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素集奏议卷一

译如果臣所说不对，甘愿接受公开诛戮，以此证明自己欺骗蒙蔽。臣激切难胜，亲自携带奏本谨慎进呈。成化甲辰年八月上疏，奏疏留中，传旨下锦衣卫狱，责打三十杖，降为姚州判官。乙巳年正月初一，发生星变，皇上醒悟，传旨恢复林俊、张黻原职，命在南京任用【张黻曾上疏救援林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外台稿》《全大体以召大和疏》云南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臣林俊谨奏：为保全大体、招致大和一事。臣身处边远任所，不能详细了解国家事务。近来听说京城内外多次上奏灾异，南京监察御史姜绾、缪樛、孙纮等人与守备太监蒋琮互相弹劾，许多人因此被降职。臣听说和气能够招致祥瑞，子思先生说，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得以生长。如今中和所能达到的程度，谁能超过陛下？然而灾异竟然如此频繁，想来或许是百官不和所造成的。臣听说有虞时代，朝廷肃穆明明，所以俞不为谄媚阿谀，吁不为刚愎强悍；有荐举者，也有流放、逃亡、诛杀者，却没有因此被视为有德而怨恨。如今姜绾等因为小事彼此构陷到这种地步，他们的存心即使放纵，处事也太疏忽了。臣过去曾见姜绾等听到蒋琮言事切直，极口赞叹；如今看见蒋琮办事急迫，便列举弹劾文书，构成大狱，烦扰圣听。臣虽极其愚昧，也私下议论并稍稍轻视他们。然而臣又听说，此事也关系到国家大体。人谁能没有过错，关键只在于过错大小如何。蒋琮的过错很小，不值得多说，其他人难道没有比这更大的过错吗？假如人人都说“他因为进言获罪，我还敢说什么”，那么以后就再也没有敢进言的人了。臣又听说，两京六部大臣王恕等以及科道官员都曾上疏论救，却没有得到采纳。臣也不完全知道其中详情，但臣听说姜绾等人的事情是小事，不足以极力挽救，难道其他事情中就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吗？假如人人都说“大臣、科道官以及平素所受知遇的人都不能救他们，我哪里敢救”，那么就再没有人肯出面挽救了。耳目的职司听不到正直敢言之论，股肱大臣的职责看不到可否裁定，事情由什么来纠正？陛下又由什么来知晓？国家大体又由什么来保全呢？臣希望百官和睦相处，私下认为内外情形不同，容易产生嫌隙。嫌隙一旦产生，恐怕将来的祸患就无法停止。又担心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说，姜绾等不是因罪被罢免，而是因进言被罢免，这样陛下的本心就不能明白昭示于天下了。这两项关系国家大体的事情，尤其是陛下应当深思并竭力谋划的。倘蒙俯允，伏望皇上从内心作出决断，为言官爱惜，为众人公论爱惜，为国家大体爱惜，采纳恕等人的意见，宽宥姜绾等人的罪过，使之如天必然覆盖万物、海必然包容万物、丸子必然滚转、霜雪摧折之后必然出现阳春一般。或者议论恢复他们的官职，或者改任司寺京职，那么姜绾的事情就会平息，琮的心也会安定，朝野臣民的心都会得到安慰，灾气暗中消散，太和之气宣畅，朝廷和睦，百官和睦，万民和睦，天地之气也和谐。而姜绾等人在困心触罪之后，感恩思过还来不及，他们将来的成就和报答必定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这正是天地父母覆盖承载之恩。这是圣明的一件大美事。臣偶然有所见，不敢不说。伏望陛下俯纳，臣不胜欣幸之至。下都察院批示说：本官平素以直言著称于当时，如今远在万里天涯，特意论及政事，最为切直。伏乞圣明酌量处置。奉圣旨：姜绾等已经发落了，罢。钦此。陈言疏【此疏送到京城后，被张东白阻止】奏为陈述政事。臣承受国家恩典，蒙擢任前职，喜悦与惶惧交集，不知道怎样报答称颂。臣经过各地时，向官吏、军民、父老等宣讲：陛下仁慈孝顺、采纳劝谏，任用人才而使人警惕奋勉，忧勤国事，自古以来无与伦比。听到的人无不欣喜拥戴，有的甚至感动得流泪。然而宣扬圣德、传播声誉固然是臣的心愿，弥补过失、献纳忠言也是臣的职责。臣读史书，见前代君主刚开始执政时无不精明，后来渐渐不如从前。大概因为那时事情不是自己亲自经历，人才不是自己亲自任用，又在春宫时已经熟悉利弊，好比下棋，正在旁观的时候。一旦登上帝位，便决定罢免或施行。等到渐渐如此，任用人才亲自作主，处理事情也亲自作主，就像下棋当局而迷惑了。因此私心有时胜过公心，文饰过错有时更加深重，言官上疏论列，很少有能够听取并一定改正的。所以开始时明察，最后却昏暗；开始时治理得好，最后却不能治理。臣看到这种情形，感到十分悲痛。伏惟陛下受天启迪而神圣，英武聪明，是尧舜这样的君主，确实没有超过您的，怎么肯重蹈这种覆辙？然而开始勤勉、后来懈怠，也是臣愚昧的一点忧虑。况且陛下是尧舜这样的君主，臣怎敢不以尧舜之事陈说？陛下因臣能进言而任用臣，臣又怎敢不以进言来效忠？谨采集古书以及士人议论中共同认可、治理之道最急切的内容，撰成十四件事，来供陛下明察。这些事情表面看来小而实际影响很大，言论表面看来迂阔而实际可以施行。伏望陛下特别作出决断，毅然推行。如果交给廷臣议论，恐怕会有顾虑阻抑之处，弊端从此便不可挽回了。臣的见识不及别人，官职又已经超过本分，私下愿以自身来决定后日利弊的关键，万一能对圣明之时略有补益，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因此具本顺次陈列，谨此奏闻。逐项开列如下。一、亲自接见臣下。臣认为，只有上下交往，德业才能成就。所以乾在下、坤在上就是泰卦，乾在上、坤在下就是否卦，这是说明上下相交与不相交的验证。臣私下看到，陛下即位以来，百废俱兴，只是在臣下方面没有听说召见，君臣之间还没有形成和谐应答，上下没有交往，恐怕尧舜之治不应当是这样。臣私下认为今后文武大臣以及翰林、科道、部属等官员，每天召见几人，在便殿接见；有时赐坐、赐茶，谈论学问、政事，或者谈论古人兴盛衰败、治乱的原因，务必使彼此情意融洽、信任相通，然后命令退下。召见时，仍令科道、翰林在旁边纠察诘问奸邪佞臣。来朝的方面官、知府，也可偶尔赐见询问。不仅可以借此涵养德性、通达民情、感动人心，使圣体精神自然清爽、血脉自然通畅，而且可以延长寿命。一、以古人为师。臣认为，谋求治理国家，没有比求学更优先的；求学没有比师法古人更重要。古人书籍中，对于治道最重要而又最切近的，没有超过《说命》《旅獒》《无逸》这几篇的。乞请命中书省誊写，放置在便殿，时时加以省览。读到《说命》，就会知道君臣相处的艰难；读到《旅獒》，就会想到不能放纵耳目之好；读到《无逸》，就会谨慎分辨忧勤与逸乐。经常映入眼目，常常警戒内心，那么心地会更加端正，身行会更加修养，治国之道也就通达了。

