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素续集卷八

译赠朱三峰任兴化郡伯序 大凡人物聚集而各有类别，山川的精气，大概都有主宰其中的力量。我曾看越地临观的美景，天下第一。闽地山泽与越地相通，精气聚集于人，方正高格之士不断出现；而且疆域相连、土地相接，闽越之间往来交会。前任的政绩有盛有衰，旧日的德化相互熏染，正好满足眼目所见和心中寄托，如同东西两家相邻；但大多还没有见到使趋向纯一、使终归于至善的情况。这样看来，教化使众人齐同，难道都只是空话吗？嘉靖癸未年，莆田的太守被提升调离，朱君朝章接替他。朱君内心美善、文质清华，明习法律。当时他正以宪部正郎身份任卿长，慎重选择，奉天子命到蜀地审理囚狱。同僚说：‘朝章宣扬皇上的仁德，为冤屈之人寄托生命；停下蜀地的事务而赴莆田，哪里比得上让他在蜀地完成事情，恩惠深而且广呢？’朱君进士及第已久，历任中外官职，声誉卓著；让他停留在这里，实在是牧守职责特殊而又重大，难道仅仅是治理一郡吗？这好比建造房屋，把合抱的大木削小，并不是适合他的材料。有人说：‘朝章不会轻视太守之职。’方圆千里的地方交给太守治理，百姓有父母官来施行恩惠，有威严肃正的政令；亲手像乳母保育婴儿一样，谋划他们所爱所恶而施舍取予，使官府没有偏颇的政令，县邑没有贪冒的官吏，乡里没有暴虐的百姓，使人人都实行士君子的行为，这才叫百姓的父母。否则便会因病苦而仇视太守；这固然是百姓没有良心，但难道对太守有利吗？郡守是藩臬所寄托的，藩臬又是台省所寄托的；朝章清明有才、见识卓越，谁不希望使他郁结的才能得到伸展？掌握事物的人会使他的才用更加宏大。郡中有应办的事，有应使役的人，有可以专断的事，也有不能直接办成的事；事情的枢纽、政务的治理、物情人态，天天纷繁。我先使他的心志受到磨炼而平定他的意气，去掉华饰而归于实际，这是相互帮助，不是相互损害。渡河的人贵在有所等待，走千里路的人慢些也终究能到达，难道只求一时快速吗？况且做官也有求学之道：既可以用来充实自己，也可以用来使别人受益。发扬宽通宏大的本性，使无情、幽淡、清凉、寂静之情化开，这正是莆田太守的责任。莆田前任太守中，学业功绩卓著、声名震动人耳目的，有岳公季方、潘公舜弦、王公存敬相继任职；有的或许不能完全相似。张公时峻任职莆田不久，便因看到恢复旧制尚未长久而辞去。此后有时沿袭，有时恢复，民间口碑至今还在，朱君一定能相称。莆田将庆幸得到朱君，朱君也应庆幸得到莆田。蒙泉祭祀先贤的门庭中，将有朱公的位置。停留或速行、迟钝或敏捷，都是懂得道理的人所不计较的。

译枫山先生遗文序 文章发端于内心，而以道为根本；它主持人文，铺陈皇极，感动人心而有益于政治教化。后世之人专门搜求奇异、广博的材料，把文采藻饰作为工夫，难道那还可以称作文吗？太子太保、尚书章文懿公枫山先生，自从考中礼部会试第一名，列入仕籍将近六十年，实际任官还不到三年，却甘于贫困、坚守道义，崇尚廉洁退让。他忠实的操守、质朴简约浑厚古雅的风度，本来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人。