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书答
第一等,怕居官束缚,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内。此其人颇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又有一等,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此其人身心俱劳,无足言者。独有一等,怕作官便舍官,喜作官便作官;喜讲学便讲学,不喜讲学便不肯讲学。此一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轻安,既无两头照顾之患,又无掩盖表扬之丑,故可称也。赵文肃先生云:“我这个嘴,张子这个脸,也做了阁老,始信万事有前定。只得心闲一口,便是便宜一日。”世间功名富贵,与夫道德性命,何曾束缚人,人自束缚耳。有《出门如见大宾篇说书》,附往请教。大抵圣言切实有用,不是空头,若如说者,则安用圣言为耶!世间讲学诸书,明快透髓,自古至今未有如龙溪先生者。弟旧收得颇全,今俱为人取去。诸朋友中读经既难,读大慧《法语》又难,惟读龙溪先生书无不喜者。以此知先生之功在天下后世不浅矣。杨复所《心如谷种论》及《惠迪从逆》作,是大作家,论首三五翻,透彻明甚可惜末后作道理不称耳。然今人要未能作此。今之学者,官重于名,名重于学,以学起名,以名起官,循环相生,而卒归重于官。使学不足以起名,名不足以起官,则视弃名如敝帚矣。无怪乎有志者多不肯学,多以我辈为真光棍也。于此有耻,则羞恶之心自在。今于言不顾行处,不知羞恶,而恶人作耍,所谓不能三年丧而小功是察是也’夫!近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说书》一篇。世间人谁不说我能知人,然夫子独以为患,而帝尧独以为难,则世间自说能知人者,皆妄也。于同学上亲切,则能知人,能知人,则能自知。是知人为自知之要务,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于用世上亲切不虚,则自能知人,能知人则由于能自知。是自知为知人之要务,故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先务者,亲贤之谓也。亲贤者,知贤之谓也。自古明君贤相,孰不欲得贤而亲之,而卒所亲者皆不贤,则以不知其人之为不贤而妄以为贤而亲之也。故又曰“不知其人可乎”。知人则不失人,不失人则天下安矣。此尧之所难,夫子大圣人之所深患者,而世人乃易视之。呜呼!亦何其猖狂不思之甚也!况乎以一时之喜怒,一人之爱僧,而欲视天下高蹈远引之士,混俗和光之徒,皮毛臭秽之夫,如周丘其人者哉!故得位非难,立位最难。若但取一概顺己之侣,尊己之辈,则天下之士不来矣。今诵诗读书者有矣,果知人论世否也!平日视孟柯若不足心服,及至临时,恐未能如彼“尚论”切实可用也。
译第一等人,害怕做官受到束缚,心里却又舍不得官位;外在受苦,内心也受苦。这种人境界颇高,但内心最苦,直到舍弃官位才得到自在。我们这些人就是如此。又有一等人,本来贪图富贵,却在表面上假装说自己不愿意,实际上想借此作为荣耀自身的阶梯,同时还采纳道德仁义的话来遮盖自己。这种人身心都劳苦,没有什么可说的。唯独有一等人,害怕做官就辞去官职,喜欢做官就做官;喜欢讲学就讲学,不喜欢讲学就不肯讲学。这等人身心都安泰,手脚轻松安适,既没有两头照顾的忧患,也没有遮盖和自我吹嘘的丑态,所以可以称道。赵文肃先生说:“我这张嘴,张子那张脸,也做到了阁老,才相信万事都有前定。只要内心清闲、嘴里少说一句,便是占了一天便宜。”世间的功名富贵,以及道德性命,什么时候真正束缚过人?都是人自己束缚自己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有一篇《出门如见大宾篇说书》,随信附上,请您指教。大体说来,圣人的言语切实而有用,并不是空话;如果像一般讲说的那样,那么还要圣人的言语做什么呢?世间讲学的各种书,明快透彻、深入骨髓,自古至今没有像龙溪先生这样的。我过去收藏得相当齐全,如今都被别人取走了。朋友中读经已经很困难,再读大慧的《法语》也困难,唯独读龙溪先生的书,没有不喜欢的。由此可知,先生的功德对于天下后世实在不浅。杨复所所作的《心如谷种论》和《惠迪从逆》,是大家手笔;开头反复论说三五层,十分透彻明白,可惜最后所讲的道理不相称。不过如今的人还未必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如今的学者,把做官看得重于名声,把名声看得重于学问;用学问取得名声,用名声取得官位,循环相生,最终仍归结到看重官位。如果学问不足以取得名声,名声不足以取得官位,他们就把名声看得像破扫帚一样可以丢弃。难怪有志之士大多不肯求学,很多人把我们这些人看成真正的光棍、无用之徒。对此如果感到羞耻,羞恶之心自然就在。如今对于言语不顾行动的地方,却不知道羞恶,反而把别人当作玩笑戏弄,这不就是所谓不能服三年丧,却去考察小功吗?近来有一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说书》。世间谁不说自己能够知人?然而孔子偏偏把不能知人当作忧患,帝尧偏偏把知人当作困难,那么世间自称能够知人的人,全都是妄言。对于同学相处,如果能够亲切真诚,就能够知人;能够知人,就能够自知。因此知人是自知的要务,所以说“我知言”,又说“不知言,无以知人”。对于经世致用,如果能够亲切而不虚浮,就自然能够知人;能够知人,是因为能够自知。因此自知是知人的要务,所以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尧舜的智慧并不是对万物无所不知,而是先急于处理最重要的事务。最重要的事务,就是亲近贤人;亲近贤人,就是能够认识贤人。自古以来的明君贤相,谁不想得到贤人并亲近他们?但最后所亲近的却都不是贤人,是因为不知道那些人并非贤人,反而错误地认为他们是贤人而亲近。所以又说:“不了解这个人,可以吗?”能够知人,就不会错失人才;不致错失人才,天下就会安定。这是尧所认为困难的事,是大圣人孔子深深忧虑的事,世人却把它看得很容易。唉!也真是狂妄而不思考到了极点!何况还想凭一时的喜怒、个人的爱憎,去评判天下那些远离尘俗、远行隐退的士人,那些混同世俗、收敛锋芒的人,以及像周丘那样皮毛污秽的人呢?所以得到官位并不难,真正站稳官位最难。如果只选取一概顺从自己的人,只尊重一味奉承自己的人,那么天下的士人就不会来了。如今诵读《诗经》、研读《尚书》的人是有了,但果真懂得知人论世吗?平日看待孟轲,似乎还不足以使人心服;到了实际关头,恐怕未必能像孟轲那样,切实有用地评论人物和时代。
极知世之学者以我此言为妄诞逆耳,然逆耳不受,将未免复蹈同心商证故辙矣,则亦安用此大官以诳朝廷,欺天下士为哉!毒药利病,刮骨刺血,非大勇如关云长者不能受也,不可以自负孔子、孟轲者而顾不如一关义勇武安王者也。苏长公例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祗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弟于全刻抄出作四册,俱世人所未取。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长公俯就世人而作也。至其真洪钟大吕,大扣大鸣,小扣小应,俱系精神髓骨所在,弟今尽数录出,时一披阅,心事宛然,如对长公披襟面语。憾不得再写一部,呈去请教尔。倘印出,令学生子置在案头,初场二场三场毕具矣。龙溪先生全刻,千万记心遗我!若近溪先生刻,不足观也。盖《近溪语录》须领悟者乃能观于言语之外,不然,未免反加绳束,非如王先生字字皆解脱门,得者读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读之足以证人也。又与焦弱侯郑子玄者,丘长孺父子文会友也。文虽不如其父子,而质实有耻,不肯讲学,亦可喜,故喜之。盖彼全不曾亲见颜、曾、思、孟,又不曾亲见周、程、张、朱,但见今之讲周、程、张、朱者,以为周、程、张、朱实实如是尔也,故耻而不肯讲。不讲虽是过,然使学者耻而不讲,以为周、程、张、朱卒如是而止,则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此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此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讲。然则不讲亦未过矣。黄生过此,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丰,复踉长芦长官别赴新任。至九江,遇一显者,乃舍旧从新,随转而北,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见我言曰:“我欲游嵩、少,彼显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显者俟我于城中,势不能一宿。回日当复道此,道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兹卒卒诚难割舍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然林汝宁向者三任,彼无一任不往,往必满载而归,兹尚未厌足,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丰来我,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复以舍不得李卓老,当再来访李卓老,以林汝宁:名利两得,身行俱全。我与林汝宁皆在其术中而不悟矣,可不谓巧乎!今之道学,何以异此!由此观之,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则自称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覆,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贾,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丰而显嵩、少,谓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讲道德性命者,皆游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者,皆其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则郑子玄之不讲学,信乎其不足怪矣。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未。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为商贾,则其实不持一文:称之为山人,则非公卿之门不履,故可贱耳。虽然,我宁无有是乎?然安知我无商贾之行之心,而释迦其衣以欺世而盗名也耶?有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虽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决知免矣。复邓鼎石杜甫非耒阳之贤,则不免于大水之厄;相如非临邛,则程郑、卓王孙辈当以粪壤视之矣。势到逼迫时,一粒一金一青目,便高增十倍价,理势然也,第此时此际大难为区处耳。谨谢!谨谢!焦心劳思,虽知情不容已,然亦无可如何,祗得尽吾力之所能为者。闻长沙、衡、永间大熟,襄、汉亦好,但得官为籴本,付托得人,不拘上流下流,或麦或米,令惯籴上户,各赍银两,前去出产地面籴买,流水不绝,运到水次,官复定为平价,贫民来籴者,不拘银数多少,少者虽至二钱三钱亦与方便。公有银到,即流水收银给票,令其自赴水次搬取。出籴者有利则乐于趋事,而籴本自然不失;贫民来转籴者既有粮有米,有谷有麦,亦自然不慌矣。至于给票发谷之间,简便周至,使人不阻不滞,则自有仁慈父母在。且当此际,便一分,实受一分赐,其感戴父母,又自不同也。
译我非常清楚,世上的学者会把我这些话看成妄诞悖逆、刺耳难听;然而如果因为刺耳就拒不接受,将来恐怕免不了重新走上过去同心商量、互相印证的老路。这样一来,又何必用这个大官位来欺骗朝廷、欺骗天下士人呢?毒药、利病,刮骨、刺血,不是关云长那样的大勇之人不能承受;不能因为自负为孔子、孟轲的传人,反而还不如一个关义勇武安王。苏长公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的文章自然能够惊天动地。世人不知道这一点,只把他称作文章家,却不知道文章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余事罢了。世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自身不能卓然立世,却能靠文章流传不朽的。弟从全刻本中抄出,编成四册,都是世人没有选取的文章。世人所选取的,只是世人所知道的;而且也是长公俯就世人而写的。至于那些真正如洪钟大吕一般的文章,大叩便大鸣,小叩便小应,都是他的精神髓骨所在。弟如今把它们全部抄录出来,时时翻阅,心中的情怀宛如仍在,仿佛面对长公敞开衣襟交谈。遗憾不能再抄写一部,送去请您指教。倘若刊印出来,让学生们放在案头,初场、二场、三场的文章就全都有了。龙溪先生的全集刊刻,请千万记在心上,留一部给我!如果是近溪先生的刻本,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因为《近溪语录》必须由能够领悟的人去体会言语之外的意思,否则不免反而受到拘束;不像王先生的著作,字字都是解脱之门,有所得的人读了足以印证自己的心,有所未得的人读了也足以用来证明他人。又写给焦弱侯 郑子玄,是丘长孺父子以文章会友的人。他的文章虽不如丘氏父子,但质朴实在而且知耻,不肯讲学,也很可喜,所以我喜欢他。他完全没有亲眼见过颜、曾、思、孟,也没有亲眼见过周、程、张、朱,只看见今天那些讲周、程、张、朱的人,便以为周、程、张、朱本人确实就是这样,所以感到羞耻而不肯讲学。不讲学虽然是过错,但如果能使学者因此感到羞耻而不讲,以为周、程、张、朱最终不过如此,那么今天那些讲周、程、张、朱的人就该杀了。因为在他看来,所谓周、程、张、朱之学,不过是嘴上谈道德,心里想着高官,志向在于巨额财富;已经取得高官巨富了,仍旧照常讲道德、说仁义;还喋喋不休地对人说:‘我是想要激励风俗、教化世人。’这就是说,败坏风俗、伤害世道的,没有比讲周、程、张、朱的人更严重的了,所以他更加不相信。不相信,所以不讲学。这样看来,他不讲学也就不算过错了。黄生经过这里,听说他从京师前往长芦抽丰,又跟随长芦长官改赴新的任所。到了九江,遇见一位显贵之人,于是舍弃原来的行程而跟随新的去处,迎着风、冒着寒冷,不顾自己年老和生死。到了麻城,他见到我说:‘我想游览嵩山、少室山,那位显贵也想游览嵩山、少室山,拉我同行,所以来到这里。但那位显贵在城中等我,形势上不能住一夜。回来时应当还要经过这里;经过这里,就会多停留三五天才分别,这实在让人难以割舍。’他说的是这样,他的真实情感究竟如何呢?我猜他心里其实是舍不得林汝宁的一顿好饭罢了。林汝宁先前三次任职,他没有一次不去,每次去都满载而归;如今还没有满足,像饿狗惦记隔日的粪便一样,竟敢拿游览嵩山、少室山来欺骗我。用游览嵩山、少室山来掩饰他去林汝宁那里抽丰,又怕林汝宁怀疑他是再次来找自己,于是又说舍不得李卓老,还要再来拜访李卓老,这样对林汝宁来说,名利两方面都得到,行动也两方面都顾全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我和林汝宁都被他的伎俩蒙在其中而没有觉察,这难道还不算巧妙吗!如今的道学家,和这又有什么不同呢!由此看来,今天所谓的圣人,和今天所谓的山人其实是同一类人,只是有幸与不幸的区别罢了。有幸能写诗,就自称山人;不幸不能写诗,就推辞山人的称号而以圣人自居。有幸能讲良知,就自称圣人;不幸不能讲良知,就推辞圣人的称号而自称山人。这样翻来覆去,欺骗世人以谋取利益,名义上是山人,内心却和商人一样;嘴上谈道德,志向却在偷窃。名义上是山人而心里像商人,已经很可鄙了,竟然还掩盖抽丰之事,拿游览嵩山、少室山来做显眼的幌子,以为可以欺骗人,就更加可鄙了!如今讲道德性命的人,都是游览嵩山、少室山的人;如今那些患得患失、志在高官厚禄、喜爱田宅和好风水、想给子孙留下荫庇的人,也都是借着林汝宁的名义,假托舍不得李卓老的人。这样看来,郑子玄不肯讲学,确实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况且商人又有什么可鄙的呢?他们带着数万钱财,冒着风涛的危险,在关吏那里受辱,在交易市场忍受呵骂,经历各种辛劳,所携带的本钱很重,所得的利益却未必多。但他们必须结交卿大夫的门客,然后才能收取利益、远离祸害,哪里能够傲然坐在公卿大夫之上呢!如今的山人,名义上叫商人,实际上却一文钱也不拿;称作山人,却不是公卿大夫的门第就不肯踏入,所以才真正可鄙。虽然如此,我难道就没有这种问题吗?又怎么知道我没有商人的行为和心思,只是脱去僧衣来欺骗世人、盗取名声呢?如果有,请幸而加以责罚,我绝不护痛。虽然如此,若是患得患失、买田宅、求风水之类的事情,我确实知道自己可以免除不做。又写给邓鼎石 杜甫如果不是遇到耒阳的贤人,就免不了大水之灾;司马相如如果不是到了临邛,程郑、卓王孙一类人就会把他看得如同粪土。形势到了逼迫的时候,一粒粮、一两金、一点青目,价格便会高涨十倍,这是情势和道理使然;只是处在这种时候和境地,实在很难安排处理。谨此致谢!谨此致谢!我焦虑劳心,虽然知道形势不容我停止,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尽我能力所能做的事。听说长沙、衡州、永州一带大丰收,襄阳、汉中也很好;只要官府拿出银钱作为籴本,交托给可靠的人,不论上游下游,或买麦或买米,命令熟悉粮食收购的上户各自带着银两,前往产粮地区收购,使收购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水边。官府再确定平价出售,贫民前来买粮时,不论银钱多少,钱少的即使只有二钱、三钱,也给他们方便。官府有银钱运到,便不断收银、发给票据,让他们自己到水边搬取。出粮的人有利可得,就乐于办理这件事,籴本自然不会损失;贫民转来买粮,既有粮食、米,又有谷、麦,也自然不会慌乱了。至于发票、发粮之间,只要手续简便周全,使人不受阻碍、不遭拖延,自然就有仁慈的父母官在其中。况且在这种时候,即使只分给一分,百姓实际得到的也是一分恩赐;他们感戴父母官,也会与平常不同。
仆谓在今日,其所当为,与所得为,所急急为者,不过如此。若曰“救荒无奇策”,此则俗儒之妄谈,何可听哉!世间何事不可处,何时不可救乎?尧无九年水,以有救水之奇策也。汤无七年旱,以有救早之奇策也。此谓蓄积多而备先具者,特言其豫备之一事耳,非临时救之之策也。惟是世人无才无术,或有才术矣,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趋避,故亦遂因循不理,安坐待毙。然虽自谓不能,而未敢遽谓人皆不能也。独有一等俗儒,已所不能为者,便谓人决不能为,而又敢猖为大言曰:“救荒无奇策。”呜呼!斯言出而阻天下之救荒者,必此人也。然则俗儒之为天下虐,其毒岂不甚哉!寄答京友“才难,不其然乎!”今人尽知才难,尽能言才难,然竟不知才之难,才到面前竟不知爱,幸而知爱,竟不见有若己有者,不啻若自其己出者。呜呼!无望之矣!举春秋之天下,无有一人能惜圣人之才者,故圣人特发此叹,而深羡于唐、虞之隆也。然则才固难矣,犹时时有之;而惜力者则千古未见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当其位。入齐而知晏平仲,居著知郑子产,闻吴有季子,直往观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灭而不见哉!然则孔于之叹才难,非直叹才难也,直叹惜才者之难也;以为生才甚难,甚不可不爱惜也。夫才有巨细。有巨才矣,而不得一第,则无凭,虽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凭据,可藉手以荐之矣,而年已过时,则虽才如张襄阳,亦安知听者不以过时而遂弃,其受荐者又安知其不以既老而自懈乎!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处必寡,其暇疵处必多,非真具眼者与之言必不信”此数者,则虽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过人,才学冠世,为当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与曾中野昨见公,令我两个月心事,顿然冰消冻解也。乃知向之劝我者,祗为我添油炽薪耳。而公绝无一语,勤渠之意愈觉有加,故我不觉心醉矣。已矣已矣,自今以往,不复与柳老为怨矣。夫世间是与不是,亦何常之有,乃群公劝我者不曾于是非之外有所发明,而欲我藏其宿怒,以外为好合,是以险侧小人事我也,苟得面交,即口蜜腹剑,皆不顾之矣,以故,所是愈坚而愈不可解耳。善乎朱仲晦之言曰:“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仆,隐者也,负气人也。路见不平,尚欲拔刀相助,况亲当其事哉!然其实乃痴人也,皆为鬼所迷者也。苟不遇良朋胜友,其迷何时返乎?以此思胜己之友,一口不可离也。嗟乎!楚倥既逝,而切骨之谈罔闻,友山日疏,而苦口之言不至。仆之迷久矣,何特今日也耶。自今已矣,不复与柳老为怨矣。且两人皆六十四岁矣,纵多寿考,决不复有六十四年在人世上明矣。如仆者,非但月化,亦且日衰,其能久乎!死期已逼,而豪气尚在,可笑也已!与曾继泉闻公欲薙发,此甚不可。公有妻妾田宅,且未有子,未有子,则妻妾田宅何所寄托;有妻妾田宅,则无故割弃,非但不仁,亦甚不义也。果生死道念真切,在家方便,尤胜出家万倍。今试问公果能持钵沿门丐食乎?果能穷饿数日,不求一餐于人乎?若皆不能,而犹靠田作过活,则在家修行,不更方便乎?我当初学道,非但有妻室,亦且为宰官,奔走四方,往来数万里,但觉学问日日得力耳。后因寓楚,欲亲就良师友,而贱眷苦不肯留,故令小婿小女送之归。然有亲女外甥等朝夕伏侍,居官俸余又以尽数交与,只留我一身在外,则我黄宜人虽然回归,我实不用且,以故我得安心寓此,与朋友嬉游也。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实则以年纪老大,不多时居人世故耳。如公壮年,正好生子,正好做人,正好向上。且田地不多,家业不大,又正好过日子,不似大富贵人,家计满目,无半点闲空也。何必落发出家,然后学道乎?我非落发出家始学道也。千万记取!
