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四 《铁庵集》　　　　　　　　别集类三【宋】提要 臣等谨慎查考：《铁庵集》三十五卷，由宋代方大琮撰写。方大琮字德润，号壶山，是莆田人。开禧元年省试第三名，授任右正言，上疏议论天下大势，又谈论治理混乱、安定危亡的关键。升任起居舍人，兼任实录院检讨官，奉祠离职。不久改任集英殿修撰，知广州，调任知隆兴，后来去世，谥号忠惠。《宋史》没有他的传记，他的事迹大略见于《福建通志》。现在考察周密《齐东野语》，称福建漕运使方大琮与王臞轩友善，而文集中也有将要任命为漕官的诏令，文中则说他曾任福建转运使。又文集开头原题为宋宝章阁直学士，可见他并非终于集英殿修撰。大概《福建通志》所记载的历任官职还不完备。《宋季三朝政要》记载，理宗端平三年，方大琮任右正言，上疏极力议论济王的冤屈。侍御史蒋岘弹劾他煽动异端，他与王逸、刘克庄同日被逐出朝廷。他也是正直敢于进言的人，所以他的奏疏大多疏通畅达，切中当时的弊病。他的经义文章也颇有可观之处，虽然文风稍显平直浅缓，但毕竟不是空泛无根的谈论。原集早已散佚，现在这部书是他的族孙良永、良节等搜集编成的。不过这是在散失残缺之后辑成的，已经不是完整的篇帙了。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铁庵集》卷一 宋方大琮撰 谏院奏议 端平三年七月分第一札 臣极其愚昧浅陋，出身于偏远之地，三十年间八次接受书吏考核，虽然长期生活在田舍，但耕田务农的忠心从未忘记。值此大规模革新之时，臣误蒙收纳提拔；退居众人之后，只能尽心恭敬奉职。近来宫中降下手书，命臣掌管言官的职责，能力小而责任重，早晚都惊惧忧虑。陛下究竟看中了臣什么，竟把臣从闲散官员中提拔出来？还是因为臣出身草野、少有机心，或许能够把知道的全都说出而毫不隐瞒？然而尚未取得信任便进谏，交情浅而言辞深，即使苏轼也认为这值得怀疑。至于行为柔顺、委婉进言，把涵养作为根本；暗中讽谏、秘密晓谕，把经过岁月视为深远功效，这是太平时代的做法。臣自从入朝以来，常见群臣议论，开始还谈成败，中间谈安危，到了去年夏季五月以后，形势突然不同，便改为谈存亡了。如今，“亡”这个字，朝廷上下都说得很熟，却只是知道天下已有将要灭亡的形势，不知道古今有不可灭亡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就是纲常。纲常，是天地用来交付宗子的根本，是祖宗留给后人的根本，是臣民用来拥戴君上的根本，也是夷狄用来敬畏服从中国的根本。稍微失去它就会失败，严重失去它就会危险，最终失去它却仍不悔改，就会灭亡。臣私下考察当世的事情：敌人在漠北，越过数万里，侵犯我国王朝的谋略，逼迫我国疆土，这是天地间的大变故。依臣看来，蜀口的败仗，虽然是敌人造成的，但最终却因溃兵的骚扰而荡然败坏；襄州的失陷，不是敌人造成的，实际上却毁于叛兵的变乱。州县的士兵轻视他们的守将，京畿的士兵憎恨他们的上司，以至远方的百姓，也都个个怀有作乱的念头。纲常沦丧败坏，难道还不多吗？陛下难道愿意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吗？陛下出御经幄时，恐惧显现在脸色上；早朝询问群臣时，忧虑表现在言语中。六字铭文，未尝不是想用来告诫自己；十二条诫令，未尝不是想用来告诫官吏；减免斛面，停止按亩征税，未尝不是想要宽待百姓；优厚廪给，告诫官吏不要搜刮克扣，未尝不是想要体恤军队。况且人的内心，是纲常产生的根源。陛下用心如此，而危急的形势和紧迫的征兆却接连不断。臣废寝忘食，思考怎样消除恶运、阻止乱源，却没有找到办法。陛下对

译此藏在心中，难道还会没有不安吗？恭敬地思考本朝建立国家，超过古代。太祖皇帝的传授，不是出于偏爱自己的儿子，而是因为赵普关于金匮和兄弟相传的誓言；高宗皇帝的选择继承人，不是出于偏爱自己的近亲，而是因为娄寅亮建议立昌陵后的那番话。一祖一宗，是使我宋朝开创、复兴的君主，都是以不把天下据为私有的一个念头为根基的。臣在乡野间，侧耳听闻宁宗皇帝嘉定年间选择继承人的时候，追念先朝眷念魏王府的心意，所以陛下的即位必定来自魏王府。宁宗皇帝的这片心意，与后世猜疑防范、猜忌多疑的人不同。因此能够延续三百年无穷的福运，来开启并保佑陛下的，也是这一片心意。于是陛下即位之初，朝拜原庙，京城人都非常喜悦，这是人心赞同陛下；第一次祭祀圜丘时，月亮星辰明亮清朗，这是上天赞同陛下。谁敢贪取上天的功劳，把它说成是自己的力量呢？那位故王退守藩国，变故突然发生，无法预料，霅川的事情，实在令人痛惜。臣曾记得真德秀的奏疏说：“先前有逃避隐藏的迹象，后来又参与谋划讨伐捕捉。”又记得洪咨夔的奏疏说：“霅川的变乱，不是济王的本心；济王的死，也不是陛下的本心。”魏了翁直面进言的奏疏、徐清叟论火灾的奏疏，都可以说是了解事情真相的。胡梦昱的一篇奏疏，尤其令人悲痛恳切，贯通历代兴亡，指出天人感应的道理，读来令人流泪。当时，天地和祖宗还能够察知陛下有所制约，黄土之下的亡魂也还能够明白陛下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今已经过了十年，上天诛灭了老妖，端平年间改弦更张，威权和赏罚都由陛下亲自掌握，这难道不是昭雪冤屈、洗清冤枉的时候吗？臣恭敬地看到元年六月的御笔说：“胁迫冤屈，防范叛逆。”又说：“恢复爵位、祭视坟墓并立嗣一事，关系国家，难以轻率议论。”又恭敬地看到二年七月的御笔说：“卫王功劳丰厚，深深希望保全他的家族。”又说：“札付宅之的兄弟，从今以后臣僚不得搜求摘取他们的过错。”一方面牢牢关闭、坚决拒绝，像对待深仇大恨一样，为什么对继承同胞之后的事情这样看重？另一方面反复叮咛、严密防护，像抚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为什么对保全奸邪之家的事情这样厚待？把这两份御笔合起来看，有人心的人应当作何感想？故王的行迹并不像秦王府，而秦王府的子孙至今仍繁盛，这是太宗皇帝保全他们的力量。如今西溪荒凉的坟地，麦饭无人祭祀，寡妇孤儿寄居他处，甚至有的堕入僧侣之流，难道不应当像太宗皇帝对待秦王府那样对待他们吗？贼远的罪过超过奸臣秦桧，而秦桧死时，他的几个儿子被勒令退休，这是高宗皇帝果断决绝的裁断。如今宅之的顽劣子弟，班槖却得到赐第，出任玷污名郡的官职，竟敢抗拒公论，难道不应当像高宗皇帝处置秦桧那样处置他们吗？陛下励精图治之初，像驱逐两个凶恶之人、窜逐两个贪赃官吏、召回众贤、求取直言，直到禁止收受贿赂、阻止请托，每发出一份札子，万众都惊动注目，四方传诵，交口称赞圣朝。唯独这两份御笔，读到的人无不怅然失色，听到的人无不黯然无言。把恩德施加给不应当施恩的人，把怨恨施加给不应当怨恨的人。一个私心的念头，使纲常颠倒，本源既已失去，其他美德也无法弥补。骄横的士卒怎能不狂妄悖逆，凶恶的百姓怎能不跳跃骚动，叛将怎能不飞扬跋扈？难道他们都没有秉持常性的本心吗？恐怕是有缘由招致他们如此。陛下如果一定认为贼远有功，那么臣请求加以辨明。从前汉朝大臣商议拥立文帝时，特别说：齐王的母族戾恶，代王的母族长厚；如果立善人，大臣就能安定。史书所载的原话就是这样。大臣的意思不过是为自身谋划，哪里料到得到一位汉文帝，竟成为三代以后无人能够相比的君主呢？陛下天赋纯美，远远不在汉文帝之下。臣起初也像汉朝大臣一样为自己谋划，既然见

译到陛下圣质高远卓越，却又不时进献妖媚华丽之物，想要使陛下的明智昏暗，窃取陛下的权力。所幸陛下深藏锋芒、安静镇定，没有落入他们设置的机巧陷阱，于是才有今天的美好局面。像贼远这样的人，怎么能活着逃脱被拘禁的羞辱，死后反而冒受极其美美的谥号呢？陛下如果一定因为故王而疑虑，那么臣又有办法来解释。从前汉代淮南王骄横僭越，已经不是有爱护兄长的道义。汉文帝哭得非常悲哀，经由袁盎劝解才停止。

译等到听到“斗粟尺布”的歌谣，便归还土地、封立王子，并没有留下任何余下的恩惠没有施行。难道他始终拘泥于袁盎的话吗？陛下天性友爱，与汉文帝相同。故王受到胁迫的情形，与淮南王不同。臣从小道听来，说故王曾经跟随陛下朝见，侍立同班，同榻共食，情感恩爱极其深厚。假使没有贼远先入为主的言论，陛下难道不会悲伤地追念从前的友爱吗？像故王这样的人，难道活着时有友爱和睦的情义，死后却不能蒙受经办抚恤的恩典吗？臣爱惜并扶助这片孤忠，只希望陛下始终以汉文帝作为期望。何况自从改革以来，凡是被权奸压制的被逐之臣和羁旅之士，没有一个冤屈不曾昭雪，唯独天伦之间的大冤不能自行显明。一个妇人含冤，导致三年干旱；一个匹夫无罪，导致六月飞霜，更何况是先帝的儿子、陛下的兄长呢？臣听说真德秀临死前，对家人说不能申明先前的意见是最大的遗憾。又见洪咨夔仅仅对臣说：“皇上的心意没有回转，天意也不容易回转。”如今这两位大臣都已经去世，只有胡梦昱所说的“冤屈不消散，祸患就不会消除”。从今天看来，他们的话都应验了。胡梦昱被窜逐到海边，兄弟暴尸荒野，如今即使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也不足以补偿一家人的痛苦。这不仅是故王的冤屈没有消散，胡梦昱的议论也没有得到昭明。那么，解释陛下的疑虑、启发陛下的听闻，这难道不是旧学大臣的责任吗？这难道不是年高德劭大臣的责任吗？这难道不是二三位执政大臣的责任吗？这难道不是经筵官从容启发、辅导君主的责任吗？这难道不是侍从官讨论政事、进言纳谏的责任吗？这难道不是谏官纠正过失、匡正错误的责任吗？群臣泛泛议论，一说到这件事就摇手吐舌，指为深忌讳，简直像齐国人敬畏齐王那样。然而臣知道陛下还有可以回转的机会，为什么呢？小臣上疏偶尔谈到这件事，陛下虽然稍加诘问，却也没有责罚；草野之人对策时偶尔说到这些话，陛下虽然略加压制，却也没有弃置。这就是机会，如果有人能够加以开导、疏通洗涤，那么这自然流露的一个念头，本来仍然存在。臣愚昧，希望陛下豁然醒悟，出于真诚，特地下达明诏，说明本心，正定权臣的罪行，洗雪故王的冤屈，那么端平年间德政和刑政中最重大的事情，就显明了。这必定要揭露公开奸邪和隐藏的罪恶，贬斥断绝贪功之人，压制奸孽的后代并夺去守土之符，收回御札并裁减恩宠的等级，贾充的谥号另行议定，里克的恶行才会开始彰显。这必定要改建在高燥之地，赶快谋划继承之事；幸而使夫妻关系仍能保存，希望使精魂有所托付；这样若敖氏的鬼魂不会挨饿，新城的巫术永远消除，那么上天悔过而停止灾祸就有期限，人心厌恶动乱也会有日期，这只在陛下的一念之间罢了。有人说：四郊多有营垒，眼下没有空闲来议论这件事。却不知道腹心之疾不能治理，怎么能希望表皮安定？有人说：皇嗣还没有繁衍，不宜立即议论。却不知道麟趾之歌不能唱起，怎么能造成螽斯般的繁盛？事情本来有非常艰难的：百物飞扬上涨而纸币日益贬值，就说我的力量不能挽救；强敌接连吞食土地而军队日益困乏，就说我的力量不能抵抗。这不过是转变一个号令的容易之事，而陛下却仍然以为困难。况且这件事符合天意，符合祖宗，符合先帝，也符合天下人心，又有什么其他顾虑呢？容易的事尚且认为困难，臣恐怕困难的事会更加困难。宋文帝是怎样的君主，尚且能够恢复两个王家的地位，严正处置徐傅的杀戮，何况九京之下所期望的英明君主呢？天地之间本来只是同一股气罢了。如今乖戾之气流行，在天上就是妖星，在地上就是洪水，在朝廷就是二位宰相不和，在边疆就是各路将帅不协调。去年叛兵的变乱，从南到北，几乎遍及天下；去年夏天殿军的喧闹，城门白天关闭，彼此惊恐逃走，这些都无非是乖戾之气流注激荡的结果。臣先前请徐清叟论火灾的奏疏中说：“如果这是上天有所警示而发生的，询问它的缘故，颇为奇异。从前郑国人惊惧伯有的厉鬼，子产认为是鬼魂没有归宿的缘故，或许与此相类似。” 臣又近来听说宅之把他父亲三十年聚积怨恨的华堂，一旦舍弃改作僧庐，考察这件事尤其奇异。从前王安石把住宅捐给钟山，记事的人认为是因为看到了王雱被囚禁的缘故，大概也与此相类似。事情虽然涉及怪异，但道理或许确实如此。贼远一家的事情不足以体恤，但关系到宗庙社稷的意义非常重大。如果一个歉疚的念头横亘胸中而不能消解，那么一股乖戾之气郁积在天地之间而不能消散；如果真能宣明通达，使这份歉疚不再留存，就会看见精诚感应召致，这股乖戾之气自然消除。如果不能运转化解、推移改变，任何事情都往复循环，刻意忍耐、讳饰、防护，那么裂痕就难以收拾。瑶华宫的地位最终得以恢复，蔡京的后代最终被禁锢，但时势紧迫，已经无法挽救尼雅满长驱直入的祸患了。唉，真令人畏惧啊！臣一向愚拙而且卑微，刚刚进献盲目的言论，便冒犯天威，罪过在所难赦。然而汉武帝曾说：“是高庙的神灵使你教导我的。”或许祖宗列圣的神灵、宁宗皇帝在天之灵，将要借此启发圣心、开启太平的运数吧？先儒曾说，夷狄成为祸患，是由于中国先失去了三纲，所以臣认为纲常是平息乱患的根本；又说，在一个念头觉悟的地方就是天理，所以臣认为一个念头是纲常的根本。这样说来，宗庙社稷存亡的决定、夷狄归顺或背叛的关键、天命和人心去留的界限，都在陛下今日的一念之间。如果觉悟，就是高庙神灵的赐予；否则就是小臣积累的诚意还不够。臣请求伏地接受妄言的惩罚。惟愿陛下裁察。第二札 臣早就怀有忠诚激愤之情，突然蒙受亲自任命。关于免于叩头、所谓“改革三年而病根仍在”的话，臣已经在前一札中冒死全部说过了。只是仍有关系到宗庙社稷、极其重大之事：如今正是内外多事的时候，还没有可以维系人心的根本；如果在皇帝春秋鼎盛之时预先选立亲近贤能之人，那么有嘉祐、绍兴年间的旧例可循；如果等皇嗣出生以后再送回旧邸，那么有祥符年间的旧例可循。如今陛下已经留意思考，这是宗庙社稷的福气。然而故王的冤屈不昭雪，将来能够保证事情会如陛下所希望的那样吗？权奸的罪行不纠正，将来能够保证不会有人贪取功劳吗？臣对于故王没有什么私情，对于故相也没有什么怨恨，所以再次冒死深切进言，是为了替陛下的子孙万世谋划。孟轲说，天子不能把天下交给某个人，必定要把它归还给上天，何况是人臣呢？陛下果真能够昭雪冤屈、定其罪责，向天下彰明最大的公正，选择亲近贤能之人，谋划天下最大的忧患，那么这个念头一旦上达天心，燕禖、熊梦不必占卜也必有征验，子孙众多，承受千亿福祉，就可以安然不必担忧将来的祸患了。臣希望陛下见事果断而不受私情牵累，施行迅速而没有犹豫疑惑，这正是今天上天和人心的期望。

