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川集卷三十三

译黄榆树叶落下啊，刀上满是寒霜；早晨登临中山啊，坟墓闪耀着光芒。披着狼皮铠甲的万名骑兵啊，鲜血染红了衣裳；一夜之间横越荒漠啊，禽获代国之王。赵国有人啊，主父因此不至于灭亡；将军虎步而行啊，国家没有谁能与之抗衡。秦人关闭关隘啊，不敢远望；筑起高垒，坚守壁垒以振作士气啊，准备一鼓作气奋勇冲锋。年老的敌寇却使我军更加勇壮啊，这是掌握军权的良将。谁知君王竟然相信谗言啊，使赵括担任骑劫，而忠贞之士反令人悲伤。士卒有什么罪过啊，竟被坑杀在投降之后。赵国哪里还能成其为国家啊，栋梁折断，屋梁毁坏。那些进谗言的人啊，还在尽力收拢羽翼而又张狂施展。仍然大吃米饭和肉食来表示自己可以任用啊，希望他的君主不要忘记他。最终没有被召回便离去啊，卷起铠甲，脱下头盔，徘徊无所归。客死异乡却没有人把他送回啊，谁在廉梁旁为他筑墓。魂魄啊回来吧，将军的故乡在这里。用李光的礼仪来迎接啊，露瓜飘香；斟满糯米酒啊，倾倒乳酪浆。奏起蔺相如的瑟啊，歌声慷慨激昂。邯郸没有人啊，丛台已经荒芜。郭开如野马般横行啊，只知他如今在何方。汉义勇武安王庙碑 汉高祖、汉光武凭仁义取得天下，而汉桓帝、汉灵帝却失去了天下。一时的豪杰无不想取代汉朝接受天命，追踪高祖、光武的事业，却只专心于欺诈、武力、智谋和计策，以及土地与兵甲。唯独昭烈帝始终坚守仁道，武安王始终坚守义道，一心致力于恢复汉朝，没有取代汉朝的私心。汉朝的正统最终归于袁氏，但袁氏只是僭伪；曹氏只是篡窃；孙氏只是偏据称霸，终究不能拥有汉朝最初的王业。昭烈帝、车骑将军张飞和王结为朋友，约定成为兄弟，同生共死。昭烈帝攻取益州后，留下王镇守荆州，使他独当一面，与昭烈帝互为掎角，逼迫曹操。昭烈帝进取汉中，王的威势震动许都、洛阳，汉朝几乎就要复兴了。不幸曹操与孙权暗中合谋来图谋武安王，王死后曹氏便篡夺了汉朝。昭烈帝与张飞出兵讨伐孙权，为王报仇。张飞死后，昭烈帝也在永安宫驾崩。起初，王和张飞以死效命于昭烈帝；最后，昭烈帝和张飞又以死报答武安王。唉！这是仁德达到极致，义气也发挥到了尽头。王名羽，字云长，姓关，是解梁人。他在涿郡起义，在徐州、兖州作战，在冀州、豫州奔走，在江淮建立功勋，最终死于荆州、楚地。他的英灵和忠义刚烈遍布天下，所以各地都有庙宇祭祀他；他使善人得福、恶人遭祸，神威显赫，人们都敬畏并尊敬他。而燕、赵、荆、楚各地尤其虔诚。郡、国、州、县、乡、邑、闾、井都有他的庙。夏五月十三日、秋九月十三日，便大规模祈福酬神，整顿仪仗，举行盛大的仪式；旌旗、铠甲、旗帜、鼓、长刀、赤骥，一派庄严肃穆，仿佛武安王在千年之后仍然活着。人们景仰向慕尚且如此，何况汉末的遗民呢？假如上天再赐给他一些年寿，诛灭曹操、恢复汉朝，本来还有余地。可是容纳伪逆、排斥正道的人，实在太多了。唉，真是令人悲哀！顺天府处在燕、赵交通的要冲，府中的两座庙都低矮、倾斜、积水而狭窄，配不上武安王的威灵。丁酉年，权帅府事苑德在鸡水南湖的右边营建新庙，气势深沉盛大，神明居处高大巍峨。起初塑造庙中神像时，把昭烈皇帝、车骑将军张飞和武安王并列为三位万户侯。张公到庙中享祭，回来后对苑德说：“庙里不能有两个主神，尊位不能有两个最高者；君臣一同受祭，而武安王像过去一样侍立在昭烈帝身旁，享祭和朝觐不能专一，这不合礼制。”于是商议另建昭烈皇帝庙，而武安王才正式居于面南的位置。己酉年秋季，大享礼结束后，请我为这件事立碑。因此我推究君臣之义的根本，以彰明其永垂不朽，并作诗来助祭神灵。诗说：汉末草野之间涌现英雄，武安王从蒲坂而来，在崤山以东结交朋友，四海之人都不过是孩童。燕地以南的壮士忽然相逢，以义气相许，敞开心胸。楼桑村的五丈原就是沛县、丰邑，破屋半夜喷出长虹。指天对日发誓要除掉奸凶，历经万般挫折也不改变，至死相随。两人像两只猛虎夹护一条蛟龙，风雷震荡长空，汉家火焰红遍天际。谁知京都突然荒芜，尽成了曹氏妖狐出没的踪迹。忽然陷入贼境，形势危急，他跃马在万众之中斩杀敌将。侯印和赏金都退还而自行封存，横刀拜受曹公书信后离去。千古凛然，保持国士风范；兼有荆州、益州，进行战事攻伐，直指许都、洛阳，期望一战而定。曹操像喘息的老鼠一样谋划躲避锋芒，孙权像受黥刑的枭鸟一样假意作出恭敬姿态。肘腋之间突然遭到袭击，又有吕蒙防备，于是使汉朝的大业不能完成。张飞死了，昭烈帝在永安宫驾崩，三人在天上的忠义刚烈同样不朽。只有武安王的神威贯通天地，享受庙中血食，祭祀时仍具军容。曹操的尸骨已经腐朽，武安王的爵位却更加尊崇；曹操的鬼魂无人供食，武安王所受的祭礼却更加隆重。作诗歌颂武安王兴复汉室、建立义功，愿此诗如同苏东坡赞颂孔融一样流传。四贤祠碑 所谓四贤，是谁呢？就是燕国的贤臣郭隗、乐毅、剧辛、邹衍。辛亥年秋天，我经过督亢，到了易水，投下祭文，斟酒凭吊太子丹。听说水流弯曲处有一座祠堂，里面塑着国士刘銮所塑的像，技艺极其精巧，不知供奉的是哪位神，于是前往观看。四尊像都面向南方排列而坐，旁边拱手侍立着一位王者，衣冠极其古朴，大概都是周代的制度。我询问守祠的老人，他说祠堂过去有匾额题为“四贤”，却不知道是哪一代的贤人。契丹时期有人题写“乐将军”，也不知道是哪一位乐将军。我这才恍然大悟，排列而坐的四人是郭隗、乐毅、剧辛、邹衍，拱手侍立在旁边的是燕昭王。于是叙述此事说：考察北燕，是周文王之子召公奭受封的国家。到了燕王哙仿效舜、禹禅让，把国家推给他的相国子之，燕国便大乱。齐人攻打燕国，进入国都，迁走重器，俘虏百姓，国家几乎灭亡。齐军退去后，国人拥立原来的太子平，这就是昭王。昭王想得到贤臣来洗雪国耻，于是修筑宫室，拜郭隗为师，以招徕四方贤士。于是乐毅从魏国前往，剧辛从赵国前往，邹衍从齐国前往。昭王便任乐毅为上将军，兼统秦、赵、韩、魏的军队攻打齐国，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进入临淄，带回大吕，送还旧鼎，迁移汶水的竹林，祭祀齐桓公、管仲，以礼义向齐人示范；不攻取莒、即墨，以义向他们示范。

译燕国几乎成就了霸业。在那个时候，张仪、苏秦正凭口舌倾轧，孙武、吴起正凭欺诈和武力争夺，谁能知道春秋时代复仇的义理，知道以仁义作为王者之师呢？当时燕国是天下最弱的，齐国是天下最强的，谁能知道仁义之兵可以以弱胜强呢？只有孟轲先前告诫齐宣王，乐毅后来辅佐昭王，天下才开始知道仁义是无敌的。燕国立国以来已经七百多年，世代服事齐、晋，如今却一战胜齐，并使秦、晋归附，于是雄踞七诸侯之上。人们又由此知道任用贤人的功效竟能达到这种程度。《易经》说：“履行诚信而思考顺道，又尊崇贤人，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昭王做到了这些。后来乐毅父子在燕、赵两国大显身手，都被封为君。郭隗的事迹后来不再显现，剧辛的功业仅次于乐毅；邹衍又能著书，阐明律吕的根本以及终始五德的运行，自汉代以来盛行于世。唉！凭昭王礼贤下士，四位贤人又没有辜负昭王，君臣之义足以作为百世师表，在燕地世代祭祀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作《思贤》诗，送给易州守郭公，让他刻在石上；仍然大书“四贤”二字，让人题在祠堂匾额上，以作标识。诗说：督亢的山坡，易水的岸边，台平树【原文此处疑有脱误，语意不完整】。古代贤人如今在哪里？这里还有祠堂。遥远的尘雾昏暗，香火已销，庙貌肃然，仿佛仍能想见。燕昭王的臣子竟能遇到明君，尚且如此面向北方敬奉贤人吗？难道不只是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仁义之师几乎可以比肩三王吗？世人常说管仲、乐毅，难道不比我仲有光彩？当时的“九九”，如今又何足计数？不用他时像老鼠，任用他时便如猛虎。冀北盛产良马，个个都能日行千里。世上若没有燕王，折断马鞭也不肯前进。有人拥有黄金装饰，子女妇人却都饿死。可怜黄土，燕国的黄金全都耗在一座台上。难怪诸位贤人没有远行而来，应当告诉国人，不要缺少对他们的祭祀。希望后世永远轻视黄金而尊重贤士。于是想到燕丹，才任用荆轲，却没有取得秦国土地，反而使燕国城池倾覆。君臣之道相合，千古令人仰望。以臣为师的君主就能成王，看看这些遗像吧。《羑里周文王庙碑》相州南面的属县有个汤阴，距离朝歌五十里远，本来是殷纣王京畿以内的土地。汤阴以北的道路右侧有一座古城，虽然经过坍塌和修复，仍然高峻陡绝、屹立不倒。因为城地狭小而逼仄，所以在其中填土，几乎与城垛齐平；这里就是纣王拘禁文王的羑里之库。前面有文王庙，只剩下几间屋子；一块碑已断裂破碎，无法辨读。然而过路人远远望见后，必定披荆斩棘前去拜谒，叹息着离去，无不责怪纣王的凶暴，怜悯圣人所遭的困厄。于是我嘱托相台总管萧侯修缮这座庙，以勉励百姓扬善惩恶之心，并重新叙述此事说：从前殷朝已经违背天命，纣王受其熏染而逞凶暴虐，杀死九侯，把鄂侯剁成肉酱。西伯听说后私下叹息，纣王发怒，便把他拘禁在羑里西北。西伯于是推究天命，重叠卦象，系联卦辞，设置警戒，恭敬畏惧、警醒反省，更加谨守臣节。七年之后，诸侯都归附西伯，被囚的纣王才将他释放。于是天下人认为纣王不正当而共同起兵，灭亡了殷朝。唉！文王已经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却仍服事殷而不怀二心；被囚七年，畏惧罪责、自我责备而不计较，以忧患创作《易经》，反省自身、修养德行而不懈怠，这就是文王成为圣人的原因。有人说文王在羑里时，让闳夭、太颠等人用财物讨好纣王，因此得以获释，后来又接受天命称王，这些都是妄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对于天下得失便存有私心，就不是圣人了。韩文公作《拘幽操》说：“作为小臣害怕获罪啊，只因天王圣明。”可以说他懂得圣人的心。铭文说：高高的边土啊，直到今天仍然崔嵬；正好用来彰显圣德啊，驱使天下归向。卦辞中有许多警戒之语啊，是忧虑世道衰败而约束自己的过失；不愿进入朝歌啊，叹息羑里这座祠庙。周虽然是旧有的国家，它的天命却正在更新；庙宇难道可以不更新吗？《齐太公庙碑》齐国有两位太公，都是姜姓，是四岳的后裔，封国在吕地，后来便以国名为氏。太公是他们的后代。当殷帝乙和纣王暴虐混乱时，太公听说西伯善于养老，便归附了他。他在渭水之滨垂钓，等待天下清平。西伯出猎时遇到他，便用车载他一同回去，让他辅佐治理国家；当时太公已经八十岁了。武王即位，尊他为尚父，像对待老师一样侍奉他，称作师尚父。后来他兼率八百诸侯的军队，诛灭纣王、拯救百姓。周朝拥有天下后，太公担任太师，封在齐地。五侯九伯之内，他可以专擅征伐，地位在周公、召公之上。太公死后，葬在周地。他的儿子丁公伋继承爵位，又辅佐成王、康王，父子五代都葬在周地。齐国因为太公是最初受封的君主，称他为太公，立庙奉为始祖，世代祭祀。后来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尊奉周王、抑制楚国，周王室依赖他才得以复存，这就是姜齐的太公。陈国发生御寇之乱时，公子完逃到齐国，他的后代成为田氏，也以国名为氏。陈氏发展到田常时，专擅齐国；周安王命田常的孙子田和为诸侯，田和灭掉姜齐而取代它。田和死后，也称太公。到田威王僭越名号称王，后来被秦国灭掉，这就是田齐的太公。齐人认为姜齐太公对天下有大功，所以不祭祀太公田和，而专门祭祀周太师姜太公。从汉代到唐代，姜太公的庙在齐国旧都临淄享受祭祀，因此姜齐的祖庙还没有断绝。唐开元年间，又特意在京师建立太公庙，以名将留侯等十人作为十哲配享。后来又进封他为武成王，称作武庙，礼仪等级与孔子庙相同。宋、金以来，遂成为大典。金朝灭亡后，临淄的庙也废弃了。如今大行台李公总管山东、淮南道，在益都开府；东海、西河、穆陵、无棣四处疆域都在他的统辖之内，于是便在临淄重新建立姜齐太公庙，请我为此事撰写碑文，论述次序如下：太公是圣人，他辅佐武王伐纣救民，也是一个伊尹。《诗经》说：“师尚父啊，如鹰展翅飞扬；辅佐武王，于是讨伐大商，使朝廷清明。”这只是特别称颂他的功烈之美，没有说明他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到武王接受天命之后，太公进献丹书，说：“敬胜过怠慢的就昌盛，怠慢胜过敬意的就灭亡。”这才显出他成为圣人的原因。他所说的，与“缉熙敬止”“敬之敬之，天惟显思”“不显亦临，无射亦保”“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等话，共同构成周家的心传和家法，用来接受天命、维系王统；这与尧、舜所传“允执厥中”、精诚专一、兢兢业业的道理相同，正是圣人的事业。

译所以孟子说：“像文王，是听到道而知晓它；太公，是见到道而知晓它。”所谓知晓的是什么？就是知晓尧、舜、禹、汤所传下来的道。知晓尧、舜、禹、汤所传的道，而成为文王、武王的师臣，不是圣人又是什么？后世兵家一流的人，竟认为《六韬》是太公所作，书中全是阴谋、诈术和功利之说，说太公凭这些辅佐周朝夺取殷朝，可以与孙武、吴起相提并论。唉，他们哪里真正懂得太公呢！后世又把太公推为武臣之首，和白起、王翦并列；把一位将领同圣人相提并论，这又是对太公的严重诬蔑。《武成王》的称号，太公本来不会接受，所以这里不记载。把诗系在碑文之后，说明太公之所以为圣，以助祭神灵。浩荡盛大啊，齐国的风尚！成为东海表率的，莫非就是太公吗？光明显赫，与西土相辉映，却在东方建立国家吗？不显赫吗？只是因为德行才足以称当他的功业吗？敬意胜过怠慢，是神道充实的表现吗？心中保存着尧、舜的中道而不忘吗？既勇武又文德，与圣人的德性相同吗？唉，难道不能忘记三代的隆盛吗？《涿郡汉昭烈皇帝庙碑》王朝的统绪系于天命，天命系于人心；人心的离去或归附，就是天命的断绝或延续，王统的存亡全在于此。看看汉朝三次兴起、三次灭亡，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它，在兴王之地享受庙食和血祭，历经千年而不忘，由此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只要有真诚爱护百姓的仁心，上通于天，下牢固地结于民众，即使想舍弃它离去，上天和百姓也不会舍弃他。不笃实于仁德，心中不真诚，只用暴虐诡诈驱使百姓、凭武力争夺天下，自以为百姓已经属于自己，而百姓却把他看作仇敌；即使一时得到天下，也必定失去它。从前秦朝暴虐到了极点，高帝宽厚仁爱、胸襟豁达，因而得到人心。留侯张良从留地跟随他，认为这是上天授予他的。义帝的将领们推举高帝为长者，让他进入关中，除去秦朝残暴，约法三章。秦地父老争相拿着牛肉和酒来迎接，只怕他不在这里称王。虽然高帝避让楚王，汉朝仍为上天和百姓所不舍，最终统一天下，接受天命，继承三代的统绪。王莽的虚伪到了极点，光武帝仁厚英明，把赤诚之心置于别人腹中一般，因而得到人心。邓禹带着武器求见，耿弇倡导义兵前来归附，马援认为帝王自有真正的气象，于是留下不去。光武帝虽避开更始帝，留在河朔，上天和百姓终究不舍弃他，最终恢复汉朝国运而实现大一统。曹操的暴虐如同秦朝，而他的虚伪超过王莽；又有项籍、韩信、彭越那样的智力，窃取汉朝国运，暗中交给曹丕，安然自以为天下已经没有汉朝了。昭烈帝是远代皇室的后裔和遗孤，有远大志向，崇尚义烈，待人真诚尽心，坚忍自强，当时被推为英雄，尤其得到民心。关侯、张飞是熊虎般的将领，恩情如同骨肉；诸葛孔明是伊尹、吕尚一类的辅佐之臣，为他所任用。昭烈帝虽然受曹操逼迫、被孙权忌惮，又奔走于袁绍、袁术之间，身体没有归宿，但他所到之处百姓总是归附他，君臣之间的契合尤其深厚。颠沛流离之际，他的信义更加彰明，扫荡全境为关羽报仇，自己死去也没有遗憾。临终遗命给孔明说，如果刘禅不可辅佐，就让孔明自行取代；他又终于没有辜负刘荆州，哭祭刘表之墓后离去。在当阳长坂，他不忍抛弃百姓；他劝刘琦从座中起兵袭击刘璋，认为自己应当与曹操势如水火。到将要断气时，他自认为德行浅薄；这些事情都是古代贤王难以做到的，也是高祖、光武所没有的。因此，曹氏虽然占据中原，也只不过是僭伪，天命和王统最终仍在昭烈帝这里。唉！高帝、光武、昭烈三位君主，传承同一颗真诚之心，都归于仁德，成为汉朝的命脉，维系中华的统绪。开始时建立汉朝，中间恢复汉朝，最后保存汉朝，近五百年间滋养浸润深厚，牢固结于民心，直到今天仍未被忘记，各地都建庙祭祀。秦、楚、王莽、曹操之后，最终都默默无闻；仁与暴、真诚与虚伪的征验，显明无疑。沛县、丰邑的高帝，南阳的光武，涿郡的昭烈，都是帝王的故里，所以他们的庙祀尤其兴盛。涿郡原是燕国，古代有很多豪杰之士，歌谣慷慨激昂，崇尚结交、报仇的遗风至今还在。每当谈到曹魏篡夺汉朝的事情，人们无不抽泣流泪，想象昭烈君臣父子之间的情景，那种仁厚洒脱，蔼然有三代遗风。因此，在他的祠庙下面朝夕不断有人拜谒祭奠；每逢岁时祭祀，人们成群结队赶来，即使不远千里，也要指示楼桑故居，徘徊不忍离去。所以他的神灵显赫，甚至比沛、丰、南阳更加盛大。庙在涿郡以南约十里处，自隋、唐、五代、辽、金以来，都建在故居之旁，历代不断增修。正殿正对着中山靖王之后、昭烈帝各位父祖的坟园；神室中设置昭烈帝像，穿衮冕，面向南方；他的辅佐大臣和将相排列在两廊，左边是诸葛亮、庞统、法正、许靖，右边是关羽、张飞、赵云、马超，位置次序尊崇开阔，合乎礼制。庙中又有一块碑，金代翰林应奉王庭筠的文章推明昭烈帝的志向，论义理、文采都为近世所无；然而仍题作“先主”的名号，终究有未能完全匡正之处。考察《春秋左氏传》，称“先主”是大夫称呼先代大夫的说法：活着时称“主”，死后称“先主”，并不是帝王的称号。魏、晋两代出于私下的权谋，把昭烈父子看作僭伪，所以称蜀而不称汉，把昭烈称作先主，把刘禅称作后主。到陈寿撰写《国志》，便把汉统与魏并列，使昭烈父子和刘璋共同列入《蜀志》。此后著书的人都以魏为正统，只有宋代司马光把蜀改称汉：起初称汉中王，即位后称汉主，驾崩时称汉主殂，追尊时称汉昭烈帝，但也没有把正统归给他。到了建安，朱熹才夺去黄初的正统地位，以章武承继汉统，汉朝灭亡后才归入魏。高帝凭宽仁得到人心，开启汉统；光武凭谨慎敦厚得到人心，恢复汉统；昭烈凭信义得到人心，保存汉统。因此魏篡汉之初，昭烈认为天下不可以就此没有汉朝，恢复汉朝的责任在自己，所以立即登上汉中王之位。等到魏终于取代汉朝，废黜汉帝并将他幽禁，昭烈便在武担山以南登上皇帝位，正定名分，宣布曹魏罪状并出兵讨伐。驾崩后把后事托付给孔明，使他完成恢复汉朝的事业。他中兴的功烈虽比不上光武，但他出兵诛杀仇敌，继承高帝的志向，彰显汉家神灵，使奸诈虚伪者震慑；假使上天多给他一些年寿，一定能拓展平定中原，如同建武年间那样。

译况且昭烈与光武都是汉朝子孙，怎么能容许帝王神器归于他人，而唯独昭烈不能与之相争呢？难道因为“先主”是大夫的称呼吗？又有人认为他与汉室宗族关系疏远，无法考定世代、名位，就像宋高祖称自己是楚元王之后、南唐烈祖称自己是吴王恪之后；这又是替他寻找托辞。后世的疑惑，比不上孔明所传的真实记载。起初昭烈见到孔明，便说：“如今汉室衰颓，奸臣窃取天命，我不自量德行和力量，想要在天下伸张大义，就把恢复汉朝作为自己的责任。”孔明立即说：“将军既是帝室后裔，信义已经显著于天下。”又说：“霸业可以成就，汉室可以复兴。”作为帝室后裔而使汉室复兴，在当时，人人都把昭烈看作汉帝，把曹氏看作汉贼，怎么到了后世反而想凭一己私见改变这一点呢？所以我推究汉氏的家法和心传所在，说明王统的根本，正定他的名号为“汉昭烈皇帝”，在殿上题写此名，并把它刻在庙碑上。再次歌咏他的义烈，继之以诗词说：高祖建立汉朝，拯救百姓脱离涂炭；世祖光武艰难中拯救百姓，恰好又使汉朝拥有两都。两位祖先传承汉朝四百年。昭烈帝兴起，犹如死灰复燃；比两位祖先更加艰难，却历经百折而不受挫。仓皇奔走之时，部众不过一支旅；但他和乐仁厚，民心便归附于他。一定要得到国士，才可以有所作为。既有熊虎般的将领，又重新得到卧龙诸葛亮；电光般扫荡汉水以南，雷霆般震动江东。逼迫曹操，摆脱孙权，占有梁、益二州，终于取得汉中。兴起王业、建立国家，高皇帝当年兴起，真正的根基就是从这里开始；拓展平定中原的事业，留给子孙。汉贼不能并存，难道只能偏安一方吗？曹丕哪里是他的敌手？诛灭仇敌本来不难，只是上天没有多给他年寿；军队受挫，皇帝驾崩，不能完成讨伐，只能回到旧都。临终把后事托付给孔明，正是伊尹、周公的事业；他不偏私自己的儿子，把天下大计说得明白清楚，勉励后主要行善。三代的君臣之道，如今又重新出现。宗室大臣流泪，拼死出师；游魂般的奸伪之徒，最终败退而不能支撑。夕阳照在崦嵫山上，余光连接天际。已经断绝的汉统，再次一度、二度传承下去。三位君主同样仁厚，汉朝三次兴起、三次灭亡；他们在帝王故里享受庙食，直到今天仍未断绝。燕山南面，涿水浩荡；这里确实诞生了奇异人物，又出现了一位高祖、光武。杜鹃不再飞来，桑树仍在寝宫。把这首诗刻在庙门上，让万世牢记。《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庙碑》把天下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辅佐君王推行道义、救济时世，这是伊尹；把天下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却没有君王可以推行道义、救济时世，这是孟轲；把天下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辅佐君王推行道义，却不能完全救济百姓、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这是诸葛孔明。伊尹辅佐君王推行道义，孟轲没有君王而使道义无法施行，这些都已经判定清楚，再没有什么遗憾。至于孔明，凭借辅佐君王的全部才干，在狭小而平庸的蜀地施行政令，不能治理天下、恢复汉朝旧有的制度，制定礼乐，使其与三代相盛。率领军队，也只是平定雍闿，擒获孟获，割下王双的首级，杀死张郃，不能扫荡中原、讨伐魏国而贬黜吴国，消灭曹操而擒获司马懿，只能一面杂耕屯田、一面巩固营垒，敦厚诚信、彰明大义，张扬汉朝的声威，实践九伐的方略，却突然如星陨落；他呕血而死，是因为道路未完成而不是天命所限，天给了他才干却没有让他充分施展。因此，有志之士没有不痛哭流涕、深感惋惜的。唉！唐虞三代盛世时，孔子感叹人才难得，也只称许九个人；到了孟子，又唯独把伊尹一人列为承担圣人使命的人，为什么呢？大概士人不能自我珍重，就不能担当重任；不能把天下看轻，就不能拥有天下。伊尹在有莘郊野耕作，不肯用道义换取能驾四马的车和天下的俸禄，也不顾三次聘请，终于出来承担天下的重任。一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收获，就好像自己在市集上受鞭打；放逐夏桀，废黜太甲，一切都以天下为考虑，独自承担责任，所以说他承担了圣人的使命。孟子称道伊尹，其实也是在表达自己的志向。当时中原没有君王，如果有王者兴起，他一定会做伊尹所做的事，推行道义来拯救天下，所以他常说：“上天如果还不想使天下太平，那么我就想使天下太平，除了我还有谁呢？”又说：“如果齐国能够任用我，难道只是齐国百姓安定，天下百姓都会安定；使齐王成就王业，就如同翻掌一样容易。”他还说：“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增加呢？富贵不能使我放纵，贫贱不能使我改变，威势武力不能使我屈服，这才叫大丈夫。”这也就是伊尹一类的人。因此，自伊尹以后，把天下责任担在自己身上的人，只有孟子一人。汉室倾覆，群雄争相兴起，天下士人无不侥幸追逐功名利益，在智谋、权术、欺诈和武力之间反复周旋，急切地争夺天下；只有孔明高卧南阳，抱膝长吟，把天下看得不足为道，亲自在田间耕作，仿佛打算终身如此，这也是伊尹在有莘耕作的志向。等到昭烈帝三次来访，他知道昭烈仁厚、诚实、恭敬、谦让，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出仕并委身效忠，这也是伊尹忽然改变心意而出仕。跟随昭烈帝以后，他慨然把复兴汉室作为自己的责任；到了永安接受遗命时，他说：“我将竭尽臣子的力量，再加上忠贞之心，最后以死相继。”这也是伊尹辅佐太甲的事。至于内政已经修治好，将要对外抵御敌人，以求图谋报效国家时，他临出发前上疏，精诚忠贞，恳切尽意，宛然使人重新看到了三代的君臣。伊训、太甲的诰书中所说的那种用兵，进攻时谨慎克制，出入险要之地，始终遵守节制，不进行轻率的战斗。他申明赏罚，推行公正，不谋求眼前小利，扩大并张扬长远的谋略。秦汉以来，又见到了王者之师。他驻兵五丈原，司马懿始终不敢出战，这就已经确定胜势了。到他临死时，司马懿察看营垒，也叹服他是天下奇才。这样看来，自孟子以来，把天下责任担在自己身上的人，又只有一人罢了。评论者却认为他自比管仲、乐毅，只是萧何、曹参一类，军事谋略并非他的长处；又说不应当恢复汉室，不能把诈术武力同仁义混杂使用，离开中原进入巴蜀，并非正确的地方；应当像陈平用金钱离间魏国君臣那样行事。还有人甚至以魏为正统，把讨伐罪人的军队写成入侵者。唉，难道孔明可以这样被划分吗？难道正因为这些就称奇于孔明，又正因为这些责备他吗？这难道是真正了解孔明的人吗？当初昭烈帝即汉中王位，任命孔明为军师将军；等到继承汉室而即皇帝位，便任命他为丞相。安乐公即位，封他为武乡侯，兼任益州牧。他去世后，谥号为忠武。

译魏晋以来，既然把昭烈帝称为蜀先主，于是便把孔明写作蜀相。至于杜甫辨析品评碑文，号称精确恰当，也仍然沿用蜀相这个称呼。如今既已端正昭烈帝的称号，又在涿郡楼桑的庙中重新端正孔明的位号，称为汉丞相诸葛忠武侯，那么君臣整体的名分都得到了端正。推究根本而论述，并在碑所配享的庙庭中作歌，来悲悼他的志向：末世沉溺于功名利禄啊，所有人都跌跌撞撞、颠沛攀援。假如对自己没有益处啊，就连自己的百姓也一并抛弃。士气一天比一天低下啊，承担天下重任的人，究竟是谁？没有人不想使自己的臣下成为臣民、而不许有人违抗我啊，谁能把臣下当作老师？没有人不担心失去而想得到自己的君主，顺从而不违逆啊，甘愿让妇人般的柔弱之人来治理。赶不上古代啊，全都苟且偷安、诡诈顺从。汉室在桓帝、灵帝时倾覆啊，迫近日落西山，日益危急。奸臣首领和伪君魁首纷纷兴起啊，喧闹争夺武力，又暗中窥伺。有人像豺狼一样肆意施毒啊，有人像狐鬼一样诬陷欺骗。不以帮助夏桀为羞耻啊，自以为是而不知道自己错了。唯独这个人高卧不起啊，像泰山四方的支柱。虽然不足以有所作为啊，又何必污浊自己来涂脂粉般自我粉饰？王室于是有了远方的孤儿啊，被逼得无处容身，百姓也不知道归向谁。昭烈帝三次来访才得以相见，又以恭敬相待啊，孔明像腾跃而起的蛟龙一样气势充沛，又像飞翔一样辅佐君王。把恢复汉室作为自己的责任啊，吐露胸中的奇才奇谋。君臣之间的契合洒脱自然啊，共同拨乱反正。昭烈帝临终顾命，托付国家和儿子啊，孔明流泪哭泣，以死来继承遗命。捍卫正义而讨伐贼寇啊，实行屯田使百姓安居，军队没有私心。恢复正统而揭露伪逆啊，返回旧都的日期已有约定。巍然承担圣人的使命啊，将要超越孟子而与伊尹相配。上天没有给他足够的寿命啊，忽然星陨而军旗回撤。有志之士没有不痛惜啊，直到今天仍以此为悲。唉，悲痛啊！假使侯没有死啊，礼乐难道还不能兴盛？三代之治也许可以接近啊，不知道侯的才能啊，侯难道不能达到吗？他有感通上天的才能啊，可以创造命运；有辅佐君王的谋略啊，可以救济众民；有不可夺取的节操啊，可以辅佐政事；有不可穷尽的智慧啊，可以应对变化；有必定信守、不可屈服的义节啊，可以诛灭仇敌而匡正时局。成败、利钝，都交给上天啊，内心丝毫不为之动摇，以生死来面对处世。光明磊落而高耸于天地之间啊，他的道纯厚光明而没有瑕疵。让万世之人都来敬仰啊，观看这座祭祀牲畜的华美碑。《陵川集》卷三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陵川集》卷三十四 元代郝经撰写。碑文。《汉高士管幼安碑》。东汉中兴二百多年，处士的兴盛，远远超过古代。他们整顿清议，激扬衰颓的风气，振兴末世的习俗，以保卫国家，本来确实很有力量；但他们疾恶如仇而又急躁冒进，激起愤怒、招致祸乱，崇高的声誉突然兴起，虚浮的名声煽动传播，与宦官外戚相互倾轧，最终形成党锢之祸，使国家和士人一同败坏，这也都是由处士造成的。唯独建武初年，会稽严子陵，志向高抗、超绝世俗，远远引退而长久离去，不肯做汉朝的三公，激励成就了一代人的气节。建安末年，北海管幼安，离开群体而高蹈退隐，安处退藏、守持正道，不肯做魏国的三公，以保全一代人的名义。得到处士之道的，只有这两个人。然而君子应当出仕时退处，就失去义；应当退处时出仕，就违背道。严子陵不侍奉王莽，得到了退处之道。有光武帝这样的君主，他也不侍奉；本应出来相见，却反而飞身退去，暗中隐遁。品格虽高，在义理上却还没有做到完全。管幼安生在桓帝、灵帝之际，出现在党锢之祸以后；董卓、吕布、袁绍、曹操喧闹而起，灭亡汉室，国家最终被曹操占有，欺凌汉室遗孤，杀害太后，残害义士，动辄借诏书行事，终身却不接受禅让取代，这比王莽的奸恶还要严重。他们共同进行篡夺盗窃、委身效忠而成就其事业的，都是患得患失、没有廉耻、不顾名节的人。在那个时候，退处而不出仕是可以的，不接受三公之职也是可以的。所以东汉的处士虽然兴盛，节操高尚而道义完整的，只有先生一人。先生名宁，姓管，因躲避战乱而迁居海外；公孙氏也僭越仿效王者，且只是偏据一方、如同另一个曹操，因此他和顺地奉行道德，研习经术，以诚实自守，最终免于祸患。魏篡夺汉室以后，以太尉之职征召他，他没有赴任。正始二年去世，天下没有不推重他的。直到今天一千多年过去，当地人仍仰慕他的德化，世代修建祠宇，按时祭享，以礼尊奉他为先师。于是叙述他的事迹，题作《汉高士》，作诗歌咏他遗留下来的风范，使人刻在石上。诗说：汉朝鼎器破碎，天地闭塞。处士被一网打尽，没有留下活口。妖狐垂涎，猛虎吞噬。失去自身操守便成了贼，面对窥伺、怒喝，也不敢伸张大义。刚露出一点锋芒，就招来忌恨。孔融、祢衡都被争相弃市。荀彧仓皇失措，也自取灭亡。中原几乎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只有海外可以避世。先生振衣束缨，从此远去。箕子的坚贞，应当继承；远离祸害、保全自身，这是最好的计策。医无闾山高耸有余，翠色的鸭绿江深深通向海边。洗脚归来，满怀和顺之气。纱帽没有尘埃，风吹满衣袖。东夷还崇尚仁心，土俗简朴而厚重，恭敬笃实而不虚伪，改过向善、接受教化，日益纯粹。华歆见到金印符节，自毁墙壁，杀害太后，胁迫汉帝。当时割席断绝交情，后来又身居三公，使宰相的名位更加污秽。回头看那些人，全如儿戏，满朝竟没有人识得司马懿。我哪里敢参与人家的国家大事？任凭他九次升迁、又四次登用，我的志向只是礼乐诗书。孤独的踪迹遥远地辞别权势，像屈曲的虫、潜藏的龙，正处在尚未成功的时运。百姓没有忘记他的德行，至今还世代祭祀。辽海千年，仍有汉代高士。《汉义士田畴碑》。燕赵地区连接并控制着朔漠，土地风俗雄健质朴；那里崇尚义气，凭借交情报仇，奋勇而不顾死亡，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汉朝末年，有一位义士名叫田畴。当董卓废立皇帝、豪杰一同起兵时，没有人不想窃取汉室据为己有；唯独贤人刘虞担任幽州牧，不接受山东方面推尊的名号，发誓洗雪国家的耻辱。天子流亡在外，君臣之道断绝，于是命田畴奉上奏章，奔走询问各地官吏。等他回来，刘虞已被公孙瓒杀害，田畴于是哭祭坟墓后离去，聚集宗族党人，扫地盟誓，约定诛杀公孙瓒。不久，公孙瓒被袁绍消灭；袁绍最终也不勤王，暗藏异志，不久又被曹操吞并，于是曹操谋划篡位。袁绍、曹操等成为一类人，公孙瓒当初却亲自耕作而不出仕。百姓和夷人都认为田畴有义，逐渐聚集成城邑。因为乌桓屡次杀害乡州的官员士绅，所以田畴借助曹操来诛杀蹋顿。曹操想封他五百户、为亭侯，他辞而不受，终身不在魏朝做官而死。多么高尚啊，古代的义士，没有谁能超过他了。我曾说豫让、荆轲也是燕赵豪杰，他们的慷慨激昂和相互推许，本来有烈士的风范；然而内心怀有诡计，性命寄托在几寸长的匕首上，免不了只是一个刺客。像田畴这样卓异超群，跋涉数千里，辗转穿行于关隘之间抗击敌寇，没有辱没君主的使命；由于未能返回报答君主而使君臣陷于危难，他最终不接受官职，也不受斥责，离开公孙瓒，而公孙瓒也不敢加害他。他回到无终，安抚和协调百姓与夷人，约定法律、建立制度；他的志向不只是诛杀公孙瓒，还想率领燕赵义士一同讨伐袁绍、曹操，兴复汉室。不幸的是，那里最终被曹操占有，所以他始终不向曹操称臣。他在魏朝不仕的义烈光明磊落，不是豫让等人所能相比的。唉！汉室倾覆，奸臣接踵而起，只有刘虞为汉室死于幽州；汉昭烈帝以及关羽、张飞在涿郡起义以恢复汉室；管宁隐居辽海；田畴在无终建邑，终身不仕魏，以保存汉室的志向。气节高绝天下、忠义震动千古的，只有这六个人；他们都出自燕赵，古今所称，恐怕确实没有说错。他们死后成为神灵、各自在自己的土地上享受祭祀，是理所当然的。戊午年，我与易州总管何侯世麟越过易京，登上黄金台，俯视督亢，慷慨地追怀古人，于是谈论燕赵义士，把田畴列为第一。何侯说：您想诛杀公孙瓒却没有完成志愿，这里正是公孙瓒死亡的地方。您的英灵难道不烈烈有光吗？于是我想为您建祠祭祀，以彰显您的义行，可以吗？我说：可以。于是就在易水之上建祠，我为他的事迹撰写碑文，题作《汉义士》，作歌来表明您的志向。歌说：您身处危难啊，时世多艰；士人有志啊，事情就没有难处。跃马离去啊，翻越关山；明月皎洁啊，照着刀上的环。奉上奏章匆忙奔走啊，进入长安；见到天子啊，得以瞻仰天颜。使命尚未得到答复啊，不接受官职；臣子的节义已经表明啊，壮士归来。主君死于叛逆之手啊，鲜血还未干；悲苦的泪水流彻黄泉啊，尸骨已经寒冷。聚合宗族结盟啊，诛戮凶残；倒卷渤海啊，摧毁燕山。谁知道又有几个贼寇啊，公孙瓒死了而曹操更加奸恶。天下已经没有汉室啊，我凭什么立身于世间？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燕赵士人啊，应当投身大海，让尸体冲击狂澜。那荆轲啊，尚且没有辜负燕丹；我难道要辜负刘幽州啊，低头侍奉曹瞒？死后做汉室之士啊，亲自耕作以自我安顿。唉！您的义烈啊，高高迫近云端；应当与傅说一同驾临箕尾星宿，凌越高寒之上。永远做燕地的神灵啊，让万世之人仰望。酒斟满酒樽啊，佳肴摆满盘；舀取神灵之气啊，佩戴幽兰。我想跟随您啊，却无法攀登追及。魂魄啊归来吧，天空漫漫！唉，无法得到啊，令人肝肠寸断。《殷烈祖庙碑》。

