贡，也曾自称不能听闻，难道曹参、汲黯在这方面实际上没有听闻，于是就不知道到规矩法度之外去寻求吗？我对此非常怀疑，却不敢告诉别人。适逢郑君出任大姚县令，我便拿平日的疑问来询问他。大姚是滇地下面的一个小县，偏僻狭小而简陋，我知道郑君一定不会接受这种地方。看郑君身材魁伟，容貌庄重，气度充足，胸襟洞达而不设城府。他同上大夫说话，好像面对群吏；处在大庭之中，好像身在私人宴饮之所；姿态放纵傲倨，像汲黯；兴致酣畅，像曹参。这哪里是儒者的耳目所曾经见过、记载过的情形呢？郑君独自神色自若，饮酒进食不停，醉后两耳发热，有时歌诗、写大字来自我娱乐，陶然自得，好像不把县中政事放在心上，而县中也自然没有什么事情。唉！郑君难道也是学习黄帝、老子之道而有所收获的人吗？还是他的天资暗中与道相契合，同真实的道相合，而自己并不知道已经达到这种境界呢？否则，他将会被儒者一同讥笑，大家一起指责他，难道还能这样贸然行事吗？我同郑君相聚两年多了，也知道你的为人。如今你要归去，难道会有什么不得意的地方吗？陶渊明辞去彭泽令而作《归去来辞》，在东篱下采菊，其中有深意。刺史王弘一旦拿二十千钱送到酒家，难道就可以说世上没有像他这样能够了解陶令贤能的人吗？阮嗣宗旷达而不肯做官，听说步兵校尉的厨房有酒，便请求担任校尉。你既然以做县令为可耻，即使有阮步兵那样的旷达，也没有地方可以诉说；何况希望有了解你并重用你的人，也只有归去罢了。行李萧条，童仆没有喜色，直说是穷困了，能够不悲痛吗？如果你像他们那样旷达，这些事情都可以不必忧虑。你只管上路，我替你屈指计算；等算到你经过家门的日期，正是菊花开放的时候。若饮酒却没有钱，一定会有像贤明的刺史王公那样的白衣人送酒来，使你痛饮一醉罢了。《李中丞奏议序》代作

译传记说：“识时务的人在于俊杰。” 时务其实也容易认识，为什么偏偏只把它归许给俊杰呢？况且俊杰的出现，世间并不常有，而事情中应当优先办理的事务，却一时也不会没有；如果一定要等俊杰出现以后才能认识，那么世人所谓的时务，难道都不是时务吗？还是说，俊杰所能认识的事情，必须等俊杰才能认识，非俊杰终究不能认识呢？因此我知道时务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奏议，是讨论一时应办的事务，把它奏报朝廷，并在国家中施行，确实不能有片刻的延误。奏议很多，然而唯独称赞陆宣公，是因为这位先生的学问有根本，对于人情事理无不周全了解；他的言辞温厚和平，深得向君主进言的体制，使人读了他的文字便自然心开目明，只怕他的言语很快读完。这才是真正所谓的奏议，但也不过是德宗皇帝时期一时的事务罢了。德宗时多灾多难，又喜欢把猜忌当作聪明，所以陆公曲折委婉地涉及这些问题，长短疾徐，都务求切中关键，以达到病入膏肓的地方，直想追究到君主受病之处、弊病的根源，使君主读它时不知不觉陷入其中而不发怒，这就是奏议中的最高境界。如果不是德宗的时代，又哪里用得上这些话呢？汉代有晁错、贾谊：晁错有议论，贾谊有策略。如今看贾谊的策略，如改正朔、改变服色、及早辅导教化等，都是依照《周官》来谈的。这些话只能同庸俗的儒生说，怎么可以拿来对汉孝文那样神圣的君主谈论呢？然而他的三表、五饵之策，推恩分王之策，把梁国作为齐、赵、吴、楚的边界，又分割淮南诸国来增加梁国并分封给他的儿子；梁地二千余里，后来消灭七国的力量就在梁王。谁能说洛阳少年贾谊不能通达国家大体、不能像这样识时知务呢？直到今天读他的书，还仿佛看见他的为人；如果不说他是千古俊杰，也不可能。至于晁错关于军事的议论，以及招募百姓迁往边地、在塞下屯田、削平七国等主张，都是一时的紧急事务，是千载难逢的谋略，不可以用成败来评判人物，妄自产生褒贬。时机就像猛禽趋赴时机，事务就像交换孩子那样紧迫；稍微错过时机，不懂得所应办的事务，就会危险。谁说时务是可以轻易谈论的呢？这种形势不是天下的俊杰，本来就不能识别。宋代人的议论太多，即使说宋代没有奏议也可以；然而苏文忠公实际上超过了陆忠宣的奏议。如今看他写给皇帝的各篇文章以及其他奏议，真是忠肝义胆，读了自然会痛哭流泪，也不用等他自己说痛哭流泪。然而那也只是苏轼时代的当务之急罢了；过了那个时代，到徽宗、钦宗时就没有用了。这也如同晁错、贾谊的话，只能对文帝、景帝、武帝三位皇帝说；过了那个时代，时势已经不是原来的时势，事务也已改变，便不适用了。我读先贤的奏议，之所以这样推重评论它们，是因为这些道理。如今得到中丞李公的奏议来读，虽然还不知道它同晁错、贾谊相比如何，但陆敬舆、苏子瞻也不能超过它。因此借着这篇文字记录从前的话，向李公请教：李公认为这些话确实不虚妄吗？如果不虚妄，希望把它们载入未刊的书简之中。《先行录序》代作 言语是一种，但有先行于行为的言语，有可以实行的言语，还有应当实行的言语。我曾经用这三种言语来判断君子的对错，也更加看出立言的困难。什么叫先行的言语？孔子告诉子贡的话就是这样。既然已经先行于他的言语了，哪里还会有言语超过行为的过失呢？什么叫可以实行的言语？《易》和《中庸》都是这样。《易》说：“说到远方，就没有抵触。”这是说遥远地方的言语都可以实行；“说到近处，就宁静而端正。”这是说近处的言语都可以实行；“说到天地之间，就完备无缺。”这是说天地之间的言语都可以实行。《中庸》说：“即使是普通夫妇中的不肖者，也可以做到。”普通夫妇都能实行，那么愚笨不肖的人会认为自己达不到，贤明聪智的人会认为自己超过了，这两种看法都不能成立；这大概就是可以实行的言语吧。既然叫作可以实行的言语，那么在千百世以前说出它，并不算先；在千百世以后实行它，也不算后；因为言语与行为合而为一，先后同时存在，即使圣人也不能在其中安排先后。