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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001-001附奏东西各洋越窜夷船严行惩办片·林则徐 臣等又查访夷人的情况，得知外国商船来广东贸易，必先在本国申领牌照。经过外国港口时，都必须验明牌照；开船时，还要颁给禁约条款，反复告诫不许在中国境内滋生事端，并酌情限定往返日期。若未领牌照而擅自开船，查出后立即治罪，船也一并充公。可见外国的禁令十分森严，并不是放任他们随意行动、完全不加查察。商船所载货物，往往价值数十万金；既然他们珍惜这样巨额的财货，自然一定会谨慎遵守法度。因此货船到广东后，必定报关候验，纳税并投行。近年以来，虽然常有夷商夹带鸦片，但也必须先把鸦片寄放在趸船上，才敢驶进黄埔，绝没有驾驶大型货船向东奔逃、西窜行驶的道理。只是因为获利太厚，贩运越来越多。各国虽也偶有这种情况，而以港脚一处最为严重。港脚的地名有孟雅喇、孟买、曼哒喇萨，都是英吉利所属的港口，也就是中国话所说的码头。它们距离英吉利本国还有两个月的路程，但从那里到中国内地，比从英国来的英夷近。奸诈的夷人被贪利之心熏昏了头，完全不顾严厉禁令，常常从外洋乘风偷偷驶行，越过广东中路，直奔东路南澳，进入闽、浙各洋，来往频繁，逐渐把那里变成了熟悉的活动场所。在天朝广大无边的统治范围内，无不普遍施行怀柔之策。即使到了本不应到的地方，屡屡违禁前来，也只是自行谨慎防备，最终不过驱逐而已。奸诈的夷人熟知其中缘故，便相互仿效。沿海文武官员不了解夷情，只是被英吉利的名声震慑，实际上并不知道他们的来历。遇到夷船驶来，不过照例催促其离开；如果反复催促而没有回应，也就没有谁敢把他们怎么样。甚至有些蛮横的夷船，胆敢用枪炮恐吓，而官船因为没有奉到明文命令，反而不便擅自使用火器。比如道光十四年，闽浙总督臣程祖洛所奏的情形，曾奉谕旨命令督抚等务必随时体察情况，以安定海面，奉此钦遵在案。根据臣等近日访闻，才知道这些奸诈的夷人根本没有领取牌照来经商，却敢偷渡越境逃窜。如果被他们本国查出，按照夷人的法律也一定要处以重刑。何况天朝禁令森严，怎么能反而让内地各洋成为他们逃避惩罚的藏身之地呢？再说内地奸民出海，偷偷前往夷洋滋事，按照各国法律，正应依例治罪。假如在外面已经被夷人杀害，那只不过是罪有应得，难道还要听他申诉，允许他报复吗？把这些情况相互对照、互相验证，揣度形势、衡量情理，就越发知道，对越境逃窜的夷船，不能只说空话驱逐，只有严格惩办，才可以震慑他们的内心。总而言之，有牌照而走中路的，是经商船；没有牌照而向东西各路逃窜的，就是偷渡船。经商船还须区分良莠；偷渡船明显只有坏人而没有好人，用枪击炮轰打它们，都是它们自取其祸，似乎并不过分。况且这些越境逃窜的船只，小的只是三板夷划，大的也不过是双桅夹板船，远远不是货船、趸船那样高大坚厚。即使船中的炮械也极其有限，甚至有的把假炮安在船旁，把炮眼画在舱板上，只是虚张声势、装点门面。只要师船能够奋勇剿除，又何必担心不能与之抗衡？即使说夷人都是亡命之徒，官兵不值得同他们交战，也还有便于施行、可以取胜的办法。只须雇募沿海善于泅水的人，多驾驶拖船，装满柴薪，备带火器，分成几队，占据上风，连夜顺流放火。即使前队没有成功，后队也会接连赶来。夷船中到处都是容易引火的东西，没有不被烧焦烧坏的。这个命令一旦施行，还没有等到真的发生战事，奸夷已经先吓破胆了。这似乎也是使他们畏服的一种办法。001-002拟谕英吉利国王檄·林则徐

译谨拟定颁发给英吉利国王的檄文底稿，恭敬等待皇帝裁定。恭敬地想，我大皇帝安抚中外，一视同仁；有利的事情就与天下人共同享有，有害的事情就替天下人除去。这是把天地的心作为自己的心。贵国国王世代相传，都称恭敬顺服。看历次进贡表文中说：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都蒙受大皇帝一体公平的恩待等语。私下里很欣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因此天朝对远方国家施行怀柔安抚，格外优厚礼遇。两国贸易的利益，延续了将近二百年。贵国之所以能够以富庶著称，正是依赖于此。只是通商时间久了，众多夷人良莠不齐，于是有人夹带鸦片，诱惑华民，导致毒害流布各省。