他的声望遍及海内外，经世济民的大略，大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小也可以用于天下；但如同美玉蕴藏深渊、珍宝藏于山中，只获得一次任司成的机会，壮盛时被弃置，衰惫之后才被收用，这是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的事。然而士人中有如泰山北斗的人物，国家中有如蓍草神龟般的重臣，正因为维系天下独有的重望，所以天下共同尊敬信任他。到他请求告老时，皇帝勤于恢复武庙，虽多次违背他的意愿，又加授他的官职，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皇上还在旧邸时，就熟知先生的名声；即位后，想设法召致他。先生已年近九十，面对繁重的典礼和特殊恩典，已经不能入朝拜见了。我惭愧地屈居于几位老先生之后，却尤其倾心向慕先生，也错误地以为自己和时世之间还多少有所寄托。皇帝征召遗老，我正庆幸将要经过乡里的门槛，前去与先生谈论道义，不料先生又去世了。老泪洒在遗容之前，幽明之间相对而望；我的无能已经如此，先生对我也仍然像先生一样无能为力了。事情和德行的行状写成以后，立祠的门人董遵把先生的遗文托付给我，请我为先生全集作序；他的诸子中任都宪的拯君已经刊刻流行了。这部集子都是得意之作。先生专心研究六经，并旁及史书、诸子；他的志趣所达到的极处，是想振兴婺学数百年后的学统，承接北山、鲁斋、仁山、白云诸派，再向上接续晦庵、东莱的传承；其次也努力追踪道传、晋卿、景濂、仲申几位大家遗留下来的声响。他的义理深厚，可以寄托道；辞句端正，可以寄托心；笔势平实典雅，文理简明洁净，最终归于道德仁义，纯粹得像湖海的平流，风一激便水涌起来，足以完备地表现文章的各种变化。难道那就只是所谓的文吗？《端本策》序 这是赠给宫保尚书李公秀实、任汉中司教的序，内容是《端本》十六策。仁宗读到这些策论，十分喜爱，准备起用他，便用驿站传召他入朝进呈。宣宗召他入宫试问，考验有效，授予司谏一职，不久又转任左司谏。正要再次起用他时，李公去世，享年三十七岁，留下了遗憾。从前苏东坡上书皇帝说：“柔顺地行事，谦逊地进言。”有见识的人说，这得到了劝告君主的体要。进谏有正谏和讽谏：筹划义理，衡量形势，直言正论，这叫正谏；巧妙地启发、暗中运转，这叫讽谏。孔子论五种进谏时说：“我大概会采用讽谏吧？”但这句话并非孔子本人的话。臣子侍奉君主，只需尽到自己的力量；君主听不听，是天意。正谏怎么会有不利之处呢？法令式的告诫是正谏，柔和的言语是婉转引导，但也不超出正道。王斗向齐宣王正谏，举荐贤士；鲍叔向齐桓公直言劝对，使齐桓公不敢铸钟来彰显名声。茅焦解衣伏在刑具之旁，才使秦始皇母子关系恢复如初。讽谏从微婉处发出，却最终归于正道。东方朔以善于讽谏著名，有时也进直言，武帝却仍把他像优伶一样豢养。所谓劝说百句而只有一句讽谏，君子对此并不取法。李公的策论，难道不是所谓正谏吗？我唯独仰慕两位圣君善于对待李公。我又想到唐太宗对高宗说：‘你对李勣没有恩德，我现在把他调出京城；你即位后，应当任他为仆射。’ 宋太祖得到齐贤，却不愿授予他高爵显官，暗中嘱咐太宗将来任用他为宰相。替儿子选择人才，本来不应当这样。哪里比得上仁宗了解李公，殷勤收用他；宣宗考验李公，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起用他；他的真诚使皇帝的心意受到感动，正大光明、清楚明确，足以成为圣子神孙的法则，使他们守持而不致失误。