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六 《见素集》　别集类第五【明】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见素集》二十八卷，《奏议》七卷，《续集》十二卷，都是明代林俊所撰。林俊字待用，号见素，莆田人，成化戊戌年进士，历任刑部尚书，死后追赠少保，谥号贞肃，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林俊起初因上疏弹劾权宦而被远谪；后来巡抚江右，便抗拒叛逆藩王的抚治；在西蜀又平定大盗，是孝宗时期的名臣。他所写的诗文，据张诩序说，林俊亲手编成的集子有五十多卷，当时还在退休之前。如今这部集子，文章二十八卷，奏议七卷，《续集》诗文十二卷，还包括起用废官以后所作的作品，另外附有遗疏四首，可见已经是后人重新辑录的本子，并非林俊亲自编定的原本，所以卷数与张序不相符合。林俊的文章体裁不一，大多奇崛博奥，刻意自成一格。他的诗源自江西诗派，尤其摹仿黄庭坚、陈师道两家，因此有不少隐晦难懂的词句；但总体上气韵孤高，终究能够远离俗气。《奏议》分为《西曹》《外台》《内台》《西征》《起辅》《新政》《秋台》六稿，无不委曲详尽，通晓并切合事机，也足以看出他的施政有根本依据，并非只是寄托于空泛言辞。又考察王凤灵《续集序》说，林俊原来有《诗集》十四卷，但这个本子没有。朱彝尊《辑明诗综》说林俊有《西征集》，选录了四首诗，却也没有说见过他的全集。看他的孙子和祖父的跋语说重新刊刻此书，而诗集还缺失，可见当时这两种书并没有一同刊刻，所以流传很少。现在仍按照原来的次序著录于此。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见素集》原序 文章以挽救时局为可贵。自中古以来的文章，如韩退之的《佛骨表》、欧阳永叔的《朋党论》、胡澹庵的《乞斩秦桧疏》；诗歌如杜少陵的《八哀诗》、石守道的《庆历圣德诗》等，排斥异端，尊崇正道，斥责奸邪谄媚之徒，即使百世以后读到它们，仍会使人毛发耸立，遗憾不能生在同一时代而愿意替他们执鞭。再往下的文章，不过争斗富丽、夸耀技巧，即使极其工巧精致，也只是取得悦人耳目的效果，对于纲常和世道没有什么关系；这样说来，文章又有什么可贵之处，必定要靠这种东西流传后世呢？当初我通过计偕来到京师，在士友家中看到了莆田见素先生林公任秋官员外郎时抗疏反对宪宗皇帝的奏稿，反复读了三遍，不禁流泪。看他弹劾匪类，纠察权贵宠臣，凛然有斧钺般的严厉，而真挚的忠诚和刚直的气节洋溢于字里行间，几乎如同高举日月星辰、使山岳为之耸立。林公虽然因此获罪而被远谪，但一时之间国家的是非取舍和士人的气节都依赖于此，评论者说这篇奏疏可以与胡澹庵的奏疏相提并论。文章达到这种程度，难道不是所谓挽救时局的文章吗？不久之后，林公返回京城，留在南京，推荐历任外台长官；有一天拂袖离开朝廷，抗疏写成后当晚就上路，从未等待答复。几年以后，先帝因言官的建议起用他为方伯，他没有赴任；再次起用为佥都御史，执掌大江南北的风纪，贪官污吏大多望风解下官印离去；即使当权的左姓宦官，向来号称凶悍狡黠，也因此收敛行迹，暗中躲避。林公出仕而挽救时局，他的事功伟大，又处处如此，岂只是表现在文章上而已！假如林公在朝廷，必定能够压制淮南的谋略；在边疆，必定能够使西方敌人的胆气寒怯；即使在山林隐居，也必定能够凭一根丝的力量而使汉家的九鼎更加重要。林公精神心术所寄托的地方，有些并非容易用寻常眼光窥测的，所以流露出来写成文章和诗歌，或赠送，或酬答，或寄托情怀，虽然体裁不同、风格各异，但总的说来，它们与先前奏疏中挽救时局的用意相差极少。既然如此，林公的文章即使想吝惜而不让它流传于世，也做不到了。然而林公正谦退地认为这些不过是酱瓿上的文字罢了，难道会以此自满吗？偶尔亲手编成文集，共五十多卷，以他的别号“见素”命名。他不远数千里寄信给我说：“您替我作一篇序吧。”我收到信时已是傍晚，急忙点灯尽兴阅读，第二天立即催促自己动笔，以此表明我对林公的敬仰极其深厚，正把能够借此集托名为幸事，于是仓促忘记自己的浅陋，也顾不得推辞了。正德改元丙寅年冬十一月上旬，南海病夫张诩廷实作序。钦定《四库全书》《见素集》卷一 明　林俊　撰 序 《瑞竹诗序》丁未年，盗贼在赣州起事，处在福建之间，像蚂蚁聚集、群蜂屯聚一样，郡中因此大为骚乱。当今皇上继承大统，遵循大历的政道，说：“如今只是百姓不得安宁，应当安抚他们，使他们重新开始；这样人们就可以除去罪过而免于死亡。”平民百姓还有办法自行效力，只有这群盗贼首领仍在触犯上天的惩罚。于是任命王公述之为都御史，让他前往巡行安抚。声威所到之处，被胁迫从贼的人便解散，盗首被俘获带回郡中，报告地方已经安定。王公从汀州回来，经过王台左边，看见一株竹子，叶子是白色的，茎是绿色的，与普通竹子不同。它的根寄生在浮土之中，风露与普通草木共同承受，姿态枯槁憔悴，胸中郁结，好像盐车下的千里马、林中的仙鹤，想要显露自己却一直不能。王公心中觉得奇异，便铲除它周围的荒草污秽，用冷泉浇灌；清风徐徐吹来，枝叶疏展，意态欣悦。王公久久地观望它，回头想道：“竹子得到知己，真是幸运。可是离开这里以后，能使污秽不再滋长吗？能使泉水不再干涸吗？这里是通衢大道，樵夫和采薪者纷纷来到，又能使它不被砍伐吗？”于是把它移走，于是把它栽种在宪台右边，加以灌溉保护，早晚坐在那里与它相对，好像把它召来并以礼相待一样。于是作诗记述此事，听说的人相继唱和。诗卷编成后，太守陈宗器请我作序。我早就熟悉王公在士大夫中的声望，他栽种这株竹子，大概是要用它来比拟自己。万物通常以同类为常，以异类为祥。闽南竹箭的美好品种遍布山麓，唯独这株竹子挺然独生，不愿与众竹为伍；虽然生在荒草丛莽之中，但它所谓的祥瑞和自我显现，始终没有泯灭。何况把它放置在深严而肥沃的土地上，使它保持孤高、空灵、坚劲、有节的本性；它拂拭清风，凌越霄汉，旁边引来同类，垂荫护持天下，又有谁能够阻挡它呢？我不敏捷，将要替竹子作诗以感谢王公的知遇，也借王公的事情感叹竹子的遭遇。凡事都可以由同类推知：其余竹子失去适宜的地方，尚且要把它栽种，何况比竹子更有灵性的事物呢？连竹子的祥瑞都如此爱惜，那么比竹子更为祥瑞的事物，也就可以知道了。我又由此知道王公的心意，大概无论什么事情都要竭尽心力去做。王公奉事明天子，身为大臣，时势有可作为之处，职位有可达到之处，才力又足以担当。竹子如果有知，必定愿意砍下自己的青枝作简，永远记载王公的功业美德，这是它所不推辞的。

译《送郭子声入贺诗序》七月三日是皇上的万寿节，群臣共同庆贺，万国纷纷前来，云南地处最远，却最先奔赴。佥事郭先生子声奉持按察使的表章将要出发。先生开朗豁达，把义理看得像饮食一样喜爱。他由进士选任为兵科给事中，坚守气节，敢于进言。宪宗在郊外祭祀时降下甘露，大臣们商议应当庆贺，先生上疏说不应庆贺，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成为舆论所归向的人。后来升任都给事中、通政参议、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大同、辽东。因同僚犯法失职获罪，他不愿为自己辩解，于是连降六级，出任射洪知县。因大臣推荐而升任如今的职务，在内外任职将近三十年，他的义气、气量和度量，足以胜任这一切。所以无论处于高位还是低位，无论荣耀还是屈辱，没有什么处境不适合他。我曾私下评论先生的气量，大概就是所谓清水不能使他更清，浑水也不能使他变浊的人。考察一个人，不在于看他身处大事时怎样，而在于看他处理小事时怎样；不在于看他顺遂时怎样，而在于看他遭遇逆境时怎样。周亚夫的忠勇，司马长卿、柳子厚的文章，一旦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便郁闷悲愤，最终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只有元城先生被囚车征召时神色自若，文忠公称他为“铁汉”。这样看来，先生难道不是远远胜过这些人吗？士君子只把义看作可遵从，只把命运看作可以安然接受，只把圣贤看作可以效法。并不是只要声势显赫却没有可取之处，反而困顿失败，仍然得到士大夫推重爱护。何况先生曾经起用后奔波劳碌，又再次起用，最终还没有留下可以惭愧的言辞呢？有人怀疑应州之战是先生的过错。可是，鲁国在干时战败，《春秋》却以此为荣；姜维讨伐魏国，多次出兵而不能取胜，《资治通鉴纲目》记载此事也没有贬低他。讨伐贼人的义理，一天也不能忘记。己巳年敌人投降之后，势力逐渐壮大；今年侵扰云中，明年侵扰雁门，反复骚扰我们的边疆，创伤毒害我们的边民，却没有听说有人冒着敌人的锋芒去震慑他们。先生鼓舞义气深入敌境，独自挫败了敌人的锐气。即使不幸没有建立奇功，敌人也因此胆寒，几年之间很少入境为寇。这样看来，先生的志向和行动，难道真的毫无所得吗？《春秋》和《纲目》本来就没有理由深加贬斥。所以我特意详述讨贼的大义。至于这次入朝，祝愿天下太平、进献《金鉴》，以及竭尽忠贞，都是先生自己应当尽到的责任；我私下所希望的贤才汇聚、朝廷赐予美好恩典、委以股肱重任，则是圣明君主和贤能宰相必定要尽到的责任。我私下作赠行诗写成，冒昧为诗篇作序。《赠郁长史序》鲁国人都穿儒者的服装，鲁哀公派人向各国宣布说：“不具备儒道却穿这种服装的，都是有罪的。”等到亲身穿这种服装的人全部改变之后，事情已经结束，只有一个人留下来询问国事，始终没有过失。庄子说：“以鲁国之大，真正称得上儒者的只有一个人。”鲁国本来有很多君子，孔子曾这样说，这当然是鲁哀公时代的情况。庄子难道是在说寓言吗？还是想借此讥讽儒者呢？本朝用人文教化成就天下，在乡校中培养人才，通过科举录取他们，称为儒生；分派到郡县任教，升入太学，称为儒师；在馆阁任职、列入侍从，称为儒臣；以至外任和内任的官员也都从儒者中选取，其他科目不参与其中。难道不是因为儒者可贵才这样吗？如今的儒者本来就很多，穿这种服装、行这种道理的人遍布天下，并不只是孔子所称道的那一个人。江浦郁君凭借《礼经》被荐举为京闱儒生，三次历任学官，两次教授国子监，成为儒师；虽然还没有进入馆阁成为侍从之臣，但如今任长史，是亲王身边的首要辅佐，也就是儒臣。以儒臣辅佐亲王，亲王德行的修养与否，国政的弛张，风俗的隆盛与污浊，都系于此。难道君将只庆幸儒臣被任用，却不取得儒者的实际功效吗？应当尽忠侍奉君上，端正自己以率领下属，使君主的德行显明而自己的名声彰显，使国家安定而福禄随之，让国人称赞说：“真是儒者啊，真是儒者啊！” 君子的立身，难道不是已经很伟大了吗？从前董仲舒辅佐胶西王，胶西王听说他是大儒，便厚礼敬重他。胶西王是骄横的王，尚且知道敬重儒者；如今的鲁国已经不是过去的鲁国了，守礼持义，世代都有贤明的君王，像君这样的人才，难道会有不受敬重的吗？我又知道，君的道一定会在鲁地实行，这是毫无疑问的。儒者的功效已经很久没有显著于世了，君幸而努力，希望几乎可以成为我孔子所称赞的那种儒者，不要被庄子讥讽。临行时，监丞陈正初和众位同僚采集诗文，请求我说：“一定要有几句话赠给郁君。”于是我同他们谈论儒者，这些话是对还是不对，必定能请鲁地诸位君子评判。《赠张希白序》闽地张君希白，性情沉毅，努力读书，善于组织文字。成化甲午年，他凭《麟经》在八闽荐举者中夺魁；第二年考中进士，第三年授任南京大理评事；历任寺正、寺副共七年，升任浙江按察佥事。择日准备出行，秋官林廷珍托我写赠言说：“从前长安市场上有人修筑墙垣，按功劳领取食物；柳子举接受报酬却懒怠办事，成为做官者的戒鉴，古今都把这句话奉为名言。”希白从平民出身，几年之间便承担一方重任，即使是危峦落石、船帆饱满顺风疾行，也没有比这更快的了。然而食禄不能白白享受，接受报酬就必须偿还。世上因饥饿而困厄的人会悲哀，得到一顿饭便发誓以死报答。到了得到一个官阶、接受一道任命，官服足以装饰自身，俸禄足以施惠三族；旧日亲友回头看待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安然不以为德。到了任期将满却没有调任，便彷徨郁结，好像不能活下去一样。追问他所负责的事情，难道还不到十分之二三吗？把这件事拿来质问他，他说：“某人某人，不是不知道这些事不可追究。”事情一旦办成，诽谤便兴起；法令一旦修订，屈辱便随之而来。唉！不能办事的人不应接受俸禄，领取俸禄的人一定要有功绩。即使是小技艺尚且如此，何况被称为士而不能达到要求，这究竟可以还是不可以呢？那些不知道的人，是不明白；知道却不去做的人，是没有勇气；忘恩的人，是昏昧；图谋升进而不知停止，懒怠办事而不据实报告，以此冒充有才能的人，是贪婪而又迷惑。唉！淳厚朴实的风气已经败坏，浇薄的风气日益盛行；有人以吉祥为名却不办理案牍，劝人相互谨慎，却谋取高官以求普遍获利；有人身居高位却不整饬簠簋，身为真正的卿士却不知道退让。由此看来，其他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士人的弊病在这里，又不只是今天才这样。那么，究竟谁能回头纠正这种风气，奋发自励，以此匹配长安修筑墙垣按功取食的道理，不愧于柳子举所说的话呢？希白如今诚实敦厚而文雅，重视实际而不徒事文饰；对威势和财富采取不同的法度，对于穷困孤独、无处申诉的人，都依靠他而得以生存。他说：“我任廷尉，你们这些人将会得到公平；我本来就知道，必定应当这样做。”浙江首府及各藩司的长官、副长官，又多是仁厚贤能的君子；希白将要和他们同僚共事，发自内心地同心协力，恭敬地办理事务，偿还所受俸禄并核计功绩，使自己的职务能够胜任，使百姓得到安定，使民风成为天下的表率，这是毫无疑问的。廷珍说：“您说得对，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赠给希白的序。”

译《送陈监丞诗序》国子监丞陈公正初任满三考，以年老请求退休，回家休养。国子监六馆的师生中，阻拦他退休的有十多人，几十次上奏；大宗伯、少宰以下，以及科道和各官署的士大夫、乡野道路上的人，都说主持太学、纠察学政的职务，非陈公不可。有人说陈公按例应当升任翰林，不应以这个官职退休。陈公毅然说：“年轻时做官，年老时退休，是人之常情。我年近七十，旺盛的精气日益衰退，从前具有的聪明才智也日益损耗。况且故乡的园圃将要荒芜，打算归去已经太晚了。官阶高低，更不是我的志向。”最终仍不愿改变主意。我听说此事，对这些人表示认可，同时对陈公肃然起敬。陈公任官将近四十年，始终如一日，操守纯洁无瑕，真可以使贪者廉、懦者立，与古代的杨关西、赵清献相匹敌；师道尊严、教法严明，则杨次公、胡安定也差不多可以相比。能引退而知止，在仕途末路不迷失，又与疏太傅、杨少尹有什么不同呢？然而挽留陈公，是公论；决定离去，是他自己的处置。那些人的意见本来就无需再论。车子还没有来得及涂油润滑，敬重陈公的人已经预先作诗话别。私下仰慕陈公、因而得到众人共同心意的人，不论相识与否，也都有诗献上，积累起来像一捆竹笋。我同陈公交情一向深厚，不忍默默无言，于是和院判周原巳、郎中邹宗道、陈时安、员外郎林长深、冯朋玉、宋惟寅、主事王廷光、娄元善、龚元之、储静夫共十一人，各取支韵，每人一百韵，联句赠给陈公。送行赠别的作品，本来没有这样作的。我来到南京任官后，看到诸位老臣引退的荣耀、歌颂饯送的盛况，只有大司马三原王介庵、冢宰同乡陈愚庵、大理卿干阳宋克敬以及陈公，共见过四次。三位公卿都升居显要，恩泽容易流布，声名也容易传播；陈公只是一个教官的品秩，却能出来与他们并列，由此更可知清白修身、独立守行，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都可以做到，本来不会因职位的散要而受到拘束。因此我特意揭出此事大书特书，与有志之士共同自勉。《送冯时用任衡永兵备序》兵备可以由文臣担任吗？回答说：可以。军事以文为根本，以武为枝叶；审察利害、观察安危，是文；面对强敌、奋力攻守，是武。二者相互作用，不能彼此缺少，所以说文和武如同左右手。先王治理国家，把邦国政务交给司马，而征召将帅、发布命令，冢宰实际主持这些事。不得焚烧房屋墙垣，不得夺取牲畜，不得伤害老幼，不增设防守，不乘人凶灾，不使无力者陷入穷困，这是彰明仁爱；军队列成阵势后击鼓进攻，是彰明诚信；有利可取也不争夺，是彰明义；敌人投降便不杀戮，是彰明勇；审察事机，完整地制定取胜方案，是彰明智。这些难道不是文臣能够做到的吗？专任武力就相反：攻击敌人的要害，突袭其空虚，逞强卖力，趁其没有防备时袭击，烧毁他们的人民，焚毁房屋，掠空窖藏粮仓，把他们所有的利益全部夺走。因此，用文来统摄军事，是防御祸乱；以武力为军事目的，是制造祸乱；专任武力而以武将统率军队，是放纵祸乱。国家深切鉴戒于此，把全军交给总兵，由都御史参与管理；偏师交给参将，兵备官也参与管理。百余年来，百姓不知道战争，军队也不知道作战，难道没有原因吗？弘治壬子年，衡永兵备缺员，四明冯君时用以按察副使的身份接受玺书，主持此事。君的文章学问得自乡里，诗礼修养得自家庭，切磋琢磨得自师友，刑名之学得自官府的次序，大概是文臣中最为优秀的。你担任湖南佥都御史已经很久，利害的关键、安危的形势、险易虚实的情况，本来已经存于心中并且看得很熟了。转而在武职方面治理军务，又有什么困难呢？不过请允许我把这番道理说完。圣人制定棺木，并不是希望人使用它；制定医术，并不是希望人求医；制定军事制度，难道是因为可以不得已而用兵吗？先逐渐以仁爱感化，以义理磨炼，以礼节制，以音乐调和，实在不得已才使用刑罚。刑罚有轻典、中典、重典；又实在不得已，才使用军队。用兵难道是可以轻易进行的吗？虞舜时代有赏无罚也无，夏代有赏而无罚，殷代有罚而无赏，成周则有赏有罚；那么如今本来就是赏罚并用的时代，难道可以不使用军队吗？然而兵备官以文臣方式处理军务，又由按察官担任，这就可以大概看出君主和宰相的用意了。有人问：仁义礼乐、刑罚和军队，究竟以什么为根本？回答说：不也就是仁义、礼乐和刑罚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谈军队？回答说：是为了预备。

译《送宪副戚时望任贵州兵备序》兵备，是边疆所托付的重要职务。抵御外来侵略，安抚归附内部，使国家得到安定而不动摇，实际上都要依靠这一职务。本朝文德广泛施行，天下安宁，尤其选择资历深厚的宪臣担任兵备，以镇抚边疆，达到治理国家、保全邦国的考虑，精密周全到了极点。贵州都匀的生苗侵犯边境已有四十年，皇上估量不能以安抚解决，于是命令将领征讨。王者的威灵振作起来，被胁从的人像风吹草倒一样归顺，盗首被俘获带回。当时兵备官因战功升迁而离任，铨选官司考虑到当地只剩下凋敝疲困的局面，需要安抚、巡行、控制和防御，若不是合适的人才不能胜任，于是任命永宁一带由金华戚君时望负责，都匀由西安周君鸣岐负责，二人都由佥宪升为副使，接受玺书主持此事。皇上听闻后下诏说：“可以。”我过去曾任滇阳官，周鸣岐与我同官；后来来到湖南，戚时望又与我同官。二位都是当时的伟人，接受简命而离去，我岂不是公而为朝廷得到人才庆贺，私而为自己得到朋友庆贺吗？戚君将要出发，同僚周文化作诗相别，诸位君子都作诗唱和。于是请我作序。他们说：制定治理措施容易，达到治理成效困难；达到治理成效容易，保住治理成效困难。苗民刚开始出现时，同样施以仁爱并加以养育，那么苗民就会受到我们的教化，恶念无法萌发；恶念已经萌发，就明确划定郊野疆界，那么苗民就知道我们有守备，恶行无法逐渐扩张。恶行已经逐渐扩张，就在他们来犯时攻击，逃走时不要追击，那么苗民就会畏惧我们的威势，恶行无法进一步炽盛。恶行已经炽盛，难道还可以停止用兵吗？这样一来，交战的痛苦、运输军需的劳苦、驿站文书的往来奔忙，即使功绩宣告成功，劳费也非常巨大。哪里比得上在事情刚开始时就加以控制更好呢？戚君这次前往，有人说可以高枕无忧、无所事事；然而饥饿的人想要食物，劳累的人想要休息，受到创伤、颠沛流离的人想要得到恢复，住在洞穴、露宿野外的人想要得到遮盖和衣被。治理内部的责任，也一定繁多而艰难。何况苗民有犬羊般的性情，难以安定而容易动摇；过去大坝曾经出兵征讨，人们说没有大坝；西堡接着发生，又说没有西堡；都匀接着发生，永宁的羿子乌合起来、像猫头鹰一样张狂，杀人越货，这又是都匀祸患逐渐形成的情况。对他们应当诛杀，还是应当考虑如何安置他们呢？回答说：树立风教声名，表彰区分那些可以施教的人；卖掉刀剑，使他们致力于农业；设置博士，使学校兴盛；分担皇上南顾的忧虑，扩大一视同仁的仁爱，暗中消除他们强悍的性情，使当地治理长久保持安定，实在不外乎这些办法。戚君纯正雅致而深沉，筹划这些事情也一向有素。希望周君幸而共同帮助他。送别序 古人说诗人往往因困穷而成名，文章也憎恨命运通达的人；主宰万物的力量本来并不会如此吝惜人才。人一有欲望就会争夺，在朝廷争名，和在市场争利一样，而名望是更大的欲望。欲望一定会引起争夺，争夺便一定产生愤怒，于是改变手段以求取胜，主宰万物的力量难道容许他们深入遮蔽、用力抵御吗？后来过了千百世，他们独自声名显赫，这便是主宰万物者最终给予的恩惠；而当初争夺的人始终没有机会插入一句话。周公、孔子是大圣人，却有管叔、蔡叔散布流言，有叔孙武叔毁谤他们，而他们的道理反而更加光明。再往下说，司马子长、班孟坚、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柳子厚、欧阳永叔、苏子瞻等贤人，大都凭道德功业和诗文名扬天下，成为后世的楷模，几乎可以同三代以上的古人相抗衡；但他们都经历过困顿挫折，时时遭到贬谪流放，有时甚至长期困在一个官职上。正因为时运蹇滞、官位吝啬、志向受到违拂，所以道德功业更加盛大，诗文也更加昌盛显扬。溪王先生世代都认为是这样吗？先生是大司寇恭毅公的佳子，幼年便考中进士，任职翰林，更加广泛阅读内府秘书，发为诗文，英爽典雅华丽，如同大商人的店铺，越搜求越有货物；当时同辈名家没有敢与他争锋的，甘愿向他执弟子礼的人也往往有之。当今皇上身在春宫时，先生每日侍奉讲筵，时常受到宠遇，却因争执而被人暗中中伤，最终任职南京。然而先生困顿并不长久，穷困也没有达到极点，又将要升进而居显要职位，辅佐明天子修饰人文，宣扬显明宏大的教化，与优秀的班固、司马迁相比肩，兼有李白、杜甫的华丽，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大成。这样看来，主宰万物者玉成先生的用心，也许正是先生自己的责任和忧虑。那些争斗者难道能永远掩盖他的才华吗？先生出使岐藩，经过武昌，和沈思古等诸位君子作诗唱和、联句，共有若干首。我把它们汇编成卷，叙述他们争论的缘由，用来赠别送行，也把它公之于天下后世的人心，为爱惜人才的人留下一块立足之地。《左传》说：优秀的商人把货物深藏，好像空无所有；君子德行盛大，容貌却像愚钝的人。只有虚心而愚朴，别人就不会同他争。先生大概已经熟悉这个道理了。《永感序》黄门胡君声之的父亲封君去世，黄门哭得十分悲痛，身体瘦弱得像枯柴，几乎不能活下去。我前去吊唁，说：“为什么不以礼法自我约束？”黄门又呜呜哭泣着说：“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过了一个月，我再次去吊唁。黄门说：“我胡金早年丧母，去年客居在外时又丧失了如同母亲的人，如今又丧父。亲人一去便不能回来，亲人的教诲仍在耳边，手泽也还保存着，可是声音容貌却再也不能接近。树木想要安静，风却不停，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呢？”于是哭得几乎昏厥。有一天，黄门拿出《永感诗》，请我作序，以寄托他的思念。唉！黄门思念双亲，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从前子路显贵以后，想再背米奉养父母，却已经做不到了；毛义的母亲去世后，他便隐居。曾子说：“我起初做官时，俸禄还不到五釜，却高兴喜悦。等到母亲去世以后，我向南游历楚国，得到尊贵的官职。厅堂高达数仞，出行有百乘车马，仍然面向北方哭泣，因为赶不上奉养母亲。可见杀牛厚葬，也比不上父母在世时能享用鸡和猪。回想父母在世时的居处、笑语，在凄惨悲痛、奉行祭祀的时候看，又怎么能和父母在膝下承欢相比呢？然而寿命长短有命，不能强求；而能否尽孝，则有幸运与不幸，其中有父母俱在，有一方侍奉，有终身抱憾。父母俱在便欢乐，只有一方在世便感伤，终身抱憾则更难以表达情感。沧海可以填平，白石可以腐烂，而这种遗憾却没有穷尽。大地之间如果始终没有一个能够尽孝的人，这种感伤难道会有终止吗？我听说君子把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交给上天，把可能做到的事情要求自己。子女报答父母，做一百件事也不会过分，因为这只是把父母施与自己的再奉还给父母，并不是凭空增加什么来给予他们。人的气禀来自上天，形体由大地赋予，又由父母孕育。既然如此，舍弃父母而不把他们放在心上，身体称为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哪敢轻慢一根皮肤一根头发？德行称为世代相传的德行，哪敢违背一句言语一件行为？学问称为家学，哪敢废弃一点记诵？把这些运用于内心思考，写入议论文章，落实到所作所为，先从自身做起，再以身作则治理家庭，推及各国天下，没有一件事不竭尽全力。道德树立而道义尊崇，声誉传播而父母更加显赫，这样在地下的双亲也差不多可以得到安慰了。否则墓上的树木徒然呼号，眼泪徒然流干，五脏徒然崩裂，又怎能面对遥远而伟大的父母呢？因此作这篇序。

译《两汉书疏序》文章同世道相互影响而有高下。六经和《鲁论》浑厚质朴而简约粗实，《孟子》雄健而奔放，到战国时期达到极盛。其间老聃、左丘明、韩非、荀卿、列御寇、庄周的文章宏大深刻、奇异诡谲，彼此并列。名家中，西汉的公孙弘、晁错、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等人，文章朴直峻整、壮丽而善于辨析博采，差不多接近古代作者。汉代以后，杨震、孔融、班固一流，风气渐渐流行对偶，文气逐步卑弱。世道日益衰落，风俗日益浇薄，文体也日益趋于浅薄，形势本来如此。然而难道可以一概把三国、两晋的文章这样评论吗？唐宋文章名家中，韩退之学习《史记》，柳子厚学习西汉文章，曾子固学习刘向，苏子瞻学习战国文章，也都已剖开篱藩、登堂入室了。文章不难在华丽，难在质朴；不难在繁多，难在简约；不难在奇曲，难在拙直。嘉祐年间，欧阳永叔致力于排斥险怪文风，崇尚平淡格调，文风才开始发生一番变化。我曾私下评论，写作古文必须削除近世的格式，专心学习六经和《鲁论》，以《孟子》作辅助，参看《谷梁传》《国语》《离骚》《史记》，从而集文章的大成，穷尽文章的奥妙，追随古代作者为同道。我私下有这样的志向，只是还没有做到。同年进士缙云周文化任湖南副宪。他偶然拿出尊父封监察御史怡菊公亲手抄录的《两汉书疏》给我看。我接过来阅读，过了二十天才感叹说：参、苓、姜、桂都是药笼中的常备药物；有志于学习古文的人，难道可以缺少这部书吗？奏疏中所记载的有：“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又说：“太子应当及早教导，选择左右辅佐。”又说：“正直之臣被进用，是国家得到治理的表征。”又说：“舜使二位女子端正自己，以此崇尚最高的德行。”又说：“上天的德行没有私亲，顺从天德的和顺由此产生，违逆天德的祸害也由此发生。”总而言之，全都是至理名言。至于措辞委婉而含有讽谏，歌颂之中寓有规劝，独立自守而道义不改变，竭尽忠言而君主不发怒，这又体现了古代三代君臣之间忠厚的遗风，毫无疑问足以成为后世的风范。它几乎不只是古文的老师而已。于是我订正其中的错误，另编成一部书，共十六卷，和同僚商议刻版刊行，使它广泛流传。怡菊公的用心就在这里。公名珍，字廷璋，先前曾任本职，刚强朴实、庄重严整，年老仍读书不厌。他所著的《应酬稿》《观书类记》，都可以流传。《见素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见素集》卷二 明　林俊　撰 序 《廖佥事挽诗序》心中郁积而向外发泄的，就是言语。善于改变的人容易把它公开宣扬，不平的人容易因它激愤。唉！是什么使我激愤而公开说话呢？一寸美玉中有一尺瑕疵，十颗珍珠中有九颗带着疵病；同时代像德征君这样的人，屈指可数。廖世澄是坂农家的儿子，一面耕种一面读书，终于考中进士，授任大理评事。服丧期间，忍受贫困，隐藏才能，退处自守，好像没有做官一样。除草耕作时，戴斗笠、穿草衣，和一群农民一起扛着锄头铁锹，搬运粪土，披星戴月地到南边田地去。人们说：“公是贵官，不可以做这些事。”君却安然处之，照旧做去，足迹从不进入城府。村中老人和田间小吏，到最后都不知道有一位廖评事。部门使者也很少知道他。服丧期满，他到京城，权要询问他的家政，他回答得十分详尽。在座的人都惊讶地吐舌。都御史朱英与宦官结怨而形成案件，君为他辩白洗雪。君安静淡泊、恭敬宽恕，任寺正时尤其专心于平反冤案。长期处理刑狱文书积劳成疾，医生劝他调养。君说：“近来我很能吃肉。”医生问：“每天多少？”君说：“每天买四两。”医生哄骗他说：“把这些全吃掉。”君说：“这样就会减少惠及儿子的肉食近一半。”医生笑着叹息，眼泪都流出来了。君赴任湖南按察佥事，途中在扬州去世。妻子收集簪珥首饰，仍无法买棺材，乡人杨知府赠送财物帮助办理丧事。灵柩运回后，家中只有薄田；三个成年的儿子都不熟悉农业，勤苦读书最终也没有取得功名。全家上百口人仰赖纺织生活，没有富裕的亲友可以依靠。唉，这难道是命吗？如果改变君的做法，本来可以致富；假如不死，本来可以不至于贫困；假如成就了儿子的名声，本来可以在世上立足。可是他却因廉洁而贫穷，因贫穷而早夭，又因儿子不能显达而困顿。往高处说，他没有柳宗元的中立、韩愈门下东野的宗师；往低处说，他也没有叔敖的优孟。真正为他深深悲痛的，只有我，而我也不过同样贫穷罢了。唉，这难道也是命吗？拍打胸脯，捶击大腿，是什么使我激愤而公开说话呢？这些话即使不对君说，本来也不会使君有所增益或损失。唉，冷暖是常态，盈亏循环是常理。泡沫和风中之灯，不能凭恃，本来就是如此。眼前仅仅是一棵小松树，怎么知道它将来不会成为参天巨木？我的话可以相信，君的后人将来一定不会贫穷；贫穷的不是君。请把挽诗编成序，归知时兄弟让交往者相互劝勉，促使我尽快树立此序，以慢慢观察上天的裁定，用来享受君留下的恩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丈〕 《北山倡和诗序》京城周围是人文荟萃之地，士大夫穿着礼服游历，远胜各郡县。士人处理公务之余，寄托于词章咏歌，以陶冶抒写性情。我不像那些徒有其职的官员。两京秋官衙门中，我凭借声律同诸位君子交游。后来蒙受知遇更深、得到教诲更多的，北方有卜君从大，南方有王君元勋。从大作诗闲适奔放而又警策，敏捷地穷尽情感、变化多端，如闪电划过、流星飞驰，如箭离弓弦、骏马驰过石块。我同他交游了六年。元勋的诗雄健深厚、雅正刚健，吐语惊人，格调高亢爽朗，兴致超逸奔放，如仙人的衣袖轻轻飞举，如野鹤脱离尘俗，也像高山涌出泉水、风雨在夜间骤然来到。我同他交游了一年。诗意有疑惑，便借助他来解释；诗意有不正确，便借助他来订正；有不知道的地方，就向他请问。二位虽然是我的朋友，但诗歌本来就是我的老师。然而北方事务繁多，又居住在闹市，只能在忙碌中偶然见面；南方事务较少，官署简朴，可以面对钟山，枕临玄湖，翠竹白沙，浴水的野鸭和飞翔的鹜鸟纷纷错落在眼前。放眼所见、寄托胸怀，实在足以洗涤尘世忧虑、舒展烦闷胸襟，忘却声名利禄。我和元勋每天早晚往来于其间，有时牵马缓行，有时提衣并步，有时在佳林下遮荫、借芳草休息，有时登上山尖以抵达江南的景观，观赏石城天堑的胜景。风物美景全都收入眼中，既有倡诗便有和诗。元勋尤其喜欢引导同辈交游，像寒冷时给人衣服、饥饿时给人食物、患病时给人药剂一样。因此我虽然与他交游不久，但得到元勋的益处，将不会少于我从从大那里得到的。从大任湖南佥宪，我也来到南京，正要依靠元勋完成学业。元勋又接到任湖南少参的命令，难道是岳山、鄂山的灵气要拔擢二位公前去治理万物，还是上天嫉妒我而设置了限制呢？元勋才华畅茂、思虑缜密，知名人士都愿意同他交往。到了如今分别，人人都不能忘情。北山设宴饯行，彼此相顾而悲伤。元勋作留别诗，众人作诗唱和。元勋拿着酒杯站起，指着北山说：“通达和困厄不是恒常的，怎么能把它系在心中？我们不要忘记这座山。”又说：“善始善终、声名显著，勇于在急流中退身，我们不要辜负这座山。”众人由此看出元勋情意殷切，他并没有因酣饮而迷乱。大家引杯共饮，含笑分别。诗共有若干首，我占据序文之首，并且表达我的私意如此。

译《送王中丞董理盐政序》敌人成为边疆的祸患，军队前去征讨；战事开始以前开放淮南盐业，实际上是为了使边地商人没有不前往的。户部把盐法的弊病上报朝廷，朝廷推举有风力的大臣主持这件事。上报的八人中，琅琊王廷采公也在其中。皇上提拔王公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奉玺书前往办理。王公由进士任知县，后来任监察御史、光禄少卿，以正直的节操和廉明的声誉，自己取得了皇上的知遇。到了这时，升任南京鸿胪上卿，任职才两个月，却又受到特别隆重的礼遇。车子已经备好，巡抚彭公、总督叶公都作了赠行文章，交给我来写。曾听说，盐法兴起于管仲，后来桑弘羊、第五琦、刘晏等人，像收集毛发、聚敛蚕茧一样搜刮财利，迎合时势以求得宠，利源最终无法堵塞。然而依靠山泽所产来充实军国需要，减少漕运劳苦，使仓库充实，仍然接近正道。到了本朝，沿用盐法而没有废止，开合盐利的权柄，驱使驾驭商人。为什么过去这样而今天不同呢？他们确实只是趋逐利益罢了。古代的法令中，有储备刍草粮食，才有盐引，盐法的源头十分清楚。如今却有卖窝的名目；有了盐引，便长期按次序发放，支取也很简略。如今又有以劝借公使为名，取用盐利私下交易来充实官府，这更加困苦。于是又有从仓中发出盐引的名目，耗费在私人门下的竟达到如此程度。那些闲散无职之徒，放纵地施展游侠习气，凭借一技之长谋取私利；一听到巡官来了，便张口狂吠，贪食其肉而不知满足，使无赖之徒困苦至此。贩盐本来各有固定地界，如今衡州、永州却越界扩张，昌国、信州竟越至闽地，南阳又越到河东，像这样分割越过本地疆界的情况也如此。近亲和私人凭借关系求取赏赐，在沧州便多夹带私盐尾随而进，在淮地则越界冲冒，完全废弃常规。那些受到权势阻挠的情形又如此。盐商因此离心解体而深深躲避，实在不值得奇怪。您怎么能使他们乐于趋赴呢？私门可以革除，无赖可以惩治，越界分割、权势阻挠以及私卖盐窝的占据，难道都能够澄清整治吗？如果不能，逃避的人终究不会来。国家凭什么富足？边疆凭什么充实？本来就有应当承担这些责任的人。能够揭示积弊并举荐大臣，是圣天子；能够剔除积弊并慎重地把事情交付给您的，也是圣天子。圣天子有时也有不能实行的事，却没有不能说的话；既然有可以说的话，也就没有最终不能实行的事。《易经》说“损下为损裕”，治理财赋没有比节制更重要的，也自有关键所在。淮南七十二万的盐课原有固定数额；大历末年，盐利已占常赋的一半，元祐年间有所增加，到绍兴时，仅泰州一州就已经超过这个数目。这并不是用来期待君子的做法。为任宗海送行的序 江西是大省。那里人才秀美而崇尚儒学。我读书应试，和东西两家的子弟相连。田间老农、乡村百姓，甚至下至从事低贱劳役的人，也都能开口谈论书史，援引章法条文互相争辩。大官到来，他们便在旁边偷听斜看，以此评论上下；若正合自己的心意，便吹嘘鼓誉，总觉得还嫌不够；若不合意，便造谣诋毁来加重事实，这种人也不少。因此在那里做官，才能的考核叙用常常位居各藩之首，而平庸冒进、败坏事情的人，也往往存在。温江任君宗海担任江西按察佥事时，翰林学士紫崖马先生来催促我写赠言。先生是文章名家，却不愿自己写告辞之文，想借此公之于众，表示受人信重并非只从同乡开始，我怎么能推辞呢？任君谨慎缜密而清澈明达，由进士授任行人，久已有贤能声誉，后来授为南京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触犯皇帝威严，几次差点不能脱离虎口。他巡察凤阳、监督龙江商税时，清理积年弊蠹，风采声望尤其显著；可以想见，左珰失去旧日利益，私下里一定深以为患。然而他对人必说：‘这是真御史，真御史。’他在江西的声望如此显赫，难道不是早已预示了这一点吗？掌管审讯断狱、振举风纪的职任，无论内外、亲疏，都应当一视同仁罢了。防止骑着健马驾着轻车在熟路上奔驰，就不必担心到不了目的地。古代把犯人的衣冠染成赭黑色，并严禁行人，使人肃然；后世法令一天比一天严峻，犯法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多，戴枷拘挛、受敲打扑击，也不能使他们畏惧。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没有施行礼义，廉耻之风不足以压制他们。假如九个人戴冠，只有一个人披发，那么披发者会把这看作耻辱；当披发者占三分之一时，群体便忘了羞耻；达到一半时，又更加忘却；如果九个人披发，只有一个人戴冠，那么戴冠者反而会独自被视为可耻。因此礼义廉耻就是维系社会的四条纲维，风俗教化的枢纽就在这里。应当先用礼义引导他们，建立防范；再加重廉耻之心，端正他们趋避的道路。这样以后再用刑罚来警戒，那么开始时人们会畏惧，中间会感到羞愧，最后会服从并习惯于此，把遵循教化视为理所当然，把失礼而受刑视为最大的戒惧。这样还担心贪婪者不能廉洁、暴虐者不能善良、虚伪者不能以诚信自持吗？转移风气、感化人心的关键，难道会有不从自身开始的吗？从前晦翁先生任淛东提刑，以严厉作为治理方法；清献公任职成都，以施惠利民为根本。至于治理杭州，诛除强暴邪恶，使奸党魂魄震落；宽严相济、张弛有度的政令，也应当有值得思考之处。先正曾说：‘使一家哭泣，哪里比得上使一路百姓哭泣？’ 不把不善之人驱逐出去，就是善人的祸害。您一定要努力！赞誉声将遍布江西，并传到朝廷之上；愿您获得显赫的官秩和严峻的使命。您若能独自舍弃朱、赵那样的功业，我对您深深寄予希望。弘治辛酉七月上旬，莆田见素子林俊书。

译为丁玉夫送行的序 南京礼部郎中丁君玉夫升任提刑按察副使，接受玺书，主管广南学政。丁君起初因中书省议论天下政事而出任远州副职，皇上体念他，三次以职事起用他。这次任命尚未满四个月，便有了这样的升擢，是大臣所选拔、天子所超常叙用的人才，比通常资格高出数等，首先用来激励廉退之士、尊崇士人风气；这当然不只是广南得到丁君，也是丁君的道术得以在广南施行。丁君独自体会圣贤之道的深厚滋味，竭力探究义理奥妙，见识超越而领悟独到，志趣非常高尚。他以陆九渊、吕祖谦为门户，以朱熹、程颐为堂室，以韩愈、欧阳修为文采藩篱，使文章华美。还未到弱冠，就能在弟子、老师面前抗颜自立，站在前辈门下也不以为羞。取得科第不以为奇，摹拟文章、逢迎摇曳而遭受挫折不以为败，闲散不以为卑，进用不以为荣。居住在颓墙腐栋、残梁坏础之间，也不以为危险。衣服破敝，灶中蛙声喧闹，内心却无所隐忧而有所系念，不是深于圣道的人能做到吗？从过去的事来验证，便可以知道他的未来。掌握权衡、运转枢轴，广南人士将要把持平正、达到远大功业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海南的风俗，难道不会因此和谐一致吗？有人怀疑世人以文章来评定科第魁首、服官次序，丁君的道术即使高明，世人不重视他又能怎样？我说：事情并不是这样。文章是道的器具；不深于道而能写好文章的人很少。山本身不会发光，只因有美玉才显得光辉；水本身不会妩媚，只因有明珠才显得可爱；文章本身不会工巧，只因有道才工巧。文章而不深于道，没有见过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的。屈平的怨愤讽刺、宋玉的柔婉、庄周的纵放、扬雄的艰深，难道只是文章吗？韩昌黎、欧阳六一，是因文章而进入道，虽已达到境界，却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的人。达到道的最高境界时，文章雅正而纯粹，简练而舒展，宏阔而意味悠长，华丽而合乎法则，精神舒畅、心意开朗；即使剖析烦难、处理仓猝纷杂之事，也能寄托深远而从容有余意。您为什么只取文章而遗弃道呢？然而还要告诉您：古代的道并没有辜负今日，今日的人却未必都能合乎古代。平庸之人也许会来和您争名，这也同样是他们的责任吗？子瞻是贤者，却还没有摆脱攻击洛学留下的瑕疵；凡是自作主张的人，终究会用这种行为伤害自己。您也不要预先给程叔子留下一块非议之地。临行时，广南士大夫因邓正郎公甫的旧交，来催促我写赠言，我把私下想说的话附在这里。白沙孤碑隐在苍烟草棘之间，等您的文采光临，请替我体会其中的深意。为宫保刘先生七十寿作诗的序 记载说武王梦见九龄，有什么奇怪的吗？人的寿命，圣人也不能预知，也没有谁能增加寿命来给予他；即使能够做到，文王也不会把所爱私自留下，武王又怎么忍心接受父亲的寿命来增加自己呢？桓常骞回答说，景公增加寿命的数目，天子九年，诸侯七年，大夫五年，这些都是凭空虚构、经籍中没有根据的话。黄眉翁反骨洗髓、李少君以丹砂炼黄金，更是荒诞难信。上天生人，气机与形体相互陶冶，随着盈缩变化而有尽头；既然有所穷尽，寿命便有所终止。只是人的禀赋有厚薄，所以寿命有长短，这叫作命。修养身体、涵养性情，使其不损害寿命，这叫作立命。寿的意义就是长久。《中庸》说至诚不息，那么长久修养自身、施行事业，都可以长久，难道只有寿命才由天命决定吗？程颢、程颐、朱熹、欧阳修、曾巩、韩愈、范仲淹的生命也很长久；后世谈学问的必定尊崇程朱，谈文章的必定尊崇欧曾，谈事业的必定尊崇韩范。▯铿的事迹寥落无闻，难道还能谈他的长寿吗？太子少保镡川刘公的寿辰，我林俊将能够谈论它。刘公宣扬神灵般的美德，汇聚闽中所有的美善，承受时运而辅弼天下，实际关系到天下大事；他独自探究儒学幽微玄妙的理窟，已经立志于古学，而雄健的文词、超逸的韵致，直想开启文章的钥匙并撤去藩篱。他廉洁纯白、方正持重，刚强贞正的气质又足以裁决官府疑难、考察国家是非，尤其显著非凡；声名地位日益提高，恩宠关注日益增加，士大夫都伸长脖子来称赞他。重光年间天下兴盛，政理清平，而刘公因盈满自足，借病引退；挽留不住，已经进升宫保，乘驿车疾行归乡，供给俸禄和役力，用来尊崇他的待遇极其优厚。今年他七十三岁，七月十五日又过两日是寿辰，南都各位大老作诗为他祝寿。我承蒙刘公知遇，不能没有话说。他修养自身、施行事业，无论文学还是政事，确实足以流传于今后，毫无疑问。区区岁月，哪里足以为刘公祝寿呢？或许他辛劳一生为世道奠定基础，如今才开始息去烦劳、解脱要务：吃饭有公家粮食，不担心罢职后无处归宿；服役有公家差役，不担心随从车马离散；山林清风、江川明月可以享乐而不放纵，村翁溪叟可以嬉戏而不虐人；对世间不向外物有所求，也不与人争竞，像庄子所说的达生之人，像陶渊明顺应自然。我不知道住在山中的岁月与做官相比究竟怎样？世人无不瞻仰敬重，士绅都把他视为典范。那些寥落无闻、像樗栲一样任凭岁月消磨的人，哪里容得上插嘴评论呢？我们福建的人物，林公庄敏、陈公康懿、彭公惠安，加上刘公，称为四贤；刘公独自高耸，如灵光殿一般光照我闽，实在不只是我个人蒙受知遇后的私庆。过去富郑公以司徒致政，李文正公以司空致政，成为耆英九老会的一员；如今刘公也是司空，曾任司徒副职，与二公相比毫不逊色。像他这样年高德重、声望深厚的人，在乡里同辈中应当还有很多。此后举行耆英会，将会在那里见到刘公。不知那一天，温国公以及方外名流是否会有幸得到我的诗，使它广为流传而增添美誉。