译大河的北岸有一座庙，名叫汤王庙。它远离旧河岸，深入故道，俯临中潭。大概因为商王汤讨伐夏朝，拯救百姓而光大天下；这里既不干旱，也没有水灾泛滥，所以在此建庙。借助他的神灵，来抵御河伯水势上涨、凶悍猛烈的灾患，不知已有几千几百年了。大水漫天，逐渐流入地下，曲折地向南退去，距离庙宇远达数里，更加显露出肥沃田地，留给我们种植小麦。年年大丰收，于是当地人更加知道神明相助的道理，蒙受神灵的福佑，都来祈祷酬神，祭礼盛大到以先稷之礼相待。戊午年，诏令把怀州河阳作为当今皇帝的汤沐邑。那时我在藩府，得到在怀州赐宅、在河阳赐田。河阳官吏把田籍送来，疆界田畛之中有一个店，名叫杨子。杨子店东面有一座庙，名叫汤王庙，就是这座庙。庙前有一条水，叫浿水【音▯】，就是晋代所称的浿梁水，全部在赐田范围内。郝氏的祖先出自有殷，是帝乙的支子后裔。如今我开启南阳的田地，却得到烈祖成汤的庙宇，衰败的门第、破落的家族，却遇到自己的祖先，难道不是要让后人不忘继承祖业吗？当时河阳进士苟宗道跟随我学习，他家过去是大姓，桑树、梓树、田间道路都与赐田相接。于是命他的弟弟宗礼，规划庙宇四周的土地，扩建神明的宫宇；令河阳太守设置户卫防守，仍然加以修饰增建，塑造并增设伊尹、仲虺两位宰相的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因为成汤具有这样的神德，按照祭祀之法：能够抵御大灾的，就应当祭祀；能够捍卫大患的，就应当祭祀。成汤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可以说是抵御了大灾；在河边建庙而河水不泛滥，可以说是能够捍卫大患。世代祭祀他，是合宜的。上古的帝王都以名来称呼，宓牺、神农就是如此。到了尧舜时代，才有祖宗的称号，称为文祖、神宗。到了夏后氏时代，称禹为皇祖；殷代称汤为烈祖。后来的继位君王也各有称号，如中宗、高宗。但在简册中都以名相称，在宗庙中则特意用称号来称举，是为了尊敬他们。如今既然已经建庙，却仍称名，不合礼制。因此改称为《殷烈祖庙》，作颂诗交给田畯，使他们在岁时祭祀时歌舞，以宴享神灵。上帝降下福命，先依循天意开辟土地；成汤圣明而不违天意，承受上天深厚的福祐。夏朝的罪恶满贯，我于是举兵讨伐。砍除那三棵恶苗，震扬他的皇威武力。带领百姓请求生路，把他们从砧板和斧钺下救出；又以宽仁救济，洗涤他们的创伤。建立中正、树立准则，道统继承尧、禹，盛大的德行世世享有。在哪里呢？这座深静的庙就在河岸边。百姓仍然拥戴苏醒的恩德，万世如同共享一场甘霖；邪恶灾厉不再发生，仍然成为抵御灾害的屏障。河水浩浩荡荡，没有谁敢欺侮我们。肥沃的土地一片片，河流安稳顺畅地流去，谁敢来侵夺粮食？大家共同在南亩进食，谁敢不祭祀？争相种植稷和黍，百姓因此年年有收成，神灵也不缺少祭主。小麦像云一样堆积，在神庙门边；豆类和粟米像山陵一样，在神庙屋宇中聚藏。百姓吃饱而嬉乐，宴享他们的父母；奉上丰盛的祭品，满满登上祭俎。于是陈列白色牡牛，斟上清酒。报答根本、返本溯源，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老人们翩翩起舞，望着神灵多次舞蹈；鼓声咚咚，令我们的烈祖欢悦。玄鸟飞翔，停集在河梁。迎神的歌辞说：“汤王长存，我这小子作颂，用它来歌咏商朝。”祭祀千万年，愿神灵安乐康宁。啊，成汤永不灭亡。《新野光武皇帝庙碑》。继秦朝之后是楚朝，如果没有汉高帝，中国就不能恢复；继王莽之后是曹操，如果没有光武帝，汉室的统绪就不能承继。三代以后，天下人不知道以儒学为学问对治理之道有益，于是对百姓的德化残缺浅陋、荒芜污秽，百姓遭受辗转的苦难，再也看不到先王风化的美好了。高帝平定秦朝、消灭楚国，恢宏拓展纲常法度，拥有中国，传下帝王统绪二百年。光武帝又扫除伪妄，振救颠仆、扶植衰败，用帝王之学润饰皇朝制度，使它如草木般繁茂，重新传下帝王统绪二百年，灿然呈现二帝三王的政治，文采郁郁，继承周朝而流传万世。高帝平定乱世、开创大业，光武中兴汉室、亲身达到太平，号称二祖；他们对中国的功劳是相同的。自成王、康王以后，帝王开始不致力于学习，逐渐衰败到东周，渐渐不用儒学，中国也就不再有先王之治。到了秦朝，像彗星扫除、铲平一切，专门学习法律，始终以杀人为务。汉朝兴起时，将相都是刀笔吏或凭军功起家的人；文帝、景帝之治根本上采用黄老、申韩之术。孝武帝虽号称尊崇儒学，却尊重公孙弘而排斥董仲舒、辕固、申培，汲黯老死在偏远之国；司马相如、枚皋以侍从身份作文章辞赋，被当作俳优蓄养。宣帝振作精神治理国家，综合考核名实，却不喜欢儒学，说汉家的制度掺杂了霸王之道。元帝喜好儒学，却不明于识人决断，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相继担任宰相，最终杀死萧望之而仍不醒悟，所以西汉的制度比三代鄙陋。帝王不学习，就会昏暗于大道，最终被孔光、张禹误导，又受王氏欺骗。光武帝从儒生中起兵，以谨慎厚道著称；正大之学蕴含为真正的勇气，昆阳一战击破寻邑的百万军队，成为正直壮盛的军队，于是复兴汉室。风云感应，邓禹、冯异、寇恂、马援都被称为儒将，左右扶持，终于安定四方。即位以后，进用卓茂，擢升宋弘，以孝廉为郎，保全功臣，不拿吏治事务责求他们；讲论经义，直到夜半才睡。关闭玉门关，辞绝西域，不劳心于远方谋略；以诚心驾驭万物，不崇尚诡诈；亲临太学，修治彰明礼乐；优厚礼遇严光，激励成就一代风节；开始充实高帝祭祀孔子、讲说诗书的规制，光大发扬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帝王之学。继而明帝、章帝亲临辟雍拜见老者，横陈经书询问道理，使期门、羽林之士通晓经书、询问学问，形成济济洋洋的盛况。于是大儒纷纷出现，维系国家命运；袁安、杨震、李固、杜乔卓然屹立、效忠守节，直到汉朝四百年终结，成就政治，保全百姓生命，风化之美与先王相同；这样说来，他的功劳又有超过高帝的地方。

译况且自古以来的中兴君主，如夏少康、周宣王，也只是在一时之间恢复国家，没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和土地，功业都没有超过他们；在夏后氏之中，超过他们的是文王、武王，而宣王的治理又不能坚持到底。光武帝兴起后，整理条理文献，于是超过西京，几乎达到了三代的境界。他忠厚真实而光辉显赫，以德行奠定天命，温和纯厚而缜密，以柔道使天下归服。虽然名为中兴，却同创业一样，传承十二代，威势使人只知畏惧。即使曹操终身染指、垂涎帝位，也不敢真正改变汉室革命。昭烈帝父子历尽崎岖艰险，仍因天命所归、人心归附而恢复汉室、讨伐罪人；到曹氏一代结束，几近五十年，这又不是少康、宣王所能相比的。光武帝的文德超过高帝，中兴功烈是远古以来所没有的，何等盛大啊！当初光武帝与兄长齐武王在舂陵起兵，讨伐王莽时乘牛而杀死新野尉，夺取马匹作战。后来在新野建庙，历代祭祀它。我这年奉命巡抚江淮，登上昆阳故城，回望舂陵，郁郁葱葱的气象浮动，草木间英灵仿佛仍在，可以想象其景，不由得心情激荡。于是推究根本而论述此事，系以颂诗，交给邓州道总管万户史公刻碑于庙中，流传后世而不朽，以充分满足景仰圣明之心。颂说：光明盛大的汉朝基业啊！如烈火一般熊熊燃烧，把它们用水扑灭吧。伪帝魁首怀藏奸心，乘隙抵间，狐鬼般肆虐。高庙神灵有知，剪除荆棘，难道会终于倾覆吗？白河有赤龙，群龙飞向天际一片赤红，因为有圣孙后裔。昆阳一战，长驱击破百万大军，上天重新开启汉室。烹煮枭首、磔裂鬼魅，清除污秽、挖尽邪垢，洗涤神灵之洲。百秦几莽，支撑撕裂天地，汉室又突然兴起。雷鼓震响，锋刃如彗，所指之处群雄败靡，天下全都安定。皇帝拥有圣人之学，沉潜于深微之理而先知先觉，继承先王文轨。放下武器讲习经艺，直到夜半才睡，穷究经义。用来光大帝王事业，比隆三代，风化美善。享有国祚长久，以德怀柔九州，几乎三十年。自身如武王、成汤，治理又达到成王、康王，谁能与之相比？世世享受庙食祭祀，历代不废此事，使帝都更加光彩。高明而有光，百姓至今不忘；于是发扬颂章，刻下它来昭示无边无际的汉德无疆。《周子祠堂碑》。道的统一传承有两种：尊贵而成为君王，其统绪在于帝位，于是帝位相传；施行教化而成为圣人，其统绪在于内心，于是以心相传。以帝位传承的，人人都能得到，所以常常存在；在于不忘记以心传承的，不是那样的人便不能得到，因此有时断绝、有时延续，不能永远保持。三代以前，圣王居于帝位，于是道以帝位传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就是这样。三代以后，圣人没有帝位，于是道以心传承，孔子、颜渊、曾子、子思、孟子就是这样。周室向东灭亡，秦人向西兼并天下，只剩一个王位，挺立为争夺的工具；得到它的人，不是浴血奋战的豪杰，就是挥刀杀人的子孙。他们的内心被佛老之学蛊惑，被辞章分散，被法律败坏，被功名利禄蒙蔽。圣人不再出现，有权有力的人夺取帝位却不能安置它，不再传授道，道统于是紊乱了。一千多年间，学士大夫专心用力，搜集残缺断片，艰难钻研章句，不能说不勤奋；但像扬雄、王通、韩愈、欧阳修这样独自有所创造、自得、竭力探究而特别领悟、把道自任的人，绝无仅有。他们即使在一时之间争得声名，学问却不能再传承，所以始终不能永久延续圣人的统绪，往往续而又绝。在道统剥蚀、残破糜烂、颠仆崩裂到了极点之后，能够获得圣人的心法，缝缀接续道统，把它传给门徒，而且越久越彰明的，只有宋代舂陵周子。没有人知道他的学问源自哪里；他不拘泥于章句，不以文章辞藻为工，不致力于科举考试，却浩然地把各种道理贯通为一体，承接孔孟之后，俯视伏羲、文王之前，揭示并振兴根本，疏浚清理尘滓，包容天地，穷究神妙、通晓变化，尽其本性而达到天命，创作《太极图》，阐明《大易》先天、后天的玄机，撰写《通书》数十章，指明圣学的最高境界，发掘前代圣人的深奥内蕴，讲出了先儒未曾讲过的道理，成为道学宗师和心传道统的继承者。大概因为他的欲念和思虑都归于宁静，达到精纯专一，笃守纯诚，终于造诣高明，才能做到这样。所以太史黄庭坚称他为人如和煦的风、雨后初晴的明月；他的光明纯洁、通透彻底，至今还可以想见。一传得到程颢、程颐、张载；再传得到杨时、游酢；最终由朱熹集其大成。道学像江河泛滥、汇聚充满，洋溢四方，君主宰相都奉为心要，师儒背着书箱学习，学者遍布天下。六经、《论语》、《孟子》各有传注，性理、象数各有论说，纠正千年来的讹误，恢复贯通一体的道。既传给门徒，又传给后世，还传到外国；至今二百多年，没有人不知道义理所在，各自形成一个太极，反求于自身，各自拥有一部《易》，使人人都能自行达到圣人境界而不以为难，这是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祭祀周子的礼仪在江左盛行，却还没有达到河朔。如今兼领中书的相国杨公开始喜爱他的学说，于是在燕都建立太极书院，在书院中建祠祭祀周子，并以二程、张载、杨时、游酢、朱熹六位先生配享，每年按时行释菜礼，尊奉周子为先师。燕地自安史之乱以来，与王化隔绝将近四五百年，连孔子、孟子的祭祀也将要废弃；一旦祭祀道学宗师，并让他的门徒按礼制配享，文德光彩震动幽朔，这是近世从未有过的事情。唉，道统不会灭亡了！祠堂建成后，恰逢我在杨公属下任职，杨公来征求碑铭，于是我叙述这件事并为之作铭。周子名敦颐，字茂叔，湖南道州人，官至虞部郎、广东提刑、分司南京，死于江州。他曾在濂溪筑堂自居，所以门人称他为濂溪先生。铭说：

译析木之津，上接北斗极星，周子有了庙宇。恢复一个太极，百姓不再鄙弃道义，纷纷归向正则。道统渺远，断绝如丝；圣人的传承久远而未能延续，又从中纷乱。只是扬起水波，不去探寻源头；纵然拿起斧斤，也只是自毁根本。舍弃车道而赶车，手上流血、嘴唇干燥；凭客气逞强勇斗，无不颠仆毁败。志向过高而喜好奇异，被荒诞空虚之说诱惑；看鸟能应答人声，竟忘了自身。不及与过分，都失去了中正。圣人的心有根本，圣人的学问有要领；无欲而专一，才能达到它的妙处。无极的真实，是这条道的根柢；道有一个极，极致便没有剩余。运转造化之府，推动神妙的枢机；天地、人物，都由此陶铸、储藏。内心死亡而不能传承，于是道载入书籍。六经与《易》，是道统的汇集。梁木折断、高山崩颓，千年寂寥。没有人能登堂，更有谁能入室？太阳之下又有太阳，五星聚集在奎宿；源头发自湖南，支流流经江西。接续颜渊，跟随孟子，传承仲尼的心法。伊洛之水浩荡，终将汇成一条河。再生晦翁，又出现一位程子。平坦的是同一条道，明亮的是同一个理。太极有图，《通书》有篇章。于是使燕云之地，也如同荆扬之地。唉，真盛大啊，这是我道的光辉。《顺天府孔子新庙碑》。上天不能言语，孔子替上天言说。上天以天象显现，是万物的根本；孔子树立德行，是万世的老师。因此，天最为神圣，孔子最为圣明。郊外祭祀上天，庙中祭祀孔子，礼仪位居百神之首，是合宜的。考察《汉史》，汉高皇帝经过鲁地，用太牢祭祀孔子，那么孔子的庙祀在战国、先秦时就已经有了。到了高帝，才开始由帝王亲自祭祀。于是孔子的道与上天同样尊贵。自汉代以来，孔子的祭祀载入典礼，一直到今天，从京师、郡国到州县都建立庙宇；从天子、大臣、方伯、郡守县令到师长，都把他当作老师而祭祀。封爵称王，塑像面南而立，穿衮冕之服，享受龙礼等级，一切如同天子。各位弟子封爵为公侯，分别穿相应服章配享，礼仪等级如同诸侯。天下之内，祭祀的盛况没有谁能够相比。人的尊贵，没有比帝王更尊贵的；神的尊贵，没有比上天更尊贵的。帝王受天命拥有天下，郊祀时以自己的祖先配享上天；举行烝、尝、禘祭时则在宗庙祭祀，但这仅限于一代一姓。秦不祭周，汉不祭秦，魏不祭汉。孔子没有土地却称王，未曾受天命，却由历代不断祭祀，配享上天而不止。这样之后才知道，道的尊贵超过帝位，于是把万世作为他的土地。顺天府原是隋唐之间设置的清苑县，隶属鄚州。宋初设置保塞军，因为赵氏旧家在这里；旧县比照丰沛，升格为州，称为保州。本朝全部占有中原，如今万户张公柔从满城在保州建立帅府，开拓土地，西至常山，东达瀛州、博州，南越滹池，北依涿州、易州，自成一道，统辖三十座城，又兼领河南诸道。诏令赐名顺天，设置大帅府。起初州中的庙学在保塞，位于旧城北面。张公开设帅府后，庙学夹在两边街市之间，喧嚣尘土纷乱，实在不是清静的庙宇安置神灵之所。而且文庙应当建在文明之地，按地支属巳，于是就在东南找到一片明亮干燥的高地，谋划迁移神位。召集工匠、征发劳役，殿堂廊庑全部焕然一新；讲学读书的房舍、厨房仓库、游息的地方，也依次完备。把旧有规模增高扩大，几乎扩大了五倍。又在南面建奎文楼，在西面开凿璧水。戊午年工程完成，把神像迎入新庙；仲春上旬的丁日举行释奠礼来完成落成仪式。张公的继子弘略代理统领帅府，却穿戴得像儒生，尊敬礼遇前辈，向学求师十分谨慎。他请我作文，来记述这件事。我替他这样说：看过大海的人，难以再把别的水称为水；游学于圣人门下的人，难以再谈论言辞。即使孔子称说尧，也还说“伟大啊，广大无边，无法用语言命名”。何况凭普通人来称说圣人呢？况且得到圣人之道的是颜渊，传承圣人之道的是子思，阐述圣人之道的是孟轲，尊崇圣人之道的是韩愈，赞美圣人之道的是邵雍。我是什么人，竟敢在圣人面前置喙？姑且推究圣人之道之所以能够配享上天、在庙中享受祭祀的由来，来叙述这件事。但这并不是我个人的言论，而是圣人自己所说的道理。孔子说：“上天把德赋予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又说：“上天还没有要丧失这文化，匡人能把我怎么样？”他总是把自己置于天命之中，所以活着时便代替上天发言，死后便配享上天、在庙中受祭。尧的仁德如同上天，孔子的道也如同上天，昭然分布、森然排列，万世只有一个天。它浩荡地高悬在上，唉，实在令人敬畏。于是作诗歌咏圣人门庭：上天的命令，多么深厚而无穷啊；凡有开创，必有先导，于是生下孔夫子。金口木舌，代替上天发言。六经流传于世，道与上天相同。皇帝、王者、霸主，都是气数在这里转移。汇集众圣而成就大道，所以伟大。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君主像君主，臣下像臣下；三纲五常，是人成为人的根本。祖述尧舜，取法文王、武王；以教化作为自己的地位，以德行作为自己的土地。那上天就是我们的天，那君主就是我们的老师。建立最高准则、树立人的心性，万古都以此为凭借。天子面向北方行礼，孔子在庙中享受祭祀，如同帝王受享。泰山崩塌、梁木折断，万世仍仰望他。燕赵交界之地，保州是交通要冲。如今与齐鲁相同，新庙巍然耸立。威武的虎臣文武兼备，目光威严深沉，岂敢把儒学当作儿戏？小子作颂，恭敬地弘扬美好的风教。把它刻在庙门上，道就在其中。《丰县汉祖庙碑》。上天暗中扶持元命，降下天意来监察下土。唯有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统一天下；有志于仁德的人能够得到天下，强有力的人不能夺走它，弱小而卑贱的人也不能推辞。因此秦、楚相争之际，大一统的天下最终归于汉太祖高皇帝。从前帝王承受天命，如舜、禹，都凭大德大功辅佐其君，经过几十年天命和人心归附，不得已后才禅让授受。他们不争夺、不求取、不征伐、不攻战，而天下安定太平。汤、武也是这样，积累德行、累积功勋，经过几十代一千多年，天命和人心归附，不得已后才征伐；一次用兵、一次战斗，便不再重复举兵，天下也安定太平。得到天下如此艰难，安定天下却如此容易。至于汉高祖却不是这样，他起初没有显赫的大德大功，也没有积累德行功勋，世代修养而长久兴盛；他从田间小路之间突然兴起，撕裂衣裳、砍削竹竿，奋力挥动、发声大呼，灭秦败楚，诛杀铲除豪杰，立即接受天命而拥有天下。然而四五年之间大小数百战，即使称帝以后叛乱者也四处而起，百姓受伤、呻吟，才勉强得到安定。得到天下非常容易，而使天下安定却非常困难。尧把天下禅让给舜，舜把天下禅让给禹，天下没有难处；把天下交给别人，也就是把别人所拥有的天下接受过来，如果没有大德大功，就不能拥有它。

译有大德大功而拥有天下，所以不再有所作为，恭敬地端坐面南而治，垂衣拱手，天下便得到治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纣王；夏朝拥有天下五百年，制造祸乱的只有一人；殷朝拥有天下六百年，制造祸乱的也只有一人。德泽存在于人心，贤圣君主六七次出现；一旦暴君虐待百姓，开启祸乱、毒害世间，如果没有长期积累的德行功勋、巩固的基业、使天下信服的仁义，就不能立即起来实行革命。既已积累德行功勋、顺应天命人心，来解决一时的灾难、把百姓从水火中救出，也就不再有所作为，倒置兵器，用虎皮包裹，垂衣拱手而天下太平。因此取得天下困难，安定天下容易。周朝自幽王、厉王斩断先王的恩泽，灭绝诸侯宗国；平王东迁，只能守着空虚的王器，号令不能出京畿；侯服、甸服、采地、卫地纷纷破坏王法，霸主五次兴起，王室日益衰落；礼乐和征伐专由诸侯掌握，诸侯僭越而由大夫窃取，大夫又被陪臣夺取，帝王的大统无所归属。因此赧王没有罪过，却向西逃走；秦人没有功德，却向东吞并天下，八百多年终于折入秦朝。虞、夏、商、周的时代全都断绝；秦又焚烧《诗》《书》，坑杀学士，铲除先王遗留的制度，施行刻薄之政，一味以杀人为事。于是陈胜、吴广首先发难，又接连杀人；项羽残暴，也不断杀人。秦人的杀戮还没有停止，楚人的杀戮尤其严重。只有汉高祖宽厚仁慈，是仁爱百姓的长者，胸襟开阔如圣人，善于识人任用，听取采纳意见而不以自我为中心，能够察觉事机并成就事务。因此，他虽然出身极其卑微、力量极其弱小，奔波于乡里民舍，不经营生产，也没有功德声望，更没有先世积累，但天命和人心都归附于他，便有不得不承担的责任。他扶持正义向西进军，五星聚于井宿；不杀投降的秦军，不居住秦宫，退军灞上，约法三章，废除苛法，牢固凝聚人心，随即接受天命，所以取得天下竟如此容易。然而，经过六七百年的杀戮，积累的仇怨和罪恶，汇聚成桀骜之气，布满天下；诸侯不但觊觎神器，而且还想分割山河。因此号令和政权几经更替，若不大力扫荡，便不能清除遗民中的祸乱，使天下重新相继延续。所以连续激战，竭尽智谋，最后才统一天下，光大先王的统绪。因此，平定天下竟如此艰难；在那个时候，中国已经灭亡了。假如没有汉高祖的宽仁，收服群雄而登上帝位，继之以文帝、景帝的恭谨节俭，孝武帝的开拓宏张，孝宣帝的综核治理，光武帝的功德事业，明帝、章帝的勤学问道，那么汉朝垂统四百年，传世二十四帝的局面，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高祖能够施行宽恕、恩惠和利益，简朴厚道，敦厚质朴，爱护养育百姓，修补完整他们的创伤，那么一个秦朝还未消亡，另一个秦朝又会产生，天下的祸乱便没有尽头。汉高祖世世代代享受宗庙祭祀，是应当的啊！皇帝姓刘，是唐尧的后裔；自秦朝时迁徙到魏地，秦灭魏后又把魏人迁到丰地，就是今天徐州的丰县。因此，高帝是沛郡丰邑中阳里人。取得天下后，把这里作为供奉汤沐的封邑；后来仍称中阳里，所以在故居建立庙宇，历代都祭祀他。庙前后各有一殿。前殿中，高皇帝居中面向南，奉为太祖；以吕后、薄后配享于神室；留文成侯张良作为辅佐受命的大臣，配享在右侧，面向东。后殿中，太上皇帝居中面向南，奉为始祖；昭灵后配享于神室；左侧是孝惠皇帝至孝平皇帝，共十一位皇帝，依次面向西；右侧是世祖光武皇帝至孝献皇帝，共十二位皇帝，依次面向东。诸帝都穿衮冕，佩黻珽，礼服上备有龙纹以及藻、火等章纹，崇尚红色，仍沿用汉代制度，历代不断加以崇饰。当地居民世代守护庙宇，恭敬谨慎，尊敬尊长、亲爱亲人，像侍奉父祖一样，因此神灵的恩泽显著，连草木似乎也有神灵；即使乱兵和大盗蜂拥而来，也不敢砍伐采摘。天下都已成为废墟，唯独这座庙宇巍然独存。本朝完全拥有中原地区，丰县隶属于东平道。大行台严公忠济设置官员监护，拨给民户负责洒扫；凡有毁坏缺失，便立即加以修缮增饰，所以常常焕然如新。我曾经认为，汉高祖不只是两汉的祖先，也是三代以来我们中国的祖先；史臣却妄自引述神怪之事，夸张铺陈奇异现象，远远追溯其来源，把它们当作天命授受的符瑞，这不足以铺张他的光明功德、振奋他的伟大功业。因此我叙述他为何受命称帝的缘由，交给行台公派人刻在石碑上，昭示给中国百姓，用来宣扬汉朝的美善，于是作颂。颂词说：汉朝承受上天的统绪，完全拥有四方。百姓有了君王，中国便没有灭亡。清除凶暴残虐，使创伤得以恢复。以宽厚代替暴虐，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虎的威势、龙的文采，承受天命而光辉显耀。替百姓请求生存，军队进攻咸阳。释放被捆绑的人，接受玉玺，退军灞上。刚刚举兵讨伐暴虐的秦，又遭遇凶暴的项羽。把功劳推让给别人而不自有，消融削平强横者。心中丝毫没有芥蒂，胸襟足以包容天地。退居梁、汉之间，暗中筹划宏大事业。筑坛授予兵权，有辅佐之臣，也有统兵将领。身披白衣的百万大军，讨伐贼寇，诛灭仇敌。从天而降，扼住敌人的咽喉。终于弘扬三纲，维系九州。人谋鬼谋一齐运用，事情转圜流动如水。挫败强者，制服顽敌，曲折施行宽柔之道。最终救活这些百姓，使他们重新归于安宁温暖。天下已经平定，他仍不自称皇帝。已经取得天下却不急于命名，胸襟气度尤其非凡。看那些急切求取名位的人，不过是夸耀自己、把事情当作儿戏。直到天命和人心共同归附，才开始登上帝位。包围鲁地却不诛杀，彰显天下的大义。亲自祭祀圣人，为万世谋划。明确赏罚，封赏仇敌，诛罚忘恩之人。继承并阐述商汤、周武王的事业，以唐尧、虞舜为法度。制定礼乐，称述《诗经》《尚书》。使灭亡的国家复兴，使断绝的世系延续，根据功劳分割土地、颁发符节。宗室如磐石般稳固，不像秦朝那样孤立。三代的盛况又重新出现，规模多么宏大！传世几十年，祭祀延续数百七十年。制定这一切的君主啊，您的宏大美德和丰厚恩泽无边无际。直到今天仍称为汉朝，光明盛大而显赫。世代享受庙食祭祀，这里是中阳里的故宅。小子作颂，把文字大书深刻在石上。百姓没有忘记汉朝，谨此告诉那无穷无尽的恩德。留城留侯庙碑

译帝王接受天命，是为了拯救百姓；上天必定授予他一位大圣人，使他与自己共同努力，这样的人称为辅佐受命之臣。因此成汤革除夏朝，就任用伊尹；周武王讨伐纣王，就任用太公。至于汉高帝奋起灭亡秦朝，在起兵之时与留侯在留地相遇，留侯用太公的兵法劝说他，他立即称善，认为这是上天授予自己的，最终灭秦败楚而取得天下。高帝的功业可以比拟商汤、周武王，留侯的功烈也与伊尹、吕尚相并列，后世无人能够超过。虽然如此，留侯的事业还有更加重大、更加艰难的一面。伊尹、吕尚辅佐商汤、周武王，讨伐一个桀，诛杀一个纣，只救济百姓一时的灾难，使中原安定而已。留侯辅佐高帝时，王统已经断续飘摇了七百多年，血流遍四海，战争充斥天下；他既为宗国报复韩国的仇恨，又为天下报复百姓的仇恨，还为高帝报复君父的仇恨。起初始皇帝成为一个桀，二世又产生一个桀；后来陈胜、吴广、六国后裔，以及项羽、英布、彭越等，又产生了几十个桀。他们都乘机安抚、阻遏，顾盼之间使敌人呻吟，使他们彼此争斗、自取灭亡，最终以大义统一天下；自己不贪恋恩宠利益，穿上鞋便离去了。这不仅极其艰难，而且境界独高。况且夏、商末年，中国还没有灭亡；而秦、楚之际，已经有数百年没有中国了。一旦诛除清扫，举起二帝三王的纲纪，大大恢复报仇雪恨的道义，以此尊崇君父，弘扬仁义，接续中国的命脉，使大汉成为后世中国帝王的开端。唉，留侯的功劳真是太大了！高帝平定天下后，分割符节封赏功臣，让留侯自己选择齐地三万户作为封邑。留侯说：“我当初在下邳起兵，与皇上在留地相遇，这是上天把我授予陛下。陛下采用我的计策，幸而时常奏效，我只愿封在留地就够了。”于是封为留侯。留地原是沛国的属邑，就是今天徐州沛县的留城。从汉代以来，庙宇祭祀从未断绝。中统元年夏五月，我奉持符节出使宋朝，从泗水乘船而行；留城在泗水岸边，于是停留在庙下。只见殿堂廊庑已经坍塌，留下荒废的基址和残树，茅草覆盖着半间屋子，香火冷落，还有一块断碑，字迹剥蚀斑驳，已经无法辨读。当晚到达徐州，徐邳道总管李侯某对我说：“先君曾经驻兵于留地，想修建文成侯庙却没有来得及。如今我已经召集工匠、筹办材料，将要完成先君的遗志。府君正好来到这里，冒昧请求您撰文来彰显侯爷的英灵。”因此我答应了他的请求，推究根本而作论述，以此证明修庙之事的完成，并附诗说：智慧贵在把握事机，功用贵在深藏不露，勇敢贵在外示怯弱，道义贵在彰明于世。上天把这些赐给留侯，使他掌握辅佐君王的本领，功劳与伊尹、吕尚相等，中国因此没有灭亡。木德气运将要衰败，僭越的诸侯践踏百姓，折断、吞并、屠杀、分割，各种罪恶都集中于秦。父亲的尸肉还未冷，儿子的鲜血又已流出；尸首堆积如山，谁来伸张仇冤？申不害、韩非、商鞅、李斯，投井下石；白起、王翦、桓齮、蒙恬，剖喉斩脊，共同成为助纣为虐的鬼怪，不顾念宗国，完全违背先王之道，谁能讨伐贼寇？壮哉，子房！只有你为天下复仇，践行并发扬正义和刚烈，以《春秋》为法则，屈尊为高帝进履，终于兴复炎汉。穷究神机，洞察变化，揭示仁爱，阐明道义，包容各种情状，施展纵横奇计；不发怒而令人畏惧，不露声色而使敌人徘徊退却，一切都在我的谋术之中。最终使汉帝献出白璧、烧毁栈道，借箸筹谋、跺脚示意；像兔子跃起、鹘鸟俯冲一样迅疾，扭转乾坤，颠覆局势，从容闲暇之间，便诛仇复冤，使纷纷而来的几个秦国势力坐待消亡。功成之后不居功，飘然离去；高尚的风采如孤云，遥遥超绝于天地之间。偶然出世来济救世人，不被世俗罗网束缚；既有封邑又有庙宇，理应世世享受祭祀。《陵川集》卷三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陵川集》卷三十五 元代郝经撰 墓志铭 遗山先生墓铭 丁巳年秋九月四日，遗山先生在获鹿的寓所去世。十日后讣告传到，我骑马赶了三百里到常山，已经用车马抬送遗体回来安葬。我焚烧祭文，洒酒祭奠，只在画像前哭泣而已。先生曾与我的父亲一同向我的祖父学习，我又侍奉先生多年，按道义应当为他叙述生平并撰写墓铭。诗歌自《诗经》三百篇以来，发展到李白、杜甫达到极致；此后纤细柔靡、淫艳怪诞、偏僻艰涩，渐渐衰弱，于是失去了正道。二百多年后，到了苏轼、黄庭坚，才振兴衰败的诗坛，使诗歌更加瑰奇，又恢复到李白、杜甫的境界。金源氏建立国家，士人致力于科举和求取俸禄，把诗文搁置不作；有时有人作诗文，众人便聚集讥笑，认为极为怪异。诗文衰落废绝一百多年后，先生出现了。在金宣宗末年，先生独以诗歌著名，上承《风》《雅》，中间取法李白、杜甫，纯正地出于正道，足以直接与苏轼、黄庭坚相配。先生天资清秀而丰赡，深邃婉转而高古，沉郁宏大而和谐，力量出人意表；精巧繁丽却不露斧凿痕迹，新奇明丽而完全摒弃浮靡；深入微妙之境而神采灿然焕发，像把金玉杂陈、丹青交饰，奇异的芬芳和秀美荡漾人心。赏花饮酒，歌唱吟咏，纵情奔放，带着幽燕并州的气概，高视一世。以五言诗最为纯雅端正，在长句杂言中出奇制胜，至今有一千五百多篇；又作古乐府，不沿用古题，专门创出新意，用来抒写怨恨和恩情的，又有一百多篇。用当时的新题目创作乐府、歌扬新声的，又有数十乃至数百篇，都是近古以来所没有的。汴梁灭亡后，旧日遗老全都凋零，先生于是成为一代宗师，以文章名家独步文坛，近三十年无人可比。天下撰写功德铭文的人，都争相登门求作；先生所作有体例、有法度、有宗旨、有情趣，又达一百多篇。他编撰《杜诗学》《东坡诗》《雅锦机诗文自警》等集，传授给求学者。正当我们的道统衰败，文章的光辉昏暗时，先生独能振兴并鼓舞它，使光芒照耀天空，让学者有所归依仰望，认识诗文的正道，传续其命脉而不断绝。他对世间的功劳，也很大。先生常常把著述自任，认为金源氏拥有天下时，典章法度几乎赶得上汉唐；国家灭亡而历史兴起，编修国史本来是自己应当承担的事情。金国国史实录收藏在顺天道万户张公府中，于是向张公进言，使他上奏朝廷，愿意负责撰述；奏请获准，正要开馆，却被人阻挠而停止。先生说：“不可以。”于是一个时代的美好事迹，便湮没而无人知晓。先生于是撰成《中州集》一百多卷，又编《金源君臣言行录》，往来四方，搜集遗逸材料；有所获得，便用寸纸细字亲自记录，即使喝得大醉也不忘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于是杂录近代事迹一百多万字，卷帙捆束、堆积在一起，塞满了几间屋子，命名为“野史亭”。书还没有完成就去世了。唉！先生可以说是忠诚了。先生名好问，字裕之，是太原定襄人，世系出自拓跋，魏朝旧姓为元氏。曾祖父某，祖父某，父亲某，母亲某氏。先生七岁就能作诗，太原王汤臣称他为神童。十一岁时，跟随叔父在冀州任职；学士路宣叔欣赏他的俊秀爽朗，教他写文章。十四岁时，叔父任陵川县令，于是跟随祖父学习。祖父就让他与人唱和，有人讥笑他不从事科举，祖父说：“我正是不想让他成为科举之士，区区一个进士名次不值得说。”于是让他任意研读经传，贯通诸子百家，六年后学业完成。下太行山，渡过黄河，作了《箕山琴台》等诗。赵礼部看见后，认为自杜甫以来没有这样的作品，便写信招请他。于是他的名声震动京师，被称为“元代才子”。兴定三年考中进士，却不接受选官；往来于箕山、颍水之间数年，于是尽情抒发文辞。那时家家传抄他的作品，人人咀嚼他的诗句，作品充满街巷，吟诵声传遍道路，人们都认为苏轼、黄庭坚又重新出现了。正大年间，被征召为邓州南阳县令。南阳是大县，有军民十多万人；帅府命他兼任镇府之职，他很有威严和恩惠。因为太夫人年老多病，他辞去繁重职务以奉养母亲，改任内乡县令；遭逢父母丧事，服满丧期。诏令任为尚书都省属官。天兴初年，入翰林院任知制诰。金朝灭亡后不再做官而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去世的某月某日，葬在定襄的祖坟。原配太原张氏，继配临清毛氏。儿子三人，名为某某。女儿三人，长女嫁进士程端甫，次女为女道士，三女嫁张某。墓铭说：士人卖弄才技，争相缀辑文章，只为侥幸取得微薄俸禄而奔走忙乱；他们认为诗文没有用处，把它像粪土一样抛弃，却把明月和璧玉也一同丢弃。先生卓异不凡，具有独特见识，提笔便进入苏轼、黄庭坚的境界；开拓文章源流，剪除荆棘，使宏大的声调重新恢复，如金玉相击般铿锵。长久沉醉，思绪充盈奔放，祥瑞的锦缎和秋日的花朵纷纷堆积。险恶嫉妒在前面阻挡，令人肝胆喘促；群犬纷纷一同谗毁嫉妒，尘埃中的野马成为鬼魅祸害。遗山先生高峻如倚天之玉璧，修撰国史、辨明国家兴亡是我的职责，不能辜负董狐那样直书的史笔。定襄高寒，是拓跋旧国；用车马抬回来，归返幽暗的墓穴。有书有传都还没有完成。唉，先生实在令人惋惜。唉，先生已经不可复得了。房山先生墓铭 先生名伯熙，字善甫，是汉中山靖王的后裔，也是唐代卢龙节度使伻的后代。自伻拥有幽州以来，世代承袭姓氏和节度使职位，几代人进入契丹，成为王公的有几十人，如刘六符等，尤其显贵。前后经历契丹二百多年，进入金源氏后成为燕地四大姓族，号称刘、韩、马、赵四氏。他的宗族亲党中做官的，曾有几十乃至上百人。先生十六七岁进入国子学，喜欢作诗文，才华卓异、声名显著，与御史雷希颜齐名，号称“雷刘”。崇庆之变后，便不再参加科举，游走于公卿之间，蹶然而放纵自适，以吟咏为乐，把世间事务看得仿佛不值得一提。贞祐初年，随皇帝车驾进入汴京；金朝灭亡后又回到燕地，在燕赵之间往来二十多年。丙辰年，再次前往汴京，死在旅途中，享年七十四岁。暂时安葬在苏门；丁巳年春天，他的儿子某将遗体改葬于燕京梨园头刘氏祖坟。房山是先生的自号。先生资质气度奇伟，面容像红润的玉，须髯奋张，显贵之气郁然充盈。每逢花朝月夕，便纵情高歌长唱，音节豪迈奔放，声音响彻天地；观看的人无不倾斜身子，以为是奇异之人。他出身官宦家族，又同当时的显贵交往，所以对王纲国体、大礼经制没有不通晓熟悉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他常常谈论唐、宋、五代、辽、金以来国家的兴衰和制度沿革，娓娓道来而条理清楚，仿佛亲眼见过。至于性理、象数、经学、文章，也都能说出其中的根本和要旨。他的书法源自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尤其擅长楷书、行书和小楷。他曾说：经书所说的篆书到李斯，隶书到钟繇，真书、行书、草书、楷书到王羲之，这是书法的根本。张长史、颜真卿、柳公权、苏轼、黄庭坚、米芾，能够穷尽书法变化。然而学习书法只应以二王为法；即使达不到二王的境界，也不失为颜真卿、柳公权、苏轼、黄庭坚那样的书家，这就是所谓“雕刻天鹅没有成功，仍然像鸭子”。不以二王为根本，便直接学习颜真卿、苏轼；如果仍然达不到，便连端正的笔法也没有了，这就是所谓“画虎不成，反而像狗”。我最初学习书法，祖父先让我临摹《真武楼》《黄庭》，将近一千纸；又让我临摹《乐毅论》数百纸。大字则让我临摹颜真卿的《画赞》、摩崖石刻、离堆石刻，不许再学别的。几年以后，才让我临摹定武本《兰亭序》和颜真卿《座位帖》；草书则只让我临摹张芝、索靖和二王的作品。到现在五十年了，也不敢废弃这些规矩。你如今喜爱书法，就应当按照这个方法去追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章〕 唉，虽然没有年老成德的人在世，但尚且留下了典范和法式；像先生这样学道而不废缺的人，哪里还能再得到呢？墓铭说：涿郡的古庙被桑树覆盖，靠近幽州大坟，不到十里。龙的文采、虎的气势，至今还没有消失。笑傲一世，最终葬在这里。高高突起，又见笔冢隆起；玉一般的骨格清峻，身后还有骏马般的佳子。王羲之《兰亭序》已经临写了数百纸。唉！先生因此并没有真正死去。须城县令孟君墓铭 甲寅年冬十一月，大雪纷纷，我在杞地戍守，众人正处于戒备之中。孟振文来对我说：“我生下来就是孤儿，到如今已经三十二年了，匆匆忙忙，一无所成。先父又不能安葬，我凭什么做一个人子？如今我将从汴京、洛阳一带出发，寻找先父留下的遗体；跋涉山川，冒犯霜雪，使身体饥饿、肌肤冻伤也不顾惜，使口中无食、腹中枯竭也不在意。”说完便离去，在洛阳的登封找到遗体，带了回来。我也正要向北赶路，帮助他安葬父亲；振文把这件事的经过写成状文，请求我撰写墓铭。我哀怜他的孤苦，又赞许他的志向，于是叙述并为他作铭。孟君名某，字升卿，世代是保州人。祖父名兴，字子昌，考中大定十九年进士，立朝任职、出任郡守，都有崇高的声望和政绩。当时正崇尚文治，而孟公又长于吏治，所以很快取得显要官职，最终任振武军节度使。父亲某，凭进士学业在科场中颇有声名；母亲王氏，年纪尚轻便失去丈夫，孤高自守，独居终身。伯父某，考中进士，文采焕发而卓异，两次受到朝廷褒奖，像鸾凤翻飞高翔，最终成为国家的光荣，死于同知顺天军节度事任上。孟君早年失去父母，把伯父当作父亲；成年后能够摆脱纷华，自我振作。三次参加廷试，特赐进士及第，却离去而不接受任用，说：“大丈夫难道要甘居人下吗？” 他凭借恩荫补任保州录事，代理顺天军节度判官。贞祐初年，北方边境发生战争，皇帝车驾迁往汴京；孟君负责供应物资，办事严整有纪律，百姓没有受到骚扰，后勤准备也得到皇帝嘉奖，皇帝赐给他一个官职，他不肯接受，说：“臣子供养君父是本分，为什么还要奖赏呢？”不久北方军队屠杀保州，尸体堆积几十万，头颅被肢解悬挂在城上，几乎与城墙一样高。孟君率领遗民聚集起来掩埋尸体，筑起十多座坟。军队和饥荒接连到来，无处托身，他仍与几名州学生采集野谷、采摘桑椹充饥，坚持讲习不停止。河朔沦陷后，逃往皇帝驻跸之地，被授为滕州司侯，征召为东平府元帅府讥察，调任须城县令，屡次升迁至怀远大将军。他知道国运日益窘迫，已经无法重新振兴，于是不再做官，居住在偃师的大口，志气高峻、气概充盛，不忍心自我抛弃，最终因此患病。正大元年秋七月辛酉去世，享年四十九岁，暂时安葬在登封龙潭寺左侧。正大三十二年乙卯夏四月某日，葬在保州西原，附从祖坟。娶李氏，是同郡都转运使李公的女儿，贤明而有操守。孟君去世后，她抚养孤儿，背负襁褓逃过盗寇出没之地，历尽艰难险阻，最终把孩子养育成人，实在难能可贵。儿子一人，名铎，就是振文。他幼年丧父，却能自立自知；学习通晓《春秋》，气节如山挺立，即使困顿失意、怀才不遇，也不被世俗污浊所染。虽然事业还没有显现，但已经能够挺身跋涉数千里安葬祖先；由此推知他的人，都知道他一定能够复兴先人的事业。墓铭说：先人的恩泽还没有断绝，国家的道路已经倾覆。根本既已颠倒，何况枝叶；埋藏的志向，在黄泉之下也可以被彰显。君子的才干不会坠落，君子的气节不会折断。气概自然而幽深，品行自然光明灿烂。有贤能的儿子，便能自己恢复先业。新栽的楸树摇曳，幼小的柏树低垂。三尺之墓高高堆积，这就是君子的居所。文章或许不会灭亡，万古之后，这种刚烈仍将显耀。许郑总管赵侯述先碑铭 孔子说：“可以共同立身行道，却未必可以共同应变处权。应变处权本来就很难，在进退、去留、生死的关头，处理起来尤其困难。乾坤震荡，宗庙社稷倾覆，是离去还是留下？骨肉离散，辗转求生，是死还是活？只有见识明达，而且平素修养深厚，内心有所主宰而不被外物迷惑，才能从容安定，不失败、不屈挠，不被志向动摇，不违背道义；离去不苟且求仕，不以活着为可羡，不以死亡为可耻，不受伤害，然后才能妥善处理权变。”整个衰乱的末世，很少能找到这样的人；在赵侯一家却看到了。大梁沦亡，天命离去，金朝皇帝进入蔡州。赵侯和他的兄长随驾而行，宗庙无人守护，将士即将覆灭，百官逃散潜伏，能够到达蔡州的只有十分之一二。四郊全是营垒，孤城像弹丸一样狭小；君臣发誓死守，流血奋战。城池战守不住，就登上城墙；城墙坍塌，就在街巷设置栅栏；栅栏被攻破并焚毁，就背靠门户作战；短兵器折断，就张开空拳，贴身肉搏、骨头相撞，背部被撕裂，牙齿被打碎，气数已经尽了。于是君臣痛哭，准备自刎。赵侯的兄长对他说：“我承受国家深厚的恩德，蒙受官籍十多年，按道义不能苟且偷生而使自己蒙受污秽。父祖让我接受教育，并不是为了求取俸禄供养自己，而是为了忠义。

