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读史

译朱子说：“古人死了，便穿着他生前最上等的衣服登上屋顶，站在危险处面向北方号哭，说‘皋，某人回来吧’。于是拿着他的衣服呼唤三次，再下来用衣服覆盖尸体。这就是礼书所说的‘复’。解释的人认为这是招魂、使魂魄回来，含有祈祷祭祀的办法和极尽爱惜之心，大概还希望他能够复生。如果这样做仍不能复生，那就确实不能复生了，于是才办理死者的事情。偏偏峻地的风俗，有时把这种礼施行在活人身上，所以宋玉哀怜屈原被放逐，担心他的魂魄离散，便顺着楚国的风俗，假托天帝的命令，借用巫师的言语来招魂。他极尽爱惜、虔诚祈祷，仍然保留着古代遗风。因此太史公读到这篇作品，便为屈原的志向而悲哀。”李生说：上帝命令巫阳占卜屈平的所在，并把他的魂魄召回来。巫阳说屈原被放逐到江南，魂魄离散已经很久，这本来是不必占卜就知道的，哪里还需要占筮之后才知道、再给予魂魄呢？天帝本应立即派掌梦之官去招回他的魂魄，催促他回来才是。返魂还魄、生死肉骨，是天帝专掌的事情，却让巫阳来占筮，这样天帝就显得不够英明了。所以巫阳说天帝的命令难以听从，而是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招引屈原。天帝也只好辞退巫阳，并推辞说不能再任用屈原。大概宋玉把自己比作巫阳，把上官、子兰等人比作掌梦之官，把怀王、襄王比作天帝，文辞的深意就隐含在这里了。他所写的招魂辞，只叙说上下四方都不可以久留，只说故国的土地、饮食、宫室、歌舞、宴游之乐和宗族的美好，完全不提当日的事情，可以说妙到了极点。好一个招魂辞啊！悲痛啊，这招魂辞！欢乐啊，这招魂辞！同时，景差也有《大招辞》。到了汉代，淮南小山作《招隐士》。朱子说：“淮南王刘安喜欢招来宾客，宾客中有‘八公’一类人，分别创作辞赋，按照类别相从，有的称为大山，有的称为小山；汉代《汉书·艺文志》中有《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就是这种作品。”王逸说：“小山一类的人，哀怜屈原身体虽然沉没，名声德行却显著流传，和隐居山泽没有不同，因此作《招隐士》这篇赋来彰明他的志向。” 诫子诗 “聪明的人处世，没有比保持中正更高明的。悠然自得、从容自在，顺着大道而行。首阳山的伯夷、叔齐算是拙，柳下惠算是巧；安稳地吃饭、从容地行走，以做官代替务农；依托隐逸来玩世，行为诡谲，便不会遭逢祸患。古来保全自身就会有危险，贪求名声就能得到荣华。结党会牵累一生，孤高尊贵便失去和谐。留下多余的财物不会匮乏，自我耗尽也没有多少。圣人的道，有时像龙，有时像蛇；形迹显现而精神隐藏，随着万物变化，适应时势的需要，没有固定的处世之家。”卓吾子说：既然说要随时势的需要，那么首阳伯夷、叔齐就不算拙；既然说没有固定的处世方式，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柳下惠才算巧？班固赞说：“刘向说，他年轻时多次向那些在朔时通晓世事的长者贤人询问，众人都说：‘东方朔言语诙谐、善于辩说，不能坚持一种论调，喜欢向庸人讲说。’所以后世流传他的传闻很多。扬雄也认为东方朔‘言论不能完全以圣贤为师，行为不能完全合乎德行，他流传下来的风气和文章微不足道’。然而东方朔名声超过实际，是因为他诙谐通达、才艺多端，不专以一种品行为名；应对诙谐，像是有优才；不陷困穷，像是有智慧；正直进谏，像是耿直；品德不纯，像是隐士。大概他把伯夷、叔齐看作是柳下惠，告诫自己的儿子要崇尚宽容。他真是滑稽家的雄杰啊！”卓吾子说：刘向既然称东方朔言语诙谐、善于辩说、善于倡导，这就是肯定他的言论胜过别人；却又说他“不能坚持一种论调”，为什么呢？刘向所说的‘论’，距离东方朔的时代并不远；即使相隔千年，仿佛仍将看见东方朔，并向那些生活在东方朔时代的长者询问，这就是刘向可以知道的。东方朔在世时，朝廷内外没有一半人真正了解他，只有武帝了解东方朔，所以东方朔进谏，武帝一定听从。与刘向同时的那些长者，谁是了解东方朔的人，刘向又向谁询问东方朔呢？难道没有看见《答客难》吗？唉！所谓“言论不能完全以圣贤为师，行为不能完全合乎德行，他流传的风气和文章微不足道”，难道不是这样吗？由此更可以看清扬雄为人。他卑微地卖弄口舌，想凭此博取万世的名声；同东方朔相比，何止相差霄壤！我的这番辨驳，应当成为关于东方朔、扬雄的实录。

译非有先生论 遇到真正合适的人，一句话就能使事业兴起；遇不到合适的人，一句话也就随即死去。千百年来遇到知音的时候少，不遇到的时候多，这就是志士隐居山林、仁人用尽一生来保养寿命的原因。正因为不忍心做，所以没有人肯去做；唱歌、弹琴，以快乐忘掉死亡，确实是适宜的。这样说来，东方生大概也是有幸遇到汉武帝的人。人们说大隐隐居于朝市，把东方生看作朝隐。唉！假使不是武帝如此爱惜人才、了解东方朔，他哪里敢有一天居住在朝市之间呢？最早避开世事、歌咏德衰的，就是东方朔。子虚 班固说：“司马迁称《春秋》推求事物而达到幽隐之处，《易》从幽隐处立本而推及显明，《大雅》讲王公大人而使德泽及于百姓，《小雅》讥刺个人的得失而影响到上层；所说的事情虽然不同，归结起来在德义上是一致的。司马相如虽然多有虚夸的言辞，但要旨归结到倡导节俭，这同《诗经》的讽谏有什么不同？扬雄认为华靡的辞赋百句劝诱、只有一句讽谏，就像放纵演奏郑、卫之音，曲子结束后才演奏《雅》，不是太可笑了吗？”我认为扬雄这话不但不了解人，也不了解文章；不但不了解文章，也不了解语言；不但不了解语言，也不了解讽谏。不懂讽谏，难怪他要写《剧秦美新》。贾谊 班固赞说：“刘向称，贾谊论述三代和秦朝治乱的道理，议论十分精美，通晓国家大体，即使古代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远远超过他。假使当时能够任用他，功业教化一定会很盛大；却被庸臣所害，实在令人悲痛！回头看孝文帝深沉安静、亲自实行，以此改变风俗，贾谊所陈述的主张已经略有施行。等到他想改定制度，把汉朝定为土德，崇尚黄色，数用五；又想试行属国制度，施行五饵三表来羁縻单于，那些办法本来就已经疏阔了。贾谊又寿命早终，虽然没有做到公卿，也不能说没有遇到时机。凡是他所著的五十八篇文章，摘取其中切合事务的内容，写入《传》中。” 李卓吾说：班氏只是文人儒者罢了，只应该按照司马迁的体例完成一代史书，不应该自己另立议论。自己立论就免不了掺杂其他经史中的见闻，反而成为污秽。班氏文才很美，他对于孝武帝以前的人物，完全依照司马迁的旧文，而且很有见识；只是不能再在后面增添论赞。为什么呢？论赞必须具备纵观古今的双眼，不是仅有一点文才的人所能下笔。刘向也是文人儒者，但筋骨更强，肝肠更深，人品不同，所以见识也不同，是儒者中能以文章自立的人。虽然仍不能超脱于文章之外，却远远胜过班固。汉代的儒者都把董仲舒推为首位，如今看他所说“不计功、不谋利”，似乎确实如此。但他因为阐明灾异而被捕入狱、论罪当死，又是为什么呢？想阐明灾异，就是想谋求利益、躲避祸害。现在既然不肯计较功利，却又想阐明灾异，为什么呢？既然想说明灾异以求免于祸害，却又说仁人不计功利，反而说越国没有一个仁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况且天下哪里曾有不计功利的人呢？如果不是真正知道某件事对我有利益、能够成就我的大功，那么为什么还要端正正义、阐明道理呢？把他同贾谊通晓国家大体、真实切合实用的见解相比，又怎么样呢？班固知道什么，不过知道一些旧日听来的话罢了，却想借此贬低贾谊，难道不可笑吗？董氏是讲章句的儒者，他腐朽固执本来就理所当然。可是，董氏只是腐朽，并不是欺诈；到了今天，这种人就成了穿墙打洞的小偷了。他还没有得到富贵时，便豢养自己的声名，用来求取朝廷的富贵；凡是可以欺骗世人、盗取名声的事，没有不做的。已经得到富贵后，又反过来用朝廷的富贵来维护自己的声名；凡是临难时苟且求免的事，没有不干的。这难道不是真正的穿墙盗窃之徒吗！他既是董仲舒的罪人，也是班固的罪人，却还敢随声附和、雷同议论贾生。因此我读贾生、晁错二人关于经世治国的论策，痛惜班氏沉溺于见闻，竟敢随意议论，于是作歌说：舌头一动，四匹马也追不回，千万谨慎，不要自造罪孽！