译病根既然除去，遮蔽障碍全部撤除，一个善念产生而万种境况澄明，三纲端正而万目都会振举，臣才可以推衍圣心，分条说明大概。过去金人想要灭亡已经很久了，曾有人说，金人灭种之日恰好防备亲政之初；陛下在梦寐之间清明，上通文祖，谁会不说这是此心感应的结果呢？然而收复亳州、汴州时，人们正因收回疆土而喜悦；襄州失陷、蜀地危急时，却反而因国土收缩而忧愁；长淮、大江一带，忧患更加严重。过去的喜悦从哪里来，如今的忧患又因何而起？陛下的心意，仍有不是世人所能完全明白的地方，难道要说上天的心意也不能明白吗？恭敬地思考本朝列位圣君艰难勤劳地承继延续，直到今日；中兴以来守住半壁江山，仍然牢固，不可以在我们这一代出现国土残破的局面。如果真能把三百年的宗庙社稷常常放在圣心之中，想到国运多艰、帝命来之不易，就一定会忙于谨慎处理万机而无暇享乐，又哪里会有沉溺享乐的心思？一定会想到奉守先帝宫室而唯恐羞辱，又哪里会有奢侈的心思？一定会裁抑近亲属，以保全他们的富贵，不要认为他们能够自行遵守法令；一定会约束宦官寺人，以杜绝窥伺，不要认为他们只是粗通文墨便可以放任。一定要真正相信直言，怎么可以名义上优待而实际上疏远？一定要真正断绝小人，怎么可以等稍稍宽容后再让他们逐渐回来？一定要亲自实行，使行为与内心的真实声音相一致，不要只是粉饰文书以求华美；册命一定要使内廷与外朝没有差别，不要只是摆出尊严来美化观瞻。皱眉和微笑之间，治乱就系于其中。上天不可欺骗，人民不可愚弄，那么陛下的内心难道可以不端正吗？又应当切实责问大臣说：“本朝的硕辅大臣，相互扶持才走到今天。贼远虽然已经败坏却还没有溃散，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举酒祝祷、哀叹栋柱将倾的局面。实在应当各自把三百年的宗庙社稷共同放在心中，想到轻率行动的后果难以掩饰，勉力谋求今后的成效。”一定要剖开藩篱，不可使人怀疑彼此有异心；一定要洒扫庭院，不可使人议论其中混杂；一定要共同谋划大计，不要自己困于琐碎事务；一定要共同保全大权，不要让它旁落。人才，是朝廷的人才，难道一定要争相笼络吗？公论，是天下的公论，难道一定要过分调停防范吗？力量不足以运转控制远方，采取镇抚又有什么意义？威势不足以号令边疆，作出任命处置又有什么意义？筹划谋议的时候，安危就系于其中。君主不可欺骗，众人不可蒙蔽，那么大臣的内心难道可以不公正吗？然而臣还有更深的忧虑：陛下的身体，是三百年宗庙社稷所托付的身体。近来圣体不适，幸而听说服药后很快见喜；新近宠幸的美人得到许多赏赐。大臣不敢进谏，害怕触犯禁忌；旧日的宦官以媚术蛊惑，暗中进献奇巧之物，大臣不能制止，害怕招来谗言。这些无非是伤害和气、损害性命的东西，严重违背谨慎独处、闲邪存诚的原则。陛下若以社稷为念，就一定要在寡欲中修养心性；大臣若以陛下为念，就一定要在过错尚未发生时匡正内心。怎么会像道路上传说的那样呢？宫门之外的事情已经紧急了，所依靠的能够挽回天心、收服人心的，不过是一堂之上群臣聚集议政的片刻罢了。臣希望陛下端正内心以修养德行，大臣同心协力修治政务，二三位执政尽心竭力辅佐，转亡为存，国家或许还有希望。否则相互牵连而失败，这是谁的责任？只是臣是什么人，竟敢冒犯陛下、触怒大臣？然而谈到皇帝，天子就会改变容色；事情关系到朝廷，宰相就应当待罪。这是祖宗对待台谏官的家法。臣实在爱护君主，臣实在爱护国家，蝼蚁一般的身体，不敢顾惜自己。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抛弃他的言论，那么宗庙社稷幸甚，天下百姓幸甚。八月分第一札 臣近来冒昧进献愚昧直言，轻率触犯天威。敢说圣度如天，臣仍得以在咫尺之间瞻仰天威。穷困的孩子见到父亲，既高兴又悲伤。所谓大纲大本的道理，臣如果再次说明，就近于激烈；不说，又流于欺骗。既不激烈也不欺骗，正好可以观察陛下的内心。请根据今日在经帷诵读讲说的书籍，推明帝王端正内心的大法，把这些道理告诉陛下。语气似乎稍缓，但虽然缓和，也仍然切中要害。内心，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尚书》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这是对待夷狄的方法；说“只有艰难，只有危险”，这是畏惧百姓的方法；说“喜爱甘美、贪嗜声色、崇尚雕饰，没有不灭亡的”，这是警戒修省自身的方法。天下人都快乐，唯独一人忧虑；天下人都安泰，唯独一人危险。正是用一个人的忧虑和危险，来保全天下的安泰和快乐。过去贤明君主和贤臣相互扶持，都坚持这个原则，层层设关、重重加锁，树立得非常严密。从管仲开始打破这种禁闭，说声色酒肉不足以损害霸业。贾谊稍稍放宽这种约束，说治理国家却缺少钟鼓之乐，不如不要治理。贾谊的话还委婉，管仲的话则直接。他们认为，对外掌握局势，只要有定力就能安定；对内放纵意志，认为没有损害。因此齐桓公倚仗自己的强力，沉溺于内宠，受刁牙迷惑，终于引发国内的争乱。汉文帝安于自己的天性，因而停止修建露台，停止使用骖乘，成就了富足繁盛的功效。到了唐太宗，凭着雄心霸气，像抚养孩子一样治理一世。对外鞭笞征伐，没有不如意的；对内纵情放欲，任意行事。他气势汹汹地对大臣发怒说：“难道要使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一租，宫人都没有头发，才称心吗？”魏征的进谏说得好：“忧虑百姓的话不绝于口，享乐自身的事情却深切地放在心里。”深深击中了唐太宗的弊病，唐太宗也收敛容色向他道歉。把这三位君主合起来看，汉文帝恭敬节俭，分寸非常明白；另外两位君主对外掌控、对内放纵，自以为是奇谋，最终却免不了给后代留下祸患。何况对外没有掌控局势的力量，对内却做着安逸放纵的事情，怎么可以呢？帝王治理国家的方法只有一条道路，能够持守自己的心身，才是所以持守天下的办法。如今天下并不容易持守，就像支撑年久失修的房屋、修补破墙而篱笆倒塌，又像驾驶漏水的船，船头抬起而船尾进水。召集工匠、蒸制船桨，合力扶救，仍然警惕地担心房屋压塌、船只沉没。可是作为主人的人，出门时满面恐惧，回到屋内却毫无戒心，反而让工匠懈怠、船桨松弛，使他们有理由推诿主人。臣当然不敢用魏征的话来窥测陛下，但陛下的行迹却有不能消除世人疑虑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

译三边有些功劳和赏赐多年没有下达，而后宫新近封赏几十人的诏令，即使不能一夜之间办完，也并不算迟。五路边阃的将佐还有等待激励奖赏的人，而内脏近亲同时授予双节的命令，虽然各有不同，接连颁行也没有妨碍。襄州、蜀地的流亡百姓，连糠屑都吃不饱，而进献劝进之物，难道是众多貂珰所应当争夺的聘礼吗？江北居民千里之地清空，树木出现怪异，难道是内庭应当时常发生的事吗？陛下忧劳勤政的心意还没有取信于四方，而安逸享乐的声音却在道路间传开。有人还说：事情有不能做的，只免不了兴起退缩、饮醇酒的感叹；这正是前代中等之主对待政事的态度。圣明之主难道会这样吗？然而消除疑虑、化解诽谤，难道没有办法吗？穿布衣、戴布帽，哪里足以振兴卫国？但卫文公的志向从此树立；睡在柴薪上、尝苦胆，哪里足以使越国强盛？但勾践的志向从此坚定。陛下如果把襄州失守视为耻辱，那么志向必定在收复襄州；把蜀地战败视为歉疚，那么志向必定在保全蜀地；把荆地骚扰、淮地危急视为忧患，那么志向必定在牢固疆场；把百姓忧愁、士兵怨恨视为忧虑，那么志向必定在防护、培养国家根本。专心致志，享乐的事情自然会停止。《尚书》不是说过吗：“只有急切地敬慎德行”，稍有迟缓就来不及处理事情了，不要有闲暇沉溺享乐；即使想享乐，也没有时间了。因此，厌恶戒除酒宴，必须真正像建隆年间过夜后悔悟那样；斥退宠幸，应当真正像庆历年间遣送女口那样；减少妃嫔人数，至少也应当像雍熙年间限制到三百人那样；检束宦官寺人，应当像景德年间警戒过分那样。节制缩减浮泛费用，那么韩琦关于宫掖的议论就可以实行；停止劳役，那么欧阳修关于土木工程的奏疏就可以重新施行。这不仅能够消除天下的疑虑，也足以帮助成就陛下大有作为的志向。孝子，就是善于继承父祖志向的人。以先皇帝赐杯的供奉、亲自洗衣的生活，这些不过是禁庭中的事情，但深宫幽谷之中，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它们。自庆、泰、禧、定以来，天下并不是少有事情。能够消除一时的变乱、结聚数十年人心的，只是敬、仁、勤、俭的一个念头罢了。帝王的大法、祖宗的家法，森严得像三尺之法，不可逾越。忧愁是快乐的对立面，危险是安定的反面。喜爱享乐、喜欢安逸，是人的常情。臣却想夺走陛下所喜爱的东西，把忧患留给陛下；禁止陛下所安逸的事情，把危险加给陛下，难道这是合乎人情的吗？大概只有对朽烂绳索将断的危险保持凛然警惕，才会有安定太平的快乐；只有像涉过深渊、踏过薄冰那样忧虑，才会有垂衣拱手的安乐。哪里只是天下安乐，连自身也达到最大的安宁，真正的快乐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否则，想要安定却被危险逼迫，反而会失去安定；想要快乐却被忧患乘隙而入，反而得不到快乐。明智的人从这里就可以计算利害了。如今正当掌握局势的时机，却表现出放纵的形态；正当忧虑危险的时候，却做着安逸享乐的事情，所以使陛下在天下背负疑虑和诽谤，按道理一定有人应当分担这个责任。治乱安危，都从君主的内心产生。匡正君主过失的人，是大臣；挽救祸患源头的人，是谏臣。至于迎合君意、曲意顺从，一味求得容纳和欢悦，今天说“确实如圣上的谕旨”，明天说“不是臣等所能达到的”，本来就是贪恋恩宠，这是大臣的耻辱。触犯君主威严而心中疑惧，却又进献另一套说法；前一份奏疏不能通过，后一份奏疏又改换说辞。我的学识浅薄、胆量怯弱，臣实在有罪。前人说过：“宰相地位尊贵，应当实行自己的正道；谏官地位卑下，应当实行自己的言论；引导君主走上正道，一定使君主不犯过错，使天下不能私下议论我们的君主，这样正道和言论才能一同施行。”否则言论不能实行，难道不是实行正道者的责任吗？所以臣对于陛下以及二三位大臣，都有所期望。请陛下裁决。贴黄 臣恭敬地听说，庆历初年边事兴起，宫中降下诏书，将皇后和宗室郊祀所受赏赐减去一半，于是皇后、妃嫔分别上缴俸钱，有司又奏请公卿和近臣依次减去旧有赏赐，这是今天应当效法的。又近来听说，熙宁初年河北发生大水，宰相辞免郊祀赏赐；司马光、王安石同任学士，司马光说节省费用应当从贵近之人开始，应当听从宰相辞去赏赐；王安石说这样还不足以使国家富裕，只是损害大体，反而坚持不下达诏令。王安石的议论乖僻，后来祸害国家、伤害百姓的根源，就在这一句话上，这正是今天应当警戒的。何况如今边费浩大，水灾遍及各地，明禋大赉，数目多得无法计算，宫内直到外朝公卿以下，难道没有可以裁减抑制的地方吗？希望陛下施恩，颁布庆历年间的诏书，借鉴熙宁年间的议论，赶快告诫有关部门，尽力节制缩减，以显示朝廷内外臣子共同体念国家忧虑边患、抚恤灾害的心意，这也是节省费用的一种帮助。第二札 臣有幸任职于遗补官，分任御史之事，所以在斥退佞臣、攻击奸邪的时候，必定寄托着栽培贤能、扶助善人的心意。臣私下认为，科举名额不足以囊括天下人才，但人才必定要从科举中产生，这是祖宗的法度。其中特别优秀的人，按例都能获得尊贵显要的地位，有的三年便任馆职，有的一任便一定成为学官。得到这种待遇的人，也会自我珍爱，有的不会把温饱当作志向，有的不肯高声自我陈说，上下相互成就，原本是为扶植国家命脉而谋划。难道只是为了有一天盖过天下，攫取终身的富贵吗？中兴时期的人才，稍微不如前代，但间或出现奇异杰出的人，只能接续人才的气脉。权臣贪婪地掌握国柄，把人才摧残得几乎尽了；斧斤砍伐之后，尚且还残留着苗芽。臣在己丑年冬天调任京城官职，当时蒋重珍以廷唱第一名被召见，他应对的两篇奏疏，第一篇告诫安逸享乐，第二篇斥责收受贿赂，恳切深至，士大夫舆论一致赞赏。王防龙也是第一名，同时被召对，却草率搪塞，软弱圆滑、陈腐空洞，旁观者都皱眉。又在这时，陈埙以礼闱第一名任国子录，他轮对的一篇奏疏，讥刺当时宰相，不顾及姻亲党羽，概括全面而笔锋激烈，人人都称许他。陈松龙正是这一年第一名，馆阁与宰相姻亲相连，出行有驺从，张灯结彩，动辄自称府第，行人都丑笑他；以世人评论相互对照，便可以看出他们品格相差悬殊。

译自从宝庆乙酉年贬逐众贤以后，望见权势而畏惧的人，万口都沉默不言，唯独蒋重珍和陈埙二人高声并鸣，挺身对抗权势的气焰，每次进言都更加切直，真正没有辜负科举名额所赋予的期望。像王防龙的鄙陋、陈松龙的狡黠，科举又依靠他们什么呢？臣谨慎考察：工部郎官王防龙一向缺少俊秀的声誉，偶然在众多士子中取得第一；进入福建幕府时没有筹划一策，任期将满却实在装满，专门向各县索取白帅鬻刹所得的巨额财物。入朝任职后便谄媚侍奉权贵奸人，主持铨闱考试出题时，韵脚彼此不同，与同列争功，仍不能遮掩众人的眼目。得到严陵郡后，更加没有治理的成绩。从前任权郎已经不行，如今又有什么可取之处，竟然立即列入正郎的候选呢？新任淮西制置司干办公事陈松龙，自以为聪明纤巧，资质却是大奸之才；刚刚进身便凭借凶恶权势，预先定下更换试题，侥幸进入首选。廷试时提交稿件被拒，主司任教官时他却附和贪暴的帅臣，干预政事、帮助作恶，坐拥大量财物。在天府校阅文章时，因败坏钱财而引发争论，多次玷辱弹劾文书，都有实在情状。从前任帅府幕僚已经不堪任用，如今才隔了多久，又来玷污制置幕府的征辟呢？从他们开始观察，四个人的荣贵进用本来都已经预先决定了。现在蒋重珍以从槖身份被召，大家每天盼望他到来；陈埙以郡中最有名声的人受到期待被召，而王防龙却被公论轻视。陈松龙则被公论抛弃，大概是因为他自己沾染污秽太深了。希望圣慈把王防龙暂且授予祠禄，或者让他等待补任州郡，慢慢任用也不晚。陈松龙只应罢免新任，虽然会长期处于选调之中，也不值得惋惜，或许可以作为那些自行败坏科举名誉者的警戒。贴黄 臣所说自行败坏科举名誉的人，又见到一人。军器少监兼权左司郎官赵汝譢，粗略有才干谋略，却非常缺乏检点修养。他任帅府幕僚时，招揽权势、亲近妓女，从福建来的人都能谈到这些。他任宜兴县令时，不整饬祭器礼器和财物账目，郡中名胜之士都能谈到这些。他任县令属官时，喜怒任凭个人意愿，赏罚徇私，低价收买赃家珍玩，又用厚资聚集列屋的艳丽女子。京城门下送礼，近来稍稍禁止；有人议论都司不能完全断绝，所以此前任谏官的人屡次想弹劾他。他长期占据省闼，人人都认为不合适。近来王伯大任右司郎官，任命一发布，众口都称快。赵汝譢与王伯大同为廷唱第五名，看到王伯大清廉自守，难道不会稍感惭愧吗？臣又在舍选中见到两个自行败坏名誉的人。武学博士林伯顺，品行资质平庸，过去参加考试评定时，设法把已经使用过的零分再次使用，学官都鄙视他。近来请求改任官阶，考核还缺少几个月，却牵强附会、不合制度，铨曹拒绝了他。太学录郑斗祥，资质轻薄，尚未担任京城教官时，就钻营刺探、迎合权贵宾客，呼朋唤友恳求办事，反而因此令人厌恶。担任太学录后，仍然大量盖印空白帖子，妄自出售学校职务，最终引发诉讼。这两个人，一个以善于考括著称，一个以声律著名，资历还不深，便骤然登上儒学馆舍，可以说是远方士人的幸运；但他们像狗和苍蝇一样苟且钻营，实在很少有器量见识。看看同列中那些鲠直明亮、敢于进言，端庄持重而不争竞的人，难道不应当感到惭愧吗？这实在不是朝廷尊重科举名额的本意。希望圣慈把赵汝譢、林伯顺、郑斗祥一并调任外地，使他们磨炼才性、增长见识，也让世上那些取得高第、从舍选出身的人有所警戒。九月，分第一札【改任未果，未上奏】臣以遗补官的身份，得以忝列奔走侍从之列，正陪同拜谒原庙。小雨落下，似乎将要滋润，我便暗暗忧虑；等到导引斋车前行，晴云突然裂开，我便自然感到喜悦。到了宗庙祭祀的晚上，正要举行灌鬯礼，暴雨突然大作，收雷忽然响起，百官群臣相互惊视，仰望天颜，更加敬畏。绕道向东登上，虽然劳累也不敢推辞；离开站立在小次，事情办完后更加恭敬。回到内宫，鼓吹齐奏，紫宸殿举行称贺，中使传达宣旨，一并寝免。于是负责事务的大臣都感叹圣上敬畏上天更加深厚，却私下怀疑天道仍然遥远。臣整夜惊惧忧虑，思考应当如何向陛下进言；关于纲常、端正内心、周密思虑的道理，臣已经多次恳切进言，陛下也已经在圣心中权衡了，可是上天的怒气还没有回转，这是为什么呢？大概自立春以来，先打雷后下雪，星象失去常规，接连遭遇不祥。立秋之初，大冰雹和暴风突然发生，积水超过一个月，京畿尤其严重，上天积累的愤怒并非一天了。明禋大飨，这是什么样的夜晚？于是上天便赫然震怒了。近来雨色还稍有异常，尚且可以遮掩压制；至于闪电奔掣、雷声轰鸣，有眼睛的人都看见，有耳朵的人都听见，难道还能不说是上帝发怒吗？《时政经》说：“雷声不合时令，是上天发怒的征象。” 小人窃取权力，君子受到制约，阳气不能闭藏，与阴气相互逼迫，这就是所说的雷在不合时令时发生，何况还是祭祀神灵、享祀上帝的时候呢？如今陛下已经颁布责己求言的诏书了，既然罪责在朕自身，圣心已经知道自我责备，过错在臣等，宰辅也不容许沉默，那么一二位宰辅是否也知道是什么事情招致了上天发怒呢？大臣，是代替上天办理事务、共同承担上天职分的人；却没有见到感格上天的功劳，行动全都违背上天的政事。不能估量力量便兴兵出师，这是轻率；有争论却不能尽力，这是无能。刚开始按田亩征收就积聚怨恨，谋划的人疏忽而救助的人死亡，这样的计策是轻率容易的错误，难道不是违背上天吗？王府的近亲属，有人说他们拥有援救解围的力量，所以不敢有所指斥陈说；邪恶百姓和狡黠宦官，有人说他们拥有借助声誉的力量，所以不敢加以约束，这是讨好取容的错误，难道不是怠慢上天吗？敌寇还有驻扎的士兵没有回到巢穴，却夸大宣扬倏忽而回的骑兵；边疆的重兵防备还没有筑牢篱落，却一有动静便面露喜色，以为和平难以保持，这就是蒙蔽的错误，难道不是欺骗上天吗？人伦纲纪应当厚重，这是天理；却相互因循而不敢进言；奸邪恶孽应当禁锢，这是上天的惩罚；却屡次兴起而不能遏制，这是吝惜固执的错误，难道不是违逆上天吗？正直之人，是上天保佑其出生的人，却任凭他们离散而没有人为之主持；