译如果侥幸逃脱，不仅辜负君主，也辜负父祖。你还没有接受王命，有坚定奋发的勇气，足以在国家危难中树立功业，不可以不死。赵氏不能没有后代；我为国而死，你保存赵氏的后代，我死后在九泉之下也没有遗憾了。”说完便战死。赵侯号哭，冲破包围，前往宋朝。宋人授予他官职，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于是率领全族北归，在本朝做官，任两州副职，统领千兵；培植松树楸树，清扫坟墓，任用并抚恤宗族，繁衍子孙，和蔼仁厚的声誉传遍当世。唉，进退去留、生死取舍的道义，赵侯家门不是已经全都具备了吗？己酉年，暂时安葬在外的人都将迁葬，于是准备在祖坟前立碑，以光饰九泉之下的先人。赵侯对我说：“先兄临终时不因愚鲁而推卸责任，把后事托付给我；我在危亡之际接受命令，在兵刃交错中逃身。我自知资质浅薄，日夜战栗，害怕不能承担。如今上天启发我的内心，事情已经办完了，哪里敢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这都是先世的德行。可以请您为之作铭吗？”我拜手说：“兄长的忠诚，弟弟的孝行，加上先世的德泽，谁能说不可以呢？”于是推究其根源，题作《述先叙》，并为之作铭。赵氏以国为姓，本是嬴姓，与秦国同出于伯益；秦灭赵后，赵氏族人散居各地，所以成为四方著名的姓族。赵侯的祖先，是河间的赵氏，世代务农，以孝顺兄长、勤力务农著称于州里。宋靖康末年，辽、金构成战乱，曾祖父元迁徙到冀州，于是成为冀州人。祖父荣，胸有志气、性情爽朗，开拓进取而不受时俗拘限。当时天下正崇尚文治，众人纷纷随风而动，他很快取得显要官职，身系朱紫官服，昂然而立，光彩照人，令人炫目。他回头对儿子说：“乡里到处都是进士，人人都在谋求富贵，我的儿子难道不可以吗？光大我家的门第，现在正是时候。”于是拿着拜师的礼物求师，让儿子接受教育。这就是侯的父亲，名甫，字亨叔。他资质机警敏捷，谨守礼法，勤奋学习。德行既已修明，学业也日益精深丰富。三次获得礼部荐书，却因上天吝惜寿命，泰和二年死在家中，享年三十八岁。他的端正才能尚未施展便夭折，有见识的人都为之叹息。长子璧，字敏之；次子舆，字伯玉，就是赵侯。当时祖父还健康，只因未能完成志愿而遗憾，于是又命令璧接受教育，使他振奋刻苦，通达贯穿。十九岁参加廷试，声望显著，才华崭露头角。祖父却患病，拉着他的手对他说：“来，我把志愿交给你。我让你父亲读书，是想光大我家的门第；不幸他早早去世，能够完成我的志愿的只有你了。你一定要努力，只遗憾看不到你像高耸山谷、昂然凌霄那样显达罢了。”说完便去世，享年七十二岁。璧感奋得泣血，努力学习，通晓当今之学，深入探究古代典籍，才思纵横奔放，超过同辈。兴定五年考中进士，脱去布衣后任泗州司侯，屡次升迁至朝列大夫、尚书省属官，代理尚书户部主事。正当仕途迅速上升时，国家的天命已经转移。天兴元年随驾进入蔡州，二年春正月城陷，死于战乱，享年四十七岁。赵侯深沉严肃而有谋略，沉着果断且老于世故，喜好读书、努力学习，重视承诺，内心耿介而有操守；考虑事情审慎，行动必定抓住时机。因此他挺身进入祸乱之中，不跌倒、不挫败，最终完成祖父的志向。他尤其崇尚气节，所交往的都是天下豪杰和显贵之士，以道义相互许诺，所以声名极为崇高。他离开蔡州前往宋朝时，宋朝任命他为唐州司法参军、签判隋州军事；等到归附本朝，任许郑总管行军千户。墓铭说：谁不愿为道义而死？有道义便死；谁不愿求生？只是侥幸偷生，生死便由此决定。坚贞刚烈便是荣耀。赵氏一门，高峻庄严，言行有常；心存君主和亲人，生死两全。正当大地的四方都断裂，六鳌高耸而惊奔。宗庙沉沦，社稷倾覆，鲜血纷飞混浊，几乎没有谁能守住自己的职分，纷纷逃散如荒野的麋鹿。谁能像这两位兄长？臣节已经尽到，先祖祭祀也得以保存。一人侍奉君主而死，如同奉命奔赴；一人冒险离开国家，如同投奔吴地的伍员。千载之后仍然光烈灿然，有这样的人物。蔡水浩浩荡荡，映照着那忠诚的魂魄。松柏高大坚贞，庇护着他们的子孙。兄长没有失掉自己的本分，弟弟没有失掉自己的声誉；先世没有白费教育他们的辛勤。作为人子，作为人弟，作为人臣，看着这块贞石，把这些话铭记在衣带上。崔氏世德铭 博陵崔氏自汉、魏以来，与范阳卢氏同为河北的高门望族，门第世系屡受推重、相互荫庇，自视极高，认为与他们联姻都不足以相称；然而他们家族都能自我修养，世代遵守礼义，有人成为朝廷显贵，有人成为国家贤士，有人成为地方豪强，卓然树立，最终不被流俗所改变。这大概是因为先祖的德行和前代遗留下来的风气规范造成的。因此，王氏、谢氏的子弟即使文献学问不足，也仍然超出众人。高阳崔仲温，是博陵崔氏的旁支。我曾与他交游，他的议论纯正明白，仪容举止高雅端庄，我常常敬仰他，想见到世家风采。有一天，他写下祖先世德的状文，请我为之作铭。崔氏是俶落之崔氏，世代久远，族人众多，已经无法详考。河间与博陵接壤，他们的祖先从博陵迁往河间，所以成为河间高阳人。仲温的祖父某，字种德，广泛通晓经学，正准备用经学教授乡里的俊秀。礼部设置经童科时，种德便剖析篇题，厘定句读，规定考试条例；儿童刚刚换牙、说话还含混，就让他们明白经义，取效近而用力少，他的教学方法一时受到称赞。娶张氏，生某，字伯玉，在进士科场中颇有声誉；正当铺陈文采、才华显露，郁然成为国家英才。后来北方边境发生战争，信安军帅下檄任命他为吏知管；不久又因才能干练，被征召到按察司议事；过了不久，升任提举南河漕运。当时京师戒严，河道渡口阻塞，船只往往沉没而无法通行。他向众人说明祸福，曲折周密地加以防备安排，粮饷终于送达。后来燕都失守，河朔郡县相继投降沦陷，只有信安仍为金朝守卫；四郊全是营垒，城池屹立如山。崔君与主帅立誓与国家同死，因为屡次作战，多次升授骠骑卫上将军，遥领邢州节度副使，最终享年六十岁。配偶温氏，贞洁孝顺、贤明有德，具有母仪妇德，内外亲族都尊奉她，享年八十一岁。崔君早年丧父，终身不吃荤肉，侍奉母亲尤其谨慎。到他去世时，信安仍被围困，于是假称举行丧葬，偷偷把遗骨埋在家中。三年后，他和儿子某冒着重重包围，将祖先葬入祖坟，人们认为这非常难能可贵。某就是仲温。他天性纯厚孝顺，笃于亲情，二十岁左右便丧父。信安溃败后，他背负母亲、携带孩子，裹着粮食、带着刀刃，躲在墙垣之间，藏身蓬屋之中，每天迁徙几十次；遇到盗寇便战斗，战斗结束便给母亲进食、喂养孩子。这样辗转匍匐，最终平安回到乡里，清扫祖先的房舍，奉养老人、抚育幼儿，更能托大和振兴家族，成为万户。

译张公了解他的综合才干，授予他规运使之职，但这不是他所喜欢的，于是辞去。娶张氏，生子杲，字晋之，学习进士业，才华卓异而不同寻常，曾跟随我学习《左氏春秋》。一个女儿嫁给刘氏，有男孙一人、女孙一人；另有一个孩子还年幼。墓铭说：博陵崔氏一族和睦，世代承受先人的恩泽，流传各代而不缺失。种德以经学立业，伯玉挺立而保全气节；贤能的父亲和孝顺的儿子，世代相继的仲温，志气刚烈，竭力挽救家业。他一定竭尽全力，背负母亲冲入盗寇的巢穴，忍耐反而更加坚定。经历百般挫折，逃避威势，奔走于层层患难。松楸茂盛，仿佛改变了颜色。子孙相继得到福庆，永不断绝。我作铭照耀田间墓道，使九泉之下的光辉万古显扬。程先生墓铭 程氏的世系出自重黎，到伯休父时任周宣王的司马，见于《常武》诗。程氏得姓，大概就从这里开始。晋国主持夏盟时，郑国悼公的车夫和御者中有程氏；子华子著书立言，受到孔子称许。后来赵孟杀害贤大夫而离去，之后晋国灭掉鼓国，鼓国覆灭归入晋国；晋国的程氏，就是先生的祖先。先生名良，字子美，世代居住在鼓地。祖父滋，父亲革，隐藏德行，不在乡里做官，以孝顺谨慎著称。先生天性纯正明亮，胸襟开阔深厚，摆脱纷华，专心致力于实践。明昌末年考中进士，两次得到荐书。后来发生崇庆之变，便在河南寻找避难之地。皇帝车驾迁往汴京，他再次参加廷试，回来后叹息说：“上不能匡救时局，下不能成就自己，难道可以同寻常人一样冒进吗？”于是反躬自守，闭门不出，再也没有世俗的情味。居住在溵水之上，声望日益显著。退隐反而更加光耀，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他约束自身十分谨慎，尊重友人并评论世事，与魏璠、麻九畴、王若虚结为道义之交。常有人称赞先生说：“远看他仿佛不可企及，接近他又仿佛不能离开。”他的学问深厚，品行事业纯正完备，是纯粹的一代宗师。即使儒者辕固、申公，也不能超过他多少。壬辰年，河南沦亡，他为躲避兵祸逃到陈州；陈州陷落后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娶同邑赵氏为妻，儿子两人：镇，字安卿；铸，字伯禄。先生曾对他们说：“镇，你要执掌我的祭祀，完成我未竟的事业；铸，你要继承我的志向，传述我的事业。”此外，礼、刑罚、医药都不可忽视：礼是用来防止邪恶的，刑罚是用来严肃行为的，医药是用来保养生命的，这三者是修身的重要方面。安卿因为父亲的缘故，不以做官为学业目标，但史学深厚，擅长诗歌，曾与北平王郁唱和，作品很多，当时的声名也在陈州沦陷时消失。伯禄考中进士，在科场有声誉，才干通达敏捷，曾任诸侯属卿；即使艰难险阻接连而来，也更加能够振兴家族。一女嫁给同邑进士宋寿之，男孙二人：大章，学习进士业；大有，还年幼。丙辰年春，改葬祖坟，伯禄对我说：“先父的墓应当有墓铭，冒昧以此劳烦您。”我拜手说：“我的文章浅陋、见识短浅，您不以此为辱，我又怎么敢推辞呢？”于是叙述其事并附上铭文。墓铭说：北风吹起尘土，戈矛纷纷交战。先生为什么来到这里？不做九仞高空的凤凰，却成为旷野中的麒麟。以道义为衣裳，以德行为衣带。言语符合思虑，行为符合伦理。不与平常人争竞，自同于隐居沉沦之士。潜藏反而更加振作，退处反而更加尊贵。不以文章自矜，只求德行纯粹。虽然时运使您困顿，却能因屈而伸。事业由此传给众人，德行由此留给子孙。即使与万物一同终尽，也不同于默默无闻。淮水浩浩荡荡，冲刷着厚重的大地。古代圣人和今天贤者，为什么都在陈州遭遇困厄？我想叩击天帝的宫门，只怕主宰者反而发怒。败坏的时运酿成凶祸，玉石一同焚毁。唉！先生有不会死亡的东西存在，区区世间尘土，又哪里值得拿来谈论先生呢？广威将军、潞州录事毛君墓志铭（并序） 临清毛氏，在宋熙宁、元丰年间，有成忠君瑜凭借勤学兴起家业，一次科举便有三个儿子考中进士，华贵的家族世代相连，德行事业相互辉映，郁然成为显赫大族。自宋至金一百多年，到了广威君时，又凭声名气节著称，始终保持美好的声誉。子孙繁衍，毛氏更加兴盛。君名某，字伯朋。曾祖父瑜，宋朝成忠郎。祖父珣，与两个弟弟评、乙一同考中进士，最终任泗水县令。父亲大壮，靖康之乱时迁徙到大名。金朝初年出仕，任永年县主簿，有惠民政绩，人们把他比作佛。君天性孝顺谨慎，耿介自守，卓然自立；不畏惧为道义而死，不以侥幸求生为荣耀，每每以声名气节自我期许。明昌年间，承袭父亲的资任，五次任监差，都因考核成绩优异而闻名。赴任灵宝县主簿时，县令因故离职，他代理县政将近两年。亲自整治田野，除草护苗，爱护百姓，使恩惠遍及民众。宪司因其清廉能干而举荐他。任期将满时，太夫人李氏的讣告传来，于是奔赴丧事；男女老幼在道路两旁拦住他号哭，辗转攀送，数十里不断。丧服将除，又遭逢永年君的丧事。大丧接连发生，他哀痛过度而形销骨立；言语、行动都合乎礼法，从未稍有懈怠。大安初年，北方边境发生战争，选授为昌平军资库使。没过多久，强敌到来，府库中储藏着犒劳军队的金帛，数以亿万计。奸人趁我军溃败，公然抢夺，同僚也带着少量财物逃走。随从便借此劝说君，他厉声说：“不能守住官职，便无处逃避责任；难道还可以趁君父遭难，策划盗窃来谋利吗？这是违背上天、辜负国家，祸及子孙的事，我不做。”贞祐初年，他调任潞州录事，在大名等待补缺。大名尹知道他的才干，发檄文命他监督漕运，前往燕都。朝廷戒严，皇帝乘舆迁往汴京，河朔震荡，游动的骑兵遍布，道路阻断。船工役夫纷纷议论逃跑，君依法约束他们，又用义理勉励他们，一边作战一边前进，粮饷最终得以运达。己亥年冬十二月丙申日，敌军猛烈攻城，尹把筹办军粮的事交给君，但城已经陷落，士兵胁迫君投降，君不屈服，说：“我家世代享受国家俸禄，却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国家危急而死，是我的本分。难道还可以苟且偷生吗？”士兵愤怒，想杀掉他；君满怀激愤，守义而不受辱，大叫着撞向城墙，当即死亡，享年五十岁。敌军退去后，将他葬在府城北三里吴庄原祖坟。累官至广威将军。夫人是涿郡王氏，防和名臣翛然的孙女，封为荥阳县君，与君同日遇害。

译敌军退去后，便把夫人附葬在那里。儿子四人：居谨，任明威将军、临淮县主簿；居政，任忠显校尉、魏县五星镇酒监；居仁，任进武校尉、通许县醋监；北渡以后，因以名望德行受到征召，参与陕右宣抚司事务。居喜早逝。两个女儿，长女嫁宣授千户乔惟忠，次女嫁顺天路军民万户张柔的孙子三渐，三渐后来考中进士，名涣、澄，都还年幼。君的同母弟弟二人：二僖，字仲和，任定远大将军；渭南令仪，字敬之，年龄比君小好几年，最终同科中举并出仕。敬之出仕后多次考核被评为下等，甚至被逮捕拘押，君每次都设法救援，必定让他完全获释。君兄弟从未分家，家中有六七名壮丁。军队兴起时选募良家子弟，敬之的一个儿子被选中。当时被征者常常陷没，他的母亲无论行走还是坐下都流泪，君怜悯她，便让自己的儿子代替这个人去服役；这是很难做到的事。两个女儿到了出嫁年龄，乡里的名门争相求婚，君都不答应。夫人问他原因，君说：“我的女儿如果嫁给这样的人，那些庸庸碌碌之辈哪里配得上她们，岂不是让她们受辱？”最终两个女婿都是开国功臣，女婿如凤凰乘龙般显贵，使外家的门第也增光。壬辰年河南失陷，毛卒在汴京，居仁把这件事告诉张侯，张侯尽力把毛卒救出，护送他北归，又替他担保宽宥并安置下来。于是本宗支脉日益繁衍，家业日益丰厚。居仁凭借德行气度、正直诚信，与缙绅先生交游；当时聘请他的人正需要破格任用的人才。各位孙子初露头角，兄弟们的后代光彩显赫、兴盛畅达。他们使家门声望超过先祖，扩大并滋厚遗留下来的恩泽，是一定的了。这也会成全忠君的志愿，发扬广威君的义行，使后代绵延不绝、无穷无尽吧！丙辰年将要改葬公时，夫人以及居仁请我撰写墓志。我是张侯的门下士，又与居仁有道义上的交情，怎敢推辞，于是作序并写下墓志。铭文说：以先祖的德行作为根基，以孝顺友爱作为资助，以细密谨慎来约束自己，以刚强宏大来持守自身。才华突兀奇异，正要施展，谁料上天给了他这样的才干，却没有给他合适的时代？秋风告示衰败，太阳沉入崦嵫；翅膀坠落在低矮的枝头，再也无法奋力飞翔。唉！君本来可以同古人相期许，国家命运危急，而他的气节不危；帝位转移，而他的志向不移。他的内心高峻坚定，生死都以此为准；与国家同死，并不是为个人谋取名节，他的义烈存于上天，并遗留给子孙。子孙昌大繁盛，这正是应有的报偿。幽暗的坟墓深深，凿刻碑石埋下这些文辞。君的义行不可埋没，愿诸孙把它笃实地传下去。左副元帅祁阳贾侯神道碑铭（并序） 从前李广多次遭遇厄运，始终没有封侯；等到他死后，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都为他流泪。太史公说：“桃李不会说话，树下自然踩出小路。”后来记述大将军卫青时，却认为他有上天的幸运，功业和声名并不相称。可见评论人物不能只看成败，而要看他的才能品德如何；他的得失轻重、成就深浅，特别在于是否得到任用而已。近世河朔的豪杰，跨州连郡，分割百姓、专有土地，没有不自以为雄奇的。至于谈论才能卓越、功业伟大的人，必定把祁阳贾侯列为第一。听说他去世，人人叹息哀鸣，痛惜不已。侯出身平民而崛起成为一方侯伯，不能说不是际遇非凡；身居侯伯之位四十年，也不能说不是荣耀。但他有平定祸乱的谋略，却没有被授予斧钺；有辅佐成就至高治理的才能，却没有穿上公爵礼服；有处理繁剧、消弭烦扰的智慧，却没有在京城任职；有使国家富足、百姓殷实的办法，却没有在边防重镇施展；有运转造化、斡旋全局的手腕，却没有掌管机密。这样的才能本可以成为一代表率、冠绝当世，却没有在朝廷上成为仪表。因此有识之士对这位英杰深感叹息遗憾。侯名辅，字元德，是中山祁县人。曾祖某，祖父某，父亲某，母亲李氏。侯六岁时父亲去世，寄养在舅父佟氏家中。他自幼知道读书，才华卓异，如山屹立；性情深沉勇猛，善于射箭，在同辈中高大出众。贞祐初年，他统领乡兵一万人，因功授任祁州蒲阴县尉。不久升任县令。土豪王知靠行贿取得州职，给百姓造成极大祸害，州人驱逐了他，推举侯为州守。此事被行台听闻，于是授任他宣武将军、祁州刺史。当时各地州县都以屠杀为事，争夺土地、杀人而不顾百姓，又接连发生饥荒，彼此吞食。只有侯保全境内，教百姓耕作和作战，招揽四方贤士，制定办事规章和法律，所以百姓得以安居，军粮有余，作战也屡有功劳。升任镇国上将军，遥领濬州防御使，仍掌管祁州。恒山公武仙当时镇守真定，倚仗才智行诈，横行跋扈，忌惮侯的胆略，秘密命亲信捉拿侯。侯挺身逃脱，州人跟随他，于是归顺国朝。诏令副万户张公照旧统领州事。不久武仙困窘，也投降了。当时金源已经放弃，河朔各地的盗寇抢掠，首鼠两端、反复不定。侯率领本部军队攻取土地，所向皆胜，攻取庆都，进攻蠡吾，回军夺取安平，攻取深州及其附近各县，鼓城、束鹿等地望风归降。于是渡过滹沱河取得冀州，军势大为振作。武义、宁晋、衡水、饶阳都被攻下，于是逼近镇定。武仙又叛逃，侯于是拥有镇定东南各郡。万户张公在满城设立都元帅府，侯代理元帅事务；在祁州号称南府，祁州以南都归其管辖。不久侯随军平定山东，多次建立战功，升任左副元帅。侯在保州辅佐张公开设元帅府，修筑堡垒，使南北军队相连接，两府各城合为一道。张公率军在外，侯常常留守，因此无论大小事务，都由侯决断。于是他招集遗民，减轻赋税，拔除奸猾强梗之徒，清除奸邪蛀虫，资粮日益富足，士马日益强盛。春天施恩，秋天用刑，恩威都很显著，狡黠的守令和豪强统帅无不屈服畏惧。于是拥有城池数十座，地方一千多里；节度州二个，刺史州五个，精锐士兵数万，户数不下十余万。西到常山的尽头，环绕镇定而出，向左转至蜚狐口；东面包有河间，出九河，向南到粪野，北面尽至涿、易，横向连接上谷、卢龙的关塞，并跨有燕、赵、恒岳一带。那里有滹沱、涞、易诸水的水利，有桑麻、鱼盐的利益，有枣、栗、五谷的丰饶，也有金铁、细绢的出产。河朔各道的车马都经过这里，四方珍货充足，货币像河流一样流通，于是成为一个大都会和军事重镇。

译汴梁陷落后，朝廷和省府的名士五十多人逃到保州一带，侯都厚加资助，尽礼延请接待；提拔其中英俊的人加以任用，对年高有德者则敬事他们。因此四方贤士纷纷来归，冠帽佩饰的士人聚集，呈现出平原、稷下那样的盛况。所以侯喜爱贤才的声誉日益提高，对于政事的利弊也听闻得越来越多。政治教化修明，百姓得以赖以生存；富足之后又施行教育，渐渐接近太平盛世。朝廷嘉奖此事，颁发玺书褒扬，赐给金符，把州升为府，赐名顺天。丞相耶律公写信称赞他的政绩，又作诗歌咏此事。官制施行后，授予宣授行军千户，代理顺天、河南等道军民万户。从此他的声望更加显著，每当国家有重大号令和重大改革，各侯王大臣会集，必定推举侯为首，让他代表接受命令。侯思虑周详，办事周全，熟悉辞令；分条剖析，言辞恳切有力，能震动听者，所以他说的话没有不获准许的。至于户籍登记的格式，颁行到各道；整治子钱利贷的弊害，统一停止高利息；减免拖欠的租税，抑制加重的赋税，暗中施恩于天下，类似的事情多得不可胜数。朝廷想让他从诸侯中入朝担任卿士，侯总是辞谢。燕京道最为纷乱难治，号称难以治理，而且与顺天的疆土相接。大行台以诏书命侯兼治燕京道，侯竭力推辞不肯接受，于是朝廷得知此事，便把他所佩的金符授予他的儿子文备，命文备承袭爵位，任行军千户。又授给侯金符，与他共同商议处理行台事务，仍照旧统领顺天等道。甲寅年，各诸侯聚集在朔庭，皇帝本想任命侯为宰相，但侯得病不能起身。宫中医生和宦官接连前来问视；冬十月戊戌日，侯在朔庭去世，享年六十三岁。皇帝听闻后震惊悲悼，说：“朕正要任用他，怎么突然把他夺走了呢？”于是从马厩赐给五匹马作为丧赙，命人用车载回安葬。乙卯年春正月庚辰日，葬在祁州东原祖坟。夫人安氏、王氏附葬。儿子六人：文备承袭侯爵，文兼承袭祁州刺史、行军千户，文远、文进早逝，文庆、文亮还年幼。女儿五人，长女嫁行军千户刘克刚，次女嫁参知政事王椅，其余都嫁给名门。男孙名寿，是孙辈中承袭侯爵的嫡子。侯天资如美玉，身高八尺有余，精通偪老之事，志向谋略深远。外表庄严，内心却十分仁慈。起初登记户籍时，诏令把掳掠来的人赏给其主人，侯所拥有的几乎有数千人。他对他们说：“普天之下，都是上天的百姓。“我难道可以把你们当作奴隶，而唯独把自己算作善人吗？我如果没有德行，子孙灭亡都来不及，怎么能够长久拥有你们这些人呢？”于是把他们全部登记为平民，此外还有奇异孤儿、童仆和女子几十人。侯有一天对夫人说：“这些都是良家子弟，他们没有父母，那么我就是他们的父母。”他辨明他们的姓氏宗族，比较他们的年龄和品性，使他们各自婚配；又为他们修筑房屋，准备器具、嫁妆和衣物，安置在大防之地，并为他们写下训诫的话。那些人都感动得流泪。临终病重时，他又亲自书写契券，把自己的子息以及旧日仆役车夫十多家都列入其中，全部使他们成为良民。他的仁厚竟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一生喜欢学习，聚集书籍数万卷；每当让人讲读，必定焚香面向北方听讲，举止局促恭敬。有人劝他稍稍放松，说：“那些老佛之徒，每说一句话就称为说法，使人急忙不停地叩拜。”侯说：“如今听闻圣人的道理，难道敢不恭敬吗？”他尤其喜欢奖掖提拔后进。每逢岁时，诸生来向侯祝贺，他总是先向他们下拜。有人阻止他，他说：“天下轻视士人已经很久了，士人不知道自重也已经很久了。我这样做，是要表示不敢把地位看得尊贵，使做士人的知道道理在自己，也应当自我尊重。”他常把金帛放在座位右边，说：“如今河南刚刚被攻破，士人衣冠狼狈，我一定要用这些来接待他们。” 他每次都告诫守门吏：“有来拜谒的人，即使我正在睡觉或吃饭，也要略作通报；一定要倒穿鞋出去迎接，厚礼宴请慰劳，并重重给予资助。”他喜爱贤才就是这样。晚年只读《语》《孟》，说：“这是圣贤传授心法的要典，世人却把它们称为小经；我想使它们和六经一起成为大经，可以吗？”他又很能严格克制修治自己，曾说：“如今各地诸侯凭借兵乱杀戮的余威，才有了今天，究竟做成了什么样的事业？既然让自己享受权势，又想把它留给子孙，这些百姓有什么罪过，竟让你们世代在他们头上放纵吗？”又说：“我冒失玷污仕途俸禄已经五十年了，在刑罚杀戮之间，难道没有过分滥用的时候吗？难道直到死也敢期望以后不会有报应吗？”他后来一直存有这样的心。当时各镇侯伯，往往成为奸吏，结党欺压百姓，像犬牙相交，侵夺正副官员的职权；父子争夺职位，兄弟相互吞并逼迫，剥削百姓，行贿倾轧，直到家破族灭仍不停止。所以他们的军民因此逃散困苦。侯虽然曾经遭受谗言离间，只是暗中忍耐，至死也没有起来诉讼。这使州人得到的恩惠非常深厚，实在是幸运。唉！侯在州里时，保护境域十分谨慎，是贤能的将帅；收复拓展土地，所到之处都能贯通经营，是雄强的一方长官；抚恤保存遗民，用德行救济他们，是循良的官吏；应对变化、处理繁剧，创立法令制度，是才干卓越的大夫；喜爱贤才、谦下待士，行善而不知疲倦，是贤明的诸侯；趋向正义、舍弃私利，不贪恋宠爱荣华，忠于所事，至死不改，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德泽留在人们心中，时间越久越深，虽死而精神不亡，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之人。正当天下四方溃乱、不依靠他人时，他挺立而自我成就，恢宏正大，深沉博大；如果不是豪杰的资质，有远超常人的才能，怎么能做到这样？可惜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施展，最终只到这个地步。庚申年，我任宣抚江淮使，从武昌回来。后来某人请求我在神道上为侯立碑，我答应他说：“从前我在许、洛时，听父老老师说：‘河朔兵乱，而爱护百姓、喜爱士人的，有祁阳贾帅。’由此可知，侯在我童年时就已经如此。后来我北渡，寄居侯府，侯一见我便以国士相待，把所藏书籍全部拿给我，让我诵读；我早晚与他周旋，听见他的议论，看见他的施政，便可知侯在求学问的时候是怎样的人。”侯的灵柩从朔庭运来，境内士民全都奔走迎接。从涿、易一直到深、冀，纵横五百多里，百姓和老人扶杖而来，捧土冲雪，尘土沾满丧服，冰泪满面，悲痛崩溃，号哭哀恸，仿佛失去了亲人，路上不断响起叹息哀哭的声音。到丧事办完，共过了十五天，前来祭奠的人挤满相连，哭悼侯时没有一个不竭尽哀痛。我撰写墓志时，环顾四周，每天都有数十上百人哭泣。有的人停业前来吊丧，有的人卖掉衣服来进献祭品，有的人在巷中哭着送灵车经过；由此更可知侯恩德深厚。因此叙述这些事情，为他作铭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三光五岳的精气分布在天下，却没有造就一个完整的人才；三纲五常的教化败坏于天下，也没有留下真实的德行。唉，贤侯啊！你是元气化育中隔世才出现的人，是照耀虚空、万夫难比的特殊精英。黄金经过百炼，是天下的利器；美玉未经雕琢，是天下的美质。你巍峨堂堂，应时代而出。乾坤破碎，元气沉沦阻塞，天地混沌昏暗，泥泞污浊；盗贼、贩夫、受髡刑黥面的罪人，践踏鲜血、互相吞食。唉，贤侯高峻地站立起来，如应龙腾跃，托举苍天、开辟天地；激起水势回旋，垂下云气、振翼高举；廓清妖氛，铲除荒芜荆棘。连接燕地、跨有赵地，大大开拓疆域；把喧嚣炉火中的百姓带出，安置到清凉寂静之地。我们作战，我们守卫；你们耕种，你们纺织。疮痍残破的百姓，才开始得到休息。正如焦枯之物遇到水而滋润，正如枯木重新扎根；整理田地，拔除禾苗间的杂草，除掉螟虫蝗虫；用连下十天的雨水洗涤他们，用三春的甘露滋养他们，用凯旋欢乐的和风鼓舞他们，用温暖和煦的太阳晒干他们。不久便使他们富足并接受教化，歌谣充满四方，桑麻垂满田野，山河都改变了颜色。没有这样的君子，国家凭什么治理？曹子臧守持节义，孔文举喜爱士人，卓侯清静的教化，寇君爱民利民的实绩，都在贤侯身上重现。然而贤侯竟在今日才显现古人的风范，却止步于此，怎能不令人痛惜；门下之人悲恸号哭，过路者也陨泪。大树已经长久存在，内部却生了蛀虫；即使有磊落高岸、才能卓异的伟大人物，也不能因此妨害他成为明堂太室的栋梁。何况同心协力、断金之交的情义，难道肯被鬼蜮般的小人抛弃吗？在伊祁之南、滹沱之北，丘山高耸，丰碑端庄；把这些事大书特书，作为万代的法式。不朽的是德行，不在这块石碑。公夫人毛氏墓铭 顺天、河南等路军民万户宋公，亳道行军总管张公，在国朝建立了大功，开设帅府，分封土地、建立社稷，能够把这些传给子孙，虽然有赖于自身的英明谋略，大概也得到内外助力。封地的根基稳固，悄然开拓疆土，另立一道，跨有燕、赵；左副元帅祁阳贾侯辅，先后抵御外侮，如同给老虎添上翅膀，在旁协助他飞翔；行元帅涿郡乔侯惟忠，以智谋、勇力作为心腹爪牙，战功尤其多；易州军民总管何侯伯祥，收敛威势、转为和缓，抚慰将校，使他们竭尽死力，坚定地成为内部支柱；这就是公夫人毛氏。贾侯三人，都先于公夫人去世。我曾为他们撰写碑文，自从二十岁起寄居公门，教授他的几个儿子七年，因此受到公夫人丰厚的礼遇，对她的内在品行全都了解。庚申年，我任宣抚江淮使，从武昌回来时，公夫人已经去世，于是写文祭奠哭悼；她的儿子某等又致辞请求我作铭，我怎敢推辞？按毛氏是周代毛伯的后裔，北京临清人。宋代熙宁、元丰年间，成忠君瑜凭借勤学起家，一次科举便有三个儿子考中进士，直到金代，于是成为鼎盛的名门。公夫人是泗水令珣的曾孙女、永平簿大壮的孙女、广威将军潞州录事伯朋的女儿，也是大兴尹、明昌年间名臣、涿郡王翛然的外甥女。她出身富厚显贵的华族，年轻美好时便显露出高贵气质；她和姐姐都到了成年，乡里的名门争相求婚。广威府君都不答应，说：“我们两个女儿如此出众，必定要嫁给豪杰；软弱庸碌的女婿，哪里配得上她们，岂不是让她们受辱？”北京陷落后，张公娶她为夫人，她的姐姐则嫁给乔侯。公夫人天性温婉贤淑，明达通彻而深沉内敛，具有谋略。当时门下将校有一百多人，其中许多与公是旧交或地位相当的人，有的是同生死、共饮血的朋友，有的是平民出身的刎颈之交，有的是被擒获后屈膝投降的勇猛之士，也有反复无常、狡诈奸邪的人；这些人都正依靠他们来任用。而公凭借盖世的气概，办事多有疏略，又每天鏖战，没有时间抚慰安置他们。公夫人便慰劳、招徕并温存他们。每天清晨，她把数石醇酒放在大银瓮里，摆上金银制的斗和碗，不放杯勺；卷起帘子，撤去帷幕，擂鼓吹笛，命令众人痛饮；又摆上大块肉，不放筷子，任他们割取吞食。她还曾制作锦、纻、絺、绣制成的华美衣服，时常按照公的意思赏赐给他们。那些作战受伤的人，她亲自给他们服药，调制良药敷治；又分别给他们肥沃的田地和住宅，并时时用珍玩安慰、结交他们的妻子儿女，所以没有人不感动喜悦、竭尽力量。公常常出征，军中和府中虽然由贾侯总管，但机密要事一定要向她请示决定；筹划安排、补充接济时，她曾拿出资粮、马匹和兵器供给公，所以公没有后顾之忧，进攻必定取胜，作战必定获胜。己亥年【以下缺文，依明代末年刻本刊补，可惜没有善本可以校正，姑且存疑仍照旧本，等待博学之士考订】。她已经写好教诫之书，并用义理勉励他们，所以他们都有所成就。她喜爱学习，阴阳图传、医药之术、老子佛教的书籍以及诗文技艺，都能深入研究。她每天把阅读佛书作为功课，焚香静坐，淡泊得仿佛遗世独立。乙亥年最初嫁给公，己未年八月某日因病在寝室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同月某日，暂时安葬在府城东原。一个儿子早逝；两个女儿：长女嫁乔侯的儿子琚，幽静闲雅，恪守礼法，有母亲的风范，能作诗弹琴，是一位超然物外的美丽女子。元代内翰因为她是自己的姨甥女，曾给她取号“静华君”。次女嫁易州太守郭某。我私下认为，妇人的德行以顺从为正，不在于才智。因此《易经》说：“坤道大概就是顺吧？承受上天之命而按时运行。”又说：“主持家中饮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擅自成就。”《诗经》说：“不做非礼之事，不失妇女仪态，只谋划酒食之事。”没有父母留下的祸患，妇人便不应有所作为。古书留下的训诫就是这样。然而《春秋》称宋共姬为“有女子之身而无妇人之行”，《易经》又说她的行动刚强。古今典籍所记载的，有为丈夫殉死、教诫子女，显著有所作为的妇人，凡是以名节著称的，都记载在篇章中。这样看来，妇人能够有所作为并留下训诫，也正是如此。以顺从为正，是通常的道理；不可有所作为，也是常态。至于开创国家、承继家业，辅佐内政、协助外事，处在纷乱拂逆之中而不失操守，颠沛困顿而不改变法度，最终能够成就大事业；既有所作为，又能保持安静专一，这就是变化之道。因此，守常是德行的根本，变化是德行的作用，二者兼备，公夫人都具备。铭说：