像这样只知道使自己获利、不顾伤害别人，是天理所不能容忍、人人共同愤恨的事情。大皇帝听说后震怒，特意派本大臣来到广东，与本总督部堂、本巡抚部院会同查办。凡内地百姓贩卖鸦片、吸食鸦片的，都应处死。如果追究夷人历年来贩卖鸦片的罪行，那么他们造成的祸害深、攫取的利益重，本来依法应当诛杀。只是考虑到众夷还知道悔罪请降，把趸船上的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箱由领事官义律禀请缴收，全部销毁。本大臣等已经多次据实上奏，幸蒙大皇帝格外施恩，认为自首者情有可原，暂且宽免罪责；再犯者法律不能屡次宽贷，已经制定新的章程。料想贵国王一向倾心归化，必能告诫众夷小心遵守法令。但必须把利害关系告诉他们，使他们知道天朝法度绝不可以不敬畏遵守。查贵国距离中国内地六七万里，而夷船争相前来贸易，是因为获利丰厚。以中国的利益使外国夷人获利，夷人得到的厚利，都是从华民那里分取的。哪里有反而用毒物来害华民的道理？即使夷人未必存心害人，但贪利到了极点而不顾伤害他人，试问他们的良心在哪里？听说贵国严禁吸食鸦片，这当然说明贵国明知鸦片的危害。既然不让它在本国造成危害，就更不应把危害转移到别国，何况是中国呢？中国供给外国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有利于人的：有利于饮食，有利于使用，也有利于转卖，全都是有利的。中国曾有哪一种东西危害外国吗？何况茶叶、大黄，外国一天也不能缺少。中国如果吝惜这些利益而不顾外国的危害，夷人靠什么生活？又如外国的呢羽、哔叽，没有中国的丝斤就不能织成。如果中国也吝惜这些利益，夷人还有什么利益可图？其余饮食用品，除了糖料、姜、桂之外；日常用品，除了绸缎、磁器之外，外国必需的东西哪里数得完？而外国运来的东西，不过是供人玩赏，可有可无。既然不是中国所必需的，为什么不能闭关绝市？可是天朝对于茶、丝等货物，任凭它们贩运流通，丝毫不吝惜。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把利益与天下人共同分享。贵国运走内地货物，不仅自己用来食用，还可以分售各国，获得三倍利润；即使不贩卖鸦片，这三倍利润也已经存在。怎么忍心再用害人的东西，放纵无休止的贪求呢？假如别国有人把鸦片贩到英国，诱惑人购买吸食，那也一定是贵国王深恶痛绝的事情。过去听说贵国王心地仁厚，自然不肯把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施加给别人。又听说来广东的船只，都经过颁发条约，其中有不许携带禁物的条文。这说明贵国王的政令本来就很严明，只因商船太多，以前或许没有逐一查察。现在发文照会，贵国王既然明知天朝禁令严厉，一定会使他们不敢再犯。又听说贵国王邻近的兰顿、嘶噶兰、嗳伦等地，本来都不产鸦片；只有所管辖的印度地方，如孟啊啦、曼哒啦萨、孟买、叭哒拏默拏、嘛尔洼等处，连山种植，挖池制造，历经数月数年，以加厚这种毒物。臭秽之气直冲上天，惹得上天震怒、神灵震动。贵国王如果真能在这些地方把根株全部拔尽，把土地全都铲除，改种五谷；有敢再图谋种植、制造鸦片的人，严加治罪，这才是真正兴利除害的大仁政，是上天保佑、神灵赐福的事情，延长寿命、子孙昌盛，一定就在这一举措上了。至于夷商来到中国内地，饮食居处无不是享受天朝的恩惠，积聚丰厚充足无不是享受天朝的利益。他们在本国的日子还少，在粤东的日子反而更多。辅助教化、彰明刑法，是古今共同的道理。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且必须遵守英国法度，何况在天朝呢？如今已经制定华民的法律：卖鸦片的人处死，吸食的人也处死。试想夷人如果不把鸦片带来，华民凭什么转卖，凭什么吸食？因此奸诈的夷人实际上把华民陷入死地，怎么能唯独给他们生路？伤害一个人的性命，尚且必须以命抵偿，何况鸦片所害的人难道只是一条性命吗？所以新例规定，把鸦片带到中国内地的夷人，处以斩首或绞刑。这就是所谓替天下除去祸害。又查本年二月间，贵国领事义律以鸦片禁令森严为由，禀请宽限：凡印度港脚所属地区，请求限至五月；英国本土，请求限至十月，然后立即遵行新例等语。如今本大臣等上奏，蒙大皇帝格外施恩，特别加以体恤：凡在一年六个月期限内误带鸦片而能够自首并全部缴出的，免予治罪；如果超过期限仍然带来，就是明知故犯，立即依法正法，绝不宽恕。这可以说是仁爱到了极点、义理已经尽到。我天朝君临万国，拥有不可测度的神威，但仍不忍心不加教导便杀戮，所以特意明白宣布定例。贵国夷商想要长久贸易，就必须敬畏遵守宪典，永远断绝鸦片来源，切不要以身试法。国王应当查究奸人、铲除邪恶，以保全治理你的国家，更加彰显恭敬顺服的诚意，共享太平的福祉，幸甚，幸甚！接到此文后，应立即把杜绝鸦片的缘由迅速移文答复，切勿推诿拖延。001-003复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疏·林则徐