这样一来，即使辅弼之臣满朝，君臣世世代代都能和衷共济，尧舜的治理也可以引向无穷，并不困难。追惜的是，李公有时运而无寿命，他的策论没有完全落实于施行；但后来有孙充嗣继承他，忠诚明亮，遵守典则，官至宫保，长任夏卿，主持留守事务，受到圣心倚重，成为宗庙社稷的根本，所受重任和待遇达到极点，李公的事业正在这里。林文安公文集序 文章根本在义理，由气发出，再用文辞昌明它；文采修饰施加上去，而真实本质仍然如旧。等到纵横的文风盛行，浑厚凝重、淡雅的体制衰落，甚至捶打提携仁义，使它们彻底灭绝，文章的贞正元气便开始衰微，宏大的声音也随之残缺；文道的兴衰，与国家道统的隆替相连。汉代盛时，司马子长以豪迈刚健著称；唐代盛时，昌黎韩退之以雄奇深厚著称；宋代盛时，欧阳永叔以雅正洁净著称。同一时代，班固、柳宗元、苏轼、王安石接续发声、互相应和；此后名家相继出现，作者日益增多，但辞藻徒然增长而气势渐弱，义理也因此晦暗；甚至驾驭才华，搜求奇异、捕捉怪诞，以朴拙混杂文采，以俗气扰乱雅正，制作华丽奇特的声调，未必完全不足，却只是喧哗于世以求取名声。若拿它们考察古代典谟训诰，就相去甚远了。本朝承袭元代旧制，竭力挽回古风，潜溪首先倡导，东里加以应和，作者兴盛，总的说来并不逊于前代。太子太保、文安公泉山先生，生于宣德甲寅年，距离醇厚朴实的古风还不远；又处在山川形势要地，渐渐浸润于抚州尚书公的名言训诫；考中进士后入翰林，历任吏部、兵部尚书，在留守事务中有余力涵养自己，出仕时又有余力发挥；把明察收敛在幽暗之中，把刚介置于柔和之内，宽宏而有容；但内心自有褒贬，是外人不能骤然接近的。他保全了美名，享有盛福，子孙众多，享年八十六岁而终，诸位大老没有能比得上他的。评论者说，他有韩琦、范仲淹那样的际遇，有万石君、阳城那样的家族教化，有欧阳文忠、司马光在洛社那样的风雅，大概确实如此。先生的文章平和，气势顺畅，而根本全在义理；谨慎质朴，教导学生；确实清澄精练，像学仲那样，舒展开来而气度闲整，举动都合乎规矩，如同轻薄的丝绢，便利合体；又像嘉谷，能够充实并用于实际。等到文章发生变化时，又像山峰矗立、壮云高起；平流之中隐藏着细浪，可以借此观察人，也可以借此观察世道。我是先生姻亲族中的后辈，先生曾说：‘迂老的文章，我看见素作序，已经压缩得太久了。’先生的次子藩伯利瞻君将要刻板传播文集，写信来催促我，说不像对待锐利的文章那样，希望我来亲近几杖，以此作为我晚年的仪式。先生不能再起身，我也衰颓年老而且多病，只能仰慕先生盛美的节操，却不能学习到它。谨慎地把我的名字附在文集后面，以酬答往日的约定。

译莆阳文献序 莆田的文章和人物，兴起于隋，发展于唐，到宋代尤其兴盛，素有海滨邹鲁之称，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然而有关文献的记述多有遗漏，绍熙年间才开始有军志，洪武年间才开始有事迹和郡志，弘治年间又有所修订。文献的编修至今仍有缺失；千百年来山川英气，集中降临在元代人物身上，他们有道德、有节操、有功勋、有文章，又有四位儒者以道学著名，共同赞助皇猷、发扬圣德，如同景星庆云，转眼之间却消灭殆尽，难道不令人深切慨叹吗？