译直言进谏的人，是上天借来发声的；挫伤他的锐气，使他习惯于闭口不言，这是嫉妒造成的过失，难道不是背弃上天吗？从前您极其真诚，秉持公心，招致、任用众多贤才，曾经以德行和器度著称；谋划政事、制定策略，往往都能切中机要、命中目标，也曾以谋略著称。自从并建之初，就已经有不和的指责；如今一年多过去了，指责仍未消除。强大的敌寇闯入关隘，而一家之内的争斗还没有平息；惊急的水流遇上风浪，而船中的争执仍没有停止。国事到了这个地步，已经留下了过失。左右支撑、勉强应付，怎么还用得着彼此矛盾？心志互相乖离、抵触，又凭什么协调调和？操守品德有二三其心，怎么能够承受上天的福佑？这正是应当显著辅佐君主之初，却导致如此意外震怒的原因。这就是臣为陛下而深切责备亮天者的缘故。臣恭敬地听说，乾道三年举行郊祀，雷雨从宫内发生，陛下亲手下诏告诫宰辅，又严厉责备各项事务。过了八天，免去了颙相的祭祀职任；又过四天，下诏征求直言。在乾道年间，没有闯犯边境的鞑寇，没有失去编制的军队，没有因折耗亏损而难以流通的纸币，也没有因危险和怨恨而起事的百姓；只看到一次灾异，便恐惧到如此程度。如今的君臣，应该已经忧惧得吃饭都难以下咽了。臣愚昧，希望陛下从圣心决断，完全遵循古代典制。明白告诉二位宰相：怎样回应上天的震怒？怎样答复上天的谴责？请赶快谋划此事。然后告诫一两位执政大臣，应当把从前因任用向您这样担任言官的人而责备别人之事，转过来责备自己；又告诫、激励百官，应当把平时身居下位而议论别人之事，转过来议论自己。臣是言官，知道而不说，或者说了却没有说尽，都应当按不端正、触犯刑墨之罪论处。只愿陛下裁察赐幸。贴黄 臣既然已经把灾异作为责备大臣的依据，又考察《时政经》说：“午日不合时令地发生雷电，这是王者奢侈淫逸、纵情游乐的过失，所以天降震怒，这是其中一个征兆。”谴责震怒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也正是仁爱关切到了极其深切的地步。正当孩子整齐明净、穿着盛服去拜见父母时，父母不只把怒意显露在脸上，而且还会厉声呵斥；即使像提着耳朵当面教导，也不过如此。臣昨天曾亲自听到陛下的声音，听到有恐惧、修省的话，今天又在手札中看到这些话。然而臣私下怀疑，陛下只知道恐惧，却还不知道应当怎样修养反省。因为真正敬畏上天，不在宫庭中露天祈祷的时候，而在暗室屋漏之处的独处之时；真正回应上天，不在僧道的祈祷，而在发布政令、施行政事的时候。恐惧，是内心的态度；修省，是具体的行动。陛下如果确实能够端正居处、安静思考，哪些事情应当戒止，哪些事情应当兴举，修整自身、反省觉悟，按照内心来衡量：应当戒止的，不害怕改正；应当兴举的，不害怕实行，那么父母般的上天改变容色、震动怒色，就会转为喜悦安宁。否则，积蓄已久的震怒既然发泄出来，却没有办法解除，那么上天将会弃绝我们。《我将》诗说：“敬畏上天的威严，在此时永远保守它。”所谓“时”，是说没有一刻间断。《铁庵集》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二 宋方大琮撰 右为螭首奏议 直前札子【端平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臣先前以遗补官的身份跟随奔走办事，后来忽然看到明禋时雷雨发生的灾异，不胜担心自己身为言官却失职。陛下既不忍加罪于臣，反而把臣召到身边，于是臣得以每日侍立在坳陛，完备地见到天颜。五十天以来，陛下忧劳不已，宰相之位空缺，上忧虑凝重，下面百官皱眉，妖狐长啸，鬼物跳跃，天色昏暗。臣当时愤懑，并不是不能上前直陈一吐为快，而是朝廷中奉诏进言的大臣所说的，颇有切中时弊之处，臣日日盼望陛下或许能够听取他们。近来催促召用新任宰相四人，正在举行仪式、筹划任命；旧臣登陛正位为元宰，正应当是朝廷内外共同庆幸之事，宰相权力有了归属，难道不是今日的一大关键吗？然而癸巳年设置宰相之初，是一个机会，却因轻率而败坏；乙未年并置宰相之初，又是一个机会，却因意见不合而败坏。如今改换新年，起用诸贤，告诫责备百官，下诏防范而措辞严厉，以显示涤除旧弊、谋求更新的意图。因此，善于利用这个机会的，是今天；不善于利用它，就仍然会像前日一样。何况今天的机会，比从前尤其紧迫呢？从绍定戊子到癸巳，江、闽一带大为扰乱，而边境并没有强敌；其间虽然蜀地一度发生警报，随即也平息了。从端平甲午到【阙】又 臣前些时候入朝应对，恭敬地听到陛下责备群臣说：“夸夸其谈而傲慢荒诞的人有，肆意欺骗蒙蔽的人有，背弃公义而谋求私利的人也有。难道不是因为国用匮乏、兵籍空虚、将帅人才缺少吗？却没有听说有人献上治理财政的实际办法、规划强兵的实际策略、荐举一个真正有才能的军校，这不是诸位大臣又是谁？陛下责备之后，群臣又切切然地希望陛下说：‘纲常已经泯灭，布粟之谣还没有解开，恐怕乖戾之气尚未消散，兵祸轻易发动；轮台之悔还没有听到，恐怕怨气尚未洗除；北司倚仗宠幸，南阳干预政事，恐怕诽谤之声还没有消失。’自从汴京、洛阳丧师，京城军队失序以后，每逢一次变故，上下便互相推诿，浪费时日和力量，违背事情的时机，到了今天已经达到极点。然而下面所以希望上面做到的，都是本来应当做的事，而且很容易；上面所以责备下面做到的，都是必定要做的事，却十分困难。陛下为什么不亲自去做那些容易的事，却责令群臣去做那些困难的事呢？如今内外局势已经很紧急了，不知道祸乱和变故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极点。能够挽回天心、感动人心的，难道不是本来应当做的事吗？为陛下谋划，不如明白发布两道诏书，布告内外：其中一道，说明即位时的初心，完全恢复友爱和睦的美好意愿；过去的过错和往日的谬误，各自端正名分；安抚死亡者，抚恤生存者，把恩德恩惠全部施行到位，以此面对祖先，使列圣之灵得到慰藉，那么上天的心意就会悔改、不再降祸了。另一道诏书，则要深切惩戒过去兴兵的错误，详细说明土地丧失的巨大痛苦，告诫各路主帅，应当像同舟共济一样体恤劳苦的将士，使他们如同身上夹着温暖的丝绵；号召豪杰，明确废止和议，使人人产生不愿与敌人共同活着的志向，那么人心就会思奋振作。必须像在艰难草创之时那样，而不要制定太平时代的规模；必须像披荆斩棘、艰苦创业那样，而不要追求太平盛世的壮观。谋划一定要在外朝公开，那么清除内廷的人便无处施展巧计；听取意见一定要广泛及于疏远之人，那么凭借攀援近亲而谋私利的人便无处售其私心。这些对于陛下来说，不过是转动一下手腕，实在容易。把事情明白彻底地公布于海内，能够无愧于感动天地人的时机，难道不正在这里吗？然后大规模防问群臣，对他们说：‘财政用什么办法才能充裕？军队用什么策略才能强盛？将帅用什么途径才能选拔？’给他们提供纸笔，如同庆历年间开设天章阁一样，让他们充分发表议论；如同淳熙年间在选德殿应对一样，设置国用一局，让通晓财用、长于筹算的人居任；设置边防一局，让熟悉军事、精通地形的人参与其中。凡是现在觉得困难的事情，都让他们早晚讲求、商议斟酌，这就可以了。况且将帅人才要在多事之时才能显现，如今正可以成为多事之时了，可是将帅人才还没有显现，为什么呢？如果把各屯驻军的符籍合并起来，考核军队的实际情况，那么军队会精锐，财政也会充裕；利用出戍士兵的生券，转而招募边地勇士，那么兵力会增加一倍，财政也会节省。这些防务措施并不是难以实行的，只是如果等到兵刃交锋、力量来不及供应的时候才实行，众人就会怀疑它们难以办成。难道能够因为害怕困难，就不去做吗？如今却说：“一定要等敌人的势力稍微宽缓之后，才能谈整治军队、储备将帅；一定要等事情稍微缓和之后，才能讨论节省费用、救济楮币。”那么陛下要怎样修治，才能使局势宽缓呢？一定要先感动人心、挽回天意，然后或许才能得到宽缓。以上是臣区区的愚见，深切希望陛下去做那些容易的事，而让群臣承担那些困难的事。群臣又能有什么才能呢？不过是凭借祖宗积累的基业，依赖陛下的福德，竭尽智虑，至死不改，或许足以安定时局的困厄、延续国家的命脉。即便如此，如今所谓容易的事，也只在陛下一念之间。发布诏书、防务诏令，难道只是空话吗？臣曾经看到汉文帝赐给尉佗的书信，言语质朴实在，没有丝毫回避，开头就说：‘我是汉高皇帝侧室的儿子，因为王侯和官吏不肯放弃争执，所以不得不即位称帝。’这是亲自说明即位的初心，没有什么需要隐讳的地方，因此尉佗也感动服从，南越的祸患于是平息。臣又曾看到唐代陆贽起草兴元诏，唐德宗答应不必有所避忌，其中有这样的话：‘上天谴责我而我却不醒悟，百姓怨恨我而我却不知道，我实在不是一个能够统治百姓的君主，那么还有什么罪过？’皇帝这是亲口说出自己召致兵乱的重大错误，没有加以掩饰，所以强悍的士卒感动哭泣，寇难于是平定。声音对人的感化，是末节；如果确实出自内心的真实感情，就没有不能感动、不能改变的人。如果不是真心，即使每天下一道诏书，也没有益处。臣希望陛下彻底觉悟，不要被虚浮的利害所动摇；彻底更新自己，不要被小的补缀牵制；斥退远离那些作恶的宦官，不要到了决定侍臣去留的地步；裁抑近亲，不要再使谏臣反复烦劳上疏。这就是一个机会，如果善于利用它，那么人心可以悦服，天意可以挽回，凡是军队、财政等事情，或许就可以逐步按照我们的条理办成了。正当危机交相逼迫时，悔改已经迟了；如果迟而又迟，一旦局势瓦解，即使君主急切修养德行，百官惶恐地整治政务，向宗庙社稷祈求宽宥，向上帝请求保佑，也已经来不及了。自古以来，危亡到了极点，难道一个国家的君主都失道、臣子都不贤能吗？大概都是由祸患逐渐积累而来的。这就是臣为陛下痛哭流涕而陈告的原因。正当君主忧虑、臣子受辱的时候，臣的力量不足以执掌干戈，谋略不足以贡献于帷幄之间，早晚惊惧，只想贡献一点见识来表达对陛下的忠爱，却只能做到如此愚昧无补。臣请求离职，尚未得到允许；只愿陛下察知臣的诚意并采纳臣的话，那么宗庙社稷十分幸运；如果怜悯臣的愚昧而允许臣离去，那么小臣也十分幸运。直前札子【嘉熙元年正月二十一日】

译臣亲眼看到近来的实际征兆：外部溃败，内部空虚，有病却没有医生，谁来扶持，谁来救治？缺乏人才的紧迫性，不只是陛下忧虑，全国也共同忧虑。即便如此，难道一定要借助异代的人才，慨叹思念不同时代的人吗？上天所生的人才，本来足以供一世使用；民众所归望的，就是这样的人。蜀地的许靖是什么人，尚且不忍因为他有当时的声望而弃用他，何况声望和实际才能都得到众人信服的人呢？国家强盛之际因为声望而任用人才，实际功绩历历可见于青史。等到政治败坏时，凭借声望来阻抑人才，并不只是阻抑那个人，而是阻抑国人的信心。自符绍被放逐、崇观年间被废黜禁锢，一直到政和、宣和，已经到了极点。掌握国政的人，害怕时局将要崩溃，尚且还能凭借声望召来杨时等人并任用他们。先儒朱熹说，如果早些任用这些人，仍然可以挽救一半。这是惋惜任用得太晚。然而看当时元祐诸贤大多埋没在瘴疠之地，四海人物中，只有陈瓘如南郡铁壁，只有刘安世，是维系天下希望的人，只有这两位。假使执掌国政的人忘掉忌讳而授予他们政权，那么靖康元年、靖康二年的困厄，必定不会遗恨万世。如今天下的人才，都是韩侂胄及其党羽的斧斤砍伐之后仅存的人。嘉定以来三十年间，权臣魁首和凶恶同党极力铲除人才，仅仅成就了真德秀、魏了翁二位大臣的名声而已。冰山刚刚显露在阳光下，二位大臣相继被召回；在改弦更张之初，假使赶快把其中一人安置在协调、安抚、填补缺额的职位上，让他垂着绅带、插着笏板，难道还不足以消除、压制叛乱的萌芽吗？可是召来得稍晚，上天又夺去了他，这将责怪谁呢？假使赶快把其中一人安置在谋划明达、辅弼和谐的职位上，他宏大的见识、远大的议论难道还不足以参与决定朝廷的谋略吗？可是召来得更加迟了，事情仓促发生，强令他统率军队，以至于流落、孤立地寄居在大江之滨，这是谁的过错？二臣学问相同、志向相同；他们所以有不同，只是平和之气与英锐之气的多少不同罢了。爱护、保护、珍惜人才，难道不是主持人才事务者的责任吗？国家的灾难到了如此地步，徘徊不定、缺乏使者，陛下应当对着饭食长叹；还应明诏内外，广泛采纳人才和见识，即使细微也不遗漏。至于三十年劫火中没有烧尽的精英，一个已经被上天夺去，一个又被人阻抑，难道不是大大辜负天下人的希望吗？最近任命帅守越地的诏令下达，看到的人都举手庆贺，说有召回京城的期限了；不久却又不是这样。随后任命帅守闽地的诏令再次下达，看到的人都变色相视，说这是逐渐被派往远方了；不久又比这更严重。这不是陛下的本意，阻抑他们的人是谁呢？每次看到任命名单，都应当驳回、限制；是非颠倒，听到的人都惊愕。如果果真如此，世事也就可以看清了。四蜀之地已经糜烂，百万人沦为鱼肉；那些维系西南希望的人，如臣所说的老成之臣，应当让他到开宣阃任职，这是合宜的。像魏了翁这样的人，难道唯独不能留在朝廷作为朝廷的重臣吗？即使说要经制西部事务，难道一定要亲自离开朝廷吗？何况如今巨奸大恶之徒在一旁窥伺，仍然有人提出任用“羊城老臣”的建议，借此欺骗众人、援引进用，最终因为舆论喧哗而停止。他们的说法是：“这是个稍有才干的人。”这难道不是上天不绝恶人的仁慈吗？而当世所谓善人吉士、负有一代希望的人，反而因为只有小小的偏失就被弃置，难道是上天降生贤才、保佑国家的本意吗？臣又有忧虑。声望不是一天能够积累起来的，要在下位修养，再由上位扶持；小则培养他的气节，大则保全他的节操，使这种风流气节相承不断，国家终究要依赖它。端平年间任用贤才，渐渐失去了最初的意旨；过去被进用的人如今反而死亡，使人短气。唯有言路虽然受到阻抑却不屈服，有齐南史相继直谏的遗风；保存这一脉，也正是上天保佑我国。先前臣清叟因直言而离职，中使宣布挽留，甚至烦劳再次派遣；同列挽留他，给事中和舍人挽留他，侍从、经筵大臣也挽留他，尚且稍微有些本朝盛时上书一同被贬、交相上疏挽留的气象，不知还能维持多久。臣范以直言而离去，已经在私室铺设草席，随后又出了关，又渡过长江；满朝都叹惜他，比从前更加深重。然而宫内吝惜派遣挽留的使者，圣意一天比一天不同；宫外又缺少交相挽留的奏章，士气一天比一天萎靡，朝野失望，有见识的人深感惊讶。何况如今西府也曾经是言官所指摘的辅臣，被认为有风骨和力量；臣过去敬重他，现在反而因为受到眷留而被苛刻挽留，想离去却不能，他心中的郁结将会怎样呢？三院宁可防止那些已经渡江的人，未必还能够挽回；仍在任职的人，各自闭门请求离去，按月呈上的文书也不再书写，台谏纲纪完全废弛。“南台只剩一人”的谣言兴起，“市场上断绝了台官”的俗谚出现，这是什么样的景象啊？祖宗朝关于谏台的议论，辅弼大臣没有不实行其建议的；其中有两人都离去的，却没有两人都留任的。等到他们离去而都被召回，召回后又都彼此交相推荐，唯独没有失去他们都是贤人的本色，史实都在这里。何况正当国势像系在缀旒上一样危急、人心像瓦片解散一样离析的时候，人才消沉，既没有办法表明他们的希望；言路堵塞，又没有办法培养士气；大臣的进退还没有确定，又没有办法保全他们的节操。强大的敌寇闯到门前，室内却互相争斗，作为主人竟坐视而不能决断，使四夷轻侮，成为万古笑柄，臣深深地为国体爱惜这件事。臣愚昧，希望陛下上考察祖宗家法，旁采众人的言论，表彰人才的声望而充分任用他们，恢复言路的气势而表彰直言，保全大臣的节操而彰明他们的心迹；处理安排得当，大大满足众人的心愿，那么朝廷纲纪就会整肃，国家命脉就会安定强盛；对内可以消弭奸邪、杜绝邪曲，对外可以折冲御侮了！臣前些日子看到范氏离开国家，连续下了十天雨，忧闷不已，却没有勇气抗疏进言。昨天听到魏了翁的事情，愤激之下拿笔写奏章，不能等到天亮。这并不是臣一个人的话，朝廷内外的议论都是如此。只是臣每天侍奉在清明的圣颜之前，不敢不直上前去一吐为快。臣顽钝无耻，应当离去却还留着，前面有愧于臣清叟，后面有愧于臣范。前些时候应对时，臣自行请求到丛祠任职，后来蒙受陛下的声音命令，让臣暂且等待。如今又过了两个月，只愿陛下哀怜并允许臣离去。臣不胜惶恐局促，等待命令到来。《铁庵集》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三 宋方大琮撰 西掖奏议 缴奏董琳差知滁州录黄 臣深切考虑，边疆事务繁多，让武夫主管城池，是权宜之计。假使他勇敢足以保卫边境，智慧足以保卫百姓，即使像季布那样做奴仆、像卫青那样做仆役，任用他也没有害处。至于董琳，他是厮役中被称为无能的人，依附别人来成就事情，突然取得富贵，只会掠夺资财来讨好旧日的边帅，这是奴颜；编造言语来离间两位主帅，这是奴唇。去年他请求带着制檄进入闽地，想凭借沐猴而冠的样子在乡里夸耀并凌辱别人，还可以说是小人无知罢了。实际上他给百姓造成的祸害很多：招引无赖抢夺百姓的船只，以至于三山人都想吃他的肉；所经过的沿海郡县，公然大肆抢掠，以至于四民居住的城池几乎到了白天也要关闭城门的地步。他凭借假借的声威，践踏、剥夺贫弱者，实在是奴才。过去制臣曾经数说他的罪过，台臣也曾揭露他的恶行。如今滁州这个郡，是最关系风俗教化的地方；假使让一向有气节、稍微懂得义理的人去守卫它，或许还可以产生效死不去的心意。像董琳这样离间两位主帅，就不知道有君主；扰乱平民，就不知道有乡里；却希望他为疆土效死、保卫社稷，绝对不可能。欧阳修曾经治理过的郡，不幸让腥臭和兵刃挂在他的名下，又不幸让董琳这样的庸奴继任，难道不是格外令人叹息吗！希望陛下以睿智仁慈的心意，暂缓董琳的新任命，姑且仍任原职，另行选择有才智的人来保卫滁城，这将是边疆方面极大的幸运。所有这份录黄，臣不敢签字施行。缴还奏章：户部侍郎、权兵部尚书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赵与懽上奏，因火灾请求削夺官职、流放斥退。奉圣旨，依照历次降下的指挥，不得再行陈请。录黄。臣听说发生重大变故，就一定有重大的惩戒；有重大的惩戒，就一定有重大的更张改革。本朝以火德为王，建炎年间迁移车驾到钱塘。当其盛时，七十多年间，行都安乐和洽，土地之气尚且厚重，火性也顺遂。时间久了，功业教化衰薄，光明和昌盛逐渐衰退，来不及像齿聚蕃那样繁盛，反而与华、伪相互逼迫。先皇即位八年，发生嘉泰辛酉年的灾难，几乎成为一片焦土。后来不再发生灾害，陛下即位也八年，又发生绍定辛卯年的灾难，再次成为一片焦土。难道还容许再次发生灾害吗？改元嘉熙，议论者想借此扶助炎运的兴盛，但失去本性的情况反而更加严重。于是夏季五月，延烧的民居四万七千多家，邸第、官舍、营寨、寺观还不包括在内；暴露在外、无家可归的百姓共有二十九万三千多人，被猛烈火焰烧死的人还不包括在内。辛卯年距辛酉年尚且有三十年，百姓渐渐忘记了涂炭之苦；如今距辛卯年秋天才六年，创伤还新，痛苦还没有平定，怎么又能承受这种灾祸？即使让市场哭泣三天，也不足以舒缓悲哀；力量微弱、元气焦竭，大地几乎承受不住这场灾难了。这是有见识的人一向忧虑并说过的事，如今尤其危急。凡是市井商业区域、富饶人家的房屋，都是哀伤的城市秘密依靠、用来应付缓急的根本，却被一把火烧得一无所存，难道不会给有见识的人留下忧虑吗？难道不是比辛卯年的灾祸更加惨烈吗？这正是陛下应当深刻悔过、自我责罚的日子。避殿的礼仪、征求意见的典制、赈济抚恤的政令，没有一样不应当举行。关于辛卯年的旧例，却还没有听说有重大举措、重大施行，足以安慰人心并超过辛卯年的。过去权相和辅弼大臣，尚且知道自行降低官等；殿步和帅漕，也都一概更换安置。如今已经将近半个月了，却安然无事，与平常没有不同，只听到大臣多次上疏请求避位，帅臣多次上章待罪。今天说不允许，明天说不得再请，也只是再次陈请而已。不仅没有加罪，连弹压、扈卫的大臣，也得以和宰士、枢掾一同赐金。他们的说法不过是：灾祸虽然比从前猛烈，但太室没有受损。既然如此，那四万七千多家有什么罪呢？孟轲说：“百姓最为重要，社稷其次。”没有百姓，宗庙社稷依靠什么存在？这是圣贤清楚分明的条理。稍微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也可以感到惭愧了。辛卯年帅臣林介被罢免，说是向太室谢罪；辛酉年帅臣赵善坚被罢免，当时太室也没有受损，大概是向百姓谢罪。三十年间，发生火灾三次，其中两次更换帅臣，这正是先朝和今天最切近的证例。如今这次灾祸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何况这次灾祸比辛卯年更加惨烈，稍微知道这个证例的人，也应当警惕。因此臣在赵与懽请求待罪的奏章中，看到他恳切周到的态度，没有一次不感叹帅臣能够知耻，却惋惜朝廷不知道权宜。赵与懽也颇能洁身自修，轻视财物，乐于施舍，这是众人都知道的；不幸遇到非常的灾变，抗疏自我弹劾，甚至再三上奏。如今迁徙中的百姓敢于怨怒，受惊扰的众人容易动摇。必须振作精神，谋划周密，有办法镇定压服他们的心情，更新他们的见闻，并且坚强地诱导他们。想要离去却不能离去，这种处境很困难。臣愚昧，希望圣慈赶快赐予处置，勉强依从他的请求，让他还归槖班，也稍微显示出重视百姓、因而重视宗庙社稷的意思，不要使有人说，所谓惩戒和改革不仅不能超过从前，反而还不如从前。应当使凡是做臣子的，都引咎知耻，何况还有责任比帅臣更重的人呢？即使身份尊贵、地位极高，也应当深深收敛、自我损抑，正急切地修养实际德行、施行实际政务而无暇他顾，不能只说忧心忡忡就足以畏惧灾害、说一句善言就足以使灾祸退避。至于协调调和的职位，更是责任和期望集中的地方；官员轮换出关，随即入朝办理政事，一道奏表、一份答复，到了三次就应当停止。既然已经寂然无声，几乎没有任何施行，就不要怪旁观者指责这只是礼数形式；这样凭什么挽回上天的谴责？凭什么堵塞百姓的怨恨？恐怕不是止息灾祸的办法。臣每日侍奉在陛下威严的面容之前，亲眼看见灾变，却没有救济时局的策略，也惭愧面对都城百姓，同样应当列入削夺官职、流放斥退的科条，铺草席等待诛罚，惶恐万分。所有这份录黄，臣不敢签字施行。缴还奏章：御笔批示，李子道、邹云从应诏评论政事，文章义理值得采纳，特地一并补授将侍郎。录黄。