译为李君德举任长沙知府送行的序 唐宪宗时，李逢吉请求显示威严，李绛进言说：‘君王的政令，应当崇尚德而不崇尚刑。’皇上认为他说得对。李绛出任绵州，杜某镇守襄阳，后人思念李绛之深，杜某比不上。德政与刑政的效果不同。长沙是古代湖湘的重镇，北限五岭，南界洞庭，山川孕育灵秀，忠节成为风气；但偏远村落和下层聚居地中，豪强大族彼此盘结，拖欠租税，凭武力强食，无法清理整治。流传的说法是：‘郡县难治，难治的守令一到，便总是用威严临压。’我曾经过那里，守令因车夫没有办好事，便索取健卒，捏住他的耳根，我急忙制止才停下，说：‘这不是正确的做法，不能这样治理。’后来又经过一位更加严厉的守令，他动辄杖责人一百多下。我借事讽谏说：‘凡是牧民，应当安抚，杖责到二十下就可以停止。’守令表面答应，便告别离去。后来有人告诉我：‘刚才教诲说长沙万万不可治理。’近来我指责原来的役吏某人，他仍然杖责至一百下，死者有十分之二三，百姓却仍把它看作平常事。若真如您所说，长沙该怎么办呢？’我说：‘那么只是看重刑罚吗？’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次主管湖南，在公文末尾写道：‘减省刑罚，以重视百姓生命；勤于安抚教养，以宣扬皇上的仁德。’那个人既惭愧又畏惧，刑罚于是逐渐简省。唉！刑罚是圣人用来整齐天下、不得已才使用的东西。治理百姓如同治理绳索，拉得太急便会纠结，无法整理。刚强而只凭一己之力，也很困难。南京刑部郎中李君德举出任长沙太守时，他的同僚尚君美信、戴君景伊嘱托我写赠言。李君是浙江台州人，浙江多贤才，以文章气节闻名天下，台州又尤其突出。李君所闻所见和所知，一定十分广博；他所得也已经很深了，不然怎么会如此卓异呢？李君简约疏远、冲淡深沉，内含文饰而外遵官法，宽裕而有条理。在刑部任职超过十年，权衡事物轻重而没有使人蒙冤，被称为司法长官所信任的人，同僚都推许他为先。治理长沙，所需的辛劳和声望，恐怕不会超过他在刑部任职时吧？久旱之后，雨水便格外甘美；风霜凛冽之后，阳和之气更加可爱。再参照几项适宜的措施，也有待李君改变风气，使百姓迅速苏醒。人是最愚钝的，而心却是最灵敏、最容易感动的。真诚便能感动人，以仁爱加以抚慰，便容易使人喜悦而顺从。因此即使只用蒲鞭而不鞭打一个人，也能达到治理的效果。深文周纳、严峻政令，就像救火时反而扬汤加沸，只会助长奸恶，破坏规矩、雕琢形式；放宽禁网，反而能够补益风俗而成就教化。由此看来，关键在于彼方，而不在于此方。有人说：‘催收赋税没有什么善政，守令首先要做的事就在这里。’长沙拖欠赋税已经十几年，严重的甚至想要用军队临压。您想让德举以宽柔成就治理，恐怕未必可行吧？’我说：‘这正是实行真诚、仁爱的道路。约束吏员奸邪，就没有私下扰民之事；防止百姓欲望，便会节俭而减少费用；督促农民勤作，便没有蔓生荒草，粮仓也会有余粮；施行教化，礼义就会通达，人们知道名分；以恩惠施民，百姓把缴纳赋税看成像子女奉养父母一样，是为了急于供给国家。这些都是同一颗仁心。若不治理根本，只治理末节，却说百姓顽劣，那么百姓顽劣，难道只是百姓的缘故吗？德举自然能够辨明这一点。否则，各位君子之所以深深敬服并把重任托付给他，若果真没有见识，我也将承担错失贤才的责任了。’ 为范应祯任福建按察使送行的序 古代军队出自农民，井田制度中便寓有兵制。大体上七家出一兵，七次征发才轮到一遍；兵员藏在田亩之间，闲暇时加以训练，临时才调发，所以没有招募的劳费，也没有养兵的开支，彼此都便利。汉代南北军、唐代府兵，也仿效这种制度。我太祖远考古制、近承前代，设置屯田守兵，确实有古代遗意。内地屯兵八人、守兵二人；边地屯兵七人、守兵三人。一卫五千人，每年输纳六石；守兵每人每月食粮一石，按年输纳；屯兵每人每年食二八，则每年可盈余一万二千石；三七则每年可盈余三千石。供给官吏俸禄的费用，用百姓赋税和商税的余数便可办成。可是为什么年久之后弊端日益滋长？如今兵额大都耗损一半，田地却仍旧存在。于是用多出的壮丁补充兵额，把土地租给贫民耕种，能够供给的粮食越来越少，粮食不能盈余，反而要报告缺乏，这是为什么？我曾多次提出询问，主管此事的人却不能答复。整顿纠正的方法，似乎是可以说明的。只是图籍很少保存，田畦界限多次改变，所以旧疆界和今日边界漫无所知，考察起来十分困难。吞没隐占土地的人宁死也不肯实报；私下买卖的人死后仍冒充百姓占有土地；土地簿册逐年加深，一家人全靠它生活。若依法收回，私人原价得不到偿还，公家租税又无从减免，一家人的生计就断绝了，这是第一种怨恨。要追究事情的根源，就必须打开告发检举的门路。我曾见督屯使者，只求得到田地、希图成就自己的功劳；奸诈的军人乘着权势，夺取百姓产业，使人无从控诉，这是第二种怨恨。豪强私自屯田，田地连绵数顷数亩，没有人敢揭发其奸弊；官府治理他，他便煽动诽谤，这是第三种怨恨。下级官员承受上级意旨，办理出入而不敢表示可否；他们出售自己的私情，我却替他们承担责任，这是第四种怨恨。这样一来，是也怨，不是也怨；我尚且不能安稳处在职位上，何况希望事情得到济办呢？溧水范君应祯，清白明洁、谨慎周密而有才干格局，在南京户部很有声名。今年由员外郎升任按察佥事，奉玺书督理我福建屯田，这本来就是他熟悉并已验证过的事情。凭着熟练的试验，又晋升新的官衔，并且已经取得成效，谁能抵挡他呢？春官陈洪载叙述您谈论屯田政事的话说：‘我只是不在其中偏爱或厌恶罢了。既然职掌屯田，就必须使屯田有利；如果职掌百姓，难道不也应该使百姓有利吗？世上难道有这种做法吗？这也说明他的见识狭窄了。我有什么可以偏倚的呢？屯田正确就说屯田正确，百姓正确就说百姓正确。屯田正确却故意歪曲，百姓正当却曲意处理，把过去的错误看成正确而轻率地抬高或贬低。减除租额，再依上下情形确定价格，不要泛泛地清查；一定要以定额为准，不要遥远推测；一定要以簿册为凭，不要偏听偏任。’ 一定要以师法旧例来听取意见，不要疏忽核查；一定要通过差役实地考察，不要仓促裁决；一定要详细查明后等待结果，使兵民两方面都得到公平对待。我有什么可以偏倚的呢？我保存仁心而施行义理。定额幸而足够，尚且觉得惭愧；若只说功劳不够，宁愿承担罪责。为人平反，我不知道这叫作恩德；依法绳治，我又何必害怕被说成招致怨恨呢？我听后惊喜地说：‘盛名之下，果然没有虚士！’这可以惠及我福建了。或者这也是宣扬功力的职责吗？国家永远没有兵粮的忧患，便要依靠兵农制度的旧例。然而这哪里是容易说的事？这也是治理国家、经世济民时应当深思的问题。

译为东园郑公七十寿作序 山承受泥土而高耸，水承受泥土便会浑浊；若要在其中寻找沟渠，就不可能了。海承受水而深广，土地承受水而澄清；若要在其中寻找丘陵，也不可能。何况要仰望一位为众人所瞻仰的人，汇聚众流而使自己高深，与天地同样悠久呢？所以承受万物各有极限，居处也各有适宜。人承受天地之气，胎儿、婴儿、幼年时禀受尚未充分；出生后少有智慧，处境又处处逆境，居处也未能适宜，那么寿命从哪里来呢？南京户部侍郎仙溪郑公，东园轩高峻明爽。在翰林时，他与晦庵少傅、东白学士、我乡井庵御史、翠渠布政、未轩佥事，以经世济民相互期许。他与诸人搜求奇异、剔发幽怪，发声铿锵如金石；学问深厚博大而含蓄，又不断深入探究。居家时遵循义门家规、蓝田乡约，以此体现治理生计、培植树木的方法；使宗族收敛扩张、舒缓紧张，因此富裕而崛起于初任官职，超擢为浙江提学副使、国子祭酒，改任南京通政，至今官位宏达、神采明朗。他遇事常常提出新意，才高而为人所忌，接连上疏请求归去。皇上对他的倚重和关注更加深厚。今年七十岁，精神强健，难以衰老，与从前没有不同。郑公的女婿陈君在▯请求我写文章为他祝寿。我林俊曾经疑心，仙溪的山水如此秀美，孕育英才、凝聚灵秀，世上本来应当有人物出现；而公却是百年难遇的奇才。郑氏原是世代做官的衣冠之家，后来家势衰落，而公却卓然兴起。这是山川的灵气、诗礼传家的深厚恩泽共同汇聚于公身上的结果，公大概也不能推辞吧。又能种植树木以巩固根基，润饰文辞以成就宏伟文章，居处高显而涵养深厚，荣耀恩宠、优厚福禄一齐完备；筋骨没有衰败，子孙满膝下，人世间没有一件事违背心意；在山林与朝廷之间，或进或退，公处在什么位置会不合宜呢？像冈陵、河川那样长寿，公又何必吝惜而不登上长寿的极致呢？我贫困多病而且早衰，百事都不能自谋，看公简直如同仰望天上。莆田完全有福气的人，也很少有像公这样的；享有福泽的人未必专有，而安居其间的人也不容易全都合宜，难道公唯独不能自我庆贺吗？《赠查毖斋副东台宪序》。国家设置官职、任用士人，等到他们完成任职，就把皇上的宏恩寄托给他们，使如甘霖一般的恩泽下及百姓；百年来收效如此，已经成为事实了。然而最终能有四五分符合这一期望的，往往没有几个：有的人只擅长文辞修饰，反而失去了真实根本；有的人习惯权变，缺乏风骨节操；有的人喜欢建立功业、博取名声，往往随同世俗而改变。才干和实际德行兼备，实在难得其人。我任职以来正处于艰难变动之中，但颇以爱护贤才著称，常常想着天下士人能够来执鞭效力。晚年得到黄公，黄公推荐姚公、英之王公道亨，以及我的同乡查公原博、号毖斋者，他们都足以树立风教、辅弼名教，世道幸而依赖他们。毖斋先洁身而后待物，平日默默无闻而终能显扬；智慧不崇尚苛察和巧辩，看似没有奇异之处，而所取得的功绩却如秋霜肃杀万物一般显著；没有什么不出于陶铸造化之外的成效，这不就是所谓谦逊自守、始终不懈而终于有所成就的君子吗？他在福建任佥宪已经很久，升任山东按察使副使而离去。正直地以法度统辖百官，防止百姓的贪欲，处理事务又坚决果断，这些都是已经试验过的。何况山东是古代齐鲁的封地，有周公的教化、太公的政治、孔子、颜子、孟子三位圣贤的心法都保存在那里，风俗容易教化，治理本来就容易实行。近来流寇蹂躏其地，水灾又造成祸患，百姓困苦，活人和死者都不得安葬；公所承担的责任已经很多，治理成效还不能轻易谈定。清除贪浊，是整顿自身的开始；驯服暴乱，是实行法治的开始；防止淫乱奢侈，是端正风俗的开始。以正道作为根本，以坚决作为治理手段，最终以长久不变的节操坚持到底，这是治理之道的必然规律。如今宪台诸公来到这里：黄公任巡抚，姚公任左辖，王公任总宪，加上公，四位君子一同莅临山东。以身作则而使人受到诚意感化，贪浊便不足以淘汰正道，暴乱便不足以不受驯服，荒乱便不足以成为忧虑，淫侈的风俗也不足以不加整治而归于端正。愿建立宏大的治理功业，成就浑厚和平的治理体制，不辜负一向的风范，完全恢复前代清正的旧貌，使谈论治理的人一定说‘在山东，在山东’，谈论相互观摩而治理天下的人也说‘应当从山东，从山东’推究治理的源头。这样一来，不只是四位君子自己可以自信，我也将一同分享知遇贤才的幸运。宪伯卢公伯居，偕同僚诸公嘱托我写赠言，我把私下的期望附记于此。《见素集》卷二。钦定《四库全书》。《见素集》卷三。明代林俊撰写。序。

译《西团张氏家谱序》。氏族之官废除以后，望族大姓往往自行编写族谱，追溯本姓的来源，详细联缀世系，用来排列昭穆、会合亲疏，说明本源的缘故。世事如沧海桑田而不断变灭，天地间没有一套经常不变的制度；族谱固然是一家的书，要想使后人保存它并世代具备它，恐怕很难吧？有的因兵火而失散，有的因子孙衰落而失传，又有的失传以后不幸长期没有记载，于是无从考证；无从考证而想续修，就更加困难。炫耀门第的人，大都依附显贵来抬高文饰，穷搜远引来彰显旧事，荒谬地凭臆测立说，反而诬蔑自己的祖先；遥远自称华夏贵胄，识见者会讥笑他们。唉！世上不攀附梁公、却像狄青那样出身寒微的人，能有几个呢？吉水西团张氏，是曲江公的后代。考察欧阳文忠所撰《宰相世系》，曲江公的五世孙景重，任洪州都督参军；传至三代为渥，西团张氏是渥迁居西团所形成的，时间在建隆庚申年。族谱已经多次散失。嘉定壬申年，渥的八世孙子仪续修族谱。子仪的序文说，张氏出自始兴的清河，到渥才开始迁居吉水。至元甲子年，九世孙同老的序文又说，乡里同姓的十几家，都说出自清河；但西团这一族确实从渥开始，所以把渥作为始祖，而对不可考知的部分予以阙略。此后，元统甲戌年治所作的序、永乐甲辰年宗琏所作的序，以及现在弘治壬戌年我的朋友兼美所作的序，都以同老的说法为是。渥距今总共二十世，姓名、排行、仕宦和居处，以及出生、死亡的年月，都历历有据，既远而又详细。能够详细考知，是编谱的方法。古代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大夫不敢以诸侯为祖，最初受封的人就是始祖。士人和平民以受姓或最初迁居者为始，也把那个人作为始祖。那么张氏上溯曲江公而以渥为祖，把渥作为始祖就较为切近。何况世代德业相承而更加美盛，文才和仕途相继，连续几代都有人才；至于林樊以高洁自守，也显然自有风致。这正是世族通常难以兼备的，而张氏独自兴盛。张氏族谱兼采欧阳修、苏轼的谱法；岁时祭祀又遵循朱子义田的制度，这一点又取法于范氏。我认为，这又是世族通常难以兼备的，而张氏独能全面实行。此次续修族谱出自兼美，是尊府封君绎贵的志愿。封君的次子兼素，质朴厚重，有古人的风范。成化年间，他由进士出任宿州知州，以清廉著称，入朝后任督府参军。我曾在陈白沙旅途中见到他，私下仿佛有所思念，但彼此交往本来很疏。后来我因越职上书言事，几乎遭遇不测，公冒险上疏论救，与我一同下狱，又一同被贬官，后来又一同叙复。唉！这真是生死之交。兼素去世已经十八年，我奉命暂任西部巡察，原以为能够带一杯酒去浇洒他的墓草，以慰藉泉下的兼素；却中途遭逢大变，往日的心愿终究没有实现。为族谱作序，难道只是为了活着的人的情感吗？兼美已有先人的嘱托，又请两位侄子琳、▯带来书信，在询问、考证、感慨叹息之后，我收住眼泪写下了这篇文字。《送罗漳南考绩序》。凡是能够明察事理、精神整肃、集合众事而得到众人深厚信任的人，都是懂得治理的人；那些与此相反的做法，往往值得警惕和怀疑。一个人如果精于自我推销，那么下及百姓的恩泽就无法流通；恩泽不能流通，百姓从官府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呢？难道竟要让他们靠吃本地土地上的东西来承受祸害吗？南海罗侯由南道出任漳州知州。漳州是平生所重视的重镇，他性情简约而能驾驭繁杂事务，以仁德教化暴乱地区，因而不屑于自我推销。我因此特别相信他是贤能之人，这才知道蒲圻的岁计月考确实有明确成效。他任御史时锋芒收敛，不因显要之地而改变操守；处理政务直面危难，议论政事铿锵有力。到任漳州以后，更加谢绝声色享受，退处自守而老成持重，说话行事像儒生；抚恤百姓仁厚温柔，如同慈父慈母。不必严密监察而能预先防范，不必施加威势而事务便得到报告并且完成，百姓安然相处而各得其宜。只是南诏处在漳州、潮州交界的地方，山崖险峻，深谷密林，鸟道绵延数百里，没有可以排列骑兵、并行车马的地方。盗贼在那里盘踞，黄四、罗大师收纳亡命之徒，时常出来在云霄之间抄掠；他们像猎犬出动、苍鹰放飞，风声一到便突然出现，杀人夺财，掳掠污辱官民男女。红巾盗在烈日下横行，数舍之内都没有人迹，势力滋长蔓延，已严重到无法图谋治理。罗侯知道单靠柔和不能解决，单靠惊吓恐惧也不能解决，于是率兵逼近他们的巢穴，擒获两个恶魁，捕获其党徒二百五十人，其他被胁迫跟从的人都前来接受安抚。居民和行旅都能倚着枕席安睡，人人抬头相庆，赞颂之声随之响起。罗侯按例应当上报政绩，郡中博士弟子商议说：‘侯爷以仁德和威严感化人民，数十年的大害被侯爷剔除，百姓也有了歌颂。我们难道能容许自己闭口不言吗？’于是他们备述事情梗概，交给涂生燎来，请我作序。宪副黄公敦实也送信给我，把罗侯的美政详尽地告诉了我。我没有机会到漳州亲眼见到侯爷的政绩，也不能算真正懂得治理的人；但根据往日的交往、近来道路上的传闻，以及宪副公书信中所说的内容，我深感庆幸并且相信这些都是真实的。罗侯已经可以得到最优的考绩评语了。我曾经读过《漳之谕畬记》：南诏是宋代南畬人的地区，南畬据守险要，左翼军统领陈鉴会合军队进行剿捕，只取得两次胜利，南畬人却没有受到惩治。朝廷选派卓庆任守，张榜告谕他们，十天之内南畬人就停止了抵抗。罗侯不采用卓庆的办法，却单独称许陈鉴，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对不能用柔和办法解决的对象，罗侯也有所承受和采用。过去子路治理蒲邑，孔子没有亲眼看见他的政绩，却称赞他的善政说：‘恭敬而诚信，百姓就会竭尽全力；忠诚而守信并且宽厚，百姓就不会苟且偷安；明察而预先防范，政事就不会扰民。’大叔治理政事宽缓，而郑国盗贼很多；他深刻领悟子产崇尚严猛的言论，于是攻打萑苻的盗贼并将他们铲除。孔子说：‘好啊！’ 宽缓会导致怠慢，怠慢了就用严猛来纠正；严猛会导致残酷，残酷了就施行宽和的政令，因此能够达到和谐。如今罗侯对待百姓，像子路治理百姓那样；对付盗贼，像大叔治理盗贼那样，这正是孔子所赞许的。我难道还需要多说吗？《易经》又说：‘劳苦而谦逊，君子和万民都会归服。’《恒》卦说：‘亨通，有利，守正’，就是长久坚持自己的道路。新天子没有轻视远方百姓，没有夺走罗侯而把他借给漳州。继承这样的政绩，今后一定会有许多篇文章大书特书。百姓的心，也会明白知己者的心意。罗侯最终一定会给他们带来恩惠。

译《邵武府续志序》。地方志始于夏代的《禹贡》、周代的《职方》，以及两汉的地理郡国志、唐宋的十道九域志，还有王畿三辅的地图和《方舆》《寰宇》《舆地》等志书。到了明代《一统志》，才开始大为完备；但那毕竟是天下总志，体例不可能把各郡写得详细，于是郡志便可以详细记载本郡。譬如眼睛虽然完备于纲领之中，却可以由纲领提举全体。因此陆游有《会稽志》，马子严有《岳阳志》，韩愈经过韶州时还借阅图经。孔子曾感叹杞、宋两国的文献不足，郡志实在不可缺少。福建的邵武旧有志书，一部叫《和平志》，出自上官氏；一部叫《武阳志略》，出自陈士元氏。到了成化年间，郡守冯公孜修订它；刘公元又修订它。评论者说冯公的志书过于繁琐，刘公的志书过于简略。如今夏公育才续修此志，正是他所承担的事务。他用心实在勤勉，所记之事也精审而核实。然而按年代考察，大约相隔二十多年，难道修志的周期本来就是这样吗？冯公虽然未能亲自相识，但我曾听说他的风范，知道他是贤者。刘公、夏公我都亲自认识，夏公对我尤其厚重，也很贤能。如今的官吏把文书事务视为不值得谈论，更何况肯把公牍堆积的事务放在一旁，分出心神寄托思虑，广泛搜集事实，埋首于简编汗青之间，来完成一郡的志书呢？由此就可以看出编修者是什么样的人了。古今之间，这里的山川险夷不同，户口增减不同，田地是否开垦不同，赋税徭役的繁简也不同；学校、人才、风俗的修明或败坏、兴盛或衰落、淳厚或浇薄，也都不同。这些事情看似只是数目的变化，实际上并不专在数目本身。难道会有掌握其中关键的人吗？从前蜀地重视学校，东郡出现善于治理的官吏，评论者各自把根本归于文翁、延寿留下的影响。吴札听到卫国的风俗，赞美康叔的德行，认为那里有陶唐氏遗留下来的风气。既然如此，那么后来治理邵武的人，还应当知道这些根本；也许可以采纳当地的风俗，把它作为今天教化神明的助力。这部志书，是官府治理的规范，是不是也可以作为天下志书的辅助呢？《秋堂事纪》。正德丙寅年秋天的晚上，我的痰疟发作了三次，痊愈几天后又发作，发作一天又痊愈。家人买来一只海蟳，用来佐食；它鲜美、巨大而且强壮。当时听说罗君汝文带着以往的政绩来莆田，我便命人把海蟳养着等待，准备同罗君选择最好的地方一起煮食、剖食。等罗君来看我时，我的疟疾又突然发作，只好关上白板门，在上面铺席躺卧，听他谈话，竟不知不觉觉得病痛离开了身体。后来又谈到一两位老友去世的事情，我的病势仍像起初一样；接着我恭敬地叙说孝宗敬皇帝病重时留给当今皇上以及三位阁老的遗命，我的老泪纵横而出，呜咽得难以承受，疾病于是大大发作。我用手作别，请罗君暂且离去，心中烦闷沉重，几乎难以支持。唉！这难道不是听无浪翁向元子说起化孙樵阅读《开元杂报》时那种感慨吗？以我这样衰老的身体，片刻之间竟出现三种不同的病情，究竟是什么促使我病情好转？是我复发之后又加重了吗？又过了几天，罗君再次来访，我们坐着交谈，我又躺在白板门上听他说话；病情一会儿好转，一会儿复发，一会儿加重，心里想挽留罗君，而身体却实在不能支撑。那只海蟳是谁的？我家也没能同他一起煮食、剖食。又过了几天，我勉强起身送给罗君一只鸡，分作一豆；一份肉，也分作一豆；恰好送鱼的人来到，鱼又分作一豆；这样三种食物已经按惯例备齐了，可那只海蟳又没能像从前约定的那样另外煮来共同剖食。又过了几天，罗君要到九鲤游览；那里是我四十年来积存情思的地方。我精神爽朗而想迅速前往，却被疾病阻拦，只好把这只海蟳送给罗君，使他能够独自享用。唉，难道一只海蟳也有既定的命数，冥冥之中竟这样安排吗？四年前，我们两人都因父母丧事离开台郡政务；君向东归去，我向南返回，在芋源、白沙交界处，两只船上下错失，从此我收敛羽翼隐居山林，君则乘长风在辽阔天空中展翅，飞行九万里，彼此再没有相逢的机会。谁能料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同游呢？我能同君游览，是我的快乐。谁能料到我如今的疾病竟严重到这种地步？事情恰好相逢，却又在其中彼此不能协调，难道能不感到怏怏不乐吗？还是过几天又要分别呢？以后再相会确实难以预期，难道还吝惜说一句话来赠别吗？君是我所敬畏的人，赠言的篇章也不过是古来常说的话罢了，我哪里能另出一番说法来使君更新耳目呢？凡是我自身所能做到的，都属于内在修养；大的方面，是确立人的根本道德并辅佐皇上的教化；次一等的，是镇定雅正、运转淳厚的儒学之道，承担政务。我没有别的能耐，只能像剖海蟳一样尽力而为。君必定不会因此动一下眼睫；秋堂所说的这些话，本来就在那里。君可以拿这些话去问柴墟。《南山别言序》。孝宗敬皇帝的山陵完工以后，按照旧例开设史局编纂修订史书，从最初潜邸时期直到接受顾命时的事迹，称为《实录》，于是把史官全部召集起来开始编修。当时壶阴黄先生因守制在告假期内，应当启程，有人问：‘壶阴要走了吧？’他说：‘要走。’又问：‘为什么前些日子回去呢？’他说：‘回去。’那人便突然辞别离去。一天，郡中大夫在南山共同为他饯行，有人又说：‘壶阴这次确实要走了。’我说：‘人的道理不过是纲常罢了；事情的先后缓急，则要看体察道理时的权衡。当初壶阴任翰林编修时，修史之事还不紧急，而父亲的丧事尚未归葬，母亲孺人年近八十，两个儿子又孱弱，违背父亲的训诫，这些事情有先有后、有缓有急，在这种情况下，前些日子回去不是很合宜吗？如今国家大事已经办妥，北堂的甘旨供养更加完备，母亲年近九十而寿命坚固、恩泽不衰，两个儿子已经成人，又取得科第、接续美名，壶阴作为儿子和作为父亲的责任都已经尽到了。现在史事正繁忙，编纂修订属于本职，事情又有先有后、有缓有急，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启程不是很合宜吗？有道之人的碑铭，能够不感到惭愧就是幸运；何况铺陈叙述宏大的功业，提笔写作本来就是最大的快意，作为臣子的责任难道不也将在这里完全尽到了吗？今天这样出行，实在是合宜的。’酒喝到一半，一同饯行的人都作了诗。郡守陈公志学嘱托我作序引，我怎么能把史官比作狱吏呢？只是窗友有所告诫。狱讼关系一个人的是非，史书则关系一代人的信实并影响后世，因此尤其不能不谨慎。过去韩昌黎因惩戒崔、范覆案之事，不敢修史；后来修《顺宗实录》，因切直而被忌恨，最终被流放，史稿也没有完整保存。再加上因个人意见和疏漏而造成的错误，例如杨亿的丑诋、张洎和令狐峘的遗漏，以及颜真卿等事，难怪静修之人也会受到关于使人蒙冤的议论。我又特别感慨，宋孝宗《实录》出自傅伯寿所撰，比其他实录尤其疏略。如今我朝孝宗神圣宽仁，与成王、康王相等而同于尧舜；宋朝孝宗就不必说了。史官赞颂尧说‘放勋’，赞颂舜说‘重华’，我们的孔夫子赞尧说‘荡荡’，赞舜说‘巍巍’。上天的高大无法描绘，如今的史官竟然可以与班固、司马迁相比，应该不必担心宋孝宗的实录；然而这仍然是绘画上天的人所畏惧的事情。壶隐说：‘正德纪元秋九月望日，见素子林俊书。’

译为林世明送行的序 世明将要北上，春官来对我说：‘兄长幸好能够对弟弟有所教诲；如果考中，只求得到这些教诲；即使不中，作为教官离去，也只求得到这些教诲。难道不再写些赠言吗？’我和世明同姓林而出自不同支系。世明的曾祖父宪副公，是我先母黄淑人的外祖父。宪副公以刚直声名和廉洁政绩著称，是当时的名臣，郡志《名宦传》中有他的传记。宪副公死于任上以后，子孙贫困衰落，但都读书守理，怀有奇异志气而有仕进之望；直到今天，世明又卓然显现出来。前几年，世明拿自己写的文章给我看，我读完了全部篇章：构思高远，遣词深远，究理深刻，议论锋利，出入于六经之间；文气壮盛激越，对世间陈旧浅薄的言辞，仿佛不屑接触。参加科举的士子，主考官高高悬定科格，聚集起来比较；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其中关键，即使文章如齐纨鲁缟般精美，也没有人顾惜；乡里评议尤其如此。世明能够另行显露出其中的关键吗？然而真正珍贵的东西，终究不会永远被遗漏。世明已经把文章卖出去了；如今礼部好比良商巨贾，专门寻找奇货，世明拿鲛室的纱绡、冰蚕的锦缎投进其中，难道不会使它们身价飞涨、争相购买吗？世明按道义不能去做教官；若不能成为进士，他反而会感到高兴。凡是治学，都要专一才能精深；分心去应付事务，就会杂乱。新的内容不能时时增益，旧的内容也将一天天舍弃而离去。这样就像普通人一样。敦若担任教官，每天只在文书笔墨之间从事，怎么能精通自己的学业，达到像古代闻人那样远大的成就呢？如今高官厚禄，都是从进士起步的；所任职务越大，忧虑也越大。世明如今以布衣而分担天下的忧患，事情的成败关键在于末端，也在于自己。世明有祖先刚烈的遗风。过去暴胜之任直指使，威势震动州郡，隽不疑说：“官吏太刚硬就会折断。”暴胜之接受了他的告诫，李至把这句话取来作为座右铭。士人所忧虑的是不能刚强；刚强而不能善加运用，悔恨和过失就会随之而来。《易经》的《大壮》和《夬》，讲的是君子运用刚强的时机：阳爻多而阴爻少，进攻时用《大壮》；乘其衰弱而决断时用《夬》，都是逐渐推进而不失其宜。然而卦辞、象辞仍以正、礼、悦、和为原则，并且两卦的初九都有“壮趾，凶咎”的告诫，可见刚强不可独自任用，而初始阶段尤其不可不谨慎。或者说，学业达到一定程度，涵养成熟，就能善于运用刚强；世明成为进士后，可不要荒废学业啊！送夏必顺任广西文衡序 按照旧例，每逢三年一次的大比之年，预先选定主管文衡的人选；藩司、臬司考察其实际才能，荐举给御史，再加以商议比较，必须相互参验符合，才送上礼物聘请。其中偶有一百人中有一人不相称的情况，也是可能有的。其余人都是贤者，办事公正而无私。因此公道尚未丧失，只在科举这一途径中最为如此。这固然是已经形成的美善制度，也还是因为各司官员都遵循旧制，谨慎协同恭敬办理，弘扬这一道理罢了。这一年，莆郡主管教育的夏君必顺应广西之聘。夏君是经过考察实际才能而被举荐的人，是贤者，办事公正而无私。夏君治学于《礼经》。《礼经》自秦代焚书之后，比其他经书更加残缺。汉代萧奋最初从高堂生那里得到《仪礼》，刘歆才从秘府得到河间献王所传的《周官》，其中穿凿附会，伪作冒充真传，讹误相袭。晦翁朱夫子考订确定了《易》《书》《诗》《春秋》四经，唯独《礼经》没有整理订正；后来吴草庐才加以厘定，但到晚年仍未编完，只把自己的意旨传给孙子。继承这项工作的人也没有完成，所以这本书本来就是未完成的书；而且篇章卷帙繁多浩瀚，韩昌黎已经有难以阅读的感叹。近来的制度虽把它列为一经，但天下读它的人大概很少；能够嫡传真授的，只有余姚一地。夏君正是余姚人。拿冀州人看待马，马很难成为良马；拿粤地人看待珍珠，珍珠也很难成为珍珠。夏君此次前往，不必担心自己不精通，只需担心还不足以充分施展您的才用罢了。您又将离去，赴春官任职。教师儒生被举为进士，是近来的惯例。选取人才，和从他人那里选取人才有什么不同呢？在那边不能充分施展才能，或许在这里幸运地能够充分施展。学习《礼经》而敬业，知道触类旁通，学业有次序；俊士、造士，升进有渐次；初仕、强仕，授官任职有等级。您完全具备这些条件，能够做教师，然后才能做长官。您已经亲身验证过这一点：如鸟张翼高飞，才华光耀，您大概正逢其时了。不过，我们的道统自有长久流传的生命，不在于科举能否考中、仕途得失顺逆；而且还有主管其间的官员，您本来就不应把自己看成被他们高下进退的人。同僚诸君子和门下士人来为您送别，我在郊外为您写下这篇赠序，原委就是如此。

译《木兰陂集》序 治理水患的方法，不过是根据利害使水顺势或逆势而行罢了。水泛滥向上冲决，下游百姓就会变成鱼；顺着水势疏导以消除灾害，如疏导黄河、积石山水、岷山水、疏导长江，就是这样。水奔流向下，上游田地就会荒芜；逆着水势筑堤蓄水以收获其利益，如开凿郑国渠、筑堰修钳卢陂，也是这样。然而顺水之势容易，逆水筑堤即使工程很小也仍然困难，因为这是凭人的力量同水争斗。触犯水的怒势，就无法抵御了。木兰溪发源于永春，流经德化，经过仙游，奔向莆田注入大海，路程不可谓不远；汇集三百六十条山涧的水流，水量不可谓不多；引水灌溉南北二洋一万多顷田地，利益不可谓不大。凭这样宽广的溪流而不筑陂蓄水，难道没有人采纳西门豹的主张吗？然而李冰疏通蜀地水道，最终使陆海之利更加深厚；河伯沿着水岸巡行，也只能徒然发出望洋兴叹。一个郡如果没有奇伟男子、贤能士人，贤良的太守县令就不值得相信。钱媛只是女子，林从世只是进士，李长者只是富民，却都从邻郡而来，捐出钱财救济百姓，不等到获得一官半职就这样做了，都是伟大而刚烈的人。我私下惋惜的是，他们急于行义虽相同，而运用智谋各不相同，所以李长者独自留下了无可比拟的功劳。我曾考察旧陂，讨论治水之道，认为治水同用兵的道理是一致的。兵法说，占据有利地形的就能取胜。钱氏当初在将军岩下筑陂，右边坚固、左边脆弱，水便冲击那脆弱之处。林氏接着在温泉口筑陂，上游水势急而下游松散，水又冲击那松散处；他遭到失败，本来就是理所当然。李长者再次加以创建。木兰陂选择地基，仿佛上天假手、神明授意：两山夹峙，左右两侧像鸟翼一样护卫，正好挡住水流冲击。又在海洲砍伐石块，采用卧牛、抛马等方法，使石块纵横交错、互相钩锁而牢固，大概是用人的力量帮助其中坚固之处，使水不得不沿着我们开设的渠道流行。分流支川奔向南北二洋，汇入斗门，用来灌溉、蓄水、节制水势，然后流入大海。陂建成后，利益莆田世世代代，民生的命脉就在这里。钱财贵在能够散施，李长者的义行与卜式相同，只是资助边疆和资助水陂，杀人和养人的区别而已。公非在《刘氏七庙记》中说：贾谊、濞王攻城野战，杀人以取得王封；韩信筑堰引水灌田，兴起养民的利益，只封为羹颉侯。如今李长者与韩信功劳相同，却在义庙中享受侯爵的祭祀，并受封于我孝宗敬皇帝，年年获得祭祀的恩赐，韩信确实比不上了。陂中有诰文，事迹又载于各类纪传；他的后裔、郡庠生李熊类把这些汇集起来，请我作序。我仕途拙劣而困顿，未能买田置屋以寄托晚年，只能在这座水陂的笔耕瘠地之间，偶尔偷取烟水来滋润自己。这篇序文，只能容许衰老没落之人说些厚重的话。

译《城仙游诗》序 丁卯年冬天，修筑仙游城。先孝宗朝，言官想把各县都筑城，部堂主持这一议论，却担心财力不足，于是把这件事交给有能力办成的县令。此后各县中有筑城的，都是御史韩君守清的功劳。仙游处在万山之中，大姓依靠田地聚族而居，县中没有一个可以据守的聚落。大盗到来，富人逃往郡城，穷人藏伏在山崖、山谷、草丛和荒野中。至正年间，大寇陈君信攻陷县治，李文再次攻陷；陈同、柳伯顺举白牌而来，又接连攻陷沟壑，百姓几乎到处死伤逃亡。后来乡间东西，圣明之治扫清天下，经过一百四十年，人民财物安康富足。然而温、邓一带的盗寇仍令人惊惧，县人也屡受其扰。这年初春，漳州盗寇乌合无赖，在仙游肆意抢掠。郡守驱逐了他们，却担心他们还会再来，于是同大司徒郑东园公商议说：“筑城是使百姓安居的办法。王公设置险要来守护国家，抵御暴乱、保护百姓，城池怎么可以不长久存在呢？”又把这件事告诉巡按何君道亨。当时已经初夏，担心会涉及城郎的文书，约定在冬月动工。但何君突然离职而去，您接替他，毅然说：“筑城工程固然重大，但过去治理已经办成的事业，并没有什么难处。从前齐桓公为邢国筑城，《春秋》再加记载，三国时的军队也赞美救患分灾的义举。如今集中[“仙”字疑误]的力量来分配莆田的财力，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又说：“汪汝，你以通判身份代理县令事务；程土物，核定物料，按照工期和工程量来安排每日用工；曹汝，你以同知身份协助管理财用，与你一同考核、督办各项事务。”又说：“汪汝专门负责役使事务，不要被摇惑人心的流言所迷惑，以求成就这项功绩，我将按考核条例记载你的功劳。”汪汝说：“曹汝代理郡守，你从内台出任此职，前往镇定未了的事务。”富人吝惜钱财，穷人吝惜劳役，众人争讼于官府。汪汝不为流言所动，曹汝加以制止，君主又加以制止，于是任事更加专一。又与总镇平公平定租税的数额，取其余利来资助筑城事务。不到四个月，工程便告完成，士民都称快。唉，百姓难道竟可以这样以工程竣工为乐吗？一次劳作而长久安逸，办理大事就不应计较小的费用。莆田分县已有八百年，到如今才筑城，难道是有所等待吗？坚持大义，广施恩惠，排除异议，专一责成，没有不能成功的，难道只有一座城是这样吗？我私下听说：偏将副将效命，指挥调度而专擅其功；群役承受能力所及的劳作，并以绳索牵引；木匠独自收取自己的技巧。城池的建成，确实是有缘由的吧？姑且把这些写出，用来为诗作序。郡斋送别辞。萧山县的张公张时峻任本郡郡守，才七个月，百姓正倚赖他。张公任刑部官时，我曾多次催促他辞官离去。我忧病不能出门，仍勉强起身到公门拜候。张公穿青衣、着丝鞋，戴笠帽、系苇带，在门外迎接我，说笑谦让着请我进去，仿佛庆幸自己脱离了尘世烦累。并且说：“我将登上▯山，眺望鲤湖，在古囊僧寺休息，来等待您的迁调文书。”到了第二天，本应在元旦朝贺时穿朝服入朝，张公在官署中祝祷圣寿；退朝后换上便服，闭门谢客。各司来请他参加节日朝贺，他以待罪之身为由辞免。观察他的容貌，考察他的话语，再仔细看他的举止，便知他已经把得失全都忘了；他忠贞而爱民的心，难道不是没有止境吗？身体，是通达之人所视为累赘的东西。既有血肉，便会生疣赘；既有毛发，便会生虮虱。血肉和毛发成为身体的负累，身体又成为人的负累。十寻高的树木，因雨露滋润而生长繁茂；霜夜一到，便凋零摧折，使它收缩拘束。这样的霜年年总要来一次。人若能长久安享顺遂，有这样的道理吗？一开一合，是天地生成万物的方式；一张一弛，是圣人成就政事的方式。教化完成，万物的材质便由此显现；政事完成，人的才质便由此显现。天地与圣人所行的是同一道理。万物有才质，天地的心意便显现出来；人有才质，圣人成就人才的心意也显现出来。重耳如果不是在外流亡十九年，就不能成就霸业；伍子胥如果不是逃奔在外，就不能进入郢都；司马迁如果不是居住在洛阳，就不会有辅相事业；杜甫如果不是困穷，韩愈如果不是被贬到潮阳，柳宗元如果不是久居柳州，后世就不会有那些文章。当这三位处在幽闭、沉沦、困顿、郁结，忧惧、防备、害怕讥讽的时候，难道不会把自身看得过重，把疣赘、虮虱当作外物吗？然而他们受到挫折反而有所成就，受到压抑反而更加奋发，用来增益自己原本不足的地方，这样的人应当很多。张公正处在这几位先贤所处的境遇中，不必担心没有他们那样的胸襟；他将达到极高的境界，涵养厚重而成就远大的器识，从而使自己可以与这几位先贤相比。张公不自行庆贺，我将替张公庆贺，替圣明天子庆贺他玉成了人才。张公有什么理由不自我欣喜庆幸，却反而错误地使自己忧戚不安，在其中推求并显见极其隐微的道理呢？又怎么知道他不是像吕献可、杜世昌诸公那样，尤其忧戚不安呢？鉴湖的莼菜，莆田从来没有。请替我告诉潘南山，送来几株，栽在木兰的清幽之处，让人知道这件事是从我开始的。《见素集》第三卷。钦定《四库全书》。《见素集》第四卷。明代林俊撰写。序。

译《赠徐罗源奏绩序》。十年前，开化县的徐侯徐良璧以唐县学谕的身份来到我闽地，主持本地文教，因公正明察而著称。后来我阅读《保定郡志》，知道徐侯有编写叙述此志的勤劳；阅读中丞高公的荐举奏章，又知道徐侯有修养自身、约束他人的奇异功绩。徐侯入选御史，因有人阻挠，只被任命为罗源令，这正适合罗源偏僻而事务简少的情形。他施行仁政，以义来辅助治理；安静专一地守职，以坚定意志。有可疑的案件，必定向众人公开审理；遇到时疫，便责备自己，以求消除平息。掌管郡中政务，凡有使百姓受苦的事情，必定竭力争取，直到问题解决为止。他对待百姓，大体上像君臣有分别，又有父子般的恩义。文庙祭祀有祭器，乡贤祠祭祀有田产，生徒的学业有考课；儒学所遵循的孔门大道，旧日由南边小路通到溪边，既曲折又泥泞，行路的人便说应当开通东西两条道路。便利道路需要能干的官员，筹措财物又要节省土地；当地人安于故土，不愿轻易迁徙。徐侯多次被举荐而毫无怨色，部使者接连奖赏他的贤能和劳绩；后来又要改任他处理繁重的晋江事务，听说此事中途停止了。邻县福安的百姓私下爱惜他，想把他夺去任用；罗源方面向当道争取，最终仍把他留在罗源。治理罗源将近六年，他因能干的声名受到特别任用，不能离任；今年才上报第一次考核的政绩。县学教师潘司教潘广，因周时谦过去的交情，托请我写赠言。我县县令周以仁，也与徐侯兄弟相交熟悉，因此这些话是可信的。唉，这也很奇异啊！古代任官以德行为依据，授予事务的大小则按照才干来甄别任用；掌握衡量人物的原则，本来就应当如此。至于一个人所处的位置，也只在于适合自己的心意罢了。徐侯家传的学问，足以考中甲科；处理事务的才能，足以担任御史，足以治理繁剧的县邑，足以做一郡的大吏；但这些都没有成为现实，难道不是命数另有安排吗？然而徐侯没有受到尸位素餐、覆餗失职的讥讽，也没有受到接受俸禄却懒于办事的讥评。在唐县时，他诵读弦歌、讲习诗书，做官与求学没有不同；在罗源时，峰峦重重叠叠，晴日的山岚弥漫着翠色，环绕着官署，做官与隐居没有不同。志向还没有完全伸展，办事的才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但人们已经听到他的声望，百姓在家中享受他的恩泽。同时代的贤能县令也不能完全与他相比。徐侯本来就将享受这份甘美，也深深满足于心意所适。地位高于徐侯的人，有许多心中怀着很深的欲望却不能做到这些。古代官吏可以使子孙长期留任，如今大多任职三五年便迁调离去；但是是否迁调，并不是徐侯心意所系。《湖南道学渊源题辞》。庐陵陈先生文鸣，总管湖南学政。他尊崇右文正学，以内心约束自身、以法度规范自身；对于课程和文辞，则督促招徕、教导学生。他又搜集元公、二程、考亭、胡文定、张南轩六位先生的事迹品行，编成这部《录》，用来树立标准，示范诸位学子。他立论时，以元公为首，不称“舂陵”，而称“湖南”，也正如记载我夫子孕育圣人的地方，不舍曲阜而称东鲁，是在追述后世遗留下来的深意。众位圣人之后出生了我夫子，实在是集大成者；后世诸儒之后出生了我朱子，也实在是集大成者。夫子以三皇为祖，以五帝为宗，以三王为父，所以先叙述皇帝、三王道统相传的源流，然后以夫子为根本并加以发扬。元公是二程的老师，朱子是元公的后代传人，所以先叙述元公、二程道学相传的源流，然后说明朱子如何推演并发扬它。胡文定、张南轩是元公旁出的支派，也如同帝王有稷、契，三王有伊尹、莱朱一样。既然如此，只收录程、朱而遗漏横渠，只收录张、胡而遗漏广平、上蔡、勉斋、九峰，怎么可以呢？回答说：编次已经完备了。生于此地、在此地求学、在此地游历的人，才收入这部《录》。横渠是关中人，从未到过湖南。至于谢、黄、蔡诸人，以及伊洛、考亭的渊源，本来都与湖南有关系，但毕竟不能泛泛地全部收入其中。唉！夫子之后有孟子，濂、洛、关、闽一脉流衍相继而兴盛，道统从未断绝。元代的儒者，有静修、予畏；其中一两位前代正直贤者，时常在这段历史中怀有私人怨憾。道统剥落久了而又复兴，也应该有继承它的人；而继承者一定会从湖南开始。元公是开辟这条道统的先导，这部《录》又是寄托我道统的地方。考察时代，衡量世势，诸位士子奋然兴起而承继它；这也是总学陈先生宏大教育志业的心愿，同时也是我这个后学林俊勉励士子的心意。《雪堂叙隐》。我住在雪堂，听到敲门声，原来是汪君孟哲来访。他来慰问我，我惊喜交集；原来汪君已经从良滦州牧升任少伯温陵了。回想在京师时，汪君侍奉尊父都宪公居住在官邸，穿青色皮衣，骑白马，眉目清秀整洁，闲适得如同画中人。我是寒微的庸才，汪君却独独屈意与我交好，常常和我寒暄问候。算来如今分别二十多年，我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翁，汪君也头发灰白、头颅短小，不可能不触动我们在少壮时相逢、离别、聚散的感慨。坐定之后，我进去吩咐准备饭菜，请汪君入席。不知汪君还记得闽地的方言吗？按惯例摆了三碗豆类食品，汪君说：“刚才承蒙您如此殷勤，难道就只有这些吗？”我们相视而笑。过了几天，温陵传来汪君的消息，我正用这消息自我安慰。汪君归来后满怀心事，经过我这里，对我说：“我如今才知道，被绣衣装饰的祭祀牺牛，还不如草间的良牛；关在笼中的鸟，还不如在青林碧空中自由自在。为了五斗俸禄和红腐之物，把自己置身于可怕的险途和深坑之中，我的志向难道还能够施行吗？事情不是我所愿做的事，我难道还能容许自己仍旧做原来的我吗？碧山没有辜负我，我将辞谢浮华的荣宠，返回最初的服饰，抱肩曲膝，盘坐在悬崖、倒树以及点缀着红花翠色的景物之间，面对长风长啸，戏弄寒月，以疏泄胸中突兀磊落而不平的气息。” 我听了这些话，心里固然有所感念，却还没有认为他真的会这样做。后来又承蒙收到汪君的书信，先前的话再次写满纸面。一天，温陵人说：“汪公要离去了，不能挽留了。”老者和孩子牵挽相送，接连数十里；汪公温和体恤，安慰并遣散送行者，脸上几乎看不出一点忧伤，真是诚实的丈夫啊。天将黑时，汪君来向我告别，解衣而坐，陪我一直坐到几更，说：“难道能忘记这次分别吗？我害怕兄长因为我浅薄而轻视我。这难道果真是我的真实心情吗？”从前漆园吏庄周鼓尾而去，彭泽令陶渊明以不肯折腰为耻，申屠蟠在梁、砀之间断绝踪迹，甘愿把自己同佣工相等；我私下仰慕他们，也私下议论他们。直到如今，我才知道他们把握时机圆融而又见识得早。商山歌说：“紫芝啊紫芝，可以用来充饥；富贵令人畏惧，不如贫贱中任意施展志向。”我不想像柳宗元寄情于愚溪、韩愈在北山招来嘲笑、宰夫因割断犀牛角而解除诽谤、詹尹拂拭龟甲来占卜决疑。否则，我难道会安于滦州而鄙薄温陵吗？我说：“您离去得好啊！不可改变的是道，不忍改变的是心，不得不改变的是政事与教化。”徐邈是同一个人，从前一种情况看是通达，从后一种情况看是耿介。蔺相如勇于大事而怯于小事，难道他确实就是这样吗？君子不能保证道一定能够实行、内心一定能够完全实现，何况又怎能保证政事与教化一定能够完全契合呢？”

