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集卷第八

译金海陵王天德三年辛未，先生出生。按：先生卒于章宗泰和二年，元氏墓碑和《金史》本传的记载都相同；只是墓碑说卒年五十二岁，《中州集》和《金史》本传都说四十七岁。现在依从墓碑，那么先生应当出生在这一年。四年壬申，二岁。元氏墓碑记载：出生还未满一周年，便能看书并认识十七个字【《金史》本传相同】。贞元元年癸酉，三岁。二年甲戌，四岁。三年乙亥，五岁。正隆元年丙子，六岁。元氏墓碑记载：六岁时，和父亲、兄长一起诵读书籍，能够通晓大意。二年丁丑，七岁。元氏墓碑记载：七岁开始学习作诗【《金史》本传相同】。按：据元遗山《内翰冯公神道碑铭》，冯璧出生在这一年。冯璧是先生的朋友。三年戊寅，八岁。四年己卯，九岁。按：据元氏《闲闲公墓志》，赵秉文出生在这一年。五年庚辰，十岁。《中州集》记载：父亲遵古，正隆五年进士【元氏墓碑相同】。世宗大定元年辛巳，十一岁。元氏墓碑记载：十一岁时作赋，能够全篇读书，一眼看完五行，每天记诵五千多字。涿郡王公王翛然气度高雅、性情孤峻，很少称许别人；一见到公，便以国士相许。《金史》本传记载：稍稍长大后，涿郡王翛一见到他，便以国士相期许。二年壬午，十二岁。三年癸未，十三岁。元氏墓碑记载：公是太师南阳郡王张公浩的外孙。《中州集·张汝霖小传》：“王子端内翰是太师的外孙。” 按：《金史·张浩传》记载，张公在这一年去世。四年甲申，十四岁。五年乙酉，十五岁。六年丙戌，十六岁。七年丁亥，十七岁。八年戊子，十八岁。九年己丑，十九岁。十年庚寅，二十岁。十一年辛卯，二十一岁。十二年壬辰，二十二岁。十三年癸巳，二十三岁。《寰宇访碑录》载《昌宁公庙记》，王遵古撰，正书，大定十三年。地点在山西汾阳。《汾州府志》记载：台骀庙在府城东南三里，有金大定十三年汾州观察判官王遵古撰写的碑铭。同上。遵古任汾州观察判官，庭筠前往此地探望父亲，留下行书诗碑四片。同上。黄华亭在汾州儒学池塘西边，亭中贮藏着金代翰林修撰王庭筠的行书诗。庭筠的父亲遵古任汾州观察判官，他前来探望父亲，到了这里。《中州乐府》载《大江东去》。注：癸巳年暮冬小雪时所作，家集本如此记载。按：先生的父亲遵古在大定十三年癸巳撰写《昌宁公庙记》，正是任职汾州的时候。先生这一年二十三岁，可能是随父亲赴任而去，也可能是从家中前往探望父亲，所以有“癸巳暮冬小雪”家集中的作品。至于《黄华山诗》的创作，还在这以后，不可能在当时预先题写，大概是后来州人求得先生的墨迹而刻下来的。十四年甲午，二十四岁。按：据元遗山《内翰王公墓表》，王若虚出生在这一年。王若虚曾作诗讥讽先生，是轻视白乐天的人。十五年乙未，二十五岁。十六年丙申，二十六岁。元氏墓碑记载：二十岁时考中大定十六年甲科，脱去布衣，授承事郎、恩州军事判官。《中州集》记载：大定十六年中甲科，文采风流，照耀一时。《金史》本传：“考中大定十六年进士，调任恩州军事判官。” 按：三部书都说先生在大定十六年登科，应当没有错误。只是元氏墓碑中有“弱冠”二字，与二十六岁不相合。这大概是遗山推算不够精密，只是概略的说法，不能因此产生怀疑。十七年丁酉，二十七岁。元氏墓碑记载：刚任职处理政务，就有能干官员的声誉。郡民邹四图谋叛乱，事情败露后，逮捕了一千多人，但邹四却逃藏起来，无法捕获。朝廷派大理司直王仲翰与公共同审理此案，公用计擒获邹四，分别查清受牵连误陷的人，最后只判定十二人参与谋划【《金史》本传大致相同】。按：这是先生任恩州军事判官期间的事情。依照元氏墓碑和《金史》叙述的次序，编在这一年。十八年戊戌，二十八岁。元氏墓碑记载：再次调任馆陶主簿【《金史》本传相同】。按：先生调任馆陶主簿的年份不详，现依墓碑及《金史》的叙述次序，编在这一年。十九年己亥，二十九岁。二十年庚子，三十岁。元氏墓碑记载：公早年就有很大的声名，天下士人都仰慕他的风采，认为他应当一日之内九次升迁；如今却只是平庸地任普通选调官，实在很不得志。任期刚满，便独自乘车离去，选择在隆虑居住。按：《金史》本传说：“御史台上奏，庭筠在馆陶时曾犯贪赃罪，不应当让他任馆阁之职。”这就是先生离职的原因。元碑说“任期刚满，独自乘车离去”，是替贤者讳言，按惯例应当如此记载。又按：元碑说先生前后山居十年，明昌元年再次出仕；据此推算，先生离官入山应当在这一年。又按：《卜居》中的“隆虑”是指山而言；据《金史·地理志》，彰德府所属县中，林虑就是隆虑山所在之处。二十一年辛丑，三十一岁。《博州庙学碑阴记》末尾署名说：“熊岳王遵古记。大定辛丑季夏晦，男庭筠书。” 《博州重修庙学记》记载：王公从太子司经一职前来，突然兼任庙学提举。公名遵古，字元仲好，学问和操守都合乎正道，天下人都称他为辽东夫子。末尾署名：“庭筠书。” 