至于应当实行的言语，即使今天说出来，明天也可能有不应当实行的情况，何况相隔千百世的前后呢？不只是这样，即使只谈一个人，在仲由那里是应当实行的，在冉求那里却是不应当实行的；大概时势不同，言语也会改变。所以行为随着事情而迁移，言语也因人而不同，怎么能够依据过去的行为把它当作典范，固守前人的话，像尾生那样拘泥呢？这又说明应当实行的言语不能执守一端。应当实行之后才发言，不是通达道理的人不能做到；能够实行之后才发言，不是学问深厚的人不能做到。像中丞李公，真是所谓通达道理、学问深厚的人，所以能够洁身自守而使别人宽裕，公正与宽恕并用；他所说的话，难道不是应当实行而又可以实行的吗？如今又有幸读到他所作的《从政集》，便又看见他在朝廷、在县邑，居乡、居家，过去的行迹全都如此，这就是所谓先行他的言语。我因此知道李公的学问是实学，他的政绩是实政，把它命名为《先行录》，不是很恰当吗？然而既然已经先行了他的言语，又有什么不应当实行的呢？又有什么不可以实行的呢？《时文后序》代作 时文，是当今时代用来选取士人的文章，不是古文。然而从今天看古代，古代当然不是今天；从后世回头看今天，今天又会成为古代。所以说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这里的“权”，说的是权衡。权衡在一个时代确定，精华光彩流传到后世，难道可以随便吗？千古相同的是文章的伦理，千古不同的只是一个时代的制度。因此，五言诗兴起，四言诗就成为古体；唐律诗兴起，五言诗又成为古体。如今近体诗既然把唐代当作古代，那么可以知道万世以后也一定会把我们当作唐代，这一点毫无疑问，何况选取士人的文章呢？有人说时文可以用来取士，却不能流传久远；这不只是不了解文章，也是不了解时代。文章不能流传久远却可以用来取士，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家族相继显出名臣，道德、功业、文章、气节，直到今天仍然灿然可见，这难道不是时文选拔出来的吗？所以科举考场三天中写下的文章，就足以为这个人一生定下评价。如果文章不能流传久远，必定是言语没有文采，便不可能入选；既然如此，大中丞李公所选的时文，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它能够流传久远。我希望各位士人留心阅读它。《张横渠易说序》代作

译横渠先生与学者讨论《易》已经很久了，后来见到二程谈论《易》，便对弟子于曰：“二程深刻明白《易》道，我不如他们。”勇敢地撤下讲席的虎皮，改变旧说而跟从二程，他的勇气就是这样。我说，先生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易》。《晋书》论《易》，常用三句话概括：一是“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这就是“易简”的《易》；二是“不易乎世”，这就是“不易”的《易》；三是“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这就是“变易”的《易》。极其简易，所以容易；不改变根本，所以深厚；随时变易，所以神妙。虽然说的是三句话，实际上是一个道理。深厚了就没有不神妙的，神妙了就没有不变易的。先生改变旧说如此迅速，容易得如同翻掌，何等神妙啊！所以我说，先生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易》。作《易说序》。《龙溪先生文录抄》序 《龙溪王先生集》共二十卷，没有一卷不是谈论学问的书；每卷有数十篇，没有一篇不是论说学问的文字。学问之道，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书卷如果积到二十卷，篇章如果累积到数十篇，难道能没有多余之处吗？然而读起来却使人忘记疲倦，每卷都像没有重复，阅读者只怕很快读完，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先生的学问融会贯通，温习旧知而获得新知，如同沧洲、瀛海一样，根植于内心，发之于言语，随时流露而不可穷尽，自然不会使人厌倦，而且文辞和义理都很完美。这样又有谁能说它多余呢！所以我曾经说，先生这部书，前无古人，今无同类，将来也不会有超过它的；后世的学者甚至可以不必再著书了，因为我料定他们决不能整理得像它这样条理通达、明白显著。可是书板收藏在绍兴官署，印行得很少，人们也很少读到。又因为先生从少壮到老年，始终一味平和柔厚，胸襟大同而忘我，没有新奇可喜的行为，所以世俗之士多不喜欢先生的为人，又哪里肯读先生的书呢？学习没有真正的志向，只在表面上自我夸耀，最终反而耽误自己；即使先生说了千言万语，又能对他们怎么办呢！