通晓国家大体，刘向自会分别。三表五饵，并非疏漏拙劣。这是什么人啊？相隔千里而绝交。汉廷诸子之中，贾谊实在远远超过他们。谋利不能如此，为什么竟这样迂腐空疏！怎么能够任用他呢？白须鹤发。却从容出入朝廷廊庙，戴着冠冕，佩着佩饰。世间儒生只是拱手旁观，连该如何议论也不知道。晁错 班固赞道：“晁错锐意为国，能作长远打算，却看不见自身将遭受的祸害。他的父亲已经看出这一点，投身沟渠而死；在事情已经无可挽救、失败已经形成之后再去救助，不如赵太后的母亲指斥赵括，从而保全宗族。可悲啊！晁错虽然没有善终，世人仍怜悯他的忠心，所以把他施行的言论写在篇中。” 卓吾说：晁错的对策，直接把汉文帝推许到五帝的地位，并不是谄媚，因为汉文帝的群臣没有一个比得上五帝之臣。所以说：“五帝神圣，他们的臣子没有一个能比得上，而五帝亲自处理政事。”既然亲自处理政事，就不能不知道治国的权术和方法。如今看当时朝廷中的群臣，只有贾谊还算得上。贾谊虽是千古英才，然而与汉文帝相差很远，难道这是汉文帝那种“咸有一德”的臣子吗？既不能像五霸的辅佐者那样，臣子贤于君主；又不能像三王的臣子那样，君臣同样贤明，那么孝文帝真是孤立无援了。因此晁错为此感伤，便把汉文帝推许到与五帝并列的地位。然而，说汉文帝没有辅佐可以，说他不懂治国权术却不可以。治国的方法很多；如果说人人都不知道权术，非要他们全都采用自己的权术，难道还能说这是懂得权术吗？汉文帝有汉文帝的权术，汉高祖有汉高祖的权术，五帝、五霸也各有五帝、五霸的权术。至于六家九流，凡是凭借某种方法建立大功业的人，未必没有真实而确定的权术。只有儒者不懂这些，所以不能同他们谈治国。即使其中偶尔有一两次碰巧相合，也都不是本性确定、精神契合、心领神会、才能相应，真正像拿着左券然后才去做的那种人。因此，顺应当时的形势，采用相应的方法；世上没有固定不变的时势，我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这叫作随时势消长变化而行，完全不费力，是上等。执守自己的方法，驾驭当时的时势；时势固然没有常态，而方法却固定不变，这叫作执守一定的方法来应对无穷变化，是次等。至于既能看清时势，又能懂得方法，时势存在时方法也随之存在，方法不能违背时势；方法存在时也包含着相应的时势，时势同样不能违背方法：这就是管夷吾等人所能做到的，是上等中的上等。像晁错这样，不过是刑名法术的一家、申不害和商鞅的一种方法，反而认为汉文帝不懂学术，想强迫他跟从自己，实在糊涂！申不害、商鞅的法术，并不是不能用来使天下大体公平，却也不能使人人都把它看得清清楚楚、如同指掌；然而祸患却要由施行它的人自己承担。

译所以晁错用自己残忍刻薄的法术辅佐太子，而太子最终也采用了他那套残忍刻薄的法术，反过来害了自己。唉！谁能想到，晁错为汉文帝没有辅臣而伤感，他的父亲却反而因为晁错没有父亲而伤感呢！因此，晁错为了国家而忘了家庭，他只知道日夜为刘氏宗室不能尊荣而悲伤。他为了公事而忘了私情，而他的父亲又只知道日夜为晁氏家族不得安宁而悲伤。千年之后，真叫人悲痛不已；班固反而讥笑晁错的父亲不能学习赵太后的母亲，荒谬啊！《绝交书》这篇书信如果是相互知心的人代替嵇康写这样的辩辞，那还可以；如果是嵇康亲自写出这些话，恐怕没有这个道理。山涛举荐嵇康，大概就是所谓真正相知的人；而嵇康的才华也确实配得上山涛的举荐。嵇康说自己的性情不能忍受做官，做官一定会招来祸害，这是对的；但说山涛不了解自己，故意要给自己招来祸害，那就不对了。把自己比作鸳雏，把山涛比作死老鼠，也不对。把举荐自己的人说成不了解自己，径直同他绝交；又把自己说成真正不爱做官，把山涛说成爱做官，以抬高自己、贬低他人，实在太不近人情，这就更不对了。唉！以嵇康这样的天才，稍微再加以学习，又会达到怎样的境界啊！怎么肯袭用前人的口吻，写出这种不近人情的逃避之辞呢？然而这封信确实峻峭决绝，令人畏惧；千年之后，仍然可以想见他的为人。不要说我是在贬低嵇康，我完全是说给上等人物听的。《养生论》嵇康、阮籍被称为同心之友，而阮籍体悟精妙、心思玄远，仿佛有所闻道；看他放达的言论，从他与孙登长啸一事便可以看出。至于向秀注释《庄子》，更是已经看见其中大意的人，真可以说是庄周的惠施。嵇康同这两人交游，为什么不向他们请教道术？如今读《养生论》，完全没有领会神仙之道的事情；不但不认识真正的仙人，也根本不懂养生。为什么竟会这样当面错过呢？凭嵇康这样聪明、超凡脱俗的好汉，即使向秀、阮籍也对他无可奈何，真叫人遗憾。不过，若论他的人品高尚、文辞精妙，难道是“竹林七贤”所能比得上的吗！《琴赋》《白虎通》说：“琴，就是禁止的意思。禁止人做邪恶之事，使其归于正道，所以叫作琴。”我说，琴就是心，琴就是吟咏，是用来吟咏自己的内心的。人们知道嘴能够吟咏，却不知道手也能够吟咏；知道嘴能发出声音，却不知道手也能发出声音。就像风摇动树木，只看见树在发声，说树不会发声不可以，说树自身能够发声也不可以。由此就可以知道手也能发出声音。听琴的人只把声音归给琴弦，就像只说树在发声一样，不是太拘泥了吗！尸子说：“舜制作五弦琴，用来歌唱《南风》，歌词说：‘南风多么温和啊，可以解除我百姓的怨愤啊。’由风想到百姓的怨愤，这是舜的心，也是舜的吟咏。微子为殷将要灭亡而悲伤，看见鸿雁高飞，便拿琴弹奏琴曲，不敢用嘴唱出来，只在手上弹出声音，这是微子的心，也是微子的吟咏。周文王既然得到了后妃，便用琴瑟同她亲善，用钟鼓使她欢乐；从前辗转反侧、醒着睡着都思念的心情，于是再也没有了，所以他的琴曲叫作《关雎》。孔子读到它，赞叹说：‘《关雎》快乐而不过分。’意思是说，虽然快乐已经很深，却不能算作过分。这不正是周文王的心情吗？” 如果不是周文王，谁能吟咏出这样的心情？汉高祖凭雄才大略取得天下，喜爱仁厚柔弱的太子已有羽翼，可以安定汉室；又为赵王母子身处吕后势力之中、无法保全自己而悲伤。因此他倚着瑟歌唱《鸿鹄》，虽然眼泪流下沾湿衣襟，但歌声慷慨，确实带有安慰之意，这难道不是汉高祖的心情吗？如果不是汉高祖，又有谁能吟咏出来呢？由此看来，同样是一颗心，同样是一种吟咏，却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这是为什么？心情相同，吟咏相同，那么声音自然也应当相同；却又说越接近自然越好，这又是为什么？难道不是叔夜所说的没有通达礼乐的实情吗？所以说：“言语不足以表达，便用歌唱来咏叹；歌唱咏叹仍不足以表达，于是不知不觉手舞足蹈。”嵇康也说：“反复陈说仍不足以表达，就用吟咏来放纵心志；吟咏仍不足以表达，就寄托于言语来扩大心意。”傅仲武《舞赋》说：“歌唱用来咏叹言语，舞蹈用来尽情表达心意。

译评论诗歌不如听它的声音，听它的声音不如观察它的形态。” 也就是说，心意在舞蹈中得到充分表达，形态又从声音中显现出来。由此说来，有声音反而不如没有声音，这就很清楚了；把话全说尽反而不如把心意完全表达出来，也很清楚了。既然如此，说手没有声音，说手不能吟咏，也可以成立。正因为手不能直接吟咏，所以善于聆听的人反而能够独自领会琴手的心意，知道其中的深度；这就是所谓自然，谁还能超过它，怎么能说它不如人声呢？我再由此观察，同是一张琴，把它弹给袁孝尼听，声音何等夸张；把它弹在临死之际，声音又何等悲惨。琴本来只有一张，人的心情却本来不同。心情不同，手法就不同；手法不同，声音就不同，这哪一样不是自然呢？怎么能说手不能发出两种声音？怎么能说那一种声音出于自然，而这一种声音不出于自然？所以蔡邕听到琴弦的声音便知道其中有杀伐之心，钟子期听琴弦便知道其中有流水之意，师旷听琴弦便辨识出《南风》之曲不合节拍；这大概就是自然之道，手随着心而响应，精妙本来就能达到如此境界。《幽愤诗》嵇康到狱中明白说明吕安无罪，这是道义上极难做到的事；可是诗中多有自责的话，这是为什么？如果果真应该自责，到了这个时候才自责，也已经晚了，那是害怕死亡。既然不怕死而说明朋友无罪，又害怕死而自我责备，我实在无法理解。天下固然有不怕死而实行道义的人，他们终身乐于行义而忘却死亡，那么这种死亡本来就是嵇康所甘愿的，又为什么要自责呢？同样，那些害怕死亡而不敢行义的人，终身宁可没有道义，也不肯为道义替朋友而死，那么他们也根本没有自责的时刻。朋友与君臣，都是如此。世上从没有托付孤儿、寄托性命的臣子，既然已经许诺以死相报，到了临死时却反过来自责。