按：东昌府有麒麟碣，上面有同知王公赞【已见卷六】；可见先生的父亲当时任同知、博州防御使，所以碑文特意称其为州倅。先生可能在这一年夏天到博州探望父亲，奉父亲之命书写这块碑。《金石萃编》说先生当时任恩州判官，大错特错。元氏墓碑记载：于是置办家产，在相州城下买田，在隆虑借用两座寺院【按：就是慈明、觉仁两寺】作为栖居之地。公来到这里居住后，自号黄华山主。《中州集》记载：一生喜爱天平山、黄华山的山水，在相州城下居住十年，自号黄华山主。《金史》本传：“先生选择居住在彰德，买田于隆虑，在黄华山寺读书，于是用此自号。” 按：《金史》把先生选择居住彰德一事系在明昌元年奉召考试馆职之后；这或许是被罢免之后仍回到故山，并不是在这一年才开始选择居住于此。元碑和《中州集》的叙述很清楚，现依从它们。元代乃贤《河朔访古记》记载：金代熊岳人王公庭筠隐居在黄华谷中，所居之处名叫读书岩。

译按：读书岩在山中，慈明寺又称黄华上寺。又按：先生所作《游黄华山诗》，应当接近这一时期，只是不能详细考定究竟是哪一年。二十二年壬寅，三十二岁。《寰宇访碑录》载《超化寺题舍利塔诗》，大定二十二年，王庭筠撰，行书，地点为山东长清。按：《山东通志》《历城府志》都没有记载这首诗刻，只有《续通志》《金石略》记载。注说：“承安二年，密县。”难道《寰宇访碑录》记错了吗？这首诗已经见于《中州集》，题为《舍利塔》，就是这一首。二十三年癸卯，三十三岁。二十四年甲辰，三十四岁。二十五年乙巳，三十五岁。二十六年丙午，三十六岁。《元牍记》记载：金代王庭筠行书《太原重修儒学记》，笔势在博州两碑之下。《山西通志》记载太原府儒学：金正隆初年，太原尹完颜宗宪修建；大定丙午年，亚尹张子衍、漕贰杨柏元在两庑之间建造贤堂。按：《太原学记》应当书写于先生山居期间，所以编录在大定丙午年。二十七年丁未，三十七岁。二十八年戊申，三十八岁。《五松亭记》记载：戊申年春天，庭筠曾经到过那座亭子。二十九年己酉，三十九岁。刘祁《游林虑西山记》记载：宝岩寺南面的山崖，号称五松亭。亭子已经毁坏，只剩下一棵松树。王子端在碑阴刻有刘治中刘涛的诗。同上。山岩下原来有一座亭子，名叫知胜亭。王子端曾作记，如今已经没有遗迹。《五松亭记》记载：李辅之任此县县丞。刚进寺时，就喜欢上了这里。辅之是燕人，名弼，辅之是他的字。《续河南通志》记载：李辅之得到邺南城的注雨瓦筒，用它来支琴，作有诗。按：李辅之名弼，当时任县丞。《五松亭记》和《瓦筒诗》都是先生居住隆虑时所作，《知胜亭记》也应当作于山居之日，所以都编在这一年。元氏墓碑记载：前后山居十年，得以尽力研习经史，务求没有什么不探究，又旁涉佛教、道教，其中尤其精通佛、道之学。元氏墓碑记载：跟随他游学的人有韩温甫、路元亨、张晋卿、李公度。《中州集·李澥》记载：李澥，字公度，相州人。年轻时跟随王内翰子端学习作诗，擅长行书，精于绘画山水。《归潜志》记载：李澥，字公度，相州人，是王黄华的门生，号六峰居士。诗歌和书画都从黄华那里得到法度。解缙《书史会要》记载：王庭筠的书法，传给了王澹游和张天锡。按：李澥是相州人，年轻时跟随先生学习。他作诗一定是在山居时期。韩温甫名玉，见于《中州集》。路、张二人的情况无从考证。张晋卿或许就是张天锡。他究竟在什么时候跟随先生游学，也无法考定。章宗明昌元年庚戌，四十岁。《金史》本传记载：“明昌元年三月，章宗向学士院传旨说：‘王庭筠所作的文章句子太长，朕不喜欢这样，也担心四方仿效。’又对平章张汝霖说：‘王庭筠的文才很不错，但语句不够劲健；他才华很高，改掉这个缺点也不难。’四月，召王庭筠来考试馆职，他考中了。御史台说：‘王庭筠在馆陶时曾犯过贪赃罪，不应让他任馆阁之职。’于是此事作罢。” 同上。这年十二月，章宗因谈到学士而感叹人才缺乏。参政守贞说：“王庭筠就是这样的人才。” 《元氏墓碑》：明昌初年，因有人推荐，召他任书画局都监。考察可知，据《元遗山年谱》，元遗山先生出生于这一年。明昌二年，辛亥，四十一岁。明昌三年，壬子，四十二岁。《金史》本传记载：“明昌三年，下诏任命他为应奉翰林文字，命他与秘书郎张汝方品评法书名画，于是把列入品第的作品编成五百五十卷。” 《元氏墓碑》。不久授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同上。他在书画方面的声誉已经很高，曾奉诏与舅父宣徽公张汝霖品评秘府收藏的书画，于是搜集自己所见以及士大夫家中收藏的前代名人墨迹，把古代法帖中没有的摹刻下来，命名为《雪溪堂帖》，共十卷。《中州集》：因有人推荐，任供奉翰林。《六研斋笔记》：黄华老人刻《雪溪堂法帖》，其中有李赞皇的真迹。考察可知，汝霖、汝方都是张浩的儿子，是先生的舅父。先生撰写《香林馆记》，称汝方以右宣徽使的身份出任沂州太守。