译一、采纳进言。臣认为国家的安危系于言路的通畅或闭塞，然而本来应当通畅却最终不通，原因是言路一通，君主就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内臣不能肆意施展自己的意志，大臣不能窃据自己的职位，小臣不能实行自己的私欲。这样君主会忌惮，内臣会忌惮，大臣小臣也会忌惮，势力更加孤立，处境更加危险。设置言官，并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假如不是君上知道言官是为国家设置的，尽心求取他们的意见，平息威怒来接待他们，加意保全他们，那么言官就会受伤；言官受伤，君主的聪明就会被遮蔽；聪明被遮蔽，各种弊端就会兴起。臣不敢举远例，只就近来的事情看：自从言官受到鞭打，正直之士被流放，权奸于是放纵，方术之士横行，天下几乎像受风吹扰乱，府库也因此空虚。假如不是先帝很早就悔悟，陛下果断地除去它们，蔓延数年之后，哪里还能够挽救？伏望圣明永远开通言路，不要怀疑他们矫情，不要厌恶他们逆耳，广泛听取，审慎施行，优厚处置，不因谗言离间而改变，始终如一，那么言路通畅，国家根本就稳固了。一、举用贤能。臣认为，帝王在世时，应以礼聘请奇异之才。汉、唐的君主也多次征召人才，辅助治理教化，敦厚浇薄的风俗，振耀华夏与夷狄，光耀国史，这不是小事。臣切见检讨陈献章、评议贺钦、佥事章懋，志向崇尚古人，品行高出当时同辈，王恕、彭韶这一类人，也并不比他们逊色多少。乞请起用陈献章为学士，贺钦为佥都御史，章懋为大理寺丞。盛大的典礼一旦举行，天下都会向慕其风，群贤得到任用，治理教化更加兴盛，德行崇高而大业更加广大。一、明辨名义。臣认为内臣供职于宫廷，不应当监军、镇守。近来因为进言者没有见识，只是一味痛斥内臣害人的弊端，所以意见没有被采纳。人的品德虽然各有不同，但所受的天性本来相同。若论小的善行，内臣难道没有吗？若指责害人，外臣也难免如此。然而军校即使便利，也不能正当地进入宫廷；妇女即使强悍，也不能防守军队。名分和道义本来就不相称。因此夙沙卫统率军队，《春秋》厌恶此事；杨思朂平定乱事，《纲目》也对此加以议论。实在是因为内臣参与政事，就好像国家无人一样，没有比这更大的羞辱了。否则，统领军队平定乱事，是国家的美功，圣贤难道会偏偏厌恶它，反而阻止它吗？伏乞依照《春秋》《纲目》的旨意，召回镇守、监枪的内臣，以杜绝后世议论，那么大义就彰明，积久的弊病也革除了。一、修正文辞。臣认为诏敕、文诰是彰明人文、震动观听的文书，关系非同小可。唐代制度，诏令全都由中书省起草，后来由于各种机要文书积压，有时滞留遗漏，于是另设翰林院专掌诏敕。本朝把这些事务总归内阁，正是古代中书省的意思。文书滞留遗漏的过失或许不能完全避免，臣私下认为也可以仿照唐代旧例：机密重大事务由内阁起草，其余诰命、诏谕，令侍讲以下官员入直分头起草；另选如吴宽、李东阳这样的几位擅长文辞的儒臣，详细加以修饰，然后送内阁校正、发下缮写。仍将各人的草稿按优劣考核，以定殿最，使他们尽心办理，那么人文就会兴盛，制作也会纯正。一、顾全大体。臣认为大臣是国家的股肱，进退应当顾全大体。近来言官上疏论列，极力陈说而毫不避讳，臣私下担心议论者将会说国家无人，给后世留下笑柄，使四夷轻视，这不是美事。臣认为今后弹劾，只概括说其才力不能胜任，或者内心多有惭德，然后把奏疏下发所属衙门，允许科道官议论；科道官再允许所属衙门计议是否可行，可行就劝陛下留任，不可行就劝陛下免职。陛下亲自与大臣商议确定，妥善决定进退，不要一味姑息，那么国家大体得以保存，公论也能得到伸张。一、培养廉耻。臣听说礼义是防止羞耻的屏障，是国家的四维，何况士大夫尤其应当防护珍惜。近来臣下稍有过错，动辄在朝廷鞭打，或者交付镇抚司，于是使权奸之徒得以借机作虐。鞭打言官，有的因此致死；送入镇抚司，大多受到拘禁挛辱，恐怕不是对待臣下、培养廉耻的办法。臣认为今后臣下有过错，应衡量轻重，有的罚俸，有的送法司审问治罪，并乞请降旨，永远作为定例。假如喜怒无常，偶然颁下前一种旨意，也应仿效古人封还词头的意思，允许承旨官封还诏令，等待另外的旨意，不要一味阿谀顺从，那么廉耻得以保全，士气也受到激励。一、兴起谦让。臣私下看到，帝王在世时，百官互相效法，群臣以德相让；近来奔走争逐的风气日益炽盛，士人的习气日益浇薄，都是因为谦逊礼让的风气没有实行。臣认为今后举用大臣及方面官、知府，都应令他们互相推让；有一个人的才能品行胜过自己，就将其留在吏部档案中另行任用；如果才能优胜自己数等，就上奏请求让出官职。对于庶吉士，也应令同榜进士互相推让，从中选出年少、学问优异、敦厚清正古雅的四十余人，送内阁考选读书。又令各部办事三个月期满的进士，一同到吏部互相推让，将学问、品行、气节优长的一百人列为等第，呈交吏部详细察看。遇到科道官员缺额，选拔其中最优秀者补任；争相求取职位的人，允许有关部门记名，另行选用。大臣地位尊贵而难以了解，同类之间亲近而容易观察，实行这一办法，或许能够得到真正的人才，那么谦让兴起，风俗也就敦厚了。一、建立信用。臣曾经看到诏书说，各处诉讼，除谋逆以及盗贼攻陷地方等重大情形之外，其余一切轻重事情，一律交由原籍官司、巡按、巡抚审问处理，不许动辄拟定奏请，派官员提取勘问，搅扰军民。钦此，钦遵。臣私下由此看出，陛下洞察这些弊端，所以才提到它。远近相互传告，无不欣喜。近来听说又派锦衣卫官员前往南京实地勘验人命案件，提取犯人，臣恐怕会因此失去天下对朝廷的信任，又恐怕私自玩弄权力的机会潜伏其中。伏乞今后仍依照诏书，除谋逆以及攻陷地方等重大情形之外，其余一切轻重案件，一律交由本地官司以及巡按、巡抚审理，不许动辄拟定派官，违者允许科道官弹劾，这样大的信用就建立起来，百姓也不受扰乱了。一、议论礼制。臣私下认为，宣圣孔子是帝王之师，祭祀礼典应当尊崇。但宋代想追尊孔子为帝，廷臣请求停止这种礼制，是不可以的。本朝祭祀采用王者礼制，近来又增加天子礼乐。国学由朝廷派遣官员祭祀，采用这种礼制是可以的；郡县祭祀由主管官员举行，难道也适宜僭用天子礼制吗？况且舞具备而乐器不全，祭器增加而牺牲不设，名义存在而实际已经消亡，神灵哪里会享用？臣认为今后国学按照现在的礼制办理，其余地方全部命令恢复旧制，那么大礼就端正，礼义条例也明确了。一、端正法律。臣认为祖宗律例规定，内官与文官如果犯有贪赃枉法、贪婪残酷等罪，一律科罪判处，发遣为民或充军。成化年间刑官依附权势，变乱成法，含糊奏准，内官无论贪赃枉法等情形，都拟定恢复原职，奏请之后等到获得圣旨，却大多被贬斥，于是使恩惠出自刑官，怨恨归于朝廷；而且知礼的人固然不肯改变法令，玩弄法律的人却因此无所忌惮。这实际上正是徇私造成的祸害。臣认为陛下每次施行法律都应效法祖宗，首先要纠正这一点，而两京言事者没有一人能够提及。伏乞今后内官有罪，仍与文官一体科断，那么旧法得以端正，刑罚也公平了。

译一、充实实录。臣认为祖宗时期编修实录，许多被降调的翰林官都得以召回。恭惟宪宗纯皇帝在位二十四年，盛德隆功际天极地，只命现任儒臣编修，恐怕有所遗漏。切查侍讲谢铎、前太子洗马罗璟、编修黄仲昭、检讨庄昶，有的因父母丧离职，有的因被谗改官，有的因进言调职，他们品行高尚、学问丰富、史笔优长。伏乞起复谢铎等担任原职，或者提升他们的官职；已经升官的，有的依照现任官职支取俸禄，参与修纂实录，那么祖宗先烈得以发扬，记载也真实了。一、宽宥过失。臣认为身处尊严地位之下，举措实在艰难，意外的忧患难以全部防备，所以《传》说赦免小过，又说宽宥过失而不论大小。臣认为今后官员失仪、题奏遗漏、差错别字样，如果出于无心，都乞请宽免，那么圣人的度量就宏大，人心也会喜悦。灾异陈言疏 湖广等处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臣林俊谨奏，为陈述修省以挽回天变之事。臣私下看到湖广所属各地，自弘治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以来，连续大雨雪二十九日夜，直到十二月初四日夜，连续发生大雷电、狂风暴雨，冰雹霰雪交相降落，浓雾使白昼昏暗，雨水使树木结冰，冰层胶结缠绕，冻裂震响遍及田野，山谷到处被摧毁坠落。屋檐上的冰长达一丈，瓦上的积雪有数尺，鹰因饥饿贴近人，老虎因穷困进入集市，其他禽兽伸手就可以抓取。牲畜几乎全部冻死，有人养了一百头牛却没有剩下一头，有人贩卖一万只羊仅剩几只。十束草可以换一头牛，一束草可以换一只羊。死者留下的一升斗米豆，就可以买到柴薪，柴薪价格暴涨。军民多有冻死，地方灾变，确实非同寻常。镇守、巡抚以及三司，难道能逃脱责任吗？然而刑罚尤其容易招致灾害，提刑官就是按察，统领全司的就是按察使。臣愚昧偏僻、昏庸无能，任职毫无成绩，招致这种灾变，内心极其恐惧惶惧，即使把身体剉碎一万次，也不足以抵偿罪过的万分之一。但臣又怀疑其中或许还有其他导致灾变的原因。贵州借调官军，筹措运输粮饷，军人苦于战斗，百姓疲于运输，都匀征调，势或许有不得已之处；这些是臣所不能明白的。德安、安陆营造兴岐王府，工役浩大，耗费财物数万，百姓实在难以承受。吉王府又增加修建。古代天子尚且只用三尺土阶，如今的王府宅第又该怎样呢？宅第越大，内心越奢侈；奢侈就骄纵，骄纵就逾越本分，过去的事迹可以作为鉴戒。