译今年春天，我和焦弱侯乘船南行，经过沧洲，拜见何泰宁。泰宁把龙溪看作乡里的先生，平日里深受先生教诲，熟读先生的书已经很久了，想重新刻印发行，以嘉惠山东、河北数十郡的士人，便向弱侯索取先生全集。弱侯装了两船书，一时之间哪里找得到呢？泰宁于是约定今年秋天派专人来取，并命我圈点其中尤其精要的部分，说：“我先刻印其中精要的部分，引导他们阅读；然后再把全集整理刊刻，交给天下后世。先生的书，一个字也不能轻易丢弃；不刻全本，就会有沧海遗珠的遗憾。然而书册浩繁，学者还没有阅读就先感到厌烦，也不免有束起书本不看的叹息。一定要先后两次刊刻，不惜费用，然后先生的教诲才能广泛流传。先生的学问都具备在这部书里，如果真正领会它的意思，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何必需要二十卷；如果不肯读，那么即使读完整部书也难以领会，又何必需要二十卷呢？希望后世的先生们能够像我所说的这样阅读，读完全文，又能从一句话中得到它的真意。”泰宁的话是这样，他的用意究竟怎样呢？秋九月，沧洲的使者拿着泰宁的亲笔信，果然来到白下索取书稿。正好我和弱侯都在馆舍。弱侯于是把书交给他，我又命人写下几句话，说明泰宁最初的志愿，一并交给他。算来明年春天二三月，我就可以看到新刻本了。将会看到泰宁的学问从此日益更新而不停止，这一点一定会实现！这一点一定会实现！祭告关王的文辞 神明啊，您的忠义贯通金石，勇烈冠绝古今。当您镇守荆州、攻下襄阳时，虎视中原，夺去了老瞒曹操的精魂；孙权、吴国在您眼中还如同鼠辈，割据一方的英雄也被您轻视，眼中早已没有魏、吴了。假使您没有死，那么吞并吴国、兼并曹魏，难道仅仅会使魏国想迁都吗！您不幸未能完成统一天下、恢复卯金刘氏鼎业的事业，是天意。然而公虽然死了，吕蒙这个小丑也随即吐血而死了。公凭借正大之气压倒狐媚之徒，即使没有预料到吕蒙的奸诈，呼风震雷也足以击破权奸的党羽；驾雾鞭雷，也足以撕裂进谗贼子的肝胆。因此理应千秋万代享受祭祀，无论海内海外、有人到过还是没有到过，都无不仰慕您的壮烈。到了今天，即使男女老少、有知识的和没有知识的，也无不拜您的神像，畏惧您的神威，并且知道您是正直之人，仿佛您庄严地存在于天地之间。我们来镇守这片土地，仰慕公如同公还活着一样，想使君臣勉励忠诚、朋友效法义气，本来就应当面对公的神灵，所以又反复申述敬意。这些不了解的人，却把秉烛达旦看作公的大节。唉！这不过是拘谨浅陋的小丈夫容易做到的事，用这个来赞颂公，公会接受吗？祭告李中溪先生的文辞 公从幼年起就爱好学习，到老也不知疲倦；凡是别人细微的长处，没有不收取的；凡是没有荒诞之处的话，没有不记录的。即使是荒诞的话也未必全然不可信，公求学的心意却更加笃实。就像众多河流汇合，务求成就它的广大；土石一同砌筑，务求使它坚实。因此公的智慧看起来像愚拙一样罢了，公趋向道的笃实就是如此。平生所得的俸禄，全都施给佛寺；交往之间赠送的财物，也总是用来资助贫困者。佛教所说的布施、忍辱、精进六度，公确实都具备。李赘说：“公是洒脱不羁、非同寻常的人。我亲眼见过他，也听过他的话。世庙时，皇帝幸临承天，公任荆州。当时主管官员不能承接宣达皇帝的旨意，以致纤夫逃走、渴死、染疫而死的无数。公预先购买药材，煎煮人参、黄芪，命人放置在水边，使服役者没有疾病。后来修筑堤坝阻挡江水，百姓感念公，争相出力，直到今天还依赖这道堤坝。公所购买药物的费用不过四五百金，却使数以万计的人得以保全生命，最后又借此使百姓出力筑成堤坝，荆州人世世代代都依赖它。公的仁心就是这样。公最初考中进士，从翰林院出任县令，后来又由侍御史再次出任郡守。他慈祥和善，对人没有不爱护的；然而他刚毅正直的气节，终究不能被非法之事屈服动摇，所以不到四十岁就辞官养老。又能用余年尽力于学问，勇猛坚定，始终向前而不退转，成为海内贤豪的先导，这显然不是寻常人。我们这些人，有的见过公而了解他，有的听说过公而仰慕他。如今公已经死了，我们还依靠谁呢！道路阻隔、宫禁羁绊，活着时送来的祭肉又怎能送到呢？我们设立灵位来祭告，愿公的魂灵能够听见。况且我们与公同道为友，活着时何必一定要见面；同气相应，公来时自然会遍游十方。只愿我公照临这场法会，降临此华山；钟鼓一齐鸣响，公庄严地在其中。不以荣名为贵，不把世俗所谓的快乐当作快乐；这不过是请客时的一场筵席，傍晚便散去了。人活到一百岁，也不足以称为长寿；如今看过去，确实只是一呼一吸之间。平日的文章，人们都说超过常人，却不知道愚者得到它，只是徒增口业；智者拿它相比，也不过像美好的声音掠过耳边；通达之人从大道上观察它，仍把它看作土块。俗话说“有了儿子万事满足”。难道扬子云的《法言》、白乐天的《长庆集》，不是至今仍在流传吗？假使必须等后代来流传，那么古今有儿子的人何止千万！须知孔子并不是靠孔鲤来流传，释迦牟尼并不是靠罗睺罗来流传，老聃也不是靠子宗来流传，这样公就可以拍掌大笑了。不要说道家的法力胜过禅家；道家本来就不能离开道而另有法力。不要说服食药物可以求得长生；公本来就不会死，又何必求长生呢？不要说灌顶后阳神可以出窍；公的精神本来就在天上，又何必劳神求它出窍呢？公只管直信自己的本心，不要顾念外在形影，不要怀疑肉身，那么道力自然存在，法力自然存在，神力也自然存在。再向我公致意：请替我传话给李维明。维明本名逢阳，字自下人，别号翰峰，出仕任礼部郎。他与于贽是同署的朋友，与于沆是同年朋友，都是同道而彼此深相爱慕的人。因此也为他设立灵位，使他能够同公相会。祭告王龙溪先生的文辞

译您是圣明时代的儒学宗师，是人间与天上的法眼；如白玉无瑕，经百炼的黄金。如今您已经去世，后世将仰望谁呢！我听说先生年轻时游学于阳明先生门下，一经往来便达到高深境界；后来升登西河夫子的座席，直到终身都没有改变。先生以朋友来访为乐，不因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恼怒，真正领会了不改变、不二致的宗旨。正希望人们了解并相信自己，不因尚未被相信而懈怠，确实合乎不厌倦、不疲倦的道理。先生修身行道将近九十年，随处施行教化已经六十年。因此四方之内，有人白发苍苍仍手执经书；五陵之间，很多人继承世业而传授学问。于是使深藏的良知像高悬日月一样，明亮地运行于中天；又使洙水、泗水的学术源流像决开的江河一样，浩荡地流达四海。这实在是使圣贤之文没有丧失，真正显现了吾道的极大光明。先生的功业，在这里最为盛大。