元氏碑文中的“汝霖”，大概是把“汝方”误写了。至于汝霖在大定年间任宰相，死于明昌元年，这时不可能还有汝霖任职。明昌四年，癸丑，四十三岁。明昌五年，甲寅，四十四岁。《金史》本传：明昌五年八月，章宗回头对宰执说：“应奉王庭筠，朕想把诏诰之事交给他办理。这样的人才哪里容易得到？近来党怀英撰写《长白山册文》，实在写得不好。听说文士中有许多人嫉妒王庭筠，不谈论他的文章，却只拿他的品行举止来诋毁。于是升任王庭筠为翰林修撰。” 《元氏墓碑》：升任翰林修撰。明昌六年，乙卯，四十五岁。《金史·赵秉文传》：“明昌六年，入朝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 《归潜志》：“赵学士秉文年少时就考中科举，诗和书法绘画都很有名。王庭筠子端推荐他进入翰林院。” 承安元年，丙辰，四十六岁。《金史·本传》：承安元年正月，因赵秉文上书一事受到牵连，被削去一官，杖责六十，解除职务。同上《赵秉文传》：赵秉文上书论说宰相胥持国应当罢免，宗室守贞可以重用。章宗召见并询问他，他的言辞颇有不合之处，于是命知大兴府事内族[人名缺字]等审讯他。赵秉文于是说：“起初想要上书时，曾经同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郑赞道、高坦等私下议论过。”王庭筠等人都被关进监狱，分别受到不同的判罚。《归潜志》：起初，赵秉文由外任官员被王庭筠推荐，进入翰林院。接受职务后，立即上书说，希望陛下进用君子、斥退小人。章宗召他入宫，派宦官问他：“现在所谓君子、小人分别是谁？”赵秉文回答：“君子是前宰相完颜守贞，小人是现任参政胥持国。”章宗又追问：“你凭什么知道这两人是君子和小人？”赵秉文慌迫之下不能回答，只说：“臣刚从外地来，听说朝廷士大夫都是这样议论的。”章宗听后大怒，于是彻底追查这件事，所以王庭筠等人都被交付司法官吏审理。第二天有诏令说，王庭筠因推荐赵秉文获罪，杖责七十，降职外调；赵秉文狂妄愚昧，是受人教唆，只按原来的等级补任外官。《元氏墓碑》：出任外官，受到言事者一事的牵连。《中州集》：承安年间，受到言事者一事的牵连。

译考察《元氏墓碑》可知，先生认为此人身上少有值得取法之处，却极力称赞他，说即使日后被他辜负百次也不后悔。【与《金史》本传大致相同】这就是暗指赵秉文互相攀引一事。又考察《中州集》所载先生《狱中赋萱》《狱中见燕》两首诗，应当作于这个时候。同上，《被责南归至中山诗》的注释说：丙申年春。考察可知，大定十六年为丙申年，这一年先生刚考中进士，没有听说有被责罚的事情；这里应当是承安元年丙辰，先生正是在这一年春天受到责罚，大概是把“辰”误写成了“申”。而且诗中说：“六年侍从小臣心”，先生自明昌元年受到推荐，到这时正好是六年。《汾州府志》：百福寺在平遥县东南四十里。金代有僧人益公，法名志益，得法于蒙山云和尚。学士王庭筠子端闲居时，与云和尚交好，因此拜见益公。益公回到晋地，经过王庭筠处，王庭筠赠诗给他。承安元年，益公住在这里。考察《汾州府志》记载，先生赠给益公和尚的《还超山诗》一首，就是作于这一时期，也就是先生被责罚后南归的时候。又考察《汾州府志》记载，先生题写南山友云亭的诗一首，也应当作于这一时期。又考察，先生的父亲王遵古当时任澄州刺史，澄州就是今天的海城县。承安二年，丁巳，四十七岁。《金史》本传：“承安二年，降职授任郑州防御判官。” 《中州集》：被贬为郑州幕官。《元氏墓碑》：出任郑州防御判官。《续通志·金石略》：王庭筠撰写并书写《过超化寺诗》，行书，承安二年，密县。【《寰宇访碑录》同】同上：《题〈超化寺舍利塔诗〉》，王庭筠撰写并书写，行书，承安二年，密县。考察可知，《过超化寺诗》和《舍利塔诗》两首诗在密县刻在同一块石碑上，而且都被《中州集》著录。只是《舍利塔诗》又刻在山东长清，题名为“大定二十二年”。难道长清也有超化寺，而先生另有题咏吗？又考察《河南通志》和《开封府志》，密县超化寺在县城南十五里，隋开皇二年修建，是宋、元时期游览赏玩的名胜，完整的碑刻至今还有保存。大概先生被贬任郑州官员时，经过这里并题写了诗。《金史·章宗本纪》：承安二年六月戊申日，任命澄州刺史王遵古为翰林直学士，并且下令不让他参与撰述事务，入宫当值则须奏报。有时遇到久雨，可以免除入值，因为王遵古年事已高，而且曾经侍奉讲读。考察可知，先生的父亲王遵古年纪已经很老，所以有这样的任命。遵古曾任太子司经，因此说他“曾经侍奉讲读”。《元氏墓碑》：承安初年，接连遭逢父母丧服之忧，悲伤过度而形销骨立。考察可知，先生的父亲遵古入京不久，应当就去世了。母亲张氏，是太师南阳郡王张浩的女儿。又考察，先生应当是在这一年春天，或第二年春天因父母丧服而离职。承安三年，戊午，四十八岁。