译我认为在今天,应该做的、能够做到的,以及最急于去做的,不过就是这些。如果说‘救济灾荒没有奇策’,这就是庸俗儒生的妄言,怎么可以听信呢!世间有什么事情不能处理,什么时候不能救济呢?尧没有遭遇九年的水灾,是因为有救水灾的奇策;汤没有遭遇七年的旱灾,是因为有救旱灾的奇策。这里所说的,是积蓄很多、预先准备完备,只是说预先准备这一件事,并不是说临时救济的办法。只是世人没有才能、没有方法,或者虽有才能方法,又怕利害牵连自身,百般躲避,所以也就因循不理,安坐着等待死亡。可是他们虽然自称不能做,却不敢贸然说天下人都不能做。偏偏有一类庸俗儒生,自己不能做的事,便说别人绝对也不能做,还敢猖狂地说大话:‘救济灾荒没有奇策。’唉!这种话一说出来,阻碍天下救济灾荒的人,一定就是这些人。那么,庸俗儒生给天下造成的虐害,毒害难道不是很深吗!寄信答京城朋友 ‘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如今人人都知道人才难得,也都能谈论人才难得,但最终却不知道人才究竟难在何处;人才到了面前,竟不知道珍惜;幸而知道珍惜了,竟又看不出有如同自己所有一般、如同亲自生出来一般的感觉。唉!真是没有希望了!遍观春秋时代的天下,没有一个人能够珍惜圣人的人才,所以圣人才发出这样的感叹,并深深羡慕唐尧、虞舜盛隆的时代。这样说来,人才固然难得,却还时时可以有;而珍惜人才的人,却千古以来从未见过。孔子珍惜人才,也知道人的才华,却没有处在适当的职位上。他进入齐国便知道晏平仲,居住在著地便知道郑子产,听说吴国有季子,径直前往观看他的葬礼,他珍惜人才到了这样的程度。假如让他得志,他难道肯让人才湮没而不被发现吗!所以孔子感叹人才难得,并不只是感叹人才难得,而是在感叹珍惜人才的人难得;因为人才的产生非常困难,实在不能不珍惜。人才有大小。有大才的人,如果没有考中科举第一等,就没有凭据;即使有人珍惜他,又能怎么办呢!幸而考中上等,有了凭据,可以借此推荐他,但如果年纪已经超过适宜的时期,那么即使才华如张襄阳,又怎么知道听取推荐的人不会因为他年过时而把他弃置呢?被推荐的人又怎么知道不会因为已经年老而自己懈怠呢?凡是有大才的人,能够用小才智处理的地方一定很少,容易被挑剔的地方一定很多;如果不是真正具备眼力的人同他交谈,一定不会相信他。这样一来,即使是大才,又能施展到哪里呢?所以,除非自己的德望超过常人、才学冠绝天下,得到当权者的倚重和信任,否则很难使人相信并任用自己。写给曾中野 昨天见到您,使我两个月来的心事顿时像冰雪消融一样。由此才知道,先前劝我的人只是给我添油加薪罢了;而您一句话也没有说,殷勤厚意反而显得更加深厚,所以我不知不觉心醉了。算了,算了,从今以后,我不再怨恨柳老了。世间的是与非,又哪里有什么一定不变的标准呢?可是诸位公卿劝我的时候,从来没有在是非之外给我启发,却想让我藏起旧日的愤怒,表面上与人和好,因此他们是用险诈偏邪的小人手段来对待我。只要能够当面交往,便口蜜腹剑,我全都不顾,所以我认定的事情越来越坚定,也越来越无法解开。朱仲晦说得好:‘隐居的人多半是任性而又负气的人。’我是隐居者,也是负气的人。路上见到不平之事,尚且想拔刀相助,何况亲自遭遇这种事情呢!然而我其实只是个痴人,都是被鬼迷惑的人。如果不是遇到良朋益友,我的迷惑什么时候才能返回正道呢?想到这一点,胜过自己的朋友真是一刻也不能离开。唉!楚倥已经去世,再也听不到切骨的劝诫;友山日渐疏远,苦口婆心的话也传不到我这里。我迷惑已经很久了,哪里只是今天才如此呢?从今以后,我不再怨恨柳老了。况且我们两人都已经六十四岁,即使能够长寿,也明白在人世间绝不可能再有六十四年。像我这样的人,不只是每月衰退,也在一天天衰弱,哪里还能长久呢!死期已经逼近,豪气却还在,真是可笑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写给曾继泉 听说您想剃发出家,这非常不可取。您有妻妾、田地、住宅,而且还没有儿子;没有儿子,那么妻妾、田宅将托付给谁?既然有妻妾、田宅,却无缘无故抛弃它们,不仅是不仁,也是很不义。果真生死之道的念头真切,在家修行更方便,而且胜过出家万倍。现在试问您,果真能够拿着钵沿门乞食吗?果真能够挨饿穷困数日,也不向别人求一餐饭吗?如果都做不到,却还要依靠田地过活,那么在家修行,不是更加方便吗?我当初学道时,不但有妻室,而且还做官,奔走四方,往来数万里,只觉得自己的学问每天都在进步。后来因为寄居在楚地,想亲自接近良师益友,而我的妻子苦苦不肯留下,所以我让小女婿和小女儿送她回去。然而家中还有亲生女儿、外甥等人早晚侍奉她,做官所得的俸余也全部交给她,只把我一个人留在外面;这样,即使黄宜人回去了,我实际上也不必顾虑她。因此我能够安心寄居这里,同朋友游乐。我之所以剃发,是因为家中闲杂人等时时盼望我回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逼迫我,用世俗事务强迫我,所以我剃发来表示不回去,对世俗事务也断然不肯理会。又因为这里很多没有见识的人把我视作异端,所以我干脆就做异端,以成全那些小子的名声。兼有这些原因,我突然剃发,并不是本心。实际上只是因为年纪已经老大,在人世间住不了多久了罢了。像您这样正当壮年,正适合生儿子,正适合做人,正适合向上进取。况且田地不多,家业不大,也正适合过日子,不像大富大贵的人,家中事务满眼,没有半点闲暇。何必一定要剃发出家以后才学道呢?我并不是剃发出家以后才开始学道的。请千万记住!
答刘方伯书此事如饥渴然:饥定思食,渴定思饮。夫天下易尝有不思食饮之人哉!其所以不食饮者有故矣:病在杂食也。今观大地众生,谁不犯是杂食病者。杂食谓何?见小而欲速也,所见在形骸之内,而形骸之外则不见也,所欲在数十世之久,而万亿世数则不欲也。夫功名富贵,大地众生所以奉此七尺之身者也,是形骸以内物也,其急宜也。是故终其身役役焉劳此心以奉此身,直至百岁而后止。是百岁之食饮也,凡在百岁之内者所共饥渴而求也。而不知止者犹笑之曰:“是奚足哉!男儿须为子孙立不拔之基,安可以身死而遂止乎?”于是卜宅而求诸阳,卜地而求诸阴,务图吉地以履荫后人,是又数十世之食饮也。凡贪此数十世之食饮者所共饥渴而求也。故或积德于冥冥,或施报于昭昭,其用心至繁至密,其为类至赜至众。然皆贪此一口无穷茶饭以贻后人耳。而贤者又笑之曰:“此安能久!此又安足云!且夫形骸外矣。劳其心以事形骸,智者不为也,况复劳其形骸,以为儿孙作牛马乎?男儿生世,要当立不朽之名。”是啖名者也。名既其所食啖之物,则饥渴以求之,亦自无所不至矣。不知名虽长久,要与天壤相敝者也。故天地有尽,则此名亦尽,安得久乎?而达者又笑之曰:“名与身孰亲?夫役此心以奉此身,已谓之愚矣,况役此心以求身外之名乎?”然则名不亲于身审矣,而乃谓“疾没世而名不称”者,又何说也?盖众人之病病在好利,贤者之病病在好名。苟不以名诱之,则其言不入。夫惟渐次导之,使令归实,归实之后,名亦无有,故曰“夫子善诱”。然颜氏没而能知夫子之善诱者亡矣,故颜子没而夫子善诱之术遂穷。吁!大地众生惟其见小而欲速,故其所食饮者尽若此止矣,而达者其谁乎?而欲其思孔、颜之食饮者,不亦难乎?故愚谓千载而下,虽有孔子出而善诱之,亦必不能易其所饥渴,以就吾之食饮也。计惟有自饱自歌自饮自舞而已。况如生者,方外托身,离群逃世,而敢呶呶哓哓,不知自止,以犯非徒无益而且有祸之戒乎!然则今之自以为孔子而欲诱人使从我者,可笑也。何也?孔子已不能得之于颜子之外也,其谁兴饥渴之怀,以与我共食饮乎此也耶!纵满盘堆积,极山海之羞,尽龙凤之髓,跪而献纳,必遭怒遣而诃斥矣。纵或假相承奉,聊一举筋,即吐秽随之矣。何者?原非其所食饮之物,自不宜招呼而求以与之共也。然则生孔子之后者,讲学终无益矣,虽欲不落发出家,求方外之友以为伴侣,又可得耶!然则生乎今之世,果终莫与共食饮也欤?诚终莫与共食饮也已!
答庄纯夫书学问须时时拈掇,乃时时受用,纵无人讲,亦须去寻人讲。盖日讲则日新,非为人也,乃专专为已也。龙溪、近溪二大老可以观矣。渠岂不知此事无巧法耶?佛袒真仙,大率没身于此不衰也。今人不知,皆以好度人目之,即差却题目矣。
与周友山书不肖株守黄、麻一十二年矣,近日方得一览黄鹤之胜,尚未眺晴川、游九峰也,即蒙忧世者有左道惑众之逐。弟反覆思之,平生实未曾会得一人,不知所惑何人也。然左道之称,弟实不能逃焉。何也?孤居日久,善言罔闻,兼以衰朽,怖死念深,或恐犯此耳。不意忧世者乃肯垂大慈悲教我如此也!即日加冠畜发,复完本来面目,侍者,人与圆帽一顶,全不见有僧相矣。如此服善从教,不知可逭左道之诛否?想仲尼不为已甚,诸公遵守孔门家法,决知从宽发落,许其改过自新无疑。然事势难料,情理不常,若守其禁约,不肯轻恕,务欲穷之于其所往,则大地皆其禁域,又安所逃死乎!弟于此进退维谷,将欲“明日遂行”,则故旧难舍;将遂“微服过宋”,则司城贞子未生。兄高明为我商之如何?然弟之改过实出本心。盖一向以贪佛之故,不自知其陷于左道,非明知故犯者比也。既系误犯,则情理可恕;既肯速改,则更宜加奖,供其馈食,又不但直赦其过误已也。倘肯如此,弟当托兄先容,纳拜大宗师门下,从头指示孔门“亲民”学术,庶几行年六十有五,犹知六十四岁之非乎!
译答刘方伯书 这件事就像饥渴一样:饿了必然想吃饭,渴了必然想喝水。天下哪里会有不想吃饭、不想喝水的人呢!之所以不吃不喝,是有原因的:病根在于杂食。如今看看大地上的众生,谁没有犯这种杂食病呢?所谓杂食是什么?就是见识短小却想要速成;所看见的局限在形骸之内,形骸之外就看不见;所追求的只在数十世的长久,而对于万亿世的岁数却不想追求。功名富贵,是大地众生用来供养这七尺之身的东西,属于形骸以内的事,也是眼前急需的。因此他们终身忙碌,劳累自己的心力来供养身体,直到活到百岁才停止。这就是百年之内的饮食,是凡在百年之内的人共同饥渴追求的东西。而那些不知满足的人还笑他们说:‘这哪里够呢!男子汉必须为子孙建立不可动摇的根基,怎么可以身死之后就停止呢?’ 于是他们选择住宅而在阳地求吉,选择墓地而在阴地求吉,竭力谋求吉地来荫庇后人;这又是数十世的饮食,是凡贪求这数十世饮食的人共同饥渴追求的东西。所以有的人暗中积德,有的人公开施恩图报,他们用心极其繁复细密,种类极其深奥众多。但这一切不过都是贪图这一口无穷无尽的茶饭,留给后人罢了。而贤者又笑他们说:‘这怎么能够长久!这又哪里值得说呢!’ 何况已经超出形骸之外了。劳累自己的心力来侍奉形骸,聪明人尚且不做,何况还要劳累自己的形骸,给子孙做牛做马呢?男子汉活在世上,应当建立不朽的名声。’这就是把名声当作食物来吞食。既然名声是他们所吞食的东西,那么为它而饥渴追求,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了。不知道名声虽然长久,却终究要和天地一起衰败。天地有穷尽,那么这种名声也会有穷尽,怎么能够长久呢?通达的人又笑他们说:‘名声和身体哪一个更亲近?劳累心力来供养身体,已经说这是愚蠢了,何况还劳累心力去追求身外的名声呢?’这样看来,名声确实不如身体亲近;可是有人却说‘忧虑死后名声不能被称道’,这又该怎么解释呢?众人的病,病在喜好利益;贤人的病,病在喜好名声。如果不拿名声来诱导他们,他们的话就听不进去。只有逐步引导他们,使他们归向真实;归向真实以后,名声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孔子善于诱导’。然而颜氏去世后,能够理解孔子善于诱导的人也没有了,因此颜子去世,孔子诱导人的方法也就穷尽了。唉!大地上的众生正因为见识短小而急于求成,所以他们所追求的饮食全都止于这些方面;而通达的人又有谁呢?要他们去思考孔子、颜子的饮食,不也很难吗?所以我认为,千年以后,即使孔子再次出现而善于诱导人,也一定不能改变他们所饥渴追求的东西,使他们来吃我的饮食。计算下来,只有自己吃饱、自己歌唱、自己饮酒、自己起舞罢了。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寄身于方外,离开群体、逃避尘世,怎么还敢喋喋不休、不知自我停止,去触犯‘不仅没有益处而且还会招来祸患’的戒条呢!这样看来,如今那些自以为是孔子、想诱导别人跟从自己的人,真是可笑。为什么呢?孔子已经不能在颜子之外找到这样的人了,谁还会产生饥渴之情,来同我一起吃喝呢!即使满盘堆积着珍馐美味,穷尽山珍海味,取尽龙肝凤髓,跪着献上去,也一定会遭到愤怒地遣责和呵斥。即使有人假意承奉,勉强举筷吃一口,也会随即吐出污秽。为什么呢?原本就不是他所要吃喝的东西,自然不应招呼他来求取,并和他共同享用。这样看来,生在孔子之后的人,讲学终究没有益处;即使不想剃发出家,想寻找方外之友作为伴侣,又哪里能够得到呢!那么,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果真最终没有人能和我共同饮食吗?确实最终没有人能和我共同饮食了!答庄纯夫书 学问必须时时提起、时时整理,才能时时得到实际的受用;即使没有人讲,也必须去寻找人来讲。因为每天讲论,学问就每天更新,这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专门为了自己。龙溪、近溪两位大先生便可以作为例子。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件事没有巧妙的办法吗?佛、袒真、仙人大多终身在这件事上坚持而不衰退。如今人们不知道,都把这种行为看作喜欢度化别人,因而一开始就把题目弄错了。写给周友山的信 不肖我困守黄州、麻城已经十二年了,近日才得以一览黄鹤楼的胜景,还没有远眺晴川、游览九峰,就蒙受忧虑世道的人以左道惑众之罪驱逐。我反复思考,平生实在没有亲自会见过一个这样的人,不知道究竟惑乱了谁。然而‘左道’这个称呼,我实在不能逃脱。为什么呢?独居日久,听不到善言,加上年老衰朽,畏惧死亡的念头很深,或许就是担心触犯了这一条。没想到忧虑世道的人竟肯以如此大的慈悲来教导我!当天我便加冠蓄发,恢复本来面目;侍者给了我一顶圆帽,完全看不出僧人的样子了。这样服从善意、接受教导,不知能否逃过左道之罪呢?想来仲尼不会把事情做得太过,诸位公卿遵守孔门的家法,我料定一定会从宽发落,允许我改过自新,毫无疑问。然而事情的形势难以预料,情理也并非一成不变;如果坚持禁令,不肯轻易宽恕,一定要追究到我的去处,那么整个大地都是他们的禁域,我又到哪里逃避死亡呢!弟如今进退两难,想要‘明天就离开’,又舍不得旧日朋友;想要‘穿着便服经过宋国’,但司城贞子还没有出生。兄长高明,请替我谋划一下,如何是好?然而弟弟改过确实出于本心。只是一直因为贪恋佛法的缘故,不知道自己陷入了左道,这和明知故犯的人不同。既然是误犯,情理上可以宽恕;既然肯迅速改正,就更应该加以奖赏,供给他的饮食,这就不只是直接赦免他的过错了。如果您肯这样做,弟弟将托您先替我引见,让我拜在大宗师门下,从头指示我孔门‘亲民’的学术;这样或许到了六十五岁,还能知道六十四岁时的错误了!