译高门大屋啊，温婉柔顺如周姬。美玉彩虹般相连啊，光彩照耀门楣。乘龙而崛起啊，成为国家的根基。你的内室安定啊，是公的资助。内室闲静啊，谁敢轻慢嬉笑？子孙世代延续啊，却要舍弃你。碧梧凋零啊，凤凰飞去。春风吹落花啊，百鸟悲鸣。素琴蒙尘啊，掀起白色帷幕。老将含泪饮泣啊，双眉霜白。百座城池都穿着丧服啊，失去了内室的仪范。长长的绋带延伸十里啊，人们攀扶灵车。哭声直达苍天啊，泪水积成池塘。你的德行留在人们心中啊，这由此便可以知道。中堂空寂萧条啊，门庭惨淡凄凉。覆盖玉碗啊，收回金杯。将士们挥泪啊，谁来抚慰我们？宾客掩袖啊，我们将归向何处？松树摇曳啊，柳枝依依。魂魄一断啊，归于鸡水之滨。西园月光照耀啊，西堂也一片清冷。星辰作为冠冕啊，霞光作为衣裳。玉女成双啊，披绕着霜虹。天外传来佩玉声啊，珠玑叮当作响。香雾缓缓升起啊，烟气纷纷。贞洁的魂魄归来啊，大概就在此时。故易州等处军民总管何侯神道碑铭（有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北方的苍龙从大地升起，真人乘时而动，冲破蛰伏的洞窟，在冰天雪地中奋飞。他翻动瀚海的波涛，震响雪山的雷霆，使日月失色，推荡风云；化作及时雨，转为温暖春天，生育万物，使新生的人们获得更新。虽说这是圣人的神明之事，但受命运和疆域所归属的人，使他们建立准则、垂示传统，也需要一时豪杰共同辅助；基础工程之所以能够聚集整治、树立建成，也有赖于他们。何侯在燕、赵交界处崛起，作为元臣的雄健羽翼，开拓疆土，共同成就上天的功业；论智谋，是谋士；论勇力，是名将；慷慨而服从义理，忠于所事。千户何侯便是这样的人。公名伯祥，字世麟，是易州涞水季路里人。曾祖父泉，祖父国清，世代厚德，是乡里的望族。父亲渊，才干勇武，善于射箭，智谋深沉而勇敢。贞祐初年，他起家任义军都统，守卫清杨口，戍守紫荆关、上谷等道路的险要，救济流民，使被掳人口返回，阻挡寇盗冲击，威望恩惠都很显著，最终任易州刺史。母亲邓氏出自州里的名门，以圣善著称。侯天资早熟，自幼随父亲出征，勇猛而不能自制，多次迎击敌锋，每每都能捉俘割取首级，众人都感到惊异。他十五岁时，侍奉中都经略使苗道润。起初，道润与他的副手贾瑀有嫌隙。一天，道润带着几名骑兵出行，贾瑀埋伏甲兵射他，他跌倒在道路左侧，随从惊骇散去，只有侯下马扶持他。道润苦闷昏绝，不能上马；伏兵从前方冲出，侯奋力举枪大喊，杀死数人，贼兵才逃走。于是侯拿着道润所佩的金虎符出发，命快脚人从小路把消息报告朝廷，朝廷便命易水公靖安民代替道润。侯的父亲曾被山西贼人袭击，侯于是把这件事告诉靖侯，和十二人一起冒险迅速出击，以报父仇；他们沿途杀掠数百里，攻破灵丘、奉圣、安水等堡寨。当时侯十六岁，众人都称他为“何郎”。这一年靖公去世，侯带着符节归来。后来万户张公攻坚陷锐，勇气常常冠绝全军；张公爱惜他的才能，经常把他放在身边，让他先后抵御外侮，每次作战都和他一同前往。侯也以死力报效，迅猛凌厉，贯穿冲破，所面对之处没有敌手。当时河朔已经平定，只有保定王子昌和信安张甫相互呼应，作为金国的守军；他们凭借水势出没，抢掠附近地区。子昌相貌丑陋却善于作战，军中称他为“墓里鬼”，是金国经略使中尤其骁勇跋扈的人。一天，万户张公命侯捉拿他。侯踏水径直渡河，逼近城池，随即攻入城门，格斗着进入，旋即边战边出。子昌十分窘迫，带着他的妾逃走。侯追上他，子昌转身向左射箭，射中侯；侯的手被贯穿，钉在枪上，于是拔出箭，丢下长枪，放开坐骑，张开空手与他搏斗，活捉子昌以及他所佩的金虎符，偏将副将数人也束手听命。信安不久也溃败，张甫逃往河朔，于是平定西山各寨。其余盗寇所据守的地方，如军市、川姑、姑埚、红花谷、闪堂、白虹、野貍、郎山等，尤其险要难行，也都攻克了。于是开拓土地一千多里，攻取三十多座城，南面直抵滹沱河，背靠幽陵，西面堵住蜚狐口，东面延伸到瀛、博，像鹰飞虎踞，俨然成为一支大军，跨有燕、赵。壬辰年，随万户张公攻打汴京，攻取洛阳，包围归德，攻破蔡州、消灭金国，论功时曾列第一。甲午年，宋人背弃盟约，大举讨伐宋国；随万户张公攻破汉东各城，驻军曹武镇。侯率一军在安陆、郢州，又沿江上下作战，攻破三十多个湖寨，获得船只数万艘；又攻破芭蕉、望乡、大洪等寨，斩获俘虏以万计。宋人从荆、鄂出兵，选精兵二万人救援洪山，公迎战将其击破，俘获统制、路分等十六人，军需物资和兵械多得数不清。军队俯瞰江口，具有长驱直入的形势，威势震动荆、楚。跟随进攻光州时，帅拔都率两百名士兵，首先登城攻破外城，于是急攻并攻下子城。围攻黄州时，恰好有小船前来侦察，万户张公说：“这只船来回漂荡，只是在窥伺我们的破绽；它一定会在夜间前来进攻，不加防备必定会被它乘虚而入。”命侯在赤壁下埋伏甲兵等待。夜里二更，果然水陆两路一同出兵，侯命部下按枪箕坐，等敌军经过中间后横向攻击，宋军大败，溺水者数不胜数。军队回师，又攻下张家寨，俘获数万人。大帅口温不花、察罕等既重重奖赏并提拔侯，又把他的功劳报告朝廷。戊戌年，张公入朝觐见，上奏说：“臣的部下何某多次建立战功，应当加以表彰。”于是赐给宣命金符，任命他为易州等处行军千户兼军民总管，又赐厩马、锦衣、金甲。从此万户张公常命侯统领行营，代理帅府事务，军中、府中无论大小事情，都由侯决断。侯既然受到恩宠知遇，知道的事情没有不说的；有不合适之处，必定冒犯尊颜力争。万户张公建立开国大功，开设帅府，兼统河南诸道，镇守遏制江淮，其中侯出力很多。

译壬子年，侯将统领行营各军南伐。进入敌境后，大帅因为某种原因突然从另一条道路返回，各军都不知道，队伍错乱仓皇，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到了江口，侯说：“沿原路返回，必定会被敌军阻截；不如出其不意，深入敌人的巢穴，他们无法测知我们的行动，这样才可以突围出去。”于是突然出战，从侧面冲出，直抵司空寨。司空寨是宋军重兵驻扎之处，有十多万人；侯逼近寨前扎营，分散布置营垒，登高伐木，构筑合围工事。围攻形成有利态势后，到了夜间，命人设五灶、举十支火炬，选精锐在营地前后设伏，先占据险要。黎明时命军士全部撤行，然后击鼓；敌军众人前来追赶，伏兵突然发动，敌军惊骇混乱，又怀疑我军人数众多，于是奔逃追击，被我军大败。侯沿着敌营返回，转战一千多里，其他不能归来的军队，也全都帮助他们突围出来。皇帝听闻后下诏褒奖，赐白银五百两。己未年，侯正因病回到府第。今上南伐，诏令侯参与帐前军国事务，许多奇谋秘计都由他献纳。秋九月，王师渡江。冬十月二日，侯旧病复发，壬寅日在鄂州江边黄洲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夫人郭氏，是万户张公的外甥女，温婉贤淑、知礼守礼，亲族中都推重她的贤德。儿子二人，长子瑛承袭行军千户，先后去世；次子玮卓然出众，有父亲的风范。孙子德隆承袭行军千户。女儿二人，长女嫁镇抚王林的某个儿子，次女还年幼。庚申年春正月，把公葬在易州马头寨山麓的贮梁原。丧事办完后，他的夫人、遗孤以及将佐任某等写下侯生平事迹，请求我在神道上撰文。我曾寄居万户张公门下，与侯交游而彼此最为契合，所以了解侯很详细。侯仪表雄伟，善于辞令，胆量气力、拳脚勇武，同辈中很少有人能比。他沉着凶猛而有机谋，每次作战总是先发制人、夺取战机。他驾驭部下严厉，约束他们毫不放松；即使是同僚，到了发令临阵时，也一定用声色威慑，他们也都畏惧服从，所以攻城必克、作战必胜。他嫉恶如仇尤其厉害，当面数说奸邪而不顾忌。他爱读书，通晓大部头书籍，喜欢和士大夫交游，谦抑含蓄，不知道他原来是武人。渡江作战时，我和他一起驻军武昌，在江边斟酒，放怀凭吊古人，纵论当世纵横之事，连绵无穷。国家正要吞并江淮，统一整个华夏，却把他夺走了，实在令人悲哀。叙述完他的事迹，又系上铭文来寄托哀思。愿这些文章不死，树木也不朽。铭辞说：太行山向东奔走，直入海边。海山沉雄，所以那里的人也像它一样。赵韩王的智慧、曹武惠的贤能，照耀有宋，也如唐代山西的名将。慷慨激昂的歌谣，借助交情报仇的风气，流传到今天，难道只有古代才有赫赫烈士？何侯如今又出现了。将门之中出了将领，而且又超过了前人。童年时便如猛虎跃起，显露出徒手搏牛的气概；最终乘上龙运，具备良将的规模。眼中没有完整不可击破的敌人，却能够保全全军；进攻没有坚不可摧的对手，却能够坚持到底。掌握发兵的符信，掌握调兵的机要，时而如脱兔，时而如处女，每每在纷乱中出奇制胜。晚年功业正盛，却突然与世长辞。风声萧萧啊，响在易水之滨；壮士一去啊，再也没有回来。从前人们送荆轲，我现在却要为侯而悲伤。故中书令、江淮京湖南北等路宣抚大使杨公神道碑铭。本朝承受上天降下的命运，迅速征服整个华夏，在海外施行武功；传承一两代以后，才开始彻底治理内部。于是任用杨公为宰相，使天下休养生息。公于是扩大施展治国规模，维系纲常法纪，诛除凶恶首领，爱护养育百姓，整顿统领士大夫，收集保存典籍。百姓得以承接延续先王遗留下来的使命，我们的道统也依赖他而没有灭亡，天下重新看见中国的治理，这都是公的力量。公名惟中，字彦诚，洪州人。曾祖某，祖父某，父亲某，都凭武功显贵。金朝末年，公以孤童子的身份侍奉太宗，自幼知读书而有胆略，太宗器重他。刚到二十岁，奉命出使西域三十多个国家，宣扬通达天威，颁布条约纲要，使各国都登记户籍、隶属官吏。几年后回来，便得到重用。太宗谋划大规模出兵攻宋，命公随军。行中书省攻克宋国枣阳、光化等军，光、随、郢、复等州以及襄阳、德安府，得到名士数十人，收集伊洛诸书，装载运送到燕都；建立周子庙，修建太极书院，命师儒赵复等人讲授。公于是通晓性理之学，慨然想用圣贤之道救济天下。耶律楚材被罢免后，便任命公为中书令，统领中书省事务。太宗去世，太后临朝称制，公以一名宰相承担天下重任。谷幽皇帝即位后，平阳道断事官斜彻横行放纵、违法乱纪，皇帝诏令公前往宣慰，公查明后将他诛杀，并在一个府中公布惩处，众人无不称赞他的果断。金朝灭亡后，恒山公武仙在邓州溃败，其余党羽散入太原、真定之间，占据大明川，使用金国开兴年号，人数达到数万，出没抢掠数千里。诏令会合各道军队讨伐，却不能取胜。公持节前往开导晓谕，降服了他们的首领，其党羽全部平定。宪宗皇帝即位，今上以太弟身份镇守金莲川，开府承制封拜，奏请任公为河南道经略使。起初灭金时，以监河桥万户刘福任河南道总管，全部占有金源旧地。刘福贪鄙残酷，残害遗民二十多年。公到任后，召刘福来听从约束，刘福畏惧公，称病不来。公命人在座前设置大棒，再次召他，并派人告诉刘福：“你不奉诏，我将依军法办事。”刘福带着数千人，拿着大棒、拥护卫士，下车来见公；公立即握起大棒把他打倒，刚站起来又接连击打。刘福匍匐在地，魂魄震散地离开；几天后刘福死去，百姓击鼓跳舞称快，河南于是大治。公升任陕右四川宣抚大使；因为各军统帅横暴奢侈、祸害百姓，其中郭千户尤其严重，他杀死一个人的丈夫又夺取他的妻子，那人的儿子向公告发，公斩下郭千户的首级示众，关中顿时肃然。公对人说：“我并不是喜欢杀人；国家纲纪不能树立，才导致这些人残害良民，使他们无处申诉。如果不除掉不仁之人，凭什么实行仁政呢？”己未年，今上统领东路军，奏请任公为江淮、京湖南北等路宣抚大使，命他建立行台，先行出发，宣布恩德信义，蒙古军、汉军各统帅都听从他的节制。军队返回后，冬十二月某日，公在蔡州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公辅佐三位君主，历事四朝，出入掌握权柄三十年；天下既畏惧他的威勇，又怀念他的仁德。夫人某氏，儿子某，正作为诸生学习经书。公的同僚上介请求我为他记述事迹。我说：“从前王俭的碑文由褚渊撰写，张说的碑文由姚崇撰写，这是同僚之间的缘故。何况公对百姓的德行，对中国的功劳非常深厚，幸好如此，怎么可以不记载呢？”于是作序并铭刻。铭说：

译红色的气势直冲天空，向北连接斗宿的尾部，杀伐之事正当兴张。贞人由此启用，太祖任用他，太宗治理天下时也依靠他。他在帐前任用奇异之士，停止杀伐也有一定时机。他曾到昆仑、虞泉，持符节前往；又饮马于黄河源头，指挥各部酋长。长江、汉水浩荡，伊水、洛水是其渊源；向北面向敌人投降，于是终于使中原归附。考察任用他确实没有错，于是立他为宰相，开始任用汉人，使百姓有了希望。枢机运转，雷雨焕然一新；太阳照临冰天，万物都像到了春天。于是大力推行三纲，举用八种权柄；使枯木重新生长，使我们这些承受遗命的人获得生命。他天性嫉恶如仇，诛除了三名凶恶之人；如精金经过百次锤炼，没有什么能抵挡他的锋芒。斯文没有丧失，依靠的是衣冠士大夫。又如同一个太极，天地因此不会毁坏。我是什么人，竟能在一日之间辅佐公公布宣王的威灵，依附凤凰攀援蛟龙，整顿军队凯旋而归。正当千载难逢的时机，年寿还未到中寿，却突然止步于此。您的德行能够惠及别人，施行的事业一定会留给您的子孙。把诗刻在坚贞的美石上，用来召唤千万年后的信史，于是公也就不会死去。河阳隐士苟君墓铭（有序） 中统元年，我持符节出使宋国，在仪贞馆居住了两年。河阳人苟宗道以门生身份随行，任行府都事，负责办理书状和都管两项事务；我们情意深厚，长期相处，朝夕不离。有一天，他写来先人的事请我说：“我不孝而又昏昧，不能详尽叙述先人的德行。只是关于先人的事情，我所见所闻的，冒昧请您写一言半语，为墓上的树木增光。”我的先父晚年曾同宗道的父亲在乡里交游，相互投合而且关系十分融洽。因为我父亲与他父亲是旧交，又因为宗道曾向我求学，所以我曾听到他父亲的议论，看见他对于治乱真伪的大概认识，无不洞察而熟练，但他的议论都郁积在胸中。大概他是那种能够预见事变、不冒险行事，并且能退处世外以保全自身的人。唉！当乾坤如龙争战、四海横遭溃乱之时，若能顺应时势而奋起，建立功名，开创太平，以救助百姓，当然可以；如果做不到，那么收敛心志、闭门自守，不与时势争逐，以保全自己的天性，也未尝不可。否则，冒险涉难而进，却不知道止步，很少有不成为徒手搏虎、徒步渡河之人，白白把性命耗费在世上的。君名士忠，字信之，孟州河阳人。金源末年，他凭借家财供养豪强乡里，预料天下将要大乱，于是以侠客身份游历京城，结交豪门权贵，观察时势变化。等到他回乡时，河朔已经遭受战乱。州里招募百姓结团防守，称为义兵，推举君为都统，守卫青龙山。当时金朝迁都汴京，以黄河为界限；流民向南渡河，被北方军队驱赶，困厄在黄河边。孟津渡尤其是要塞，渡口官吏却借机作奸，名义上说是守法，实际上勒索控制、收受贿赂，使几十万流民聚集在那里，互相踩踏而死。君对那些人说：‘这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列举渡口官吏的罪状，向机察使申诉，并把情况上报朝廷。朝廷随即下诏不拘泥常规，命令称为‘海放流民’，让他们渡河以求全活。壬辰年，河南沦陷。君知道大势不可挽回，于是遣散所守护的人，让他们各自回归乡里。敌军锋芒正向南推进，他便向北投奔以躲避战乱，居住在燕赵之间。宣使老索来主管顺天，知道他的才干，想引荐他做属官，他竭力推辞没有就任。不久，告发攻讦之事纷纷发生，彼此诬陷，常常导致家产破败；只有君得以免祸，于是更加声称有病，不再出门。二十多年不看门户之外，以此断绝征召。后来又有人想授予他官职，他便说病得很重，让人抬回河阳。先世尚未安葬的人，他都迁来合葬；几个儿子的婚配也都办完了，于是说：‘奉养生者、安葬死者，我没有遗憾了。你们都有足以立身的事业，有足以衣食的田产，我也可以安心闭眼长眠地下了。’ 戊午年春二月己亥日，他在河阳的沇河去世，享年五十九岁。陪葬在先祖坟茔中，这是合乎礼制的。同室夫人刘氏，是云中的大姓女子，恭敬柔顺，从不违逆，完全尽到了妇道。两个儿子：宗道、宗礼。宗道沉静深沉，努力学习，已经成为才器宏伟的人；宗礼也勤勉有才，能够继承家业。有见识的人都说他们能够使家族后代兴盛。于是作诗告慰地下之灵。从前我曾拔剑，倚立太行山；在河阳家中种花饮酒。穿着柔软的裘衣，骑着骏马，正是少年意气的场合。我向南进入巩县、洛阳一带，向东到了汴梁；崇尚任侠、意气豪迈，长须飘张于四方，胸怀志向，歌声慷慨激昂。谁料黄河突然使我改穿粗布衣裳？沇水、济水一夜之间水满河道，像沸腾的大鼎一样，不敢再回头探取热汤。长大的才器、超逸的人才，都一概收敛隐藏。九头牛也想挽回局势，任凭你再强也无济于事；你若想让我轻举妄动，那就是荒唐。落日倒映着光影，照在明亮的榆树和桑树上；桑梓繁茂，焕发出熠熠光彩。谋求始终保全而归，也确实是好的。有儿子，有俸禄，君并没有死去。《陵川集》卷三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陵川集》卷三十六 元代郝经撰写 墓志铭 先曾叔大父东轩老人墓铭 金朝统治天下一百多年，泽潞一带号称人才众多。这里山河环绕，地势险要，民风敦厚质朴，禀赋浑厚。历经五代而多次成为建立王业的根基，也曾雄视天下，所以这里的学问广博、壮大、高深、厚重，质朴而不浮华，重视根本、致力于实务，崇尚内在而轻视外表。宋代儒者程颢曾在晋城任令，以经学义理教授诸位士子，所以泽州的晋城、陵川、高平，往往以经学世家闻名。虽然参加科举，但六经的传注都能背诵。即使耕夫和商妇，也以谈论谣言为耻，而能讲说道理文章，于是同齐鲁一起形成礼义风俗，而且更加厚重。陵川的学者，以郝氏为首。郝氏之学深挖源流、探究根本，而使它宏大起来的，从东轩君开始。君名震，字子阳，系出有殷帝乙所封的支子，封地在太原郝乡，因而以郝为氏。始祖郝仪从太原迁到潞州，高祖郝祚又迁到泽州陵川。曾祖郝善，祖父郝从义，父亲郝璋，共有七个儿子，君排行最小。君天资优异，自然懂得读书，不作章句训诂一类浅薄的学问。他以学业和仕途进入京师太学，在公卿之间交游，过了很久才回来，大概是厌弃凡俗浅近的事，不屑于迎合它。回来以后，他在山谷间漫游，跟从他学习的人很多。他们讲论、切磋道艺，学问如深渊汇聚，日益深邃；他更加具有超越世俗的志趣，不再留恋尘世滋味。他用经学义理教授学生，以天理人情加以折衷，不专门拘泥于传注，尤其长于理学。所作诗歌多有警策之句，晚年更加趋于平实，淡泊自然。他弹琴能得到古代遗留下来的音韵，每当低声吟咏、俯仰应节、曲调舒缓时，超然自得，仿佛有所领悟。遇到山水佳处，常常停留数日，作诗弹琴来自娱。有一天经过一座道观，松竹茂密蔽日，他坐在树下弹琴歌唱。十多只睡着的鹤惊起，鸣叫飞舞，发出交错的声响，直到曲子结束才离开。随从都认为这是奇异之事。他侍奉兄长十分谨慎，深厚地讲求兄弟友爱。兄长们因为家族庞大，按照长兄的命令要分居，君竟哭泣三天不吃饭，说：‘我以儒业为生，却做出这种事，凭什么给人作榜样？不合义而活着，不如去死。’兄长们得到消息后很害怕，又重新聚集在一起居住、吃饭，直到年终。四十九岁时，娶侍氏某氏为妻。有三个儿子：天祐、天祺、天贞，都学习经学，而天祐尤其知名。君原名旦，后来改为现在的名字，自号东轩老人。铭文说：巍巍太行山，是天地的脊梁。我们家住在它的顶峰，千年以来寂寥无声。越是受到压抑，越加坚定；越是沉默，越加深厚。只有您刚强挺立，昂首迅疾而出，纵横驰骋于鸿蒙荒远之中，面向太极的本体。您采摘玄圃的玉芝，铲除荒野中的天棘。秋兰青青，秋日的香气充满庭院。您翩然下降人间，采摘它的果实，食用它的花英。于是拖着长长的衣襟，怀抱玉琴。面对明月清风，此心自由洒脱。桂树的浓荫葱郁，人们仰慕您的德行声誉。人的牵累越来越轻，天性的情趣越来越深。还有什么可做的呢？都交付给长声吟咏。您已经前往了，后来的人将接续今日的事业。先伯大父墓铭 郝氏世代以儒学为业，把研治经学、努力实践作为根本，并且笃行齐家之道。自从曾伯祖以嫡长子的身份主持家政，便已经建立了法度，使子孙世代遵守。到了伯大父，又以嫡长子的身份主持家政；兄弟和各房宗族有十多人，长幼共一百多口。他总揽家事后，便召集各宗亲告诫说：‘衣食充足才懂得廉耻，仓廪充实才懂得礼节。士人之所以忘义失守，直到意气沮丧、节操堕落，大多是被饥寒逼迫的缘故。所以孟子把农桑作为王政的根本，在他的书中多次提到。如今我按次序担任家督，希望各位宗亲子弟既治理生计，又致力于学习，两方面同时进步。开始可以上奉父母、下养妻子，最终能够立身行道；进取成功，就各自使家庭兴盛，退而失败，也一定有所归宿，不至于落魄无赖，这也足以成为善士。年轻时稍有大志，便不从事家庭生产，虽然有人因此成就超过常人，也被书传称道，但并不是教育人的好方法。放纵的马驾着破车，即使一天能跑千里，哪里比得上驯服它而循道前进呢？’于是根据宗亲子弟的才干器量分别安排，说：‘给你若干顷亩的田地，你带领田夫治理它；给你若干株桑树，你带领妇女们治理它；给你若干缗钱，你带领商人经营它；

译给你若干卷书，你跟随某位老师、某位朋友来研治它。’ 我则均衡安排各人的有无，并治理他们的勤惰。这样几年以后，家产和粮食丰足有余，学业也日益进步，先祖和各位父辈的文名声誉大为振兴，门下求学的人也日益增多。他在家时，鸡刚叫便戴好帽子，穿好衣服、拄着杖站在庭院中。各房子弟和妇女们都打开房门，拿着蜡烛洗漱、梳头，到天亮时依次向舅姑、父兄请安。退下后各自从事自己的功课，稍有拖延耽搁，早晨便要询问。因此在庭院中责罚他们，稍有废弃礼仪的就加以鞭打。至于第二次犯错，则召集宗亲内外表亲，列举他的罪状加以处罚：饮酒醉倒的有罚，不整齐地戴帽穿衣的有罚，交友不端正的有罚，侍奉老师不谨慎的有罚，懒于学习的有罚，彼此嫉妒离间的有罚，在庭院中喧哗的有罚。正堂名为‘棣华’，每逢年节举行宴集，上下肃然。他又把孝、友、睦、姻、任、恤等几条写在榜上，说：‘有违背这些的，不是郝氏子孙。’至于乡邻中有不守法的人，害怕被他知道，常常自行收敛，说：‘不要让大翁知道。’有诉讼的人，便相互带领着来请他评断是非，这种做法通行于乡里。远远看见他而来不及避开的，就作揖拱手等候。他受到人们敬畏到了这样的程度。县令、县丞每次来到县中，便总要到他门前行礼拜见。他的弟弟和侄子中，必定有一人担任县学教授，所以他的门第和家法没有不受到推重的。君名源，字清卿，是曾大父昺的长子，去世时六十四岁。伯祖母王氏有两个儿子：舆、辇。舆字正之，博学能文，三次参加廷试，在科场中很有声望。壬辰年，死于战乱。士林都为他惋惜，铭文说：郝氏宗族重要人物，连续两代承继嫡长之位，像千仞高的美玉，建立纲纪，抚育各房，使根本蔓延，宗亲繁盛。像李广那样简易真诚，确实无人能敌；即使有程不识，也不如他严整。自身有立，家庭有成，衣食充足；白天吟咏，夜晚诵读，简册和笔墨相伴。原野天天开垦，蚕丝光泽鲜明，用这些来充实孝、弟、忠、信，修养真实德行；言笑、举止、回顾、行走，都有纪律。家道既已端正，没有人敢放纵。富贵在天，我难道一定要畏惧不安吗？这种高尚风范谁能比得上呢？白天苍青，太行山脊，我想把听闻到的事写成家族的最高准则；再拜挥泪，将它写在坚贞的石碑上，子孙世代守护，千万不要丢失。先大父墓铭 丙辰年春天，经从沙沱回来。家父得了风痹病，于是卧床不起，临终命令我说：‘我的年纪已经超过我父亲去世时十年了，虽然疾病缠身，又有什么遗憾？只是我父亲的事，先前已有子元子的表文，而墓穴中的文字还没有写成，并且那些光明显著的大节仍未完全记载。我告诉你，你要把它整理叙述出来。’我拜了两拜接受遗命，叙述他的事迹，为他作铭。郝氏的祖先出自有殷，世代居于太原，后来一再迁到泽州陵川，于是成为陵川人。高祖、曾祖以下，都学习而不求做官。先大父名天挺，字晋卿，幼年开朗卓异，不同于众人；考中进士，两次参加廷试，以太学生身份在缙绅之间飞扬显达。崇庆年间发生变乱，他收拾行装离开，说：‘时局到了这样，难道还可以冒险求进吗？’于是归乡，远近才俊大多跟从他学习。他教人把研治经学、修养自身作为根本，把做官治理百姓放在其次，把以诗文应试放在最后。因此经他指点传授的人，往往都有成就。河东元好问资质出众，跟随他最久，得到了他的传承，后来成为文章名家，声名震耀一世。其余从他门下出来的杰出公卿、硕学之士很多，由此就可以知道他的学问了。当时金朝已经放弃燕云，河朔也随即不能守住，于是他往来于淇水、卫水之间。贞祐初年，人们争相向南渡河，却被阻困在河边。河阳三城直到淮水、泗水上下千余里，聚集了数百万流民，饥饿和疫病接连而来，死者十之七八。先大父说：‘坐视天下百姓死亡，仁人是不肯做的。’于是写信给机察使范元直，让他把情况上报朝廷，说：‘从前昭烈帝在当阳之战中，已经困窘至极，仍然放慢行军速度，等待荆襄的遗民，说：“成就大事必须凭借众人，归途中抛弃他们是不祥的。”君子认为汉朝国统延续四百年，这一句话足以接续它。如今国家比昭烈帝当时还没有困窘到那种地步，河朔百姓难道不是国家的赤子吗？人心归附还是离去，就是天命断绝还是延续。请下诏沿河各渡口，聚集官私船只，放宽限制约束，昼夜放行渡河；按照渡过人数的多少评定功过，以救活遗民，凝聚人心，巩固天命，那么中兴的时机或许可以有所希望。’奏章上报后，当天宫中使者便传达诏令，命令迅速放行。河朔百姓得到保全活命的很多，于是他也带着家人向南渡河。兴定元年冬十一月八日，因病去世，终命于北舞的寓所，享年五十七岁。临终时高声歌唱，没有说到别的事。先祖妣张氏先去世，继祖妣为司马氏。有一个儿子，就是家父。男孙三人：经、彛、庸；女孙一人，嫁给清苑陈氏。当初他刚得病时，对家父说：‘郝氏的儒业从我的叔父东轩老人开始，我死后要葬在他的墓旁。’这样或许可以在地下侍奉他的杖履。服丧期满后，家父准备回来安葬他。各位父辈和兄长因为河朔战乱，不允许这样做。家父于是夜里打开灵柩，背着棺材逃走。一路上，先大父的英灵多次显现，总是在他所到之处发出警示，指引他的行程。他虽然徒步走了千里，渡过黄河，登上太行山，辗转穿过盗贼出没之处，最终到达陵川。兴定四年春二月二十四日，葬在先祖坟茔中东轩老人的墓旁，遵从了他的遗志。先大父风度仪表美好，帽子衣服都很伟岸，长于辞令，潇洒超脱，像世外之人；但谈论王道、议论国政、商议处理官府事务时，又非常切中要害。他俨然具有宰辅的才器，却生逢衰乱的末世，埋身尘世之间，最终没有得到任用，死在流寓之地。人们都为他的志向不能实现而哀怜。铭文说：郝氏一族世代不能争胜，树根树干都已枯损，却仍赤身挺立、承受霜寒，把光华蕴藏到春天。一代又一代不断前进，天上的奇葩吐出芬芳；越是隐晦经历世代，气势越加振作；烟气氤氲、浑然一体，越是屈抑，志气越显真实。它们汇聚到我的祖先身上，像在天河洗濯兰花；羽翼相接，耸立于青云之上；高峻盘曲，如天之栋梁、地之厚德；像玉山高耸而清寒，明净透彻而无尘。虽然事业没有多少显著成就，但道义却保存了下来。有继承其志向、千里背负棺材安葬父亲的儿子，有叙述其事、流传万古的文章。好比沧海遗珠，又像长鲸愤怒吞食；匣中的光辉遮蔽了光明，却用来照耀他的诸位孙子。唉，我这些孙辈，难道可以使这条源流干涸、使它的根源湮没吗？志向一定要更加坚定，气节一定要更加完备，以便重返九原，慰藉黄泉之下的先人。先叔祖墓铭

译先叔祖名天祐，字贤卿，是先曾叔大父东轩老人的儿子，先大父的堂兄弟。他仪表容貌奇伟，器量见识高远超迈；每天能记诵数千数百字，下笔作文不能自止。刚开始求学时，便不写科举应试文章，专心穷究性理经术；又广泛涉猎佛、老之学数年，认为那些学说过于高远而无边际，于是重新取六经、《语》《孟》来阅读，这样一来，关于天人的学问便清明如镜。大安末年，他知道世道将有城池陷落的变故，便更加隐遁沉默。贞祐初年，他南渡隐居鲁山，往来于箕山、颍水之间，超然自处，想要追踪巢父、许由。所作古文、歌诗，常常散落在世间，所以虽然隐居，声名反而更加显著。他尤其喜爱书法，曾认为楷书应当以篆书、隶书的意味为根本，钟繇、王羲之的书法是经，颜真卿、苏轼的书法是传，其余书体不过是诸子百家。因此他的笔势庄重、秀美、遒劲，能在作文之外兼写楷书和草书。他曾说：‘大字虽然大，也要有小字的意味；小字虽然小，也要有大字的气势。楷书必须有草书的意趣，草书必须有楷书的笔力。’他论书就是这样。翰林学士赵周臣看见君的《苏坟诗》和书法作品，于是寄信想把他请到京师；君便带着全家离开，住到山林幽深险阻、人迹不能到达的地方。然而没有过多久，连京城的人也知道了他的住处。后来听说有人想把他推荐给朝廷，他说：‘大厦将要倾覆，我不能做一个让家庭破败的人。’于是又带着全家离去。元代翰林学士裕之，既曾向先大父求学，又曾同君在文场交往，所以特别敬重畏服他。听说他又隐遁而去，便作诗招请；君又作诗拒绝了他，最终没有出仕。壬辰之变时，他四十九岁，死于战乱。先叔祖母宋氏，有一个儿子思直，字继先，也博学能文，后来也都死于战乱。唉！郝氏的学问，在东轩老人那里达到高峰，最终在君这里结束；他的后嗣从此不再出现，各位父辈兄弟也都默默无闻，只留下家父和经在世间吗？为什么上天对我们郝氏如此刻薄！先父既然命令经整理叙述先世，所以把这些写下来，列在东轩老人墓旁，以示其名德不朽。铭文说：‘文章的枝叶繁茂，装饰了众多枝条；道德气象的根本和真实，在您这里却显得奇特不足。起初像迷失了羊，几乎被众多歧路迷惑；那些瑰奇诡怪之说，投入深潭，撞击险滩。终于翻然回头，归向真实之道；明白开朗，冲和恬淡。赏月吟风，独自享受良知；德行充满自身，命运却违背时势。收藏天赋的光明，使它融入尘泥；常常登上琴台，遥望元紫芝。千山云气沉沉，知音的人又在哪里？’ 在颍水边洗脚，在箕山边整理冠缨。厨房尚且无人治理，怎么能去主持祭祀尸祝之事？栋梁折断、椽子崩塌，究竟有谁可以支撑它？我将长久离去，做山中的鹿、野外的麋。您不要再招呼我，也不要追赶我。我并非断绝尘世，而是不能有所作为。大河啊！商于一带水流断绝，天狗星降下飞雪，蚩尤从地下出现，旌旗也随之出现。唉，唉！您既然已经离去而不能挽回，难道唯独不怜悯留下的孙辈，使他们极其悲痛吗？于是砍石钻刻铭辞，在东轩老人墓的西边；愿您的魂魄前来一次，与我约定永不消亡。子阿宝附葬墓志 壬寅年，我刚在满城徐氏家举行冠礼。甲辰年春正月，儿子阿宝出生。他额头宽广，下颌方正，眉目像画出来的一样，气息充足，声音洪亮。家父认为他像先大父，早晚抱着逗弄，十分欣慰。丙午年春天，先母去世，暂时安葬在府城南面侯河以北的原野。术士默默说道：‘您家丧事的阴气还没有消尽。’我正穿着丧服，又因此更加忧伤。夏五月三日，几个孩子聚在一起嬉戏，把冰屑放在阿宝腹部，观看冰屑融化滴落，以此嘲笑他的痴呆。不久，寒气进入腹中，他突然泄泻数升。到了夜里，背部弓曲，身体抽搐，气息断绝。他才三岁。第二天，把他附葬在先母墓的西侧，我哭着把铭文放入墓穴，说：请允许我稍稍离开乡里，为什么您的嫡子才有了儿子就突然死去？我母亲的坟土还没有干，又要在这里挖掘墓穴吗？这只是更加重我的悲痛罢了，难道他不是我的儿子吗？

