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卷二。） 又致从吾。无念回来以后，收到您的教诲，如今已经三个月了，竟然一点音信也没有，难道是科场事务繁忙，没有空闲写信吗？还是湖中没有鸿雁，江中少有鲤鱼呢？都院的信使不断，也可以托他们捎带，难道能说不方便吗？我这里好像坐在井中，除了无念没有可以交谈的人。虽然时时面对古人，终究也有眼睛昏花、精神疲倦的时候。想来白下的一纸书信如同价值万金，兄长为什么吝惜不寄给我呢？想到弟实在应当与兄长相会。古人的言语多有出处，有些可以通用于古代，未必可以通用于今天；我时时面对书本，便时时想起兄长，希望能够侍奉在兄长身旁，这是弟不能少兄长的第一个原因。学问这件事至今没有了结，这是弟不能少兄长的第二个原因。年老虽无用，却时时疑惑三位圣人的经纶大用彼此判若黑白，相差不止千里万里，但他们都同为至圣，不可以轻易议论，这是弟不能少兄长的第三个原因。至于亲眼见到合乎道的事情，以交谈来消除忧愁，那么片刻也离不开兄长；这就是弟每日盼望兄长往来的佳音。听说霍丘有高中门下的学生，正好前往祝贺，顺道到这里来，慰藉我渴望相见的心情，然后再赴京城，不也可以吗？千万不要以事务繁多为借口推辞。《福建录》《孝第策》卓绝，应当与阳明的《山东试录》一同流传。“朱紫阳断案”竟引用伯玉四十九岁、孔子七十岁从心所欲的事，真是大手笔、大见识；弟从前所说“善于写作的人，纯粹贬斥而褒扬的意思自然寓于其中，纯粹褒扬而贬斥的意思也自然存在其中”，正是这个意思。兄长写大文章尤其好，碑记一类的文章很可以。苏长公只言片字都同金玉发出一样的声响，千古以来没有见过可以和他相比的，正因为他胸中绝无俗气，下笔不写寻常语句，不跟随别人走旧路罢了。不过写大文章终究不免有所依仿。后辈中有志向的人有哪些，请您闲暇时一个个告诉我，我也喜欢知道他们。世间没有根器的人，不要引导他们谈论学问；他们不是为了名，就是为了利，没有益处。又致从吾孝廉。《经》中说：“尘世劳苦的一类人，是如来的种子。”那些真正具备五力的人，在三界之中做顺心如意的事情，即使进入魔王的同党、成为魔王的伴侣，也完全不觉察那是魔还是佛。愿兄长早日了结业缘，迅速考取高等功名，完成世间之人的事业，了悟出世之法，这才看得出全部力量。近来居住在龙湖，渐渐远离城市，比从前更加觉得寂寞，这正是弟晚年最合宜的处所。比如百姓生下来到六十岁，便免除差役，大概朝廷也知道他们精力已经衰退，放他们闲居食禄，完全不以世间事务责问他们；但自己不知道享受闲暇安逸，难道可以吗！《弘明集》没有什么值得观览的，只有一件事最令我得意。从前读《谢康乐》，他自称是慧业文人，我颇为怀疑他是在夸耀自己；后来在集中看到他辨析学问的几篇文章，才知道十分精细。他从立志求学之年便侍奉远公，又能与道生等名僧为友，他的自负本来就是应该的。这样说来，陶公虽然与他同时，实际上也不了解康乐，更何况那些遗民贤者呢！谢公确实敬重远公，远公也确实很喜爱谢公；所谓远公嫌他心思杂乱而不许他入社，只是俗人的妄言罢了。远公非常爱惜贤才，见识也高明；看他给别人写的信，委婉周详，唯恐稍有伤害，何况谢公如此聪慧，又以弟子事奉老师的礼节对待远公，远公怎么忍心拒绝他呢！千百年来高贤被埋没，直到我才使他显现于世，这是第一件可喜之事。王摩诘以诗名闻天下，评论者虽说他通晓禅理，却还没有立即把他归为真正的禅者，更何况知道他文章的妙处呢！大概是禅理被诗才遮蔽，而文章又被禅理遮蔽，所以人们不愿意去看它。如今看《六祖塔铭》等文章，清新精妙，哪里比诗才逊色呢！这是第二件可喜之事。我想另外编一部《儒禅》，凡是谈论禅理的文章，依照时代先后汇集进去，只是苦于没有书。有些虽有保存，却又大多散失，例如杨亿、张子韶、王精、文文山的文集，内容都已分散而不完整。至于《僧禅》，则专门汇集僧人的言语，另编为一集，与《儒禅》并行，大约以精确、切实、简要为可贵。使读者打开书本便能明白，如同只饮醍醐一味，使人更容易入道。《华严合论》精妙无比，一个字也不能改动，这又是一部《华严》。正如不能因为向、郭注释《庄子》，便把《庄子》看作经书、把向、郭看作注；也不能因为左丘明传述《春秋》，便把《春秋》看作经书、把左氏看作传。为什么呢？假使没有《春秋》，左氏的著作自然也能流传，因为左氏本身又是一部经；假使没有《庄子》，向、郭的注本自然也能流传，因为向、郭之书本身又是一部经。那么，拘执向、郭来解释《庄子》，依据左氏来评论《春秋》的人，都是不明智的。（《李温陵集》卷二） 再答耿中丞。四海虽然广大，但朋友实在难得；豪杰之士不多，而好学的人更加少。至于一心前往参拜求教，致力于自我体悟，直到不被人认可也不忧闷、不被人知晓也不后悔的人，那么令弟子庸一人确实当得起，只可惜如今不幸已经死了！