译也不过是尽自己的心意罢了。于是歌唱道：“鸟儿洁白啊江水清，水面渺渺啊云气茫茫。杜蘅啊薜芷，桂树枝叶披离啊山崖岩石参差如齿。酒香啊蟹肥，山中人离去了啊，什么时候归来不归来？猿猴惊叫啊仙鹤哀怨。”菊花将要经霜啊一年将尽，您不来啊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秋社的燕子啊春天的雁，走过园林啊经过山丘，戏弄云水啊招来巢父、许由；走入山中幽深的草木丛里，香风阵阵，氿水清清；穿细葛衣啊驾轻舟，饮村中浊酒啊听野外笛声，终我一生自在徘徊，与造物者共同消长变化。《迩言》序 凡是求学，是为了明白道；做官，是为了实行自己的学问。处在困穷之中，今世没有地方施展，便想把自己的道理留信于后世，于是寄托在文章言论中。到了孔子、孟子，才有这样的著作出现。孔、孟都是困穷的人。屈原被放逐，于是写成《离骚》；左丘明失明，于是著成《国语》；司马迁的《史记》、扬子云的《法言》、钱神的《定命》、逐贫的文章、憎恶王孙的文字，大都用来发泄胸中困顿、拂逆、郁结而不平的气愤，寄托自己不得志的情怀。难道这些书就没有价值吗？容貌美丽的人容易遭嫉妒，品行高尚的人容易招毁谤；“盗嫂无兄”“挝妇翁而娶孤女”“直不疑偿金”“刘宽归牛”，在《易经·困卦》中说：“有言而不被信任，只逞口舌就会陷入困穷。”事情本来就有不必辩解、不愿辩解、也难以辩解的。长寿戴公，伯防高古，冲晦卓立特行，凭借几句慷慨的话，便使自己的操行完整无亏。他在柄臣手下任事时遭受困窘穷困，流寓徐、淮之间，靠授徒自给。过了几年才得以自行归来，他的困穷也到了极点。闭门无聊，考核比较旧事，又参入新的意思，间或再托之于楚声词调，舒缓从容而不激烈不愤怒，意趣所到之处，私下以古人为归依，于是命名为《迩言》。唉！戴公的志向本来很大，而他用来寄托志向的作品本来却很小。戴公又刻意隐藏自己，天下士人很少有知道他的，同乡人也很少知道他，只有储柴墟静夫和我为他惋惜。最终又能怎么办呢？唉！元代士人钜夫不得志的，大概有一些，但没有像戴公这样的。戴公的困穷确实到了极点。然而戴公虽然在人前屈抑，却能自信于己；虽然在今世屈抑，却未必不能凭借这部书最终取信于后世。著书一定要在困穷之后才精工，前辈论著书说，等到五六十岁再写也不晚，正是时候。像荀子那样博大，像杨子那样专精，韩昌黎还认为有所不足。著书果真容易吗？立言是为了明道；道理不明，言辞不纯，就不足以垂示训诫、留给后人。著书果真容易吗？《迩言》大概已经知道如何避免这些弊病了。赠方松厓序 五行完备而五性分立，酸、甘、辛、咸各有自己的味道，又彼此能够调和融合，所以都容易调和。唯独苦味没有可以调和的，酸、甘、辛、咸各有所喜，唯独苦味没有人喜欢。翰地的莼菜、孔明的薤、元脩的菜、槎头的鳊鱼、通印的子鱼、岷山的薯蓣、邕地的姜、蜀地的椒、桂解的盐，把它们调配起来就能彼此融合。都是瓜，未削皮的必定苦；都是李子，不摘取的必定苦；都是笋，独自长成竹子的也必定味道不甘美，这都是彼此不能融合的缘故。古人说行为艰苦，有譬喻，就是黄檗；说政事艰苦，也有譬喻，就是苦菜。苦味不能接近到这种程度，所以喜欢它的人自然少。又听说，笔直的树木先被砍伐，水井甘甜的必定先被汲取干涸；还担心才质出众反而成为自己的累赘。苦味虽没有适用的材料，却也善于收获自养其生的利益，因此不能轻视它。我性情耿直，像石介那样拘守古法，又因不善通达而受困；拿味道来比，就是所谓苦味：孤高而无所相合，动辄触犯世俗机宜，是喜好咸味者所抛弃、喜好酸味者表面喜欢而内心遗弃的东西。既无适用之才，又不能收获自养其生的利益，我的苦味尤其不能与人相合。然而也有人听到我的声名便奋起，面对众人的诋毁而不改变，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在天下寻求朋友，有些人尚未交往一面，便自称知己；有三五个人，彼此剖示肝胆，交往久了越发显出亲密，方松厓君就是这样的人。善于化育的人，运用独立而归于同道；我只是安于独立罢了。但私下思量，苓、连、栀、蘗是味道最苦的药物，它们自相归类，也就不再顾虑自己的孤独，所以即使卢医、扁鹊也不会废弃用它们来调补元气。虽然不敢说它们有参、苓那样的功效，但在燥热极盛、脉气欲脱、气促神昏、生命只差一息将绝的时候，熄灭薪火、停止沸腾，苦味也能发挥救急的功效。精神完足、气力充沛，腠理更加严密，内在身体坚固，外邪就不能侵扰；把一种苦味药放在似乎无用的地方，这才是医术的最高境界。松厓难道没有想过把我放到无用之地吗？松厓有学问见识，操守涵养不涉媕阿逢迎，违逆权宦的意旨，退居林下；到这时又起任宪副，监军川东，并再次回到湖南。我也想向东去，因此写下这篇序作为赠言。

译《续近思录》序 天地之间，没有一处不是道；道是实有而不是虚无，真实而不是虚妄，极其恒常而不是怪异，极其切近而不是高远，却又远而难以实行。正因为人们忽略切近而容易做到的事，追逐高远而艰难的事，所以从虚无中求道，从怪异中求道，后来又陷入拘泥、蒙蔽，流于荒诞而失去检束，抛开人伦，在事物之外另立道理，越是奇异，越是深深损害道，这就不是通达之道了。如今天空没有两个太阳，月亮也没有两个昼夜，那么阴阳哪里会有两种道呢？道不是各自立门户的东西，它充塞天地，贯通古今，起初不过超出日常事物本然的道理，并没有幽深幻异、诡奇惊人的事情。所以说：“尧舜之道，孝悌难道很遥远吗？”所谓近思，就是由具体事类逐步推进，达到道的不同层级。学习而达到圣贤境界，开端就在这里。这就是考亭朱夫子所编作《近思录》的原因。《近思录》只收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夫子、横渠张子的著述，大概是考亭所编的范围。考亭汇集四位先生而使之大成，《语类》尤其丰富，但并不是初学者可以立即浏览的书。这就是刘君维深续编《近思录》的原因。按照一定体例分类编排，共十四卷。考亭说，四位先生的书是六经的阶梯；《近思录》是通向四位先生著述的阶梯；考亭的著述是阶梯，那么阶梯难道不就在这里吗？维深的用心，本来就勤勉地守持他早年的志向，也由此可以看出来。著书多在晚年，因为积累长久、阅历深厚，选择精当而语言醇厚，所以著成的书能够长久流传而没有弊病。韩愈说等到五六十岁再写也不晚；孔夫子也是六十八岁才开始著书。吕成公的《史记详节》成于早年，所以删辑得疏略；《文中子续经》尤其属于僭妄之作。有人怀疑维深也把著书计划得太早，难道不知道摘取精要的语句，用来启发初学者，就是开门之作；同时也是信守古人传述遗意，所以并非妄自创作吗？有人问：“续《离骚》怎么样？”回答说：“这不是晚学之人可以置喙的。”不过，前一编仍有牵强附会之处，《大事记》仍有割裂体例、折损文意之处；这部书则没有这种创作。又问：“近来潘南山所说颜子怎样？”回答说：“颜子之事《鲁论》已经流传，有现成记载，便可以不再创作。”西方战事十分危急，我寝食不知滋味，草草阅览这部编书，冒昧写下几句话作序，请到仲父东川先生那里加以质正。《东白集》序 在心中明白表达出来，并加以修饰而形成篇章，这就是文章；而文章隐藏的根本，也会由此显现。水流积聚奔涌，它的源头自然显露；树木的枝条、花朵和果实，它的根也自然显露。这是不必比较便能知道的。周王朝的文风浑厚融洽而广博；霸者的文风激越雄壮而纵横。禹、皋陶的谋议，后世无法超过；伊尹、周公的训诰，具有王道气象。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固，也未失为王者之文；管仲、韩非以及战国文章，属于霸道；司马相如、枚乘、张衡，也还没有脱离霸者之风。世风逐渐下降，文体也渐渐浮薄。隐藏而使之晦暗，像未雕琢的玉璞、未冶炼的金矿；宣扬而使之显明，像龙飞虎变。难道还能把它全部说尽吗？韩昌黎、欧阳子使文章振起历代衰颓，专擅唐宋文章的盛名。探求他们文章的深厚之处，距离秦汉已经很远了。本朝文运重新隆盛，恢复到古代以前的水平；当时的作者，如濂溪宋公、义乌王公、括苍刘公，都追随韩、欧二人的踪迹。到了东里杨公，又学习欧阳修而近于继承其传统。只学习步趋而不能达到远大境界，便会拘泥于迟速、周折等外在形式，和本旨大相违背。武东白张先生起于洪城，才华高举，含蓄深厚，出言豪迈奔放，从童年时就是如此。进入翰林后，阅读中秘书藏书，文章简洁严峻，一定要进入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固的门径，深入他们的堂奥。他平日以经世济民的气概和操守自任，以纲常和治道自许，多次论列《英庙实录》。事成之后本应晋升品秩，但先生认为不应错误地给元臣加上孔子的称号，又认为以文章掩饰废立复起的奸邪行为不合适，便径直离去。居家将近三十年，善于顺应事物、委曲尽心，具有忠义而甘于退处的品德。有人荐举他学问贯通天人、深切关怀苍生，确实还大有希望。后来起任修撰《宪庙实录》，受到孝宗知遇，多次得到特殊待遇，特意在讲筵设置前席。先生治理国家的主张符合皇帝心意，进讲《太极图说》等书，皇帝索取观看而欣慰喜悦，说有如天生这样的人，为朕开启了疑惑。进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享受从二品俸禄，皇帝极想重用他。不幸宫车晏驾，先生任《实录》副总裁，感泣异常，勉力完成平素的事业，来摹写圣明如日月般的光辉。然而事情突然发生龃龉，连续上疏请求退休。皇帝温和慰留，先生心意终不能自我排遣，最终因病不起。唉！这难道不是因为入宫而遭人嫉妒，像高耸不屈的树木那样容易折断吗？为什么在家中收容他，却在朝廷损害他呢？先生仕籍共四十七年，在朝廷任职不到九年。把他同那些只求俸禄而无过错的人相比，难道先生竟没有不同于常人之处吗？那些随波逐流、厚受俸禄，终身未曾有一天离开官职的人，又有多少、又有什么值得详说的呢？即使略去这一方面而取彼一方面，也不妨碍称为同类；又怎么妨碍先生成为独特的人呢？唉！古代的道，确实看来不能在今世实行了！先生的诗文没有亲自收拾整理，他的门徒赖生丕搜求保存遗稿和散佚之文，得到人间流传的若干卷，徒步到莆田拜访我云庄，说我是先生故人，应当为其作序。唉！先生隐藏在文集中的志趣，完全可以看见了。癸亥年，太常起用先生时，我正在考察江右，准备前往任职，曾为先生谋划。先生说：“学问有体有用，我将实行所学以自我辅助；避开言语，避开脸色，难道还能终日留在那里吗？”唉！这就是先生的志向。现将序文交给丕，并嘱托先生的外甥卫侯徐琪刻板印行，使之流传。唉！后世将会有评论先生一生的人了。正德壬申年夏六月上旬，莆田见素林俊写于木兰烟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赠罗福之序 壬申年，是皇帝在位的第八年。按照旧例，皇帝诞辰之日要举行祝贺；臬司副职罗君福之按次序应当出行，长官同乡中士大夫作诗相赠，并嘱托我写序。考察华封人祝福圣人长寿的事，自尧时就有了。《江汉》说天子万年无穷，置酒宴请群臣，大家都称万岁；周代和汉代也有这种礼仪。自唐明皇以后，才开始把皇帝生日作为定例，所谓天长节、天申节、瑞庆节之类，都是这种礼制。臣子爱戴君主，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祝一个人长寿，就是祝天下长寿。君主是天下百姓和万物的主人，他的心就是天地之心，他的气就是天地之气，休咎的征兆由他自身发出，百姓万物所寄托的命运就在这里。《易经》说：“首先出现在万物之上，万国都安宁。”《尚书》说：“一人有福，万民都依赖他。”君主居于中央来奠定天下命运。督课树木种植，节制土木工程，就不会有人因饥饿而死、因劳作而死；培育神明的风教，施行文治规范，就不会有人因刑罚而死、因战争而死；崇尚朴实的政令，察知神奸，调和灾异之气使其合乎时令，就不会有人因困窘、夭折、横祸而死；最终达到中正和谐的极致，敬谨辅佐天地，使天清地平，坎险止息、艮山安静，飞行、奔走、潜藏、游泳以及各种植物都各自顺遂其本性。这就是所谓“夏代的先王勤勉修德，不降天灾，使山川鬼神安宁，鸟兽鱼鳖都顺遂”的境界。把天下百姓和万物的寿命系于一个人，关系确实重大。而人的寿命所能达到的程度，大多以一百岁为限；黄帝、尧、舜超过了这个限度。黄帝活了一百一十岁，舜也活了一百一十岁，尧活了一百一十八岁，帝喾、禹、汤都活到一百岁。因此活到一百岁称为上寿，用上寿来祝颂也已经达到极致了。可是还要说千年、万年，甚至万万年，这本是寿命绝不可能达到的，祝颂却希望它一定能够实现，这正是愿望无穷的心情。一个人幸福，就是天下幸福。我们这些人，谁没有这种关怀当世百姓万物的心呢？祝颂长寿难道只是空话吗？长寿不能靠侥幸得到。祝愿百年、千年、万年的长寿，必定要用百年、千年、万年的德行来与它相符，使天下百姓万物都处在百年、千年、万年的仁爱长寿之中，共同达到无穷。若不是这样，上面倾覆，下面动荡，崩溃奔腾、摇撼震荡，百姓的膏血涂满荒野，人口变成泥沙，飞鸟走兽、潜鱼游鱼，万物都不能得到安居之所，这种惨状哪里说得尽呢？君臣之间的情义，是纲常所不容停止的。只是奇怪那些手执玉帛朝见万国、捧酒杯祝嵩山之寿的人，除了铺陈过度的颂祷文辞之外，只有张曲江的《金鉴录》才算得体。您以采集民情为职，朝拜宫阙时，皇帝在前席询问：“凡是所治理的属地和所经过的道路，看到民间疾苦、吏治以及风俗盛衰，有什么可以说的吗？” 前十年我在南台，您来任御史。您老成慎重，在同辈中经过刑名方面的考核；介庵张公因为乡里嫌疑而自我退让，我特意把您提拔置于第一名，后来果然符合我的了解。当时士大夫接连遭祸，您独自凭借沉静含晦而最终免祸；善于钻营的官吏多能迅速升迁，您独自凭借贞正沉静而最终久滞。时势屈抑时便屈抑，时势伸展时便伸展，出处进退之道不应当就是这样吗？然而福建正想借重您，您也幸好不要暂且轻视它。我福建的当道者，本来也有办法安置您。《笋峰纪年纲目》序 元气用来养育万物，草木尤其能体现它。正当阳气复苏、天下安泰时，草木勾曲的嫩芽萌发舒展，在巽风柔和、汁液润泽之中奋力生长，并没有什么特别奇异。等到浓霜在夜间降落，第二天看它们，像战败的士卒，卷起旗帜、丢弃铠甲，裹着伤口迅速逃跑，脸上毫无血色。唯有松柏挺然不屈，在各种植物中藏有贞正之性，使自己成为有用的材木。所谓疾风知劲草，正是在面临利害时才看得出能否守持。肤使笋峰刘公考取显要科第，进入优厚仕途，连续经历亨通嘉会，难道没有像松柏一样从众多植物中挺立出来吗？而他一旦折服权宦、抗拒强藩，视凶悍的老虎如肉食，看鼎镬如冰冷之物，以此暗中增益自己的才能、每天增长未能做到的事情，难道不是像松柏经历浓霜而成就其材用吗？唉！药物的毒性本来可能伤人，却反过来可以借它治病。中伤刘公的人，难道知道这正是成全刘公的原因吗？权势所在，也确实可怕。萧望之是皇帝的老师，因上书建议牵涉恭显，最终死在狱中；晁错以御史大夫身份请求削弱吴国，竟穿着朝服在市集被杀，更何况疏远的臣子呢？刘公所指斥的对象，大概比萧望之所面对的还要强；他所裁抑的敌人已经不堪忍受，一旦主事者有所动摇，灾祸奇大而不可预测。我的孝宗天赋神圣，能够照察最隐微之处，施行最公正的裁断；即使被贬斥压抑，也很快起用，尊重忠直鲠言，以造就敢于进言、能够办事的风气。当时朝廷上的言论，孝宗都能接受，君臣之间再三应答，古代君臣相得的情形又出现了。刘公的贤能儿子刘教纪述父亲的事迹，行文题名为《纪年纲目》。编年体是古代的史法。司马迁开始采用纪传体，温国公又编成《资治通鉴》，朱子于是据此撰成《通鉴纲目》。刘教依据编年纲目的体例，为一家一人的历史作书，以传述父亲的事迹为真实。记载止于丁巳年，刘教还未到成年便搁笔去世。泉山大老为此事作序，我已经完整看过了。唉！这里既有子道，也有臣道，又有君道。唐大中年间，孙樵得到一份遗诏，遗憾自己没有生在太平时代；等到看见开元年间的事迹，难道不会把能够看到这部编书作为快事吗？

译赠黄君任广东参政序 朋友之间声气相应，寻求以道相互师法，这是较低一层的交友境界。我在天下寻求朋友，总共有十几个人，其中未曾交往一面便自称知己的，有三五人。张君东所就是其中之一。在同乡人中也有十几个人，一见面便彼此忘形而自称知己的，有三五人。黄君易庵又是其中之一。静止时观察他的涵养，行动时观察他的见识，隐微处观察他的诚意，变化时观察他的坚定，以质朴木讷观察他接近古人。既然已经看到了这些大端，又能慎重而不改变，彼此观摩而共同向善，惴惴不安，唯恐给知己留下惭愧。这几位先生，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易庵得到任命，参与知晓大政；陈君如宾嘱托我写赠言。几年前，您守肇庆，劳绩积累而上下信服；后来守武昌，才几个月，清廉的声誉便远播。我的行程从蜀地到福建，所见只足以慰藉一片心意，您却突然被尤其破格提拔而起用。您不自负，当道者又何曾辜负您呢？藩镇和郡县，大地位和小地位，虽然彼此不相等，但总的说来都是守土，职责相同。宣扬皇上的恩德，布施百姓的急需，藩政也就是郡政。肇庆、广州一带的一个郡，大致也是各郡民俗的缩影。您本来不必等到询问便能知晓，不必等到考验便能见效；您的先声所到之处，百姓本来就不必等您施恩便已感动，也不必等您发怒才知道您的威严。还是说，革除世俗弊病应当从政治根本入手，除去过分和苛酷。自从宦官窃据权柄，剥削侵夺成了风气，百姓颠沛困敝，无法支撑，大都辗转迁徙而沦为盗贼。今天征讨西川，明天征讨河南，后天又征讨东边、北边，横尸遍野。百姓的户籍变成了盗贼名册，这难道是百姓自己愿意这样做的吗？是官吏驱使他们、使他们变成盗贼罢了。百姓被教化成盗贼，难道又不愿被教化为百姓吗？譬如迁换城邑而不改井，百姓的本性原本还是百姓。泉水疏浚就会清冽，浑浊之水化为清水，井也就成了甘泉。如今贪墨官吏如同腐败污垢，青蛙和鲫鱼寄食于官府的胥史卒徒之中。腐败污垢除去，青蛙和鲫鱼便无处藏身，这才成为清凉的泉水，可以汲取饮用。君王明察，君臣都能受到福泽；百姓被驱使为盗贼的事情也就不会再发生了。把百姓当作与自己无关的人看待，难道不就像秦国人与越国人彼此不相干吗？把百姓当作自己看待，他们的疾苦，难道能容许一日留在自己身上而不赶快设法除去吗？还是说，亲近贤者、谦抑心志，正是君子使自己远离祸患而有所成就的原因。古代乡里的先生考察德行、询问政事，送人入仕时说：‘在讲学方面。’东所先生是广地的人。您不要害怕向他求教，他也一定不会吝于告诉您。您的行为若能施行，也就是东所先生的行为得以施行。我也将因此得到一份幸运。《见素集》卷西 钦定《四库全书》《见素集》卷五 明代林俊撰 序 《彭惠安公文集》序 用一个人的盛德来告诉别人，他所能达到的成就大概自然就显现出来了。鲁公的忠贞节操，温国公的品行功烈，以及他的书法、史才，从来没有被掩盖过。何况文章本来就是儒者的事业，我乡里的彭惠安公，大概正是这样的人。公从刑部属官起，以气节和功业自我效力；后来对外任藩司、按察使，对内任中丞、少宰，直到司寇。在英宗、宪宗之际，又处于孝宗知遇最盛的时期。当时世道确实向上，士气大为振作，公得以在其中纵横施展，伸张自己的志向，推行自己的道术，使平生所学得到充分施行。晚年又与王端毅、何文肃、张庄简等几位君子同心辅政，天下称为大老。公涵养性灵，探究道的奥秘，翻阅经史百家；每当有所著述，就评论事物、衡量治道形势，遣词用意，以义理为根本，以纲常为联系，如同蓍草和蔡草能预知未来，又像嘉谷和轻缣那样切实有用。文章的真实内容其实就蕴含在其中。沈约的文章华美，谢灵运的文章傲逸，鲍照的文章多怨，庾信的文章奇诞，有识之士可以由此了解他们的为人。像公这样的人，难道还不能称为君子吗？我曾记载公所作《铁汉楼记》，张东海称他为一代作家，并托付我用草书传布海内。我私下想把他同元城并称为三绝，只是不敢僭越评论。然而，莆田的前辈中，论心学有林艾轩公而无愧；论气节有方宝谟，论德行事业有陈正献，公私下想与他们匹敌。至于诗歌，公不比刘后村逊色；至于文章，也未曾多让于陈众仲。山川的灵秀为天下孕育出公这样的人，难道仅仅是为了一个莆田吗？我比公小二十二岁，并非有资格置身于晚辈之列；多次一同接受荐举，所尝到的酸苦辛烈之味，不能说没有相同之处。最为遗憾的是，我与公同仕十七年，仕途出入只有一两次相遇，未能有幸最终受教于公，而公忽然得病归乡；归乡后便再没有起复。对于山岳崩颓般的哀叹，使我个人、士大夫以及天下都为之悲痛。唉，公恐怕确实不能再起用了。公一生所著的遗稿积存成卷，共有若干卷。侍御陈时周辑取其中精要，得到若干卷；我福建提学、宪副姚英将它刊刻传播，给公的文章作序，是我前来承受这一责任。感叹老成之人随风而逝，他的声望所及，长久培育、成就人才，功劳很多。所谓典范，确实是说公的功业存在于天地之间，声名遍及华夏内外，太史已经把它记载下来了。得到这部文集作为深入考察的凭借，公自身的价值自然就显现出来了。

译《寿戴孺人七十序》族侄士实请求我写文章为他的母亲戴孺人祝寿，并且说：‘冬十一月某日，是母亲的寿辰，想征求姻亲和族人的文章来表达心意。母亲既然不能亲自致谢，谨让我这样说。’三十多年前，族父德华处士和我住处相连。处士质朴无华，持家勤俭，自己不穿绫罗绸缎，除非宾客祭祀从不吃鱼肉；没有奴仆来供他烧饭、舂米、洗涤、簸箕、扫除、砍柴、放牧。每天早晨起来，他和族母蓬头垢面，穿短衣破裙，一同操持家务，俨然是村里的老翁老妇。然而，布匹满在箱笥里，粟米陈粮堆满仓廪，牲畜繁殖兴旺，宗族亲党没有比得上他们的。有人说：‘难道他不觉得太固执了吗？’他说：‘是的。我们莆田的风俗将会变坏，我知道它一定会离去，变成后世的奢侈。’风俗奢侈，财力就不能维持；财力不能维持，贫困者先行耗尽，富裕者日渐削弱；贤者还能忍受，不贤者却放纵而随波逐流，祸乱的阶梯难道还会停止吗？我这是要让子孙守住我的事业。处士去世以后，莆田的风气果然改变，后来又大为改变。他的儿子时敬兄独自守训不违；时敬兄没有得到俸禄，孺人又守训不违，断绝熏香脂泽，勤于缝纫织组，立志守持妇德，以保育年幼的孤儿。当时祖居低洼潮湿，对居住在那里的人没有好处，孺人便迁居而重新建造；祖上传下的旧物全都保全，生者得到奉养，死者得到安葬，祠堂坟墓有祭祀，公家的征发、庆贺、吊唁都有供给，连有才能的男子也没有谁能比得上她。如今儿子已经成家，女儿已经出嫁，内外孙子众多，孺人也已经超过七十岁了。以七十年的寿命计算，其中听从父母、舅姑和丈夫裁断的时间只有三十年，另外四十年都是独自主持家政。她亲眼所见，先后兴起的人家都渐渐衰落了；甲等家族转为清白门户，屈指难数，而戴氏家族却依然完整。处士从前的固守，难道能够知道它后来会通达吗？他防止家道衰败的苗头，以为必定能长久流传的家法，确实还在。孺人不改易自己的丈夫，守持夫家而不变，这难道不是刚烈吗？建立家业本来就难，守成更加困难，对于寡妇来说尤其困难。孺人的长寿，上承舅姑，中承丈夫，下使子孙繁衍，这是为林氏家族增寿。自古以来，建立国家的，没有不是靠勤俭兴盛，因安逸、欲望和奢靡而败亡的。《周南·葛覃》一诗，表现了贵者能够勤劳、富者能够节俭，以成就内政教化、开创兴盛长久的根基。妇女，是国家兴衰所由的关键。过去莫侯的妻子陈氏有《采蘩》所表现的德行，辅佐我们睦州，实际上开创了九牧的基业。孺人的德行与莫侯相配，而她的境遇又有不同；她所得的厚重报应，本来就将成就邵州的美政，使我们林氏更加兴盛。像桓少君为鲍宣、辛宪英为羊耽那样，她难道只是获得长寿而已吗？写下这些话以等待传布，也用来训诫林氏中做妇人、做母亲和做子孙的人。《方忠惠公文集》序 宋代自晦翁朱夫子兴起，在建安以上汇集四位儒者的成就，四方学士都以他们为师法；福建最为兴盛，莆田又以此为宗，方氏学派尤其兴盛。履斋、若水、伯谟，是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尚书忠惠公尊崇真正的源流，受到西山、鹤山两位大儒醇厚学问的滋养，又追慕元城公的忠烈，所以以‘铁庵’为号来表明志向。公二十岁时考中南宫，词赋为第三名；他不求迅速显达，沉滞于下级官职三十多年，也算是被遗弃的人才了。端平初年，郑性之主持国政，搜罗推荐名士，把公提拔到谏官之列。公发表危切的言论和正直的议论，选择亲近贤者，远离声色，杜绝佞幸，以此辅佐政事；以失去蜀地为耻，以荆淮骚扰为忧。到他驳正数件诏令，尤其是忠直刚直而别人难以说出的话，公毫不避讳。他反复申明大义，为济邸洗雪冤屈，追究奸相弥远的罪责；临安发生火灾，他又上言。结果被其党羽蒋岘陷害，降为祠禄官，居于鸿禧。唉，这难道不是没有留下正直遗风的人吗？公最后任宝章学士、广东安抚使。他治理地方崇尚风化，尊崇正学，表彰先贤，减轻官府征收，防止百姓隐匿；参照实行晦翁的《家礼》、社仓等制度。凡是有利于地方和国家的事情，他都竭力推行而不受阻碍。因此，他生前有祠堂，死后得到荐享；举凡扶植贤能、树立风教、请赐谥号、刊刻传播他的遗文，都是广东人感念公德的回报。唉，这难道不是留下了爱民遗泽的人吗？公于淳祐丁未去世，到现在已经二百六十七年。公的族孙良节继承先声，在家中学习，又参与广东藩司事务，于是依据旧本辑录成若干卷，再次刊刻传播，这是盛大的举动。公与后村是同时代的人，平生著述极其谨慎，片纸只字都删去陈旧言辞；论辨博洽虽有时不及后村，但精纯缜密却超过他。遣词用意，以心术为根本，以气节为枝干，以义理为花实，以名贤为标格，清澄滋润而丰厚洁净，如寒江中的素月，如碧落间耸立的青峰；虽然没有变幻诡奇、争献艳丽以博取应接之劳，却神采丰足而自得，人们争相先睹为快，也确实是名作。太常寺的谥议说公的学术源流出自晦翁；考察晦翁和公的仕籍，他们在世都超过四十年，晦翁在朝不满四十日，公也只任职一年多，他们出仕和退处大体相似。莆田前代正直之士，自端明蔡公谥号忠惠之后，也只有公一人而已。端明在庆历年间四次进谏，温陵海桥的声迹，即使与天地同存也可以；然而后嗣衰落，遗文昏暗湮没，到如今已经所剩无几。公的旧本完好无损，如今又焕然一新地刊行，且恰好在广东刊刻，这确实是公德门中子孙承受福泽的贤行，也是保存文献所依赖的事情。或者，公的精神仍然留在广东，与旧日百姓相互纠结而不消散，直到今天还在默默运转吗？这不能不为名德之士感到庆幸。我林俊与公同乡，晚出而追慕前哲；为景仰公而作序，又是大参的请求，也可以说是我的责任。公名大琮，字德润，累赠银青光禄大夫。

译《二忠录》序 士大夫处在太平或乱世，都应当成为凤凰。若遇到时机、遇到明主，就辅佐成就宏大的事业；若不幸身逢乱世，就抗守节义而死。像龙逢、比干这样的人，直到今天仍然壮烈。宋朝用三百年培养士人的廉耻，范希文、欧阳永叔、子方等几位君子相继倡导忠义，士大夫彼此以气节相高。靖康之难时，为国勤王、死于国事的人接连不断。宝庆、德祐年间，元兵一天天向南推进，帝显和全太后被俘北行，益王在福州称制，不久进入广东。当时，陈文龙公以参知政事退居家中，特地起身承担国难，开设兴化军幕府，安抚反叛者，平定乱兵，斩杀主张投降的人，以激励忠义。然而长江南北已经统一于元朝，整个福建也被元军占有，只剩兴化还在。林华、陈渊、曹澄、孙开门投降，公和母夫人被捕。临难时公慷慨地指着自己的腹部说：‘这里面装的是节义文章，难道也可以用强力逼迫吗？’他被械送到临安，哭祭武穆庙，绝食而死。母亲也绝食而死，时间是福州景炎丙子十二月。公的从父陈瓒，从平民起身，为国家发愤，拿出家财渡海，在邵武帮助张世杰的军队。等元兵登城，兴化失守，他仍巷战一整天；被捕后大骂敌人，最终被车裂示众。时在第二年丁丑九月。事情传到朝廷后，陈文龙谥号忠肃，庙号昭忠；陈瓒赠兵部侍郎，谥号忠武。两位公死后，福建全境以及广东也相继失守，宋朝灭亡了。唉，痛苦啊！到现在弘治乙丑年，已经二百三十年，乡人徐评事元稔才首次上疏朝廷，诏令有关官员建立祠庙，春秋两季准备祭品祭祀。公的族孙贡士陈河彚把这份记录拿给我看。我私下认为，纲常存在于士大夫身上，就如同生命的根本，不能有一刻停息。所以太平时有良臣建立大功，乱世时有忠臣树立大节。感叹宋朝刚刚统一南方而最终灭亡，早已显露出李纲的防守计划，首先被汪伯彦、黄潜善阻挠；岳飞的功业又被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执政而毁掉，而赵汝愚、真德秀、真德秀号了翁等人的踪迹犹如被抛弃的枯木，这些事情无需等到三闽四广的事变发生便可以看清。后来元朝灭金，图谋恢复而挑起事端，天下都进入北朝；甘心做臣仆的，有杨大渊投降，吕文焕、师防等也投降；坚持义节、不肯屈服的，有曹友闻战死，赵夘发、李芾等也战死。忠肃是旧日宰相，忠武又是旧日宰相的子孙，而且只是平民；他们本来似乎可以自行逃避，却感奋而奔赴大义，视死如归，实在是因为上天似乎还让宋主赵氏的一线血脉保存着，天祥、世杰、秀夫等贤者还有恢复宋朝的希望。即使孤城独守，也足以成就平原君牵制敌人的机会；大而言之，可以成就一支军队中兴国家的事业，次而言之，也不会失去鼎足而立、偏安一方的形势。然而这两种结果都没有实现。他们与城池一同灭亡，以此报答世代恩德，也使名教增光；光辉可以同太阳争明，刚烈可以同秋霜争胜。近则可以同故相江万里、故民熊飞相抗衡，远则可以同龙逢、比干在地下交游。这样使侍奉仇敌而苟生的人无地自容，使后世怀有二心的人看见他们而感到无穷惭愧。二位忠臣可以说死得其所，是求仁而得仁的人。我恭敬地为他们作序，以激发我们同道之人的志气。《竹江刘氏族谱》序 气是万物的祖先，也是同形体相依附的东西。起初，气化生万物，同类之气形成形体，同一族的人都成为族类。渐渐地，形体又由气化成，同一根源的气便成为同族。气的初始状态一旦更加繁盛，就会由同父所生而分出不同姓氏，如黄帝二十五个儿子分为十二姓。这仍是同一个源头：最初出生，连续繁衍，逐渐分支，后来日益疏远，虽然彼此不同，根本却相同。王公贵人和骑马赶车、杀牛治病的卑贱之人，都不能改变这一点。巡抚湖南兼督军务、右副都御史、安成刘公文焕，是竹江某斋这一支的后裔；这一支出自沛公，沛公出自御龙氏，世世代代出自陶唐氏，因封邑而以刘为氏。沛公传到汉景帝，景帝封他的儿子刘发为定王，在长沙建立王国；安成原来就在他的封地之内，所以沿用侯爵的礼制。后来失去侯爵，仍然只是平民居住的旧地，因此旧邑中刘姓很多，大概彼此并不相属。他们是否出自长沙，是否不是出自长沙，尚且不能确定。竹江刘氏是否出自长沙，也不能确定。然而上世流传下来的文集，往往称作‘沛郡’，那么出自沛地是无疑的。竹江某斋这一支迁居始祖，是五宣教绍贤竹溪公。第二代是十九宣议刘节，第四代是仲英；仲英生谋章，又生谋卿、怀古。谋章是一派，南窗、西窗属于谋卿一派；怀古学问深厚、见识卓越，在宋末收敛才华，是须溪文章的朋友。传到第四代为刘英，入本朝后，因季子实的恩典，追赠顺天府治中；刘实就是敬斋。敬斋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最后任南雄知府，生有斆，字学古。学古与长子刘壬都考中乡贡士；公积任翰林孔目，后来两次被封为监察御史，刘壬任某县知县。幼子就是某斋，也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历任至今官职，声望和众望都归于他。竹溪这一支到现在已经十七世，谋章、谋卿两派繁衍兴盛，族人多达千余人；出生、婚娶、死亡、安葬等情况都有记录可考。古代姓氏有谱牒，官府有谱录，氏族有志书，用来酌定流品、商议婚姻，以达到严整。像欧阳氏、苏氏的谱牒，则参照杜氏、陶氏的方法，编成一家之谱，用来联系尊卑、联结亲疏，以达到和睦，所以士大夫都以它们为宗法。如今刘氏族谱采用欧阳氏的方法，不附会长沙；这就像苏氏谱不附会味道一样，同样的道理是因为世系相距遥远，所以从略。又因为大夫不敢以诸侯的礼制作为祖制，以防止僭越。族谱还记录所接受的诰敕，以及表、志等文章和仕宦、隐居的德行功绩，以表示尊重，也用来劝勉后人。谱书完成后，某斋派使者来到莆田，请我作序。唉，相隔如此遥远，道理却相同，也因此各自专一。一个元气的运行，可以分化出万种差别；它分开时不能不各异，合起来却从来没有不同。贵者、贱者，有才者、有能力者，愚昧而不肖者，都仍然像老树一样有共同的根本。即使有枯萎的枝条，只能说是元气不齐，难道可以说它们分成了两个根本吗？刘氏以陶唐为根本，以沛公为主干，长沙、安城、竹江都是枝条。竹江这一枝，繁盛而且不断壮大。敬斋的名字载在国史和《名臣录》中，是世所称道的清廉官吏；学古任官很久仍然贫寒。某斋任官时间更久，职位也更重要，却同样贫寒。清廉本来就有根基，他继承家风，特别耿介，不与时俗交涉，也不趋附时尚。三代人没有丧失翰苑的事业，难道会没有根本吗？若与刘敬斋相比，他的声望可以与荣祖相提并论；学古的德行流风仅次于静修、安世，某斋将来也可以与他们并峙。后世看今天，正如今天看过去。种树，只是顺应它的天性，使它充分发挥本性罢了，所以树木高大而容易繁茂。刘氏自己像树木一样培植自身，培植族人也像培植树木一样。竹江这一枝，将会越来越显得高大繁盛，它的繁衍还没有终止。这就是编修族谱的意义，也是继承延续家族的责任。

译《入贺诗》序 郡中的群臣设酒宴祝贺皇帝长寿。古代颂祝的礼仪，有因获得宝鼎而祝寿的，有因宫室落成而祝寿的，有荒服夷狄来朝、黄鹄降于武功之地、诛灭郅支而祝寿的。圣节祝寿，始于唐玄宗垂拱年间，以皇帝诞辰进献万岁之寿，后来著入甲令，成为常制。所谓天成地平节，是肃宗九月三日的生日；天兴节，是代宗十月十三日的生日；庆阳节，是武宗六月十一日的生日；寿昌节，是宣宗六月二十二日的生日；延庆节，是懿宗十一月十四日的生日。此外还有应天、嘉惠、天寿、天清、干明、承天、乾元、寿圣等节日，月份日期都历历可考。本朝惯例把万寿圣节作为文祥光照室的日子，四方万国都奉表祝寿。太祖是九月二十一日，太宗是四月十七日，宪宗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孝宗是七月三日。皇上有流虹降临、孕育圣人的祥瑞，因此生日是九月二十四日。这一年是癸酉年，我福建的少方伯郑君立之应当奉表入朝祝贺。按照旧例，赠送诗篇，诗篇还要有序文，因此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认为，侍奉君主就如同侍奉上天。阴阳，是上天的官吏；它们各守职责，教化功业就能完成，上天也就安然居于自己的位置。臣僚百官，是君主的官吏；臣僚百官各守职责，治理的功业也就完成，君主便能安享无为而治。然而元气不能运行，上天又怎能成为上天，阴阳又能有什么作用呢？长久不息是常道，盛美而不停止，是上天的常道，也是上天的长寿，是阴阳所希望的。既然如此，君主的长寿，难道不是臣僚百官所希望的吗？若总是忧虑将要坠落，哪里比得上快意地看见盛美之道长久降临呢？所以百祝、千祝、万祝所希望的，就是愿它像上天一样永不止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受恩的人蒙受的恩惠极深，出力的人所付出的劳苦却很浅；所得不过一寸，却应报一尺；所得如一根羽毛，却要以千金相较，其中的悬殊实在太大了。心怀惭愧而思考警惕，区区报答谢恩的私意，不过是把祝寿的话说得勤恳罢了。所以诗说：‘老虎拜伏叩首，祝天子万年。’祝愿君主，就如同祝愿上天。然而难道只是祝愿而已吗？诗又说：‘光明的天子，美好的声名永不止息。’又说：‘愿他的文德广泛施行，遍及四方。’这是希望君主不断增进美好的声名，而不要把全部心意放在武功上；用祝寿来规劝，正是忠诚爱戴的至意。召穆公承受周王的命令，平定淮夷，正当承担武功的责任；周王因功成而加以宠异，告成祝寿并予以报答，用来劝勉君主的意义就是这样。如今您也承受巡行宣抚的责任，平定武平的寇乱，报告成功而接受恩宠，将与召穆公得到圭田、命服的赏赐没有不同；入朝向宫阙祝贺万年，也将与召穆公劝勉君主修养文德、不要专意武功没有不同。至于武功，难道您又将与他没有相同之处吗？我曾怀疑，周宣王有志于拨乱反正，同时侧身修养德行，这固然是他自己的谋划，还是召穆公曾经启发了他呢？如今群盗全都平定，圣明天子专心修养文德，周宣王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了。然而召穆公祝贺并规劝的话，或许正是您不应稍有缺少的。这首诗难道不会同《江汉》一起流传吗？《送周虚谷任慈利县令序》如今的事物，如果把古代作为靶子，既然瞄准了却没有射中，那么离靶心也不会太远。安定先生的教化，是师儒所应瞄准的目标；颍川、太丘的政绩，也是地方长官和民众导师所应瞄准的目标。本朝内有六馆，外有四庠，专门任用儒者，并以治理郡县的副贰和长官来考核功效。彼此参照布置，穷究体用的完整道理，以收复醇厚古风的盛况，为儒道和世道谋划，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天台周君时谦，资质凝重，品行修整，问学精敏，是我莆田学宫的博士。他遇事不违逆他人，和善却不盲目苟同；交友有所选择而不泛滥，不被权势惊惧，不被利益诱惑。教育规条和治学准则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安定先生的程度，总之也是当今杰出的人物。吏部推荐他担任慈利县令，但莆田博士尚未任满便调迁，只是暂时主管此职。您屡次因贤能而获得褒奖，按惯例可以做御史，但舆论似乎还没有平息。事情想要做大，往往先从小处推进，逐渐积累；要经历而且熟悉它。现在您寄托着治理百里的重任，不能说是小事，其中包含父母官的道理。百姓的好恶，以及他们对好恶得到满足的期望，就像期待衣服、期待食物、期待医治一样；长期得不到公平，便希望从我这里得到公正。若不能满足他们，日后处置又失当，就会把怨恨积聚在养育他们的人身上。何况还有名义相似而实际上并不真诚的情况呢？抚慰他们，他们就亲近；虐待他们，他们就憎恨，把你看成仇敌，在心里诽谤背叛，只盼你赶快离去。要使他们心悦诚服，应当有办法。施舍不能把所有东西都施舍出去，只求有利于民而不取民之利，廉洁本身就是恩惠。爱护不能把所有人都偏爱，只施刑而不偏颇，公正本身就是仁。不能没有法令来弥补治理的缺漏、征收租庸调赋，只要安静而不扰民，均平而减省，不偏不倚，百姓就会安定而无怨。要求自己严格，对待别人宽厚；约束自己严厉，宽恕他人，那么上级可以任用你，下属可以驱使，近处的人会喜悦，远处的人会来归。自己清瘦而百姓肥壮，自己劳苦而百姓安逸，这才是君主治理所应追求的。您将要追随黄霸、陈寔的足迹，成为当今牧民官中的佼佼者吗？临沣一带，囊山与江水相连，与永顺、容美、桑植彼此相接；又有永定、九谿、大庸、安福几镇的军队防守。勇猛的军队难以调度，当地苗夷语言如鸟、面貌不同、心性如兽，更不能用通常的人道理法去开导说服。调和甘苦，就像调制药剂一样困难。您将在复杂艰难的事务中显露才干，建立治理慈利的功勋，大大取得师儒教化的成效，这将从您开始。君子所忧虑的是难以尽职；若像泡沫一样消散、像水流一样枯竭殆尽，那才是可耻的。太丘的声名本来足以流传后世，但颍川的地位达到极高，反而因此受到损害。力量可以有余，但所承担的事务不能过重；经脉断绝、鼎覆羹溢，其中有明确的警戒。《谦》卦九三说：‘劳苦而谦逊的君子，万民都会服从。’《升》卦六五说：‘守正则吉，登上台阶而大为上升。’这说的不就是得志吗？劳苦而能谦逊，守正坚定而能自守，正是众人所赞许、上天所给予的。这样的人上升本来就很容易。您说：‘谨慎地依照教诲去做。’因此姑且写下这些话，来回复两座学宫的请求。