译臣等私下承接军机大臣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发来的寄信，奉到上谕：今天据曾望颜上奏《夷情反复，请封关禁海，设法剿办，以清弊源》一折；又另片奏请对澳门夷人互市货物加以限制等语。着令林则徐、怡良、关天培、郭继昌，并传谕豫堃知悉，钦此。臣林则徐、臣怡良谨将发下的原奏抄件仔细阅看，并传知臣豫堃一同领阅。因为涉及各国夷人的事务，只宜谨慎秘密商议办理，不便立即公开。又写信约请臣关天培、臣郭继昌，借查阅营伍的机会，过省面谈商议。现在已经共同商量并取得一致意见，谨将查察和筹议的情形恭敬陈奏皇上。查原奏认为制服夷人的重要策略首先在于封关：无论哪个国家，夷船一概不准同其互市，并禁绝茶叶、大黄，以此控制他们的命脉。封关以后，海禁也应严厉，应该命令水师把海盗全部剿捕干净。又禁止大小民船一律出海，再招募善于泅水的人驾驶火船，乘风放火，并由水师接续行动。能够擒获夷船，就把货物全部赏给有功者。这样夷人没有不畏惧而来求我方的。察看他们果真诚心悔罪，再行上奏请求天恩，准许他们互市；仍然把大黄、茶叶限制在规定数额以内，不许超额多运，以作为钳制手段。所论十分切实，所筹划的也很周密。臣等查考粤东二百年来准许各国夷人互市，原本是向外藩推施恩惠，普遍表示怀柔，并不是内地依赖他们供给食用物资，更不是依靠关税从中抽取利益。何况自去年冬天断绝英夷贸易以来，多次奉到谕旨，区区税银哪里值得计较？伟大的谋略训示，中外都应敬服。臣等有所承受遵循，就更可以照此办理，完全不必瞻前顾后。即使把各国在广东的贸易一律停止，也并不困难，只是仔细观察情势，还有些事情必须从长计议。臣私下认为，封关禁海的策略，一方面是断绝各夷的生计，另一方面是堵塞鸦片来源，看起来似乎确有把握。然而，专门断绝一个国家的贸易，和一概断绝各国贸易，根据道理、衡量形势，完全不同。鸦片产地都在英吉利所辖的地方。过去例禁宽松时，原来不只是英夷贩烟来广东，其他国家的夷船也多以此获利。自从去年缴清趸船上的烟土以后，已经奏请并奉到恩旨，一概免予治罪，也就不便再追究以前的过错。此后其他国家的货船无不遵照要求具结，层层查验，没有夹带鸦片，才准许进口开舱。只有英吉利货船聚泊在尖沙嘴，不遵守法度，所以把它们驱逐，不准通商。如今如果突然制定新章程，把目前尚未犯法的各国夷船同英吉利一同拒绝，就成了抗拒违犯者被排斥，恭敬顺服者也被排斥，未免不分良莠，事情也失去了名义。假如各夷上书询问自己有什么罪，臣等立即就难以批示答复。而且查英吉利在外国中最为强悍，各夷中只有咪利坚、佛兰西还足以同它抗衡，但也都忌惮它。其他如荷兰、大小吕宋、嗹国、瑞国、单鹰、双鹰、堪波立等国，到广东贸易的，大多仰仗英夷的鼻息。英夷贸易断绝后，其他国家大都欣欣向荣：逐利的人乐见彼方衰败而我方获胜，怀恨的人则说此方荣耀而彼方受辱。这里面似乎有一种控制驾驭的办法，可以用夷人来牵制夷人，使他们彼此间隔、互相离心，各自输诚而归向中国。如果一概同他们断绝关系，他们失望之后，反而容易联合成一体，勾结起来谋求私利。《左传》说：他们就会害怕并联合起来谋划对付我们，所以难以离间。我天朝驾驭各夷，固然不必完全拘泥于此说，但也不应让惩罚牵连众人，仍应向他们显示大公无私。况且所谓封关，是为了断绝鸦片。如果鸦片果真会因封关而断绝，又有什么可顾忌而不实行？只是大海茫茫，四通八达，鸦片能否断绝，反而不在于关口封不封。就像去年冬天以来，已经不准英夷贸易，但臣等今年春天查访外洋消息，得知他们把货物运回外国港口，反过来把烟土换到广东洋面。又听说奸夷狂言道：关以内法度虽然严，关以外却是茫茫大海；通商就受管束，不能违禁；不通商就不受管束，正好贩卖鸦片。这种贪婪狡诈的心思，实在令人切齿痛恨。因此臣等近日不得不在各海口加倍严密查拿，曾经一天内多次同时捕获船只和烟土。