然而这件事有更困难之处：如果记诵不广，搜求校订就会有遗漏，升降取舍没有章法；即使有衡量选择，也未必达到周密，又加上把个人的爱憎夹杂其中；有人想借一两句话来改变取舍而没有成功，便像听到吠声一样喧嚷不休，正如市中三人说有虎，便使人相信。因此韩愈不作史书，苏子瞻认为《文选》有弊病；没有法度而编成的《文鉴》，其取舍也未能使晦庵满意。事迹、郡志同人合撰，彼此还互相诋毁；编写文献，确实不容易掌握。于是把这件事托付给郑公山斋，取用立斋的手录，参照各家遗文，并与事迹、郡志分类汇集；人物取其最突出者，事迹取其确实者，诗文取其纯正完整、不违背道义者。后来又在各处反复商议校订，必定请东地士人远来删削。经过几年，才得以编成，嘱托我作序。我还没有见到成书，只要是郑公编出的，他就是贤者；三位君子也都是贤者，这部书本来就值得信任。只是我不知道，是否仍有想借一两句话而未能成功的情况？像吠声之类，恐怕终究不会完全没有。道存在于自身，只能向自己求取。是否尽力，我知道；是否可信，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呢？司马迁的《史记》，班固、扬雄都称为良史，才子苏氏兄弟却独自认为它疏浅而有弊病，但这并不妨害司马迁。编纂辑录，确立足以作为鉴戒的内容，明白地为莆田树立赤帜。如今我们看宋代，正如宋人看唐人一样。人文兴盛之处，有值得大书特书而不能只写一部书的内容。西湖杨氏族谱序 造化生成万物，群体都因形体而分类成族；形体分异，气也随之不同，于是有各种气类。气的牵引没有穷尽，世代便会逐渐疏远而无法理清。族谱难道可以不编吗？封号、谥号、爵位、官职，是姓氏系统的开端；世系和长幼次序，是谱牒的开端。姓苑、谱录、官氏族谱等各家著作都有记载，但如果只按官职编，就会简略；只按家族编，又容易附会而不可凭据。族谱难道容易编成吗？杨氏出自唐叔虞之后，伯侨受封于杨，因而以杨为姓；韦、柳、杨、杜都以郡望著称。东汉时杨氏、袁氏并显，而清白传家的法度，杨氏世代都有人承继。太子中允沙村先生，本来就是固安西湖杨氏的后裔。上都兴州的右姓中，国朝从善翁迁居西湖。生二子，一名兴，一名贵。杨兴传了几代后，杨和考中京闱，官至代藩左长史，赠奉政大夫。三家之中，徽嗣承继家学，长子维杰、次子维聪先后进士及第；长子任编修，次子任修撰，后来晋升，现今官秩高而节操坚定。文章不刻意雕琢，以此为工，正是沙村一派。幼子维诚，也继承学业而有声响。杨贵则树立战功，世代任朔州千户。奉政所修族谱，以从善为始迁祖，接着记太宗兴以下若干世；迁徙以上的世系则有所缺失。沙村又续载别支迁往朔州的情况，记载杨贵以下若干世，使其与族谱相连；并搜集诰敕、铭志、遗文，一并附入。儒业、武功的传记叙述都很妥当。杨氏即使没有出自东汉，也并不逊于东汉杨氏。沙村请我作序。族谱能够知道的内容，是谱法本身。欧阳氏族谱从万八公开始，再往上的世系便不能详知；苏氏族谱从沂公五世开始，再往上的世系也不能详知。对于能够详述的世系，不敢有丝毫苟且。六一老人、老泉，大概是想纠正那些以妄冒混淆真实的做法，还是自知以这种方式立足，反而会使这部族谱更加重要呢？一个人的身体，可以分成千百人的身体；千百人的身体，又合成一个人的心，确实有特别超出伦类、主持纲常、成为世族典范的人。奉政、沙村一族，世世代代承载德行，正有这样的共同之心。谱系的断续，也借此寄寓时世教化的微妙变化，以及世人应当长久铭记的责任。