“好善暗人”这句话，难道另有所指，不是指吕安吗？当时太学生三千人同日到宫阙前伏地上书，为嵇康请命，那么嵇康更可以死而无愧了。钟会以反叛之人的身份乘机害死嵇康，难道嵇康还不知道，而仍想在山谷岩穴间保养性情、延年益寿、改变做法吗？这哪里是嵇康保养性情、延年益寿的时候！我认为叔夜是什么样的人呢？临终演奏《广陵散》，一定不会有这种纷乱自责、苟且求生的卑劣姿态，或许是好事者在其中增饰了吧，读者自然能够辨别。《酒德颂》《法言》说：“螟蛉所生的幼虫，蜾蠃祝告它说：‘像我，像我。’时间久了就会像我。七十个弟子很快就像仲尼，正是如此。”李轨说：“螟蛉是桑虫，蜾蠃是没有子女的蜂虫；它捕捉桑虫，把它遮蔽起来并杀死，幽闭着饲养它，祝告说‘像我’，时间久了就会化成蜂虫。”这篇颂只有结尾一句独创新妙，并不是《法言》引用原意，读者应当仔细体会！如今人们称养子为“螟蛉子”，就是由此而来。既然如此，道学先生、礼法俗士，难道全都是蜂虫所养的螟蛉子吗！却还自称是二豪，真可悲啊！《思旧赋》向秀《思旧赋》只说嵇康才华高、技艺妙罢了。嵇康的才华和技艺，古今都有；但他的人品和气节，却是古今少有的。难道向秀当时正图谋保全自己，不敢把话说尽吗？如果是这样，这篇赋本来可以不作，所谓思念旧友也可以不必了。向秀在嵇康死后又活了多少年，不知道；如今两人都在哪里呢？嵇康还被千古豪杰所叹惋，而向秀却已经结束了，谁还会再思念向秀，何必作这样无穷无尽的算计呢！况且李斯感叹东门之事，拿来相比也很不伦不类。“竹林七贤”中，向秀是最没有骨气的一个。不要说前人从来没有褒贬“七贤”的说法。《杨升庵集》我读先生的文集，产生了感慨。古代的圣贤，他们活着并不容易，死去也不容易。活着不容易，所以活着时人人都仰望他；死去不容易，所以死后人们仍然思念他。于是，先于圣贤出生的人，还希望在后世有所等待；后于圣贤出生的人，又常常为生得太晚而叹息遗憾；与圣贤同时出生的人，也常常把自己比作依附骏马而前进，或比作攀附青云。这样看来，圣贤的生死确实意义重大。我读先生的文集，想查找他的生卒年月，却没有找到。把各种序文都看遍了，序文也没有记载。这大概是因为人们认为给别人的文集作序，只应当称赞他的文章；也像给求学修道者作序，必定要把他的道理说得宏大；给有功业的人作传，必定要夸大他的功业；给品德高尚的人作传，必定要表彰他的古雅，却哪里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所谓文集，是说这个人的文章确实足以流传后世，所以才编集起来传世。那么，这个人的文章应当像日月星辰一样光明灿烂，凡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又哪里需要序文和赞语呢？那些序赞岂不是多余的吗？何况那个人有时未必能写文章，那么又凭什么知道他的文章一定可以流传，竟替他作赞写序来帮助流传呢？所以我曾说，世上作序介绍文章的人很多，其中那些没有见识的孙子，不过是想借助别人的地位和声望来显耀自己的父祖罢了。否则，就是形势使他不能不请人作序，而又不能不写几句文章。文章要依靠别人来流传，那么文章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将来由谁来流传它呢？如果既不敢不请人作序，又不敢拒绝作序，那么作序的人也只应当如实记述作者的生卒日期和一生经历的次第，使读者有所考察，这就很好了。唉！先生的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华声望如此，却终身没有得到一次施展的机会，所以把它们发泄在文章中，各种文体没有不具备的，也没有哪一种不达到高妙境界的；即使登门求学的人尚且不能替他赞叹一句，何况后人呢！因此我私下依附仰慕之情，想考察他的生卒始末和详细履历，像古人所说的年谱一样，时时放在案头，仿佛亲自登门，在他身后跟随。然而各篇序文都没有记载，因此遗憾。何况又有矮子一般的人随风吠叫，说先生只能称作博学之人，更加可笑！《蜻蛉谣》古今人的性情是一样的，古今天下的形势也一样。我从年轻到老年，推究人情、分析形势，没有见过一个人与我相同，因此我常常惊讶，认为上天为什么把我生得这样不吉祥呢！人的本性相差不远，唯独我不同，不是不祥又是什么？我起初做官时，亲眼见过南方倭寇、北方胡虏的祸乱；最后进入云南，又详细听说土官、徭役和僮人的变乱。大体说来，读书食禄之家，见解全都相同；拿我的见闻去询问他们，他们不是认为我狂妄，就是认为我该杀。如今读先生的文集，看到他记载姜公的事迹。姜公的心意正与我相合，而先生这样取法他，由此可知，先生如果不用，一旦任用，必定会成为姜公那样的人。我虽然出生较晚，见解却与前贤相合，也可以由此证明我的一生并非不祥。因此高兴地把这件事记录下来。

译《唐贵梅传》升庵先生《孝烈妇唐贵梅传》说：“烈妇姓唐，名贵梅，是池州贵池人。到了笄年，嫁给朱氏；丈夫贫穷而且体弱。她有个年老的婆婆，凶悍淫荡，年轻时就同徽州富商有私情。弘治年间，富商又来到池州，看见贵梅后喜欢她，暗中用金帛贿赂婆婆。婆婆贪图财物，多次教唆贵梅淫乱，贵梅不听；逼迫她，她也不听；用鞭子抽打她，她仍不听；接着用炮烙之刑，她全身没有一处皮肤完好，始终不肯屈服。婆婆于是以贵梅不孝为名到官府控告。慈溪通判毛玉接受贿赂，加倍施用刑罚。贵梅本来几乎要被打死，但始终不肯屈服。富商仍然贪恋她的姿色，叫婆婆把她送来陪侍。亲族都劝贵梅说：‘你为什么不把实情说出来？’贵梅说：‘如果这样做，虽然可以保全我的名声，却会玷污我的婆婆吗？’于是她在夜里换上短衣短裙，在后园古梅树下上吊自尽，婆婆不知道。到了早晨，婆婆手拿桑木杖，准备进屋去打她，一边骂一边走，说：‘恶奴！早听我的话，得到金帛享受快乐，如今怎么样了？’进屋没有看见她，寻找到了树下，才知道她已经死了，于是大声痛哭。亲族讥笑说：‘她活着时既然以不孝被告，死了反而称遂了你的心意，你还为什么痛哭？’婆婆说：‘她活着时，我还有希望；她死后，商人一定会索回赃物。我之所以哭，是因为这个，不是哭那个恶奴。’尸体悬挂在树上三天，面色仍像活人一样；樵夫和牧童看见的都流下眼泪。每年梅花开放的月份，在梅树下还隐隐约约能看见她的身影。有关官府因为顾及府官的缘故，始终不敢为她树立贞节牌坊。我舅父喻士积偶然游历到池州，听说这件事，作诗凭吊她；回来后，嘱托我谨慎地为她写传。唉！贵梅生得不是时候，遭逢这样凶悍的婆婆。生前以梅为名，死后死在梅树下。冰一样的操守，霜一样的清白，与梅有什么不同！既孝又烈，理应写入青史。有关官员失职，实在令人叹息！于是写下这篇传，附在《露筋碑》的碑座上。” 卓吾子说：先王的教化，只能施行于穷乡僻壤和下等州县，却不能施行于冠盖衣裳济济一堂的名城；只能施行于三家村中不识字的女子，却不能施行于平素读书、居于众人之上的君子。池州通判毛玉，难道不是平素读书、居于众人之上的君子吗？慈溪作为一个县，难道不是毛玉所出生的繁盛大县、著名地方吗？如今通判贪赃受贿，竟以淫乱逼迫孝烈妇；平素读书、沐浴教化的人竟如此，而孝烈妇唐贵梅宁死也不受辱，是未曾读书却沐浴圣教的人。这样看来，先王的教化也只是徒然。“孝烈”二字，是杨太史特意这样写的。贵梅死得壮烈，这同孝有什么关系？大概贵梅之所以宁死而不为自己申辩，是因为顾及婆婆的缘故。否则，她难道不会对受商人贿赂的婆婆咬牙切齿、痛恨不已，反而故意忍死为她隐瞒吗？写作“孝烈妇”，是恰当的。她死后三天尸体还悬挂着，面色仍像活人；众人虽然知道这件事，却始终不敢为她表彰。每年岁末，明亮的月光照着梅树，隐隐约约像还能看见她，难道她仍希望有人知道她的冤情吗？唉！如今的官府，不但这类死者的冤屈不肯代为申明，即使有其他容易申明的事情，也一定要有权势和力量之后才肯出面。谁能想到，几千里之外，一个与她毫无关系的人，不用她请求，竟把她的事写成孝烈传记呢？杨太史是当代名流，有权势的人千方百计想借他一句话来抬高自己都不可得，如今孝烈妇独独得到太史为她作传，使自己的名声昭明于百世，她也可以含笑死去了。假使当时贵池有贤人，果真能慨然向当权者为她申冤，也不过是赐给一块匾额、挂起来，完成一件旧例罢了，又有谁知道它的重要呢？这篇传记流传以后，我知道孝烈妇的身影不会再在梅花开放的月份出现了！升庵听闻此事，是从舅父喻士积那里听来的。