可见英夷货去烟来的说法并非虚构。不然，外洋风浪如此险恶，英夷仍不肯全部离开，到底想图谋什么？如果像原奏所说，大小民船一概不许出海，也办不到。因为广东百姓以海上为生的，远远多于靠陆地谋生的，所以有“渔七耕三”的说法，又有“三山六海”的谚语。若一概不准出洋，势必一天也维持不下去。至于捕捞鱼类，只许在附近海面活动，这种说法虽然也合乎情理，但既然允许出洋，风向风信变化无常，远近很难预先限定，又有谁能在海面上阻止他们呢？即使责令水师查禁，也会出现白天躲藏、夜间行动，东边捕拿便向西逃跑的情形，仍然无可奈何。臣林则徐去年刊立章程，责令口岸的澳甲编列船号，要求五船互相担保；又命令在风帆两面以及船身两旁，全部用大字写明姓名、里居和牌保。只是船数多得无法计算，到现在还没有编完。后来又通行沿海各县、营伍：如果有夷船窜入辖区，无论内洋外洋，都暂时禁止附近各船出港，必须等夷船远去，才允许关内船只开航。平时进出的渔船，也逐一验查，只准携带一天的粮食，不得多带食物；至于银两、洋钱，更不许随身带出港口。这样或许可以稍微消除接济、购买鸦片的弊端。

译至于大黄、茶叶这两种东西，确实是外国夷人所需要的。只是臣等历来查考，大黄出口最多不过一千担，因为每个人用得很少，随身就可以储存，而且还不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东西，不值得为此实行严厉禁令。茶叶则历年销售量从三十余万担到五十余万担不等。现在正商议设立公所，酌情制定适中的制度，不许各夷超过限额多运，这就是钳制他们的办法。然而最重要的，尤其在于沿海各口查拿偷漏。如果中路封关操办得过于急迫，却让东西各路得以偷运出洋，那么正税只是白白减少，而漏税的缺口仍然没有堵住。因此控制驾驭的办法，贵在公平适当、不偏不倚，才不至于反而产生其他弊端。若说其他国家买回去以后，难保不会再转卖给英夷，那么即使内地商铺之间互相转卖，也很难做到家家户户都立即看见，何况是在外国境外呢？必须知道，英夷平日广泛收购、积聚丰厚，本来就有善于周旋获利的名声。他们把货物分卖给其他夷人，以赚取额外利润，正是该夷惯用的手段。如今贸易断绝以后，即使从其他夷人那里转售一二，也已经是忍受耻辱、暗中吃亏。譬如大富商一旦只能开设一家小分店，寄居在人家篱笆下，已经觉得难堪。只要操持得当、防备严密，没有疏漏，原奏所说夷人应当畏惧而来求我，或许就在这里实现。至于准备火船、训练乡勇、招募善于泅水的人等事情，臣等从去年到现在都已经筹划办理，只等待根据时机行动。即使各山的淡水，去年本来已经派遣官兵守护；开始时夷船用布帆兜接雨水，几乎不能解渴，后来又到山脚各处寻找水源，随处汲取而不枯竭，于是已经到了无法一一防守的地步，似乎不必再议论了。总之，驾驭夷人应当刚柔并用，不必把他们看得过分重要，也不便把他们看得过分轻微。与其黑白不分，反而使他们无所顾忌，不如区分香草和臭草，使他们都纳入我方的范围。而且利用各国一同拒绝某一夷人，就像绊倒鹿一样；如果因为英夷而把各国一并断绝，就不只是驱赶鱼群了。眼下的机宜，实在不敢不谨慎。况且要杜绝的只是鸦片，即使原奏也说，凡夹带鸦片的夷船，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准通商；那么不带鸦片的，仍然都准许通商，这已经说得非常明确。各国夷人本来难保始终不夹带鸦片，如果查出夹带，就应立即按照新例治罪，不只是断绝其经商资格；如果没有夹带，自然不在严厉拒绝之列。另外一片奏请对澳门西洋贸易规定限制。查去年臣林则徐已经会同前任督臣邓廷桢和臣豫堃，多次商议过此事。后来核定章程，命令澳门同知转告西洋夷目遵照执行。比如茶叶一项，每年连箱计算，准许五十万斤，仍以三年合并通融计算，以表示适中处理的原则。其他分条列出的款项，夷人都已经遵行。今年正月，澳门境内留有英夷时，就暂停西洋贸易；等到把英夷驱逐出去，立即又准许开关。这也正好同原奏请议章程的意见相合。至于所请责令澳门夷人替英夷作保一节，如今既然不准英夷贸易，自然不必再议。001-004密陈定海夷情片·林则徐 臣等又因广东洋面现在有英船，英船必然经常把浙江的消息传回去，所以多次设法秘密探听定海的情形。偶然得到夷人的消息，译成汉文后得知，这次领兵攻打定海城的人名叫布嘛啉；统率夷兵的一名夷目名叫咖至义律，是东印度水师提督。他所乘的夷船最大的一艘名叫麦尔威厘，有七十四门炮。