又与周友山书承教塔事甚是,但念我既无眷属之乐,又无朋友之乐,茕然孤独,无与晤语,只有一塔墓室可以盾骸,可以娱老,幸随我意,勿见阻也!至于转身之后,或遂为登临之会,或遂为读书之所,或遂为瓦砾之场,则非智者所能逆为之图矣。古人所见至高,只是合下见得甚近,不能为子子孙孙万年图谋也。汾阳之宅为寺,马隧之第为园,可遂谓二老无见识乎?以禹之神智如此,八年勤劳如此,功德在民如此,而不能料其孙太康遂为羿所篡而失天下,则虽智之大且神者,亦只如此已矣。元世祖初平江南,问刘秉忠曰:“自古无不败之家,无不亡之国。朕之天下,后当何人得之?”秉忠对曰:“西方之人得之。”及后定都燕京,筑城掘地,得一石匣,开视,乃一匣红头虫,复诏问秉忠,秉忠对曰:“异日得陛下天下者,即此物也。”由此观之,世祖方得天下,而即问失天下之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为不样,侃然致对,视亡若存,真英雄豪杰,诚不同于时哉!秉忠自幼为僧,世祖至大都见之,乃以释服相从军旅间,末年始就冠服,为元朝开国元老,非偶然也。我塔事无经营之苦,又无抄化之劳,听其自至,任其同力,只依我规制耳。想兄闻此,必无疑矣。与焦漪园弟今文居武昌矣。江汉之上,独自遨游,道之难行,已可知也:“归欤”之叹,岂得已耶!然老人无归,以朋友为归,不知今者当归何所欤!汉阳城中,尚有论说到此者,若武昌则往来绝迹,而况谭学!写至此,一字一泪,不知当向何人道,当与何人读,想当照旧薙发归山去矣!
与刘晋川书昨约其人来接,其人竟不来,是以不敢独自闯入衙门,恐人疑我无因自至,必有所干与也。今日暇否?暇则当堂遣人迎我,使衙门中人,尽知彼我相求,只有性命一事可矣。缘我平生素履未能取信于人,不得不谨防其谤我者,非尊贵相也。
与友朋书顾虎头虽不通问学,而具只眼,是以可嘉;周公瑾既通学问,又具只眼,是以尤可嘉也。二公皆盛有识见,有才料,有胆气,智仁勇三事皆备。周善藏,非万全不发,故人但见其巧于善刀,而不见其能于游刃。此善发,然发而人不见,故人但见其能于游刃,而不见其巧于善刀。周收敛之意多,平生唯知为己,以故相知少而其情似寡,然一相知而胶漆难并矣。此发扬意多,平生惟不私己,以故相爱甚博而其情似不专。然情之所专,爱固不能分也。何也?以皆具只眼也。吾谓二公者,皆能知人而不为知所眩,能爱人而不为爱所蔽,能用人而不为人所用者也。周装聋作哑,得老子之体,是故与之语清净宁一之化,无为自然之用,加以石投水,不相逆也。所谓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此等是也,最上一乘之人也,何可得也!顾托孤寄命,有君子之风,是故半夜叩门,必不肯以亲为解,而况肩钜任大,扶沃颠,肯相辜负哉!是国家大可倚仗人也,抑又何可得也!顾通州人,周麻城人。
答刘晋川书弟年近古稀矣,单身行游,只为死期日逼,阎君铁棒难支,且生世之苦目击又已如此,使我学道之念转转急迫也。既学道不得不资先觉;资先觉,不得不游四方;游四方,不得不独自而受孤苦。何者?眷属徒有家乡之念,童仆俱有妻儿之思,与我不同志也。志不同则难留,是以尽遣之归,非我不愿有亲随,乐于独自孤苦也。为道日急,虽孤苦亦自甘之,盖孤苦日短而极乐世界日长矣。久已欲往南北二都为有道之就,二都朋友亦日望我。近闻二都朋友又胜矣,承示吴中丞札,知其爱我甚。然顾通州虽爱我,人品亦我所师,但通州实未尝以生死为念也。此间又有友山,又有公家父子,则舍此何之乎?今须友山北上,公别转,乃往南部一游。七十之年,有友我者,便当安心度日,以与之友,似又不必奔驰而自投苦海矣。吴中丞虽好意,弟谓不如分我俸资,使我盖得一所禅室于武昌城下。草草奉笑,可即以此转致之。
别刘肖川书“大”字,公要药也。不大,则自身不能庇,而能庇人乎?且未有丈夫汉不能庇人而终身受庇于人者也。大人者,庇人者也;小人者,庇于人者也。凡大人见识力量与众不同者,皆从庇人而生,日充日长,日长日昌。若徒荫于人,则终其身无有见识力量之日矣。今之人皆受庇于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则庇荫于父母,居官则庇荫于官长,立朝则求庇荫于宰臣,为边帅则求庇荫于中官,为圣贤则求庇荫于孔、孟,为文章则求庇荫于班、马,种种自视,莫不皆自以为男儿,而其实则皆该子而不知也。豪杰凡民之分,只从庇人与庇荫于人处识取。
译又写给周友山的信 承蒙您教诲关于修塔的事情,确实很有道理;但想到我既没有眷属之乐,也没有朋友之乐,孤零零、无比寂寞,没有人可以相对交谈,只有一座塔墓室可以遮蔽尸骨、供我安度晚年,幸好合乎我的心意,请不要加以阻拦!至于我转身之后,它或许会成为登临游览之处,或许会成为读书场所,或许会变成瓦砾场,这就不是有智慧的人所能预先谋划的了。古人所能看得最高远的,不过是当下看得很近的事情,不能替子子孙孙谋划万年。汾阳的住宅后来成了寺院,马隧的宅第后来成了园林,难道可以说这两位老人没有见识吗?以大禹这样的神明智慧、八年的辛勤劳苦、对百姓这样的功德,尚且不能预料他的孙子太康最终被羿篡夺而失去天下;那么即使是智慧广大而神明的人,也不过如此罢了。元世祖刚刚平定江南时,问刘秉忠:‘自古以来,没有不衰败的家族,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朕的天下,将来会被什么人取得?’刘秉忠回答说:‘由西方的人取得。’后来定都燕京,筑城挖地,得到一个石匣,打开一看,原来匣中是一群红头虫;元世祖又下诏询问刘秉忠,刘秉忠回答说:‘将来取得陛下天下的,就是这些东西。’ 由此看来,世祖刚刚取得天下,就立即询问将来失去天下的日子;刘秉忠也不认为失去天下是不祥,坦然作答,把灭亡看得如同存在一样,真是英雄豪杰,确实不同于当时的人啊!刘秉忠从小做僧人,世祖到大都见到他,便让他穿着僧服跟随军队出征;晚年才改穿冠服,成为元朝的开国元老,这不是偶然的。我修塔一事,既没有经营筹划的劳苦,也没有化缘募捐的辛劳,听任它自然到来,任凭众人共同出力,只按照我的规制罢了。想来兄长听到这些,必定不会再疑虑了。写给焦漪园 弟弟如今住在武昌。独自在江汉之上遨游,道路难以通行,已经可以知道了;‘归去吧’的叹息,难道是出于自己愿意吗?然而老人无处可归,只能把朋友当作归宿,却不知道如今应当归向何处呢!汉阳城中还有谈论到这些道理的人,至于武昌则往来踪迹断绝,更何况谈论学问呢!写到这里,一字一泪,不知道应当向谁诉说,应当给谁阅读,想来只好照旧剃发归山去了!写给刘晋川的信 昨天约定让那个人来接我,那个人竟然没有来,所以我不敢独自闯入衙门,恐怕别人怀疑我无缘无故自行前来,一定另有求托。今天有空吗?如果有空,就应当在公堂上派人来迎接我,使衙门里的人都知道你我是在相互求助,只要涉及性命这一件事就可以了。因为我平生一向的品行还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不得不谨慎防备那些诽谤我的人,并不是摆出尊贵的姿态。写给朋友们的信 顾虎头虽然不通晓学问,却具备独到的眼光,所以值得嘉许;周公瑾既通晓学问,又具备独到的眼光,所以尤其值得嘉许。二位都很有见识,有才干,有胆气,智、仁、勇三方面都具备。周公瑾善于隐藏,不到万全之时不出手,所以人们只看见他善于解牛的技巧,却看不见他游刃有余的能力。顾虎头善于发挥,但发挥出来却不被人察觉,所以人们只看见他游刃有余的能力,却看不见他善于解牛的技巧。周公瑾收敛的一面较多,平生只知道为自己,所以知己少而显得感情淡薄;然而一旦彼此相知,就像胶漆一样难以分离。顾虎头发扬的一面较多,平生只是不偏私自己,所以所爱的人很多而感情仿佛不专一;然而感情真正专注之处,爱本来就不能分割。为什么呢?因为二人都有独到的眼光。我认为这两位都能识别人,却不会被人的才智迷惑;能爱人,却不会被爱所蒙蔽;能任用人,却不会反过来被人利用。周公瑾装聋作哑,得到了老子的精神实质,所以同他谈论清静宁一的教化、无为自然的作用,就像石头投入水中一样,没有任何抵触。所谓不动声色却能使天下安稳如泰山的人,就是这类人,是最高一乘的人,哪里能够得到呢!顾虎头能够受托孤、寄托性命,具有君子的风范;所以即使半夜敲门,他也一定不肯拿亲近关系作为推辞的理由,何况肩负重大责任、扶助将要倾覆的局面,难道肯辜负别人吗?这是国家完全可以倚仗的人,又哪里能够得到呢!顾虎头是通州人,周公瑾是麻城人。答刘晋川书 弟弟年近七十,独自出行游历,只是因为死期一天天逼近,阎王的铁棒难以抵挡;而且活在世上的苦难,亲眼见到的已经如此,使我求学道的念头越来越急迫。既然学道,就不得不以先觉者为师;要以先觉者为师,就不得不游历四方;要游历四方,就不得不独自承受孤苦。为什么呢?眷属只有思念家乡的心,童仆都有妻子儿女的牵挂,与我的志向不同。志向不同就难以长久相处,所以我把他们全都遣送回去,并不是我不愿有亲随、喜欢独自受苦。求道的事情一天比一天紧迫,即使孤苦我也甘心承受,因为孤苦的日子短,而极乐世界的日子长。我很久以来就想往南、北二都去拜访有道之士,二都的朋友也天天盼望我。近来听说二都的朋友更加胜过从前,承蒙您给我看吴中丞的书信,知道他很爱护我。然而顾通州虽然爱护我,他的人品也是我所应当学习的,但通州实在从未把生死放在心上。这里又有友山,又有您一家父子,那么舍弃这里还能到哪里去呢?如今等友山北上、您另行调任之后,我才往南方一游。到了七十岁,有朋友爱护我,就应当安心度日,同他们交往,似乎也不必奔波而自行投入苦海了。吴中丞虽是一番好意,弟弟认为不如分给我一份俸禄,使我能够在武昌城下盖一间禅室。这是草草写来供您一笑的,请立即把这件事转告他。告别刘肖川的信 ‘大’字,是您最需要的药。自己不强大,不能庇护自己,又能够庇护别人吗?而且从来没有一个大丈夫不能庇护别人,却终身受别人庇护的。大人,是能够庇护别人的人;小人,是受别人庇护的人。凡是见识、力量与众不同的大人,都是从庇护别人开始产生的,一天天充实,一天天增长,一天天增长、一天天昌盛。如果只是受别人荫庇,那么终身也不会有产生见识和力量的那一天。如今的人都是受别人庇护的人,起初根本不知道有庇护别人的事情。在家里就受父母庇护,做官就受上级庇护,入朝为官就求宰臣庇护,做边疆统帅就求宦官庇护,做圣贤之学就求孔子、孟子庇护,写文章就求班固、司马迁庇护;种种自我评价,无不都自以为是男子汉,实际上却都是小孩子而不自知。豪杰与普通人的区别,只要从庇护别人和受别人庇护这两处去辨认。
答友人书或曰:“李卓吾谓暴怒是学,不亦异乎!”有友答曰:“卓老断不说暴怒是学,当说暴怒是性也。”或曰:“发而皆中节方是性,岂有暴怒是性之理!”曰:“怒亦是未发中有的。”叮吁!夫谓暴怒是性,是诬性也;谓暴怒是学,是诬学也。既不是学,又不是性,吾真不知从何处而来也,或待因缘而来乎?每见世人欺天罔人之徒,便欲手刃直取其首,岂特暴哉!纵遭反噬,亦所甘心,虽死不悔,暴何足云!然使其复见光明正大之夫,言行相顾之士,怒又不知向何处去,喜又不知从何处来矣。则虽谓吾暴怒可也,谓吾不迁怒亦可也。
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昨闻大教,谓妇人见短,不堪学道诚然哉!诚然哉!夫妇人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公所谓短见者,谓所见不出闺阁之间;而远见者,则深察乎昭旷之原也。短见者只见得百年之内,或近而子孙,又近而一身而已;远见则超于形骸之外,出乎死生之表,极千百千万亿劫不可算数譬喻之域是已。短见者祗听得街谈巷议、市井小儿之语,而远见则能深畏乎大人,不敢侮于圣言,更不惑于流俗僧爱之口也。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此盖孔圣人所以周流天下,庶几一遇而不可得者,今反视之为短见之人,不亦冤乎!冤不冤,与此人何与,但恐傍观者丑耳。自今观之,邑姜以一妇人而足九人之数,不妨其与周、召、太公之流并列为十乱;文母以一圣女而正《二南》之《风》,不嫌其与散宜生、太颠之辈并称为四友。此区区者特世间法,一时太平之业耳,犹然不敢以男女分别,短长异视,而况学出世道,欲为释迦老佛、孔圣人朝闻夕死之人乎?此等若使闾巷小人闻之,尽当责以窥观之见,索以利女之贞,而以文母、邑姜为罪人矣,岂不冤甚也哉!故凡自负远见之士,须不为大人君子所笑,而莫汲汲欲为市井小儿所喜可也。若欲为市井小儿所喜,则亦市井小儿而已矣。其为远见乎,短见乎,当自辨也。余谓此等远见女子,正人家吉祥善瑞,非数百年积德未易生也。夫薛涛,蜀产也,无微之闻之,故求出使西川,与之相见。涛因定笔作《四友赞》以答其意,微之果大服。夫微之,贞元杰匠也,岂易服人者哉!吁!一文才如涛者,犹能使人倾千里慕之,况持黄面老于之道以行游斯世,苟得出世之人,有不心服者乎?未之有也。不闻庞公之事乎?庞公,尔楚之衡阳人也,与其妇庞婆、女灵照同师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后化去,作出世人,为今古快事。愿公师其远见可也。若曰“待吾与市井小儿辈商之”,则吾不能知矣。
译答友人书 有人说:‘李卓吾认为暴怒就是学问,不是很奇怪吗!’有位朋友回答说:‘卓老绝不会说暴怒就是学问,他应当是说暴怒就是本性。’有人说:‘情绪发出而都合乎节度,才是本性;哪里有暴怒是本性的道理!’回答说:‘愤怒也是尚未发作时本性中所具有的。’ 唉!说暴怒是本性,是诬蔑本性;说暴怒是学问,是诬蔑学问。既不是学问,又不是本性,我实在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等待因缘而来的吗?我每次看见世上欺骗上天、欺瞒他人的人,就想亲手杀掉,直接取下他的首级,哪里只是暴怒罢了!即使遭到反咬,我也甘心情愿,即使死了也不后悔;这哪里算暴怒!然而如果让我再见到光明正大的人、言行相顾的士人,我的愤怒又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喜悦又不知道从哪里来了。这样一来,即使说我暴怒可以,说我不迁怒也可以。答复‘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一文 昨天听到您的高论,说妇人的见识短浅,不适合学道,果真如此吗?果真如此吗!妇人不走出内室范围,而男子却张弓搭箭射向四方,见识有长短,不用说也知道。您所说的见识短,是说所见不超出闺阁之内;而远大的见识,则是能够深刻洞察光明旷达的本源。见识短的人只看得到百年以内,或近一些看子孙,再近一些看自身罢了;远大的见识则超出形骸之外,走出生死之外,达到千百、千万、万亿劫也无法计算和譬喻的境界。见识短的人只听街谈巷议、市井小儿的话;而见识远大的人能够深深敬畏大人,不敢轻侮圣人的言论,更不会被流俗僧人的言语迷惑。我私下认为,讨论见识的长短应当这样,而不能只因为是妇人的见识便说见识短。所以说人有男女可以,说见识有男女,难道可以吗?说见识有长短可以,说男子的见识全都长远、女人的见识全都短浅,又怎么可以呢?假如身为女人而具有男子的见识,喜欢听正确的言论,知道俗语不值得听;喜欢学习出世之道,知道浮世不值得留恋,那么恐怕当世的男子见到她们,都应当羞愧得流汗,不敢发声了。这大概就是孔圣人周游天下,希望遇到这样的人却始终不能得到的原因;如今反而把她们看作见识短浅的人,不是很冤枉吗!冤不冤枉,和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只是恐怕旁观者会觉得丑罢了。从今天来看,邑姜作为一个妇人,却足以充当九人的数目,不妨同周公、召公、太公一类人并列为十乱;文母作为一位圣女,能够匡正《二南》的风化,也不妨同散宜生、太颠一类人并称四友。这些事情只是世间法、当时太平的事业罢了,尚且不敢因为男女而区别对待、因为见识长短而另眼相看,何况学习出世之道,想成为释迦老佛、孔圣人那样朝闻夕死的人呢?如果这些道理让街巷小人听见,他们一定会用偷看旁观的见识来责备她们,拿妇女的贞节来苛求她们,把文母、邑姜当作罪人,这难道不是太冤枉了吗!所以凡是自负有远大见识的人,只要不被大人君子讥笑,就可以了,不要急于讨好市井小儿。若想讨好市井小儿,那也就只是市井小儿罢了。究竟是远见还是短见,应当自己辨明。我认为,这样有远大见识的女子,正是人家的吉祥善瑞;若不是几百年积德,很难生出这样的人。薛涛是蜀地出身的女子,元稹听说她的名声,所以请求出使西川,同她相见。薛涛于是题笔作《四友赞》来回应他的心意,元稹果然非常佩服。元稹是贞元年间的杰出文人,哪里是容易佩服别人的人呢!唉!像薛涛这样有文才的人,尚且能够使人倾倒,千里之外也仰慕她;何况有人持守黄面老子的道理来行走世间,假如遇到出世之人,难道会有不心悦诚服的吗?从来没有。你没有听说庞公的事情吗?庞公是你们楚地衡阳人,同他的妻子庞婆、女儿灵照一起拜马祖为师,寻求出世之道,最终先后化去,成为出世之人,成为古今令人畅快的事情。希望您学习他的远见就好。如果说‘等我同市井小儿一类人商量’,那么我就不知道了。