喻士积早年游历贵池，亲眼见过这件事，曾经作诗凭吊，因此升庵作传时，详细记载了士积所见所闻的始末，这些内容是可信的。这样说来，这篇传记不但使孝烈妇借此显扬，喻士积也依附于此而留下了姓名；这篇传记难道是白写的吗！唉！毛通判当日所做的事，也只以为自己贪图贿赂而不会有人知道——贵梅已经死了，又有谁替她申冤呢？谁知道她没有在贵池申明冤屈，最终却在新都得到昭雪呢？如今《升庵文集》盛行于世，谁会不知道这部文集记载了她的事情呢？贵池人都知道有个贪赃官吏毛玉受贿，逼迫孝烈妇行淫；慈溪人也都知道有个乡官毛玉受贿，逼迫孝烈妇行淫。毛玉如果没有孙子也就罢了；假如有儿子，儿子一定不敢承认毛玉是自己的父亲；假如有孙子，孙子也一定不敢承认毛玉是自己的祖父。因为同乡少年仰慕杨太史已经很久了，读他的书，看到这件事，就一定会私下相互谈论。私下相互谈论，没有不暗中嘲笑、背后痛骂毛玉的。毛玉本来想多积攒金钱留给孙子，使孙子感念自己，又哪里知道反而会使孙子不敢承认自己呢！太史的这篇传记，比先王的教化更加严厉而明显。我认为这篇传记对世道人心的补益很大，所以又赶紧细读并详细记录下来，作为《孝烈妇传》之外传。《茶夹铭》唐代右补阙綦毋旻所作《代茶饮序》说：“解除滞塞、消除壅堵，短时间内的好处还算不错；损伤元气、耗费精气，终身的痛苦才是最大的。得到好处就归功于茶的力量，造成损害却不说是茶的灾祸。”我读后笑着说：“解除滞塞、消除壅堵，清淡苦涩的茶所带来的益处确实很多；损伤元气、耗费精气，情欲造成的祸害最大。得到好处却不说是茶的力量，自己伤害自己反而归罪于茶。”唉！这是宽恕自己、责怪别人的说法。于是铭道：我年老没有朋友，早晚只有你相伴。世间清淡苦涩之物，谁能比得上你？每天你陪我吃饭，也不辨饮了几钟；每晚我斟饮你，也不问用了多少。早起晚睡，我愿同你始终相伴。你不姓汤，我不姓李，总之就是把清淡苦涩坚持到底。《李白诗题辞》升庵说：“李白仰慕谢安东山再起，所以自号东山李白。古代杜子美说‘你同东山李白交好’，就是这个意思。刘昫修撰《唐书》，却把李白说成山东人，于是造成纷纷争论。”于是引用曾子固称李白为蜀郡人，又采用《成都志》的说法，认为李白出生在彰明县青莲乡，以此作为证据。卓吾说：蜀人便把李白说成蜀地所产，陇西人便把李白说成陇西所产，山东人又借此把他算作山东所产，并且编入《一统志》；大概从唐代到今天一直如此。如今王元美断定范传正的《墓志》是正确的，说：“李白的父亲客居西域，逃居到绵州巴西，李白就出生在那里。这才是事实的说明。”唉！一个李白，活着时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他的籍贯；死后千百多年，人们仰慕他、争论他的籍贯，也从未停止。我说，李白什么时候都可以算作生于那个年代，什么地方都可以算作他的出生地。

译他既是天上的星辰，也是地上的英杰；既是巴西人，也是陇西人、山东人、会稽人、浔阳人、夜郎人。他死去的地方同样荣耀，出生的地方同样荣耀，被流放的地方同样荣耀，被囚禁的地方同样荣耀；凡是他没有游历、没有被囚、没有被流放、没有到过的地方，只要读他的书、见到他的为人，也同样荣耀，荣耀啊！不要争了，不要争了！《伯夷传》真西山说：‘这篇传记姑且只从文章方面取胜。’杨升庵说：‘这话非常荒谬。如果道理有违背，即使文章写得好，也不能成立；文章和道理难道是两回事吗？这更说明他不懂文章。本朝又有人补订《伯夷传》，真奇怪！’又说：‘朱晦翁认为孔子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如今太史公作《伯夷传》，满篇都是怨恨，这种说法很不公允。’卓吾子说：‘何怨’是孔夫子说的，‘是怨’是司马子长说的；把“不怨”反过来说成“有怨”，文章正是精妙到了极点。伯夷为什么怨？怨以暴易暴，怨虞、夏不能复兴，怨自己无处归依，怨周朝土地蒙蔽了天下、使人不能在那里求食，于是含着怨恨饿死。这种怨恨怎么能减少呢？如今的学者只是不敢怨，所以成不了事情。《岳王并施全》宋朝追赠鄂王岳飞谥号为忠武，诏文说：“李将军口中不发一言，听到的人都流泪；蔺相如虽然身体已经死去，凛然正气却仿佛仍活着。”又说：“改定谥号的典礼虽然已经举行，议论礼制的意见却还没有统一。起初定为忠愍的谥号，不久又改为武穆。如今得以看到中兴时期的旧章，清楚知道皇祖的本意。于是取他冒死事奉君上的事实，又采用他平定祸乱的文辞，把这两层意思合在一起，节取其中一字作为谥号。” 从前诸葛孔明的志向是兴复汉室，郭子仪的功业是光复唐都；虽然谋略和成效或许不同，但他们秉持的心志没有差别。把他们的事迹垂示典册，哪里会因古今不同而嫌弃辞语呢？只要泽及子孙，就将同山河一样长久。”杨升庵说：“如今天下的岳飞祠都称他为武穆，这是宋朝已经确定的谥号。” 称作忠武是合适的。”又说：“朱文公说：‘全天下似乎没有忠义之士，这些正气忽然都从施全身上发出来了。’所以《续纲目》记载施全刺杀秦桧没有成功而死，也是朱文公遗留下来的意思。近来有人说：‘如今的岳飞祠大多铸造秦桧这个贼人的像，让他跪着捆在门外；还应当铸造施全的像，立在左边，手持刀砍秦桧才行。’李卓吾说：这个意见非常恰当，对移风易俗、教化人心很有益处。假如札官、言官肯上疏，那么忠武的谥号就能昭明于百世，施全的忠心也能在圣朝得到彰显了。否则，人人都未必知道。张千载 庐陵人张千载，字毅甫，别号一鹗，是文天祥的朋友。文天祥显贵时，多次征召张千载，他都不肯出仕。等到文天祥从广东兵败返回，到了吉州城下，张千载暗中出来相见，说：“丞相前往燕地，我也一同前往。”到了那里，他便住在文天祥囚禁处附近，三年间供应饮食，没有缺少。又秘密制作了一具小木匣，文天祥受命死去那天，张千载便把他的首级藏起来；打听到文夫人欧阳氏在俘虏之中，便将文天祥的尸体焚化，然后拾取遗骨放入袋中，抬着木匣南归，交给他的家人安葬。当天，文天祥的儿子梦见父亲发怒说：“绳子还没有解开！”儿子惊醒后，立即打开木匣查看，果然有绳子束着父亲的头发。李卓吾已经记载了这件事，于是替他作赞说：不享受他的俸禄，却肯承受他的捆缚！一根绳子没有解开，如同锥子刺入腹中。活着应当指斥奸邪，死后也应当怒目而视。张氏是什么人，竟把遗骨装袋、抬着木匣。生死之间的交情，千载难逢的一鹗！《李涉赠盗》唐代李涉《赠盗》诗说：“相逢不必互相回避，如今世上有一半人就是您这样的人。”刘伯温《咏梁山泊分赃台》诗说：“突兀的台子由泥土堆成，人们说强盗曾在这里分赃。饮泉守清白的节操如今已经寥落，哪里只是梁山独自享有这个名声！”《汉书》说：“官吏都像老虎一样戴着冠帽。”《史记》说：“这些人都是抢劫盗窃、却不拿刀枪的人。” 李卓吾说：这些人都是拿着刀枪，却不怕官兵捕盗的人。因此想起盗贼赠给官吏的诗也有一首，附录如下：未曾相见却心中相识，敢说相逢时竟不认识您吗？从前萧何那一套如今全不用了，有赃物抬到后堂大家分。您可曾怜悯我们夜间奔走的辛苦？坐着的人拿十三，走着的人拿十五。您若说私下行动不合公事，我说没有私情，公事又从哪里取利？您倚仗奉公之名戴着虎冠，谁能像您这样仕途宽广？每月有棒钱，每日有廪禄，我们这些人的衣食还用得着来回奔波吗！您如果连十五、十三都不肯给，我就只好强行分取廪禄而去；把我驱使成盗贼，难道不是您造成的吗！《封使君》古代传记说，汉代宣城郡守封邵有一天变成老虎，吞食郡中百姓。百姓呼喊：“封使君！”老虎便离开，再也没有回来。当地歌谣说：“不要学封使君，活着不治理百姓，死后反而吞食百姓！”张氏、禺山有诗说：“从前的封使君，变成老虎来吃百姓；今天的使君们，穿着冠服却吃人。”又说：“从前的老虎使君，呼喊他就惭愧而停止；今天的老虎使君，呼喊他反而露出牙齿。” 又说：“从前老虎伏在草丛中，如今老虎坐在官衙。大了就吞食人畜，小了也不放过鱼虾。”有人说这诗太激烈。禺山说：“我的性情本来就是这样。”升庵戏谑他说：“东坡嬉笑怒骂都能写成诗，您的诗没有嬉笑，只有怒骂吗？”李卓吾又取笑说：果然是把怒骂写成了诗！升庵这句话，比怒骂还厉害。《宋统似晋》先生说宋朝的国统像晋朝，我说宋朝有许多贤明君主，晋朝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明主；即使把宋太祖同司马炎相比，又怎么样呢？只是宋朝君主仁厚柔弱，所以显得怯懦软弱；然而他们爱护百姓、礼贤好士所得到的报偿，上天也没有亏待他们。