该船驶入定海港口时撞在大礁上，船底破了一个洞，进水很深，几乎沉没。又有一名带兵的夷官，官职很大，名叫呵兰打，被我军打死。现在英逆非常希望法海居民回到那里同他们一起居住，但百姓多次招呼也不肯前往；他们发布的章程，也没有人愿意相信。沿海渔船全都躲避离开。各夷船本来都随船携带鸦片，靠出售鸦片购买粮食；如今船上的熟食已经不多了。转眼风向就要转变，他们都非常忧愁急迫。这足以概见他们的伎俩已经穷尽。臣等私下想，广东百姓担心同夷人交往熟习，而此时浙江百姓反而需要先同夷人熟习，才便于行事。如果夷人消息所说属实，熟食不多，又恐怕风向将要转变，这正是可以乘机行动的时候。与其在海上同他们交战，未必立即有把握，不如诱骗到陆地上擒拿，叛夷就更加无法施展。可以把士兵勇丁装扮成乡民，也可以把乡民训练成壮勇，陆续返回那里，假装接受招引而回，愿意长期居住。一旦聚集了很多人，约定日期动手，杀他们就会像杀鸡杀狗一样，必将使这种异族一个不剩。只是机密绝不可泄露。现在听说那个叛逆中有一人名叫咭吐立，假装是定海县官；此人会说汉话，更须防备他的诡计。臣等已经写好密信，火速送给浙江巡抚臣乌□，斟酌办理。只是这些都是远距离推测的情况，不知道是否妥当？谨再附片秘密陈奏。001-005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林则徐

译臣又承受深厚恩典，天良难以昧弃。每每想到个人获罪是小事，而关系国家体面的大事极其重大，臣不敢不把自己所见所闻恭敬地向圣主陈述。查这次英逆所怨恨的是广东省，而滋扰却发生在浙江省。虽然局势变化仿佛出于意外，但他们陷入困窘却正是意料之中的。叛夷之所以不肯死心，是因为贩卖鸦片获利极重，每年兑换白银运出海外，多达数千万两。如果在广东能够恢复旧业，何必远赴浙江洋面？现在听说他们在定海一带大张旗鼓张贴告示，每斤鸦片只卖一圆洋钱。这一价格即使在他们本国的孟啊啦等产地，也还不足以抵偿成本。他们之所以甘愿亏本、急于寻找销路，有人说是用来支付雇工费用，有人说是用来充当食物。又听说他们从外国各港口租船雇兵而来，费用繁多，每天要以数万金计算；即使炮弹、火药，也不能长期支撑。其穷困窘迫的情形已经大致可见。夷人向来过冬用毡取暖，不穿皮衣，这是他们一贯的习性。浙江省天气寒冷，他们势必不能忍受。现在有夷人消息传到广东，已经说定海阴湿之气很重，病死的人很多。大概等到北风凛冽，天气严寒，他们自然会舍弃舟山，扬帆向南逃窜。而各国在广东的夷商，自六月以来，贸易受到英夷阻碍，也都愤愤不平，想由本国派来兵船，同英夷讲理。因此该叛逆现在处于进退两难的形势，内心怎能不退缩？只是他们虚浮骄横的性情已经养成，越是困窘，越想显出桀骜不驯，试图以恫吓逞强；甚至还会另生秘密计谋，希望暗中实现奸计。如果一切都不能成功，最终一定会服软低头。臣以前曾多次亲自验证，很了解他们的情形。即使现在不值得同他们在海上交锋，只要固守藩篱，也足以使他们坐困。自古以来，顽强的苗人违抗命令，起初并不会损害尧舜的朝廷。我们的皇上用尧舜的治理方式治理中外，知道鸦片的危害超过洪水猛兽，即使尧舜处在今天，也不能不把它驱除。圣人执行法令惩办奸邪，确实是为天下万世筹划；天下万世的人，也绝没有把鸦片认为不必禁止的道理。如果说夷兵前来是因为禁烟，那么他们把鸦片带入内地时，早已包藏祸心。祸患在此时发作，还是在将来发作，其轻重本来必定有区别。臣愚昧地认为，鸦片毒害内地，就像痈疽毒害人的内心一样。痈疽形成后逐渐化脓，鸦片传入后逐渐导致寇乱，原本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果在几十年前查办，当时吸食的人还少，禁令容易实行，就像痈疽尚未化脓，内部毒气或许还可以消散。如今毒害流布已久，好比痈疽已经疼痛发作，不能不赶紧拔脓。而叛夷在浙江洋面滋扰，就同脓疮溃破没有区别；但只有脓液溃出以后，病势才会消除。如果依照医治方法，扶助身体元气，等到脓液排尽，自然会结痂收口。若因为肿痛而另想办法使其消散，万一毒邪潜伏在内部，实在恐怕会留下养痈成患的后果。自从查办鸦片以来，幸亏依赖皇上的决断严明、天威反复震慑，趸船上的二万多箱鸦片得以缴出，是英夷领事义律亲自递交禀文请求收缴的。现在还有汉、夷文字的原禀可以查验，也有夷文纸张的印封可以验证。后来在虎门销毁烟土，事先张贴告示，准许夷人观看。当时前来观看的夷人中，有人撰写了数千字的夷文来记述此事，大意是说天朝法令足以使人心服。