译臣听说有这样的话：“使人不顺心的意见，一定要到不合道理之处去寻求；使人听了逆心的话，一定要到合乎道理之处去寻求。”伊尹为万世君主确立听取言论的方法，就在这两句话。大概众人的言论交相到来之初，谁不喜欢顺从自己而厌恶违逆自己呢？然而不能立刻就喜欢，也不能立刻就厌恶；一定要归结到道理上去考察，那么顺从自己的未必真爱我，违逆自己的也未必不是爱我。到了五壬申、癸酉年，京城遭灾，毁坏过半。诏令征求意见，谋划也涉及臣民，足以看出陛下侧身修行、舍弃己见听从众人的盛大德行。叩击宫门求见的不知有多少人，献策的不知有多少种说法。只听说有所谓临安府类申学生李子道、广南额外摄官邹云从，陛下特别勤于亲自选拔礼遇，从众人中提拔他们，授予初次官命。朝廷内外惊愕，想看他们两人的奏书却没有办法得到。近几天来，传闻才说李子道有援引齐、唐的说法，邹云从有借用《春秋》的说法。道路上的传言，或许可以借此窥见圣意的一点端倪。而臣愚昧地推测，以陛下渊深明察的鉴识，必定不会出于这种意图。自从唐人用“家事何必外人干预”的话阻绝人们进言，酿成祸根以来，本朝家法正大明白，宫廷内部的事情也与众人公开讨论；濮园之争、请求确立国本的奏疏，在国史中都清清楚楚，可以查考。臣恭敬地思量，陛下以艺祖的子孙身份，接受宁考的托付，海内外广大地域，全都奉您为君、以您为臣，至今已有十四年。这大概是天命有所归属、人心共同拥戴的缘故。至于一个宗藩沦没死亡的事情，假使早些由圣心作出决定，稍加治理安排，不过是一件平常事罢了，何至于使众人的议论纷纷不止，终于成为今天的一大争论？当年颍封人田寖郎只用一句话就使人觉悟，何曾费过许多言辞呢？这也是群臣的罪过。平民百姓如果家道逐渐衰落，疾病和灾祸交相逼迫，一定会反过来思考、反省自己：在冥冥之中，难道没有仍然感到惭愧、背负罪责的地方吗？除了医药以外，也不能废弃悔改；爱护家庭、保全自身的办法，本来就不得不如此，何况国家呢？本朝凭忠厚立国，富强不及前代，虽然变故间或发生，却绵延不断；所依仗的，是上天。如今没有完全合乎天意的事情，这只是其中之一。议论者说，这件事一旦办理，马上就能挽回天意，马上就能消弭祸患。有人把这看作儒生空谈；然而置之不问，在人情和道理上终究有所欠缺，恐怕上天也不容易挽回，祸患也不会马上平息。因此臣认为，军力衰弱而土地缩小，财物匮乏而国家贫困，将帅缺乏而人才衰败，都是今天的大患，是上下都应当日夜共同急切谋划解决的。然而也应当采取措施来使人心信服，修治作为来合乎天理；内心确有真意、实际具备德行，既不在内心亏损一点，又使外面的持节将帅、披甲之士能够竭尽智谋和劳力。上天悔改而不再降祸，宗庙社稷垂下保佑，守卫能够坚固、作战能够取胜，和议也可以达成；军队停息、费用节省，国家才真正成为我们的国家。内在的修治，是外在的助力。《采薇》讲治理外部、派遣戍役、慰劳服役之人，就是这个意思；《天保》讲治理内部，大体都是人伦之事，君臣、兄弟、朋友，和昆夷、玁狁有什么关系？古人难道会这样迂曲吗？孔子、孟子以来，儒者之所以舌头说破、嘴唇磨破来树立世间教化、扶助世间治理，也只是这一套方法。自从只谈论事情而不谈论道理，只计算利害而不计算是非，故意制造危险的言论，暗中施行胁迫控制的手段，开始全都是左右近臣中的奸邪小人。如今缙绅大夫中或许有人跟着附和，好像天与人互不相关、内与外也不能相互谋划一样；圣贤拯救世道的方法，正是从这里开始断绝，难道不可怕吗？世上难道有道理之外的事情、是非之外的利害吗？如今的阻塞，只是一道关口罢了。这道关口一旦打通，事情就会疏通明白，友爱就会恢复，上天一定喜悦，人心一定信服；由此逐渐消弭各种祸患，难道还会再生出一个疑惑吗？这才是真正善于计算利害的人，哪里像普通人浅薄的谋算呢？帝王的见识与普通人的见识不同，这就是臣对陛下深深寄予希望的原因。昨天臣偶然听说，陛下曾经答应大臣改营自己的宅兆。灾变的条目传来，事情涉及尚未举行的安排，群臣不能从容缓慢地顺着陛下的心意进言，有人言辞过于激烈，于是使不同的议论开始产生；贫困的人、寒士揣测圣意，以求一定迎合，恐吓胁迫，以期一定被听从。他们难道真正知道陛下友爱和睦的本心吗？如今反而因此授予他们官职，那么陛下的本心终究无法向天下表明了。如果认为他们本来确实是真心爱戴陛下，那么从前真德秀等大臣爱护君主，难道还不如这两个人吗？广泛谋划、听从众人，善于判断也应听从众人，全国的人也是众人；难道全国的人都会误导陛下，而唯独这两个人才是爱戴陛下吗？既然如此，听取他们言语的顺逆，哪里比得上寻求他们道理的是非呢？章宪太后临朝垂帘时，有个方仲弓请求建立刘氏七庙，太后把他的奏疏扔在地上说：“不能做这种辜负宗祖的事。”濮园之议已经确定后，有个范亦颜又倡言称亲之说，神祖拿出他的奏疏，命讲读官判定。于是言官评论他歪曲、捏造经义，借以文饰奸邪言论。岐王还居住在禁中的时候，有个章辟光请求把岐王迁出宫外，神祖批示中书说：“章辟光是小人，离间至亲。”中丞吕诲请求把他的奏疏交给外廷治罪。这三个小臣，不过是妄自揣测皇帝的心意，想借此谋求富贵罢了。然而祖宗笃厚地遵循伦理纲纪，不被奸险之徒动摇，并且把他们的言论交付公论评判：有的被监视在远州征收税务，有的被降为下县县尉；想求迎合却反而触怒，想求升迁却反而被贬黜。由此才看出列圣的威严决断超过常人，也看出清明朝廷的名位器用不是可以用诡计谋取的。对于已经做官的人尚且压制不让他们升进，何况尚未做官的人想要挟持邪说来侥幸求取官职呢？如今边疆极其危急，战士暴露在外，听说有轻妄的男子因为迎合而容易得到官职，那么到了紧急关头，将会有人把铠甲推给鹤来承担了。臣愚昧，希望陛下以睿智仁慈深入圣心，赶快收回一道札子，明白发布两道文书，交付外廷共同参议决定可否。如果他们的议论果然没有可取之处，难道爵位任命可以轻易授予吗？这样或许足以堵塞冒滥的萌芽，也可以断绝奸邪回旋渐长的趋势。臣自知多次违抗命令、触犯雷霆之威，只是有一片微小忠心可以在天地日月之下表明。如果因为爱护君主而获罪，那么即使死九次也不推辞。所有这份录黄，臣不敢签字施行。《铁庵集》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四 宋方大琮撰 进故事 端平三年十月进呈 端拱元年三月，皇帝对户部使李惟清说：“我读《汉书·贾谊传》，直到半夜也不知道疲倦。贾谊处在汉文帝时期，天下刚刚安定，他指陈评论时事，尤其激切，甚至说‘长久叹息，真令人痛哭’；大概是想感动君主，不避触犯龙鳞，这才是真正的忠臣，是明白国家体统的人。如今朝廷大臣中有像这样的人吗？”乾道三年九月，吏部尚书陈俊卿进见应对，奏说：“自古以来，只有唐太宗能够引导臣下使他们进谏，所以成就了贞观之治。”皇帝说：“我每次读到唐太宗的事情，没有一次不仰慕他；至于唐德宗猜忌好胜、不喜欢听取人言，我没有一次不鄙视他。”退朝后到御经筵，命讲读官稍稍上前，说：“我虽然没有大的过错，难道就没有小的过失吗？你们从来没有听到有所规劝进谏，难道只是来充任职位吗？这不是我对你们的期望。直言进谏并不是臣下的利益。”他那拳拳的忠君爱国之意，确实由此发露出来。他和悦地接受进谏，还担心臣下有所畏惧；何况可以拒绝他们吗？委婉曲折地招致他们进言，还担心他们有所隐瞒；何况可以怀疑他们吗？我太宗皇帝读《贾谊传》，取其“长叹痛哭”的忠诚，于是进见户部使，对他说：“如今朝廷大臣中有像这样的人吗？” 孝宗皇帝读唐太宗的事迹，仰慕他引导臣下使其进谏的风气，命讲读官稍稍上前，说：“你们没有听说有什么可以规劝我的事情，为什么呢？”读到前代史书而感慨，呼唤臣下而反复叮咛，感叹没有这样的人，他使臣下感到惭愧的用意很深；责备臣下没有进谏，他激发臣下的意图极其强烈。因此端拱、咸平年间，田锡一类的人才出现；乾道、淳熙年间，王十朋一类的人才出现。像田锡、王十朋这些人，忠诚和爱国根植于本性，本来不需要靠惭愧和激发；普通人的性情，则不能没有外在的等待和激励。自从进谏的人不再努力，开始时锐利，中间产生疑虑，后来变得委婉，等到胆怯时，便把激切进言视为忌讳。自从接受进谏的君主不再喜悦，开始时听取，中间容纳，后来玩忽，等到厌烦时，就只剩下拒绝罢了。这样的臣子难道不会愧对贾谊吗？这样的君主难道不会愧对唐太宗吗？既然如此，做臣子的应当竭尽真实的忠诚和爱护，不要把暗中拱手、默默旁观看作便利；做君主的应当审察臣下真实的忠诚和爱护，不要怀疑他们是在求取名声、炫耀直言。君主圣明、臣下正直，这是太平之世的事情，也是祖宗的家法。因此臣恭敬地陈述两位皇帝的宝训，希望对陛下明察、广听的万分之一有所帮助。十一月进呈 前汉元鼎五年，丞相赵周因酎金之事获罪被免职，皇帝下诏任命御史大夫石庆为丞相。当时南方征讨两越，东方攻打朝鲜，北方驱逐匈奴，西方讨伐大宛，中原事务繁多，国家财政又少。桑弘羊等人致力于增加财利，王温舒一类人严行刑法，倪宽等人推崇经学，九卿轮番进用、掌管事务，政事并不经过石庆，石庆只是醇厚谨慎而已。唐武宗即位，李德裕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入朝谢恩后，立即进言告诫皇帝：“辨明邪正，专一委任，然后朝廷才能治理。”辅相中有欺骗蒙蔽、不忠的人，应当赶快罢免；忠诚而有才能的人，就应当专门委任他。政事没有其他门户，天下哪有不能治理的呢？开元初年，辅相大多任满三考就离职，即使姚崇、宋璟也不能超过这个期限。到李林甫掌权十九年，终于导致祸败。由此可知，及时进用、罢免宰相，使政事归于中书，确实是治理的根本【《李德裕传》】熙帝继承帝位而任命百官之长，发布诏令让王者掌握权柄、驾驭群臣，这是古代大臣所承担的事务。后世把中书视为政事的根本、政令发出的地方，称为礼遇超过百官。任用要专一，信任要深厚，并不是特意把权柄借给某人来宠幸他，而是为了尊重朝廷、严肃治理的根本。任用的不是合适人选就应当赶快罢去，但这个职位又不能空缺。因此，从来没有任其职位空缺或让不合适的人占据职位的道理；也就是说，没有仁贤之才，国家就会空虚，元气虚弱，外来的邪气就会乘虚而入。国家空虚的时候，是有见识的人所惊惧忧虑的，也是群邪之徒所欢喜舞蹈的。汉武帝中期，任命赵周为丞相，免去石庆，以石庆代任；石庆不能参与决断，政事多出自九卿。唐武宗初年，李珏被贬，李德裕代替他；李德裕认为政事没有其他门户，治理必须以中书为根本。大概赵周被免是可以的，但不能让九卿交错进用、掌管政事；李珏被贬是可以的，但中书作为政事根本，却不能不专一。大臣，是宗子的家相。宗子不能独自治理家庭，必定要委任家相；家相的权力不专一，而豪奴悍婢都争相出来钻空子，家政就会松弛。君主任用宰相也是这样。不过，选择宰相确实困难，却也不能过分诬称天下无人。汉武帝名义上任命石庆为宰相，实际上却任用九卿。石庆确实不足以任用，但汉武帝当时的做法仍有可议之处。董仲舒没有担任宰相来治理天下，直到今天人们还以此为遗憾。假使舍弃石庆而任用董仲舒为相，哪里还会有九卿掌管政事的过失？李德裕说，开元年间辅相大多任满三考就更换，所以政治清明；到了任用李林甫十九年，就导致混乱。然而李德裕的话也有可议之处。排斥张九龄而任用李林甫，天下人直到今天还感到惋惜。假使把任用李林甫的年限用来任用张九龄，哪里还会有政事出自多个门户的忧患？这是选择宰相不审慎、任用宰相不专一的明证。那么，天下的权力就全部交给一个宰相，任凭他去做吗？回答说：事情如果合乎正道，不必都从中书发出；宰相负责施行，有过失就由台谏议论，由给事中、舍人驳正。这是本朝家法，与历代相比是最好的。当政治清明时，宰相贤能，给事中和谏官也都选得合适；宰相尚且不能行其私，何况其他旁门呢？因此政事从中书发出，而旁边的小路全部堵塞，世人就把这种宰相称为重臣。他如果不贤，给事中和谏官共同攻击并使他离职；如果更加不贤，而给事中和谏官又都是他的私人，那么政事虽然仍然出自中书，公事和私事却混杂施行，世人就把他称为权臣。苏辙说：重臣不能没有，权臣不可以有。由此看来，任用贤能的宰相，负责规谏的官员必然贤能，百官也无不趋向贤能，所以说，君主的职责在于评议任用宰相。一，相。嘉熙元年正月呈上。景德元年，契丹入侵。宋真宗已经决定北征，有群臣提出临幸金陵的谋划。寇准说：“群臣胆怯懦弱而且没有见识。如今敌寇逼近，四方人心危惧。陛下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河北诸军日夜盼望銮驾到来，士气应当增强百倍。如果车驾退后几步，那么万众就会完全瓦解。敌人乘势进攻，即使金陵也到不了了。”真宗的决心于是定下。敌军到达澶州，其统军挞览率精锐部队作先锋。我军用床子弩射击，挞览被射中额头而死。敌军遭到惨重挫败，退却后不敢再行动。