译子阿长附葬墓志 戊午年冬天，先父去世，暂时安葬在府城西面吴爷湾以北的原野。庚申年春天，我奉命宣抚江淮，从武昌回来，哭着走进墓地。墓的东脚有一个小丘，附在旁边，我不知道那是谁的坟，只含泪离开。到了家门，墓中妇人在室内哭泣，乳母怀里空空的，我才知道刚才那座小丘就是我儿子的墓，于是悲痛得几乎昏厥。随后叹息说：‘上天啊，为什么这样残酷地虐待我们郝氏！’母亲去世后，过了两个月我的儿子阿宝也死了，附葬在墓旁；父亲去世后，也过了两个月阿长又来附葬。难道是母亲疼爱阿宝，把他携带着一起离去吗？父亲疼爱阿长，抱着逗弄他，不忍舍弃他吗？所以他们分别在亲人去世之后也相继死去，死后又附葬在亲人的墓旁。还是因为我的德行不够、不孝，导致我的儿子不能成长昌盛吗？只是我的不德给儿子带来了灾祸，难道可以不为他们夭折而悲伤吗？于是叙述此事并记下来。起初，徐氏没有成为我的正妻，归入我家；后来又娶淇澳张氏，这个孩子就是她所生。他五岁时去世，生于乙卯年春三月五日，死于己未年春三月十二日。他尤其聪慧秀美，说话像成年人一样；因患癖疹，病将要死时，对母亲说：‘我死了倒没什么，只是我的母亲将怎么办呢？’ 有人问起他的父亲，他便闭上眼睛摆手说：‘我已经不能见到他了。’听见的人都为之流泪。铭文说：儿子不能奉养父亲，孙子不能奉侍祖父，各自附葬在墓旁，共同成为含冤的泥土。想要询问却无处可问，唉，这苍天啊！行状 先父行状 郝氏祖籍是泽州陵川县，曾祖名章，祖父名升，父亲名天挺。先父名思温，字和之。天性刚正纯洁，卓然独立，不作谄媚、忧惧、屈从之态，所以与世俗不合。然而别人也不敢用非义之事和蛮横逆行来压制他；他的仪表才干虽达不到中等人才，却凛然使人不敢冒犯。他以光明正直自处，从不主观臆测，也不轻信；内心充实，没有亏欠。起初成年，便同河东元好问跟随先大父学习，六年之间学业初成，通晓深奥精微之学。他所获得的学问有来源，所写作的文章有依据。天道的端绪和义理的脉络，他从头到尾贯通研究；深藏在心中，谨慎自守，不轻易发言。二十岁左右，随先大父下太行山，往来于淇水、卫水之间。当时河朔已经遭受战乱，金朝疆域日益缩小，他慨然有建立功名的志向。不久得了腰腿疾病，志气郁结，便不再参加科举。贞祐初年，他南渡，许多人把他当作老师，确实遵循义理，声名广泛传播。他所到之处，座席还没有坐暖便又离开。先大父在舞阳去世，服丧期满后，他对各位父辈和兄长说：‘先父死在流寓之地，不能归葬，作为儿子却不把父亲带回去，我还有什么脸面？’天下各位父辈兄长因为河朔战乱而不允许，于是他与先母夜里打开灵柩，背着遗骸离去。渡河到长垣时，财物和用度全被盗贼抢走，同行的人也因此散去。只有他和先母两人，拄杖扶持，背负遗骸，徒步登上太行山。途中两个盗贼呵斥拦住他们，说：‘背上的东西交给我，否则就死。’于是他们打开查看，盗贼惊愕奇怪，询问缘故，他们说：‘这是先父的灵柩，将要归葬乡里。’盗贼凄惨地说：‘世道这样纷乱，你们还要办这件事，真是痴子，不值得说什么。’放下几块火饼便离开了。于是把先大父安葬在陵川先祖坟茔中，这是兴定四年。元光元年，他再次渡河；河南沦陷后，带着经向北渡河，居住下来，聚集俊秀之士并教导他们，达十多年。经十六岁时，命令他学习六经，先学习传统的传、注、疏、释，之后再学习唐宋诸儒的论议，一部经通晓之后才换学另一部。壬子年，他在万户张公府中设馆，教授各位公子。丙辰年，经被征召北上，回来后商议回乡拜谒祖坟。夏四月十七日，得了风疾，卧床不起，持续三年。戊午年冬十一月二十六日，病情加重；二十七日夜里，忽然命令经等说：‘天地之道恒久不息，人也只有恒久坚持才有前途。天下的事情，哪一样不是因为不能恒久坚持而毁坏的呢？’ 他整理好衣冠，勉强起身，叹息着说：‘振作志气！’于是闭上眼睛，再也没有说话。二十八日死于寝室，享年六十八岁。门生苟宗道、赵泰、尚文等共同商议说：‘先生不随便求取俸禄官职，困厄时也不屈服。临终还以志气为言，不是很卓异吗？可以谥为静直。’他从未做过有俸禄的官，可以称为处士。十二月一日，与先母的灵柩一起暂时安葬在保城以西、吴爷湾以北的原野。三个儿子：经、彛、庸；一个女儿，嫁给清苑陈咨。男孙二人，女孙二人，都还年幼。先父一生喜爱作歌诗，任意漫游、跌宕自娱，但作品大多散失。现得到遗稿一百二十篇。晚年尤其精通性理学，亲手书写《西铭》交给经，说：‘这是进入德行的关键，是达到道的阶梯。’他教导人以《小学》为根本，认为洒扫、应对、进退正是性与天道的开端；使自身践行大道、建立事业，就是性与天道功用的充实和广大；广大之后能够感化万物，就是性与天道功用的最终完成。人在刚出生时，天性醇厚未被稀释，质朴未被分散，见解尚未显露，物欲尚未混杂，最先进入心中的事物会成为主导，一生都沿着它而不能摆脱。古人甚至重视胎教，何况是儿童时期呢？孩子语言含混，内心闭塞，精神尚未安定，认识昏暗不明，仪容柔弱而不庄重，气息闪烁而未稳定；谨慎安排他们所学习的内容，正是关键所在。因此要教他们坐、行、立、作揖、拜伏、俯仰的礼节，反复诵读记忆，掌握执笔书写的规矩，学习声音、笑貌以及交往疏密、行动快慢的仪态；一切都以敬为原则，不让他们懒惰。稍稍长大后，就给他们解释义理，缀辑章句，简明直接而切合规范，这样用力少而功效多。到了成年前后，就把性理经学作为根本，把科举诗文作为末务，逐渐引导他们达到目标。先父曾经对人说：‘人们看见我拘谨孤独，一定认为我只是在小事上用心，因而轻视我；我不以此为忧。事情有大小，理却没有大小；根本与枝末、先后次序，我不敢越过它们而欺骗自己。他们所看见的认为是小事，我所看见的却认为是大事；这正是我积累德行、留给子孙的办法。’世上的人喜欢好高骛远，以欺骗世人、盗取名声，却还没有学会洒扫应对，便空谈性与天道，扰乱义理，逾越本分，妄想走捷径快速成功，伤害根本，破坏伦理，故意不按常理行事而加以欺骗，败坏德行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我不这样做。

译孟子说：‘大人，就是不失去婴儿的纯真之心。婴儿的心，就是良心。所谓成为大人，不过是保全这颗心罢了。丢弃婴儿的纯真之心，还能成为大人吗？’欧阳修说：‘面貌还没有脱离婴儿状态，高谈阔论却已经谈到性命之理。’大概说的也是这种人吧？先父存心立意就是这样，所以他所到之处总被学者称赞，跟从他学习的人往往最终都成为成人。先父正卧病时，有一天对经说：‘你的祖父曾说：士人不能忍受穷困，便一件事也不能成就；你们不要因为见识浅薄，就贪求眼前功利，存有急于求成、急于卖弄的心。贪慕利益就会败坏义理，急于求成就不能达到目标。你能勤奋，功业自然会到来；你能节俭，利益自然会到来。所以立身行己只在坚忍罢了。能够坚忍，就能忍受各种事情；经历大患难、处在大富贵中，都像长河奔流一样决然不回头，像泰山屹立一样不动摇，然后才可以称为大丈夫。凡是谋乱、作奸、为盗而不能善终一生的人，都是因为不能忍耐。贪尝一点利益、垂涎欲得的气习不除，像负鼎而图覆天下那样的野心常在；一旦放纵欲望、因愤怒而不顾道义，便会丧身失首，连累宗族，虽一时奢侈，却遗臭千载。你们要引以为戒。平日庭训，大致就是这些。’唉！先父身上没有一项爵禄，史书上没有一个字的记载，改葬先祖坟茔时，墓穴中也没有一篇文字，这是多么默默无闻啊。有德行、能立言的君子，如果肯为他称述、铭刻，使他的意愿得以寄托，那么他即使死了也会不朽。孤子经等谨慎地写下这篇行状。先母行状 先母姓许，泽州陵川人，与郝氏同乡，世代结为姻亲，所以成年后嫁给家父。她侍奉先大父，刚举行庙见礼，北方边境就发生战乱，于是跟随家父奉先大父逃到山谷之间，避开平地而走险道，忍受粗劣食物，少食野菜薇蕨，汲取溪涧之水，砍柴烧薪来供养，备尝艰苦却从不畏惧。兴定元年，先大父去世，服丧期满后，家父说：‘奉养生者还不足以担当大事，只有送死才可以担当大事。父亲死了却不能安葬，还算什么儿子？’于是与先母决意违抗家中安排，回去安葬父亲和各位父辈。因为河朔战乱，家中不允许，他们便在夜里打开灵柩，偷带遗骸逃走。当时金国放弃河朔，以黄河为界防守，各个渡口和要塞都禁止通行：从北向南，只有为国事才可以渡河；向北渡河，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不许渡。两人在河边停留很久，资粮即将耗尽，恰好有一位曾向先大父求学、现任机察使的人，让他们和受赐的上党公茶果船一同渡河，于是到了卫州长垣。盗贼单重等成群结队地前来抢掠突袭，人人都躲进窟室，只有先母没有离开，守着遗骸坐在那里，说：‘难道宁可活命，却能丢下我翁的英灵吗？’盗贼带兵来到，她一动不动；盗贼厉声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独自留在这里不走？你所守护的是什么宝物？’她说：‘这是我翁的英灵，将要归葬先祖坟茔。如今幸而渡过了黄河，即使死也不过如此，怎么可以离开呢？’盗贼受到感动，凶狠的气势稍稍受挫，便盘问她的姓氏和居处。她说：‘我是陵川许氏。’从前舅父许彪曾任泽州属官，盗贼中有人曾因在泽州被捕而得到舅父保释宽宥，于是惊悟说：‘你是许某的妹妹吗？’他们一面谈起舅父的恩德，一面赞叹她的节操，留下几两白银便离去了。于是登上太行山。当时正值隆冬，大雪很盛，天地昏暗，官兵和盗贼来往抢掠，同行的人因长垣之战都散去了，只剩下家父和先母两人。家父又突然眼睛红肿发作，走到滴水场，这是太行山最险的地方；他们顶着大雪前行，无法辨认道路，只能把山峰当作目标，攀援岩石缝隙，沿着曲折的悬崖石阶前进。先母背着遗骸，带领家父走路，才走到一半天就黑了，直到黎明才走出山；再过两天到达陵川，才得以完成安葬。元光元年，又渡过黄河；冬十一月，在许州临颍的城皋镇生下经。天兴元年，河南沦陷，带着经向北渡河，居住在保州，后来又生下彛、庸二弟。经十六岁时，想承担起振兴家业的责任。先母对家父说：‘郝氏的儒业已经传了四代，像元遗山这样的名士，是我们家族亲自培养出来的；旧家的渊源应当更加深厚，怎么能从我这里枯竭呢？如今宗族中留在河南的人都死尽了，只有我独自还在，有这三个儿子，难道不是上天的安排吗？假使这个孩子能够有所成就，不使家声坠落，我们即使受冻挨饿也没有遗憾；如果他不能成就，也只能说是命运如此，对于我又有什么责任呢？如果用利益来要求他，做父母的却不教育他，这就是毁弃先世。先世的神灵在上面照看着，在旁边质问，将来要向谁追究呢？’因此家父感动流泪，为此作诗，其中有‘日月倘若随着天地长存，诗书终究能解除子孙的贫困’的句子。于是命令经入学，想让他先学习经学；又给他取名为‘经’。经也因此感奋，夜以继日地学习，有时戴着帽子穿着衣服都不脱下。这样过了几年。有一天鸡刚开始鸣叫，经还伏在几案上背诵，书册杂乱，残灯没有火焰。先母偷偷看见，感慨叹息了很久，叫经来对他说：‘能够这样，我就有希望了。不要开始勤奋、最后懈怠，不要稍有喜悦便自满，更不要半途而废。我见过开始进步迅猛、后来退步很快的人太多了，努力学习而最终成功的人却很少。你自己放弃自己，损害的只是一个人的前途；先世对你的责任，比你自身还重大。’经于是日益激励自己，反复钻研、刮磨学问，纵情研读经传，像磨砺玉石一样探究剖析；钩取幽深难明之处，践行高远的道理，专心投入，仿佛痴迷，又仿佛迷惘，微小的光芒尚且没有照亮。可是上天突然降下灾祸，乙巳年冬十月十日患病，丙午年春三月九日去世，终命于私室，享年四十九岁。灵柩暂时安置在保州南面的原野。先母天性淳厚美善，温婉贤淑而有操守，见识思虑达到极高境界。经所交往的人，只要见过一次，她就说：‘某人应该交往，某人应该断绝。’经有时没有遵从她的教导，便常常被小人牵累。她居住的地方已经离开，邻里仍思念她、称赞她，说个不停。她以诚信待人，不怀疑别人会欺骗自己。侍奉家父恭敬谨慎，从不违逆，常常用义理劝导他。有宾客来到，便尽力准备供给；资用不足，必定借贷来供给。经侍奉她十多年，即使独自在漏雨的屋中，也从未见过她懒惰的样子。她用义理约束几个儿子，曾对经说：‘我忍受贫穷让你求学，并不是为了利益，只是希望你明白道义，承担祖宗的事业而不使它蒙受污损罢了。如今世上的子弟因为一时利益而败坏终身道义的人到处都是，这难道全是子弟的罪过吗？是他们的父母不以义理处置他们，却只用利益要求他们，才使他们这样。用钱财杀害子孙，我不做这种事。你要努力。’先母虽然已经去世，这些话仍然在耳边。唉！苍天不肯怜悯，经还没有达到成就，不能符合母亲的心愿。母亲也没有享过一天安逸，一生艰难困苦，寿命未满便去世了，究竟是谁主宰一切，使她遭遇如此呢？

译一个女儿尚未成年，两个弟弟还很年幼，仿佛失去了父亲。家父头发已经花白，忧苦不堪，这是上天为什么如此残酷虐待我们郝氏呢？唯有母亲的节操和德行，本来就应当显扬在金石上，写在竹帛中，不能使它昏暗埋没。何况对于昊天无边的恩德，难道万分之一也没有报答吗？于是记录经所听到、所见到的事情，希望立言的君子如果肯怜悯认可，为她撰写文章，使遗留下来的美德不致坠失，使黄泉之下的亡灵得到光荣和安慰，洗雪终身的悲痛，报答无边的恩德；这种铭刻在心的情意，即使死了也不会朽坏。谨慎写下这篇行状。乔千户行状 高祖名讳、曾祖名讳、祖父名讳、父亲名讳。顺公名惟忠，字孝先，是涿州定兴东王里人，世代务农，后来成为当地大族。母亲李氏，怀着公七个月时便守了寡。公年幼时聚集嬉戏，便与其他孩子不同。长大后有志向谋略，敏捷勇猛，善于射箭。卫绍王被弑，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天下已有改朝换代的征兆。公慨然停止耕作，长叹说：“时局到了这个地步，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的时候，何必拘拘小节呢？”于是落魄而不经营生计，在燕赵之间以侠客身份游历。贞祐初年，宣宗南渡，黄河以北大乱。公以义军身份跟随当时的万户张公，起兵于定兴，守住西山以东的流埚，树立义旗，招纳叛逃亡命之徒，势力跨越山海，威名声势大振。北兵扼守要道，徘徊不能前进。行台听闻此事，便宜授予公定远大将军、恒州刺史之职。公接受经略苗道润的节制，跟随张公镇抚西山各保寨。张公勇敢而有谋略，胆识果断，善于作战，燕赵豪杰归附他的很多。他常常把方略交给公，使公每次作战都能符合机宜，曾经以少数兵力攻击多数敌人，因此公的威名在张公军中最为显著。国朝出动全部兵力南下，万户张公在狼牙岭迎战，战马跌倒而被擒。当时公驻守东流埚，北兵以张公已到埚下为由，招降劝谕公，公拒绝了。各军已经登上城寨，公仍然镇定自若地拒守，敌军进攻并攻下了城寨。张公因为公是自己的心腹旧部、得力爪牙，又能保全节操、坚守义理，认为他有义，便释放了他。公承受了这次再生之恩，拼死效力，于是跟随军队攻下雄州、易州、安州等州。宋人乘金朝内乱，派彭义斌率兵袭击河朔，到了澶州、魏州，树起军旗向北进军。公率一军冲击其锋芒，各军都赞叹他的勇敢。真定的武仙叛乱，太行山一带各州县的保寨都拒守。万户张公防备各军攻击武仙，命公代理统帅，率骑兵数百、步兵三千人，击鼓向西进军。当时敌兵将要聚集到狼山寨据守，公召集各军官吏说：“他们将要返回自己的巢穴，我若阻截他们，他们必然拼死作战；不要阻截归师，这是军法所戒。不如在山下截击他们，给他们打开归路；他们既然能够回去，便没有斗志，这就像在兽穴中捕获野兽一样。”众人听从了他的意见。恰好敌军已经经过，公击鼓呐喊，奋力进攻，大败敌军。当时另有一部将领陷入敌阵，公横戈冲入敌阵，奋力作战将他救出，于是得以脱险。此后各叛军听到风声便投降归附，军队于是进入镇州。武仙逃走，公防备各军追击他，斩首、俘获了很多敌人。军队于是进攻彰德，转战到齐鲁，驻军于滕州牙山。半夜敌军出其不意袭击营垒并攻入其中，公独自骑马追击作战，奋力挥戈大喊，横冲直撞，迎面反击。各军这才察觉，纷纷呐喊跟进，敌军惊骇溃散，填山塞谷地逃奔。于是公的名声震动河朔。他们围攻益都时，敌军援兵数万人几乎抵达城下，公乘其不备攻击并击败他们，缴获了很多衣物、粮食和武器装备，于是敌军关闭城门，防备城内兵马突围；敌军打开城门冲出，公迎击其锋芒，与他们短兵相接，敌军败走。主帅表彰公的勇敢，以激励各军。在此以前，万户张公在满城设置都元帅府，任命公为元帅都监，后升为副元帅。到这时主帅返回，公仍代理二安州元帅之职。不久，公出镇唐县，代理元帅职务，又跟随张公镇守新卫州。辛卯年冬，渡过黄河，在钧州迎战，随后跟随各军包围汴州。金义宗向北渡河，丞相白撒围攻卫州，公奋力作战将其击退，追击败兵到黄龙岗，又跟随各军包围蔡河南。张公平定战事后入朝觐见，朝廷任命公统领行营军队征讨淮南。甲午年，朝廷评定功劳，张公上殿奏道：“臣凭借国家的威灵，所向无不取胜，这哪里是臣个人的力量？也是因为臣有一两位像熊虎一样的得力部将相助。臣的副将乔惟忠战功很多，请求加以特别恩宠。” 于是朝廷赐给公玺书和金符，仍然让他世袭千户之封。此后连年大规模征伐宋朝，公感念并承受皇恩，更加奋发自励；在攻破枣阳、进攻光州、黄州等州的战事中，功劳尤其多。丙午年夏，公卧病不起，五月二十七日死于府第，享年五十五岁。暂时安葬在顺天府城东面的原野。公须髯俊美，沉着勇敢，善于作战，每逢取得大胜，总是神色安然，没有自鸣得意的样子。攻打黄州时，敌兵夜袭各营栅，公率领精锐士卒作战，主帅举火察看，见到身穿青甲、骑黄马的人战斗最为奋勇。第二天主帅悬赏寻找此人，公始终没有自我表白，他就是这样不夸耀自己。公虽从田野间奋起，却自然具有世家勋臣佩带簪笏的气度。侍奉母亲很孝顺，每次酣战归来，必定先整理好冠帽衣服，然后拜见母亲问安。到服丧期间，悲伤过度而身体消瘦，终于因而染病不起。治家有法，以义理约束诸子；生活俭朴，身为千户侯，衣服饮食也不过分讲究。夫人毛氏，五个儿子，三个孙子，一个孙女。庚戌年，将要改葬到祖先坟茔，撰写墓碑和墓道中的铭文，所以把公一生始末中显明可考的事迹依次记在这里。愿博学大儒和鸿篇巨笔之士鉴察于此。这是孤子珪等人的行状。《陵川集》卷三十六。钦定《四库全书》。《陵川集》卷三十七。元代郝经撰写。出使宋朝的文书。

译在宿州致宋国三省枢密院书。大蒙古国信使、翰林侍读学士郝经等谨向宋国三省枢密使、相国公阁下拜了两拜，奉上书信。郝经等恭敬地奉圣旨，携带国书前往宋国，告知我朝皇帝登上帝位，并传达停止战争、使百姓休养生息的意旨。临行之前，便返回江边，传令沿边各万户，让他们各自守住原来的屯所，撤去巡逻骑兵，不得挑衅滋事。又命山东淮南行省李公派刘仙等二人进入楚州通报，却没有得到回音。还命涟州总帅移送公文查问，对方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五月十五日，郝经等一行抵达边境，于是再次发出关文，从涟州进入楚州，重申先前的事项，并请求告知入境日期，至今仍没有答复。由于文书往来接连含糊，以致耽误错失，不能使宋主明白我朝皇帝的盛意，只好改变道路向东南行进，驻扎在蕲阳。如今副使刘人杰、参议高翿亲自前往商议，谨向阁下吐露心腹之言。私下听说，明月般的珍珠、夜光般的璧玉，若在黑暗中投给别人，对方一定会按剑戒备，不会无缘无故走上前来；疾雷震破山岳、烈风震撼大海却不害怕，是因为安于旧有常态。因此，对无缘无故来到面前的事，要能够应对而不失误；对于安于常态的人，要能知道事态正在变化。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做到这些。天下的事情，不过在于察觉征兆罢了。那么，究竟应当怎样把握并处理这些征兆呢？变故正盛，征兆已经逼近鼎沸之势；若能把握它而不失误，那么无缘无故来到面前的事便不会令人疑惧，安于常态的人也会知道害怕，处理就能恰当。天下太平而百姓受到它的恩泽，却不能把握时机而失掉它，那么原本无缘无故来到面前的事就会使人疑虑，安于常态的人也不知道变化，直到变故纷乱、无法挽救，而天下遭受它的毒害。天下的形势，治与乱彼此相随，祸患和嫌隙相互牵连，其征兆无穷，变故也无穷。因此把握并处理它，应当慎重而周密地审察。天下的大乱，一定产生于极大的安治；天下最危险的局势，一定产生于极安定的状态；天下最大的忧患，一定产生于毫无忧患；战争的失败产生于胜利，事情的失误产生于成功。只是因为忽视而不审察，固执己见而自我蒙蔽，不知道祸福相因的征兆，安于常态而不知道变化，所以到了这种地步便无法恢复。即使有一天后悔，也没有办法追补了。国家拥有天下五十多年，用兵于江淮一带将近三十年。如今兵势的振盛，没有比现在更强的了。攻取东海，平定巴蜀，包围大理，攻克武昌，贯穿涟水，直达二广和湖湘，纵兵长驱，几乎抵达吴地，已经形成统一天下的势头。鸿毛在风中，本来仿佛轻得不值得举起，但一旦收兵退去，却又先派遣信使，这就像没有缘故地来到面前一样。军队飘忽震荡、腾跃纵横，忽而离去、忽而返回，是往年一贯的常态，宋国也把它当作常态。其中已经有不同于常态的地方，却不知道这正是安于旧常。无缘无故来到面前，便不肯相信；安于常态的人，又把它当作常态。这是忽视征兆而不加利用，错误谋划而不审察。阁下必定没有想到这一点。无缘无故来到面前，果真是没有缘故吗？进退的常态，果真像平常一样吗？征兆一旦到来，关系极其重大，不能因循苟且，固执于一端而拘泥于虚文。如果认为我国的情势不可测，排斥我们而不以信义相待，这就是错失征兆，暴虐之国的祸患又会兴起。当国者应当慎重而周密地审察。今天收敛江上的军队，先派遣议和使者，难道军队不如从前吗？将帅不如从前吗？兵器、战车、骑兵不如从前吗？五十年的积蓄不能在一天之内使用吗？土地比过去增加，赋税力量是从前的两倍。连接西海的军队有五十万，控制东部边境的有三十万，从大理直到涟海，披甲之士达百万，兵力雄厚，没有谁能与之相比。无缘无故收兵，又无缘无故先派信使，这没有别的原因，正是主上如上天一般的仁慈和旷世的大义。往年主上居于潜邸时，先皇帝把东路军交给他，让他向东进军。等军队出发时，原先俘获的张都统一类人，以及各地拘押的间谍侦探等，都全部释放遣返。渡过淮河向南，各山寨堡砦所俘获的百姓，也都加以安抚，使他们安居，并且没有杀害他们。又命使者宣抚杨惟中先行，宣布恩德和信义。等渡过长江，经过浒黄洲、青山矶、市初等地，从未杀过一人。到了武昌，先派王一清前去开导劝谕，但宋方守臣把他抓住杀了，又射杀一名心腹大臣，于是我军才下令准备攻城器具，打算短兵相接、攻破城池，杀人将填满城中。这实在不是主上的本心，所以即使形成长期包围并进攻，也没有急于攻下。如果宋国当时不杀信使，稍微以礼相待，就可以退兵并结成盟约。郝经等侍奉在主上身边，主上仁慈隐恻、爱惜生命而厌恶杀戮，我们确实完全知道。大臣和元老请求长驱直入临安，主上认为江南安治了三百多年，百姓众多，房屋密集，如果我们径直前往，势必将践踏他们。百姓有什么罪过，竟要让我们这样做？他们难道不是我们的百姓吗？于是没有前往。听到先皇帝升天，便安置军队离去，乘驿站车马北归。恩德已经深厚，天命也归属于主上。四十多位亲王以及藩方侯伯在开平会集，共同推戴主上。主上登上帝位后，对诸王和近臣说：“朕想要停止战争、安定百姓已经很久了，只是一直不能做到；如今这件事就在朕自己了。”于是命河南经略使史公前往江边，下诏让各军分别返回原来的屯所；命山东淮南行省李公在楚州传达国书，又命郝经等充任国信使、副使，带着国书前往宋国。国书措辞完全依照如今两国名分尚未确定、彼此平等交往的惯例。南北分裂，友好聘使往来不通已经五十多年。上天诱发双方内心的真诚，幸而促成这件事，然而宋国竟不答复，不知究竟是什么打算。宋方一定把我们当成王楫那样的人。王楫夹在两国之间，只图保全自身；对北方说是投降，对南方说是议和，最后两国交战，自己也因此丧命。如今则不是这样。我们认为，三十年来崇尚战争、毒害百姓，礼义不通，所以先派使者前往，是想尊崇礼义、消弭战争。宋方一定又把我们当成术速门、谭浩那样的人。术速门、谭浩逢迎求幸，用不正直的言辞强求难以实行的事情，贪图扩张边疆，挑起事端、积累怨恨；因为自己的要求未被接受，便制造事变，辱没国家，伤害来使，激怒天子，使其拂袖而起，连续用兵多年，尸骸堆积，百姓任人宰割，长久助长恶行、增大祸患。

译如今则不是这样。我们认为，对待人应当用礼而不用武力，使人服从应当靠道义而不靠威势；尊重别人以后自己才能获得尊重，使别人安定以后自己才能安定；以恭敬谦让先导，而不是以争斗引路。这样迎来和气，上天必会悔改降祸，达到至治是可以期待的。这些都希望在过去有所作为，如今正是有所作为，并不是无缘无故来到面前的。况且通好带来的利益不在北方而在南方，并非只有今天如此，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从前孙氏占据江东，仅仅能够立国，向魏称臣，却又敢于称王；殷浩、桓温连年北伐，最终失败。宋高祖、宋文帝多次大举北伐，也从未实现志愿，足以使自己疲敝。王羲之说，江左能够立国，是依靠万里长江划界守御，抵御北方风寒的地方不过四五处，大体上只能羁縻江北而已，这确实是至理。江淮一带建立国家，凭它自守尚且勉强足够，凭它进攻征伐却不合适，所以最终吴被晋平定，陈被隋平定，江陵被唐平定。过去的事情也就这样了。自宋朝立国以来，西北两边常常成为祖宗的祸患；寇准与契丹订立盟约，安治了一百多年；宣和、靖康年间破坏盟约，最终因此亡国。高宗渡江后，善于处理变局，让秦桧通过盟约使神圣之子母相合，使徽、钦二帝的客死棺柩得以归还，安治了二十多年。孝宗遵守盟约，安治了五十多年，这是明显的成效和确凿的验证，也是阁下熟读并每天反省的事情。什么有利，什么有害，什么是得到，什么是失去，过去的事实都可以作为鉴戒；无缘无故来到面前的事，难道可以不察看吗？如今主上的圣明气度宽宏，胸襟开阔明朗，喜好儒术，喜爱衣冠，崇尚礼让。他登上帝位之初认为，创立法度制度，若没有老成英贤之士便不可行，于是从东平起用宋子贞，从益都起用王文统，从彰德起用刘肃，从覃怀起用许衡；其余才德出众、卓异通达的人，也接连受到征召，让他们讨论并确定统治纲体，张布法纪纲维。这样追求善治，就一定应当停止战争，像金源大定初年那样，才是正确的。因此特意任用郝经等，并不因我们是蒙古、回鹘人而另加区别。将要发布命令时，主上在齐宫召集诸王大臣，选择吉日告祭上天，以表明诚心；命郝经等乘驿站快马迅速前往。军队回还，使者入境，国家显示诚信，使者旗帜迅速出发，人人都翘首盼望，认为主上是开创两国太平的至治之君。土地广大，兵力强盛，战争频繁、攻取有成，却能立即收敛威势和积蓄的锐气，克制自己而伸张道义，以礼先行，这是旷世难逢的时机，不能错失。为什么又一次派遣使者通信，却遥远地不予答复？况且贵国近年来，两淮残破，四川陷落，二广防线渗漏，江面防守破绽百出；如开达、龙门、施黔、邕州、桂州等处的山岩险塞，沿江上下的羊罗、采石，水师出没之处，通泰以下的新河、料角，以及海道的路径，我方将帅士卒没有不完全知道的。过去认为可怕的地方，如今不再认为可怕；过去认为困难的地方，如今不再认为困难。上游已经可以进军而下，江面已经可以渡过，腹地已经可以突破。等到秋高马肥，再次发兵，战争一旦发动，就未必能很快解除。三百年的文物制度、数十代的积累，实在令人忧虑。如果消除疑忌阻隔，以承受上天的休祥，停止战争、使百姓休养，重新划定疆界、治理土地，使天下气脉相通，使南北达到太和；救济滋润创伤，修补倾颓败坏，使神灵和长久生命得到舒展，缔结欢好喜悦，那么明月、夜光这样的珍宝，确实会成为贵国的宝物；安然处在高大屋宇之中，山岳震动、大海风雷也不发生；把握祸福相因的征兆，把安泰置于泰山四维之上，这样三代的盛治可以延续，历年可以超过汉代而不止于唐代，阁下也将与古代正臣相比肩，共享安宁的福泽。如果相信欺诈诬妄，把自身和国家置于不顾，把失败当胜利，把危险当安全，把有事当无事，把诚实当欺诈，把变化当常态，认为先来的使者可疑，认为各军回还是不武，那么北方就可以轻易玩弄，南方也真的可以强盛，日后必定有人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这次出使，不是为了我国，而是为了贵国；不是为了我国百姓，而是为了贵国百姓。不应疑虑犹豫、迁延不决，也不应被众多议论牵制。利害已经明白，只需一句话便可决定。尤其不要把退兵看作不勇武，也不要以为退兵就是无意于取胜。贵国将帅大多粉饰虚名，以求爵位赏赐。当初以报仇为名进攻蔡州，金源氏消灭我军后北还；后来又以收复两京、洒扫山陵为名，侵犯河南，最终破坏盟约，使江淮百姓陷于涂炭。直到今天，仍崇尚虚名而承受实际祸患，利益归于将帅，灾祸却殃及百姓。赐给将帅的茅土相连，授予的节钺接连不断，可遗民在哪里呢？实在可悲。如今我军退去，贵国又一定会自以为有功，认为我方无意攻取、也没有能力攻取。从前国家在浍河击败金军，随即收兵离去，金人以为我们无意攻取，认为中兴有望，安然不加忧虑。后来消灭西夏、平定西域，立即调转军旗向东，一举攻取了它。如今我军回还，使者进入贵国，难道果真是无意于攻取吗？祸福相因的征兆，不可不察。彰明诚信，昭示大义，把握时机、消除祸患，安定百姓、巩固社稷，成就不世出的盛事，使宏伟功业流传无穷，挽回天下元气，使春意发动山河；让离析分崩、幽困憔悴的景象全部改变面貌，难道不可以这样做吗？郝经等才疏无能，竟敢放言高论，在雷门前擂鼓。只是疆界隔绝、见识浅陋，不能一一详述，所以竭尽狂妄鄙陋的言辞，冒昧用这一封信陈说。只愿阁下明察。暑气正盛，万望长久保重尊体，承受厚福。不再详述。

译在宿州再次致宋国三省枢密院书。大蒙古国信使、翰林侍读学士郝经等拜了两拜，奉书给宋国三省枢密使、相国公阁下：郝经等恭敬地奉圣旨，携带国书进入宋国，告知我朝皇帝登位，并传达停止战争、使百姓休养生息的意旨。从四月底到边境涟州、楚州之间，往来多次递送文书，直到宿州；又写了详细的书信，却始终寂然没有回音。礼部郎中刘人杰亲自前往商议，也没有得到答复。使者居住在河边，露宿在简陋的茅舍中，这实在不是接待使者应有的态度。我们以礼义奉命出行，而贵国却排斥轻蔑、视为鄙野之人，始终不以礼义答复。古时候两国交战，使者仍处在其中；如今退兵并送来议和之使，毁弃仇怨、崇尚友好，不知阁下究竟因为什么，却要这样对待我们？从前楚、晋这些列国想停止战争、安定诸侯，还互相释放长期拘押的囚徒，钟仪回到楚国，荀防回到晋国，各自派使者请求缔结和约。何况如今是堂堂两大朝廷，长期鏖战，已经很久没有止期。今天的事情幸而得以促成，与晋楚之事相比，不是更重大吗？然而贵国竟不答复，如同石头投入水中、箭射到地上一样毫无回响；疑虑积蓄在心中，一定另有原因。依我推测，恐怕并没有什么隐情，不过是迁怒、加深怨恨，想采取孤立而小规模的报复罢了。动摇边疆、撑裂藩篱、毒害百姓、彼此吞并，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呢？使者的旗帜来到边境，贵国却拒绝接纳，徒然设置阻塞，使人得以窥探贵国的深浅，也向世人显示贵国气量不大。我们并不是急切求见，也不是贪图仕进、冒昧求进，只是作为传话的人：两国暴尸于战场将近三十年，遗民残姓几乎要被消灭殆尽。上天悔改降祸，主上登位，首先任用我们，把和议之事交给我们，以救济创伤、安定百姓。于是我们振衣束发，慨然启程。副使何道宁本是临安人，归入我朝后，穿着道士服。主上居于潜邸时，他就请求议和，主上答应说：“等有一天一定实行。”主上登位后，便命他与我一同出使。我们如果知道此事不可行，也不是会妄自出行的人。近来朝廷听说我们还没有进入贵国境内，便下诏让我们北还，并且说秋高马肥时，应整顿六军，再次南伐。我立即上奏，认为刘君等既然已经进入贵国，就绝不能这样做，然后才回转军旗。朝廷当初派出两名使者，一名出使高丽，一名出使宋国。出使高丽的人尚未进入其境，贵国使者便接连乘车而来，前后相望：一人祝贺登位，一人请求收复故疆。主上嘉许他们，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且在北京、辽东搜寻高丽户口，送还高丽本国。于是高丽派遣王子入朝侍奉。我们离开京城，已经将近三个月，还没有看到事情得到安排，却已经受到责问。我们的一片心意认为，这是错失了这次机会，边境战端又要发动。战争相连、祸患纠结，什么时候才会停止？我们宁可承担拖延的罪责，也要坚定地等待，希望事情能够成功。这样可以使主上的意旨彰明，救活两国百姓；即使被斥责、驱逐、杀辱，死也没有遗憾。我们早已听闻高明的议论，这件事的利害像正午的太阳一样明白，不必遮掩。被众多议论牵制，奉着天子的恩命，却久久停留在河边，徘徊不进，难道只是我们的耻辱吗？这也是阁下所厌恶的事情。不得不再三絮叨，重新详述这些情况，以致再次冒犯。秋暑还没有消退，万望惠加抚恤。愿阁下尊体承受厚福。不再详述。