回想从前淮南一带儿孙遍地，真是盛大啊，如今已经不可企及。现在看先生的学术源流更加长远，悠久而绵延，哪里能够抵挡呢！令人奇怪的是，学道者的弊病在于爱惜自身而不爱惜道，因此不知道前人托付的重大责任，只顾谋求自私自利；弊病在于尊重名声而不尊重自己，因此不想到儿孙沉沦的痛苦，只图谋远离嫌疑和诽谤。唉！这样存心，是在毁灭道，不是在传承道；是在丧失自己，不是在成就自己。先生难道忍心这样吗？唉，我的先生，只把世人的聋瞎无知放在心上，所以只要能够坐而增进这门道，就不敢用诙谐话自我解嘲；只把子孙沉沦放在忧虑中，所以同船遇到风浪时，即使胡人、越人也一定互相救助，顾不得自己丧身失命。这就是先生所承担的重大托付，不能停止的原因。这就是我这个小子只因见先生一面，便相信先生不是寻常人的原因。我虽然出生得晚，居处又离先生很远，但凡是凝神注目、倾心屏息聆听的人，只有先生而已。先生如今已经去世，我这个小子将仰望什么呢！唉！“默默成就事业，存乎其人；不言而使人信服，存乎德行。”先生用言语教导天下，学者却常常喧哗议论先生的语言，以为先生的妙处就在这些话里，却不知道那只是糟粕，先生并不以此为贵。先生用行为示范天下，学者却常常惊疑他的行为，以为先生不高妙就在这些地方，却不知道其中的精神，这才是先生所看重的。我想古人实在没有像先生这样的人，所以听到先生讣告后，独自反复申述敬意。先生的神游遍八方，道德冠绝万古；早夭与长寿没有区别，生与死也同样看待。我知道先生虽然亡故，实际上仍然存在。先生一定会认为我说中了吧！一定会认为我真正了解先生吧！” 祭告罗近溪先生的文辞 戊子年冬月二十四日，南城罗先生的讣告送到了；但先生去世，实际上是在九月二日。南城不过隔着一条水路，往往到达那里的人不超过十多天；先生的讣告却直到八十多天以后才听到，怎么这样迟缓呢！难道是龙湖偏僻，来往的人少吗？来往的人并不少，难道只是知道先生的人少吗？然而我听说先生的门下，像仲尼的门下而且超过他，大概不止占鲁国的一半。知道先生的人应当不少；但实际上是没有听说过真正好学的人，所以即使到过先生门下，最终也不知道先生对于天下万世所关系的事情竟然如此重大吗？正因为他们看待先生不够重大，所以听到先生的讣告，自然不能不迟缓了。因此我为先生的去世深感痛惜，也更加认为先生本来不应该这么早死。有人告诉我说：“先生想在九月初一告别人世、长久离去，所以写下告别的话给众多士人看。士人们苦于不忍与先生分别，于是先生又勉强留下一天与众人谈论，谈完以后才离去。如今先生已经离去，无可奈何了，于是众人才擦泪含悲，共同刊刻先生的告别话，告诉四方士人。大意是说：能够得其正道而死，我们的老师就不愧为曾参；扶杖从容而行，我们的老师就不愧为孔子。哪里只是能够不吝惜死亡，而且还能使自己的死死得完美；我们的老师到这个地步，真是有所获得了。大力赞美老师，所以想刊刻传播它。” 唉！先生享年七十四岁，比仲尼还长；人活七十岁，自古以来就是少有的。寿命达到古人所称的稀有之年，即使普通人也能不吝惜死亡，难道说先生会吝惜死亡吗？为什么把不吝惜死亡当作先生值得高兴的事呢？市井小儿辛苦一生，挣得几贯钱，所得并不多。然而临终时，即使已经死去又苏醒，眼睛闭上又睁开，仍然像是害怕没有找到托付之处。假使有了托付，也就甘心闭眼了。先生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面对历代相传的衣钵，竟然不考虑把它托付在什么地方吗？先生勉强留下一天，是什么缘故？或许也是担心还没有找到托付之人。假如有了托付，即使死得不够完美，也仍然是善终；假如没有托付，即使死得完美，先生也算不上善终，又怎么可以用“善死”来称赞先生呢？我说，先生正在气息将绝之际，正是想痛哭却不敢痛哭之时，想着忍住死亡再见先生一两面，最终却不能如愿；千年以后的人听到这件事仍会痛断肝肠，想起它仍会流泪。这本来就是先生最痛苦、最不能甘心忍受的事情，怎么能说先生忍心死去而不吝惜生命呢？恐怕没有谁比先生更加珍惜生命了；我担心先生珍惜自己的死亡，超过众多士人珍惜先生的死亡。为什么呢？上天既然使我失去了先生，我也像是使上天失去了先生；没有父亲，就只能盼望成为孤儿；没有儿子，就只能盼望后继断绝。两者的悲哀和痛苦是一样的。若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么千圣相传的衣钵反而不如庸人的一贯钱。市井小儿尚且不忍心没有托付，先生却能忍受，又怎么能算是先生呢！

译刚听到讣告时，无念僧深有在旁边深深赞叹说：“应该立即设立灵位祭告先生的神灵。”当时我大概默默没有回答。随后腊月到了，年岁又将结束；接着改换新年，成为万历己丑年，又到了正月，又到了二月，春天也将过半了。深有说：“我跟随公交游，到今天已经九年了。我每次听公谈话，话题一定首先涉及王先生，然后涉及先生。癸未年冬天，王公的讣告传来，公立即写文祭告他，礼数格外隆重，并不等待诏令。我记得公告诉我：‘我在南都两次见到王先生，一次见到罗先生。后来进入云南，又在龙里两次见到罗先生。’但那是丁丑年以前的事。此后没有一年不读两位先生的书，没有一次谈话不谈到两位先生的内心学问。使我听来亲切而有意味，详尽明白而不令人厌倦；若有善于书写的人拿着笔侍立一旁，手腕一定会大声叫苦，所写不会只有十张百张，即使千张也还嫌不够。如今为什么这样沉默呢？况且丙戌年春天，我将持杖带锡杖南游，公又告诉我：‘应当赶快到吁江去拜见罗先生。’那时龙溪王先生已经去世。