我以四方贤者为友，希望把生死托付在朋友手中，却一直不能如愿；所以一见到子庸，便自以为可以死而无憾了，哪里料到子庸竟先我而死呢！说起这件事，我心中是什么滋味啊！您向来笃厚于天伦之情，内心五脏如被割裂，不说也可以知道。况且不用到远方寻找，便在家庭之中自然得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祝余的感叹难道是虚妄的吗？我多次想托人寄一封信来慰问，只是精神恍惚，自己的心尚且不能平静，又怎么敢仓促地用世俗的客套话来劝慰您呢？如今已经如此了！只是想到求学问道这件事，不是根器浅小的人所能达到的。古人明确把这种学问称为大学，学成这种学问的人就是大人。所谓大人，哪里是寻常人所能认识的呢？在老子那个时代，认识老子的只有孔子一人；在孔子那个时代，认识孔子的又只有颜子一人。可见知己之难到了这种程度。假如令弟子庸还活着，再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那也就不足以称为子庸了。唉，唉！不要再说了！如今所遗憾的是，我跋涉数千里而来，正是为了您兄弟二人。如今您又在朝廷任职，我们空旷地彼此离散，谁来陶铸我呢？那些求学却不寻求朋友，或者寻求朋友却不致力于胜过自己的人，不能屈服、忍耻、忍痛，甘愿接受天下这座大熔炉般的锤炼，即使说他好学，我也不相信。想要成为大器，成为大人，配得上大学之名，能够做到吗？（ 《李温陵集》卷二。） 答周二鲁。

译士人可贵之处在于为自己而学，务求使自己舒适自在。如果不能使自己舒适自在，却迎合别人所追求的舒适，即使是伯夷、叔齐，也同样属于荒淫乖僻；不知道为自己，只一味为别人，即使是尧、舜，也同样成了尘垢和秕糠。这就是儒者的作用最终被庄子排斥、被青牛所呵斥，并认为还不如善于经商之人的原因。大概他们认为早晨听到道，晚上就可以死去，即使没有另一条道路；但说到治理天下、安身处世的方法，确实不是儒者所能企及的。后世稍微懂得其中要略的人，尚且能够造成清静安宁、专一和谐的教化，如汉文帝、曹相国、汲长孺等，使自利利他一同归于最顺遂、最完善的治理；那么亲自处在黄帝、老子的时代，又会怎样呢？我确实喜欢这种道理，只是习气太重，不能达到万分之一；大概是口头上说自适，最终却还是喜欢迎合别人的舒适；口头上说为己，最终却还是把自己看得太轻。老子说：“挫去锐气，消解纷扰，调和光芒，混同尘俗。”“处在众人所厌恶的地方，就接近道了。”我在黄安时，整天闭门不出，不能与众人同处尘俗；到了麻城以后，才在游戏三昧中出入花街柳市，开始能够与众人混同尘俗，却又还不能调和自己的光芒。为什么呢？因为还同中丞争辩学问，写了许多文章。从今以后想来，争辩有什么好处！只看见纷纷扰扰无法解开，彼此的锐气更加锋利，光芒更加炽盛，不但没有好处，反而牵涉到吝啬和骄傲，自己走上宋儒攻击新法的旧路却不自知。难道不是因为不知道为自己、不知道自适，所以不能调和光芒，偏要炫耀自己的光芒吗？静下心来想一想，实在可耻。因此我决意剃发，想借着深入山中，免得同世人争长论短。大概还不能面对面忘情，形势上不得不再次采取闭门独处的办法。虽然生死大事不必如此，但我只是惭愧自己一生劳碌扰攘，年纪已经六十二岁，风前的蜡烛，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只愿从今以后，都是尚未死去的年岁、等待死亡的身体，能够安适地度过岁月日时。若还不知道自适，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自适呢？况且游戏玩耍是众人共同做的事，却是儒者所厌恶的；如果剃发毁坏容貌，那么不但儒生厌恶，即使众人也会厌恶。调和光芒的道路，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我又何必吝惜这几根头发，不处在众人所厌恶的地方呢？我不敢自称差不多已经接近道，只是因为居于卑下、处在屈辱之中，居于退处、处在下位，居于空虚、处在独处之境；水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最完善的，只是人不能像水那样罢了。我因此勉强采取这种举动，大概年老而无用的人尤其适合这样做。此时白下，五台先生正在刑曹任职，近溪先生也已经到了。弟惭愧年老，不能匍匐前往趋侍；兄长既然与他们同官于此，幸望早些产生兴致，前去同他们会面。五台先生骨气刚强、胆略壮烈，经历世事已经很久，熟悉世故，明白通晓朝廷典章，不用多说也可以知道。至于他出世的学问，心中领会、精神通解，也已经多年了，却闭口不谈；遇到人只说因果，使人鄙视嘲笑。遇到真正的儒者，又显得如痴如梦，反而使人怀疑。这位老人欺骗人太厉害，大概是自以为天下没有人能够了解他罢了。同时也由此可见这位老人善于隐藏自己的才能，不是常人所能比的。