城左郑氏族谱序 教化与道总是相互因依：自身不改变道，政事就不会改变教化；世道风俗和人伦纲纪，始终都由此而来。所以以族看家，以家看身；洁身整家，联属亲族，政令通达、教化流行，就像三元布散元气、百灵各自尽职。这样，盛况就可以长久；即使不能长久，也要靠培植滋长，最终通过长久积累来确定。天时就像梧桐、楸树，通常要经过一百几十年才能取材，近的也要几十年；虽然天时气数有迟速早晚的不同，但坚贞刚正、卓然独存的品格终究会保留下来。郑氏自露公兄弟在南湖倡导学术，子孙选择土地建立桑梓。露公之后四世任刺史，开始迁居枫岭；五世仓曹桢迁居桃源；到提举朝时，又迁到郡学旁边，几代衣冠相继，家族日益兴盛。当时的意气是多么壮盛啊！其子任司训，子静传三代到思益，又迁到府前；传到廷辅，再传到祥，任教谕；又传到洛书，考中进士，任监察御史，这就是大宗府前房。两支正兴盛时，大宗虽暂时幽暗收敛，却在暗中孕育繁茂，祖传经典仍在，典范和熏陶也隐约留存。过了两代，教谕以文章品行闻名岭南；监察以治理政事的品行闻名吴淞，并且以独立敢言闻名朝廷。两支如桥梓并茂，像芝兰在阳光下闪耀，像梧桐翠竹拂过晴日烟霞。两支的子孙还在后面。道是恒常的，政事和教化可以改变，而道不能改变。安居于仁，行事合义，由勤劳培植；以俭约守持恒常，又通晓变化，才能达到道。因此顺应常道便会亨通，便能长久；盈虚消长的变化，造化也不能违背。所以《蛊》卦以富裕来治理弊乱，弊乱日益深重；《大有》之后承接《谦》《泰》，也有城墙坍塌、城土回归护城壕的戒惧。我小时候曾在司训容公的床前拜见他，得以见到思益公的容貌举止十分真诚；他大概善于处在谦退幽晦之中，以谦而亨通并获得善终。君子赞美这种能承受的品德，郑氏有这样的后代是应该的。于是为这部族谱作序，也一并叙述他们的世系。

译为左司马山斋郑公六十寿辰作诗的序 我素来喜爱士人，所以亲近新知、结交远方、协调和合，准备正声而不流于俗调。调如宾陈公山斋，郑公尤其符合我的期望。如宾纯孝苦行，最终因母亲年老而归乡，母亲去世后，他也终身守孝；他的孝行受到旌表，乡贤祠中有祭祀，隐德得到诔文，妻子儿女也得以饱暖养育，这确实就是如宾。山斋卓然孤立，胸怀壮大谋略，修养崇尚博识而且擅长文章；如高山大岳，为众人瞻仰；如楼船，承载胜过一般船只，对天下大事亲身担当而毫不犹疑。他任左辖、江藩时，因为忤逆宁王濠而获罪，心意晦藏，退处林野。今天子改元嘉靖，进言者称说他的忠诚，于是连续起用他为中丞、廷尉，又升为左司马。他庄重而长久，刚毅而果断，贤名历历有序；同辈都推重他的正直，朝廷想让他执掌兵权、总制西夏。中外人心早已归附，懂得治理的人也认为合宜。郑公期望不辜负皇上的知遇，竭尽忠诚来辅翼、端正国是，坚持自己的议论而不回转。群小阴谋构陷、煽动是非，他便连续上疏请求退避。忠贞之臣的道路受到阻碍，既然皇帝挽留郑公，那就只能留下。山中穿着野服，莆田野水之间也就有了郑公。君子的去留，都与大局有很深的关系；在朝廷、乡里、国家之间，他所担负的责任是相同的。《庆历圣德颂》说：‘只有仲淹和弼，一人为防，一人为契，天下并不认为这是过分。’司马君实退居洛阳，邵尧夫辞谢征聘之命，他们相互往来，厚重的风气因此闻名天下。今天子经营尧舜的事业，防、契的贤臣满朝；我只要这两个人，起用便一起起用，归退也一起归退，那么道义和志向大体相同。空中楼阁，我哪里敢依附邵尧夫而自称脚踏实地呢？