戊子年夏天，我又从南部回来，传说道罗先生有书信要到南都，说‘趁着这一年大比的秋天，四方士人大聚会，一进入秣陵城，就可以借群聚来求得朋友’，公立即写信给焦弱侯：‘罗先生这次要来，千万不要再错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月〕 恐怕这位老人已经老了，以后再会很难。’此后又时时打听从吁江来的人，稍微听说罗先生病了，谈到病情，便渐渐慌张起来。公告诉我：‘先生既然病了，应当不会南下了；但先生其实没有什么大病。我看先生骨骼刚健、气质平和、精神完足、意志坚定，比王先生还强。王先生尚且活到八十六岁，先生即使不能活到一百岁，也应当活到九十岁，决不会死。’然而我观察公的神情，似乎怀疑罗先生病重将死，却始终闭口不谈罗先生去世的事。我多次试着问他，他只说：‘先生不会死，先生决不会死！’如今罗先生确实死了，为什么反而更加沉默呢。” 唉！我默默不回答，是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大概自从听到先生讣告以来，我就像在梦中度日。如今才知道，真正的悲哀可以不表现出悲哀，真正的哭泣可以没有眼泪，这并不是虚话。我现在悲痛稍定后又追想悲痛，回想前事，又觉得自己实在可笑。难道有人说我不思念先生吗？可是我实际上思念先生。难道有人说我不了解先生吗？可是我实际上深深了解先生。难道有人说我不能谈论先生吗？能够谈论先生的人，实在没有谁比得上我。然而我竟然口中不说，心中不想，笔下也不能写出来，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样的情形了。难道这就是所谓上天使我失去先生、我也像使上天失去先生；没有父亲便没有依靠，没有儿子便只能盼望成为孤儿吗！如今我也已经老了，虽然不曾亲自在先生门下受业，却常想着买田筑屋，把尸骨埋葬在先生旁边，片刻也不能忘怀，哪里料到竟然听说先生去世了！然而正因为我不曾在先生门下受业，所以也不能遍交先生门下的士人，不知道谁是先生最重要的弟子。想来难道会没有这样的人吗？只恨我没有见到罢了。说到先生，他从束发之年便跟从老师，舍弃自身以追随道；一登春官，便在锁院中声名远播。早年出世求道的念头，确实深入肺腑；又恐怕有道之人的心愿会辜负师友。于是无论上下四方，没有不聘请、访问的地方；咨询求教已经尽力，步趋行止也终于端正。像饮河的鼹鼠一样知足，空着手归来。又过了十年，到了癸丑年，才面见朝廷，脱去布衣出仕从政。公堂上的诉讼简少，从容闲适而乐趣很多；言语应对代替了争辩，谈论内心不感到恐惧。胥吏、徒役、令史，全都如同自家人。做官而仍然学习，不因做官而荒废学业；学习有成而做官，何必一定要以做官为优越。在朝廷中如此，居家情形也可以知道。公在外既然如此，在家吃饭又是什么样呢：堂前击鼓，堂下唱歌；老少相伴，铺荆而坐。这就是先生七十四岁以前的日子，一直如此。至于大江以南、长河以北，招提寺、梵刹、巨大的水泽和著名的景区，先生携手同游，到处都聚集着朋友；百粤、东瓯、罗施、鬼国、南越、闽越、滇越、腾越，乃至草木不生、只有鸟语、人迹罕至的地方，也都遍布先生淋漓挥洒的墨迹。至于牧童樵夫、钓鱼老人、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健卒、行商坐贾、织妇耕夫、偷鞋的名儒、穿衣戴帽的大盗，只要内心诚切就接受他们，并不计较他们来往的途径。何况布衣韦带者，水上住宿、岩间栖居者，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者、穿黑衣的高僧、缙绅先生，以及手持象笏、脚穿朱履的贵人呢！因此车轮所到之处，人们奔走迎接，先生在他们中间击掌谈笑。人们仰望先生的风采，士人喜欢他的简易平和，于是解衣带、敞衣襟，任八方之风适时吹来。他有柳士师的宽和，却看不见他的不恭；有大雄氏的慈悲，却听不到不合时宜的话。他与众人同流而不失其道，狂放简约而文采斐然；像优秀商人深藏财富，难以一眼看出却容易亲近。处在柔弱、卑下的位置，却不是乡愿；广泛爱人、容纳众人，才是真正的平等。努力做到了极致而又巧妙恰当，所以难以企及；境界广大而能化育万物，达到圣而神的境界，又有谁能完全知道呢？先生大概用这个来度量自己，也用这个来度量别人。七十多年间，东西南北没有空着的地方；雪夜花朝没有空着的日子；贤愚老幼、贫病贵富没有空着的人。何况专心而长久地登门受教，难道会有人不能得到先生的传授吗？我不相信。先生幸而可以自慰了！我虽然老了，还能奔走，当不怕跋山涉水，为先生访求门下士中谁是真正得到先生学问的人；找到后就焚香祭告，使先生的神灵安妥，说：“我从今以后知道先生可以死了，确实可以不吝惜死亡，确实不是仅仅自我安排一个好死的人所能比的。”这样，我痛惜先生去世的心也可以释然了。正如孔子对鲁君所说，只是说：“如今已经没有了，没听说有好学的人。”这叫作没有儿子而盼望后继断绝，先生并不是这样。代作祭告无祀亡灵的文辞

