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庵集卷二十

译书 王提刑【潭】我早年上朝时，承蒙您赐顾，谈论国事、边事没有任何滞碍。您又说，让武臣据守边障，到了缓急关头，反而不如读书人以死守封疆的义理；像浮光的董降而赵死这样的事情都是如此，必须恢复旧有气节才行。这种议论，是我从前没有听到过的，见识如此奇特宏伟。后来才知道，这是简肃、端明文章中的话；孙信的出处和根源也有承继，我于是更加敬佩感叹。承蒙您寄来珍贵的书信，给我看奏议、臣编以及考亭志。我想到自己生得晚，不能像从前的贤人那样拜谒于您床下；但读着他们的书，谈论他们所处的时代，几乎就像亲眼见到他们一样。多次拜受您的赐予，实在承蒙厚意。项卿守【博文】我冒昧领受乡部之职，受到乡人责备最多。去年秋试时，强悍的人喧闹，懦弱的人不能压制他们，大家就说这是使者的责任；长官职位空缺，代理者不肯来，又说这是使者的责任；入春以后饥民喧闹，责备更加严重，而与我交情深的人责备得尤其厉害。他们盼望贤能太守到来，心情究竟怎样呢？上级已在前一天报告开郡，之后我所受的责备才开始解除。父老百姓的喜悦还不止如此；在先前喧闹的时候，家家都有不能自保的忧虑。得到陈尉代理县政，局面才安定；钟权军到来，又安定下来。趁着人家想卖粮的时候劝说他们，并不很难；局面稍微安定就稍难，越安定便越难。派官员登门劝说，家家户户都去请求，能够不露难色的几乎没有。贤侯和春天一同到来，二麦大丰收，田野像云海一样。逃散流移的乡民全都归来，新粮上市，接济了多少人，消除了多少事情，这既是上天的赐予，也是贤侯的赐予。如今从四月半到五月底，还有四十多天，也并不容易度过。有些人本来不容不向他们求粮，既然已经借助官府的力量来镇压贫民，却可以不体察官府的命令，把粮食卖出来接济乡里吗？去年并非歉收，只是没有收足租粮；今年也不是要把粮食白白捐给别人。每石卖三贯钱，有什么不足，还要闭藏吝惜吗？还要请求得更多吗？人生五马之贵，竟使我们的邦君下车到来，却不能有一天舒展眉头。既担忧军粮，又挂念民粮，也是因为土地狭小、人口稠密，即使丰年也没有半年的粮食，全靠广东粮船从外地运来；外来的船既少，内部所有的粮食又被搬运泄出。又因为能够筹措粮食的大户家中存粮不多，不像江浙大户，一家就有数万石、数千石米粮。如今家中有二三百石，已经很可数了，而且其中一半还是糠粃，小户的情况尤其可怜。又因为士大夫家在收租时，多把租额折成钱价，到了春夏之间便没有粮食可以作为富室带头分粮的示范；彼此相互议论，又有什么用呢？城郭之中还好，村乡最为困难。救荒确实没有良好的办法，但也应当尽心尽力。建州、剑州之间，计算乡都人家，都是产粮户承认分粮平粜，这种做法已经很久了。福州城中计算坊巷人家，也有寄居的上户，有的出米，有的出钱，承认分粮，已经实行一两年了；这些事情大家都把它看作理所当然。莆田人最为贫困，没有别的获利来源，倘若幸逢粮价上涨，很少有人深思长远。他们对于劝导富户分粮平粜的事情，确实还不习惯；起初有人把官府当作儿戏，如今也渐渐知道畏惧了。贤侯又以恻隐怜悯之心推行此事，必定会有人因此感动而畏惧。今年春令来得早，如果五月末、六月初早稻应当已有粮食上市，那么所谓四十多天，实际上只难熬一个月而已。倘若早稻上市渐渐临近，百姓家中的储藏不担心他们不拿出来，仍有吝惜不出的，如果确实遇到这种情况，就必须借助他的仆人去警戒众人；这不只是使他得罪官府，也要让他知道得罪乡里的耻辱。水南有新惠安县，余县令曾推荐贤才，收粮居其乡里第一，年年平价卖粮，因此宗族邻里的粮价不敢定得太高。今年春天各处略有警报，而这一带仍然安定，都是余县令留下的力量。城内城外有达到这个数目的，有的达到一半，有的只有一小半；面对众人时，费用分配很疏略，也有不知道如何分摊的，士大夫们或许各有自己的看法。现在姑且相互扶持，等早稻成熟，情况就会稍微宽松；只是担心早谷价格仍然很高，或许不会低于三贯。可是湾澳一带还要防止粮食搬运外泄；又有人说境内山谷海滨仰赖两洋的早谷，一旦放过一批，粮食就会流向福清的泉城，无法遏止。每年把粮食运往远处的，不知道有多少；刚说官府要把粮食收入平粜仓，便有人说新粮能有多少，粮价从这里开始上涨。士人中不考察事情始末的人首先传播这种说法，五厢居民每年沾到这种利益的也跟着附和。近些年这种粮食什么时候真正收得过早谷？可是谷价反而更加昂贵，这种话实在难以对俗人说清。所以防止粮食外运，是其中一项办法。从来依赖南北粮船，如今北船久不到，南船又极少；招诱粮船的办法既不能依靠，只得在本地想办法商量。闽地四州出产的米最多，却还禁止种高粱、禁止制曲、禁止栽种柑橘、禁止挖池养鱼，大概是想做到没有一寸土地不能耕种、没有一粒粮食不能食用。一个出产米粮有余的地方，防备忧虑竟到了这种地步，何况一年连一半粮食都没有呢？如今兴化县的田地被高粱糯稻耗用，每年肩挑进城的不知有几千万；仙游县的田地被甘蔗耗用，每年运到浙、淮的不知有几万亿。甘蔗妨害田地固然明显，但人可以一年不饮酒，却不能一天不吃饭。闽上四郡士民的议论全都相同，唯独莆田有不完全相同之处，难道不是因为饥饿只在小民而不在士大夫吗？所以禁止杂种，是其中一项措施。希望贤侯留意：如果时气调和、年成丰熟，南北流通，这些问题自然就没有了。总之，今年虽有收成，米价却未必能立即平抑；应当告谕产粮户，随着价格高低认价出售，这样到了期限就不能推辞。如今麦子成熟，不只是我闽地各路如此，且一晴一雨，各处也都相同。立夏这天，太史占风，认为主丰年；分野在吴、杨，天意辅助东南，各处都丰收，不仅民命得以苏息，国家的财政也没有忧患了。有人传说维扬进献瑞木，上面有“天下太平”四字，但没有接受，因为丰年才是上等祥瑞，何必一定要这个呢。林沙宰【珪】

译我去年冬天拜谢回信以后，本来就知道盘根错节，正是贤者借此表现自己的地方。从您赐来的信看，您的辨析令人欣喜，所受的劳苦也实在太多了。这本来是州家应当借力扶植、帮助它建立起来的事。如今治理县邑，没有比辨析赋税更难的；至于抚养百姓，本是我的本心；剖断决狱，不过是余事罢了，并不是我们所忧虑的。治理属吏的举措很有气魄，何况又承受郡里的命令。属吏竟敢报复，郡里本应察究；不折断事变的萌芽，反而让它滋生事端，这就是贤明县尹不能忍受的地方。要喝下三斗醋，才可以做宰相，何况县令呢？所以一定要更任州县官的人做监司，才知道州县的痛痒；更任县令的人做郡守，才知道县令的痛痒。史君年少登高科，不到四十岁便专主一城，未必知道治理县邑的艰难，只是凭着您的高明，最终一定会察觉这一点。县与百姓最亲近，经历的事务也最多；即使志向有时受到上面的限制，恩泽也仍有可以施行于下民的地方。我们做县令，务必做到明白清楚，可以上对天而无愧，可以施于人而无惭，终身受用，都从治理一个县开始。我从前在将乐任职时，卖盐须达到三百余千；稍微不足数额，便岌岌可危。我从未认识郡中专门负责此事的人，也从未轻易刺配一个犯盐法的人。当时幸而上供银可以折纳会子，而郡里仍没有宽免优待，我得以和百姓相安无事。后来再次试任永福，原本可以安坐治理，没有所谓“一永”之说；两个县都只任职一年多，未能实现使百姓受益的志愿，自己以此为憾。如今老了，不再有在这个世上建功的志愿了。今年春天左揆把我拈出，仍想把民社之事委托给我；真是没有谁比君主更了解臣子。我能够保全性命，已经是幸运了；只是敬畏威严、尊重君王震怒的心，仍和从前一样。来信也提到了这件事，难道您也看到了邸报吗？整个春天很费心应酬答复，如今幸而这番议论渐渐冷却，或许可以稍稍安心了。《铁庵集》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二十二 宋方大琮撰

译书信 赵倅【善防】我还是在戊戌年冬天，忧患之中经过莆田，听您教诲十分匆忙。第二年春天，您送给我两盆惠兰，说：“这是漳州翁氏的本种。”赠我幽幽香气，却不劳烦我回信。我也想写信致谢，最终没有写成。每次面对它们，就像见到您本人。去年夏天，其中一茎开了十多朵花，正爱赏玩之间，忽然迫于起家任职的命令，奔驰上路，真是世俗车马来催促啊。埋头在尘埃之中，所谓整治吏奸、寻求民间疾苦，未必有丝毫益处罢了。所失去的已经像丘山一样多了。这样过了一年又四个月，仍然不能请求归去，为什么呢？我在丙申、丁酉年间，尚未离开京城时，见府判上疏请求退休，还拿着那道奏疏没有交给皇上，而办事的人说：“这是府判的意思。”如今不是钟声敲响、漏刻流尽便不肯停止，而年已五十五岁，历任两任倅职，按法应当请求一个好郡，却在宰相逼迫驱逐之中辞去宠荣，在身心正强健时请求退休。古代贤者少有这样的事，如今书信中也绝无此种说法，真可以说是林下退居之见了。我比府判小一岁零两个月，那么即使六十岁的老人还不归去，还要等到请求祠禄吗？如果再次上疏，仍然没有完全忘掉太仓的俸禄，面对高人就应当有惭愧之色。昨天有个人送来一只鹤，原约定离家时按年岁计算，如今已经超过期限，只怕移文会追及我；我将归去时，正好也替它向兰花问候。相见自有日期，先写这些向您倾诉，不敢仿效世俗所说的“挂冠”等话，以免损害、动摇您的道心。请珍重爱护自由自在的身心，那么闲暇中的一天，胜过忙碌中的一年。黄判官【端已】先正庄定的《论语答问》虽然不多，言语却很有意味。《诗经》《春秋》《易》《记》的论说，也一定精深。庄定与林简肃是同乡同时的人，简肃有《论语知新》《易春秋全解》；两位贤者如此用心于经学，即使地位尊贵显达，也不放下经书。如今世上那些第一等的官员，几乎都废弃经学而不谈，这正是我们这些人的惭愧之处。庄定的遗书已经流传两代了，他的孙子、曾孙贤能，收集整理、缮写后进献，使前贤的用心不至于湮没于世，他们的功劳很大。您所问进献书籍的格式，我在后省见过送下来的书，都是用端正楷书抄写，以朱色画栏分行书写，尺寸不拘，但都不太小。装裱背面有用黄绫的，也有用紫绫的，似乎以黄色为合适。李秘校【复老】我有一天困顿于京城尘土之中，得到贤伯仲所注释的二十一卦，读来何止像尝到一片肉那么有滋味？义理精密，文词流畅，赞叹佩服不止。《易》学没有穷尽，伊洛的大儒也只说出了七成，其中留待后来人的部分非常丰厚。山林中枯槁憔悴的读书人，有独自获得的心得却不能告诉众人，如今一家之中自己互为师友，像埙箎一样相互唱和，再三叩问、互相质证，这就是所谓天下最大的快乐了。把它进献给官府，收藏在秘府，也不能说是不遇了。我曾经忧虑科举不足以收罗奇异人才，拿着尺牍，在极短时间内衡量文章，只要有一个人的眼睛认为合乎程式，即使屠夫、商贩也会被大量录取。上面的人不敢吝惜，下面的人也不敢议论。有人用古人的心来读古书，幸而被世人知晓。后省的考察详议，省闼的审订，朝廷的谋划传闻，辗转斟酌天下的官员，难道是为了徇私而增添冗员吗？却一定要使他们成群。礼部进士考试从前就是统摄天下豪杰，使他们全都归入一条道路，不容许有一个士人从科举之外自我超拔，这也大体上是本朝的法度。先儒屡次想议论改革，却一直不能做到。贤伯仲对此又能把法度怎么样呢？世道是否太平，道术是否施行，个人是否显达，没有不受命数限制的。没有什么比一次考试更小的事了，但国家的治理、道术的施行和个人的显达都系于其中。命数既然来了，就不能推辞。秘省校勘本来就是为通晓今学、研究古学的人设置的，但这是朝廷的任命。如今本省所做的，不过是考核、检查书籍罢了。两次拜受任命，稍等时势变化，瀛洲便都是您家的事物了，何必去做校勘呢？赵讲书【弥应】我读国史，对清献公刚正的风骨和坚贞的节操，敬仰已非一日。三十多年间任职路过他的门第，一直没有机会进去；这次借拜访致谢，才得以在表彰他的闾门、祭拜他的祠堂。我又知道昆仲七人一同居庐守墓的事，也知道他们用黄漆棹书写经书、背诵成篇的事，前代修养读书的根本就是这样。那么，做人子弟一定要孝顺，做臣子一定要忠诚，读书人所学的不过是忠孝而已。若不是这样，进入这座庐舍、拜谒这座祠堂时，难道不羞愧得额头出汗吗？能够知道羞愧，又怎么会产生那种不忠不孝的行为呢？这样也就不是徒然进入、徒然拜谒了。这件事对于移风易俗关系极大，我徘徊感动，久久不忍离去。不仅认识了讲书，也因此认识了他的兄长学士以及他的子孙，三代人和睦庄严的风貌，仿佛都呈现在眼前。盛德之后，难道会有白丁吗？大概不可轻易估量。韩秀才【之防】我家门庭冷落，入春后见永阳旧友郑定携书来，打开一看，原来是韩兄您在庚寅年秋天以“任重道远”为题写成、压倒一邑众多士子的文章吗？已经过了两场考试了，永阳长期缺乏文风；登高作赋是盛事，律诗不过小技罢了，却多有造诣深厚的语句。前一辈以这种文章闻名的人，都离开去做大夫，成为贤者，您还忧虑什么呢？但我私下仍有疑问。从前的人看器物、铸鼎，便知道其中有辅弼之才，因为文章是内心声音的表现。如今后生中能写出这类壮阔言论的也有，那么将从哪里辨识他们呢？绍兴初年省试题为“德为车”，黄司宪考功与陈应求丞相分别为第一、第二，都是莆田人。黄氏第一联说“云端若安舆”，陈氏说“庙堂注措”，都有运用政事的成规。后来正献公成为贤明辅弼，而黄氏却没有进用，于是人们便把“注措运动”一类的话指为灵活。如今有这样的体制文章，能够不被主考官扔掉的，几乎没有；又将从哪里辨识它呢？难道当时的举子和主考官的识见、趣味，都不是今人所能达到的吗？然而古今本来相同，豪杰的识见也相同，怎么能把百年前称作古、眼前称作今呢？我就因您的来信想起七年前二补所取的文章，因此有所感慨。黄叔惠

译近来盛族的海阳少仙绕道来访，整夜谈论旧事，又能说起旧日游历中的士人朋友及其行止，听得我忘了疲倦。他离去没几天，您的书信就到了，满纸都是殷勤之意，我诵读得不能入睡。您所说救济时务的便宜措施一千多言，分析明白，确实是通晓事务的人才。端平初年设置会稽录，近来又创设国用司。浙江人想出售安边所的田地，福建人想出售寺院的田地。安边所是嘉定初年议定，以增加币帛十万而设置的；如今新近与邻国恢复友好，如果币帛仍和过去一样，安边所的田地就卖不出去了。寺院田地只有福建最多；若不是泛泛征税摊派，百姓不会受到影响，寺院就是它们的保障。保存大的而出售小的，似乎是合宜的办法。按照您所说，一个小寺院大约可以换十万楮券，那么合一道四十多个州县来说，恐怕也未必能有四五百万，只够抵一个月制造楮券的数目；您又知道近来科降的数额吗？动辄就欠人三千万，您又知道楮券流布天下，几乎不止三十千万吗？土地没有增加，赋税收入却几乎是太平时期的几倍；各种费用又几乎是太平时期的几倍。每次说节省费用，就有人说：“所省下的能有多少？”这是耗空四海来养兵，而军队却不能使用。况且馈赠输送的币帛都是实物绢帛，并不是虚浮的楮券。国家的力量和百姓的力量都已经疲敝了。如今的财力再也无法产生新的财源，即使强行增加，反而会越多越困窘。所希望的是上天转移灾祸，使中外方方面面和睦相处；戍守可以坚固、兵力可以裁减，于是上下同心，另立制度，考察漏洞，节省削减浮费冗费；然后使军队数量虽少而精强，财力虽少而充足，楮券虽少而币值提高。这件事的本末不容易说尽，而国家的命脉已经危急到这种地步。如今士人中地位高的以谈论财利为耻，地位低的只谋求自身和家庭，哪里有闲暇去谋划别人的国家呢？您在执笔作文之余，精心思考、详细审察，把这些与居乡所见联系起来；如果确实有利于公家，就把它称述出来，那么那些只会掷圭析爵、空谈名位的人，即使拿不出一点筹策，也可以知道惭愧了。九三叔【可行】季秋中旬，大概一天之内领受了两位叔父双重的恩赐。灵隐始祖的孙曾辈中有位叫应之的谏议，有人说这只是改官制以前的阶官。然而在干兴、天圣年间，他曾被举荐充任御史，升为殿中侍御史，又改任侍御史，这说明他当时正在御史台任职。国史记载，他把户籍送给崖州人家，取来士大夫相互往来的书信焚毁，却没有上报，世人称赞他是长者。其他事迹在杂记中还可以看到一些。至于政和年间的副端，史书没有取证，后代子孙式微，也没有人收藏他的文字。只有后来因都官墓志附带记载说：“以刚直著称。”又到绍兴癸丑年，公美任宗卿，成为台官，随即改任他职。戊午年任监察官，后来经过三京拜谒诸陵，回来后哭泣着上奏此事。胡澹庵集中多次说到这件事，本来是史书应当记载的。他家收藏着奏议，近来已经刻板刊行。这就是风骨节操最值得观赏的事迹。此前担任这一职务的有三人，计算他们都有任职年月，所以还可以推知他们所建立的功业。像我这样，不过任拾遗六十八天，后人将凭什么推知我的作为呢？涑水记载谏院题名说：“某人忠，某人直，某人邪曲，某人奸诈。”唉！假如做这种官却得到邪曲、奸诈的名声，还不如不做更好。《大观元年续通鉴》记载，方轸上书论蔡京的一道奏疏，差不多有二千字，至今读来仍令人凛然。方轸是谏议的曾孙，凭一个太庙斋郎的身份使名声光耀青史。由此说来，只要有风骨节操，本来就不在于一定要做言官。念一兄【公直】我这次改任，竟然坠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官守与言责并称；说到官守，还可以承担，说到言责，我离获罪已经没有多少防范，学识浅薄不足以弥补君主的缺失，力量微弱不足以弹劾压制官场的邪曲。四方对我的责难纷纷而来，百世之后的责难又怎么逃避呢？兄长将用什么来救我？您尊称弟弟为“宗兄”，还援引苏轼以“长公”戏称苏辙“子由”的例子。宛丘先生的诗并不是正确的说法。所谓先生，是陈人，话也不是出自他本人，只是应诺之语罢了。看他的尺牍，长公不自称姓名，只说“老兄”；既按字称“子由”，又称他为“老弟”，如此而已。子由做谏官时，常常以言语勉励他，这正是我对兄长的期望。那些浮泛的称呼、虚假的声誉，卑下的人不敢承当，以后请不要这样说了。小五叔【▯】此前回复族人的书信都说：“我孤立无援，准备离开。”自从解除言职以后，我求去并不勇决，何况又遭逢大灾；求言、叩阍的人很多，所谓邪气尚未消散。于是副端独自倡言不同气的说法。他的录黄经过中舍，议论者认为不应当这样书写，眼看就要受到责罚；他受到责罚也不推辞。台谏是公论产生的地方，如今草野之人却把持它，实在可痛可忧。不料有两个士人揣摩迎合，反过来利用了这套说法。果然凭此补官，甚至烦劳皇帝亲自下札。他们的文章不如中舍，补官的录黄又超过了中舍。事情到了手中却不能放弃，缴还奏章稍有迟延，直到七月十日才上缴。言官听说奏章被缴回，因此更加愤怒，连同他的朋友一起攻击。您的来信教导我如何侍奉君主、如何立身，又晓谕我应做一个好官、做一个好人，读来非常感动。如今既不能善于事君，还能善于立身吗？既做不成好官，还能做个好人吗？恐怕都不敢确定。我应当归去后向宗族中有见识的人求教，至于那些讥笑我的人，暂且没有时间顾及。我曾读国史，见有方仲弓，请求建立刘氏七庙来讨好章献，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我每每为此愤怒。近来得到吴门的一部族谱，才知道他是唐中丞的儿子，是廷字辈行之的后代。

译所以这次缴还奏章也引用了他的事，不能替族人隐讳。先前四三弟乡试被推荐，偶然与他的名字相合；如果让他知道，一定不会采用。又曾读殿撰的对策，也令人不满意。可见人心公正的一面；灵隐兄弟后来散见于各处的，也有一些，而在莆田，金紫一派最为繁盛。齐古待制却是另一支。前一封信说：“述古记错了。”从前在江西时，我见清江一位同姓的人带着族谱，把金紫的儿子增加为七人，而待制的父亲居其中一人，并且与偕、著作仪同属一个昭穆，那么徽倅叔所见的必定就是这一谱。待制不仅不是灵隐之后，清江也未必是待制之后，怎么可以欺骗有见识的人呢？待制与谏议同时代，他留题南山泉亭的诗可以证明。又都官祖题写待制所居的诗，自称“小侄”，大概是因为他的住所与厚塘隔门相对，所以姑且这样认定；其实并不是。谏议的曾孙方轸，自靖康年间复官以后，不知最终做到什么官，后来又有谁？前信所说想向厚塘的长辈询问，只是姑且这么说罢了。没有凭证的上书被押送回本贯，却在维扬，想来他的住所并不固定。唉，正直之臣没有后代，实在可痛。即使谏议直系尚存的人，也不知道事情的始末，厚塘又哪里能够知道呢？谏议的儿子最多，在他家族兴盛的时候，先后授官的堂弟、侄子不止一人。侍郎、光禄卿、大理寺丞兄弟三人，都因儿子的缘故受封。他们的三个儿子都登科，理丞的儿子后来做了殿丞，担任的正是奏议之职。爱护弟弟而使叔父显荣，这种义理究竟在哪里？如今理丞的后代，还有人知道吗？谏议在世时，家族中多有显贵，而如今没有接续；过去最繁盛，如今却十分衰微。宗族之间稍微涉及锥刀般微小的争执，两房弟弟又有人追溯、推想他们原本的美意吗？这当然不是贤者当初能够预料的，也不是今天我们的力量所能挽回的。但这份心意，我们这些人却不能不知道。若不是您的来信，我也不会被触发这些感想；若不是贤叔，也不能把它全部吐露出来。昨天在船中突然发病，今天没有别的事，便提笔写下这些，也顾不得爱惜纸笔；写到这里就停下，自己也笑我因为多嘴招来祸患，却仍然如此。今后请允许我闭口不言了。九二叔【安行】我正好遇到九二叔从邻墙过来拜访，他还说有族人从潮州来，我急忙询问，原来是盐干奉议曾叔祖的孙子，是我这一辈的叔父。不觉高兴地说：“殿院高叔祖之后还有后人了。”我每每痛惜他的事迹湮没微弱，即使近族中也没有人能够说清，只有表彰都官墓的文字略述他的子孙，说殿院刚直不屈，在当时很有声誉，但也没人完全知道缘由。后来见到《渡江百官年表》，其中记载政和三年癸巳，方某因论事不当，被罢免殿中侍御史之职，却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事。前些年记得后塘族人拿出他的告词，说他的意见与国是相违。当时所谓国是，是蔡氏借绍述之说来胁制臣子，谁敢触犯它？只有他迎着锋芒，因此被逐出御史台。他的刚直也由此大致可见。家传没有保存下来，也没有人传录他的奏疏，太可惜了！难道正直的臣子竟然会没有后代吗？留在乡里的后人已经如此，盐干迁居潮州，一代之后便几乎困绝了。如今只剩一线血脉，寄托在尊叔身上；希望您能够自立自强，或许能使死灰重新复燃，愿您努力。九叔【楫孙】岳阳史君诗书教泽深厚，必定会有传承。每次读《艾轩集》，看到他对小蜡的情意如此深切。诗筒之间的唱和，书信之间的往来，几乎没有一天中断。已经为他挽歌，又为他作铭，再为他作诔，反复多次。前辈的风流，全都在这里了，对他的哀痛也深了。这些从艾轩那里得到的东西，难道是偶然的吗？所谓小蜡堂，似乎是为朋友和族人所设。这份心意哪里还能再见？绍兴戊戌年，和剂大父创建一座经堂，记文是史君任京城通判时所写，深切地以磨炼来勉励后学。曾想史君一人传下三重恩泽，两支后代将登员郎，一支将进入馆阁，竟然会成为这样。前面所说诗书的传承是有所在的，这份恩泽不容易断绝。只希望后来人努力。彦惠【迪吉】您惠赠的石刻，我仔细观看，原来是我们宗族前辈学士公任潮州太守时所作的。《万卷》的匾额、《叠翠》的跋文以及昌黎的画像，在建炎元年至和年间，正是最为仓促纷乱的时候，而他治理郡府所崇尚的竟然如此。又不远数千里，派遣使者到衡州，求取韩愈的画像来给当地人看。既能使先贤的遗迹不被湮没，使画像保持真实，百年以后的人又常常替学士公表彰并发扬这些事迹。那么人又有什么可怕的，竟不肯做君子呢？十一叔【君采】