承安四年，己未，四十九岁。《涿州重修蜀先生庙碑》：承安二年夏四月，乡里百姓开始商议增修扩建。工程完成后，把兴废的年月经过写成文章，向王庭筠请求撰文，准备刻在石碑上。同上。碑前题写：“前郑州防御判官王庭筠撰写、书丹、篆额。”碑末题写：“承安四年四月。” 考察可知，这块碑书写于承安四年四月，当时先生正在家服丧，所以称为“前郑州防御判官”。《元氏墓碑》：承安四年，起用恢复为应奉翰林文字。《金史》本传：“承安四年，起用为应奉翰林文字。” 《中州集》：不久又恢复任应奉翰林文字。考察可知，这一年先生的丧服期还没有服满，所以称为“起复”。而且他重新任职应当是在这一年四月以后。承安五年，庚申，五十岁。《香林馆记》：承安四年春二月，皇帝让右宣徽使张公出任沂州太守。第二年，张公写信送给王庭筠。张公名叫汝方，字仲贤，是太师南阳郡王张浩的儿子、平章政事莘国公张汝霖的弟弟。考察《金史·章宗本纪》：承安三年四月庚子日，右宣徽使张汝方因泄露朝廷议论，被削去两阶官阶。据这篇记文来看，他又在承安四年二月出任沂州太守。先生曾经与汝方品评秘府的法书名画，这次又奉他的请求撰写了这篇记。泰和元年，辛酉，五十一岁。《元氏墓碑》：泰和元年，又任翰林修撰，随从皇帝巡幸秋山，奉诏作诗三十多首。《中州集》：不久升任修撰。《金史》本传：泰和元年，又任修撰，随从皇帝巡幸秋山，奉诏作诗三十多首，章宗非常赞赏。宋濂为王庭筠《秋山应制诗稿》所作诗序中所说的九日，正是泰和元年九日丙辰。可是道陵皇帝在这一月七日甲寅从京师出发，二十九日丙子从秋山回来。他在路上共经过二十三天，那么《幸香林》《平顶山》《温泉》等诗篇，都可以按照行程次序推知。考察《金史·章宗本纪》：泰和元年九月甲寅日，皇帝前往秋山；丙子日，从秋山回来。《山西通志·金石志》：主事麻秉彝碑，泰和元年，王庭筠撰写。现存于虞乡县。考察可知，麻秉彝是诗人麻革的祖父。泰和二年，壬戌，五十二岁。《元氏墓碑》：服丧期满一年，又遭遇这一不幸，享年五十二岁，确实是在泰和二年十月十日去世。官职止于承务郎，服绯衣、佩银鱼符。《中州集》：死于任上，享年四十七岁。《金史》本传：第二年去世，享年四十七岁。考察可知，《中州集》和墓碑都是元氏一人所作，但关于先生的卒年彼此不同，这是为什么呢？《中州集》编成于宋理宗淳祐九年己酉，张德辉后序所说“己酉秋始锓木以传”就是指此事。先生墓碑则撰成于理宗宝祐元年癸丑【即元宪宗三年】，碑中所说“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就是明证。《中州集》大概是根据听闻写成的，所以说享年四十七岁；墓碑则是根据他的儿子万庆当面请求撰写的，所以说享年五十二岁。一方面有撰写时间先后的区别，另一方面有传闻和当面询问的不同。自然应当以从他儿子那里得到的、而且撰写时间较晚的记载为真实，这一点又不必多说。《中州集》刻版在先，元氏来不及追改；撰写《金史》的人没有来得及考察两种记载撰成的先后，便径直依照《中州集》书写，所以把他的卒年写成四十七岁，这是不能采用的。有人说，墓碑中有“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的话，如果先生卒年为四十七岁，那么大定十六年正是二十一岁，恰好与“弱冠”相合；据此提出疑问，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墓碑又称先生的小女儿年幼，还在闺中；又说万庆曾说“先公去世已经四十多年了”。

译考察先生死于泰和二年壬戌，到癸丑年撰写墓碑，恰好相隔五十二年；他的幼女当时将近六十岁，怎么还能说年幼呢？“四十多年”的说法也未必确切。大概是撰文时推算得不够精密，所以写成了这种大略的说法；或者是依据他家中的行状写入，来不及重新订正，“弱冠”二字也属于同样的情况。唯独先生的卒年关系重大，不容有误，这一点也可以由此推知。我关于先生卒年采用墓碑而不采用《中州集》和《金史》，原因就在这里。《元氏墓碑》：泰和壬戌年冬，内翰王公在京师帅道去世【“帅”通“师”】。道陵皇帝一向知道王公家中没有多余财产，恐怕将无力办理丧葬，于是下诏命有关部门赙赠钱八十万，以供丧事之用。又征求他平生的诗文，收藏到秘阁。不久，把御制诗赐给他的家人。诗序说：“王遵古是朕的故人。他的儿子庭筠，又因才华出众而被选入禁林任职，前后已有十年。如今忽然去世，玉堂、东观再也没有这个人了。”他的家人把遗文送上来，皇帝长久翻阅，实在感到悲伤。他的诗中有“天材超迈，无愧琬琰”的句子【《中州集》和《金史》本传大致相同】。考察《王去非博州重修庙学记》：王公由太子司经调任博州副职，这篇记作于大定二十一年；那么先生的父亲遵古任太子司经，必定是在大定二十年以前。