译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倚仗强暴，想要撕毁盟约、侵犯边塞。这时，他派臣下来祝贺天申节，乘机请求淮河、汉水流域的土地，又指示要擒取宋朝将相。群臣议事时，朝廷舆论汹涌，人心惶惑。宋高宗一向想亲自视察军队，于是宰执上奏说：“敌国背弃盟约，天人共同愤怒。今日之事，只能进不能退。如果圣意坚定，将士的士气自然会加倍。希望分拨三衙禁军来增援襄、汉的兵力，等敌人先发动，然后再应战。”高宗深以为然。冬十月，下诏亲征。当时待制曾几生病，听说有人想派使者到敌国去，以此拖延敌军进犯，便上疏说：“派使者请求和议，最终没有小的益处，却有大的祸害。为朝廷打算，都应当卧薪尝胆、枕戈待旦，专心致力于节俭；除了整顿武备、训练军队以外，其余一切都置之不问。这样，即使向北夺取中原也可以做到。”这一月，完颜亮在采石战败，最终被杀【这些事都见于《国史》】。战争凶险，把挑起异族之间的战争看得轻重失当，是不对的。国家不与人争强，却又受到侵凌，靠收买强敌来求得安静，也是不对的。从前轻率行动，国人自己都非难它；明知不对却仍然冒险采用，后悔也来不及了。如今退守我国边境，而敌人还敢扰乱常法、冒犯法纪，逼迫我们太过分，那么国人就会共同愤怒。乘着这种愤怒来行动，那么我们的弱势也有转化为强势的道理；既然可以在安静中谋求收买敌人，又何必害怕不这样做呢？敌人狡猾而难以测度，突然袭来，难道就不能在危难中求得生存、在死亡中求得生机吗？从前景德年间，契丹入侵，国内大为震动，群臣中有人提出巡幸吴地、取道蜀地的建议，只有寇准提出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的主张，宋真宗的决心于是定下，所以我们取得了澶渊之战的胜利。绍兴末年，金国背弃盟约，朝廷舆论汹涌，有人提出派使者向敌人求和的建议，只有一两个宰执倡议只能进不能退，高宗的志向于是确定，所以我们取得了采石之战的胜利。假使真宗听从躲避敌人的建议，那么王钦若等人就会成为以爱护君主为名，而寇准反倒成了侥幸求胜的人；假使高宗听从向敌人求和的建议，那么那些人就会成为能够谋划得计的人，而宰执反倒成了轻率行动的人。大概人生不能没有因愤怒而自强的志向。立志不坚定，反而夸赞敌人的强大，那么求和的说法就可以借此自我掩饰了。即使如此，和议难道容易实现吗？不能作战却能求和，过去从未听说过。挞览死了，之后才有景德和议；金主完颜亮死了，之后才有隆兴和议。否则，敌人究竟受到什么创伤，才会甘心谈和呢？至于金瓯残缺尚未恢复，百姓的痛苦尚未平息，却想忍受耻辱去侍奉仇敌，这大概也是立志不够勇敢。寇准说：“六军的心胆都在陛下身上。”绍兴年间，冯时行也说：“自古以来，没有君主退却而能使天下人前进的，也没有君主怯懦而能使天下人勇敢的。”这样看来，国人的心胆以及他们的进退、勇怯，都取决于君主自身，不只是国人如此。三百年国家社稷命脉的存亡绝续，也在于此，难道可以不坚定立志吗？三月呈上。魏主曹丕派太常邢贞持诏书授予孙权吴王的封号。吴人认为，孙权应当自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应接受魏国的封爵。邢贞进门时不下车，张昭说：“你竟敢自我尊大，难道认为江南弱小，连尺寸的刀兵都没有吗？”邢贞立即下车。中郎将徐盛愤怒地对同僚说：“我们不能奋不顾身、舍命效国，兼并许都、洛阳，吞并巴蜀，却让我们的君主同邢贞结盟，不也是耻辱吗？”于是眼泪横流。邢贞听见后，对他的随从说：“江东的将相如此，不会长久处在人下。”等等。吴国派使者到魏国去，等等。魏国震怒，吴国送来的人质没有到达，魏国想攻伐吴国。刘晔说：“他们上下同心，又有江湖阻隔，无法制服他们【见《资治通鉴》】。” 王猛卧病，秦王苻坚向他询问身后之事。王猛说：“晋国偏处江南，但仍承继正朔，上下安定和睦，希望不要把晋国作为图谋对象。”苻坚将要攻打晋国，担心群臣提出异议。左仆射权翼进言说：“晋国虽然国防薄弱，谢安、桓冲都是江南杰出人物，君臣和睦，内外同心，不可以图谋【见《资治通鉴》】。” 国家立于天地之间，必定有赖以建立的条件。善于观察别国的人，不看它外在的形势，而看它所凭借的根本。凭什么建立？也不过是靠人罢了。国家没有人才，就会灭亡。《春秋》记载梁国灭亡，是说梁国自取灭亡。有了人才却不能任用，又自己造成离心离德，也会灭亡。《左传》记载虞国不信任宫之奇而灭亡之类的事情，就是这样。国家处在江南，从吴国开始，东晋继承了它。孙权处在偏僻一隅，面对曹操父子百万大军，却能够虎视中原，是因为他的君臣以明敏锐利、俊伟爽快自立。虽然可以说根基浅薄，但他临朝时拍案议论政事，上面倡导，下面响应；无论赤壁之战、濡须坞之战，还是争夺荆州，周瑜、鲁肃在外驱驰，张昭、张纮在内综理，精神气概百倍，这难道不是靠人才建立国家吗？吴国受到蜀国逼迫，名义上与魏国讲和，魏国使者邢贞奉魏命到来，张昭折服他说：“难道认为江南弱小，连尺寸的刀兵都没有吗？”徐盛愤怒地说：“我们不能为国舍身，兼并许都、洛阳，却让我们的君主同邢贞结盟，不也是耻辱吗？”所以魏国的邢贞有“江东将相不会长久处在人下”的话，刘晔也有“上下同心，不可很快制服”的话，可以说是善于观察吴国的人了。东晋时期，凭着一匹马的力量，在敌军气焰四起、屡遭挫败的局势中，根基却没有动摇，是因为它的君臣以器度格局和名士风流自许。

译虽然安于江南的宴饮安乐，但突然遇到缓急之事，即使是富贵子弟，也能亲临战阵；从屯驻雍丘到到达灞上、进入关中，前面有人引导支撑，后面有人安定镇守，坚忍不屈以求自存，这难道不是靠人才建立国家吗？他们焚烧财物、拒绝使者，始终不谈和议。苻秦军队逼近长江时，秦臣王猛说：“晋国上下安定和睦，希望不要把它作为图谋对象。”权翼说：“晋国虽然国防薄弱，谢安、桓冲都是江南杰出人物，君臣和睦，内外同心，不可图谋。”苻氏进犯晋国，果然有淮淝之败，可以说是善于观察晋国的人了。从形势上说，吴国弱小，不足以抵挡魏国强大；晋国衰弱，不足以抵敌秦国强盛。但它们之所以能够扩张小国的力量、抵抗弱势，正是因为吴国君臣常有愤怒自强的志向，假意讲和只是暂时的，何曾因为畏惧魏国而自我沮丧？晋国君臣仍有和睦一心的志向，始终不谈和议，何曾因为畏惧秦国而怯懦？后世建立国家的人，也可以从这里得到启发。如今兵祸惨烈，所谓江东将相是谁？所谓江表伟人是谁？上下人心是否一致？内外人心是否同心？西风不知何月到来，敌军游魂已有不断吞食百姓的意图，那么一定要使我国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像吴国那样愤怒自强，像晋国那样和睦一致；应当共同愤怒敌人、人人奋发，不要夸赞敌人而在内部自相攻伐。这样，即使弱小，也一定能够变强；即使危急，也一定能够转危为安。希望我们共同急切地谋划这件事。四月呈上。晋泰始八年，晋武帝与羊祜谋划攻打吴国。羊祜认为应当借助上游的形势，秘密上表，请求留下王濬监领梁州、益州军队，大规模制造战船。于是制造大船，长一百二十步，能容纳二千多人；用木材筑成城状结构，建起楼橹，开四扇门，船上可以骑马往来。当时制造船只的木材和木排，遮蔽江面顺流而下。吴国建平太守吾彦取木料报告吴主说：“晋国一定有攻打吴国的计划，应当增加建平的兵力，以堵塞它的冲击。”吴主不听从。隋开皇七年，陈国萧岩等人投降，隋文帝更加愤怒，命令大规模制造战船。有人请求对此保密，隋文帝说：“这有什么可秘密的？”并让人把造船木料投入江中，说：“如果陈国因此害怕而能够改过，我还要求什么呢？”杨素在永安制造五牙大舰，建起五层楼，高一百多尺，设置六根拍竿，高五十多尺，能容纳八百名战士。其次是黄龙船、平乘船、舴艋船，大小各有差别。陈后主没有作充分防备【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国家有险要才能生存，有防备才能稳固；倚仗险要却没有防备，仍然等于没有险要。曹丕在广陵叹息，佛狸在瓜步徘徊。大概在东南建立国家，用来震慑敌人之心的险要，必定是长江。然而国家把长江作为险要，长江又要靠船只作为防备。晋国攻打吴国，必定在上游制造船只；隋国攻打陈国，必定在永安制造船只。他们将利用东南地区的长处，来攻击东南所倚仗的险要。然而在木排遮蔽江面时，吴人赶紧谋划应对；在木排投入江中时，陈人却早已有所防备。晋、隋即使强大，难道长江能够飞渡吗？只是吴国凭借暴戾凶猛的资质，施行暴政，拒绝劝谏；陈国凭借荒淫的行为，沉溺宠妃，杀害进谏的大臣。这些都是同祸乱一起做事的人，哪里有闲暇为国家考虑呢？近来敌人行不义之事，敌军游魂逼近边境，而我朝廷之中，君臣上下以危急的言论和痛切的话语相互警戒，唯恐有一丝一毫获罪于上天。上天难道会让封豕、长蛇之类的巨大恶兽，长久不断地吞食我们的百姓吗？一定是内部要再次受到懈怠荒废的警告，外部要再次受到忧患耻辱的提醒，这样国家才有希望吧？敌人正在夺取我们的船只，招募我们的工匠；我们在樊城、襄阳之间砍伐山木，制造船只、编扎木筏，斧头砍削的声音不断，不等西风兴起，就常常怀有北望敌情的忧患。不要让敌人的计谋同夏水一起滋长，那么即使江面震动，我们也有可以依仗的东西。过去三国时周瑜、鲁肃用三万兵力迎击曹操四十万大军；我朝中兴时，王权用七万兵力迎击金人百万大军。赤壁的胜利，大概靠的是防冲战舰的力量；采石的胜利，也靠的是海鳅船的功劳。曹操的船可以被焚烧而逃走，完颜亮的船可以陷入水中而溺亡，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常德方面的军事事务，内外都要整治，运用我们的技术破坏敌人的谋划；这是今天应当卧薪尝胆、急切谋划实行的事情。七月三日呈上。景祐二年六月，仁宗把宗室宁江节度使的第十三子接入宫中抚养，当时四岁。宝元二年，才让他出宫回到府第，当时八岁。仁宗和皇后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抚养照料他。嘉祐六年，下诏任岳州团练使某为泰州防御使，主管大宗正寺。此前，韩琦说：“这件事应当出于圣上的选择。”仁宗说：“宫中曾经养过两个孩子，年幼的那个非常聪明却不明智，年长的那个还可以。”韩琦请求问他的姓名，仁宗说：“名叫宗实，如今三十岁左右了。”韩琦说：“这件事如果实行，就不能中途停止，应当毫不迟疑地决定，请从宫中批示发出。”仁宗说：“这件事难道可以让妇人知道吗？只要中书省办理就行。”于是下诏。当年，任诸王宫侍讲王猎为宗正寺伴读。王猎担任宫廷属官共十三年，有辅导之功，所以首先任用他。当时吴奎推荐他可以担任经筵文学之选，韩琦说他不私下拜访权贵，足以看出他有所操守，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此前，至和末年，文彦博等劝仁宗早立嗣子，后来范镇、司马光等相继进言。这样过了五六年，只有韩琦曾请求在宫内建立学校，选择宗室中谨慎厚道、喜爱学习的人，升入内学，希望得到亲近贤能、可以托付大事的人，想借此感动仁宗的心意。嘉祐七年，宗实被立为皇子。仁宗指着自己的心说：“这是我亲自从心中决定的，不是由于大臣的建议。”绍兴元年，高宗告诉大臣说：“昨天命令令懬选择艺祖的后裔，年龄在二三岁，并且让他广泛搜求，应当由我亲自选择。”富直柔说：“宫中有没有可以托付的人？”高宗说：“我已经找到了。如果不选择宫嫔，将来可忧虑的事情会更多。”绍兴二年，命令令懬把宗子普安郡王和伯浩选入宫禁。伯浩体态丰腴而面色润泽，普安清瘦而憔悴。高宗起初喜欢伯浩，忽然说：“再仔细看看。”于是命两人并排站立。有一只猫经过，伯浩用脚踢它，普安仍像原来一样拱手站立。高宗说：“这个孩子轻率浮躁，怎么能担当重任？”于是赏赐伯浩白金三百两，让他出宫，而把普安交给张婕妤抚养，当时普安六岁。绍兴二年，令懬由左中大夫特意转任左大中大夫，后来中书后省认为这次转官不合法，把录黄封还，于是这项任命被搁置。

译绍兴四年，令懬又找到了伯玖。伯玖五岁，高宗认为他聪明可爱，命吴才人抚养他。后来张婉仪去世【即张婕妤】，高宗命吴婉仪同时照料普安和伯玖，让他们同住，即使吃一顿饭也一定平均分配【吴婉仪后来成为宪圣慈烈皇后】。高宗对张浚说：“宫中现在抚养艺祖的后代，两人中年长的已经九岁，不久应当让他们入学。”又对赵鼎说：“这个孩子天资庄重，像成年人一样。我亲自教他读书，他的性情极其善于记忆。”赵鼎先在行宫门内建造了一间书堂，想让他入学。到这时书堂建成，高宗说：“就把它命名为资善堂。”于是下制书，封普安为建国公，任范冲兼任翊善，朱震兼任赞读。高宗命他们见到范冲、朱震都要行拜礼。两人都是当时有名望、德行高尚而老成的人，每每借笺疏用经术、仁义的言论引导二王，高宗总是把这些奏疏装裱收藏起来，时常展开观览。绍兴十二年，封普安为普安郡王，当时十五岁。绍兴十六年，加璩【即伯玖】封恩平郡王，让他们出宫居住，府第号称东西府。起初命馆职中的两人兼任二王府教授。绍兴三十年，高宗知道普安十分贤能，想稍作区别，对宰相汤思退说：“这件事出自我的心意，不是因为臣下提出建议。立为皇子，是圣人以仁爱天下为心，必然要为后代承继作安排。圣人以把天下公之于天下人为心，也必然应当早作谋划。百姓生灵所寄托的责任非常重大，宗庙社稷所托付的事情也不轻。假如找到了合适的托付对象，这是仁，也是公。”唐宣宗忌讳谈继承人的事情，进言者不被激怒斥责，就被贬斥。后唐明宗尤其忌讳此事，群臣没有人敢正面进言。这两个唐朝国运不能延续，是理所当然的！我朝祖宗以最深的仁爱和最大的公心顺应天道行事，有什么私心呢？真宗皇帝选择宗室之子时，在高禖祭祀尚未占卜之前，就把他养在宫中；等甲观中生下皇子，便把他送回藩邸。他的宏大气度和伟大见识，远远超过前代。景祐二年，仁宗皇帝年仅二十八岁，就把四岁的宗室之子养在宫中。绍兴二年，高宗皇帝年仅二十七岁，就养育艺祖第七代孙二人，其中一个才六岁。自古以来的君主，有谁能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提出这样的谋划呢？但这并不只是选择而已。仁宗对韩琦说：“宫中曾经养过两个孩子，年幼的那个非常聪明却不明智，年长的那个可以。”高宗命令亲近宗室令懬选择两人，一个体态丰腴、面色润泽，一个清瘦憔悴。起初喜欢那个丰腴润泽的，后来仔细观察，因其轻率浮躁而弃用。两年后又找到了五岁的孩子，于是成为普安、恩平二王。他们选择得如此精细。既然已经选定，又进一步考虑如何抚养照料他们。孩子还没有换牙时，由保庆皇后抚养；在八岁、尚未回到府第之前，由皇后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照料，这样仁宗的心才安定。大臣以宫中有可以托付的人为请求，高宗便告诉他们：“如果不先选择宫嫔，那么将来可忧虑的事情会更多。”所以普安由张婕妤抚养，恩平由吴才人抚养。张婕妤去世后，由吴才人一并抚养他们，这样高宗的心才安定。他们在保护防范方面如此谨慎，而最为用心的，是对孩子早期成才的教育。韩琦曾请求在宫内建立学校，选择宗室中谨慎厚道、喜爱学习的人，升入内学，希望得到亲近贤能、可以托付大事的人。后来孩子们虽然回到府第，但诸王宫侍讲王猎担任宫廷属官的时间最长。韩琦推荐他，说他不私下拜访权贵；因有辅导之功，升任伴读，由此可见仁宗对东宫属官的谨慎。普安九岁时，已经命他入学，高宗又对赵鼎说：“这个孩子天资特别优异，庄重得像成年人。我亲自教他读书，他的性情极其善于记忆。”命赵鼎在行宫门内建造一所书院，又让当时有名望、德行高尚的范冲、朱震兼任翊善、赞读，并命馆职中的两人兼任二王府教授，由此可见高宗对选择和简任宫廷属官的谨慎。他们对于教导又如此认真。选择时审慎，是顺应天命的公心；防护时谨慎，是把人事做到极致；而教育尤其不能不认真。因为即使天资很高，也必须让他同身边正直的人居处，不能让学术偏邪的人接近他，不能让心术邪曲的人接近他。教学各占一半，习惯自然形成；这又是想借助人的力量来辅助成就他的天资。祖宗获得人才的仁心真是深厚啊！存心的公正真是宏大啊！近来季夏甲戌日，皇帝亲自挥笔写下一道札子，想在宫内建立小学，命宗正司选择宗室中资质优良的二三人，设置老师来教育他们。皇帝的话伟大啊！这既可以慰藉祖宗的英灵，也可以寄托百姓的希望，还可以表达对上天的敬畏，将来都值得期待。因此臣就采录前朝已经实行的典章，思考如何扩展到今天，以求无穷的福泽，但仍有一些意见想进献。祖宗认为这件事极其重大，谋划极其严密，担心宦官、宫妾能够从中暗自操弄。因此，厚陵皇帝从团练使升任防御使时，像任宗正寺职务那样，韩琦请求从宫中批示发出，仁宗说：“这件事难道可以让妇人知道吗？只要中书省办理就行。”这句话值得深思。又担心奉命办理的人借机不断邀功，所以阜陵皇帝选用令懬时，令懬本人确实参与其中。后来令懬由殿撰、左中大夫特意转任大中大夫，这并不算太过分，但中书后省认为转官不合法，把录黄封还，于是这项任命就搁置了。这件事本身也足以作为法式，尤其是担心将来外廷之人借此作为贪取上天功劳的借口。仁宗说：“这是我从心中决定的，不是由于大臣的建议。”高宗说：“这出自我的心意，不是臣下提出建议。”言辞严正，义理明白，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因此臣再次表明前朝正大严明的训诫，永远杜绝后世贪求觊觎的苗头。大概有长远宏大的考虑，就不能没有缜密审察的功夫。先儒说：“拥有百金的家产，尚且能够预先谋划，何况拥有天下的人呢？”确实如此，不能不谨慎。圣上的思虑高远，希望您留心再三思考。七月二十三日呈上。汉宣帝即位，魏相入朝任大司农。地节四年，大将军霍光上奏，让他的儿子担任右将军，哥哥的儿子霍山又掌管尚书事务。魏相于是通过平恩侯许伯上奏密封的奏章，认为应当设法削弱、夺取霍光的权力；又通过许伯说明，请求撤去副本封缄，以防止信息阻塞。韦贤被免去丞相后，魏相于是代替他任丞相。元康年间，匈奴派兵入侵，宣帝和赵充国等商议想要出兵，魏相上书劝谏，认为不应轻易出兵，说：“希望陛下同平昌侯王无故、乐昌侯王武【两人都是皇帝的舅舅】、平恩侯许伯以及有见识的人详细商议。”宣帝听从魏相的话而停止出兵。