译致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郝经叩头拜启：近来承受朝廷命令，惭愧地充任使者，蒙受仁慈诏命，奉带信函，乘驿站车马来到边境。边境官吏没有及时传达，于是停留在五河。朱、秦二位君长来到这里，说阁下开设幕府，国书才得以送达，并且称扬高明的议论。于是我求见的心情更加迫切，以为铿锵的金石之声、灿烂的玉石光辉相互映照、荡然流布的日子将要到来。如今却舍舟骑马，踏陆路离开水路，径直迁往仪真。上天吝惜这次幸运，使我不能相见。虽然如此，道义相同、气志相合，即使楚越也可以视为肝胆；背道而驰、志趣不同，即使面对面也如相隔九嶷山。我心中所积蓄的见解，本来想在阁下面前陈说，岂敢自我吝惜？我曾认为，读书人的学习期望在于有用，不应拘拘于浮末小节。上天赋予人的本性本来广大，只要不自我缩小，所受禀赋全都有用。若是自我抛弃，那是自己的过错。道理要通过施用才能显现，天地万物都是这样；如果没有用处，天地万物便会停息。人之所以裁成辅相天地，使天地万物各自充分发挥作用，而不让它们停息，正是这个道理。生命不断滋生而无穷，变化连续而不停止；即使责任重大、道路遥远也不倒毙，特立独行而不动摇，卓然自立而有所成就，不与草木一同腐朽、随尘埃飞散。这就是学习有用的学问，等待有用的时机，实行有用的事业。有时遇到时机，有时遇不到；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命运和时势都无法预期。因此有一时之用，有一世之用，也有万世之用。不虚度生命，不胡乱作为，就可以建立一时的事业、建立一世的事业、建立万世的事业。事业虽然不同，但以有用为目标则是一致的。学习了有用的学问却终身没有遇到时机，那也只能说是命运如此。学习没有用处的东西，即使遇到时机也不能自行发挥作用，机会过去而功业毁掉，背离正道、只见一隅，眼看天下百姓死亡却不加顾念，使天地万物毁坏而都不能发挥作用，这样还可以称为士吗？我起初知道做学问就应以此磨炼激励自己，发愤求知而奋然崛起。曾经自己诵读道：不学习无用之学，学习时不读非圣人之书，不致力于边幅末节之事，不做只讲章句的儒生。我认为，不坚守原则就无法伸张道义，不积累学问就无法施用。于是束发苦学，收摄心志而更加严密，探求太极的深奥，凿开混沌的窍门，闭关塞户，断绝柔弱之道；在昏暗中求取光明，以夜续昼，寻求本体以实现作用。想要夺取造化之功，已经多年，却没有遇到时机。既然时势不允许施用，便铲除欲望、树立志向，削去世俗的牵累，九鼎般坚定而不可移动，像牵引万牛一样也不能使我回头。用天下最安静的心，观察天下最剧烈的运动；一定要等到事情确实可以实行、可以发挥作用，然后才起身行动。如今主上尚在潜邸时，开设府邸等待天下士人，征召士人的车辆络绎不绝，使丘园隐士增添光彩，向他们询问治国之道，期望达到商汤、周武的境界。乙卯年，下令征召我，于是我慨然启程。我认为兵乱已经四十多年，谁还能任用士人呢？如今若能任用士人并实行中原之道，就是中原的主人。士人若在这个时候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的百姓将成为刀斧下的肉泥，荒野将变成粪土，恐怕一个也不会留下。所以主上登位后，首先采取这一举措，立即命我出使，想要扫除多年积累的凶恶祸乱，顿挫百万军队的锋锐，保存亿万百姓的性命，汇合日、月、星三光和五岳之气，统一四分五裂的人心，推行九州四海的仁政，创造万世一时的机会，发挥天地万物无穷的作用，建立天下后世无疆的事业，以端正人的准则，迎接上天的福佑。因此主上以此命令我而毫不怀疑，我也接受命令而不推辞。四月正值夏季，我冒着暑热向南行进。到达边境后，事情却昏乱不明。朱、秦二位君长随后到来，听说阁下开设幕府、贾公担任宰相，便指天庆贺，认为有用之学如今真正有了施用的机会。于是我敞开心胸，触犯忌讳，写成一封书信，陈说当世大事，送达贾公。因为没有得到答复，又接着写信，直到再次向阁下发出公文。我并非敢妄自以为是、狂妄鄙陋，认为二位公的德行美好，能够革新政治，把握时机顺应时势，他们的施政作为一定会与从前大不相同。主上在北方登位，二位公在南方任职，而我有这次出使，一世的事业与万世的事业都可能由此建立，百姓从此可以获得新生。于是我忘记自己的浅陋，不自量力，写下芜杂的言辞，勇于直陈而不能自我约束；因为欣喜而写，也多半因激愤而写得恳切，把仓廪中的一切都倒出来，没有任何隐藏遮盖，看似宏大而夸张，其实恳切真挚、明白显著，已经说到了极尽。凡是办理天下大事，必须树立天下的大节，并以诚心贯穿始终，哪里是那些拘泥于小聪明、小计谋，遮掩隐匿、昏暗不明而侥幸窃取成功的人能够做到的呢？所以我不敢不竭尽陈说。两封书信写好以后，又多次在关文中申说；关文已经十分恳切，又在书信格式中郑重发誓，超越使者的常例，承担僭越轻率的罪责，反复详尽地陈述，希望阁下能够有所醒悟。对于我来说，能够做的已经全做了，成败就取决于阁下和贾公。阁下专一面对朝廷、辅正国政，贾公执掌权柄主持国事，二人彼此契合，中外共同维持平衡。上天开启这个时机，是要让二位公决定天下的治乱安危，难道正是现在吗？能否保合太和，使众生都能遂其生，恩泽永不枯竭，弘扬永不磨灭的鸿福，使君主达到尧舜之治，使百姓进入仁寿之境；使干戈不再使用，北方南方都没有忧患，使遗民残姓重新看见庆历、大定年间的治理，使天地万物各尽其用，都取决于二位公的作为。如果挑起怨恨、兴起祸患，使百姓成为刀兵之下的余民，最终残破殆尽而一个也不剩，也同样取决于二位公的作为。我的事业已经说到这里。假如最终能够发挥作用，报答主上的知遇之恩，不辜负当初的志愿和所学，也全在二位公的决定。即使颠沛流离，学习了有用之学却最终没有施用，也只能说是命运如此。虽然如此，贾公的学问贯通天人，是一代的元气；位居将相，百姓的休戚都系于他身上，他所承担的责任自然十分重大，又何必等待我浅薄的言语呢！唉，士人所忧虑的，是没有时机和不能遇合，所以有人终身不能建立一件事业。即使没有时机、没有遇合，也仍不忍自我抛弃，还会著书传世，寄托于空言来显现自己。至于孟轲排斥邪僻行为、放逐淫邪言辞，以承继三位圣人，评论者尚且认为他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何况遇到时机而实行道义，拨正乱世、使天下归于正道，安置天下于治安之中呢！天道循环，凡有所往必有复返。金朝灭亡以来，兵乱已经到了极点，到了极点便必然走向治理，这是事理和形势决定的。所以《剥卦》上九说硕果不食。齐桓公没有奉周王为王，却在十年中记载周王；《诗经》的变风结束后，又接续了《豳风》。圣人建立经常之道、陈述纲纪，是要说明治安到了极点必然转乱，混乱到了极点必然转治。如今北朝则主上登位，急于实行治理；

译南朝则二位公登上相位，都参与革新政治。事情的征兆已经同时到来，和气接连而至，那么我的学问果然就有了用处。自从到达五河、迁往沙洲以来，连续经历了五个月，书信、公文一封接一封，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如今才开始向南行进，十分担心被贵国鄙视排斥，不能自行进入门墙；于是又絮叨陈说。回望江淮，风涛仿佛充满了我的笔端和胸中，余波也在催促我继续说下去。不知江水澄净、天空清明，彻底撤去藩篱，双方不再猜疑阻隔，究竟要到哪一天？贾公声望尊重，地位已很高，我不敢再冒犯陈说区区心意，只能仰望阁下。还不知道何时能够与您良好会面。冬季刚刚开始，万望顺应时令加以保养，承受厚福。不再详述。李制置回信说：庭芝叩头拜启，奉使翰林侍读学士：近来劳烦您率领车马来到淮河边，知道您的使命正在于消弭战争。我想着我国以仁义立国，倘若双方信义交相契合，南北停止警戒，这是圣主乐于实行的事。一再承蒙您来信，已经完全知道您传达的意旨，只是信使以美好意愿而来。松寿却怀有奸谋以逞强，修筑南城，袭击北镇，幸亏我国预先防备，得以战胜他们。若以此为议和条件，几乎像是诱骗我方。如今我已命令辖区外整顿行人相关事宜，不敢将此事转闻朝廷。且命潘镇参将详细说明这个意思，必须等松寿不妨碍和议成功之后，阁下才可以奉命入朝。冬日寒冷，更希望您珍重节制自己。不再详述。十一月某日，庭芝叩头拜启，奉使翰林侍读学士。再次致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郝经叩头拜启：自从到达贵国境内，既蒙您改变馆舍，又命幕府中的名德之士写信并设宴款待，敬佩您的深厚情意。如今承蒙朝廷命令，宣赐银绢并加以恩礼；虽然这是朝廷推行仁德，实际上也是阁下谦抑推让而促成的，我更加感激铭刻于心。然而自从辞别朝廷向南行进，星辰运行、岁月更替，我束手困居馆舍，白白消耗饮食供给。近来经过天基节，才准备书札拜辞，却又接到这样的命令。于是战战兢兢，以为马上就应当束载返回；但寂然无事，反而更加局促不安。事情并不难处理，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缘故，竟然拖延遥远到这种程度。前信因淮安之战表示惊讶，如今看到省中文书仍然斥责而不置一词。淮安之战与郝经等有什么关系？这正是鲁国薄酒却导致邯郸被围的情形。边将所做的事，与使者所遵的礼节，原本互不相干，何况我们是主上的使者，并不是李公的使者。以拖延作为用兵之计，恐怕不应当如此。只是担心岁月长久拖延，使聘使不能出发，中间积蓄的情绪会另生事端。李公一向号称骁勇雄健，又突然取得胜利；一旦受到挫辱，不能稍稍取胜，便会乘驿车上奏，并拘押信使。若南城被平定而激怒朝廷，移檄各镇，便会兴起愤怒之师。东边事务正在发生，守备人员在野外，军队飘忽进入，再次扬起尘土，那么贵朝必定会起兵响应。一旦兵端交起，祸乱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使者哪一天才能回去？况且青齐塔察国王分封的土地，李公又是国王的妹婿。伯姬虽已去世，叔姬又来了。如今国王有制定策略的功劳，士卒战马精锐强盛，必然会相互率领而发怒。因此应当尽早命令我们北还。郝经虽然不勇武，却也能用道理劝解，压制他们的锋芒。他们修筑南城、袭击北城、在淮安交战，我也可以据实上奏，说明双方军队的是非曲直。只是考虑如今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也没有比这更紧急的；应当加紧处理却反而拖延，这是为什么？还是又想，堂堂大宋却同一个小小镇将校量短比长，屡屡拿这些事作为托辞，岂不是让人窥见贵国的深浅而加以揣测议论吗？唉！中原遗民是刀兵余生，应当收拢他们受惊的魂魄，延续他们残余的生命，经营修治、聚集资助，缔结和约、谋求安定，在寒冷的原野上恢复生机，在冰雪覆盖的国土上融化坚冰，发动阳春，重新建立元气。主上毅然实行此事，虽说是天意，也同样是人力。治乱的关键，就在这里。后来英俊之士、一代豪杰，都收敛羽翼等待风云，窥伺机会而投身其间，无不伸长脖子、擦亮眼睛，共同观察这一举措。使军队的锋芒停顿，令豪杰之心服从，堵塞觊觎之意，使强悍精锐的军队衰老，即使不能攻下都城，也能销毁兵甲，使其畏缩，自行退去而无处施展。使天下达到治安，时机就在现在。议论者一定会说，北方发生了变故，姑且留下信使，我们将取得卞庄刺虎那样的利益。有人还会认为故境可以收复，中原可以谋取，听从玄谟所陈述的意见，难道没有封狼居胥的志向吗？若因此拖延，恐怕一定会误国。南北之间的事情，从汉、晋以来直到今天，成败都可以考察。亲近仁德、友善邻国就能得到治理，结下怨仇、接连祸患就会混乱，不会超出这两种情况。若不是大乱亡国，双方一时彼此胜负，也不过是白白使百姓死亡。王羲之的书信、蔡谟的议论，都是可以救治时弊的良药。何况自古改朝换代之际，未免有小小的梗阻，骨肉之间难道都能安和吗？周代的管叔、蔡叔，汉代的吴王、楚王，唐代的巢、隠，都是如此。即使有的被称为叛乱，最终也都残败灭亡，难道可以把它当作有利之事，从而毁掉友好、崇尚仇敌吗？如今主上顺应时运、开创盛世，凭借天赋英明，喜爱衣冠，崇尚礼乐，乐于任用贤人、礼贤下士，深得中原人心。他长期受到诸王推戴，考察气数和德行气度，应当属于汉高帝、唐太宗、魏孝文帝一类的人物。因此应当先在这里恢复旧好，以成就欢乐的盟约。对内交往若处在彼此有牵连、有旧故的时刻，就容易求得成功；若处在安定强盛、毫无事端的时候，反而困难。这就是我披露心腹、不避僭越轻慢，替诸位筹划的原因。事情到了今天，如何处置、如何行动，都在君相和阁下。对于君相，我不敢冒犯，以免再次获罪，所以又振作衰颓的气力，摇动干枯的舌头，勉强发出一声呼喊，再向阁下陈说。希望能与这个新年共同成就阳和之气，使万物生长发育，人人都达到仁慈长寿的境地。

译上书宋主，请求裁处此事。大蒙古国信使、翰林侍读学士郝经等冒死再拜，向大宋皇帝宫阙之下献书。前年三月，主上登位，命郝经等奉书告知登宝位之事，输送和议、继续友好，停止战争、使百姓休养。郝经等如同草芥，本来不足以宣扬传达圣明诏命，但也不敢贪图路途便利、糊里糊涂地来一次便长期滞留。听说陛下仁慈圣明，而主上也实行仁政，便私下不自量力，希望两朝的仁德能够借此传达天下，于是果断出发而不顾忌。六月初抵达边境，先在五河、濠梁、仪真，到如今总共九个月。两朝如此重大，两国关系如此重要，百姓之事又如此繁多，我岂敢自以为滞留太久而私下害怕烦劳，产生急于求成之心呢？当初尚未进入贵国境内时，看到陛下批答王楫等人的事情，其中说：“诚信可以施及豚鱼，忠信可以通行于蛮貊。”他们怀着善意而来，朕秉持至诚。至于能否成功，那是上天的事。由此看来，陛下仁圣如此，而主上又先派信使以诚挚言辞申明心意，我这个臣下也可以考察确认其中没有疑问。如今岁月绵延，白白耗费饮食供给，积累并发放了许多赏赐，却始终没有成全此事的诏命，实在令人不安。只是考虑郝经等地位卑微、远离朝廷，又加上羁旅在外，理应受到阻滞；但若最终不能自行陈说浅见，就会像鬷蔑面对赵简子，终究与灭明没有区别。我私下认为，称王天下的君主，必须以天下为尺度，恢宏正大，不限于内外亲疏，却不能有偏颇驳杂的意思。建立纲常、垂示统绪，既不偏颇也不屈挠，心系百姓，而不以夷夏为怀，不能存有彼此之私。因此才能全有四海，使世代长久安定太平，包容兼并、普遍覆盖，如同上天广大无边，使天下后世都推尊其圣明而归于其仁德。所以孔子赞美尧说‘伟大啊，百姓无法用言语称述’，赞美禹说‘我对他没有什么可非议的’，说的就是君临天下的尺度达到如此地步。他的道义和德行，就是如此。已故朝廷的高宗皇帝曾说：‘国家的兵力比不上汉代，土地比不上隋代，百姓比不上唐代；能够维系人心的，是风俗。风俗是什么？是仁。仁是什么？爱护并使人获利而不杀戮，公正普遍而不偏私，被侵犯也不计较，谦让而不争夺，不凭土地而凭道义，不凭武力而凭德行，不凭人多而凭礼义；上下受到熏陶，始终如一地守持它，这就是三百多年国运的命脉。’太祖皇帝最初接受众人拥戴，进入京师，兵不血刃，呜咽流泪，感动人心而顺应天命，这是仁德的根源。亲自平定三次叛乱，放置燕云之地而不取，授予李彝兴节钺，这是仁德的尺度。他开创基业、垂示统绪，胸襟宽广、谋略宏远，建立宏大的规模，使圣明的子孙世世效法、永远守持。至于太宗皇帝，铲除各个僭越称号的割据者，平定并拥有河东，威势声灵大为震动，于是更加致力于德教，以求休养生息。真宗皇帝在澶渊之战中，接受安抚而不追击，反而困守并遵守盟约，只求与对方成就和议、安定治理。仁宗皇帝发扬光大诚信道义，两次重新订立盟约，从此天下安定，礼义兴盛，人民和万物繁衍，教化盛行，终于形成良好风俗。高宗皇帝之所以推究根本而论述这些道理，又身体力行，知道鞭子再长也打不到马腹，能够隐藏瑕疵、包容疾病，重建华夏，安奉列位圣主，保全宽宥百姓，积累德行和功劳，向上天祈求长久国运，经历许多年，成为中兴之主。圣明的君主代代相承，没有放纵德行的，因此能够眼看辽、金、夏相继灭亡直到今天，而纲纪端正，君臣和睦，风俗淳厚，文物制度昌盛，仁爱之治蔚然成风，远远超过汉唐，渐渐可以与三代相提并论。恭敬地想，陛下长期统治天下，仁德声誉传遍四方，以积累的德行教化人民，以宽恕仁爱存心，所以能够遇到警报而不惊惧，遇到祸乱端倪而不消沉。如今正值上天和人心厌弃乱世、乱局将由盛转衰、接续元气、迎来调和止乱的时刻，陛下恢宏正大，撤去藩篱，亲近仁者、善待邻国，毁弃仇怨而崇尚友好，张扬皇帝一人至大光明、公正宽恕、以天下为尺度的胸怀，正当此时。已故朝廷与本朝，起初并没有什么大的仇怨。三十年间，虽然事情纷繁累积，承接着双方的友好关系，而本朝又多有变故，最终仍没有成就和议。大概上天正要开启乱局，使双方接连交战、苦战鏖兵，彗星冲犯鼎器，实在是要借此改变双方曲直责任的局面，也有人主动承担了责任。本朝立国五十多年，上天将要收敛锋芒、使天下安定，所以令圣德集中于主上，使他禀赋仁慈明睿，乐于听闻善道，喜爱礼服冠冕，亲自实践礼让，乐于招贤礼士；他还在潜邸时就已经符合众望。于是先帝征召他，他退守藩国，聘请儒生，讲论经史，探究阐明理学和治道。他曾认为，创立法度、建立制度，是达到太平、停止战争、使百姓安宁的首要事务。先帝曾准备大举进攻，主上竭力劝谏；劝谏没有被采纳，于是发生合州之战。主上奉诏向东出兵，直到渡过长江，实在都不是他的本意。十多年间，他顺应时势、韬光养晦，将要把丰厚的恩赐施给百姓，如今才得以实行。因此即位之初，首先命令我们等人奔走送信；这也是自古少有的机遇，是南北两个朝廷极难遇到的机会。我们以为，扬鞭进入、挂帆出发，很快就能看见两国边境，双方玉帛使者往来，于是我们掌握时机，急忙赶来。哪里想到贵朝被疑虑牵制而不急于办理，必定有人以横议蒙蔽圣听，纷纷制造事端，各自陈说便利，自以为是为了公私而不顾国家，逐渐酿成祸端，因而造成双方混乱，又极其鄙弃、排斥我们，误了我们这些人。比较长短、图谋报复，是浅陋的谋略；姑且扣留使者，坐等局势变化，是孤立而浅薄的计策；制造双方混乱、输送款诚以图夹攻，是良嗣一类的人、误国之人的做法。贵朝以仁德施政，陛下以仁德存心，难道一定要把我们当作仇敌吗？不容许我们行善自新，反而一定要摈弃轻蔑、断绝关系，这恐怕也是有所失误，不合圣人和先王维持人心的本意吧？况且我们这些人前来，决意奉行这件事、实现长久以来的愿望，是主上的意思；共同谋划、启发引导而赞扬天心，是希望亲近诸王；筹划安排、谋求使遗民安定，是六七位儒生的心愿。那些狡猾地想要开启边衅、把战乱当作利益的，哪个国家没有？燕岭以北、河湟以西，暂且不论。各地藩镇侯伯，交错棋布，各自统治土地、分割百姓，擅自征税、专擅杀戮，父死子亡。如今才传了一两代，都不到四十岁，关于书传、方略、时务和真伪，没有不熟悉的；各自又掌握重兵，多的五七万人，少的也不少于二三万人。近年来长期鏖战、远征，山川险易，没有不周知的。依我看来，他们难道甘愿束手坐老于岁月，只想着富贵而已吗？

译因为主上英明，统御有方，怀柔使人归服有道，所以众人都说听从他、归附他。如果现在使者互通往来，彼此回访聘问，重新划定疆界和治理范围，缔结友好关系，讲求和睦、修习文治，经过几年从容舒缓，镇定压制而使局势松弛，让他们的强壮衰弱，猛烈锐利疲弊，兵器朽坏，斧钺变钝，强雄之气暗中消散，杀戮的势头或许可以稍稍回转。贵朝祖宗仁爱之风，也将流布于中原而救济百姓，以此引导、辅助他们，流传无穷，那么这一切就从陛下开始。否则，事情一旦错失，威武再次奋发，各方都将释放自己蕴藏的力量，如笼中鹰、柙中虎，挣脱而出，乘着风暴，怀抱冲上云霄的志向，彼此牵连，共同飞扬。北朝有事，南朝就不能没有事。只要一粒尘埃在黄河以北，随后渡过江淮，那么谁还顾得上谁？使者来而不回，使命到而不入，又将如何？我们有什么可惜的？只是恐怕日后有人把过错归给我们，或者损伤历代朝廷的一点仁德。过去韩愈叙述平定蔡州的功劳说：‘凡是这次平蔡的功劳，只有果断才能成就。’今天的事情，我也认为只在于陛下作出决断而已。上天体现刚健的德性，人君也应体现刚健；刚健，所以明察；明察，所以不迷惑；不迷惑，所以能够决断。作出决断，天下大事就没有不能推行、没有不能成功的，天下也依赖它而安定。被众多议论牵制，优柔游移而不能决断，这是汉朝国运中途衰落、天下也因此陷入混乱的原因。《诗经》说：‘言语充满朝廷，谁敢承担这个罪责？’《尚书》说：‘只有能够果断，才不会留下后患。’陛下圣学高明，英武伟大早已显著，哪里需要等待疏远之臣的言语呢？我们自从启程向南，到进入贵国境内，对于南北之事一概没有听闻。其间的变故，已经同最初到最后交错不合，与两朝原先的事情不同，早晚之间，变化不可预料。一天有一天的变化，一个月有一个月的变化。我们的寿命和时日有限，两朝的变故无穷；以有限的时日等待无穷的变故，我们有什么罪过呢？伏望陛下以仁德覆盖天下而怜悯我们，察看我们这些蝼蚁，体察太祖一片仁心的根源、太宗一片仁心的涵养、真宗一片仁心的约束、仁宗一片仁心所成的风俗、高宗一片仁心所维系的国脉，不限内外亲疏，不因我们卑微而排斥，不以南北为分别，而以百姓为念。答复主上盛大的心意，满足遗民的盼望，乘机趋向险要，抉发潜藏的邪恶，保全和合之气，使天下后世称颂陛下的仁德，说：‘五十年的兵乱，到这里终于停止。’我们也得以依凭陛下余光，守着先世破旧的房舍，涵泳于太平之中，感恩佩德，即使死了也不会朽灭。使者来而不回，使命到而不入，因循苟且，终于酿成变故。缔结和约、谋求安定，反而被说成制造祸乱。陛下的仁德不能惠及天下，主上的使命不能通达，那么我郝经就不能共同任职，终于使友好之事毁败，辜负君主、辜负国家，只能自怨自责，永远责备自己，即使死了也不得安宁。若陛下下令交给有关官吏，发布一项明确命令，不必让我们这些人玷污贵国土地，姑且缓免死罪，让我们保全性命回去，使主上追究我们无才无术、耽误日久而终于没有办成事情的罪责，这样即使死了也不会朽灭。自从到达贵国境内，我们已经给执政和制阃写过信，又借着接受赏赐而上表致谢，并趁机陈述情由。只是想到我们这些人的才力和心意也已经全部倾尽，却仍然没有得到明白答复。因此才有这篇反复申说鄙陋、竭尽诚心、剖开心肺的话，触犯忌讳而冒犯禁忌。天威在上，我哪里敢有所借袭而吝惜隐瞒？贵朝元老硕德，如云如林；陛下聪明神智，幽深偏远之处也不能蒙蔽您。您的处置和行动，一定会极为允当，哪里需要等待我的言语？虽然如此，言语之所以反复，文辞之所以繁重，其中一定有重大的善恶关系。因此《春秋》有反复书写、再三书写的地方；圣人确定记载时，夏代的史书书写四次，商代书写十七次，周代书写三十二次，并不是故意使有的少、有的多。君臣之间，彼此信任，言语就简略；彼此不信，言语就繁重。何况两国之间风俗不同，使者往来不通，信义又不能使人信服。大兵之后又用言辞沟通，却再三受到阻塞，不能成行，所以郁结在心中，有些话不能停止不说；这就是我们喋喋不休、疲惫烦琐，明知会获罪也不顾的原因。愿神明助长和气，伏愿陛下顺应时令、养育万物，大大庇护百姓，这实在是我们的愿望。尘望郝经等冒死叩拜陈奏。

译给宋国丞相的信 郝经叩头再拜，启禀太师、丞相、国公阁下：自从奉命来到贵国境内，在仪真接受馆舍，多次承蒙设宴慰劳，恭敬地铭记您的深厚心意。近来又传达宣抚问候，并增加赏赐，我不能立即裁答致谢，既恐惧又惶恐。我居于燕赵交界之地，处在您如马牛所处的下风，相隔天渊海山，遥远而阻隔。然而在这时已经听说您的议论，浩大而振作，鼓舞一时，私下相互告知，都认为您一定能够辅佐天子，使南北达到和平。有一天，我也大略承受了您的恩赐。等到主上登上帝位，我承乏充任使者，听说您果然接受任命而登拜相位，符合安抚天下的机运，承当隆盛太平的时势，大大满足南北的希望；您的盛德光辉灿烂，如瑞日祥云，更加增益天子的光彩。于是我欢跃喜悦，无法自胜。过去辽主听说司马光为相，就命令边吏说：‘不要生事，中原已经任用司马相公了。’如今您担任宰相，而主上恰好命令我们作为讲和通好的使者，宛然相互契合，不能不把司马公的事业寄望于您。上天把某种资质赋予人，并不是偶然的。有这样的君主，就赋予他这样的宰相；有这样的宰相，就赋予他这样的事业。人承受上天的赋予，也不是容易的事。辅佐这样的君主，就应当成就这样的事业，这才是侍奉上天。政事有尚未建立的，我既然做了宰相，就应当替他建立；事情有尚未推行的，我既然做了宰相，就应当替他推行。直到祸乱有尚未平息的，百姓有尚未安宁的，君子有尚未任用的，小人有尚未罢黜的，君主有尚未来得及办理的事情，法令有尚未完备的事情，我既然做了宰相，难道还能停止吗？应当急切勤勉、劳苦不息，不敢稍有闲暇安逸，必须罢黜该罢黜的、推行该推行的；然后使废弃的重新兴起，使缺少的得到补备，使弊病得到革除。再把古人辅佐君主而未曾被君主阻止的事情，全部举出来推行，成为一代的法则，增益前人的光辉，形成日新月异的政治，这样宰相的事业才算达到极点，侍奉君主才算尽职，侍奉上天才算谨慎。我曾认为，周公辅佐武王，有些事情还没有下车就推行了，有些事情下车后才推行；至于仰头思考，夜以继日，幸运地得到办法，坐等天亮，为什么要如此急迫呢？因为只要有一件事没有推行，百姓就有一件事不能安定。如果竟然自己悠闲安逸，难道是先王辅佐我等后人，日过中天还顾不上吃饭、希望完全使百姓和谐的心意吗？大概也是不得已。因而司马光任宰相，不到几年，就把不便的新法和应当恢复的旧典几乎全部更改，直到忧劳年老而终，天下至今称他为贤相；不敢因为急切而责备他除去百姓的暴虐、使百姓安宁，就应当如此。我私下认为，如今的形势，给天下带来祸害的是战争，给天下带来福祉的是和平；辅佐君主、安置百姓的人，应当怎样做呢？除去祸害，趋就福祉，就可以了。制造祸福的根源在北方，决定祸福能否实现的在南方。比如北朝不肯停止战争，谁能阻止它？即使南朝想停战，也不能停；南朝想讲和，北朝不答应，即使想讲和，难道能讲成吗？所以替天下筹划的人，应当趁北方人喜欢用兵而想停止的时候使它停止，不要轻易与之讲和；趁它想讲和的时候与之讲和，那么乱局就可以平息，天下就会蒙受福祉。若北方喜欢用兵，就用战争激怒它；若它少有和意，却拒绝而不和，那么战乱就没有结束的期限，天下就会蒙受祸害。因此说：制造祸福的在北方，成就祸福的在南方。本朝与贵朝起初没有大的仇怨，却无故交战，几乎三十年，不知道是谁主张此事，竟使它到了这种地步。上天怜悯遗民，救助衰败而使其复兴；主上登位，下诏停止战争，派遣讲和使者，迎接美好的恩赐，除去天下的祸害，聚集天下的福祉。恰好您在南方登拜相位，这是上天赞助此事，使它大有机会成功，把这种福祉延续无穷。我们认为，贵朝几乎还来不及把事情布置于朝廷，来不及洒扫迎接我们这些仆从，就已经有了道路迟误的罪过。我们匍匐再拜，开启门钥呈进书信，使两朝和好合为一体，使元气充沛广大，万事会聚，趁此一时把天下安置于万世，救百姓于万死一生之间，使天下后世称说：‘北朝虽然有仁爱之心，但使它实现的人，是执事您。’ 由此开启革新的事业，补益宰相的功业，辅助光明的中兴；可是我们却被留在仪真，岁月拖延，应当急办的事情反而迟缓，实在有不能理解之处。自从辞别陛下进入贵国境内，南北之事一概没有听闻。我们常同一两个随从互相责备：莫非这是主上举荐我们的过失，而我们还没有看出来？事情本来应当迅速办理，莫非是我们把它托付给您而错了，自己却不知道？命令已经下达而没有遵从，又不敢如此，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如今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也没有比这更急迫的；可是拖延到如此地步。反复追究，既不在主上，也不在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谁造成、谁导致的？还是上天还不想给百姓福祉，仍将用祸患加给他们？还是有人把它当作制造祸患的阶梯，不想使百姓得到福祉？想要阐明其中缘故，却没有人知道？还是因为对您并非没有希望？还是不敢对您有所隐瞒，想要敞开心腹亲自陈献？这些猜测有的对吗，有的不对吗？只有执事您来处置。让使者进见，以传达主上的命令，再回信并派使者，以成就两国友好，这当然是我们的希望。让使者进见，给我们回信，不派使者而命令我们回去，也可以；不让使者进见，写好书信派使者，让他与我们一起就此回去，也可以。难道这是执事您的本意吗？也许事势发展只能如此，有不得已的地方。况且我们也曾接受君子的教诲，本来不是制造事端、造成双方混乱的人。若就这样回去，我们也会平心静气地告诉主上，认为贵朝和执事并非故意这样做，而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正在谋划日后的行动，所以才急忙赶来。主上圣明宽宏，既然先以礼相待，难道会增加愤怒，反而自己违背礼意吗？也一定会恭敬自持地等待。只是恐怕执事被诸多事情牵制，没有想到这一点，导致我们进不能进、退不能退，仍然留在这里。正值春季疫病兴起，或许还会发生变故；使主上的希望落空、错过时机，就无法追悔，我们还有什么可怨恨的？只是恐怕会给您的相业留下瑕疵。唉！我们是在兵乱之后束发立志求学，希望将来有所用而能够施行。遇到主上，他喜爱贤者、礼遇士人，我们便接受弓旌之聘。等到他即位而有这项使命，便慨然出发，仿佛有所凭借；若能使百姓脱离战争而达到成功，使南北稍稍见到安定太平，就是执事您的恩赐。若我们跌跌撞撞，水越陷越深，火越烧越热，坐看上天的百姓死亡却没有人援救，使平生所学所志最终没有用处，给天下后世留下非议，那就是我的责任。

译这对执事您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私下观察，河朔自从金朝灭亡以后，硕士大老、英伟之人几乎流散殆尽，只有一两个幸存者收拾残余、聚集遗落，把他们带到主上那里，才有今天的局面。在发布诏命、派遣使者的时候，没有人不扶杖伸颈远望，悲伤得流泪，说：‘想不到今天还能重新看到这样的盛事，还要忍住一口气等到看见它成功。’厌恶战乱的老人都是这样。后生晚辈，没有科举的束缚，也没有学校的磨砺，从幼年便学习兵法武事，他们难道会这样吗？他们奇异高峻、卓然自负，无不把自己看作王猛、高允、崔浩、苏绰，想要自己建立霸王之业，姑且睁大眼睛观察此事，把它作为自己进退的依据。慰藉老成之士的希望，折服英俊之人的心愿，就在这次行动了。执事一定会妥善处理。积日累月，长期郁结在心，因为感念您的德度，便畅快地一吐为快。希望您体谅我们的久被压抑而加以宽恕，早日赐予裁决。我还有一封呈给大宋皇帝的书信，更希望您代为传达，以说明我的诚心。未能亲自参拜相见，只愿您顺应时令保重身体，调和天下元气，光耀并慰藉众望。至此祝愿，不再详述。《陵川集》卷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陵川集》卷三十八 元代郝经撰写 出使宋朝的文书 再次给宋国丞相的信 郝经叩头再拜，启禀太师、丞相、国公阁下：从前南北订立盟约，国家有确定的命令，使者有确定的言辞，礼仪有确定的等级。使者来如归家，往返不过二三十天；没有出境专断之事，没有私下请求会见之事，没有僭越轻率的言辞，只是在礼仪法度中周旋，加上机敏而已。因此礼无不答，使者不会滞留，国家安享其利，百姓承受其恩泽，使者也能独享出使的美名，光耀一世而以此为荣。至于盟好尚未确定，约言尚未完成，变故接连发生，阻塞仍然存在，那么大夫出境，只要有能够安定国家、利于社稷的事情，就可以专断办理；请求会见不算私心，说得多也不算僭越。所以张温出使蜀地，还未见蜀主便先上表；邓芝出使吴国，被拒绝会见便立即通书。评论者认为他们做得对，并不认为是过失。我们自从到达边境，直到接受馆舍，只要没有阻遏，就可以完成礼仪。看看自己，不过是兵乱之后的微末之学，正想来观礼仰慕礼仪，惶惶不安地还未见到您，连抬头顾盼都来不及，哪里敢自我炫耀，在有三百多年文物礼乐的朝廷前暴露短处？只是想到两国在边境交战，几乎三十年，积累的旧怨深重，怒气充塞；想在一天之内使它们消融，舒缓安定而达到和平，若不大加剖白，就不能做到。于是我们疲惫烦劳、连续陈说，忘记自己的固陋，不计较辞章工拙，也不顾时势忌讳，空空地把心意全部倾倒出来。只要能够解除乡里的争斗，即使披散头发、戴上儒冠，也愿意前往；只要能够除去虎害，即使挽起衣袖走下车去，也甘愿接受士人们的嘲笑。果真能够救助百姓，即使使车驾被水浸湿，也不以没有办法而惭愧。既然不能到朝廷进见，也不能见到执事，不能同制使接触，于是写成表书、关移、公牒，却全都没有得到答复。我们如此毫不吝惜，急切诚恳而且竭尽心力，贵朝却轻视排斥，不以为急，置之不问，竟如此摈弃轻蔑。一定是议论者没有察看，以为我们这些人不识时务，在大兵之后竟敢涉足贵国土地，又要重蹈王楫、谭浩的旧计，必定如此吗？即使您高明正大，众多横议也不能不在心中产生动摇，是否也有意借此责罚我们呢？不然，为什么把我们禁锢滞留、压抑到这种地步？我们也颇受君子的教诲，不怕为义而死，不以侥幸生存为荣耀，难道会一旦遇到小小利害，便忽然有所吝惜吗？只是恐怕损伤贵朝积累的仁德，失去遗民盼望复苏的希望，开启豪杰觊觎的心思，种下南北杀戮的祸根，使中原遗士筹划启发的辛勤毫无成效，使主上兼爱好生、屈己通好的美意不能实现；这正是我们深感惋惜

译的地方。因此我们格外为此痛惜，恳切而反复地仍然陈说。天下的安危，关键只在一念之间。错失一次还可以，不能再错失；再错失一次还可以，却不能再次错失。主上还在潜邸时，贵朝奉使王元善等到了朔廷，所持的书信和币帛确实是贵朝皇帝的意思。主上认为国家用兵已经很久，议和通好，正是时候。即使是前朝的事情，如今仍然可以实行，于是聘请师儒魏璠、王鹗来商议。等到先皇帝登位，便命令把他们送还贵朝。贵朝派遣术速门等前来回聘，却因为不让使者入见，岁月拖延，奸人借机激怒双方，于是发生合州之战。主上每每对此叹息惋惜。当时主上正在统率西方军队，南方平定大理，没有顾及处置使者的事情。假使主上当时在先帝身边，事情一定不至于如此；所以才产生这个祸根，直到今天仍成为阻碍。这件事是第一次错失机会。戊午年，主上的行营到达真定以北的牛镇，他对我说：‘这次出兵，是皇帝命令的。事情一旦平定，你就替我出使宋朝，讲明信义、沟通友好，以使百姓安定。’我拜手说：‘我郝经没有才能，不能奉行明确命令；如果能够停止战争、使百姓安宁，这是天地人神共同的福分，我哪里敢推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主上说：‘过一天就应当出发。’由此可知主上沟通友好、停止战争的心意由来已久。等到他渡过长江、取得合州，听说正在商议退兵，便命丞相赵公在鄂州东北角万人敌处与贵朝约定说：‘如果辞别顺利，就可以允许和议并退兵。’但议论者忽然轻视此事，意见不一，终于不能完成；这件事第二次错失了机会。即便如此，主上仍命令缓攻退兵，告谕蒙古、汉军各部将领说：‘我如今向北平定大事，你们不要再进攻。’他总领各军驻扎江边，不得侵掠，等待后续命令。于是乘驿车向北而去，没有想到蒙古、汉军各部将领不遵守约束，攻城侵掠，极其凶暴，大大损伤了和气。主上到达开平后，接受诸王拥戴，便在顺天下诏，从病中起用我，交给我书信和使命，授予我金虎符；如今我奉命出使贵朝，告知主上登上帝位，传达停止战争、使百姓安宁的意旨。主上命令经略史公携带诏书前往江上宣谕，说有信使到来，仍返回江上。军队恰好因为蒙古、汉军各部将领弃军北归，而史公不能前进。主上当时就想治各部将领违背命令擅自回师之罪，但正逢即位大赦，虽然赦免了他们，却还没有释放。此时我们已经在路上一个多月，到了东平，李行省接连三次来信说：‘近来派人到淮安报告信使到来，又先送去书信请求缔结友好。’ 这些人被叶安抚杀死，并且听说他们毁坏了都亭驿；朝廷下诏告谕并发誓，不要同北方议和，否则诸公不要进入，以免遭遇不测。不久又派一名幕官来邀请我们回去。我们认为主上成就友好的美意由来已久，如今才开始实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可中途停止。宋国是礼义之邦，专心致力于德化，办事遵循典章法则，难道会有不测吗？只要竭尽我们的诚心来奉行主上的仁德，接续两朝遗民已经断绝的命运，至于能否成功，交给上天决定。况且我们持节上路那天，百姓无不拦住马匹争相观看，甚至有人流泪说：‘想不到今天还能重新看到这样的盛事。’人情如此，天意一定会顺从。我们难道可以怀有私心、苟且偷安，在半途废弃吗？于是发布文书告谕沿边守将，不得无故兴师扰乱边境。从西边到云南，向东一直传到海边，刻意告诫、反复叮咛，郑重地加以约束。于是我们从蕲宿走到五河，贵朝果然拖延不接纳。同行的一个介佐、三名持节人员，没有不请求回去的。我们认为事情到了今天，更应当稍稍忍耐，于是露宿茅舍，喝泥水，吃粗食，与蚊虫同居，与狐狸为伍，枕着毒蛇、借蛇取暖，暴露在瘴气雾气中，呕吐腹泻一起发作，疟疾瘟疫交