当时章宗的父亲显宗完颜允恭还没有去世，遵古正是东宫詹事院的属官。《金史·章宗本纪》记载：大定十八年，任命司经徐孝美等侍奉讲读。当时章宗以世宗的嫡长孙身份居于东宫，司经负责给他讲授读书，遵古必定也在其中。而且《章宗本纪》又有遵古曾经侍奉讲读的记载，并且因为他年老而把他调入内廷，这些都充分证明两人关系深厚。所以诏书说：“王遵古，是朕的故人。” 《中州集》：路铎挽王子端诗一首。同上：李纯甫哭黄华诗一首。《元氏墓碑》：冯内翰的挽诗说：“诗名可比王维，画艺绝世无双；品格高过王羲之，书法出神入化。”人们认为这是如实的记载。《续夷坚志》：王勉道的挽诗中有“幽花绝笔，更伤神”的句子。《元氏墓碑》：夫人张氏，也是太师的女儿。孙子三人：万安、万孙、万吉，都早年去世。女儿三人：长女叫从净，年幼时成为女官。王公去世后，因为她能作诗而被召见，特别受到敬重和优待。次女叫琳秀，入宫侍奉。小女年幼，还在闺中。王公没有儿子，便以弟弟庭掞的次子万庆作为后嗣；万庆因祖荫补官，官至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他的文章和书画足以继承家业。孙子某、曾孙某，当时还年幼。《中州集》：儿子万庆，字禧伯，诗文、书法、绘画都有父亲的风范。出仕后任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侄子明伯，年幼时学习作诗，体力非凡，死于郑州，年纪还不到四十岁。《金史》本传：儿子曼庆，也能作诗和书法，官至行省左右司郎中，自号澹游。考察可知，先生夫人和三个儿子的去世，以及把万庆立为嗣子，分别是在什么年份？各书记载都不详细，姑且把这些附列在篇末。世系【附】熊岳王氏。郡望出自太原，辽天庆年间登记户籍于熊岳。【“藉”通“籍”】远祖烈【即第三十二代祖先】；第十九代祖文林；第十二代祖乐德；第九代祖继远。第七代祖咸饬；高祖【第五代祖先】叔宁；曾祖永寿；祖父政。伯父遵仁；兄长庭玉、明伯、显卿。二伯遵义；次兄庭坚。父亲遵古。母亲张氏；黄华山主王庭筠的妻子张氏；万安。万孙。万吉。从净【女】。琳秀【女】。小女。弟弟庭掞；万庆。金毓黻说：“过去我编纂《黄华先生遗事》时，错误地依据《金史》，把‘卜居彰德，买田隆虑，读书黄华山寺’的话放在章宗明昌元年。不知道这时先生已经在山中居住十年了。假设他在明昌元年入山居住三年，随后应召入京，那么又怎能与‘十年’的说法相合呢？《中州集》记载‘丙申春被责南归，至中山’的诗，先生在大定十六年丙申考中进士，随后授官外任，没有听说这一年春天有被责罚的事。等到详细考察后，才知道这是承安元年丙辰的错误。‘被责’一语，指的是赵秉文互相攀引一事。又如汾州府学有先生《游黄华山》的诗刻，修志者因此说这是先生探望父母到汾州时所写。不知道王元仲任汾阳官职时，先生年仅二十三岁，而且距离居住黄华山还有八年；那时他还没有到过黄华山，又怎么能写这首诗呢？凡此种种，都不是把先生一生的事迹按年份逐项排列，因此很难理清头绪。这就是编写这部年谱的原因。这部年谱写得很是疏略，我竭力搜寻考察，所得也只有这些。以后如果读书稍多，能够补缺拾遗，有所增益，实在是我的愿望。” 《黄华集》第八卷。●附录。黄华山主王庭筠传。书目。○黄华山主王庭筠传。

译辽阳金毓黻撰写。王庭筠字子端，是熊岳人，号黄华山主，这是他的自号。王氏家谱称他是汉代太原王烈的后代，王烈在汉末迁居辽东，子孙便世代居住在那里。他的第十七代孙文林在高丽做官，任西部将，死于战事。又传到第八代乐德，进入渤海，以孝顺闻名。辽太祖平定渤海后，封乐德的儿子图欲为东丹王，建都辽阳。乐德的曾孙继远任翰林学士，于是把家迁到辽阳。东丹王甘露五年修建辽阳城，命名为南京，命继远撰写《大东丹国新建南京碑铭》，立在宫门南面。继远的孙子咸饬在辽朝做官，任中作使。辽圣宗太平九年，为躲避渤海人大延琳的祸乱，携家从辽阳迁往渔阳。他的孙子叔宁历任六宅使、恩州刺史，迁居中京大定府，也有一说称为白霫。叔宁的儿子永寿把家迁到韩州，又在天祚帝天庆年间迁居辰州的熊岳，于是定居在那里。永寿的儿子政，在辽朝末年沉浮于乡里之间。高永昌占据辽东时，知道王政有才干谋略，想任用他。王政估计高永昌不会成功，辞谢而不接受。高永昌失败后，渤海人争相捆绑高永昌来邀功，唯独王政迟疑退避，没有参与。金吴王阇母听说后认为他很奇异，把这件事告诉太祖，授任他为卢州渤海军谋克。跟随军队攻破白霫，攻下燕云。金兵讨伐宋朝时，滑州投降，留下王政任安抚使。此前几个州投降后又杀死守将，重新替宋朝守城；到了这时，人们都替王政担忧。王政说：“只要有利于国家，即使死了又有什么可怕！”宋王宗望赞赏他说：“为国事而死，利益能够惠及子孙，你说得对。”王政带着几名骑兵进入州城。