复耿侗老书世人厌平厨喜新奇,不知育天下之至新奇,莫过于平常也。日月厨千古常新;布帛菽粟厨寒能暖,饥能饱,又何其奇也!是新奇正在于平常,世人不察,反于平常之外觅新奇,是岂得谓之新奇乎?蜀之仙姑是已。众人咸谓其能知未来过去事,争神怪之。夫过去则予已知之矣,何待他说;未来则不必知,又何用他说耶!故曰“智者不惑”。不惑于新奇,以其不忧于未来之祸害也。故又曰“仁者不忧”。不忧祸于未来,则自不求先知于幻说而为新奇所惑矣。此非真能见利不趋,见害不避,如夫子所云“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孰能当之。故又曰“勇者不惧”。夫合智仁勇三德而后能不厌于平常,不惑于新奇,则世人之欲知未来,而以蜀仙为奇且新,又何足怪也。何也?不智故也。不智故不仁,故无勇,而智实力之先矣。与李惟清昨领教,深觉有益,因知公之所造已到声闻佛矣。青州夫子之乡,居常未曾闻有佛号,陡然剧谈至此,真令人欢悦无量。蒙劝谕同皈西方,甚善。公仆以西方是阿弥陀佛道场,是他一佛世界,若愿生彼世界者,即是他家儿孙。既是他家儿孙,即得暂免轮回,不为一切天堂地狱诸趣所摄是的。此上上品化生者,便是他家至亲儿孙,得近佛光,得闻佛语,至美矣。若上品之中,离佛稍远,上品之下,见面亦难,况中品与下品乎。是以虽生彼,亦有退堕者,以佛又难见,世间俗念又易起,一起世间念即堕矣。是以不患不生彼,正患生彼而不肯住彼耳。此又欲生四方者之所当知也。若仆则到处为客,不愿为主,随处生发,无定生处。既为客,即无常住之理,是以但可行游四方,而以西方佛为暂时主人足矣,非若公等发愿生彼,甘为彼家儿孙之比也。且佛之世界亦甚多。公有世界,即便有佛,但有佛,即使是我行游之处,为客之场,佛常为主,而我常为客,此又吾因果之最著者也。故欲知仆千万亿劫之果者,观仆今日之因即可知也。是故或时与西方佛坐谈,或时与十方佛共语,或客维摩净土,或客祗洹精舍,或游方丈、蓬莱,或到龙宫海藏。天堂有佛,即赴天堂,地狱有佛,即赴地狱。何必拘拘如白乐天之专往兜率内院,天台智者永明寿禅师之专一求生西方乎?此不肖之志也。盖薄西方而不生也,以西方特可以当吾今日之大同耳。若公自当生彼,何必相拘。所谕禁杀生事,即当如命戒杀。又谓仆性气市者,此则仆膏肓之疾,从今闻教,即有瘳矣。第亦未可全戒,未可全瘳。若全戒全瘳,即不得入阿修罗之域,与毒龙魔王等为侣矣。与明因世上人总无甚差别,唯学出世法,非出格丈夫不能。今我等既为出格丈夫之事,而欲世人知我信我,不亦惑乎!既不知我,不信我,又与之辩,其为惑益甚。若我则直为无可奈何,只为汝等欲学出做法者或为魔所挠乱,不得自在,故不得不出头作魔王以驱逐之,若汝等何足与辩耶!况此等皆非同住同食饮之辈。我为出世人,光彩不到他头上,我不为出世人,羞辱不到他头上,如何敢来与我理论!对面唾出,亦自不妨,愿始终坚心此件大事。释迦佛出家时,净饭王是其亲爷,亦自不理,况他人哉!成佛是何事,作佛是何等人,而可以世间情量为之?与焦弱侯兄所见者,向年之卓吾耳,不知今日之卓吾固天渊之悬也。兄所喜者亦向日之卓吾耳,不知向日之卓吾甚是卑弱,若果以向日之卓吾为可喜,则必以今日之卓吾为可悲矣。夫向之卓吾且如彼,今日之卓吾又何以卒能如此也,此其故可知矣。人但知古亭之人时时憎我,而不知实时时成我。古人比之美疢药石,弟今实亲领之矣。闻有欲杀我者,得兄分剖乃止。此自感德,然弟则以为生在中国而不得中国半个知我之人,反不如出塞行行,死为胡地之白骨也。兄胡必劝我复反龙湖乎?龙湖未是我死所,有胜我之友,又真能知我者,乃我死所也。嗟嗟!以邓豁渠八十之老,尚能忍死于报慵夫之手,而不肯一食赵大洲之禾,况卓吾子哉!与其不得朋友而死,则牢狱之死、战场之死,固甘如饴也。兄何必救我也?死犹闻侠骨之香,死犹有烈士之名,岂龙湖之死所可比耶!大抵不肯死于妻孥之手者,必其决志欲死于朋友之手者也,此情理之易见者也。唯世无朋友,是以虽易见而卒不见耳。我岂贪风水之人耶!我岂坐枯禅,图寂灭,专一为守尸之鬼之人耶!何必龙湖而后可死,认定龙湖以为冢舍也!
译再答耿侗老书 世人厌恶平常,喜爱新奇,却不知道滋养天下的最为新奇之物,没有超过平常事物的。日月运行千古以来常新;布帛、粮食能够使寒者温暖、使饥者饱足,又是多么奇妙啊!新奇正在平常之中,世人不能察觉,反而到平常之外寻找新奇,这怎么能称作新奇呢?蜀地的仙姑就是如此。众人都说她能够知道未来和过去的事情,争相把她当作神怪。过去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何必等她来说;未来的事情本来不必知道,又何必用她的话来知道呢?所以说‘有智慧的人不迷惑’。不被新奇迷惑,是因为不为未来的祸害忧虑。所以又说‘仁者不忧’。不忧虑未来的祸患,自然就不会求助于幻妄之说来预知未来,也不会被所谓新奇迷惑。这不是真正能够见到利益也不趋附、见到祸害也不逃避的人,如孔子所说‘有志之士不忘身死沟壑,勇士不忘丧失首领;志士仁人,不会求生而损害仁德,宁可牺牲生命来成全仁德’,谁能担当得起呢?所以又说‘勇者不惧’。合有智、仁、勇三种德性,然后才能不厌弃平常、不被新奇迷惑;这样看来,世人想知道未来,把蜀地仙姑当作奇异新鲜之事,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所以没有仁德;没有仁德,所以没有勇气,而智慧实际上是首要的。写给李惟清 昨天承蒙您赐教,深深觉得很有益处,因此知道您的修养已经达到声闻佛的境界了。青州是夫子的故乡,平常从未听说那里有佛的名号,突然畅谈到这里,真令人无比欢喜。承蒙您劝我一同皈依西方,甚好。您认为西方是阿弥陀佛的道场,是他一佛的世界;如果愿意往生那个世界,就是他家的儿孙。既然是他家的儿孙,就可以暂时免除轮回,不再被一切天堂、地狱等趣道所摄取。这种上上品化生的人,就是他家的至亲儿孙,能够亲近佛光、听闻佛语,真是最美好的境界。若是上品之中,距离佛稍远;上品之下,连见佛一面也困难,更何况中品和下品呢?因此即使生在那里,也有退转堕落的人,因为佛又难以见到,世间俗念却容易生起,一旦生起世间念头便会堕落。所以不必担心不能生到那里,真正应担心的是已经生到那里却不肯安住在那里。这也是想往生四方的人应当知道的。至于我,到处都是作客,不愿做主人,随处生长,没有固定的出生之处。既然是客人,就没有长久居住的道理,所以只能游历四方,把西方的佛暂时当作主人罢了,不像您等发愿往生那里、甘愿做他家儿孙那样。况且佛的世界也很多。您有一个世界,那里就有佛;只要有佛,即使是我游历的地方、作客的处所,佛常常是主人,而我常常是客人,这也是我的因果最明显的表现。因此想知道我千万亿劫以后的果报,只要观察我今天的因就可以知道。有时我同西方佛坐着交谈,有时同十方佛共同说话;有时作客于维摩净土,有时作客于祇洹精舍;有时游览方丈、蓬莱,有时到龙宫海藏。天堂有佛,我就到天堂;地狱有佛,我就到地狱。何必像白乐天专门往生兜率内院,像天台智者、永明寿禅师专一求生西方那样拘束呢?这是我不肖的志向。我并非轻视西方而不愿往生,只是因为西方暂且可以作为我今天所追求的大同世界。如果您自然应当往生那里,又何必同我相拘呢?您所告知的戒杀生之事,我应当遵照您的话戒杀。您又说我性情像市场上的人,这正是我深入膏肓的疾病;从今听到您的教诲,也就有痊愈的希望了。只是还不能完全戒除,也还不能完全痊愈。如果完全戒除、完全痊愈,就不能进入阿修罗的领域,不能同毒龙、魔王等做伴了。写给明因 世上的人总没有多大差别,唯独学习出世之法,不是超出常格的大丈夫做不到。如今我们既然做的是超出常格大丈夫所做的事,却想让世人了解我、相信我,岂不是糊涂吗!既然他们不了解我、不相信我,我还同他们争辩,那就更加糊涂了。若是我,只不过实在无可奈何;只是因为你们这些想学出世之法的人,或许会被魔扰乱,不能自在,所以不得不出头做魔王来驱逐它。至于你们,哪里值得同他们争辩呢!何况这些人都不是同我同住、同吃同喝的人。我若成为出世之人,光彩不会照到他们头上;我若不成为出世之人,羞辱也不会落到他们头上,他们凭什么敢来同我理论!即使当面吐唾沫,我也不在乎,只愿始终坚定心志,守住这件大事。释迦佛出家时,净饭王是他的亲父亲,他尚且不加理会,何况别人呢!成佛是怎样的事,成佛又是怎样的人,怎么可以用世俗的情感和度量来衡量呢?致焦弱侯 兄长所见到的,是往年的卓吾,却不知道今日的卓吾同往日相比,实在有如天壤之别。兄长所喜欢的,也只是往日的卓吾,却不知道往日的卓吾非常卑弱;如果果真认为往日的卓吾值得喜欢,那么一定会认为今日的卓吾可悲了。往日的卓吾尚且如此,今日的卓吾又凭什么终于能够这样呢?其中的缘故是可以知道的。人们只知道古亭的人时时憎恨我,却不知道他其实时时成就我。古人把这种情形比作治病的药石,弟如今确实亲身领受了。听说有人想杀我,得到兄长的剖析劝解才停止。这自然使我感念兄长的恩德;然而我却认为,生在中国却不能得到中国哪怕一个了解我的人,反而不如出塞走一走,死后成为胡地的白骨。兄长为什么一定要劝我回龙湖呢?龙湖并不是我的葬身之所;有胜过我的朋友,又确实能够了解我的地方,才是我死的地方。唉!邓豁渠已经八十岁了,尚且能忍着不死在报慵夫手里,却不肯吃赵大洲的一粒粮食,何况我卓吾呢!与其没有朋友而死,那么死在牢狱、死在战场,本来就甘甜如饴。兄长何必救我呢?死后还能听到侠士刚骨的芳香,死后还能留下烈士的声名,难道是龙湖的死所可以相比的吗!大抵不肯死在妻子儿女手里的人,必定是决意要死在朋友手里的人。这是很容易明白的情理。只是世上没有朋友,所以即使容易明白,最终也无人看见罢了。我难道是贪恋风水的人吗!我难道是坐枯禅、求寂灭,只想做一个守尸鬼的人吗!为什么一定要龙湖才可以死,认定龙湖就是自己的坟墓和居所呢!
更可笑者:一生学孔子,不知孔夫子道德之重自然足以庇荫后人,乃谓孔林风水之好足以庇荫孔子,则是孔子反不如孔林矣。不知孔子教泽之远自然遍及三千七十,以至万万世之同守斯文一脉者,乃学其讲道学,聚徒众,收门生,以博名高,图富贵,不知孔子何尝为求富贵而聚徒党乎?贫贱如此,患难如此,至不得已又欲浮海,又欲居九夷,而弟于欢然从之,不但饿陈、蔡,被匡围,乃见相随不舍也。若如今人,一同无官则弟于离矣,一口无财则弟子散矣,心悦诚服其谁乎?非无心悦诚服之人也,无可以使人心悦诚服之师也。若果有之,我愿为之死,莫劝我回龙湖也!
与弱侯客生曾对我言:“我与公大略相同,但我事过便过,公则认真耳。”余时甚愧其言,以谓“世间戏场耳,戏文演得好和歹,一时总散,何必太认真乎。然性气带得来是个不知讨便宜的人,可奈何!时时得近左右,时时得闻此言,庶可渐消此不自爱重之积习也。”余时之答客生者如此。今兄之认真,未免与仆同病,故敢遂以此说进。苏长公云:“世俗俚语亦有可取之处: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余又见觇笔亦有甚说得好者:“乐中有忧,忧中有乐。”夫当乐时,众人方以为乐,而至人独以为忧,正当忧时,众人皆以为忧,而至人乃以为乐。此非反人情之常也,盖祸福相倚伏,惟至人真见倚伏之机,故宁处优而不肯处乐。人见以为愚,而不知至人得此微权,是以终身常乐而不忧耳,所谓落便宜处得便宜是也。又乩笔云:“乐时方乐,忧时方忧。”此世间一切庸俗人态耳,非大贤事也。仆以谓“乐时方乐,忧时方忧”,此八个字,说透世人心髓矣。世人所以敢相侮者,以我正乐此乐也,若知我正忧此乐,则彼亦悔矣。此自古至人所以独操上人之柄,不使权柄落在他人手者。兄倘以为然否?仆何如人,敢吐舌于兄之傍乎?聊有上管之窥,是以不觉潦例如许。与方伯雨柬去年詹孝廉过湖,接公手教,乃知公大孝人也。以先公之故,犹能记忆老朽于龙湖之上,感念!汪本钶道公讲学,又道公好学。然好学可也,好讲学则不可以,好讲之于口尤不可也。知公非口讲者,是以敢张言之。本钶与公同经,欲得公为之讲习,此讲即有益后学,不妨讲矣。呵冻草草。与杨定见世人之我爱者,非爱我为官也,非爱我为和尚也,爱我也。世人之欲我杀者,非敢杀官也,非敢杀和尚也,杀我也。我无可爱,则我劝直为无可爱之人耳,彼爱我者何妨乎!我不可杀,则我自当受天不杀之佑,杀我者不亦劳乎!然则我之加冠,非虑人之杀和尚而冠之也”老原是长者,但未免偏听。故一切饮食耿氏之门者,不欲侗老与我如初,犹朝夕在武昌倡为无根言语,本欲甚我之过,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恐此老不知,终始为此辈败坏,须速达此意于古愚兄弟。不然,或生他变,而令侗老坐受主使之名,为耿氏累甚不少也。小人之流不可密迩,自古若是,特恨此老不觉,恐至觉时,噬脐又无及。此书览讫,即封寄友山,仍书一纸专寄古愚兄弟。与杨凤里医生不必来,尔亦不必来,我已分付取行李先归矣。我痢尚未止,其势必至十月初间方敢出门。方此时,可令道来取个的信。塔屋既当时胡乱做,如今独不可胡乱居乎?世间人有家小、田宅、禄位、名寿、子孙、牛马、猪羊、鸡犬等,性命非一,自宜十分稳当。我僧家清高出生之士,不见山寺尽在绝顶白云层乎?我只有一副老骨,不怕朽也,可依我规制速为之!又与杨凤里行李已至湖上,一途无雨,可谓顺利矣。我湖上屋低处就低处做,高处就高处做,可省十分气力,亦又方便。低处作佛殿等屋,以塑佛聚僧,我塔屋独独一座,高出云表,又像西方妙喜世界矣。我回,只主张众人念佛,专修西方,不许一个闲说嘴。曾继泉可移住大楼下,怀捷令上大楼歇宿。与梅衡湘答书二首附承示系单于之颈,仆谓今日之颈不在夷狄,而在中国。中国有作梗者,朝廷之上自有公等诸贤圣在,即日可系也,若外夷,则外之耳。外之为言,非系之也。惟汉时冒顿最盛强,与汉结怨最深,白登之辱,馒书之辱,中行说之辱,嫁以公主,纳之岁市,与宋之献纳何殊也!故贾谊慨然任之,然文帝犹以为生事扰民,不听贾生之策,况今日四夷效顺如此哉!若我边彼边各相戕伐,则边境常态,万古如一,何足挂齿牙耶!