浅近地说，宅第越大，创建修建越困难，修葺也越困难。居住的人少，屋宇就显得寂寞，容易产生疾病。臣恐怕兴岐二府适宜小而不适宜大，吉府适宜修葺而不适宜新建；还应遵循宁、襄、德三府的旧例，使用铜瓦而不用琉璃，至于白石雕刻和防护栏杆，也应采集舆论，确定为成文法令，诏谕亲王都明白这一意旨。这样陛下对内不失亲亲之恩，对外不失爱民之仁，财物可以节省，劳役可以减少，事情可以继续，基业可以长久，百姓怨恨可以消除，天意也可以挽回。然而臣又听说直隶、河南、山陕、江浙、川、贵都下了大雪。臣对此又感到疑惑。雨属阴，雪是阴性的雨，雹也是阴性的。大雪连月而且范围广大，又有冰雹，是阴气纵盛。雷电不应当在冬天出现却出现，不应当在下雪时出现却出现，不应当各郡同时出现却同时出现，说明阴气逼迫阳气，既急迫又严重。木属少阳，阴气逼迫阳气就会结冰，这些都是阴气旺盛的征象，是长期寒冷的惩罚。阳代表君主、德行、内、君子和中华；阴代表臣下、刑罚、外、小人以及夷狄。考察桓公八年、元狩元年、建昭二年、阳朔四年、赤乌四年、大同十年、武定四年、河清二年、武平三年，都发生过大雪。成公十六年、黄初六年、大元十四年、武平七年，都发生过树木结冰。解释这些灾异的人认为，这是臣下掌握权柄、刑罚失当，外戚骄纵恣肆，小人祸害君子，外域窥伺中华的应验。如今正是圣明之世，哪里会有这些事情？但上天降下警戒，这尤其是臣不能明白的。陛下效法上天、遵守祖宗，约束自己、惠及百姓，太和之气薰蒸，本应吉祥汇聚，如今灾变却这样出现，或许是有原因的。伏望陛下默默思考，广泛考察，熟慎筹划，采纳台阁、科道以及民间草野的意见，深入追究导致灾害的根源，采取实际办法消除灾害。如果根源在臣自身，就放逐臣回归田里，以谢上天谴责；如果在王府宅第，就思考节制；如果在臣下，就思考驾驭；如果在刑罚，就思考减省；如果在外戚，就思考保全。如果在小人，就思考将其放逐远方；如果在夷狄，就思考从远处加以制御。拔除根本、堵塞源头，防微杜渐，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制定治理办法，在国家尚未危急时保全国家，那么乾刚自然振奋，阳道自然增长，灾异将转化为祥瑞，上天仁爱之心也就在这里了。只愿陛下留心省览，这对社稷是大幸，对天下也是大幸。臣不胜瞻仰感激，等待治罪。养病疏 奏为请求恩准放回养病之事。根据本司按察使林俊的呈文：本职现年四十五岁，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人，由进士历任刑部主事、署员外郎事、主事、姚州判官、南京刑部署员外郎事、主事、员外郎、云南按察司副使、按察使，又改任前职。臣力量微薄、身体孱弱，年轻时就多病，加上事务纷繁、文书堆积，血气虚弱疲惫，中年便头发斑白、牙齿稀疏，眼昏耳聋，左手左足不便于屈伸。此前朝觐后从南方返回，随处求医，整个四月都强撑病体处理政事，匆忙健忘，举止艰难迟滞，每次阅读刑书，拿起判笔就走到座位上打鼾入睡。病势日益加重，药力也没有效果。臣自认为愚昧，偶然窃取了虚名，竟被余论误认为可用，屡受升迁，早晚战战兢兢，常常期望少犯过错，以仰报陛下的眷顾知遇，哪里想到疾病反而接连袭来，使皇恩无法报答。想到这些，惭愧和汗水交集。合应烦请代为奏请，放臣回乡致仕，或者闲居养病，退隐山林以让贤路。若上天幸而让我稍延残息，谨当守着平素的力量耕田唱歌、击壤，祝愿圣人长寿、长盛。臣到达本司后，随即命医生马敬诊验，确认疾病已经深重顽固、紧急难治，诊断文书现存卷中。因为这是请求恩准放回养病的事，未敢擅自办理，谨此具奏。奉圣旨：吏部知道。钦此。本奏上后，臣即借求医之名返回，但镇守、巡抚坚决挽留，不能成行；吏部发文追召恢复原任，也不能成行。巡抚、按察使上疏称本官端谨正大。弘治九年九月二十日奉圣旨：林俊准许暂回原籍养病，不作为定例。钦此。辞免就任疏【弘治己未年二月】

译奏为请求恩准辞免赴任之事。臣是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人。钦蒙圣恩，升任臣为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臣仰承浩大慈恩，内心深深感动流泪。臣私下想到自己只是乡野出身、朴实忠诚，入仕以来已经深受恩遇；而霜露时节留下的旧病尚未完全摆脱，又兼学术、品行和才能本来就没有值得取用之处，哪里敢不顾本分，滥受宠荣？况且臣父亲现年七十岁，母亲现年七十二岁，晚年光景日渐衰颓，臣的私心也实在难以舍弃。伏望皇上俯察臣愚昧的内心，容许臣依旧在家调养并奉养双亲，另行录用贤能之人，以符合任用之需。臣在山林闲居的日子里，歌咏康衢，祝颂华封，并向父老宣讲圣明的德政，尽力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这是臣最大的愿望。奉圣旨：吏部知道。钦此。本部覆奏称，情词恳切，是否可以仍旧在家养病，痊愈之日另行具奏起用。奉圣旨：是。钦此。内台稿 谢恩疏 钦差提督巡江兼管操江、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臣林俊谨奏，为谢恩之事。臣先后任湖广按察使、广东右布政使，因病卧居家中。伏蒙圣恩，授臣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敕令兼管操江。臣私下想到自己才疏力弱，行迹孤单而性情乖僻；自以为违背本分、等待责罚，养病于山野，却没有想到屡次承受丰厚恩泽。背负山岳般的恩德，知道其重大；涉渡大海般的忧惧，更增忧虑。皇帝的命令俯临，怎敢只顾沧洲隐逸之便？父母年事已高，始终深怀乌鸟反哺之私情。进退徘徊惶惑，不知如何抉择。除扶病于弘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上路，面向宫阙拜叩，到任办理事务之外，因是谢恩事宜，谨此具奏。侍养疏 奏为请求恩准侍奉赡养双亲之事。臣在宪宗朝，因刑部属员身份被贬为姚州副职，不久承蒙叙复。陛下即位以来，臣多次被收用。自认为卑微庸碌，却承受两位圣上的曲意成全和深厚恩典，已经到了极点。臣勉力策励自己，发誓报答如涓埃之微的恩德。臣的心愿也是臣的本分，何况边境正告警，怎么能在此时离开？只是想到臣父母都已年过七十，气力衰弱而多病，来日短促，实在深忧。几个弟弟又因为祖居容纳不下，分别迁居附近，早晚情况难以预料，紧急时实在难以依靠。况且臣疾病缠身，精神和体力早已衰惫，稍稍留下办理吏事就感到难以支撑。臣冒昧窃取皇恩，才能浅薄而不能补益世事，忧虑未发便先流泪，感动与惭愧一同交集。伏望圣慈俯加怜悯宽宥，放臣回去侍奉双亲，同时调理自身疾病。这样臣的父亲、母亲和臣自身，假如能苟延一天，都是陛下的赐予。臣还应率先父老，手舞足蹈地颂扬大治，越发坚定爱国忠心，仰听平定边患的颂歌。臣不胜感激恳切之至。再乞侍养疏 奏为恳切请求侍奉赡养双亲之事。臣近来上疏请求侍奉双亲并调理自身疾病，事情交给吏部后，因例格不准施行。臣静心思考，这固然是因为没有察知臣侍奉双亲的诚意，也没有察知臣年老、病弱、才力不足，确实愚钝低下，不能胜任重任而远行。了解父母的情况，没有谁比儿子更清楚，父母衰老与否，臣难道有不知道的吗？人的寿命不能完全达到一百岁，如今二老都已超过七十，往后的日子恐怕也有限。如果不在此时尽到侍奉的本分，必然会留下终身的深重悔恨。臣禀赋孱弱，调养又没有节制，没有一个月不生病，也没有一个月不服药。病情加重时，前年患疟疾几乎死亡，去年眼病几乎失明，今年牙痛，脸部无故受风肿胀，右脚痿疾时常发作，精神昏乱而健忘，事情一经过去就不能记得。臣任职正直而少有同道，平素缺乏涵养，没有包容荒秽的度量，没有洞察隐微的机敏，也没有从容纯雅的气节，棱角外露，只成了粗陋的形迹。臣报效国家的平素心愿，发誓即使九死也不轻视；但回家侍亲的私念，却顾念三方面而格外迫切。臣冒着虚弱之身强行任职，真要成为弃物了。伏望圣慈曲加怜悯宽宥，特赐温和的旨意，放臣致仕，奉养二亲，调理自身疾病，按照适宜的本分处置。