当时百姓大多因饥荒而成为盗贼，凡是因罪被拘押的，王政都释放了他们，并打开粮仓赈济贫困者。于是州民都很高兴，不再反叛。邻近州郡听说后，也有很多前来投降。宋王召王政到营门，拍着他的背说：“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没想到竟然又成功了！”安慰劝勉了他很久。天会四年，任燕京都曲院同监，不久授任同知金胜军节度使事，改任权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管军用物资。当时战事刚刚平定，仓库管理的制度还没有建立，掌管官吏都趁机作奸犯科，唯独王政明察会计，严密锁闭仓库，金帛堆积如山，而出入收支没有丝毫差错。吴王开玩笑说：“你做官很久了，为什么贫穷却没有变富？”王政回答：“我以杨震所说的‘四知’自守，怎么能不贫穷呢？”【“扬”通“杨”】吴王笑着说：“刚才的话只是和你开玩笑罢了。”于是把黄金一百两、白银五百两以及自己所骑的马送给他。天会六年，授任左监门将军，历任安州刺史、檀州军州事、户吏、房主事。天会十三年正月，太宗去世，王政以检校右散骑常侍的身份出任高丽报哀使。天眷元年，升任保静军节度使，后来退休，去世，享年六十六岁。王政在金朝做官以后，曾遵从金人的习俗，改名为南撒里。他生有三个儿子：遵仁、遵义、遵古。遵古，字元仲。考中金正隆五年进士，大定十三年，任汾州观察判官。入朝任太子司经，又出任同知博州防御使事、澄州刺史。他文才品行兼备，专心研究伊洛之学，言论行为都值得记载。章宗随父亲居住东宫时，遵古以司经身份侍奉讲读。等到章宗即位，遵古应诏，章宗称赞他是“昔人君子”。他的子孙于是用“昔人”命名居住的山，用“君子”命名那里的泉水。他居住汾州时，曾因祈雨得到应验，为昌宁公庙撰写碑记。后来居住博州，兼任提举庙学，学宫工程尚未完工，便与州守商议修葺完成，撰写庙学碑阴记来记载此事。他治理政务，能够用儒雅来修饰自己的行政风格，北方人称他为“辽东夫子”。历亭孙铎天性聪敏，喜爱学习，遵古一见到他就很器重，认为他将来可以辅佐朝廷，后来果然如遵古所说。承安二年六月，授任翰林直学士，官阶为中大夫，不久去世。他娶太师南阳郡王张浩的女儿，生有四个儿子：庭筠是第三子。庭筠的大哥庭玉，字子温，任内乡县令，多次升任同知辽州军州事，后来去世。二哥庭坚，字子贞，当时很有名，能作诗，曾写过咏野菊的诗。庭筠也有诗送他回辽阳。弟弟庭掞，字子文。庭筠出生还不到一周年时，就能看书并认识十七个字。六岁时，听父兄诵读书籍，便能通晓大意。七岁学作诗，十一岁能就完整题目作赋，读书一目五行，每天能记五千多字。涿郡王完颜翛性情孤高严峻，很少称许别人，一见庭筠，便赞许他是国士。庭筠年轻时曾随父亲任所居住在汾州，大定十六年考中进士，脱去布衣授任承事郎，任恩州军事判官，处理政务很有声誉。郡民邹四谋划作乱，事情败露后，逮捕了一千多人，朝廷派大理司直王仲翰审理此案，但唯独邹四逃藏起来，始终没有抓到。庭筠用计抓获邹四，又分别辨明那些受到牵连而误入案件的人，最后因参与谋划而定罪的只有十二人，人们称赞他公平宽恕。后来调任馆陶主簿。庭筠早年就享有盛名，士大夫都仰慕他的风采，认为他应当一日之内连续升迁九次；可是他受到常规选官制度的限制，整天处理文书、应付期限，随俗俯仰，实在感到无聊。不久因受到牵连而离职，于是选择在彰德居住。他遍览山川，认为西山横亘千里，隐约像一条卧龙，从硔硲到天平山，黄华直到鲁般门，龙头、脊背、肋部和尾部都具备，而黄华山草木茂盛，蕴含着浓郁秀美的气息。山中有慈明、觉仁两座寺院，彼此上下相距不到半里。向西抵达镜台，正对着鸡翅洪的瀑布；幽深的树林、高耸的山谷，万千景物聚集在那里，一水一石都像昆仑、阆苑之间的景物。回头观看尘世，几乎一天也不能住在那里。于是他把家安置在山下，买田于隆虑，把两座寺院借作栖息之所，时常前往吟啸作诗，仿佛要在那里终老，因此自号黄华山主。前后在山中居住十年，他竭力研读经史，没有什么不曾涉猎，又旁及佛教和道教，学问造诣更加广博，声名也更加显著。明昌元年，有人推荐庭筠可以任用。三月，章宗对学士院说：“王庭筠所撰的文章句子太长，朕不喜欢这样，也担心四方仿效。”