译我私下认为，人活着成为人，如果没有可以依靠的生活条件，就免不了受冻挨饿，疾病也会发生。因此圣明的帝王了解这种情况而重视它，仁人君子见到这种情况而怜悯他们，于是设置养济院，建立义社仓，以至于邻里乡党的互相救济、车马衣物的互相周济，都是圣明帝王所说的对孤苦无依者的哀悯，也是仁人君子用来救助急难的办法。这样以后，天下才开始没有怨恨号哭的人，这难道是徒然的吗！人死后成为鬼，如果没有可以依靠的地方，那么谁来享用祭祀和祭奠，疫气灾厉就会发生。因此圣明的帝王哀怜他们而普遍超度，仁人君子怜悯他们而设祭享祀。于是上元一定祭祀，中元一定祭祀，以至清明节、霜降之夜，也没有不祭祀的。这大概是我太祖高皇帝反复恳切教诫、后世各代圣君不敢废弃的制度，并不只是古代圣王相沿而已。这样以后，天下才开始没有幽暗忧愁的鬼魂，这难道是没有意义的吗！为什么呢？圣明的帝王和仁人君子，都是神人与人的主宰。如果没有主宰，鬼魂将向谁申诉呢？又凭什么使神人与人相和、使上帝相协、沟通幽明而承受上天的恩泽呢？活着而无所依靠的人，又是哪些人呢？大体就如文王所说的四民。死后而无所依靠的人，又是哪些人呢？大体就如我太祖高皇帝所登记的死亡者，记载得十分详细。因此京城祭祀用上卿，郡中祭祀用大夫，县邑祭祀用百里之侯；至于乡祭、里祭、村祭、社祭，以及十家之都，也全都有祭祀。只有官府祭祀，一定以城隍之神为主神。在此之前一天，本官先发公文告知，临到祭期亲自到祭坛迎请，祭祀完毕，才敢送神归去，然后使神灵安妥。这难道是没有道理而圣人所做的吗？这难道是向无祀鬼魂谄媚亵渎，白白耗费牲畜和币帛来供奉无用之物，而太祖高皇帝会愿意做的吗？今年万历丁酉年的清明节，今夜从京城、郡国直到偏远乡村，没有谁敢不敬慎遵循法令典制，相伴到祭坛祭祀，或者设立灵位祭祀。何况我们沁水坪上，仁人君子家家都可封爵；活人没有依靠，尚且仰赖衣食，鬼魂如果缺少祭祀，能不盼望祭祀吗？只恨我被羁绊守着一个官职，重重违背乡土；幸而在读《礼》的先人旧庐，想到坟墓中的凄凉，于是由思念亲人推及亲族，设立灵位排列在郭外，请僧人诵经，从今夜开始。凡是没有主祭的鬼神，希望都有饭吃饱，不再痛苦缺少宗族；有钱便分给他们，不争彼此所有：这就是我的愿望。或者我还有一层意思：凡是做人，都应当想着脱离苦难，并且在苦难中求得快乐；凡是做鬼，都应当忧虑鬼道，并且在鬼道中盼望重新得到生命，这才可以。如果只是吃饱便满足、得到钱便欢喜，那么志向就只在钱财和饱食上，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种苦难的境地呢！醉酒饱食总有结束的时候，幽暗的忧愁却长久存在，我很替诸位鬼魂忧虑。我私下听说《阿弥陀经》等、《金刚经》等，以及诸佛的真言，众僧为你们宣讲，反复再三，都是希望你们脱离鬼类，转生人间或天上，或者趋入佛乘，或者归向西方净土；这些话确实值得听从，并不只是想让你们饱餐一顿而已。又听说地藏王菩萨发愿，要代替一切地狱众生承受苦难；今夜随缘来到法会，有话一定要听。又听说面然大士统领三千大千世界的神鬼，与你们相依已久，并不是不想把你们全部超度拔救出来，只是无奈你们自己不肯罢了。如今你们日夜守着大士，瞻仰地藏菩萨，可以说是最有幸得到主宰了。幸而时时听他们开导，不要始终沉迷；那么我这个坛场，便是使诸鬼成圣成贤、转生为人或升天的场所，绝非偶然。如果这样，不仅我沁水坪以及四境内没有祭祀的鬼魂应当恭敬听取，连我的宗亲、内外姻亲以及一切有人祭祀的鬼魂，也应当听信我的话，一定寻求早日超脱。虽然有祭祀和没有祭祀不同，有后代和没有后代不同；然而没有后代的称为无祀之鬼，有后代的也称为有祀之鬼，总之都没有超出鬼域。全都是鬼，我愿意大家都听到这番话。如果我说的是狂妄无据的话，面然大士一定会惩罚我，地藏王菩萨一定会惩罚我，诸佛诸大圣众一定会惩罚我，古昔圣君、贤相、仁人君子也一定会惩罚我；连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以及历代圣君也都应当惩罚我。不敢不敢，这不是虚妄之言，也不是虚假的话。谨此告知。代作《篁山碑文》篁山庵坐落在江西饶州德兴县境内的群山之中，历史已经很久了，却没有人知道。山中有灵秀之气。唐元和年间，有个叫张庵孙的人在这里修炼成道。到了前朝至元年间，当地人胡一真又在这座山中修炼成道而去。相传至今，这座山大概有两位真人。后来山中缺少住持，庵院几乎荒废；如果至今还不修整，就免不了成为瓦砾场。一兴一废，本来是常理；废后重新兴起，难道就没有等待时机吗？这就是僧人真空所做的事情。真空年轻时修习戒律，游历京师，跟随兴圣禅师听受戒法。等到返回故乡，刚到船停泊的地方，忽然做了一个奇异的梦：仿佛看见观音大士指引他进入篁山修行。回来后询问别人，没有人明白其中的意思。真空于是发愿：这一生一定要见到大士才罢休。他拨开荒草追寻源头，找到了那个地方，果然看见大士庄严地在废弃的院落中。真空不知不觉上前礼拜，伏在地上大哭。于是再次立誓向上天发誓，务必用这一生的力量修整旧寺，使原有的事物恢复。苦行斋戒，持守戒律更加严厉。居民中的长者感动于他的至诚，协力赞助并募化；小户捐出木材石料，大户供给粮食。不到几年，庵院便焕然一新，圣像金光灿烂；早晨钟声、晚上鼓声，灯火明亮辉煌。大士出现以后，僧众便有了归依之处；早晚与山角的野老、岩边的樵夫一同依凭佛日，获得大光明。过去闷然不知它所在的人，今天共同登临道场，都能一同游于净土。如果不是因为真空一向严持戒律，大士一定不会托梦招引他；又如果不是他发愿勤恳、礼拜诚敬，居民又怎么肯捐身割爱来成就这件大事呢？由此确实知道，僧人戒律所关系的事情重大。佛说六波罗蜜，以布施为第一，以持戒为第二。真空能够劝导人修行，靠的是持戒；众位居士能够布施，是因为真空能够持戒。真空守住第二项，以此获得第一项；众位居士施行第一项，以此成就第二项。