如今夷书中完整记载了这篇文字，料想外域都能够传诵。后来各国来船，都遵照要求具结，写明如果夹带鸦片，人立即正法，船和货物没收入官，并且用汉、夷文字合写在一张纸上。具结以后，查验其他国家的夷船，都已经完全没有鸦片。只有英逆不遵守法度，而且放肆猖狂，所以特地奉到谕旨，断绝同它的贸易。但在浙江洋面的事情发生以前，或许还可以仰求皇上施恩。如今既已攻占城池，杀害文武官员，叛逆情状已经明显，中外都已听闻。不仅难以允许它通商，更应当以威势使叛逆者服从。只是恐怕有人议论说，内地的船炮不是外夷的对手。与其旷日持久，不如设法羁縻。难道不知道夷人的贪欲没有止境，得到一步就又想进一步？如果威势不能取胜，恐怕祸患将没有终结之时；而且其他国家效仿，更不能不加以考虑。臣虽然愚昧，务必上以尊崇国家体面，下以震慑夷人情势，实在不敢稍存犹疑观望的意见。即使只谈船炮，也是防守海疆本来必需的东西。虽然一时难以仓促办成，但从长远计，也不能不预先筹划。而且广东的利益在于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经征收白银三千余万两。既然收取了通商利益，就必须预先防备由此产生的危害。如果以前拿关税的十分之一来制造炮、建造船，那么制服夷人早就绰绰有余了，何至于如今还这样棘手？臣多次恭敬阅读谕旨，看到圣上认为税银没有什么值得计较的，由此可见圣主以内政为根本、以外事为末务，不计较有无，实在足以昭示后世万代。但粤东关税既然比其他省份丰厚，就应从通夷所得的银两中酌量拨作防夷之用。从今以后制造火炮，一定要追求极其锋利；建造船只，一定要追求极其坚固。这样看来，经费可以酌情筹措，实际裨益实在不小。臣办理夷务不善，正在请求治罪，哪里敢再献出浅陋意见？然而如果能够有益于国家，即使牺牲身体性命，也不敢顾惜自己。倘蒙皇上格外施恩，宽留臣一线生路，或命臣戴罪先赴浙江，随军效力以赎前过，臣一定竭尽忠诚，图谋收复失地。自从广东各处关口加强防守以来，臣察看当前形势，叛夷似乎已经没有可乘之隙，也足以稍稍仰慰皇上的心意。001-006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疏·林则徐

译臣私下接到部里的咨文，奉到上谕：此前因户部上奏筹备库款一折，已经派宗人府、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妥善议定后具奏。如今据另行议定的五条章程，都是就自然资源的利益斟酌增减。只是要各督抚等根据地方情况，详细商议妥善，制定章程后具奏等语。钦此。臣等跪读再三，仰见圣主使国库充裕、百姓富足、利用资源以厚生民的至深用意。又查新定五条章程，其中河工、漕务本来是滇省没有的；盐务一向已有固定章程，也没有悬引、拖欠课税的情况，自应遵旨办理，不必更改。至于钱粮的年度清理、年度缴纳以及各项税收，都是全数征收、全数解送，没有拖欠。除把应造的清册命令所属官员限期据实编造上报，以便统一核查外，计算滇省应办理的事项，首先就是开采矿产，岂敢不详细谨慎地筹划。又想到有土地就有财货，财货本来最怕被弃置在土地中；顺着利益开发利益，富裕仍然要使它藏于民间。如果确实能够经营管理得当，自然可以推行而没有弊端。考察《周礼》中的丱人，掌管出产金、玉、锡、石的地方。注释说：“丱，就是矿。”其中说设置严厉禁令加以守护，是说尚未开采的时候；说“按时取之，勘察它的土地，绘图后授予，巡察它的禁令”，这就是明白说出了开采矿产的方法，是后世仿效实行的依据。所谓“按时”，注疏只是解释了它的大意。现在以臣等在滇省访察听闻的情况来验证，似乎是指冬春水位干涸的时候。因为金是水之母，出产五金的矿洞，都必须先排水，然后才能取矿，所以办理铜矿有排水费用，银矿也是如此。夏秋时节矿洞中水多，排泄水更加困难，往往停工。若水太多而无处排泄，优质矿脉被水淹没，也就成为废矿洞。现在才明白“按时”二字，古人确实早已考虑到这一点。所谓“勘察土地并绘图”，也就是如今寻找矿脉：先要看山势是否丰厚、地脉是否坚实凝结、草皮是否茂盛、矿苗是否显露，才有希望建成矿厂。滇中谚语说：“一山有矿，千山有引。”最初发现的矿苗叫作“子擐”；逐渐找到正擐，才可以进山取得矿。矿脉连片形成的叫“刷”，矿洞宽广的叫“堂”。由刷发展成堂，才是兴旺的矿厂。如果土石夹杂，就叫作“松[土荒]”，随开随废，很容易亏损工本。甚至下方开采而上方压住，滇中称为“盖被”，那就不只是没有益处了。