译章宗又对平章张汝霖说：“庭筠的文才很不错，但语句不够劲健；他才华很高，改掉这个缺点也不难。”四月，召庭筠来考试馆职，他考中了。御史台说：“庭筠在馆陶时曾经获罪，不应让他任馆阁之职。”于是此事作罢。这年十二月，章宗与宰执谈到学士，感叹人才缺乏。参政完颜守贞说：“王庭筠就是这样的人才。”明昌三年，召任书画局都监，命他与秘书郎张汝方品评内府收藏的法书名画，共编成五百五十卷。又搜集士大夫家中收藏的前代名人墨迹和古代法帖，摹刻下来，命名为《雪溪堂帖》，共十卷。张汝方是太师张浩的儿子、平章事张汝霖的弟弟，是庭筠的舅父。不久授任翰林应奉文字。明昌五年八月，章宗回头对宰执说：“应奉王庭筠，朕想把诏诰之事交给他办理，这样的人才哪里容易得到？近来党怀英撰写《长白山册》，文章实在不好。听说文士中有许多人嫉妒庭筠，不谈论他的文章，却只拿他的品行举止来诋毁。大抵读书人多爱议论，也有结党相互偏袒的。过去东汉的士人与宦官分成朋党，本来就没有什么奇怪。像唐代的牛僧孺、李德裕，宋代的司马光、王安石，都是儒者，却互相排斥诋毁，这是为什么呢？” 于是升任庭筠为翰林修撰、同知制诰。明昌六年，庭筠推荐赵秉文任应奉翰林、同知制诰。这年冬天，赵秉文上书论说胥持国应当罢免，宗室守贞可以重用。章宗召见询问，他的言辞颇有不合之处，于是命知大兴府事完颜[人名缺字]等审讯他。赵秉文于是说：“起初想要上书时，曾经同王庭筠等私下议论过。”于是把庭筠交付狱官审理。承安元年，因推荐赵秉文获罪，被削减官阶，出任郑州防御判官。当时人们很不认为赵秉文做得对，替他编了这样的谚语：“古有朱云，今有秉文。朱云攀槛，秉文攀人。”承安二年，庭筠接连遭逢父母丧事，悲伤过度而形销骨立，几乎不能起身。承安四年，起用恢复为应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又任翰林修撰，随从皇帝巡幸秋山，奉诏作诗三十多首，章宗很赞赏他。泰和二年十月二日去世，享年五十二岁。章宗一向知道他家贫困，便下诏命有关部门赙赠钱八十万，以供丧事之用，并征求他平生的诗文收藏到秘阁。又把御制诗赐给他的家人。诗序说：“王遵古，是朕的故人。他的儿子庭筠，又因才华出众而被选入禁林任职，前后已有十年。如今忽然去世，玉堂、东观再也没有这个人了。” 王庭筠出身于名门之子，仪表容貌秀美魁伟，风度潇洒而含蓄有涵养，在当时十分显贵；他善于谈笑，一举一动都很有可观之处。表面看去，他像是简静而矜贵的人，起初人们不敢同他交往。可是只要一见面，他和煦的气色便洋溢在脸上，殷勤安慰别人，唯恐做得不够。别人稍有可取之处，他就极力称扬，即使日后那人有百般辜负，也不以为恨。同他交游的有韩温甫、路元亨、张进卿、李公度；推荐提拔他的人有赵秉文、冯璧、李纯甫，都是当时的名士，世人因此称许他善于识人。他写文章能够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如《文殊院斲琴》《飞来积雪赋》以及《蜀先主庙碑记》等，文辞和义理都很好，为人们传诵。晚年作诗格律精深严谨，七言长篇尤其擅长押险韵。与他早年的作品相比，简直像出自两个人之手。奉朝廷使命到河湟去的人，大多说夏人曾问起王庭筠和赵秉文的起居情况，他受到四方重视就是如此。他著有《藂辨》十卷、《文集》四十卷。书法学习黄鲁直、米元章。评论者说，米元章得到了他的气势，而黄鲁直得到了他的韵味。气势胜过韵味的容易失于迅疾奔放，韵味胜过气势的容易流于柔媚；而王庭筠则兼得气势与韵味，世人都认为确实如此。他与赵沨、赵秉文都以书法闻名于世。曾经草书《游黄华山》，诗人们争相摹写刊刻，见到的人都怀疑那是神仙写的字。他的画品也很高，山水画有达到名品境界的妙处，水墨竹子几乎是天机自然流露。每画成一幅，必定以千文为题号，不肯轻易送给别人。妻子张氏，也是浩的女儿。孙子生有三个儿子：万安、万孙、万吉，都早年去世。三个女儿：长女名从净，年幼时成为女官；王庭筠去世后，她因能作诗而被召入宫。次女名琳秀，入宫侍奉内廷。小女的名字不详。几个儿子都死后，便以弟弟庭掞的次子万庆作为继嗣。万庆又名曼庆，字禧伯，因祖荫补授官职。宣宗时，咸平王浍年已六十，有贤能的声誉。宣宗听说后，派万庆前往授予他辽东宣抚使之职，王浍不肯接受任命。天兴二年七月，右丞相、枢密使完颜赛不在徐州主持尚书省事务，万庆任行省左右司郎中。完颜赛不因为州中缺粮，派万庆会同徐州、宿州、灵壁的军队攻取源州，并命元帅郭恩统领他们。不久军队战败返回。金朝灭亡后，万庆不再做官，居住在燕地。张本有一首《九日月中对菊》，是与禧伯共同作的六首绝句，也是在燕都创作的。万庆的诗文、书法和绘画都能继承并光大他的家业，晚年号澹游。当时评论金人的书法绘画，把他们父子看作最优秀的。若与宋代的二米相比，元代王恽曾称说：京师好事者收藏的屏风、围屏、帧幅和卷轴，无不是澹游的诗文书迹。由此可知，虽然老成之人已经远去，但其典范仍完全可以在这里看到。他又说：王公晚年的笔墨尤其潇洒可爱，难道是因为精神完足、操守坚定，气质自然清明，所以即使年老也没有衰退吗？王庭筠还有一个侄子，名明伯，大概是以字行世，失去了他的本名。他幼年学习书法，因技艺精工而著称，性情倜傥而不拘小节，臂力超过常人，也能作诗，死于郑州，年龄不到四十岁。