译相侵袭，也不畏惧。这样坚持了三个月，直到朱制干、秦通判邀请我们登船，才上表朝廷，向边镇发文，准备顺流东下，以为这样就可以成行；但又逆流向西，被放置在沙洲上一个月。

译自从在仪真接受馆舍以来，虽然恩礼优厚，坐享丰盛的饮食，但使者的事情始终没有得到处理。如今又到了九月初，我们说本朝有事，请求回去，却不被允许。等收到蕲宿的回文，知道并没有其他事情，却又不放我们回去。如果扣留我们对贵朝有益，那么即使老死在这一方土地上，也不会以此为遗憾；如果没有益处，只是徒然役使众人，耗费粮饷，使我们闭口束手，孤独地居住、株守，面对四壁而没有消息，没有一个人来同我们询问事情。形势拖延长久，人情又怕麻烦，我们多说话，必定被说成急躁；催促请求，必定被说成急迫；不说话，必定被说成愤怒；叹息自责，必定被说成怨恨。日积月累，必然得罪身边众人。不能成事，反而制造事端，这正是我们所害怕的。况且术速门之事、合州之战、武昌之举、江上的军队，都是先朝的事情，并不是主上所希望的。我们所奉行的，是主上的心意，即前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所决定的事情。到如今已经又满一年，其中的事势同国书所说、诏命所授，必然都不同了。贵朝难以处置，我们又凭什么能够入见？惟愿执事加以察看，委曲地替我们上奏，立即赐予处理。如果诚信已经传达，我们这些人也完成礼仪，请派使者保证没有忧患；况且蕲宿文书中已经说过，贵朝应当备办礼仪、派遣使者把事情送达本朝。如果仍然有所疑虑，就一定要在难以处理时放我们回国，以便日后另作谋划；否则逐渐滋生变故，进退都不能进行，李行省的话就会得到验证。唯独我们受到蒙蔽阻隔，被责备为迂阔，事情又将再次错失，那么南北永远不会有和好之事，天下后世也再没有替百姓挺身承担责任的人。主上一定会说：‘你们曾说这件事应当推行，如今却变成这样。’于是责备我们虚妄欺骗，使我们全都获罪。中原遗士将不再有一个幸存者，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情关系重大，形势到了如此地步，即使有雷霆般的怒火、斧钺般的威势，我们也一定要再次冒昧叩请而不顾后果。我们久居馆舍，承受您的影响，饱听您的议论；您善于处置大事，能够消弭大变，对外统御藩方，对内总理众政。开始时有陶士行般的敏捷，而威名更胜；中间有谢安石般的贤能，而德度更加优厚。您将用来迎接和气，在天下弘扬信义，以成就事情的最终结果。我们的事情，是能够牵动天下关键局势的事情，没有比它更重大的了；执事谨慎处置，正是理所当然。我们束好行装、肩负担子，拜送书信，如鹤挺立，静候您的明命。暑气正盛，万望您顺应时令保养身体，承受深厚福祉。不再详述。

译再次给宋国丞相论述本朝兵乱的信 郝经叩头再拜，启禀太师、丞相、国公阁下：久住馆舍，屡次冒昧打扰您的清听。知道因为多次冒犯而获罪，但国家的利害、百姓的安危，郁结堵塞在心中，不能自我抑制，所以不再计较烦琐重复。如果贵朝有所疑虑而不予处理，我们这些人又沉默不说，那么事情就会改头换面、彼此错置，日益背离，互相隔绝，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使者在非同寻常的变故之时，应当竭尽忠诚，尽力剖析说明，陈述利害，虽遭万般挫折也不屈服，这是职责所在。难道要闭口阿谀，照常敷衍自己，懒散苟且，坐等时势控制，甘愿成为卑贱的庸人吗？这不仅是我们的耻辱，也是执事所厌恶的。今天的事情，本来知道进退取舍在于执事，死活也在于执事；使我们荣耀还是使我们受辱，全在于执事，当然任由您处置。还是说您可能有所误解，宁可吝惜、忍耐、闭口隐瞒，顺着错误而不改变吗？这不只是对执事有误，也会误了我们；不只是误了我们，也会误了两国。我们的死活进退是小事，两国的治乱安危是大事。即使不被信任，也尤其应当陈述。过去孟轲离开齐国，在齐国停留了三夜才出境；何况韩文公三次上书给宰相，难道是离开得不勇敢，还是求取得太急切吗？君子救济世人的心，就是天地生育万物的心，难道会因为一次不被信任就怏怏离去，因而自我抛弃、断绝吗？我们奉命来到贵国境内，岁月已经拖延很久；该说的话不能说得不尽，该等待的时间不能说不长。起初以李行省的事情来迎接我们，如今却已经不再侵犯边境；又以讹言和变故来惊动我们，如今也已经万事平安，却仍然不放我们回去。莫非议论者拿西王的阻碍作借口，想把我们当作借手的工具，借此幸灾乐祸、观察变化吗？这就是所谓对执事的误导。贵朝推测臆料的看法，哪里比得上我们亲眼所见？间接探听没有根基的传说，哪里比得上我们亲自陈说？议论者一定会说北方有变故，西王与主上争衡，主上的即位有可议之处，西王的势力反而可以兴起。如果因此扣留我们、等待变化、误导执事、误导两国，难道能不替此事辨明，最终任其发生错误吗？主上的即位，本来就是合乎情理的。太母有把帝位交给贤者的意思，先帝没有立皇子的诏命。主上虽然长久居于潜邸，符合人望，而且论亲属关系尊贵，论德行深厚，论功劳最大，论道理顺当。他爱护养育中原，宽厚仁慈、爱护人民，喜爱贤者、礼遇士人，深得夷夏人心，具有汉唐英主的风范。加上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将领勇猛、军队强盛，决断神明、威势显赫，行动如风驰雷厉；作为天下之主，没有什么可疑的。所以宗室谱牒中地位尊贵的人与贤者都归附他。丹大王在先帝去世时，率先推戴主上。摩歌大王是主上的庶弟，在诸王中，英明贤能仅次于主上，曾经处置大事而不动声色；先帝临终时把后事托付给他，他首先归附推戴。塔察国王，兵马精锐强盛，曾代替主上统率东方诸侯，也首先推戴。倐烈大王总领西方军队，迅速征服西海，镇压西域三十多个国家；他是主上的同母弟，距离中原三万多里，也派遣使者劝进，说兄长死了弟弟继承，这是祖宗的法则。长兄既然去世，次兄就应当即位；兄长如果不即位，我将归附谁呢？于是主上统摄大统，这是顺应天意人心。即位之初，首先派出信使，与贵朝通好，停止战争、使百姓安宁，聘请儒生，重新制定制度，是贤明的君主。没有想到一两个害怕获罪、心怀不满的人纠集奴隶，离间骨肉，劫持拥立阿里不哥大王，结成兵端，在漠北抗拒命令。论次序，他们是旁支；论事情，他们是叛逆；论人数，他们是少数；论土地，他们处在偏远之地；兵粮不足，平素又没有人望，只是一时跳踉，最终必然衰败灭亡。开平到和林有四千多里，他们所占据的地方，又在和林西北三千多里，位于金铁山之外；最北面是骨利干等部，西南面是火石林牙等回鹘部族。这些地方原是汉代西突厥北部偏远之地，荒僻到了边远处，阴冷少有水草，土薄地瘠，大体都是沙石。他们所依靠的人，只是西域附近一些小部族，都是受他们胁迫控制的，好比被逼到必死之地的野兽，拼命冲突，不过是闯过瀚海，窥伺河湟，扰动遥远边裔。而波斯以外的大食、安息等五个国家，都是西域强国，与他们犬牙交错，也足以相互牵制。何况倐烈大王统御西方土地，他怎么容许对方大肆僭越逼迫？即使他们劫持他的儿子，他难道肯让哥哥臣服于弟弟吗？况且他的兵力足以在一方称帝，又怎么肯让多数服从少数、顺从服从叛逆、强者服从弱者？所以他们最终一事无成，没有什么可疑的。如今主上既然正当其位，一时豪杰云集归附，完全控制本国，占有中原，挟持并辅助辽右，白霫、乐浪、玄菟、秽貊、朝鲜在北面，燕云在东面，常常控制牵制西夏、秦陇、吐蕃、云南；那么天下太平、国家完整，尚未有丝毫缺损，藩篱没有孔穴，根本强固，比金源强大一倍有余，比契丹强大五倍。即使他们稍有侵扰，塔察国王率领一支军队也足以荡平他们，其余三十多个王还可以卷起铠甲去牧马，从容地负责营卫。何况中原诸侯如史氏、李氏、严氏、张氏、刘氏、汪氏等，大的有五六万人，小的也不少于二三万人；勇猛的将领、强悍的士卒，熟练于兵革，精于骑射奔驰冲突，比蒙古、回鹘更加凶猛强悍。这样，昔日北方的强大转而成为中原的强大，难道会任凭那些蛀蚀国家、残害百姓的罪魁再次肆意逞凶吗？他们即使死于叛乱，我们也必将死战到底。对方的强悍，只足以使自己灭亡，却不足以造成祸害，这是明白的。议论者怎么可以为了使本朝暂时便利，就说秦地无人；因为先派遣使者，便说我们怯弱，扣留使者等待变故？三百多年礼义之邦，议论事情难道应该这样吗？况且先帝即位时，这些人挑起混乱、制造事端，肆意窥伺。主上命令遣返王元善等人，借此修好；这些人却故意破坏，以此激怒双方，导致先帝发动合州之战、武昌之举、交广之师，使南北百姓顿时死去数百万人。先帝去世后，他们的意图仍未停止；前一年二月，又命令脱里赤等大规模起用蒙古、汉军，每十名壮丁中抽取两名，再次向西出兵。

译户籍编册既已确定，才实行防守的措施。主上乘驿车把他们禽获捆绑起来，随即就停止了这种差役。假使从前这些人还可以估量吗？起初主上还没有即位，中国没有防备的时候，这些人乘机侵入，先发制人，有时也许还能因此进入。如今中国的防备日益修治，他们的力量日益疲惫，辗转困顿而死，逐渐削弱，哪里还有从什么地方进入的可能？只恐怕他们在窘迫危急时为夺取性命，穿越西部偏远地区，曲折缓慢地向南逃走。万一有一天成为贵朝所怜悯的对象，那么应当做的，正是讲求信义、修好和睦，沟通友好、联合势力，守卫中国，谋求使百姓安定。贵朝在黔以西、交趾以南设置防备，堵塞黎雅的险要，增加嘉定的驻军；本朝防备漠北、河右、瓜肃、凉陇，倏烈大王盘踞横亘在西域，扼住他们的咽喉，抚击他们的后背，使他们不能有所作为，那么中国的祸患或许就可以平息了。为什么反而拘留信使，坐在那里观察变故呢？贵朝的防备究竟在哪里？从前朝太祖陈吉思皇帝刚刚兼并各部时，曾同汪罕连续交战，有人对金源章宗说：“他们彼此攻打，是对中国有利的事，是别人的事情，不在自家门内，就不替它谋划，最终因此丧失了国家。”本朝烈祖脱鸾皇帝从金房穿越而出时，贵朝襄阳守臣以为他将要图谋金国，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不加以拒绝，四川、荆襄随即就陷落了。凡是只会守着常规而不知道权变，忽视眼前的关键而没有长远忧虑的人，很少有不失败的。况且天下的形势，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如果心胸舒展、身体丰满、容貌丰润而没有疾病，就可以共同处于安泰之中；如果有一处受病，整个身体就不得安宁。哪里有砍断一条手臂、去掉半个身体，任其溃烂腐败，却不肯用针砭火灸【“焫”同“爇”，音屑】治疗，还说病没有到达腹心、算不得有病的道理呢？假使主上万安、中国无事，贵朝就可以安坐，主张这种说法的人也可以等待变故。姑且施行谗邪之术，以蒙蔽执事。如果上天还没有悔除祸患，万一发生阻塞，南北相互牵连，一同陷入混乱，贵朝难道能够永远像今天这样吗？那么这些人的说法造成的错误，不是在旁观变故，而是在自招变故。因此契丹灭亡，祸患延及贵朝；金源灭亡，祸患又延及贵朝，直到今天，难道还可以再让北方发生变故吗？即使发生变故，也只能引以为惧，不能把它当作幸事。因此替贵朝谋划的人，应当急于恢复北方，保全并合成大和之局，赶快谋求唇齿相依，修葺防御藩篱，整治边防，奖励乐率将士，拒绝浮动摇摆的议论，确定坚固凝聚的盟约，驱逐制造事端的人，务必竭力实行，不要有所吝惜。南北两朝，或许可以达到安定。我等这些话，本想当面进言，既没有入朝进见的道理，也没有交往的机会，所以反复规劝，披沥心血，剖露肝胆，竟到了这种地步。说这种话的人又一定会认为我们狂妄、愚蠢；但有朝一日如果得到验证，他们也一定会重新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我私下认为，执事高明正大，通晓练达事务的关键，慷慨而服从义理，一定会认为这只是那些说话者制造事端，以小智谋取私利，并不把利害全寄托在言辞上，却肆意营造迷惑，指眼前利益为功劳，援引远事作为证据，牵强附会来组织言辞，只知道常规而不知道变化，只看见表面迹象而看不见其中道理，被世俗蒙蔽而不知道权变；这些说法也许会误导执事，同时也会误导我们，希望您加以明察，实在幸甚，幸甚。

译《过总管囘降与贾丞相书》自从承蒙接纳以来，礼节情意都很优厚。只是因国事阻隔，越过崇高之地，实在不能屡次通报音信。恭敬而惶恐惭愧，惶恐惭愧。然而又经过两个冬季，岁月长久，多次恳切祈请，却没有得到安排，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缘故，竟艰难阻隔到这种程度。我们奉行圣明的命令，沟通友好、平息战争，谋求使百姓安定，来到贵朝。至于我们该进还是该退、可行还是不可行，本应在接纳之初就确定；既邀请我们进来，就不应不让我们出去。我私下认为，贵朝一定不会这样做。贵朝立国三百多年，一直实行仁政，以礼义治理国家，不做驳杂不正之事，专心推行王道教化，以尊崇光明和信义。难道对于来通好的使者，既然已经接纳，却无故不让他们进见，有故也不让他们返回，实际上拘留不放，不给明白的答复，大肆排斥蔑视，最后竟不遣送，如同夏人拒绝命令、契丹背弃盟约、金源成为仇敌那样吗？使者到来，贵朝予以处置，即使违逆，也更加推恩；即使悖乱，也更加以礼相待，不计较过错，天下没有不称颂贵朝义理的。至于本朝，王楫往返而没有成功，术速门等人提出难以实行的事情，贵朝都置之不论，不加重怒、不再结怨，以礼相待而遣送他们，天下没有不称颂贵朝仁厚的。难道唯独对我们却特别不同吗？只是我们的事情，并不是有什么难以处置的大难：或者事情的性质尚未确定，或者有不可预料的变故，或者横向溃决造成冲隔，或者积存已久而发生腐坏，只是因为过分看重恩礼而在接纳时出现差错，另有牵制而对遣送有所疑虑。事情到了今天，也应当彼此通情相告，把所有隐藏遮盖的情况一概剖明，撤去藩篱，扫平畦界，敞开厅堂深处，使之通达无碍。这样即使我们口服心服，即便赐给我们斧钺，也会含笑入地，何必像这样重重困难呢？假如本朝确实有变故，以至于分裂败乱，不能保全国家，贵朝想要图谋报复，那么只须下达明诏，退回我们的使命，出兵进讨，无所不可。贵朝斟酌进退的礼义，我们保全所守而归国；贵朝获得合乎义理的结果，我们尽到臣子的节操；这样在事情本身上，双方都没有损失。贵朝建立法度、垂示传统，保卫宗社，维系人心，忠臣义士一个接一个如山岳般挺立，直到今天，这正是名教的力量。难道忍心让我们束缚双臂，呆坐在这里，失掉操守、丧失节操，使君命蒙受陨辱，背弃名教吗？这也正是贵朝所厌恶的。报仇的人并不折断莫干之矢，关键只在射箭的人发不发箭。因此即使交战，也还要遣行使者；作为通好使者，究竟有什么罪过，竟要拘留而不遣送到底呢？贵朝既然有可以乘取的时机，又何必把我们当作赘疣，彼此造成阻碍？如果本朝确实可以相与，又何必让我们滞留多年而延误呢？如果好事将成，贵朝长驱而进、平定天下，捷报接连传来，版图纷纷归入贵朝，那么这就是贵朝自己的事情，我们也应当返回复命，决没有继续留下的道理。如果本朝不幸，果真如贵朝所说发生复隍之变，始终没有归宿，那么我们也应当在坛帷前致礼，使者三次跳跃，尽情哭泣；在我们所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之后，再听命于上天，绝不会苟且偷生、因循敷衍来玷污自己。即使贵朝不把这看作耻辱，我们又有什么脸面去见中州的遗民志士呢？我们的事情，也只能到这里为止了。然而如今日益昏暗迷茫，茫无边际，反复思量，百般念头纷然涌起。即使量天斟海，也都无法解释。两年之间，四面墙壁之外，一点消息也没有，孤独地困守不动，如同帷幕上的燕子、锅里的鱼。所有公文文书，如同石头投入水中，一字片纸也不与我们往来，使我们弯腰屈背、无所聊赖，呼号辗转，最终却没有人过问。平生所坚持的事业，最初炽烈的志向，一旦之间几乎全被磨灭遮蔽，竟没有人怜悯，这也只能说是命运了。国事拖延搁置，家中又不能抚恤；志气力量衰败闭塞，双亲又不能奉养。不知道我们究竟因为什么获罪，竟到了这种极点？既然说本朝发生兵乱，后来又报告了不同的消息，却不接收国书，反而说要入朝进见，事情的体制彼此违背，必定不能实行。如今又坐等数月，再次到了回降引见的时期，也没有明确的诏令，实在不能再自我禁默，所以又一次发出激切的言辞，因而获罪，也有所不敢回避。当初我们仰望执事而来，不向执事请求，又将到哪里去呢？执事正当宰相事业隆盛之时，使天下达到雍熙，协助赞成中兴，巍然主持国政。驾驭英才贤士，满足众人的期望，难道偏偏要使不幸的使者沉困在这里，以伤害和气吗？希望您怜悯察看，立即作出安排，就在此处把我们遣返回去，最终成全贵朝宽宏浩荡的恩德，保全我们微薄的节操，幸甚，幸甚。惠风传播和气，万望您顺应时令而兴盛培育，承受厚福，光大并慰藉众望。不再一一陈说。

译《与贾丞相书》经叩头再拜启禀太师丞相国公阁下：自从被安置在馆舍以来，星辰岁月屡次更替，竟不能亲自瞻望您的光辉，只能徒然倾心伫立等待。近来递交的文牒和请求也没有回音，不得不再次冒犯陈诉。我们这些人的事情，本来容易处理，却在数年之间不能决定进退，因此喋喋不休地陈说，反而更加招致罪责。因为我们既不敢欺骗贵朝，也不敢辜负本朝，又不敢欺骗自己，更不敢欺骗天下后世，使生灵受到耽误，最终却得不到答复。况且屡次受到有关官署阻隔，必定是我们的陈说不合事情体制，只是白白造成烦扰，所以岁月越来越久，变故越来越深，彼此睽离孤隔，被搁置而无人过问。主上命令使者而不猜忌我们，我们奉命而来而不疑惧，也都是因为平素听闻执事的主张，按照指示筹划而来，认为通好之事必定能够成功，哪里知道究竟是什么成为祸患的根源，竟阻塞到今天！一室之内，四面压迫堵塞，颠沛辗转；上天赋予我的、我本来固有的能力，平日所承担的责任以及如今所奉行的使命，都被阻挠消磨，渐渐将要消失殆尽。又遭逢贵朝的大变故，如同堕地的甑、解散的瓦片，更加没有希望，这是上天吝惜福分而降下祸患，不愿天下太平；阻遏到了极点，又加上这一层，不只是贵朝的不幸，对于使者来说更是不幸。从前事情的形势已经乖离错乱，如今气数又反复变化，那么我们还怎么能继续住在馆舍呢？执事正处在伊尹、周公那样的重任上，辅佐重光的使命，百官听命，四海仰赖成功；您的声威如雷，正气高耸，振兴停滞的事业，补救破败之处，革除错误，整饬陋弊；事情有堵塞而一定使它通行，弊端有积累而一定清除，道理有昏暗而一定照明，形势有违逆而一定扭转，荡涤振作，光显一世，一切都与过去更新。我们的事情既已久拖而废弃，困厄艰难也到了极点，也希望您赐予安排。假如本朝可以与贵朝继续维持好事，我虽没有才能，也足以接受任用；如果本朝确有变故，最终不能成功，也希望您放我们出去，不再烦劳馆吏。我们贪冒而来，不识事务的关键，进入贵朝，即便像俘虏一样被拘执，本来也是甘心的。如今既已数年，新朝又大赦罪过，也希望能够昭雪。过去魏武帝对关侯、梁高祖对贺拔胜、孔明对徐庶，都是谋臣猛将；他们反复离合去留，既然知道他们无意久留，尚且不强行阻止，何况通好使者，绝没有不让其归国的道理，贵朝也没有始终阻止的义理。我们区区一个人，留下不能增加什么好处，放走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害，何必耗费粮食牲畜，幽闭我们使人叹息，以至伤害和气？过去无故而辅佐成就阿衡之业，也是在执事；如今有了变故，转圜斡旋、剖析裁决，也尤其在于执事。执事替我们接纳，替我们安排，保全宽宥到底，以礼使我们进退，那么使我们获得新生的恩赐，都是执事亲自施予的，我们铭记佩戴的心意，永远不会朽坏。太簇之月阳气布散，只希望您得到恩惠安抚，尊体承受厚福。不再一一陈说。《陵川集》卷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陵川集》卷三十九 元，郝经撰 出使宋朝的文书

译上呈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 大防古国信使、翰林侍读学士郝经等恭敬斋戒沐浴，冒死再拜，上书于大宋皇帝宫阙之下。我私下认为自己愚陋鄙浅，作为外使的书信还没有送入天颜，尚未得以面见，却不自量才疏荒陋，擅自再次烦扰，惶恐，惶恐。我听说使者接受使命，只接受命辞，不接受推辞；带着使命出境，若没有其他事变，除了传达两国君主的辞令之外，本来不应有使者的私下言论。带着使命出境而遭逢事变，就一定要使使命达到，传达诏令，不使使命断绝，从而使信义充分彰显；即使言辞烦琐重复，也有不敢停止的地方。我自从进入贵国境内，假使完全没有阻塞，能够按礼进退，那么我哪里敢越过界限、违反制度，在君命之外又把私下的话置于两国之间呢？只是因为我在天下最讲信义之事上，竟获得天下最大的疑疑；凭天下最有利之事，却受到天下最大的防害。本来想把恩泽施加四海，结果祸患反而集中到一身，所以冒犯雷霆，触犯斧钺，像把小瓢倾入万寻深渊，像用竹管窥探九地之下，像用寸长小棍撞击洪钟，像举起微弱的火炬对着太阳，只希望能够一见天日，使昏暗得到澄清。于是刚过一年，就上书宫阙之下，却没有答复；上书宰相，又没有答复。我愚昧不明，不懂忌讳，以为奉扬君命，承担两国的责任，提携那渺远的机会，输送和平的美意，在不忌讳直言的朝廷，遇到愿意听取意见的君主，一旦受到阻隔，就犹豫观望，像寒蝉一样闭口不言，那实在是怀藏奸心、辱没使命了。即使把我看作愚钝、妄狂而且迷惑，也暂且不要命令我进退，不要堵塞我的耳目，任凭我尽情喧嚷而不听从，任凭我猖狂而不顾忌，却不要让我稍有自我沮丧和退缩；反而更加磨砺自己，剖心沥血，竭尽智慧和思虑，逐渐相助以求进用，使极为疏远的关系变得极为亲近，使极为离散的关系变得极为融合。于是我一表再表，一封书信写了又写，再三上书，向尚书省、枢密院和制府递送文牒，陈说的事情不止一件，却全都没有得到答复。如今已经连续经历四年，屡屡更换寒暑，灾祸从外部侵袭，内心又被焦灼焚烧；我抱臂蹙额，气息一丝一丝地微弱下去，必定会逐渐消耗殆尽，难道还能闭口不言，坐等自己耗尽吗？又应当伸长脖子，痛快地把话全部吐露出来。圣明的天子和贤能的宰相，或许有一天会受到感悟，明白地下达重大命令，最终成就好事，使我死后能够归葬故土以拜见主上，那么我铭记感佩的心意，即使死了也永不朽灭。至于把话全部说尽而招致震怒，或者被赐死在馆舍之下，那么我死后也不敢有所怨恨。天下的祸患，起始于天下的不统一。自从出现两日并照的局面，海内天下分裂，各自以自己的土地为土地，各自分割自己的民众；在这一方做事，就遗弃了那一方；在北方谋划，就顾不上南方。天地间一元之气离散，亿万百姓因此受到祸害，彼此争夺，兼并灭亡，使公属于天下的大义废弃；必定要有那种兼爱而无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君主，再有能够保全和合、使太和之气安定、以道德救济天下的大臣，把那里看作这里，把北方看作南方，撤除天下的藩篱，打破天下的界限，使天下开阔而同归于一德，充实而没有虚妄，卓然站立而不迷惑，果断处置而不迟疑，始终以忠恕之道公平而广泛地对待天下。这样，天下虽然尚未统一，但其中的道义本来就是统一的；天下虽然尚未合并，但其中的道义自然严密相合而没有间隙。正当天地破碎、各方如两角对立、如瓜分剖裂的时候，却彼此面对面地像齐国与秦国一样，内心像楚国和越国那样相互猜忌，只顾疲惫不堪地经营自身还来不及，难道还要残害生民、祸害天下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呢？天下有确定不变的道理，却没有确定不变的形势。圣人掌握治理天下的大权，以道理为根本并审察形势，不拘守于某一种做法，也不偏失于某一方面，只以合乎道理为准。因此，他施行措施，成就天下的事业；用天下最为宁静的原则驾驭天下最为动荡的局面，用天下最为恒常的道理应对天下最为多变的情势，用天下最为无为的方式去成就天下最为有为的事业。形势没有能够固定不变的，而道理没有不确定的；推行道理，掌握符节和关键，以此应对形势，天下就没有不能安定的。贾谊曾说：‘商汤、周武王能够安定天下，是因为取舍审慎；秦王能够安定天下，是因为取舍不审慎。所谓审慎是什么？就是审察形势。所谓安定是什么？就是确定道理。所谓取舍是什么？就是处于道理与形势之间。看见形势，就一定要寻求其中的道理；轻重和可否互不违背冲突，然后才能权衡处理，确定安定天下的大权，不改变根本而实行统治制御的方法。所以，不以一己的形势改变天下的形势，不以天下的形势改变一己的形势；不以已经形成的形势牵累本来应有的形势，不以现在应当如此的形势牵累将来尚未形成的形势。在内心确定原则，在外部审慎取舍，守持其中的道理而充分穷尽形势的变化，王者的事业就完备了。’ 如果一己所处的形势是这样便利、这样顺遂而令人快乐，但道理上还有未能安妥之处，那么宁可违背自己的意愿而顺从道理，这就是不以一己的形势改变天下的形势。天下的形势如此，似乎可以有所作为、可以实现志愿，但道理上有不可行之处，就一定反过来要求自己以寻求道理，这就是不以天下的形势改变一己的形势。天下的事业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像高山一样屹立而不可移动，界限分明而不可改变，但道理上认为不可行，就一定要舍弃它而不去做，这就是不以已经形成的形势牵累本来应有的形势。如今的形势应当这样处理，当前暂时可以这样做，到了将来却不可不改做另一种处理，这就是不以现在应当如此的形势牵累将来尚未形成的形势。这样，审察形势而寻求道理，就没有不穷尽的了。所以说：天下有确定不变的道理，却没有确定不变的形势。至于圣人处在君位，大力实现天下一统、安定天下的时候，海内外没有不臣服归属的，拥有天下完整的形势，实行天下正当的道路，就再没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了。不幸的是，纲纪衰微，终于导致败坏，那么就考察它衰败的原因，寻求它兴盛的原因；这本身又是一种形势。加以修治而使它安定，使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本身又是一种道理。又不幸的是，豪杰纷纷兴起，割裂山河，彼此互相为敌，没有谁能够胜过谁，这又是一种形势。

译抚慰并使他们安定，使各自保有自己的所有，这又是一种道理。因此，以大一统安定天下，是三代、汉、唐以及贵朝盛世的情形；修治并恢复统一来安定天下，是周宣王、汉世祖时期的情形；不能拥有完整的天下，而各自安定自己所拥有的地方，是六朝、五季之际的情形；南北同时兴起，中分天下，以交往相处的方式共同谋求安定治理，是贵朝中叶以后直到今天的事情。不计较形势的强弱、兵力的胜负、时势的利弊、事情的得失，把一切归于和睦而以道理为根本，这正是贵朝做得对的地方。但不知道如今的形势是应当如此，而道理也应当如此吗？如今的形势已经如此，而道理也已经如此吗？我私下认为，贵朝今天的事情，似乎是在顺从形势，却在可行与不可行之间没有完全穷尽道理。贵朝自太祖受命，建立法度、开启国运、创立规模，一切都以道理为根本。贵朝攻取淮南、平定三叛、灭亡唐蜀，考察武功，有不及汉、唐初年的地方；但革除弊政、平息兵祸、削弱藩镇、加强京城和中央，谋虑深远，遗留给后世子孙的谋略，却有超过汉、唐后期的地方。我曾认为，汉氏的治理近似夏，李唐的治理近似商，而贵朝享有国运长久，近似周，可以成为后三代。然而贵朝的国体以正道为大，国势以表面柔弱为强盛；维持人心，延续国脉，巩固疆域，修补基业，却采取和平舒缓、宽厚柔和、委曲求全的方式，受到侵犯也不计较，不凭力量争斗，以珍惜兵力、爱护百姓为根本。因此有夏后氏的质朴而不浮华，有商人的敬慎而不放纵，有周人的文治而不放荡，有汉氏的公正宽恕而不疏薄，有李唐的德义而不驳杂。衡量德行而行事，估量力量而使用，迟疑退让，保全宽宥，以求安全，没有赫赫盛大的名声，却有广大太平的实际。把力量用于纲纪、文物、礼义，不以甲兵、土地、人民的扩张为奢侈，不采取孟施舍那样守护意气的做法，而始终采用曾子那样守约自持的做法。它的形势常常屈处，而它的道理常常伸张，所以能够祈求上天延长国命，接续三代而超越汉唐。因此聘问契丹，结交金源，接待本朝，不吝惜重金厚礼，使者的车盖在道路上相望，使显德之民增加羡慕数倍。即使有靖康之难，也凭借东南的富庶，足以建立国家、安定疆土，迁都定鼎，一直到今天。它的形势更加屈处，而道理更加伸张。有时也曾抛弃道理而从事于形势，但谋划尚未成功，祸变就随即到来。有时又曾厌恶屈处而谋求伸张，形势或许稍有伸展，但祸变也随即到来。一再有所作为，只是徒然成为祸患的根源，直到今天仍造成阻碍。一个确定的道理必不可违，一时的形势有时必定不能成就，这也可以看出来。大概自从石氏失去驾驭，耶律氏进入汴京，天下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形势。凭周世宗的英武，也只能取得关南数县，最终不能重新拥有燕云。太祖接受禅让，就姑且放置北汉，使它成为藩屏以抵御契丹；凭借周人的威势，于是平定各个僭伪政权，最终不以燕云为目标，只授予边将权力，使他们专断生杀、守御疆场而已。开创基业、垂示传统、保全大定之功，终于安定中国，大概是深深看见了道理而不拘泥于形势，这正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圣子神孙一代代继承，世世成为法则，同它订立盟约，直到金源，信誓更加牢固，因此南北百姓安乐地生活，几近三百年。一个确定的道理，运用它没有穷尽，享有它没有终止，这也可以看出来。拥有天下的人，谁不想拥有九州四海、完全统一天下，使车轮轨距相同、文字相同、伦理相同，停止弓弩的射击，把兵器包上虎皮而收藏起来？德行彰显，刑罚废置，偏远幽深之地也没有间隔，端正衣冠而垂衣而治，使天下安宁清明，那才好啊！道理有所不能，形势也有必定不能做到的地方，不过是安于所遭遇的道理罢了，绝不违背礼义而妄自行动，以此自取祸患。因此汤拥有七十里土地，文王拥有百里土地，并不因土地狭小而自困，只是专心厚行大道，安于所遭遇的处境，最终称王而拥有天下，使自己的时代广大昌盛。至于勾践退守会稽，高祖在汉中称王，文帝使车马退避，光武帝关闭玉关，都是看清道理、审察形势，安于所遭遇的处境，掌握动静关键的例子。因此能够高举霸王之器，顺应时势而达到治理，功业显著于当时，名声昭著于后世。贵朝祖宗深深看到了这一点，勤勉持守、谨慎约束，不肯稍有改变。所以太祖开创大业，国势正盛，可以有所作为却没有作为；太宗大举承继基业，国势更加稳固，可以有所作为却没有作为；真宗亲自击退强敌，国势更加兴盛，可以有所作为却没有作为；仁宗治理成效普遍融洽，国势更加强盛，可以有所作为却没有作为；神宗大力改革，国势更加更新，可以有所作为却没有作为；高宗安坐而平息强敌，国势没有困窘，可以有所作为却没有作为。高尚的德行、盛大的功烈，轰轰烈烈，震动人们的耳目；这些都是已有相应的形势却不乘机而动，安于道理而不妄为的表现。如今却有人想在迁徙、战争、征伐达到极点，经过三百多年之后，不谋求扶持安全的办法，反而想断绝百姓残余的生命，抛弃祖宗的良法；不依靠道理而依靠形势，不以守成为原则而以战争为原则，不以和平为原则而以厌恶为原则，用一己的形势改变天下的形势，希求奇功，取得侥幸的胜利，采取诡诈求胜的行动；看见手指的细小琐屑，却忘记肩背的重大臃肿，轻视泰山而看重鸿毛，难道不是错误吗？我恭敬地想，陛下与本朝初次交往时，想要恢复前代旧例，派遣使者在内部交往，越过万里国境，直接抵达一脉相通之处；天地人神都知道陛下仁厚的谋划和安定百姓的心意。只是气数尚未相合，兵锋纷乱，小人交相扰乱，事情的体制不一；虽然使者往来，只是徒然耗费道路，始终没有成功的诏命，这不只是两朝的不幸，也是百姓的不幸。有接续友好的使者，却没有停止战争的君主；有讲信的名义，却没有修睦的实际；有回聘的命令，却没有输诚求和的约定，所以文书纷纷往来，不足以彰明信义，反而足以增长混乱。直到渝合、交广的战事发生，祸乱就达到极点。上天保佑明德而使其有君主，皇上改变斗极运行的气象，穿透冰天而带来春意，蕴积降下仁惠以造福天下。皇上自认为诸王圣德恭敬日益提高，既有济世之心、平息战争之意，于是召见藩服，延请儒生，向他们询问治国之道，商议和平、停止杀戮，期望一定实行。