译《白斋诗集》序 诗，是存于心中的东西。受到外物感动，声音便由此发出。它包罗八方，开启心灵而容纳万物；贯通幽明的故实，掌握造化屈伸的机微。它的神妙作用，可以震动天地、感动鬼神。说明它的教化作用就是这样。然而要成名立论，也同样不是容易的事。意旨深沉的人，文辞往往艰涩；格局狭小的人，文辞往往拘束；轻浮浅薄的人，文辞往往浮泛；旷达的人，文辞往往放纵；放荡的人，文辞往往淫靡；困苦的人，文辞往往滞涩；怯懦的人，文辞往往卑弱。至于触物便能形诸文字，阻滞之处也能顺畅通达，通向天趣而悠然广大，达到自得境界的人，我在白斋张先生身上见到了。他清澄淡泊，简约深远，情感和思虑都能忘却。众多庸俗的心思竞相奔逐于先生面前，又哪里能影响他呢？唯独对于诗，他就像对饮食一样，从少壮到老年没有不同。喜爱它便快乐，快乐便专心；吐纳性灵，舒展书写万物的情状。广博而能归于简约，开阔而能辨析。正当精力耗尽、精神竭尽，窥探高远而搜猎精要时，于是便不遗余力了。先生的古诗取法汉晋，律诗取法盛唐，又参用赵宋诸家的体制。气势格调疏朗爽利，辞采精致华美，音调孤高绝妙。听来使人洒然，反复咀嚼则隽永而余味无穷。庄重而整肃，像巡视军营的大将；安静而寂寥，像栖居佛龛的老禅。又如词臣肃立，雍容闲雅而庄肃，可以想见仙子踏气乘云，飘然飞举。他接续陈师道的武功，渐渐向上，直承杜甫的席位；与陶渊明、谢灵运、潘岳、左思等人并列，使人拿起篇章玩味，即使拾取残纸断墨也感到快意。这是近世的杰作。古人说诗人往往因穷困而成名，先生因此也孤独而早遇知音，只是世上没有完全了解他的人。有人了解或不了解，总之不是先生的过错。评论者说陆机的体裁出自陈思王、王仲宣，实际上又出自李陵。先生虽然兼备各家体制，但最终的成就实在出自山谷、宁川一派。如今诗名流传到明州。我云庄漂泊海内，和士人不相接触已经二十多年。先生来到我的郡中，我才开始拜读他辱赐的篇章。我整衣敛襟读完，起身叹道：‘世间自有这样的士人吗？为何今天见到的，竟像古老的郜鼎、敦彝，而听到的却是《采齐》《肆夏》的音乐呢？’诗可以观察人的志向，从而了解他的为人。推究这部诗集，它脱离凡俗浅近而绝无俗气，流传千百年后，仍然可以清楚看见这一点。先生文章开合变化，正变相间，老成之气光彩炯然，感人至深，这些都不只表现在本诗集里。请让懂诗的人来评论诗歌吧。《庭荆意晚》序 我从蜀地回来后，等待育从南雄回来，等待受从寿州回来；从前韩献肃从许州回来。两个弟弟不久便来向我道谢，取我妄自附会而认为彼此相同的地方。到现在又过了六年，我六十六岁，待育六十四岁，待学五十九岁，待弼五十六岁，待受也五十岁。这是很宽裕的年纪，唯独看不到父母登堂接受祝寿的时刻。唉，那些时光已经过去了！记得传衣、侍食，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如今我头发皤然，几个弟弟也头白而身短。这种时候、这种境遇，大概也是人世间难得的，不能长久如此。我私下对荆树有所感触：它脆弱而丛生，是谁使它成形？它繁盛而有光彩，是谁赋予它颜色？归根复命，又是谁分割安排它的命运？大概其中自有定数。树木栽种之后浇灌滋润，使它保全天性，不要损伤本性，这样才能有助于造化；而枌榆那样的景象，尤其难以达到。我们兄弟五人不因荆树而自私自利，是幸运的。晦翁的诗说：‘面临深渊、脚踏薄冰，料想时日已经不多，姑且用余下的日子读完残存的书卷；这本来就是晚年收束的时候。’君子自我奋发而不停息，难道会有停止的时候吗？世间兄弟五人都超过五人的寿数，超过了它，又难道只是轻视它、看重它与否吗？这还不能知道。我们五人乘时应运，皇极广施福泽，由君主给予我们；积累善行而流传福庆，由先人给予我们；而忠实、朴厚、谨慎，局促于笨拙之中而成为这样，难道还有别的、不同的原因吗？待育闭门谢客，寂静得像处女，不是去拜谒祠庙就不与人见面。待学穿粗衣、着破鞋，曹郡丞取笑说：‘都宪的弟弟竟不写出这样的庄家传记来，真可笑。’待弼只喝几盂酒，吃一碗饭，在菜畦间捧腹而行，公府中见不到他的面，我曾把他看作散仙。待受晚年患病，专心教导几个儿子。我家世代以平民布衣为常。唉，根基本来就是这样啊！有根基而不毁坏，必定常存这种心意，偶尔才会有这样的日子。人的身体都只是寄托之物，最终同归于虚无，又怎么能强行把本来没有的东西变成有呢？盈亏消长，是上天的规律，不会因人而偏私，也不是机巧之人能够改变的。唉，可畏啊！《见素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见素集》卷六 明代林俊撰 序 《宋丞相李忠定公文集》序 自古以来，扶救倾覆、平定乱局，如果没有刚强贞正、忠诚明亮的臣子，就不足以弘扬并挽救艰难局势，安定国家形势。辅佐成就太平，容易建立功劳；阻止并断绝残酷的乱局，却很难施展力量。魏郑公说：‘我愿意做良臣，不愿意做忠臣。’凭诸葛亮建立三国鼎足之势，君臣和睦，志向是可以实现的；凭狄仁杰建立扶日之功，奸后虽阴险诡诈，诚意仍然可以打动她。李忠定公李伯纪，处在靖康、建炎年间，所面对的困难大概更加严重。宋朝实行文治一百七十年，阳刚的德性不振，群邪交相煽动，朋党兴起而正人凋零。宣和年间发生大水，公任起居郎时极力论说消除祸患之策，因此被贬为监当。唉，难道只有小臣才独自忧虑天下大事吗？后来金人入侵，公决定让位于内禅，独自承担守城之责，奋力作战击退金兵，但罢免他的命令又下达了。公再次留任，金兵退去，京师解除戒严；公却唯恐金兵再次到来，竭力陈述邀击、备御的上策，但宣抚使的任命又下达了。接着罢免的命令又下达，安置的命令又下达。金兵再次入侵，公再次被召还而尚未到达，京城便失守，徽宗、钦宗二帝被迫北行。公再次任相，竭力修治防御，任用宗泽、张所、傅亮，制定一定要守住中原的计划，但罢免的命令又下达，安置的命令接连下达。高宗于是到扬州，又逃到镇江，再到临安，最终漂泊海上，像旋风中的浮萍、随风的枯梗，愈发震动摇摆。唉，元老大臣是国家所倚赖、性命所系的人。金兵到来，公任宰相；任宰相，国家就守得住。金兵退去，公被罢免；被罢免，国家就无法守住。假使第一次没有罢免公，徽宗、钦宗二帝就不会北行；第二次没有罢免公，高宗就不会南迁。后来即使任命他为宣抚使，罢免的命令不久又下达，宋朝最终不能振兴，王业只能偏安，直到改朝换代才结束。唉，难道国家安危只是因为有公一人而系于一线吗？公的孤忠大节、赤诚之心和危切之论，足以震动天地、使鬼神哭泣，日月也为之失色。直到今天读到这些文字，仍然令人咬牙切齿、胸中充满悲愤，一字一泪。当时那些以和议误国的人，究竟是什么心情呢？这部文集原来有福国正献公、徽国文公先生的序。侍御胡士宁仰慕公的风烈，又重新刊刻传播。我的这篇序，冒昧地没有穷尽公的功用，只是抒发一些自己的感想。唉，难道也有命数的原因吗？

译《赠钟理夫序》郡承接藩府而统辖各县，为天子收聚一郡百姓的心，并把他们汇合起来；治理的方法是投合他们的喜好，关键在于财赋和生命。郡守替天子寄托一郡的财赋，财政事务纷繁，力量不能独自完成，所以由丞倅辅佐，这是形势所决定的。节推替天子寄托一郡百姓的性命，刑狱事务重大，权力不能滥用转移，所以由推官专门掌理，也是形势所决定的。慢慢比较起来，主管财会的弊端，危害还浅；主管刑狱的弊端，危害就深得多。贫困和夭亡不同，所以推官对于郡守来说，地位仿佛悬殊而相系，责任尤其重大。典籍说‘没有什么兼任，只有贤良者才能断狱’；职权虽然专一，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不能随便交给他。顺德钟君理夫，很早就考中进士，任本郡节推。我说：‘做官最难的，只有审理刑狱。’一个初任官的新进士，便把法律条文交给他，让他主持人命案件，难道不是有雍熙年间任用司理的诏令吗？等我见到他老成周慎，便说：‘这是能办好推官事务的人。’没过几个月，他便大为显露出廉洁、永明、明察的声誉。我说：‘这难道不是不亚于钱宣靖任同州知州时的治理吗？’钟君代理县令，又代理郡守，节省财赋而使事务得以办成。沿海地区连续三年发生饥荒，他推行按旧例低价出售粮食的办法，让百姓到官府领取粮食；粮价减半，利益归于那些因粮价虚高而受害的市民。钟君单骑进入灾区，核实实情，登记人口，约定日期发放粮食，百姓确实得到了实惠。部使者到来时，百姓肩并肩地投递诉状，惶恐哀求，都希望得到钟君的判决；邻近郡县也希望请他判决。甲地的诉状送出，乙地的诉状又进来，一刻不停；他向南向东驰行，马蹄也没有停息。优先让推官专断，却同时暴露出郡守权力泛滥的问题，唉，真是恰当啊！正道不能胜过时俗，已经很久了。缺少恩德的人谈文章而不涉及义理，善于办事的人谈政务而不涉及教化；钟君却很不一样，他用仁德容纳百姓，用天理本心感动他们，使民间伦常的美德接近古代。民心牢固地依附于他，惶恐地害怕他被调走；我也为莆田私下考虑，想到他政绩完成后将离去，想替莆田借留他一段时间，而台谏的职位空缺等待他，也已经很久了。他若进言，施行的将是天下人的利益，难道只是莆田的利益吗？前往任职时要自爱啊！道理没有比《易》更大的了，刚柔是建立根本的，变通是顺应时机的，行动守正而归于一，是君子使自己远离祸患的道理。《赠周来轩湖南藩司右辖序》湖南是最大的藩镇，控制七个藩镇以拱卫金陵，地方地位重要，堵塞祸患、平息事变，任用地方长官尤其困难。近来龚蒲川任藩司左辖，王石泉任副职；藩司右辖又任用我福建的周来轩公，都是从福建选拔人才而供湖南使用，难道他们果真忘记了福建吗？我曾多次经过湖南，最后一次是在西征时。乡村聚落凋零，房屋空置，百姓面无人色。问他们，他们说：‘会计之事使我们困苦。’田里的牛被卖掉了，子女还幸存；赈济本来已经很困难，若施舍一分却要百姓偿还两倍，那么连子女也会被卖掉。为此我哽咽不已。唉，贼臣严嵩固然可恨，难道我们这些人忍心拿一藩百姓的性命，去换取自身不可靠的富贵吗？我东归途中所经过的地方，守令大多不能符合百姓的心意，盗寇到来，百姓反而乐于奔向他们。当时风景确实不同，然而也不能不仍然设法治理。此前周公曾奉命到湖南审理囚犯，那是湖南全盛之时。等他总理湖南按察事务时，虽然因忧患未能赴任，但对于当地物情和民隐，他已经大体有了充分的考虑。天下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忧虑它容易，真正救济它尤其困难。怎能诬蔑天下说是缺少人才呢？周公性情凝重，内心安定，质朴而又以文采润饰自己。他在诸生时期就与长兄中丞公互相师友，历任中外官职，既有儒者的学问，又熟悉吏治，所到之处都能奏报政绩。他曾同我主持会试，又在滇南督学；尤其能够以儒学裁抑权要，尊崇气节，平反重大案件；至于推行寺院的马政、外台的风纪，也都是他吏治才能特别显著的地方。公本来就有可以施行的才能，又有足以成就事业的条件。何况蒲川、石泉两位君子与他同在一个藩镇呢？《易经》说：‘两个人同心同德，锐利得可以切断金属。’愿各种功绩都能凝聚完成，归功于百官同心协力的成效。三位君子心意相同，道术相合而彼此谦下，难道他们的功业只会惠及一个藩镇吗？宪伯陈时济因为我没有赶上在尾芋原为周公饯行，前来请我写赠别的话。我与周公是世交，因此说这些忠实的话。《芝峰别言》序 事情由于有旧例而熟习，办事敏捷而能成，处事沉静稳重而能收束，这是用来成就事业的。出身寒微而通晓事务的人，所受门荫子弟的训练，简直还要超过他们。繁杂的政务交给迟疑徘徊的人办理，只能看见他的劳苦。镇抚浮躁，也不是心胸狭窄、气量偏狭的人所擅长的。姚江孙公德成，自从他的先人烛湖先生倡明道学，超越河汾之学，承继伊洛之学，得到紫阳翁的赞许以来，像这样从高祖、曾祖以下，担任御史、太常博士、郡同知、教授、教谕，世袭印绶、承受圭组的，屈指难以尽数。烛湖是正统学脉，传到双梅，双梅是盛公的祖父。家庭熏陶学习，学问有深厚源流，也听闻过治理政务、教育人民的大概。公考中进士，任刑部属官，依据按察指挥办事，老吏都缩头畏惧。大篇奏疏呈上，长官们恭敬服从，皇上改为批示“可”。奉命到江西记录囚犯，搜查活人，清理隐伏之罪，没有漏网者，也没有冤屈者。百姓和我巡视时，都称说主政者贤良，彼此配合如同预先商量过。然而公身处镇静而掌握要职的地位，暗中持守、潜移默运，默默维系，无边无际，不能因此给人留下制造事端的机会。因而能够在罗织罪名、群起构陷的时期躲过横祸；逆臣已经依法处死，公又从正郎之职崛起，参与大政。这是由刑部得到特别提拔，也是得到闽地这个重要地区；奉玺书巡视藩务，又特别委以按察之权。不到两年，又有担任贵州按察使的命令，还是一次特别的提拔。士大夫们都以此为荣，却惋惜他被贵州夺去。芝峰作了送别之言。杨忠夫认为我应当为他作序。我私下认为，事物的盛衰，人与命数都在其中。名望德行所系属之处，能够招徕感召，有一种不待催促便自然迅速的势头，居处环境便能使它如此。当时木斋翁以年高德硕主持政务，贤能俊杰景仰跟随，如同飞禽走兽归附麒麟凤凰。凡是缙绅都是如此，何况同乡呢？所以没有比姚江更兴盛的。等到有人因正直触犯祸患，牵连波及的人，凡是缙绅都是如此，何况同乡呢？所以也没有比姚江更衰败的。然而衰败没有多久，又重新兴盛。这说明命数不足以胜过事理，而天意自有其安排。公又引退藏晦，先行退处，挺然超出造物的牢笼之外，等待浑浊污秽得到澄清。难道没有郭泰、申屠蟠遗留下来的风烈吗？如今公离去而总宪使法度肃然，风范如严霜棱角，照临官场邪曲，在西南荒远边地振作威名，使朱崖木阁改变旧日面貌。天下人都想见到麒麟凤凰以为快事，难道又会有只因贵州而夺走公的吗？姑且写下这些，等待将来验证。

译《蔡文继字序》《诗经》中解释“烈”字的训义，说明得很详细。“烈文辟公”，说的是光明；“休有烈光”，说的是盛大；“烈假不瑕”，说的是光明盛大；“惟无竞维烈”，说的是功劳；“烝衎烈祖”，说的是功业。把《尚书》的训释概括起来，也不过是《诗经》所说的这些。谥法说，秉持德行、遵循功业叫作“烈”。蔡生名烈，是取发扬武功之烈的意义。他的字是文继，是说一定要师法文王，难道不是这样吗？文指德，武指功业，随着时势而显示其盛大。没有德也没有武，就像有时势却没有德、没有文一样。文武齐备、圣明而宣扬重叠的光辉，哪里会有间隔呢？文是道，它在天上显现为星象，这是文的常道。鼓舞扇动，开合变化，彼此参互来通达变化。所谓变化，《易经》说：“观察人文，用来教化成就天下。”三坟所载是大道，五典所载是常道；谋、训、誓、诰，是师友问答的言辞，是道的正变。舜继承尧，禹继承舜，文王继承禹，这是自然的。武王继承汤，则是不得不如此的情形。到这里，大概已经发生了一两次变化。孔子以《春秋》一字的褒贬作为世间的赏罚，又是一变。孟子说泰山巍巍，在七篇中阐明仁义，与杨朱、墨翟争论是非，又是一变。濂溪、明道接近孔子，伊川、考亭接近孟子，这是时势；所谓时势，圣贤也不能改变。然而上天能够使圣贤没有合适的时代，却不能使圣贤没有功烈。使道在当时显明、流传后世，道理难道会有不同吗？自从人文之道南传以后，闽海一带被称为邹鲁，漳州是朱子教化经过的地方，建阳的学脉已经流传到北溪。文继从哪里开始接近呢？文继磨砺学问、修饰品行，趋向和爱好接近正道；对于自己尚未达到而又有力量实行的事情，努力去做。他把仁爱施于宗族姻亲，并推广为乡里的恩惠，这就是推行他的仁心。秉持德行、遵循功业，要达到光明盛大有什么困难？文继终将施行这种惠泽。《小录》前序 上古时代的法度谋略、经世运行，大都依靠士人，道统的兴盛衰败，实在系于他们。战国时代任用权谋，西汉喜好功名，东汉尊崇节义，却缺少通达变化。东晋喜爱闲适旷达，少有实际用途；士人的习气既然如此，世道自然一天比一天卑下。隋唐以后，以词赋取士，没有超出华丽而无用的文章。本朝按照先臣朱熹的建议加以折中，以经义端正根本，以论策发挥实用；学者不是这种学问不教，士人不是这种学问不学习，主考官不是这种文章不录取，朝廷不是这种人才不任用。一百五十年来，士人没有不研治的经书，也没有不涉猎的史书；贤能聪智奋发建功，终于达到大治，虞舜时代的贤臣、周朝众多的士人，大概都在这里继承了美业。丙子年，广东举行乡试，巡按监察御史某恭敬承受皇帝旨意，总督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某亲自参与监临，总镇太监某、总兵官某、清戎监察御史某以及领使命的某官某某，都实际参与协助，督学佥事某专任其事。剔除弊病，则某人亲自勤勉办理；提调、监试某某都亲自莅临，某某某共同周密防范考场外部，和试官某某某同心尽职，不懈怠，也不辱使命。考场围墙加锁，试卷另行誊写、密封姓名，按等次编排并淘汰，约十三人中才取一人登科。把没有弊病的文章登记录取，唉，这也算竭尽心力了吧？但不知道最终能否得到真正的人才，以仰承皇上的旨意呢？在山左规右度之间选拔人才，因小处的记录而遗漏大的才能，何况凭一天写成的文章来比较士人长短呢？平时迟缓的人临场反而迅速，平素笨拙的人临场偶然胜过优者，或者临时因剽窃、背诵而侥幸成功，即使主考官明察，也无从施展。说没有遗漏人才，我是不相信的。质朴木讷的人诚恳厚实而没有华饰，功力深厚的人城府难以测量；再加上中途改变志向、改弦更张，聪明人也会因此被遗漏。说录取的人一定符合实际用途，我也不相信。为逃避主考官的责任，我冒昧替各位士子谋划一番。史书、诸子、百家都是文章，六经是文章的最高境界；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都是学者，孔子、孟子是学问的最高境界；房玄龄、杜如晦、张九龄、宋璟、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都是有事功的人，皋陶、后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则是事功的最高境界。以他们的文章为祖，奉他们的学问为宗，追踪他们的事功，志向高远、奋力前行，直达最高境界，不要自己陷入“装饰车辕、鞭打泥泽”的讥讽，使天下和后世改变轻易看待士人的习惯，说“这是某科的士子”，不也是好的吗？《赠廉访姚东泉序》姚公英任东泉，先前任副按察使、董学政；我福建送走了他，如今他又任按察使，掌管按察事务。不到一年，又任我福建的右辖，不到一年，又离开这里，改任山东左辖。公处理事务、主持政务，不以求问学问为事，而始终以到任之处施展职务成效。政令风行迅速，扫除积弊，像除去落叶一样。公在任时，事业正将成就，官府和儒学教化之道将要大行。同僚伍公嘉言及诸位君子，写信说将要分别，表达对公的爱护和帮助。向盲人询问天亮，向跛足者询问道路，说他们知道太阳、知道渡口，难道可以吗？至于巡行宣抚、安定地方的事务，哪里还需要再告诉公呢？但我还是冒昧说几句：过去有用一盂水为人饯行的事，若以此送公，公清正纯粹、忠诚勤勉，实在不需要这种形式。又有赠送一束青草的，诗说：“一束青草，那个人如玉。”公在这方面可以比拟美德。我却要拿别的石头来比公，曾经见过玉石的府库：有一寸长的，说是制环佩耳饰的材料，价值十金；有两寸长的，说是制腰带的材料，价值三百金；有一尺长的，说是镇国之宝的材料，看一眼便值五座城，在宝物中独一无二、无法估价。它具备众多美质，蕴含百般灵秀，温润而令人敬畏；光彩晶莹，清澈超逸。玉的品德没有瑕疵，万种宝物都因此退让。君子内心纯正、义理精粹，顺应时势和运数，把握事务的枢纽，同时通晓权宜和法度的变化。谋划大道宏远，谋划世事深沉；和谐却不流于苟同，博大足以容纳万物。众多谋略和群体的策划，都收归自己而不显露，使自己的功劳仿佛没有痕迹。朝廷内外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这样以后，职位接近权力中心而不令人猜疑，身居要职而不显露锋芒，这就是所谓专心守道的谦逊、辅助时局的通泰，用来实行保全自身的智慧。公的道术，大概就在这里吧？还是宝物不会嫉妒玉，而人却会嫉妒贤者。公既然可以与玉相比，那么收敛才德、谨慎自守，大概将没有比玉更高的地方了吧？这是我表达爱护公德行的一点帮助。

译《严沧浪诗集序》诗歌描写事物，穷尽情感；感慨时世而联系事情，寄托旷达，寄寓幽愤，三经三纬都具备了。后来《离骚》是一次变化；古诗、乐府、苏武、李陵、张、郦又是一次变化；曹、刘、张、陆又是一次变化。到了宋、齐、梁，气韵格调逐渐不同；到神龙年间的近体诗又完全改变，至开元、天宝达到极盛。后来又变于元和、开成，到了宋代以文为诗，气韵格调更加不同，唐诗的声调几乎断绝。山谷的诗词防止刻薄深险，又是一次大的变化。最后我闽邵阳严、丹丘沧浪，竭力宗法盛唐，追寻遗留下来的踪迹，恢复诗歌声韵；借禅宗来建立诗歌理论，分别论述诗体、诗法、诗评、诗证并加以折中，取舍精密严谨。新宁高漫士的《唐诗品汇》引用它作为定论，以告示后来的学者。沧浪的见解独自坚定，所以诗歌探究旨趣归宿，音节停匀，词调清远。他与族人少鲁、次山号称“三严”，同时并称；台州人戴石屏深深加以赞赏。其子姓凤山、子野、半山，以及同邑的上官阆风、吴潜夫、朱力庵、吴半山、黄则山，广泛传承这一宗派，大概接近山谷的江右诗派。总之，他也是唐诗的一面赤色旗帜，有摧毁坚固、扼制险要、号召和鼓舞诗坛的功劳。宋朝末年避难到江楚，诗稿大多散佚。我们福建的宪伯、淮阳胡君重器，购求保存遗稿，仅有一百三十多篇，便和《诗辩》等作品一起刻印成书。直到珍宝终于被发现，懂得珍宝的人终究不会真的缺少，这大概就是预兆吧。宪伯才华俊特，气概英发；寄托情怀、抒发兴致，清丽而悲惋，与沧浪的意气相互感发。二百五十七年之后，这部集子流传于世，既为沧浪庆贺，也为得到沧浪之作的人庆贺。淮南的法席将要没有继承者了吗，难道正眼传承者就在这里吗？集子原有黄公绍的序，宪伯君再三嘱托我把它全部读完；正因为沧浪有禁例，哪里还取用黄序来为沧浪作序？这篇序是我自己创作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五七十年〕 《云庄叙言》我没有聪慧的领悟和坚定的执守，所以滞留在真实道理之外，对世道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作用。我闲居独处，错误地想写作古文辞，取六经、传记以及秦汉以前的书来读，也错误地仿效它们，最终却没有得到它们的大概。如同乘船渡过广阔的河流，茫然不知渡口边际，捕捉风影而一无所得，雕刻油脂、刻凿冰块，只是在工巧上白费劳力。又像久留东莱，凡俗的骨骼尚未脱去，身体仍然在这里。今年我六十六岁，因衰老而疲倦了。榕州人郑少谷比我晚一辈，我却因他而加倍有所领悟。只有在前一个庚申年，我经过他的祖父藩参建中的地方，少谷当时还年轻，谈话之间便忘了他。此后少谷的文章日益进步，伸缩两仪，颠倒万物，纵横古今上下，把历代作者玩弄于掌股之间，超凡脱俗，达到高深境界，使我过去认为困难的事情变得如此容易。蜩和鸴鸠奋力飞起，只能撞到榆树、枋树；鹏鸟乘着旋风盘旋而上九万里。普通马鞭打催促，一天走不满一舍，却想一日行千里；国马本来能够做到，那是由于禀赋异于一般。若风力积聚得不厚重，鹏鸟背负大翅便没有力量。马每天吃尽一石粮食，才会饱；饱了才有力量，优良资质也显露在外。少谷将要遭遇这样的机遇了吗？好好珍爱自己吧！少谷袖中带来稿子说：“请庄兄大略评定好坏，驳正精杂，以订正我所学。” 唉！你实际上是在惠助我，我怎么忍心对你说三道四呢？如果一定要说，那么有一句告诫：文章是寄托道的东西。韩愈的文章卓绝深邃，千姿万态，但最终都润泽于道德仁义，光明灿然。何况不愿以韩愈为标准的人呢？少谷，你要好好珍爱自己啊！我将焚烧笔、埋葬砚台，以回应你一番默然的请求，于是勉强带病侧卧在枕上写这篇赠别文字。《赠刘执斋入朝任大理寺序》刘先生咸栗，以副按察使总理我福建学政，到这时又接到任副廷尉卿的命令。人们说这是登仙，群博士和弟子脸上都显出忧色，因为他们确实知道，道统从今以后可以推行了；一方的教化也将从今以后得到依靠。先生义不容辞，便来请我为他写赠言。我与先生是世交，有几句话要告诉他：治理人事的人，只是根据世道权衡责任的轻重，决定去留罢了。近世没有世袭官职，但连续佩珪、承组，也就是世代为臣。高雅的气量、深沉的内涵，得自平素的修养；纯粹的言论、美善的议论，得自平素的学识。至于流传的风尚和良好的政绩，治理事务的先后次序，又在家庭中讲习，使他熟悉临事处置和掌握机宜，这不是突然崛起的人所能相比的。然而荀氏、陈氏之后，朱子也感叹继承发展的困难。万石君还健在时，孝顺谨慎的家风已经衰落；能够世代继承美德的人，哪里容易多得？君牙受命时，称道他的祖父和父亲，世代笃守忠贞。人们对继承官服和家业者的期望，是遵循旧典、不辱先人、追踪配享。先生的先司寇公、先方伯公，正直严肃、贞洁有风操，看起来与君牙的祖父、父亲相比也没有惭愧。先生面对君牙，难道也确实是后继者吗？刘氏三代都有法家清廉峻特的操守、公平明达博大的气度；先生沿袭这些传统，今天施行起来，就像五刑五罚一样没有差异，所权衡的是情理是否平允。先生三次总理学政，具有教育陶铸的功效，在德行、礼法和本性方面也同样齐备。这次入朝，他的门徒和学业就要失去依靠了吗？德性如太阳而刑法如阴影；刑制刻削的力量越严厉，万物发生的道路就越迟缓。天下人偏爱春夏而收缩于秋冬，长期积蓄看似无用，正是为了发挥作用；期待一时无用，正是所谓刑罚的精华。虞舜推崇明刑辅教的美德，终于达到“刑罚不用”的境界，百姓共同归于中正。周朝使天下长久归于敬慎；从狱讼来看，如今的世道也应有虞、周时代的情形，也应依赖皋陶、苏公这样的人。大同的教化，难道在一方之地就不值得称道吗？祝愿先生！先生离去，不要停留。

译《蒲坂郑氏族谱序》一元之气统摄天地和万物；人身就是一个小天地。子舆、孙则是一个小小的万物系统。支派分散，涣散而没有统属。我们的族人和路人，哪里足以辨别亲疏呢？所以族谱设置联属关系，亲疏远近都归拢起来，提领纲要，凭义团结族群、凭恩情凝聚人心，就像同一身体、同一家族、同一时代一样。这就是族谱。郑氏自从三先生在南湖倡导学术以来，后裔有兴有衰，未必都能传承他们的宗旨。然而海滨之地有邹鲁之称，文章典籍比中州还兴盛。追溯最初的声教，必然要说到三先生。三先生之外，其他闻名的家族和望族都无从相比。三先生难道确实是一方文学的开端吗？如今莆田各支，露公之后兴盛的，庄公之后成仙的，淑公之后居桃源的；露公是四世孙，刺史肇公之后传十代到蒲坂，族派延续到今天。族中有五房，我的朋友左方伯山斋，属于岳书巷房。距离冲远已有十六世；金桥方伯尊府主事公城，先迁到书仓，又迁到和美，就是方伯伯兄尚义君嵎所迁。族谱的修订，是方伯主持的。考核谬误、订正错误，法例十分严格；但对蒲坂一支记载尤其详细，是为了表达亲亲之情。郑厚的文章、樵的纪述，可以学习献翁关于源流的指授；侨的大魁、政府和良士伯玉，近来纪瑗的名篇和显达遭遇，都一一可以记载。可以说，蒲坂一支声名显扬，方伯最为兴盛，大概也是家族的中兴；贞正的声名和刚烈的气节，已经不必屈指计算了。有人出仕，便施展所学，在当时树立美名；有人仕途不得志，便收敛才学，使所学精纯，以此把踪迹垂示后世。上天的意旨，本来都各有安排。我请求扩大方伯的意愿，为郑氏家族写下这些话。世代为族，世代有德；积蓄仁爱、累积义行，世代推演恩泽；承继孝道、沿袭友爱，世代笃守福庆；使书香延续，道统和家族枢纽如一。让人人敬重仰慕，说：“这是谷口的真正遗风，是康成的旧业，是义门故家的家法。”三位先生虽已化去，但令人欣喜感动的精神仿佛仍然存在。至于贩卖松木棺材、夸耀世阀门第的浅薄少年，追随依附显贵家门而排斥压伏寒微之士，他们就没有什么值得征验的了。《南湖郑氏族谱序》郑少谷善夫，是光德里别驾淑的后代，中丞元弼一支的后裔，从莆田迁到福建，却仍称南湖，以表示不忘自己的源头。祠堂开始于源流深厚之处，祖先开始迁徙是礼制。配享天佑，是贤者。少谷在莆田访求族谱，得到中丞以上各支的谱牒；后来在仙游得到八虎以下的支派，于是订正疑问、考证错误，这些都在与族中方伯君岳往来的几封信中详细说明。少谷对郑氏先友的遗志忠诚，他没有使他们孤独。族谱以欧阳氏谱为祖本，世代纲纪、人伦关系，是史法。又参照苏氏谱牒联结支派，根本在于礼。兄弟则明确排行，显示次序；子孙则明确命名，显示继承。传、赞、铭、志，完备记载本支，间或涉及其他支派，这是亲爱亲族、尊贤重德。僧道不列入谱系，出嫁的女子不列入，失节者不列入，是以此表示断绝。世上没有无母之子，若母系降附于子系，是寄托不幸。贤德刚烈的女子附于父亲，妇人附于丈夫，这是幸运，也借此寄托劝善。把这些写入族谱，法则就具备了。燕、齐的祭祀同周朝一起流传，割符刑马之事如此；汉代功臣在百余年后消散，魏国证实曲端的后裔零落无闻，又有谁记载当年的开创呢？宗族的维系，本来在于人的作为。易君子成为万人仰望，已经如此；又树立根本，使胜者的苗裔兴盛，不让杂草混入冠盖之前；若不赶紧改变而归于同道，人们将退避逃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君子把亲情聚集起来，把它落实在礼制中，以诚意贯通、以恩情凝结，凭义理督促整齐，使人勤于生业而趋向正道，回头自省并防止放纵。使美名长久流传，成为家族所凭恃的地方，就在这里。郑氏佩印绶者相望不断，藩参君观以及我同僚州伯君某，和我是同年，隐然如大小郑公；如今少谷也足以与夹漈相提并论，不愧为南湖之后，倡明学术、世代传承，这些都足以证明。或者说，义门的风范、旧日的传统似乎难以恢复，也更应该把继承传述的责任告诫后人。《赠傅节推考绩序》国家设有常平清军、常平理财、常平理狱的官职，分设机构、处理事务；到了郡一级，三项责任由郡守兼任，掌握纲要、提挈一郡。军职负责清理军务和钱财，郡丞辅佐处理财务，郡推承担司法事务；钱财可以按账目办理并考核成效，案件却没有固定情状，也没有固定的处理办法，百姓的性命寄托在其中，所以郡守不能兼任司法。专门设置郡推来承担审理平允的职责，当然不是虚设。若没有明察，不能照见隐情；若没有公正，不能依法办事并杜绝嫌疑；推行惠民、清廉和宽恕，才能做到案件没有冤民，郡守也因此能够取得安定美善的政绩，这本来就是辅佐郡守的职位。正德戊辰年，高安傅侯以美好政绩任莆田郡推，他以虚心、明察、公正、清廉、宽恕处理政务，尤其以公平著称。一年多后因服忧离任，士人百姓送行，充满城郭。莆田郡推空缺，便悬榜注名等待傅侯。傅侯改任杭州郡推，又因服忧离去。莆田郡推空缺，又再次悬榜等待傅侯。到这时，终于让傅侯回来任职。傅侯到任，迎接他的人如同当初送行时一样多。傅侯的治理如同初任时，百姓感念傅侯也如同初次治理时。郡守冯君把政务委托给傅侯，又与前任郡守没有不同。古人说顺阳百姓思念騊駼，希望他再次回来；并州百姓第二次迎接细侯；阅道重新莅临，以及子容治理府政的情形，傅侯大概都有类似之处。傅侯上报第一次考绩，郡守还想让他留任，台臣和藩臬官却听任他离去。有客人问这件事，我说：这是留恋感情；公在百姓那里受到约束，在法律面前，私情不能胜过制度。而且任官十一年，只记载三年的政绩，已经耽搁太久了。继任傅侯的人，大多任职两三年便升迁，或者进入内台、外台，次一等也不会失去州守之职。傅侯本来就是傅侯，难道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吗？还是说，吞舟的大鱼不能在浅渊游动，鸿鹄高飞不能降临污池，不能因此穷尽他的才大呢？傅侯曾代理郡丞，清理过军籍和财赋；在会稽代理郡守并兼及县令，使许多将要废弃的事务重新兴起。大的事务本来就是傅侯所有，应当让他用他的宏大才干。你为什么要把傅侯困在深渊浅池之中呢？于是士人和百姓共同听任傅侯离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译《古崖诗选序》诗歌描写事物，联系事情，穷尽感情而充分变化。《二南》懂得教化风俗的根源，《大雅》懂得周文王时代的盛况，《歌唐》知道陶唐氏遗民的情怀。风雅的变化，足以令人悲叹世道；从诗歌观察人的性情，王粲、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些人，君子也不能不为他们惋惜。莆田的诗歌，唐代欧阳四门闻名，宋代后村尚书闻名，前后都有创作，光辉相映，声名相连。然而气势超过文章，便少有含蓄；力量弱于见识，警策便疏少。华丽错杂而流于浮艳，典雅质朴又有直露的毛病。譬如音乐，只有洪大的声音和细微的声响，不能辨别宫商的音调。哪里能希望从断弦中辨识声音、从跳跃的铁片中感受音乐呢？古崖先生容貌古朴，修养充足，隐然有有道者的风度。他从学习举子业开始，已经和古文创作齐名。因为得到族祖会元公独自赏识，陈太常愧斋在诸生中愿意把他列入讲学门下。先生以朋友相待，柯学士竹岩替他广为称誉。声名终于震动词林，但怀抱奇才却未能售用，只任学职直到老年。那种困顿、郁结、不平之气，全都发泄在诗中。可是他的兴致幽深玄远，体裁庄重悠长，文辞华丽细密，使读者产生无穷余情。欧阳修说梅尧臣的诗是穷困之后才精工，先生近似于此。先生最晚出生的儿子，诗稿被虫蛀，流落人间已有几十年。次子汝澜开始搜集编成诗集，周渠翁替他删削订正，郑山斋又严格加以选定。门生傅节推替它主持刻印。诗人所存不过数篇，就像凤凰、芝草，少有出现才被视为祥瑞。又如李羔整理遐叔的遗文，昌黎得到李汉，文章才没有散失。周渠翁的序足以无愧于独孤及，山斋的校订评论，比照方崧卿的标准，审慎周密。《容春堂集后序》达到内在精深境界的人可以从文章中表现出来，文章形成如同三精垂象，众多因素各自发挥职能，都是造化的机制默默运行，根植于道而由气发出。所以说：“观察人文，用来教化成就天下。”六经是群圣人内在精蕴的表现，纵横贯通天地，纲纪人伦，树立万世共同遵行的准则。它的根深厚，充养广大浩然，造化的机制在自己这里，这才是文章的最高境界。后世弊坏经书，便杂乱；弊坏璞玉，便靡弱；弊坏庄重，便散漫；弊坏润泽，便流荡，于是文章流入卑弱。由才气发出而谈道浅薄，归结于义理而言气势又有所衰弱，这还能叫文章、文章吗？前辈说，《太极图》像经书，《西铭》自孟子以后未曾见过，《易传》十分真实而出于自得；如今把它和《原道》一同观看，相差很远。几位先生何曾琐屑地把心思放在文章技巧上？义理达到极致，文辞达到极致，文章的机要本来就在自己这里。我曾经错误地想作古文，因为不明白道而苦于气势拘促，曾想向天下有名的文章家听取指教。心中存着这个愿望，海内有两三个人。弘治丙辰年，我才得以会见二泉，追悔相见太晚。后来静心思考，百般才能都感到惭愧屈服，只有我的年齿较长而已。曾经见《品士亭记》说：“他的选择就是这样。”《庙学记》说：“是为夫子而作。” 《白鹿》数篇说：“是为朱子而作。”到了这时，《容春堂集》刊出，我得以全部阅读，于是说：“这就是文章，这就是气，它没有离开这个道。”它舒缓从容，和谐而平正，庄重而洁净；处身其中却不自我占有，辨析广博却不放纵；幽深而悠长，光彩油然而生。它将以宋儒为根干，以秦汉为标枝，收取韩愈、欧阳修等几位君子的精华和果实吗？振兴衰微的斯文，先生大概就是开端。先生身居副上卿，爱惜士人的人，仍未能满足他的期望。世上本来就有不能互相改变的事情。《南征奏凯序》荆楚、闽粤的文物，列在上国之中已经很久了。它们之间有深谷长林，鸟道绵延数百里，足以成为逃亡者藏身的渊薮；他们留下自身，繁衍子孙，承袭盗行、放纵狂暴，时时劫掠，成为边境祸患。朝廷商议让宪臣分省负责备兵，由都御史在防州开设治所，临制一方；若没有文武威风，便不会委任此职。然而兵士和军官习惯安逸，少有作战训练，贼人的巢穴又险要，仓促之间难以轻易进入，所以必然要征调四省军队，有时还要借助夷兵；这样一来，往往要等候年月，贼人早已预先侦知，像受惊的兽、飞散的鸟一样逃走了。因为征讨困难，就略加征讨；征讨越少，招抚越多，贼人越加轻慢，四方的祸患便没有止息的时候。如今阳明公刚到任，商议征讨时，众人都以地势险要、兵力薄弱为疑。公说：“姑且使用他们。”于是选阅部署，发布命令并反复申明，公亲自带头，各位将帅也不敢落后。命令迅疾如雷，行动如风雨骤至；于是攻破桶冈、横水、左溪各寨，俘获并杀戮贼类七千多人，老弱则释放而不加治罪。捷报传来，天子三次赏赐军中将士。古代军将都是卿，升陑鹰扬，威势不可再超过。晋国郤縠尚且被称为儒将；到了秦汉，文武才开始分开，世人往往认为儒者只是舞文弄墨、议论说理，平定乱事、制胜敌军必定要交给披甲胄、如熊虎般的武臣。按照公的奇异武略，达到悍勇将领的境界，还不是不能期待。过去张南轩侍奉父亲开府，在内参与筹划机密，在外参与各项政务，属官和佐吏都自认为不如他。林艾轩能够平定茶寇，孝宗说：“光朝是儒生，也懂得用兵吗？”南粤平定后，孝宗对杨万里说：“这是仁者的勇气。”三位先生凭儒学闻名当时，他们的作用本来就在于公胸怀奇才、负有博学，明白熟悉典章故实，作为宰相和贤者之子。后来他专心研读诸儒之书，勇往直前而有超凡领悟，大概将要辨析朱子、陆九渊的学说并融会贯通，成为后进的师法宗主。他因言论触犯而遭祸，但议论风采并没有多少衰退。试用他的才干，显著成效竟然如此，儒道果然有益于世；只是感叹掌管军事的人并不都是公这样的人。我滥居西征之职，最终留下了愧对鬼方的耻辱。再三诵读这篇奏凯诗，更加钦慕；可惜没有江汉之笔来寄托自己的情怀，只能远远勤勉地为这首诗作序，并感到惭愧。

译《内江乡先生征信录序》蜀江是江水的源头，汉水经由此处；它襟带渝、巴，控制瞿唐，用来巩固一方风气。内江尤其受到江水约束，灵气尤其集中。刘先生德符在史局采录人物事迹，认为这些人足以使山川增重。宋代有赵舍人庄叔、赵丞相文定、赵佥判希光、元代有山长黄楚望；本朝则有吴刚靖若思、李给谏秀实、隂处士振平、刘佥宪用行，共八位，推进乡贤祠祭祀。又记录他们的传记、志书和遗事，编成《征信录》流传。近来督学浙江台院写信，把此事交给使者，托我作序，只是我来不及会见先生。先生以及先生的事迹，正是诚信的凭据。古代学校祭祀先圣，配享以高足弟子和以儒学卫道的人；乡先生过去在社中祭祀，如今在学校祭祀，大概也是世代教化的一种助力。神明而彰显它，表示人们有所趋向。乡里有录，使亡者得以保存，是用来显示诚信。政治和教化归于一体。使道德整齐、风俗相同，难道不是由人来完成的吗？表彰前代德行，开启敬畏仰慕之心，从而开出劝善惩恶的端绪；在彼处如此，在此处也如此，不言而教的作用都具备了。子产遗留的恩爱，夷、惠的德行，百世之后仍能使人奋发。韩愈去世后，斗山般的道统并不衰落；道德教化熏陶感染，人看待事物也会改变。欧冶所铸的剑，干将发出的神光，黄筌的丹青，都能使材料改变本质。君子拜谒乡贤祠，退出来后再根据《征信录》考察，以求确证。这样，风教就没有不足以恢复的了。先生任佥宪而贤能，儿子任给谏、又为都宪的士修，也都是孙象贤继承美德的表现，三人都以学问、风操和节义在当时受到重视。将来董狐执笔，裁决一代的是非，难道不会把先生和这部《征信录》一同汇集为一乡的大成吗？若不是这部录，便从这篇序开始，幸而得以征验诚信。《我斋归山阴序》达子来探望，询问天下士人中自己所交往的人，回答说有蔡我斋希渊。这时我斋正因奉养母亲，请求任教于我莆；孤高的风骨和悠远的韵致，隐隐已经传来。庄某详细询问后说：“这一定是阳明先生所说的董常中的深厚修养，只是外行人轻视他显露在外的部分；他像立于千仞高壁之上，将成为群儒所依归的人。”他家境十分贫困，若不是符合他的道义，即使把晋魏的财富给他，他也不愿苟且相处。乡试考中已有十年，他不愿参加进士考试；考取进士后又辞去庶吉士之职。这次本来是为了母亲才出仕，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会来，来了又不知道是否真的会长久任职。我为莆田得到一位老师而高兴。达子到了崇安，写信告诉诸位弟弟：“蔡先生来了，我们家子弟无论已有学业还是尚未入学，都要前往参拜问候。”我斋来任职后，风气沿袭而又自立；贤者仰慕他，不贤者竭力阻挠而感到惭愧，道德教化于是聚合起来，渐渐形成一个学校。若让他长久居于这个职位，将会怎样呢？我斋像悬崖峭壁一般，似乎不可攀登；接近他却感到平和冲淡，永远持守纯粹挺立，孤高而礼数常常谦下；虽然坚定，他的气量却从未不宏大。他兴致寄托高远，常想放身于山风水月之间，微薄俸禄不足以留住他。来访云庄时，他神游意往，如同蝉蜕离开尘埃，又如轻鸿飞向寥廓长空。我笑着说：“高是高了，只怕没有这样的福分。”我斋屡次想着离去，我也屡次挽留。一天，太夫人也想让他离去，我斋辞别夫子庙，退出来告诉诸生；诸生哭泣挽留，不让他走，众人又跑去告诉乡中大夫，请求挽留，我和山斋一同前往。我斋嬉笑自若，原来已经戴着方巾、穿着野服，飘飘然像遗世独立的神仙。山斋说：“这样还能挽留吗？”于是松厓来了，士大夫接着来了，乡里的老人也接着来了；前来拜见的有识之士接踵而入，有的说请他留下，有的只求见他一面便离去。市井中居住的儿童、儒生、贩卖松木棺材的人，纷纷私下议论，也都认为他能留下是幸运；他们确实了解我斋啊！唉，风教感动人，竟能有这样的举动，足以证明风教确实存在。古今人的情形并没有相差太远：有八十日的元亮，也有一百五十日的我斋。只是我私下认为，依循中庸之道最难；进退容易而没有常守，并不等于脱离群体。我们这些人对这个时代负有责任，坚持领取俸禄固然可惭愧，也何不思考自己是否真能有所作为呢？而末世难以容纳正道，有人掌握其中的关键；或者东汉的奇节，归结为几尺羊裘，大概有些寄托正是从今天开始。于是为我斋离去作序。