因此勘察认定必须详细。这就是所谓“勘察土地并绘图”的真正含义。所谓“巡察禁令”，确实是因为开采的人多，必须有弹压惩治的办法。如今矿厂内部设置课长、客长、硐长、炉头、欀头、锅头，都是用来约束曹户、尖户以及炉丁、砂丁等人的。又必须多派书差巡查训练，以防偷藏、隐匿和漏缴课税，并禁止抢夺矿底、争夺矿尖。这些都是巡察禁令的遗意。可见开矿这件事，不仅历代都有成法，《周礼》也早已明确记载为经常之制。何况滇省近处到处都是山，本来没有封禁；小民追逐利益像鸟雀趋食，矿旺时不招自来，矿竭时也不用驱赶便会自行离去。绝没有盘踞在废矿洞中、甘愿亏本的道理。说人多难以驱散，是并不了解矿厂实际情况。滇地百姓谋生艰难，除了耕种之外，开采矿产是他们所熟悉的行业。近年因为铜的产量减少，唯恐不能满足京城运输的需要，只要有人能够找到矿厂，厂员没有不立即命令试采的。这些人上山观察地势、寻找矿苗，天天以此为常。他们大都能够了解土地力量的衰旺盈虚，看到有利可图，或用红单报告矿苗、矿脉，或用联名呈文申请山牌。等到同伴聚集、筹措资金时，每个人都有所期待。总的来说，人力占一半，天时地利也占一半。据当地人说，开采后能够成功、成功后又能够长久的矿厂，过去实在不多。然而只就眼前情形来说，如果一个地方能够聚集一千人，就一定有能够养活一千人的利益；聚集几百人的地方，也一定有能够养活几百人的利益。没有利益的地方，人们自然会止步不前。因此各属矿厂的衰败、兴盛、开办、关闭，地方官都无法隐瞒。只是能够设法经营管理，使已经关闭的矿厂重新兴盛、使衰败的转为兴旺的人，实在难以选得。查嘉庆十六年间，户部议覆：云南银厂十六处，抽收课税，以二万六千五百五十两有零作为每年的总额。准许用这个矿厂的盈余补贴那个矿厂的不足，不必分别按矿厂核算，务必使总额不亏。如果收取不足数额，就责令分摊赔补；遇有盈余，则全部报送解交。到嘉庆十九年，白沙一厂衰竭封闭，奉旨从中删去。此后确定有课额的共计十五厂，每年应抽解课银二万四千一百一十四两有零，记载在户部则例中。其中奏准全部征收、全部解送的矿厂，户部则例所载只有角麟、太和、悉宜、白羊四处。后来又据续报，有永北厅的东升厂、东川府的▯共山厂、新平县的白达母厂；其中只有东升一厂历年产量较多，所抽课银还可以补足各厂的亏缺。至于▯共山、白达母两厂，都是从铅矿中抽取，实在无济于事。在已经确定课额的十五厂中，如南安州的石羊、土革镇雄州的铜厂、坡会泽县的金牛、永平县的三道沟，实际上都已多年停废。因为课额早已确定，不敢使数额短缺。有的矿厂因尚未成矿，先行划拨补足；有的则由经管此事的官司自行赔偿解送。检查历年的奏销册，均同开化府、鹤庆州、永北厅四处金厂一样，按定额一并解送矿课，总数并没有亏短。除课金赢余不多、不予计算外，各年报拨的课银赢余，从一二千两到六七千两不等。这是我们在未奉谕旨以前，为了整顿矿务，已经分别查明的实际情形。如今承蒙谕令，要在所属境内确实勘查，广泛晓谕，斟酌开采，自然应当先在旧矿厂以外加意查访。应当命藩司选择熟悉事务的委员，分路访查寻找，并晓谕他们：金银都可以开采，不必拘泥于一种。即使是有人互相争夺、以前因滋事而未准开采的地方，如今也不妨由官府督办。或者是草皮薄、以前担心不能成矿而不敢禀报的矿，也不妨据实报告。况且恭敬体会谕旨反复恳切的训示，不准再迟疑不办；如果开采以后弊端多而利益少，也准许奏明停止。圣明如此体察下情，开诚布公，官民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

译何况查云南省的矿课，有的按矿床计算，有的按矿票计算，按例规定的课额很少。矿课银的章程，本来是按十分之一抽收。民间采得十万两银子，纳课的只有一万五千两，可以说征收得很轻，对百姓确实大有好处。把这些明白开导以后，看起来民间都已经比平常踊跃许多。根据委员会同临安、普洱文武官员的禀报，查得他郎通判管辖的坤勇箐地方，距城九十里，有几重土山，山顶全是碎砂，不能种植，所以没有百姓居住。以前因土中产有金砂，便有外来的游民私自挖掘淘洗，以致互相争斗。禀报后，前督臣委员会同他郎、元江厅州前往查逐，这些游民各自逃散，于是封闭了那座山。但金砂仍不时出现，挖淘又比较容易，难免游民很快再次潜来。如果承蒙奏明开采，虽然矿藏丰歉不能立即确定，终究足以增加公课并杜绝私下争斗。我们随即又批令各员亲自到那座山勘查清楚实际情形。