译我从前经过家乡，停留七十天，经营山房，仅建成三楹，还没有完工，就被驱使出行进入潮州地界。到达羊石那天，与官吏百姓接触，觉得身不由己，便不再过问家事。有时夜深自顾身影，想到宗族，心事又涌上来；稍有不愿南行的种种念头，于是来到这里。这里是乡贤庄敏龚公曾经临流施行善政的地方，至今还有能够讲述的人。我寻找他的遗迹：从前刘氏采石在州堂后面筑山，庄敏不肯居住，说一定要像宋广平那样才可以，于是命名为广平堂，传说如此。匾额没有署名，图志也没有记载；我却在石丛中发现了它。近来我在这座山峰前修砌小路，仔细剥开苔藓，共有二百零二字，字有二寸五六分，随着石面的凹凸刻成；虽然浅，却没有缺损。从乾道戊子到现在淳祐癸卯，七十六年了，仍隐然如新。即使当时得到丰碑来刻，也未必能像这样，大概是石质坚密，经受雨淋火灼也不毁；所在位置宽敞空闲，没有损坏的灾患，不被樵夫牧童剥蚀，反而常常被学士大夫摩挲观览。不知还能不能再经历几个七十六年，即使千百年后与天地一同朽坏，也可以了。它的思虑又超过岘山碑。龚公由此调任江西，进入朝廷参与国柄，晚年又访问英山，他的气概看起来并不比任方面帅时衰减。近来我们宗族的岩仲广文经过这里，停留二十天，约同学官，把唐子方、苏子瞻、郑介夫和龚公一起祭祀，并且在郡志中详细搜求旧闻；岩仲是懂得仰慕前贤的人。我去年春天将要出门时，叔父带来龚公写给他儿子的帖子，说新宅落成时买来太湖石，在其中叠山建了一座小亭，名叫茧庵。世人常说龚公任言路两个月，勇于辞去官职；后来行宰相之事两年，却有未能见机而退的遗憾，使一群奸佞得以在幽州赋税之事上制造流言、称快于一时。看这张帖子，正是在都堂任职时写的，哪里会没有终老的志向？可惜没有实现，连茧庵也不能长久居住了。算了，龚公的名声有什么损伤？清远县令任满已有时日，邑人知道他是龚公的孙子，敬爱他；他收藏的手泽一定很多。这张帖子在外孙家，应当珍重保存。做官的人退隐，何必要等到显贵之后？我私下仰慕古人做到二千石便立即休退的意思。我来到这里，正等待做一个栩栩如生的梦；有时回到故乡山中，侄辈写信告诉我三楹山房已经完工，我也想像古人所说的那样，挖一个小池，聚集卷石。归去之日，便取庄敏公来不及使用的名号题在山房上，这实在成为一座茧庵，连“菟裘”也不足以比拟。岩仲【之泰】我常常怀疑，自从得到这个姓氏以来，应该有名人巨公相继出现在青史上。看到前贤的书信、手帖，从全盛时期直到中兴以后，曾与朝廷大儒往来，其中只有白杜祖最为贤能，令我心中仰慕。又听前一辈人说，后塘与白杜的长辈曾经叙述过昭穆关系。有一次邦起问这件事，有人说：“像白杜这样的，是灵隐长官的遗腹子。”我心中怀疑，曾经追问却没有得到解释。近来听说贤宗正在修辑族谱，一问便知道，原来白杜旧谱相传，某翁是灵隐支子的后代，后来出继白杜一支，这样说就讲得通了。我心中高兴，但仍怀疑传写是否如此。如今承蒙您把手帖送来给我看，殿撰所撰节推志铭说：“岁时偶然相遇，拜伏问候起居，行序没有错乱。”我与公的服属关系虽已断绝，仍然属于兄弟行辈，大概同出一祖。此石刻是崇宁丙戌年的，因而前辈所说昭穆、拜起之事，确实有证据。然而还有一点小疑问：殿撰把灵隐视为第六世，把白杜节推视为族兄，那么五服之亲刚好已经尽了。不知从支子出继到白杜的，究竟是乌山十二府君，还是乌山十二府君的父亲？这一点还应考订。如果殿撰所说的是服属和行序，那么这是百三十年前石刻原本所载的内容，本来不应因为人的缘故而废弃它的言论。灵隐六房中通过正科考试的有五十多人，念一房在白杜的占了一半，我实在敬佩感叹不已。何况贤者正要卓然立身于世，那么前面所说自得姓以来将有名人出现，看来确实如此。老人希望能够亲眼看到。建阳尉【崈祖平江】我本来知道吴门有我们的宗派。昨天承蒙令公与少仙联袂骑马来访，如今又来告别，并且从袖中取出珍贵的手泽给我看，其中有苏儿的防牋馈赠，推辞也没有被接受，已经领受了您的眷顾。有人拿着连山史君的铭刻来惠赠，我把它悬挂在墙壁之间，起身恭敬诵读。读到“三世符节，破屋不悔”，便感慨地说：“这是莆田宗族一向的风气，投到吴地奢靡之处，也不会改变吗？”又读到“有闻于隐者，有得于慈湖，而皆不肯道”，便又惊惧地说：“大概是古代有道德的人，当今世上哪里还能有这样的人呢？”只是我出生太晚，没能到床下拜见，希望向两位贤者求取典范，求取族谱。《铁庵集》卷二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二十三 宋方大琮撰 赋 《文武之道上同伏羲赋》文王、武王相互传授圣道，古今都共同推重。既然亲自承担道统，就应当上与伏羲相同。考察他们著述的时代，所传授的是正道，确实符合神明之主的旨意，在这一点上没有差别。上古初民的秩序既已开创，前后的圣人不断重新制作，只有彼此启发，这个道理才有所助益，所以都是同一源流，直到今天仍可以考察。美啊！文王、武王虽然所处的时代不是太古之时，但论及根本，这个道就是伏羲之道。伟大的天命承受得多么盛烈啊！光大的事业不断承继着相传的统绪，在将要坠失的时代加以扶持。阴阳的道理幽深，六画已经显现；正直的意义隐微，《九畴》已经显示。知道同一道理源自古昔，所以二王共同维持、承继前人的功业，显明的谋略一同发出，心传的奥秘也一同显露。开始端正根本、建立准则，就像《洪范》“皇极”开始奠基一样，都是伦理秩序。开创于前代，彰明于后世，没有不是极则的。敦厚于古代，建立于今日。两位圣人打开关门、启发钥匙，成为千万世反复遵循的规范。爻辞所当重视的，并不是强求与卦象相合；八卦本来就是自然建立的，哪里是勉强附会于数理？后世君主如果能够从上古求取这条道，就不必把伏羲与文王、武王看成不同。先安顿自己的心，然后以自身接续万世相传的统绪。这个道理由谁开创？从前有三皇作为祖先，大概自古以来有许多君王，以著述制作自任，对我们的道统有功；那么始终也应当相同，仿佛从开辟以来只以一位圣人为终点。我担心正理的流传接续，传几代就会穷尽。只有在开始时建立皇极、剖析玄理，在末尾又叙述常道、推演《易》，使后世能够看见精微的要旨，这都是古人彼此发扬的功劳。数理具备三三之数，总括于三百爻之内；法则存在六六之数，包罗在五六字之中。所以我曾在传授精微道理之时，想象朴拙洪荒的时代；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差异，也无法测度它们如何相合。既没有什么可述说，也没有什么可创作，只是《易》的微妙已经显现，不能不加以推演；伦理败坏了，不能不加以修整。这条道到了周王室才大为彰明，所以人们说伏羲仿佛再次称王，这句话的意义很深。难道孟坚的论述没有涉及它的由来吗？还是取法于荀况呢？假如《洛书》没有出现，又吝惜不把武王的卦爻陈述出来，不详细说明文王、武王，这就是我对千载历史感到歉疚。难道这就是从前对二王的期望吗？大概只是要承担发明阐述的责任，以求堵塞自己的歉疚；至于异同的议论，则一概判定而不再听闻。后人应当讨论他们道理的相合，也许不必拘泥于事迹的区别。不要说创作爻辞只是取法于《离》卦的卦象；凡是他们铺陈诰命的文字，都可以追溯到大禹的《皇坟》。看子舆论说事物相合的始终，以及韩子序述相传的纲目，都只在皇道上略说一二，唯独到了周人，才反复说明。因此伏羲已经久远了，后世却可以因文王、武王而有所考见。所以我说：考察周代，就等于考察伏羲。《太宗得至治之体赋》唐朝国运刚刚开启，太宗有所作为，先体察圣人的心意而获得了治理的根本，达到了至治的境界。上天赋予他英武的资质，他一向具有远大的谋略，亲自获得了实现升平的条件，已经建立了成熟的规制。从前太宗振起百年来衰颓的风气，栽培一代国家根本的所在，立国规模巍然如同早已具备；使世道安宁，沿着这条道路就可以达到。正当他兴起之时，大体方针已经在最初的心意中确定；等到真正取得成效，当世果然上升到至治。太宗怀有英明的见识，制定宏大深远的谋略；对于仁义、刑罚和取舍的意图审慎，对于维持纲纪制度的思虑周密。自从皇帝心中确定了治国根本，先建立唐代的太平局面，感叹之余不禁兴起赞美之情。他怜悯汉、魏以来的弊病，取其大端，享有近于成康盛治的美誉。当时以停止用兵为最大的功劳，于是各项措施详明；以制作乐章达到太平，于是形貌声容都美善。鞭打背部的刑法放宽了，谁还知道牢狱中讣口之制的施行，百姓安居田里？如果不是治国大体早已确定，未必能达到这样的太平。振奋精神、坚持最初的志向，并不只是把国家安置在苟且的安稳中；天下大平，谁能知道成就这一谋略是从最初开始的呢？大抵治乱没有常态，都由国家根本尚未建立；意向一旦确定，就不必担心治功不能成就。古人如果得到完整的根本，一定能达到全盛。后世只遵循其中细小的方面，本来就只能达到小康。太宗于是深思政治体制，亲自面对并斥责法律；深刻认识君主的本体，亲自实行王道。凭借这些实现了二十年的治理，并推广成为三百年的唐朝。说到拯救百姓，张氏叙述了宏大规划的概要；考察其成效，史臣详细称赞至治，才开始斥责万纪的私利。担心蛊惑君心，已经用刑法来清除邪恶，又忧虑因此伤害百姓的性命。虽然一心攻击他的人很多，但治国大体没有因此受损。假使随便听信而立刻迷惑，没有一定的方向，那么粗浅的安定尚且不可能，何况达到极盛。太宗作《帝范》训诫太子，开头就说“为君”；撰写《汉纪》赐给近臣，论述为政之道，却偏偏仿效外在形式，喜好治理的声色显露出来。政治大体粗具，而实际推行的意念已经疏懈；案件虽少有判决，也只维持了一年。门户可以不关闭，也不过数月有余。精神疲惫，却登泰山告瑞；亲自重蹈征伐辽国失败的旧辙。先前所得的，如今又失去了。把这当作至治，最终也只达到这里；借文章来掩饰，始终没有除去尚武的习气，面有惭色，内心深深惭愧。贞观初年，虽然概括评论他的外在事迹，难免有小的瑕疵；推究他的心术，也没有大的过失。刑罚称作不伤肌肉，事情虽小而用意美善；各人都得到安康，法律虽疏略而思虑周密。后世评论太宗，关键应当从治体之外探求，才不会失去治理太平的实际。《金镜书赋》为了把治国之道保存给后世，谋划从最初便已留下；永远向皇帝显示应当警戒的道理，著成《金镜之书》，托以宝鉴之名，用意实在恳切。垂示皇家训诫，义理确实明白。太宗静观治乱的形势，亲自看见治平的根本，认为用人、舍人不过两条道路，像这样容易明白，所以要以此鉴戒万世，使后人有所取法。大概皇帝心中看待此书，常常如同亲眼看见龟图，担心后代忽视它，所以书名叫《金镜》；可见他认识事理已经明白，为后世谋划更加深远。虽然在创业之初，已经依靠得到人才的力量，而我保有这些成就，难道没有遗留给后世的心意吗？这部书的创作，正是要垂示训诫。说到镜子，不足以寄托其意义，所以命名为“金镜”；无论幽暗还是光明，都不超出珍视贤才的意思。反复回顾思考，仿佛亲自承受祖先训诫的当面教导。这部书，是兴盛王业、期望传给万世的著作，举其要点，不过说了几句话而已。说到用人，贤与不肖的情状无法掩盖；论到治理，得失的形势十分明白。这些成书的规训，凛然关系到世道兴亡。皇帝当时常常以此自守，很快就在安危上得到验证；把它作为训诫传给万世，永久遗留给子孙。大体说来，考察治乱的形势，已经明白得容易理解；处理任用人才的适宜与否，却有时仍不完全恰当。只是太宗与诸公对此讨论得很审慎。

译亲眼看见八代的治乱盛衰，都在这部书中，所以《金镜》阐明了警戒之训，也寄托了使国家长久的思虑。全篇著述归根到底，不过是谨慎施行，使后代子孙观看、省察，明白无疑。言语详尽地贯通始终，其中蕴含古人穷究神妙的奥义；陈述治乱，令狐楚阐明兴业的缘由。当时大亮进献言论，金重订《千高》，冯氏上奏疏；《金镜》又曾赐给一位进献宝箴的人，亲近之人不得假借他人，鉴察之时奸佞邪恶一定斥退。这些都是太宗亲自阅览的心意，却未必能预料后王继承之后会怎样。此书之所以创作，写得十分详尽。假使文宗看见这部书，一定不会有放逐奸佞的错误；如果唐德宗看见它，哪里会有追究仇人的过失？然而用人、舍人多有偏颇，唐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利害本来明白，无奈当时君主自己昏昧。宪宗曾一度采纳其中意见，还知道奖赏进谏；宣宗时曾读过一次，也大致能够听取劝谏。他们不能分辨邪正，已经不是上世对后王的期望了。然而偶尔稍作观看省察，仍胜过这部书彻底亡佚。感慨地看着这样的谋略训诫，可惜后代子孙不能完全遵循，以至于临朝时面有不悦之色；奸佞又怎么能斥退？修建宫殿作为游观之地，贤者哪里能够受到尊崇？或者又是劝谏皇帝停止游猎没有成功，只好把它托说成厚重的金帛赏赐；追忆往事而心怀遗憾，却不想到未亡之时的鉴戒。虽然说是为后世作箴言，难道也会想到太宗本人亲自践踏了它吗？唉！《金鉴》这部书是太宗亲自写成的，却又亲自背弃了它，凭什么责怪子孙不以它为鉴呢？《帝王歌颂刻金石赋》歌咏、传播、歌颂美德，使之归于帝王；把它们刻在金石上，完整记载下来，贯通古今而永不遗忘。顾念这圣明时代的盛况，声诗都已充分写出，镌刻在坚硬刚强的材质上，使帝王的德业更加彰显。听说诗章有所寄托才得以流传，圣明的治理留下无穷的事迹，只是赞扬仍不能穷尽，所以再加以记述，使年代绵延得越久，幸而仍然显赫光明。考察自古帝王的盛隆，著录在《诗》《书》之中，理当把当时歌颂的文章刻在金石上。制度虽不相沿袭，治理却同归于太和：尧时称为歌谣，舜时称为戒辞。诵读歌颂周武王的《酌》，歌颂商汤的《那》，既然都同样夸耀一时的美盛，难道可以不记载流传万世的歌辞吗？历代仁圣的美德，长久歌咏仍嫌不足。从今天雕刻镌凿之后，终古也难以磨灭。想来镌刻碑铭的时候，都是劝勉警戒的功效；开始记载的时候，也就是描绘形容的妙处。原庙有铭文，大业世代守护；岐阳有石鼓，中兴的功绩显著。由此才知道，历代相互辉映的光彩，都出自当时的雕刻。法度得到彰显，礼乐得到显著发扬，宣扬激励无穷无尽。版牒上所刻的文字，匣室中所收藏的文书，流传没有尽头。大体说来，诗歌之所以创作，都是为了发扬盛大的德行；事情若没有什么可记载的，也只是在一时加以赞扬罢了。卫国的功绩足以铭刻，尚且还用来铸造鼎；唐代的功绩可以记载，仍然还为之树立碑石。何况还有《南风》《庆云》这样的作品，《烈文》《有瞽》这样的诗，既然都能镂刻下来，功绩已经如此显著；如果不钻凿、不磨刻，什么时候才会湮灭呢？为什么《晋史》反而昧于《雅》诗，竟只看见《同和》的记述？唐代的大臣理应知道这种事业，陈述不朽的文辞。有人或许说，镂金来祭祀，可以成为汉代的夸耀；立石来封记，可以夸示秦代的华丽。然而有什么德行可以称颂，足以与三代相配？有什么功绩可以歌颂，超过五帝？后世君主尚且不废弃记述，那么先王的伟大功绩，应该怎样加以发扬呢？奏乐陈列《濩》，想来夏王铸鼎的时候，已经奏备《咸池》之乐；黄帝封禅山岳之际，并非不知道传播长久流传的歌辞，只是依靠磬仍用石材；创作《思文》的颂歌，则间杂使用以金制成的镛钟。然而古人常常把功绩镌刻下来，想来当时并没有完全用歌唱来表达。功绩显现在古代歌咏中，流传到今天。想来虞舜庙中刻有铭文，记载当日相继唱和的戒辞；而南山有《信南山》之诗，传播往昔重视农事、务求实用的心意。即使如此，古代有大德之人，历经极其长久的年代仍令人难忘。铭刻在众人的心中，碑刻又有什么用呢？再歌咏这些余下的话语，历代不会遗忘；三次叹咏留下的声音，至今仍可以诵读。像这样，并不是依靠金石才得以存亡，而是自有人心的歌颂。《铁庵集》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二十四 宋代方大琮撰写

译论 论治理国家根本大体的功效 君主应当以自身建立天地般的功业，不能以已经安定的局面自我限制。古代圣人亲身站在朝堂之上，亲自裁决天地开合，使天地覆盖承载之内没有一物不得其所，这之后才可以没有遗憾。这件事宏大而深远，绝不是后世所能企望的。圣人不再出现，天地因此失去秩序的情况屡屡发生。君子即使只求一天的安定尚且不可得，更何况希望他亲身承担天下的责任呢？假如君主的天资确实可以成就古代圣人的事业，却仅仅停留在后世苟且求安的境地，百姓万物也依赖他而勉强安康；他还把这当作大体所在，却不知道古人的大体不止于此。让天下一世粗略安定，像这样就够了吗？如果一定要使宇宙清明安宁，以达到天地之心，那么我的责任就不能推辞。为什么还要固守自己的见解，最终无法符合儒者的期望呢？汉文帝以安静来守护汉朝国家的大体，极力谈论五帝的功业，都是自认为要亲身承担，而不是苟且求安便停止。他的事业虽然没有实现，但告诫皇帝的话却是宏大的。如此说来，谁能说晁错只是汉代的臣子，却能够这样期望君主呢？我曾考察汉初的事情，怀疑世道变迁升降的关键，决定就在这里。比汉代更早的是周，是夏商，再向上推是五帝；在那个时候，天地之间没有一物不得其理。接续汉代的是秦和战国七国，再往后是春秋；在那些时候，天地之间几乎没有一物不失其理。那么，汉朝兴起之初，难道是天地重新开辟的时候吗？活动者想要安静，劳苦者想要休息，奔波挣扎而自我奋进者想要停止。作为汉朝的君主，是把天地开合加以转移，上可以达到五帝，下则会沦为秦；一升一降，应该就在这里决定。如今既不治理得好，也不混乱，只凭智力相互支撑，使三十多年间的世道变化不能最终决定是治还是乱，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没有人亲自承担天下的责任。汉高帝草创基业，哪里有空暇顾及国家大体？汉惠帝柔弱，哪里懂得国家大体？他连自守都来不及，怎敢亲身承担这种责任？君子对汉朝的期望，仅仅止于此；而汉文帝继起，君子又以为世道的升降将在此决定。父老嬉戏，百姓万物休养生息，与从前那种以德色凌人、以恶语相加的风气相差很远。当时的世道变化不能说没有上升，然而还没有达到目标。三代的风俗尚且不能没有遗憾，更何况五帝呢？看贾谊痛哭陈述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了。难道是文帝不知道国家大体吗？他从代王府来到京城，暗中观察、仔细考察，阅历天下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他把安静作为根本，把和平作为福祉，胸中的规划早已预先确定。然而，这只是文帝所说的国家大体，并不是古人的大体。亲自守住天下的形势，使自己得以安宁，这是文帝的大体；亲自承担天下的责任，善于加以调和运转，这是古人的大体。那位号称通达国家大体的贾谊，在痛哭陈述当世时事时，竟没有把这一点告诉文帝，谁能说晁错能够以五帝的标准来期望他的君主呢？五帝之治似乎太迂远了。汉初议论不一，到了询问国家大体时，已经是文帝执政十五年了。文帝也回顾自己的治理成效已经得到验证，于是姑且提出这一问题。应答者有一百人，只有晁错被选拔出来。晁错关于五帝的回答，和我所听闻的不同，难道能不使人惊骇而有所触动吗？光明如日月，和谐如阴阳；微小的如草虫鸟兽都各得其顺适；神异的如神龙威凤各得其翔止。文帝或许心中仰慕这种境界，又怀疑自己不能达到，因此也不敢拿那种境界来替代现状。然而文帝也过于疑虑了。晁错的资质才具并不低下，他不是在阿谀，也不是张大声势、夸张其词来震动皇帝的听闻；他确实看出文帝具有帝王的资质，只是屈从而去成就后世的功业。此前十五年的治道，却没有一天达到这样的心术；到了这时，难道是群臣从未有人用五帝的境界来开阔他的心胸吗？晁错极力谈论大功，并把根本推到亲自任事上；所谓国家大体，不过如此。他的意思大概是要使我的君主以五帝的标准要求自己，以五帝时代的百姓来对待自己的百姓，慨然承担天下的事务。在未央宫临朝听政的时候，在宣室沉思的夜晚，就仿佛身处法宫之中、明堂之上，转移世道变化的枢纽，开启闭合造化的关键，精神心术径直可以上通五帝，使汉代的百姓重新看见天地的完整境界，而晁错也自认为有幸亲眼见到这一切。然而晁错说亲自任事是可以的，却极力诋毁群臣不足以与之议论，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汉廷群臣没有远大的见识，以得到安定为幸；如果让他们听说皇帝想亲自承担天下事务，改变天下的风俗，难道不会惊骇失色吗？一定会有人拿自己的私说来动摇皇帝的心，绛侯、灌婴阻止贾谊就是这样。因此晁错劝皇帝亲自承担其事，却不知道自己的话说得过头了；他勇敢地把话说出来。皇帝疑惑而向他诘问，在疑信未决的时候，皇帝的念头已经停止了，晁错以及百姓的希望，也随之停止了。所以文帝所实行的国家大体，开始是使奢侈者变得俭朴，使强横者变得柔顺，逐步引导他们前进，于是夷狄懂得义理，诸侯畏惧名分，最终达到海内富庶、百姓淳厚，也就到此为止了，不能再增加了。假使按照五帝的国家大体去实行，即使飞鸟蒙受恩泽而草虫还没有受到恩惠，也不能算功业；风雨已经按时而来而膏露却没有降下，也不能算功业。一定要达到幽明万物没有一物不得其理，然后圣人的能事才算完成。文帝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他之所以不去做，只是怀疑晁错的话太宏大，认为未必能够实现，于是连安静的治理也一并失去了。他难道没有仰慕古代吗？只是小心谨慎地守着自己的规划，最终能够使黄龙出现，却不能使灵凤降临；能够使醴泉涌出，却不能保证甘露下降。宝鼎已经在他的时代出现了，河图洛书却未必呈现。维持汉朝六十年，把它留给后人，文帝又有什么遗憾呢？然而五帝遗留下来的百姓，辗转经历世道变化，彼此激发、彼此推动，后来才恰好到了文帝的时代，却仍然没有能够见到五帝的功业。君子对此深感惋惜。晁错大力称说文帝有数十位帝王那样的大功，功用无穷，哪里会止于数十位呢？何况所谓疏通关梁、废除肉刑之类，功劳只限于惠及百姓；上面没有谈到天，下面没有谈到地，与帝王应有的功业相比，欠缺太多了。此后汉武帝兴起，董仲舒感叹汉朝七十年没有善政，他的主张以改变风俗、更新政治为核心，这也是晁错所说亲自任事的意思。汉武帝也想亲自承担天下事务，慨然怀想河图洛书所象征的时代，然而转移世道的方法失当，反而使天地之间纷乱起来，并且连文帝的安静也失去了，那还不如不亲自任事更好。

译所以我曾经评论说：汉高帝仓促奔忙，汉惠帝苟且敷衍，他们都不知道建立国家大体的功业。即使知道，也不能去做；知道却自我怀疑而不敢做的，是文帝。知道而去做，却意气锐进而不能成功的，是武帝。唉，连已经试验过的结果都如此，最终还是无法验证晁错的话。然而假使文帝出而施行这些措施，天地开合一定会有正确的方法，必定不会出现元狩以来的纷乱。所以汉代四百年间的百姓，没有一天承受过五帝的功业。君子看到武帝去做却令人遗憾，更深深以文帝不去做为遗憾。帝王以仁为根本、以义为祖法 君主偶然说出一句话，却要求恢复到原来的境界，这一定是有所见解才发出这样的言论。古代圣人与道周旋，有终身践行而自己并不知道的情况，哪里会有突然有所领悟，然后才去寻求道的要旨呢？圣人安然实行的事情，不敢指望后世能够做到。或许有人慨然产生仰慕古人的心情，又私下听到“吾道”的名声而赞美推重它，于是想借着“行道”的名义，来实现自己仰慕古人的志向。然而圣人的道，哪里有一步就能达到的道理？用力越猛，离道反而越远；终身奔波追逐却茫然不得其归宿，之后才回过头来思考圣人对待道，大概并不是这样空泛。道从内心发出，在自身加以实践，它的要旨不过如此。假使一念之间稍微加以用力，圣人的道未必不会由突然的领悟而得到。汉武帝元朔年间的诏书说：“帝王以仁为根本、以义为祖法。”这是即位十二年后说出的话，武帝的见解大略已经确定了。我曾私下考察古代帝王，有的说实行仁，有的说本性仁，却没有所谓“以仁为本”的名称；有的说由义而行，有的说遵循义，却没有所谓“以义为祖”的名称。武帝看到了什么，竟创立这样的名称？难道是万世不传的关键，突然被他得到了吗？然而武帝是表面上施行仁义的君主；所谓表面施行，就是凭借名义来求取仁义；所谓以仁为本、以义为祖，则是凭借实际来求取仁义。这两者正好相互违背。武帝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唉！谁知道“以仁为本、以义为祖”的理论，正是从表面施行仁义的人那里得到的呢？大凡人的情形，走到路的尽头之后，才会兴起归根究底的思考；志向思虑衰退之后，才会萌发悔悟的契机。表面施行而不能实现，于是退回来思考，寻求内在的根本。这既是道理，也是形势。大体说来，后世君主中，有终身努力实行仁义的，那么“以仁为本、以义为祖”的理论本来就隐藏在不言之中；有一向不留意仁义的，那么这一理论就会被置于思想考虑之外。只有像汉武帝这样，名义上仰慕仁义而实际上违背仁义，表面相似而内心并非如此。武帝见识高远而意气锐利，见识高远便不肯俯伏在帝王事业之下，意气锐利便不能从容缓慢地求取仁义的实际。他之所以崇尚儒术、尊重圣道，君子知道并非出于本心。假使仁义的名义可以求取而得到，帝王的盛业可以仰望而达到，那么“以仁为本、以义为祖”的理论就不会在元朔初年出现了。十二年之间，武帝想要比肩五帝、超越三王的心思，无日没有；他并非不知道仁义的美好都从内心产生，然而其中蕴含着喜好名声的念头，没有空暇屈意于实际践履，只想乘着正当锐气的势头，在外表上窃取仁义的名义罢了。他虽然曾经敬重高年，体恤孤儿寡妇，但那只是仁的末节，不是仁的根本；救援东瓯，讨伐匈奴，但那只是义的权宜表现，不是义的根源。执着于细小和末节，却想成就帝王远大的事业，不只是群臣怀疑而不敢说，就连武帝自己也怀疑，只是姑且希望能够实现罢了。正因为不能实现，所以“以仁为本、以义为祖”的言论想不发出也不可能。先前皇上嘉许、臣下欢悦的话语不绝于口，突然之间却能够回头反思，回顾寻求帝王所遵循的道路；先前表面施行的意图茫然没有依据，突然之间却能够探究根本、寻找源头，寻求所谓“本”和“祖”所在的地方。这也是世故成熟而至理明白，锐气消退而本心显现，摆脱人欲而窥见帝王本来面目的结果。君子也庆幸他有了归宿之处。此前建元年间的策问，武帝虽然不是以仁义发问，但也许是在窥探大道的要旨和极致，武帝难道已经知道了吗？然而董仲舒历数仁义的端绪来勉励他，言辞十分急切，而武帝却很迟缓；这说明武帝还不知道“本”和“祖”。接着元光年间的策问，竟然有“仁义哪一个在先”的问题，武帝似乎已经知道了；然而公孙弘分析仁义的条目，武帝只采纳他的辞句而忽略他的本意，这说明武帝仍然不知道“本”和“祖”。武帝想仿效唐尧虞舜，把美善的言论在朝廷上发表，仿佛是要以此向臣下夸耀。汲黯从外在施行这一点入手，一句话深深击中武帝的弊病，武帝愤怒的脸色随即显现，这说明武帝正处在迷失而没有复归的状态。当时武帝志向宏大、意气刚强，认为帝王之道可以在片刻谈论之间获得；即使让那几个人逐一列举他们所谓的仁义，说：“这样做就是以仁为本，这样做就是以义为祖”，对于武帝不肯听从又能怎样？等到精神和志虑都受到鼓舞而疲倦，惶惑四顾，找不到归宿，才知道从前艳羡仰慕的感情都不足以作为依据。“以仁为本、以义为祖”的理论，不用别人启发，武帝自己便说了出来。元朔初年，他已经不同于前一天的汉武帝了。即便如此，仁的忧患在于不知道根本，义的忧患在于不知道祖法；如果果真知道了，那么终身践行所说的话也是可以的。从元朔初年看，这是火势燃起、泉水通达的开端；从元朔以后看，却只是旅舍中暂住一夜罢了。穷兵黩武，仁者不会做，武帝却做了；求神仙、兴土木，义者不会做，武帝却做了。武帝难道忘了先前关于以仁为本、以义为祖的话吗？汉宣帝终身严厉刚毅而又宽厚大度，一道诏书便得到君子的认可，难道能说“以仁为本、以义为祖”的话对武帝丝毫没有补益吗？然而其中是有原因的。宣帝发布宽大的诏书，是在他的晚年，因此一经出现便确定下来；“以仁为本、以义为祖”的话，是汉武帝的中年之言；见识高明，所以有时能够有所领悟；但信奉道理不够坚定，因此不久便又发生转移。所以，起初不加思考而后来发布元朔诏书，是一次领悟；后来不能努力实行而又有轮台之悔，是再次领悟。武帝当时正心平气定，寻求归根究底的地方，若要上追帝王之道并不困难。然而他仅仅做到这一步，所以我曾经评论说：元朔诏书，正是回心转意、恢复仁义的契机，可惜他不够坚定；轮台诏书，正是虚心实行仁义的时候，可惜已经太晚，终于使“上嘉下乐”这句话，徒然成为汉武帝的空话。可悲啊！殷代有三位仁人

译事情虽然不同，所处的境遇却同样出于一颗心；仁人这样做，圣人知道其中的道理。天下的变故无穷无尽，而仁人君子的用心却没有两样。偶尔遇到时势的关口、处于困穷的境地，如果没有不同的原则，那么所处的态度本应相同；但死生、离去和留下却各不相同，这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心意呢？唉！如果没有圣人的论断，仁人君子的内心，谁能了解？他们设身处虑，哪里是预先已经确定了方案？变故到来，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必然要有所处置。他们有的离去、有的留下，面对死生有所不同；在道路、形迹似是而非之间，若不能用一个标准概括，而仁人君子的所作所为，用道理衡量是正确的，扪心自问是安宁的，即使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来判断也不会迷惑，这难道是见识浅薄的人所能窥测的吗？懂得这一点，就能够理解孔子评论殷代三位仁人的问题了。殷代有三位仁人，请让我申述孔子的意思。我曾听孔子说：“有杀身来成全仁的，没有求生而损害仁的。”这样看来，人一定要杀身才能称为仁。孔子又说：“可以死，也可以不死；死若不是合宜的地方，尤其不可。”按照世俗的议论，管仲的仁，难道不是所谓求生而损害仁吗？伯夷的仁，难道不是所谓可以死也可以不死吗？孔子却都不这样评论。何况世道的变化恰好有所遭遇，仁人君子的内心也随所遇而确定。像《柏舟》诗中的仁人，不能奋飞离去；穿着羔裘的大夫，以道义离开国家；乘船的两个人，争相以死相成全。一人死、一人生，有的离去、有的留下，无不是实行内心的正道，以应对天下的变化，并不是说要苟且求同或苟且求异。假使天下有道，君臣同心，那么这些人就会成为尧舜，成为稷、契，成为伊尹、傅说，像周公、召公那样从容进退，凭借君主而显扬自己的德业；我们自身未必有仁人的名声，但天下却享有仁人的福祉，难道能说世道的变化不可以概括判断吗？所以周公的心意，不是在左右辅佐周王的时候显现，而是在进退两难的时候显现；屈原的志向，不是在议论国政、发布号令的时候显现，而是在憔悴于江边的日子显现。仁人君子常常在危急、疑难和变故之际表现出来。懂得这一点，就能理解孔子评论三位仁人的问题了。微子的身份是商王的尊亲，恩情没有比这更深厚的；又是国家的元老，地位没有比这更尊崇的。正当殷朝将要灭亡时，单从微子本人来说，内心已经悲哀得无法承受，更何况他的荣辱祸福与国家息息相关呢？即使在三位仁人的处境中，反过来考察三人的志向，考察他们处境的不同，再寻求其中相同之处，就会知道三人不在朝廷公开谋划，而是在家中私下商议；不公开为国家谋划，却暗中筹划自身的行动。三人的处境，确实都有极大的不得已。假如牧野之战一举成功，殷家的鼎就此转移，而三人相互悲痛叹息，接着以死相继，那么延续六百年的宗庙祭祀就断绝了。三人哪里忍心用死亡来求取名声呢？死生、去留的关键，一定各有道理；“三仁”的称号，若不是孔子，又有谁能知道呢？况且微子离去，并不是抛弃他的君主，也不是爱惜自身，而是深深害怕成汤的祭祀断绝。读到“我家老臣逃入荒野”这样的话，难道忍心辜负君主吗？他不忍辜负宗庙社稷，若漠然离去，别人将怎样看待我呢？至于“王子出迪”的话，箕子虽然深信它，却又没有走同样的道路。进谏而君主不听，或许还可以得到一次恰当的机会来勉励自己，何至于假装疯狂来辱没自身？想来是上天启发了他的内心：君主的恶行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仍然足以与他一起行善。他之所以在这里隐忍，不把这些话告诉别人，而说“自我安定”，实在是天地鬼神都在鉴临。王子因此决定出走隐遁，比干也知道自己所处的道路了。保存将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宗祀，微子承担这项责任；惶惑徘徊而等待天命，箕子承担这件事情。所以，只要始终忠诚进谏，以尽到我的臣节，就是应当做的。若能挽救社稷，是上天之灵；若不能挽救，死也不敢感到惋惜。这难道只是普通男女所做的守小节吗？如果不推究他们的内心，我恐怕后世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三人的事情。若不是孔子，谁能知道他们的内心共同归于仁呢？即便如此，三人难道喜欢拥有这样的名声吗？假如上天不灭亡商朝，商王很快想到国家的祸乱，那么我们的仁德又从哪里显现出来呢？无论决定离去还是留下，审慎选择死生，最终都没有挽救商朝的灭亡；而且既然已经出现仁人，反而焚烧烹杀忠良，恰好给奉天命讨伐有罪者提供了借口，那么我们又何必要仁人的名声呢？有人还说，被囚禁为奴、横遭死亡，是三人的不幸；后来受到礼遇、寻访、褒扬和封赠，是三人的幸运。唉！像三人这样的人，难道可以用幸运或不幸来评论吗？上天不保佑殷朝，本来就是三人最为悲痛的事；但天命既然有所归向，我们的内心也就释然了。这正是他们成为仁人的原因，即使孔子也不能把它说给别人听，我又凭什么评论他们的幸运与不幸呢？论以重地控制轻地的用意 不观察后世维持国家却没有办法，就无法知道贤明君主建立国家的深意。后世治理国家，确实不能舍弃所依赖的条件而独立存在；然而把天下这样广大的范围全都明白地展示出来，说明控制驾驭的办法，那么它建立国家的道理也就浅薄了。英明的君主暗中观察天下的形势，秘密掌握其中的关键；虽然我们建立国家不能不依赖这一点，却从来不曾公开显示所依赖的迹象。他使根本强盛、枝节削弱，常常隐含在经营规划之中，世人却无法知道。后世一旦失去这种方法，天下的变化便随之显现；他们本来并非想违背前人的法则，只是在改变之时昧于最初的用意，以为强弱与此无关。自从儒者的言论一出现，昔人建立国家的意图，就清楚地显现在轻重之间；凡是从前隐藏而不愿说出的内容，才完全向天下明白起来。大概全天下都共同感叹他们用意深远，而他们的子孙却竟然没有领悟。以重地控制轻地的用意是什么？这是唐太宗不愿告诉别人的用意，韩愈在数代之后领会了它。向天下显示公正而不倚靠外物来作为权重，是古代的做法；掌握天下形势却不明白显示其迹象，这件事属于后世，但它的用意也同样是古代的。