只是大丈夫的志愿，无论是治理世间还是超脱世间，都不应当错过向这位老人学习的机会。近溪老今年七十四岁了，年轻时便学习道术，大概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侠士，而又能够收敛光芒，专心于般若之门；年老后把糟粕全部抛弃，污秽罪恶聚集于一身，大概是调和光芒、混同尘俗的极致。庸俗的儒者不了解，统统说他确实如此不肖。老子说：“天下人都说我的道很大，似乎不像一般人。正因为大，所以看起来像是不成材；如果像成材的人，那早就变得狭小了。”大到极点，就没有什么不包含的，把它看作不成材，本来也是应该的。人人都把这位老人看作不成材，那么就知道这位老人是世间少有的；知道这位老人世间少有，他也就更加尊贵了。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我确实知道这两位老人，是今天下第一流的人物，也是后世第一流的人物。他们无论经世致用还是出世修行，都已经达到极高境界。风请你仔细听客的话，肯定会知道尺牍有它极大的作用。然而这些话也是我不能自我适意、不能真正为自己而说的地方。为什么呢？兄长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两个人，也从来没有想要会见这两个人，我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人说到如此极致呢？难道不是因为我的心肠太热了吗？一笑！一笑！（《李温陵集》卷四） 答周柳塘 耿老给周柳塘的信说：“过去听说卓吾有狎妓之事，他的书信还保存着；可是前些日子来信，却说弟不能参悟卓吾的禅机。从前颜山农在讲学会中忽然起身，就地打滚，说：‘请看看我的良知！’士人朋友至今还把这件事传为笑柄。卓吾种种的作为，无非就是打滚的意思。只是可惜他表现得不合时宜，机锋也不高妙罢了。”又说：“鲁桥诸公会宴邓令君时，卓吾让优伶旦角调笑戏弄，这也是禅机，也是打滚的意思。大概他认为鲁桥的学问，随身所守的规矩太严了，想替他解开枷锁罢了。可是鲁桥的学问，本来是以恭敬来求仁，已经形成章法了。如今看见他有这样的举动，只是更加加重了他轻薄主人、侮辱宾客的遗憾罢了。还没有相信就先横加指责，怎么能够使他觉悟而获得解脱呢！”又说：“卓吾曾强迫他的弟弟狎妓，这也是禅机。”又说：“卓吾曾带领众僧进入一位寡妇的房间乞求斋食，最终使这位妇人承受了帷帐被揭、名节受辱的羞耻，士绅们大多因此遗憾，这也是禅机。孔子见南子就是这种情形。南子听到车声便知道伯玉贤能，必定是因为伯玉是可以交谈的人。卓吾轻视我们这些人，认为我们没有能力理解他的用意，所以到妇人中去寻求知音。我们这些人不能自我反省的遗憾，和卓吾的遗憾相比，实在过分了。我担心这位妇人的聪明不及南子，那么这个机锋又表现得不合时宜了。” 我看侗老这封信，无非是替我遮掩丑处，所以故意写出这样极好的名目来代替我的丑处。他不知道，我一生吃亏，正是在于遮掩丑处而装出美好，掩盖不善而显出善来，陷入了《大学》所说‘小人闲居无所不至’的境地，自以为可以欺骗人，最后却陷入自欺。幸亏有真诚恳切的朋友针砭我的沉疴，从不稍加宽贷，我才开始觉悟，知道自己错了，痛切地悔恨反省，渐渐显露真实本性，不敢再把被称为丑事放在心上。如今我正担心自己仍在欺诈伪善、掩盖罪恶的路上，还没有完全恢复真实本性，侗老却直把我看作丑人，曲意替我遮掩，这实在不是我向朋友学习的方式，也不是我不远千里寻求朋友的本意。看他的用心，确实不是不忠厚诚恳，但我的病却无法痊愈了。所谓丑，也只是根据世俗的眼光来说罢了。俗人认为丑，众人就共同认为丑；俗人认为美，众人就共同认为美。

译世俗之人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丑、什么是美，只是习惯于这样看、习惯于这样听。听闻和见识在内心占了主导，丑美便在外界确定下来，像胶脂一样牢固、紧密而难以解开，所以即使有贤能智慧的人，也没有谁能指出什么是非，更何况像不肖者那样顽固愚昧、执迷不悟的人呢！然而世俗之人虽把这些当作定见，贤人君子虽把这些当作定论，但考察人的本心，却有真实而不可欺骗的地方。既然不可欺骗，所以不能不在暗室和屋漏之处显露出来；世人只把它看作丑，于是它又势必要在朝廷和公众面前明白昭示出来，这也是情势所决定的。孔子所说独处时不可不谨慎，正是这个意思。因此《大学》多次说，慎独就不会自欺；不自欺就能自我满足；能自我满足就能使意念真诚；意念真诚，就走出鬼门关了。人与鬼的区别，确实就在这里，所以我始终不敢掩盖世俗所谓的丑，而使自己沉沦在鬼窟之下。假使侗老懂得这个意思，决不会忍心替我粉饰遮护到这种地步。其中所说的‘禅机’，也大错了。