译更可笑的是:一生学习孔子,却不知道孔夫子的道德厚重,自然足以庇荫后人,反而说孔林的风水好,足以庇荫孔子,这岂不是说孔子反而不如孔林吗?又不知道孔子的教化影响深远,自然遍及三千七十年,直到万万世共同守护这一文脉的人;却只学他讲道学、聚集徒众、收纳门生,用来博取高名厚禄,谋求富贵,难道不知道孔子何曾为了求富贵而聚集党徒吗?孔子贫贱到了这种地步,患难到了这种地步,到了不得已时还想乘船漂海,还想居住在九夷,而弟子们欣然跟随他;不只是在陈、蔡挨饿、被匡人围困,还能相随而不舍弃。若像如今的人,一旦没有官职,弟子就离开;一旦没有钱财,弟子就散去,有谁会对他心悦诚服呢?不是没有心悦诚服的人,而是没有能够使人心悦诚服的老师。假如真有这样的人,我愿意为他而死,兄长不要劝我回龙湖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致弱侯 客生曾对我说:‘我和您大体相同,只是事情过去就算了,您却认真对待。’我当时很惭愧他这番话,认为:‘世间不过是一座戏场,戏文演得好还是坏,终究一会儿就散场了,何必太认真呢?然而我的性情带来的是一个不知占便宜的人,这又有什么办法!若能时时接近您,时时听到您这番话,也许可以逐渐消除这种不爱惜自己的积习。’我当时回答客生就是这样。如今兄长也这样认真,未免同我犯了相同的毛病,所以冒昧把这番话进献给您。苏长公说:‘世俗俚语也有可取之处:处在贫贱中容易,处在富贵中困难;安于劳苦容易,安于闲散困难;忍受疼痛容易,忍受瘙痒困难。’我又见乩笔上有句话说得很好:‘快乐中有忧患,忧患中有快乐。’处在快乐时,众人正认为快乐,只有至人独自认为忧患;正处在忧患时,众人都认为忧患,至人却认为快乐。这并不是违反人情常态,而是祸福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只有至人真正看见了这种转化的契机,所以宁可处在优越中,也不肯处在快乐中。人们看他,以为他愚蠢,却不知道至人掌握了这种微妙的主动权,因此终身常常快乐而不忧愁,这就是所谓‘在失去便宜的地方反而得到了便宜’。乩笔又说:‘快乐时才快乐,忧愁时才忧愁。’这是世间一切庸俗人的情态,不是大贤人的作为。我认为‘快乐时才快乐,忧愁时才忧愁’这八个字,把世人的心髓都说透了。世人之所以敢欺侮我,是因为我正在以这种快乐为乐;如果知道我正在为这种快乐忧愁,他们也就会后悔了。这就是自古以来至人独自掌握高于常人的权柄、不让权柄落到别人手中的原因。兄长认为对不对呢?我是什么样的人,哪里敢在兄长身旁信口谈论呢?只是略有一点管见,所以不知不觉说了这么多。致方伯雨的短笺 去年詹孝廉经过湖上,接到您亲笔写的信,才知道您是大孝之人。因为先父的缘故,您还能够在龙湖之上记挂我这个老朽,实在令人感激!汪本钶谈到您讲学,又说您喜好学习。喜好学习是可以的,喜好讲学却不可以,尤其把讲学挂在嘴上更不可以。我知道您不是只在口头讲说的人,所以才敢直言。本钶与您同学经学,想请您为他讲习;这样的讲习如果确实有益于后学,讲一讲也没有妨碍。天气寒冷,匆忙草草写成。致杨定见 世人爱我,并不是爱我做官,也不是爱我做和尚,而是爱我这个人。世人想杀我,并不是敢杀官,也不是敢杀和尚,而是要杀我这个人。我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那么我劝说的对象本来就是一个无可爱之人;那些爱我的人又有什么妨碍呢!我如果不可杀,自然应当承受上天不让我被杀的护佑;要杀我的人岂不是徒劳吗!既然如此,我戴上冠帽,并不是担心人们杀和尚,所以才给和尚戴冠帽。侗老本来是长者,只是未免偏听偏信。因此,凡是在耿氏门下饮食的人,都不希望侗老像从前那样同我交往;他们仍然早晚在武昌散布没有根据的话,本来想加重我的过错,却不知道反而彰显了我的声名。恐怕这位老人不知道,始终会被这些人败坏,所以必须赶快把这个意思传达给古愚兄弟。否则,也许会发生其他变故,使侗老白白背上受人指使的名声,给耿氏带来的牵连也会很大。小人一类的人不可亲近,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只恨这位老人没有觉察,恐怕等到察觉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封信看完后,立即封好寄给友山,仍另写一封专寄古愚兄弟。致杨凤里 医生不必来,你也不必来,我已经吩咐先取行李回去了。我的痢疾还没有止住,照这样下去,必定要到十月初才敢出门。到那时,可以让道来取一个确切消息。塔屋既然当时可以胡乱建成,如今难道偏偏不能胡乱居住吗?世间人有家小、田宅、禄位、名声、寿命、子孙、牛马、猪羊、鸡犬等,性命不止一种,自然应当十分安稳。我是佛门清高出尘之士,难道没有见过山寺都在绝顶白云之间吗?我只有一副老骨头,不怕腐朽,你依照我的规制赶快建造吧!又致杨凤里 行李已经运到湖上了,一路没有下雨,可以说很顺利。湖上的房屋,低处就在低处建,高处就在高处建,可以省下十分力气,也很方便。低处建佛殿等房屋,用来塑佛、聚集僧人;我的塔屋只建一座,高出云表,又像西方的妙喜世界。我回来后,只主张众人念佛,专心修习往生西方,不许有一个人闲说闲话。曾继泉可以搬到大楼下居住,怀捷让他上大楼住宿。附《与梅衡湘答书》二首 承蒙您说要把它系在单于的脖子上,我认为今天的脖子不在夷狄,而在中国。中国有作梗的人,朝廷之上自有诸位贤圣在,当天就可以把他捆起来;至于外夷,只须把他们排除在外罢了。所谓排除在外,并不是把他们捆起来。汉代的冒顿最为强盛,同汉朝结怨最深,有白登之辱、慢书之辱、中行说之辱,还把公主嫁给他、每年送给他财物,这同宋朝的献纳有什么不同!所以贾谊慨然愿意承担此事,但汉文帝还认为这是无事生非、扰乱百姓,不听取贾生的策略,何况今天四夷如此归顺呢!如果我方和彼方各自互相攻伐,那是边境的常态,千古以来都是这样,哪里值得挂在齿牙之间呢!
附衡湘答书“佛高一尺,魔高一丈”。昔人此言,只要人知有佛即有魔,如形之有影,声之有响,必然不相离者。知其必然,便不因而生恐怖心,生退悔心矣。世但有魔而不佛者,未有佛而不魔者。人患不佛耳,毋患魔也。不佛而魔,宜佛以消之;佛而魔,愈见其佛矣,佛左右有四天王八金刚,各执刀溅杵拥护,无非为魔,终不若山鬼伎俩有限,老僧不答无穷也。自古英雄豪杰欲建一功,立一节,尚且屈耻忍辱以就其事,况欲成此一段大事耶!又丘长孺书来云,翁有老态,今人茫然。桢之于翁,虽心向之而未交一言,何可老也。及问家人,殊不尔。又读翁扇头细书,乃知转复精健耳。目病一月,未大愈,急索《焚书》读之,笑语人曰:“如此老者,若与之有隙,只宜捧之莲花座上,朝夕率大众礼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声价也!”
复麻城人书谓身在是之外则可,谓身在非之外即不可,盖皆是见得恐有非于我,而后不敢为耳。谓身在害之外则可,谓身在利之外即不可,盖皆是见得无所利于我,而后不肯为耳。如此说话,方为正当,非漫语矣。今之好饮者,动以高阳酒徒自拟,公知高阳之所以为高阳乎?若是真正高阳,能使西夏叛卒不敢逞,能使叛卒一起即扑灭,不至劳民动众,不必损兵费粮,无地无兵,无处无粮,亦不必以兵寡粮少为忧,必待募兵于他方,借粮于外境也。此为真正高阳酒徒矣。方亚夫之击吴、楚也,将兵至洛阳,得剧孟,大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得剧孟,吾知其无能为矣。”一个博徒有何恒赫,能使真将军得之如得数千万雄兵猛将然?然得三十万猛将强兵,终不如得一剧孟,而吴、楚失之,其亡便可计日。是谓真正高阳酒徒矣。是以周侯情愿为之执杯而控马首也。汉淮阴费千金觅生左车,得即东向坐,西向侍,师事之。以此见真正高阳酒徒之能知人下士,识才尊贤又如此,故吾以谓真正高阳酒徒可敬也,彼盖真知此辈之为天下宝,又知此辈之为天下无价宝也,是以深宝惜之,纵然涓滴不入口,亦当以高阳酒徒目之矣。曾闻李邢州之饮许赵州云:“白眼风尘一酒卮,吾徒犹足傲当时;城中年少空相慕,说着高阳总不知。”此诗俗子辈视之,便有褒贬,吾以为皆实语也,情可哀也。漫书到此,似太无谓,然亦因公言发起耳,非为公也。时有麻城人旧最相爱,后两年不寄一书,偶寄书便自谓高阳酒徒,贪杯无暇,是以久旷。又自谓置身于利害是非之外,故不欲问我于利害是非之内。其尊己卑人甚矣。吁!果若所云,岂不为余之良朋胜友哉!然其怕利害是非之实如此,则其沉溺利害是非为何如者,乃敢大言欺余,时间灵、夏兵变,因发愤感叹于高阳,遂有“二十分识”与“因记往事”之说。设早闻有梅监军之命,亦慰喜而不发愤矣。
译附梅衡湘答书 ‘佛高一尺,魔高一丈。’古人说这句话,只是要人知道有佛就有魔,就像有形体便有影子、有声音便有回响,二者必然不能分离。知道这是必然的,就不会因此产生恐惧心和退悔心了。世上只有有魔而没有佛的情形,却没有有佛而没有魔的情形。人只怕自己不能成佛,不必害怕魔。不能成佛而有魔,应当用佛来消除它;已经成佛而有魔,反而更能显见佛的力量。佛身旁有四大天王、八大金刚,各自拿着刀、杵等兵器拥护,无非都是为了对付魔;魔终究不如山鬼的伎俩有限,而老僧的应对却无穷。自古英雄豪杰想建功立节,尚且要委屈忍辱来成就事业,何况想成就这一段大事呢!又 丘长孺来信说,老人已有老态,如今的人茫然不知。桢对于老人,虽然心中向往,却还没有交谈过一句,怎么会老呢?等到询问家人,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又读到老人扇面上的小字,才知道他反而更加精力强健了。我眼病一个月,还没有大好,急忙索取《焚书》来读,笑着对人说:‘这样的老人,如果同他有嫌隙,只应当把他捧到莲花座上,早晚率领大众向他礼拜,以消损他的福分;不应当妄想挫折压制他,反而会增加他的声价!’ 再答麻城人书 说自己处在‘是’之外还可以,说自己处在‘非’之外却不可以,因为这都是看见恐怕会有非难落到自己身上,然后才不敢去做。说自己处在祸害之外还可以,说自己处在利益之外却不可以,因为这都是看见事情对自己没有利益,然后才不肯去做。这样说才是正当的,不是随意空谈。如今喜爱饮酒的人,动不动就拿自己同高阳酒徒相比,您知道高阳酒徒之所以成为高阳酒徒的原因吗?如果是真正的高阳酒徒,就能使西夏叛卒不敢逞强,能使叛卒一起来就立即被扑灭,不至于劳民动众,不必损失兵力、耗费粮食;即使没有土地、没有兵力、没有地方、没有粮食,也不必为兵少粮缺而忧虑,更不必等到在别处招募士兵、向外地借粮。这才是真正的高阳酒徒。正当周亚夫攻打吴、楚时,他率军到洛阳,得到剧孟,大喜说:‘吴、楚举兵做大事却得不到剧孟,我知道他们成不了什么事了。’ 一个赌徒有什么显赫之处,竟能使真正的将军得到他,如同得到数千万雄兵猛将一样呢?然而即使得到三十万勇猛的将士,最终也不如得到一个剧孟;吴、楚失去他,他们的灭亡便可以按日计算了。这才叫真正的高阳酒徒。所以周侯情愿替他执酒杯、为他牵马。汉代淮阴侯花费千金寻找李左车,找到后便面向东坐着,把李左车面向西侍奉,像老师一样尊敬他。由此可见,真正的高阳酒徒能够识人、礼贤下士,识别人才、尊重贤者又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我认为真正的高阳酒徒值得敬重。他大概真正知道这些人是天下的珍宝,又知道这些人是天下无价的珍宝,因此深深珍爱他们;即使一滴酒也没有入口,也应当把他看作高阳酒徒。曾听说李邢州饮酒敬许赵州时说:‘白眼看尽风尘,只以一杯酒自娱;我们这些人仍足以傲视当时。城中少年徒然相互仰慕,说起高阳酒徒却全然不知。’俗人看这首诗,便要加以褒贬;我认为诗中全是真话,只是情形实在可悲。随手写到这里,似乎太没有意义了,但也是因您的话引发出来的,并不是专门写给您的。当时有个麻城人,过去同我最为相爱;后来两年不寄一封信,偶尔寄信来,便自称是高阳酒徒,说自己贪恋酒杯没有空闲,因此长期耽搁了。他又说自己置身于利害是非之外,所以不愿在利害是非之内过问我的事情。他把自己看得太高,把别人看得太低了。唉!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岂不是我的良朋胜友吗!然而他实际上如此害怕利害是非,那么他沉溺于利害是非又到了什么程度,竟敢说大话欺骗我呢?当时灵、夏发生兵变,于是我因愤懑感叹高阳酒徒,便有了‘二十分识’和‘因记往事’的说法。假使早些听说有梅监军的任命,也就会欣慰喜悦,不会发愤了。
与河南吴中丞书仆自禄仕以来,未尝一日获罪于法禁;自为下僚以来,未尝一日获罪于上官。虽到处时与上官迕,然上官终不以我为迕己者,念我职员卑而能自立也。自知参禅以来,不敢一日触犯于师长,自四十岁以至今日,不敢一日触犯于友朋。虽时时与师友有诤有讲,然师友总不以我为嫌者,知我无诤心也,彼此各求以自得也。迩居武昌,甚得刘晋老之力。昨冬获读与晋老书,欲仆速离武昌,感觉远地持至意。兹因晋老经过之便,谨付《焚书》四册,盖新刻也。能发人道心,故附请教。答陆思山承教方知西事,然倭奴水寇,不足为虑,盖此辈舍舟无能为也。特中原有好者,多引结之以肆其狼贪之欲,实非真奸雄也,特为高丽垂涎耳。诸老素食厚禄,抱负不少,卓异屡荐,自必能博此蜂虿,似不必代为之虑矣。晋老此时想当抵任。此老胸中甚有奇抱,然亦不见有半个奇伟卓绝之士在其肺腑之间,则亦比今之食禄者聪明忠信,可敬而已。舍公练熟素养,置之家食,吾不知天下事诚付何人料理之也!些小变态,便仓惶失措,大抵今古一局耳,今日真令人益思张江陵也。热甚,寸丝不挂,故不敢出门。与周友山晋老初别,尚未觉别,别后真不堪矣。来示云云,然弟生平未尝见有与我绸谬者,但不见我触犯之过,免其积怒,即为幸事,安得绸缪也!刘晋老似稍绸缪矣,然皆以触犯致之。以触犯致绸缪,此亦可也,然不可有二也。与友山疏中“且负知己”四字,甚妙。惟不负知己,故生杀不计,况毁誉荣辱得丧之小者哉!江陵,兄知己也,何忍负之以自取名耶?不闻康德涵之救李献吉乎:但得脱献吉于狱,即终身废弃,受刘谨党诬而不悔,则以献吉知己也。士为知己死,死且甘焉,又何有于废弃欤!但此语只可对死江陵与活温陵遭耳,持以语朝士,未有不笑我说谎者。今惟无江陵其人,故西夏叛卒至今负固,壮哉梅公之疏请也,莫谓秦遂无人也!令师想必因其弟高迁抵家,又因克念自省回去,大有醒悟,不复与我计较矣。我于初八夜,梦见与侗老聚,颜甚欢悦。我亦全然忘记近事,只觉如初时一般,谈说终日。此梦又不是思忆,若出思忆,即当略记近事,安得全无影响也。我想日月定有复圆之日,圆日即不见有蚀时迹矣←如此,即老汉有福,大是幸事,自当复回龙湖,约兄同至天台无疑也。若此老终始执拗,未能脱然,我亦不管,我只有尽我道理而已。谚曰:“冤仇可解不可结。”渠纵不解,我当自有以解之,刘伯伦有言:“鸡肋不足以当尊拳”,其人遂笑而止。吾知此老终当为我一笑而止也。世事如此,若似可虑,然在今日实力极盛之时,向中之日,而二三叛卒为梗,庙堂专阃竟无石画,是则深可愧者!兄可安坐围棋,收租筑室,自为长计耶?