译古代不一定要借助军队来形成权重，后世却不得不借助军队来形成权重；归根到底，虽然建立国家的方法不同，但用来安定苍生的忧虑，却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王畿之地方圆千里，其中设置军队的是六个大国；方圆百里的地方设置军队的是三个。以王国如此广大的土地，军队却不足以抵挡诸侯国的两个，这种用意难道果真是为了自卫吗？天下也明白知道先王建立国家的用意并不在此，因此天下的变乱也没有由此产生。秦人把天下的兵器聚集到咸阳，并不妨碍它考虑天下；但销毁兵器、杀害豪杰，用这些来号召一世人，却错了。所以章邯率重兵渡过黄河时，汉高帝已经扬长而入关中；这是因为天下知道秦所依恃的就在军队，一旦失去所依恃的力量，豪杰就会一同兴起而乘机攻取它。唉！倚靠军队来形成权重，又把它作为驾驭天下的手段，这与古代的用意相差太远了，何况还公开显示给人看呢？英明的君主知道天下所依恃的是军队，却不愿把这一意图告诉天下，所以常常暗中使用军队的实际力量，表面上却避讳军队之名；平时罢兵归休，有警事才调发，这是汉高帝向天下表示休养生息的用意。京师南北军的驻屯从未完全撤罢，郡国的材官隶属守尉，这是汉光武帝向天下表示不使用军队的用意；而京师所隶属的军队却依旧存在。实际上是削弱天下的势力，却托称为使天下公正，这究竟是什么用意呢？天下也一同奔走在这种安排之下，却不知道其中的缘故；由此可以看出贤明君主运用天下的精妙，谁能说唐太宗没有这个用意呢？府兵制度虽然说是承接隋朝的旧制，但唐太宗却仔细加以谋划。设置府八百所，其中大半在关中，剑南等路大概没有多少。拿韩愈的话来验证唐太宗的制度，其轻重配置的用意就很容易看出来了。只是当时区分规划、布置安排，条理清楚、秩序井然，主要是为了在兵民分开之后，如果可以把兵力寄寓于农民而不造成扰害；谁知道防患的用意还远远不止于此呢？轮番入值、宿卫宫廷，按远近分配人员，人人都知道这是均分劳苦的意思。士兵归属于府，将领归于朝廷，人人都知道这是消除将领独自掌握兵权的祸患。无事时从事耕作，有事时拿起武器，人人都知道这是避免供养军队的费用。至于所谓强干弱枝、重内轻外的用意，则默默寓含在经营规划之外，虽然是聪明人也未必能够知道；难怪天下都享受安宁之福，却不曾追问其中的原因。我观察唐太宗时代，凡是政务、刑法、礼乐以及与群臣的议论，都记载得很详尽。难道可以说他不谈军事吗？他与魏徵等人的问答动辄上百上千句话，但府兵数量多寡的制度，唯独泯灭在言论之中；难道是他驾驭天下的用意不免带有后世的私心，实际上难以对别人说出来吗？认为没有井田制就不足以恢复《周官》的制度，所以设置了府兵。如今考察府兵制度，又何尝得到井田制的万分之一呢？唐太宗的话，难道不是把古人的公心当作后世的私心了吗？太宗难道不知道尧舜的德行、三代的仁德建立国家，并不依靠这种办法吗？只是回顾自己治理天下的方法与古代不同，确实不能舍弃军队来巩固自身。以天子的尊贵身份与天下比较强弱，太宗确实以有这样的名声为耻。假使后世默默领会这层用意，始终守住他的法度而不改变，那么我的私心终究无法显现，也就不能看出唐太宗最初的用意了。难道能说他的思虑考虑到了数百年以后，却不能保全一两代人的短暂时间吗？彍骑之变、藩镇之变，人人都责怪后世失去了防范；高宗、睿宗、玄宗、德宗这些君主，难道也是厌恶安定而喜欢危险吗？推测他们改变制度的时候，也只是说要用那个替代这个，寻求巩固国家罢了，却不知道祖宗巩固国家的用意正是在这里而不可改变。否则，府兵本来是天子用来保卫自己的，却把它全部集中到范阳；本来是卫护京师、京师所倚重的军队，却使全国空虚而去戍守赵、魏，让叛军深深看见其中的利害实际；即使最平庸的君主，难道也肯舍弃所重而使自己处于轻弱地位吗？由此看来，唐太宗的用意，即使他的子孙也有不能了解的，何况当时的人呢？韩愈本来就是熟悉世故的人；假使没有亲历后世的变乱，那么“以重地控制轻地”的论说也没有由此产生的条件。如今他既已说到设置府兵数量的多少，接着又说：“这就是以重地控制轻地的用意，已经很明显了。”看“明”这个字，就知道到了唐德宗的时候，仍然有人没有明白唐太宗的用意。唉！天下在不断变化、变故纷扰之中，竟然还不知道唐太宗的用意，那么当时的谋虑真是深密啊。自从韩愈的话一说出，议论者纷纷而起。后来甚至把它指认为天下的大命，凡是从前暗中使用而不说、掩盖隐藏，唯恐天下知道的事情，都不能再秘密保存其中的关键。韩愈确实看出，从前以天下之大，还不足以抵挡关中一半的兵力；如今淮西、蔡州的小小叛军，拥有人马三四州，也足以抗拒王师。即使想不公开说明这种用意，也做不到了。假使唐德宗因为韩愈的话而悟出其中的用意，暗中收回天下的权力，却没有骤然恢复的迹象，那也就是唐太宗的用意了。难道会一变而不再恢复吗？后来，一次倚重节度使的军队，藩镇之祸便发生；一次倚重神策军，泾原之乱便兴起。他们治理国家没有办法，明白地向天下显示所依恃的是这些军队；假使唐太宗把重视根本的用意明白告诉后世，那么必然会把天下所有军队全都集中到京师，这与秦朝末年有什么不同呢？这尤其是唐太宗深深忧虑的事情。反复玩味韩愈的话及其意旨，大概是说神策六军驻在外地，其势力不可能长久。然而后来六军、十二卫都由京师控制，看起来似乎加强了内地的势力，但兵权却出在宦官手中，只是加速了唐朝的灭亡。难道是天下已经明白其中的关键，因而这种办法不能再使用了吗？还是掌握军队的人不合适呢？这些固然是唐太宗的忧虑没有想到的，韩愈又哪里料得到会发展到这一步呢？《铁庵集》卷二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二十五 宋代方大琮撰写 论 论治国的根本体制 君主应当树立国家的根本体制，大臣应当确定国家的基本政策。国家根本体制没有树立，天下所有事情都值得忧虑；国家基本政策没有确定，天下就会有不统一的言论。从前有人树立国家根本体制：尧、舜纯粹合乎中正，三代纯粹以仁德为本；宽厚的是汉文帝，严厉的是汉宣帝。仁义与刑罚两种学说交相推进，经过审慎选择后确定实行，体现在施政上的，是唐太宗。姑且不论他们治国体制的精纯或驳杂，总之都能亲自把握天下的形势，而不是空泛无所掌握。从前有人确定国家基本政策：伊尹、周公以道运转天下，管仲以权术治理他的国家，商鞅以刑法建立他的制度；严厉刚毅而辅佐政事，始终如一的是魏相；以仁义告诫君主，始终如一的是郑公。[此处原文残缺]姑且不论他们持论的是非，总之都能亲自主持天下的事务，不因异议而动摇。君臣上下共同谋划治理之道，所坚持的原则一定，终身没有多少改变。即使有新奇可喜的言论、惊动世人而无人可比的议论，也都不能动摇我们的坚持。否则，早上讲文治，晚上又讲武功，突然宽厚，骤然严猛；循序渐进的谋划才刚确定，改变旧制的言论已经喧嚷；长期坚持的功效还没有完成，急于求成的念头又从内心逼迫出来。这就好比寒暑燥湿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征候，各种方法混杂试用，只希望偶然有一种能够奏效。如果这样，就真是没有方法，真是没有任何可以掌握的原则了。我宋太祖以武力安定天下，百姓心怀畏惧；宋太宗以文治守护天下，百姓焕然一新。用仁德来养育百姓，于是有庆历年间淳厚的政治；用精强来激励百姓，于是有熙宁、元丰年间明晰的政治。崇宁、观以来，绍述旧政的议论兴起；绍兴初年，恢复故土的议论出现。宋孝宗二十八年，开始时以审察时机、等待时势为根本，所以有振作整顿、奋发激励的主张；后来以安静和平为福，所以有涵养宽恕的主张。这些都是为了树立国家的根本体制。从最初选择治术的时候起，终身的规划就已经确定了。在宫廷中运用精神，在泰山之上扶持国势，使人肃然听命，不敢萌发动摇的念头。即使稍有不如意，也不沮丧、不挫败，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屈服。一项政策出现抵触，一种弊病产生，都可以逐渐纳入我们的条理，却不能迁就而改变我们的规划。然而难道没有趋向稍有偏差的时候吗？总之，国家根本体制一旦在上面树立，就有毅然不可改变的原则存在，不能和后世君主一概而论。赵韩王宁可让自己承受天下的谤议，也确实不轻易听从四方上书的言论，不动摇新建立的治国规划，不稍稍扰动已经安定的天下。巡行吴地、临幸蜀地，众说纷纭、不断改变方略，能够守住亲自出征的主张，使国家得以维持的只有寇公一人；形势危急而疑惧，众人的议论纷纷，能够以自身系连天下安危的只有韩公一人。宁可甘心承受压抑贤才的名声，也决不肯采纳新进少年的议论。王文正也是如此。熙宁、元丰年间的执政者，坚决守住新法，即使元老大臣也不能使他改变说法；绍兴年间的执政大臣，坚定地主持和议，甚至排斥驱逐朝臣来使自己的主张得到确认。这些都是为了确定国家的基本政策。从他们垂着衣带、插着笏板进入朝廷的时候起，在廊庙之间唯唯诺诺，而精神风采却震动一世。那些人已经心服，不敢再议论，然后他们出面提出国策，亲自守护它。门庭越发森严，门锁越发严密。天下持不同意见来求见的人，徘徊回顾，想要进言却进不去，于是沮丧退缩，最终整顿衣襟离开。这其中难道没有见识稍有差错的吗？总之，国家基本政策确定于上层，屹立在纷纭争论的冲击之中，不能和后世大臣一概而论。在那时，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兴办，没有一种弊病不能革除，没有一个百姓、没有一件事物不得其理的情况，也都在君臣严厉刚毅而有所守持之中得到解决。如今天下共同感到痛苦的事情，当然不止一端，但我愚昧的隐忧却不同：民力日益困窘，国家赋税日益减少，这只不过是宽恤百姓罢了。边防准备粗疏草率，武夫侵夺剥削，这只不过是振作激励罢了。官吏苟且敷衍，授予的名位器物又太泛滥；只要不泛滥，就会清明。人情流于文饰，法令守备又太松弛；只要不松弛，就会严整。这些也都是国家的事务，却不是最深的忧患。国家基本政策不能得到治理，是四肢上的疾病；它造成的祸患容易看见，治理它也容易着力。只是国家受到的病害深重而无法测知的，是国家根本体制犹豫不决、没有树立，国家基本政策纷争不休、没有确定。有的事情几十年才建立起来，却在一朝之间毁坏；大概是下面的人只求不犯过失而不求建立功业，想承担责任却不能承受诽谤吗？这样一来，就没有国家基本政策了。几十年来，皇宫深处日夜忧劳的思虑，朝廷执掌政教的谋划，遍及海内外，使人凛然向往归化，已经侧耳听候很久了，却茫然没有任何成就。君子凭意思推测，朝廷认为其中一定有说法，只是我们或许还没有看见，然而仍然免不了忧虑。小人昏昧于其中的是非，不知道应当听从哪一方，于是喧嚷着相互议论。国家基本政策不能树立，并不是根本不能树立，只是因为朝廷之上的议论彼此倾轧，于是拖延懈怠到今天罢了。减免租税、减轻征收，百姓的痛苦刚刚平定，但国家空虚的程度很大，值得忧虑；削减肌肉、剥取骨髓，国家的财政稍稍宽松，但百姓日益瘦弱，实在不忍听闻。关于理财的主张，本来就各有不同，我将听从谁的呢？国家体制一经确立，治国方针一定下来，大概就可以防止这种情况了。督责将帅，朝廷的议论才刚刚申明，彼此就像狼回头相顾一样惊疑。告诫整饬边防，诏书墨迹尚未干就当作儿戏；至于治军的议论，彼此互相倾轧，人们将相信谁呢？国家体制一经确立，治国方针一定下来，大概就可以防止这种情况了。官吏泛滥充斥，国家的官爵和权柄，裁汰它吧，就会招来士大夫的愤怒怨恨；不裁汰吧，就会沸沸扬扬，车载斗量的谣言四起。文书制度互相防范而被弃置，朝廷的法令制度，依法绳治吧，就有罪不胜诛的忧患；不依法绳治吧，就会积累文书欺骗蒙蔽的罪过。关于官法的议论，彼此喧闹争辩，只是徒然扰乱人意。谈到改革，人们都感到困难。国家体制一经确立，治国方针一定下来，大概就可以防止这种情况了。不然，宫中深处没有已经形成的治国体制，奸险小人就会得以乘隙钻营，暗中进献自己的私意来迎合皇上的心意，于是功利之说便能推行。朝廷没有预先确定的成议，一个普通百姓也都能瞪眼拍掌，妄谈时事来震动朝廷，于是是非之门便喧闹大开了。像这样，还能说国家有人才吗？即使想不听从，又怎么能够不听从呢？我私下有志于当今的政务，却为谋划国事的疏漏而叹息，认为上面并不是没有树立治国体制的意图，下面也不是没有主持国政议论的意图，只是都没有得到确定罢了。

译如果果真能够确定下来，不被不同意见动摇，不被群体的疑虑阻挠，不因小小的不便而废弃，君臣上下共同坚守而不改变，那么财用可以充足，军队可以强盛，官法也可以依次推行。否则，立国的规模始终没有形成，彼此相顾叹息，白白耗尽岁月。然而，如今的国家体制和治国方针究竟在哪里呢？我冒昧把话说到底。古人说：“天下有弱势，我就有强大的策略；天下有强势，我就有柔弱的策略。”如今的国势，不敢说是强盛，谋划国事的人也知道应当采用什么策略吗？在朝廷议论相持不决的时候，我请借此机会进献意见。如果果真知道这一点了，就只希望君相努力实行。我并不敢故意说过分危险的话来震动执事的听闻，只是正把自己献到权衡鉴别之下，哪里敢用文饰来欺骗您呢？音乐的规律 古代先有音乐的道理，后来才有演奏音乐的器具；后世则只有音乐器具罢了。谈论音乐的道理，创制音乐的方法非常简约而容易流传；谈论音乐器具，则即使丝毫细微之处也都应当相合，一有不合，就离音乐的道理很远了。音乐灭亡已经很久了，并不只在今天。器具的数量一天比一天完备，制作一天比一天周详，音乐为什么反而终于灭亡了呢？唉！这正是音乐因此日益灭亡而不能复兴的原因。音乐，是天地的道理。雷在豫卦中震发，有音乐的形象却还没有显著表现；虫鸣、螽跃，有音乐的情感却还没有贯通；草筐做的鼓槌和土鼓，有音乐的功用却还没有宣扬。圣人认为声音没有形体，而道理没有可以寄托的地方，于是取来寄托在器具上，这并不是圣人愿意如此，而是不得已。若从器具上寻求道理，音乐就开始穷尽了。大概在葛天氏、无怀氏的时代，音乐的道理开始显露；唐尧、虞舜的时代，音乐的道理更加显发；夏、商、周三代，音乐的道理才完全吐露而毫无隐秘。当时制作器具，大体从律吕开始；其方法简约而容易取信，明白而有根据，道理存在于器具之中，并不受器具所拘束。到了春秋时期，音乐的道理更加衰微，鼗鼓的制作人武、磬的制作人襄已经沉沦失传。大概古代的乐器已经散失殆尽了。器具保存还是灭亡，对道理本身并没有损害。自后世看不到先王完整的乐器，寻求其中的道理却不能得到，反而向器具求取详尽，于是道理终于隐没了。唉！王道衰微而功业教化浅薄，《小雅》废弃而郑声兴起，人心纯厚和平的气息冲淡到极其微弱、停滞到极其危险的地步；进入耳中的声音把它荡散，接触眼目的事物把它夺走，而心中本来具有的音乐感情也随之一同消失，自己却不知道。秦人焚烧毁灭典籍，秦国哪里能够使音乐的道理灭亡呢？自从儒者们烦琐地议论道理，详尽地制作器具，音乐就从这里灭亡了。大概全天下都不知道有音乐的道理，还能责怪制氏不知道它的意义吗？那些所谓能够记录音乐铿锵声的人，难道真能掌握它的节奏吗？汉代《十九章》的作者司马相如，唐代《十二和》的作者孝孙，奔驰追逐郑声、制作女乐罢了，并没有胸中积累和顺之气，他们知道音乐的道理是什么吗？却让这类人制作盛大的典礼，音乐也真是不幸啊！后来儒者的议论兴起，有的把音乐分为八音，有的用七调旋转它，制定六十律、八十四调、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达到千八百声，数字确实详尽了，但对音乐的道理又怎样呢？有的用水尺校量，有的从玉尺中求取，有的用竹准代替，有的用玉钟标定，用笛律鸣奏，连同二十四轮扇、二十五木案，器具的变化确实很多了，但对音乐的道理又怎样呢？制作这些器具的是京房、荀朂等人，是何妥、信都芳、郑译等人；他们只是知道器具，道理却不是这几个人所能听闻的。也不知道音乐开始创制时，它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如果果真只在于制定音律，那么伶伦、后防的智慧，曾经还不如京房、荀朂这些人吗？我看京房用准来代替律，而在他之后，张光却不知道准的意义，难道是相隔一代而生的两个人，不能面对面交谈吗？郑译制作七调十二律，同时代的何妥却竭力指责它错误，难道是两人互相嫉妒，而没有人平心静气地评论吗？世上没有圣贤而只是凭臆测制作音乐，受到讥毁并不奇怪。尤其大可疑惑的是，本朝司马温公、范蜀公，都是当时的大儒，同席论道，并非身处异代；彼此亲密，也没有嫉妒之心，然而关于钟律的议论，反复辨难，直到两人终身都不能协调。因此我曾汇合千年以来儒者的议论，就像聚集在没有证据的争讼法庭上。后防已经死了，是非由谁裁定？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是堆积如山的案牍，最后人人各执一说，至死也不改变；即使两位先生意见不同，也不能使他们相同，难怪那些人纷纷争论了。唉！今天的音乐仍然就是古代的音乐。古代的武夫、卑贱的隶役、愚昧的妇人、儿童，都可以普遍懂得圣人创作音乐的深意。如今天下懂得音乐的人，普通百姓不在其中，儒者也不在其中。间或有一两个人，耗尽精神，考察典籍，衡量尺寸的长短，计算黍粒合数的多少，闭门互相参校，丝毫没有差错；出来谈论时，人们却动不动就同他抵牾。他们深信不疑的，只有自己的内心和言语；连自己的门徒都不能使之明白，何况想要告诉当世之人呢？何况想要感动天地、震动鬼神呢？我曾说，三代以前，太和之气还在，人心还纯厚，音乐是人的情性中的东西。闾巷百姓看待管弦丝竹之类，和日常饮食没有轻重之别，不必等到有人晓谕他们之后才知道。春秋以后，五岳的气脉破裂，宏大的声音不再完整；正声一天天浮薄，雅乐一天天浇薄，太古的淳朴崩散，人情变得机巧；郑、卫之声交替歌唱，正声无可容身，街巷鄙俗的声音上下相互沿袭，熏染堵塞宇宙，实在足以动荡人的情性、流通人的血脉。即使古代雅乐的八位乐人，恐怕也不知道它的深意。儒者痛恨世俗习气使人聋瞽，便共同仿效古人的器具、节奏和仪文来演奏，强使人听，却寂寥淡泊，不能使人心愉悦。演奏的人劳苦了，听的人疲倦了，于是又共同叹息说：“怎样才能得到古人的器具和制度并全部使用，大概才会符合人的心意吧？”

译却不知道器具和制度即使可以看见，人心也已经同世道日益隔绝了。即使虞舜的《韶》乐尚未亡失，笙、镛、柷、敔以及节拍制度都还完整存在，试着取来演奏，凤凰会来仪舞吗？百兽会来起舞吗？即使殷代的音乐尚未亡失，鞉、鼓、管、磬等细节都可以复原，试着取来演奏，祖先会来享用祭祀吗？鬼神会被感动吗？一黍二米，是古人难得的祥瑞，如今又有了；拿它可以推求音律的数理吗？嶰谷之竹制成的管，其孔窍厚薄均匀的，如今又得到了；拿它可以推演音律吗？云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滨之磬，能一一显现出来吗？我曾私下取来刘向校订的《古乐书》二十三篇加以考察，又得到后防一类人的典籍来作依据，以师旷的聪明来听辨。这样说来，古乐难道全都存在于这里吗？唉！不是处在古人的时代，即使使用古人的器具，器具虽然还在，音乐已经离去了。世间儒者谈论音乐，真是腐朽了，没有真正懂得音乐的人。寥寥千年，懂得音乐的人是谁呢？读司马迁的《律书》，那篇文章不谈用兵而谈音律；等到叙述停止战争的要旨时，却说“人民和乐”。唉！这才是创作音乐的本意吗？不必依靠器具和数理，音乐已经存在于其中了。所以说：“真正懂得音乐的人不谈音乐。” 经书疑义 经书可以怀疑吗？司马温公为什么会有“读《易》还没有弄懂卦爻，就已经说《十翼》不是孔子所作”的讥评？经书不可以怀疑吗？杨龟山为什么会有“读书一定要有所怀疑，然后才会有益处”的话？我请把两位先生的话合起来，在内心考察：读圣人的经书，贵在应当有敬畏之心，不应当有怀疑之心。然而其中的义理有我心中感到不安的地方，不能没有阻碍，却姑且放置不疑，借着畏惧圣人的话来为自己解脱，这就失去了龟山先生的意思。像青蛙鸣、蝉噪那样，妄自穿凿，听信末流学者的说法，执着训诂来怀疑经书，这就违背了温公的告诫。两位先生难道会欺骗我吗？学者试着深思细想，然后就会知道两位先生的立言并不是根本不同；他们所给予的训诫，是共同针对我们这一类人的。况且“血流漂杵”并不是王者应有的行为，古人没有这种疑问；对它产生怀疑始于孟子，后世便纷纷跟从。“伯益之死”，实际上是启杀了他，古人没有这种疑问；对它产生怀疑始于[缺字]，后世便争相据此攻击。疑问是同一个疑问，得失却相差如此悬殊。那么后世有志于圣贤之道的人，应当用道理衡量事情，求其符合人情，像孟子那样提出疑问；不应当创立新奇说法，轻易惊骇世俗的听闻。像知道[缺字]的疑问那样，这样一来，您所询问的疑问，我都可以依类剖析了。《关雎》《鹿鸣》是文王时代的诗，这一点是可信的。有人认为它们作于周室衰微之时，我不采纳。歌述后妃的德行、宴请嘉宾，这难道是周室衰微时的事情吗？《七月》《东山》列入《豳风》，是合宜的。有人认为是周公所作，应当系于《鲁颂》，不足为信。豳地所说的是王业的根本，这难道只是鲁国一国的事情吗？《尚书》从唐尧虞舜说起，这是垂示后世、树立法则的意思。至于伏羲的事情，圣人认为应当使它不显见，而附载在《易》中；又何必议论它没有载入《尚书》呢？把秦、鲁列于周末，是开启后世以善为取舍的意思。所以即使是列国的事情，圣人认为也可以列在帝王祭祀的行列中，并没有很大惭愧；又何必诋毁它不应当系于《尚书》呢？重卦从文王开始，有人说“取离”“取夬”在古代早已有之，却不知道上古早已有《易》的道理，文王只是取来加重卦象罢了。不然，在羑里推演《易》的人，不是文王又是谁？《春秋》实际上本于鲁国史书，有人说子夏得到一百二十国的宝书，用来编成《春秋》；却不知道“宝书”这个名称在此以前有什么依据。那么创立这种说法的，不是何休又是谁呢？《周礼》不是周公的书吗？可是其中封国、征役的制度同其他书不同。《礼记》不是孔子的言论吗？可是《儒行》一篇有豪士的气节，这只是汉代儒生驳杂掺入的内容罢了，不能据此认为它全不是圣人的书。唉！杏坛寂寞，槐国荒芜。住在柴门小巷中的士人，离圣人已经很久，遗憾不能亲身周旋在圣人身旁，亲自见到圣人来质问这些问题。如今却独自抱着遗留下来的经书处在千年之后，面对微妙言辞和深奥义理的幽深、残简断编的抵牾，应该平心静气地解释，不敢故意说成隐怪；应当专心精思，不敢草率鲁莽；应当参考各位儒者来订正，不敢彼此攻击。总之，只求不违背古人的本意罢了。所以说：只有深知义理的君子，才能精于考察六经的疑义；只有自信而笃定的君子，才可以确实破解六经的疑义。我虽说自己还没有做到，却私下有志于此，已经不是一天了。《铁庵集》卷二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二十六 宋代方大琮撰 答问 延平人才 我问：延平的山川秀美，超过闽地七郡；其中英伟雄杰的气象，是其他地方难以具备的，因此产生了人才。宝贵灵气的精华盘结于此，区域内积蓄英才、孕育灵秀；可是考察前代史书，经过千百年，还没有见到一个人的姓名能够通达上国。难道是因为地方偏远，不能自行显达吗？那么曲江的张九龄、日南的公辅，也并不比这里更近。史书说闽越土地肥沃，山泉禽鱼优美，即使有才长的俊士，也不愿向北做官，难道是他们怀抱才略，沉伏不出吗？常衮出使闽地，召见并延请诸生，考核他们读书作文，闽地士人有接连考取进士的，但这个地方却没有声名。五代时有一位号称“唐五经”的人，才开始教授他的门徒，人们都知道向学，由此可知这个地方民风淳朴已经很久了。国家诗书教化洋溢于海疆，何况衣冠礼乐之盛，号称中州；这本来就是读书士人洗濯自新、等待试用的时节，即使想不用他们，政治清明的时代难道会舍弃他们吗？再次考察图志，从太平兴国年间直到今天，将近三百年了，杰出人才层出不穷。援引传说，受淳夫【王端，字道源】推重；学术师法荀子、孟子，受到图南【廖执象】知遇，可见讲学方面未曾无人。古文二轴，受到古灵珍爱赏识【危迪简，即危迪道】；参加翰苑考试，得到东坡击节赞赏【廖正一】，可见文章方面也未曾无人。有耿介自守、不肯到金陵私宅拜访的人【林积】；有调任京城做官，曾受到赵清献推荐，却不肯轻易拜谒的人【危迪简】；他们的清静退让是怎样的呢？有抱持忠诚、履行正道、不登蔡氏之门的人【廖刚】；有不改窜章表、宁可违逆章子厚心意的人【邓棐，字元孚】；他们的志向又是怎样的呢？有才名卓异，两次奉诏应选的人【龚懋，字君美】；有词章学问兼优，兄弟相互辉映的人【曾辅，字载德；曾中】；有努力治学、撰写文章，以贤良身份被举荐的人【张哿，字安时】；有博学而修养高深，以隐逸身份被征召的人【吴仪，字国华】；有在胪传中首先唱名，这是盛大的事情，并且由皇帝亲自擢用，更加荣耀【黄裳】；有舍弃常规选试而赐进士第，这是通常的格例，但能承受殿陛宣谕却不容易得到【唐稷】；有进献诗篇规劝讽谏，被召到便殿应对【邓来】；难道不是出身平民吗？有在言路上正色直言，诋毁批评王氏的人【陈渊】；难道不是由特科选拔出来的吗？又何况贤能之士在一百多年间接连相望，奇才不断出现，正蓬勃兴盛而没有衰止。那些从前的人如今都在哪里，为什么现在才倾尽囊中、倒空粮仓，把他们罗列出来一同进献呢？他们的显达与隐伏、盛衰，也自有时运吗？其中的优劣、醇杂、瑕疵，也可以议论吗？不可以。即便有一国的善士、有天下的善士，仍然不能认为足够。那么，难道不能在百世之上奋发有为，使百世之下听闻他们的人受到激励而奋起，唯独没有这样的人吗？《龟山先生》以道学著名，阐明洛学的深蕴，抽开关锁、启发人们，成为世人的指南。了翁先生以气节著称，指斥奸臣的罪恶，流离困穷，濒临死亡也不屈服。他的声名远播，不只在中国，千古以来人们都仰慕他的风范。不只在当时如此，这个小小的山郡竟能成为百世师表的出处。天地之间，不知道沉积郁结的气运，是否要经过几百年才会生出这样的人。看前面那些公卿，几乎像繁星照耀天空；但二位先生光芒清寒、品色端正，是五行精华所凝聚。山川还和过去一样，风景也没有不同。龟山之道传到豫章，第二代传给李氏，如今应当归属于谁呢？了翁的气节传到他的儿子，如今有谁具有他的志向呢？戴着高冠、穿着圆领衣服，和悦地处于学校之中，学术源流相接，不能轻率地诬称这里没有人才。是涵养深厚吗？还是隐藏才华而自我修养吗？否则，难道是隐遁在险峻山岩丘壑之中，不肯轻易出现在城阙吗？然而二位先生也都是从科举中成长起来的，学校难道不足以造就人才吗？将要广泛搜寻、普遍访求来找到他们，把所闻所知告诉我吗？我曾奇怪了翁《责沈》一篇，以不认识明道先生为见识浅陋而惭愧，这还可以原谅。他同龟山先生同时生活在同一郡，流放合浦后才开始通书问候，到晚年才彼此相知。我私下想，人物错杂，即使是他们的门徒也不能全部知道；假使有人进入当地询问贤者，又从哪里能够全部了解呢？元祐年间，了翁居住乡里时，向郡侯推荐吴氏二人；境内有两位贤士【吴熙，字季明；吴仪，字国华】。郡侯释菜礼之后，邀请他们讲经，诸生列队听讲，以诗歌赞美，称许他们为遗逸，这真是一时的盛事。如今贤侯尊崇重视学校，搜寻访求人才，如果没有了翁先生那样的人来荐举，也可以相信吗？已经得到这样的人，又可以延请安置在学校中，用来劝勉诸生吗？也可以把他们举荐给朝廷吗？诸位本来就有志于前代贤人，将对此作何说明呢？不要荒废在嬉游中，不要毁坏自己而随波逐流，要挺拔不群地从流俗中自我拔擢出来，这就是学校的光荣。晏元献出任西京判官时，范文正代理西监教育事务。晏公向他询问人才，范公以两名举子回答，就是富文忠、张文定。问答之间，四位宰相汇聚在一起。多么盛美啊！贤侯将有所询问，那么应当怎样回答？诸君要努力。武举 我问：国家设置武举科，比前代尤其完备，我私下却曾对此感到疑惑。文武并用、文武相配，是汉代的政事。如今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在京城参加考试，而列名仕籍的武举人只及文科的十分之一，难道是轻视武举吗？武贡生与明经生一同参加宾兴礼，被举送到尚书省，这是唐代的制度。如今只有文士参加乡试并计偕进京，而武举人要经过兵部考试，跋山涉水，难道是使它更加艰难吗？考试时先考骑射，后考文义，那么对于武略似乎是把它放在首位。分等时以智谋策略为上，以勇力为次，那么对于文艺又不是轻视。它的先后次序究竟在哪里？绝伦等第的人，难道不是取其力量超过常人吗？但文辞不合格，便又不予录取；既以膂力要求他，又让他低头学习举子所业，这是为什么？平等等第的人，难道不是因为力量不足而兼取其谋略吗？但文采稍差，即使有智谋也不取；纵横变化的文章，又用科举格式加以限制，这是为什么？古人有能拉开二石弓却目不识丁的人；如今力量能拉弓而不识文字，可以收录任用吗？古人有通晓古今书籍却不能骑马、不会穿甲的人；如今懂得兵书却不会穿甲骑马，可以预先选用吗？