郑公没有力量，难道君实能自行相副吗？从文彦博发迹以来，莆田这个邹鲁之地继承了公之后，又有郑公。过去文潞公起用为平章，享年八十一；郑公的寿数满一个甲子。圣天子日夜思念贤老，采用文潞公的旧例，从家中起用郑公，那么朝廷又会有郑公。范公在江湖上仍怀忧国之心，富公居家而议论国家利害；郑公若无力任事，二公最终能相副吗？寿辰这天，长子泓作为主人招待宾客，郑公作了四首诗，我和作；宾客又和作，我为它作序。《留余存稿》序 我的朋友陈君留余，早年凭《春秋》文章考取天下第一，所到之处任官都很有声望，世间的责任将要依赖他。他领会觉非的觉悟，实行急流勇退，比艾服、从事官政的年纪还要勇决。高君惋惜他才华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认为他谋求退处太早了。疏广、疏受辞官归去，君子认为他们能预见事机；君又像鸿雁孤飞一样引退，预先脱离士大夫接连遭祸的局面。一次出仕，一次退处，难道会是徒然吗？近来得到君的《留余存稿》，读后大为畅快。富贵劳累人心，哪里比得上贫贱的轻松？纵情放志，超然于物外，把自己寄托在云霞之外，戴着破巾、偷取吹竽之乐，引诱松桂而欺骗猿鹤，这样又如何呢？还是说这一切取决于时运？功绩的建立也有天命，委身守分、施行志向，难道全由人力吗？组织文字，驰骋雄情逸思，把胸中的奇气完全发抒出来；会合溪山云鸟而指挥它们，与造化争巧，与日月星辰争美；在洒脱流动的名家文派中争相激扬，这也自有适逢机遇的人。宣力应防等人，偶然得到它而加以破坏，使它未必完全如我所意，就像著述文章一样。积累到今天成为光烈，君已经熟悉这两件事；自己掌握命运，功业没有完全发挥而已经具备，那么我过去的功劳也未得到酬答；但如果以言论来确立自身，留余正处在这种境地。然而私下思量，抛开散漫、辞谢荣华，激发清明、镇定浮躁，这是末世的奇事；我终究担心这样的人沉溺其中，却没有一个人伸手援救。我和你同年，又彼此相好，出仕和退处的经历也相似，难道反而像是对你缺少宽恕吗？道义只在于分辨义理罢了；我的退处不会妨害你，也不会妨害你行义。江鸥石的盟约，延迟到今天也仍然可以，请让我追述它。叙述三江翁毛先生离别 太子太傅三江毛公因病上疏请求辞去礼部尚书之职，皇上挽留他；他又上疏坚持请求；再次上疏时心意恳切，言辞哀求。皇上多次慰劳问候，最终答应他的请求，并多次加给他的官阶。见素子说：君子立身于天下，不可以没有操守。《易经·豫卦》六二爻说：‘操守坚定如磐石，不到一天便能决定，守正则吉。’操守如磐石，静止时坚定，行动时不受动摇，这样的吉祥还有什么可比呢？没有贞正就不能恒久。《易经·乾卦·文言》说：‘贞，是成就事业的根干。’守正便可以依凭，端正而坚固；立身不改变方向，哪里会有吝悔呢？没有节制就会叹息。《易经·节卦》的卦象辞说：‘安于节制便亨通，是承接上天之道。’节制而不逾越，顺从而端正；柔顺者得到中正，危险便无从发生。毛公大概兼有这些品德。正德年间，豪强狡猾之徒煽动声势，卑躬屈节、附和他们的人便自以为有光彩。毛公既不高傲，也不结党；不挖掘污泥，也不掀扬波澜，于是豪强狡猾之徒畏惧而敬重他。如今皇上即位，铲除污秽，毛公独自不受污染，所谓‘操守坚定如磐石’，说的就是毛公吧？那些气焰嚣张、沾沾自喜的人，退缩者全都感到恐惧。