臣仰承恩德，即使山也不足以形容其高，海也不足以形容其深，天地也不足以比拟其广大。而臣在未死之前的至诚心愿，还特别希望陛下动辄效法尧舜，动辄遵守祖宗，运用最初的心愿、宣扬古代的意旨，使廉耻受到重视而开创之风流传，使恭敬俭朴兴起而末世的风俗革除。臣在林屋之间手舞足蹈，已经有余荣了。臣不胜感激，等待命令。灾异陈言疏 奏为陈述灾异之事。臣听说云南等处发生地震、山崩，灾变异常。今年正月初一日，陕西延安、朝邑等二十多处同时发生地震，震倒官民房屋五十多间，压死许多百姓、牲畜，地面裂开，水从地下涌出，灾变尤其奇异。正当西北有事之时，人心危险疑惧，灾变又屡次发生，臣私下对此忧虑。地震本已是异象，涌水更加异常；同一天发生异常，元旦发生更为异常；朝邑尤其严重，就更加异常。灾变不会无缘无故产生，必定有所应验，何况达到如此异常的程度呢？臣认为绝不是泛泛地循例自省就可以消除这场大变的。考察上古以来，地震涌水，从没有像这样异常的，也从没有发生在元旦的。若说情状相近，汉和帝永元二年，是宫闱方面的应验；安帝建康元年，是宦官方面的应验；晋元帝大兴元年，是掌权大臣方面的应验。如今这些方面应当都没有这种情况。只有兵祸的应验，光武帝时是武谿蛮反叛，成帝时是苏峻作乱，仁宗时是元昊不服朝廷。如今北方虏寇横行，长期聚集在河套，兵祸的结端已经在这里显现。万一制胜没有常法，忧患就非同小可；而草野民间，又怎么能保证没有互相煽动而起事的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译臣观察近来费用日益奢侈，科派差役日益沉重，百姓日益贫困，很没有安定的志向。例如荆州、瑞州、九江等处，乌合起来的强徒，轻易窃取名号，杀害官兵。何况内地百姓的苦难，难道没有增加数倍吗？那么不只是北方敌患可忧，远方边壤和内地也都可忧。汉宣帝本始年间发生地震，诏令询问经学贤良方正之士，却没有人敢直说灾异所以发生的原因。宋儒胡氏说，地代表妻道，也代表臣道，已经说得很明显了。假如有人敢于直言，使宣帝有所戒惧并妥善处置，那么霍氏家族的祸乱就没有理由形成。宣帝是贤君，霍光有辅佐先帝、留下功业的功劳，又有宫闱亲近关系，谨慎恭敬，是贤臣。难道可以说宣帝不会顾念霍光之家，又难道说霍光之家一定会有祸吗？事情不可预料，政事也类似如此。因此所谓宫闱、内侍、掌权大臣等方面，臣希望陛下静心思考并妥善处置，没有谨慎得过分的。至于斋醮的设置，反而是亵渎上天、轻慢神灵，不但不能带来福气，实际上足以招致灾害。南京、苏州织造的花样过于精巧，尺寸过于长；松江大红布、太仓洗白布过于精细，古人称这种现象为服妖，耗费财物、劳累百姓，灾害或许就由此产生。至于应当清理役使，裁汰冗员和冗食，停止无益工程，减少供应，节制赏赐，谨慎奉行俭德，戒除逸乐欲望，远离佞幸，亲近贤士君子，这些都是陛下所 应当留心并竭力去做的，用来修治人事、挽回天变。臣又听说华封人祝颂圣人说：“多生男子。”《诗经》歌咏文王的德行，因而说到后妃的美德，说：“于是生育众多男儿。”如今朝廷内外的人心每天都希望陛下子孙振振、昌盛绵延，只是有支庶之事而难以明言。臣也辗转思考了很久，想到臣回去以后，即使有忠诚谋略，也没有途径自行进言，最终就会辜负陛下、辜负祖宗、辜负朝廷内外的期望。因此臣冒死越礼进言，伏望陛下秘密访察台阁大臣，独自从圣心作出决断，使元气运行，精妙得不露痕迹，那么宗社实在幸甚。臣不胜战栗，等待治罪，谨此具奏。录用正人以端正国本疏 奏为录用正人以端正国本。臣私下看到，皇太子殿下聪明仁孝，德性器量早已成熟。我祖宗一代代圣明相承，建立国家仁厚，上天赐予的帝王福祚本来就应当如此。过去殷王武丁做太子时，父亲小乙让他住在民间，使他与百姓一同出入、共同做事。殷祖甲、汉宣帝也曾居住民间，其他人有的经历艰难忧患、违逆心意的环境，所以能够谨慎修养自身，周详了解民情，使后代富足、前代光荣，成为守成的贤明君主。处境过于顺利，容易产生骄惰，未必就是福。如今农民百姓家中没有十金，尚且谨慎教育子弟守护祖业，何况太子是国家的根本，是天地、祖宗、华夏和夷狄共同托付的人呢？周文王做世子时，每天三次朝见王季；周武王率先实行这种礼法。周公把世子的法度施行于伯禽，成王有过错就鞭打伯禽，以此向成王示范世子的教育之道。古代世子从还是婴儿时就已经开始教育。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内有保傅，出外有师傅，都选正直的人与他共同起居出入，使他每天看见正事，听到正言，实行正道，左右前后都是正人。春天诵读，夏天奏弦，秋天学习，冬天读书。进入东学，尊亲而崇尚仁；进入南学，尊长而崇尚信。进入西学，尊崇贤能而重视德行；进入北学，尊贵而尊重爵位。这样亲疏有次序，长幼有差等，圣明智慧的人居于职位，贵贱各有等级。进入大学接受老师询问、学习道理，退下后向太傅学习并接受考察。太傅惩罚他不合规范的地方，纠正他不足的地方，于是德行和智慧增长，治国之道也就能够实现了。身为储君，却与国人按年龄同列，谦让着拿酱料馈送他人，表明有孝道；行走时配合乐律，表明有法度；远离烹宰之事，表明有仁心。皇太子已经超过幼学之年，趋向和大体应当在此时端正决定，却长期处在宫中，很少接受外傅教育，恐怕不合古人的教法。然而教育正是为了爱护他，选择正人正是为了教育他。古代正人的本意仍然存在，得到古人的本意，就可以实行古人的正道，养成古代浑厚质朴的风俗。如今东宫讲读、侍从诸臣，都是陛下亲自选拔、廷臣论荐的人，其中必定有许多具有古人本意的正人，可以委以重任。然而百司庶府以及山林隐逸之中，也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臣略知其人，如礼部右侍郎谢铎、太仆少卿储瓘、南京光禄少卿杨廉，或许就是其中的人吧？有两个人，虽然资历次序不合，但实际品行值得取用：致仕按察副使曹时中，浑厚澄明，纯粹如春风，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都佩服他的为人，是华亭人。华亭人张悦，是清正谨慎的人，有人说他超过曹时中。张弼擅长草书，人们说他又超过张悦。今年七十一岁，还能写蝇头小楷，精神精爽，确实可以推重。处士刘闵，恭敬谨慎而醇厚纯粹，孝行高尚古雅，每天只能吃两顿粥，身上没有一件完整衣服，却安然自处。臣是莆田人，每次见到他都惭愧敬畏而来不及自持。刘大夏、徐贯等人，每次都到他门下拜访。知府王弼到斋所，一定迎请他说：“面对刘君，鄙吝之心自然消失。”他的文辞虽然不及他的为人，但德行气度和道德风范，常人实在难以企及。臣认为应当以礼征聘曹时中，让刘闵担任宫臣，仍穿布衣入宫侍奉。再命内阁、吏部、翰林院、科道精心访求德行纯正、声望高雅的人，让他们与太子共同起居，必定能够在涵养熏陶中有所补益。将来成就起来，一定很值得观瞻。而且这样可以使天下后世仰知大圣人所作所为，远远超出寻常。臣之所以独自提出这个意见，是因为不认为它迂阔。臣又认为，圣上亲身树立教化，是根本。若不亲近声色，不从事游猎，勤于询问学问，采纳劝谏，亲近君子，斥退小人，敬畏天威，重视民命，诚心感通九庙，对两宫极尽孝道，身教已经达到极点。然而古代先帝以及我朝祖宗，鸡鸣时就上朝，与群臣整日接见，询问民情，讲论治道，处在深宫的时间极少。不亵渎神灵，不谄媚佛教，不做无益之事，饮食服用极其朴素而不华美，诛杀刑罚、爵位赏赐极其公正而无私，所以没有有亏的德行，没有有瑕疵的政事，没有因宠幸而占据职位的人，没有游惰吃闲饭的人，也没有被遗漏的贤才。用度节省而国家富足，教化通达而风俗富盛。这些正是陛下早已努力实行、用来树立东宫榜样的事情。臣愚昧而且有病，双亲衰老，每天都盼望还归山林，常常想到古人身在江湖而心系朝廷的情怀。臣不自量力地烦扰陛下，略尽忠益之心；这片未尽的微诚，尤其希望陛下记挂继承人还不多的事情，并把西北边事放在心上。大小臣工中，有人因率直而屡次触犯圣意，但才能仍可任用，舆论仍归向他们，如周经、许进、杨茂元这一类人，乞请立即收录任用。抛弃他们对朝廷没有损失，任用他们只会增益圣德。这也是教育皇太子宏大雅量、容纳直言的一种方式。臣不胜恳切战栗之至，谨此具奏。