宋徽宗、宋钦宗虽然车驾北行，但同晋怀帝、晋愍帝穿青衣替人斟酒、跛着脚为人执伞相比，实在相差很远。上天厚待宋朝，也由此可知。唐朝虽然稍好一些，但没有一个君主不造成祸乱，个个都出逃。自从五丁开通道路以来，巴蜀就成了唐朝皇帝逃窜的后方门户，同汉朝已经大不相同。所以说宋朝比不上汉朝，可以；说宋朝比不上唐朝，却不可以，何况拿它同晋朝相比呢？晋朝的司马懿，不过是一个外表柔和、内心奸诈的家奴，再加上司马师的强悍、司马昭的弑杀篡夺，怎么能同宋太祖相比？司马炎不过是一个得志而心胸狭窄的人，再加上贾南风的淫荡嫉妒，以及把公私之事看得混乱不清的情形，怎么能同宋太宗相比？何况宋仁宗在位四十年恭谨节俭，宋神宗励精图治、积极有为！只可惜宋朝君主中没有一个刚强的人。因此我说，唐朝、宋朝大体相同；拿它们同晋朝相比，差得就太远了。如果邵康节不回答国运长短的问题，只拿架上的《晋纪》给人看，是因为宋徽宗、宋钦宗的事情同晋怀帝、晋愍帝相符，南渡的事情同东晋江东相似，并不是因此就把宋朝判作晋朝。《逸少经济》先生说王羲之“见识谋虑精深，有经世济民的才能，只是被书法的名声遮盖了，后世只把他称为书法家。技艺成为人的拖累，影响真大啊！” 卓吾子说：技艺又怎么能拖累人呢？凡是某种技艺达到极精境界的人，都是神人，何况书法这种技艺呢！先生的说法偏颇了！有人说：先生大概是在借此寄托自己。《孔北海》

译“孔北海志向宏大、节操正直，是东汉的名士，却同‘建安七子’并列称呼；骆宾王言辞刚劲、心怀忠愤，是唐代的义士，却同‘初唐四杰’并列。仅仅因为文章被视为末技，竟遮蔽了他们立身处世的大节，实在可惜！”卓吾子说：文章并不是末技，大节难道会被它遮蔽吗？先生说错了！有人说：先生其实都是在借此比况自己。《经史相为表里》经书和史书本来是一回事。史书如果没有经义作为依据，就会成为污秽的史书，又凭什么垂示鉴戒呢？经书如果没有史实作为依据，就会成为空说白话，又凭什么彰明事实呢？所以《春秋》这一部经，就是春秋时代的一部史；《诗经》《书经》，就是自二帝三王以来的史书。而《易经》又向人显示经书从哪里产生、史书从哪里流传；道理屡屡迁变，变化并不恒常，不能执守某个固定标准来理解。所以说六经全都是史，也可以。《钟馗即终葵》杨升庵说：“《考工记》说：‘大圭的上端叫终葵。’注释说：‘终葵，就是椎。齐地人把椎叫作终葵。’ 大概是说大圭的上端形状像椎。《金石录》把终葵称作晋、宋人的名字。既然有人以终葵为名，后来又讹变成钟馗。民间又画一尊神像贴在门上，手拿椎来打鬼。喜欢怪异故事的人便附会说钟馗能吃鬼。画家又画《钟馗元夕出游图》，又画《钟馗嫁妹图》。文人又戏作《钟馗传》，说钟馗是开元年间的进士，明皇梦见他，命画工把他画下来。考察孙逖、张说的文集中已有《谢赐钟馗画表》，时间早于开元很久；这也像石敢当一样，不过是《急就章》中虚构出来的人名。民间便在门旁立石，刻写‘太山石敢当’，文人又作《石敢当传》。无知的人彼此传说，便以为真有这样一个人。’卓吾子说：不要奇怪他们把它说成真有其人，这种东西比真人还要长久。况且先生又怎么知道没有钟馗这个人呢？‘终葵’二字本来也是后人给它起的名。后人可以把终葵称作人名，后来人难道偏偏不可以把钟馗作为人名吗？假的全都可以说是假，真的全都可以说是真，先生不要太认真！先生又说：‘苏易简作《文房四谱》说：“虢州每年进贡钟馗二十枚。”慎按：砚石以钟馗命名，也就是《考工记》所说终葵、大圭的意思，大概是因为砚台的形状像大圭。’李卓吾说：苏易简又把进士钟馗的名字讹传过来，称石头为钟馗。砚石叫钟馗，钟馗是进士，进士是大圭的上端，大圭的上端是椎，总之不过是一把椎罢了，先生不必费心。《段善本琵琶》唐德宗贞元年间，长安大旱，皇帝下诏让两地分别祈雨。街东有个康昆仑，琵琶技艺号称第一，自以为街西没有人能同自己抗衡。他登楼弹奏新翻的曲调《绿腰》。曲调弹到一半，街西也出来一位女子，抱着乐器登楼弹奏，把曲调移入枫香调中，技艺妙入神境。康昆仑大为惊异，请求同她相见，想拜她为师。女子换了衣服出来，原来是庄严寺的段善本师。唐德宗听到她的名声，召来加以奖赏，随即命康昆仑弹一曲。参师说：“你的本领为什么这样混杂？还夹带着别的声调。”康昆仑拜服说：“段师真是神人。”德宗下诏授予康昆仑官职。参师上奏说：“请让康昆仑十几年不接近乐器，忘掉原有本领，然后才可以传授给他。” 卓吾子说：这话说得太好了！求道也是如此，一切事情都是如此。读书若不是这样，就不如不读；作文若不是这样，就不如不作；功业若不是这样，就还不能谈功业；人品若不是这样，又怎么能称为人品呢？总之不过是鼠窃狗偷罢了。在没有佛的地方自称尊贵，就是康昆仑这一类人。有什么值得说的！有什么值得说的！《樊敏碑后》在石上镌刻文字，是技艺，也是道。文惠君说：“啊！技艺竟能达到这种境界吗？”庖丁回答说：“我所爱好的是道，已经超过技艺本身了。”因此把道和技艺看成两回事，是不对的。达到圣境就是圣，进入神境就是神，技艺本身就是道。技艺达到神圣所在的地方，一定有神灵之物护持，何况有见识的人呢！况且千年之后，人们还爱惜它，难道亲自制作它的人反而不会自我珍惜吗？石匠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碑上，是出于自爱自重，却不知道自己是石匠；神圣之处在于我自身，技艺就不可轻视了。否则，读书作文也是卑贱的，难道唯独刻石的工匠才卑贱吗？即使如此，刘武良因为刻字精美，署名还可以；如今的刻工，却又全都把姓名一一刻在碑阴上，这是为什么呢？学步邯郸而失去了本来的步法，大家全都互相仿效，认为本来就该这样，真可笑啊！所以，雕刻如果是工匠的技艺，就应当书写刻工的姓名；碑文本来就借助雕刻流传。刻工有时并不十分高明，但所刻的字和碑文，或者碑文的贤美之处，确实一定会流传于世，那么刻石的工匠也必定会借刻石而附带流传。这就是所谓彼此依附、彼此流传。大概技艺是神圣的，人自然会自重；能够使别人看重自己，就一定也会借助别人而获得声望。然而元祐奸党碑，石匠巢民却恳求不要把自己的姓名刻在碑后面，又是为什么呢？诗与画 苏轼先生说：“评论画只看外形相似，见识就和儿童差不多。作诗如果一定要写成眼前的这首诗，就必定知道他不是诗人。”升庵说：“这话是说画贵在传神，诗贵在韵味。然而说得偏了一些，还不是最透彻的见解。晁以道应和说：‘画描写的是事物外在的形状，但要使物的形状不失真；诗传达的是画面之外的意味，贵在具有画中的情态。’他的议论这才定了下来。”卓吾认为，改变形状就不能成其为画，领会意趣也并非在画外，于是又应和道：“画不只是描写形状，正要使形与神都在；诗不在画外，正是描写画中的情态。”杜甫说：“花朵远处重重树木相掩，云彩轻浮处处山岭显现。”这是诗中的画，可以拿来作为画稿了。唐人画《桃源图》，舒元舆为它作记说：“烟霭山岚、花草树木，仿佛都带着香气。仔细观看、反复玩味，自己觉得骨骼像青玉铿然，身体仿佛进入镜中。”这是画中的诗，真是绝妙的艺术而达到神境了。吴道子初次看见张僧繇的画，说：“只是徒然获得声名罢了。”后来却坐卧在画下，三天不能离去。座翼起初不服王羲之，曾有“家鸡野鹜”的评论，后来才认为王羲之是张芝再生。由此看来，一入眼就称赞好的人，绝不是真正懂得欣赏的人，也绝不是能够辨识事物优劣的人；何况未必只是吴道子和庾肩吾之间的差别，又怎么能轻易识别呢？唉！千百世以来的人物，很难辨识，大体都像这样。党籍碑