祖师在各地学者刚入门时，还没有辨明他们的深浅，只用片言只语，或用棒打，或用喝斥来试探他们，这叫作探水竿。学者不知道其中用意，黏着竿头不肯放手，祖师便用一棒把他赶出去；如果看出他稍有生机，然后略微显露鞭子的影子，虚实便分明了。后来的学者不懂，反而把这叫作机锋，已经够可笑了。何况我的这些事全是真实的行为，不是禅；只是自己寻求快乐，不是机锋。我在丙戌年春天，脾病拖了一年多，几乎成了废人，用尽各种办法调养，药物却越来越没有效果。等家属回去后，我独自一人在楚地，常常出游，任意到自己想去的地方。这样以后，饱闷自然消散，不必服山楂等消导药；郁火自然下降，不必用人参、黄芪等扶助元气的药；不到半年，原来的我就恢复了。于是我知道，真正的药并不是虚假的金石药物，疾病多半是由于勉强造成的；所以我到处随着众人手拉手听歌，不过是自己求得舒适，是极快乐的真正机锋，其中没有一点虚假掩饰的病，因此假病自然痊愈了。我已经治好了自己的病，这和禅机有什么关系呢？既然在外面，就不能不让舍弟们跟随；弟弟因为我而跟随我，我便有了可以托付的人。弟弟们为什么要抛下妻子儿女，跟我到数千里之外呢？我心里实在怜惜他们，所以只是替他们设身处地地考虑罢了，又有什么禅机呢？至于那位寡妇，兄长一向是知道的。自从我进入邑城以来，遣走家属之后，她常常送茶送果，供奉肉身菩萨，极其虔诚恭敬。我起初并不过问，只把她和十方供佛的人一视同仁，只接受供奉而不作答谢。后来因县中的事情听到一些传言，言语颇为杂乱，我也感到奇怪，便呵斥她离开，不再接受她的供奉；这又是邑中各位朋友都知道的。然而我心里始终有一点疑惑：我认为她既然发誓不再嫁第二个丈夫，即使有人强迫，她也必定发誓不答应，只专心供佛，希望来世得到回报。既然如此诚笃，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传闻？所以我才和大家一起去访问她。这位妇人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继子，请主人陪伴宾客，自然是有主人的；一经访问，才知道她孤苦无聊，确实是受了别人的欺吓。她的年龄已经不适合再嫁了，是秣陵人，亲属中没有可以依靠的，儿女也没有，她的处境是怎样的呢？流言止于智者，所以我不再相信传闻，反而怜悯她。这又和学道有什么关系呢？想我进入麻城以来，已经三年了，除了几个相互爱护的人以外，谁肯把一升一合的粮食送给我？她始终如一，敬礼从未废止，我只是为了报答她的恩德而更加怜惜她；她有冤，我一定代她昭雪；她有委屈，我一定代她申诉。这是人情自然如此，又有什么禅机呢？怎么能拿见南子的事情来作证明呢？大体说来，我不过是一个世俗平常人的心肠罢了，即使孔夫子也属于平常人这一类。人人都能见南子，我也可以见南子，这有什么禅，又有什么机呢？子路不知道其中道理，对孔子见南子感到不高兴，并不奇怪，更何况千年之后的人呢！人人都可以见，而孔子却不可以见，那是孔子有不可见的理由。孔子没有什么不可做的事，又有什么不可见的呢？如果说这是礼，如果说这是禅机，那都是子路等人的说法，可以不必辩论了。至于所说山农打滚的事，我这种浅学之人从未听说过；如果确有此事，那么山农是自己体会到良知的真正趣味，自己打滚、自己翻滚，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又怎么能说是禅机呢？世间打滚的人还少吗？他们日夜不停，在朝廷和公众面前向权贵献媚，以保住一天的荣华；在暗室屋漏之中奴颜婢膝，以求一时的宠幸。没有人不这样，没有时候不这样，没有一刻不在打滚，偏偏山农一打滚就成了笑柄！侗老恐怕别人仿效他，于是便说他天天滚下去。我说山农也只是偶尔打滚，后来从未听说有人说山农一直滚；那么山农自己尚且不能终身滚，更何况别人呢？即使别人也从未听说有人学习山农打滚，又何必担心别人学习他呢？这些都是平日里杞人忧天太过的缘故。我只是遗憾山农不能终身滚滚不止。” 滚动的时候，内不见自己，外不见别人，内心没有美，外界也没有丑；不回头看自身，也不被自身所拘；行走在庭院中，别人也看不见他；内外两忘，身心如一，这实在很难，很难。我本来就不知道山农是否真能达到这种境界，也不知道山农是否真能终身滚滚不止！我恐怕自己也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如果他果真能达到，那就是我的老师，我怎么敢因为别人讥笑他，就怀疑这位老人呢？如果不以自身来考察，却因为别人的讥笑而动摇，那就迷惑了！这不是自己有所体悟的学问，而是向外求取的志向。不过这也只是山农自得之处，和禅机完全无关。山农为自己而做到了极点，所以能这样；倘若有一丝为别人而做的心思，就做不成了。为自己就是为别人，自己有所得就能使别人有所得，并不是在为自己之外另有一种为人的学问。