译荐贤自代疏 奏为荐举贤能代替自己，恳请准许退休之事。臣愚拙、蠢钝、庸劣，过分蒙受收录叙用，力量微弱而责任重大，才能浅薄而官位超过常分。臣想着即使血染边塞、尸横市街，来报答天地的大德，也有万分之多的心意而力量却短缺。疾病交相侵袭，抱着尸位素餐的深深惭愧，忧虑死亡不知何日到来。臣仰想君主任用人才，随着才干而器使；而人才是否能够发挥作用，也要看他自己所处的情形怎样。如果能够有益于国家，就应当竭尽忠诚、效力勤勉，直到职位终了也可以；如果不能如此，就应当委曲守分、明白志向，引退归去也可以。因此，士人尽力任用那些远大才能的人后退归，也不失知止的义理。台阁与山林，各自处在应有的位置，德行谦让的风气就形成了。如今圣人在位，君子满朝，像臣这一类人，哪里值得相比排列？自从臣任按察使以来，已经请求在家养病，本来不是为了邀取前人的声誉，也不是希望日后再被收用。承受命令勉强起身，是侍奉君主的小心；因病引退坚决归去，也是做人应守的大节。如果还要顾盼徘徊，臣私下恐怕会辜负恩典、玷污操守，使士大夫失去志气，使廉退之道改变。臣即使衰败饥困，也料想不忍心这样做。臣看见河南按察司副使陈壮、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朱钦，以及臣从前所论荐的致仕副使曹时中，他们谨慎清洁、善美醇厚，明亮正直而高尚古雅，风范谋略日益茂盛，道德气度早已弘大。臣确实远远地站在他们之后，绝非只是勉强追随后尘，举荐他们来代替臣，言辞和义理都很恰当。倘蒙乞请敕令吏部覆核详议并上奏，选命一名官员代替臣的前职，赐臣致仕回到田里，那么陛下的德行就上同于天，而臣以人的身份侍奉君主的责任，也稍稍可以满足了。臣在山林中残余的一息，当日歌咏《天保》，祝圣人寿命无疆，这是臣拳拳不已的深情。臣不胜激切，等待命令。奉圣旨：吏部知道。按本部应题奏称，本官才品和品行都优秀，众望所归，正当将要重用之时，却屡次陈说退休退让的志愿，固然值得嘉许；但起用还不久，等因。弘治十五年四月初九日，少傅兼太子太傅、本部尚书马文升等具题。奉圣旨：林俊不准致仕。钦此。灾异疏【弘治十五年七月】题为《灾异事》。据南京新江口操江把总指挥张彪等呈报：弘治十五年七月初三日，暴风骤雨，江潮上涨，把停泊在港湾中的战船、巡船吹得摇摆颠簸，矛杆移动，缆绳断裂，以致军人刘牛儿被淹死，守护浮桥的官员常昱漂流后被捞获，其余人员都来不及自救。原额战船、巡船等共三百四十只，其中除一百四十只沉没或漂浮在水面上、原来就不能使用的四十八只，以及南京龙江提举司听候制造、全部尚未交付的船只外，能够用于操演的船中，有八十六只受损，一十一只被撞坏，直到风雨吹过江面后才找到，篷、板及各种器物大半损失，只剩五十只，器物也多不齐全。如今水上操练日期已近，船只不足以撑驾；教场将台一座倒塌，神枪牌垛二座倒塌，演武等官员的防护厢房共三十一间，插枪房和官军窝铺共一百七十五间，内外墙垣三百六十七丈四尺全都倒塌，厨灶、门隔、屋瓦也多有损坏，大小树木三百六十八株倒折等情，报到臣这里。又据南京西城兵马指挥司呈报，前述日期，狂风把新江口近年由官府栽种的柳树吹倒九百多株，缘由也一并报来。查照前项事情，已经逐条核查完毕。现在呈报上述缘由。除另行防议各项题本外，查得近来礼部题报天下灾异的缘由，已行文通知臣等遵照钦依中的事项，谨慎遵行、修身省察。臣伏见弘治十四年南北严寒，异常罕见；南京本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雨雪一同降下，雷电在空中震响。弘治十五年夏天，雷声迅猛，两次猛烈轰击，不下五六十声，震天动地，鸡犬哀鸣，人马跌倒，间或有人被震死。五月二十九日半夜，雷电大作，暴雨如翻江倒海，直到将近天明，平地积水数尺，墙垣淋塌了将近一半，直到六月初十日才消退。七月初三日，狂风怪雨，变化势态尤其异常，房屋摇动，瓦石飞散；有人说风力正猛烈时，地面也同时震动，当时人们魂飞魄散，实在无法辨明。然而房屋墙垣确实有很多倾倒，舟船、人畜确实有很多覆没，江潮确实沸腾泛滥，树木确实连根拔起，稻苗、蔬菜、果实确实受到损伤，人心确实忧惧不安。灾害所波及的范围，上至太平，下至镇江，令人惊骇，而南京尤其严重，仿佛是有意造成的一样。损坏的房屋不计其数，树木连根拔起何止数万株；坛庙、陵寝，据传也有数千余株树木被毁。臣亲眼看见这些情形，心中反复思量：这是怎样的地方？这是怎样的日子？这是怎样的灾变？上天之心仁慈，祖宗的命令谆谆反复。或许房屋震动，是在预先告诫疆宇的镇定和对外攘除之事？树木被拔，是在暗示培植根本和内修之道？这不是臣所能凭空臆测的。臣是病废之人，只剩残息；既然有一天还在任职，按义理就应当如实陈说。新江口是扼制江淮的要地，而水军实是我太祖高皇帝开创基业、克敌制胜的军队，军威远震，关系国家大势。无奈白天操练、夜间守备，尤其艰难；而且侥幸脱逃的情况很多，留下的羸弱军士连两餐粥食都难以维持，五种兵器也难以要求它们锋利。况且江面平静时水上操练才刚能驶出港口，风静时才敢开船，一年之中总没有几天可以操练。交锋不超过几声炮响，身家性命寄托在浮水之上，哪里谈得上熟悉水势？武艺生疏，哪里谈得上兵威猛烈？何况如今船只、房屋损坏很多，操练守备缺乏准备，道路上的人都为之寒心。若蒙准许，请敕令南京工部，将前述船只、房屋一面勘查上奏，一面修造；仍将拣选、送补、改差、拨给以及跟随、逃亡等项官军，专责南京兵部和科道验差官清理，不许卫所任意更改混乱。每班仍轮流派一员，亲自到防闸察看一次，务必使弊端革除、命令得以实行，使士兵精壮、额数充足。每季把防守经过、现有操练兵员、送补、改差、跟随及在逃人员的数目具文上报，并转行守备及臣等查照，使每件事都有专人负责，遇到缓急也有所凭仗。以上是关于风雨损坏战船、巡船、官军房屋，以及处置操军灾异的事项，谨上奏请旨。恳请退休疏

译奏为陈述实情、恳请准许退休事。臣一向品行和才能浅薄，又严重遭受衰老疾病，屡次请求退休，承蒙圣恩，却没有立即准许。退下后自我反省，更加深感惭愧和恐惧：既然前进还可有所希望，那么后退的打算又有什么话可说？抚心靠墙，从傍晚直到天明；陈述则近于冒犯，强忍不说又是重重欺瞒。然而臣侍奉君主，如同儿子侍奉父亲，感情不能不尽，所以仰面诉说、哀鸣不已，不能就此停止。如今正是清明的时代，陛下是圣明的君主，佥都御史又是显要的职位。遇到盛时、明主而担任显职，如果贤能便是荣耀，如果不贤，便会因此更加受辱。臣本来就可以由此知道自己的处境。臣的外表虽然还没有十分瘦弱，但全身没有一处不是病：耳目不够清明，牙齿经常疼痛，肠胃燥结，手脚麻木；其中最痛苦的是精神昏乱，遇事健忘，元气长期虚弱，寒邪容易侵入，药物不离口，疾病越来越侵逼身体。因此心里虽想前进，力量却已经不能跟上。况且臣性情局促，确实才能低下，所受恩遇已经超过本分；占着职位而面带惭色，难道最终能够逃脱深重的议论吗？陈述这些话，是因为心中反复深思，必定想以离职来报答圣恩。伏望圣恩怜悯臣下的勤勉诚意，特敕吏部准臣退休，以终了残年，使我安守常分，这是臣最大的愿望。以上是陈述实情、如实恳请退休的缘由，谨具奏闻。弘治十五年九月十四日上奏，十一月初一日，本部题奏，奉圣旨：‘林俊不准退休，令他赶快前去巡视地方。’钦此。再次恳请退休疏【弘治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进呈】奏为陈述实情、再次恳请退休事。臣本月十四日自陈无能，恳请退休，封好奏疏登程上路时，内心惊惧不安，实在不忍辜负皇上养育生成的厚恩，而自行安于放纵懒散的归隐。臣心中五内劳热，脏腑秘结，血气枯竭浮弱，内里的疾病常在虚烦、末疾时发作，行走尤其艰难。眼见衰弱的病症，担心迫近生命终期，所以早晚忧惧不安，竭力请求告老归乡。臣自己也不知道言辞激切到令人厌恶。臣的官职没有繁重事务，俸禄足以供养双亲，舆论还可以容忍，国家法令也没有追究；有服在位，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臣的才能本来如此，疾病如今又如此。