译“王安石误国的罪过，本来不容诛杀也难以赦免；但王安石并没有存心误国，这一点天地可以鉴察。存心要误国而终于误国的，是残暴奸邪的小人，不必等到诛杀；存心要利国却反而误国的，是固执的君子，还值得怜悯。”卓吾说：“你只知道小人能够误国，却不知道君子尤其能够误国。小人误国还可以设法挽救，若是君子误国，那就没有办法了。为什么呢？他们大概自以为是君子，内心又没有愧疚。所以胆量更加壮大，意志更加坚决，谁能阻止他们？朱夫子也还是这样。所以我常说：贪官的祸害小，清官的祸害大；贪官的祸害只波及千百姓，清官的祸害还会波及子孙。” 我每每仔细查验这些事，百次之中没有一次失误。无所不佩 王逸说：“行为清洁的人佩带芳香之物，德行光明的人佩玉，能够解开绳结的人佩觿，能够决断疑难的人佩带抉。所以孔子没有什么不佩带的。”李卓吾说：道学本来就重视外在装饰，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道哪里知道圣人并不是这样吗？古代男子出行不能离开剑佩，远行不能离开弓箭，平日也不能离开觿和抉。佩玉名义上说是随身使用、侍奉父母的物件，实际上是思虑祸患、预先防备，文武两方面都设置，使人可以遵循却不能让人知道其中道理；这和丘田寓兵的意思相同。其本意不在文饰，只是借用装饰的名义罢了。后人不明白它的实际意义，把它当作美观的装饰而夸耀。因此致力于内在修养的人便厌恶地说：“这些都只是想造成奢侈的外观，有什么益处！”于是到了今天，连这些装备也不设置了，文武便分裂开来。大概只是文士不知道武备，至于武人平常出门拜谒，也仿效文人的装束：宽衣博带，显得雍容文雅，严肃端庄。一旦有警报，难道只是文人束手无策，武人就可以使用了吗？荀卿、李斯、吴公 升庵先生说：“荀卿是大儒，弟子中却有焚书坑儒的李斯；李斯以荀卿为老师，弟子中却有政绩第一的吴公。人的贤能与否，确实在于自己树立自己，并不系于老师朋友。”卓吾说：能够自立的人，必定有骨气。有骨气就可以凭借它站立行走。假如没有骨气，即使有一百位师友从旁扶持，又能把他怎么样呢？一刻没有别人，他一刻也站立不住。然而既然能够站立行走，就自然能够奔走求师，颜回、曾参对于孔子就是这样；说人的成就与师友毫无关系，也不对。宋人讥讽荀卿 宋人说荀卿的学问不纯正，所以一传到李斯，就发生坑儒焚书的祸患。弟子作恶而罪及老师，有这样的道理吗？如果李斯可以连累荀卿，那么吴起也可以连累曾子了。《盐铁论》说：“李斯和苞丘子一同侍奉荀卿，而苞丘子却在贫寒的屋舍下修道。”卓吾说：假使李斯可以连累荀卿，那么苞丘子也应当请求封荀子为侯了。季文子三思 季文子辅佐三位国君，到他死时，家中没有穿丝绸的妾，没有吃粟米的马，也没有贵重的器物和装备，左氏却夸奖他。黄东发说：“季文子怨恨归父谋划除掉三家，后来竟扫集四位大夫的军队去攻打齐国。正当公子遂弑杀国君而拥立宣公时，季文子不能讨伐，反而两次出使齐国替他纳赂。又率军筑成莒国的诸、郓两座城邑来扩充自己的封地和财产，他的妾、马、金玉一定很多了，这就是王莽式的谦恭。那时人们都相信他，所以说‘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并不赞同，于是说‘思考两次就可以了’。如果说：‘两次思考尚且未能做到，怎么能说三思呢？’假如他能再思考两次，就不会结党支持篡位、纳受贿赂，不会专权而兴兵，也不会扩充产业来肥己了。程颐不能得到合适的解释，于是说‘思考达到三次，私意就生起，反而迷惑了’。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那么《中庸》所谓‘思考而不得就不放弃’，管子所谓‘思考它，再思考它，还要重重思考；思考不通，鬼神将使它通达’，以及吴臣劝诸葛恪十思的话，全都错了。”卓吾说：周公的圣明，正在于思考周全；思考而不能合宜，就昼夜不停。一夜一天，思考又哪里止于三次呢？朱子大概被圣人谨慎思考的说法迷惑了，于是把三思当作戒条。正因为他戒惧三思，所以终身不知道圣人谨慎思考的真正含义。我希望学者千思万思，来思考“慎思”这两个字。假如能在千思万思之中领会慎思的宗旨，就可以谈论思诚的道理了。区区一个季文子，哪里值得耗费心思呢！陈恒弑君 升庵先生说：“孔子沐浴后入朝，在道义上已经尽到了本分。胡氏却说‘孔子这一举动，先行讨伐而后报告，也可以’，这是责怪圣人做得还不够。果真像胡氏所说，那么不向国君报告而擅自发动军队，就是孔子先背叛了，他凭什么去讨伐别人呢！胡氏把这话解释在《春秋》中，朱子又把它引入《论语》，都不知道这个道理。岳飞被金牌召回，有人劝岳飞不要班师，岳飞说‘这是岳飞的朋友，不是秦桧的朋友。’这样才合乎道义。”李卓吾说：世上本来有因受到激发而去做某事的人，不必追问他所做的事果真是否恰当；也有因受到激发而发言的人，不必追问他能否践行自己的话。他的志向可以肯定，他的内心可以体察；把这种志向留下来，使天下后世的乱臣贼子感到畏惧，也就可以了。何必把道理说尽，反而滋长乱臣贼子的心呢？如果说这不合道义，那么孔子沐浴后请求出兵也不合道义了。为什么呢？齐国人弑杀国君，与鲁国有什么关系？鲁国人尚且没有参与，又与居家而不能参与政事的孔子有什么关系？没有资格参与却要参与，是越出职位的僭越。明知鲁哀公和三家都不能与之交谈，却偏要去说，是多言而陷入困窘。总之，这些都成了不合道义的事。” 总之是不合道义的事，但总之又是由于义受到激发而作，最终又能使乱臣贼子感到畏惧，这就是孔子当日的一大部《春秋》了，何必等到后来删削《鲁史》才称为《春秋》呢！前代正直的蔡虚斋有一篇《岳飞班师》的议论，直到今天读它，仍然令人怒发冲冠、怒目欲裂，恨不得代替岳侯杀死秦桧、消灭金虏后才痛快，怎么能没有这样的议论呢？明知做不到、说不得，然而怎么可以没有这样的议论呢？怎么能忍心没有这样的议论呢？王半山 王半山说荆轲被燕国豢养，所以替燕太子丹报仇刺杀秦王。若相信这话，难道也要说吕尚被周国豢养，所以替周讨伐纣王吗？

译彼此相知在于内心，哪里在于是否被豢养，王半山的见解可丑了。况且荆卿又何曾真正认识燕太子丹呢！只是无奈田光这样的知己先向燕太子推荐了他，后来又以刎颈自杀为他送行罢了。荆轲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想不死，也不可能了。所以我有《咏荆卿》一首说：“荆卿本来不认识燕丹，只因为田光一死而难以推辞。慷慨悲歌，为他击筑送行；萧萧易水，直到今天仍然寒冷。”又有《咏侯生》二首说：“侯生在夷门谋划退秦兵，公子夺取兵符走出魏城。上客功成之后安心赴死，千秋万岁仍有侯嬴。”又说：“晋鄙合验兵符果然心生疑惧，朱亥挥动铁锤、运臂击杀他。他明知自己不是信陵君的宾客，仍割颈迎风一击送他上路。”朱亥与公子相知并不深，又正值侯生功成名就之时，于是以死为侯生送行。表面上是以死送公子，实际上是以死送侯生。宋儒的见识真是太伟大了，他们哪里知道英雄的内心呢？古人看重成就事业，必定杀身以成事；舍不得自身，就成就不了事业。为了赋税而相互运输 “为了赋税”这两个字说得很明白，为什么还说不明白呢？这是说为了赋税而彼此输送，并不是为了经商而彼此输送。为了赋税而输送，就是如今按户征收粮食、运送租税一类的事；为了经商而输送，则是驱使农民去仿效商人的作为。既然已经驱使农民去做商人，又要驱使什么人来从事农业呢？如果农民都成了商人，田地全都荒废，又将拿什么东西作为赋税来输送呢？为什么不让商人自己去做，再征收他们的税，这不是更便利吗？农民得到租赋收入，商人得到征税利益，两方面的利益都收取，连愚人都知道，难道说汉武帝不知道吗？大概当时霍子孟一类人，已经不明白均输法的好处了，何况班孟坚呢！果然不能和俗士谈论政事。” 文公著书 “朱文公谈论道理、著书立说，百世以来都尊奉他为宗师。然而看他评论古今人物，确实有违背公正、远离人情之处：王安石引用奸邪之人，倾覆宗庙社稷，他却把王安石列入《名臣录》，称赞他的道德文章；苏轼的道德文章是古今共同仰望的，他却竭力诋毁，说如果苏轼得以施行自己的志向，造成的祸患还会超过王安石。对于王安石的奸邪，他反而减轻已经显露的罪过；对于苏轼的贤能，却巧妙搜求尚未显现的过失。这是什么心思呢？”卓吾说：文公并不是不知道苏轼。苏轼喜欢嘲笑道学，文公恨他，只是想替洛党出气罢了，难道他真的没有人心吗！王安石本来就应当如此评价。先生又说：“秦桧的奸邪，人人都想吃他的肉，文公却称赞他有骨力；岳飞之死，今古人心都怎样看，文公却讥讽他横蛮，讥讽他只知道直冲向前厮杀。汉儒如董仲舒、贾谊，文公一个个都议论他们言论中的毛病；把诸葛孔明称作盗贼，又议论他兼用申不害、韩非之术；对于韩文公，则曲意文饰他与大颠往来的书信，洋洋洒洒一千多字，一定要使韩愈不能成为完人之后才罢休。大概自周公、孔子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免于他的苛评。我记得文公注释《毁誉章》说：‘圣人赞美善行很迅速，而憎恶恶行却很迟缓。’” 他又说：“只是先称赞已经存在的善，而不预先诋毁尚未显现的恶。”如果相信这话，那么文公在这里哪里算得上迟缓呢？岂不是自己反而预先诋毁别人的恶吗？”卓吾说：这些说法都不高明，只是要说得正确才行。连一个苏轼都不了解，又凭什么议论天下士人呢？苏轼困顿厄运了一生，却一生尽心尽力办理国家事务。