寄京友书弟今秋苦痢,一疾几废矣。乃知有身是苦,佛祖上仙所以孜孜学道,虽百般富贵,至于上登转轮圣王之位,终不足以易其一盼者,以为此分段之身,祸患甚大,虽转轮圣王不能自解免也。故穷苦极劳以求之。不然,佛乃是世间一个极拙痴人矣。舍此富贵好日子不会受用,而乃十二年雪山,一麻一麦,坐令鸟鹊巢其顶乎?想必有至富至贵,世间无一物可比尚者,故竭尽此生性命以图之。在世间顾目前者视之,似极痴拙,佛不痴拙也。今之学者,不必言矣。中有最号真切者,犹终日皇皇计利避害,离实绝根,以宝重此大患之身,是尚得力学道人乎?《坡仙集》我有披削旁注在内,每开看,便自欢喜,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书,今已无底本矣,千万交付深有来还我!大凡我书,皆为求以快乐自己,非为人也。
译致河南吴中丞书 我自从做官以来,从未有一天触犯法律禁令;自从做下级官员以来,也从未有一天得罪上官。虽然我到处时时同上官抵牾,但上官始终不认为我是有意违逆,因为他们知道我官职低微却能自立。自从知道参禅以来,我不敢有一天触犯师长;从四十岁直到今天,也不敢有一天触犯朋友。虽然时时同师友争论、讲论,但师友总不嫌弃我,因为知道我没有争斗之心,彼此都是各自求得自己的体会。近来居住在武昌,很得到刘晋老的帮助。去年冬天读到他写给晋老的信,想让我赶快离开武昌,感到他从远方把深厚心意带来了。现在借刘晋老经过的方便,谨奉上《焚书》四册,这是新刻本。它能够启发人的道心,所以附上请您指教。答陆思山 承蒙来信指教,才知道西边的事情。不过倭奴和海盗不足以忧虑,因为这类人离开船就无能为力。只是中原有些好事之徒,多把他们招引结交,放纵他们贪狼的欲望,实在算不上真正的奸雄,不过是对高丽垂涎罢了。诸位老先生一向享受优厚俸禄,胸中抱负也不少,又屡次被推荐为卓异之才,自然一定能够对付这些蜂虿一般的小人,似乎不必替他们忧虑。刘晋老这时想必已经到任。这位老人胸中很有奇特的抱负,然而看不出他的内心有半个奇伟卓绝的人物;不过同如今那些领取俸禄的人相比,他还算聪明忠信,值得敬重罢了。若舍弃您的老练和一向的修养,把天下交给只知吃饭的人,我不知道天下大事究竟要由谁来治理!稍有小小的变化,便仓皇失措,大概古今都是同一局面;今天实在让人更加思念张江陵。天气太热,寸丝不挂,所以不敢出门。致周友山 刘晋老刚分别时,还没有感觉到离别;分别以后,实在难以忍受。来信说了这些,但弟一生从未见过有人同我亲密交往;只要他们没有看见我触犯人的过错,免得积下怒气,对我来说就是幸事,哪里谈得上亲密交往呢!刘晋老似乎稍微有些同我亲密交往,但也都是由于我触犯了他才形成的。因为触犯而形成亲密交往,这也可以;但不可以有第二次。致友山 疏文中‘且负知己’四个字,十分精妙。正因为不辜负知己,所以连生死也不计较,何况毁誉、荣辱、得失这些小事呢!江陵是兄长的知己,怎么忍心辜负他而为自己求取名声呢?难道没有听说康德涵救李献吉的事吗:只要能使李献吉脱离牢狱,即使终身被废弃,受到刘谨党羽的诬陷也不后悔,因为他把献吉看作知己。士人为知己而死,死了尚且甘心,又何必在意被废弃呢!只是这句话只能对死去的江陵和活着的温陵说;拿它对朝廷官员说,没有不笑我说谎的。如今只是没有江陵这样的人,所以西夏叛卒直到今天还负险固守。梅公上疏请求出兵,真是壮烈啊!不要说秦地就此无人了!令师想必因为他的弟弟高迁回到家中,又因为克念反省后回去,已经大有醒悟,不再同我计较了。我在初八夜里梦见同侗老聚会,他的面色非常欢悦。我也完全忘记了近来的事情,只觉得像最初一样,整天谈说。这个梦又不像是思念造成的;如果是思念,应该会略微记得近事,怎么会完全没有一点影响呢?我想日月一定有重新圆满的一天;到了圆满之日,就看不见被蚀时留下的痕迹了。若是这样,那么老汉有福,实在是大幸,自然应当再回龙湖,约兄长一同到天台去,这是毫无疑问的。假如这位老人始终固执,不能彻底醒悟,我也不管他,我只是尽到自己的道理罢了。俗话说:‘冤仇可以解除,不可以结下。’他即使不肯解除,我自有办法解除它。刘伯伦说过:‘鸡肋不足以承受尊贵者的一拳。’那人于是笑笑便停止了。我知道这位老人最终也会为了我的一个笑话而停止。世事就是这样,似乎值得忧虑;然而如今正值实力极其强盛、形势正盛的时候,却有二三个叛卒作梗,朝廷和统兵大臣竟然没有一点谋略,这才是深可惭愧的事!兄长难道可以安坐下棋、收租建屋,替自己作长远打算吗?寄给京城朋友的信 弟今年秋天苦于痢疾,一场病几乎使我废弃了。由此才知道有这个身体就是苦,佛祖和上仙之所以勤勉不懈地求道,是因为即使拥有百般富贵,直到登上转轮圣王的地位,最终也不足以换取身体片刻的自在;他们认为这种有分段生死的身体,祸患极大,即使转轮圣王也不能自行免除,所以穷尽辛苦劳苦来求得解脱。否则,佛便是世间一个极其愚拙痴呆的人了。舍弃富贵安逸的好日子不会享受,却在雪山苦修十二年,只吃一麻一麦,任凭鸟鹊在头顶筑巢吗?想来一定有极其富足、极其尊贵、世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比拟的境界,所以才竭尽此生性命去求取它。在只顾眼前的世俗人看来,似乎愚拙到了极点,但佛并不愚拙。至于如今的学者,就更不用说了。其中最号称真切的人,仍然整天忙乱地谋划利益、躲避祸害,断绝真实、失去根本,把这个祸患深重的身体看得极其珍贵,这还算是努力学道的人吗?我收藏的《坡仙集》里面有我的删改和旁注,每次打开阅读,便感到欢喜;这是一本使我快心、又能治病的书,如今已经没有底本了,请务必交给深有,让他归还给我!大体说来,我写的书都是为了使自己快乐,并不是为了别人。
与焦弱侯书昨闲步清凉,瞻拜一拂郑先生之祠,知一拂,兄之乡先哲前贤也。一拂自少至老读书此山寺, 后之人思慕遗风, 祠而祀之。今兄亦读书寺中,祠既废而复立,不亦宜乎!归来读《江宁初志》,又知一拂于余,其先同为光州固始人氏,唐未随王审知入闽,遂为闽人,则余于先生为两地同乡,是亦余之乡先哲前贤也。且不独为兄有,而亦不必为兄羡矣。一拜祠下,便有清风,虽日闲步以往,反使余载璧而还,谁谓昨日之步竞是闲步乎?余实于此有荣耀焉!夫先生,王半山门下高士也,受知最深,其平日敬信半山,亦实切至,盖其心俱以民政为急,国储为念。公半山过于自信,反以忧民爱国之实心,翻成毒民误国之大害。先生切于目击,乃不顾死亡诛灭之大祸,必欲成吾胡、越同舟之本心,卒以流离窜逐,年至八十,然后老此山寺。故予以为一拂先生可敬也。若但以其一拂而已,此不过乡党自好者之所歆羡,谁其肯以是而羡先生乎?今天下之平久矣,中下之士肥甘是急,全不知一拂为何物,无可言者。其中上士砥砺名行,一毫不敢自离于绳墨,而遂忘却盐梅相济之大义,则其视先生为何如哉!余以为一拂先生真可敬也。余之景行先哲,其以是哉!今先生之祠既废而复立,吾知兄之敬先生者,亦必以是矣,断然不专专为一拂故也。吾乡有九我先生者,其于先哲,尤切景仰;其于爱民忧国一念尤独惓惓。使其知有一拂先生祠堂在此清凉间,慨然感怀,亦必以是,惜其未有以告之耳。闻之邻近故老,犹能道一拂先生事,而旧祠故址,废莫能考,则以当时无有记之者,记之者非兄与九我先生欤?先贤者,后贤之所资以亩;后贤者,先贤之所赖以表章。立碑于左,大书姓字,吾知兄与九老不能让矣。吁!名垂万世,可让也哉!复士龙悲二母吟杨氏族孙,乃近从兄议,继嗣杨虚游先生之于之后,非继嗣李翰峰先生之后也。盖翰峰之后,安得住翰峰之宅?继杨姓而住李宅,非其义矣。杨氏族孙又是近议立为虚游先生之子之后,亦非是立为李翰峰先生守节之妹之后也。盖翰峰之妹之后,又安得朝夕李氏之宅,而以服事翰峰先生守节之妹为辞也?继杨虚游先生之子之后,而使服事翰峰先生守节之妹于李氏之门,尤非义矣。虽欲不窥窬强取节妹衣食之余,不可得矣。交构是非,诬加翰峰先生嗣孙以不孝罪逆恶名,又其势之所必至矣。是使之争也,我辈之罪也,亦非杨氏族孙之罪也。幸公虚心以听,务以翰峰先生为念,翰峰在日,与公第一相爱,如仆旁人耳,仆知公必念之极矣。念翰峰则必念及其守节之妻顾氏,念及其守节之妹李氏,又念及其嗣孙无疑矣。夫翰峰合族无一人可承继者,仅有安人顾氏生一女尔。翰峰先生没而后招婿姓张者,入赘其家,生两儿,长养成全,皆安人顾氏与其妹李氏鞠育提抱之力也。见今娶妻生子,改姓李,以奉翰峰先生香火矣。而婿与女又皆不幸早世,故两节妇咸以此孙朝夕奉养为安,而此孙亦藉以成立。弱侯与公等所处如此,盖不过为翰峰先生念,故弱侯又以其女所生女妻之也。近闻此孙不爱读书,稍失色养于二大母,此则双节平日姑息太过,以致公之不说,而二大母实未尝不说之也。仆以公果念翰峰旧雅,只宜抒师教之,时时勤加考省,乃为正当。若遽为此儿孙病而别有区处,皆不是真能念翰峰矣。夫翰峰之妹,一嫁即寡,仍归李家。翰峰在日,使与其嫂顾氏同居南北两京,相随不离;翰峰没后,顾氏亦寡,以故仍与寡嫂同居。计二老母前后同居己四十余年,李氏妹又旌表著节,翕然称声于白门之下矣。近耿中丞又以“双节”悬其庐,二母相安,为日已久,当不以此孙失孝敬而遂欲从杨氏族孙以去也。此言大为李节妇诬矣,稍有知者决不肯信,而况于公。大抵杨氏族孙贫甚,或同居,或时来往,未免垂涎李节妇衣簪之余,不知此皆李翰峰先生家物,杨家安得有也。且节妇尚在,尚不可缺乎?若皆为此族孙取去,李节妇一日在世,又复靠谁乎?种种诬谤,尽从此生。唯杨归杨,李归李,绝不相干,乃为妥当。
译致焦弱侯书 昨天闲步到清凉寺,瞻拜了一拂郑先生的祠堂,才知道一拂是兄长家乡的先哲前贤。一拂从小到老都在这座山寺读书,后人思慕他的遗风,便建祠祭祀他。如今兄长也在寺中读书,祠堂既已废弃而又重新建立起来,不是很合适吗?回来后读《江宁初志》,又知道一拂和我的先祖同为光州固始人,唐末随王审知进入闽地,于是成为闽人;这样说来,我同先生是两地的同乡,这也是我的乡里先哲前贤,不必只属于兄长,也不必羡慕兄长了。在祠堂下一拜,便有清风拂来;即使说是闲步前往,反而使我满载宝物而归,谁说昨天的行走竟只是闲步呢?我实在因此感到荣耀。先生是王半山门下的高士,最深受王半山知遇;他平日敬重、信仰半山,也确实深切真挚,因为他们的心都把民政放在首位,把国家储备放在心上。王半山过于自信,反而把忧民爱国的真心,变成了毒害百姓、误国的大害。先生亲眼看见这些,竟不顾死亡诛灭的大祸,一定要实现我们同胡、越之人同舟共济的本心,最终因此流离逃逐,直到八十岁才老死在这座山寺。所以我认为一拂先生值得敬重。如果只因为他一拂的名号而敬重他,那不过是乡党中自我欣赏的人所羡慕的,谁肯以此来羡慕先生呢?如今天下太平已久,中下等士人只把肥美甘食当作要务,完全不知道一拂是什么东西,无话可说。其中上等士人磨炼名节品行,一丝一毫也不敢偏离规矩,却忘记了盐梅相济的大义,那么他们看待先生又会怎样呢?我认为一拂先生确实值得敬重。我所景仰先哲的高尚品德,正是因为这一点吧!如今先生的祠堂已经废弃又重新建立起来,我知道兄长敬重先生,也一定是因为这一点,绝不只是为了‘一拂’这个名号。我的家乡有一位九我先生,他对于先哲尤其切实地景仰,对于爱民忧国这一念更是独自深切挂怀。假使他知道清凉寺这里有一拂先生的祠堂,感慨怀念,也一定是因为这一点,只可惜还没有办法告诉他。我听附近的老人说,他们还能够讲述一拂先生的事迹;但旧祠堂的遗址已经荒废,没有人能够考察,这是因为当时没有人记载它。那么,记载这件事的人,不正是兄长和九我先生吗?先贤是后贤赖以借鉴的,后贤又是先贤赖以彰显的。在祠堂左边立碑,大书姓名,我知道兄长和九老是不会推让的。唉!名声流传万世,哪里可以推让呢!再答士龙《悲二母吟》杨氏族中的孙子,最近同兄长商议,是要继承杨虚游先生的儿子之后,并不是继承李翰峰先生的后代。因为翰峰先生的后代,怎么能住在翰峰先生的宅第里呢?继承杨姓,却住在李宅,不合道义。杨氏族孙最近又议定要立为虚游先生的儿子之后,也不是立为李翰峰先生那位守节妹妹的后代。因为翰峰先生妹妹的后代,又怎么能早晚住在李家的宅第,却以服侍翰峰先生守节妹妹为借口呢?继承杨虚游先生的儿子之后,却让他在李家服侍李翰峰先生守节的妹妹,更不合道义。即使想不窥伺强取守节妹妹衣食所余,也做不到。这样相互构陷、制造是非,诬陷翰峰先生的嗣孙,给他加上不孝、罪逆、恶名,也是这种势态必然发展到的结果。这是使他们相争,是我们的罪过,却也不是杨氏族孙个人的罪过。幸而您能虚心听取意见,务必以翰峰先生为念。翰峰在世时,同您最为相爱亲厚,这一点我只是旁观者都知道,想来您一定十分思念他。想到翰峰,就必然会想到他那位守节的妻子顾氏,想到他那位守节的妹妹李氏,也一定会想到他的嗣孙。翰峰全族没有一个人可以承继香火,只有安人顾氏生了一个女儿罢了。翰峰先生去世后,招来一个姓张的女婿入赘家中,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养育成人,完全靠安人顾氏和她的妹妹李氏抚养抱持。如今他娶妻生子,改姓李,以奉翰峰先生的香火。可是女婿和女儿又都不幸早逝,所以两位节妇都把这个孙子作为早晚奉养自己的依靠,而这个孙子也借此得以成人立业。弱侯和您等人的安排就是这样,大概只是为翰峰先生着想,所以弱侯又把自己女儿所生的女儿嫁给他。近来听说这个孙子不爱读书,对两位大母稍微有失奉养之礼;这只是因为两位节妇平日过于姑息,导致您不高兴,但两位大母实际上也并非不喜欢他。我认为您如果真是念及翰峰过去的交谊,只应当把他召来教诲,时时勤加考察省察,这才是正当的。若贸然因为这个孩子的毛病而另作安排,都不是真正念及翰峰。翰峰的妹妹一出嫁便守寡,仍然回到李家。翰峰在世时,让她同嫂子顾氏分别住在南北两京,却始终相随不离;翰峰死后,顾氏也守寡,因此仍同寡嫂居住。算起来,两位老母前后同居已经四十多年;李氏妹妹又受到旌表,著名守节,在白门之下众口称颂。近来耿中丞又以‘双节’二字…… 悬挂在她们的屋舍上。两位母亲相安无事,已经很久了,不会因为这个孙子失去孝敬,就要跟随杨氏族孙离开。那样说实在是诬陷李节妇,稍有见识的人都绝不肯相信,何况是您呢?大概杨氏族孙非常贫穷,有时同住,有时往来,难免垂涎李节妇衣服首饰所剩的财物,却不知道这些都是李翰峰先生家中的东西,杨家怎么能拥有呢?况且节妇还活着,难道还可以不留给她吗?如果都被这个族孙拿走,李节妇一天活着,又靠谁呢?种种诬谤,全都由此产生。只有杨家的归杨家,李家的归李家,彼此完全不相干,才是妥当的。
复晋川翁书往来经过者颂声不辍,焦弱侯盖屡谈之矣。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以翁当其任,自然大力士民倚重,在道恃赖,但贵如肠之,勿作些见识也←有大力量,自然默默斡旋,人受其赐而不知。若未可动,未可信,决须忍耐以须时。《易》之蛊曰:“干母之蛊,不可贞。”言虽于蛊,而不可用正道,用正道必致相忤,虽欲干办母事而不可得也。又曰:“干父用誉。”而夫于传之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言父所为皆破家亡身之事,而子欲干之,反称誉其父,反以父为有德,如所云“母氏圣善,我无令人”者。如是则父亲喜悦,自然入其子孝敬之中,变蛊成治无难矣。倘其父终不肯变,亦只得随顺其间,相几而动。夫臣子之于君亲,一理也。天下之财皆其财,多用些亦不妨;天下民皆其民,多虐用些亦则得忍受。公有大贤在其间,必有调停之术,不至已甚足矣。只可调停于下,断不可拂逆于上。叔台相见,一诵疏稿,大快人!大快人!只此足矣,再不可多事也。阳明先生与杨邃庵书极可玩,幸置座右!