既然归退已有充足理由，留下来终究也没有补益。臣的处世之道，进取不如退隐。陛下成全臣的恩德，与其让我进取，不如允许我退处。臣因此披露肺腑，冒昧干犯圣听，必定要求获得批准；却不知道言辞烦渎，是否应当获罪。臣如蒲柳般脆弱的身体，首先就畏惧风霜；但臣向来忠于朝廷的诚心，特别加在田野之间。只愿陛下弘扬继承先志，广泛接纳贤才，以继续承继祖宗不可改变的家法，来消除弊端的根源。这样不仅是臣归乡之日的心愿，也是臣死后的愿望。伏望陛下俯纳鄙陋的意见，阅看臣前后两疏，特敕吏部准臣退休，以养病度过余日，死后埋骨故山。臣不胜感激庆幸，谨具奏闻。西巡稿 勘察都御史韩邦问疏 钦差巡视江西等处地方、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臣林俊谨题：为修明政治根本以消弭大盗事。近来承奉敕令：江西贼情重大，现特命你前去巡视该地。你到那里后，要广泛询问、详细访察，深入查究事情，先把都御史韩邦问有无误事、失职的缘由，如实上奏。钦此，谨遵奉。臣访察得知，巡抚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韩邦问，性情宽厚，仪表安闲庄重，任官能够略有成效，对政务体制也很熟悉；只是偶然在防范上有所疏漏，起初曾因此招来诽谤，担心周密谋划难以假托掩饰，时间久了也自然明白。虽然瑞州所辖各处盗贼仍有很多未能清除，但南赣数年来却大多安定。只是他立心多有畏惧，办事还拘泥于因循，声望稍有衰落，监察纲纪尚未振作；处在动乱之地，似乎有些不相宜。若在清简安静的地方，确实仍可任用。臣又认为，如今江西的事情急迫得像决堤的洪水，而巡抚一职艰难如同救人于溺水；如果不是意志坚定、受到震撼也不动摇，且通达敏捷、办事没有滞碍的人，很少能够有所成效。伏乞圣明俯加裁处。以上是地方事务及韩邦问所涉及的奉钦依如实奏报之事，谨上奏请旨。弘治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马文升等题奏，奉圣旨：‘准。韩邦问等候有合适的地方调用；林俊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令他巡抚江西地方，另换敕书给他。’ 钦此。勘察知府王瑭、李复贞疏 题为《修明政治根本以消弭大盗事》。近来承奉敕令：江西贼情重大，现特命你前去巡视该地。你到那里后，要广泛询问、详细访察，深入查究事情，先把都御史韩邦问有无误事、失职的缘由，以及知府李复贞、王瑭有无贪婪残酷、危害百姓的确实事迹，如实上奏。钦此，谨遵奉。除韩邦问另行具本题奏外，臣访察得知，江西所属饶州府知府李复贞性情宽纵，广信府知府王瑭性情慈祥，两人都不算残酷。不过李复贞溺爱小儿子，任其出入自由；外间议论很多，又偏信吏人，任由他们横行无忌；下属因此归怨，纲纪不整，办事条目也疏漏。他在审编均徭、派征物料、罚修公廨等事项上颇有分头侵吞克扣的嫌疑。虽然人言难以全信、赃迹尚未查明，但确实稍有防范不严、声名不白的议论，违背了公平的原则。王瑭防范不严，导致盗贼盗取官库；他又设法弥缝以免重罪，严重失去人心；借着公罚假装修缮，因而多有浪费和奉承；处理民讼，常常拿不定主意，心中犹豫；自己也牵涉嫌疑，因而积聚了不少怨言。根据这些情况，两位官员似乎难以再次担任郡守。若论二人的品格高下，王瑭尚有请求退休的理由，也有可以保留的说法；众人的真情假意难以知道，但个人的进退仍可考察。臣又访察得知，原任临江府、现调任广东肇庆府知府吴叙，办事刻薄严酷，约束自身却很松弛，错误地张扬刑威恩势，虐害之气熏染四方；又诡称树立德政碑，怨声载道；人命案件屡见于诉状，姓名屡次列入弹劾奏章。众怒群起至今未息。根据公共舆论，吴叙不谨慎的声名还在这两人之上。伏乞圣明裁处。以上是吴叙属于改调官员、李复贞和王瑭属于奉钦依如实奏报的事项，谨上奏请旨。确定禄米数额疏

译题为《确定禄米以缓解百姓困苦事》。据江西布政司呈报：本司老人徐本润等呈称，查得分派给江西各亲王的禄米，每石应缴银一两六钱；郡王府禄米，每石应缴银一两三钱。考虑本地米价，每石只值银四钱五分，实在难以缴纳。近来的规定是，亲王禄米由守巡官督同长史官按公平价格收受；郡王禄米由有司粮仓收受。本来便已艰难，百姓愿意将亲王禄米折银一两，郡王、将军禄米折银八钱，由布政司交纳并转运解送等情。布政司批示议处。查得江西各王府禄米，先前巡抚题定条例，每年有的征银一两，有的征银一两二钱。又据户部题报耆老王清奏称，阳曲等府禄米每石要银三两，题令各处都收纳实物。亲王原有官攒负责收取的，由布政、按察三司亲自督同长史官和官攒按公平价格收受；郡王禄米没有官攒负责收取的，照旧在所在地有司粮仓另设仓窖收受。又据户部题报，巡按河南监察御史题称，伊王奏请将光阳王禄米存入本府粮仓管理，但粮仓索财害人；户部题令仍旧由河南府粮仓贮存，并申明通行禁约。又据《问刑条例》规定，王府禄米由本府官员、内使、旗校、管庄人等干预拨置，折收银两，多收米麦，索要财物的，旗校等杖罪以上发往边远地方充军，官员、内使暂行监候，奏请发落；辅导官以及布政、按察二司的守巡官纵容而不检举，府、州、县官听从的，都要审问后奏请降职调任。这些规定都已经题准，通行遵守。另据监察御史周进隆续题称，江西各王府收受禄米，每石收银一两六钱，小民困苦，应当加以禁止惩治。该部查照历次题准的事例，立法并非不周详，警戒也并非不明切；但是王府所在地的司、府等官既因畏惧而不能阻止违禁行为，巡抚、巡按也推诿躲避而不肯追究，官吏、旗校任意侵害而无人惩罚，小民受困受虐而无处申诉。又曾申明前例，题令严格加以禁止，并令巡抚、巡按体恤百姓疾苦，用心访察、查拿审问，务求取得实效等情，题备行文遵守。没有多久，如今又奉上述缘由议定：王府禄米已有前面历次题行的条例，十分严密；但缴纳实物本来数额较轻，百姓称不方便，折纳银两又加重，百姓称愿意缴纳，却必然有牵滞难纳之处。又查得郡王、将军禄米如今每石折银一两，实在过重，呈请定夺等情，送到臣案前。查照前项事情，已经行文议处完毕。现在呈报上述缘由。臣查见，各项禄米按现行规定应收实物，但呈文却说每石收银一两六钱，或一两三钱；现时米价每石只值银四钱五分，呈文却说愿意每石缴银一两或八钱。按一两六钱计算，正米一石需要用米三石五斗五升五合五勺有余。因此亲王禄米每年额定一万石，每年要支出三万五千五百五十石有余。按一两三钱计算，正米一石需要用米二石八斗八升八合八勺有余。因此郡王、将军禄米每年额定一千石，每年要支出二千八百八十八石八斗有余，确实太过分了，百姓如何承受？恐怕即使已有条例，奸弊仍未革除。江西各郡王、将军的性情器量，臣不能知道；但淮、宁、益三府殿下确实都宽厚贤明，难道不会上体圣上的心意、下体恤百姓的隐忧吗？只是王府地位尊严、禁令森严，百姓难以找到申诉的门路；官吏、旗校又顾忌嫌疑，难以施展弹劾的力量。因此小民想逃避刑罚、免受牵累，只好甘愿接受重的负担而舍弃轻的负担；按照实际情势，难道真是不得已吗？他们想由布政司转运解送，正是想堵住索取财物、侵害百姓的源头。臣又听说亲王用度很大，确实与郡王、将军不同。伏望圣明深念亲亲之情，俯从民意，特敕府、部从长计议，将淮、宁、益三府的禄米以及郡王、将军禄米斟酌等级，确定折银数额，取圣上裁定，作为固定常规；并令江西布政司每年征收足色银两，存入库中，或按季、或按月，由长史司凭印信领状，派官前来领取，送入各府；官攒暂且挑选另行使用的名缺，暂时停止补授，使事务不受牵制，百姓得到简便。如果一定拘泥于收纳实物，恐怕会成为空文；再令百姓送纳收受，恐怕仍旧重蹈前弊。以上是确定禄米以缓解百姓困苦的缘由，事情不敢擅自办理，谨上奏请旨。处置粮料短缺疏【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题为处置粮料短缺事。据江西布政司呈报：本司所属各地每年额定粮米共二百七十三万一千零六十五石有余，除去起运兑军、南淮仓折银、折布等项，共计米二百二十五万四千石以外，留下的数额很少；每年收入同禄俸、月粮的支出相比，尚缺米一万七千九百余石；再加上按规定减免九万五千四百石，以及口粮等项目的支用还没有计算在内，导致官军俸粮只够八个月，其余月份无法接济供给。又本司所属每年明确征出的里甲银两共银五万九千七百九十六两，按年例分派办理黄蜡、白蜡、牲口、皮张等一切物料，以及乡饮、祭祀、科贡、孤老等一切公用支出，都从其中扣除。各项物料，天顺六年等年分派应银二万五六千两，成化十七年等年分派应银三万七八千两，弘治十二年分派应银六万七八千两，弘治十四年分派应银九万二千余两；每年收入同每年支用相比，还缺三万二千二百余两；历年拖欠以及乡饮、祭祀等项支出尚未计算在内，只好东挪西借、拆东补西，穷尽办法也难以支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七十三万一千六十五石〕