译老苏又说弓马不过是粗浅的力气，考试武举也觉得没有用，这两项难道都可以废弃吗？国初名将从多种途径出现，这还可以说是科举科目尚未完备。中世削平寇盗、中兴恢复的事业中，名臣宿将功业显赫；有的出自将门，有的从行伍中拔擢出来。那些从武举中出身的呢？近来朝廷屡次讨论武举，宣示风采远胜过去；羽檄交相奔驰，真正的人才错杂出现，那么出自武科的究竟是谁呢？难道科举大概只是太平时代的美观，到了临变制敌时却另有一批人吗？然而考察《唐会要》，以军谋深远列为制科，后来控制保卫全蜀，崔员从此科出；以善射长垜列为平进，后来再造王室，郭子仪从此科出。前代武举不能说没有人才，难道能说如今没有人才吗？诸位胸怀才略，并不只是说学校教育，姑且应付旧例罢了，而是将要在有用之处接受考验，为什么不各自说说你们的志向呢？宗室的廪禄 我问：国家亲爱和睦九族，远远超过前代。前代亲近宗室，于是让他们拥有连城跨邑的封地，几乎占据天下一半，奢侈僭越便由此产生。我朝分封诸王，却从未让他们实际占有封地，使他们磨炼志向、勉励操行，在一官一职之间自我效力。前代抑制宗室，于是设置了严厉的在官附益之法，甚至有宗室骑牛骑马而困顿憔悴的。我朝对宗室无论亲疏，都由官府供给廪禄，使他们不至于像普通子弟、平民一样。其防范有适当方法，爱护又尽到恩意，大概两方面都做到了。帝王向天下显示公义，不愿过分厚待自己的亲属，使他们不能大量增殖田宅来自我丰厚；而宗室中贤能的人也都谨守家法，清白自持，只仰赖公家供给。只是尤其值得顾念的是，对孤儿遗属的请求，本来就是用来表示优待抚恤的。如今各州的支给多不按月发放，贫困的人甚至指望尚未领取的俸禄，出利息借贷。养闲官的俸禄，本来是为等待差遣作准备的；如今各郡拘守定额，有的人戍守期限已经超过，竟然不能领取俸禄；岳祠的廪禄则随时请求随时发给。如今授予官缺以后，动辄三四年，免不了产生等待河水上涨的叹息。宗女出嫁，按例有资给；如今居住在外地的宗女，年纪刚到笄年，官府担心资给被耗损，便逼迫她们领取这笔资给，其中有得到适当安置的，也有[缺字]。州郡难道是因为苛刻核算，才这样对待皇室宗亲吗？国初宗室支派还不繁多，全都聚居京师。熙宁以来，分散居住在各州县，逐渐发展到今天，枝叶繁茂，以千万计，也可以说盛大了。困于供给费用，到处都是如此，也可以说困难了。以后还会有现在的两倍，怎样支撑应付呢？既想使宗室没有匮乏的叹息，又想使州郡不遭受供给馈赠的劳苦，在二者之间权衡，难道没有办法吗？诸位世代领取县官的廪禄，也应当综合彼此加以参议，不要说郡国财政的盈缩不是自己所知的事情。

译兵书 我问：自从孙武、吴起著书以来，后世谈论兵法的人都奉为宗师。奇正、分合的情势，开阖、翕张的变化，全都完备在书中。阅读它的人只怕不能运用，运用它的人未必都能符合，符合它的人未必都能得到验证。即使深信它，孙武、吴起也不能不自己产生疑问。他们说：“用义理来感动敌人，力量充分就可以作战。”然而三军缟素出征，是被义理感动了，却在睢水大败。又说：“四邻来援，避开它不要迟疑。”然而六国百万军队仰仗函谷关进攻秦国，援助已经很多，秦国不避反而取胜。又说：“归来的军队不要拦截。”然而殽陵之战，一匹马也没有返回，难道不是拦截了它的归路而取胜吗？又说：“陷入困境的敌寇不要追赶。”然而垓下之围，追兵深入，难道不是逼迫穷寇而使之失败吗？又说：“用兵只听说拙于筹划而求速胜，没听说高明的用兵会长期拖延。”长期作战会挫伤锐气，然而吴、楚交战时坚守营垒不出兵，进兵讨伐羌人时经过一年也不行动；如果把持久作战、挫伤锐气作为戒条，那么条侯凭什么击破七国？营平凭什么剪除先零？又说：“行军百里去争利，必使上将跌倒。”然而李愬半夜进入蔡州，奔驰三百里；当阳长坂，奔驰二百里。如果因为逐利会使将领失败而怀疑，那么李愬凭什么攻得蔡城？孟德凭什么占据荆州？想要作战就接近敌军，不要让敌军依附水势；观察地形要占据高处，不要迎着水流。苻坚采用了这些做法，[缺字]命令铁骑引退，而阵势为什么会在淝水溃奔呢？把士卒看作孩子，就可以让他们奔赴深谷；把士卒看作儿子，就可以同他们一起死。李广懂得这个道理，和士卒共同分食，却终身不能在匈奴那里取得胜利。这些全都是孙武、吴起的神妙机谋和秘密谋划，但军中的胜负有时却与之相反，难道是他们的书可以观看却不能运用吗？然而阖闾失败时，孙武就在其中；九国困厄时，苏秦却不能用兵。难道面对时机、临事变通，即使孙武、吴起二人也不能自行运用他们的兵书吗？诸位胸中有甲兵之学，将在兵法的言辞之外有所心得，请详细说出来，不要隐瞒。钱币与盐法 汉、唐有可以讨论的，是它们的规模制度。钱币、盐法，尤其关系到国计的虚实和民生的安危。大体上变更很多，从轻变重，从宽变密，逐渐滋长蔓延，没人知道最后会怎样。汉代除去秦朝苛法，钱币太重而难以使用；兴元年间重新铸造，文帝时又改铸，到了建元、元狩年间，法令便不一致。贾谊说过放任铸钱的弊端，贾山也说过，而吴、邓所铸的钱布满天下，无法抑制。这是为什么呢？唐代平定隋末乱局后，钱币铸得轻小；武德年间重新铸造，显庆年间申严禁令，到了干封、乾元年间，议论便不一致。陆贽说钱币过重的弊端，齐[缺字]也论述过，而物价没有常态，民力更加枯竭，无法挽救。这又是为什么呢？汉初山海资源的利益还没有归入大司农，自咸阳、孔仅、桑弘羊主持盐铁之后，利益被析取到秋毫，官卖盐和牢盆的价格没有定准，私贩盐、私铸钱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为什么贤良文学的议论不能胜过桑弘羊以盐铁安边、充足国用的主张？唐初盐税收入都隶属于度支，自第五琦、刘晏、李[缺字]掌管盐铁以后，制度全都改变；盐价一次增加就达到过去的十倍，直到三次变更，百姓不堪其命。为什么韦厚、韩愈的主张，仍然可以屈服于张平叔以卖盐富国的请求？是非可否，又能够怎样评论呢？然而，钱重盐贵，是汉、唐共同的弊病。收敛和散发的权力仍在官府而不在百姓，操纵的方法仍在上面而不在下面。况且告缗钱只是全部政事中的一项；豪强隐藏财产，却不敢怠慢武帝的命令；禁止钱币流出境外也是极其急迫的事情，州县奉行德宗的禁法也不敢玩忽，禁令很严。但是公家虽然贫乏，人心却不能收拢；商贾全都断绝，钱禁也不能依靠。对利害来说，哪一件缓、哪一件急？天下盐价昂贵，宣帝降低盐价，民间困苦稍稍舒缓；江淮、河中盐价昂贵，顺宗降低盐价，民间贫乏稍稍宽裕，用意本来是好的。然而整个汉代盐铁都不能废除，整个唐代盐法都不能放宽；就根本和末节来说，究竟哪一方得、哪一方失？希望明白地说给我听。《周礼》疑义 《周礼》是周代旧有的典章礼制，也是六经之一。它的疑点比其他经书尤其多。郑众根据《尚书序》，说成王已经革除殷商的命运，回到丰地，创作《周官》，认为所作就是这部官书。贾公彦认为周公用五年营建成周，用六年制定礼乐，认为所作就是这部礼书。它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周公难道不能亲自使天下达到太平吗？为什么还要劳苦思虑，忧虑延及后世，写成这部书，留给后世纷纷争论呢？孟子说周公思考兼采三王之道，有不合之处，就仰头思考，坐着等待天亮；难道他的精神思念全都在这件事上吗？诸侯憎恶它损害自己，于是删除了那部典籍，这是第一重厄难。秦朝开始彻底毁灭《诗》《书》，搜求这部典籍，把它烧得干干净净，这是第二重厄难。到了汉代，这部书才重新出现；汉武帝不相信它，不把它列入太学，又是一重厄难。经过三重厄难以后，所谓缺失的文字，往往是在这些过程中遗失的吗？幸好它没有因此完全灭亡，但可信与可疑各占一半。何休斥责它是六国阴谋，林孝存排斥它荒诞紊乱、没有验证；他们所非难的究竟根据什么？唐太宗读它后说：“真是圣人的经典。”王通赞叹它制作完备，说：“千年以来，没有像周公这样的。”他们赞许它究竟有什么根据？用孔子“我遵从周礼”的话来衡量，孔子难道会欺骗我吗？王莽曾经采用其中的制度，却有列肆井区的扰乱。荆公也曾采用它，却有青苗、保甲的祸害。难道制度烦琐严密，必须有周公这样的人才能实行，后世就不能试行一次吗？姑且放下这一点再说，还有尤其可疑的地方。十分取一作为赋税，是古代制度；但有的地方十分取一，有的十分取三，有的二十取五。役使百姓不过三日，是古代制度；但丰年役使十日，等于前代的近十倍，难道不值得遵守吗？周朝兴起时，关市只稽查而不征税，但关卡官吏却有五种布帛的征敛。川泽渔梁没有禁令，但王府却收入渔人的税。文王的制度不足以效法吗？《酒诰》告诫商民说“不要任意杀人”，可是掌刑之官却有扑击、戮辱的政令。《无逸》告诫成王说“不要沉溺于田猎”，可是司马却有猎取禽兽、供奉肉食的制度。难道《尚书》和礼经之间有差异吗？夫家之征，是用来加强对闲民的禁令；但转移事务的执事，又另设一职负责。一切伪饰都有禁令，是为了杜绝奢侈靡费；然而君王的金玉玩好却又有专官掌管。同一部经书也未必处处相同吗？唉！周公的书能得到孔子、孟子、王通的信任，却不能得到何休、林孝存之流的信任；能在周代实行，却不能在王莽、荆公的时代实行。

译它能使唐太宗赞叹信服，却不能消除汉武帝的疑惑。这是为什么？对它怀疑却轻率议论它的人，实行它却背离它的人，他们不懂得它这一点是相同的；这对周公有什么损害呢？本朝名儒并非不知道周公，却没有人为他做平反之事：伊川怀疑盟诅的说法，横渠怀疑它，欧阳公怀疑征役，苏黄门怀疑封建，胡五峰怀疑宫闱；难道这不是周公的完整著作，或者其中有后人杂入的内容吗？诸位先生怀疑其中错误，难道正是因为深信其中正确吗？那么周公的心，在千古之后能够安定吗？这些说法都难以贯通，请试着讨论它们。《诗》《书》疑义 孟子通晓经书，其中尤其长于《诗》《书》。《武城》只取其中二三句，其他便不足取，是应当取它还是不应当取呢？《云汉》没有完全相信其中的说法，按照这个例子推求，其他内容也还有不值得相信的吗？“完全相信《尚书》，不如没有《尚书》”，他的长处大概就在这里吗？对此我有疑问。孔子编定《尚书》，从唐尧、虞舜开始，是因为帝王以前没有经书可以考察吗？那么三皇的书，周代外史掌管它；《三坟》《五典》，楚国左史读过它们，为什么放置不载？孔子删定《诗经》，独自从《周南》《召南》开始，是因为夏、商以前吝惜歌咏吗？那么康衢有歌谣，载赓有歌，夏代有九叙、五子相继歌唱，它们可以见到的内容为什么如此简略而不收录？《诗经》《尚书》叙述唐虞之际，如今唐虞在《诗经》中不多见，却全都记载在《尚书》中，这是为什么？成王、康王去世以后，颂声渐渐衰微；康王之时没有颂诗，这是为什么？百篇《尚书序》没有不同意见，认为是孔子所作；而《诗序》的说法至今仍有异同，究竟是谁作的？汉代儒者摘引《尚书》说：“建立功业、成就事业，可以使寿命长久。”又说：“白鱼进入周王的船，周公说‘回复吧’。”如今《尚书》中没有这些话；而“地平天成”“明德惟馨”等语，《尚书》文字明明存在，赵岐、杜预却认为是逸文，这是为什么？《春秋》时常举《硕人》的诗，却没有“素以为绚”这句话；举《棠棣》的诗，却没有“偏其反而”这句话；又说“趋以采荠”，又说“狸首为节”，但这两首诗的文字又都没有见到，这是为什么？《虞典》可以称为《尚书》，而《尧典》也系属于虞，这是什么意思？“节南山”等诗可以称为变雅，而《鸿雁》《庭燎》这些美好的诗也称为变雅，这是什么意思？关于《诗经》《尚书》的雅正言论，讲论已经很久了，希望详细说明，以解除我的疑惑。《铁庵集》卷二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二十七 宋代方大琮撰 答问 汉代官制 我问：西汉接近古代，创制立法一定能够参照考察古意，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如今考察它的官制，却不免有疑问，试着同诸位讨论。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三公，这是仿照周制。汉代则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究竟哪一种符合周制？然而高后时又设置太傅，以王陵、审食其担任。哀帝时又设置太师、太傅，以孔光、王舜担任。既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又设置太师、太傅、太保，那么汉代的三公难道不止三个人吗？三少称为孤卿，与六卿合为九卿，这是周制。汉代则以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为九卿，究竟哪一种符合周制？然而毋将隆担任执金吾，制诏称毋将隆的职位属于九卿。王尊担任京兆尹，御史上奏说王尊不应列于九卿之位。执金吾、京兆尹都被称为卿，那么汉代的卿难道不止九人吗？加官的领表说，所加官职有的为列侯、将军、卿大夫、骑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直到郎中；有的为博士、议郎，那么二府显然不兼任加官。然而魏相担任御史大夫，诏令让他兼任给事中，为什么能够兼领加官？朝廷分为中朝、外朝，孟康说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直到六百石为外朝，那么九卿就不属于中朝了。可是刘辅下狱时，中朝的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兼光禄勋褒、光禄勋师丹、大中大夫谷永都上书营救刘辅；光禄勋的职位属于九卿，大中大夫又是光禄勋属官，为什么都称为中朝？丞相、御史大夫相对称为两府，颜氏的说法是对的。可是像四府举荐辛庆忌、五府举荐汤，为什么有四府、五府的区别？郡守秩禄为二千石，表中的说法是对的。可是像冯野王以中二千石的秩禄出任上郡太守，黄霸以八百石的秩禄居于颍川，为什么又有中二千石和八百石的不同？大将军兼任录尚书，而丞相徒然充当职位，难道不是重视将军而轻视丞相吗？在诸侯国做官的人，要受从左官之律的处罚，难道不是重视内朝而轻视外朝吗？天下郡国有一百零三个，设置都尉九十人；西起陇西到五原，共十三郡设置都尉二十八人；北起云中到辽东，共九郡设置都尉二十人；其余八十一个郡国，设置郡尉只有四十二人；那么设置任用又有不同，人数多少也不相等，这是为什么呢？诸位精通史学，考察这些问题已经很审慎了，一定有高明的见解。宏大的议论，希望明白地告诉我。汉代赋税制度 请问汉朝向百姓征取的赋税，名目极多；掌管这些事务的，有大农、少府，后来又有水衡都尉。大农这一官职，起初称为治粟内史。不知这是官名的更改，还是水衡都尉的设置，它们各自始于何时？三者虽都掌理财赋，职掌必定不同；不知当时百姓所缴纳的，哪些归大农，哪些归少府和水衡？考察史书，司农属官中有均输，水衡又有均输官，这是为什么？少府替天子掌管财物，文翁在蜀地也设置少府，又是为什么？所谓税目繁多，田租之外有算赋、口赋，算赋、口赋之外又有践更、过更；这些项目，都是从百姓那里取来作为钱财储备的，究竟缴给哪一官府？将用来做什么？汉高帝五年的诏令，又向百姓征收六十三钱，用来供给进献和费用，难道是另立科目征收的吗？还是也属于算赋，用来供给这些费用？至于有市籍的人有市租，没有市籍的人则依法占算其租；侯国有酎金，佩带将军、都尉、二千石印绶的官员则缴纳军费，这些征取项目也都清楚了。只是还不知道内史所属的廪牺钱，例如萧望之任冯翊时，散用了一百多万；又有北军钱，例如公孙敬声在征和年间擅自使用了一千九百万，那么当时这两种钱究竟由谁缴纳呢？盐、铁、酒的专卖收入，归大农管辖还是归少府管辖？汉昭帝时贤良文学主张废罢盐铁、酒榷和均输官，当时是否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请把这些问题逐条陈述出来，以便考察其中的底蕴。本朝诸儒的学术 请问，学术有师承，于是圣门的教化得以建立；圣人的道理散见在诸儒彼此问答的言语之间，真正传得其宗旨的，只有孟子舆氏和韩文公而已。荀子和扬雄，则是大体醇正而小有瑕疵。国朝道统纯正，师儒人才辈出，比往昔更为兴盛。自柳仲涂用先秦文章倡导天下，尹公继承其业，欧阳文忠公又继承尹公，古文创作于是大为振兴。陈图南把先天之学传给种明逸，种明逸传给穆伯长，穆伯长又传给李挺之，李挺之再传给邵康节，这门学术才有了源流。穆伯长又把《太极图》传给周濂溪，二程先生向他求学，杨、谢、尹、防等人都是这一学派的支流，性理之学于是广泛传播。安定先生的门人中，刘彝以擅长水利著称；其他如钱氏、孙氏、范氏，也有人凭借深厚笃实、纯正明达、正直温厚、简约明亮而闻名于世，大都阐明了体用之学的极致。眉山之学雄伟而博洽，门人中如六君子者又加以发扬光大，卓然成为一时之冠。横渠张氏、徂徕石氏、泰山孙氏，以及司马氏、刘氏，有的崇尚经学，有的阐发义理的奥秘，有的以努力实践、笃实躬行为倡导；后来的学者应和他们，学术风气于是大为改变。平心考察，自从大道隐没以来，这些人扶持和羽翼道统的功劳，彼此并驾齐驱，实在不是容易窥见其边际的。

译然而，传授道统的人必定著书立说：有的表现在本人陈述自己的见解中，有的见于门人的记录。这些详细情况能够听闻吗？伊川和康节极力讨论天地万物的道理，直到要把数学传给伊川，伊川却推辞不接受。二程从周濂溪那里学习《太极图》，所以他们启迪门人的著述中，几乎没有提到“太极图”三个字。邵康节说：“我能够把万物作为对象来认识，那么我就是认识万物的人。”这大概得自李挺之，而程子很不赞同他的说法。横渠创作《西铭》，伊川说这是“理只有一个而分际各殊”，杨龟山却深刻辨析其中兼爱思想的弊端。欧阳公论说性不是圣人首先要讲的内容，而世人却说他关于性分完全没有见解。苏轼作《权书》《衡论》，有人说那是战国纵横家的文章，有人说他依附老师的学说，有人说他背叛老师的主张；其思想脉络贯通始终，究竟哪些不同，哪些相同？立身朝廷、行事处世的端正原则，治心治国的关键，以及精粗、本末之间，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门人所得的学问，哪一种更为优长？各宗派所传的学说，哪一种才是正统？请考察先儒流传下来的言论，印证自己心中确定的见解，彼此加以折中评定，以考察诸位君子学术的渊源。经书疑义 请问：从前孔夫子由卫国返回鲁国，删定《诗经》，整理《尚书》，为《周易》作系辞，编定《春秋》，学习礼制，厘正音乐；又同众弟子辨析疑问、彼此问答，把其中善言辑录起来，名为《论语》。后世学者尊奉它，认为它是五经的关键、六艺的要领，想要进修圣道的人不可不把它作为阶梯。近世名公大儒却有人不这样认为，摘取其中篇章，说不是圣人之书；截取其中语句，说不是圣人之言，再掺杂自己的臆见，我私下对此有所疑惑，请详细说明。大《易》这部书，经历夏、商、周三代，经过伏羲、文王、周公三位圣人，孔子又为它作系辞，内容广大而完备。有人却说《周易》不是圣人的完整著作，《文言》一篇文意断裂、前后不相连接，是汉代讲经师自己撰造的言论，果真如此吗？《周官》这部书，制定封建制度、建立井田，取法天地四时而使制度完备，规模宏大深远。有人又说《周礼》不是周公的完整著作，其中有三处不可信，都是秦汉诸儒增删损益的结果，果真如此吗？《尚书》中有《洪范》，这是洛水所出之书，箕子把它陈述出来，使常道秩序得以建立，事情很明白了。有人却说河图洛书荒诞不合经典，根本没有神龟从洛水负书而出的事情，这又是什么原因？《礼记》中有《儒行》，记述孔子的言行，《孔子家语》也有记载，用来示范后世，事情很清楚了。有人却说那是战国时豪士自命不凡的话，大多是自我夸张以炫耀于世，又该怎么说？至于《鲁论》一书，是孔门弟子记录夫子的嘉言，明白可诵；有人擅自更改它的说法，把“诚不以富，亦祗以异之”解释为应当放在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可以吗？又有人改动其中的文字，把“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改为“子在齐闻韶音”，把“子在回何敢死”改为“子在回何敢先”，究竟对还是不对？《仪礼》《周礼》两部书出自汉代，说其中夹杂汉儒内容，还可以理解。《尚书》《周易》两部经书，却是先秦古书，一部凭卜筮显名，一部靠口耳传授；《论语》又是众弟子亲自记录的，哪里容得有人指为可疑，来欺骗世人、迷惑大众？可是近世名公竟也有人赞同这些说法，这是为什么？希望详细陈述，以消除我的疑惑。什一税法 请问，什一税是天下最为中正的税法，是历代君王不变的通行制度。三代君主随着时代增减制度、因应世局变化，虽有不同，但中正的什一税法却彼此承继，世代遵守，起初不可以有丝毫增减。自春秋以来，离上古还不远；鲁国开始实行初税亩、制定丘甲、使用田赋，这些都被写入经书，大概是讥刺它开始改变古法。可是考察杜预的解释，他解释“初税亩”说：“公田制度是十取其一，如今又丈量其余的私田，再十取其一，所以是加倍向百姓征取。”至于“作丘甲”，他又解释说：“九家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一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是甸所应出的赋，而鲁国却按丘来征发，因此是四倍向百姓征取。”至于实行田赋，解释的人又说：“丘赋制度，是根据土地和财产合计征出一匹马、三头牛；如今把土地和家产分别计算，各自征收这些赋税，这又增加了一倍。”然而，鲁国再增加这一项，究竟是在实行丘甲之外又增加的呢，还是舍弃丘甲而另行增加的呢？如果是舍弃丘甲而增加，春秋记载‘作中军’、‘舍中军’都写得很明白，为什么对‘舍丘甲’却略而不书呢？如果说鲁国在作丘甲之外又增加一项，那就是鲁国向百姓征取五倍的赋税了。难道圣人之后、奉行礼制的国家，肯这样做吗？假如说古人的制度不能施行于后世，制度越坏，变革越急迫，向百姓征收的赋税就越重，也就再不能恢复古制。然而汉高帝纠正秦人的弊政，十五税一；到了汉景帝时，又恢复为三十税一，为什么反而越来越轻呢？什一税法，减轻它就近于貉道，增加它就近于夏桀。鲁国改变税法，从十取一变为十取二，又变为十取四，又变为十取五，可是仍有年成歉收、粮食不足的叹息，没有见到有所富余。汉朝纠正弊政，从十五税一，又变为三十税一，而天下富足，粮食多到仓中粮红、贯朽钱存，也没有见到不足；那么什一税法究竟有什么可取呢？可以施行于三代的，不能施行于春秋；不能施行于春秋的，却可以施行于汉代，这是什么原因？否则，春秋所记、杜预所释以及班孟坚所记载的，其轻重、异同如此，难道没有最恰当的解释吗？请详细说明。诗

译请问，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取来配合弦歌，想使它们合于《韶》《武》的乐音，删去不合的，存下的只有三百零五篇，这是司马迁的说法。孔颖达却认为，传记所引用的逸诗极少，《史记》所说大概是司马迁的错误。欧阳氏又说，按图考察，诗篇应当不止三千篇。诗是孔子删定的，三位儒者的说法如此不同，究竟谁对谁错？风、雅、颂是固定的体制；如今把周王降为风，那么王的名号怎么可以贬黜？把鲁国提升为颂，那么鲁国僭越的行为又怎么可以忽略？《鄘风》《邶风》《卫风》本来是一国的乐调，却分系于三国；《七月》是公刘一时的事，却分列在风、雅之间。究竟分开好还是合在一起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为什么能联系到贫穷而快乐、富贵而好礼？“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又同礼有什么关系？后来曾子作《孝经》，引用诗句十处，如“战战兢兢，如临深渊”，说人在临终交代手足之际也不能忘记。《中庸》一篇，是传道的命脉，其中引用诗句也有十五处，并且用“德輶如毛”“无声无臭”等话来描绘中庸之道的精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下至春秋时代，各国彼此聘问、宴享，又常常吟咏诗篇来取其意义。诗篇出自平民和卑贱役夫之口，而后来明道习礼的人，大都从这里领悟、受到启发。既然如此，那么篇目的多少、辞章的次序、传播为歌声、表现为感慨，难道能够全部弄清吗？请指教。律吕 请问，律吕的兴起已经很久远了。自黄帝命令伶伦取得嶰谷的竹子，削制后吹奏，用来制定音律。起于黄钟，终于中吕，十二律于是确定。后世按照相生法制定六十律，又因此扩大六倍成为三百六十律，为什么如此烦琐？况且求取声音要依靠律，制造律要用黍粒累积成尺，并由此通达权、量；这四者相互符合，然后声音才能确定，声音确定之后音乐才能制作。然而尺和管的尺度逐渐失传，所以后来制定律的人想求得尺管，却又不拿权量来相互校验，为什么如此违背道理？有人制作准器来确定数值，有人聚集灰末来候验节气，有人重新制定通用制度作为十二律；这些制度的祖述承袭，果真都有所本吗？有用玉制的，有用竹制的，有用铜制的；它们的创制也各自有人吗？阳声六律称为律，阴声六律称为吕。六律有时称为六始，六吕又称为六同、六间。有的把函钟称为林钟，有的把环钟称为夹钟，把小吕称为仲吕，又总称为十二律。它们这样命名，哪一种更好？同样是黄钟，说它宣导、养育六气，和说它与气潜藏于子位相应，含义有什么不同？同样是大吕，说它助长阳气、宣发万物，和说它对应于万物尚未发育，解释又有什么不同？至于其余各律，也都存在抵牾不合的地方，其中取义究竟哪一种恰当？从黄钟到无射，是阳律下生阴律；从林钟到中吕，是阴律上生阳律。《汉书》记载得很详细。郑玄认为蕤宾三律属于上生，大吕三律属于下生；这种相生法也可以推演吗？黄钟建子，辰位在星纪；大吕建丑，辰位在无枵。既然已经配合十二辰，又用六律配乾卦六爻、六吕配坤卦六爻，这种配合方法也可以参验吗？至于用它来听察军声，怎样判断吉凶？用它来感格神明，又怎样取三宫？一件事不知道，君子都以为可耻，何况声律之道，是用来占察盛衰、治理与混乱的大事，难道可以略过而不讲吗？希望逐条陈述，以阐明其中的意义。荆襄与两淮 请问：依据中兴王朝的正统，运用天下形势中有利的一面，却被天运地气压制而不能实现，明白的人为此忧虑很久了。历来考察史籍，极力讨论地形胜势：河南如果不成为晋国的土地，司马氏的形势就会削弱；淮北如果全部撤去戍守，南唐的势力就会孤立。古代英雄难道不知道善于防守的人不应局限在边界以内吗？只是想这样做却不能做到，并非不想做。后世谈论孙氏的人说：‘已经保有江东，却在濡须修筑营坞，从未不在长江以外设防。’谈论诸葛孔明的人说：‘已经保有陇地和蜀地，却在渭南实行屯田，哪里曾不留意关隘以外的地方？’不这样做，不仅无法取得本来可以取得的地方，也无法守住本来应该守住的地方。然而继承他们的人屡次驻军淮南，吴地因此困顿；派兵戍守陇西，蜀地也因此疲敝。难道守卫的得失不专在这些地方吗？如今天道循环，迅速扫清中原，眷顾而向南观望，难道不是把天下全部交给有家之人经营的时候吗？向东取得齐地，向西席卷秦地，向北收取燕地，以控制天下大势，这虽不可轻率议论；扼守长河四镇，守住潼关、蓝关二关，以完成河南的防务，也不敢仓促议论；治理唐州、邓州来加强荆襄的藩篱，修治涟水、泗水、蔡州、寿州等处，以巩固两淮的门户。从前豪杰眼看江东却不能取得的土地，如今已经纳入版图；边疆将领又能够慨然承担责任，可朝廷内外的意见似乎还没有完全一致，这是为什么？爱惜根本的人说：‘防备多了，力量就分散；守卫分散了，形势就松弛。’绍兴年间曾经完全取得河南，不久敌军便到来，前车之鉴可以考察。奋发图强、追求功业的人说：‘藩篱不完整，就无法防护堂奥；衣襟衣袖不严密，就无法温暖肩背。’隆兴初年已经割取唐州、邓州和淮泗四郡，负责其事的人很快又后悔，失去防备的教训可以借鉴。如今新收复的州郡，姑且说唐州、邓州已经逐渐有了治理的头绪，而淮北十多个州在汉水、黄河的包裹之中，几乎是上天赐予、人民赖以防守的地方。土地荒芜、百姓残破，应当加倍费力筹划；稍微调运东南的力量来帮助开创，赶紧谋求屯田耕作的利益来充实后方，计划务必周全，即使暂时耗费一些，又有什么害处？有人说边地百姓还没有复苏，为什么不分出力量来经营淮南、襄阳？有人说边境就是今天的内地，经营新收复之地难道不是为了防护内部吗？这两种说法应当听从哪一种？划定旧有疆界而守卫，估量我方力量所能办到的事情，这当然好。然而新归附的豪杰拥众杂居，如果驱逐并断绝他们，难道能保证没有其他祸患吗？是要像从前那样，得到土地却不取用，而把当地百姓拔迁回来吗？还是羁縻当地豪杰，让他们自行防守？疆界划分确定，规划才能建立；意见统一，心力才能协同。应当宏大地拓展形势，不要局限于小规模的尝试；审察实际利害，不要贪慕虚名。这是如今关系最重大的问题，希望听到万全的防御策略。用兵