书晋川翁寿卷后此余丙申中坪上笔也,今又四载矣,复见此于白下。览物思仁寿,意与之为无穷。公今暂出至淮上,淮上何足烦公耶!然非公亦竟不可。夫世固未尝无才也,然亦不多才。唯不多才,故见才尤宜爱惜,而可令公卧理淮上邪!在公虽视中外如一,但居中制外,选贤择才,使布列有位,以辅主安民,则居中为便。吾见公之入矣,入即持此卷以请教当道。今天下多事如此,将何以辅佐圣主,择才图治?当事者皆公信友,吾知公决不难于一言也,是又余之所以为公寿也。余以昨戊戌初夏至,今又一载矣。时事如棋,转眼不同,公当系念。会期小启会期之不可改,犹号令之不可反,军令之不可二也。故重会期,是重道也,是重友也。重友以故重会,重会以故重会期。仆所以屡推辞而不欲会者,正谓其无重道重友之人耳。若重道,则何事更重于道会也耶!故有事则请假不往可也,不可因一人而遂废众会也,况可遽改会期乎?若欲会照旧是十六,莫曰“众人皆未必以会为重,虽改以就我亦无妨。”噫!此何事也!众人皆然,我独不敢,亦望庶几有以友朋为重,以会为重者。今我亦如此,何以望众人之重道乎?我实不敢以为然,故以请教。
译再答晋川翁书 来往经过的人赞颂声不断,焦弱侯大概已经多次谈到这些了。天下没有不可作为的时机,凭您的才能担任这个职务,自然会成为士民大力倚重的人,在道路上也会依赖您;只是贵在像肠子一样隐忍,不要故意显露一些见识。有大力量的人,自然会默默斡旋,人们受到他的恩惠却不知道。如果事情还不能推动、还不能取得信任,就一定要忍耐以等待时机。《易》说蛊卦:‘干母之蛊,不可贞。’意思是,虽然是整治母亲造成的弊病,却不能采用正面强硬的办法;采用正道必然导致相互抵牾,即使想办好母亲的事情也做不到。又说:‘干父用誉。’ 《彖传》说:‘干父用誉,承以德也。’意思是,父亲所做的都是败家亡身的事情,儿子想纠正他,反而要称誉父亲,反而说父亲有德,就像所说的‘母氏圣善,我无令人’一样。这样父亲高兴了,自然就纳入儿子的孝敬之中,把蛊乱转变为治理也就不难了。假如父亲始终不肯改变,也只能在其中顺应,观察时机而行动。臣子对君主和父亲,都是同一个道理。天下的钱财都是他的,多用一些也没有妨碍;天下百姓都是他的,多虐用一些也只好忍受。您这样的贤能之人在其中,必定有调停的办法,只要不发展到太过分就好。只能在下面调停,绝不可违逆上面。见到叔台时,把疏稿诵给他听,真是痛快!真是痛快!这样就够了,不可再多事。阳明先生写给杨邃庵的信极值得玩味,幸好把它放在座右。书写晋川翁寿卷后 这是我丙申年在中坪写的文章,如今又过去四年了,今天在白下再次见到它。观览事物而思念仁者长寿,心意也同它一样无穷。您如今暂时出任到淮上,淮上哪里值得劳烦您呢!然而没有您又终究不行。天下本来并不是没有人才,但人才也不多。正因为人才不多,所以见到人才尤其应该爱惜,难道能让您躺在淮上治理吗?在您看来,内外本来可以一视同仁;但居中制驭外地,选择贤能和人才,使他们分布在合适的位置,来辅佐君主、安定百姓,那么留在中央更为便利。我看见您将要入朝,入朝后就拿这卷子请教执政者。如今天下事务如此繁多,将凭什么辅佐圣主、选择人才、谋求治理呢?执政者都是您信任的朋友,我知道您一定不会难于用一句话说明。这也是我为您祝寿的原因。我去年戊戌初夏到这里,如今又过了一年。时事如棋局,转眼便不同,您应当放在心上。会期小启 会期不能更改,就像号令不能反悔、军令不能有两样一样。所以重视会期,就是重视道义,就是重视朋友。因为重视朋友,所以重视会面;因为重视会面,所以重视会期。我之所以屡次推辞、不愿会面,正是因为认为世上没有重视道义和朋友的人。如果重视道义,那么还有什么事情比按道义会面更重要呢?所以有事就请假不去,可以;却不能因为一个人而废止众人的聚会,何况可以仓促更改会期吗?如果会面仍按旧期定在十六日,就不要说‘众人未必都把会面看得重要,即使为迁就我而改期也没有妨碍’。唉!这是什么话!众人都这样做,我却不敢这样做,也希望差不多能有把朋友看重、把会面看重的人。如今我自己也这样做,又凭什么希望众人重视道义呢?我实在不敢认为这样是对的,所以来请教。
与友人书古圣之言,今人多错会,是以不能以人治人,非恕也,非洁矩也。试举一二言之。夫尧明知朱之嚣讼也,故不传以位;而心实痛之,故又未尝不封之以国。夫子明知鲤之痴顽也,故不传以道;而心实痛之,故又未尝不教以《礼》与《诗》。又明知《诗》、《礼》之言终不可入,然终不以不入而遽已,亦终不以不入而遽强。以此知圣人之真能爱子矣。乃孟氏谓舜之喜象非伪喜,则仆实未敢以谓然。夫舜明知象之欲己杀也,然非真心喜象则不可以解象之毒,纵象之毒终不可解,然舍喜象无别解之法矣。故其喜象是伪也;其主意必欲喜象以得象之喜是真也,非伪也。若如轲言,则是舜不知象之杀己,是不智也。知其欲杀己而喜之,是喜杀也,是不诚也。是尧不知朱之嚣讼,孔不知鲤之痴顽也,不明甚矣。故仆谓舜为伪喜,非过也。以其情其势,虽欲不伪喜而不可得也。以中者养不中,才者养不才,其道当如是也。养者,养其体肤,饮食衣服宫室之而已也。如尧之于朱,舜之于象,孔之于伯鱼,但使之得所养而已也,此圣人所以为真能爱子与悌弟也。此其一也。又观古之狂者,孟氏以为是其为人志大言大而已。解者以为志大故动以古人自期,言大故行与言或不相掩。如此,则狂者当无比数于天下矣,有何足贵而故思念之甚乎?盖狂者下视古人,高视一身,以为古人虽高,其迹往矣,何必践彼迹为也。是谓志大。以故放言高论,凡其身之所不能为,与其所不敢为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谓大言,固宜其行之不掩耳。何也?其情其势自不能以相掩故也。夫人生在天地间,既与人同生,又安能与人独异。是以往往徒能言之以自快耳,大言之以贡高耳,乱言之以愤世耳。渠见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厌,益以肆其狂言。观者见其狂,遂指以为猛虎毒蛇,相率而远去之。渠见其狂言之得行也,则益以自幸,而唯恐其言之不狂矣。唯圣人视之若无有也,故彼以其狂言吓人而吾听之若不闻,则其狂将自歇矣。故唯圣人能医狂病。观其可子桑,友原壤,虽临丧而歌,非但言之,旦行之而自不掩,圣人绝不以为异也。是千古能医狂病者,莫圣人若也。故不见其狂,则狂病自息。又爱其狂,思其狂,称之为善人,望之以中行,则其狂可以成章,可以入室。仆之所谓夫子之爱狂者此也。盖唯世间一等狂汉,乃能不掩于行。不掩者,不遮掩以自盖也,非行不掩其言之谓也。若夫不中不才子弟,只可养,不可弃,只可顺,不可逆。逆则相反,顺则相成。是为千古要言。今人皆未知圣人之心者,是以不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成栽培倾覆之常理。
复顾冲庵翁书某非负心人也,况公盖世人豪;四海之内,凡有目能视,有足能行,有手能供奉,无不愿奔走追陪,藉一顾以为重,归依以终老也,况于不肖某哉!公于此可以信其心矣。自隐天中山以来,再卜龙湖,绝类逃虚近二十载,岂所愿哉!求师访友,未尝置怀,而第一念实在通海,但老人出门大难,讵谓公犹念之耶!适病暑,侵侵晏寂,一接翰诲,顿起矣。
译致友人书 古代圣人的话,如今人多有错误理解,因此不能用对待人的方法来治理人,这既不是恕道,也不是推己及人的准则。姑且举一两句话来说。尧明知朱丹骄横好讼,所以没有把君位传给他;但内心实在怜悯他,所以又始终没有不封给他土地。孔子明知孔鲤痴顽,所以没有把道传给他;但内心实在怜悯他,所以又始终教他《礼》和《诗》。孔子又明知《诗》《礼》的道理终究不能进入孔鲤之心,却始终不因他不能领会就马上停止教导,也始终不因他不能领会就强迫他接受。由此可知圣人确实能够爱护子女。至于孟轲说舜喜爱象并不是假装的喜爱,我实在不敢认为正确。舜明知象想杀害自己,但如果不是真心表现出喜爱象的样子,就无法消解象的恶毒;即使象的恶毒最终不能消解,除了喜爱象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因此,他喜爱象的表现是假的;但他以喜爱象来取得象的喜爱这一主旨是真实的,并不是假的。如果像孟轲所说,那么舜就是不知道象要杀自己,这是不聪明;明知象想杀自己还喜爱他,就是喜爱被杀,是不诚实。这就等于说尧不知道朱丹骄横好讼,孔子不知道孔鲤痴顽,实在太不明白了。所以我说舜是假装喜爱象,并不过分。按照当时的情理和形势,即使想不假装喜爱也做不到。用有修养的人来培养没有修养的人,用有才的人来培养没有才的人,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所谓养育,只是养护他的身体肌肤,供给他的饮食、衣服和宫室罢了。像尧对朱丹、舜对象、孔子对伯鱼,也只是让他们得到应有的供养罢了;这正是圣人真正能够爱护子女、敬爱弟弟的地方。这是第一点。再看古代的狂者,孟轲认为狂者只是志向大、言论大罢了。解释的人认为,因为志向大,所以行动时以古人为期望;因为言论大,所以行为有时不能同言论相称。这样一来,狂者在天下就应当没有可比拟的了;那么他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古人为什么又如此深切地思念他呢?大概狂者轻视古人,高估自身,认为古人虽然高尚,但事迹已经过去,何必一定要践行他们走过的道路呢?这叫志向大。因此放纵言论、高谈阔论,凡是自己不能做、又不敢做的事,也都任意妄言。这叫言论大,行为自然应该不能同言论相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情感和处境本来就使言行无法相互掩饰。人活在天地之间,既然同别人一同出生,又怎么能独自同别人完全不同呢?所以往往只能说出来让自己痛快,夸大言辞来显示高傲,胡乱说话来对世道表示愤懑。他看见世间的束缚已经过分,卑鄙得令人厌恶,于是更加放纵自己的狂言。旁观者看见他的狂态,就指责他是猛虎毒蛇,纷纷远离他。他看见自己的狂言竟能产生影响,便更加自我庆幸,唯恐自己的话不够狂妄。只有圣人看待他仿佛没有这回事,所以他用狂言吓人,而我听起来却像没有听见;这样一来,他的狂态自然会停息。因此只有圣人能够医治狂病。看孔子以可子桑为弟子、同原壤交友,即使临丧而歌,也不只是在言语上如此,早晨的行为也不加掩饰,圣人完全不认为奇怪。自古以来能够医治狂病的,没有比圣人更高明的。所以不去特别看见他的狂,狂病自然就会平息。又喜爱他的狂,思念他的狂,称他为善人,对他寄予中行的期望,那么他的狂就可以形成文采,可以进入道的内室。我所说孔子爱护狂者,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只有世间那一类狂人,才能在行为上不加掩饰。所谓不加掩饰,是不遮蔽自己的过失来掩盖自己,并不是说行为一定要同言论相称。至于那些不合中道、没有才能的子弟,只能抚养,不能抛弃;只能顺应,不能违逆。违逆就会相反,顺应就会相成。这是千古不变的要言。如今人都不知道圣人的心意,所以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不能成就栽培和倾覆的常理。再答顾冲庵翁书 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何况您是盖世豪杰;四海之内,凡是有眼睛能看、有脚能走、有手能供奉的人,没有不愿奔走追随、借您一顾来抬高自己、归依您直到老年的,何况不肖的我呢!您由此就可以相信我的内心了。自从隐居天中山以来,再次选择龙湖,几乎像逃避空虚一样将近二十年,难道是我所愿意的吗?求师访友,我从来没有放在心上,而第一念头实在在通海;只是老人出门非常困难,哪里想到您还惦念着我呢!恰逢暑病侵袭,渐渐沉寂下来,一接到您的亲笔教诲,顿时精神振作。
又书昔赵景真年十四,不远数千里佯狂出走,访叔夜于山阳,而其家竟不知去向,天下至今传以为奇。某自幼读之,绝不以为奇也。以为四海求友,男儿常事,何奇之有。乃今视之,虽欲不谓之奇不得矣。向在龙湖,尚有长江一带为我限隔,今居白下,只隔江耳。往来十余月矣,而竟不能至,或一日而三四度发心,或一月而六七度欲发。可知发心容易,亲到实难,山阳之事未易当也。岂凡百尽然,不特此耶。抑少时或可勉强,乃至壮或不如少,老又决不如壮耶。抑景真若至今在,亦竟不能也?计不出春三月矣。先此报言,决不敢食。又书使通州诗后某奉别公近二十年矣,别后不复一致书问,而公念某犹昔也。推食解衣,至今犹然。然则某为小人,公为君于,已可知矣。方某之居哀牢也,尽弃交游,独身万里,戚戚无欢,谁是谅我者?其并时诸上官,又谁是不恶我者?非公则某为滇中人,终不复出矣。夫公提我于万里之外,而自忘其身之为上,故某亦因以获事公于青云之上,而自忘其身之为下也。则岂偶然之故哉!嗟嗟!公天人也,而世莫知,公大人也,而世亦莫知。夫公为天人而世莫知,犹未害也;公为一世大人而世人不知,世人又将何赖耶?月今倭奴屯给釜山,自谓十年生聚,十年训练,可以安坐而制朝鲜矣。今者援之,中、边皆空,海陆并运,八年未已,公独鳌钓通海,视等乡邻,不一引手投足,又何其忍耶!非公能忍,世人固已忍舍公也。此非仇公,亦非仇国,未知公之为大人耳∠知公之为大人也,即欲舍公,其又奚肯?既已为诗四章,遂并述其语于此,亦以见某与公原非偶者。附顾冲老送行序(顾养谦)顾冲老《赠姚安守温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云:温陵李先生为姚安府且三年,大治,恳乞致其仕去。初先生以南京刑部尚书郎来守姚安,难万里,不欲携其家,其室人强从之。盖先生居常游,每适意辄留,不肯归,故其室人患之,而强与偕行至姚安,无何即欲去,不得遂,乃强留。然先生为姚安,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人,不贾世俗能声。其为人汪洋停蓄,深博无涯涘,人莫得其端倪。而其见先生也,不言而意自消。自僚属、士民、胥隶、夷酋,无不化先生者,而先生无有也。此所谓无事而事事,无为而无不为者耶。谦之备员洱海也,先生守姚安已年余,每与先生谈,辄夜分不忍别去,而自是先生不复言去矣。万历八年庚辰之春,谦以入贺当行。是时先生历官且三年满矣,少需之,得上其绩,且加恩或上迁。而侍御刘公方按楚雄,先生一日谢簿书,封府库,携其家,去姚安而来楚雄,乞侍御公一言以去。侍御公曰:“姚安守,贤者也。贤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为国,不可以为风,吾不敢以为言。即欲去,不两月所,为上其绩而以荣名终也,不其无恨于李君乎?”先生曰:“非其任而居之,是旷官也,贽不敢也。需满以幸恩,是贪荣也,贽不为也。名声闻于朝矣而去之,是钓名也,贽不能也。去即去耳,何能顾其他?”而两台皆勿许,于是先生还其家姚安,而走大理之鸡足。鸡足者,滇西名山也。两台知其意已决,不可留,乃为请于朝,得致其仕。命下之日,谦方出都门还趋滇,恐不及一晤先生而别也,乃至楚之常、武而程程物色之,至贵竹而知先生尚留滇中遨游山水间,未言归,归当以明年春,则甚喜。或谓谦曰:“李姚安始求去时,唯恐不一日去,今又何迟迟也?何谓哉!”谦曰:“李先生之去,去其官耳。去其官矣,何地而非家,又何迫迫于温陵者为?且温陵又无先生之家。”及至滇,而先生果欲便家滇中,则以其室人昼夜涕泣请,将归楚之黄安。盖先生女若婿皆在黄安依耿先生以居,故其室人第愿得归黄安云。先生别号曰卓吾居士。卓吾居士别有传,不具述,述其所以去滇者如此。先生之行,取道西蜀,将穿三峡,览瞿塘、滟澦之胜,而时时过访其相知故人,则愿先生无复留,携其家人一意达黄安,使其母子得相共,终初念,而后东西南北,唯吾所适,不亦可乎?先生曰:“诺。”遂行。复澹然大士