译近来户部又派郎中前来驻守催办，历年拖欠的折银共四十三万零三百六十二两四钱有余，小民卖儿卖女，痛苦不堪。如今本司库中收存的仅有七万七千三百八十六两有余，而益府又要修建房屋；若不是神运鬼输，势必要增加赋税。百姓已经穷困而盗贼又将兴起，这种情形令人寒心。何况正是养兵、消弭盗贼的时候，更应当节省征敛、施惠百姓；前述粮料短缺，本司没有办法处置，只得呈请定夺等情，备文呈到臣这里。臣查得，江西数年来由于赋役繁重，导致百姓成为盗贼，杀人放火，流窜劫掠乡村，持刀执戈，抗拒官兵和快手；告发捕捉他们的百姓反而遭到荼毒，官府剪除盗贼后，他们又肆意横行。因此受害乡民含忍不敢告发，所属官司也害怕获罪而不敢声张。正如履霜之后寒冰将至，踏入虎穴实在可忧。平息盗贼在于安定百姓，安定百姓在于减轻赋税；而每月支用缺米、每年办理缺钱，确实没有办法筹划，更何况还想发动愚民使他们受到感动，更应当彰明圣上宽厚体恤的恩典。查得每年运往淮安的米一十七万石，每石正耗杂用合计需米一石七斗；南京仓米四十七万石，每石正耗杂用合计需米一石九斗，常常又遭遇风灾、剥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三万三百六十二两〕 搬运实在困难。先前弘治七年、弘治十一年，都因地方遭受灾伤而奏请户部。查得南京米每石实物只值四五钱，脚费、耗费和使用费用却加倍。历次题准，每石折银四钱，解送南京户部收取，用来折抵官军月粮。又弘治十年，漕运等衙门题准：弘治十一年江西兑军米四万石、淮安米六万石，每石连同正耗杂用折收银六钱，免予运往太仓，官民都称便利。如今江西的饥困与各年相同，而盗贼猖獗、仓库空虚、粮料缺乏，比各年更为严重，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融办理才有利。但折银四钱恐怕会亏损军粮，双方必须寻求两便。伏望圣明怜念地方，特敕户部从长计议，暂将弘治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三年的南淮粮米，每石正耗杂用共征银六钱；淮安按数解送太仓，南京仓每石按四钱七分解送南京户部，分别收取以折抵官军月粮；扣出余银一钱三分，留存布政司入账；每银四钱准米一石，补支本地官军俸粮，并凑办各年各项物料；如仍有不足，再另行议处。南淮粮米三年以后，照旧分派、运送实物，这样征收比平常节省，百姓也便利；折银支用比收纳实物更加方便，军队也乐于接受；运粮军士免除漕运搬运的劳苦，粮长免除解送缴纳的费用，俸粮有按月供应的储备，物料没有多年积欠的拖累，积蓄也不妨碍公私原有的状况。赋税虽然没有增加，支用却可以暂时得到供给。至于长久之计，更希望陛下忧念国家根本，节省财源；一切分派办理的事项务必遵守祖宗旧额，各种费用务必遵循祖宗旧例，那么财赋自然不会不足。如果不追究根本，只是减少这一项、增加那一项，都是失去民心、过度取用；加倍征收更不是良策。百姓穷困、财力耗尽，祸患将有难以言说的程度。以上是地方事务及处置粮料短缺的缘由，谨上奏请旨。地方灾异疏 题为陈述灾异以补益政治事。据江西按察司呈报：本司按察使周南关据总司关文抄录，承奉镇守、巡抚等衙门查核前事，移文会同都指挥佥事戴贤、左布政使林泮议定：瑞州府地方近年来盗贼蜂起，随捕随发，是否可以由按察司每年选派一名佥事，分巡南昌道，直接携带家小前去，专门住在该府分司，兼理兵备、督捕盗贼；请敕发一道不注明职名，以便轮流更替。所需的提备官军，可在南昌前卫、左卫以及袁州三卫所的千户、百户中选派二人，带领旗军一百名，发给行粮和机快，在上高、新昌二县分拨二百名，与当地官军及高安县机快常年操练；遇有盗贼发生，合力擒捕。一年期满时，把办理过的事情和捕获盗贼的数目造册缴报，连同前项官军都照例更替。湖广长沙府浏阳县、醴陵县与新昌接壤，盗贼发生后往往逃到那里潜居；因为没有统属，难以责成。是否可以将前述府县的贼情交由南昌道分巡官节制调度，其余事情全部照旧规办理，以便行事等情。呈文送到臣这里，随即调取原来行文的卷宗查阅。查得先前兵部题报监察御史周进隆所奏《专设巡守以安定地方事》中，有一项是想仿照福建汀州、建宁的做法，在佥事中专设一员住在瑞州要地，分巡兵备；而分守官员各自携带家小，与分巡官分别住在新昌、靖安等县，专门处理盗贼、钱粮等事务，一年期满更替等情。兵部已查核题本，行文通知镇守、巡抚等官商议处置，缘由都在卷中。臣亲自到达该府查得，所属高安、上高、新昌等县，南面连接湖广长沙府浏阳、醴陵二县，北面连接南昌府奉新、靖安二县，溪流深、山势险，民俗凶悍，百姓强横，盗贼实在很多。因此，监察御史周进隆所奏、各官所议，应该给南昌道分巡官一道不注明职名的敕书，轮流携带敕书、家小前往瑞州府居住，经常巡视上高、新昌等县，整顿兵备、督捕盗贼。湖广长沙府浏阳、醴陵二县的盗贼事务，也允许他督理；如有人故意违抗，听凭他提问追究，这确实妥当。布政司分守官人数少，常常兼任别道，难以分住各地，也应酌量让他一年中有半年往来于上高、新昌、奉新等处办事；这样豪强恶人知道警惕，钱粮容易完纳，奸盗自然平息。

译但关于酌量调拨南昌前卫、左卫和袁州三卫千户、百户二员，带领军旗一百名，发给行粮，轮班跟随操练一事，臣广泛询问该道、该府各县官员以及父老等人，他们都说官军人数太少，遇到紧急情况既难以救济，平时反而徒增骚扰，白白耗费行粮，实在没有益处。查得该府三县原先编定的机兵共一千零六十名，都由通判甘文绍督领，轮流操习巡捕；邻境袁州府万载县、临江府清江县、南昌府奉新、靖安、武宁、丰城、新建等县也都有机兵；瑞州所属各乡村原来还编有大户、乡民、壮丁、佃户、家人等名册，平时聚集在本村防守，有警时随同官兵响应，自然可以制服盗贼，保证没有其他忧患。根据这些情况，似乎不必另行调拨官军，伏乞圣明裁处。以上是处置地方事务及陈述灾异以补益政治的缘由，谨上奏请旨。褒奖特别对待旧臣疏 题为乞请恩典褒奖特别对待旧臣事。江西建昌府申报，据广昌县报告：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县致仕刑部尚书何乔新病故。查得此官历任中外，始终保持完美节操；退休十多年，足迹不进入城府，声色货利一向不萦绕于心；著书立说，年老以后造诣尤其精妙，实在是朝廷中的老成望重之士、名垂当世的大臣。由于何乔新与刑部尚书彭韶、吏部侍郎叶盛在声望上相当，应当仿照彭韶赠太子少保、叶盛谥文庄的先例，奏请追赠谥号并赐予葬祭，以快人心等情，呈到臣这里。又据江西布政司呈报，同前项事情。查得何乔新的妻子夫人吴氏先于本年二月病故，已经奏请派进士林魁督造坟墓；何乔新丁忧回家守制，已行文委托该府同知沈景督造。此外臣听说，何乔新与彭韶先前都是刑部属官，并且共同负有盛名，逐步升官都做到刑部尚书。彭韶忠诚明亮、德性醇厚，何乔新正直端方、恭谨慎重；二人又都精通儒学，熟悉吏事，深得古人之道，共同承担天下重任。当时人们都说他们德行完美纯正，文学、政事、节操气概都为众人所归心。等到官位次序已经达到极点，二人请求告老还乡、荣归故里，有识之士仍以他们没有得到充分任用为遗憾。奏疏多次提出，彭韶去世后获得追赠和谥号，人们都仰知我圣明天子优待异于常人的名德和深厚心意。然而彭韶学问有经纬，行事合乎中和；敢于直言，行为严峻，监察询问时保持贞正风操；文章有文采，立身有正气，忠诚、节操、恭谨、清廉、法度和严正也都具备。