根据他一生的作为，没有一件事是他不愿承担的，却也看不见他有办理事务的名声，只看见他的嬉笑游乐，以及文章书画遍布人间罢了。如果连文章都不认识，那么文公也不必评论人物了。《闇然堂类纂》引言 《闇然堂类纂》是什么书？是潘氏编纂来作为自我鉴戒的一部书。我读后认为很好，但年老以后视力已经衰竭，所以又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抄录下来，用来警戒自己。我和潘氏分别已经多年了，他起初只是一个直朴木讷的人，没想到他竟能刚强起来。大约二十多年以来，海内的朋友凋零得像晨星一样；那些还在世的，有的年岁已高、志气已尽，到了晚年便自行倒下；有的不是因为有道而被堵塞改变，就是直到入棺也还没有定论。他的行为不掩饰自己的言语，往往与卓吾子相似；到了今天的去华，他的志向更加坚定，气节更加充实，学问更加深入，行为也更加修养有成，确实可以把国家、家庭和自身都托付给他。他若不是在暗室屋漏之处默默自我修养，不忘记鉴戒，怎么能够这样呢？假如我没有见到去华，几乎就要错失去华这个人了。因此我见到他便高兴，分别后便思念他，思念而见不到他，就读他的书来见他；同时也用它来表示我没有忘记鉴戒，也希望能够像去华一样。鉴戒之书，自古以来就有，为什么唯独说去华呢？因为去华这部《纂》所记的都是耳目所接触的近事，时间还很新，见闻又少有相同，不是当今人士平常谈论的内容。譬如时文，当时流行，过了时便变得僵滞；又譬如曲有新腔，词有别调，律有切响，谁不会侧耳倾听呢？所以我感到欣喜。欣喜就一定会读，读了就一定会有所鉴戒。朋友篇 去华对朋友之义最为笃厚，所以这部《纂》开头首先编录笃厚友谊的事。天下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朋友了。为什么呢？全世界的人都嗜好利益，没有嗜好道义的人。嗜好道义，就把死看得如同生存，何况托付年幼孤儿、寄托身家性命呢？嗜好利益，则即使活着也如同死去；凡是挽起袖子抢夺别人的食物、落井下石堵住别人嘴巴的事，都是他们所能做的。如今世上所称的朋友，全都是那些活着却如同死去的人。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嗜好利益，并不是嗜好友朋之义。如今世上哪里曾有嗜好友朋之义的人呢？既然从未有嗜好道义的朋友，那么说天下无朋，也是可以的。用这样的人来侍奉君主，又有什么可依靠的呢？

译《阿寄传》钱塘田豫阳田汝成有《阿寄传》。阿寄，是淳安徐家的仆人。徐家兄弟分家而居：长兄得到一匹马，二兄得到一头牛，最小的寡妇弟媳得到阿寄。阿寄已经五十多岁了，寡妇哭着说：“马可以骑，牛可以耕地，这个走路踉跄的老仆人，却要浪费我家的粗粥！”阿寄叹息说：“唉！主人是说我的力气不如牛马吗？”于是设法经营生计，显示自己可以任用的能力。寡妇把所有簪钗耳饰之类的东西拿出来，换得十二两金子交给阿寄；阿寄便进山贩卖漆，一年之内使本钱的利息增加到三倍，对寡妇说：“主人不要忧虑，富裕很快就可以实现了。” 又过了二十年，他积累了价值数万金的产业，替寡妇嫁出三个女儿，娶进两个女婿，送出的聘礼都是千金。又请老师教两个女婿，二人都缴纳粮食进入太学；寡妇于是财产丰厚，成为全县最富有的人。不久，阿寄病重将死，对寡妇说：“老仆报答马牛般劳作的恩情，已经尽了。”他从枕头中取出两张纸，把家中大大小小的财产全部均分，说：“把这些留给两位郎君！”说完便去世了。徐家的孙辈有人怀疑阿寄私下积蓄，偷偷打开他的箱子，却没有一丝丝、一粒米的私藏。只有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孩子，仅仅用破旧的粗衣遮住身体罢了。我是从俞鸣和那里听说这件事的。他又说：“阿寄老了，见到徐氏族人，即使对方年幼也一定行拜礼；骑马在路上遇到他们，一定勒马停住，后退数百步，作为常规。见到主母不敢斜视，女主人即使年幼，也一定传话问候，不离开站立的位置。”如果这样，那么缙绅中读书而明白礼义的人，怎么能超过他呢？凭着这样的心来奉事君主和父母，即使称他为大忠大孝、纯粹无瑕，也可以了。去华说：“阿寄侍奉主母，和李元报答生父有什么不同？我尤其赞美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仆人。我把这篇传记读了三遍，爱意和敬意油然而生，认为臣子侍奉君主、子女奉养父母如果都能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李卓吾说：父子之间本是天性。子女如果违逆上天，哪里还有什么天性？孩子尚且不知道有父母，也不思念过去父母哺乳、抚养、照料的恩德，奴仆反而能够对主人尽孝来侍奉主人。既然如此，那么天性所决定的事，即使是奴仆也可以托付，何况朋友呢；即使是奴仆也能够尽孝，何况父子呢？所谓天性，不过是推测之辞；所谓读书后懂得孝悌，不过是一时无可奈何的说法罢了。奴仆和主人有什么亲属关系？奴仆又何曾识得书中的一个字？所以我唯独面对这个奴仆发出三声叹息，所以不敢称他为奴仆，而直接称他为胜过我的人。而且不只是我把他看作胜过我的人，他看我也正如看奴仆一样。为什么呢？他所做的事，我实际上做不到。孔明替后主书写《申》《韩》《管子》《六韬》唐子西说：“国君无论是平定乱世还是守成治国，关键都在于以制胜的谋略为贵。《六韬》讲述兵权，多有奇谋；《管子》慎重权衡，重视轻重；《申》《韩》考核名分和实际，攻究事情的实质。把这些施用于后主，正好对症下药。药物没有高下之分，关键在于是否对症。即使是万全的良药，如果与病症不相合，又有什么补益呢？”又看《古文苑》记载先主临终告诫后主的话说：“《申》《韩》的书，能够增长人的心智，可以阅读诵习。”《三国志》记载孟孝裕询问太子刘禅的情况，刘禅以恭敬、仁慈、宽恕回答。孟孝裕说：“像您所说的这些，都是家门中已有的东西。我今天所问，是想知道他的权谋才略、知识调度究竟怎么样。” 由此看来，孔明喜爱《申》《韩》是确实的；但说它们是对症的药，我却不敢赞同。病既然可以用药治疗，那么用药的功效就在于对症；假如用药不得当，又哪里谈得上对什么病呢？刘禅的病，是牙关紧闭、嘴巴不能张开，根本无法用药，难道还可以询问药是否对症吗？况且申不害、韩非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本来就从儒家分出，列为六家之一。既然分为一家，就各自形成学派；各自形成学派，就各有一定的学术，各有必然达到的功业。把它们施行出来，就像用印章盖在泥上，不能有一点偏移。唯独儒家这一流派，内容泛滥而没有固定的趋向，不过是因为它所想求取的东西太多。所以汲黯说儒家内心欲望很多而表面施行仁义；评论六家要旨的人，又用“内容博杂而少有要领，劳苦很多而功效很少”八个字来概括它。这可以说是极其恰当而不可改变的定论了。孔明对后主说：“如果不讨伐敌人，帝业也会灭亡。与其坐着等死，哪里比得上去讨伐敌人呢？”可见孔明已经知道后主必然灭亡，却又想以速战来侥幸保全他，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认为病情虽然已经发展到不能用药，药却终究不能不服，因此还想侥幸凭一战取胜吗？我担心司马懿、曹真等人还在，不能靠侥幸取胜。六出祁山，连年发动军队，驱使无辜百姓转战到数千里之外；既想爱护百姓，又想报答君主，自以为判断敌情很周密，却免不了贪求侥幸取胜。最终胜利不可能靠侥幸获得，而将星也在这里陨落了。大概正因为欲望太多，所以想把仁义一并施行；正因为想博取一切，所以徒劳而没有功效。这八个字，即使孔明这样的大圣人也不能避免。我曾经谈论过这个问题：成就大功的人一定不顾虑后患，所以没有功业不能成就，商君对于秦国、吴起对于楚国就是这样。然而儒者都想兼顾后患，却不知道天下的大功究竟能不能以顾虑后患的心态成就，我不得而知。那些因为顾虑后患而一定不肯成就天下大功的人，庄周一类人就是这样。因此宁愿做拖着尾巴的乌龟，也不肯接受千金的束缚；宁愿享受濠水之上的快乐，也不肯承担楚国的忧患。然而儒者又想两者兼得，于是便有了居朝廷就忧虑百姓、处江湖就忧虑君主的说法。不知道天下究竟有没有两头马，我也不得而知。墨子的学术重视节俭，即使天下人认为我连一根毛也不肯拔、对天下毫不体恤，我也不在意；商子的学术重视法，申子的学术重视术，韩非子的学术兼重法和术，即使天下人认为我残忍刻薄，我也不在意；曲逆的学术重视欺诈，张仪、苏秦的学术专讲纵横，即使天下人认为我反复无信，我也不在意。不怕五次屈身奔走的劳苦，以成就夏、殷的功业；即使天下后世认为我侍奉两个君主而兼得利益，像割烹一样通过要害来试验功效，拥立太甲而使他重新复位，也都可以。这又是伊尹的学术在于担当，而世人只说他能够忍受诟骂。”