译《筑堤林氏族谱序》万物都以天地为祖，又各自以自身所属的事物为祖。追溯形体，便知道差异；追溯元气，便知道相同；相同之处贯通其中。这就是它们的来源。长林，是林氏的来源，也是林氏的祖先。晋安郡公，是莆田林氏的来源，也是莆田林氏的祖先。后来族人分散迁徙在闽、粤之间：长乐有智清、智海、智溢给谏、遯民公的后裔；慎思是九牧雷州公的后裔，也是莆田谱中所称的水部郎中之后。本朝大司空竹田公的筑堤林氏出自雷州，但族谱源流、历代迁化事迹没有可以考查之处；公的八世祖茂、七世祖正，只有名讳，直到六世祖万原以下，才开始有可考可信、足以记载的材料。万原有三个儿子：昴居住阜山，晨居住感恩并入赘余昊家，另一个居住筑堤并入赘樊家，他们都沿用林姓。公的先祖都宪梅隐公本来不认为这样妥当；公任御史以后，才追奉遗命，上奏恢复族谱的修订，这也是梅隐公的意愿。水部郎中以前的世系不再附列，到万原才开始联属，不敢有丝毫苟且。过去狄青不依附梁公，崇韬却有拜谒令公墓的事；范仲淹改朱从范，又把婴儿冒称为夏侯氏孙，都是改变同类、辨别族属。若汉人称汉、沧浪称沧浪只是水波，闽中各地的林氏，筑堤一支不出自雷州，难道能说不给谏、晋安公的后裔吗？鲁国可以遥望泰山，楚国却不能祭祀黄河。作为林氏祖先，却让余、樊两姓来祭祀，难道只是平庸地享受祭祀吗？还是应当像穆公、召公那样呢？林氏世代既然已经有人才，筑堤一支又因公而大为振兴。假如方尹专任东南总制的重任，疆土征伐归入他的功劳；连续上疏恳请归还职权，功勋盛大，震动朝廷，使旌旗和常典得以记载光荣，林氏难道只有筑堤一支才这样吗？过去宁州黄山谷与会稽黄渥同出婺州，年齿声望相近，便以兄弟合族。俊与公同为九牧之后，年齿声望也相近，论作兄弟已有四十年。想到将来在紫霄、澄渚之下扫墓，携杖相随，大概即使到了老年，我仍将寄身在那里。为这部族谱作序，怎能容许自己写衰落、浅薄的言辞呢？《元老木斋谢先生寿篇》世上的仕宦之人，谁不希望遇到时机、遇到明主，建立功勋，保全完美名声，使名声光耀当时、流传后世呢？然而有人穷究经书直到白首，却耽搁在一次科举上；有人头发斑白才做郎官，却困滞于一个官职；有人直到钟声鸣、漏壶尽，晚年操守反而有亏。元老少傅木斋谢公，最早考取功名，两次中元、一次中魁，几乎可以与王沂公同类，君子认为这是奇事。宪宗朝，他积蓄学问、培养声望，在翰林任职将近二十年，章得象安于本职，公也有这样的品行。他辅佐孝宗，又辅佐先帝和今上两朝，辅弼硕大而允当。韩魏公那样受重用、把自身托付给国家，已经很难；公却又能做到。预先告诫自己知足止步，收敛自身，和弟弟、儿子一起在汝湖闲居十多年，于是又独自享有绿野堂的乐趣，风致与二疏、二李没有不同，既有智慧又有勇气。公身材修长如玉树挺立，仪容气度都很伟岸；陶铸融合教化的景象，把肩负责任视为自己的职责，润色藻饰王言，奋发建功、使事业兴盛，使君主达到圣明，使圣运在中国安定，而四方因此不敢轻侮。职位已经达到极点，功劳也应时得到叙录；了解他的人仍认为朝廷一天也不能没有公，伸长脖子盼望他再次任相。古代有旧德的元老大臣，八十岁仍会应召；公如今寿数刚满七十，元老的雄才大略还可以扶持昌盛国运，长寿本来就是应当的。岁末前两日，督学胡先生文振从远方致信祝贺，殷勤地说我言语虽谬，却嘱托俊秀而拙于言辞、简朴少文的我。我曾与先生在刑部并马早朝，谈论义理以及古今之事；承蒙先生误加爱重，后来得以参与机密事务，仍屈尊赐教。虽然按惯例不能回信，我私下本来就把先生视为知己。对于公事和世道，我对先生寄予厚望。这是为俊公祝寿的意思。所谓祝寿，不过是说愿他长寿；祝愿一家、一个乡里、一个国家长寿，也就是这样罢了。俊公之寿，是把德行寄托在高寿老人身上，以此作为使年成平和、祖先宗庙安定的根基，并赖此使天地两仪安定其位，实在不是寻常祝寿的等级。还是只让逸流韵辈举酒赋诗，欣赏枌榆乡里的景色，直到暮年就结束了吗？谨写此篇。四位同年会诗序 我孤身一人奋起，适逢盛会，考中制科，连续登上朝廷名籍，使天子熟知我的姓名。虽然彼此乡土风俗不同、气候各异，交通又不能相互接引，但仍能凭借声气搜求志趣、相互唱和，亲身会面而约定聚集。像平素的同伴之情、兄弟般的雅谊，又有世代讲学交往的情分，所以称为“年家”。凡同年进士都是这样，乡里同年之间尤为亲厚。成化戊戌年进士共三百五十人，其中莆田人十人。彼此相投的意气、相互期待的操行，本来不愿落后于古人而只在今人中争先。也不能没有昌黎《登科记》中龙虎榜的欣慰；光阴转瞬之间，已经三十七年了。如今只有正郎王公自庵、宪副吴公莱庵、吴公及轩和我还在，也不能没有梦得所说“落落晨星”般的感慨。其间仕途通达与困顿，大概也不能完全相同。莱公承蒙宰相引荐，却惭愧没有达到魏公那样的地位。以自庵的质朴厚重、莱庵和及轩的才气卓异明朗，又恰逢二圣有道的朝代，最终却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志愿。虽然科举榜上称为得人，但遗失人才的遗憾，大概也很多。然而能够摆脱尘垢、远离灾祸，像鸿雁孤飞一样，亲近烟霞，归依松菊，以共同获得桑榆晚景的收获；这又是黄发老人任职所不能换来的。骑牛跨马，举酒赋诗，与早朝骑马、青霜侵衣、在赤日下处理官府文书相比，大概也另有一番意味。到如今，自庵七十六岁，莱庵六十六岁，及轩六十一岁，我也六十三岁，大家都负有乡国长者、老成之人的声望，前来作为乡里的典范。大道不能在天下推行，尚且可以收敛起来在一乡推行；在那边有所遗憾，在这里本来就能有所成就。仰慕前代贤良，崇尚美德，作为世人的准则和规范，以尽力恢复淳厚古朴的风气，这就是居乡的作用；古书所说的“也就是施政”，我们报答乡国正在这里。于是主人设席，致请画史傅子岩绘图，我首先赋诗，三位君子和诗，我又为此作序。

译《正学类编》书序 大道在天那里隐秘地宣示，在地上显现灵验，在圣人那里发明幽隐。因此，河图开启了人文肇始的祥瑞，洛书揭示了常道伦理的条理。孔子删定、修订、赞述、裁定，最后以获麟之笔终结；借此昭示教化的本源，阐明宏大的道要，使人心归一、风俗整齐。然而奇邪怪诞之说，也是世间不能没有的。所以虞舜时代便断绝天地之间的交通，谨慎对待违背风俗的训诫。到了周代，正统风教未能贯彻，霸术任意盛行。自此豪夺兴起，游说之风盛行，后来又流入杨朱、墨翟、佛、老之说。直到极度败坏，道路越分越多才停止，正学也在这时受到侵蚀。我太祖顺应天意接受天命，迅速扫除故元，成为天地万物、纲常伦理的主人。辅佐治理的儒臣，也与天时相合。圣人有所创作，贤人有所撰述。追溯洙水、泗水之间的学统，直接承接祖先和皇王的传承，综合事理、辨明章法，没有超出大中至正的规范。人文在一百五十年间达到成化的盛况，确实是有原因的。四明季公时升归居堇山，辞别乡土，独自承担校勘订正的职责。他辑录四明乡贤，为他们作传、赞；又辑录本朝诏制和名贤所撰、足称文献的文章，分为制命、奏对、论述、郊庙、馆阁、忠勋、辟邪、遗才等类，名为《正学类编》。他派人跋涉数千里，嘱托我作序。我接受书稿阅读，其中有浑厚深沉的，有庄严宏大的，有宽厚完整博大的，有渊深澄澈的；它们阐发正学，铺陈皇帝的治道，舒展性情，昌盛国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难道文章只是文章吗？古人贬抑浮华的文辞而尊崇经典，因为经典是正的。唐太宗宫体诗盛行时，虞世南说：“圣人的创作确实工巧，但这种文体并不纯正。”本朝诏制等文章，都是纯正的作品。它们具有《典》《谟》《雅》《颂》的风格，即使超过沛宫祭祀后土的文章，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所作议论依归于训诰，与孔门师生传授的宗旨相同，不屑于把心思落在秦汉文章的遗迹之间。比如欧冶子铸剑，自然不会超出模范法式之外。饮水过河，当然知道水源在哪里吧？这就是本书编者为此集所作的自序。《蔡虚斋文集》序 温陵蔡介夫，号虚斋，修整自身、磨砺品行，举止都以古人为准。他的学问以六经为正宗，以四书为嫡传，以四位儒者为真正的流派。他一生的精力都用在《易》《四书》《防引》之间，阐发幽深隐秘的义理，刊刻于学宫而流行天下。他研究《易》很深，探究性命的本源，通晓幽微的道理，确实能够看见天下万物深奥的象征及其各自适宜之处，也能通晓天下变化并贯通其典礼。四方学士都奉他为师，称其学说为《虚斋说》。他坚守正道而不改变，扶助衰微、振兴沦落，使温陵人才得到造就，可以说是当时易学的高峰。经义意趣深远，义理透彻；论策等文章流畅明达；诗文另有体格，能够扶助人心、维系名教，最终浸润于仁义道德，纯粹无杂。他坚贞刚正而善于自晦，也偶尔因为避忌而取得名位，任职礼曹。三原王端毅公引荐他入吏曹，后来又任礼曹；请求南归，又请求告假，朝廷特起用他为按察副使，督学江西。宁庶人怨恨我，因而迁怒介夫，介夫便引退离去。逆瑾扰乱朝政，起用他任祭酒以镇定人心，但介夫已经去世了。唉！介夫没有成为晁错、龟山，难道不是一种幸运吗？景尚仰慕他的遗德，姚英等君子为他建立祠堂，葛石厓为他撰写墓志，并辑录遗文刊刻流传。当时与我交往的人还在世，我怎能推辞为他作序？文章有用来阐明大道的，也有用来叙述事情的。杨子云说：“《商书》浩大盛美，《周书》庄严宏大；后世有人创作，其雄奇足以睥睨前人，也并不少。”最终却没有足以继承往昔美德、使后人乐于听闻的作品，何况那些移情役物、越过礼法本分而写成的文章呢？唉，那是邪说，是赘言，也是雅正的议论。懂得这三种区别，便可以判断文章了。若不是这样，文章虽然华美，气质高雅，但收束声音而离大道远了。过去后村为艾轩文章作序说：“凭借语言文字行于世，并不是先生的本意。”介夫难道只是拘泥于语言文字之间吗？介夫起初以静为主，后来又以虚为主。杨方正说：“以静为主，这是理学中断的时候。”二公宁永贞、丁玉夫、江朝东，在从无人留意处深入探究、寻求隐微方面崛起，大概只有这两位先生真正有所获得吧。《艾轩文选》序 从前孟子去世，孔子的道统便不再流传；二程先生去世，周敦颐的传承也几乎被侵蚀了。我家艾轩在南方崛起，专心致志于圣贤之学。当时遗留下来的儒者陆子、正施廷先，曾向和靖、龟山先生学习，特别接受他们的亲自指授，以上承伊洛学统。艾轩穷究广博学问而会通其要旨，绝意于著述。东井倡导道学，天下才俊都来聚集，四方来向他请教、在道门求学的士人不少。他以六经为文章根本，兼取秦汉诗歌流派，又以山谷、后山、半山追溯唐代诗人。对于《檀弓》《谷梁》以及后村的著作，也有成熟的见解。他五十岁才中进士，历经十一任升至中舍。平定茶寇时讲授《中庸》，孝宗曾两次褒奖他。因封还词头获罪，改任工部侍郎；又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提举兴国宫而去世。先生比晦翁年长十六岁。晦翁与他商议义理，唯独与先生意气相合，赞赏其精细深密，退下后仿佛有所领悟，遇到疑问便在书信中请教。南轩在《易》学上与晦翁有不同意见，晦翁唯独同他反复辩驳，这是新的端绪。东莱说：“我一生维护、担保这位老人，没有辜负他‘文节’的谥号。”君子认为这话确实可信。距今三百五十年，祠堂早已坍圮，墓地的田产几易其主，年幼羸弱的两个孙子也零落得令人怜悯。龙坡建仰止书院，是冯公行健、雷公孟升的意思。俊与汝华商议说：“先生曾与晦翁共同讲道，论年龄是兄长，论道义是朋友。晦翁本来就是道学的渊源，先生也是道学的名家流派；在一方兴起而名闻天下，被称为南方夫子，众口一词。应当并祀雷喜白、冯暨贰以及大巡宣司、监司、督学，议定可以并祀二位先生，让莆田的高足弟子侍奉左右，并重新刊刻他的文章使之流传。”唉！先生又一次得到知遇了。从前祠堂建立时，是因为林元仲行健，元仲难道不是这样吗？刊刻文章的是方岩仲、汤伯纪，孟升二位君子难道不是这样吗？扶持衰微、完成此事，是郡中大夫的功劳。先生名光朝，字谦之。

译赠黄后峰序 国家太平日久，禁令松弛，忧患意识疏薄，三名奸人用欺诈蛊惑来窥伺神器。瑾被诛杀，彬和宁固然还在北巡、又南巡。国势如一根头发牵引千钧重物，谁敢高声申明大义，去虎口中夺取自己的性命呢？黄郎中后峰上疏陈述六件事，与同官陆汝亨一同进呈，诸司响应附和，一并被投入诏狱，祸患将不可预测。我家诸孙以乘再次上疏进言，在朝廷受跪罚、廷杖，死者十二人。后峰幸而未死，彬却甘心如此。后峰改名换姓逃亡藏匿，仅仅免于死难，确实有神明在暗中护佑他。宸濠叛乱，武皇帝才把宁王投入狱中，慈寿皇太后又把彬投入狱中，朝廷内外的人才开始安然自得。皇上登上正统之位，首先颁布革新的诏书，恢复谏官的官职，防止他们因谏诤而死；诛杀两个奸人，并连坐惩治他们的党羽。于是后峰被擢升为南京少廷尉。唉！说世上没有士人，难道不是诬蔑吗？后峰首先倡导，诸司群起响应，新政声势盛发，众人欣然同心，士气旺盛，国家元气也随之旺盛，懂得治道的人由此推知国运。起初我读后峰的奏疏，说：“这难道是胡澹庵的封事，可以与日月争光吗？”把一死置于龙逢、比干之列，并不容易；我私下庆幸自己没有损害后峰的盛名，但这盛名确实难以承当啊！事情本来已经有办法攻破它了。后峰胸怀纯正完美，博闻强记，学识精深广博，修养谨慎而追求进取，淡然面对祸患和艰难。过去邹浩因进谏册立刘后而被除名，他的朋友田昼对他说：“士人所应当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后峰所应当做的事，本来就不止这些；他的浩然之气本来就在，不需要我来告诫。任命下达以后，后峰谦让而惭愧。我说：“新天子搜求选拔忠臣贤士，为蒙冤的人寄托性命，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近来卿云出现在壶山，识者说这是圣人在位、天下蒙受恩泽，莆士群贤应时而出的征兆。”后峰当时以卓越的辅弼才能出仕，刑罚之风并未兴起，善类因此振奋，灵山岳渎的至宝也被珍藏。我的判断未必正确，松厓诸君子说：“是的，序文赶快写，不要迟延。” 《见素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见素集》卷七 明 林俊 撰 序

译赠姚督学报政序 宣扬风教、描绘天地化育，文章正是圣贤道术的神妙作用。继承前代美德，使久远的声名流传下去，难道还会厌恶从事文章吗？矫正浮华而趋向雅正，把实际内容纳入其中，以收纳承载大道的文章，这就是经义。经义用来训释微言，探究心性本源，衡量治理的规范；却称为时文，时文难道不就是陈列韶乐、敲击瓦缶，以鸟迹为宗而把行草书写得工巧的东西吗？如果把今天看作时文，那么把古代看作古文；古今本来是一条道，又何必分成两种文章？如果只图苟且搭一个框架作为媒介，借此取得科举资格，那么所教、所学、所考取的，大都不超出这一范围，文体自然应当低下而衰弱。《易》说：“观察人文，可以教化成就天下。”繁星照耀天空，寒光而色彩端正；众多水流归宗于大海，虽分为各条支流，最终同归一处。人的文章本来就像天地一样，怎么可以分成两种呢？句章姚先生来我福建督学，亲自整顿纠正弊端，树立文章旗帜来指挥群迷，鼓舞众多士人的志气。原本局限于狭窄见闻、才思枯竭的文风，另经炉火锻炼，已经奋发振作。士人各有不同，风气却一天天受到教化。姚先生衡量审察公允，内心虚明而能照察，成篇累牍的文章一眼扫过，如电光一闪，便交给外号目吏填写姓名进呈；他据案嘉奖，摘取瑕疵之作，分类斥责并纠正。他随着士人逐篇复诵，连续数十句也不遗漏，人人惊叹以为神异。士人安于他的公正，佩服他的精鉴，深感惭愧而折服。文章风气由此得到长期培养和成就，于是焕然改观。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气化和人事相沿，文体不得不随之变化。振兴衰败、扶持零落，本来就有人掌握其中的关键。胡瑗在苏湖讲学，士人因此知道有体用之学。高锴、欧阳修主持贡举，文体为之一变。难道是因为时势如此吗？成化前期，邃翁在中书，士人争相出自他的门下，不必询问便知道是杨公的弟子。等到他督学河北，又督学关西，西北人才因杨公而兴盛。近来弘治年间，先生在礼部，也继承杨公而更加显著；督学广右，又督学闽南，东南人才也因先生而兴盛。二位先生的大体相同，精明敏捷、识见和治理才能，也几乎旗鼓相当，并无愧色。邃翁的今天，就是先生的来日。只是当时只有邃翁一人，如今海内士人不知道有没有能与先生齐名的；接替先生的人，果真也能遇到这样的人吗？又怎么能不替闽地士人忧虑呢？这一年九月，先生报政将行，博士弟子对他说：“我闽文章的宗主，今后有幸遇到姚先生，实在不能轻易借取他的成就。” 我和几位同人依依不舍地不知将归依谁，叹息着离去。我退下后私下高兴地说：“姚先生恩泽感人，正好有这篇序文放在先生的行李中，也一并告诉后来继任先生的人。” 乌石寿篇 莆田东面濒临大海，三面环山。山川钟聚而生发灵秀，其中山势最盛，然而没有哪座能与郡城的三座山相比。这三座山，是梅山、凤山、乌石山。不过梅山、凤山的秀美，都被公署和学舍占据了。只有乌石山为甲姓人家专有，元夫林立，接连有人高寿而声名兴盛。山麓住着族中诸兄菊逸公，他是少伯静斋公的儿子、侍御翠庭的兄长。如今已经七十岁，妻子张孺人也六十九岁。翠庭与郑氏女婿别驾希悦各自作诗作文为他祝寿，诸位姻亲朋友又嘱托我作《乌石寿篇》。诗中所说“如冈如陵”，正是这个意思。山有的被烧得焦黑而成为童山，有的被砍伐得赤秃，有的土地贫瘠，只剩蓁莽丛林，像灌木连成一片。这里的地力和物产，本来就应当有不同之处，何况又靠近市井，长松、古荔枝树聚集拥抱着这座山呢？山中孕育的人才，正可以由这些事物来验证。公的邻居、同郡博士郑顺庵八十八岁，处士陈耻轩八十三岁，林干斋八十五岁，方厚庵八十一岁；方郡博哲斋的母亲九十九岁，林侍御时献的母亲九十二岁。乌石本来就是长寿之乡。公的高祖高斋公九十一岁，妻子九十岁；少伯公七十九岁，妻子八十六岁。林氏本来就是长寿的种子。何况世代累积德行，为长寿培植了根基；太平岁月舒展绵长，又为登临高寿提供了环境。公生于九月九日，正值菊花时节，难道不是所谓晚年荣盛吗？名号为菊逸，难道不是不以隐士自居，却以餐食菊英、饮水自乐，并非借长寿来比况自己吗？过去纯佑因为恪守不违，文正左右不响应征辟；文正选拔将帅时，城大顺在钩摘、捍卫方面功劳很多，所以称纯佑为贤子。晋代叔向声名和功烈远播，他的兄长铜鞮伯华隐藏德行而甘居隐逸，所以称羊舌氏兄弟进退都受尊重。如今公的宽厚福德继承少伯，难道不也是纯佑孝行的光辉相连吗？侍御的品德，又难道不也是伯华的高洁吗？至于像夫人的儿子和兄长那样的人，难道可以用一般事例来评论吗？我又喜爱高斋公的寿图，我的高祖邑博三复公正是这幅图的执笔者，那是洪武壬申年。到现在历经两个壬申年，我又执笔写寿篇，这当然足以寄托对水木本源的怀念，而两家世代交好的情谊也足以得到证明。还是两位高祖同样长寿吗？两位玄孙又相似，造物主可以借这篇寿文多次役使我；只是我才德浅薄，没能有所报答。云庄叙怀 今年春天，张使君白斋先生将要向朝廷请求退休，交卸莆郡事务离去。因为我与先生特别有道义交情，他到云庄来让我叙写心怀。我说：“先生本来就是长者，务求宽厚，休养生息，使我郡百姓得到安宁。年纪老了，政事也做久了，充实涵养、完善成就自己的德器，张扬声名、矫饰行为，这些先生哪里会有呢？幸望先生最终继续施惠于我们百姓。”先生说：“不是这样。从前任大理寺官时，我有一种很奇怪的病，每次大发作，眼睛昏眩，面部发红，头重得几乎抬不起来；只因还勉强有些力气，寺中政务尚且容易处理。近来发作的时间越来越短，再也无法忍受。将近太阳西斜，还要忙于案牍，病了又劳累，劳累了又复发疾病，为我打算，这不是已经完全错了吗？别人不肯放过我，我又能把别人怎么样呢？况且土地各有适宜，人的性情也各有所好。我不喜欢林野和水乡，不喜欢鸟鱼之地；而鸟鱼自有鸟鱼的快乐。要换一个地方，也就不能勉强了。”韩昌黎说：“人各有能做和不能做的事，若强迫他做力所不能及的事，就会造成乖戾。”正当我决定闭门藏修时，本来以为可以鼓动文坛而无人能先于我；后来久久只得到一次机会，又想在翰林词馆挥笔作文，使文章铿锵如金石，却在吏局中久困于繁重劳苦，为郡县事务所牵累，我大概已经完全俗化了。

译造物主不替我谋划，难道就是这样吗？画两头牛，感叹疲倦的鸟，东皋子借风逃遁，难道本来就没有意义吗？我将面对青山而获得怡悦，保持像白云、非石那样不可转移的心志，这种心志是不能改变的。奏疏已经上呈，到了秋天还没有得到答复，但报政的日期已经确定。先生说：“我离去后在道路上等待命令；如果没有得到准许，我将当面向天子上疏，祈求怜悯。”我说：“先生真贤德，志向高远而决断。世人常忧虑古今之人不能相及，先生难道与二疏不同吗？”先生胸襟气度平和洒脱，诗力虽老而不衰。正如杜子美、王介甫在防州、钟山时一样。我解除兵职向东归去，心力耗尽而沮丧惭愧，已经不能统领军队了。先生每次出来激励我，我便闭守壁垒、丧失气势。这次先生离去，果然获准退休，在二百八十峰之上主持山川风物，与河鱼林鸟共同享乐，气势应当自然加倍，把弃繻生看得渺小，甚至会有人甘愿接受巾帼了。两庠师生谋划挽留先生，我说：“报政本来是旧例，我哪里能因私情阻止呢？何况这也是先生自己的志愿。”写下这篇文字作为赠言。王南郭诗集序 诗歌抒发人的性情和心灵，并且补益、辅助风俗教化。感遇之作可以观察教化，讽谕之作可以观察人情，托兴之作可以观察万物。《关雎》《鹊巢》显示王道教化的盛况；教化衰微时，《黍离》《扬之水》便产生了。《旄丘》斥责臣子，《北门》把责任归于上天。诗人忠厚到了这种程度，而《杕杜》《鸨羽》《驈皇》以及草木鸟兽的名称，又哪里说得尽呢？然而诗歌起初大多出自里巷歌谣，推究其归宿，却不是贤人君子不能创作。虞夏以后，汉魏声名腾起；苏武、李陵、颜延之、谢灵运，按合音节而调和风雅。到了沈约、宋之问的律体盛行，诗歌便发生了一次大变化。李唐时代，朱夫子想把汉魏诗以及景纯、元亮的作品编成一集。真西山的《诗选》不收唐律，可以说是树立古诗的鲜明旗帜，但也没有对此加以改变。本朝兼收各体，作者更加兴盛。成化年间，刑部属官被称为小翰林，王南郭存敬尤其号称奇崛，逸才横溢，壮志雄飞，如泉水从地下涌出、星光在空中流动，主持风月文坛，尽情泄露桃源山川的气韵。他兼有陈思王的风骨、少陵的体裁，出入于韦应物、柳宗元、苏轼、黄庭坚之间，融通宋代的筋骨和唐代的声韵，通晓诗歌的正体与变体，意趣所到达的境界极高，将要自行跻身名家之列，而还看不到他的终点。公在诗歌方面从此留下了余音。公处理政务精明卓绝，自进士起家，任溧阳县令，便发出清明敏达的声誉。由郎署出任莆田知府，剥除奸邪，清理弊蠹，政局安定；百姓把疾病忧患视为父母之忧，为之祈祷；公去世后以衣冠安葬，百姓祭祀祝祷他。公在这里又留下了恩泽。诗名与吏治声望，往往会互相遮蔽，公却独不如此。文章与品行，常常彼此相违，公也不如此。官柄正要授予，恰逢壮年，却委身于教化地方的事业，这大概是公不能与造物主争夺命运的地方。然而公在莆田的政绩，前面没有这样的先例，后世也没有人能接续他的踪迹。高大的丰碑、享受祭祀的名宦，再加上诗篇流布，天地之间都将长存，怎么会最终屈辱消失呢？公的族人佥宪朝器刊刻他的精粹文章流传，方石翁为之题字。我略微读过，便挥泪作序，叙述交游之事。当年写信告诉他的儿子进士坊，我本来打算撰写，只是心中惭秽，俯首惭愧而又怯懦；到今天已经超过十年，我也因年老而病弱。过去的承诺和道义在于最终完成，于是含痛饮泪写下它，以慰藉公冥冥之中的神灵。唉，难道这只是文章吗？《畏斋存稿》序 文章自秦汉以后，作者越来越多。唐人的诗有六百多家，但像浑金粹玉一样精美纯粹的，没有超过徐铉、吕祖谦、杨士弘、高棅等人所选定的范围。至于《正宗轨范》《精义会编》，收录更加严密。起初似乎担心它过于狭窄，等得到全集来阅读，似乎也没有遗漏多少。其他篇章不作也可以，可见著述实在艰难。若不能发挥神灵、宣泄幽秘，使金石震动、鬼神惊撼，却勉强仿效古人，那么笔墨只会显得繁冗；又或者关键在于作者本人罢了。宋广平、张曲江的诗，范文正、司马温国的文章，即使少而不多，也不妨碍成为佳作，反而使人惋惜；那又该怎样说呢？如今读畏斋公的稿本，遗失散佚的篇章大概很值得惋惜，但难道一定要以多为贵吗？若只看诗文，也就浅薄地了解公了。公的先世与我林氏同族，从莆阳迁到福唐，又迁到黄岩居住，如今泉溪是太平人。祖先积累的福祉和未曾发出的才华，以及虽已发出但尚未穷尽的才华，全都汇聚到公身上。所谓麒麟之子，确实是先侍郎公义育所熏陶培养的。青出于蓝，朱胜于赤，再加上素来受到呵护，就像丹穴的雏凤，九苞之彩还未完全显现，已经灿然可观。当时陈翰林逸庵以纯厚深沉、雅正博学闻名于世，公亲自登门受教；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交给了良工。脂膏和蒸栗般的温润之质，难道有不凭玉石般的品德而享有声名的吗？公天性孝顺，礼法出于内心，学问足以周济国家实用；庄严肃穆、深沉悠长的志意所到之处，将竭力扭转世道，安定纲常。品行高尚而言语简少，像高山一样成为众人的期望。乡人起而称道：“麒麟为时而出。”任御史时，人们听到的仿佛是凤凰的鸣声。后来任职京畿郡县、大臬、大藩，又任司寇副职。众人庆幸冠玉般的人才得到任用，轻视割让秦地、鄙薄向楚国低头。公的封事刚烈明达、伟岸高峻，可以与鹤山相次，也不失为通晓治道的一代人物。唉！是谁使公生逢其时、得到任用，却不能完全施展呢？公的学问，难道只是雕琢华丽的辞章吗？稿本保存与否，有什么关系？遗憾还是不遗憾呢？或者说，后人继承撰述本来就很难，朱夫子曾为陈荀氏的文章感到惋惜。公的儿子薇任寿州同知，我的弟弟僖正与他同官寀，有机会观察他的治道。廉洁清白是家传法度，薇守之而无愧于父亲，僖守之而无愧于兄长。人们将说：“林氏有佳子弟，正如关西的杨氏。”这样就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了。这是公在泉台之下的安慰，也是我借云庄代为表达心意。稿本保存与否，有什么关系？遗憾还是不遗憾呢？至宝终究会显现；后世二百年后，将有一个欧阳修，从李氏破筐中得到韩愈文集吧。公名鹗，事迹详见《明名臣传》。

译孝廉优奖序 元气汇聚便产生祥瑞，景星、卿云、醴泉、芝草、麟凤、龟龙、神马等世所罕见的奇异事物，哪里说得尽呢？然而有这些固然令人欣喜，没有这些也无妨；唯有品行卓异的君子，是人间的祥瑞，可以有却不能没有。扶持天常，树立人的准则，显明礼法并感动人心的枢机，本来就有不用命令便使人服从、不待刑罚便显出威严的力量，与居于中枢者共同运行教化，却消泯于声迹之外。乡里有这样的君子，是乡里的光荣；国家有这样的君子，是国家的光荣。表彰其异行、尊崇其品德，君主固然因此更加看重，世道的光明也不少。说到近来的事，我如宾便是这样，难道还能说不是吗？君温就是这样的祥瑞，怎能只看家中名籍？我兴奋地看见他挺立杰出，从幼年孤弱时就已经如此。弘治戊申年，我经过家乡，有几位贡士来拜谒，等他们离开后，我说：“最后一位恐怕是有道之人。”我的弟弟待育笑道：“怎么会有陈时周那样神奇的人呢？”乡人把这件事当作古怪的谈论，过了几天我便去拜访。那是一间低矮狭小的土屋，热气蒸腾得像蒸笼，院中只有一株柳树独自成荫。君坐在我家柳树下，进去告诉母亲太孺人：“先生是我所仰慕的人，来了。”太孺人催促准备茶水，君出来与我交谈很久，心意十分契合。过去周党孤高纯洁，自称比不上闵贡，确实说得对吗？君任推官、御史以后，更加卓异。母亲年老，他上疏请求回家终养；问候母亲、亲自察看饮食，闲暇时端坐在小屋中，穷究义理、安守敬意，澄清内心，研究性命的本源。衣服器物破旧缺乏，常常亲自拿着斧头和扫帚，只让一个老仆接待宾客；他不知道有什么做官的排场，也不知有意外经营之事，忘记贫困，仍像生活超过本分那样安适。纯粹的内心和完整的品行可以感动天地、质问鬼神，坚苦自守而不沉沦，古人有时也未必超过他。吏部看重他的廉洁，又忧虑他的俸禄不足以奉养母亲，奏请把晋江学的俸禄供给他，君辞谢。后来又有陈方伯珂、舒侍御晟共同推荐，奏请破格优待，皇上特意嘉奖他的清贫苦守，每月供给米三石，君又辞谢。皇上仿佛说：“朝廷以孝道治理天下，供米资助他奉养母亲，他却辞谢，实在是罕见的举动。”这件事远近传闻，人们欢欣快慰，善良的风气流布，污浊之中也生出活力，冒进妄为之风因此惭愧沮丧。唉！天下像君这样修身谨慎的士人还有几人呢？这当然不只是莆田的幸运。皇上特别施加、反复给予的恩典，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东汉汝南人黄宪，言论和风采没有流传多少，史书称他安然顺处，深沉得近于道，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境界并评议他的方术。荀淑认为国家有颜回，颜回难道是容易拿来比拟的人吗？颜回屡屡贫困却不改变快乐，孔子认为他接近大道；不把愤怒迁移给别人，不重复犯错，遇到事情便请教而无所违背，孔子认为他不是愚笨而是好学；有若无，实若虚，被侵犯也不计较，程子认为这是大勇。这样说来，君接近孔门之人，几乎可以说是接近大道、不愚、好学而且大勇的人了。荀淑曾见到黄宪，大概将要赞许黄宪；黄君还须深厚涵养，等待后来成效。等到际会君主、辅佐国运、振兴道德风俗，功业将与前贤相匹敌，听闻名声的汉代高士也没有可以与他并列的。挥使徐成卿想专门为他修建卫所，光重请我作序。我说：“如宾这样的祥瑞，是天下共同的荣光，莆田不能独占，何况还要修建卫所吗？”写下这些话，是给有志于清修的人作激励，使他的声名成为先行的镜鉴。莆田的风气将从此开始改变。送汤新之总宪江西序 巡察省域、考察风俗的使者，起初称直指，后来称观风、按察、观察、察访，负责提防刑狱的称提刑按察司。本朝沿用这一制度，总司相当于御史台，道相当于十三道，中央和地方并立，用来振举宪法制度、整饬百官、抑制民间欲望、平反冤屈。若不是有崇高的实际功劳和严峻的声望，便不足以担当此职。于是我福建宪副汤君新之，被擢升为江西按察使。君起初任崇德令时，就有廉洁的声誉。我起任巡视留台，路过那里，君以礼优待让我入座，君却谢绝不肯。我说：“这是为了奖励廉洁。”分别时，我对他说：“请自爱。”从此君的贤名，我心里和口头都熟知了。君任御史时，以风采和胆力闻名。当逆竖祸害士大夫时，职位受阻，力量困顿，剥削迫害已经深入骨髓。君撼动其根基，使其将要倾覆，濒临坎险陷境却没有悔意。逆竖依法伏诛后，君接连起用，终于有今天的任用，越发深究事实而刚正不改。高位本来就有所归属。分掌事务容易，统领责任却难吗？如今是让按察使统辖总司。震撼之后还要镇定；调和甘苦、燥湿，果真能完全使人心服吗？所以处置同僚很难，对下属很难，被上级看见后反而容易观察。若只处理一个有利可图的案件，施行廉洁或贪墨的举措，果真能完全使人心服吗？所以治理百司很难：深厚的感情配上庄重的外貌，张扬虚饰、驾驭浮夸，揭发隐藏的奸邪，照亮幽暗而分辨黑白，果真能完全使人心服吗？所以审讯刑狱也难。一个人独自明察运行，众人蒙昧便显得昏暗；一个人以诚信自持，众人却以欺诈求售。所以驾驭吏员又难。通融是自身便利，却不合敕法；公正是政务的平衡，却不是凭请托私情取巧者的便利。所以身处权柄要职又难。但其中也自有道理：以仁爱安放心性，以义理临莅政事，以宽厚涵养器量，以明察掌握关键。取多补少，谦逊地遵循它；明慎地使用刑罚，使众人有所取法。树立如闪电照耀般的体制，施行如雷霆震动般的威势，使美恶无从隐藏，权势富贵也不能干犯我的法度，这就又可以采用《噬嗑》的道理了。这样以后，原本洁白的，谁能污染它？完整的，谁能使它残缺？“自爱”的话，特意郑重嘱托君，希望以此成就始终。这也是为世道谋划的心意。正德甲戌年夏四月，莆田林俊书。

译赠张白斋报政序 我郡郡伯白斋张先生，第二次以年老请求朝廷准许退休，仍未得到命令。到这时，皇上考核他的政绩，天官卿已经不能强行挽留他。他的属吏张君仲怀、钟君理夫带着赠言来告诉我。我事务繁多，原本不想屡屡这样做。二位说：“这是先生的心愿。”两年前我解除兵职向东归来，拜访先生的官署，看见屏风上的联句，其中有“鹤踏春晴”一句，我惊叹说：“构思精妙，竟能写到这样。”后来又得到先生赠我的几首诗，最后得到他所著的《白斋净稿》，全部读过，疏宕孤绝，如峻峰激流，景象超出形象之外。我平生拘谨、局促、满怀尘垢的心肠，为之一洗。每当受到局促压抑而郁闷、困顿、沉滞时，取先生的诗枕着手臂疾读，便风气融和、精神流动，神思为之一振而飞越。古人所说，诵读杜子美的诗连疟疾都能痊愈，读陈琳的檄文能治头风；有幽忧之疾的人，听孙道滋弹奏几曲琴，也会不知疾病还在身上，大概就是这种情形。正当故旧零落、文坛荒废、社集离散之后，我收敛声名、隐藏踪迹，韬晦锋芒而自老，谁知在海角天涯，上天留下了一位继承声韵的人，在我的云庄之上主持风月文坛？彼此砥砺增益，怎会如此寂寞呢？我也深感庆幸而畅快。先生冲淡简远，涵养充实而达到完美，洒洒然超出凡俗格调。熟悉吏事的委曲，是非分明，万物的真实情况无从逃逸；但靠卖弄奇巧、运用机巧来察探要害，并不是他内心所喜欢的。建立制度是为了成就教化，长孺重在安卧而治理，子贱整日弹琴而治理；这又何必有赫赫声名呢？离任之后仍会被人常常思念，我们的道路大概将会如此。先生请求退休未获准许，如今借报政之机离去，把行动作为将来的计划，虽然含蓄却深有用意，也确实决断了。如今君主和宰相搜求进用群贤，谋划文治，歌咏太平，本来不愿劳烦老成之人以筋力从事事务。安车蒲轮，连山林中的贤者尚且想迎接任用，何况在皇上清明光辉之下，参与检阅、充任筹划考量之臣呢？先生自然有他应处的地位。遥祝元老韩洪洞公寿序 士君子有大的共同之处，也一定有大的不同之处。外露轻佻浅薄，可以推测他内心所存；而扭转乾坤、扼制大海的重任，绝不是柔弱之人能够担当的。我洪洞韩公质庵，任谏官时，不故意标新立异以区别于众人，也不与人争执，但议论政事慷慨直率，先在心中筹划，再衡量事情，考察道理是否恰当，事物形势是否便利或乖戾，政令应当因袭还是改革。大概有些人不能说，只有他能独自说出；历任大藩，直到中丞、少宰、司马、司徒，胸襟宏大、深沉悠远，庄重简约而凝厚稳重，容貌宽和，谦抑自损，亲近贤者而礼下善人，用来询问远大的谋略，探求常道法度，默默地教化、暗中运行，消泯于无形之中，而天下暗暗受到他的恩赐。大概有些人不能实行，只有他能独自实行。当时，他与司马刘公东山、都宪张公介庵并称弘治年间的大君子。后来又与几位元老以及大小文武臣子伏在殿阁之下论奏政事，幸赖宗社神灵、皇上的仁厚圣明和著名德望，始终保全，悠然处在桑柘之乡。长子士聪停止州守之职来侍奉父亲，次子士奇、三子士贤，分别在部、郡及江南水陆任职，时常奔走前来让父亲得到颐养。公以天和之气逗弄孙子，与乡野老人结社为盟。明年乙亥年，我就七十五岁了。洪公离开莆田远达八千里，却像东西两家近邻一样问候馈赠、往来不断；心里思念，形迹追寻，竟不知白天已到正午，月夜已经降临。我进入公的梦中，梦见风雨空旷寥落；公也悬念着我，梦到我了吗？又不知道夷吾与鲍叔、白居易与元微之、司马光与范景仁，在当时是否也有这样的事情，还是并没有。莆田人善于写真，我想在短崖苍松之下画出我们二人的肖像，把壮年与衰老的感怀、彼此相似相合的情意寄托其中，留给两家的子孙，使两家世代保持深厚友好。公不要认为我迂腐，不知是否如此。公一生绝不蓄妾婢，自夫人去世后独居了三十年；到如今形神仍然坚健强壮，面色润泽而有光。这样保全的，固然是一个人的元气，也是士风世道的元气。老成的高德之士，是士人所倚赖的元气；观察国家的人问及其安危，就知道我国还有这样的人；世运的盛衰，也仿佛可以由他的身体来占验。公的长寿，以及我远道祝公长寿，难道只是按照寻常祝寿的礼数，拘拘限于往日朋友私情才这样说吗？公诞生的贤德之日，距离重阳采菊之日已有十七天；公餐食菊花，依图而行，固然是简朴饮食、诚实自守，也是为了我而醉。赠王石泉山东右辖序 我福建有幸由王石泉公总理按察事务；右辖一职本来足以扶植善良、抑制弱者，使贪浊者收敛、豪强者依仗饮食之风受到阻遏。任职还不到半年，公便奉命出任山东右辖。百姓纷纷议论，当道请求挽留；他们并非不知道公不能留下，却惶恐而又庆幸地把这一愿望上奏，希望最终仍能把公还给福建，这就是民心。公起初任御史，巡按湖南，湖南人称他为“真御史”，必定说是王公。后来治理广陵，广陵人安定而服从他的教化；历经两次升迁才总理湖广按察，又再次总理福建按察事务，人们反而认为他升得迟。公学问深厚、见识精审，才能足以振奋人心，久负的声望又足以镇服地方，正如锋利的斧头迎风挥动、骏马奔驰在熟路上；如今所见，正符合过去听闻的情况。公的职位本来适合在南方，却还未坐暖就被调往东方。天下最劳苦的职务，只有刑狱；如霜清冰寒，使人畏惧而不能亲爱，所以按察职称为“雄职”，其政务称“肃政”，掌刑者又称“秋伯”，这已经是对它的优厚推举了。方伯巡行宣抚的重任，却有安逸而少劳苦，布施恩德、调和政令，像阳春温暖万物；这种流布恩泽的优厚，比按察更适合藩司。公在东方的座席又将未坐暖，便要从中间调走。我曾私下考察风俗方面的议论，说齐地重经术，鲁地重学问，这是由于太公、周公的教化；但从齐鲁论治，以及孔子逐渐改变风俗来看，鲁国遗风尤其保存得多，周礼也仍保存在鲁地。孔子是大圣人，鲁国人；孟子是大贤人，邹国人。他们承继文王、武王、周公的道统，把教化流传给万世。邹鲁的重要，今天福建沿海尚且可以与之相比，何况真正身处其地的山东呢？王道先使百姓众多、生活富足，然后才施行教化。近来流寇蹂躏，百姓无论壮年还是幼小都横尸遍地，几乎没有活人，不能说已经人口繁庶。要经过十年生聚，减轻劳役使人口繁殖，究竟该用什么办法？青州的田地属上等以下，兖州的田地属中等以下，近来或许还有没有耕种的田地；大禹划定土地和赋税，兖州经过十三年才同其他地区相等，如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与其他州并列。用什么办法最终减省赋税，本来就不容易做到，何况施行教化，使这里完全恢复邹鲁风俗呢？这样看来，山东也不能说没有劳苦。得到贤人而长期任用他，这是山东的事；可是一旦刚刚收取突出人才，便把权柄交给内廷，而朝廷平日又常常缺少人才，像公这样的贤者，难道能只责求以岁月取得成效，来使山东的恩泽充沛吗？我不能替山东谋划，又哪里能替福建请求把公留下呢？