译请问，军队以不使用而强大，财物以不积聚而富足。这是先儒评论本朝治国体制的话，说得对。中兴以后，诸儒的奏疏却说：‘名臣贤士接连出现，而治国谋略并不优长；文治值得称道，而武功却没有振作。’他们把这指为治国体制还不完备。又说：‘有衰弱的形势，没有战斗的功绩。’难道是经历更多变故以后才知道的吗？我曾因这些话而详细考察。南征北伐，所向无敌，可为什么不留下来取得太原、黑子之地？统一天下，各地都归入职方掌管，可为什么破竹之势到了幽州却不能继续？这是景德年间最盛之时。澶渊一旦受到警报，众人为什么立即提出请求退守江、蜀？只有进取一尺，没有退让一寸，朝廷的议论已经胜过长城了。后来惭愧于退却敌军，暗自作诗讥笑，请求守住冲要，不愿意探取敌情。并非没有守将，为什么没有人取得邀击敌军的功劳？这是庆历太平之世。西夏强悍，辽国骄横，为什么竟有人请求修筑汴京城？重臣胸中仿佛有百万甲兵，威势沉重得像一个敌国。熟悉经书的宿将已经进入三川，铁面相公常常控制边塞。并非没有良将，为什么没有人奏报一次胜利？所谓功业，洮河开拓已经很伟大了；但同建立朔方、设置玉门相比又如何？擒获鬼章，确实壮烈；但同剪灭楼兰、擒缚颉利相比又如何？文章风雅远远超过三代，事功却赶不上汉唐。有人说：‘权柄归于一方，方略屡次改变，伸缩进退不能自主；治理国家的法度太过严密，所以势力衰弱也是理所当然。’然而从前收复各镇，已经极费周转调度，怎么能再放弃呢？有人说：‘山前长期设防，长城藩篱同敌人共有，立国的形势还不完整，所以势力衰弱也是理所当然。’可是后来收复燕地，终于酿成大悔，怎么能轻易议论放弃呢？所以即使在全盛昌盛之时，也常常凛然忧虑敌兵就在郊外。凡事有利必有弊，本来就有应当权衡轻重的地方。儒者叹息，认为中国的祸患必定来自两个敌国，可实际上使我们失败的，竟只是东北的小夷。事情本来就有难以预料的地方。炎兴年间，关中建国之事十分显著，有十三次战功，大概是被逼迫之后才显现出来的吗？划定吴、楚、蜀以外的疆界，不敢奢望中原；土地稍微越过界限，就称作开边，宁可留下供豪杰千载讥笑。也不敢让金瓯有一点残缺，所以开禧年间没有轻举妄动。后来能够收拾局面，难道不是因为督府任用了得人吗？金人灭亡，报仇雪恨的愿望也无从实现；敌人的暴虐将会自行断绝于天。三边百姓正在生聚，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扰乱？从前守卫蜀地在三关，如今收缩到兴州、沔州，已经到了极限；如果再收缩而退入内地，屏障太薄又怎么办？从前控制一方军政在江陵，以襄州作为辅助；如今大的防区不能不恢复旧制，那么襄州的费用又该怎样修葺恢复？过去两淮在要地集中重兵，如今各郡都筑了城；一旦有缓急，既然防备多而力量分散，应该先守哪里？朝廷旧有的规制，难道不应当讲求吗？有把北军错置到各处的说法；然而如果有宗泽这样的将领，难道盗贼也都可以任用吗？有北方将领扬长而去的说法；然而如果把刘昭荣的话告诉他：‘我是燕地人，抛弃敌军归附朝廷，哪里忍心再背叛？’那么他的心志能否挽回？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任用合适的将帅，使边疆将领能够自行防守、各守其地。自李公纲提出这种请求，范公宗尹继承了它。虽然不敢完全仿效藩镇制度，但此前分划防区、委任将领，随时应变，也略有成效。这种主张应当讨论吗？事情已经紧迫，已不是国人从容舒缓、宽衣缓带的时候。干道、淳熙年间推崇奖拔武科，用来矫正儒者的迟缓，教育相承，必定有深知治国形势的人。如果主管部门拿空谈来询问诸君，诸君又以空谈回答，那么当今所缺少的就不是文才了。请推究我朝为什么有衰弱的形势而没有战功，以及今天要采用切实药方救治紧急病症，哪一件应当优先？请把这些问题全部说尽，不要有所遗漏。

译《铁庵集》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二十八 宋方大琮撰 诗 题《永福董宰溪庄图》羡慕您胸中自有山水丘壑，眼前尘埃仿佛有一处可以全部洗去。献山湖光供您入画，天然的风月也偏偏要供您吟诗。贵人哪里还会知道盘谷的名声？世人也应当学习武夷的政绩。只怕主人正仕途显达，买山虽早，真正入山却迟。题《董宰读书轩》坐在衙门里弹琴，声调和谐而平正；退堂以后读书，书声铿锵有力。琴声和书声彼此相和，和气于是散布开来，使满城如同开遍鲜花。也知道言偃、子游那样的教化难以复兴，雅正与世俗二者很难同时推行。从前我不够聪敏，竟坐在这个地方；轩窗沾满尘土，哪里还有什么名声？堂前薇花寂寂无声，仿佛在笑我大概只是文吏，不是读书人。您并非异人，怎么能够这样呢？公务没有荒废，内心反而更加清明。公文纷至、案卷堆集，判笔挥动之后庭院空了；吏员散去，诗句也写成了。我曾听说欧阳公居住夷陵时，查阅旧公文，反复研读而精心办理；金陵的县令在鄞县治理政务，使天津来的宾客学习礼仪。如今已经愁听杜鹃啼鸣，多么怀念尹君追慕古道的志向。请拿这个案件来共同商议评判。挽赵南塘 当初科举刚刚恢复，学禁中预先招请延聘，却不久又停滞；您在周南任职四十年，大力振兴文章，震动海内。哪里肯把训诂之学让给前代儒者？您以孤忠自许，像汉代遗老；高尚的气节直凌唐代谪仙。凤凰从前曾俯览光辉，如今一切都已结束；百尺高楼仍旧存在。后来苏公以礼郎身份侍奉经筵，掌管制诰，位居文昌；端平年间的气脉，确实可以寄托元祐的光阴，可惜没有长久。马邑之事深为忧虑，您以直言进谏在御史台抗争，难道宁愿迁徙也以书写谏言为耻吗？黄门中最是知心的人，追述并配合您的精微言论，眼泪流下数行。祝寿乡守张秘阁 秋气高爽而寒凉，您在此时诞生，天资禀赋多得圣人清正之气。官箴未必以冰的洁白为最高，您的心事真正可以同明月相比。早就应当再世佩紫囊，却让您佩黑盖历任三城。凭谁把前代张公的政绩全部记下？只能听村谣里传唱您的声名。您家学渊源深厚，如今治理事务，宽严各有不同的方法，也各有不同的施行，豪强宗族全都心悦诚服。种一株薤菜，野老便齐声歌唱；麦子一茎两穗，最好的考核声誉也随之而来。即使没有地方写下您的芳名，您美好的节操也有上天知晓。请把郡志从头到尾数一遍，在蓬蒿之中还有谁能比您更为杰出？我年老以后遇到您做地方长官，您还不断用恩意温暖、抚慰衰颓的我。龟鱼得到防护，睡眠格外安稳；鸥鹭忘却机心，熟悉之后也不猜疑。正高兴您得到诏书褒奖、名列天下最优，又听说您带着玉节从京城而来。丰年让我吃饱，这是谁的恩赐？最好把禾穗举起，祝入寿酒之杯。送俊明李提举 羊城有一位杰出的鸿儒，兰坡一脉的气运最与您相关。村中地位高的人懒得留宿，郎官承受荣光，奉养老母还乘坐使者的车。从前平定绿林的功劳还没有得到赏赐，今年清正社事却足以载入史册。福星为什么轻轻移去了？世间已经很久没有像您这样公正评判是非的人了。实在幸运，联台的余庆尚在。五月间庭院里的细小事务，您全都知道。山中的菊径使人多生归隐之思，膝下却少有穿莱衣承欢的子弟。官吏散去时，庭院空旷，没有滞留的公文；客人来时酒已喝尽，却有新诗相赠。耳闻眼见，谁能说其中有虚有实？请把这些写给行人，让他们作为口碑流传。当代贤者零落稀少，令人叹息如同晨星；世事如棋局，又有新的红白双方交相驰逐，边塞形势紧急。腐败的财富耗尽了，国家贫困。是谁让野外有横放的舟船？应当是朝廷没有珍惜人才。握手告别实在不忍，离愁奔涌而来。愿您自己珍重庙堂之身。送广东赵舶使 百鸟收声，只有一只苍鹰凌越清秋；苍茫的水波浩荡无边，其中有载万斛货物的大船。劫火烧不尽的，是宗老独擅的风流，其典范流传千古。高雅深奥的学问根植于《洪范》九畴，忠愤之气流传于中垒，功名事业起于武侯。您带来北方的学问，前来南国游历；皇帝的恩风凭借您宣扬，蛮地风俗依赖您怀柔。偶然能够与您共事，回头看自己，实在不是您的同类。相逢时偶尔一笑，心中话语一倾吐便不再保留。拍掌畅谈西方战事，勉强作出笑容，惭愧得如同楚囚。相见太晚，分别却为何这样早？只能含情借酒浇愁。唯有祝您加餐保重，作歌壮行，送您登车。已有诏令，希望您赶快起用，暂且不要从事锄耰农作。回头看我算什么人，不过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毫毛。送李兄赴省 您父亲当年在科场享有盛名，乡里人都共同讲习那套功夫。谢氏兄弟如玉树般光耀，韦侯父子却把黄金满箱看得轻淡。世代科举相传，不要惊讶寒门子弟也能荣耀；您少年时所作的文章，早已显出老成。此去应试，家传的衣钵就在您身上，想来您一生的志向并不只是求温饱。《铁庵集》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二十九 宋方大琮撰 记

译南剑州学制造祭器记 距后三代已有一千多年，古代礼制废弃了，礼制文物也不再与人的耳目相接。后代儒者仿照它们的形制，绘图传出，所以礼器仅仅得以保存。然而太常旧府收藏的器物，士人和百姓不容易见到。各郡各县幸而有社稷、风雷之祭，临到祭祀日期却草率从事，只派小吏办理，见过这些礼器的人几乎没有。只有每年春秋两季祭祀先圣孔子的丁祭，提前三天打扫学舍，洗涤器具，把它们排列陈设在堂上堂下，让生员穿戴儒服来演习礼仪。后世出生的士人，能够认识先王的礼器，独独依赖这一机会。各地大多沿袭聂氏《礼图》，安于简陋而不知道它不合古制，难道只有延平如此吗？这就是朱文公在绍兴年间上书申请制作礼器的原因。多次请求之后才获准，诏书颁下却没有普遍实行，学者也没有全部见过。地方长官有谁肯留心？所谓仅存而有幸被人认识的礼器，又未必合乎礼制标准。嘉定壬申三月晦日，我来到这里任职，更加为此忧虑。过了两年，到甲戌年，三衢晋侯应祖任郡守三日，拜谒先圣之后，拿出这部书给我看，原来是晋公的儿子司农丞所传授的。我捧回值舍，整理衣襟恭敬观看，见其制度精密、气象淳厚古朴，于是古礼不接于耳目的情形已经仿佛呈现在眼前。回头看旧日收藏的器物，错乱驳杂，仿佛有所失去，便赶紧请求改制。筹得四十万缗，依照书中的规定制造：什么样的豆笾，什么样的簠簋，以及俎、尊、爵、坫、罍、洗、鼐、登、槃、勺、巾、篚，大体都已齐备。在这之前，已经得到现任庾使天台刘公允济的许可；他尚未解除郡守职任时，捐出俸禄四十万，拆除新建的殿宇，到了这时工程刚刚完毕，礼器也制造完成，时间已是乙亥年二月丁祭之前。举行祭祀的礼仪文字，此前沿袭旧习而有违背书本的地方，都加以订正，不敢不依照礼仪。祭服是书中没有记载的，谨慎按照《淳熙类编式》办理，破旧的更新，残缺的补齐，花费还不到以前的一半。又过了一个月，礼器制成，献官和执事人员才全部齐备。诸生敬重而欢喜地说：‘俎豆之事，我们曾经听说过，大概从今以后才真正能够看见。’晋侯听见后对我说：‘礼器是末节，后世把它看作古物，想象其中的典范；从当时看来，俎豆不过是饮食用具。孔夫子曾以戏言陈说，什么叫军旅？如果以没有学习过来推辞并这样回答，那么器用虽是末节，其中却寄托着学问。诸生不要忽视。’我退下后又申述说：‘祭祀用来教人敬慎，礼器用来承载礼制；在周旋进退之间，名称、器物、尺度、数目的细微之处，并不只是为了供人观赏其美。眼睛看见先王的礼器，精神便神游古人的境界；从粗浅达到精微，由细小认识奥妙，以此成就德行，以此通达性命的道理。晋侯所说的学问，大概就在这里吧？’众人都说是。可是又有一层忧虑：爱护羊，是因为爱护礼。若从不爱护礼的人来看，这些器物一年只在两个丁日使用罢了；又把它们看作草扎的狗，那么洗涤不洁净、收藏取出不按时等情形，过去的事还可以作为鉴戒。如今幸而逐渐完备，制造礼器的功绩确实应当长久保存。这本来是人人很爱惜的事情，可是人一旦离开这里，有职掌学校事务的人就应当彼此爱护它们，使它们不要毁坏。至于修缮增益，就要依靠后来的任职者了。袁州中和堂记 德行由学问而进步，学问由思考而进步。所谓思考是什么？一举一动、一言一默，都必须合乎道；一日的服食、睡眠、呼吸，也必须合乎道。曾子每天反省，颜子对道从不违背，周公夜坐等待天明。凡是出仕或退处、困穷或显达，都属于这种学问。片刻不思考，就会失去它；整天不思考，失去得就更多。祸患从细微处显现，差错便会相隔如燕地和越地那样遥远。思考不可以停止，何况要治理千里之地而成为诸侯？接触的事情越繁多，应对的事务越困难。懈怠之心乘机而入，政事就会松弛；轻率之心乘机而入，行为就会流散；愤怒之心乘机而入，处事就会急躁；喜悦之心乘机而入，心志就会浮荡。有的人因受到惩罚而陷于畏缩，有的人因受到激励而陷于偏激。这些对政事的危害，哪一种更严重呢？袁州刺史滕公任郡守三年，却如同只有一天一样始终如一。他不矫饰高亢以求近于声名，不姑息养奸以取悦众人。士人和百姓都安定于他的治理，称道他平正无私。他又每天在致知力行上下功夫，戒慎恐惧。于是开辟堂屋东面的序，创建一座堂，在其中安居，思考自己所学，以排除前面几种弊害。后来他偶尔叫我为堂题写匾额，我用‘中和’来褒美它。滕公恭敬接受命名，又欣喜地领会其中的意义，说：‘这正是我愿意听到的。’我拜了两拜，把‘中和’题在堂上，以彰显君主的恩赐。并且说：‘这座堂的名称，难道也有汉人歌唱《乐职》的意思吗？’ 唉！汉代儒者只知道经书而不知道道，他们说经书可以用来装饰吏治；所谓‘装饰’，说的是只在外表而不在内心。哪里值得同他们谈论反躬自省的学问呢？中和是一个道理，中正确立，和谐便寓于其中。人能够在危险与隐微之间明察，返回到精纯专一的根本，即使尧舜也可以做到，天地也可以由此建立。那些汉儒哪里足以谈论这些？登上滕公的堂，询问滕公的学问，从中正出发而达到和谐，真好啊！滕公是金华人，名强恕；他自身学问笃实，又同如今所题的匾额彼此发明。然而他不在初任袁州守时建堂，却建成来留给后人；不把美名独占于自己一人，而是想同后来者共同享有。他的用心可以说很宏大了！有人又问：‘您的政绩、学问和心意，我已经知道了。请问把这种学问充实起来施行于政事，涵养这种心意，应当怎样做？’我说：‘要真诚。’

译爱方亭记 我的朋友尚书郎郑逢辰写信来说：‘先父在西郊选择宅地，俯瞰湖水，背靠山岭，有园圃，有厅堂，把湖山的胜景全都收入眼中。唯独凭高远眺的愿望还没有实现。有闲暇时便同客人登山望湖，山路越走越陡，眼界也越发开阔。横在眼前的，是方山。山壁削立而高耸，像竖立的圭；山势隆起而舒展，像隐然倚着几案；严肃、宁静而庄重，像端正戴冕、执玉而立的人。忽然令人肃然起敬，觉得它同自己的内心相应。于是建亭面向它，取元结厌恶圆滑的意思，把亭子题名为“爱方”。友人潘君牥题写了匾额。“子方”是先父的字。至于这篇记，我从前乘船向下游经过山下，山势缭绕盘曲，凡是眼睛所看到的，全都呈方正之态。又曾登上丽谯远望，只见山体气势雄伟峭拔，仿佛压低而趋近平坦；棱角分明，完全没有逢迎依附的意味。我感叹说：“这里长乐能够成为畿辅之地，端正之人、正直之士层出不穷，难道不是因为地灵吗？”如今您把它表彰出来，凭据要领而显出奇特，每天同山相对；古松苍郁，彼此相约共度寒岁，这大概同世俗的爱好不同了。’有人问：‘您爱什么？’于是说：才能用来通达时务，便是贤；智慧用来周全事务，便是达。至于世人崇尚行动而我喜欢安静，人人都前行而我却止步，这就是两位先生被叔孙诋毁、汲黯被弘汤讥笑的原因。即使如此，君子出仕或退处自有确定的见解，而事情能否成功并不因此改变。封吕一事虽然成功，最终也不如在朝廷上据理力争正当；辅佐曹氏的仁德虽然显著，最终也不如依附汉室顺理。世人诋病方正的人，最终只说他孤僻、拘泥、不通达世事；那么也不过停留在孤僻、拘泥、不通达而已。厌恶这些名声而想办法反过来，于是便成为曲意顺从、诡诈随俗、逢迎取悦，起初说是顺应一时权宜，最终却达到祸害人家和国家的地步。在毫厘和千里之间，本来不能不精细思考、深入审察。《易经》说：‘以义在外部行事而适宜，叫作义。’这说明方正并不是不能施行的意思。孙卿说：‘五寸长的矩尺，可以量尽天下一切方形。天下没有比它更大的，而矩尺却可以量尽它。’这就是絜矩之道，说明方正并不是固执于一端。古人守持道义，困穷时用来立身，又以明达的道理侍奉君主、施恩于世，没有谁不是遵循这种方正之道的，又有什么可忧虑呢？您慷慨而喜爱议论政事，是我同朝时一直敬重的人。如今既然不能长久居于朝廷，有人或许认为应当毁弃方正以求合于世俗，而您所爱惜的却正是这个。我的朋友廷坚和我尤其为世人所厌恶，您只是因为他的姓恰好同此山相合，才不嫌弃并屈尊命我作记。即使您认可这种说法，山会认可吗？我想到自己将老于菟裘之地，交游也已断绝，没有办法驾车，拄杖跟随您到这座亭子来。所以详细论述处在退处之地而能保全方正的艰难，出仕以后而能不失方正则更加艰难。‘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您和廷坚登临游览的闲暇，试着共同讲论这些道理吧。嘉熙三年三月十五日。《铁庵集》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三十 宋方大琮撰 文 将邑丙戌劝农文 我在本年之前进入县境，每到一个聚落，父老都出来迎接，看得出你们对县令的期望不浅。我也有话想说：今天能够有幸同你们农民在郊外彼此慰劳问候，共同谈谈心里话。全县四面都是山，山势层层高耸，田地只能一尺一寸地开垦，耕耘锄作十分艰辛，竭尽土地的力量，也仅够自己吃用，缴纳官府以后剩下的粮食，连县境都卖不出去。我想到你们农民用力勤苦而收获很少。县令也有幸靠自己的身家在你们中间取得食物，却又能为农民做些什么呢？我姑且致谢并为农业劝勉你们，催促耕种，巡视庄稼，出入田间小路；不能像古代长吏那样尽责，也只是稍稍尽我的心罢了。入春以来多有雨水，唯独甲子日放晴，于是惊蛰之后雷声按时响起；我替你们农民高兴，这是丰收的征兆。播种一定要合时，培土一定要厚实，田亩一定要整治，泉水一定要疏导；这些纤细微小的事情，我知道得还不如你们农民深。既然不必劝说，我就一定禁止骚扰，停止追呼，压制强横之人，不敢有一丝一毫妨碍你们务农。不要游荡懒惰，不要争斗诉讼，不要屠宰贩卖，不要触犯禁令；农民们务必谨慎，不要自己妨害自己。只是还有一件关系人道最大的事情，我把它作为每件政事的开端，告诫你们要以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来和睦相处。如今再次把朱文公注解的《孝经·庶人章》刻印出来给你们看，你们如果能够遵行，受用将无穷尽。人事已经尽到，天时自然和顺，粮仓满盈，家庭安宁，到那时你们便知道县令的话没有欺骗你们。将邑丁亥劝农文 连续几年都因丰收而报告喜讯。去年不只是米粮极其丰足，凡是豆类、小麦、蔬菜、水果之类也都丰收了。我私下不禁高兴，以为只是我们县这样，后来听说别的县也是如此，其他郡也无不如此。这大概是国家的洪福，或者是上天大力辅助我们的百姓，哪里是县令的力量呢？也希望父老们教训子弟，一定要说孝顺、友爱；同乡族党邻里相处，说话一定要讲和睦、忍让；与地主佃农相处，一定要说贫富相互依靠，索取者不要太急迫，缴纳者不要误期；至于饮酒赌博、盗窃抢夺、争讼、屠宰贩卖妨害正业等事，也一定要反复切实地告诫，使早晚所施行的无非是劝导，而不只是去年春秋两次出城劝农而已。如今腊月前连下三场雪，立春就下雨，上天辅助我们的百姓还没有止息，我为百姓高兴，也没有止息。父老们来到面前，放下酒杯仔细聆听，彼此告诫得更加勤切。可是事情有年年反复记载便必然如此的道理，若说这些话不可信，真是像这杯酒一样。将乐县丙戌年秋季劝种小麦文 诏令农人在春天务农，这是成文的法令。秋季已经过半，官吏来报告劝种小麦的情况。这正是古人所说的按时收敛农事。如今我有幸能同你们农民在田间小路之间来往，你们知道种麦的好处吗？青黄不接时，可以把小麦当作秋粮；就像行走千里，施担中有浆水可饮。因此，禾稻的收成由地主和佃农平均分配，而小麦则由农民独得其利。你们知道县令的喜悦吗？五日一风、十日一雨，丰厚的雨泽不用祈祷便自然应时而来；米粮极其丰足，市场价格不用压抑便自然平稳。父老说，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县令，那将凭什么德行得到这些呢？你们知道县令的心意吗？我生长在海滨，赋税平定，盐价低廉；如今本县百姓缴纳的赋税并不算很轻，而官盐的价格更不止是民盐的几十倍。我身为下郡之长，内心实在怜悯，只要按月缴纳的赋税勉强够用，稍微能够宽减百姓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你们还记得县令今年春天说的话吗？饮酒赌博、争斗诉讼、屠宰贩卖，都足以妨害正业。正当人们崇尚意气、追逐利益时，还讥笑那些低头在南亩劳作的人愚拙。等到陷入田地荒芜、财产耗尽的境地，再回头看从前所指斥嘲笑为愚拙的人，便会发现他们粮仓充实、家室欢乐。两者所得究竟谁更多呢？如今早稻已经收获，晚稻又已坚实饱满，可以说是一个欢乐丰收年。父兄子弟都听从县令的话：不要苟且偷安，勤劳就不会贫乏；不要耗费蛀蚀，节俭就足以供用；不要乖戾争斗，和睦就能招致祥瑞。这大概就是修治人事，以迎接并延续上天无穷的恩佑。吹笙击鼓祭赛田神，杀鸡宰猪宴饮同社之人；并不只是农家作乐，县令也面带喜色。希望我们县不至于白白失去“乐郊”“乐土”的名声。《铁庵集》卷三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三十一 宋方大琮撰 序 《方氏族谱》序 方氏的先祖出自神农氏。最初得到方姓的人名叫雷，是神农的八代孙、冈帝榆的儿子。他辅佐黄帝讨伐蚩尤，因功封于方山，享有那里的食邑，于是以方为氏。子孙世代相传，明与风力并驱，回跟随雷泽之游，赞助治理洪水。夏代有相，勤劳建功，使王朝中兴；辅佐周朝的有叔夐，事迹见于《秦书》；赏、望、阳三人，事迹见于汉代。方氏世代居住在河南，有个叫纮的人，遭逢新莽之乱，渡过长江居住在吴地，从此江左的方氏，全都奉纮为祖先。纮生雄，任司马府公；雄生储、侪、俨三人。汉和帝时，俨具有文武才干，被三公征召而不就，远游高隐于茅山。侪官至南郡太守；储历任太常卿，被封黟县侯，有张文臣为他撰写碑文。自从得到方姓以来，见于文字记载的就是这些。侪、俨的后代后来没有听闻，储生赞之、观之、弘之，都是当时知名的士人。赞、弘的后代散居江浙一带，奉本族祖先琡为祖。至于观之的后代，中间世代次序不详，这是族谱没有修订的缘故。琡在唐代做官，任都督府长史；他的一个儿子殷符，任威王府谘议，统率军队征讨，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这已是唐僖宗中和四年了。御史中丞有七个儿子，其中三个早逝。有一个人任户部侍郎，他的儿子在滁州做官，于是便在那里安家；有一个人任潭州湘阴县主簿；有一个人名叫廷滔，历任尚书左丞、仆射，他的子孙在江州安家。我祖先廷范任温州平固县尉，历任长溪、古田、长乐三县县令，最终选择居住在泉州莆田，于是成为当地的大族。我们的始祖就是中丞的第三个儿子，屡次被追赠金紫官阶，而他所任县令的三个县都在闽地。父老相传，至今仍称他为“长官”。大概唐朝末年局势动乱，长史、中丞的子孙各自在任职之地安家；长官既然定居下来，便成为闽人，又因哀念故乡，把祖父的遗骨草草埋葬，以寄托对祖先坟墓的思念。如今乌齐、丰田两处墓穴就是这样。长官葬在灵隐山，虽然在闽地做官，仍然是唐朝的臣子。到了他的六个儿子，才成为王氏统治下的闽人：仁逸任水部员外郎，仁岳任大中秘监，仁瑞任秘书省著作郎，仁逊任大理司直，仁载任礼部郎中，仁远任秘书省正字。如今在广化寺荐福院绘有他们的画像，所谓灵隐长官六房就是他们。方氏在五代乱世中，家族遗存分裂，各地豪杰无所归附，只得分别在各国做官。长官的六个儿子正逢这种时势，等到宋朝兴起，从前在各国做官的人相继归来，出仕宋朝天子；而长官的子孙人才辈出，接连考取高等功名，交错跻身要职，于是便能同中原名臣相抗衡，长官的后代从此兴盛起来。如今他们纷纷前来，各自求取功名，在世上显露自己的才能，方氏正在兴盛，而且还没有止境。所以把天下各地的方氏合在一起，也不如莆田方氏兴盛；把莆田各支方氏合在一起，也不如长官一支兴盛。枝叶繁衍，冠冕相映，居住各处的人充实众多，几乎占莆田方氏的一半。追究他们的来源，全都出自六房；六房的来源，则本于长官。唉，从一个人的身体，繁衍到以百计、以千计，大概还将以万计而没有止境，也可以说是兴盛了。然而人的常情是，人数少便容易亲近，人数多便容易疏远。我们宗族最以人数众多著称，固然还有一族支派之间、五服之内的亲属，在庆贺、吊唁和往来方面没有完全废弃；但偶然相逢，彼此仔细端详后才作揖，那么那些疏远而关系遥远的人，走在路上，行人纷纷接踵而来，却彼此不相识。唉，从一个人的血缘分支，竟发展到如同路人一般。说“路人”，是指彼此利害互不相干。互不相干尚且可以，若再推究这种淡薄的趋势，将会有连路人都做不成的人。我因此感到恐惧，这就是修作这部族谱的原因。得到我的族谱而观看，就像水归大海一样。三百条大河、三千条支流，有的漫流而越来越长，有的停蓄汇聚而越来越浩大，有的迂回曲折，已经细小又重新壮大，有的不能安于原处，决口泛滥而四处流散。沿着水流追究到底，便知道它们都同出于昆仑一带，正如黄河同出于源头。有根源的事物就是这样啊！如今凡是彼此视同路人的人，贯通联结起来，都同出于一脉。观看我的族谱，尊敬祖先、和睦族人的心情，就可以油然而生了。关系遥远便难以聚合，人数众多便必然分散，这是形势使然。既然是形势，我又能对它怎么样呢？然而人不可以存有这种疏薄之心。用孝悌之心彼此相契相通，宗族盟约就会深厚，风俗就会淳厚。我的祖先之心就是我的心，将全宗族人的心合在一起，也都应当如此。若有不是这样的人，他独自存的是什么心呢？大琮私下仰慕古代的贤人君子，他们都能亲自叙述自己的先世。撰写史书的人，也为他们在传记中加以标举。前辈有人自己制定修谱条例，记载在家族史书中，流传于世，族谱也随之流传。他们的先世难道都一定贤能吗？大概是那些没有听闻、没有被了解，随时代湮没的人很多罢了。无所闻知的人，能够辉煌于史册，显著地写在文集里，借此获得不朽的传记，这是贤能子孙的力量。只是他们同时代的人，难道没有自己作序、自己修谱的吗？但史书不记载，文集不流行，最终湮没无闻。作为后代的人，可要努力啊！前辈说：“建立修谱的法则，是做学问的人的责任。” 这大概是用来责成喜爱学习的子孙。我只知道努力而已，只知道尽到读书人的责任而已，怎么能预料它不会流传、不会流行，便因此停止呢？在候补任职的空闲时间，我搜寻旧谱，编纂整理世代次序，向上向下推求，就知道了源流的脉络；再把它们依次列出，就知道子孙人数的多少。后来的族人如果能继续修补，就可以繁衍到无穷而不绝。长官的子孙必将大有兴盛，哪里知道它不会流传并流行于世呢？凡是我的族人，都相互勉励吧！