大概山农想在大众之中试验这个机锋，想让人人相信自己；即使不相信，又有什么妨害呢？但如果真有像罗公那样根器深厚、聪明善悟的人，默默领会并深深契合，山农也未尝不会高兴。我又怎么知道其中没有像罗公这样的人，故意作出这种丑态来互相参究呢？这些都不可知。然而倘若真有像罗公这样的人在，一次打滚，西来大意就会默默被他领受而去，怎么能因为害怕别人传为笑谈就停止呢？讥笑的人自管讥笑，领会的人自会领会。幸而有领会的人，即使一千人讥笑他，一百年讥笑他，一千年讥笑他，山农也不理会。为什么呢？佛法本来就不是对平庸大众说的，也本来不是对那些不能谈论上乘道理的人说的；也不会因为害怕别人讥笑，便不敢宣说而停止。如今对害怕别人讥笑如此忧虑，却不急切地为有一个人领会而高兴，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了。他也未免太迁就外界、太替别人着想了。

译至于把刘鲁桥说成恭敬，也太荒谬了。侗老粗疏浮浅而值得怜悯的地方，不妨让我多说几句，再替他说明一番，好吗？恭敬难道是容易说的吗？古人说一旦笃行恭敬，天下就太平；一旦恭敬自身而处于南面之位，政事就端正。这果真是鲁桥的恭敬吗？我只是遗憾鲁桥还没有做到恭敬，什么时候把恭敬当成鲁桥的毛病了？古人说修养恭敬，百姓就安宁；居心恭敬，即使南面而王也可以。这果真是鲁桥的敬吗？我只是遗憾鲁桥还没有做到敬，什么时候把敬当成鲁桥的毛病了？我的痛苦实在太深了！如果像鲁桥这样就算恭敬，那么临朝端庄沉默、像神明一样的君主，就绝不会招来祸败。卫士传递饮食，衡石计算文书，像这样恭敬而勤勉，为什么过了一两代就灭亡了呢？所以可知，恭敬并不容易说。不是恭敬难以言说，而是恭敬难以认识。认识到了再说出来，就是圣人；没有认识却说它、学习它，就像赵括只会读父亲的兵书，优孟学习孙叔敖，难道是真的吗？难道不可以说是假的吗？实在可笑。弟非常知道兄长疼爱我，也知道侗老挂念我；但我终究不敢用平庸大众的心态来侍奉兄长和侗老，这也是我的禀性如此。又因为侗老既然肯说出这些话来教导我，我又怎么敢默默地把可否置之度外，假装说世间奉承的话来奉承你们二位，只求使二位一时欢喜呢！（《李温陵集》卷四） 寄答留都 看兄长给我看的那封信，所说的各种事情，都是说我仰赖别人而生活。这话是在欺骗谁呢！然而其中字字句句都切中了我的毛病，不但我时时供认招供，和我相处的人也都清楚地知道我所患的症候就是这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抱着自私自利的心，做自私自利的学问，只求自己痛快，不顾别人非难讥刺。所以即使多次承蒙诸公爱护，殷勤教诲劝告，我最终不能改变，也是害怕改变会妨碍晚年的快乐。自私自利，就和万物一体的人不同；放纵任性，就和谨慎说话、谨慎行事的人不同。千百种丑态，其根源都由此产生。这样责备我是对的。然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了。为什么呢？我既然已经供认招供到官府，接受问罪并结案，也就算被宽容为化外之民了。如果还不停地责备我，就是做得太过分，不符合‘万物一体’的尺度，不符合‘没有作恶’，不符合人的心肝五脏都蕴藏仁心，不符合爱人胜过爱己的圣贤之道，也不符合言语成为世人的法则、行为成为世人的准则、做百世之师的要求。因此我常常反过来责问他们说：我所缺少的，是万物一体的仁；我所做的，是作恶。如今他们对我一个人尚且不能体察，怎么能体察万物呢？对我一个人尚且如此憎恶，哪里谈得上没有作恶呢？反复责备我却不知道痛心，哪里谈得上有恻隐的仁心呢？他们责备我的那些事情，我件件都有；我反过来责备他们的事情，也件件都有，可他们却断然认为我是妄言，所以我更不敢说了。即使我指出的缺点未必完全切合他们的内心，其中难道没有一两分接近道理的地方吗？他们却全都看作狂妄，于是因为心中存有作恶之意，积结牢固而不能立即解开；因此即使有中肯的话，也一并抛弃不理。这样，他们的病和我相同，虚伪方面和我相似，执着外物方面也和我相类；至于他们喋喋不休地争辩，只求自己获胜，想用来成全师道，那又是我所不屑的。可是他反而来责备我，所以我不服他。假使建昌先生这样责备我，我难道敢不接受责备吗？为什么呢？他确实没有作恶，他确实做到了万物一体。如今我从来没有不说孝悌忠信，却说我把孝悌看成多余的话，这是什么道理？责备别人的人，自己必须没有这种毛病，才可以责备别人没有；自己必须有这种美德，才可以责备别人有。如今自己没有，却反过来责备别人要有；自己有，却反过来责备别人要没有，这又是什么道理？不过这也是一番好意。我只承受他的好意，不再追问他究竟有没有做到；我只使自己谦虚，不管他是否谦虚；我只接受教诲，不管他是否善于教人；我只是不敢伤害别人，不管他怎样说我伤害别人。这样对待自己、对待别人，两方面都恰当，各种纷争自然会冰释。