译以至于谯周、冯道这些老臣，宁可承受把祭器带回晋国的诽谤、历事五代的耻辱，也不忍心让无辜百姓天天遭受涂炭，他们全都有一定的学术，并不是苟且敷衍的人。各种学术各有适用之处，都足以办成事情；那些拘拘小节的人想选择名声和实际都得利的道路而兼收并用，做得到吗？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被名教拖累了。因此瞻前顾后，左顾右盼。自己既然没有确定的学术，将来又怎么会有必定成就的功业呢？却又喜欢说“时中”之类的话来文饰自己，更何况那些依仿陈旧言论、规摹前人往事，连半步也不敢走出的人呢！所以我因评论申不害、韩非而推及这些话，希望读者不要认为我的话都是经史中从未有过的。卷六 四言长篇 《读书乐》并序 曹操说：“年老而还能学习，只有我和袁伯业。”曹操身处天下四分五裂之时，横握戈戟，尚且能够手不释卷，何况我是一个清静闲适、旷达的老头子呢！虽然如此，这也难以勉强。我大概是受到上天的特别幸运。上天幸好给了我眼睛，即使年近古稀，仍然能看清小字；上天幸好给了我双手，即使年近古稀，仍然能写小字。然而这还不算幸运。上天幸好赋予我这样的性情，我一生不喜欢见俗人，所以从壮年到老年，没有亲友往来的纷扰，能够专心读书。上天幸好赋予我这样的情感，我一生不喜欢亲近家人，所以终老于龙湖，幸免于低头抬头、受人逼迫的苦楚，又能够专心读书。然而这还不算幸运。上天幸好赋予我心灵和眼光，一打开书就能看见书中的人，也能看见那个人一生始终的大概。读书而评论世事，古人多有这种做法；有的看见皮面，有的看见体肤，有的看见血脉，有的看见筋骨，这已经深入到骨头了。即使自以为能够洞察五脏，其实还没有深入骨髓。这是我自认为得到上天幸运的第一件事。上天幸好给了我大胆，凡是前人所欣羡赞美、认为贤能的人，我多认为是假装的，多认为迂腐无能而不切于实用；前人所鄙弃、抛弃、唾骂的人，我都确实认为可以托付国家、家庭和自身。我的是非判断竟和前人如此大相违背，不是大胆又是什么？这又是我自认为得到上天幸运的第二件事。有这两种幸运，所以年老了仍然乐于学习，特作《读书乐》来使自己快乐。上天生下龙湖，是为了等待卓吾；上天生下卓吾，便安排他在龙湖。龙湖中的卓吾，那快乐是怎样的呢？四季读书，不知道还有其他事情。读的是什么书呢？能够与我的心相契合的人很多。一旦与心灵相会，便自笑自歌；歌吟不停，接着便大声呼喊。悲痛哭泣，大声呼喊，眼泪鼻涕滂沱而下。哭泣并不是没有原因，书中有这样的人；我观看那个人，确实获得了我的心。哭泣并不是没有原因，空潭之中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见到那个人，实在使我的心劳苦。把书丢开不要读，捆起来放在高高的屋架上，使性情愉悦、精神保养，停止歌唱来送走哭泣。难道一定要读书，然后才算快乐吗？刚听到这话，仿佛是在怜悯我这个无能之人。捆起书而不看，我凭什么快乐？怡养性情、保养精神，正是在这里。世界多么狭窄，书册多么宽广！千圣万贤，和您有什么仇怨呢？有身体却没有家，有头颅却没有头发；死去的是身体，腐朽的是骨头。唯有这一点不会腐朽，我愿和它一同死去；倚靠在丛林中长啸，声音震动林中的鹘鸟，歌唱和哭泣相伴相随，快乐无穷。短暂的光阴值得珍惜，哪里敢悠闲从容！五七言长篇 富没有比常知足更富的 富裕没有比经常知足更富裕，尊贵没有比能够脱离世俗更尊贵；贫穷没有比没有见识更贫穷，卑贱没有比没有骨力更卑贱。自身没有一个贤能之处，叫作穷困；朋友从四方来，叫作通达；百年的荣华富贵叫作夭折；万世都永远依赖，叫作长寿。解释的人说：经常知足就会经常满足，所以称为富；能够脱离世俗就不流于世俗，所以称为贵。没有见识，就不能明辨是非，也不能分辨贤能与否，是一个漆黑糊涂的人；想往哪里去都不知道，很像贫穷的孩子，不是贫穷又是什么？没有骨力，就要依赖别人而行动，依仗权势才能站立，只会向东向西求靠；依靠门户、傍附人家，实在和仆妾一样，不是卑贱又是什么？自身没有一个贤能之处，遇到缓急事情时凭什么应对，这是穷困到了极点。朋友从四方而来，声气相应、志趣相求，这是通达到了极点。说的正是我的老师孔子。旧时把不知羞耻称作卑贱，也很好；把一时得志称作夭折，更好。然而把流芳百世称作长寿，只能用来称颂前后那些声名显赫的名士；一定要像我的老师孔子这样，才可以称为万世永远依赖、无疆无极的长寿。九日同袁中夫看菊寄谢主人 去年花比今年开得早，今年的人比去年老。人人都说人老了不如从前，谁相信从前的人老了也很好呢？秋菊总是开放往年的花，人们如今只知道夸赞新人。不见当年龙山戴帽的故事，直到今天还共同谈论孟嘉吗？去年我还在阴山，今年你又在江南。可是人们错误地指出我的前身是这样那样的人，一个说是文殊，一个说是瞿昙。花开对我又有什么关系，人世间哪里忍心恰逢重阳？抬头看见钟山高耸，出门便想跨上牛首山。袁先生，袁先生，请牵着我的手；想要到哪里去，却仍然受到阻拦。虽然有谢公墩，每天早晨都长在门前；虽然有台阶前的塔，高高耸立却没有超过云层。提起衣裳慢步前行，姑且相互跟随，任凭秋光再作安排。上天生下我们这些人必定有奇特之处，感谢您的高雅情意，来和我相约。一进门秋色便映入高堂，煮茶备好茶具，呼唤儿郎。欢喜起来就不必登高远行，扑鼻而来的正是迎风飘来的美酒香。杜子美徒然吟咏白发诗，陶渊明采菊也只是白费辛劳。哪里比得上今天遇见老朋友，在菊花还没有开放时共同观赏呢！冬至日自我反省，感谢主人 明天七十一岁，今天还是七十岁。年长却没有什么著述，已经老了又有什么益处！虽然有读书的快乐，却又担心得不到、又担心失去。担心失去是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已经蹉跎。担心得到是什么呢？未来的日子实在不多。聪明虽然赶不上从前，精神却还没有受损。所以秃笔的锋芒虽少，手指柔软却还能写出龙蛇般的字。宛然还是一个书生，可笑而又可爱！暂且把将死的身体当作还不会死的人。所幸有我的朋友刘先生，不停地供应饮食。跟随我的人有五七个，平日吃得饱已经很久了。有这样贤德的主人，还愁什么天数已到九十吗！《朔风谣》南来北往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为利而奔走、为名而奔走，没有结束的时候。为了名利奔走遍天下，南来北去正相适宜。朔风吹了三个月，衣裳单薄，塞上的行人忍受严寒实在艰难。可笑山中观看清静的人，平白无故在边塞承受风寒。你说我是为了利益，却并不了解我；你说他是为了名声，难道又了解他吗？名声并不是利益，却一件事也没有，为什么还要奔走道路呢？试问长者真正的良好谋划，我愿和世间追逐名利的人一起歌唱，享受帝王之力带来的康乐大道。题《绣佛精舍》听说澹然在今天出生，澹然在今天却成了僧人。僧宝在世间还时常有，佛宝如今却只能看绣成的佛灯。可笑的是男身成了男儿，月亮却照在女子身上，竟把小事大惊小怪地称为奇事。忽然看不见舍利佛，男身又隐去了，谁知道他究竟是谁？我劝世人不要随意猜测，绣佛精舍就是天台。上天想散花，却忧愁你有所执著；龙女成佛，如今又来了。十八罗汉漂海偈 十八罗汉漂在海上，其中第一位胖和尚最厉害。他失足一脚踏倒须弥山，把酒肉和布袋全都抛散了。还对同行的人发怒，要吃掉众人的地水火风四大。呸！天没有底，地没有盖，真是一个极乐世界。十八罗汉游戏偈 不去看经诵偈，却来施展神通游玩。自夸能够杀死怨敌，结果好意反而变成了恶意。咦！南无阿弥陀佛，正是春夏秋冬四季。哭耿子庸 楚国有一位士人，胸中却没有一个字。让人读《汉书》，便说幸亏还有这个人。盖世的聪明才智，除了您还能有谁呢？所以罗旴江一生唯独推重赞许您。您享年五十一岁，今天真的死去了。您这一生实在没有虚度，您死了又何曾真正死去！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