译与画工黄本轩的序 造物主创造这些人时，我想它实在很费力，却又不够周密。正当它分布耳、目、鼻、口时，不知道是怎样做成耳朵，怎样做成眼睛，又怎样做成口和鼻子。眼睛便把它牵引得长一些，耳朵便像翅膀一样使它耸立起来，而它们的数目都是偶数。把鼻子隆起成为鼻子，把它做方成为嘴巴，而它们的数目又都是奇数。鼻子又处在奇数中的偶数位置，皮肤连接着膜，膜连接着肉，肉附着在骨头上，骨头又由筋络牵引，运转起来有些像傀儡木偶。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等到安静下来思考它，仔细斜视观察它，四肢百骸各有适宜之处，视觉、听觉、言语、行动缺一不可。如果把鼻子移到嘴的位置，把耳朵移到眼的位置；如果又把脚改作手，把头顶改作脚跟，那就不是人类了。造物主又仿佛粗疏巧拙而令人可笑。本轩所从事的绘画技艺，正当他握笔仔细观察、运思而尚未获得构思时，大概也像造物主费力却不够周密；等到他落笔如风，又几乎像造物主粗疏巧拙而令人可笑。这是各自的一种技艺。然而造物主创造人，耳、目、口、鼻都是一样的，却有老少、美丑的不同。如今世上的人，有的年老了却自以为年轻，有的相貌丑陋却自以为美，一旦有一处不合心意，便说：“我的容貌不是这样。”又说：“某处应该这样，某处不应该这样。” 唉！这一定要把平仲的身材硬拔到七尺，把坡公的胡须用铅粉脂粉装饰一番，才可以做到。本轩是儒家后裔，一定会默默地受到这些话的警醒；但这难道只是替本轩叹息吗？《铁庵集》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三十二 宋方大琮撰 题跋 跋《叙长官迁莆事始》从前我看乡里人凡是给各姓墓志作记的，都说祖先是从光州固始来的；那么，跟随王氏进入闽地似乎就说得通了。后来又看到王氏以前的旧姓，也说是从固始来的；追问其中的道理，他们便说，固始人南来的有两次：唐光启年间，王审知兄弟带着固始各姓族人进入闽地，这是光启年间的固始人；在此以前，晋永嘉之乱时，林、王、陈、郑、丘、黄、胡、何八姓进入闽地，也自称来自固始，这是永嘉年间的固始人。不只是莆田如此，凡是闽人谈论此事也都这样说。况且闽地有杰出人才和优秀百姓的历史已经很久，假如说衣冠士族为避难而远道迁来，难道一定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偏偏都说是固始吗？何况永嘉距离光启相隔五百四十多年，而前后都说来自固始，二者竟完全相合，我私下对此感到怀疑。后来看到郑夹漈先生的文集，其中说：王绪率光州、寿州二州归附秦宗权，王潮兄弟带着固始的民众跟随王绪；后来王绪带领二州民众向南逃入闽地，王审知凭借这些民众平定闽中；因为桑梓之情，唯独优待固始人。所以闽人直到今天谈到氏族，都说来自固始，其实是由于王审知当时尊重固始人，并非事实上的祖籍都是固始。这样，我的疑惑才开始消释，也知道了闽人把各族牵合到固始的缘由。嘉定辛巳年，我在江右游宦，有清江一位同姓的人带来寺丞叔所辨析的《长史自固始迁莆之非》，说这是寺丞客居清江时流传下来的。想到这篇文字不是从族长那里得到，而是从异乡得到，真是见闻浅陋极了；也更加知道长官因为在莆田做官便定居莆田，这件事仍在唐代，证据清楚，确实足以消除疑惑。于是恭敬地把它抄录在前面。记述莆田方氏三派聚族 莆田的方氏有三支。我们长史这一支，从长官开始居住在刺桐巷，称作方巷，今天叫朱紫坊。第二房秘监一支居住在那里，后来分居为留桥、后隆、下坊、濑溪、南门外。长房员外中有经过潮州的人，回来后居住在后塘。第三房著作郎居住在朱紫坊，也有人居住在留桥。四房司直过去居住在义门阙下，称作方仓。五房礼部郎中居住在后塘，他的三个儿子——侍郎、光禄寺卿、寺丞——也都在那里。大体上，北边从河沿谏议的居处开始，东边到后隆，其间有后塘、乌石、后埭，前后方氏居处绵延不断。大半居住在乌石山前。六房正字居住在后塘的观后，至于分散到别处的，尚未论及。这是长官的六个儿子，也是唐代长史琡的后代。此外还有白杜一支，族谱认为是唐末名门之后，有人传说是长官的遗腹子。听说从前长官曾与后塘一支排列世代次序，更应当考察。又如方山一支，分衍为大松的凤冲、山屏、叱石、伯俊。如今城内东宅学前一支出自凤冲，城外上坊一支出自伯俊，龙井一支出自叱石。其他支派还很多，全都是唐代泉州长史叔达的后代。三支之后，都以纮为远祖，虽然世系和世代次序已经无法推求，但全都同出一源。莆田的衣冠大姓不止一家，但很多姓氏与普通编户的姓氏相同，而有些姓氏则不是普通人所能混杂的。唯独我们方姓在农、工、商的户籍中不太见到；其中显达而富裕的人各自以家世为念，贫寒的人也仍能保持士人之家的身份，以等待兴盛。这就是我们方姓成为入闽三百多年的贵姓，并且对后来人仍寄予希望的原因。记述后塘福平长者八世祖先的遗事 长官金紫公在唐朝末年进入莆田，居住在刺桐巷，就是今天朱紫坊的方巷。他的第五个儿子礼部公在闽地做官，从方巷迁来，选择居住在乌石山前的后塘。他的三个儿子都在那里，即侍郎、光禄卿、寺丞。进入本朝后，他们都因子孙显贵而获得尊荣。光禄卿的长子都官公，是庆历年间的望郎【乾道辛卯年宅第焚毁，尚未复建】；此后家族最为昌盛，都官公的曾孙有三十八人。其中繁衍而兴盛最突出的是福平长者公。长者在崇宁乙酉年，从后塘走出几十步，选择居住在后埭。当时后埭有四姓错杂居住【陇西、唐末的荥阳、太平兴国以后形成的广平，以及我宗少监长子保定的后代于天禧年后来到后隆】，这些人都已经居住了一两百年，连一尺一寸的土地也不肯轻易放弃。偏偏其中有一处地脉深厚、地基宽阔，又是各姓每天往来的地方，唯独留下来等待我们福平公到来，难道是偶然的吗？刚好两个甲子【从崇宁乙酉年至今绍定庚寅年，共一百二十六年】，传了七代；从福平祖先初居一户，到如今已经不止十户。聚族之盛，超过其他姓氏。后来，后塘的旧居由福平长子吴左公名恺分给两个儿子，他们又回去居住在那里。如今后塘、后埭遥相对望，气势绵延相接，福平一支的福泽更加宏大深远。子孙只知道祖先产业丰厚，却忘记了祖先的勤劳；只知道祖先积德深厚，却忘记了祖先的事迹。即使知道劳苦和事迹的一二，也忘记了年月的始末。趁如今还可以推求，时间久了就会渐渐忘却。福平名祐，字天贶【一字平国】，当时以长官著称。曾听族中长辈相传，他生于丙午年，享年七十二岁。到嘉定辛巳年，龙坡丛祠重修，在神像中发现福平次子白岩公名愃捐金造像的一篇疏文，其中说：父亲某人丙午年四月初一日寅时出生，享年六十九岁。至于白岩的两个儿子和剂局南安丞，年月都记载齐全，时间是绍兴四年甲寅九月。由此推算，丙午年出生的传说并非虚妄，享年七十二岁也确实可信。他生于治平三年，卒于绍兴七年丁巳七月初二日。又看到荥阳长辈道朝议公【后埭人，名叔元，任邵武军事；道是他的父亲】把女儿嫁给福平，福平临终时还想到这个女婿家产单薄，起初我怀疑这话说得过分。近来得到嘉祐八年都官公五个儿子分割家产的账簿，看到佥判享年不高，王氏嫡母创建楼阁收藏书籍，并增加了祖先留下的田产。都官继承祖上传下来的遗产十贯，佥判一房分得其中的十分之二，儿子们各房又共同增加了产业。

译十贯产业中，佥判一房占十分之八，也就是说，这一房共有一万钱的产业。王氏的勤劳占了很大部分；但分给四个儿子后，逐渐减少，二府君又分到其中的一份；再分给三个儿子后就更加减少，福平公又居于其次，往往还不到一千钱的产业，说他家产单薄，也是适宜的。没过多久，产业日增月益，达到四十千，四个儿子又使它翻了一番。又听里巷长辈说，他之所以得到“长者”的称号，是因为他恭谨简约而好礼，约束自己却厚待别人；用高价购买产业，用低价换取粮食。遇到荒年便倾尽粮仓，毫不吝惜。我的父亲年幼时曾见过枫岭的故老，他们还能够讲述当时长者最喜爱旁溪清曲的水流，在囊山之上置办粮仓，在那里选择墓地，又在那里给行人施舍汤水。他常常裹着幅巾、穿着野服，在路旁悠然行走，农夫老者和村中儿童欢喜地出来迎接，说：“长者来了。”饥饿的人给饭吃，寒冷的人给衣穿，病人给药，死者给棺材，人人都感到满足。僧人要写疏请求修桥、建寺，凡来请求的，没有不满足他们愿望的。传说中得到的情况就是这些。如今尤其足以考察的，是防事题记在梁上的文字：崇宁四年乙酉年，是他从后塘迁居后埭的前一年，当时才四十岁。延寿桥石梁上记载，方某和同室人郑氏九娘施舍五百贯；迎仙桥石梁上记载，方某施舍二百贯；两座桥的石刻都题为建炎元年丁未年，当时他六十二岁。林泉院题记在梁上记载施舍五百贯，时间是绍兴三年癸丑四月，当时他六十八岁。姓名和年月见于碑刻的情况就是这样。天庆后殿题记施舍三百贯，囊山碑刻施舍三百贯，光孝寺的大藏经和罗汉寺各施舍二百贯，栖隐禅院施舍三百贯，施水庵捐钱十万，又舍出庵基，又置办庵田。虽然年月不详，但姓名见于题刻的情况就是这样。直到崇圣寺、继善寺一带各寺院的佛像，大多是长者所塑。又有人拿着神主牌位上旧有的题记给我看，由此知道郑氏生于甲辰年五月二十七日酉时，这是治平元年；共同所讳避的名字记为四月二十七日，但没有记载年龄。延寿桥所谓“同室”，是说长者六十二岁时，郑氏六十四岁，尚且在世。福平山【欧阳四门《詹集·游蜀门寄林蕴诗》说：“村步如延寿，川原似福平。”自注说：“福平就是我的别墅。”《莆比事》说：“福平在郡城西北二十里，另名卜平。”因此称为福平，是根据《四平集》的说法】，福平的寿藏是长者自己选择的。吴左公主持工程，斗山公名恢奉兄长之命在庵中题写说：绍兴改元辛亥年腊月三日丙寅开始动工，第二年正月完工，十七日。己酉日，奉母亲郑氏的灵柩下葬。当时长者六十六岁。推算郑氏的寿命，大概在六十六岁左右吧？又过了六年，长者去世。到现在已经九十四年，合计六代子孙，有二百多人，将达到千亿而没有止境。这就是前方一支的始祖。既然这样，那么世上那些凭智巧猎取贫弱者利益、把它当作财富的人，怎么能有所成就？即使暂时成功，怎么能像这样长久深远呢？和剂公名万的遗稿中说：“十四五岁时，我学习诵读，每当读到‘自己所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祖父总是对我说：‘这是我一生受用、最有力量的地方，你要记住。’”唉，多么仁厚啊！这就是长者的话。艾轩先生文集中有一首挽方天贶诗说：“长者虽然已经去世，流传的风尚仍然存在。宗族盟约修明于乡里，家法留存在子孙之中。”艾轩是莆田的大儒，以“长者”称呼我的祖先，大概是取当时人共同的称呼；“宗盟家法”这句话，也是说我祖先用来期望后人的道理，这些都记录了事实。长者上承累代簪缨世家的传统，下传百世诗礼的恩泽。子孙满堂，他督促教导而不知疲倦。他有四个儿子：吴左公有声，学校将要贡举他，他没有出仕，却能以长兄的身份帮助父亲在学校教导子弟。夹漈先生深深赞许他。端溪丞公名衡，是第三个儿子，首先参加乡试中选。南安丞的第十代孙与长者同出一脉，于是共有孙子十一人，都将有所成就。绍兴甲子年乡试荐举两人，又过十五年己卯年荐举的也有两人，于是登庚辰年进士第。文运显达的祥兆从这里开始。曾孙三十人，淳熙丁酉、庚子、癸卯三年中，七次被诏举，二人登进士第二甲，一人特奏名，逐渐走向兴盛。玄孙五十三人，刚有十人参加荐举。大琮才品最为低下，偶然脱离科场，反而居于兄弟之前。但真正有才华、有大能力的人，寄望他们振兴我宗族，仍然难以估量。来孙八十多人，参加荐举的只有一两人。再看七世孙，又将会人才众多了。我们这些人有幸成为长者的子孙，却不知道他创立家业的用意，可以吗？有人问：什么叫长者？是从他厚重的品德来说的。福平天性厚重而没有浅薄之处，所以表现在事情上的一切都是这样。他凭借这一点修养自身，也凭借这一点延续家世。然而天资不能人人都这样，必须靠学习来补足。孝悌忠信，是厚重品德的根基；讲学精到、行为践履，宗族就会爱护他，乡党就会信任他，鬼神也会保佑他。浅薄的人正好相反，狡猾、刻薄、傲慢、嫉妒，任由偏邪发展而更加严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 这不是要轻视别人，而是自己使自身浅薄，忘记自己的祖先。只有读书明白义理的人，才没有这种祸患。要使自己厚重，不要使自己浅薄。这样，在家乡居处便是善人，出仕在外便是名人，世世代代都不会失去长者的根本用意。我因阅览族谱，既搜集长者的遗事，又进一步阐明他的用意，来示范给后人。

译《方氏仕谱志》闽地考中进士从欧阳詹开始，这是韩愈的话，唐史也沿用了这种说法。然而早一年已经有林藻了。林藻、欧阳詹都是莆田人。当时莆田只不过是唐代清源郡的一个属县罢了，却成为闽地七州中最先登第的地方，此后一百年间接连不断。唐朝末年我们方氏才来到这里，正值五代时士人沦落在偏远地方，四十多年不能在上国取得功名，所以方氏没有机会由此入仕。宋朝兴起已经二十年了，偏远角落的土地争相贡举士人，希望同中原士人并驾齐驱、争先而进；唯独莆田因为尚未列入职方，不能贡举士人，士气十分郁结。太平兴国三年，陈氏带着户籍版图归附，莆田升为郡，士气百倍，参加选举的人才出现；天下看待莆田，隐然把它当作一个大都会。我们长官的子孙也可以准备磨炼振作，出仕为世所用。只是因为郡中尚未建立庙学，没有师承，这是郡里的一大缺典。秘监的儿子仪以布衣身份跋涉万里，俯伏在宫阙之下，慷慨上书，名声震动京师。咸平改元，有诏令建立学校，仪倾尽家财资助，族人跟从他的纷纷响应。河南士人的志气才开始舒展。咸平二年，仪和弟弟能的儿子谨言才得以举为茂才；他们又在京师向朝廷再次上疏，请求扩大校址。京城人说：“这就是从前伏在宫阙之下请求建立学校的人，如今又和他的弟弟、侄子一同来了。”咸平三年学校建成，河南士人的志气才开始张扬。仪于是就在这一年和谨言联名考取太常第。豪杰之士即使没有学校也会兴起，难道他们不能自己奋发考取一个功名，却还把建立学校看得像经营私产一样念念不忘吗？可见他们深深地爱护本地人的子弟。因此，莆田建立学校始于我们方氏。太平兴国以后，郡中偶尔有一两人登第，但还没有人登甲科。谨言一次应试便考中，过了两次诏试，谨从又跟随他考中；兄弟二人都以甲科入选，成为莆田的先声，乡人都以此为荣。莆田看待方氏，隐然把他们当作一方屏障。仪官止于著作郎，但学宫中对他的祠祀与郡学相始终。谨言从容任职于谏院，风采品格凛然。谨从作为学馆表率，遍传仪的清白仕历和声名。到真宗明道、景祐年间，方氏终于能同中原名臣相抗衡，天下也知道有长官的子孙了。方氏进入莆田，起初在五代时郁不得志，后来又受到陈氏统治的阻隔，怀才抱艺却不能施展；直到学校建成以后，方氏才有人出仕，一旦出仕便接连飞腾、得到高官，在海内声名显赫。从此以后，方氏横空而出、捷足争先，合力苦战，在上都建立功勋；其他州县也都收敛衣袖、甘居其下。有人位居殿试魁首之下，有人考取南宫赋试的高等名次，有人一榜中有两三人，难以再换一个仆人来计数；他们交错排列在朝班之中，盘旋于重要职位，不只是凭科举功名显露自己，有的以政绩声名闻世，有的以德望著称，有的以文章流传，有的以名节显扬。人人奋发努力，各自希望把姓名刻入青史，使自己流传不朽，大概并不只是走进士这一条道路。美盛啊，休美啊！我的祖父和剂公以一部经书作为名堂，实际收藏书籍一万卷。他说姓名容易漫漶而无法记载，便准备把立仕籍的人刻在堂屋门楣上，以进士列在最前，特奏名列在其次，世代受恩赏的再其次，封赠的又其次。岳阳使君、我的高伯祖岳为此扩充内容作记，深深以磨炼后人的希望寄托在其中。这是在绍兴二十八年戊寅年。木牌制成两年后，祖父便在其中登名。牌上记载已经进入仕籍的人共有一百二十一人。距今五十年来，人才彬彬而出，木牌早已容纳不下。后来的人没有地方记载，想把它改造扩大，于是把他们取出，列在族谱之后。既首先追述我祖先考取功名的缘由，又进一步推明高伯祖寄望后人的意思。我的祖先积善植德，留给子孙；三百多年来，诗书有传承，公侯也有传承，根基深厚，枝叶繁茂发达是容易的。如果不学习，便不足以承继它，这同禾本科的稗草有什么区别？任意放弃自己、枯槁无为，成为不肖子孙，失去祖先留下的根本，后人可要引以为戒啊！不过，学习难道只是记诵多吗？难道只是文辞技艺精美吗？难道只是让科举功名装饰自身吗？一定要以忠孝作为根基，以器量见识充实自己；从师友之间的讲习，到所做的事情，都无非是君主和百姓的事业。这样出仕，才会光明俊伟，成为国家知名的人物，才不辜负学习的意义。后人要努力啊！一定要做到这样，才足以称为长官的子孙。

译跋《建阳赵宰〈罗源谱〉〈常宁谱〉》我在朝廷任职，经过建州建阳县时，看到郊野没有游荡闲散的百姓，便问当地大夫是谁治理的，回答说是赵君。到了他的官舍，发现没有滞留的诉讼案件，心想他一定有什么奇特的策略和其他巧法；同他交谈后，才知道不过是平易近人罢了。为什么他的处理事务这样熟练，而政务又不烦琐呢？我从福州出来，他拿罗源、常宁两县的族谱给我看。赵君在罗源三年，抚恤海滨百姓，对他们有恩；在常宁又三年，抚恤平定山峒百姓，恩德更加深厚。到了建阳，已经三次任县令了，他办事熟练而不烦琐，本来就是应该的。县令同百姓最亲近，任满两个县才进入通判，是本朝形成的法则。如今必须入朝任职，即使任满三年，按资历升迁的说法仍未废止。若两次任满选人令，按班次改官后便可以免除入朝，这也是近来的惯例。士大夫把县令一职指为债务、汤火；有人刚进入县衙，便把每年的月份贴在墙上，过一个月就勾去一个月，只怕离任不能尽快到来。赵君并非两次任满的选人令，难道不属于可以免除入朝的例子吗？既然可以免除却不求免除，难道不是痴人吗？他一定有自己的原因。世人把县令看作畏途，越畏惧的人越想尽快脱身。赵君心地公正、政事平允，又以勤苦之心治理百姓，以恻隐之心感化他们，百姓又怎么忍心用不肖的行为来回应他呢？有什么可畏惧的？这就是赵君不怕烦劳的原因。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力量。孔门让弟子治理地方时，尚且说：“等到三年以后，可以使百姓富足。”说“等到”，是说几乎要到三年才达到；说“可以”，是说仅仅可以做到。如今必须入朝的法令渐渐败坏，有的人刚排到班次下方便营求调迁，有的人刚到任便改任别处。古代只有彭泽令八十多天便辞官离去；像密县令那样，任职多年以后教化更加推行，他任职久远的情况可想而知。如今有人在短时间内炫耀才能、卖弄智慧，以为足以显露长处，何必长久劳苦呢？难道是要离去后成为陶靖节吗？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们的才干难道超过孔门的高弟吗？难道超过褒德侯吗？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赵君的志向得到伸展，难道不是因为长久任职吗？即使凭借长久任职而得以施展，也会因为长久任职而遭受困屈。赵君的困屈，正是百姓的伸展；百姓伸展了，赵君的志向也就伸展了。他所受的困屈只是外在事物罢了，一定会有人使他得到伸展。我二十岁时背着书箱经过建阳，直到白发时仍往来于此，历经三十六年，所听闻见到的县令有十六七人。从前我在江西见西山先生称赞行之，储君更是口中经常提到他。近来我的朋友潜夫刘君离开县任时，老幼百姓拥着他的车不让他走；直到今天经过那里，情形仍然如此。可见百姓对他的回应怎样，这也正是西山先生极力称赞的地方。赵君仰慕西山、行之两位贤人，可惜没有遇到西山为他品评，而我又哪里足以评定他呢？所以我表彰这种任职长久而志业得到伸展的人，用来使世上那些不能安于县令职位的人感到惭愧。有人说：你不也没有任职满三年吗？我两次任县令，都任职一年多便因父母之丧离去，每每遗憾亲近百姓的志愿没有实现。服丧期满后到铨曹任职，按规定本来已经具备任满的资历。后来只有因事理应离任的人，才可以免除入朝，却不被允许。既然如此，赵君能够在百姓中实现自己的志向，是使我惭愧的地方，也是我羡慕的地方。嘉熙元年九月二十日，莆田方某在双溪阁书写。跋杜正甫收藏的西山帖 西山先生的学问和道德，足以做百世人的老师，而他的性情素来高雅，不喜欢书写。然而他留下的片言只札，仍被世人珍爱。像这样的人学习他的学问，倘若因此受到感发而奋励，那么周敦颐、二程的道统灯火和心印，就有了可以接续的人。至于唐碑、晋帖，把它们束置在高阁也可以。我由此便知道正甫是什么样的人了。淳祐新元辛丑年春季中旬后第五日书写。跋朱文公二帖 我早就听说觉轩蔡君的名声，到了建安，多次派人带着礼物迎请他，却没能请来。今年夏天有公务出行，经过他的居所，看到那里花木、泉石幽静闲适，恬淡宁静，久久俯仰观赏，感叹说：“学习文公先生的学问，笃诚信奉、努力践行，三代而不衰落的，唯独这一家罢了。”后来又有幸恭敬地观看先生写给他的两封帖，因而可以想见当时师友之间亲切深厚的情意。觉轩聪慧早成，具有接受道学的资质。今年他已经过五十岁，气质容貌温和儒雅，完全摒弃世间万事，沉浸于老师的书籍，倚着几案面对墙壁，却怡然自得；他的心境似乎已经超出世俗滋味之外，这才是真正有进于所谓“觉”的境界，值得敬重。淳祐初元冬至日，莆田方某恭敬书写。《铁庵集》卷三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三十三 宋方大琮撰 祝文 将乐县拜谒先圣 治理百姓、主持地方的困难，寄托在圣门弟子身上，这是早已如此的。某凭着极其拙劣的才能，治理这个不容易治理的县邑。然而学习圣道、爱护人民，是我们儒者的根本。时势虽然不同，形势虽然变化，但关键在于这颗心一天也不能忘记。如果能够一点一滴地惠及别人，希望可以不辜负我们先圣的教诲。赤松凌虚真君 本县的秀美之处在玉华山，真君的神位在那里。相传真君就是神农的雨师灵祐公，曾经治理这个县，有祈祷便必定应验。如今把他与诸神一同列在阁上，本县百姓饮食之前必定祈祷。我才能浅薄、德行不足，不敢在祠下私自祈祷。只愿风雨晴旸都按时顺适，不要减损您辅助百姓的心意，那么县令也将同样拜受您的恩赐。灵祐公 治理这个县邑的人不知有多少，唯独灵祐公的祭祀从未中断，于是成为全县主持生死、福祸的神明。百姓生息繁衍，雨旸按时而来，您爱护本县百姓实在深厚。某没有才能，如今在一百七十年之后追随您的遗迹，正要寻求您的庇护，哪里敢不体察您爱护百姓的心意呢？苍龙庙 庙在县治东边，盐仓设在那里，而神灵又正位于其中，这难道没有意义吗？本县以盐为命脉，运输希望迅速，仓储希望充足，盐场、盐灶希望产盐顺利外运；三者都如意，本县就能立足。本县立足，神灵也就能够永远享受祭祀了。土地神 我翻阅地图和地方志，知道这座祠庙与县治同时开始营建，而且占据本县山势最高之处，如今又同县治一起彻底更新。我把父母迎来这里奉养，抬头看见祠庙，必定会产生敬意。神灵庇佑本县百姓本来就很坚定，希望也庇佑县令的父母以及县令本人和他的家人。县令哪里敢忘记报答呢？拜谒龟山墓 汉代儒者最接近圣道的，只有董仲舒一人。经过他的坟墓尚且要下马，何况先生程门中的颜回、闵子骞，在东南倡导圣道，特别在百世之后兴起。某到达这一天，在学校旧居拜谒遗像，又将寻访读书的精舍。如今又同僚属以及先生的孙子和乡里的大夫、士人，一同到松树和墓道旁拜谒。唉！先生使圣道在一世中显明，先生的书家家收藏、户户诵读，而本县百姓都说：“他是我们东邻的夫子。”他们往往熟悉先生承接的旧闻，专心研读这些书而受到感发，其中一定有深厚的收获，正是如此。先生啊，请举起这杯酒吧。县学安奉八先生祠 濂溪、明道、伊川、龟山 了斋、豫章、延平、晦庵 在孟子之后一千四百年，明道阐明了道学的开端，伊川、伊洛诸贤弘扬了它的源流，到武夷时它的教化更加彰明。贯穿其中的，有劒津的诸位贤人；责沈的著作、遵尧的记录、静一的学说，无不在扩展这篇文章的余绪。在道学全盛之际，有人被洛学称许。所谓“道南”的传说，唯独存在于我们镛川。中兴以后，它巍然独存。至于留下来承继前人、启迪后人的事业，应当归功于上天。这样一个小县邑，却出了百世之师。因此推究它的根本，统摄考订其宗派，在祠庙、学宫中祭告。唉！道理只有一个，山川还是从前的山川，人物也依然存在。登上这座堂的人，应当努力，不要只是说瞻仰遗像、诵读遗篇而已。告祭都官祖享亭落成 莆田的甲等大族，以灵隐一支为首，其中只有您的支派居其大半。景德年间登甲科，庆历年间进入郎闱，源流浩大深远，繁衍流传本来就是应当的。您骑鲸仙游，已经将近三个甲子；墓前树木参天，山川雄伟耸立。中间又经历重修，妥善祭祀；享亭建立一百多年，已凛然欲倾，于是拆除旧亭重新建造。屋架拆下，椽木更换，重新悬挂华美匾额，光彩壮丽，令人观赏。漕运中飞翔的一只鹗鸟，乡里贡举的三位宾客，合力参加南宫考试，兴起的共有七人。谨以此告知享亭落成，恰好又同科举捷报相逢，使先祖的事业得到发扬，勇气增加百倍。簪缨士绅济济一堂，列队拜谒松树墓道；六代枝孙，都在眼前。祖先的德泽深厚，先灵的光辉发扬，佑助你们这些后代，当然没有穷尽。不要中断读书的种子，不要辱没家族的声名。果真能够这样，九泉之下的祖先也会享受祭祀而欣慰。聚族祭告都官、福平二位祖先 我家祖先凭借学问起家，每逢诏令，无论乡试还是漕试，都不断有人入国子监应试；有时汇集全国国子监中的优秀人才，登榜者还不到百人，其中诗赋声律名列第一、经学居次而才华卓异的，便可做到金紫高官。祖先以后，十代以来不止有人在远方与上国士人抗衡，终于成为朝廷士绅中的翘楚。都官祖以后，占其中七人；福平祖以后，又占这七人的四人：大珪、大钧、辰孙、演孙，都是新中的国子监进士。福平祖积德尤其深厚，后来者不断承受福庆，考取科第。从绍兴庚辰十八年，到淳熙戊戌，又过六年到甲辰，间隔渐渐缩短了。又过二十二年到开禧乙丑，间隔又稍微疏远了。中间的间隔更加疏远，三十年才算一世。如今有人在朝廷任职，观光于国都，既汇集国子监英才，又将聚集乡试和漕试中的奇才，众人纷纷汇聚，在兰省、枫庭中接连登名。这样，今天的密集正可以弥补先前的疏落。我身居朝班而有所守持，便让弟弟大瑄聚集乡俗来禀告，只愿我家的祖先能够暗中助成此事。仁山告祭后土 城南十里有座山，名叫仁局，形势雄伟，环抱周密而秀丽高峻。过去为什么把它秘密收藏起来？几经春日询问乡里的老人，才知道是野火烧成了如今的形状。此前在晴朗白日里，仿佛听到钲声，有时还有异光照耀郊野。有识之士前来献上山经，说此山从乾方发脉为祖山，朝向丙方而坐壬方，内外位置与卦象、星象相合。去年冬天破土时，巨石堵塞山门；今年冬天开始开圹，又像盘曲的根一样，几乎难以下手。防备地祷告山神，若能加以帮助，愿使它能够移动、平整。这里的土有五种颜色，又像金子凝结而成，干燥温润，坚实细密，实在是上好的墓地。过去安葬先君时，那一带正好成事，墓地温润如玉，图记和防护都足以凭信。如今前来禀告，暗中正与征验相合。图书上说：“像大鹏展开双翼，在山顶安置墓穴，前面横着金笼。”如果果真如书中所说，将来做到将相公卿，姑且不必说破。已经安葬宜人，只要墓穴牢固，活着的人便可安宁吧？愿山神呵护保佑，十分感谢山灵。在种德新庵拜祭福平长者祠