怎么样，怎么样？然而弟终究有不能沉默的地方。兄长固然纯然就是仁体，合邑的士大夫也都具有仁体。如今只用仁体来称赞兄长，恐怕合邑士大夫都会认为我是麻木不仁的人。这实在很不符合长者所说‘一体’的意思。分别心太重，自视太高，对于‘亲民’和‘无作恶’的旨意也太有欠缺了。先前给杨太史的信中也有批评，假如把信一一寄去，才足以看出兄长和他相处得深厚。否则，便只是敬重大官，而不是真正做他的益友了。而且他来信中常常怨恨邓和尚，难道他所厌恶的人，就一定要人人都厌恶；只要有一个人不厌恶，便时时仇恨这个人吗？不然，为什么千封万封信不停地骂邓和尚呢？仅这一件事，他作恶到什么程度！忌刻而不仁到什么程度！有人说邓和尚从未伤害县中一个人，真正伤害县中人的却是他。如今他回来了，试着虚心看一看：一时间门前前呼后拥、填门塞路，奔走奉承，口中不离‘老师’二字的人，果真都是邓和尚教坏的吗？如果有一个人肯依从邓豁渠的教导，那么他门前就可以张网捕雀了；谁还肯趋炎附势，假托师生名义来争相奔走呢？他厌恶邓豁渠，邓豁渠当然也因此厌恶他，这是报应施受的常理。您如果不作恶，便不会有回报。千万注意！千万注意！（《李温陵集》卷四）

译书常顺手卷呈顾冲庵 无念从京师回来，带来了顾冲庵的信。我已经十多年没有见顾君了，听说他想把我请到焦山去。我不喜欢焦山，却喜欢顾君做焦山的主人。即使这样，倘若能够跟随顾君游历，那么四方南北都可以去，何必一定是焦山？一定要到焦山，焦山便显得重要；如果跟随顾君，就不会再知道有山，何况焦山不过是江边的一座小山丘呢！其实不必一定去。我在四方有朋友，但没有几个人。年老而没有朋友，整天读书，并不是老年人的生活；如今我只有等死罢了。既不肯死在妻妾手里，又不肯死在假道学手里，那么将来要死在谁手里呢？顾君应当了解我了，何必一定要去焦山呢？无论南方北方，中心边远，走到哪里，我都能跟随您；或者替您执鞭，或者跟在您的车后，或者拿着拜帖匣，或者带着交床，都可以，这不是开玩笑。过去季子把儿子葬在赢、博之间，因为还希望儿子死得其所，何况自己呢？梁鸿想把自己埋在要离墓旁，连死后的尸骨还对此心怀欣慕，何况您是盖世的人杰，正当出仕经世的人呢？我的志向已经决定了。因为无念这位高徒常常拿着书卷来求我的信，我正想让他去拜见顾君，以订立这个盟约；这封信就是约定，不必再写信了。（《李温陵集》卷四） 与管登之书 承蒙您从远方赐教，十分感激。细读您的佳作，字字句句都从精神见识中摹写出来，雄健博大，确实足以超越当世、凌驾古人。您的品德高尚，心术端正，才力杰出，确实足以自得其乐，也确实足以超过常人。虽然我们已经分别数十年，却宛如面对面，使人庆幸畅快无比。像弟这样的人，哪里值得挂在您的口齿之间，还烦劳您从千里之外问候呢？惭愧！感激！只是有一点想说的，希望兄长不要谈及同学问道的事情。谈论学问反而会埋没各种可喜可乐的趣味。人生本来就有足以雄视世间的事物，何必再添上这一种呢？比如空同先生和阳明先生同世同生，一个以道德著称，一个以文章著称；千万世以后，两位先生的精华光辉都还在，何必一定要兼具道德和文章呢？敬仰佩服空同先生的人，难道会少于敬仰阳明先生的人吗？愿兄长就此作罢！等到十万劫以后再和兄长相见，到那时再看结果怎样，我才和兄长谈论此事。笑笑。（《李温陵集》卷六） 增补二 复焦弱侯 无念回来后，我很详细地知道了近况。我之所以打算到兄长那里去，是因为我年纪老了，恐怕不能等到以后。既然兄长有官身，日夜没有空闲，那么即使我想早晚不离左右地请教，又怎么能做到呢？有官身也不妨，我可以蓄发、委屈自己来跟随您；即使白天没有空闲，难道就没有漫漫长夜吗？但听说兄长身心都不得闲，那么我决定不能去，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冲庵，正在担任南京的职务，正是应当施展才干的时候，是将要大用的人，南北中外还不知道会在哪里停留，却约我到焦山去，尤其荒谬。舍弃安稳便利而去跋涉，守在空山中替侍郎看守院子，那么还要李卓老做什么呢？我暂且住在这里，和无念、凤里以及近城的几位朋友，早晚相聚在龙湖之上；即使主人把我看作臭秽不洁，我也不在意。只希望兄长尽心尽力办理公务！弟曾说世间有三种作怪的人，使世间不能太平，都是因为两头都要照顾。第一种，害怕做官受到束缚，心里又舍不得官位；外在受苦，内心也受苦。这种人境界颇高，但内心最痛苦，直到舍弃官位才得到自在，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又有一种，本来追求富贵，却在表面上装作不愿意，实际上想借此作为荣耀自身的阶梯，同时又采取道德仁义的说法来遮掩自己。这种人身心都劳苦，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另一种人，害怕做官就舍弃官位，喜欢讲学就讲学，不喜欢讲学就不肯讲学。