又有侄孙显卿，元初任中书省典史，其他情况我没有见到记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译评论说：金代大定、明昌年间，辽阳张浩一家最为显贵，父子先后执掌政权，兄弟子侄都身居金紫之职。而王庭筠的父亲遵古，因为是张浩的女婿而入宫侍奉东宫，连续升任翰林直学士。王庭筠也由于外祖家的缘故，多次进入翰林，逐渐受到重用；这说明他的家族地位起了作用，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不过，王庭筠的远祖继远，早年就凭文学在东丹显名；历经辽、金两代，簪缨世家一直没有断绝。他的祖父政，又在金朝初年以奉行善政而著称。至于遵古，表现在文章和品行上；王庭筠的声誉，则以诗、书、画三绝著称。万庆擅长诗文书画，父亲、儿子、祖父、孙子三代相继成就美名，无论古今，实在都十分罕见。再加上辽东世族遗留下来的恩泽极其深厚，如果不是仰承前人的美德而又卓然自立，哪里能够达到这种程度？若说全都只是凭借家世，那难道真是这样吗？我又听说：人的寿命终有尽头，荣华欢乐也只能停留在自身。若想使自己达到不朽，只有文章可以无穷无尽。像张氏父子，得到君主特别的信任，官位达到人臣的极致，可以说极其显盛了。然而他们流传下来的风尚和余韵，能够作为后世法则的，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王氏一门的文采风流，照耀映照了一代；后人即使只得到其中一鳞一爪，仍然珍爱宝重，俯仰徘徊。这样足以达到不朽并流传无穷的成就，难道只是寿命长久和荣华欢乐所能相比的吗？熊岳有许多优美的山水，王庭筠曾经为它绘图，用来表示自己没有忘记故乡的山丘。元遗山作诗歌咏这件事。人才的孕育，来自山川灵秀之气的感应；从这里观察，更加相信这一点。我根据《金史》本传编次王庭筠的事迹及其家世，觉得不如元氏墓碑记载得详审，于是采集各书资料，重新撰写这篇传记，宁可详细，不要遗漏。题名为《黄华山主王庭筠传》，而不涉及他的祖父、父亲、兄弟、子侄，是因为题名要依从传主，所以如此。世上阅读此文的人，或许会有所取法。○《黄华集》引用的书目 《金史》【元代修撰】，《中州集》【金代元好问】《中州乐府》【金代元好问】，《归潜志》【金代刘祁】《滹南集》【金代王若虚】，《滏水集》【金代赵秉文】《遗山集》【金代元好问】，《湛然居士集》【元代耶律楚材】《河汾诸老诗集》【元代房祺】，《陵川集》【元代郝经】《秋涧大全集》【元代王恽】，《中堂记事》【元代王恽，收入《秋涧大全集》，下同】《玉堂嘉话》【元代王恽】，《牧庵集》【元代姚燧】《双溪醉隐集》【元代耶律铸】，《清容居士集》【元代袁桷】《倪云林诗集》【元代倪瓒】，《宋学士全集》【明代宋濂】《匏翁家藏集》【明代吴宽】，《怀麓堂集》【明代李东阳】《弇州山人续稿》【明代王世贞】，《续夷坚志》【金代元好问】《图绘宝鉴》【元代夏文彦】，《南村辍耕录》【元代陶宗仪】《书史会要》【元代陶宗仪】，《画史会要》【明代朱谋垩】《六研斋笔记》【又名《三笔》，明代李日华】，《元牍记》【明代盛时泰】《山堂肆考》【明代彭太翼】，《石墨镌华》【明代赵崡】《画禅室随笔》【明代董其昌】，《徐霞客游记》【朋代徐宏祖】《居易录》【清代王士祯】，《日下旧闻考》【清代朱彝尊】《庚子销夏记》【清代孙承泽】，《金史详校》【清代施国祁】《元遗山诗笺注》【清代施国祁】，《佩文斋书画谱》【清代官修】《式古堂书画汇考》【清代卞永誉】，《河朔访古新录》【顾燮光】《河朔金石待访目》【顾燮光】，《全金诗》【清代郭元釪】《金文雅》【清代庄仲方】，《金文最》【清代张金吾】《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清代钱大昕】，《金石萃编》【清代王昶】《寰宇访碑录》【清代孙星衎】，《高丽史》【朝鲜郑麟趾】《续通志·金石略》　　　　　　　　　　　《光绪畿辅通志》《乾隆山东通志》　　　　　　　　　　　《山左金石志》《山东通志·金石记》【又名《山左金石记》】，《雍正〈山西通志〉》。《山西通志·金石记》【又名《山右金石记》】，《道光河南通志》。《乾隆〈续河南通志〉》，《光绪〈续云南通志稿〉》。《乾隆彰德府志》　　　　　　　　　　　《乾隆林县志》《道光济南府志》　　　　　　　　　　　《乾隆沂州府志》《康熙开封府志》　　　　　　　　　　　《嘉庆密县志》《乾隆汾州府志》　　　　　　　　　　　《康熙汾阳县志》《乾隆蒲州府志》　　　　　　　　　　　《乾隆临晋县志》《光绪虞乡县志》　　　　　　　　　　　《三希堂法帖》《玉虹□真帖》引用书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