译于是皇上在沙陀向我谈话，在常山命令我，在武昌订约，在开平交付书信，在江上颁下诏令。即位之初，对彼此相交往来唯恐来不及，圣明的气度宽宏，尤其慈爱，乐于听取善道，专心致力于救济众人，具有魏孝文帝的贤明、周武帝的义行、金世宗的纯正；推到极点，甚至三代的名君也不能超过。却不知道贵朝究竟因为什么，接纳了使者，却把他们拘留在边郡，层层遮蔽防守，不让他们进退；第一次报告兵乱，告诉他们无处可归；第二次报告不同的消息，又加以扼制，使他们不能处置自己的事情。山东的事情本来互不相干，却把它当作缓兵之计；等到他们投降归附、把内情全部说明并请求进见时，又排斥而不予过问。多次递交文书，尽力陈说，而全都没有答复。一室之内，颠沛辗转，看不见天日，连续经历数年；主上有什么罪，我们又有什么罪，为什么要困窘逼迫到这种地步呢？以重兵相互图谋，是先朝的事情；窥伺间隙而制造事端，是边疆官吏的事情；推行兼爱以平息战争，是主上的心意；委身托命而奉行使命，是我们的义务。假如贵朝想把过去的事情施行到今天，认为主上不应当通好，我们不应当妄自来此，那么我们刚到贵朝边境时，拒绝我们就可以了；如果误在接纳，驱逐我们也可以；如果想加罪于我们，杀戮我们也可以。边将侵犯边境，把这指作缓兵之计，顺从其意然后杀掉我们，也可以。若一定要把我们禁锢滞留，使我们穷困逼迫、惶惑而自裁，却又不说明我们的罪过，而且还有君命在身，那么我们自己也不敢这样做。我恭敬地想，陛下圣德天生，建立大道、树立法度，存养精神而使教化流行，消弭熔化重大变故；在位如今已经四十年，享有国运长久，可以同商、周圣王和贵朝祖宗并世相提并论、共同隆盛。陛下将使万物各得其所，难道唯独对于通好的使者，要逼迫到这种地步吗？我们一进入贵朝境内，贵朝就有固定的处置办法，何况满朝都是老成贤达，朝中列有俊德之士，宰辅陪贰共同谋划，不能说考虑得不深；台谏、侍从商议，不能说不周密；学馆中的杰出人才进献意见，不能说不多；边疆将帅考察，不能说不精细。交际往来的道理和旧典都具备，上下秩序井然，条纲不乱，总体汇聚为一体。观察本朝的盛衰，审视本朝的虚实，体察本朝的强弱，斟酌本朝的可否，那么我们的事情本来清楚可见，也容易处理。然而却把我们安置在馆舍中，数年不加过问，有人一定认为本朝兵乱，存在可以乘取的间隙，微小的信用尚未建立，不足以同它交往；认为敌人有了裂隙，不可错过；他们互相攻打，是我们的幸运；发生重大变故之后，正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日。一定有人会说范蠡对楚子的那番话，认为晋君不在诸侯之中，北方可以图谋；会说祖逖渡江时的誓言，击打船桨于江心，认为中原可以平定；会说桓温进取的谋划，洒扫山陵，认为函夏可以占有；会说王玄谟北伐的言论，军队横向进入、纵向出击，认为可以封禅于姑衍山；又会说上天正保佑我们，我们可以有所作为，进兵占据山东，于是河朔可以图谋；檄文发出而出兵关南，于是燕云可以恢复；直接扼守天险，于是故都可以收复；沿江而上，于是两川可以攻取。凭借贵朝累积的盛大国力，蓄养民力、休养生息三百多年，恢复旧有疆域，本来就是应当做的事。办理这一件事，力量绰绰有余，本来不应有所顾忌，使使者击鼓前进，认为这是大举行动。然而黄河以南以北、秦陇东西、海岱内外，名城数百，即使本朝发生变故而弃置不问，各镇侯伯也不是容易攻取的。其间或许有人采用魏太武帝收缩戍守的计策，即使让军队进入境内，一旦有成百上千的抄掠骑兵结群而来，那么这种说法正足以损害国家，而不足以成就事业。其次，也不过是趁本朝有变故，夺取并占据必须防守的要害之地，以及进攻时必须夺取的地方。如果本朝有了裂隙，就派人寻找缝隙、攻击瑕疵，冒险贪利而进，即使得到一座城、攻取一个寨，也不能抵偿数代以来所失去的东西，反而白白抛弃两国的明确信用，毁坏以礼义为国体的原则，结下边境祸衅，形成背部和胁下的毒疽根源；那么这种说法又足以损害国家，而不足以成就事业，这是很清楚的。大概正是因为只计算天下的形势，而不计算天下的道理。假如燕云可以恢复，太祖早就恢复它了；假如旧京可以图谋，高宗早就图谋了；假如淮北可以攻取，宁宗早就攻取了；假如山东可以收复，陛下早就收复了。难道还要等到今天出现空隙之后才乘机而动吗？这不是不能做到，而是形势不允许；不只是形势不允许，道理本来就不允许。因此祖宗知道其中的道理，宁可显得柔弱而不去逞强，宁可固守而不去交战，宁可放弃而不去强取。不凭土地，而凭道义；不凭力量，而凭德行。抚有百姓，奉安宗庙，一直到今天，功烈仍然显赫。所以天下所有的事情，没有超出道理之外的。用道理观察，得失自然显现；用道理处理，胜负自然明白；用道理行动，通达还是阻塞自然看得出来。如果不计算那确定的道理，而去追求不确定的形势，想用一己的形势改变天下的形势，那么天下的形势终究不能改变，而一己的形势自己就会穷困，没有不把祸患带给天下的。所以熙宁、元丰年间，有意于使国家强盛，最终却没有能够强盛；新法的弊端，终于造成党人的祸患。宣和、政和年间，有意于恢复故土，百年积蓄的力量白白耗费在燕山空虚的府库，又因此导致复隍之变。开禧年间，有意于进攻取胜，却随得随失，反而招致淮南的战事。端平年间，再次从事收复，却徒然使军队疲弊，白白捡拾残余，最终失去蜀汉。这些都是贵朝的事情，也是陛下亲眼见过的；各种力量横向压迫、溃决冲突，一直到今天。凭陛下的德行，获胜的军队尚且自己松弛、委顿而离去，难道还能再次有所作为吗？然而议论者不遵循古代的道理，只顺从今日的形势；不惧怕长远祸患，只贪图眼前利益；只顾一己一时的事情，不顾天下后世的事情。这就是我冒死强行僭越，也一定要把话说出而不吝惜的原因。如果只顺从天下的形势，而不考察天下的道理，那么又一定会说，辽、金、夏人，我看见他们将要灭亡；如今本朝发生变故，气数可以推测；假如贵朝所报告的本朝兵乱、异闻等事全都不是虚妄，难道应当立即把它当作儿戏吗？本朝立国的根基，绵延包举海内，并不容易动摇。太祖皇帝在漠北倡导义兵，一举攻取燕辽，再举攻取河朔，又再举灭亡西夏，于是收拾秦雍，倾覆汴蔡，穿越巴蜀，绕道出兵大理，东西北三面都抵达海边而南面

译连接江淮；自周、汉以来，势力雄强勇猛、俯视逼临中国，何况如今又这样广大而强盛呢？而且它的风俗淳厚，法网疏略，号令简明严肃，所以夷夏之人都竭尽死力。假如所报告的情况属实，难道能够一时之间就没有君主吗？本朝立国至今才四十多年，难道能够一时之间就沦亡抛弃吗？金源氏已经失去燕、秦，又放弃河朔，以黄河为界建立国家，只剩河南一道，仍然像一只龟一样固守。贵朝不与它断绝关系，几乎已有二十年。本朝即使有一时的变故，难道可以立即轻视它而最终不与它往来吗？本朝没有金源氏那样的世代仇怨，却有超过金源氏一倍半的势力，大概也还不能轻视。况且在祸乱之际，正是上天用来开启圣人的时候。至于所报告的本朝骨肉离间、诸侯背叛，或许确实有这种事。凭主上的仁德圣明，一定能够长久享有国运，使文治太平，难道会突然到达这种地步吗？一时的祸乱，正是上天用来启发主上的。太阳将要升起，必先有阴气和灾气的阴翳；龙将要飞腾，必先有云雷郁积。将要达到极盛的治理，必定先被大难压抑；乾坤之后必定接着是屯难，屯难之后最终以履道收束。万物各有自己的道路，然后才接续以泰平。所以晋国有里丕之难，文公因此兴起；齐国有无知之难，桓公因此称霸；夏有浇、羿之乱，少康因此称王；周有管叔、蔡叔之乱，成王、康王因此得到治理；诸吕之乱因此开启了文帝之治，巢隠之乱因此开启了太宗之治。难道唯独到了主上这里，就会让他不幸陷于祸乱之中吗？如果这样，就是上天无道。至于所报告的事情，不只是本朝的不幸，也是贵朝的不幸。只要主上安泰无恙，一定能够平息战争，最终成就通好之事，使南北百姓免除杀戮的祸患，共同达到仁寿之境。否则，战争一旦开始，贵朝就可忧虑了。事情到了今天，贵朝不再答复，前日的事情还不能确定，那么就应当急急忙忙地回应主上的美意，讲信修睦，谋求使百姓安定。然而贵朝仍然把我们搁置起来而不予过问，实在有令人不能理解之处。难道上天还没有厌弃混乱，将要由此缔造并发动战争的根源吗？还是要由此另有所积蓄安排吗？还是其中有人主张这样做，必定不让通好之事成功吗？这一切都无法知道。我私下曾思考，本朝用兵四十多年，也到了应当休息的时节；上天赐予仁圣之主，且有主上在位，也正是应当治理太平的时代。贵朝遭受战争三十多年，也到了厌倦困苦的时节；保有天命，又有陛下在位，也不是一个会制造事端的君主。即位之初，先派遣信使来输诚求和、接续友好、平息战争、使百姓休息，却把他们安置在馆舍中，岁月绵延，时间越久越不加过问。这尤其是令人不能理解的地方。难道其中有不得已的原因吗？还是本来可以停止，却有某种缘故想要不停下来吗？还是上天没有允许两国的事情成功，所以使它们彼此阻塞、跌倒、隔绝、远离呢？为什么昏暗不明到这种地步！一定有人提出意见，认为形势可以乘取而不顾道理。但道理本身有使陛下迷惑的地方。南北的形势，是确定的形势；南方不能占有北方，是确定的道理。道理所在，不是人力能够强行改变的，也不是一时的形势可以压倒的；这大概是本来如此而不可改变的道路。天下的形势，开始于北方而终于南方；一气的运行，在子时建立而在午时屈折；运动根本在静止，阳气根本在阴气。太阳运行到最北，阳气产生；运行到最南，阴气产生。屈折是伸展的根本，死亡是生命的源头。因此北方的强盛在于虽死而不厌弃，南方的强盛在于以宽厚柔和来施行教化。所以凡是建立国家的，没有不是从北方发展到南方的。因此周朝从戎狄之地迁到豳，离开豳而建国于岐，迁都丰、镐，到了成周时达到极盛。平王东迁，于是不能再恢复古制。大概就是从西北进入东南的缘故。秦人从汧水、渭水一带称霸关中，兼并六国，最后灭掉楚国，也是从西北开始的。汉朝从关中攻取韩、魏、梁、赵，在彭城逼迫项氏，同样是从西北进至东南。到了世祖定都洛阳，汉朝的国势才达到极盛。昭烈帝进入蜀地，有孔明这样的英贤、关羽和张飞这样的忠勇之士辅佐，凭借义理恢复汉室，攻打樊城，震动许都，多次出兵岐山，长期驻扎渭水之滨，最终却不能占有函谷关以东的一郡之地。孙氏在江东建立国家，占据三州，虎视天下；虽有陆逊的深沉果断、吕防的谋略，出兵濡须，攻下皖口，进攻合肥，以进攻作为防守，最终仍不能得到淮北的一名百姓。元帝渡过长江，有王导的美德，陶侃、温峤、谢安的贤能，也曾经营中原，攻取河南，进入关中，出兵彭城，在淝水取胜；但山桑、代陂、枋头接连失败，最终不能拯救江沱、日车之侧的危局。当时，蔡谟的言论、王羲之的议论，最能洞察事理、审察形势，却始终没有被采用。宋武帝发动江淮军队，平定广固，消灭姚秦，进入长安，声势十分强盛，却始终不敢登上黄河以北的土地，而且所得到的地方很快就丢失了。文帝凭借元嘉年间的盛势，想要恢复河南，两次大举出兵；后来到彦之败退，王玄谟又退走，于是使代地的战马饮用长江水，建康受到震骇，两淮的郡县荒芜殆尽，春燕归来，只能在树林中筑巢。到了齐、梁两朝，军队往来于彭城、悬瓠之间，在雍、豫、青、兖之地争夺，错乱纷扰，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陈庆之乘魏国发生动乱，迎立元颢，不久便狼狈退回。梁武帝因为妖异的梦，想要召集、接纳中原的州牧长官，最终亲自招来了侯景之祸。这些朝代、这些君主，难道不想称帝于中原、吞并北海吗？只是事理不允许。只看见形势而看不见事理，想凭东南的军队同西北抗衡，轻率抛弃人命，违背《易》的天道常理，所以最终不能成功，反而自取失败。终南山、剑门关在西面，长淮、长江在东面，首尾相接，重重险要彼此遮蔽，这是天地形成的形势，所以隔开区域、限制南北。况且南北土俗不同，人的才能技艺也不一样。黄河以北的人豪迈强劲、勇猛严厉，长于骑射，善于奔驰追逐，而且厚重坚忍、能够持久，所以能离开本国远道作战。江淮一带的人剽悍勇猛而轻捷敏锐，长于水战，适合速战；上岸杀敌，洗脚便可登船，所以能凭借险要地势并善于防守。天下完全统一、南北合为一体时，这些特点都没有用处；如果天下分裂，各自依仗所长，彼此交往不通，最终就会互相折损兼并。

译邵雍说过：“从北向南就能得到治理，从南向北就会发生动乱。”大概是气数使它如此。这样看来，南北的事理、天下的形势，已经清楚可见了。恭敬地想，贵朝开创王业，是从燕、赵交界开始的；当时的将相，都是幽州、蓟州、常山一带的豪杰。太祖、太宗二祖的功德，显著于淮南；承受天命、开拓疆土，则始于汴、宋。因此是从北向南发展的。既已确立皇帝的正道，平定唐、蜀，消灭楚、汉，从江南直到岭南，又是从北向南推进的。江淮之间直到闽越，户口日益繁殖，十倍百倍超过中原各国；文物、学校比中原还兴盛，也是气数使然，符合“万物相见”的道理和南方卦象的意义，所以开启后世帝王而有今天。这同样是从北向南。正因为如此，太祖不夺取燕云，真宗不在澶州、魏州交战，仁宗不攻伐灵州、夏州，高宗不斩断与金源的关系。这种合于义理的强盛，巍巍荡荡，使国家不但不妨害三代之后的继承，而且超过汉、唐；在致治和享国的美盛、礼乐文物的繁盛、仁爱忠厚的风俗、正直刚强而能克制私欲的道术、公正普遍而便利百姓的恩泽、正大高明的境界等方面，凝聚人心，巩固天命，晋、宋六朝那种偏颇杂乱的国家，哪里敢奢望达到它的万分之一！祖宗神圣英明，开创基业、垂示统绪，深刻看见其中的事理，制定了一定的规模，使子孙世代守持，不敢稍有改变、逾越。一旦违背它，祸患失败就立即到来。因此根本大计一经确定，基业便延续长远；面对上帝，登临帝位，直到三百多年。汉朝有中途衰微，却没有汉朝那样的大乱；李唐有中途衰微，却没有李唐那样的大乱。汉朝享有天下四百多年，唐朝享有天下将近三百年，自三代以来，享国长久不过如此；而贵朝近则超过唐朝，远则几乎赶上汉朝。汉朝总纲建立了，但细则疏略，所以弊端在于祸乱从外戚兴起，国家被大臣窃取。李唐细则完备了，但总纲衰败，所以弊端在于祸乱从宫闱中发生，帝位转移到藩镇手中。贵朝总纲端正而不衰败，细则完备而不紊乱。汉、唐导致动乱的弊端，贵朝全都没有，为什么汉、唐却会中途衰微呢？因为祖宗交结邻国的原则，有时被违背了。小的违背导致小的变故，大的违背导致大的变故，再大的违背，变化就会多得不可胜数。这就是有迁都避难之事、不能完全占有中原的原因。考察国势，反而有不如汉、唐之处；又承接五代之后，元气受到侵蚀，契丹、西夏已经占据西北两边，所以国势相当弱。祖宗神圣而能使国家安定，不把力量用在战争上，而把力量用在礼义上，委屈自己同邻国交往，谋求中原安定，所以能够由弱变强。若论土地和军队，贵朝不如汉、唐；若论礼义，却大大超过它们。因此讲求信用、修好睦邻、停止战争、安定百姓，不以武力判断强弱，而以礼义判断强弱，这就是贵朝三百年国运的命脉。把这种原则推行下去，不让它堵塞，以玉帛代替兵戈，以使者代替将帅；使者往来不惊动声势，两国之间轮流作宾作主，所役使不过数十人，所费不过一州的赋税、一郡的贡物，而天下安然。因此自祖宗以来，曲折周旋，略去细小事情而保存大体，修整礼制、彰明信用，不敢使它坠失。这不仅是形势本来如此，也是事理本来如此。所以凡是拥有天下的国家，必定有一项原则同基业谋略并立，决定一国的兴衰，使治理国家的人战战兢兢地守持而不敢失去，奉行而不敢违背，修治而不敢懈怠。国家隆盛、太平、安定、治理，是由于这项原则得到实行；动乱、衰败、危急，是由于这项原则失误，必定由此产生而无法摆脱。治理天下的人必须谨慎对待，不敢忽视。三代以来，可以拿来比拟贵朝的，只有汉、唐；虽然它们的治理方式不同，但享国年数相近，所以经常援引它们来作比较，从未停止。太后、外戚、宦官、大臣，是两汉的事情。汉文帝、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能够谨慎防范他们，所以他们不能造成祸患；汉元帝、汉成帝、汉桓帝、汉灵帝不能谨慎防范，因此承受了他们的祸害而无法抗拒。宫闱和藩镇，是李唐的事情；先是宫闱发生变故，后来祸患蔓延到藩镇，彼此因袭而成。自唐天皇以来，有的只谨慎于开始而不能谨慎到最后，有的始终都不能谨慎，因此损害国家、祸害百姓，却没有办法停止。贵朝建立国家时，家法优美，体统端正，治理内廷十分完备，驾驭臣下十分严明。唐末、五代的弊病，全都革除了，完全称得上统一天下的王道。因此，太后享有圣明称号，被称为女子中的尧舜；外戚不参与政事，宦官不掌握兵权，也不杀害大臣。这些又是汉、唐所不敢奢望的，可以同三代相提并论的地方。然而贵朝所奉行的原则，集中在邦交这一件事上；它关系国家体面，系连百姓性命，决定国家盛衰，是汉、唐所没有而贵朝独有的。因此自祖宗以来，委曲求全，勉力周旋，设法结交求援，收敛国势，维护国家体面，不同邻国争强较量，只求安静。与其愤怒地发动万人，不如和蔼地派遣一个使者。把以和议、邦交作为治国根本，是贵朝的原则。邦交之事并不是贵朝自古以来才这样，到贵朝才特别兴盛罢了。考察《小雅·鹿鸣》第三章，派遣使者慰劳使者，那么关于使者的事务，在此以前早已有了。又考察《周官·大行人》所说的按时聘问、归还玉帛、致送会礼，这是天子用来同诸侯交往的方式。诸侯因王室事务而往来，就彼此聘问、朝见，这是诸侯相互交往的方式。周王室衰微后，齐、楚、秦、晋掌管大行人的事务，开始重新申明辞令，说明曲直；国家的安危、军队的利钝，都系于其中，这是列国相互交往的方式。到了六国缔结合纵、连横，奉上毛遂的盘，送进田文的财币，苏秦的车骑接连往来，张仪凭唇舌摇撼列国，列国的邦交达到极盛。到了汉朝，派遣使者四处出访，陆贾、唐防、张骞、苏武远行数万里，有的长达十多年，这是中国同外国交往的方式。到了蜀、汉、吴、魏各自据有一方、分别称帝，战争的胜负取决于邦交的离合，所以往来的使者都是心腹大臣，孔明、鲁肃、邓芝、张温等，都是一时的杰出人物。

译因此，汉、吴联合一次，就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汉、吴再次联合，就攻取汉中；吴、魏联合一次，就攻取荆州；吴、魏再次联合，就在猇亭取胜。当时，使者往来的作用更加重要，这是敌国同敌国交往的方式。到了刘宋、元魏把天下分裂为南北，虽然使者往来不断，战争也没有停止；沈范、吉常、李彪、周邵、徐陵、庾信等人，纷纷往来、错杂交涉，历经七代二百多年，而南北关系时分时合。大体说来，联合则双方都安定，分裂则双方都危险；联合则百姓受福，分裂则百姓遭祸。到了李唐，开始发动义军，首先命令刘文静出使突厥；到了唐朝末年，对内同藩国交往，对外聘问各族，反复纷乱，没有一定，最终因而败亡。到了五代，中国衰弱，耶律氏兴起于松漠，又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朱氏篡逆后，袍笏、梅老来访，髙颀答复他们，南北交往才开始畅通。晋高祖接受对方赐予的冠带，十分谨慎地事奉对方，南北对峙的形势才确定。贵朝开运后，削平各个僭伪政权，已有浩大统一天下的趋势，却放弃燕云而不取。传了两代之后，辽国便肆意凌辱，真宗不得不亲自屈尊出行，来到澶渊；寇准、高琼共同尽力击退大敌。真宗深谋远虑，不采取继续追击的办法，于是同辽国订立盟约，以天威震慑它，以重大信用临制它，以丰厚财币馈赠它，以明确条约约束它，南北交往才得以稳定。双方友好聘问、往来不断，兵器没有使用，使天下安定了几十年。后来盟约渐渐松弛，辽国再次侵犯河朔；仁宗又委屈自己、信守义理，富弼于是能够承担使命，再次订立盟约。双方友好聘问、往来不断，兵器没有使用，使天下安定了一百多年。到了宣和、政和年间，盟约终于毁坏；靖康末年，因为放弃都城，高宗南行，放下仇恨、崇尚和好，于是获得安定。金源又重新订立盟誓，双方友好聘问、往来不断，兵器没有使用，使天下又安定了几十年。然而海陵王凶暴残虐，妄图大举进攻，以此亵渎明神，罪恶累累，终于自取灭亡。高宗仍然表示重大信用，不追击败军，于是同金世宗订立盟约。双方友好聘问、往来不断，兵器没有使用，使天下又安定了几十年。后来制造事端的人妄自挑起边境争端，宁宗增加修明德政，又同章宗订立盟约。双方友好聘问、往来不断，兵器没有使用，使天下又安定了几十年。由此看来，以交结邻国作为治国根本、能够谋求天下安定的，没有比贵朝更盛大的了。所以说，以和议、邦交为国策，是贵朝的原则。天子所坚持的，大臣所辅佐的，百官所讨论的，把它作为国家最大的常法，只有这一件事。至于本朝，恰好同陛下相当；但陛下派出的使者意见不一，最终没有成功，大概是因为本朝正极力扩张兵威、吞并整顿各方国家，而上天还没有厌弃动乱，常常使事情发生差错。因此陛下的圣意无法传达，祖宗的成规不能相合，百姓的性命没有人来救治，太平和气将要彻底断绝。天地安排位置，必定有相对相待的一面。陛下有这样的心意，主上也启发了这样的心意，大概气数本来就应当如此。契丹同贵朝订立盟约，也是在几代、几十年之后；金源同贵朝订立盟约，也是在几代、几十年之后。如今主上在位的世代，已经经历了若干年；这也正像金源氏在位时经历了若干年。大定、明昌时期的盛况，将会再次出现在今天。主上即位之初，先派遣诚信的使者，输诚讲和，继续旧好，停止战争，使百姓休息。可是贵朝把他们安置在馆舍中，拖延了好几年，任凭他们把所有意见陈述出来，却一概拒绝、不予理会。因此我反复思考，认为一定有发表横议的人，想要损害贵朝、误导陛下。他们一定会说：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关系，对本朝有什么关系？妨碍我什么事，损害本朝什么事？所可惜的，是贵朝的国家体面和陛下的盛大德行。即使实行这件事，我不过损失自身，本朝不过损失一位臣子，太仓少一粒粮食，沧海多一阵波涛，邓林飘落一片叶子，泰山掉下一块石头，对于国家有什么损害？至于贵朝所发动的战争，如果都能符合图谋，能够全部收复旧京，吞并山东，夺取河朔，平定关中，铲除白沟的边界，登上卢龙的关塞，而本朝也不失去原有的东西，那当然最好。如果发动战争却不能成功，谋划进取却不能得到，后来又想在江水中洗兵器、在淮河岸边悬挂铠甲而结束事情，我恐怕很难做到。一旦有所失误，岂不是损失巨大吗？况且贵朝光明地拥有天下已经三百多年了，盛大的治理充满四方，伟大的事业达到极盛，正如太阳运行到正午，难道还要催促羲和驾车前进吗？应当安定、安乐，恬然处在容易守持的状态，不要自我动摇；也应当不抛弃辅佐大臣，使他们依附于国家车辐，以巩固皇帝的车舆。经听说贵朝广西帅臣曾因交趾发生变故而说：“国家纲纪端正，君臣和睦，百姓安定。若发生变故，那就是上天要使宋朝动乱。宋朝如果不乱，而我却常常称道它，大概是因为凡是拥有国家的人，不怕发生乱事，怕的是自己造成乱事。自己造成乱事，是人的缘故；横暴逆乱从外而来，是天的缘故。上天要使人的国家动乱，那又能把它怎样呢？只需尽到自己所能做的罢了。自己没有造成祸乱，就不必计较其他；已经是自己造成的，就来不及挽救覆亡的乱局了。”我曾认为这番话是养生的方法，也足以作为延长国家寿命的道理。人的身体，控制嗜欲的是心志；使筋骨坚固的是血气；供给资养的是饮食；调节舒展的是起居。所以起居合乎时令，饮食有节制，血气周流，没有阻塞狭窄，心志安定强健，没有沮丧动摇，那么身体就能安泰而有所作为。人在幼小的时候，就做幼小时应做的事情；在壮盛的时候，就做壮盛时应做的事情；在老年时，就做老年时应做的事情。在幼年应该矫正、调养的时候加以矫正调养，在正当强壮的年龄施展才力，在老年时涵养精神，以此延年安逸，就可以超出通常年寿的范围，避免疾病、疫病和夭折的祸患。如果懈怠忽视、放纵恣意，不知道调养身体的道理，违逆心志，使血气劳损，饮食没有节制，起居不合时令，在幼年欺骗孩子般地过着无常生活，在中年逞强卖勇，在衰老暮年放纵奢侈张扬，往往会损耗本来应有的寿命，自己导致中等以下的寿命。所以少管事情是养生的根本，制造事端是伤生的源头。由幼年到壮年，由壮年到衰弱，由衰弱到老年，由老年到生命终结，这是事理和形势的自然规律。年轻时不做壮年人的事情，年老时不做年轻人的事情，也同样是事理和形势的自然规律。善于养生的人，只遵循这个道理而已。治理国家的人也是这样：开创基业的根本道路，是道；凝聚人心，是义；维持国家统一体制，是纲纪；培植根本，是风俗。创业的时候，就做创业的事情；守成的时候，就做守成的事情；逐渐光明、逐渐昌盛的时候，就做逐渐光明、逐渐昌盛的事情；逐渐衰微、逐渐衰弱的时候，就做逐渐衰微、逐渐衰弱的事情。

译在开创国家、制定制度、确立根本的初期，应当开张声势、崇尚整饬；在盛大光明的时候，应当张扬宏业、崇尚修治；在衰微弱小的时候，应当拥护保卫、巩固防御。这也如同人的身体，要根据年岁来安排行为：老年不做壮年人的事情，幼年也不做老年人的事情。所以取得天下用来治理，治理用来安定，安定用来长久；强盛时不做衰弱时的事情，衰弱时也不做强盛时的事情，这同样是本来的道理。完全不违背它，而一概顺应事理，就可以使世代超过预期，求得长久的福祚，而没有覆亡失败、自我断绝的祸患。如果丧失道义，在不应行动的时候行动，在可以行动的时候却不行动，所有祸败之事都是自己招来的；本来可以盛大繁昌、世代长存，却自己导致覆灭，也是事理和形势的自然结果。因此周朝超过了它的历数，秦朝却没有达到预定期限，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也只是遵循这个道理而已。恭敬地想，贵朝道德昌盛、德行深厚，福庆无疆，历代圣君相继，子孙绵延，光明显赫而相互承继，像草木一样繁茂。然而按事理推断，传世年数既盛大又长久，大概如同体态丰厚、年高有经验的人，精通事变，历经许多艰难，义理的力量强盛，能够包容、昂扬而刚健，精神上足以折冲御侮，时间越久反而越壮盛；但血气已经衰退了。这正是应当具备膏粱美食，供给酒醴和药饵，沉静简默，深居高拱，以延长国家命脉、巩固天命的时候。有人却想给蛇添足，把鱼放到树上，抛弃庙堂的谋略，经营民间的谋划；拿廉颇的米肉来进献，拿马援年老仍精神矍铄来作榜样，勉励赵充国，牵引陶侃，想同新进的少年争一时之强。即使像方叔这样的元老能够使自己的谋略强盛，按万全之策来看，坐着也能胜利、正好应合时势，安处容易守持的局面，难道反而违背常理、左顾右盼，因而误了天下国家吗？往年交广的军队、渝合的变故、武昌的战事，是上天借此大大警告贵朝、深切眷顾陛下。防备抵御曾经疏忽缺失了，于是借此重新整治精密；谋划图治曾经简慢松缓了，于是借此变得严密急切；轻视变易的人，因而知道畏惧艰难而放纵的人，因而收敛；懈怠的人被激励，于是惊惧；以为强壮、实际上怯弱的人受到逼迫，于是变得强硬。兵力好比器物，原来已经破损漏坏，于是借此淘洗、修补、钉固。事情过去以后，不要再制造事端，去求取另外的利害关系；应当结好，用信用遮护、润泽创伤，以安静镇定局势，闭关停商，等待元气恢复。从内部寻找我们尚未完备之处，不从外部寻找本来不应做的事情。以事理为根本而不追随表面形势，那么景定元年就是建隆初年。周、汉、晋、唐都曾两次中兴，贵朝到这里就是第三次中兴。《诗经》所说“周朝虽然是旧有的国家，它所承受的天命却是新的”，并不只是说文王在陛下身上再次出现。有人却顺从一己的气势，贪恋一时的利益，不顾上天的警告，想在大变之后寻找缝隙、钻空子，拘留使者，另外发动战争，把祖宗三百年的成就再次当作赌徒的一掷，于是用兵戈替代玉帛，用杀戮替代百姓的性命，用战争替代礼义。即使侥幸得志，什么都不顾，难道果真能保证不出差错吗？贵朝立国以来，同邻国之间得失成败的原因已经很多，利弊可否也已经十分熟悉，形势的当然和事理的本然也已经历时长久，不必拿别人来作鉴戒，都可以自己鉴戒。国运经历万般曲折，时而安定、时而危险，到了今天，难道还可以再做这种事吗？陛下聪明睿智，彰明过去、察知未来，周遍万物而不遗漏，救济天下而不遗弃；可以进取时就进取，可以停止时就停止，掌握圣人顺应时势的原则，难道反而要由此使两国陷于危险吗？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荒诞妄为、迂阔疏忽的人，希求功劳、制造事端的人，偷安苟且、两面敷衍的人，刚愎自用、纵容动乱的人，像刺猬一样纷纷出来发表横议，共同阻挠我等，好像鹿群一样，众多的人形成犄角。即使天子仁慈圣明、宰相贤能明达，能够熔化金属般强烈的言论也无法夺去他们的意志。荒诞妄为、迂阔疏忽的人没有长远考虑，不懂时务，敢于发表夸大的言论和高谈阔论，把天下的事情都看得不值得做，自以为是子房、孔明重新出现了，得意扬扬，只想多生事端。他们自己不能手持一把刀，却憎恨别人不再复仇；自己不能夺取一尺土地，却憎恨别人不再恢复故土。嘲笑那些卧床称病的人，却鼓吹背城决战；一听说有人想议和，就愤怒起来，立即指为秦桧一流，必定加以阻挠，使和议不能实行。希求功劳、制造事端的人，不知道国家长久的利益，只把爵位赏赐作为志向：今天打一仗可以升某一级，明天出兵一次可以得到某个职位，因此把失败说成胜利，把怯懦说成勇敢，不使用自己的长处，反而暴露自己的短处。侥幸俘获敌人，就上报许多首级俘虏，夸大数字；不幸一败涂地，使百姓的肝脑遍满原野城池，却安然不觉得奇怪，好像事情完全与自己无关。他们一听到有人想议和，就说：“收起铠甲、停止战争，把我们这些人安置到哪里去！”必定从中阻挠，使和议不能实行。偷安苟且、两面敷衍的人，则圆滑逢迎、阿谀违心，不肯承担责任，固守浅陋而经营宠荣，只怕失去所得，庆幸自己得到罢了。他们一味拖延，稍有利害关系，便急忙推诿逃避。有人认为应当议和，就说：“姑且接纳他们的使者。”有人认为应当交战，就说：“姑且命令将领出兵。”到了两种意见彼此违背，就说：“姑且两边都搁置。”耽误的时间越来越长，畏惧困难越来越重，便只怕陛下知道，越发加以封锁，必定从中阻挠，使事情不能实行。刚愎自用、纵容动乱的人，则喜欢赞同同党、排斥异己，乐于侥幸行事。某些人来倡导义理，开始时拘留使者以观察变化，中途等待变化，后来一切发生差错而没有办法应变，就说：“事情形势既然如此，同他们断绝关系也要战，同他们讲和也要战。”扣留他们的使者，使战争无法停止，最终必定同他们交战；开始时本来可以议和，却不予回应，自己招来祸患又归罪于人，再次挑起战争，却不反省错误。又把罪过加在某人身上，进一步诬陷污蔑，必定从中阻挠，使事情不能实行。这不过是发表横议、互相阻挠的人罢了；两国之间误国欺君，还有更严重的人，那就是彼方派来的刺探、捏造和奸邪之徒。这些刺探捏造的人，大多都宣扬削弱彼方、增强我方的说法，以求取容纳和欢心；他们哪里知道国家的利害、百姓的安危呢？

译他们一定说：“彼方正有变故，彼方一定会动乱；他们的骨肉一定离散，他们的臣子一定叛变；他们的百姓思念我们的君主，彼方一定仰慕我们的教化。”他们提出议和是虚伪的，派遣使者是欺诈的，是因为畏惧我们才这样做，是因为想暂时停止战争才这样做；他们不值得交往，我们可以折断马鞭长驱直入，夺取他们的土地了。听到这些话的人一定高兴，也一定相信。那些反复奸邪的人，尤其会误害两国，深深种下祸根。有的人在北方获罪，逃到南方避死；有的人在南方获罪，逃到北方避死；一旦乘机投奔、隐藏遮蔽，进而再次制造交乱，怀着鬼蜮般的计谋，煽动迎合的言辞，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奇异突发地暗中伤害，巧妙地营造迷惑；同所谓荒诞妄为、迂阔疏忽、希求功劳制造事端、偷安苟且、刚愎自用纵容动乱、刺探捏造的人一起，气焰炽盛、像暴风一样煽动，喧哗响应、聚合一处。前面的人倡导，后面的人应和，势力足以扭转天意、改变帝极，把南斗悬挂在天山上，把湖湘泼入瀚海，决开江汉的波涛来洗涤天下。即使陛下神圣，特立独行，果断而不受迷惑，也未必能够用什么办法击退他们。我所说的，他们说是不对；我正反复陈述来表明自己，他们却把诬陷加倍，务必要毁坏事情。我之所以在这件事上被误解，到了今天被他们捏造谎言、制造幻象，全都是这些人的缘故。那些荒诞妄为的人，以夸大的言辞迷惑君上，取得显贵的官职，独占荣耀而放纵自己。那些希求功劳的人，积累劳绩，位居高级将领，佩带侯爵印信而自鸣得意。那些偷安苟且的人，苟且容身，远离得失，持守两端而使自己便利。那些刚愎自用的人，掩饰过错、加重怒气，放肆强硬固执，把残忍当作安然。那些捏造诬构的人，取得重赏、获得厚禄而经营自身。那些奸邪之徒收敛羽翼，等待风云变化而自得。四海之内，遭受无穷祸患的是军队和百姓；两国之间，防备艰难祸患的是我们这些人；九重宫阙之内，给社稷留下忧患的是陛下。陛下究竟要始终听从他们的话而一定实行吗？还是要采纳平民的议论，舍弃他们而听从我们的意见呢？从前富郑公出使契丹，对契丹主说：“议和，利益归于国家，福泽惠及百姓；不议和，利益归于将帅，祸患降于国家。”契丹主大为醒悟，于是订立盟约。大概因为这番话合乎事理，所以不能不听从。贵朝祖宗的良法美意，全都以和好为根本，维持宗社直到今天，难道可以对外国实行，却不对本国实行吗？难道要让这些人一时得志、满足私意，以损害两国、种下无穷忧患吗？这就是他们严重误导陛下的原因。不只是误导陛下，也误导我们；不只是误导天下，也误导后世。这就是我反复列举、急切论说而不能停止的原因。我等是平民出身的教授，由保塞主上聘请起用，主上问以治国之道，我们立即请求议和止杀。后来在应对酬答之间，陈述意见不止一次，所以主上即位之初，先派遣诚信使者，随即命令我前来。进入贵朝境内以来，已经历时四年，凡是胸中积蓄的意见，没有不全部倾吐出来的。我究竟是什么人，竟敢这样过分冒险地干预别人国家的政事？只是因为不敢欺骗上天，不敢欺骗君主，不敢误害国家，不敢误害天下后世。已经发生的事情，我都已经详细说明；尚未发生的事情，我也已经预先说明；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也已经多次警告。本朝的事情，没有不全部说出的；贵朝的事情，没有不冒昧进言的；两朝的事情，没有不一并陈述的；前朝的事情，没有不兼相说明的。推究一代的利害，追究万世的利害，没有不想献给贵朝，以成就两国和好的事业。越压制我，气势越激烈；越挫折我，志向越坚定；越阻塞我，言辞越恳切。这就是我不辜负国家、忠于君主的所在。我等今天所做的事情，只是祝贺主上登上宝位，宣扬停止战争、使百姓休息的心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如果贵朝一定认为不可，必定不肯听从，那又何必把我安置在这里？请下达一道明确诏令，列举和好之事难以成功的原因、阻挠牵制的缘由，说明长期扣留使者并非没有缘故，或者另有隐瞒掩饰的行迹，把这些明白指出来，使天下四海知道：本朝为什么派遣使臣而贵朝欺骗本朝，贵朝为什么扣留使者而责备本朝。至于贵朝答复本朝关于兵乱和奇闻异事等事情，全部并非虚妄。如今已经过了几年，长淮以北的整个形势，必定已经不是从前通好的时候，使者也应当得到适当处置。或者贵朝最终仍然疑虑阻挠，已经另行派遣使者，不再需要我等，也应当赐下一道明确的降诏。或者想同本朝较量从前的事情，决出胜负，一意主张战争，那么通好使者尤其没有用处；但贵朝仍然把我们拘留，摒弃而不理，陈说不作答复，表章请求不予答复，调派官员也不听从，请求回国又不允许。这样长期在馆舍中消磨下去，必定会自行毁灭；馆舍之下我等所受的羞辱，也必将自行留下恶名。通好使者竟到了这种地步，也不是贵朝的美事。因此我们惶惑无聊，又造成这种局面。仿佛坠落在千仞深渊之下，抬头向天呼喊，高低快慢，一概都不知道。经过那里的人斜眼看着却不正视，听见呼喊的人捂住耳朵逃走。那些发表横议、反复无常的人，必定又俯视着落井下石，只怕我们显得不够忠诚。区区使者本来不值得忌恨，却陷入误解直到今天仍不能停止，他们一定要使我们死在这里而不能出去；两国的百姓没有一个遗留下来，他们才会感到痛快。天下最大的忌讳，往往必定出在不加防备之处；只怕贵朝的事情不在于爱惜生命的君主、讲求信用的大臣，不以和气招致祥瑞，反而以乖戾之气招来灾异，出现意料之外的后果。恭敬希望陛下振作君权、独自决断，以大禹的智慧，施行本来无需多事的事情，体察主上的本心，怜悯我等的愚昧，以事理为根本而不追随形势，以天下为尺度，以百姓性命为念，排斥发表横议、制造事端、反复误国的言论，采用祖宗引导、迎接和气、爱护百姓利益的道理，把两国之事交给我，使我能够施展全身、披露一片忠心，从而有机会不辜负陛下。如今气数将尽，甲子更替、改换年号，正是两国迎接、接续维新之日。即使开始时受到误解，只要最终不再误解；主上在北方实行，陛下在南方完成，我等数年来的忧患，一旦得到信任，事情的根本仍然存在；衅隙虽已积累仍可消除，战争虽已发生仍可停止，亿万人的性命可以保全，挽回国家元气，使春意发动于中原诸华，这是天地、人神共同的福分。冒犯、触忤圣上的听闻，内心不胜战栗恐惧。到了秋天万物成熟的时候，恭敬希望陛下顺应时令、养育万物，大力庇护百姓，满足我这微小的愿望。使臣郝经等冒死拜了两拜，奉上于大宋皇帝宫阙之下。《陵川集》卷三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