译又记 从前赵景真十四岁时,不远数千里,佯装疯狂出走,到山阳去拜访叔夜,而他的家人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天下至今还把这件事传为奇闻。我从小读到这件事,却完全不认为奇怪。因为我以为,走遍四海寻求朋友,是男儿的寻常事情,有什么可奇怪的?如今看来,即使想不说它奇怪也不可能了。先前我住在龙湖,还有长江一带作为阻隔;现在住在白下,只隔着一条江罢了。来往已经十多个月了,却竟然不能到达;有时一天动三四次念头,有时一个月六七次想要出发。可见动念容易,亲自到达实在困难,山阳的事情并不容易做到。难道一切事情都是这样,不只是这一件吗?还是年轻时有时还可以勉强做到,到了壮年反而不如年轻时,老了又一定不如壮年吗?或者赵景真如果活到今天,也终究不能做到吗?算来不会超过春季三个月了。我先写信告诉你,决不敢失约。又作于《书使通州诗》之后 我与您分别将近二十年了,分别以后没有再写过一封信问候您,而您对我的惦念却仍像从前一样。把饭让给我吃,脱下衣服给我穿,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这样看来,我是小人,您是君于,这一点已经可以知道了。我居住在哀牢时,完全断绝了交游,独自一人在万里之外,忧愁不乐,谁能体谅我呢?那时与我同时任职的各位上官,又有谁不厌恶我呢?如果没有您,我就会成为滇中的人,终身再也出不来了。您把我从万里之外提拔起来,却忘了自己身为上级;所以我也因此得以在青云之上侍奉您,却忘了自己身为下属。这难道是偶然的缘故吗?唉!您是天人,世人却不知道;您是伟大的人,世人也不知道。您是天人而世人不知道,还不至于造成什么损害;您是一世的伟大人物而世人不知道,世人将来又能依靠什么呢?如今倭奴屯驻釜山,自称经过十年生聚、十年训练,便可以安坐而制服朝鲜了。现在朝廷援助朝鲜,中原和边境都空虚,海陆两路同时运兵,八年还没有结束,唯独您在鳌山垂钓,视同海通之事如同乡邻琐事,连手脚都不肯稍动一下,又为什么这样忍心呢!并不是您能够忍耐,而是世人本来已经忍心舍弃您了。这并非仇恨您,也并非仇恨国家,只是不知道您是伟大人物罢了∠知道您是伟大人物,即使想舍弃您,又怎么肯呢?既然已经作了四章诗,于是把这些话一并写在这里,也用来表明我和您原本并非偶然相交。附:顾冲老送行序(顾养谦) 顾冲老《赠姚安守温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说:温陵李先生任姚安府知府将近三年,治理得非常好,却恳切请求退休离开云南。当初先生以南京刑部尚书郎的身份来到姚安任知府,路途万里艰难,不想带着家人同行,但他的妻子强行跟随。原来先生平时出游,凡是遇到合意的地方就总要停留,不肯回来,所以他的妻子担心这件事,便强行与他一同到了姚安。没过多久先生就想离开,却没有成功,于是只好被迫留下。然而先生治理姚安,一切都采取简约的办法,任其自然,致力于用德行教化人民,并不向世俗夸耀自己的政绩声名。他为人宽广深厚,学识深博,没有边际,别人无法探知他的端倪。但只要见到先生,种种欲念便会不说自消。从僚属、士民、胥吏,到夷族首领,没有不受到先生感化的,而先生自己却毫无自矜之意。这就是所谓不烦扰而能办成一切事情,无所作为却没有什么不能作为吧。我在洱海任职时,先生任姚安知府已经一年多了。我每次同先生谈话,总到半夜还不忍心告别离去,从此先生也不再说要离开。万历八年庚辰的春天,我因为入朝庆贺而要启程。当时先生任职将满三年,只要稍微等待一下,就可以上报他的政绩,而且还可能蒙受恩典或升迁。但侍御刘公正在楚雄巡按,先生有一天交还文书,封闭府库,带着家人离开姚安来到楚雄,请求侍御公替他说一句话,让他离去。侍御公说:‘姚安知府是贤者。贤者却要离开,我不忍心这样做——这不是为国家着想,也不能作为风范,我不敢替你说这话。即使想离开,也不过再过两个月,就能上报你的政绩,以荣誉之名结束任期,难道这样不会使李君心中遗憾吗?’先生说:‘不适合这个职位却占据着它,这是旷废职守,我不敢这样做。等到任期届满以求获得恩宠,这是贪图荣誉,我不做这样的事。’ ‘既然名声已经传到朝廷,却还要离开,这是钓取名声,我不能这样做。要离开就离开罢了,怎么能顾虑其他事情呢?’可是两位巡按都不答应,于是先生回到自己的家中姚安,又前往大理的鸡足山。鸡足山是滇西的名山。两位巡按知道他的去意已经决定,无法挽留,便替他向朝廷请求,终于获准让他退休。诏命下达那天,我正走出都城门,准备赶回云南,担心来不及同先生见一面告别,于是到了楚地的常州、武昌,便一路一路地寻找他的踪迹。到了贵竹,才知道先生还留在滇中,游览山水,没有说要回去;听说要到第二年春天才回去,我非常高兴。有人对我说:‘李姚安当初求离开时,唯恐一天都不能多留,现在为什么又迟迟不走呢?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李先生离开的,只是他的官职。’ ‘既然离开了官职,哪里不是家,又何必急着回温陵呢?况且温陵也没有先生的家。’等我到了云南,先生果然想就近把家安置在云南;但他的妻子日夜哭泣请求他回去,先生将要回楚地的黄安。原来先生的女儿和女婿都在黄安,依靠耿先生居住,所以他的妻子只希望能够回到黄安。先生别号卓吾居士。卓吾居士另有传记,这里不详细叙述,只叙述他离开云南的缘由。先生这次出行,取道西蜀,将要穿过三峡,观览瞿塘、滟澦的胜景,并且时时顺道拜访相知的故人;那么,希望先生不要再停留,带着家人一心赶到黄安,使他的母亲和子女能够共同生活,实现最初的愿望,然后无论东西南北,任意前往,不也是很好吗?先生说:‘好。’于是出发了。又致澹然大士
《易经》未三绝,今史方伊始,非三冬二夏未易就绪,计必至明夏四五月乃可。过暑毒,即回龙湖矣。回湖唯有主张净土,督课四方公案,更不作小学生钻故纸事也。参禅事大,量非根器浅弱者所能担。今时人最高者,唯有好名,无真实为生死苦恼怕欲求出脱也。日过一日,壮者老,少者壮,而老者又欲死矣。出来不觉就是四年,祗是怕死在方上,侍者不敢弃我尸,必欲装棺材赴土中埋尔。今幸未死,然病苦亦渐多,当知去死亦不远,但得回湖上葬于塔屋,即是幸事,不须劝我,我自然来也。来湖上化,则湖上即我归成之地,子子孙孙道场是依,未可谓龙湖蕞尔之地非西方极乐净土矣。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黄安上人,为有慈母照居在堂,念无以报母,乃割肉出血,书写愿文,对佛自誓,欲以此生成道,报答母慈。以为温清虽孝,终是小孝,未足以报答吾母也。即使勉强勤学,成就功名以致褒崇,亦是荣耀他人耳目,未可以拔吾慈母于苦海也。唯有勤精进,成佛道,庶可藉此以报答耳。若以吾家孔夫子报父报母之事观之,则虽武周继述之大孝,不觉眇乎小矣。今观吾夫子之父母,至于今有耿光,则些小功名,真不足以成吾报母之业也。上人刺血书愿,其志盖如此而不敢笔之于文,则其志亦可悲矣!故余代书其意,以告诸同事云。余初见上人时,上人尚攻举子业,初亦曾以落发出家事告余,余甚不然之。今年过此,乃秃然一无发之僧,余一见之,不免惊讶,然亦知其有真志矣。是以不敢显言,但时时略示微意于语言之间,而上人心实志坚,终不可以说辞诤也。今复如此,则真出家儿矣,他人可得比耶!因叹古人称学道全要英灵汉子,如上人非真英灵汉子乎?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丁,闻人读书,便自悟性,径往江西见王都堂,欲与之辩质所悟。此尚以朋友往也。后自知其不如,乃从而卒业焉。故心斋亦得闻圣人之道,此其气骨为何如者!心斋之后为徐波石,为颜山农。山农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波石以布政使清兵督战而死广南。云龙风虎,各从其类,然哉!盖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后为赵大洲,大洲之后为邓豁渠;山农之后为罗近溪,为何心隐,心隐之后为钱怀苏,为程后台:一代高似一代。所谓大海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岂不信乎!心隐以布衣出头倡道而遭横死,近溪虽得免于难,然亦幸耳,卒以一官不见容于张太岳。盖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今上人以此进道,又谁能先之乎?故称之曰大孝。真师二首黄安二上人到此,时时言及师友之重。怀林曰:“据和尚平日所言师友,觉又是一样者。”余谓师友原是一样,有两样耶?但世人不知友之即师,乃以四拜受业者谓之师;又不知师之即友,徒以结交亲密者谓之友。夫使友而不可以四拜受业也,则必不可以与之友矣。师而不可以心腹告语也,则亦不可以事之为师矣。古人知朋友所系之重,故特加师字于友之上,以见所友无不可师者,若不可师,即不可友。大概言之,总不过友之一字而已,故言友则师在其中矣。若此二上人,是友而即师者也。其师兄常恐师弟之牵于情而不能摆脱也,则携之远出以坚固其道心;其师弟亦知师兄之真爱己也,遂同之远出而对佛以发其弘愿。此以师兄为友,亦以师兄为师者也,非友而师者乎?其师弟恐师兄徒知皈依西方而不知自性西方也,故常述其师称赞邓豁渠之语于师兄之前,其师兄亦知师弟之托意婉也,亦信念佛即参禅而不可以徒为念佛之计。此以师弟为友,亦以师弟为师者也,又非友而师者乎?故吾谓二上人方可称真师友矣。若泛泛然群聚,何益耶,宁知师友之为重耶!故吾因此时时论及邓豁渠,又推豁渠师友之所自,二上人喜甚,以谓我虽忝为豁渠之孙,而竟不知豁渠之所自,今得先生开示,宛然如在豁渠师祖之旁,又因以得闻阳明、心斋先生之所以授受,其快活无量何如也!今但不闻先生师友所在耳。余谓学无常师,“夫子焉不学”,虽在今日不免套语,其实亦是实语。吾虽不曾四拜受业一个人以为师,亦不曾以四拜传受一个人以为友,然比世人之时时四拜人,与时时受人四拜者,真不可同日而语也。我问此受四拜人,此受四拜人非聋即哑,莫我告也。我又遍问此四拜于人者,此四拜于人者亦非聋即哑,不知所以我告也。然则师之下在四拜明矣。然孰知吾心中时时四拜百拜屈指不能举其多,沙数不能喻其众乎?吾河以言吾师友于二上人之前哉!失言三首
译《易经》还没有读完三遍,《今史》才刚刚开始,不经过三冬二夏很难完成,估计一定要到明年夏天四五月间才可以。熬过暑热,我就回龙湖了。回到龙湖,只有弘扬净土法门,督促考察四方的公案,不再做小学生钻研旧纸堆的事情了。参禅是大事,料想不是根器浅薄软弱的人所能承担的。如今的人中,最高明的也只是喜好名声,没有真正为了生死苦恼而害怕、想要寻求解脱的。一天又一天过去,壮年变老,少年变成壮年,而老人又将要死了。我出来不知不觉已经四年,只是怕死在外面,侍者不敢丢弃我的尸体,一定要装入棺材运到土中埋葬罢了。如今幸好还没有死,但病苦也渐渐增多,应当知道离死也不远了;只要能回到湖上,葬在塔屋中,就是幸运的事,不必劝我,我自然会回来。来到湖上化去,那么湖上就是我归真成道的地方,子子孙孙都以这个道场为依托,不能说龙湖只是一个狭小的地方,不是西方极乐净土。为黄安二位上人作三首 大孝一首 黄安上人因为有慈母在堂,想到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母亲,于是割取身上的肉刺血,书写发愿文,对佛发誓,希望凭借此事成就佛道,报答母亲的慈爱。他认为,冬天使母亲温暖、夏天使母亲凉爽,虽然是孝行,终究只是小孝,不足以报答母亲;即使勉强勤奋求学,取得功名而得到褒奖尊崇,也只是荣耀别人的耳目,不能把慈母从苦海中救拔出来。只有勤奋精进,成就佛道,也许才能借此报答母亲。若拿我家孔夫子报答父母的事情来看,那么即使像周武王、周成王继承先王事业那样的大孝,也不觉显得微小了。如今看我家夫子的父母,直到今天仍有光辉德泽,那么些许功名,实在不足以成就我报答母亲的事业。上人刺血书写誓愿,他的志向大概就是如此;却不敢把它写成文章,那么他的志向也就令人悲哀了!所以我代他写出这番意思,告诉各位同道。我初次见到上人时,上人还在攻读科举应试的学业,起初也曾把剃发出家一事告诉我,我很不赞同。今年我经过这里,他已经成了一个光头无发的僧人。我一见到他,不免惊讶,但也知道他有真正的志向。因此我不敢明说,只是时时在言语之间略微表示一点意思;然而上人内心确有坚定的志向,终究不是言辞所能劝阻的。如今又到了这种地步,他真是出家的佛门弟子了,别人哪里能够相比!于是感叹古人说求学问道全靠英灵的汉子,像上人这样,难道不是真正英灵的汉子吗?当年阳明先生的门徒遍天下,只有心斋最为英灵。心斋本来是一个灶丁,目不识丁;听别人读书,便自己领悟了性理,直接前往江西拜见王都堂,想同他辩论验证自己的领悟。这时他还只是以朋友身份前往。后来自己知道不如王都堂,于是跟随他完成学业。所以心斋也得以听闻圣人之道,这样的气魄骨力是怎样的啊!心斋之后是徐波石,颜山农。山农以平民身份讲学,傲视一世却遭到诬陷;波石以布政使身份清剿军队、督战,死于广南。云从龙,风从虎,各自跟随同类,确实如此!大概因为心斋是真英雄,所以他的弟子也都是英雄。波石之后是赵大洲,大洲之后是邓豁渠;山农之后是罗近溪、何心隐,心隐之后是钱怀苏、程后台:一代比一代高明。所谓大海不容纳死尸,龙门不点破额,难道不是真的吗!心隐以平民身份挺身而出倡导圣道,却遭横死;近溪虽然免于灾难,也只是侥幸,最终还是因为一官之职不被张太岳容纳。大概英雄豪杰不能避免世俗的磨难,却可以在道上前进。如今上人凭借这种志向而进于道,又有谁能超过他呢?所以称他为‘大孝’。真师二首 黄安两位上人来到这里,时时谈到老师和朋友的重要。怀林说:‘按照和尚平日所说的老师和朋友来看,觉得又是另一种情况。’ 我说:老师和朋友原本就是一回事,难道有两样吗?只是世人不知道朋友就是老师,于是把接受四拜礼而从其学习的人称作老师;又不知道老师就是朋友,只把交结亲密的人称作朋友。假如朋友不可以行四拜礼向他求学,那就一定不可以同他交朋友;老师如果不可以向他倾诉心腹之事,那也不可以奉他为老师。古人知道朋友所关系的事情重大,所以特意在朋友之上加一个‘师’字,用来表明所交的朋友没有一个不可以作为老师;如果不可以作为老师,也就不可以作为朋友。概括地说,总不过是‘朋友’一个词罢了,所以说朋友,老师也就在其中了。像这两位上人,就是既是朋友又是老师。他们的师兄常常担心师弟被情感牵累而不能摆脱,便带他远行,以坚定他的道心;他的师弟也知道师兄是真心爱护自己,于是同他远行,在佛前发下宏愿。这既把师兄当作朋友,也把师兄当作老师,难道不是既为朋友又为老师吗?他的师弟担心师兄只知道皈依西方,却不知道自性西方,所以常常在师兄面前转述自己的老师称赞邓豁渠的话;他的师兄也知道师弟托意委婉,于是相信念佛就是参禅,不能只把它当作念佛的计策。这既把师弟当作朋友,也把师弟当作老师,又难道不是既为朋友又为老师吗?所以我说,这两位上人才可以称为真正的师友。若只是泛泛地聚集在一起,那有什么益处?哪里知道师友关系的重要呢!所以我因此时时谈论邓豁渠,又推究豁渠的师友传承来自哪里。两位上人非常高兴,认为我虽然惭愧地算是豁渠的徒孙,却竟不知道豁渠的来源;如今得到先生开示,仿佛就在豁渠师祖身旁,又因此听到了阳明、心斋先生传授承接的缘由,那是多么无比的快活啊!如今只是还不知道先生的师友在哪里。我说,学习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夫子在哪里不能学习呢’,这句话虽然今天说起来免不了像套话,其实也是实话。我虽然不曾行四拜礼拜一个人为师,也不曾行四拜礼把一个人传授为友;然而与世人时时向人行四拜礼、又时时接受别人四拜礼相比,实在不能相提并论。我询问那些接受四拜礼的人,这些接受四拜礼的人不是聋就是哑,没有人告诉我。我又到处询问那些向人行四拜礼的人,这些向人行四拜礼的人也不是聋就是哑,不知道我所说的缘故。这样看来,老师的地位低于四拜礼,已经很清楚了。然而谁知道我心中时时向人行四拜礼、行百拜礼,屈指也数不清有多少,多得不能用沙数来比喻呢?我怎么能在两位上人面前说清楚我的师友呢?失言三首
余初会二上人时,见其念佛精勤,遂叙吾生平好高好洁之说以请教之。今相处日久,二上人之高洁比余当十百千倍,则高洁之说为不当矣。盖高洁之说,以对世之委靡浑浊者则为应病之药。余观世人恒无真志,要不过落在委靡浑浊之中,是故口是心非,言清行浊,了不见有好高好洁之实,而又反以高洁为余病,是以痛切而深念之。若二上人者,岂宜以高洁之说进乎?对高洁人谈高洁,已为止沸益薪,况高洁十倍哉!是余蠢也。“过犹不及”,孔夫于言之详矣。委靡浑浊而不进者,不及者也;好为高洁而不止者,大过者也:皆道之所不载也。二上人只宜如是而已矣。如是念佛,如是修行,如是持戒。如是可久,如是可大,如是自然登莲台而证真乘,成佛果,不可再多事也。念佛时但去念佛,欲见慈母时但去见慈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是为真佛。故念佛亦可,莫太高洁可矣。
复李渐老书数千里外山泽无告之老,翁皆得而时时衣食之,则翁之禄,岂但仁九族,惠亲友已哉!感德多矣,报施未也,可如何!承谕烦恼心,山野虽孤独,亦时时有之。即此衣食之赐,既深以为喜,则缺衣少食之烦恼不言可知已。身犹其易者,筹而上之,有国则烦恼一国,有家则烦恼一家,无家则烦恼一身,所任愈轻,则烦恼愈减。然则烦恼之增减,唯随所任之重轻耳。世固未闻有少烦恼之人也,唯无身乃可免矣。老子云:“若吾无身,更有何患?”无身则自无患,无患则自无恼。吁!安得闻出世之旨以免此后有之身哉!翁幸有以教之!此又山泽癯老晚年之第一烦恼处也。
译我初次会见两位上人时,见他们念佛精勤,于是叙说我平生喜好高尚、喜好洁净的主张,向他们请教。如今相处日久,二位上人的高尚洁净比我高出十倍、百倍、千倍,那么关于高尚洁净的说法就不恰当了。因为高尚洁净的说法,用来对付世人的委靡浑浊,便是对症的药。我看世人常常没有真正的志向,不过是陷在委靡浑浊之中,所以口是心非,口说清高而行为污浊,完全看不出真正好高尚、好洁净的实际,却反过来把高尚洁净说成我的毛病,因此我才痛切而深深地思考它。像两位上人这样的人,哪里适合用高尚洁净的说法来引导呢?对高尚洁净的人谈高尚洁净,已经是扬汤止沸、火上加薪,何况他们的高尚洁净又比我高十倍呢?这是我的愚蠢。‘过犹不及’,孔夫子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委靡浑浊而不求进步,是不及;喜好标榜高尚洁净而不知道停止,是过分;二者都不是道所承载的。两位上人只应当保持现在这样就够了。这样念佛,这样修行,这样守戒;这样可以长久,这样可以扩大,自然可以登上莲台、证得真乘、成就佛果,不必再多做其他事情。念佛时只管念佛,想见慈母时只管去见慈母;不必矫饰感情,不必违逆本性,不必蒙蔽内心,不必压抑志向,依照真心行动,这才是真佛。所以念佛也是可以的,只要不要过分追求高尚洁净就行了。又复李渐老书 在数千里以外、山野中无处诉说的老人,您都能时时给他们衣服和食物,那么您的俸禄,难道只是施仁于九族、恩惠于亲友而已吗!我承受的恩德太多了,却还没有报答和施予,怎么办呢!承蒙您询问烦恼之心,我虽身在山野而孤独,也时时有烦恼。仅就您赐给我的衣食来说,既然我深以为喜,那么缺衣少食的烦恼也就不言而喻了。若说身体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再往上推:有国家,就烦恼整个国家;有家庭,就烦恼整个家庭;没有家庭,就烦恼自身;所承担的责任越轻,烦恼就越少。这样看来,烦恼的增减,只随着所承担责任的轻重而变化。世上本来没有听说过烦恼少的人,只有没有身体才可以免除烦恼。老子说:‘假如我没有身体,还有什么忧患?’没有身体自然没有忧患,没有忧患自然没有烦恼。唉!怎样才能听闻出世的宗旨,免除来世仍有这个身体的苦恼呢?希望您能教导我!这也是我这个山野瘦弱老人在晚年最大的烦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