译福平公生于治平年间，卒于绍兴年间。他积累善行，乐于施舍，因此被称为长者。枫岭的秀美、方坡的清幽，尤其集中在这里，仿佛早有因缘。山下建仓屋，山上选择佳城。又在山岭顶上创建庵堂，置办田产供养僧人。屋后有山，可以种松、砍柴；来往的人可以在这里休息饮水，不至于在行路时口渴。故老相传，记述他的生平：他每次骑驴出行，穿着平民衣服，戴着樵夫头巾，长者一到，人们便欢喜相迎。他开仓赈济，捐金治病、救济贫民，修桥铺路，留下的芳名至今不泯。过了两个甲子，屋宇老旧将要倾圮，振兴并修新它，是后人的责任。自唐代长史直到幕府宾客，六代都有人佩印着绶，后继者文采济济。福平公和他的父亲独自如同隐沦之士，耕耘心田，大力培植根基。积德的报应不在他们自身，刚传到后代，子孙便接连登科取名。五代以后家族应当昌盛，积蓄长久，发达必然宏大。艾轩的诗篇还在，家法和宗族盟约也还在，后裔要谨慎守护，不要废弃祖先的传承。看那庵堂旧址，向东迁移重建，作为引导和辅翼，筑有围墙和亭子。人们来来往往，赞叹之声一致。庵堂原来就有祠，如今梁柱已经完工，孙辈、曾孙们列队拜祭。选择吉日安置神灵，祖先遗留下来的恩爱不要忘怀，仪容法度仍仿佛在眼前。捧起寒泉之水，愿这里千年长春。辞别方广礼部及各座祖坟 我奉命任职十天后，几名属吏来到这里，和雷阳使君兄孺良跟随长辈，率领子弟到灵隐山金紫公墓前拜谒。又过三天，拜谒方广山。此山因方形而得名，旧来如此。仪曹公来到九跳山的正脉居住，山前形势宏阔，后来附葬于此的有五代，这就是我们方氏的宗派。每一代之中，昭穆相承，共有四十多人。周官关于族人坟墓的说法，吕氏深以为然。此山应当可以和婺州的明招山相提并论。祭亭已经半毁，宝【缺文】年间，高安别乘叔祖重新创建了它，于是拜跪、饮福、受胙都有了地方。尤其令人高兴的是，聚集乡俗也是如此。乌石山前屋宇相连，没有一座散落废弃。孙枝最为繁盛，登上桂籍的将近六十人，仪曹这一房不止占了一半，成为金紫六房中的第一支。灵隐山首先占据山川胜景，方广山又有力地承接它，几乎与长者的功德相称。诸位公卿有持守乡里的，我刚好在此主管漕运，父老尚且面露喜色，何况祖先坟墓所在之地呢？先祖的神灵森然遍布其间，举起这杯酒，愿他们在冥冥中加以护佑，使我不辜负父老的期望。辞别曾祖柏岩宣义公墓 我曾读到元祐七年十二月范内翰的奏疏：郊祀前夕，天气清朗，祥瑞应验相继而来，京城百姓欢呼，说是从前未曾见过，于是下令交付史馆。这是本朝最为兴盛的时期。柏岩公正生于这一月的初八日，又过二十一日，太孺人出生，真是上天安排的良缘，家道一天天昌盛。她教两个儿子读书，县丞入仕，和剂考中科第。柏岩公已经来不及看见这些。太孺人接受了第一次封赠，享有高寿，而承继重任的只是孙辈。我每次见到先君大夫，他都详细说起两位父亲显扬家族的志愿尚未实现，仿佛对后代还抱有希望。我近来登上西省，因为进言论事而离职，如今又被起用主管乡部，难道敢使家门蒙羞吗？今天到墓前告别，还请祖先在冥冥中相助。辞别祖父南澣和剂公墓 长者的后代凭借诗书立身，是从祖父开始的。以祖父学识广博而言，二十九岁才考中科第，仅过了一年多便去世，不能享受荣禄。至于我愚钝木讷、迂拙不敏，过了二十年才承续世代科名，是最迟钝的了。尚且曾侍奉玉皇香案，后来虽退居，仍持有漕运使节，巡视乡部；祖父在前面种下的德业，我在后代得到收获，不是在他本人身上，而是在他的孙子身上。祖父未能完成的事情，难道只是官职而已吗？更要发扬先祖的志愿，使自己不成为家门的羞耻，也不成为父老的羞耻。愿祖父在冥冥中加以扶助。焚烧黄牒 癸巳年考赠通直郎 我们兄弟幼年求学，成年出仕，中年登记入仕籍，双亲见到我们便面有喜色，或许还希望得到封赠，并且随着年岁增长而越来越高，谁知前一天的封赠竟成了后一天的追赠呢？庚寅年晚秋，举行盛大祭祀并颁赐恩泽，凡是在朝廷升官的官员，都可以追荣自己的父母。我以皇考之事申请追赠，第二年春天诏告刚到，皇妣又抛下孤儿们去世了。我们兄弟悲痛终身，又担心耽误诏命。如今既已奉告，恭敬地在墓前焚烧黄牒，俯身追思仰慕，父母的声音容貌仿佛还和昨天一样；地下的光荣，从今天才开始，又怎么报答君王和双亲呢？父母教导我们尽忠的训诫仍在。甲午年考赠朝奉郎 过去嘉泰壬戌年，先君带着我们兄弟二人进京应试，没有考中。开禧乙丑年，又带我们参加礼部试。后来我们兄弟一同入仕，因为父母年高，第一次封赠是覃庆，第二次封赠是合请所得。从此必须升任朝官，才能申请父母各得一次封赠和追赠。如今皇上颁布四项祭祀恩泽，我才得以和弟弟某某共同上词申请，稍稍酬答从前父亲多次携带我们应试的心意，难道不是幸运吗？追赠的品秩以两次合计便升为三品，难道不又是幸运吗？先君寿过七十，如今仍然健在，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兄弟在堂上捧酒祝寿，却只能在墓下焚烧黄牒，这难道不是遗憾吗？五六年中两次赴任调动，三十年前又两次赴试；兄弟二人都像从前一样侍奉先君，如今又一同服丧期满，一同感念父亲而呜咽，这难道不是又一重遗憾吗？我留下来继续在朝廷任职，弟弟回去等待任县的机会，并且一同发布告文，以忠孝相互勉励。若能不使父母的名声湮没，便不只是拜谢君王的恩赐，也希望使幸运更加广大、遗憾得以消解。丙申年考赠朝请郎告祭家庙 嘉定乙亥年，我侍奉先君进入京城，已经得到职位，正要出发时，先君慨然说：“我还能再进这座城吗？”我知道他未竟的志愿寄托在这里。前一个春天我升入朝班，感念这句话，如今凭借遗补的身份任职。参加合宫祭祀和导引仪式，斋戒恭敬，已经承受恩泽，又申请追赠，可以说是荣耀了。追忆二十年前的话，更加悲怆。父亲的坟墓远在外地，尚且不能前去告祭焚烧黄牒，只好先在庙中禀告，愿神灵享用祭品。戊戌年告祭墓地 前年秋末，我列于近臣班次，明禋大礼完成，考妣都加以追赠。我曾在庙中禀告，远望祖先坟墓所在的松楸，精神虽已前往，却未能亲自成行。后来又因进言而离职，罪责很大而处分较轻，几乎无颜到墓前去。承蒙皇恩深厚，赐给我主管祠禄的职位，于是得以亲自举行三献礼，恭敬焚烧两道诰书。愿考妣欣然享用祭品。庚子年考赠朝散大夫 国家多次颁布祭祀恩泽，允许臣子追荣父母，朝廷内外一律如此。父亲三次封赠、五次追赠而终于成为朝散大夫；去年秋天申请这项封赠时，我还在奉祠任上。诰命刚刚送到，恰好又有主管乡部漕运的任命，于是迎接诰命的仪仗物品足以办理此事。现在恭敬捧奉诰命，在墓前焚烧。人们都认为这是坟墓的荣耀，我却独自想到忠惠蔡公为了让父母便利而做官、为了使百姓欢悦而做官，其实也是为了使父母欢悦。我也是人子，怎么报答父母无边无际的恩德？我将在二十一日视察官印后立即出发，职责在于咨询访察，岂敢不尽心竭力，以免愧对前代贤人，不辜负先人的训诫。壬寅年考赠奉直大夫、妣赠恭人

译先君深深爱护兄弟。庆元丙辰年，张别驾赴潮州，姐姐邀请他一同前往；妹妹则因薛南海来报丧，冒着炎热暑气前去接取寡妇孤儿。先妣听说后，惊讶地对诸子说：“该不会深入险地吧？”出了岭后，先君说：“情义使我不能自己。”四十六年后的春天，不肖孤儿承蒙恩典调任镇守之地，想到旧事，惆怅万分。不能用帅守的俸禄奉养父母，于是到晚秋颁发祭祀恩泽时，使先君升到六品正阶，先妣升到八品的半阶。君王的恩赐和亲人的恩德都更加隆重，怎敢不更加思考报效之道？现在先在出行的庙中禀告，焚烧黄牒还要等待时日。亡妻追赠恭人 你和我共同经历甘苦，历任州县，经过朝班。刚刚三次封赠下达，第二年我出使福建，又过两年镇守广东，都奉着你的牌位同行。如今明禋大礼广施恩泽，按照礼制恭敬办理，难道不值得庆贺吗？这不是生前的封赠，而是死后的追赠，更应当永远怀念。妇人跟随丈夫的爵位，这就是这次追赠的缘起。由此可以知道你的平素志愿，所以先在庙中禀告。演受将仕郎告祭家庙 孙某现任某官，因为儿子被授予将仕郎诰命，谨此明白地告祭家庙：先世进入本朝以来，凭儒学起家，延续受赏最为兴盛，从谏议大夫开始，后来代代都有这样的人。福平长者积德深厚，世代取得科名，而上受封赠、下及后代，正是从我这一代开始。积善所带来的福庆，正在这里流传繁衍；教导我们尽忠的训诫，绝不敢失坠。谨备酒果，以此表达禀告之意。演受将仕郎告祭亡妻 丈夫某现因儿子蒙受将仕郎诰命，恭敬地告祭亡室宜人、追赠恭人林氏十娘。追想你一生最疼爱这个儿子，如今他登名仕籍，正从这里开始；假如你能亲眼见到，岂不感到欣慰？慈母的教训仿佛仍在，希望你能奉持它并与我们共同周旋。谨备酒果，以表达禀告之意。西山玉隆宫祈雨 钟陵方圆千里的地方，时令竟然出现过度的晴热。玉隆万寿宫是国家掌管命运的神宫，素来以神妙济世著称，谨敢向您倾诉微薄心愿。我第二次来到南昌，正赶上春耕，虽然社日已经播种，幸而得到应时的雨水。然而土地长久干旱，刚过十多天便又告急。于是命羽士演法，凭借神力向上天呼吁。伏愿连日降下甘霖，使先前的功业不致废弃。云气形成，农人便可扛锄下田，幸而可以盼望完成一年的收成。袁州行司祈雨 秋日暴晒已经很久，眼看赤地如同被焚烧；晚稻将要枯死，只好向苍天呼吁请求。上天并不遥远，臣大声呼喊，祈求怜悯。想到臣所管辖的十一州，正值七八月间，绿色禾苗变成枯稿，可怜三农仰望云霓而又无望。白露已经过期，再过几天还不下雨，就难以救治百姓的困苦，灾情十分紧急，官吏又怎能逃脱责任？我在公堂陈列菲薄祭品，向造化之主倾诉微心。伏愿鉴察我们的迫切，赐下滂沱大雨，把旱年转为三熟丰年，使禾苗全部复苏；只要百姓能够得到一饱，运送粮食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谢雨并送别许真君 正值火星当令的三辰时节，严重干旱如同火焚；玉隆万寿宫是为百姓掌管命运的地方。我请您屈尊降临公署，祈求普降甘霖；原本希望凝聚出一片小云都很困难，反复祈词几乎要把心力用尽。暗中祷告，凭借祝祷求神，史官也认为没有什么可记载的，百姓更无从知晓。承蒙至高真神垂听，阴云忽然聚合，甘露普遍沾润大地。这不是我的微薄德行所能感通的，大概是此地神灵一向怜恤百姓；仙人归去渐远，而万物的愿望仍未停止。仰望西山，精神仿佛也一同到达；直到南亩之间，愿丰厚的雨泽不要有所遗漏。谢雨并送别圣水 水池以风雨命名，而龙才是使它具有神性的神灵。这不是普通池中之物，必定能够推广它普遍施雨的功劳，并验证其变化神妙的力量。如今秋日亢旱成灾，向灵祠求来一勺水，也应当化作弥天的恩泽。难道只使枯槁之物稍稍复苏，便回到灵湫而停止施雨吗？还祈求您不要吝惜降水，不要厌倦共同施恩，使雨水充沛而润足，以满足农民的希望，慰藉官吏的恳求，不辜负池的名称和龙的实质。城下龙王庙 从去年秋天到现在，龙的恩泽潜藏已久。当地人把社日作为播种的开始，那天雷雨大作，神龙奋跃于天路。必定有神妙的变化力量，使种子渐渐进入土中。如果接着继续得到滋润，就不至于再次烦扰神灵的聪听。如今土地干枯而烈日曝晒，云气想要聚合却被狂风吹散。正在想下雨而尚未下雨之时，若神龙偶然振动蛰伏之身，施展神妙变化，那么一呼一吸之间，四方水泽都会充满，农事所需便不会枯竭。官吏和百姓这样急切地仰望神灵，愿神灵能够施恩相助。戊子年谕告全属祈福 魁星堂 启运年间聚集奎星，是文明兴盛的征象；咸平年间状元登第，已经绘制成图。魁星光芒赫赫，长久照临莆地。灵祠重新安置，读书人都来敬仰。郡中有人进入职方，甲科中又有谁来高唱？大谏、都官两位祖先，已经振响声名。从那以后，考中魁元、亚元的人接连不断。福平祖积德，五代都昌盛。秋试、春闱之中，多有人名列前茅。至今仍有等待者，正要在人头上争踏槐枝，奋力鏖战。叔侄同辈的人，所希望的是接连登名、鼓足勇气，向西排列跪拜英灵所在的星位，希望得到祖先在冥冥中的帮助。龙浦庙 聚集在神灵境域中的本族人，我的福平祖距今正好五代。两个甲子轮回以来，本族人物比其他姓氏最为密集，这不是神灵庇佑又是什么？我们把神灵当作父母来侍奉，岂敢不把详情布告出来？从一位祖先开始，传到第一代便有四人乡贡，其中一人中式。又传三代，乡贡者有七人，中式者是前代的两倍。传到第四代，乡贡者刚好十人，中式者只有一人。如今应试的人还可以数得过来，而乡里所推举的名额也将要用尽。传到第五代，孙枝日益增多，那么科名也应当如此增加。于是聚集长幼，振奋锐气，接连登名，以慰藉宗族的期望，也符合福平祖对后代的期待。击鼓宴饮众人，借此拜谢神灵的恩休。籍桂堂 科举功名早已由天命确定，神灵掌管着它。祠宇刚刚重建，士人的勇气更加旺盛。整个莆地通晓经学而应试的人，几乎将近百人；若从神灵的灵验中取一枝，剩下五十多人，这也算盛况了。我们仍然有所期待。我们这些人都是福平祖的后代，聚居在垕埭，勇敢奔赴飞龙榜的考场，必须凭荐举而上升。还祈求神灵暗中帮助我们取得朱衣点头的荣誉，润色黄榜上的墨迹，愿继续书写世代相承的科名青词。将乐上元祈福 治理有千户人家的县邑，刚刚担任县令。面对百姓，一年的计划在于春季。如今在此祈福，洁净公署，恭敬叩拜苍天。想到臣某，才能实在不长；县名叫将乐，我虽私自享有家庭的奉养，所希望的却是田野百姓得到苏息。教导强悍的民俗使人们不相争斗，体念疲惫的百姓希望得到安逸。安抚养育百姓，努力竭尽心力；顺应天时，则完全仰赖上天。希望百谷繁茂丰收，使百姓享有耕作、收获和储藏的利益；三农和睦安定，没有水灾、火灾、疾病、瘟疫的忧患。为母亲太安人祈求平安

译小臣有母亲，喜悦和忧惧之情实在难以承受。上天的大德在于使万物生存，臣怎敢企求和平安宁的福气？谨竭尽赤诚，仰面叩拜上天。想到臣的母亲刚超过七十三岁，曾经承受过一次诰命封赠，平素抱有淡泊的志趣，平日多以蔬食素食为主；晚年失去相敬如宾的丈夫，泪痕至今还在。将要开始处理政务，又担心命运多舛，恰逢新年，便为母亲晚年的福气祈祷，恳求神灵曲加庇佑。谢恩之心怎敢忽略洁净祭祀？伏愿俯察我的赤诚，革除旧日罪愆，使老母身体长久康健。更祈求增加寿数和福禄，使她得以享受奉养，不要忘记早日实现两个儿子的愿望。今后余生，只要有一天不是造物主的恩赐，便没有一天不应感恩。为伯父四一辞官后祈求平安 人情没有不希望长寿的，这是共同的善愿。上天最大的德行在于使人长生，老身何其幸运，实际寿数已经超过平素的愿望。谨倾吐赤诚，想到臣某是绍兴年间的遗民，宝庆初年女儿出嫁，牵累颇多，幸好都嫁得女婿；儿子生得晚，如今也已经抱上孙子，得以延续残年直到今天。从曾祖再传以后，后代并非不多；开启高年八十的祥瑞，正是从臣开始。行走还没有到必须扶杖的地步，眼力仍能看细字。我有什么德行能够承受这些？由此知道恩惠从何而来。如今借诞辰之日，仰面答谢高真，伏愿仁慈的神灵再赐康健，使我努力行善，把家政相传的责任交给两个儿子。此后剩下的生命，没有一天不是造物主的恩赐。新居设醮 半生辛勤劳作，幸而有了这所房屋。上帝在冥冥中护佑，能够帮助我们安居于此。想到臣某与兄弟相互勉励以建立家业，哪里有闲心顾及置办住宅？又因祖屋聚族而居，已经没有可以栖身的地方。奉父亲之命经营此宅，一切都依照族中次序。实在是原先意料不到的，却承蒙上天曲加成全。勉力完成难以办到的事情，姑且先建成厅堂。开工之时，恐怕触犯方位禁忌；如今将要迁居于此，怎敢忘记明白地谢神？愿与家人共同生活，长久承受孟母般的欢乐；更希望子孙后代，使家门的福庆更加盛大。永福上元祈福 百里之内的百姓把性命托付给我，我自感惭愧；凭我这样的才能，治理一年的计划在于春季。幸逢上天赐福，洁净公署，恭敬叩拜苍天。想到臣某，冒昧地来到穷山僻壤，正赶上荒年；饥饿的百姓濒临死亡而又得以活命，邻近的军队虽逞强行事，地方却没有灾祸。这并不是人的谋划，实在是蒙受了上天的幸运。新年开始，万物将要欣欣向荣；想到仓储并不充足，想到粮食艰难，便深感忧惧。希望远方的船只纷纷驶来，以缓解春夏粮价昂贵的急迫；希望四时调和，以成就秋冬丰收的时节。这样四民才能安康，各种灾变才能消除，全都仰赖高真神灵的垂佑。谨备菲薄祭品，陈述臣的拙诚微意，祈求实现邑中百姓的愿望。小臣内心深切的愿望，还希望国运安宁，使远近之地都均能得到庇佑。六十岁弟弟为父亲荐举黄箓 我身遭丧父之痛，怎能承受失去父亲的悲哀？蒙教令允许追荐亡亲，怎敢不向上天倾诉这种痛苦？想到臣的父亲某，正当可以承受封命之时，幸而享有高寿，经历了家门中的种种艰难，也偿还了儿女的种种责任。活在尘世八十三年，怎能完全没有罪过？如今恭敬演诵五千多字的玄妙经箓，祈求曲加拯拔；向苍天上奏，希望幽冥神灵能够感通。愿以大道的力量收摄已经散失的魂魄，使精灵不昧，认得故居而回来。选侄为父亲荐举黄箓 我年幼无知，哪里懂得这样的悲伤？如今失去父亲，只能叩头有所请求，痛苦至极而呼告上天，俯身倾吐卑微的哀情，仰望祈求苍天垂听。想到臣的父亲既愚厚又朴拙，只知道节俭和勤劳，在暗室中也能自守，很少踏入城门；开辟田野，能够推行父祖的心愿。他常说得子太迟，还希望晚年能够亲自享受安逸，哪里料到一夜之间便抛下两个孤儿。上天的大德百年也难以报答，玄妙科仪谨慎地在三日内演行。伏望上苍降临鉴察，历代圣真垂下慈悲，怜悯尘世罪愆众多，全部加以赦免洗涤，照临灵台的一线光明，使亡灵得以逍遥自在。防事完成后设醮 君王的恩德尚未报答，哪里敢顾及自己的家室？父亲的志愿不敢忘记，因此建成了这所房屋。从计算几间屋宇开始，到超过十二年才终于完成，难道只是人的力量吗？实在是上天造就的。想到臣某自知才能低下，幸而承接祖先的余庆和堂寝，才有了遮蔽身体、居住生活的地方。紧要之事先行办理，但力量实在不足；又因为奉族命到县邑任职，两次试任而日子已经不多，入朝后屡次迁升而俸禄仅够用，便常常利用闲日，继续前人的修建事业，不免借贷来完成它，所经历的辛劳实在太多了。如今洁净新居，仰面答谢洪大的恩德。伏愿高天垂下仁慈，列位圣真明察鉴临。《铁庵集》卷三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三十四 宋代方大琮撰 祭文 代祭江西吕运管 从前我和兄弟跟随太史游学，在丽泽讲论道理，聚集四方士人。看他们如雁行般排列，满堂一团和气；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便反复展开辩论。吕氏的学问有根基，正是这样。太史对我说：“体和用必须兼备。”我恭敬地接受教诲，却因迂拙而无从施展。晚年落居江外，见到他的弟弟，如同见到先生本人，既感慨又欢喜。对于先生留下的遗言和学说，我们相互追忆。人们对我说：“幕府中有一位贤德君子，立论公平允当，不偏激，也不诡异，对政务多有辅佐。”万物在冥冥中承受恩赐，使它们得以各自施展，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八代为相的家门，光明盛美的传统没有坠落。您刚来时，每天都哭泣亡弟，半年后才勉强振作。如今您又去世了，我失去了这样的辅佐，弹指之间便流下眼泪。船将要启行，我来为您料理后事；如果孩子能够努力求学，您便不会真正死去。四十多年师友之间的情谊，感念今日，怀念往昔，西风之中一时百感交集。祭裘司直 唉！利禄功名成为世人的枷锁，幼者沉溺其中，老者又疾驰追逐；性命和天道，都被像遗弃之物一样抛掷了。您初次占筮求仕时，早早遇到良师，聪悟超绝而独自清醒。已经身材高大而外物微薄，容貌古朴而清瘦，气质平和而安适。疆域虽小而心胸广阔，辨析事理能够细到毫厘。入选官班数月，治理政务如凤来仪。梦中怀念西山，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出入幕府之间，为侍奉双亲而稍受牵累，如今却连奉养亲人的机会也没有了。琴声中仍有余悲，您虽曾发誓守墓，我却想勉励当时之人。边防之地有长官守御，以谦卑言辞招请您；知道已有荐举文稿，却故意迟迟不进城。报信的墨迹还未干，这个人已经去世了。唉！上天生成人才，真正能够成就事业的实在很少。既然可以激励浅薄的风俗，又何必一定要做官呢？那些忙忙碌碌追逐功名的人，究竟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为国家痛惜贤才，姑且恭敬地敬您一杯酒。祭张帐干 唉！淳熙壬辰年，您在明光殿进献赋文，是东浙的名士。我年轻时诵读您的文章，晚年才见到您的儿子，也是西江的同僚。去年秋天您来到这里，我在南浦迎接，风采神情仍然炯炯有神。今年秋天以来，您多次告病，却仍不厌其烦地处理公文。向南迎接使者，向东为军队送行，您还勉强支撑着病体。服药之余，临着楸树面对僧人，纵情畅谈，神色自若。哪里料到高枕四日，便拂袖长逝，临终安排后事清楚明白？正当富贵有为的年纪，忽然抛弃车马冠服，只留下孤苦的孩子，谁来谆谆教导他们？棺木和殓衾都准备好了，船只也备好了；霜露严寒凝重，您的魂灵将要归向哪里？择吉日备办鸡絮薄奠，写下这篇悲痛的祭文。想起您在屋梁间的容貌，眼泪鼻涕不断流淌，无法止住。祭瑞倅十五叔公 唉！叔祖天资丰润，器宇峥嵘，学问、见识和议论广博，才能、器具、事业和操行纯粹明达。六次任职州县，所到之处都有声望，这是士绅们共同敬重的，也是乡里人共同羡慕的。然而如果说有所遗憾，那就是白发时仍手不释卷，每天督促功课，四次参加春官考试，却始终未能实现科场的愿望。任副职回来两年后，休息在家，无意经营仕途；众人勉励您再次出仕，刚到京城，疾病却沉重得不能在帝城前进半步。朝廷考虑福建盐征使那里困苦不堪，谁能明白事情的本末？乡都司以您的名声来称许您。唉！三十年的沉埋无人提起您的姓名，一旦终于传达到庙堂，正想着从此可以升迁，却被命数限制，不能在君主重视人才的朝廷献上一条计策。这是朝廷士绅共同惋惜的，也是乡里人共同叹息惊异的。不过也没有什么值得遗憾：官位不能显达，只要稍微有益于百姓，便没有白活一生；寿命不能长久，只要没有失去本心，便算保全了自身。即使不能压倒布衣而显雄，也不能占据一方关塞而乘势而起，那些身外之物又哪里值得用来衡量轻重？我想到祖德和宗族传绪，仪曹一房有四位孙子，枝派四百多人，原本就应当共同奋力扶持簪缨。前年我哭祭徽倅叔，去年我哭祭揭阳兄，如今又哭祭叔祖，连续三年共有三位亲人去世。去年春天公家任职者有一人，今年春天又有一人登上南宫考试，仍然有希望在殿试唱名中列为前三名。失去的只是逐渐通达显贵的机会，所能补救的才刚刚萌芽。我仍有替叔祖感到幸运的地方：他从二千里外带着儿子前来，汤药一定亲自尝过，棺木殓衾一定诚心办理，仓促之间准备丧事，又恰好有宗族亲党聚集来恭敬承办。我昨天探问病情时，您说：“有你在，我没有什么可怕的；只是遗憾自己力量不足。船车将要启行，已经选好吉日从渡口出发，防护照料一定谨慎，愿我的神灵安宁。”我陈列菲薄祭品，说话诀别，迎着西风流下眼泪。祭亡室林宜人 唉！当年在玉融亲自迎娶你，同归以来已经三十二年。经历辛劳和百般灾难，我周旋于伦常礼法之间，恐怕还有力量没有尽到。使家庭中父母欢悦，使兄弟和睦互助，设宴款待宾客，抚育幼小、接济卑弱，这些都有你的辅佐，没有一件不大体合乎常规。我对世事疏于应酬，你使我不至于因此搅乱心思。婚嫁都没有错过时节，几间房屋足以栖身，几亩薄田虽俭少，却足以使一年不挨饿；若不是你的力量，又是谁做到的呢？既然如此，世人用妇德来称许的事情，你为什么做得这样多而且这样好？事情既多且好，劳苦也同样如此。有闲暇时，你便谈说外祖父简肃公的美德旧事，件件清楚，没有遗漏；有时随着所遇之事，仿佛受到感发，不敢堕失节操、忘掉根本，那又是我的益友和良好规劝。客居京城四年，你观察我的脸色言辞，见我升迁并不高兴，说：“这是危险的征兆！”去年卧病在床，一步也不能移动，突然听说发生火灾，竟能赤脚奔跑；痛苦平定后对我说：“回去吧，不要迟疑！”从秋末到冬天，恰好又满一年，病日益增多；有时从容地同家人告别，不只是儿媳、女婿团聚，族亲邻里也都在这里。最终能够归葬故乡，难道不胜过留在京师吗？死者没有遗憾，可是活着的人怎能不悲伤！当初你嫁给我时，我们都健全无恙，生活快乐和美。十六年之间，天倾地陷，我手脚摧残，所依靠来使晚年得到慰藉的，只有你。谁知你我不能同生而又同死，你离去之后，我在这世间还有什么快乐？我顾影自怜，叹息不已，筹划与你同穴安葬；在有道之人的眼中，究竟谁先谁后，又有什么关系？我叫来演儿，说：“从前你母亲没有活到中寿之年，却有建立家业、立身自强的辛劳，以及种德深厚所留下的恩泽；这些你不可不知道。如果知道了而不忘记，还要把它告诉你后代的人。愿你的母亲在灵中不要拒绝这杯酒！” 祭嫂陈恭人