毛公既不激烈，也不阿附；不畏惧他们的威势，也不附和他们的调和；于是豪强狡猾之徒敬重而远离他。如今皇上改弦更张，搜求并清除污秽瑕疵，唯独公不参与，正直而坚定，这正是公以国家纲纪为根本。中途停止迎接亲藩入继，公首先倡议并公开进言，奉迎并防护皇帝车驾，天子嘉奖公，于是加崇爵位、显贵官秩；那些仿佛没有听见、没有见识的人，流着口水争相奔赴，公却好像受到玷污了。承奉皇上自有道术，公大概正是守节的人吧？处在容易变动的时代，有足以改变局势的力量，却能使三种善行不相违背，使一种德行纯粹完备，我怎么能不为其中的事情感到欣慰呢？宗伯，是掌管典章常法的官。典章常法，是教化的源头。所以三礼的典制，没有夷狄不能申明；五教的施行，没有契不能颁命。天下大治的美誉，只有宗伯可以承受。嘉靖中兴，改革各种制度，唯独顾念宗伯，想要让他辅佐朝廷，成为自己的股肱吗？失去公，我又不能不为其中的事情感到不快。公这次离去，是为了治病而去，接近医药，节制思虑，以扶助衰弱、振起羸病。师垣的职位空着等待公，公离去不过还会停留几日罢了。成王的颂诗说：“承当这重任，显示给我显明的德行。”这正是皇上访求贤能、留恋旧臣的心意，公应当思念它。

译庆贺喜事的短序 林中栖息、山谷隐居，闺中藏身、屏后退伏，他们潜藏的行为很难彰明，内在的美德尤其不容易被看见。一旦姓名显著，天子的诏书降下，恩赐传播，士大夫纷纷歌咏；而隐逸之士的声誉光耀前代、流扬后来的美德，门第没有改变旧貌，新的家族却使乡里山川顿然增色。君子从他的时代来考察他，从他所开辟的道路来考察他：秋官思道自行取得进士，建立了仕宦功绩，又把恩泽分给父亲坦庵翁、母亲潘氏和妻子蒋氏，他们都获得了有命服饰。正当门户一新、乡里山川增色的时候，这是谁造成的？是思道。谁首先造成的？是坦庵翁和他的先世。譬如树木，它的根本栽得牢固；又如泉水，它的源头蓄积得深远。树木高大挺拔，泉流浩荡长远；它长得参天，流到大海，谁能阻挡它呢？思道的天才迅速显发，海内士人几乎没有能与他匹敌的。论述和著作足以流传百年，我对此感到敬畏。然而名声越大，争夺也越大；或许有人会毁坏我所有的东西，反而以我没有的东西来构陷我。树木往往先被砍伐，泉水往往先行枯竭，古来本来就有这种情形。君子懂得隐微而用晦，应当谨慎地引导他。若能长到参天、流到大海，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见素续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卷 《见素续集》卷九 明代林俊撰 记 文场修建记 国家用来造就人才、招徕俊杰。五教从虞舜开始，三物从周代开始，考核士人的法制到周代才完备。贡院专门设在礼部，是开元年间开始的；各省设置贡院始于崇宁、政和年间，闽地则始于元祐年间。贡院共迁移四次，三皇庙正好在其中。时而开辟，时而修饰，既有改革，也有沿袭。明远楼还沿用旧制，但道路曲折狭窄，行走的人很苦。正德庚辰年，楼被烧毁；辛巳年，大巡抚汪公嗣来巡按，感慨地说：“贡院选拔士人，难道可以没有明远楼吗？楼遭火灾，或许是上天有所启示；道路曲折狭窄，又凭什么向士人显示趋向呢？”于是任用人员修建，各部门纷纷响应，把这座楼重新建起来。提高工价，开辟道路，使它笔直而宽阔；用石筑墙，用木造桥，材料因袭祠庙旧有的，全部改造成新的。不浪费过多费用，工程便告完成。