译唐德宗贞元末年，柳宗元任监察御史里行。柳宗元同王叔文、韦执谊两人交好，这两人掌握政权后，引荐宫禁内的近臣参与谋议，想要大力提拔任用他们。不久王叔文失败，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还没有走到半路，又被贬为永州司马。既然已经被放逐斥退，他写信给京兆尹许孟容说：“我年轻时同获罪的人亲近友善，起初惊异于他们的才能，认为可以同他们一起树立仁义、辅助教化，把忠诚正直、诚信义气作为志向，兴复尧、舜、孔子的道统。却不知道自己愚昧浅陋，不能强行改变他们原有的心志，事情竟到了这个地步。” 小人和奸邪之徒不能同他们共事，实在太严重了。大臣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行不通就应当停止；士大夫想实现自己的志向，不相合就应当离去。难道一定要在君主左右的亲近密切关系之间曲意周旋、柔顺逢迎，还说姑且借助他人来成就事情吗？大臣有这种见解，就不配称为古代的大臣；士大夫提出这种说法，也不配称为贤能的士大夫。观察魏相、柳宗元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以魏相的严厉刚毅，难道不能自己取得皇帝的知遇而上奏密封奏章吗？他撤去副本封缄，一次说是许伯，两次也说是许伯；劝谏停止出兵，本来是正确的议论，却劝皇帝同三位侯爵和有见识的人商议。况且三位侯爵只是显贵外戚中的庸人，他们有什么见识呢？魏相对他们的期待已经过分了。他事业上的浅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柳宗元的才华俊秀，难道不能凭自己的能力为时所用吗？可是他所亲善的王伾、王叔文同他一起谋议，等到他们获罪，哪里还能掩盖？他却还说，起初认为可以同他们一起树立仁义、共同接受教化、共同兴复尧、舜、孔子的道统。何况这两人只是依附权势的小人，他们对尧、孔之道究竟有多少见识？柳宗元对他们的期待也过分了。名声节操的丧失，是有原因的。士君子急于挽救时局，又担心君主不听从自己的意见，反而想借助左右亲信来投合君主的机会。他们的说法是：“这是权宜之计，只是为了成就事情罢了。”侥幸成功，不过显出魏相的浅陋；但外戚的祸患已经由此种下。若不成功，那么柳宗元一类人一旦失去自身，所犯的罪过超过万件，哪里承受得起这样的悔恨呢？即使如此，这也是君主的责任。天下如此广大，应当同天下的贤能士大夫共同治理，难道一定要同一两个亲信私下谋划吗？自从君主的意向有所偏私，想要行善的君子便没有依靠，只要有可以挟持利用来办事的人，就来不及选择了。然而依附君子行善，艰难曲折，未必能够成功；依附小人作恶，小人就会呼朋引类，谁能阻止他们？何况怎么能保证自己能够在其中保持独立，而不反过来被他们吞噬呢？又怎么能保证自己不辗转曲从，同他们一起陷入罪恶呢？士大夫所受的祸患还算轻，国家所受的祸患就严重了。因此，做君主的不能只听亲近党羽的话，轻易怀疑君子未必能办成事情；做士大夫的，应当始终坚持正大之论，不要认为小人也许可以共事。上面看得明察，下面守得坚定，国家和自身大概就有希望了吧？臣私下听到近来有一种议论，又因汉、唐两位大臣的事情深有感触，于是推演其中的道理来进献。举荐浦城县北尉林赑孙的奏状。臣是没有才干的将领，职责在于巡视观察民情。虽然怀有使人获利、使万物受益的心愿，却常常担心州县之间阻塞隔阂，使圣朝宽大好生的心意无法传达到下面，使百姓沉抑而未能昭雪的冤屈无法上达朝廷。如今有一名县尉，因平反案件而获得美誉，士大夫们众口称赞，难道不可以考察后使圣上听闻吗？臣私下见到迪功郎、建宁府浦城县北尉林赑孙，他是学校中的杰出人才，见识老练。他还没有到任时，县里有黄氏女子嫁给祖氏，不能同婆婆相处，夜里带着女奴背着箱子逃走；第二天早晨却发现她的尸体在水坑中，全身布满伤痕。官府于是追捕她的婆婆和丈夫，审讯后他们已经被迫作了虚假供词，唯独箱中的衣物还没有找到。林赑孙刚到任就产生怀疑，亲自拿出赏金招募告发者，又向神灵祈祷，不到几天便抓到一个姓周的人。脱下他的衣服，正是箱中的物品。审问他，他才说，丙夜时分到山中，同一两个恶少抢劫并污辱那两名妇女，随后又杀死两人以灭口，于是把原先被关押的人全部释放了。全县都惊叹佩服。考察国史，这件事同钱若水任职当地时的案件颇为相似，只是埋没在低级官僚中，一直没有人表彰发掘。希望圣上慈悲，特别赐予表彰和提升，用来鼓励那些洗雪冤屈、纠正枉案的人，这也是国家重视、珍惜人命的本意。按语：兴化军通判江叔豫，福州通判陈过，同安县知县谢奕恭。臣考察一道，首先想用廉洁来教化士大夫，不敢轻易以贪赃等罪名加在人身上。其中有些人习惯已经养成、性情已经固定，多次跌倒却不肯接受教化，哪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只应当罢免其中最为严重的人。臣还没有离开家乡时，就知道朝奉郎、兴化军通判江叔豫的为人。前些日子他代理郡务，补录军籍，更换寺院，全部都有确定的价格。他的儿媳、女婿各自插手政务，政令从多个门路发出。打造器皿，从来没有一天停止。银匠因为得不到工钱而上诉。他遇到事情就收受贿赂，商议文书判词，只按照请托者的意愿办事。专门任用客将林某、书司陈某作为爪牙。起初听到众人议论，往往有所收敛；稍微平静下来，旧态便又复发。近来旧任知州离开，他仍然恳求更换官署；还拦截客人的油麻船，在十里之外苛刻征取。廉耻丧失殆尽，面对别人也应感到羞愧。这是凭借顽固而实行贪婪的人。臣巡视到福清县时，看见当地人都在谈论朝奉郎、福州通判陈过的错误政务。追问原因，才知道漕司委派他追查县中典吏，牵连此前各界的人，每人缴纳漆数百缗才得以免罪。后来又听说，他每次派人下县，都托他们购买物品，没有不白白索取的。全年制造剔红漆器，所用的朱砂、黄颜料全都靠苛刻征取。分派差役占据公吏的职位，审问、盘查契约吏员和贴书，不给钱就不办事。原告、被告两方在公堂上，他便鞭打他们来显示威势，互相勾结收受贿赂，专门把宅库陈某、防司胡某当作心腹。主持秋闱考试时，严厉削减应有的规例和费用，不仅帘内、帘外官员如此，连吏卒也不放过。厨典中有人被鞭打致死，两司官员在面前刻意警戒，他仍不改。这是凭借刻薄而实行贪婪的人。这两个人都有一点才干，假如用廉洁来施行，难道不是州县中的能吏吗？然而物欲已经深重难除，想拔除也做不到。弹劾他们的白简，已经达到两次、三次，都是因为不善于辅佐郡政而被罢去；每经历一次考核，罪行反而更加严重，真是辜负了辅佐郡政的职责。他们代理郡务时，还受到职官的约束；辅佐长官时，还受到上级的压制。若让他们侥幸逃脱，将来就会放纵其毒害，施加到千里之地的百姓身上。作为他们的百姓，有什么罪过呢？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把江叔豫、陈过一并罢免斥退，用来警戒那些罪恶深重而不知悔改的人。贴黄。

译臣听说：没有比今天的县令更难做的官了，上面受州郡压制，下面受豪强胁迫，大多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如果有可以施展志向的条件，却反而用来谋求私利，像承议郎、知泉州同安县谢奕恭这样的人，难道不可惜吗？他以贵胄身份来治理县邑，上下都共同注视着他，难道不是努力做好事情的时候吗？可是他竟然轻视州府的期限和禁令，不予回复；轻视百姓，放纵属吏索取。州府委派县尉拘催零散米粮，县里却因为这会夺取自己的常规利益，州府十次发文催促，他仍不肯听从。州府委派官员代理税务，县里却每天索取惯例的公堂食钱，甚至在公堂上动手驱逐权税官，实在让听闻的人震惊，使上下官员敢怒而不敢言。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免去谢奕恭现任官职，使他稍微知道反省约束自己；这正是保全他的办法。请陛下裁决。广州统帅举荐、刺举官员的奏状。举荐知潮州刘克逊、知循州赵彦珽、知梅州杨应已、知肇庆府林士燮的奏状。臣分守一方，来到岭南东路才四个月；庾漕选择使者，臣越权暂代其职，才干短浅而责任众多，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称职。深思安抚远方百姓的办法，只有把选任郡守放在首位。聪明明察的官吏，弊病在于苛刻浅薄；仁慈惠爱的长官，有时又不能把事情办好。想找到宽厚和易而又能尽职、治理有方而又不扰害百姓的人，实在很难。幸运的是有这样的人，臣不敢因怕遮蔽贤能而不举荐。臣私下见到朝奉大夫、知潮州军州刘克逊，是臣的同僚之子，继承家传的义方，以廉洁修养自身，以儒术整治吏治。从前他由朝班官员出任樵川知州，当地刚遭受敌乱蹂躏，他施行慰劳招徕、安置聚集百姓的政策，使流离者恢复产业，使顽悍暴乱之徒改变心志。朝廷考核他的治理成绩，召他担任外府丞，他竭力请求外任，于是到远方治理潮州。到任之初，邻近地区有聚众作乱者，直接逼近边境。刘克逊申明、严密防守保障，开导他们说明祸福，不因畏惧而放松防备，也不因愤怒而贪求功劳。贼人知道难以侵犯，徘徊后退走。他又能够免除每月解送的无名赋税，以宽缓县里的财政；恢复由丁户自行缴纳丁钱的制度，以惠及户长。方圆千里百姓感念他的仁德，已经传唱起“来暮”的歌谣。朝奉大夫、知循州军州赵彦珽，是皇族中的英才，通晓世故，端正方正而有操守，诚恳质朴而不浮华。他考取功名将近四十年，在外任职甘愿按正常次序升迁。任县令、郡丞时，所到之处都值得称道。循阳是个小州，在前任太守竭泽而渔之后，赵彦珽节省冗费，官府用度却没有缺乏；减省横征暴敛，百姓的困苦因而得到缓解。他安抚聚集保伍，使境内断绝盗匪之忧；率领激励官僚，使属吏知道畏惧文书法令。公堂没有积压的诉讼，监狱没有滞留的囚犯。任期满两年考核政绩，百姓对他离任仍有深厚的爱惜之情。他就是臣所说的宽厚和易而能尽职的人。奉议郎、知梅州军州杨应已，是西州的优秀人才，曾任国子监、学省官员，器度才干宏大深远，操守高尚清洁。程江是偏僻落后的地方，向来以凶悍顽劣的民风著称，骚扰一直没有停止，安抚治理实在困难。冬春之间，监丁作乱施暴。杨应已整顿兵力屯驻，以威势震慑；疏通盐禁，以诚信打开局面。盗贼不敢侵扰，百姓因此安全。可惜他的长才局限于小小的营垒，应当让他面对繁重复杂的事务，以充分发挥所长。朝奉大夫、知肇庆军府林士燮，是东嘉的名门，早年就显露出治理吏务的才能，有敏捷决断的长处，没有急躁苛刻的过失。州郡长官多次更换，昏庸错误的人又长期代理政事，以致钱财纷乱、府库枯竭，百姓十分疲困。林士燮剔除弊端、削减浮费，府库自然充足；洗雪冤屈、纠正枉案，诉讼得以公平；收敛奸邪、禁止暴行，乡里没有警报。还不到一个月，各项废弛的事务就都兴办起来；考察他的施政安排，一定大有可观。这就是臣所说的治理有方而不扰害百姓的人。这四个人，所治理的地方有繁简不同，所崇尚的政术有宽严不同，所任职的时间有长短不同；但考察他们的治理情况，都各有一天的长处。臣谨慎地把他们的姓名上报。希望圣上仁慈，特别加以甄别记录，使偏远角落和遥远郡县知道治理有效的官员存在，没有不上达圣听的。对于奖励和劝勉吏治，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举荐知博罗县王旦的奏状。臣考察得知，广南所属州共有十四个，地势多深远险阻，县邑尤其难以治理；有的不能不扰民，有的廉洁谨慎却不能办成事情。要使赋税足以输送给上级，又要在下安抚养育百姓，这两件事都能做到，使官府和百姓相安，就已经足以称为贤能的县令了。至于平时施行条令教化足以改变当地风俗，遇到事情又有智谋可以保护百姓，那是绝无仅有的人才。臣私下见到惠州各县中，博罗一向号称难治，近来经历兵火焚毁，接着又苦于盐寇出没，户口凋零，财赋失陷，实在是难上加难。承直郎、知惠州博罗县事王旦，恰好接手这样的弊病，奋然对人说：“天下难道有不可治理的县邑吗？只是懦弱的人不明白，明白的人又不能专心办事，所以百姓的隐情不能上达，奸吏便容易欺骗。”于是他费心劳力，像经营自己的家业一样；战事之后，安置一张床在那里，在那里办理政事，也在那里睡觉吃饭。有来申诉的人，他都同他们应答交谈；有来输送财物的人，则一边接收一边核销。村民既然能够直接通达县令，狡猾的吏员便不敢作奸；他清除积久的弊病，时时制定新的条例。先替前任官员补缴长期拖欠的赋税，又积存醋钱条例中的七百缗，代替百姓缴纳五等丁税将满，又拿出他所积存的五千二百多缗，代替百姓缴纳第二年的夏税。此外，他还增置学田，整治桥梁道路，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全县治理得非常好。州府爱惜他，像爱惜能够治理蛊患的人；子弟和百姓依赖他，像依赖在堂上的父兄；同僚敬畏他，像敬畏执法严明的官员和直言敢谏的士人；盗贼躲避他，像躲避敌国的长城。他刚到县时，正遇上荒年，饥民成群呼啸，竖起旗杆借粮。王旦亲自出面弹压，竭力救济治理，惩治其中的首领几人，反复不安的人很快安定下来。上司得到他的具体条陈，立即借出义仓粮食；乡里的大户感念他的恩德和信用，争相打开私家粮仓，救活全县几千百姓，直到今天这里遂成为安乐之地。每年冬天，按惯例有盐寇进入境内，小规模便抢掠，大规模便焚烧荡平。王旦选择有能力的豪民，把方略交给他们，责令他们把守；借机作乱的人一定惩治，勇于承担责任的人给予奖赏；又扼守险要，设置寨栅。盐寇不敢经过他的辖境，只能绕道出去。训练县中乡兵，分区总练、检阅保丁，这些都可以推广为其他地方永久实行的法则，不只是保障一个县而已。王旦大概熟悉并听闻家世，颇有承继功业传统的志向；不拘泥于腐儒只在口耳之间传授的学问，精神强健足以承担驱策，才干优长足以担当事务；又廉洁正直，不随便取用财物，沉静稳重，不随便求取升进。即使置身蛮荒瘴疠之地，也能自己立定脚跟；他的功效所及虽然有限，但留下的恩惠已经不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口〕 他无论处理大事还是小事，都是有用的人才。正当时局十分紧迫之时，确实应当奖拔他以备任用。臣等就把他治理县邑的政绩上报，希望圣上慈悲，特别赐予升迁和差遣，使远方的小吏都产生不自暴自弃、不甘平庸的心意。这不只是为人才考虑，也足以为国家使用人才考虑。举荐连州教授周梅叟、请求表彰提升他的奏状。

译臣私下认为，本朝人物接连涌现，品格才学都很高，但前代也有这样的人。自孟轲去世以来一千五六百年间，斯文的脉络若存若亡。汉代的董仲舒、唐代的韩愈，都不足以承担这一重任；直到周敦颐创立、阐明理学，上接道统，世运才逐渐通达，伊洛之学才出现。这是历代从未有过、而本朝独有的学术。是谁启发并传授了二程的奥秘呢？就是舂陵人周敦颐。他没有依靠老师传授，而是自己从天理中领悟；濂溪先生千古以来的风月气象仿佛仍然存在。天下地域名称很多，自唐以来，“道”这个字唯独用来命名州，到了此时又有这位先生诞生，难道真是偶然吗？节惠之谥号很多，凡是给儒臣议谥，元这个字从来没有被考虑过，唯独像是留下来等待这位先生，难道又是偶然吗？这可以说是吾道的中兴，是国家元气重新开始的资助。上天在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帮助我朝的迹象，于此可以看见。后来担任郡守的人，既尊崇他的祠堂，又就在他出生之地建立书院，并选取周氏族中孙辈里有学问品行的人来主持此堂。吏部侍郎李韶近来以太学博士身份来到本郡，采纳各方面的评价，得到如今的迪功郎、连州州学教授周梅叟，于是把书院的事务交给他。梅叟阐明家学，用来教化乡人，大家都说：“周氏家族还有人才。” 周梅叟在朝廷大殿参加对策，陛下从众人中选拔他，置于甲科，大家又都说：“周氏复兴了。”自周敦颐的两个儿子周寿、周焘好学继承家业，相继在元丰、元祐年间考中进士第一名，进入郎曹任职，一人升入法从，其后家势渐渐衰微。梅叟却能在一百五六十年后接续先人的声名，不以考取高科自居，急切地只忧虑学问不足，只害怕有愧于先世。他掌管泮宫，连山中得到熙宁年间行部经过本郡时的大云书，他把题字刻在岩石上，又取《太极图》《通书》《大成集》刊刻在学宫，召集诸生向他们讲说，这就是先元公周敦颐所用来打开学术门户、启发后学的方法。朱文公朱熹对这些著作解释得条分缕析，几乎没有剩余的深意，真正的认识和实践还在于人。每次讲义刊出，听讲者都受到感发。他在羊城考校士子，识鉴尤其精明。臣同他交谈，见他修身实践深厚含蓄，议论风格和气度，都不辱没他的宗族。如今儒学先贤之家，能够保存家学并自立的极少。嘉定年间曾访求程氏后人而授以官职，有见识的人怀疑这是遗漏了他们的老师。自从言偃以吴人身份陪祀先圣，东南儒者才有配享孔庙的先例；此后在我朝，舂陵周敦颐开始成为先贤。周敦颐去世前一年，他族中有人梦见他的故居上光焰直冲天空，周元公身穿冕服面向东方站立。此人写信到连州，把梦告知周梅叟。梅叟又把这件事告诉郡中士人，大家都说：“这是什么祥瑞？”后来果然应验于祀典之事，虽然事情看起来近乎迂怪，但登堂时确实听到了丝竹之声。孔氏子孙也亲自记载了这件事，这才知道他的精神虽然在天上，却未尝不在故乡。既然居住在先贤的故地而不肯离去，学习他的学说而不让它失传，像梅叟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因他能够自立而加以褒奖表彰吗？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特予甄别提拔，或稍稍把他提升到师儒之列，使四方学者都知道此事。这不只是作为科举选得人才的证明，也可以显示圣朝扶植先贤故家的盛美，实在是儒道的大幸。举荐知河源县夙子与的奏状 臣等私下认为，没有什么比今天的县令更难做的了：既要抚慰教养百姓，又要催收赋税。做岭南的县令尤其困难，除了抚字、催科之外，还要平息盗贼。臣等所管辖的四十县中，惠州所属各县有两位这样的人：王旦在博罗县，已经把他的治理情况上报朝廷；夙子与在河源县，任期也将届满。百姓攀留眷恋，不忍心让他离去，纷纷向各司告发挽留，接连不断。如果不把这件事上报，就是埋没贤才。惠州所属四县，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户籍账册繁多，没有哪一个比得上河源。从政郎特差知惠州河源县、主管劝农公事兼弓手寨兵军正夙子与，怀着爱护百姓的心，施行宽厚和易的政令，听讼公平允当，诉讼双方都不能欺骗他。赋税租粮都有期限，缴纳的人自然前来；他劝告上户实行和籴，使扰累不至于波及众人；又用义理教导诸生，使他们的学习有所根本。这些都是读书人的本分之事。河源县最接近赣州所属各县，山路深险难行，盗贼出没，也没有哪里比河源更严重。子与和全县士人、父老共同讲求防御，设置寨栅，编结保伍，明确赏罚，安排得极有条理。即使外来的盐徒每年借道而过，双方杀伤相当，最终也不得逞志而离去；即使境内蓝口一带客民与土著互相攻斗，几乎酿成大乱，最终也靠安抚和捕治平定了。他不只是一个读书人，而且有仁者的勇气。辛劳治理三年，县中百姓感念他，甚至不远千里，结伴前来申诉挽留。臣等查访得知事情确实如此，所以敢于联合上奏，希望圣上慈悲，特赐子与旌表提拔。这不只是为了劝勉今天有百姓、有社稷的官员，也将为日后选拔有德有才之人作准备。