译赠龚蒲川湖藩左辖序 成化年间，我和李少卿范庵、储少宰殖庵、夏通政梅所，以及如今的大方伯龚蒲川公等十多人，同在留都官署，颇以此自负，认为属于一流人物。后来我们历任内外职务，都有事迹可称；唯独我落落无为，没有奇异成就，背负着惭愧。弘治壬戌年，天下各司到京师朝见，孝宗敬皇帝表彰治理成绩尤其显著的几位臣子，赐宴赐服以勉励在位官员。蒲川公就在这些人中，正应当有特别任用。蒲川公以大参之职因病请告，言官多次上疏，皇上同意起用他。到正德甲戌年，才以右辖之职起用，巡视并治理福建。当时藩司、按察司有许多君子，公与左辖胡竹亭公一样，孤高特立、清廉简朴；炉鞴锻炼福建，能有二公是多么幸运。过了几个月，蒲川公借行部之便经过我这里，我们叙说情怀，悲哽而又欢快；谁能料到露水将稀、星光将灭之时，上天竟让我们二人有这样的良好相会呢？第二天约定游览我的云庄，清晨却终于因事务紧急而受阻，公急忙返回；云气景物都显出失望的样子，我仍不时寄信询问游期，正等待着他。公转任湖南左辖，来信告别，竹亭公也来嘱我写赠诗赠文。我按情义不能赶去送行，今后再会也没有日期了。云庄之游，只是一场梦。公平素操守坚定，归任又特别早，重新同世人承担一份责任，那么这次出行便是从梦中醒来了。公任官将近四十年，说过去实在迟缓，如今又实在迅速，迟与速也都是梦；但得失增减并不爽失，事物终究会补偿失去东隅而收获桑榆的人，就是这样。虽是梦，却不是虚幻的梦。我们这一道统的推行，是我们这些人的一大愿望，哪里值得把一点心思拘泥在个人离合之间呢？或者说，这也都是暮年感慨罢了。晚年和人生末路，尤其是我们应当深切留意的地方，绝不能苟且。调和万事、适应时势，关键在于自处；怎样运转开合，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呢？留下行迹的人容易有过失，拥有声名的人又容易被人争逐。君子有器量，即使有了名声，也不如没有名声却显居重要职位和枢纽；终日疲惫，只独自承担众多托付，哪里比得上处在闲职散官中，对樵夫牧童谈话而自得呢？湖南巡行宣抚的事也不必说了，巡行宣抚的意义中最大的就是这样。没有智谋之名、没有勇武之功，却使天下暗中受到他的恩赐，如狄梁公、司马文正，献身社稷也可以；如吕正献、文潞公，主持军国大事也可以；如疏太博辞去官位而离开，如崔清献始终不入朝，也同样可以。公应当在这几种道路中筹划。程氏姓源序 宗族谱系到了周代记载最为详细，汉代以后有世谱、官谱、百家谱、氏族志、姓氏录。官职有世代承袭的贵胄，谱牒中也有世代相传的官职。著名大姓，渡过长江一带有王、谢、袁、萧，东南有朱、程、顾、陆，山东、关中有王、崔、卢、李、韦、柳、裴、薛。其他地方各自都有著名家族：开化有程氏，常山有江氏。程氏始祖是程伯，名周，是周宣王时人。后来程婴保存赵氏孤儿，受封为君；程黑跟随汉朝消灭秦朝，程普跟随汉军击破曹操，都封了侯。程元谭任新安太守。侯景之乱时，程灵洗起兵于乡里，保有州郡，封忠壮公。此后程富起兵乡里，平定六州，追封昭烈侯。程宗楚讨伐黄巢，战死，追赠司徒。他的儿子金紫勋，孙子御史大夫彦光，曾孙克柔，三代守德，兴起后捍卫饶州、衢州、信州一带。程澐镇守东密，程淘和他的儿子程旭捍卫开化，都在龙山享受祭祀，赐庙额“显佑”。传到他的侄子程杭、侄孙程淮和程沅，都居住在开化。因此程氏一族起于新安，传到饶、衢二州后最为兴盛。开化上湖的程氏，大概始于程淘。江氏出自玄仲，受封为江。后来居住在陈留，到江源才开始居住开化。程景房迁到桂岩，程基迁到番阳，程泰迁到常山。因此江氏一族起于陈留，传到饶、衢二州后也最为兴盛。常山双溪之间，大概始于程景房。程、江二姓世代仍有联姻。绍兴年间，程元初从程氏而来，后来依附江氏，便改从江姓。考察江氏族谱，称江彪没有儿子，从程氏选择元初收为儿子。后来江彪生了元鼎、元复，仍把元初作为儿子；那么元初大概就是李氏的存孝传说中那类人，即元初随母亲改嫁江彪，所以冒称江姓。又很像朱氏的范仲淹居于今世，已经七代而姓氏仍未恢复。唉，这也太晚了！元初以后，岁时祭祀和拜谒的，都是江氏祠堂、江氏坟墓，那么他就是江氏的祖先；程氏又算是哪一位祖先呢？从前狄青只是一个武人，尚且不依附梁公；程氏穿儒服戴儒冠，却又肩负武职，难道接连相继就没有像狄青那样功烈的人吗？有见识的人以崇韬去拜令公的墓为可耻，只因同姓尚且如此，何况姓氏不同呢？按照《春秋》的义理，程氏固然灭亡了江氏，同时也灭亡了自己。可是沿袭已经久远，人口又实在繁多，如果没有元代的大人物为他们作领袖，谁能使他们恢复本姓呢？我郡分教君程铤，依据义理倡导礼制，特意把族谱从程氏开始编写；他恢复本姓的意义重大，几乎同我过去考察程氏来源和进入开化的开端一样，因此我为程铤树立一面红旗，来指挥族人。唉！从水源木本来说，程氏才是祖先，江氏并不是祖先。世上没有没有祖先的人，恢复程姓的疏文，早晨准备好，晚上便让人知道，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同仲氏司宪兄绥商量校订，寻求真实谱牒；详细地把世系联系起来，于是程氏的世系已经被侵蚀的部分重新完整，我先前凭臆测的说法也可以得到避免。因此冒昧改作《程氏姓源》，并写下这篇序。

译赠丁继卿得代序 按照令甲，世代承袭的官职，只有武臣才如此。让武臣劳苦自身，以优厚待遇报答其子孙；要求他们宣扬国力、排除困难，也像他们的祖父、父亲在世时那样世代相承。这种优待，本来就是依赖他们。传承久了，却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意义，甚至说文事不值得学习，国家制度和百姓议论也不值得顾惜。唉！开国、平定靖难的功臣，难道也差不多要把旧有的一切丢尽了吗？总镇丁侯继卿，世代凭武功进身，任明威将军，镇守兴化。他习尚文雅，慎庵退居如儒生，介轩挺立而建立宏伟光大的功业。荐任都阃，使他按体统行事。侯承袭官职很年轻，却没有纨绔子弟的余习；才略谋划发扬茂盛，韬略多所讲求。面对仓猝之事能够整肃从容，公慎也与他相称。同类的人自认为不如我们这一流，其中有惭愧之处，被东山司马和台使知道，屡次征召、表彰、推荐他。兵部上奏，三次授予都阃之职，三十多年没有一天不承担掌兵重任。沿海五镇，权力等同副参、卫使等二官，虽然尊贵，仍如把弓收在弓房、箭藏在箭室，穿着戎服听从主帅命令。台下推举侯总领四镇，二十多年。南日建在中帮，是四帮仰望之地，隐然又成为一个大镇。朝廷选择并慎重地把它交给侯。侯第二次到任时，正逢连年饥荒，漳州、泉州盗贼接连兴起。侯使士卒吃饱，训练军队，修整战船，严密设置侦察哨，重申命令并派遣间谍，优厚地准备对付敌人。敌人一到便被擒获押走。主帅命令严厉整顿那些冗兵、悍校、醉后辱骂人和豪横掠夺者，再也没有人敢留下踪迹，所以武村和市镇安然无事，百姓只把安宁归功于侯。大家担心任期一到侯便要离去，离去后弊病又会复发。海乡父老谋划如何再次借用侯。侯听说后说：“我太辜负父老了，不能再做原来的我。我正想戴角巾、穿野服，借此在山野间游玩。”乡里的先生们原有的东西尚且让人厌倦，难道还能厚着脸皮再作大镇守吗？大家强求他，他仍不同意。于是通过我的姻亲长辈莫廷昭君，请求他向我求情。我说：“侯不会借给你们了。”河岸之间，赶车谋生、领取车钱的人，行驶在平坦如砥的广原上，每天奔驰数十舍，车夫对此很安适。秋水按时上涨，河流决口，几乎像陡坡连接着断裂泥泞的道路，车便不能奔驰。不能奔驰，就不能白白收取车钱。事物变化本来有平坦变险阻、容易变困难的时候。君子随着道的消长而变化，能聪明时聪明，能愚钝时愚钝，能勇敢时勇敢，能退怯时退怯。徐邈被人认为通达，又被人认为耿介；他本来开始时是相同，最终却变成不同了吗？父老说：“侯不会永远借给我们了。”于是向我求文责备他。我写成这篇文字送给侯。榕城别言 府尹治理京畿以内的百姓，这是古代三辅的职务。近来杨月湖公首先任职，李仕脩公接任；李公尚未到任，便由竹亭公代任。三位君子一时都有道德声望。竹亭公修养自身、磨炼操行，内在完美而外表含晦；从曹郎起任，历任大郡、大藩，都有劳绩。到这次奉命任府尹，人人都说：“声誉先于事实，事实也已经相称，应该把这个职位交给他了。”过了几天，公来信说：“庄子说，我收束四方人的志向，成为一条山谷中的云，力量也有达不到的时候。顺天府人口稠密、事物杂乱，教化事物已经很久；要像梳头篦虱一样清理淘汰，使它恢复正道，实在困难。况且形势因地理而不同：地方遥远，权力专一；权力专一，志向便能实行，所以我在远处时可以这样做。地方近，权力分散；权力分散，行动便常受牵制，不能按自己的本意行事。我为什么要自取一过呢？投鼠还要顾忌器物，熏狐狸还要顾忌城墙，其中有些事不能不顾。替鸡谋划豆子，狸猫却伏在那里把它掩盖；替羊谋划青草，狼却放肆地扑来撕咬，有些事情就是无法控制。割除荆棘、烧掉蔓草，又唯恐伤害蕙兰林木，有些地方不能不有所选择。采取刚强态度便会树敌，只是更快招来悔恨；采取柔弱态度便会随从，犹豫附和，委靡松弛而不能振作，耻辱反而更大。我究竟该怎样折中呢？”我回信说：“这就是所谓循良之公，公是继承月湖公的人。月湖公镇守地方，崇尚雅正，排斥浮华，确实有古人的意味。树立奇功、运用明察，对于公有什么可疑的呢？我曾观察过医生：补益元气，不急于以年月求取功效；如果只用攻伐、熨治而求速效，便知道这种医生没有可取之处。周人在东郊治理，经过三十六年风俗才开始改变；谨慎开端的是周公，调和中间的是君陈，完成结局的是毕公。政令虽不同，用心却相同。顺应旧俗而改革，哪里有固定的界限呢？所以说：“三位后王同心协力，共同达到正道。”继承月湖公的政绩，难道只在拘拘守住已有成效、唯恐失去之间吗？孔夫子论政以宽厚为本，却又赞许以严猛整治政事；朱子也主张采用严厉之说。刚柔相济，大概就是这样吧？”请公自己思量。有子孙，是人的大政；洁身自守，是人的大节。造物对人没有亏欠，而我们这些人屈居已久了。我冒昧替公谋划。藩伯姚东泉公、陈蓉湖公、郑岩山公高兴地说：“这可以作为赠言。”

译赠王石泉大防湖藩序 翼城王石泉公，在进士中年纪特别小。等候朝见时，他在众人喧闹中退居一旁，安静地坐着。我当时在刑部任属官，私下惊异说：“竟有这样慎重的人。”后来他起任福建按察副使，来访我的云庄。中间相隔、离别，已经三十多年。公的鬓发苍白而短，德性器度更加浑厚成熟。冠服、仪仗、侍卫，都还是几十年前的旧物。他登阶入席，除了起居礼节外，不再说别的话；茶喝完便请求退下。我私下惊异说：“竟有这样朴实简约的人。”公在衙署，除非接受祭肉、剩余食物，平时只吃蔬菜豆类。他巡视下属，连崖岸棱角也都化解了；但区别界限毫不紊乱，使人心中刚有一点想走邪路的苗头便消失。言辞一降，内心便惭愧屈服。我又私下惊异说：“竟有这样廉洁长久的人。”我过去同宿、且名列士人中的李士脩公、黄公公献，我猜想他们评议人物品流的长短、补正取舍时，大概也许会把王公列在他们之上。一天，龚蒲川讲到王公，说他在诸生时期就受到沈思古特别赏识，认为是吴下奇士。留在司中审理狱讼时，他手中的书卷片刻不离。有位博学广闻、以此著名的员外郎，因病请归奉养老母。后来又上疏请求终身奉养，交还政权；在家居住二十多年。逆党被诛后，按惯例以清流身份起用。他不结交权贵，不顺从世俗，同期迅速显达的人全都逝去，竟没有人知道他。然而他却长期被耽搁，内在充实，外表含晦而近于湮没。在群士飞扬竞逐的时候，读书人如今还有这样的吗？乙亥年，公才开始转任湖南大防。寅寀渐渐得到宣泄，那些不平之气和屡次任用仍不满足的情形，都把湖南作为王公施展之地。公仍然安然自若。我于是想在古人中寻找王公，问他是否就是所谓有道之士：当初公称病辞职，难道是像包孝肃因父母年老而侍养的本心吗？后来交还政权，难道是像北宫子终身穿粗布衣吗？接着被起用，难道是像越石父破旧帽子、反穿皮衣背柴吗？后来又长期滞留，难道是像太史公留滞周南吗？为了亲人而亲自承担到底，却免不了受人役使，是因为形势所迫；不被理解而始终不后悔，是命运和义理。若要求公迎合世俗，公不及他人，差得太远；若要求公办成事务，也还和常人一样。公若在朝廷从容任事，成为后来进用者的表率，辅助雅正而使浮华贪求者惭愧，激发感动、加以防范、掌握制约扶助的机会，那么前后就会有不同。总按察周公公仪，和同僚三位公卿，让我承担撰写序文的任务。我冒昧写下显扬幽隐的议论，使人知道治理方面还有声闻。我私下感到失去了一位士人，从自我发迹而初怀箕颖之志，到如今归隐之意满怀，难道就不把这件小事放在心上吗？” 荣寿图诗序 国家尊崇右文风教，优待杰出的臣工；内官七品以上，任职三年，起初议定其父亲或母亲可以得到封赠，以表彰年资和劳绩，在天下敦厚孝道。户部主事龙坡黄伯望君，依据这一制度封赠尊府廷立先生，像他的官职一样封赠其母为安人，士大夫们作《荣寿图》和诗来祝寿。而我林俊实在是滥竽充数，勉强居于首简。只是子女爱父母，希望父母显贵长寿，也就像父母爱子女，希望子女有才而且贤能一样。这样的本性最为真诚，这样的感情最为深切。然而才智贤能可以由自己尽力取得，荣华寿考却无法由人强求而自行到来。所以《洪范》所列五福没有说到富贵，孟子在《书》中只写了一种快乐，解释的人说这是系于上天；事物本来就有造化也不能使之完全相同的地方。先生年满七十，太安人七十又三岁，冠服和翟衣交相辉映，椿与萱一同长寿，这已经又荣又寿了。不能由人招致的，竟然可以招致；不能相等的，反而能够相等，又是凭什么从上天得到这样的福分呢？先生早年接受尊府广元教谕公的庭训，把世代儒业传授给主事君。教谕作为父亲，主事作为儿子，他们的著述向来没有忧患；乡里谦让，林泉中养成深沉含晦之德，盛美华丽的事物也向来不萦绕于心。诗书的恩泽流传，孝友和睦家庭；安人和顺美善，年长安宁，闺门安详严肃；他们一举一动，也一向没有可惭愧之处。这样看来，从上天得到的福分应当更加奇异了。水经过澄清会更加清澈，树木经过培植会更加茂盛；若说人不是这样，像我林俊这样愚钝的人也不相信。先生已进入晚年清静平顺的境界，夫妻相敬如宾并承受恩宠；主事君凝重端庄地任职做官，树立有风骨的操守。若继续尽力自修，以迎接上天接连赐予的福命，实在也是深深表达帮助和爱护之意。身体是枝叶，虽然自身并不重要，却也关系到父母；轻视自身而能尊重父母，这种事大概还没有听说过。因此守持自身怎能不到极致，求学的人怎能不坚定，任事的人怎能不谨慎勤勉？自身受尊重，德行就尊贵；德行尊贵，事业就长久；事业长久，名声就显扬；父母的心因此快乐，心中快乐便能招致长寿，积累长久还可以累积荣誉。从上天得到的福分，当然又应当更加奇异了。我姑且为此作序，阐发这件事情的开端，使后来更加长寿、更加荣显有所凭借。

译黄鹤楼赠别诗序 黄鹤楼名闻天下。山势绵延数百里，趋向鄂城，距离大江，名叫黄鹤山。山势尽头，有一块高高突起、孔窍深邃的石头，楼就建在石头上。高大的栋梁峥嵘耸立，层层屋脊飞舞，雄伟地成为湖南的一大奇观，岳阳楼、滕王阁也比不上它。我曾评论这座楼具有君子的道：高耸屹立在天南，向下俯瞰八方，俯视岷山、峨眉山，倚靠星河，却不知道自己多么高；容纳洞庭湖，吞吐云梦泽，却不知道自己多么广大。洪涛不能使它惊动，疾风不能使它倾倒；寒暑时令，随时运同行；阴云惨淡或阳光舒展，忧愁欢乐都具有同样的气度；喧闹中能够安静，独立而不狭隘，这就是它的大概情状。登上这座楼的人，难道也会一无所取吗？有这样的山河，有这样的楼，却没有这样的人，它难道不会孤独吗？登楼的人，难道能够不辜负它吗？进士金沙冯时济君，朴实正直而深沉含晦，好学好问，善于记述古今之事，是一位颓然自守的儒者。他奉使前往岐藩，取道经过武昌，宪副沈思古先生和诸位君子在黄鹤楼设宴为他饯行，绘图赋诗以作别。我为此序述黄鹤楼的胜景，以及登楼的意义，如此而已。君子当然会取法这座楼吗？楼当然不会孤独吗？君子当然能够不辜负它吗？将来杰出的士大夫照耀乡里、振耀古今，就像这座楼在湖南独擅声名一样；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那个人一定就是君子。如果说登高眺望远方，端酒迎风，寄身于烟霞之间，亲近鱼鸟，从中享受这种快乐，那大概不是诸位君子的本意，也不是用来赠给君子的意义。少宰何燕泉公赠篇 万物禀赋不齐，是由于气。早年聪慧的人，往往缺少远大成就的时机；晚年显达的人，又独自缺少早年得志的快乐。德行优厚的人，才性或许受局限；资质敦厚的人，文采或许较少。气禀所凝聚的，便有这样的差异。燕泉何公，上代曾两次凭《易》学考取进士，树立了英俊的声誉。到了何公，才气清新、颖悟奇异。韩愈说南方群山只有衡山为宗主，而郴州正处在中州清美灵秀之气的中心，竟然归于老氏一流；我常认为这话轻率妄说。何公有所心得，恰好继承家学，又在李文正公门下成就学业。他怒气生发迅疾，可以说是聪慧；年少未冠便考取乡试第一名，又登进士第，可以说是际遇早达。早年内里丰厚而外表质朴，退然像没有才能；但处理盘根错节的事务，却能迎刃而解，宽裕自如而有余力。做官后没有忘记学问，努力学习，防止博杂而把握纲领，评论古人；高妙的文章、宏大的谋略，和作者相互抗衡，他在司马曹任职实在无愧。劳绩和声望积累日久，才开始主持大政、镇守山藩，继而任长卿太仆。君子认为他滞留太久，后来任副都宪，巡抚滇南，君子认为这才完全符合方伯之任。当时群奸掌握政权，私门深谷般的贪欲超过平常供给，百姓动荡不安，不能平静。公说：“这是养成它太过分了，我要割除清除它。”计策授予以后功业告成，君子称赞他有智慧又有勇气。东方夷族相互引类结群，侵犯我朝王法。新天子改元嘉靖，提拔任用正直之人，升公为南京少司马；正等待接替之人时，又召入朝中任少宰。本来统领军队是公所熟悉的职责，而铨选考核官员的重任，又非公不可。当时白岩乔公、石潭汪公和何公，都是三铨中最受期望的人，共同辅成新政，群臣的心都寄托在他们身上。治国之道在于风俗，风俗取决于人才。上面的官吏清廉，下面的风气就清正；树立表率、激发人心，尤其要有人掌握这个关键：提拔真实，斥退虚伪，以公正作为衡量的根本；即使乘柴车、吃粗食，也要以朴素节俭为教化。端正自身以率领万物，本来就是节省费用、爱护人民的根本；同时还要敦厚宏大，这是王化显著推行的大关节、大纲领。五曹训导整饬百官，从而在上辅佐皇帝的治国大业，这不是小事。滇南距离福建万里，藩司、按察司正陈列诸位君子，请专人带来书信嘱托我写话，意思仿佛另有托付。我拜谢公的屈意，不揣量自己的浅陋，作此忠告，为这些人张弛调节，也借此自我考察。大礼奏议序 嘉靖年间的整顿改革，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竟能达到如此盛大。正当大老石斋公服丧期满、解除职权之时，先皇帝特意派使者强行起用他。禫祭结束后又敦促逼迫他入朝，他不混同流俗、不经营交游，也不草拟南巡的制诰诏敕；争论国玺之事又不肯随从，已经显露出他的独立不群。有一天，他辅佐真主运转天下，使太平之治得以施行；深远的谋略和秘密的筹划如阳春播撒万物，使万象改观。太阳升起照彻幽隐之后，才知道老成之士谋划国事，含晦而后彰明天地祖宗，原来早有等待他的意义。关于尊号的议论，前后上疏数十次，义理正大，言辞严厉。皇上不得不烦劳圣明，以委婉曲折的方式反复晓谕，如同家人父子，却始终没有仓促改变决定。当时共同办事的人，德行相当、心志协同。直到封还内降，决定皇帝诏令是否执行，并以此决定自己的去留，臣下正直、君主仁厚，达到了当时的极致。议论濮王之礼的温公、蜀公、王氏、吕氏诸位君子，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惭愧的言辞。魏公六一即使已死于地下，也还会留下惭愧。公亲身承担举国怨恨，以全家族去博取中兴，真是古代的社稷之臣。譬如举起百钧重鼎，耗尽力气两次折断膝骨，才知道举起千钧重物有多么艰难；又如百斛之船，竭尽容量两次陷入水中，才知道万斛大船在长风骇浪中航行，不是轻舟在平静水流中所能相比。公有挚旦那样的功烈，却不居无上功名；面对高阶显爵，恳切辞让，仿佛受到污辱，这叫劳苦而谦让，最终能有善终。我林俊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只愿祝愿公最终辅佐圣天子，圣天子最终任用公，公最终任用天下贤人；内外顺从正道，天地涵养太和，以造福百姓，为皇明占卜万世之基。我这篇文章，已经足够充作一席赠言了。

译金田王氏族谱序 留台右辖王金溪公的宗族出自抚州；金溪一支到了安成的金田最为兴盛，又传了二十一世才到公，仍号称金溪，是为了寄托不忘本源之意。万物同出一气，只是各有开始。群山错杂，而都以昆仑山为根本；叶令王氏的发源处，就是金溪一支的昆仑山。吉守德载翁王载把家族迁来，便成为金田一支的昆仑山。其间山脉高低起伏、延续或断裂，成为山脊、冈阜、高陵和平陆的，不知有多少；直到公巍然如高山，成为雄镇而为众人瞻仰。大概世代相承，靠的是形迹；之所以能够相承，靠的是心。世代传承贵在有人，传承在人；人之所以贵在传承，又在于传承其心。这样，道便有足以凭恃之处；气机突然发动，丛山重叠也能发生变化。那些一向被当作平常的，譬如百鸟成群却没有凤凰，荆棘繁茂却有芝兰潜藏其中。王金田的族谱，由公的叔父翁国祯修订，父亲赠都宪翁光表又修订过，后来由公继续修成。它从众人那里取材，从人心那里取材，求取道义中独特崇尚的地方，求取气机突然发动、使平常发生变化的地方；这些事情，王氏子孙应当自己体会得到。离散而复合，遥远而变得亲近，族谱由首先倡导的人开端，又由首先响应的人相和；风气得到教化而整齐，这也是族谱所应记载的开端。子文治理楚国时，君子替他的后代谋划；光明远大、从他处也能发扬光彩，可以预卜敬仲后代的收获。但世代贤能却没有能够成为父亲的人，一以贯之，难道不值得深思吗？公性情方正，刚劲之气使人折服，不能柔顺；他独立处在群邪之间，不肯自我混杂，几乎因此先行远离祸患，勇敢退隐山林已经很久。宁王朱宸濠叛乱时，公与他不共戴天，协助阳明公迅速将其擒获；王公的功绩安定了国家形势，平息了人心的动荡。圣天子当时居于潜邸，早已熟知公，义理上也与公相应；上天承继次序，使公一年之内四次转任官职，仍仿佛不足以报答功劳，来满足众人的心愿。人们这样议论公，公也确实在努力发扬王氏的道统。详细情况见公所作的序。辞谢录序 真正的君子必定有足以坚定其志向、使其浩大其气概的东西，等待时机来发挥光明俊伟的功业。大明承受天命，群阴退伏，这不是小事。大老石斋杨公，起初是奇异的童子，早年便得到知遇；到了如今成为师垣，却谦退吝惜，仿佛怯弱。我不知道他的勇气，正因为他的含晦如此深。正德年间，壬寅之变的邪说煽动四方，公不徇私，与我一同出任贰司；后来调到留部和春宫，这些旧日德望所在的职位大概并不是他的归宿。不到几个月，先皇帝想到他，晋升为司徒；又想到他，召入内阁；公辞谢说不可，年老了请求退居，也不允许；殿学孤卿推荐，给予特别恩典，公仍辞谢不受；回乡探望少师父亲，也不允许；服丧期间皇帝仍存慰问之意，殷勤召用，丧制未终，使者已经接连在路上催促他回来。人们说：“公为什么还要起用？”皇帝巡幸时，公争论而不肯草拟诏制，带着空白的敕书、符节、玉玺出行，强迫他也不肯；公的危险也达到极点。后来忠诚感动人心，终于有人体谅他的内心，强行委以重任，使他完成承受遗命、参与定策的功劳。骄横的健将和士兵、积久的元凶宿蠹，在夷灭、诛杀、收敛平息之间声色俱消，这正是鼎革之际。狄梁公之于唐，司马公之于宋，都是希望恢复祖宗旧制；他们功高而不居，且竭力辞去世袭封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公没有南迁、离去、怀怨之类的任职安排，这些都不是对公的正确安排；即使南行，也应当入朝；即使离去，也应当迅速寻求进用；即使心有不平，也应当在道义上提出要求。筹划充裕而谋求善终，广泛救济艰难之事，公没有一点余力不尽出。君子无论处于治世还是乱世，都应像凤凰潜藏或升腾一样；贞正与利达，正是龙之所以亨通的道路，顺应时势消长罢了。公前后上疏五十多篇，我私下观察其中危急而又微妙的关键；如今的天子圣明，远方幽隐之处都被宣扬照见，直言危论、高亢志向，实在是百世难遇的时机。我将以公来征验天下士人，并集合众人的思考、扩大成效；这样的愿望寄托于公，公不要推辞。公是戊戌年进士，前辈称赞这一科榜中得人，一个公便足够了。我因此写下这篇序。竟陵孙氏族谱序 族谱是追溯本源的书。两仪开始于太极，万物开始于两仪；万物分辨类别，祖先便是人的开始。开始时族人聚集而区别姓氏，区别到后来纷繁得无法辨认，族谱就是用来追溯本源的。把眼光放在尺幅纸张之间，尊卑长幼、亲疏远近都在其中，难道只是供人观看而已吗？自从冠履更换位置、旧有事物改变面貌以来，高贵显赫的望族中，卖蜡烛、卖楸木的人不知有多少，所以族谱大概还会有保存下来的吗？大司徒安陆孙九峰公的族谱，我有幸得以完整阅览。孙氏是卫康叔之后，不过是卫武公的孙辈曾孙辈，世代任卫国上卿，姓氏由此开始。由庐州到常州、沔州、郢中，成为今天安陆一族的开端。由孙兴二到孙重、孙铭、孙虎、孙毅、孙盛、孙忠，成为世代传承的开端。往上追溯到公，孙忠是父亲，孙盛是祖父，再往上是曾祖、高祖。我太祖龙兴淮甸时，孙铭的六个兄弟从采石迎接太祖，平定太平，进入建康；死于忠义的有一半，立功的有一半。孙铭为千户侯孙淮达，孙注为百户侯，镇守安陆一卫，诸人聚集在这里。这些都出自圣谕。后来修饰楼橹、整治官署，恢复安陆旧日景观；孙淮调往巩昌，孙达调往忠州，到死时都归葬安陆，活着虽分离，死后又合葬，誓约本来就是如此坚定。后来孙虎把世袭官职让给弟弟孙信，孙信以诚实自守，占籍民册；安陆孝友的行为，孙氏世代承继。后来孙信镇守西安，而大宗之后，从公到祖、到父，都追赠资政大夫、南京吏部尚书；孙信的儿子孙元任御史，又任编修，红色官服与紫色官服相继重叠，三房世代承袭的官职，没有比这更显赫的了。让官职给弟弟，是一种德行；谦让的君子能够有善终，这确实如此。世间常说凤凰麒麟没有固定种类；在贞元之会中积聚精华、发生祥瑞，从飞禽走兽中出现同类的贤者，正是这种情形。公德行纯厚、谋略深远，孤忠而正色；从上宰之位入任司徒，归隐九峰，受到如今圣天子在潜邸时的知遇；起用老成宿望，再次任司徒，以辅成新政。为国承担怨恨，必定要堵塞谋利的孔道，清理谋利的源头，恢复国用民力由虚耗转为富足的旧日状态；国家命运和百姓命运，他一身承担而毫不犹疑，功业得到朝廷承认，声望闻于内外。如今公就是凤凰麒麟，编修君也如凤凰雏鸟、麒麟之子；同类中孙上卿开始兴盛，千兵兄弟再次兴盛，直到公这一代兄弟父子而达到极盛。只是环转往复、增减消长的时候，或许也有不能长久的，难道孙氏不思考吗？《春秋》以草木的生长凋落计算岁时，以松柏千年计算长久；金石以天地为春秋。公的资质像金石，且能引导同类；小则成为松柏，大则成为金石，这可为孙氏的兴盛作预兆。公与我同名同志；因为他的字，后学尊敬他而不直呼其名，称为九峰翁。某公五十年来道义深厚，我为孙氏叙述这篇族谱，也就是为林氏叙述。《见素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见素集》卷八 明代林俊撰 记 九牧铺记 国子监丞林大猷，字子道，经过九牧铺时有所感触，便请同乡镇远知府周瑛、梁石书写，请建宁知府上海人刘璵、廷贵通判余姚人龚球、天球刻碑，又命族人、云南按察副使林俊写记，说：“郑氏有乡，荀氏有里，九牧铺这个名称，难道说的是林氏以外的谁吗？”见素子。弘治戊申九月十五日。

译墨竹记 这卷墨竹，是故太常寺卿昆阳夏仲昭公所作的《水石竹所》。烟霭中的竹子，表现的是时令；修长清瘦的竹子，表现的是姿容；高耸挺拔、节操刚劲的竹子，表现的是操守；竹子幼小时挺直，老了也不倒伏，这是竹子由始至终的特点；竹子成群而各不相同，刚直而有节制，这是竹子的体与用。君子居处适当的环境，处在适当的时代，端正自己的仪容，坚定自己的操守，使始终保持完善，并全面实行其体用，也像竹子一样。因此人们多种竹来自我比拟。有人因为专心于绘画，但形象越容易画，经营位置、安排布局反而越难精工。唐代萧悦画的竹子已经不可见了，白居易称赞他的画达到了神妙境界。宋代文与可笔势遒劲，枝干叶片疏朗有理，残缺刻露而简约；直到今天观看，仍然精神飞动，宛如置身风烟月露之间。他说：“画竹一定要先在胸中形成完整的竹子形象，这样也就接近入圣之境了。”当时苏文忠公苏轼、他的儿子苏迈都善于画竹。苏轼在徐州时，画竹更加进步，文与可赞许他，说：“墨竹一派，近来就在彭城。”我宣宗朝的中书舍人王孟端也善于画竹，他的方法以文与可为宗而稍有变化。夏仲昭公的竹画与文与可并不相同，但也达到了精妙境界，所以名声同样很盛。我曾说过：“文与可画竹得到了竹子的神，夏仲昭公画竹得到了竹子的韵。” 如果让他们处在同一个时代，彭城画竹一派就不必再说了。侍御吴宪之把这卷画给我看，我阅览之后，便写下这样一篇记，概略记述其中的情况。吴宪之清雅而有文学，名家收藏的画也很多，尤其珍爱收藏这卷画，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志趣。倦还堂记 同僚王先生，号一斋，居家赋闲时怀念旧居狭窄低洼，便在城南买地，筑屋来遮蔽寒暑，作为栖息之所。屋后是圭峰，屋前汇合河潭社溪两水，东涧环绕左边，土山直立右边；土地平坦开阔，花竹清幽，野趣盎然，灌木美石错落其间，仿佛用麻布包裹、羊群蹲伏，另成一个尘世之外的境界。旁边有园，可以种枣种桑；田里可以种高粱；池中可以种菱、芡和荷花；养鱼一年便可收获满池，即使只用一尺长的钓竿也能钓到鱼。居处的美好，在这里最为突出。他后来任官，从未有一刻把这个念头放下。今年夏天，他因疾病上疏朝廷，请求退休离去；抚巡等官下来劝他勉强留任，但他不肯。俊说：“这正是我们这种人的始终之道，不要勉强自己去做。”一斋感谢我把他当作知己，于是把堂名题为“倦还”，这是记载事实。过去陶靖节任彭泽令时弃官归栗里，作《归去来》辞说：“鸟儿飞倦了便知道回来。”大概是用来比喻自己。一斋只是取用了这个意思。鸿雁高飞远举，射鸟的人哪里会羡慕它？大鹏乘风而下，也不会在意斥鷃的讥笑。鸟难道会不知道选择归宿吗？一会儿飞翔，一会儿盘旋，天色昏暗将近黄昏，天空之路不再值得留恋，旧日的栖息处忽然就在眼前；鸟儿难道不是因为眷恋旧巢而不顾力量吗？有力气就飞，疲倦了就知道回来。这就是鸟的真实本性，也不过是顺从鸟的天性罢了。如果离开旧处是真性情，逞强勉励是本性，那么折断翅膀、落入罗网，行动起来也终究不能幸免。鸟也确实懂得审察时机吗？飞翔是行动，回来是停止，懂得判断是智慧，疲倦是时机。行动不利时便不再勉强飞行，停下来也不糊涂，任凭自己的智慧而不违背时机。鸟从这里得到了我们人的道理。人的道理，不过是适意而行，适意而止罢了。人生百年如同缝隙中奔驰的骏马，一生如寄居旅舍；眼前飘过的浮华荣辱，在我们身心之中实在算得了什么？只是你们忙忙碌碌，临近老死还不稍停，难道还不如鸟吗？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停止就不会危险；出处进退、立身处世这样的大节，难道可以不深思熟虑、预先谋划吗？陶靖节和一斋，难道可以说是并无愧色吗？有人说：陶靖节以督邮来访为耻，不肯屈腰，立即驾车返回；一斋志向已经实现，道路也很通达，却突然勇于退隐。陶靖节所处的情势容易，而一斋所处的情势困难；陶靖节家中没有储粮，甚至借粮度日却仍然自得；一斋有先人留下的田产，每年足以供给生活。陶靖节所处的情势困难，而一斋所处的情势容易。这又像惠之对待鲁男子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一斋廉洁而有实际操守，记载古今之事十分丰富；诗学习陶渊明，文章有韩愈的风格和法度，胸怀义气。他曾任冬官主事，上疏论救大臣；降职任思南推官；凭借士人声望被推荐授为南京都察经历；又升任湖广提学佥事，世代居住在仙人。

译《十德堂记》。把十一位公合画为一幅图。中间身穿紫袍、手执笏板站立的，是睦州刺史林披。左下方身穿绯袍、手执笏板、仿佛正在同人说话的，是端州刺史林苇。左边身穿紫袍、手执笏板、仿佛正在倾听的，是江陵府使林藻。右后方身穿绯袍、手执笏板、仿佛正在向前行走的，是横州刺史林著。左边身穿紫袍、【原文“□”疑为脱字】执笏、仿佛平立的，是韶州刺史林荐。右边身穿紫袍、手执笏板、仿佛站在台阶前的，是通州刺史林晔。左边身穿绯袍、横执笏板、独自站在下面的，是邵州刺史林蕴。右边身穿绯袍、横执笏板、走在桥左边的，是循州刺史林防。左边身穿绯袍、横执笏板、隐在松树之间的，是同州刺史林迈。右边身穿绯袍、横执笏板、走在桥间的，是福唐刺史林蔇和福唐尉林攒；二人都戴乌纱帽，穿乌布靴，系大带。尉以上官员的带尾，都饰有镂金双环。服饰朴素古雅，衣裳宽博，袖口宽大；腰部加倍齐整横缉，没有褶裥，也没有收杀的缝合领口，直接用来束颈；没有中单、方领和靴布，纹样像袜子重叠而又有所不同。唐代制度规定：上州刺史为从三品，中州、下州刺史为正四品，县尉为从九品。三品穿毳冕，七旒五章，系紫绶；四品穿絺冕，六旒三章，系青绶；穿朱袜、赤舄。办理公务时穿朱衣素裳，系革带、佩双佩，穿白袜乌皮履。九品官穿青衣、纁裳，系革带。办理公务时，三品穿紫服，金玉带銙十三枚；四品穿绯服，金带銙十一枚；九品穿浅青服，鍮石带銙八枚。图中的服饰与这些制度不相同，想来或许画的是常服吧？此图原为江陵后裔孙训导林嵒公所收藏，笔力神采雄健，但绢帛已经剥落得没有一处完整。总之，这是数百年的旧物，其他方面也不必深究。过去的座次被画成图，林俊作序并加以说明；这是绘图记录九位州牧盛事的作品。图中睦州刺史是本族所出。图中福唐尉是贤者。贤父子可以画在一起，贤兄弟可以画在一起，贤叔侄也可以画在一起。江陵是闽地破荒进士林世科的开始；邵州刺史及福唐尉以忠孝闻名，是林氏世业的开始。因此共有十一位公，以“十德”为名，仍沿用我们林氏旧有的名目。赵丞相名皋，九个儿子都贤能，当时称为“九德之父”“十德之门”，这是林氏兴盛的开始。仍沿用旧名，互相参见。并且说：“十德”虽然包括九位州牧的父子、叔侄，人数超过了十人，也不妨碍称为十德；正如希望后世贤能子孙人数超过九人，也不妨碍称为九牧。这样多人同时贤能而显达，难道还有像这样的吗？真容画像能够保存千百年而像这样的吗？借用旧名而附会新意，合在一幅图中，难道还能有不愧于此的吗？林氏宗堂本来就应当有这些内容，这实在也是深切的劝勉。父亲要说：不要辜负这一切。父子要说：不要辜负这一切。子弟、兄弟、叔侄都要说：不要辜负这一切。兄弟叔侄承继德行、效法贤者、使美德相继，是这幅图的最大用意。唉！林氏自少师得姓以来，直到林丞相时大为兴盛；睦州一支再次兴盛，后裔因而兴盛，这样的盛况也已经多次出现了。一门之中，若有人不能做到这些，难道还可以不加以责备吗？唉！能够承继先德而达到今天的盛况，也只是我们林氏的福庆。弘治己未七月望日，邵州二十二世孙林俊恭敬作记。《湖湘二友记》。西湖处士是罗浮人，起初做吴地城门的守卒。他风骨峻拔端正，不习惯诡诈逢迎，名声隐约在江湖间流传。有个好儿子叫殷，高宗任命他为台铉之臣；他不受易牙一类人的喜爱，也不被媒蘖之人接纳。他的朋友淇生名澳，身材高长，玉立挺拔，具有奇异的节操。毛公屡次提拔他，让他以中书身份侍奉皇帝左右，后来又任命他辅佐楚子，主管刑曹，颇为任事负责。淇生厌恶这些事情，离开它来到潇湘。屈原不能识察他。处士说：“这是君子。”便称他为“此君”，二人一同进入荒烟野水、寂寥空旷的地方，学习辟谷。金谷生喜爱魏君、黄姚君、紫李、白【原文“以隂”疑有脱误】并暗中厚待他们。二友想投靠他们，窥见庭院，发现荆生没有治理。二友说：“可以离开了。”于是拂衣而去，劳顿奔波于道路之间，当时天气寒冷，大雨夹雪。处士冷得皮肤起栗，此君饿得肠胃屡屡空虚，却仍然坚持正直。先前已经位居伯华之上，享受小五大夫的肉食。叔夜、子猷、东坡、山谷四人都很看重他们。四人死后，二友落寞无知己。夜里梦见槐安，梦中有话说：“不是柳，也不是杨，在两木之间，你们应当归去。”醒来后高兴地说：“我们莫非要归于林氏吗？”恰好遇到主人，主人把他们一同载回去，三次作揖，恭敬地迎入。主人为二友准备了徐生榻、穆生醴、范生鸡黍，宰割肥肉、击取鲜鱼，供张十分丰盛。二友说：“不必让我们成为灌夫的随从。”从此他们深深隐藏自己，英俊的气标和超逸的风韵也只是偶尔显露。主人见他们后殷勤伺候，后悔相见太晚，对他们在东南方向的照料从不懈怠。风清月淡时，主人请处士笑着歌唱《召南》《卫风》的篇章。此君发出金玉般的声音应和，彼此之间连形迹和你我之分都忘却了。曾经试用孙武的遁法，主人夜里回来竟什么也没有看见。当时暗香满室，东墙下传来淅淅的声音。主人拿灯照看，说：“在这里，在这里。”又问是什么法术，回答说：“我能在葛陂化龙遨游，肌肤化为冰，骨骼化为玉，精神如美人吹奏律管，使寒谷都变成春天；不过也不知道是否真能做到。”又对主人说：“刚强而不折断，正直而不疏远，你超过我的法术，实在没有什么可问的了。”于是订立岁寒之盟，心意相通、气息相合，成为像金石一样坚固的朋友。见素子说：“这是贤者，为什么不去同他们交往呢？”主人坐着说话，却不回答。主人说：“这些人未必有多少风味。”又不回答。见素子快步走出来，叹息说：“这是命运啊！走着三径隐士的踪迹，却自行混同于终南山隐士的行迹，难怪君子抛弃他，而处士也疏远他了。” 主人字与慎，别号梅竹主人。见素子就是林俊，家住凤山，与林氏同族。弘治辛酉四月上旬记。

译《兴化府贡士题名记》。把贤能之士录入天府，后来有相国署名、慈恩寺题名以及登科记。国朝综合采用这些制度，在国子监树立题名碑，郡县以下也都听从办理。士人趋向善恶如何，人才增减如何，风俗是醇厚还是浇薄，在一个乡里观察天下，便容易看见其中的褒贬，也容易施行教化；这种影响难道可以轻视吗？莆郡学的旧碑把进士、贡士分为两碑，到现在贡士碑上的名额已经无法记载。博士彭君流谋共同筹划建立新碑，把意见告诉郡守，郡守说可以，部使者也说可以。别驾张君瑜于是独自承担采石、刻碑、立碑之事，便来请我作记。林俊认为，文运同气运一样有盛衰，天地之气自北向南。唐虞时代以北方为都，周代以中原为都；从那时起，文运渐渐在东南岭海一带衰薄，而莆地又处在更南方。汉代开始登记户籍，永嘉年间才开始登记儒籍，贞元年间才开始考取进士。后来贵族后裔繁盛，文献兴盛成风，渐渐可以与上国相提并论，海滨邹鲁之称并非虚妄。到了赵宋，文运达到极盛。考察其中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道统既然南传，宋朝也南渡，道统本来就是最先到达的事物。当时淮甸全遭兵火，文运自然不得不偏向南方。莆地属于瓯闽下郡，山川汇聚，灵秀之气在此集中。这里的人生来聪明，善于谋略；生来正直，敢于进谏；有强力的人，便任用他们施行恩惠；有牧守之才的人，便任用他们保持廉洁；有威武之才的人，便任用他们平定乱世、使天下归于正道。元宰辅佐枢密，肩负重任而出，南方道统的流派又特别汇聚在这里。倡导伊洛之学的是林艾轩，师法紫阳的是潘、陈诸君子；风行雷动，兴起的人非常多。天地钟灵之处既然如此奇异，开发教化的人又这样早，端正学术趋向的人又这样追溯本源，防止学术归宿偏失的人又这样诚恳至极，那么文运自然不得不在莆地独盛。如今莆地是否还比得上宋代的盛况，我却不知道。名声发于听闻，感受来自亲见，成就依靠修养，科举登第在天下无可比拟；士人的学习风气典雅也是如此。使英名传播四海，使品行纯粹、神明可鉴，使文章如奎璧般光辉，使节操如冰玉般凛然。继承先烈，继续传扬声名，若能以此为鉴而善于观察，那么距离宋代盛况本来就不远了。题名记始于弘治己酉，到现在共九科二百三十九人，碑的左边空出位置，留待后人继续刻写。唉，风俗的力量实在太大了！扶助一百个人还不够，毁坏它一个人却有余。考察姓名、评论世道，乡里的人都共同承担荣辱；对于那些恶行，难道没有责任吗？正德丙子春二月吉日，凤山见素子林俊记。《自然亭记》。太常少卿孙君志同，先前任南京驾部主事，在城东角的柳湾居住。那里极其幽静开阔，园圃四周都是修竹。孙君在竹林中规划此处，使竹子的清凉浓荫向下覆盖，向上隔绝炎热；高大的竹枝排列在旁，像竹席一样，竹叶和枝干覆盖小径，使人可以通向中央。地方宽阔，超过一丈，可以坐十多人。大概只是一个园丁用尽一天的力气，把它造成幽闭空旷的所在；天然情趣自然而成，没有瓦砾，也没有屋檐，不设栋梁柱子，本来没人知道这是亭子，但也没有什么妨碍。白天寂静，境地澄明，摊开书独自坐着；尘俗事务纷纷远去，微风徐徐吹来。挺立的竹子，是自然的体态；嘎然作响的竹声，是自然的声音；淡远的气韵，又是自然的风度，都可以亲自领会。金陵人以亭台楼榭互相夸耀，如果拿那些来看这里，这里似乎确实可笑；然而他们在粉黑丹碧、花卉图书、盘盏酒器、歌舞盛况中，不知不觉陷入世俗，又哪里知道这座亭子如此清脱简易、顺其自然呢？处在无事之境，任凭事物本性而不损害天然情态，也算是闲逸而简约了。以淡泊来彰显情趣，以简朴来观察繁华，那么盛丽还有什么值得看重的？凡是不自然的东西，都是我深深躲避、退让的对象。孙君固然把情怀寄托在亭子上，而游览孙君的人也能在亭子之外自得其趣；否则金陵园圃中的竹子本来应该不少，这座亭子就无从称道了，何况它实际上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亭子吗？我有幸与孙君以平民身份结交，后来一同在南京居住，每次来往都一起坐在亭上，过了很久才离开。虽然我不敢说自己追随武公的遗风，但也不算六逸那样的逸事。住了两年，我受命代理云南职务；孙君不久被推荐署理吏部。光阴转瞬即逝，十四年间聚散如同旅舍过客，这座亭子也像传舍一样，不知如今又落入谁人手中；而孙君也不知道是否平安无恙。想到从前的事情，惆怅之情油然而生。孙君性情缜密庄重，品德器量完整厚重；在诸生时期就已有贤能声名，如今已经成为众人仰望的人物。亭子的后续情况不可知，但他寄托在亭子中的情怀本来一直存在。追记从前的事迹，留待后人评论他的时代。弘治辛酉五月朔日，莆田见素子林俊记。