这种人身心都安泰，手脚轻松安适，既没有两头照顾的忧患，也没有掩饰自己、标榜自己的丑态，所以可以称道。赵文肃先生说：‘我这张嘴，张子这张脸，也做到了阁老，这才相信万事都有前定。’ 只要心里清闲一天，就是占便宜一天。”世间的功名富贵，以及道德性命，什么时候束缚过人呢？都是人自己束缚自己罢了。这样狂妄的话，有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呢？无念能够会见顾冲庵，很是奇妙；却不能会见李渐庵，也实在令人遗憾！邹公有教诲赐给我，杨公有俸禄送给我，都应当向他们道谢。然而我已经老了，卧病在床等待死亡，笔墨也荒废很久了；况且我只是一个衰老朽残的乡野老人，给上国之人递名帖，恐怕他们会认为我不祥。算了，算了！我自己写告免状，料想他们知道后不会怪罪我。上次邹公经过古亭时，弟偶然外出，没能提衣趋前侍奉左右，后悔了好几天。金马、玉堂这样的贵人所到之处，能使蓬门荜户都增添光彩；他们离开三天之后，余香还在，谁不争先恐后地想快快一睹呢？唯独鄙人不能参与，是什么缘分这样浅薄呢！有《出门如见大宾篇说书》一篇，随信附上，敬请指教；还有《精一》题、《圣贤所以尽其性》题，没有写出，容后再抄录奉上。大体说来，圣人的话最切实、最有用，不是空洞的话。如果像一般说法那样再加注解，那么还要圣人的话做什么呢？世间讲学的各种书，明白爽快、透彻入骨，从古到今没有像龙溪先生的。弟从前收藏得相当齐全，如今全都被人拿走了，一本也没有留下。各位朋友中，读经已经很难，读大慧《法语》和中峰《广录》也很难，只有读龙溪先生的书，没有不喜欢的。由此可知，先生对天下后世的功劳不浅。听说有《水浒传》，无念想要，幸望寄给他，即使不是原本也可以；但如果不是原本，实在没有用。方庵至今还在滇地，是什么缘故呢？哪里才能和他见上一面啊！无念这次出行非常得意，认为遇到了几位老人。听说山东李先生对远行来访很是迫切，有一种超群离俗的意味。仔细想来，这使我日夜思念、辗转反侧，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袁公如果果真能屈驾经过龙湖，明年夏初我当打扫馆舍、煮茶等候，希望不要失约！杨复令人遗憾的是和兄长住得稍远。弟从前和柳老相处时，见过他的《心如谷种论》和《惠迪从逆》两篇，是大作家的文章。开头三五转说得十分透彻明白，可惜末尾转作道理议论，稍微不相称。然而当今世上终究没有几个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这就是所谓学问要从信入门。从此便有道路可以行走，有大门可以开启，堂堂正正地日益深造，近溪先生的希望不会落空，而兄长等人也得到良伴了。弟虽然衰老朽弱，不堪雕琢，难道敢把自己排除在讲学席下吗？听说这位老人不断寻求朋友，绝不是肯以小有成就而自我满足的人，真是令人高兴！我已经决定住在湖上，只差五十金来修理一座小塔，冬天结束就搬进去。祝无功经过这里，即使他已经走过，也不过让人说他如此好学、如此勤勉地寻求朋友罢了。大体说来，如今学习道术的人，把官位看得重于名声，把名声又看得重于学问；用学问取得名声，再用名声取得官位。假使学问不足以取得名声，名声不足以取得官位，他们就把名声看得像破扫帚一样可以抛弃。难怪有志之士多不肯学习，常常把我们这些人看作真正的光棍。对此若能感到羞耻，羞恶之心自然就存在。如今在言语与行为不相称的地方却不知道羞恶，反而把恶行当作游戏，这就是所谓连三年丧期都不能守，却去考察小功服的人，真可悲啊！

译近来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说书》一篇。世间人谁不说自己能够知人？然而孔子独以不能知人为忧患，帝尧独以知人为难，那么世间自称能知人的人，都是妄言。在求学问上能够切实做到这一点，就能知人；能够知人，就能自知。所以知人是自知的关键事务，因此说‘我知道言语’，又说‘不懂得言语，就无法知人’。在经世致用上能够切实而不虚伪，就自然能够知人；能够知人，是因为能够自知。所以自知是知人的关键事务，因此说‘知人就明智，能够任用官员’，又说‘尧、舜的智慧不偏执于一物，因为把首要事务放在前面’。所谓首要事务，就是亲近贤人；亲近贤人，就是能够辨识贤人。自古以来的明君贤相，哪一个不想得到贤人并亲近他们？但最终亲近的却都是不贤之人，这是因为不知道那个人不贤，反而妄认为贤而亲近他。所以又说‘不知道那个人，难道可以吗’。知人就不会错失人才，不错失人才，天下就安定了。这是尧所认为困难的事，也是孔子这位大圣人深深忧虑的事，世人却把它看得很容易。唉！世人是多么狂妄而不加思考啊！更何况只凭一时的喜怒、一个人的偏爱，就想评断天下那些远离尘俗、远走高飞的士人，那些混同世俗、隐藏光芒的人，以及像周、丘那样只看外表、身带污秽的人呢？