译在中兴盛世，干公、淳公都是正献名相、简肃名卿；道义相同、志趣相合，不只是姻亲关系。两家子孙都恪守礼法。议幙早年丧父，愿您的魂灵前来宾临；侍奉婆母，主持祭祀，能够辅佐君子，恭敬、和睦、节俭、仁慈。您曾在湘地和京城高擎朱幡、油幢，后来承袭旧职，将要锦衣还乡福建。谁知鸾影忽然残缺，只能肃然守持门户庭院。希望儿子能够出仕，以俸禄奉迎您。世间的情意如此淡薄，为什么灾祸忽然降临？您已经享有高寿，华贵丰厚的人生很少有人能比，为什么不能活到期颐，留下这份典范？开禧丙寅年，我的女婿福清拜见聂夫人以及陈令人。年岁相同，仍是同辈之人，相敬如宾，往来如春日般温暖。晚年我哭祭妻子，又哭祭妻兄。有人来到素轩，以贤淑称许您；经过建州诉说哀情，到了莆地请求我撰写墓铭。我进入岭南已经很久，安居下来，书信频频寄来；听说您庆贺寿诞，正准备在小春派人送礼。忽然讣告来到，眼看三代亲人都已离去，只剩我这个衰老之身。封缄文辞，洒酒一祭，感念旧事而又悲伤新丧。我屡次请求归田，已经束装等待征召归舍；稍稍安定后，便以百里为行程，匍匐前去吊祭孤儿，也许还能参加执绋送葬。愿您的魂灵鉴察我的言语和眼泪。祭子长弟 唉！子长，你是古人所说的那种人物：十五岁进入太学，过了一年便在天府登名，人们称为早年奇才。四十岁称为强仕，又过四年才在大廷策试中登名，也不算太迟。五十岁应当任职理政，正处在显达仕途上，正是舒展学业、施展抱负的时候。羊城一处都防，台阁和边阃的势力如鼎足而立，官僚分布如棋局。你处在其中，对上受人敬重，对中能协调，对下也被认为合宜。唉！子长，你以好善为乐，增进道德而不改变；气度平和，没有急迫的神态；容貌润泽，也没有衰败的样子。距离七十岁还有二十年，即使不能长寿一些，为什么竟突然到了这个地步？唉！子长，你入京辗转经历四次奔波，入岭也只满两周年。我检点你的行囊，除了嫁女之外，没有留下什么旧物，只有半橱旧书；看见这些，便知道你留下了这种事业，即使少一些，也足以传给百年之后的人。耕种父亲的田地，诵读父亲的书籍，努力吧，两个儿子！有妻子，有妹妹，足以宽慰和劝解你们。母亲慈爱，这也是子长不会不如人的地方。请早日归来，我再向东边洒酒送你，眼泪鼻涕交相流下。《铁庵集》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铁庵集》卷三十五 宋代方大琮撰 墓志铭 判院方公孺人郑氏圹志 王母夫人是已故虞部郎中郑倩的曾孙女、贡士郑彦辅的女儿，门第显贵高雅。她们姐妹三人都贤淑，选择婚配时，都嫁给了方家。这位夫人排行第二，能够完全尽到妇道。曾祖母刘氏早年守寡，全靠夫人独力弥补、周济和辅助，协力完成祭祀，使早晚省视没有缺失。对内使刘母欢心，经营饮食起居，节俭而又使宾客宴饮丰盛洁净；对外不让俗务进入王父的思虑，因此王父得以专心讲习学业，开辟金凤斋来教育子弟，建造斗车楼来收藏书籍，又创建一经阁来垂训后人。当时与他齐名的朋友，如王公悦、林公宋、蒋公雝、黄公庚、李公绘、林公防，相继考中科第，传说此事的人都羡慕不已。夫人起初调任一县尉，后来落职到增城这样的偏僻地方；诸位公卿怜惜她的才华，向朝廷推荐，改授行在太平惠民和剂局之职，但任命下来她便去世了，实为绍兴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享年仅四十一岁。假使上天稍微多给她一些寿命，她的事业本来就难以估量。当时几个孤儿年幼，夫人一心抚养他们，直到长大成人，按次序安排婚嫁。晚年孙辈们络绎围绕膝下嬉戏，欢娱亲爱，也都长大成人。淳熙十一年承慈烈覃恩封为孺人。儿子四人：遇，任进武校尉、广州都尉盐场，娶宣教郎、福清知县黄童的女儿；继，娶正奉大夫陈与京的孙女；先于夫人去世，后来娶朝散郎、审计院顾澣的女儿；适，娶朝散郎、知昌化军黄俅的女儿；达，娶朝散郎、福州通判林雩的孙女。女儿二人：长女嫁朝散郎、梅州太守张熊，次女嫁文林郎、南海知县薛之穆。孙子九人：云、升、大舆、大琮、大镛、大鼎、大磬、大枢、庚、章。大舆因乡荐与赵氏结婚，奏补迪功郎，起初调任余干县尉。大琮忝列开禧元年进士，大鼎参加开禧三年计偕，二人都勤学上进，一经传家的恩泽还没有衰竭，将来应当有继承先业、使家门显大的后人。夫人享年七十九岁，在王父去世四十年后去世，实为嘉泰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她下葬后，过了三十六年才与王父合葬，实为嘉定二年正月十五日封闭墓圹。王父名万，字盈之，世系记载于绍兴三十年进士小录。孙某现任某官，谨此志记。

译考致政制参宣义方公墓志 先君名逵，字由甫。方氏在唐末时，金紫公方廷范开始居住莆地；传到三世，至庆历年间郎官方慎从，从城中分居到垕塘；又传四世，到崇宁年间居住后埭，便是从曾祖方祐开始积德好施、以长者著称；他与曾祖母郑氏合葬于福平，所谓福平公就是他。祖父名中，祖母姓留。父亲名万第，是绍兴庚辰进士，任监行在和剂局，以“一经”命名他的堂屋，这就是如今乡人所说的“一经方家”。先君生于绍兴丙子三月二十九日，刚七岁便成为孤儿，侍奉母亲孺人郑氏，以孝著称。我曾记得和剂公说过：“经学是最可贵的，汉人把它比作黄金，已经浅陋了。如今的时文士人很少能够通晓经学，汉代儒者的话大概不能轻视。读书的方法，与其博杂而疏浅，不如专攻一门。如果精通其中一门，便想停止也不能，将来没有什么地方不能贯通。真正贯通之后，退处足以自得其乐，出仕足以施展作用。”这就是命名堂屋的意义。先君中年没有参加科场，确实是因为以学问自得其乐。后来又对他的儿子大舆、大琮、大镛说：“和剂公勤苦求学而得到官职，不到一年，你们应当努力。”开禧乙酉年，他带两个儿子参加礼部试，大琮幸而没有坠失世代科名，大舆也因濮邸的关系入仕。先君历来举出前代名臣的事迹来策励他们。大舆任饶州余干县尉，大琮分教延平、辅佐江西漕运，他们都侍奉先君同行。先君在饶州时，同僚文肃刘公榘任江淮制置使，发布檄文让他代理参谋幕职。先君说：“我老了，哪里还会参与人事？但金陵有六朝遗迹，我因此愿意前往。”在豫章时，他喜爱西山翠岩，常常带着家人渡江前往，一定留宿；又越过州境去访庐山，往往一去数月，欣然有所得而归。晚年因小儿子颇为厌倦游宦，便穿野服居于家山，自号方壶老人。大舆以香山和循阳两地请求先君，说：“我壮年时听说薛南海的丧事，被义气激发于心，冒着盛暑穿过黄茅，接回妹妹；如今难道还要南下吗？你只管前往，好好办理。”大琮以将乐县相请，先君再三考虑后才答应。宝庆元年乙酉岁前一天到达县邑，穿过玉华洞，登上虎头岩，攀登跳跃如飞。不到一年便浩然不能久留，回来数月后患病而未能救治，实为宝庆三年丁亥三月十六日，享年七十二岁。大舆等奔回，母亲哭着说：“你们父亲的遗命，除了忠孝之外，没有别的话。”先君卓异有志，尚且不肯苟且迎合，重视风义，平素并不相信世间佛教之说，所以对于生产经营无不亲自明察而不采用浮屠之法；山经地志没有不研究到底的，遇到退役老兵询问山川险要、道路远近，便亲手抄录。满箱的生平抱负，没有全部显露出来，但他用来训诫遗孤的道理，却明白无疑。嘉定己巳年，封为承务郎；今上即位后，转任承奉郎；因儿子入朝任官，又转为宣义郎。夫人林氏，也一同封为孺人，是同邑朝散雩的孙女。福平公的曾孙共有三十人，我同辈夫妻能白头到老的，只有我家两位老人，如今又失去了一位。越过千里归葬正寝，实现了狐死首丘的愿望，也没有遗憾了。病重时不曾服药，入殓时也不把遗体附于棺内，这对诸孙的不幸又能怎么办呢？大舆，儒林郎，曾任循州军事推官，将要通婚，娶温陵赵奉直不劬的女儿。大琮，奉议郎，曾任南劒州将乐县知县，赐绯鱼袋，娶福塘林简肃栗的孙女。大镛早逝五年，娶薛左史元鼎的孙女。孙子四人：演孙、绍孙、诒孙、选孙。孙女四人：涓。于绍定二年己丑正月三日壬申，葬在丰城里林店溪徐岭。大舆等内心警惕，只怕坠失先人的训诫，希望将来有所表现后，再请世上的君子作铭，以彰明先君的心志。现在姑且记下年月和大概情况如此。亡母太安人林氏墓志 先父方壶老人于宝庆三年三月十六日去世，留下我们这些孤儿。过了两年，大舆、大琮奉母亲太安人的命令，择地将她葬在所居莆田县丰成里林店溪徐岭万松如孩。母亲的寿命还未到尽头，绍定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安人又弃下我们这些孤儿。六月初五日，挖墓开穴，将她与先父合葬。大概从丁亥年三月到辛卯年三月，只有四年多，却已经相隔百年；父母养育的恩情已无法报答，苍天啊，真令人悲痛！先母林氏，名守贞，生于绍兴丁丑十一月二十八日，是通判福州的雩的孙女。刚会说话时，父亲国谕天明便教她《女诫》。父亲去世后，她每次打开书卷都感伤流泪。侍奉母亲杨氏，以孝顺谨慎著称。二十四岁嫁给方氏，因为未能赶上侍奉和剂公，便侍奉婆母太孺人郑氏，更以孝谨著称。她生活俭朴，只把祭祀用的黍稷办得丰盛洁净，一文钱也不乱花。凡是道义上应该做的事，举手办理从不面露难色。家中大小事务，都不拿来烦扰先父，使他能够专心教导子女。大舆任余干县尉，大琮掌教延平，兼佐理江右漕运。侍奉两位老人时，幼弟大镛也在任所。不久大镛早逝，太安人悲哭得十分哀痛。大琮转任长乐县令，请求母亲同行，太安人却留下来抚养孤儿和寡妇。先父任期未满一年便回来了，太安人于是又哭悼先父。大琮从将乐奔回，几乎不想活下去。葬毕，他说：“大事办完了！”太安人说：“门户的责任重大，你父亲的期望还没有实现。”于是大舆被注授广之增城，大琮再被注授福之永福。两地距离家中只需住一夜，屡次迎请才得到允许。大琮乘车进入县城，儿童般的面容、长寿的体貌，父老聚集观看赞叹。原来他从江右回来后八年没有出仕，一出仕百余日，便把灵柩带回。县人如同失去了慈母，沿途路祭、野哭接连不断，说县令抚慰百姓，对他们有恩。嘉定甲申年遇到禋祭推恩，封为孺人；到此时先父由宣义郎又加赠通直郎，诰命刚刚下达。慈明太后寿庆推恩，太安人承受了再次受封的恩宠。大舆也转为通直郎，大琮为朝奉郎。太安人说：“我一个妇人承受恩典，怎么报答呢？你们要努力！”病势将危时，她诵佛声一刻不停。大琮哭着请求说：“先父享年七十二，母亲享年七十五；年老而奉养微薄，儿子的遗憾怎么办呢？”太安人起身说：“不要妨碍我前行。你知道我父母平日教导你们的道理，我闭眼也就安心了。”大舆等惶恐，觉得不足以显扬先人的德行，岂敢不谨慎承受先训，希望将来能够在九泉之下拜见先父。先父的官职、名讳以及各位妇人、孙辈，已经详细写在前一篇墓志中。现命长孙演孙恭敬地书写此文，放入墓穴之中。

译隐君子方公圹志 方氏是莆田的著姓。自都官公慎从以儒学起家，传到第三代福平公祐，以长者著称；他的子孙中才俊者出仕应世，朴实厚重者安守家风。至于具有奇伟资质却致力于隐居自守的人，这样的人品难道不是尤其高尚吗？公名史，字直作，是长者的曾孙。祖父名恢，父亲名绍，都有潜藏未显的德行。绍推让弟弟福清大夫士端，使他承担门户的责任。公束发时下笔便有奇异的语句，福清器重他说：“将来你一定会使我兄长的门户显赫。”二十岁时父亲去世，他哭父、侍奉母亲、抚育弟弟，后来以孝友闻名。从此足不踏入科举考场，书籍无不阅读，亲手校订唐诗数十家，把悲欢感慨全都寄托在吟咏之中。居家从未出过城，他的外甥林寅任贵溪县官，屡次迎请，他才说：“我听说信上有赵昌父、韩仲止等人，这次出行或许能与他们相合，多多唱和吧。”他从不在口头上褒贬人物，但谈论兴亡成败时，引古证今，无不切中要害。淡泊远离声名利禄，亲友有急难便周济，不计较家中有无。病重将死时，心神口意都很清楚，整理衣襟后去世。他生于绍兴乙巳九月十二日，卒于嘉定十年十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三岁。娶林氏，儿子三人：伯震娶郑氏，仲益娶许氏，叔弓娶黄氏。两次参加嘉定丁卯、庚午年的乡试。女儿一人，嫁给进士黄畴若。伯震、郑氏、叔弓都已去世，黄畴若也不再留居。仲益承继家业并续娶。孙子三人：卫，娶郑氏；斗郎；超郎。孙女一人，嫁给进士谢克时。曾孙二人：俊生、庆生。孙女一人。辛卯年春，仲益来信告知日期说：“将于十月三十日葬在兴化县兴建里赤岐山的墓地。”这是奉伯母的命令。某与仲益交往，得以跟随长辈谈论，见他操守实践如同孔门弟子，经营筹划如同三国人物，洒脱简约平和如同晋宋之人。可惜孝廉、隐逸等科目，世上已经没有人主持举行，只有进士这一科，而公又不能低头厕身其中。他的儿子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假如公能看到他成就功名，出仕或退隐又有什么妨碍呢？不料父子相继去世，真可悲啊。二十年以后，几乎没有认识他的人了。看公临死前一首诗中“笔力光门户，心田种子孙”两句，他的家族必将有所振兴；应当汇集他的言论、风操和遗稿，向世上有力量的人请求，希望能够流传不朽。处士林君景诜墓志铭 我小时候随母亲来往，林舅家还赶得上侍奉外祖母杨氏。当初外祖父国谕天明去世已久，杨氏从鄞地来到莆田，独自支撑门户，抚育孤儿、接济下人，以慈爱著称。有一个儿子名珪，就是我的舅舅。他胸怀坦荡平和，没有一点机心，像他的母亲。嘉定辛巳年，朝廷因明禋赐给高年老人爵位，授迪功郎。舅舅素来为谯公令宪所知，谯公任福建漕运官时，下檄要他代理属官，他没有赴任。景诜是他的长子，年纪与我相近，小时候和我一同在社学读书，时常作出声律严整的警策诗句。他和我一再应试不利，一同厌倦了在乡校游学。弟弟哲参加嘉定己卯年的计偕考试，景诜高兴地告诉父亲说：“哥哥可以免除科场的责任了。”他料理家务超过父亲，但待己宽厚也和父亲一样。他常常把未能侍奉母亲郑氏视为最大的遗憾。他与人交往没有疾声厉色，即使对童仆也不愿违逆他们的心意。年轻时患羸弱之疾，几乎死去，但又活了十多年，亲友都说：“上天不忍如此早早灭绝景诜。”到了绍定戊子七月二十三日，他终于不起，年仅四十六岁。可悲啊！娶我家族姑、寺丞彬的孙女，她尤其勤劳节俭，家业渐渐富足。她先于景诜十八年去世；后来续娶赵氏，是开府某的孙女。儿子荣公，已聘王氏女；女儿四人，长女嫁给蔡端明的孙子箫公，次女许嫁给他的外甥陈某。我尚未成年时，家中琐碎事务都交给赵氏处理，她安排得十分周详。起初景诜喜欢游览山林，走出家巷就是太平山，他心里很喜欢那里。葬毕，方氏墓中的松柏都是他亲手栽种的。他的遗孤将于十二月二十日庚申与他合葬，前来索取墓铭。我常常忧虑如今世人对善恶名声颠倒，把善良看作迂拙，稍有机巧的人便忌讳“善”的名声而不肯接受。唉！善是秉持美德、极其纯粹美好的东西，这个名声难道容易得到吗？它所产生的功用难道容易做到吗？必须有所作为才会形成，必须不断积累才会流传。像我舅舅家世代因善行闻名，难道可以泯灭吗？我又疑惑，乘坐低劣的车，驾驭劣马，只要乡里称他为善人，这样就可以了吗？景诜去世距离秋试还不到二十天，他对弟弟说：“不会妨碍你应试吧？”难道他驰骛功名的志向还没有消退吗？林氏是乡里的著姓，自金紫公恱、通议公深、朝散公雱以来，三代都显达于朝。国谕继承父祖的文献声望，太学积舍选将要奏名，却未能成功；等待任运属时，享年也将达到应有的高寿，而任命文书刚下，大限便到了。景诜以继承先业为念，功名没有实现，连寿命也未能享有。世上那些忌讳善名的人，不是这样吗？上天报答善人的道理，难道另有所在吗？铭文说：保全你的归宿，随从你的先人一同遨游；留下多余的遗泽，让你的后人得到安宁。即使被视为拙朴也自有其价值，景诜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

译伯父四一从事圹志 族人聚居在垕埭。自我的高祖祐开始积善好施，直到今天莆田人还传颂方长者的名声。葬在福平山时，占卜者说：“三代以后，才会长寿而且显贵。”曾祖名中，祖父和剂名万，都早早去世。不只是这两位祖先，他们的兄弟也都如此。后来诸位父辈的堂兄弟共有三十人，稍有享年长久的，只有和剂的四个儿子：察判伯父和希等；年岁超过先君通直郎，又增加了。眉毛斑白、头发全白，年过八十，接近九十，开创了垕埭的长寿基业。自制干伯父开始，占卜者的话果然没有错。制干名过，字仁甫，禀性完厚，精明强干，超过常人。年轻时记忆力很强，很有科举求仕的志向。后来科场失意，便更加努力治理家业，细小事务也都有法度。田地房屋得到开辟，婚嫁都已办妥，又栽花种竹，在其中往来游赏，家人几乎忘了他已经年老。宝庆甲申年，因皇帝登极的恩典，封迪功郎。文昌胡公榘任沿海制置使时，下檄令他代理属官，他没有赴任。他私下笑着说：“人生三十年算一世，我前三十年从事举子业，中三十年为儿女操劳，后三十年造物主大概会赐给我安闲吧？”于是抱子逗孙，完全不再过问门外之事。后生晚辈来拜访，他总是起身请他们入座，不停讲说往事。他一生八十三年，从未有一天显出懒怠的神色。绍定壬辰年，因东朝庆寿的恩典，封从事郎，诰命将要下达时，在寝室中去世，是四月六日。娶顾氏，是同邑审计院澣的长女，尤其勤劳节俭，孝谨侍奉婆母郑安人，伯父依赖她很多。她先于伯父二十年去世。儿子二人：大椿，娶俞通判凤的孙女；大钧，娶李知县晋的孙女。女儿五人：长女嫁三山朝奉大夫、通判汀州赵彦宜，如今封为宜人；次女嫁儒林郎、高州佥判薛一新，婚后一月去世；第三女名道全，戴黄冠出家，先去世；第四女嫁文林郎、浙东提刑司干办公事郑泾甫；第五女嫁进士宋公缙。孙子三人：厐孙、智孙、信孙。孙女十五人。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壬申，葬在丰城里八亩山的墓地。每当看到和剂没有长寿，他就对子侄说：“建成一座经堂，延请师友来往，考察评议道义。我当时虽然年幼，却还能够一一记得儒学先贤的姓名。如今我老了，既看到世代科举有人接续，门户也正在兴盛；只要读书的种子不断，福平公长寿显贵的基业便有希望世世代代延续。”两个孤儿请求我记下年月，并且记下他用来期望后人的心意。侄子某谨具官位敬记。朝议大夫、福建参议林公墓志铭。公名致祥，字公履，世居长乐东林。曾祖赠大中大夫，名某，是福清郑氏的女婿，因此定居于此。祖父兵部侍郎、谥号简肃、赠少师，名栗，是乾道、淳熙年间的名臣，六经都有讲解，尤其长于《易》《春秋》；出入中外任职，林氏于是成为福清的名门。父亲行言，生来资质非凡，二十岁进入太学，尤其精通经训，著有《释略》，任南剑州法曹时去世，后来因公而赠中大夫。公幼年丧父，母亲令人陈氏独自抚养他成人，少师怜爱他，出仕游宦时必定带着他。长大后端正厚重、凝静持重，如同成年人，见到他的人说：“这大概是凭器度继承家业的人吧？”因少师致仕的恩典补授官职，调任泉州永春县尉，捕盗所得赏格合规却没有接受。任监行在和剂局，改秩为潮州海阳县知县，又任永春县知县，任江东运司主管文字，通判太平州，知州，道州，主管冲祐观；后来起任浙江帅司参议官，任期满后改任福建帅司参议。任命下达时，他在钱塘旅舍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当时是嘉熙四年某月某日。晋阶朝请大夫。娶陈氏，是丞相正献公的孙女、提举中丞某的女儿，封宜人。儿子一人，进礼，授迪功郎，任监庆元府昌国东监买纳盐场。女儿一人，嫁文林郎、南雄州保昌县主簿陈琢；陈琢是正献公的曾孙，先于公去世。公为政廉洁明察、勤勉谨慎，周详整饬而细密，任官如同治家，内外事务井然有序；两次任宰，一次任御，以强干敏捷治理一处，以和平宽易治理一处，部下都说是贤能的县令。两次任幕职，早年就以精明办事著称，晚年更加清简，幕府长官都说是好宾客。任通判而代理州政时，节省浮费，用来供给驻守采石的军队，士兵很高兴。任知州而邻接永州时，捐出俸禄收入来修平库亭的道路，百姓感念他的恩德。他性情简严，姿态方正稳重，不在权贵之家逞强，也不靠游谈交际来结交。在潮阳任职时，因为清查田产、核实虚假户籍而离任；在舂陵任职时，因为救济灾荒、严禁粮米外流而离任。长期仕宦又两次受挫后，开始淡然无意求进；晚年任浙东幕职，已有终老于此的打算。因儿子任职昌国，那里在海外，难以迎接奉养，便勉强接受这个官职，以便供养母亲。朝廷中的许多贵人都是他的旧交，间或有人想提携他，他心意稍有动摇，公却对此看得十分淡泊。林氏自少师公以来，以文学和德行成为世代儒者的宗师，风流典范世代守持而没有衰落。公从小侍奉长辈，能够以忠厚彰显先德；孝敬长辈，使家族长寿；和睦邻里，慰问病者、扶助弱者，都有前辈遗风。晚年身着紫绶、佩金章，须发伟然，人们认为这是林氏世代德行的表彰；他自己本来不再求取仕进，世上又没有有力量的人能够推荐他，所以他可以流传的事迹，只停留在州县任职期间。那次他在舂陵向朝廷辞别时，首先说：守臣以军州的给衔为名义，但如今军政不理，武备单薄衰弱，恐怕无法应付紧急需要；其次说：常平仓的储粮已经耗损折减，义仓的粮食多被挪用，积蓄已经枯竭，恐怕无法作为灾荒时的储备。皇上赞许这番话。所有这些都是当时的大议论，别人把它们看作寻常话题，无暇提出并实施，而公却滔滔不绝地把它们当作职责所在，反复说明它们是治理和乱亡的根源，从中可以看出公的志向。当初，公曾在中大墓左某山某原看中风土，表示：“一定要把我葬在这里。”进礼将于淳祐二年四月某日安葬，来请我作铭。我从前任延平郡文学时，曾随朋友游历，偶然记得一件事：雷公孝友任分教时，少师公任太守，每月初一到学宫。雷公讲《易》讲到“飞龙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一章，少师突然问：“这到底在哪里？”雷公便慢慢回答：“有些地方还难以确定。”等到公任京局长官，雷公在政府任职，忽然说：“这就是林黄中的孙子吗？”

译便竭力加以褒扬。过了几年，京城的考核文书达到合格标准，出自雷公之手，这实在不是公所希望的。唉，雷公真贤能啊！少师公的名声德行留在人心，足以这样荫庇后代；而公又继承并发扬它而不使之断绝，林氏的兴盛难道还没有尽头吗？我的妻子是公的妹妹。我与公交游将近四十年，亲爱之情始终如一；公入殓时我来不及致哀，下葬时也来不及亲视，因此有负于公。刻下铭文以求长久保存，这样可以吗？铭文说：仕途已经艰险，积蓄的志业还未施展。把这些刻在碑上，只是为了追念简肃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徐母孺人赵氏墓志铭 绍定二年夏天，我服完父亲的丧服；入秋后，和扬兄一起赴京谒选。乘坐通往大路的船，骤然下起大雨，桐江、富春之间涨水，到了所谓三江口的地方。狂风驱赶着巨浪，船来到距离县治一舍半的地方，无法前进。远望古树丛荫中有一所屋舍，屋檐飞翘，我们急忙划船系在屋下。主人出来迎接，问我们姓什么，我们说姓徐，他说自己名叫庭兰。他热情地慰劳我们，于是留我们住宿。这天是九月三日。鸡肉黍饭丰盛厚实，我们问他家中长辈，他说：“家严进京去了，只有老母亲在家。我奉父命恭敬地接待客人。”庭院门户肃穆而和美，令人敬重。当时我的朋友王实之迈，任帅府幕职，主持严陵秋试，能够背诵他告谕士子的文章，发问策试时一个字也不遗漏，并且说：“我一向敬重莆田士大夫，他们的志趣更加可喜。”过了三夜，水势还未平息，我们担心久留会耽误行程，便告别离去。走了一里多，又无法前进，只好再投宿另一家，却觉察到对方显出厌烦之色，于是回到船上等待。我们想到徐家这样的主人实在难得。等到了庙山，才知道在浙江渡口溺水的人有上千；又到了京城，才知道沉没在台城、成为鱼食的人有上万，而且都是这一天发生的。直到今天说起浙江的大水，必定提到这一年；每当皱眉叹息时，我和弟兄在汹涌洪水中能得到安身之处，难道不是幸运吗？后来再次被注授县职，才回到家乡。绍定六年夏天，我又服完母亲的丧服。冬天，再次和兄长赴京谒选，经过三江口，想拜访故人，却因风帆迅疾，一瞬间便驶过了，回望不及，心中惘然。第二年改元端平元年，偶然得以在朝廷任下士。那年秋天，庭兰来拜见我，非常高兴，却惊讶我穿着丧服为母亲哭丧。兄长和他相对，更加谈说旧事，整夜不止。从此书信往来不断。又过了两个秋天，来信送到，我看见封题，惊愕地说：“我的母亲在七月九日弃下不肖孤儿，先生请赐墓铭，以舒解我的悲哀。”我为母亲的悲痛还没有止息，实在不忍下笔。过了一年，改元嘉熙元年，入秋时，庭兰奉命匍匐前来告知，虞祭已有日期，将在这个月乙酉日葬于西山的墓地。某冒昧再次请我作铭。根据他的叙述，孺人赵氏，世代是临安富春人。父亲钟爱她，年龄若干岁时，嫁给同乡徐氏，与丈夫共同生活若干年，从不显露恼怒的神色，习惯勤劳辛苦，整治并料理家务，家业渐渐丰厚。她疼爱儿子，让他学习，接受老师教诲，不许懈怠。大夫、士人把船停在门外，她急忙命人迎接并恭敬送客，必定询问从名人高论中得到多少，喜欢诵读佛经，修桥铺路，救济寒冷饥饿之人，即使量力而为，也没有吝惜的神色。因东朝寿庆推恩，授初品，临近去世时，指着两个幼孙说：“这就是我家能够传下去的东西。” 享年若干岁，只有一个儿子庭兰。庭兰娶俞科院某的孙女，孙子麒、麟，孙女一人。根据我从前所见她肃穆而和善的情形推想，其他方面也大概可以相信。煮粥、戴簪迎接老师，剪发招待宾客，从前书传中记载的贤妇人都是如此。如今那些被豢养在闺阁中的妇人，未必全都这样；但在山脚水边，像孺人这样的妇人，暗中也与她们相合，这件事便值得记载了。有人说她能得到这篇墓铭，难道不是她好客的回报吗？我的话难道足以使她不朽吗？假使她的家人坚定地保持这种心意而不懈怠，上天对徐家的报答就不会止息。铭文说：尊重老师、礼待宾客，启发她后代的人啊，使他们秀美而有文才。诸位孙辈绵延不绝啊，若说这些话不可信。西山的春天啊，李母孺人霍氏墓志铭 李君伯玉为他的母亲太孺人霍氏叙述德行，前来对我说：“痛苦啊，悲哀啊，我的母亲！从前我的先父进入太学，后来因积年疾病卧床两年，医药供给、宾客祭祀的费用，全由母亲一手操持，从没有忧愁悲伤和显露贫困的神色，她的顺从周全到了极点。祖母性情严肃庄重，母亲侍奉在旁，一定要等她显出欢容才退下。祖母病危时，母亲割股取肉为她治病，她的孝心真是深厚。她每天督促几个孩子学习，考察他们的勤惰；休息沐浴日便询问他们所学，谆谆告诫教导，治理家务很有法度。兄长伯早早去世，她抚养他的遗孤，使其能够成人立业。表兄蒋沦去世，她像处理自家事务一样料理后事。族中某子孤苦无依，她收来教养，视如己子。她待人很有恩德。常常停止自己吃饭，把食物给饥饿的人；脱下耳饰，救济贫穷邻里的困乏，心中所愿从没有不实行的。她见识精明，足以帮助人解决突然的急难；说话舒缓，足以平息乡里的争执；在隐约含蓄中施行教诲，却从没有不明白的。妇人的善行往往止于一德一事，而我的母亲兼具这些美德。”伯玉命运不好，刚开始任官不久，便失去了父亲，本来希望母子相依，靠微薄俸禄度日。如今却成了这样，粗茶淡饭的天伦之乐不能长久，风木之悲却没有尽头。庚子四月丁巳是去世的日子，辛丑九月甲寅是下葬的日子。只有让墓碑铭文流传于当世，或许稍能使地下的亡灵感到安慰。” 我读了这篇叙述，不禁悲伤。当初端平乙未年，我在殿庐校试，看到伯玉所写的策论，认为不同寻常，便批列为高第，而且亲手抄录一份带出。后来他以第二名赐进士第，前来拜见我，是一位恭敬谨慎、有德的君子。如今看太孺人的德行和事迹，连如此细微之处都值得记载，所谓由隐微显现、真诚无法遮掩，她有这样的儿子实在是应该的。儿子四人：长子伯奋，是贡士，先已去世；次子就是伯玉，曾任福建路常平司干官；我将要到建州去，想着可以和他朝夕相闻，到了那里却因服丧离去；次子伯正、伯谦。女儿二人，分别嫁给周应龙、汪振，都是他们的女婿。孙子四人：长孙思复，我还没有为他命名；孙女四人：长女嫁给谭一鹗，我还没有为她取字。铭文说：“夫人是李氏的母亲，丈夫也姓李。做女儿时有才艺，做妇人时有贤德。上天以贤子报答她，却没有让她享有长寿。生于番阳，葬于临川。希望后代尚且兴盛，延续于泷冈的墓道。” 《铁庵集》卷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