译《林氏重修先墓记》。我们林氏依据《江陵墓田跋》和《邵州续庆图》记载：自隋开皇年间起，居住在尊贤里北面的螺村，先祖墓地二十四坵都在那里。尚书续跋说，村北一里有七坵墓，都是丁向，是江陵上世七祖的居处；直到今天人们还能说出这些墓地，只是还不能分别是哪一位祖先。公路之上，如今积翠庵北面有九坵墓，排列成一行，都是丙向，是九牧的墓。澄渚是睦州的墓地。鸡啼坪乌齐院上方，是厉仙人传授穴位之处，安葬着瀛州、高平。瀛州是睦州的祖先，高平是瀛州的父亲，九牧是高平的儿子。端州、江陵、横州、韶州、通州、邵州、循州、雷州、福唐，便是九牧。澄渚有田地，由林氏和栖隐僧共同管理，以供修建林氏祠堂和祭祀墓地之用。世代久远，族人分散；北螺迁居澄渚，又迁往端州，即前埭；江陵一房居下井；邵州一房居材行、竹涧、井头；其他族人如蚂蚁迁徙、蜂群分散，散布在闽粤之间。世事沧桑变迁，田地逐渐被侵蚀，祠堂墓地也渐渐荒废。祭祀直到正统壬寅年遭遇战乱，墓地无法守护。林氏以九牧墓前的土地施给永福寺僧霞谷，建庵供其食用，又给田一百亩；后来霞谷的塔和他弟子的墓也夹在其中，这就是九牧墓的南面。侍郎公曾议论迁移墓地，不愿独自承担此事，便依据法令把寺院的劳役交给郡府，以帮助筹措迁葬费用，但侍郎公最终去世，墓地仍未迁移。最后，侄孙林轲遵从广公的意愿，和众人一起置办祭田，树立所立神位的碑，于是九牧墓前埭便有了祭田。弘治己未年，季琼考中进士；第二年，林俊起任佥都御史，属于材行房；又第二年，元甫任副都御史，属于井头房；再第二年，茂达塾富考中进士，任中书舍人，林载锦任锦衣卫经历，林钊任太仆寺丞，林堪也同时显达，属于前埭房。其他人领民、寄籍、应试，士人中有范捷等，竹涧、下井两房人才相继兴盛，人们说“十帖九通”，确实如此。左布政使华公仲贤，是我祖父教授公的高弟；都宪与我同年进士，我任刑部时又是同僚。他听说此事，惊异地说：“九牧是名臣，名声传遍天下；闽人考中进士，实在是从江陵开始；倡导忠义的，是邵州。墓地荒废而不修，主管官员难道没有责任吗？”于是援引诏令中的成例下达郡府。知府陈公效、同知谈公经都率领众人谨慎地遵行义举。饶郡通判渶不愿再给官府增加负担，便带领其房族出资三分之一，并选派林茂春、林嘉猷、林近豸主持工程。九座墓地像龟背一样平列高峙，宽一十六丈有余，是莆地仅有的规模。竹涧、下井两房又重新树立华表，并追究、纠正僧人迁葬的事情。林俊说：“我们林氏的衣冠仕宦事业没有中断，到这里也可以停止了。”僧人因此感动并更加惭愧，把他的塔降低了。墓地的围墙也在此时修建，遗骨安藏其中，墓地内部仍和从前一样，但外部形势已经焕然一新。材行、井头两房又修缮了瀛州、高平的墓地，家父主持其事。老翁与都宪又在这里分割祭田。这样，瀛州、高平、睦州、九牧、材行、井头诸墓，又都有了祭田。唉！相隔已知八百年，如今终于重新举祭了吗？修墓祭墓并不是古礼；小宗这样做，更没有充分根据。然而揣度人情、兴起义举，也不妨碍把它作为礼来实行。因此，既然诏令一再申明修葺墓地之恩，而从天子以下都不间断地祭墓，那么以今天推想古代，林氏先祖大概也有今日这样的心愿吧？这样，我们也就不能停止报答今天的恩德了。至于祖先神灵是否会像鸣吠之灵、青蛇白雀的祥异那样，使福祉聚集于今世并如同从前一样，我们无法知道；神灵助成文章，是否会使后世文运如同从前一样兴盛，我们也无法知道；祖先痛骂盗贼的忠愤，是否会使后代仍然产生舍身效忠的气节，我们也无法知道；祖孙父子兄弟中紫绯官服不虚置其位，是否会使后代得到神灵启迪、福佑，世代昌盛，我们也无法知道。神灵之道不可知，但人们也都应当尽到自己的努力。县丞轸准备刻印，渶命我详细记载此事，于是联缀成文。至于总祠的修建、祭田的恢复以及睦州墓的修缮，那就还要等待子孙中贤能而有力量的人来完成。弘治甲子六月吉日，邵州二十二代孙林俊谨记。积翠庵的林氏土地，元末时连同山地共有七十六亩，田地一百二十八石。洪武初年登记造册，才开始报归永福寺。查阅霞谷行状和《梁志》可知：东至林塘，西至陈墙，北至大山，南至公路；这些山都是林氏的山。睦州墓在澄渚。

译《君子堂记》。莆郡文学王廷器将要请我作记，先把郭思清关于“君子堂”的意思告诉我。我说：“难道不是王氏的事吗？”王子猷性情喜爱竹子，称竹为“此君”，种竹记中也说竹子属于君子一类。先生喜爱竹子吗？他说：“不是这样。”难道不喜爱莲花吗？《爱莲说》称莲花为君子，是周敦颐所喜爱的。先生也接近这种意思吗？他说：“也不是这样。”我说：“那么是用君子自比吗？这样也不是用来攀附君子。”裴主簿不知道是怎样的人，他建有君子斋，荆公确实为此作过记。荆公的文章流传天下，直到今天已有四五百年，而主簿的姓名也因此不朽。我又如何呢？他说：“也不是这样。”先生是括苍人，县中有君子山，王氏世代居住在山下，堂名是因山得名的。我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作记？”他说：“作记就是记载事实，以寄托使它流传不朽的愿望。山本来不朽，堂所面对的就是这座山，也就没有什么可记的了。”郭思清回去把这些话告诉我。第二天先生来了，座席将要安排妥当，他避开这些话题说：“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只是私下有自己的解释。齐国的泰山、秦国的华山、晋国的恒山、楚国的衡山，都是镇山。武夷山、峨眉山、匡庐山，则只是杰出人物出生或游居寄寓而因此得名。” 君子山处在瓯地和括地的一角，是上天秘藏、土地珍惜的地方，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把它比作隐逸于野的人，如果没有人赏识，便只能终老一生。然而这样说来，堂本来固然是依附于山，山也不能完全没有堂来彰显。我曾坐在自己的堂中，观看山体安静止息、始终不迁移，于是我躁动的心便安定了。泥土承受一切而不推辞，于是满心的烦恼便消散了。草木鸟兽各自珍藏，生长而不据为己有，取用时也不吝惜，于是夸耀之心、鄙陋之心又都平息了。早晨的云岚、傍晚的烟霭，红绿之色萦绕；石头从云中显现，泥土化成雨水，幻化出天地的巧妙，成就阴阳五行的奥妙，于是我文采斐然、心神陶然的状态，也重新得到考验。我如果不能借君子山寄托自己，那么东走齐国、西走秦国、南走楚国、北走晋国，所谓泰山、华山、恒山、衡山，也就无缘看到了。能够见到我家的君子山，难道还不可以吗？孔子因为见不到圣人，便希望见到君子，直到有恒常之德。山本来就具有恒常不变的性质，我当守持自己的恒常，以不辜负此山，也不失去君子之道。我将背负一筐土前往，也将惩戒那些小丘陵，学习山的样子来作画。我们王氏世代都有贤能人物，衣冠文物在全县首屈一指；虽然不敢妄自攀附这座山，却也不能说没有得到君子之道。我说：“你的辩说真好！” 既然如此，这篇堂记确实不能不作。我已经把道理告诉你了，我不能让荆公的文章无法流传。你回去后要时时自我勉励，我将把你的话附在文章中，使它一同流传不朽。弘治庚申九月吉日，莆田见素子林俊记。《息心亭记》。我独爱乡村居处的水泉、林木和山麓之美，最合我心意的只有白水。清静的士人、通达的名士，能够多次屈身相交而合我心意的，也只有李深甫先生。先生辞去京城国子监教职后，回到白水，建造息心亭，这是他所作的亭子。他有时对人说：“我观察阴阳的变化，用静来俯视动、息的机理。太阳运行而在夜晚完全止息，一年的运行而在冬季完全止息。直到贞元之气的聚合与开辟，天地经历一次大的动息；它的旋转又没有穷尽。只有人生，活着是寄寓，死了便归去；归去后长久休息，再也不能回来，难道没有很大的痛苦吗？所以人的寿命大约以百岁为限，五十岁就开始衰老，衰老了也就可以休息了。只是情态逐渐衰凉，赏心悦目的事物不再像从前那样合意，不肯停息的事情却常常更多。我实在对此感到忧虑。”光阴转瞬即逝，我已经接近六十岁，后来的岁月还剩多少可以把玩，也已经清楚了。况且四时的次序中，功业完成便应退下，我又到了可以把行动交付给后人、自己休息的时候，还有什么牵挂而不归去呢？我坐在自己的亭中，胸中深沉宁静，百般念头都像灰烬一样冷却；闲云意态安定，白鸟忘却机心。在雨气芬芳、烟雾细密、水光月色之间，听农夫谈庄稼、渔人谈捕鱼，竟不知道自己仍在人世，也不知道溪山猿鸟与我有什么分别。这些外物又有什么关系呢？文书事务纷繁忙碌而役使我的形体，车马奔忙而扰动我的精神，荣枯升降而使我的胸怀纷乱，这些难道就没有了吗？我说完后，有人说：“亭子的名称和意义似乎相合了。隐居深处、闭门不出，靠着梧桐树等待终老；日归于夜，年归于冬，你所说的这些已经相合了。只是难道没有听说过，衰老至极便无梦，却仍未忘记击磬的心愿吗？顺应变化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却还寄托在闲情之赋上。士君子主持世道，达到极静时也会产生对极动的感受。”不然，过去的夜里，我披衣数次起身，心怀江湖之念，又为杞人、漆室女子那样的忧患所牵挂，难道不是亭中人吗？先生说：“确实如此。”正德丙寅冬，孟月，见素子林俊记。

译《湖广贡院增修记》。科举起源于周代，到宋代制度才完备。荐举、棘闱、帘禁等制度开始草创；开元年间礼部才设贡院，崇宁、政和年间各省贡院相继建立。湖南地处形势要冲，行政区划和人事代有变迁。国初举行乡试时，借城隍庙作为考场。正统年间才在凤山南面修建贡院，依山势制定格局，考舍沿山冈排列，公堂却俯临其下，位置很不相称。成化戊子年，主管官员改建它，但仍然因陋就简，每到考试之期便役使千人，耗费千缗，只作权宜修饰，事情一完便又如同废墟。弘治乙卯年，我在贡院监试，想到这不是一个人专门负责的事。甲子年，监察御史包君泽来巡按湖广，恰逢举行乡试，便和同僚夏君璲、藩臬长官今都御史朱公钦、汤公全以及诸位属官商议说：“选拔贤才是大事，湖南是大藩之地，难道这里的读书人都没有可取之处吗？况且每年都要修缮，修缮必然花费，花费却终于不能长久使用；与其如此，何不一次修好而永久牢固，虽然费用较重，却能年年保存呢？”众人都说对。把意见告诉都御史，今任侍郎的韩公重、王公鉴也都赞同，于是把工程交给武昌知府陈侯晦听，让他自己选择属官和百姓中品行良好的人负责，并由朱时监督工程完成。江汉发生饥荒，武昌实际发放粮食八万斛，等待赈济的人仍像蚂蚁一样聚集在城下。朱时和陈侯商议说：“这可以实行范文正公的办法了。”他们把米交给官府，每人发四升并雇佣他们做工，远近的人全都赶来，每天约有千人。于是买下民居，拓展土地约四亩；前面建腾蛟起凤坊，稍稍缩进作为门，门内设三司办公处、百官供应物资的楼房、祠堂和接受牲畜的地方。门内有检阅厅、饭军局；道路曲折回转，宽四丈有余。转弯处有某坊，设两道门和阁楼，匾额题作“大比文场”。有巡逻房，有建在台上的楼，即明远楼。监试官到达公堂，衡鉴堂在公堂右边，监临居住其中。有公宴用的文明堂；堂前左边是誊录所，对读所；右边是弥封所、收卷所；誊录所加建楼房，用来安置诸生。后面左边是提调堂，右边是监试堂；再后面是五经堂，是出题的地方。有收掌试卷所、刊刻刷印局；再后面是文衡堂，左右建有房间，考试官居住其中。月台左边有厨房和粮仓；门内有供给所、物料房；有宰牲所和洗涤器物的池子；还设有住宿、做饭、洗浴和清扫之处。总计建造房屋二百二十四间，楼二座，牌坊三座，井七口；新建房屋占十分之八，沿用旧房修缮的占十分之二，围墙按丈计算有若干。工程在这一年开工，从二月到七月，便报告完工。建筑坚固、朴素、明亮、整齐，不混乱，也不疏漏。办事人员先后有序地遵守戒约，前来监临的人因此容易办理事务；士子们也因此精神振作，比从前加倍。陈侯奉包公之命请我作记，拖了很久。陈侯又来信说：“包公不幸去世了，按义理不能让他的事业没有流传。古代圣王弘扬大道，搜求、进用群才：尧不遗弃野外贤人，舜开辟四门以招贤，汤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文王救助众多士人。他们本来并不是拘拘然只用技艺来衡量人才。然而自从设立科举，甲第贬退、乙第更替，科举从未完全废除。这大概是所谓无可奈何的办法，但罗致英才、选拔俊杰，没有比这条道路更好的。懂得治理的人对此寄予厚望。重视士人，就是重视道；也是重视治理。因此，聚集士人、联络士人、启发成就士人并供给粮食，官府为此十分勤劳，阅试的场所也由此产生。主管官员却如此草率，正应当有这项工程，而众人的意志也因此共同汇合。事情都是从内心开始的：坚固便能常常沿用，畏惧便难以阻挠，狭隘便容易产生猜忌，疏漏便会简陋并遗失人才。不因循旧弊、不受阻挠、不生猜忌、不遗漏人才，不具备智慧、公正、缜密和勇气是做不到的。难道这只是建成一个贡院、集合事务之间的事情吗？我也要对各位士人提出忠告：舍弃简陋而趋向美善，破除狭隘而使之宽敞，这是主管官员应负的责任。等到自身独立承担职责时，难道可以没有同样的自觉吗？不能再向别人寻求的，也只能是自己尽力罢了。正德丙寅冬十一月吉日，莆田林俊记。《见素集》卷八。钦定《四库全书》。《见素集》卷九。明代林俊撰。记。《醒翁亭记》。昭武是群山环绕之地，登高山以登山为最高。山势清峻挺拔、秀美整齐，登上山顶俯瞰城郭，只见官署连绵如云，民居鳞次栉比，溪流山峦环绕聚合，在山下曲折如斗；舟船上下往来，声势如雷奔走；风吹雪浪，削过丹红翠绿的草木之间，转眼间万态变化。海上日色苍凉，桑树影子直射，这就是郡中胜景所称的熙春、朝阳之山。山脚附近颇为平坦，遇到水旱灾害时人们便在这里祈祷，因此郡守按时来到此地，肃敬神灵、安定心神，却没有休息的地方。我的朋友夏公育才先前任延平、剑州守，廉洁正直的声誉十分显著；后来调任本郡，既已击鼓告示、把政事交付给他，又以实际恩惠使百姓信服，久而久之百姓安定，夏公自己也乐于并安于守郡。于是他在平地建亭，和僚属在这里处理政务、观察民俗；借这座亭子给本郡带来恩惠，也已经多次这样做了。有时带酒邀客，夏公固然不废止饮酒，却也不放纵畅饮；饮酒不至于醉，醉了也不胡乱行事。任期将满，即将得到替代，而亭子还没有美好的名称。客人说：“亭子以‘醒’命名，您看可以吗？”大家都说：“可以。”于是写信请我作记。我笑着说：“这是把醉翁的旧例改变了吗？”欧阳修是乡邦前辈中的贤者，夏公一向仰慕他。欧阳修并不以酒为重，却以醉翁命名，是寄托于山水而醉。夏公并不废酒，却以醒翁命名，难道不是寄托于山水而醒吗？善于求同的人，不过是不拘泥于外在痕迹罢了。鲁男子与别人相同并无妨害，柳下惠与元亮相同也无妨害；诸葛孔明如此，夏公的醒又怎么会妨害他与六一的醉相同呢？沉溺于酒和势利的人，喝酒也醉，不喝酒也醉，这大概是众人的共同状态。所以说众人都醉，只有清醒的人独异。到了这种境界，陶然自得，几乎不知道天地多么广大，古往今来多么悠久，生死不过一瞬。暮色降临时，即使身处醉乡，同饮的人仍然头脑清醒，哪里有空暇同世俗斤斤计较、拘滞停留，把浅薄琐碎的事情放在心上呢？山水本无情，也不被外物牵累；人的情感寄托其中，快乐而情绪酣畅，无妨称为醉；面对山水而心情舒适，无妨称为醒。醉翁、醒翁这两个名称都没有不可，客人善于命名，而夏公以此自况，意义也很大。六一在滁州被贬时，因为坚持正道而少有合作者，过了很久最终仍然起任枢密，主持大政，毅然承担天下重任；夏公的道路难道不是这样吗？醉翁在滁州时所思念、所寄托的地方，郡民之所以爱戴他的，也正是醒翁。甘棠树不可砍伐，两个翁并立在滁州和邵州之间，两州的山水都有所寄托了。正德丙寅夏仲，莆田见素子林俊记。

译《杏隐记》。砍柴、樵木、屠宰、垂钓、做佣工、占卜，都可以借此托身隐居，但没有什么比行医更适合。医学起源于岐伯、黄帝，记载于周代典籍；它的学术有源流，施行也有规范。在诸子百家之中，医学本来就是仁爱的技艺。因此，怀有救济世人、惠及万物的才能而不利于施展的人，往往托身行医；这正是因为行医与大道相通。龙坡方君子，少年时便跟随宋恒远学习医术。恒远传自文谟，文谟的学术实际以用晦、二先生为宗旨，以《素问》《灵枢》《难经》为根本，兼取仲景、叔和、洁古、明之、仲修等人的理论，再以儒家的道术加以济助，所以疗效尤其完备。莆地的医生都推重方氏，方君两代承继医业，既久且精。凡是莆地的士大夫、平民，以及郡县长官、副职患病，都一定迎请方君；藩司、臬司的大官患病，也迎请方君。方君治病多有奇效，疗效越多，酬金越丰厚；无力酬谢的人，他也不计较。有人说他有董奉的遗风，名医屡次推荐他，他事先总是推辞避让。他身材高长、面颊丰满，临近老年仍是一介布衣，是韩伯休一类的人。佥宪黄未轩说：“你建立医业而隐居，应该号称杏隐。”曹郡丞良金为他绘制图画，我作此记，都是为了称颂他的德行。考察他的时代，方君的隐居，大概会有始有终吧？四十年前，我学习儒业，方君学习医术；把救济世人、惠及万物作为心愿，我们是相同的。后来我们也都得到过机遇，但我任职时常常违背本心。方君按医方审察病证，或攻伐截断，或补益调和，投入药剂便奏效，无不如愿。方君却有更大的作为在其中，这又不同于埋藏光彩、铲除才华、只求独善其身的人。追忆孝宗敬皇帝驾崩之事，议论者把原因归于推荐了不合适的人，以及用药失误；像方君这样的人有好几个，遍查太医院名籍而任用专门人员，难道还能容许出现这种情况吗？唉！这是谋划国事、储备人才的疏漏，也是臣子心中最为悲痛的事情。我谨慎地把这些写入记中，使后来的观者引以为戒。正德戊辰仲夏，凤山林俊记。《上坵山记》。邕公的墓在山的西北面，山势九次起伏，墓在尽头处的中央。墓前面对三座山，山外是海，海的外面又有山。我们家子孙的衣冠仕宦，与长房端州相比，其他各房都比不上。真是这样吗？这件事我很早就听族中前辈廷用公说过，只是他去世后我才想起。一位野老无意中说到这个地方，说四十年前栖隐寺的僧人还在这里祭祀，真是上天的幸运，于是厚厚赏赐了他。这些墓都是《邵州续庆图》以后所记的事，墓地又不知有多少。红窗大概说有七座墓。方氏这一支名叫文二的人，如今已经断绝了。上坵是林氏的山，也在尊贤里。《梁志》所说的东林塘、西陈墙、南公路、北大山，是山中部的一座山。云林庄、墅林、墓埔，子孙八代都没有离开这里。墓田共有二十四墓，其中八座为丁向；成化末年，方氏有人冒称为他姓，建立了五座墓。林俊出资赎回山地，使它恢复原状；墓地没有迁移，这是保存厚道。正德戊辰年谨记。《梦纪》。己巳年的二月十三日夜里，我梦见东山把公署迁到寝室处，寄语我说：“我所食用的瓜还没有吃完，那么这些位置都是瓜中我所知道的人给予的恩惠，像一卷密件功状。”他又索要我的诗，急忙读后我说：“多是替公所作。”公说：“我也有怀念你的诗，想吟诵却忘了。”又说：“难道不能赠给我吗？”我说：“不必说风沙中没有岁月，也知道道路上自有春秋。”我捡起一张旧纸写道：“望见狼山烽火不红，也知道军中有一个范公。箭已射穿同辈而年老无力，计算敌情先朝仍有旧功。心中悲痛正如向东流下的水，写成书信却难寄给北归的大雁。愿上天保佑公在阴晴之外安睡饮食，到处青山都想成为埋葬公的地方。”公含笑离去。唉，奇异啊！我与公分别二十五年，中间只偶然往来过一次，书信问候非常简少，踪迹也十分疏远，可是我向来思念他的心却格外深切，不知道公是否也把我放在心中？这是神交有验吗？还是没有？是向我显示祸患，还是显示福庆？长久断绝貉首之思，也就不会再有代瓜之梦。若能完整归入公的墓兆，或许是吉祥的预兆。我索要灯火，把梦境全部记录下来，面对纸卷泪流而下。《木兰烟水记》。蒲草、奇石、花卉、竹木、书画，都是我喜爱的东西；然而只有书画会留下来，其他东西我都不收藏。有人遗赠给我，往往也被好事者取走，像吐弃的唾沫一样，从不追问。每当兴致到来，我就到收藏这些东西的人家观看，不用花费购买的代价，也不用劳心栽植封护、安排布置，却能经常看到新鲜景物。若一味奔忙收集，花百金也不吝惜；不带有自我占有的见解，也不追求自我收藏得多，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也算是善于爱好了。弘治丙辰年，我辞职回乡，家宅狭窄不能容纳，于是寄居厚墩，又寄居东园。青野漫延，木兰山在视线之中；通往海边的道路，其中一条经过我家门前。烟霭向上浮起，青黑碧绿的颜色映在水下。捕鱼的人站立，撒网的人来往，垂钓的人分开榕树根坐着；欢笑说笑，他们的心意其实并不只在鱼上。夜色将静时，背负货物的船只摇橹之声清脆而传得很远，合着韶頀之乐的演奏。田车发出咿轧声，像在诉说，又像在发怒，又像军中的音乐。箫声隐隐约约，如凤凰和鸣，像仙子凌空驾风；又像寡妇含恨、闺中人怀愁，低声呜咽、哽咽不止，使人产生深秋荒凉衰败的感受。江湖中的心事，以及未来的岁月，已经全部交付给这烟水之间了。我按例不参加宴饮，亲友间有人想把东西送给我，便拉我登船；船一定逆流驶向木兰。我的性情和心意闲适，人世间的事务实在没有什么比得上这种生活。我错误地承受了先皇帝和今上皇帝的知遇，屡次受到征召，却屡次辞谢。我揣度自己的身份和才分本来如此，也是不愿在烟水之间献丑。留台时，吴小仙伟以画闻名，他傲慢地看不起权贵，却唯独殷勤对待我。我认为他嗜酒任侠，并且考察他的专长，又不是我所喜爱的，便没有接受他的画，时间久了。我的弟弟一素知道其中缘故，暗中请来林伟。伟高兴地来了，蘸墨挥毫，不一会儿便完成了一幅大画，宛如我亲身游览木兰山，又在云泉风壑之间细细摹画我的真容。难道是因为他用心真诚而技艺巧妙，还是由于早已暗中观察我而如此呢？一素把画装成卷轴献给我。我说：“我自有真实的形貌，哪里还要等待一幅假画呢？”我曾经站在溪桥上，云气景物在顷刻之间幻化变换，这才是真元在无声运行、妙用显现施行，鬼神也不能测知它的深奥。那几寸的画笔、几尺的绢帛，又怎么能够完全表现呢？林伟只得到木兰山的大概，恐怕也没有穷尽我的内蕴。况且私藏在各家手中的东西，未必能使人人都相同；自身所有的东西，也未必不被子孙失去。木兰山是天然生成、巧妙设置的地方，用来让我养老、让我享乐。若公家的人没有德行把它传给后代，我的子孙决不会因为有权有势的豪强强行夺取而不替我守护，他们既仁厚又明智。弟弟为什么要拿这幅画来混淆我的真容、转移我的感情呢？一素起身说：“这是命中注定的啊。”于是把这件事记下，并将画一并归还。正德己巳年夏，兄长见素记。

译《晦庵朱先生燕居记》正德辛未年，侍御贺志同君巡按治理福建时，取道建阳，拜谒我晦翁文公朱先生在考亭的故居。明伦堂的左边，建有我夫子平日燕居之祠。先生每天早晨起身拜祭先圣，想来就是在这座祠堂吧。侍御君嫌祠堂狭小，便下令有关部门扩建。明伦堂的右边也建了一座祠堂，作为先生燕居之所。神位安置妥当后，郡守罗柔君请我记述落成之事。唉！先生从祀于各地的庙学，从京师直到天下，都是如此。专门祭祀先生的祠堂，建阳有，剑州有，婺州也有；凡是先生教化经过的乡里，也没有不是这样。燕居之祠，淳祐年间漕使史季温已经建过了。这次侍御君想要尊崇先生的道统，使它与夫子名教之地并峙，确实达到了极点。先生竭力担当这一道统，精研经典，常常直到半夜，从未因疾病而废弃仕宦事业。他所到之处，都怜悯上天的命运，悲悯百姓的困穷，完全体现了孔氏家法。即使请求祠禄并告归，专心著书，终其一生，难道还会有余力做别的事吗？所谓燕居，就是庄严端正地坐着，使此心存于端庄、宁静、专一之中，穷究造化的本源，探求圣贤的深奥，使万般差异贯通为一，既分析又会合，精微达到极点而广大也穷尽，孜孜不倦，深深探究而不知自己已经得到如此深厚的造诣，年老也将要到来了。由此说来，夫子平日舒缓安闲，十分逸乐；先生却十分劳苦。这是因为所处时代不同、承担的力量不同。夫子汇集群圣的大成，独自承担道统的责任；最终先生也汇集诸儒的大成，独自承担道学的责任，上承夫子，并不惭愧。或者说，大圣人与大儒者都是乘时运而生的。大圣人关系到万世的元气，大儒者关系到一代的元气；扶助世道这一点，从来没有不同。圣道在尧舜时最为昌盛，正处于唐虞时代。周室东迁以后夫子出生，道统正衰败，夫子最终老去而不被任用；然而他删定、撰述六经，使社会能够成为社会，这就是夫子的功劳。等到六经被焚、秦朝灭亡，后世从《论语》中取得一半的内容，尚且足以辅助宋儒。圣道在濂洛时期兴盛，正处于仁宗、神宗时代。宋室南渡以后先生出生，道统未能挽救衰微，先生虽被任用却没有显著施展；然而他传注六经，使社会能够成为社会，这就是先生的功劳。等到伪学遭禁、宋朝灭亡，后世稍稍用心探究道学，也足以扶助元代圣人的功业。儒道对于天地古今来说，是一日也不可缺少的。考察皇明人文天启五百年的符应和运数，现在正是这个时候，不能不承担起弘扬此道的责任。要从先生的行动中寻找他，必须先从他的静居入手；懂得先生何以劳苦，然后才能期望理解夫子何以安逸。这座祠堂的兴衰和复兴，难道正是学习圣贤的大关键吗？侍御君庄重严整，很有风裁。他从父亲、宪副泽民公廉谨的教诲中得到的益处很多，这次举动也完全懂得其中的意义了。《孝友祠重增祭田记》我林氏福唐尉公以孝闻名于朝廷，皇帝下诏为他建立双阙加以表彰，免除他的徭役，并增加爵位、发给俸禄。这是唐代贞元年间的事。欧阳助教公詹有文章记述，黄校书公璞有传记。宋代嘉祐年间以后，总共修缮过五次。吕秘阁公夏卿、王梅溪公十朋立有碑；陈正献公俊卿、真文忠公德秀写有记。进入本朝后，郡守岳防泉公正把祠堂从城外迁到城内，就是今天的乌山。丘文庄公濬、族祖侍郎公文写有记。此后，分守大防熊公禄又修缮了它，公的【缺字】世孙员外郎防也参与相助。这是弘治丁巳年。只是计算祭祀用田，只有七亩多，而分到的仅有五亩。每年收入的租税总是不足；祭祀如果稀疏就会懈怠，懈怠就会遗忘。应该按时准备祭品，以厚报先人的恩德。井田制度尚未废除时，卿以下的官员都有圭田。近世士大夫之家设立祭田，是为了使祭祀有所预备。这正是孝子的志愿，只是林氏的力量有所不及。正德辛未年，督学宪副杨子器公拜谒公祠，认为祭田太少，便从公家赎罪所得的钱中拨出五两有余。杨公升迁离任后，宪副姚镆公接替他，又从公家赎罪所得的钱中拨出六两有余。姚公下令郡守张琦公办理其事，于是用这些钱补足祠堂祭祀果品的费用，并同城居子孙一起节省祭祀开支，购置七亩田地，先解决祭田匮乏的问题，以等待后来赎补的人。这本来就是人心共同喜爱德行的表现。公的孝行在世时能够感动上天、感动君主，死后又能使人人受到感动，直到今天也没有泯灭。可叹自从道学失传，佛、老二氏用邪说使天下人耳聋眼瞎以来，佛宫寺院金碧辉煌，名胜之地和肥沃田地，施舍给它们仿佛丢弃草木枝梗一般；却从未听说有人拿出一根木头、割出一捧土来作为前代贤哲的祭祀之地。这没有别的原因：他们能够用祸福的说法私下惊动人心，人们也以求幸福、避灾祸的私心来回应他们。我们的道则把公共的人心建立成大防线。对君子用厚道，对小人用薄道。君子共同怀有这种心，并追慕先贤之道，这是人的精神与百世之上的先贤相感通，想在百世之下使他们复起，以熏陶道德和世俗。因此，把这里作为公家的祭祀之地，其中的深意就可想而知了。二位公廉正而明察，方正刚直而沉静，学识宏大、见识广博，在当时负有声望；他们认为当今似乎不足以依信，宁可留意古道而独自相信。何况掌握王道风俗，教化应当先行。欧阳子说，树立根本来战胜它，名教之地胜过邪说，正是其中一个要点。写下这篇记，用来传布这一盛事，并告诫子孙后代世世守护。正德壬申年仲冬，邵州林氏第二十二世孙林俊记。《三功祠记》正德庚午年，我从征蓝道防守下关，就是所谓白帝城的地方，询问那里所祭祀的是公孙述。我说：“太过分了！这不是鬼神应当享受的祭祀。古人慎重对待祭祀，把它作为国家典制，不能无故增加典制，何况把贼人奉为神明来祭祀，这是颠倒纲常、蔑视名教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可叹！”当初公孙述在成都起兵，以辅佐汉室为名，乘乱自称皇帝。马伏波见到他，认为他微不足道，说：‘子阳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因此不接受伪命，专心经营东方，终于辅佐世祖在异域建立功业，成为中兴名臣。而公孙述最终作为汉朝的贼臣而死。如果公孙述可以祭祀，那么汉莽也可以祭祀，晋敦也可以祭祀，将来蓝道防守者也可以祭祀。乱臣贼子的臣属，还有什么顾忌而自行沮丧呢？唉！这是世道的大关节，政治正是系于教化。应当毁掉的淫祠，还有比这更优先的吗？我曾奇怪，公孙述活着时盗取名器，已经被诛杀而死，死后却仍然塑成土偶面南而坐，荒谬地窃取血食，竟有一千数百年。杜少陵、苏东坡只是寄托于褒贬是非的文章，诸葛武侯、张忠定、范忠宣当政时也没有办到这件事。难道正是有待于今日吗？这本来就是维护世道者的责任。于是下令毁掉他的塑像，改换匾额，改祀真正适宜祭祀的土地神、江神，马伏波也列入其中。从前共工氏统治九州，他的儿子后土氏能够平治九土，所以祭祀他，把他作为社神。

译《尚书》说：“在大社举行祭祀。” 下关虽然只是一个里社，但当地百姓世世代代依靠这片土地生存。河川湖泽能够出产财物和生活资源，而祝融、玄冥、河伯、江渎都在国家祭祀典制之中。潞公修建的益州江渎祠，旧址还在。《尚书》说：“遥祭山川。” 下关又是江水的咽喉要地，百姓的性命寄托于此，关系极为重大。这些都应当报答其功德而祭祀，并在这里举行告祭和祈祷。至于汉室衰微、奸伪之人移夺权柄的时候，公孙述如果能像马援那样选择汉室后裔而依附，那么公孙述将会和贾复、邓禹等人同列。蜀地叛乱的萌芽从哪里产生？蜀地百姓为什么会被称为跟随贼人的人？浮桥倾覆、百姓溺死以及向北迁徙的惨祸，又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公孙述是名教的罪人，给蜀人留下祸患，直到今天仍然严重。因此毁掉公孙述的祠，提升祭祀马伏波和土地神、江神的地位，也是合乎祭祀典制的。唉！君臣关系是天地间的大经，乱臣贼子人人都可以诛杀而不予赦免，何况我忝居讨伐贼人的权力呢？树立人心、扶助世教，毁掉贼人公孙述的祭祀，以此声讨蓝道防守之端，这样的大关节，难道能说没有意义吗？这一年秋季仲月，莆田见素子林俊记。《南平关记》南平关原来是佛图关，是为了申明地势险要、固守自身。不能因为它原名佛图关，就不改名，因此改为南平，沿用郡名的旧称。正月曹平，六月蓝平，十一月方平，这是记载喜事，也是记载防备。主持这项工程的是巡抚高崇熙公、巡按王纶君，我也参与其中。分守邵蕡君、兵备何君【缺字】，以及郡守刘思贤、判官张曰善、县令张宪相共同办理。此项工程完成于正德辛未年，见素子林俊记。《槐庭记》族兄廷评林槐所居的庭院，在乌山之下。地势逐渐展开而趋于平坦，东西两边民居鳞次栉比，风气深厚蕴蓄，万物都寂静无声，几乎没有什么可看。只有一抹青色若隐若现地从屋顶上露出，便是西南方几座山峰在明暗之间时隐时现；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寄托远眺之情、舒展旷达胸怀的景物，所以一定要登楼。登楼便可见平坦如磨刀石的旷野，山脉环绕，海面如截，村落像星星一样散布，万家井邑聚集密布；云气连接着草木，绵延交织如竹席。禽鸟游鱼上下往来，都可以数清。其实不以看见为可贵，而以无所见为可贵，并且在所见中寄寓无形之有，从近处取得这种意味，就是这样。庭院里有槐树，烟霭在枝叶间停留，雨后树色青翠，云色碧澄；晴日从东方升起，叶子鲜润而有光。太阳落山后，月影散布，时碎时连，或疏或密，树阴随着庭院转移。靠着床休息，炽烈的阳光便被遮夺，苍白如雪的光从繁密树荫间落下，树冠像帷幕一样遮蔽着，徐徐清风吹来，使毛发都感到清爽。槐花纷纷扑到脸上，驱除烦闷、澄清思虑，不出门便能遇到山林野趣，收敛酷热和喧闹，使它们退归寂静。我何必远求呢？记述此事以提醒自己：直到今天，我所栖息、留恋的就是这株槐树。它起初好像只有寻尺大小，不过是汁液鲜嫩罢了；后来好像有一抱之粗，幼枝伸出屋檐，叶子柔美鲜净，舒展繁茂；如今根基强健，树干挺修，高耸直摩青天，柔枝厚叶结成团团浓阴，拥成高大的树盖。到这时，槐树才算具备了可供观赏的形态。只是奇怪，它内心坚实、纹理细腻，材质不比楩木、楠木差，却不能登上栋梁之用；它的气味也只足以愈疗风热而已。它的汁液不能与参、蓍同列，颜色虽可用来染色而鲜丽，却不能和丹青相比。我的道路大概也是这样吗？大概又不是这样吗？人从幼年长到成年，白天总有凭借和等待；但壮志和刚气，难道还不如别人吗？强健壮盛时仍是如此，既然衰老，便收敛羽翼、隐藏光彩，放任自己在野外纵情。人如同乘长风向上飞行，仿佛身在天上；静下来思考这件事，难道不正像我吗？同样都是玉，有的可以换得价值连城，有的因被砍足而被弃置，有的被藏在匣中，偶然才被发现；形质相似，却有时被当作滥竽之物，是否被赏识只在于遭遇罢了。难道主宰万物的力量会限制其中的遭遇吗？我除了以槐树自况，还能归向什么呢？若只拿短处相较、拿长处相衡，削平尺木、放任星辰，最终只会看见自己的微小。从前景叔以全家百口担保符彦卿，曾把槐树栽在庭中来表明自己的志向；那大概也只是小事罢了。符彦卿若果真可靠，是他的符验，也是他的幸运；即使不可靠，又与槐树有什么关系呢？唉，这就是所谓听凭命运。景叔有言，林公却无言；景叔还有用心，林公又无心。凭自身的不足，怎么能料定后世会怎样呢？然而世事本来就有相互契合之处。景叔的儿子懿、孙子旦和素，都考中进士。懿任袁州知州，旦官至宰相，素也做了尚书。我林氏以忠孝起家，九牧开创，二州继承。公的伯父马丞、公的父亲京推、公和公又相继承接，和王氏相比也毫不逊色，共出了两位郡守。长兄公舜卿、儿子富，幼弟正郎君塾，都考中进士。舜卿公和懿，君塾和富，正值仕途事业兴盛，他们将来难道不会成为像旦、素那样的人吗？公的弟弟奎、墰，又在乡试中中举。有百姓寄托的希望，也有士人的责任，难道不会成为像雍、靖那样的人吗？马丞、京推兄弟同时获得官封，而公受封为廷评，和京推在同一天受命，这也是世所罕见、王氏所少有的。公自己无言，人们还能替他说；公自己无心，天难道会无心吗？我记述庭中的槐树，也一并说到与它相似的事情。正德癸酉年春三月望日，族弟见素子林俊在云庄青野记。

译《漳政纪》漳平在前，龙岩在后，是闽地的藩篱，也是潮州的辅颊。成化辛卯年，开始分县治理，但任职者不谨慎，仿效者也没有达到成效。正德戊辰年，武昌汪宗程侯来任县令。当时宦官贼珰势力正盛，开启了行贿之门；官吏放松职守而招致祸患，肆意把百姓当作猎物搜刮，以至民力匮乏，百姓流离。汪侯涣然收拾混乱、释放被拘者，谨慎地显示威严和约束，严厉地表示要省察、痛除积弊；一方面以仁厚抚慰弱者，另一方面使豪强交纳粮食，帮助流民复业的有数十姓，不留下无名的输纳，反复办理。上级贫困、百姓疲敝，他恳切争辩，采取损上益下的办法。各种废弛事务，他筹划轻重缓急而逐一兴办：修建大成庙，修缮棂星门，修复社稷坛和城隍祠，建造明伦堂，安置神灵、尊崇道统，都是这样。县学生员有课业考核，塾学生员有教师；补助缺额，奖赏修业者，提升可以进取的人，兴办学校也是这样。修筑县城栅栏和场所，简选、检阅乡兵，用来防御盗贼又是这样。各项事务都节省开支、设法完成；只有常平仓难以找到办法，于是仿照盐政专卖的议案，向当道官员申报。偶尔实行一次，得到粮食八千余斛。等到足以供应时便上报停止，说：“不要成为贻害后世的祸根；本来是为了预备荒年，不要开启滥征的源头。”人们都认为适宜。汪侯性情急切而刚强，所以能承担重任，常常把私心放在百姓一边，不结交权贵来谋求自己的私利和方便。锦衣卫的杨某，是宦官贼珰的党羽，势焰正盛。汪侯拘捕了他家中垄断牟利的人；藩司的属吏倚仗权势索取贿赂，汪侯揭发了他。部使者剥夺了汪侯的职务，百姓便编了歌谣。乡里有老虎，汪侯诚心祈祷，不久老虎便死了，百姓又编了歌谣。武平的盗寇逼近县城，几乎要攻入，汪侯持弓跃马，率先带乡兵驱逐，擒获、斩杀数十名盗寇，其余逃走。按照朝廷防卫旧例，公家应当役使民众；汪侯却私下招募兵员，补给缺少县尹的龙岩，众人向当道官员进言，必定推举汪侯代理。汪侯代理任职时政绩显著、声誉流传，于是获得特别奖赏。两县都称快，县中上报政绩，朝廷官员和父老陈述治理事迹，请求记录下来刻在石碑上，以寄托对汪侯的思念。我已经知道汪侯主持监临考试、选取士人的情况了，至于他的政绩仍然只是听说，尚未详细了解。漳州路远，我慢慢加以核实。最初从县里来的人说：汪侯果然贤良，是六县中最好的。后来县里的人这样说，同郡的人这样说，士大夫也这样说。又有同郡郡守陈宗禹君来信说：听说有人向淳厚贤良的郡守询问此事，回答说果然贤良，是六县中治理最好的。刚开始我以为确实遇到了好官，贺曾生元清、林生汝复来告诉我说：汪侯果然贤良，使漳州人的内心受到鼓舞并激励后来的政事，这并不是谄媚汪侯。我说：已经知道了，可是难道没有见过负责百里之地的人吗？起初精神矍铄，后来就步履蹒跚；我担心他晚年的道路艰难。汪侯能够长久任职吗？回答说：可以。然而这样一来，南方的车轴也不能期待，漳州不能使汪侯长久留任。从前秦人的鼎有一千钧的、一百钧的和十钧的，命令说举鼎的人按能力各有差等，乌获超过常人。他先举十钧的鼎，又举百钧的鼎，最后举一千钧的鼎。这样说来，漳州不过是十钧的鼎。汪侯将要去举更重的鼎了，两个年轻人听后惘然。我说：关键在人心。记下此事。《性善书院记》所谓从圣贤那里得到启示而确定独到的论断，正是孟子扩充前代圣人的学说、排斥众说，并明确指示后来的求学者归宿的地方。圣人与凡人的差别也就由此完全确定了。把二者并列而齐同，是庄周所害怕的事。然而孟子和世子本来就说过这些道理；把异说嫁接进来以愚弄人，人又未必会把它作为内心长久存留的观念。滕是一个文明之国，大德年间建立了性善书院。中敕比丘尼【原文疑误】，弘治丁巳年，汉阳马文盛君以进士身份来任宜厥县令，便和教谕黄文雍君商议说：“这件事即使可以缓办，也不能不问；任由它废弛，实在是我们的道统之耻。”于是奉巡抚何鉴公、提学邵贤公的檄令加以整顿。魏千户某在义益的引荐下捐出书院用地，于是联合学宫和户、侯、丞、簿、尉等官员共同完成工程，涂饰修整，显明华丽，巍然成为一大景观。前面祭祀孟子，后面祭祀滕文公，另以乐万、毕然【原文疑误】配享东西庑，作为读书修业的场所，使神灵与教化相附。经友人、员外郎黄颙君请我为此事刻记于坚石。唉！关于人性的论说，告子大概屡次改变主张：荀子说性恶，杨雄说人性善恶混杂，韩愈说人性有三品，杜甫【疑为杜预】说恶是善端的气，他们都只举出末端而遗漏根本。后稷、文王、叔鱼、越椒、杨食我这些人的天资不同，是由于气质不同。气质的差异就像面貌不同，本来不能完全用四家的说法概括。《易经》说：“一阴一阳叫作道。”继承道的是善，成就道的是性。性就是仁、义、礼、智；性的善叫作道，本原叫作命，自然而然叫作天，发动而表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的叫作情。天最纯粹，命最公正，情最真实。圣人与凡人难道会有不同吗？现在树木的根本相同而荣枯不同，是由于气质。若把差异推到根本上，就会迷惑。培植它，使它通达，就可以荣盛。人的性只有一个根本，圣人与凡人就像同一根枝条，开始相同而最终不同；扩充、充实之后，又可以相同。称人性为善，本来没有什么不可。唉！这就是确定的论断，事情只在于努力实行。努力去做，为什么不能成为圣人；努力去做，为什么不能成为真正的人；努力去做，为什么不能使天下成为人的天下。书院不能不记述这件事；即使说这是滕国为天下所做的事也可以，请让我先记下来。滕地的士人将会成群而来，使天下受到教化，这样说也可以。