译《铁庵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五 宋·方大琮撰 奏申 辞免御笔除授右正言申省状 承受天子亲笔降下的恩宠，我实在无处安置自己。私下认为，改弦更张已经三年，弊病的根源仍然存在；进言的道路上，先前遗留下来的脉络仅存，必须有人接续，才大概足以凭此立国。感慨地想起盛世之时，先臣欧阳修说谏官的职责不受职司限制，刘安世说谏官不等同于闲散之职。何况现在正值阳气衰弱、阴气增长的关头，内有阻塞、外有纷争的时节，全靠近臣共同扶持危急的局面。像臣这样的人，出生在偏僻地方，年轻时只考中末科，经历多年，大都在田园屋舍中度过；三次参加选调，也没有到权势之门求取援引。适逢陛下亲自处理万机，臣得以侥幸充任百官之一；先在寺院中主管文书，后来两次转任丞职；又在秘阁执掌文墨，再次忝任佐郡之职，任期已两年半。一件善政尚未听闻，究竟凭什么承受老师的教诲，竟然错误地蒙受天子的选拔？谏官的首要职责在于匡正君心，而臣的学力不足；其次在于抑制官场邪气，而臣的风采又不显扬。退一步想，是什么人，敢于承担这样的责任？希望朝廷把成命上奏，请尽快收回此项任命，另选宏儒；暂且让臣仍任马走之类的旧职，稍稍安守原来的班次。辞免御笔除授起居舍人申省状 听到天子降下的任命，我实在无处安置自己。私下认为，在丹匦进言、在赤墀执简，都是右省的常任班次，出自宫中的精妙选拔。哪里敢想以我这样的愚昧无能，接连冒受恩荣？想到臣一向缺乏修养和才能，只能安于平庸进身；任职以来两次上呈月纸，未曾有丝毫补益，反而更加接近天子的光明，对于担任记注之职更感惭愧。怎能不提出像循墙而行那样的退避之请，预先怀有身处深谷的戒惧之心？希望朝廷特许把臣的请求上奏，赶快收回成命，使我不至于蒙受鹈翼之羞，另行选择硕学大儒，以重视螭头之职的选任。辞免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申省状。仰观国家典制，史馆中最重要的编修工作，应当由才德出众的人承担；讨论史事，则是大儒的职责。过去由世代掌管史职的人担任，如今却以兼任方式授予，既然已经有众多才宏学博的人才，难道还缺少像臣这样琐屑的马走之流吗？臣自惭只是独学，尤其缺乏三长；曾经窥见石室中的藏书，却突然被牵引到蓬莱任职。对于在骑省任职，仍然站在螭阶之下，记录一时的言行，臣尚且不敢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要把典章制度流传万世，又有什么材料可取？况且臣曾经自己请求参与祀典厘务，哪里适合长久忝任执简之职？希望朝省特许把臣的陈述上奏，赶快收回这次错误的任命，以免成为史册上的污点。辞免宝章阁直学士、仍任申省状【附不允诏】天子的诏命迅速颁下，使臣震惊失措。臣想到自己早已辞离朝廷班列，却冒昧地玷居藩方，勉强尽心，承担安抚岭海的责任，幸而没有犯下大过，都是天地包容庇护的恩德。此前臣进身于松下之阶，留守梅边之地，曾经劳心劳力却没有报答，反而担心自己从头到尾都不能胜任。正要温习整理请求闲退的奏词，却已经蒙受增加秩级的赏赐。深思直学士兼职之任，确实是荣耀的名位；但没有听说郡太守任职五年还要继续沿袭旧职。天子对宠臣的恩数并非不厚，对任用臣下的心意也并非不专，只是臣的才能已经穷尽，筋骨又衰弱多病；如果不赶快请求正式免职，恐怕会自行招致倾覆。希望陛下俯察臣的危惧衷情，催促收回前诏，允许臣在衰老之年归休，另行寻求一位有长才的人，早日镇抚此地。辞免差知隆兴府奏状【附不允诏】宠命隆重颁下，臣惶恐不安。臣远离宫阙，冒昧领任偏远藩镇；陛下的德意能够布告宣示，哪里敢说相距天子万里？臣熟悉当地风土民情，不知不觉已在广南五年。臣竭尽力量施政，承蒙圣心明察；臣请求离任十分坚决，而陛下任用臣又十分深厚，所受恩德越厚，报答起来就越艰难。如今山海之间已经没有惊扰的忧患，田野乡里正庆祝丰收，上可以稍稍逃避朝廷的责罚，下也可以略微向岭峤百姓交代。若趁此时退归，晚年还能求得什么荣耀呢？诏书又改授州郡节制之任，所去的南昌是旧都，也是江西的胜地。过去是等待担任藩宣之职，如今又成为声望显赫的任命。臣自知衰老残弱，难以承担委托。希望陛下催促收回前命，另授闲散祠禄，使臣返回山林，安度余生而终老。即使身居田亩，也没有一刻忘记君命。省览你所上奏的辞免旧任宝章阁直学士、差知隆兴府并填补现缺等恩命之事，朕都知道了。朕认为你治理海南五年，时间已久；那里风俗强悍、气候炎热、瘴气严重，又远隔中州，而你能够不让当地百姓被夷化，传播宣扬中和之治，善政成绩显著。朕眷念你的忠诚，不曾忘记，难道不想赶快下诏召你回朝，让你来亲近朕吗？只是洪都任职的人选久已空缺印信，所以暂且停止召回仁贤，派你前往安抚。虽然藩宣之任会随时势而调整，但地方的声望地位隆重，今天仍和过去一样。人才难得，而像你这样刚直敢言、足以尊崇本朝并折服奸邪萌芽的人尤其难得。朕回顾朝廷群臣，更加感慨；朕扶持奖掖人才、爱护人才，自有志向，你也能够体谅吗？应当赶快赴任，慰抚那里的百姓。半夜召见、席前相谈，本来还另有等待你的安排；你所请求辞免的事，不予允许。特此诏示，想来你应当知道。冬日寒冷，你近来平安吗？好好写信来，不再一一细说。

译《铁庵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六 宋·方大琮撰 外制 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许应龙兼任侍读。从前我孝祖皇帝每天在经筵听讲，曾经讲完后赐茶，并命讲官稍稍上前说：“朕没有大的过错，难道会没有小的过失吗？何况朕难道能做到完全没有过错吗？”具官某，你学问有根本，秉持内心有常道，不偏激也不阿附；你早晚在宫禁中任职，从讲官升为侍读，并不只是按照次序升迁，而是因为《干淳五十卷》这部书，将要由你打开门户、启发钥匙。你应当以孝祖皇帝的风范来要求朕，朕也以克家等人的规矩来要求你；彼此修养，相互告诫，不要辱没先朝。这不只是说你能够读书，更希望你有所谋略，使朕能够做到没有过错。左司谏曹豳兼任侍讲。本朝群臣称赞谏官，必定说颢；称赞讲官，必定说颐。朕认为，颢气度平和，难道不适合做讲官吗？颐性情刚直，难道不适合承担谏诤职责吗？他们不能兼任两职，实在可惜。你是东嘉的宿学，内心正直而外表和顺；朕每次看到你的奏篇，都认为你适合这个任命。端平初年，朕曾经把这件事告诉大臣了。如今又过了三年，才终于实现这个心愿。从前贤人不能兼任的职务，朕全都命你兼任。鲁国经籍是两位先贤最用心研究的内容，你应当更加努力钻研所学，早晚教导讲论，以成就二臣的志向，阐明并履行忠信进谏的道理。朕信任你已经很久了。可。马良的母亲王氏、江元秉的母亲徐氏、吕焘的母亲厉氏，一并封为孺人。敕令具官某：王制规定，五年举行一次柴祭，遇到年高者便亲自前往看望。朕三年举行一次大祭，并把恩惠广施四海。你的儿子名列仕籍，想要使他的亲人成为显贵；虽然你的年纪还没有达到百岁，朕仍然给予你首次封号，以表示古人尊礼高年之意，难道还不够优厚吗？希望你接受新的命命，更加安享长寿吉祥。可。淮西总管陈芾，差充蒙古国通好使，特授武略大夫。敕令具官某：国家对蒙古，并不是把它视同仇敌。边疆官吏没有戒备，以至于使我边地百姓疲惫不堪。通好使者一年一年多次派遣，最终却没有取得要领便回来。你以低级使者的身份奉命再次前往，要替朕向他们说明朕深切珍惜百姓生命、兼爱南北双方的心意。晋升你两个秩级，以荣耀你的出行。如果能够缔结盟约，朕一定给你丰厚的官职和优厚的赏赐，不会吝惜。敬慎从事，不要轻忽。可。南剑州判官、新辟差知赣州安远县郑循，降授儒林郎。敕令具官某：熙宁距今一百七十年，当时奉行新法的人，后来显贵的有多少？如今新法留下的恩泽，还有谁呢？监门侠不接受王安石以改官相诱，终身流离。中兴初年，朝廷表彰遗留下来的正直之臣，后来这份恩泽细得像一根线。大概它辗转相传，直到你这一代；郑循本人也可以从中观察天理，并应当自我珍重。你在延平担任幕职，不能安靖恭敬地办事，擅自经营开辟路径，被漕臣弹劾上报，稍微降了一个秩级。朕不容许徇私，你应当反省！不要辱没你的祖先。可。《铁庵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七 宋·方大琮撰 表 谢秘撰福建运判到任表 离开京城四年，只能空怀一片忠心。如今因一节操而重新起用，立即担任漕运方面的职务，不觉得周原那样遥远，也得以充分宣达汉天子的温厚诏令。臣某诚惶诚恐。臣出身孤寒，平素被称为拙笨木讷，适逢清明之时改弦更张，便同才德出众者一起出仕。前后都没有机会沿着通常的仕途逐步任职，偶然受到推迁，骤然忝任重要职位，并不是因为臣愿意迎合君主，而是深深期望唤醒君主。正想着陈述善道以表示敬意，哪里敢说要发表别人难以说出的话？没有想到自己还能保全性命等待常例升迁，陛下却更加亲近地施加恩遇，使臣看见圣人宽容的气度。臣本来没有诬陷进言者的意思，却有谗佞之人图谋进用，散布流言，牵强援引前代苛细的法律条文，想把臣陷入奇祸。臣只得勉强延续孱弱的生命，全靠天生的福分。如今在镜湖任散官，时时仰头祝祷；被拘困在槃涧，心中始终不能忘怀。哪里敢想沉沦之后最终还能蒙受皇帝记挂？如今皇帝宠命臣讨论政事，任命臣撰写诏令，交给臣福建漕运方面的职务。如同蔡襄在庆历年间任官，因气节而被选用；又如林枅在淳熙年间，以清廉耿介闻名；这些事都出自臣乡里，见称于记载墙壁。何况现在的事势与往日已经大不相同，而臣的才能又不能与前贤相比。请求免职没有得到允许，臣感激得流泪。这大概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求治理政事如同口渴，听取言论如同流水，战战兢兢地关心世道安危，清清楚楚地辨别人才邪正。陛下察知臣虽然触犯龙颜，哪里还会有别的心思？想到臣久在螭头之下任职，并非不知道该是什么样子；所以责令臣奔走来建立功效，以赎回过去狂妄而愚昧的过失。臣怎敢不严肃约束贪婪的官吏，讲求革除民俗弊病，以身作则，稍稍更新一道的精神；尽心宽待百姓，借以保全七闽的元气。

译漕使谢到任表 臣在边地任职，未曾听闻有什么好的政绩；计算出使的车马已经不足，于是接受任命文书，并不劳烦跋山涉水，却像蒙受光华的选拔，充分宣示隆重的恩意，深深激动臣的忠心。臣浅陋，像书生一样不明世故，从射策入仕，刚刚历任泮宫职务，徒步登朝，逐渐升到卿贰之职，惭愧自己没有补报国恩。自从领受抚摩百姓之任，所掌双符，袁州比当道之地狭小；如今已经超过两年，臣与百姓相安，离任时也将如初来一般。臣原以为自己的节操和爱护人才，只能经受小小考验，梦也没有想到会得到升迁。江西一带向西延伸直到广南，连接十一郡，船只多达百余万艘；从湟中购买粮食，以助成军马运输；在道路上埋轮停车，想要清除成群的豺虎。回头想想，什么人能够承担如此隆重的委任？恭逢皇帝陛下振作精神治理各项政务，告诫群臣，知道臣列在朝班，能够体察九重宫阙的仁厚节俭；又认为臣曾经治理此地，熟悉一道的忧乐，所以把漕运事务交给臣，要求臣考核成效。臣怎敢不尽心办理转运运输，竭力询问访察，考察财货的来源流向，务求公平取予，察看官吏的才干与否，希望尽力澄清吏治。贺皇帝表【立皇子祈国公】皇帝承继宏大的国统，国家有了永远在位的历数；又深思燕翼之谋，终于完成册立皇子的计划。典礼举行，人人都共同庆贺。臣认为，继承国统，最重要的是明断；只有圣明之主才能考察嘉祐旧章和绍兴近来的先例，选用贤能而使其成长，既爱护又亲近，向四方公布，完全超越前代。恭敬地想，皇帝陛下以俭朴慈爱守护帝位，以刚健之德体合上天，勤劳治理国家，谨慎承担一祖六宗的托付，开启并保佑后世，超过三代千年的安宁。陛下独断于内心，隆重册立贤明的皇嗣，大力建立斋坛礼制，重新彰显公衮礼服的华美，喜气充满宫廷，美善绵延社稷。臣正要奉行隆重的指示，却被阻隔不能亲见盛大礼仪；再验证《震》卦的爻辞，雷声已经在初爻发动；仰观乾象，星辰预示着光辉重叠。贺皇后笺 国家重视遗留下来的谋划，尤其关心皇后的辅佐；恩德隆盛而册立皇子，正合《震》卦长子的象征。分封茅土，椒房之中充满庆贺。臣恭敬地庆贺并认为，皇后殿下美好的声誉深远流布，柔顺的德行早已完备。您以辅佐为心，扩大《二南》诗篇所表现的教化；又赞助成就皇子，推衍百世的宗族根本。虽然熙朝的宠命礼数刚刚创新，但圣明慈爱的保育之意一向如此。国家根基因此壮盛，后宫的规范更加尊严。臣身在转运任上，只能从远处听闻诏令公布；奉上笺表称贺，却不能赶到鸳序的班列；作颂歌以答扬盛德，愿意继承《螽斯》的祝颂。慰皇帝表【景宪太子去世】天色低沉，东宫正准备举行太子驾临的朝会；高空云色惨淡，忽然传来凤凰笙歌远去的消息。臣身在宫外，不能亲自表达哀思，内心深切地感到陛下的悲痛。臣认为，皇太子天性深沉冲和，资质如玉般宽裕；早年亲受教导，深厚潜藏的德行很早就已成就；预先建立国家治理安定的根基，足以预示福庆基业无穷。只是世间恰好没有卢扁那样的良医，人人都为昭明太子的早逝而惋惜。恭敬地想，皇帝陛下继承宏大国统，永远思虑燕翼之谋；想到上天降下灾害，感慨太子之宫蒙受尘埃。臣久任皇帝使臣，不能赶赴青殿；继承宗庙的责任虽然重大，愿陛下稍稍抑制圣心的悲痛；愿有道之人能够长久存在，更加培植国家的根本。景宪太子笺 太子居于东宫，内外臣民都把心寄托在他身上；如今太子的车驾凌空而去，令人惆怅仙界与人间已经走上不同道路。面对凄风追念往事，以微弱的阳光追怀尊严。恭敬地想，皇太子仁慈孝顺，声名显著，正当盛年；宾僚旧属尚在，哪里忍心疏远园绮的游伴？天意究竟为何，竟不顾商周继承的大业？遥望瑶山流下眼泪，就在宝宇中翻阅经书。愿您登临众妙之门，主持大乘之器，与大道一同变化；在洛水之滨吹奏笙竹，与佛一同往生；让宝莲从地上涌现。谢封爵邑表 圜丘举行盛大祭祀，三年一次的礼仪已经完成；诸侯封国承受恩德，爵位分为五等。臣仰望宫阙承受恩宠，手执蒲璧却心怀惭愧。臣恭敬谢恩。恭敬地想，熙朝最重视祭祀。皇帝举行盛大礼仪，极大光显了前代并启迪后世的谋划；祭祀的恩泽周遍流布，充分表现了不遗忘近臣、也不忘远方的心意。然而臣久任边镇，偏处岭角，既白白玷污了掌文书供奉之职的行列，又没有能够参与祭祀中执笾豆奔走的班列。等到天子在朝廷广施恩赐时，臣也侥幸获得了封邑的光荣。臣视自己为伯、为侯，不过是拥有方圆五十里的土地；不耕种不收获，凭什么取得三百户的赋税呢？这大概是恭逢皇帝陛下的道德感通显幽，仁爱遍及万物。陛下认为，王者尊贵，必有父亲配享；于是让天下之滨都参与配天大礼，没有因为臣未曾选择居地而区别对待，推恩把祭祀余下的福泽赐给臣，用来光显远方先人的遗迹。臣仰承龙恩，俯首竭尽驽钝之力；虽然不能亲自奉行职事，但把东国的黑色和黄色币帛带回故乡，或许可以在莆田按班次分享朱紫之荣。谢赐衣带表 侯爵进职，臣忝受新的命数；宫阙颁下恩赐，于是使臣身上的服饰更加华美。仰望天颜感动流泪，俯伏在地战战兢兢。臣恭敬谢恩。臣一心向北朝拜，却已经在南方任职五年。方叔很惭愧地穿上命服，前来试任军职；颛孙凭借在衣带上记载的学问，尚且可以行于蛮貊之间。如今老迈使膂力有所亏损，疾病又使腰围减小，哪里想到接连领受深宫的储藏，又突然承受特殊的眷顾？两袖长垂，拖曳着紫色衣服；万颗金钉错落，缠绕着黄色衣带。难道说没有衣服吗？只是比不上吾君所赐的衣服。如此就可以束带站在近侍的行列之中。此事大概是恭逢皇帝陛下垂衣而治、无为而化，佩玉声合乎节度。陛下认为设置官职、分配职任，有的是依据功劳，有的是依据才能，而制定礼制又各有不同；既要彰明制度，也要彰明等级。既然让我参与近臣之列，就应当使我承受特殊恩典。臣只想守住治理的条文，却没有什么能够补益衮衣上的纹饰；读书有所心得，便想陈述收藏在笥中的言论；读《易》而知道过失，努力体察赐给佩囊的意义。《铁庵集》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八 宋·方大琮撰 启【计幕】诸司 通漕使巩吏部 您在燕台是上宾中的领袖，尊居一幕之首；我这个生长于闽地山岭的孤陋之人，位列诸公俎豆之后，您一定不会远远弃置我。请允许我先行拜谒，以此占验您的礼数；只是我恭敬太过，通报姓名又来得迟了。某官声名压过儒学先辈，道术深入圣人境界；承载北方之学，典范来自中原；又登临东莱吕祖谦之门，兄弟辈交相推许为巨擘。自从声望文华一振，便摆脱科举范围，以文章三昧铿锵于政事之间；最著名的声绩震动一方，崇高的仪范进入各院，成为学校的楷模，教导诸生性命之学；又执笔删定诏书，把大义引入章程之外。所怀抱的事业宏大，所以升进尤其艰难。您两次乘朱轓治理两邦，使那里百姓穿上襦袴；又乘一封传车，巡行九路，布施钱财。正当星光照耀白粉墙的地方，已经逼近红云环绕的座位；您却因为议论最终孤高清正而离去，声色不变，喜怒不形。剖析汉郡事务，终于又行问候谢池草木；平安觐见执圭之臣，刚刚洗涤车马缰辔，便又奔驰而去。莫非正值边境四郊多有堡垒的时节，全靠里地万舵千艘的粮馈，所以让您久留，然后才召回？想来您将建立比过去更多的功劳，国家的财物又有多少呢？皇上将要询问江西的事务，在玉阶前陈述，您可以把筹划一并输送到帷幄之中。某才钝不可磨，体弱只能自我扶植；偶然在众人之前进献辞赋，私下却以雕虫小技为耻；读书想要见到古人的境界，却苦苦被尘世劳碌困扰了十五年。过去曾梦见自己经过二三次考核，被冷官投入课试之中；姜盐粗食，仍是书生的旧习。至于所谓谈笑之间决策签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幕府议论的意思。亲友勉励我前行，父母庭闱也告诫我：为什么事情做得这样长久？自己思量，你的内心如果忠诚，所主持的事情就应当像站在父亲和老师面前一样，一味顺从，也许反而成了妾妇之道。听说已经催促召回有劳绩的人，或许我还可以成为最后到达的宾客。萧何入关中镇守，难道比不上鲍生最后的议论吗？裴腆赶紧投奔门下，哪里敢期望得到刘晏那样的深知？既然已经激发了懦弱的忠心，就难以再吝惜内心的话。江西宪留郎中 您按察刑狱重地，我遥望郎宿的光辉；属下同列于计台，均沾使臣上天般的庇护。积日平素以来依归您的本心，好像亲自赶到您面前奔走，暗中也仿佛能从您的眉目间看见我的声容。某官出身于显赫门阀，血缘相承，文辞相续；议论时轻视西汉的贤才，认为成就将相又何必使用那样的节义？却喜爱本朝吕范，所以仿效他的谦冲，外表宛如清瘦儒生，器量却直追诸位老臣。起初还在琳馆彼此未相识，后来迫于时势试任缇屏；自称要遵循良吏的遗迹，不妨招致屈原那样的高雅而避开声誉。您的志愿在于封留，不能在各院逡巡；不久又任大农的副职。奉君命出使绝域，敌虏尽在眼中；又与宰相分掌度支，财赋像泉水一样流布大地。相传您应对篇章的露奏，也有太冷峻的言语如冰。人人都在身后表彰您的名迹，持节巡行江湖的有两路。惟有本朝立国三百年，培育祖宗钦恤百姓的仁德，所以一再命您掌理刑法。幸赖您风采激扬的出使，冤屈从丛棘中消除，甘棠树遍地生长。您执笔安然，可以续写太史公之业和江西道院之赋。驱车到任之后，闲暇时续作东坡尘外山亭的诗意，想来功劳将超过前人。朝廷故意让您久留然后再召回；家中席毡平安，何况阴德积累在门庭，驿使催促召回，必定会使萧叶增光。某才钝而未闻大道，贫困之中只能做儒生；较试才艺而先登科第，却只能使原夫的诗句显得可鄙。教导别人还没有完成，怎么能经受旁人的讥笑？我把荒嬉当作求学的功夫，轻易抛掷居闲的岁月；如今出仕以供养双亲，想到百姓的脂膏便心惊。怀有一分施及万物的心意，有官箴在心，却缺少三寸不烂之舌来翻动风潮。至于幕府的辩论又能怎样？即使在筹算鞭策之中有所赞助，与接受按察使绣斧的督察本质相同。何况大父曾有宰相榜上的荣耀，旧日莆田又是泉山的附庸，希望您念及同邑后辈而怜惜我，或许可以免受吏议。倘若行为操守有所亏损，将凭什么面对西山的英灵？还希望得到恩泽，它应当像赣江之水一样；我的心意所向，舌头和笔墨哪里会穷尽。本司官 运管李通直 您在燕台是上宾中的领袖，是一幕之中最尊贵的人；我这个闽山中的孤生之人，位列诸公俎豆之后，您一定不会远远弃置我。请允许我用先行拜访来占验您的礼意，只是太过恭敬，通报姓名稍微迟了些。某官生于鴈峰，气概凝聚于骏马和箭袋之间，家传洒落俊逸，真是谪仙李太白的后身。您以进士自许，又有赞皇李德裕祖先的遗风；文辞铿锵如从铁中锻出，断案平反见于笔下；亲手在黄岗种植桃李，亲眼看过赤壁的波涛。粮草有多少，默默牵动着边防供应的思虑；芙蓉花笑迎宾客，也不妨碍长官的游览。四匹马拉车前来咨询，有一个夔足以担当。您却对我们这些属下更加爱护，从不因为自己有长处便拒绝别人。解下官印上朝，众人都恐怕失去依凭；拔擢贤才、汇聚同类，您本想引荐同党使我升进，只是我来得太迟，所到之处又总不顺利。可叹我这个校官闲散无事，已经这样过了十五年；与幕长从容相处，又不如其他二三人。后来我又自行宽解，毕竟比完全没有得到际遇好；如果能停留几十天，也许还能陪坐在诸位宾客之中。谁知道有一天您不会把秘传的方术全部传授给我？那是难以用语言传达的，我还要进一步当面请教。帅司官 帅参钱朝奉 您是军府中的元老重臣，何况又具有三种尊贵身份的分量？我列在计台属官之中，冒昧像一个男子般混在其间。职掌虽然不同，所司仍当执礼，如同侍奉长官。某官高名照耀天下，门阀高耸入云。想起昔日先王在吴越保存忠臣功勋，当时的信誓曾指山河为证；何况迁都钱塘之后，又感念锦军之后裔。自嘉定年间宰相离开朝廷，忠懿王的家门中出了您这样的人，向来不挑拣官职，乐于议论政事。您秘密辅佐宣幕，舌底吐出平章政事般的谋略；安静地卷起堂帘，把抚恤百姓的事务寄托在琴声之中。正值湖区尚未平靖，奉命催促前行，翩然分刺于柳城。到任后便接受竹使节的命令，建议平息盗贼；那些只想保全自身和妻儿的人因此忌恨您。后来有诏令召您起家，担任元帅的宾客，这就好了。您报效国家之心如同太阳，而谈论军事时鬓发还未斑白；凝然辅佐元帅，使其保持轻裘缓带的闲暇，不失投壶雅歌的快乐。江湖成为衣襟带子，坐镇之间便消除赤白囊的忧患；朝廷中一半是老成之臣，您入朝便骤然乘坐朱丹之车。某人微小，又有什么可说，只能勉强自持。我这个冷官没有走出闽乡，第二次出游才进入江国。辅佐刘发运，哪里缺少一个宾客？有杜参谋，实际已经长于两幕。如果您容纳我这个孤陋笨拙的人，使我得以跟随您的步伐进入帷幄、参与谋划奇策，这不是其他人能够参与的事情。趁此机会叩请您，或许我这个年轻人还可以受到教诲。若从军事方面来说，我确实很真诚，这个请求在道理上也很难拒绝。寄居邻郡的郡守