译由此可知，持戒固然重要，布施尤其重要。布施比持戒更有益、更重要，这就是所谓青色胜过蓝色。众位居士可以踊跃赞叹，一同登上极乐之乡；经历千千万万劫，难道还会只是这样的乡里常人吗！持戒者虽然居于第二位，却使世人全都处在以布施波罗蜜为第二的极乐道场，这就是所谓青色从蓝色中产生而胜过蓝色。僧人真空虽然处在众人之后，实际上却居于众人之前，因为他引导人归依西方净土，功德更加无可比拟，所以我更加替真空高兴。过去两位真人已经离去，如今戒真人又继承其后，千余年间成就了三位真人。然而戒真人念佛勤勉，归依恳切，必定能够往生西方无疑。将来如果见到先前的两位真人，希望能招呼他们一同前往，不要让他们迷失在小道上；这样戒真人的功德就更加广大了。这次因为他不远数千里到京师求我写几句话，想要刻石记载，我因此得以结下西方净土的缘分。戒真人如今是在度化我，我难道可以不为他记载吗？至于其中各人随力所捐财物的多寡、随分所出的力量广狭、开工于某年某月、完工于某时某日、殿宇的宏大宽敞、僧房的幽静深邃，以及斋堂、厨房、房舍、井灶的分布，乃至其中最肯协力赞助的僧众和最肯竭尽力量的施主，都将在碑阴详细写明姓名和事实。《李生十交》文 有人问李生：“你向来喜欢交友，如今已经两年了，为什么没见你结交任何一个人呢？”李生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我的交游最广，大概全天下的人没有谁像我这样广泛交游的了。我的交游有十类；十类交游，就包括天下所有的交友关系。什么叫十类？最亲密的是酒食之交，其次是市井之交。譬如和氏交易公平用心，闵氏卖油价格不二；你同他们交往，我也同他们交往，你天天使用他们却长久不知道罢了。第三是游乐之交，其次是坐谈之交。游乐交往，远处就借船，近处就谈笑；开玩笑却不伤人，推测事情常常很有应验。即使未必知道那个人究竟怎样，也可以同他快乐到忘记回去，离开后还会思念他。技艺能使人满意的，有琴师、射士、棋手、画工这类人；以术数相交的，有天文、地理、星历、占卜这类人。其中通达之士和高明之人，不一定马上遇到，但只要技艺精湛，他的精神就旺盛，决不是拘谨、鄙陋、琐碎的人所能达到的。姑且同他们交游，难道不会使人心神俱爽，胜过按着书籍寻找古人、谈道德、说仁义吗？至于文学笔墨之交、骨肉之交、心胆之交、生死之交，也不是只交一个人就够了。怎么能说我没有朋友？又怎么能急着用一个人来寻找我的朋友呢？” 真正可以把生死托付给他的朋友，我游历天下二十多年，还没有见到过。至于剖心析肝、彼此相信的人，想来大概只有古亭的周子礼吧！亲如骨肉、约定永不改变的人，我与死友李维明大概差不多。诗歌方面有李维明，书信文章方面有他，这就够了，又何必一定达到那种程度呢？如果能够在翰墨中放纵心灵，在文苑中扬名，能够自由驰骋而不落入固定的路径，也可以相互玩赏适意，共同老去。只是酒食之交，有酒食就去，没有就不去。然而也一定要是爱惜宾客、喜欢贤才，贫穷却整洁，富有却清白的人，才可以前往。宾客第一，爱好贤才第二，整洁清白又其次。不过酒食是最日常、最根本的事情。我只需要酒食，如果以饮食宴乐为困扰，那么这个人也只是把饮食当作媒介，其他方面就不必谈了。所以爱客可以，爱贤可以，整洁清白也可以。没有什么不可以，因此没有什么人不能成为朋友。何况有的人初次相逢便一见投合，喝水也能喝得肥美，根本不需要媒介呢！罢了！所以现在只谈饮食之事，用来记下我交游中最亲密的一类。以饮食为业的人，世人轻视他们；我愿意同你交往，希望你不要抛弃我。自我题赞 他的性情偏狭急躁，脸色矜持高傲，言辞鄙俗，内心狂妄痴愚，行为轻率随便，交友很少，却当面表现得亲热。他对待别人，喜欢专门寻找别人的过错，面对别人时不喜欢他们的长处；他憎恶别人时，既断绝关系，又终身想加害对方。他志向只在温饱，却自称是伯夷、叔齐；本质不过是齐国的普通人，却自称已经饱闻道理、饱受德化。明明一文不舍，却拿有莘氏作借口；明明连毫毛也不肯拔，却说杨朱损害仁义。他与外物抵触，口中所说和心里所想相违背。这样的人，乡里人都厌恶他。过去子贡问孔子：“乡里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呢？”孔子说：“还不能这样判断。”像这位居士，难道可以吗！” 赞颂刘谐 有一个道学先生，穿着高齿木屐和大鞋，穿长袖宽带，戴着象征纲常的帽子，穿着象征人伦的衣服，拾取纸墨文章的一两点，偷来言语口吻的三四分，便自称是真正的仲尼门徒。这时遇到了刘谐。刘谐是聪明人，见到他便笑着说：“这是还不知道我的仲尼兄长啊。”那人勃然变色，起身说：“上天不降生仲尼，万古就像长夜。你是什么人，竟敢称仲尼为兄长？”刘谐说：“难怪伏羲以前的圣人整天都要点着纸烛行走啊！”那人默然停止了争辩。然而哪里知道刘谐的话竟然如此深刻呢！李生听说后认为说得好：“这句话简明而恰当，简约而意有余，可以破除疑惑的罗网，使真理如同照耀中天。由他的话可以知道他这个人。它虽然出自一时的调笑，然而其中的极致道理，百世也不能改变。” 《方竹图卷》文 从前喜爱竹子的人，因为喜爱它，称它为“君”。大概是说它有些像文采斐然的君子，便把它当作君子来称呼；只是心中郁闷而无人与之交谈，认为能够同我相伴的只有竹子，所以偶然相约而随意称呼，自己也不知道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有人说：“王子把竹子当作这位君子，那么竹子也一定把王子当作那位君子了。这位君子有方有圆，那位君子也有方有圆。圆形常见，方形却不常有。虽然不常见而显得奇异，但彼此都称为君子，类别相同；类别相同就亲近了。”既然如此，那么并不是王子喜爱竹子，而是竹子自己喜爱王子。以王子这样的人，山川土石只要经过他的顾盼，都自然增添光彩，何况这位君子般的竹子呢！况且天地之间，凡物都有神采，何况这位君子中空而直上，难道偏偏没有神采吗？