宪使沙公鹏、大参宋公冕、督学胡公铎嘱我作记。进贤者是最高的赏赐，君王向贤者下拜并授予任用贤才的文书。古代先帝先王把世道看得最重的，就是重视士人。齐桓公的内政、汉武帝的诏书，还申明五种罪责和三次黜退，用来对蔽塞贤才者作深切警戒。那时士人仍然受到重视。《易经》实行糊名，设置限制视线的帘子和环绕的荆棘，士人从此被轻视了。然而元代的名臣贞士，恢复疆土，安定宗庙，并辅佐治理太平，难道不都是士人吗？这就是宋太祖所谓“白衣之论”的意思。士人自我要求应当正直，有司对待士人应当公正；君主得到真正的人才，士人少有被遗弃不用的，风气才可以恢复古代。近来大概有还没有做到的地方，灾祸正是上天的告诫，而士人又竞相奔赴。这里先把大巡抚诸位君子的意思说明出来。被烧毁的重新修建，狭窄的加以拓宽，曲折的改直，同时竭尽勤劳，这是为宾兴考试预作准备；工程刚刚告成，正好遇到圣明的新天子求贤改制、革除各种弊病的时候，各部门都小心翼翼，唯恐触犯吏议。诸位士人奋发迅速，尊崇正道之学；更重要的是要修养内在德性，这是士人受到重视的一个关键。得志时好像分定，失意时好像命定；得志便施行抱负，失意便收敛自己，如莘野那样寂静，按照孔门所传授的道理收放进退，这才是士人的最高境界。大概有些人未必要在行动上显露，却一定会在传承上留下影响。唉，不是没有士人，而是没有得到机会。我要把大巡抚的心意替闽地士人申说出来。此次工程，藩司诸公书、公防、公锡、公继文、公棨参与，臬司公昭、公▯、公珍，公礼、公昂，都阃公钦、公翺，郡守公铎以及朴、令等人也都在其中。立斋记 我离开京师四十年，才得以沿济宁而上，取道阙里，前往拜谒夫子庙。当时衍圣公成庵陪侍皇上，皇上巡幸太学；季氏翰林五经博士立斋知节主持接待我，礼节勤恳，态度恭敬，真是诚意深厚。他对我说：“确实是夫子的后代。”分别以后，他嘱托我为立斋作记。我取用夫子记文所留下的余润，认为应当把初代衍圣公和先生的名字并列写出；南溪翁出自先圣公，自己取定表字和号，都采用西涯李文正公的说法，并说这些都是夫子的话。我怎敢背离夫子而另作说明呢？礼有根本也有形式，立身就是用来使自己坚固；内心中正庄敬，约束外在、涵养内在，没有多余辞饰，没有神色怠慢，没有违背仪礼；正直时便实行，曲折时便减损；经常遵守等级而合乎义理，明白七情、奉行十义，修睦崇让，以此完备礼节。所以说：“立身而不能有所树立。”夫子大概是在反复申明这句话，用来明白地展示教诫，并以交接神灵、彻夜戒慎为要，这也是礼所应做的事。成庵既以嫡长后裔身份承袭衍圣公，主持祭祀夫子；立斋也以世代传承的身份承袭官职，主持述圣公书院的祭祀。他这样向阴阳两方面求取感应，那里如此，这里也如此，难道能不亲自树立并保存奉事祖先的诚意，极其敬慎，急切希望享用祖先祭祀，像祖先六十代仍在世时那样吗？又有立天、立地、立人之道，说的就是阴与阳、刚与柔、仁与义；这些都是夫子所谓的“立”，也就是德、功、言三种树立。虽然其中有些话出自老子，却不违背夫子。立斋不以自己的世系自我夸耀，不以自身身份自高；居处俭约而待人厚重，勤奋读书如同普通学生。我看见他崇尚德行、致力实用，修饰文辞而树立诚信，达到极高境界，参合三才，使阴阳两方面都得到树立；这是孔门庭训和家法。于是作《立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