译端明李尚书 莆田的城垒一向寒微，却曾经温暖过帅藩百姓的襦袴；江乡各属郡，秘密依托吏部尚书的门墙。如今正赶上瓜期，天假给我幸运；这个地方又可以作为进身阶梯而入朝。李某整理衣冠趋前，含着衣袖恭敬奉上贽礼。某官声望高峻，位列三朝名殿；诸老的声华相继传承，犹如传续豹尾箕裘；议论政事时对床而坐，处在雁行的领袖位置。您把受用经籍看作事业，集中了一生的精力；其中辨析本朝典故，常常得到皇帝声音中的嘉许；每当您的轩表笺文传出，纸价便因此上涨。它们不只是空洞的言辞，也足以让人凛然看见您的大节。绍熙年间您挽留谏臣离朝，庆元年间您排斥当权者；并非因为禁中掌管文书而显贵，而是更加勉励自己肃敬高大的宫室。您说那位宰相确实来任职了，改弦更张之后应当参与执掌国柄。可是您徘徊于方岳之任，几乎遍历文昌之职。陶士元八次任都督，终于升为司马；安某四次任至九卿，仍然请求离任，上面挽留得非常恳切，言辞苦劝也无法改变。后来以真宫的华贵紫殿让您休闲，只是内外宦游、身着绣衣的日子少了，所以儿童迎接欢笑，穿野服的快乐才是真快乐。与耆英社同游，可以在孺子亭相会。如果不是系念君主和百姓，谁肯换取泉石之间的清幽？听说宫中正向您咨询，白发的卫公能够经营济世大业；我私下却鄙薄进士身份的卑微。司马辅相在新君初年，也曾从端明之职被召入朝。您的家风都在，国家典章也可以考察。某人出身寒微，在名场中徒然争战，偶然在南宫金榜上留下污点。当时正是玉季主持考试，二老如春风般培育人才，一位官员任职泮宫。有人说这样是在耗费钱财、浪费廪禄，但贫困还没有到吃不上饭、没有毡子的地步。退下来等待任职，才真正见到饥寒的现实。能够忍受贫穷而不屈服，鬼神嘲笑我，我也笑它们。承蒙您赞助粮馈而来，上面有所获得，下面也会有所获得。我思考这件事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说法，愿意拱手向大贤请教。凡是立身行己的方法、侍奉长官和任官的要领，前人的言论和行为中哪些值得佩服，先达与后进如何相互推许弘扬，都希望您用心斋戒后赐教，敢请列举其纲目。若只举出一个角而不能触类旁通，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即使偶然有三句话说得奇妙，也敢请您把荐举属吏、布置典章的规范告诉我；我对此实在惶恐，如同背负芒刺。本府官 教授梁同年 您在诸位儒者中发挥文采，我还记得曾共同折取帝城的桂枝；如今依附于莲幕之下任职，清白也比不上鲁国泮宫的芹藻。面对贤明的主人，我怀念从前的情状，谈心时十分欢喜，所以先行奉上贽礼。某官胸中容纳石渠阁的典籍，口才如云汉倾泻，是古代括苍的秀气所钟，考取功名的人尤其多。如今太学中的名流，屈指可数。金榜注籍已经优于三舍选拔，冰衔也应当考察一条才德。何必说盐场熬波之类的话语巧妙【舍选初任盐场】？难道不如掌管饭食、还负责拴马的官员清廉吗？追问徐孺子之后的贤人，说的是谁呢？我想黄太史的恩泽还没有断绝，可以在长期积弊中医治士风，接续前贤留下的道脉。不要感叹西山没有毡帘可卷；倚靠着看东壁的重席，那里有书可以翻阅。某人在同辈之中，独自显得特别踉跄困顿。何妨让冷官中有五六位冠者，冒昧赞助冰曹，取得百万之多。试问鹗林的上宾，原来是我虎榜中的同年。侧耳听闻群僚宰辅之间，并不只是一个兄弟而已。倘若师儒引领，和二三位同道一同游学，那么风雨对床，便可以追述十五年前的旧话；彼此相知相契的妙处，无法用言语表达。南昌管宰 经营幕府事务，如同燕巢之中整顿事务，不辞劳苦地前来拜访。问候您的车马，便想即刻入朝而去。将要叙说深厚情谊，请您暂且停留片刻。某官聚集了天地精英，源流深远。昔日齐国鼻祖曾经救助披发的百姓；汉代耳孙仍然保持挥锄的气节。直到如今，受赐者仍有后人，贤德声名相互应和，犹如埙箎合奏；最著名的功绩足以刻在金石上。洪州附郭县与您为邻，我熟悉您的声容，见闻也已经深入家庭。只要停止滕王阁歌舞，佩玉又有什么损失？若在西山施行武城的弦歌教化，便会使这里变成东鲁。将要让凡是佩铜印的官员受到劝勉，何不升入鸣玉的官列？某人出仕是为了奉养亲人，人人都称他为客。奔波劳碌令人怜念，坐在毡席上也不必仆仆劳顿。如今带着聘币而来，若只追怀古迹没有益处，最急切的是今天所需。只是流马之法已经遥远，惭愧没有新的谋画。拉住征马的缰绳前来请教，希望赐给我片言。适逢寄来一枝春意，我们的交往从此开始；共同托付给千里明月。何时能相逢欢笑？总之心意相同，应当用意会来领会。《铁庵集》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九 宋·方大琮撰 启 本道守倅 瑞守齐寺丞 恭敬地听说您从家中起用，担任二千石之职，接受天朝温厚的诏命；兼领江右十一城，获得道院名郡的美称；您骑马接受颁发春令的使命。我写来笺表惭愧称贺，实在来得太迟。某官英姿挺拔，南方强盛而遥远；北方学术的车驾由您导引，江左之地因您得以开导显见。人们说这是管仲之类的功绩，您又执手周南，想要完成父亲谈论的志愿。墨绶还没有离开江面，缇屏便径直升到边头；您从容面对对垒之邦，以轻裘镇抚百姓，访问长淮以外的地方，催马奔驰；又蒙赐环召回，平步进入清贵官班，借箸陈述宏大的谋略。议论高远而受到众人忌恨，退身之后声名更香；如今再次持节而承接政务，只是舞袖受到局促。瑞州如今已是内地，刚刚还在吟咏锦水，忽然又传来齐疆恢复的消息。听到后感慨旧事，更加筹划思考；百姓的襦袴还少听到道路上的歌唱，您已经进入帷幄参与国政议论。某人见识如管中窥豹，自知浅陋，幕府辩论又能做什么？不足以左右一台事务的轻重，却有幸得以窥见各郡的施政安排。问候的消息因名胜之地而欢欣传来，欢呼歌谣在邻近封境回响。想要作为祝贺的宾客，却相隔一苇难以到达；私下知道当地美好风俗不会同三州齐名，想来一定还有超过前面所称道之处。隆兴倅、孔衍圣公后裔 恭敬地听说您辅佐藩府，有人说：“连续两次得到恩命，三次询问他的世家，正好承袭素王孔子的统绪。”显赫的公爵实在成为洪府的光辉，邦人都说：“这是前所未闻的。”台中的宾客欣然作诗祝贺。某官世代承习过庭之礼，家中保存着孔壁所藏的经书。自古以来南面称帝的王者，忽然都不祭祀孔氏；上天却辅佐东家阙里，使孔氏恩泽流传无穷。大概这与天地相合，孔氏的贤德远在尧舜之上。五十一世的嫡系后裔，传承一千六百年的正统；上天降生的才质本来就不同，参与政务又有什么不合适？历任监州都因名望显赫，如今辅佐岳府，则身份更加尊贵。百官富贵都可以出自他的门下，怎么会吝惜授予一个好官？拥有千乘之国，也可以用道义来分别官职，不必拘泥于乘数。前代曾经起用孔氏后人辅佐宰相，本朝也有挺立的台谏之臣可以与之相比。但皇上从前曾说：“不合适。”某人从事学业还未达到优长，任官之后应当互相规劝、求得增益，何况所承继的是先圣？如今仍然怀疑其中有异闻。您的节操和仁爱蔼然可见，公爵又以辅佐身份治理一方，而当前最急迫的是运送粮饷。我冒昧请问：如果要离开官位，停止食禄，您意下如何？谁说这种想法迂阔呢？幸望您畅谈其中道理。交代冯运干 我位列宾僚末席，想要辞去却又不能；仰望前贤留下的足迹，忽然又惭愧自己落在后面。手植的旧桃树安然无恙，我又栽种新竹，来迎接交代。某官暗中探求正宗，早年曾向伊洛诸老请教，怎么会辜负而至于声影俱销呢？浔阳学校有老师训释经书，太阳升起便更加振作，使此学宏大开展；拔茅之才独独谦让于门徒，究竟又能画诺多少？还欠着台家的旧债，滞留在什么地方呢？寻找墙壁上旧日的题记，彼此相看而惊讶，试问其中缘故。翘材馆把贤才列在群体之中，从橐中取出文书相继呈闻，谁使将成之事毁坏了？正足以一笑。彼方进用而我方退处，更当增加十年灯火之功；小处困穷而大处通达，完成简编中千载流传的事业。垕斋满床的著述，草堂谋划天下的经纶；道须待时待位而后施行，功业与言论一同建立。某久居客地而疲倦厌烦，承蒙您前后相待；悠闲已分得的工夫，却被吏家的案牍夺去，防止技艺穷尽，正如鸟倦便归。赞助馈运、筹划军需的办法已经试行，不必再告知。考察品德、请教学业，待将归时还要有所请教。承蒙您先寄来书信，我愿珍藏，作为世代友好的凭证。张帐干 转运所属各官，如同推车将要前行；情趣相投而又得到贤才，觉得同僚的分量增加了。从前彼此相望，被闽越阻隔；如今共事，亲如兄弟，胸襟情谊深厚，都从眉目间可以看出。某官才华虽出于天赋，事业却承自父亲，进献赋文已有几年，至今仍为人口所称道。明习经学而又有贤子，耻于同膏粱子弟为伍；治理百里之地，不以惠政取名；纵使奸人凭三尺法器作恶，也不以牺牲人命来媚悦上司。如今又持此道来辅佐台府，使我们这些宾僚都因得到贤能的长官而增色。有能工巧匠，得到左右辅助便趋前办事，正如严君一般。您往来东西只听命行事，却不以权势压制下属，使人人都能尽情表达。既然长处很多，还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告知的呢？有人说：执笏执鞭的谋划免不了依靠别人，不如帷幄中的筹策全由自己谋定。您的祖父某公曾任计属，只是一个书生，面对案头群务如鸭群满前，恐怕耻于应付吏事，以致一字无用，大概就是如此。假如每件事都能借助他人成事，岂敢说谋划不是自己提出的？然而我们同党的和衷共济之道，有同有异而终于相从；年长与年幼虽有差别，也能相合。这些都是我听到的，全部拿来向您请教。刘晏的宾客都是士人一类，想来大概也是我们这样的人。滕王阁聚集宾僚，恍惚仍像前日的事情；彼此以心相交，尚未见面便已相互信任。王船场 凡是与我同舟共事的人，都是计台的宾客。要借重您来掌舵，前来辅佐宰相之家。我在江头踮足企盼，等待您的书信；若能承颜一笑，便感到欣慰。某官资质如宝婺星般秀异，是淳熙年间的典范。炼石补天般的奇功，仿佛仍留在槐庭之中；肯堂是能手，新近列入棘班，延续三世青箱传家之业，使诸位郎君中出现白眉之才，负责飞挽和供给。在大江以西，船队考核功绩，设场名为北场。我们的事情就能办成了，贤哲也将在这里。没有半夜藏身山谷的忧虑，将来乘天上浮槎也可以到达。某自知短浅笨拙，幸而能与您共同敬慎办事。请教钱谷事务究竟怎样，协助成就萧何、刘晏那样的功绩。即使风波不动，岂敢让自己的心像胡越那样彼此疏远？不久就当会合，怎敢迟迟不回信答谢。叶船场 我跟随计使之后，错误地列入莲幕宾客之中。如今有大匠到来，敢请教梓人治事的道理吗？您虽寄来谦辞书信，却没有把道理告诉我。既然防备着当面请教，那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某官才华秀出相门，初入仕途便应乘槎直上；如今却来询问砍木造舟之事吗？建台占据大江要冲，公署从外郡迁来。一路供应军需，船队首尾相接；两处船场考核功绩，斧斤之声不断。看您所指画筹划的样子，确实像一向任职于此。过去祖上曾任济川之楫，长期在父亲身边，熟知转运漕粮的船只。出使皇华而称职，听说青毡旧业已有可指望之处。日日又想到某事，仿佛见到同类而感到欢喜。为什么来得像接淅那样迟呢？我望眼欲穿，早日满足幕下士人的期望。心中相约，请不要使舟中之人产生疑虑。想说的话很多，仓促酬答还没有说尽。帅司官 刘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