所以得到地位并不难，站稳地位才最难。如果只选择一概顺从自己的人、尊崇自己的人，那么天下的贤者就不会前来了。如今诵诗读书的人是有的，但果真懂得知人论世吗？平日看孟轲似乎还不足以使人心服，到了关键时刻，恐怕还不如他所说的‘尚论’那样切实可用。我很清楚世上的学者会认为我的话荒诞逆耳，然而逆耳的话不肯接受，就免不了再次走上同心商量、互相印证的旧路；既然如此，又何必用这个大官职来欺骗朝廷、欺骗天下士人呢？毒药虽然有利于治病，刮骨刺血也极其痛苦，不是关云长那样的大勇之人不能接受。不能自负为孔子、孟轲，却反而不如关义勇武安王。只凭这一封信，终身交往还是半途绝交，都决定于此，不要拿状元来恐吓人。世间像我这样的朋友，绝没有了。苏长公是怎样的人，所以他的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道这一点，只以文章来称许他，却不知道文章不过是他的余事罢了。世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自身不能卓然自立，却能写出文章并流传不朽的。弟从完整刻本中抄出四册，都是世人从来没有选取的文章。世人所选取的，只是世人所知道的，也是长公迁就世人而写的。至于那些真正像洪钟大吕一样，大叩便大鸣，小叩便小应的文章，全都关系到他的精神骨髓所在，弟如今把它们全部抄录出来，偶尔翻阅，平生心事宛然如见，仿佛面对长公敞开胸襟交谈，早晚一同游处。遗憾的是不能抄写成一部，送去请教。假如刊印出来，让学生放在案头，那么初场、二场、三场的文章就全都有了。龙溪先生的完整刻本，千万记得送给我！如果是近溪先生的刻本，就不值得看了。因为《近溪语录》必须由有领悟力的人才能从语言之外体会；否则难免反而增加束缚，不像王先生的书，字字都是解脱之门：有所得的人读了足以印证内心，没有所得的人读了也足以由此证入。弟今年六十二岁了，疾病又多，在世的日子不长了，所以所说的话都直截了当，不加委曲。虽然这样似乎是倚仗年老而无所顾忌，但在知己面前，又何必委曲呢？如果说是知己，却还必须委曲，那就不能称为知己了。这样说来，弟终究没有一个知己吗？以如今的情形看，恐怕直到终身也不会有一个知己。（《李温陵集》卷四） 寄答京友 ‘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如今人人都知道人才难得，也都能说人才难得，可是竟不知道人才究竟难在哪里；人才到了面前，竟不知道爱惜；幸而知道爱惜，又竟看不出把人才当作自己所有，不能像从自己口中说出一样称赞、欢喜，如孔北海推荐祢正平、赤脚救杨彪那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爱惜人才；即使爱惜，也只是爱惜爱才的名声，因为爱惜这种名声，所以才爱惜人才。既然如此，又怎么能希望他们像孔北海那样把人才当作自己所有，像从自己口中说出一样呢？唉！我已经不再对他们抱有希望了！纵观春秋时代的天下，没有一个人能够爱惜圣人的才华，所以圣人才特别发出这样的感叹，并深深羡慕唐尧、虞舜的盛世。这样说来，人才固然难得，却还时时会有；而爱惜人才的人，千古以来却没有见到过。孔子爱惜人才，也懂得辨识人才，却没有处在适当的地位。他到齐国便知道晏平仲，居住在著地便知道公孙子产，听说吴国有季子，竟直接前去观看他的葬礼；他爱惜人才就是这样。假使他得志，难道肯让人才湮没而不被发现吗？这样看来，孔子感叹‘人才难得’，并不只是感叹人才难得，实际上是在感叹爱惜人才的人难得。人才有大小，具有大才才可以称为人才。有了大才，而肯承担事务的人尤其难得。既有大才，又能不躲避祸害，亲自承担责任，勇敢地去实行，却没有取得科举名次，便没有凭据；即使有人爱惜他的才华，又能怎么办呢？幸而考中高第，有了凭据，可以借此推荐他，可是年纪已经超过适宜的时期；那么即使才华像张襄阳一样，又怎么知道听取推荐的人不会因为他年纪已过而抛弃他？被推荐的人又怎么知道不会因为已经老了而自己懈怠呢？凡是有大才的人，能够用小聪明处置的事情一定很少，容易被挑出毛病的地方一定很多；如果不是真正具有眼光的人同他交谈，就一定不会相信他。上述几种情况，即使有大才，又能在哪里施展呢？所以如果不是自己的德望超过常人、才学冠绝天下，并且得到当权者倚重和信任，就很难使人相信并任用他。然而如果不能委曲求全、竭尽忠诚，不能真正把人才看作自己的，不能真正像从自己口中说出一样称扬他，即使别人相信我，也未必会相信我所相信的人；遗憾的是不能与他同时在世，早晨听说，晚上就任用他。唉，真是可叹啊！（《李温陵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