译《广元教谕黄先生祠堂记》乡里的黄先生任广元教谕时，法令严明而为人信服，教化专一而勤勉，道统由此树立，人民也因此受到感化。人们又拥戴他，又思念他，于是又为他立像，学校祭祀他，把无穷的寄托寄寓其中，可见先生的功业无法忘记。那时先生离开广元已经很久，故乡的祠堂颓坏破败，烟雾遮蔽，荒草荆棘丛生，经过了四十个春秋；讲堂、校舍也已改换旧址。先生不能复生，主管官员对先生原有的祠堂也大略不予举行祭祀。那些经学之士和求学的学生都在先生的陶冶下成长出来，年轻人继承学业；即使不再有当年先生门下的学生，然而只要相互师承，取得青紫官服，也没有超出先生的教化范围。先生成为他们的明确楷模，所以先生的功业不可能被忘记，对他的推戴和思念也不会停止。于是人们借当道官员到学校之机，群起申诉；防议乔缙君为他建立祠堂，御史曾禄君为他立碑，布政使周瑛君为他撰记。但人们仍不能就此止息，于是又群起申诉。御史俞谏君便再次立碑，佥事陈时宪君请我撰记并刻下。唉！事物的兴成、废弛和复兴，无法预先知道；但人心，却不是外力能够强迫的。有可以作为的形势，却没有可以依仗的实际，那么离宫、章华宫、飞廉台、桂观，最终也只会化为残破的屋脊和台基，成为尘土荒草丛中的废墟。何况一座不过一丈的祠堂，长久以来已经沦落破败，想要厚望它复兴，如今难道还会有困难吗？在此以前主持教职和后来接任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在任上没有留下声名，离任以后连爵位、乡里、姓名都被遗忘的人，想来更多。难道有人曾谋划让这座祠堂和这篇记这样复兴吗？由此可以看出，先生的恩泽系在人心之中，是如此深厚而牢固。过去蜀地还不知道学习，文翁教化了它，所以蜀人直到今天仍祭祀文翁。胡安定在苏州、湖州教授，敦促崇尚实学，太学取他的办法作为法则，所以也在湖州祭祀他而不废止。这样看来，广元祭祀先生，大概将与当地学校相始终，永无穷尽。先生名韺，字声叔，品行事迹都详细载在周君的记文中。如今的户部员外郎黄颙，负有声望，能够继承家学，就是先生的孙子。《雪筠记》我当初认识方松厓、雪筠等诸位学生时，对他们既畏惧、喜爱，又敬重，因此和他们结为忘年之交。不久二位的声名更加显著：松厓如今任按察佥事，雪筠任知府；他们的别号都取自名和字的意义。松厓已经嘱托我写记，雪筠又把这件事托付给我。二位难道是误把我当作知己了吗？记述我在南都留宿时的一件事：雪刚停，雪筠邀请我到僧舍饮酒。几十株长松夹着曲折的小路，向南转到方丈室；梅树和桂树间杂栽种，绕着墙外向下可以俯视墙内。庭院寂静萧然，只有两座竹亭立在青苔之间，残雪还留在亭上。我反复观赏，几乎忘记了时间。客人问梅花，说：“古雅啊。”问桂花，说：“幽静啊。”问竹子，说：“像君子啊，清正而不流俗。”客人说我偏爱竹子。过了一会儿，风吹竹子，发出铿然之声；雨意洒落，竹色苍然；烟霭拂过，竹影隐约；月光浮动，竹子光彩明亮，四面都映照着清影，落在窗户上。这才相信梅、桂不能独自担当全部景致，同时又感到竹子遇上雪是多么相宜。竹子适合风，适合雨，适合烟，适合月，却不如它适合雪。雪轻盈、晶莹、洁白，清雅而最容易显现；再加在竹子萧疏、清旷的姿态上，更显得远离尘俗。造物者大概又要借此彰显竹子耿介的品格，以显露自身的巧妙。由此说来，完美的声名、奇特的节操，并不在于树干粗到百围，也不在于附生枝蔓繁多，竹子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雪筠这个别号，深有可取之处。凡是真正有所喜爱，就一定会找到喜爱的理由；他喜欢烹茶，专门走到雪蓬、筠轩留下的遗迹，大概就是这个缘故。苏长公有“遗蝗入地，无竹不俗”之句，意思和言辞都造诣精妙，但只是得到了竹子的粗略形态。卫武公、苏子卿大概才是真正得到竹之精神的人。《诗经》歌咏淇澳的竹子，还比不上雪；即使与雪相伴，荒远边地的竹子也不生长，苏子卿本来就有这种境界。雪筠果真平素仰慕二位公吗？那么又怎能不请二位公来作他的告诫呢？有人说：“松树也适合雪。”让刚劲的风吹拂，树立坚贞的节操；在青天白日之下，贤良的兄弟将驻足观赏。等声名成就、道路开辟后，我将披着破旧的鹤氅，穿着草鞋，驾一叶雪夜之舟，坐在松根旁，睡在竹屋中；东南两地轮流有两位主人。二君笑着说：“既然这样，那你要带什么东西前往呢？”

译《虚谷记》周时谦君对我说：“近世以别号记载所居之地，未免过于泛泛；寄托自己的兴致，又显得空旷而十分适意。既然与自己没有关系，那么到哪里不是道？到哪里不是学呢？我将从实际处求取它，凭我的字来完成我的志向。我的号是‘无虚谷’，你应该戏称我说：‘你追求真实却把它说成虚，为什么还要称为真实呢？’我说：‘这正是所谓以虚成实的意义。’韩昌黎记燕喜亭，其中称石谷为‘谦受之谷’；谷，是说德行。泉水从山中涌出，流入低洼之处，低洼就是虚；虚才能容受。《易经》说：‘地道使盈满者减损而流动，谦逊能够受益。’这就是《易经》所谓天道、仲虺所说的‘自己获得老师’；颜子仅次于夫子而达到圣境，他所从事的，只是像愚、像无、像虚罢了。夫子晚年预计子贡和子禽的得失，难道是故意没有意义地加以抑扬吗？子贡能够虚心，子禽的器量较重；不能虚心，就不能有所接受。没有虚心、静虑、深蓄的功夫，就像陡峭的山崖和倾斜的小路，水若不是急流便无法达到高处，不能停留，鱼龙不能居住；即使有百道泉水，也无从容纳。没有容纳，就没有充实。试着呼唤山椒、水涯，到了谷中便会得到回声；虚而有灵。又试着观看强风鼓动涛浪，万水全都浑浊，只有谷水不浑，因为虚而宁静，所以清澈。” 谷水涵映星光、沐浴日光，云彩的姿态、天空的倒影，花木禽鸟时遮时现，万物的形象倒映下来，连细毛都可以辨认；只有谷水尤其清澈明亮，显得不同。沟渠小河遇雨便涨满，不下雨便干涸；谷水则承受泉水的源流。它涨水不像沟渠那样突然，也不像沟渠那样很快干涸；即使不是遭逢深度干旱、水泉枯竭，谷中常常津津润泽，水流潺潺，灌溉的利益，收获数井之地也不能与它相比。君子观察万物而反省内心，登山便懂得道，观水势便知道源头。孔子在川边感叹秋水，各自都有寄托。老子说：‘知道什么是洁白，却守住黑暗，做天下的谷。’如今那些浅薄明亮、盆池爆满的东西，它们的内里就可想而知。考察各地而观察事物，沿着我的虚谷之道自我进修，也许就能免除这些弊病。至于汇聚成溪，溪也是谷；汇聚成江河，江河也是谷；又汇聚而归入大海，大海又是一个更大的谷。圣人和天地并列，又把天地当作谷。我所说的谷还小；小谷有所容受，也有小谷所趋向的地方，有能达到的，也有不能达到的，我不能知道。谷本来应当有所达到，而我最终不能达到，这一点我知道。我不愿再使谷蒙受羞辱，斗胆借谷来附会自己；至于万种虚处归于一个实处，也只是妄自希望如此罢了。” 我说：“好！你将会获得真实的成就。谷水不到大海，水流决不会壅塞而改道进入山中；你循序渐进地前行，又何必担心旁逸斜出、退缩受限，只安于平庸、止于所画的界限呢？百川归海的比喻，本来就足以使你自信。你以进士乙科起身，主持我莆田的教化事务；修养自身，使人归于善良，从未稍有堕落。凡是符合‘虚谷’之义的境界，本来就是你所趋向的。至于你的成就达到哪里，又怎么可以用边际来衡量呢？” 《颐晦记》族子汝仪居住在西湖，宅院向阳，只有几弓宽，十分开阔。他借泉水筑成池塘，叠石堆成山，四周环绕着松、竹、花、草，错杂安置其中。走一尺的小路，在园中曲折如斗；走一丈便有亭，弯曲处有台，走几步有夹室；进去像进入瓮中，转到里面如同处在洞穴；登高之后，空间又开阔如廊。近处的景致通向远处和幽深之境，把旷达之趣收摄于静境之中，尽情享受山林、麓野、河川、薮泽的适意。造化默默无言，群物各自尽职，分别呈现自己的成就。然而我读孔氏之书，每天忙于各种文章事务，不知不觉已从少年到了壮年，又将老去。譬如松树盘曲纠结，只徒有形势而没有前途。又像天上的鱼只能活在一斛水中，不能游于江淮河海的广大水域，然而这样反而免于被砍伐、宰割，大概可以幸免了。于是借此取号为‘颐晦’。卦象震在下、艮在上，内实外虚，这是颐卦的象，也是养的意义。养的时义重大，没有比养德、养身更切要的；谨慎言语、节制饮食，正是实现养护的方法。反而汗流、张口求食，像猪狗那样贪食，‘颐晦’会是这样吗？他的修养大概已经成熟了。只是明亮本来也应当有，却一定要在幽晦中涵养，恐怕是看到了鱼不嫌水深、光明反而会成为松树负累的道理。浅处容易招来窥伺，狭处容易引起嫉妒；我为什么要阻止自己招致窥伺，而选择外界不会嫉妒的境地呢？君子身穿黄色下裳而崇尚幽暗，本来就有处于明处的人。屏山先生作《晦翁字训》说：‘树木把光华藏在根部，春天的容貌才会灿烂舒展；’ 人把光华藏在自身之内，精神就会在内里充实；像颜回那样看似愚拙，正能达到深厚的境界。《乾卦》初九说：‘潜龙勿用’，意思是阳气潜藏。《坤卦》六三说：‘含章可贞’，意思是等待时机再发扬。君子安处于潜藏之中，等待时机而发，却不存有刻意求取之心，只是自然而然地潜藏罢了。

译《静斋记》我的朋友、宪使、泰和人陈文鸣先生，开辟住所东边的一间屋子，命名为‘静斋’，并以此自号。他写信请我作记。读书修业的居所，与游玩休息的地方不同；游玩休息适宜爽朗，而藏修之所适宜安静。只是书斋接近居处，难免混入世俗气息；所谓‘心远地自偏’，大概就是这样吧？古人曾在盘上刻铭，在几案和手杖上刻警戒；盂有方有圆，水便随之成形。君子从这些物象中取法，具有约束外在、涵养内在的道理。动与静，是阴阳的分别。阳气主导运动，阴气主导静止，这是对举而言；实际上阴阳各自都兼有动和静。乾为阳，它静时专一，动时刚直，所以能广大生发；坤为阴，它静时收敛，动时开张，所以能广泛生长。因此说：《易》的广大，可以配合天地；人的心具备天地之理而以它为准则，这就是易。运动中可以显现天地之心，静止中也可以显现天地之心，无处不在。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易》以静来藏蓄感应的状态就是这样。君子体察《易》的功用，也从静中求取。只是《易》本来无心，有心便是人；用有心去揣度无心，静的功夫就有不容易达到的地方。于是有涵养本原的功夫，有洗心退藏于隐密之处的功夫，有斋戒而使德性神明的功夫，有戒惧慎独、把修养做到极静并在欲念将萌时加以遏制的功夫，有专心一意、无所旁骛，整齐严肃，从内外两面共同持守而达到敬的功夫。静是本体，也是作用的根基；静看似无，却具备产生有的条件。以静为主，是君子树立根本、运用《易》的方法。静便能虚，虚便能灵，研究事物幽微之处，便能达到神妙。静便能定，定便能坚，防止欲望，便能达到刚健。静便能专，专便能一，涵养内心，便能达到纯粹。静便能直，直便能方，充实气质，便能达到正直。静便能习，习便能精，体察道理，便能达到纯熟。静便能公，公便能明，处理事务，便能达到周全。静便能恒，恒便能久，诚实地修养自身并以此求学，便能达到永不止息。范围天地，穷尽其曲折，使万物各得其所，穷尽变化而显现作用，万事万物由此产生，广大之理也就完备；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事业，配合天地而与《易》相准，君子以静为主的功夫就是这样。所谓学，都是道；世俗之人把它分成歧途，奇异邪僻之人背离它而去，反而把我们的道称作道学，庆幸能够以虚伪互相诋毁。我们这些人却有时进入他们所谓的幸运之中，成全了他们的诋毁，难道只是那些人的过错吗？近来士大夫以道学为名，杨月湖特别符合人的愿望；到了晚年，又有幸得到我的静斋。两个人还没有交往过一条手臂的距离便相互信任，自称知己，这种事古代有，今天却几乎见不到，实在太难了。记述静斋，不写给我还写给谁呢？可惜我有辜负意长、年华不停流逝的惭愧，却承受了撰写这篇文章的职责，不能不自我警策。静斋的意味深长，有奇特的志向；能止息烦扰、专一思虑，很早就向往道，每天举步都仿佛要去瞻望濂洛诸位先正的讲堂，踮起脚来靠近他们的居室。幸好不要自我分割、自我设限。唉，这种志向难道可以估量吗？也难道可以阻挡吗？《见素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见素集》卷十 明代林俊撰 记 《竹田记》君子即使身处冷落之地，也不会忘记山林沟壑的情思；张若倘来这里收敛身心，难道会和从前不同吗？所以常常还有余裕，外物即使来到，也没有足以触犯心中微小之处的东西。族伯、御史大夫竹田公，大概正是把这种意思寄托在这里。公起初是莆田九牧林氏的后裔，居住在福唐长乐。星溪竹田，就是他的田地。竹田公以竹自况，宦游寓居四方，却没有忘记竹田。他写信对我林俊说：‘君子没有玩物丧志的牵累，却不能没有思念故土的情怀。喜爱而不沉溺，是喜爱的正道。把自己忘在外物之中，也忘掉外物而安居于道，竹子怎么会使人沉溺呢？’莲花有色有香却不能长久，但它的清白不可诬蔑；梅花甘愿独自开放以自芳，其风韵不可废弃；菊花傲霜而晚放更艳，其香气不可泯灭。松树的贞操胜过嶙峋之姿，桧树的古意胜过盘曲之形；梧桐姿态婀娜却多脆弱，桂树枝叶披离却过于繁密。至于深红艳紫、妩媚动人的花，又何必把它们记录下来呢？竹子虚心而有劲节，韵致高远、品格孤峻；不刚不柔，疏朗而不嫉俗，挺立端直而不偏倚，经历雪霜也不稍有改变。君子以竹来比拟德行。我奉身在四方内外周旋奔走，已经三十余年，受到三朝的眷顾和知遇，开府统辖两藩，忝受生杀、征伐的托付，用来临制百蛮，勉强担当东南一面的事务。避免栋梁弯挠，以此满足众人的期望；借助乡里几位大夫之手，能与我见素相见，也算幸运。然而在犀牛、虎豹、猰貐出没，秋高水涸的时候，长风送来腥气，夜里的刁斗声急促，哪里比得上披头散发、箕踞而坐，清风徐徐吹来，玉石淙淙作声以快我耳呢？夏日里苍白如雪的清凉压过炎热，黑色的火焰夺走火光，烟霭浮着碧色，宾朋退去而禽鸟来栖，移动席子合拢阴影；哪里比得上面对狼烟和荒野尸骸，军门前陈列俘虏和首级，看到战士包扎伤口而使我厌恶呢？即使才干足以使弓箭贯穿七层铠甲、使万人奔逃，又哪里比得上出汗读书，手持简编面对圣贤，安享余日呢？打开信封迅速阅读，读了又喜，喜了又害怕，说：‘这才是公啊。功成身退，是天道；受宠受利而居留其间，自有明鉴。’竹田公想归返竹田的心意，我已经先领会到了。竹子经过三年才成材，于是收获功效，以等待后来的人。公已经年长，应该引身避开贤路，和竹子共同始终。记载说：‘礼敬人的田地。’这样说来，竹田公的田地就是这片竹田吗？以仁德栽植，以义理裁制，广泛灌溉而廉洁收获。从前把它当作君王之事，如今把它当作田地之事。竹子遭遇这样的命运，或许从此才真正成为田地，并且因公而迅速生长；公最终会使它得到恩惠。近来讨伐叛乱的军队几乎遍及境内，广州一带平静安宁、毫无警报；又凭借余勇巡查扫荡江西、闽南，如同清除遗留的污垢一般，运筹施行而不露痕迹。于是元阳舒展，群阴退避，这大概都是公使广州命脉得以畅通的缘故。申甫岳防竹田公，恐怕就要离任了。自从公建立显著功业以来，功业如同箫韶之乐已经奏成；朝堂上还空着职位，盼望公归来的人已经很久了，公难道还会困顿吗？慢慢地做竹田的主人，应该还不算晚。正德癸酉年六月上旬，族年弟莆田见素子林俊在云庄青野记。

译《城古田记》古田，是古代侯官的辖地，刘姓、林姓是巨姓，世代居住于此，也世代在这里耕田，所以称为古田。又因为这里曾经产玉，所以又称玉田。开元年间，开始析置县治，县城汇合双溪，倚傍翠屏山，南面遥对仙亭，在左右建立文峰、五华二山，用来环护群山。田地高高低低、鳞次栉比，斜坡延伸到群山尽头；百姓仅仅依靠田地生活，所以阴湿的竹林、险峻的沟壑很多，逃亡者又凭借险阻藏匿，因此容易发生盗乱。正统年间，邓防长驱直入县城，百姓的房舍都成为废墟，所藏的财物也被抢掠一空。天顺年间，谣传陈防屡次要到县城，惊惶的百姓望着城池求生，官吏却认为我们不可能长久居住在这里，于是置之不闻。阴雨连绵，天气寒冷，鸟惊鹿骇，家家没有一夜能够安睡。我友大方伯罗君蘖山当时任郎署官，和地方老人商议说：“古田是盗贼冲要之地，难道可以不修城吗？如今皇帝留意各县筑城，唯独古田还没有举措。没有像大顺的希文、朔方的南仲那样的人，怎么能筑城？没有西川的仗义、延州青涧那样的险固，又凭什么能够守住？何不谋划这件事呢？”于是接连上疏朝廷，朝廷把事情交给部里；蘖山向部里陈说，部里又下交御史，蘖山向御史陈说，于是巡按陆君偁承担了此事。专门调集县里的力量，又用郡租余款来资助，任用永福县令姚祯，程物略定下工程基础，衡量功劳，命令每日申明宪令，以严厉督促筑城。姚祯离任后，继任者仍像姚祯一样，三年之后工程告成。凡沿纵向丈量、筑成城基的共有三处；砌砖成墙的十处；砌砖成雉堞的四处，合计十七处，横向工程同纵向相比减少了七处。城墙周长一千三百余丈，费用一万八千余两。城墙高耸如山、绵延如云，像堤防阻挡决口，隔绝狂风暴雨的猛烈侵袭，成为大厦一般的庇护。辛酉年盗寇到来，庚午年盗寇又到，人们依靠城池而不再恐惧，于是歌颂陆君的功德和蘖山给故乡带来世代安定的恩惠，请我作记。我曾听说，略作预防而先行防备的人，临事时必少有后悔；孔明修陈仓城，因无利可图而引兵离去；莒城没有防备，子重便攻下它的三座城邑。这就是国家防备的道理。或者说，发动筑城、引导防备，本来就有主管其事的人在其中；古田经历三千二百五十年而建县，建县七百五十四年之后才筑城，而蘖山恰好在这中间兴起，明里辅佐、暗中运筹，这难道只是偶然吗？山川的灵气到此时才完整而严密，这固然是今日一方形势的征兆，也是日后关系国家安危的地方，古田因此而得名。回报山川的恩惠，难道只是小事吗？或者古人把民心看作城池，城池和官吏所承担的责任，也正可以由此观察政绩。正德癸酉六月望日，莆田见素子林俊记于云庄青野。明建安滕氏双阡记 我的朋友滕公介石，字吉甫，任监察御史时，风采刚正严厉，声望远在同辈之上。后来因病辞官，面对闲云野水，收敛锋芒，仿佛无所作为。晚年终于修治祖坟，从五世祖公、高祖公、曾祖公的墓地开始，安葬安排更加详密。滕氏世代以孝顺谨慎积累德行，惠州公曾任淞地副守，后来专任惠州守，以清廉谨慎得到两郡民心，过了很久仍有遗爱。杨恭人无愧于贤，公妻节斋也无愧于贤；公子杨氏、苏氏也无愧于公的长媳。家法严整，于是建立了今日的滕氏先茔。天顺丁丑年，滕公寿终正寝，选择东溪的墓地，抵达溪口时，有人告诉说五里塔金盘山是吉地。察看之后果然如此，残砖、城墙基础散布其间，紫茜草茂密地长满山上。在此以前，曾经寻找适合营建寿墓的地方，因遭盗伐而放弃；节斋得到这块地，担心地气泄露，便厚厚培土，在左边另辟墓穴，与惠州公、杨氏合葬。成化丙申年，节斋去世，这块地已经过了二十年，地气应当完备，于是将节斋与杨氏、苏氏合葬。左昭右穆，礼制井然，神灵也得以安宁；神灵降福所及，孙辈七人，曾孙十二人，玄孙若干人，其中一人考中进士，正在学习准备考进士的有七人，资助家塾教育的更是数不尽。唉，土地相同，墓穴也相同，祸福却会如此不同吗？所谓力量虽小而谋求大事，吉地要等待吉人，难道不是这样吗？关于阴阳禁忌，司马公为大尉公举行葬礼时，特意授意葬师，借此说明那些说法不足信，然后选择墓地。伊川先生说，选择土色、草木美好的地方，神灵安宁，子孙也安宁。滕氏固然是世代积德的证明，也或许正合乎这个道理。到了这时，开辟荒芜之地，使它焕然一新，用坚砖砌筑，用灰石加固，环绕墓地修墙，建立享堂供祭祀者居住，匾额题为“惠州知府滕公两世墓道”。分别划出肥田五十亩，用来延续每年的祭祀费用。大概从弘治某甲子年至某甲子年，才完成全部工程；倡议者是介石，帮助完成的是季父松伯、长兄祜，心意确实十分勤劳。介石对我说话时语意梗塞：“没有来得及在生前谋划，后来这样劳碌，恐怕已经是末节了。”滕氏世代是否会因此得到保佑呢？墓地的修葺和田地的保存能否长久，还不可知。见素并不轻视我，希望我幸而记下此事，以此惠及我滕氏。唉，孝子顺孙出于义而竭尽心意，正是这样。古代墓地不筑坟，我的老师孔子在防地将墓土筑高四尺；墓地不修葺，朱晦翁修整西涧的墓并增高围墙；墓地不祭祀，陈太邱曾登墓祭扫。古人都曾这样做过。卖掉槚木，修整门庭，以表达孝思，诚恳不已；滕氏的力量足以自行承担，剪除荒草荫翳，修饰剥落的碑文，以俭约完成其应尽的礼数，这正是作为子孙所可贵的地方。像这样一座座荒废的坟丘，难道忍心看着吗？宗族日渐疏远，最终消亡，昏昧而不考察祖先，便使先人的恩泽枯竭。元氏《清河阡表》已经预先告诫过了。希望滕氏世代相传；否则，岂不是既辜负介石的心意，也辜负我这个拙劣老人的记文吗？正德癸酉年秋八月望日，莆田见素子记于云庄青野。

译福清四城门记 福清四座城门建成后，百姓成群结队来到云庄，请我作记。考察这个县，本来是从长乐县分出的土地，曾名长安、福唐，又名永昌，今日称为福清。这里面向大海、背靠山冈，风潮摇撼侵蚀，山势光秃赤褐，缺少林木，石头裸露如骨。这里的人受到山海气势陶铸，忠正而奇峭；次等的也凝重自立；最下等的则争斗凶狠，阻碍官府政务，因此风俗就是这样。县里旧日没有城郭，商人和胡人的船只向东停泊，百姓便像狼回顾、鹿惊骇一样，防备着逃窜，当道者为此忧虑。而且筑城所需材料巨大，民力又不足；城门还没有完备，整个城池也就无法完成；加上政令不严，服役者怠慢。正德壬申年，上虞朱侯朝章以左迁官来到这里任知县，凭借刑曹掌管刑名、内台纠察弹劾的才能，施展宰牛刀来宰鸡，行动迅疾，草木也为之倾伏。他明察照耀，阴暗之处无从隐藏，弊端全部显现，重新筹措费用，分派门楼、城墙的工程使其坚固。又增高城楼，装饰彩绘，以收纳远方景物、放眼遥望，并设置警戒、驻兵的处所。因地命名，东门叫文兴，西门叫双旌，南门叫龙江，北门叫玉屏。城墙高耸如山、绵延如云，观察政务的人都认为他懂得先办要务。国家不论大小，善于守御的人都容易设置险要；取坎卦重门之义，取《豫》卦而以艮为节制，谨慎出入城门，宫阙垂示先事防备的道理，就是如此。汴京东西水门，昌黎先生认为它能使盗寇偷袭而难以攻破，正是把风气传播给君上的文治武功；归陇西公的功劳。侯所建的四座城门，难道不值得深切记载吗？或者说，善于治理的人以得到民心为根本，即使划地设防，金城汤池也不足以坚固，民众的心才都是城池。只要人心稍有离贰，即使铁扇石枢、城门严闭，也会像折断篱笆一样攻入，并不困难。所以说，守国在于德，而不在于险。侯的才华声望尤其卓绝，远道而来任职，实在是福清日月所寄托的；他仍然竭尽心志。县民将要永远承受他的深厚恩惠，继任侯职的人难道也能继承侯的这份心意吗？筑高土城，并且凝聚民心为城，这两件事将会一同完成。正德癸酉年秋九月下旬，莆田见素子林俊记。槎村范氏祠堂记 春秋时晋国士防采食于范地，后来便以范为姓；传到履冰，辅佐唐国而显达。其后，居住嘉州的有文正、忠宣、文肃，居住长安的有忠文、石湖，都是特别显赫的。居住丰城的范氏，自平开始，平是履冰的六世孙。子孙繁衍，后来有一支居住在殷墟上郊的槎村。槎村本来是富裕的大庄，铜赤塘相连，绯紫相叠，到清敏时最为兴盛，这就是槎村一支。入明以后，州守范衷、按察使范镛、参政范锳父子都考中进士。范衷有志于修谱建祠，族谱托付给范镛，范镛完成了族谱；祠堂托付给范锳，但范锳力量不够。范锳的儿子贡士范珪又完成祠堂，并以祭田百石相助；计算族人田地，取其十分之一的收入供祠堂费用；由族中七位有才干的人负责管理。正德戊辰年祠堂建成，把范平的神主奉在中央，作为始祖。先祖的神主则各自空着，在祭祀之日写好纸位附祭，祭毕便焚毁，以免僭越。始祖在冬至祭祀，由大宗主持；先祖在立春祭祀，由各小宗主持。祭毕全族设宴。中断数百年的礼制得以续行，这是如今的盛事，不可没有记载。范珪已经任职于我莆仙，于是向我请教：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唐制一品、二品四庙，三品三庙，五品二庙，适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宋代王尧封议论说，平章事以下四庙，副相、政府官员至东宫少保三庙，其余都祭于寝；只有承袭爵位的嫡子可以祭祀，子孙官职卑微的不能祭祀，但这项制度终究没有实行。按照五服，尊卑本来相同；如果受限于庙制，那么大夫不能祭高祖，士和庶人不能祭祖先。伊川说，凡有服制关系的都可以在一庙祭祀，在寝庙祭高祖也无妨；晦翁认为这才符合祭祀的本意。伊川主张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晦翁也据此施行，后来有人怀疑这近于禘祫而废止。议论者说，伊川是从义理出发，重视根本；晦翁是因疑虑而废止，明确尊卑。可是礼应当因时制宜，我认为应当采用伊川的意见。《礼记·大传》说士大夫举行大祭，可以合祭到高祖，这说明并非没有祫祭。上古先民开始制作饮食时也祭祀，而万物初生时不祭祀，这不合人情，似乎未尝不可视为禘祭。至于祭品的丰俭，随尊卑而有区别；出于本心表达孝敬，始终没有不同。可惜宋代已经没有定论，伊川说无从考察，我哪里敢凭空臆说呢？然而近世祭高祖，家中可以举行；合族若不祭祀，便无法使族人聚集，所以始祖、先祖的祭祀由全族举行，这就是所谓无可奈何的办法。把庙改名为祠堂，同堂而异室，也没有失去在寝庙祭祀的遗意；范参政让始祖专主、先祖暂主，名分尤其严明，大概又是综合程朱而加以折中的办法，可以说是宗族祭祀的准则。然而有亲属关系的，离散了便重新聚集；聚集了，难道不能有所观照、有所实行、作为后世遵循的法则吗？难道自己不感到惭愧，却反而使别人惭愧吗？参加这座祠堂祭祀的人，是希望把这种制度普遍施行，而不偏此弃彼。承载德行、效法贤者，又怎能不私下仰慕文正、忠宣、忠文这些建立功烈的人呢？如果石湖一支还有多余的议论，那么这座祠堂既可用来崇敬祖先、面对神明，又可联络亲戚、扩大孝爱，寄托规劝箴戒，难道可以不敬畏吗？范氏的后代从此将更加有声望了。

译西水奇遇记 由于柄臣迁移、政令细碎，动摇了百姓的和气，从而招致民乱。皇帝醒悟，奋发神武诛杀他们；四方征讨仍不顺利，盗乱才逐渐平定。饶州烧尽之后又重新燃起，侵犯抚州、广州，又侵犯衢州、徽州，所到之处如割取菅草蒯草一般。大规模焚毁聚落时，主事胡勉之的父亲封君胡汝忠估计盗贼必定到来，说：“我的婺州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家园可以变成废墟，但家眷不可遭受污辱。金陵只是儿子的任所，我还是离开吧。”于是带着安人和家眷一同逃走，脸面污垢、头发蓬乱，皮肤起粟、双脚磨出厚茧，和豺虎争路，与魑魅魍魉相互喧叫。他们能否到达目的地，还不得而知。胡勉之奉命督运粮饷，经过嘉禾时，坏消息纷纷传来；家中没有消息，七旬老人和幼壮家属都寄托给他。战火进入、锋刃出没，鸟兽惊惶；家眷是离散还是团聚、能否保全，都不得而知。胡勉之分遣人员往返打探，过了十天一个月，心中更加焦急，而乡里的消息却越来越迟，惊惧忧虑因而成病。父母也急切谋划要见儿子，哪里料到嘉禾的行曹恰好带着儿子的使节，西水旅泊之处又恰好停着父母的船。唉，真是奇异啊！封君听说勉之在那里，喜悦中带着悲伤，确信中又生出怀疑。勉之突然得到消息，喜悦中带着悲伤，确信中又生出怀疑。这是真的吗？不是吗？是梦吗？不是梦吗？传话的人、报信的人难道弄错了吗？他们奔跑着前去迎接，果然如此：这是从天而降、从地而出的奇迹，是像鸟张翼飞来一样到达的吗？全家都幸而死里逃生，几乎没有察觉疾病已经离开身体。唉！上天为什么对胡氏这样厚待呢？从前张吉三次进入涪州，父亲才允许他归来，可以说十分艰难；杜羔从潞州狱中得到母亲的消息，也只是偶然之事。难道这是忧患离散、孤独行踪、历尽艰险，几乎死去百次，最后忽然相逢的事情吗？这种奇遇确实如此，上天保佑善人，本来不会有差错。它的积累有来由，它的延续有根源，它所感召的又有多少呢？胡氏从唐代经历宋代、元代直到今天，世世代代以仁德为根基，封君又接续了它。既有主事者从小形成的一念诚孝，又有这次相逢，天道和人事在此都得到了验证。长寿县的戴主事锦，县邑被盗贼侵扰时，捕获了锦，后来因谢罪而释放；锦又找回家眷，也因谢罪而放还家眷。盗贼唯独没有毁坏他的房屋，书籍、衣被、草木等一概没有取走。唉！难道那些人也有人心吗？有人说：“封君为什么不学习他们的做法？”戴锦说：“逃避是常情；受到感动而修养自身，是平素积累的结果，也可能只是偶然事件。”君子应当依据常道行事。正德癸酉年十月下旬，莆田见素子林俊记。保和堂记 器物本来就是低处承受而中空，用来容纳命数的，理所当然。它若像层层堆叠的棋子，堆得越高就越危险。欹器注水，水满就会倾覆。若一味求多求满，原有的道理就被抛弃了。《易经》所忌讳的是满溢，所赞许的是谦逊。《尚书》说不可畏惧外物，《老子》则说应当有所畏惧。孔子说：“宠爱和羞辱都像使人惊惧。”处在宠爱和利益之中的人，最应以此为明白的警戒，何况君王呢？王者的尊贵，仅次于天子一级。他所处的位置亲近宗亲，容易招致嫌疑；地位受到禁约，容易逼近君上；俸禄世代优厚，容易凌驾他人。要凭德行使家声更加美好尤其困难，这并不是保全富贵、守护国家长久的办法。唐叔在周代是申伯，所以周王封赐我家。到太宗朝，已经封及先王四代。读书守礼，在诸藩中名列前茅。如今殿下更加贤明，声名足以映照前贤；但车轮反复经过深渊，仍须谨慎。懿德、恩惠、和顺、清正、安宁、喜乐、好善，这些都值得喜爱；而自以为贤能、招来祸患，则应当指责。还应当加以创制和劝勉。斋居之所题名为“保和”，取《孝经》中诸侯尽孝尽义的意思。古代以公姓封为侯，使其藩屏王室。自秦代天子称皇帝以后，便把封爵者称王；封国所应谨守的，正是侯国的法度。周公把叔虞封在唐地，见于传记的材料很少，只记有桐叶封弟、禾生异象等几件事。然而考察《康叔诰命》的言辞，核心不过是敬德、和民，辅佐君王安定天命，最后以敬守典章收束，这大概就是积聚敬德。专心一意而不旁骛，整齐严肃，就是敬。斋戒时心明身正、穿着盛服，非礼之事不做，这是使自己处于敬的状态。王者的道路，应当如此穆穆庄严。把光明收藏在晦暗中，把智慧守藏在愚拙中，保持谦逊而虚怀，收敛各种活动，使它们一同归于寂静；有所作为却不占有，功业完成却不自恃，大概没有一刻不如同斋戒，何况是在斋戒之时呢？这是孔子所谨慎的事情。他说：“斋戒三日，第一天就要使用它，尚且还担心不够恭敬。”所以斋戒就是敬的境界。凝聚精神、安定思虑，使浮躁之心消退，使奢侈之心止息；不齐整的使之齐整，于是自身的分量加重，外物的分量减轻。高贵的爵位、悬殊的权势，都在行迹上忘却它们，心中也忘却它们。已经忘却这些的人，甚至会让别人也仿佛忘记其尊贵。如同高山供人瞻仰，大地安然承担万物；有功者不留下痕迹，受惠者甚至不知道恩惠来自谁。这样以后，才能保全社稷，和睦人民，安享太平的福泽，使皇族福源繁盛延续，与封国百姓相安千百世，同国家一起享有无穷的福庆。周公穆穆然迎接贤才，心意也不过如此。林俊我年老衰朽，资质平庸，名声卑微，姓名却承蒙传闻于大王。大王对长史瓘说：“保和堂已经修饰完成，应该让见素为它作记。”这正合我的心意。瓘奉命立即写信，派使者跋涉五千里，把大王的雅意殷勤送达我处。我焚香盥洗，拜读来信，说云庄因此显得庄重而有光彩；谨慎接受命令，完成这篇记文，以表达对大王的忠诚。我的文章荒疏浅陋，不足以发扬灵秀，彰显山川，也辜负大王的教诲，因此罪责和惭愧更加深重。正德九年甲戌春正月谷旦后两日，云庄防民见素子林俊谨记。

译陈先生石斋祠堂记 白沙陈先生在南粤崛起，却没有接受任何官职，甘愿以平民身份终老。荐举他的文书接连不断，部里的檄文催促他出仕，他不得已起身；起身后又离去。宪宗皇帝知道他的贤能，特意授予他翰林检讨之职。先生接受而不推辞，却又离开，最终不曾有一天立身朝廷。他没有机会发表言论，也没有机会施行政务，不能取得哪怕尺寸之功。然而，他孤高的风节和久远的声韵，遍及一代而受到仰慕。亲身领受教诲的人，精神受到感化；听闻风范的人，心意向往。贤者以他为法，不贤者因他而惭愧，于是受到阻止并得以改变。那些掘坟盗墓、撬箱窃物、粉饰容貌而内里污浊的人，听到他的余风，也驯服于朴素的节操，贬退浮华而崇尚雅正。名儒高士前后相继出现。先生对于名教，可以说像甘霖滋润枯水，像清风熄灭烈焰，改变了当时的盛况。先生去世十四年后，内江高君大和以御史之名来巡按本部，悲悯地说：“大贤君子出生之地、施政所到之处以及凡经其教化的乡里，无不建祠表彰先贤，崇尚道德教化。先生在白沙的祠堂，难道偏偏没有建立吗？这难道不是礼制中久已废缺的大典，或者不正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吗？”于是他和参政黄君伯望谋划，佥宪王君为先生建立祠堂，又寻得先生故居嘉会楼，加以修葺。义风奋发激荡，远近都欢欣鼓舞。旧日的门生为祠堂购买田地若干亩，以充作祭祀费用。侍御君因为林俊辱蒙先生知遇，来托付我作记。唉！天地元气汇聚，才会产生名世之士；在我南方，楚地舂陵、闽地建安，曾经记载过元气盛极的时代，如今黄云紫水也同样成为天地山川中的胜地了。元气的汇聚，想来当时先生正好承当了这种时运吧？先生身高八尺，右脸有七颗黑痣。天资聪颖，远超常人，考中乡试后却放弃仕途，跟随康斋吴先生学习。康斋得到先生，正如程颢得到康节先生。先生起初广泛求学，久而久之说：“太杂了。”又从静心入手，久而久之又说：“太偏了。”他吸收佛、老之学而又超越佛、老，正像张载、朱熹二位先生先有迷误而后有所获得，于是以宋代大儒为归依。他立志十分专一，向道十分勇猛，涵养十分深厚，德行气质纯粹完美，脱去尘俗，清逸洒落，独自超出造物者的拘束之外。他在风烟水月之间寄托寓言、抒发兴致，与天地同流，和击壤老人一样自得，终身如同在舞雩台上逍遥。先生隐居以及施展抱负的大致情形，于此都具备了。他想要用世的志向被乡里争端阻碍，只能以有名望的身份隐居；无论穷困还是显达，他都没有改变，这难道也是命中注定吗？麒麟出现是时世祥瑞，难道会有人不知道吗？麒麟、蛟龙或在田野、或在深渊，它们所在的方向和规模，难道可以用常规来衡量吗？时势是圣贤也不能改变的。君子从自身取得的东西丰厚，从外界求取名声却很少；安然处世，而唯独成就自我的事情还没有确定。一个乡里、一个人，最终要由天下后世来确定评价。那些倡导朋党、攻击伪学的人，如今在哪里呢？侍御君首先倡议此事，他的风神意气与先生相互感应，想把内心的敬意寄托在瞻仰先生、追随高尚品行之外，独自树立严明的表彰。两位君子相互成就，也都真正懂得其中的意义了。正德甲戌年春二月，莆田晚学见素子林俊记于云庄青野。毖斋记 查君原博年幼时，独自谨慎约束自己，不和人嬉戏；他的父亲主事翁一愚，选择适合各位儿子的老师，让他跟随郎中祝惟贞游学。祝君认为他是远大的器材。学成后考中进士，任吏部主事；上报他的政绩，天子加以褒奖，并且在制词中称许他谨慎勤勉，正是这样。由此看来，一愚翁教子有方，祝君传授学业用心，始终没有改变。查君取“毖”作为书斋名，是为了把上面三件事作为训诫，持守遵循，以达到慎重。查君巡按福建时，到云庄拜访我，请求我作记。查君质朴少言，深沉长厚，内心刚强而外表柔和，实际胜过浮华，确有谨慎之道。考察“毖”字，就是谨慎。以奢侈为反面，便应节约；以怠惰为反面，便应恭敬；以自满为反面，便应谦逊；以疏忽为反面，便应周密。节约就少有过失，恭敬就吉祥，谦逊就能受益，周密就不至于因祸患形成蔽塞。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有所畏惧；谨慎正是继承畏惧。〈易经〉震卦的卦象说：“雷声接连而震动，君子因此恐惧戒惧，修养省察。”恐惧就是畏惧，修养省察就是谨慎。君子有所惊惧，便修正自身，反省过失并加以改正；既有保全周身的防备，又有克制治理的勇气，还有处理事务、决断先机的准备。有所畏惧，才有所谨慎；如果无所畏惧，什么坏事不会发生呢？如果对淫逸、饮食饥饱、劳作休息没有节制，疾病便会侵入身体；此后真正使腠理坚固，元阳开始谨慎，最终达到处处谨慎。好比迎着悬流、争过怒峡，曲折前行以渡过平坦如砥的河流，船也可能因此沉没。处在险境便谨慎，谨慎就能渡过；处在平坦之处便不谨慎，不谨慎就不能渡过。戒惧谨慎的功夫，难道可以片刻离开吗？修养自身如同治疗疾病，防止欲望如同防备盗贼，面对事务如同踩在虎口，渡冰如同张弓待发，详细审察、约束自己，不敢有丝毫苟且。这样以后，省察修养的功夫才能周密，日渐改变、月渐化育，安然进入贤人君子的境界便不难了。无论处于隐退还是显达，都把它交给时运天命而听其安排，不存私心。树立奇伟的节操，恢复古代的风尚，写出光辉灿烂的文章，使宏大光明伟盛的事业更加昌盛，谁能抵挡呢？查君说：“谨慎接受教诲。”正德甲戌年夏四月既望，莆田云庄防人林俊记。

译竹亭记 我的朋友胡先生号竹亭，天性喜爱竹子。当初他在荆南任职时，因为行署中的竹子，便在竹旁建了一座亭子，号称竹亭，名号也由此确立。后来历任秋官、大郡、大藩，直到如今任左辖，有时仍有竹子相伴，有时承接前任留下的空缺，有时所在地没有条件种竹，但他的内心本来就与竹相合，所以哪里都可以称为竹亭。湛若水在翰林时所作的《甘泉序》已经说得很完备了。竹子本身无情，人却有情。人的美德不能自行显现，便寄托在竹子上而显现。因此有的人虽有美德却仿佛没有，因羞惭而自我伤害；也有人借竹子装饰自己、放纵自己，反而给竹子带来羞辱。俯仰今昔，爱莲、爱菊、爱梅的人何其多！只是濂溪、柴桑、孤山这些人，借物之美而显出人的品格。武公以后，竹子又有谁亲自显现其美德呢？七贤、二仲这些人，我真担心竹子不肯与我相伴。所谓道，不过是阴阳、刚柔罢了。各种植物中，树木少阴多阳，所以刚；草木少阳多阴，所以柔。各种类别又有清浊之分：松、竹是刚而清，蕙、兰是柔而清。所以君子以松竹比拟贞操，以蕙兰比拟芳洁。樗、栲、萧、艾之类，虽然取其刚柔，却失其位置而得到浑浊之气。先生出自安定学派，又居住在鄱湖这样多竹的地方，早已倾心而与竹相合了。先生瘦削劲健、清雅高远，温润得像美玉，却不偏倚、不随俗，彻底超越凡俗品格，独自高出尘埃之上。我和先生成为朋友已有四十年，初见他时，他如同巨区的新竹，脱去笋箨而从竹林中挺立出来；继而如绿叶翠茎，洒落清风，擎托白雪；再后来如玉石般的质地、金声般的声望，实际坚实而且是优良材料，能够取法宣和、合信、纪要诸家而编纂深奥之学。随才器而任用，无不称心如意。统摄经纶、赞助政教，若能召来仪凤、书写获麟之事，妙用神化，今后将有所归属。先生顺应竹子的本性，把竹子的情操移到自身，于是显著发挥竹子的功用；珍贵的实质和美好的声望，将与竹子相始终。我不自量力，想私下把自己附托于武公之后，不知我是否有资格呢？正德甲戌年秋九月下旬，莆田见素子林俊记于云庄青野。《见素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见素集》卷十一 明代林俊撰 记 龙溪修复庙记 昌黎先生把社稷和孔子并列祭祀，在功劳和德行之间区别尊卑。杜樊川认为，善于尊崇孔子，必须是德行足以与天地相配。宰我、子贡、有若、孟子，尤其善于尊崇孔子。程子说，谈论圣人而不把贤者置于尧舜之下，是说事业功效；这样看来，尤其看重功名。昌黎的话或许说得不够详尽，樊川更是没有察明。圣人如果只在一个时代实行大道，还不如删定、著述六经，阐明大道而垂范万世。圣人又是老师，所以从京师直到天下，各地学校都必须祭祀孔子。龙溪庙学背靠芝峰，位置端正，吸取龙腾山的秀气，储育英才、安妥神灵；县令认为不能停止这种有利于地方的事业。庙学偏向左侧，士人积怨不平。罗守列准备恢复伦堂，旧庙却没有恢复；罗守调任后，继任者沿袭旧状很久，士人更加不平。史侯立诚以进士身份来任县令，毅然承担复建之事，说：“县城与学校，哪一个更有利？泥土均匀、位置合适，正应当恢复。我将谋划一件不使百姓困苦、又不使庙学废替的事。慢慢举措，节省浮费，经过一两年积累，刚好有余。”潘侯旦恰好来任知府，接续此事并补足费用。巡按张君景阳认为应当备齐材料、整治位置，于是把工程交给陈文真负责，由县幕李济管理，程材考核工程功效。潘侯亲自到场监督，庙宇廊庑、堂斋、绰楔、栏槛，应该更换的已经更换，废坏的已经更新，凡有缺失的也都补全。丹漆鲜明，光彩焕发，奎章仿佛腾跃照耀。知府和僚属、佐贰官上官侯崇、阮侯芳、龚侯震、胡侯宁道一同庆幸文昌之兆。博士潘君荣、吴君璋、关君文英共同写信，陈请林餗为此作记。只是世道维系于人才，学校是聚集人才的地方，就像熔金之炉，而孔子就是模范。火候要看是否适宜，铸造的器物不超出模范之外；然而粗劣破裂、能够承接孔子形似而真正符合人意的，常常很少。七十位高足弟子，孔子亲自陶铸他们，而成就品类各不相同，何况流传下去以后差异会更加扩大呢？司马谈把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等列为六家，班固增加为九流。庄周肆意诋毁圣人教诲，李斯坑杀学徒、焚烧书籍，这些人和后世轻视儒学、崇尚佛教的一流人相比，恐怕反而还要感到惭愧。如今士人没有其他职业，戴儒冠、穿儒服，都诵读并奉行孔子的法则。他们所受的模范，果真能像颜回那样神明通达，像曾参那样领悟精妙，像冉耕、闵损那样成就德行，像子路那样通达才干，像子贡那样善于经世吗？能不能推举孔子所称许却未及任用的人，像虞舜时的五臣、周代的十臣那样呢？能不能像殷代三位仁人那样，以不忘故主为美德呢？能不能像宋代四位儒者那样，开创道学传承而使之昌盛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 能够承接孔子形似而有所成就，关键就在这里。恢复学校的旧貌，是小事，是末节；恢复人心的旧有状态，才是大事，是根本。我林俊甘愿为孔子执役，扩大恢复庙学的意义。各位贤者诵读这些话、相互以此规劝，并不是为了告诫君子。正德十年乙亥春二月望日，莆田见素子林俊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