他与叶盛学问品行相同而事功超过叶盛，叶盛已经得到‘文’谥，彭韶不应有所吝惜。何况追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吴讷谥‘文恪’，南京吏部尚书魏骥谥‘文靖’，彭韶确实足以与他们并列而共同获得美名。又如宋臣欧阳修谥‘文忠’，范仲淹谥‘文正’，评论者说彭韶以正直面貌立于朝廷，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国尽力；生在今天也不愧于古人，死后改定谥号也应当接近这些美谥。不知当初议定时，为什么取用‘惠安’的含义，舍弃大的方面而记录细枝末节，不符合其为人，不足以使朝廷内外心服，也不足以成为后世史书的可信依据。如今何乔新去世，该府同时举出彭韶官阶、叶盛文庄的事例来陈述，似乎也认为彭韶的谥号有所不当，想求赐何乔新以‘文’字；有人或许怀疑彭韶、何乔新并非出身翰林禁近，不得谥‘文’。却不知道谥号是用来责求名实相符、评定公是公非的，圣明君主和贤能宰相借此尊崇人文、彰明信史、使士大夫受到感化，正是这个道理。何况吴讷、魏骥、叶盛都是近来的事情，情况十分明白；而李时勉先谥‘文毅’，曹鼐谥‘文襄’，后来文安又都改谥‘文忠’，这样的成例历历在目，可以举证。正是因此，臣不顾狂妄昏昧，特意为此申请。伏望陛下褒崇旧臣的德行，特别提高对何乔新的追赠、赐祭、开圹等典礼；仍敕翰林院详细核查臣所奏，以公义衡量，将彭韶的谥号重新议定，并与何乔新的谥号一同依据‘文正、忠献、贞宣、恭肃、宪、恪’等谥法详细议定，上请圣裁；改去彭韶原来的‘惠安’谥号，使名实完全相符，也使群臣都受到劝勉。以上是褒奖特别对待旧臣及改定谥号的缘由，谨上奏请旨。《见素集奏议》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见素集奏议》卷二 明 林俊撰 奏议十七篇 西巡稿 抚处王武等疏 题为修明政治根本以消弭大盗事。近来承奉敕令：江西贼情重大，现特命你前去巡视该地。你到那里后，要广泛询问、详细访察，深入查究事情，严格督促所属官员，设法安抚并捕捉盗贼，务必使其全部断绝。凡有兴利除害、消弭盗贼、安定百姓的良法，都听凭你便宜处置。钦此，谨遵奉施行。据江西布政司呈报，分守南昌道右参政王纶抄送巡视案卷，已经亲自劝谕王武等：你们本分务农，不许再疑惑执拗、结党招祸；对弟侄和手下人严加禁止，不许借捕盗之名胡乱捉拿平民、报复仇怨、骗取掳掠财物、奸骗妇女、烧毁房屋。除非在敌阵交战，务必生擒，不许砍下首级。况且王武等名字不在官府名册中，性情仍近于野，众人聚居而互相助长，祸患容易发生；私下吃尽公共财物，人情也难以长久。表面斥责、暗中防范，默默夺其势力、潜移消解，必然能够找到可乘之机和妥善处置的方法。议定后通呈等情。又会同南昌道分巡佥事王纯，亲自劝谕王武等：应当本分耕种，不许聚集许多无赖，惹事扰民、招致过错、开启祸端。另行议得，王武已故的同房兄长王再瑛，起初虽然做盗贼，不久便悔改自首，帮助官府擒拿首恶，后来被逃亡盗贼杀死，余党又报复杀害七人。后来王武率先带兵归顺，前后竭力杀获一百四十多人，如今又听从招抚、请求宽恕，应当妥善安置。应行文瑞州府知府周津、通判甘文绍，把王武弟侄和手下人员逐一审查，查明真实年龄、相貌和籍贯；属于外省的，发给衣粮，查明后发遣；属于附近的，令其从事农业生产。只是王武居住地与吴城相近，孤立悬在贼营之间，正冲着盗贼出没的道路，而吴城又处在高安、上高、新昌、奉新交界之处。因此是否可以在吴城修筑官堡，由高安轮流调拨机兵一百名；高安、上高、新昌各县捕盗主簿轮流派一员住在那里督理，各自发给行粮，常年守备，一季更换一次。王武所在地再设民哨，只许招募五十人：王武任哨甲，弟侄王昌、王宏以及手下姚惟高等五人为哨手，每名哨手管九人；一人犯罪，九人同哨甲共同察举，违犯者连坐，都听官堡约束。无事时各自回家，有警时听候调遣；初一到该府，十五到该县，呈递甘结，听候发放。工役雇佣费用为：每年哨甲六两，哨手四两，哨丁三两。将已经判决或在监狱中死亡的贼首邓迟八、李昌三、周申三等人遗留下的田产查勘。将较近的田地拨给他们耕种，较远的田地折换，名为哨田；除缴纳正粮外，不再编派其他差役。根据每年的收成，补足前面的费用；如果仍有不足，或者支取官钱增置，或者由均徭中摊补。仍从高安一直到新昌，每隔二十里设一座铺舍，编派司兵修理道路，使公文往来不断，公私人员都能通行。府县每月查核防守，上司不时巡历，有时寄宿官堡，就近办理事务。长期扰乱的习性既然逐渐改变，性情自然驯服；可以把荒僻阻塞之地变成通畅大道，把凶恶强悍的风气熏陶成良善习俗。彼此声势相连，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行动和静止都容易被听闻，我们也能获得长久安定的吉祥。以上情由送到臣这里。随后据按察司呈报，同前项案情。查照先前周津、甘文绍禀报，王武、王昌以及手下二十多人已经出营听从招抚，官府已经宣示恩威，严加劝谕；又行文道、府犒赏议处完毕后，现在呈报前项缘由。臣看得王武年仅二十一岁，兵力只有数十人，只是凭着粗蛮勇力做盗贼，内心其实知道畏惧。府中刘玑抚恤优厚，周津、甘文绍拘束督理勤劳，加上镇守、巡抚震慑的威势；该道守巡王纶、王纯后来接续办理，功劳相同，终于使他们极度畏服。过去他们曾经为官府捕获盗贼，想以此免除罪责，却只是陷入旧日仇怨；他们拿浮泛的言辞互相诉告，心中惊惧沮丧，行迹又像强悍不驯的人。无论急缓，都在谋求两方面的出路，似乎都可以加以开导。既有功劳也有过错，应当还有可以处置的办法。何况瑞州的盗贼一会儿违抗、一会儿归顺，人心没有定准；司、府官员也一会儿想招抚、一会儿想擒捕，官府没有固定的信用。如今王武等既然出来接受招抚，就应当以诚意对待他们；日后如果再次严重违抗，擒拿他们也容易。让他们登记在官府名册中，由官府供给食粮，不仅必须使他们真正发挥作用，也可以堵塞他们另谋不轨的途径。这个议议有见识。除依照钦依准许便宜处置的事项，行文各有关衙门依拟施行外，以上是安抚处置王武等、平息兵乱以安定地方以及修明政治根本以消弭大盗的缘由，谨具题报告。端正事体以区别嫌疑疏 奏为端正事体以区别嫌疑事。臣近来承蒙圣恩，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等待任命时内心恐惧，弯腰拘谨。私下想到臣的双亲年老，所有志向和精力都已衰退；任职两年，五次请求归乡，还没有得到批准。如今又有巡视江西的差事，臣私下揣度，这正是老马的最后一程。臣喘息相接、汗流不止，只想尽力报答皇上顾念养育的深恩，趁此摆脱羁绊，未必不是一个失误较少的打算。没想到才过两个月，又承受再次任命的重恩。臣难道敢不知道幸运而不知报答吗？只是想到巡抚都御史韩邦问，是因臣访察奏报、同意批示而被调代的，似乎有牵涉嫌疑，情义上实在不安。从前宋臣朱熹弹劾提刑唐仲友，不久朝廷夺去唐仲友的官职而授给朱熹，朱熹没有接受。包拯弹劾三司使宋祁，不久解去宋祁的职务而授给包拯，包拯没有推辞；欧阳修弹劾包拯，说这如同踩坏田地却夺走耕牛，难道没有过错吗？整理衣冠、穿鞋时都要避开可疑之处，因为这对朝廷的损害并不小。臣的事情实在与此相似，臣岂敢不以朱熹为榜样、以包拯为戒？何况江西事务繁重，不是其他省份可比。韩邦问的才识并不比臣差，既然韩邦问任巡抚不相称，却又频繁地任用臣，正所谓一个螃蟹不如一个螃蟹。臣过去曾代替张抚，后来成效终究比不上张抚。如今又代替韩邦问，日后的成效难道会比韩邦问好吗？臣岂敢窃取虚名而招致实际的连累？伏望圣明曲加怜悯处置，另择贤能之才巡抚江西，停止对臣的另行叙用；只希望仍容臣照旧巡视，任期届满后归老，这样事体可以端正，辞谢和接受都清楚，也没有形迹上的嫌疑，并且臣的身体也能有所安置，这是臣最大的幸运。以上是端正事体以区别嫌疑的缘由，谨具奏闻。奉圣旨：‘林俊不准辞职，令他用心巡抚地方。吏部知道。’钦此。灾患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