译《传》说：“士人为了知己而效力，女子为了取悦自己的人而修饰容貌。” 这位君子般的竹子也是这样。它一旦遇到王子，便挺拔的节操和奇异的气概自然精神旺盛；平生挺直凌霜的操守，全都化成箫韶、鸾凤般的声音，务必要以此装扮成取悦知己者的容貌。它又怎么能孤零零地独立，终年瑟瑟作响，长久怀抱没有知己的遗憾呢？由此看来，仙鹤翩翩飞翔，是为了王子晋；紫芝灿烂生长，是因为四皓忍饥。又哪里只是这些呢？龙马背负河图，洛水神龟呈现祥瑞，麒麟向舜显现，凤凰向周文王鸣叫，麒麟被鲁叟孔子捕获；万物爱慕人类，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只是又有谁能够承受这种情意呢？如今那些喜爱竹子的人，我对此感到疑惑。这种做法在王子那里，是不相同的。他们看不起放纵傲慢、不屑一顾的品行，认为那是极坏的，却只喜爱自己所喜爱的竹子，来使自己像它。这样看来，即使他们爱竹，竹子本来也是不爱他们的。假如这种人不被竹子所爱，又为什么要爱竹呢？因此，我完全不赞同那些像这种人的人爱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是形似而不是神似。既然如此，石阳爱竹，却是相似的；这是把竹子当作自己的君子来爱。石阳在庐山修习清静，山中有方竹，石阳喜爱它，特意把它画下来，因为方竹世上并不常有。石阳将要回去，难以同我告别，拿这幅画给我看，这是为什么呢？我对他说：你的这位“君子”已经跟随你入蜀去了，哪里曾经同你分别呢？题写在黄安二位上人的手册上 出家的人终究不能顾念家庭；如果出家后又顾念家庭，那就不必出家了。出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求得出世。出世便同世俗隔绝，所以才能成就出世的事业；出家便同家庭断绝，所以才称得上真正的出家人。如今看释迦佛，难道不是刚出生时还是净饭王的儿子，转眼便处在转轮圣王的地位吗？他所处的富贵人家，有谁能同他相比？内有贤德的耶输女做妻子，又有聪明的罗喉罗做儿子，却在一旦之间全都舍弃，进入穷山，忍受饥饿寒冷，为什么要这样自苦呢？是为了求得出世的事业。出世之后才能度化世人。世间这些人，尚且想度化他们使其成佛，何况至亲的父母、妻子、儿女呢！所以释迦成道后，众人都共同证得微妙的快乐；同那些只保守一家的人相比，又该如何看待呢？人们说佛教戒除贪欲，我却说佛才是真正的大贪者。只是他所贪求的东西广大，所以能够一刀两断，不再贪恋人世间的快乐。不仅释迦如此，孔子也是这样。孔子对于孔鲤，孔鲤死去已经很久了，所以孔子从来没有被儿子牵累。孔鲤还没有死，而孔鲤的母亲已经去世，所以孔子也从来没有被妻子牵系。三桓推荐他做官，而孔子不出仕，不是别人不用孔子，而是孔子自己不愿意任用自己。他把富贵看得像浮云一样，只同三千弟子、七十贤人周游四方，向西到晋国，向南奔走楚国，日夜惶惶不安地寻求能够使自己出世的知己。这样的人虽然名义上在家，实际上却是终身出家。因此我说，释迦佛是辞别家庭而出家，孔夫子则是在家中出家，这并不是荒诞之说。如今我自看自己的聪明才力，已经远远比不上两位老人，却想凭悠闲散漫的念头来证悟佛祖的大事，显然是太不自量了；上人又为什么远道而来呢？所幸我的双亲已经入土，妻子宜人黄氏也已经去世。虽然还有一个女儿嫁给庄纯夫，纯夫也是肯向前努力的人。如今黄安二位上人来到这里，想求取出世的大事，我能告诉他们什么呢？只是写下释迦的事迹；又因为他们从小学习儒业，便再写孔子一生的事迹作为譬喻。只希望他们知道往古，勉励将来，不辜负当初的志愿罢了。读《律肤说》平淡就没有意味，直露就没有感情。曲折婉转而有姿态，便显得妖冶却不高雅；深沉凝重而耐人思索，便容易令人神伤而显得柔弱。想要浅，却不能浅；想要深，也不能深。拘泥于格律，就会受格律控制，成为诗的奴隶；这样做的弊病是卑弱，而且五音不能协调。不受格律约束，就不能成为格律诗，成为诗的魔障；这样做的弊病是亢厉，而且五音彼此侵夺、失去伦次。不能协调便没有色泽，彼此侵夺伦次便没有声调。声色的产生，是发自人的情感和性情，出于自然，难道可以牵强附会、矫揉造作而得到吗？所以，自然发自情性，便自然止于礼义；并不是在情性之外另有一种礼义来加以约束。只有矫揉造作才会失去它，所以应当以自然为美；也不是在情性之外另有一个所谓自然而然。于是，性情清澈的人，音调自然明快流畅；性情舒缓的人，音调自然疏朗缓慢；旷达的人自然浩荡；雄健豪迈的人自然壮烈；沉郁的人自然悲酸；古怪的人自然奇绝。有这样的性格，就有这样的音调，这都是情性自然的表现。没有人没有情，也没有人没有性，难道可以用一种格律来要求所有人吗？然而所谓自然，并不是有意把作品做得自然，便称为自然。如果有意追求自然，那同矫揉造作有什么不同？所以，自然之道，不容易说清楚。卷四 杂述 解释经题 《大佛顶》，是说大到没有外界，所以称为“大”；高到没有更高之处，所以称为“顶”。至大至高，只有佛才是这样，所以称为《大佛顶》。从古到今，谁不是依循这个《大佛顶》的真如本性而来呢？只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根源罢了。能够知道它的根源，知道它如此广大、如此崇高，那么佛顶就在自己身上了。然而，为什么称它为至大？因为没有什么“大”可以被看见，所以称为至大。为什么称它为至高？因为没有什么“高”可以被比拟，所以称为至高。不可见、不可比拟，不就是秘密吗？人只因不知道它的根源极其深密，所以不能用密法修行，不能用密法证悟，想要彻底明白就很困难了。哪里知道这部经是究竟义的密经，这种修行是用来证明的密修，这位佛是至大至高、不可见、不可比拟的深密之佛呢？这就是深密。诸菩萨的一切修行都从这里流出，并非不可见、不可比拟，也不是顽空无用之物。因此称为《首楞严》。《首楞严》，唐代语言是“究竟坚固”。究竟坚固而不毁坏，便没有死也没有生，没有所谓了悟与未了悟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