不久据禀复称：山顶宽阔平坦，周围约七八里，挖土一尺多深，就能看见细碎金砂，闪闪发亮，耀人眼目。官员到山时，游民已经先行躲避。勘查到私挖的矿硐四口。询问附近村民，说：挖出金砂后，取水反复淘洗，再用木板做成矿床，整天摇荡。一人的力量，每天可以得到几厘金；多的也不超过一分。又距此山数里，有三股墙和小凹子两个地方，勘查到草皮银矿，夹杂少量金砂，现在也有人偷挖，但还没有进山挖成矿硐等情形。我们当即批准，将这三处试行开采。但先前已经因为私挖而酿成争斗，这次由官府督办，急需选择殷实善良的人担任头人，责令他们招募砂丁，逐层约束。对于以前因偷挖滋事、被驱逐后又回来的人，也应访拿查办，以示惩戒警告。而且必须先派委员和弁员，多带兵丁，才足以进行弹压。容我们斟酌调遣，等到布置确定以后，再详细分析奏报。又据镇沅直隶同知以及文山、广通二县先后禀报：先前因为奉文广泛寻找铜矿，屡次发布告示，晓谕百姓访寻子矿并呈报。后来镇沅厅百姓罗椊鹏等报告，在距城一百多里的兴隆山麓发现银矿苗脉。于是命令他们招募矿工试采，该厅不时前往实地勘查。矿砂时有时无，难以确定。如果数月内能够连续开采，拟即酌定课额。又有文山县百姓万云陇等人报告，距城一百八十里的白得牛寨地方有矿苗。百姓们已经各自筹备油米，呈报县里开采。该县报府后，府里委派人员勘查，发现山势矿层丰厚，只是四周包裹不很严密，所出的草皮[土荒]矿成色较低；又时有时无，难免开采一阵便停一阵。请再加以察看，是否可以抽收银课，全部收取、全部解送。又有广通县百姓李集之等人报告，象山地方距城九十七里，有矿可以开采，报到县里后，准许试办。后来采得门矿，产量不多，已经支炉分别计算。无奈银子含量少、成色低，只能把产出的黑铅作为底母使用。还须再次试办核准，酌量请求抽收矿课。各处都据实具禀报来。我们查这三座矿厂，虽然还没有看到成效，但总要靠当地官员激励矿民，奋力办事，不可任由他们半途而废。现在已经发札令他们赶快把矿砂煎炼成样，解送检验；应抽的课银，先准许全部收取、全部解送。等试办一年，查明情形后，再把抽收解送的数目列入定额，清楚拨解。此外还要广泛寻找开采地点，有矿苗就努力探得矿藏，有矿藏就务必使它形成矿厂。如果能够采办的数量多，应先遵照朝廷议定的办法，商议给予优厚奖励，并请为官员议叙，以期带动兴办事业，使人受到激励而争先效力。至于旧定额的老矿厂，虽然逐一详细查访，确实大多已经衰败停歇，但熟悉矿厂事务的人，一定能够明白矿产兴衰的规律，以筹划修复的办法。有的可以牵引水流，有的可以从旁路采掘，有的可以配合矿石分别计算。至于锤手、背夫以及支炉、下罩的人，见闻既多，想来也能够知道如何补救。即使需要花费工本，只要先经历困难而后能够获得收益，也应设法去做。如果确实是矿硐产量完全枯竭，徒劳无益，那么这种名存实亡的矿厂，似乎应当据实注销；即使在全部收取、全部解送的各厂中，也应奏明用来抵补。总要同原定旧额比较，不能亏短而且有所盈余，才是核实整顿的办法。不得因为广泛开采新矿山，就转而置旧矿厂于不问。至于官办、民办、商办，以及如何统一管辖、弹压和查察等事，承蒙恩谕，不加遥控。凡是官员、商人、士人和百姓，无不更加感激，自然应当按照地方情形，筹划长久可行的良策。查办矿厂首先必须备齐油、米、柴、炭，资本很大，本来不是一个人独力能够开办的。官办虽然呼应灵活，但任职期限长短不一且没有常规，恐怕交接时纠葛更加严重。如果因此造成亏空而被参劾查办，就会有人借此找理由；筹措补救，反而更会引起效仿。何况地方官经管的事情很多，怎么能亲自驻在矿厂中，劳苦操作？势必借助手下幕僚、书吏和差役，弊端就会更多。似乎仍应招集商人和百姓，听任他们合伙出资办理；办成了就加以奖励，停歇了也不追究。这样官府有督促率领的权力，却没有实际赔偿的负担，似乎可以长期实行而没有弊病。我们同在省里的司道官员以及长期居住云南的正佐各员，下至商旅和百姓，都虚心访察。私下认为，这次认真整顿，必须令出必行。应当首先确定章程的，大约有四件事。

译第一，放宽对铅的禁令。查银矿以炸矿最好，因为矿块纯净，出银多而且成色高。但矿厂中这样的矿百不得一。常见的叫大花银矿、细花银矿，其实都是铅矿。铅矿一百斤，煎炼得铅一半，就算是好矿；而十斤好铅放入炉中，在上面架罩炼制，能够得到六七钱银；次等的只能得到二三钱。除去抽课和工费之外，只够收回一半本金。炼出而包裹在其中的铅汁，叫作销团；铅浸入灰中的，叫作底母，都可以溜炼成黑铅。把这些卖掉，才获得一点微利。云南从前因为黑铅关系军火，曾有比照私卖硝磺治罪的案件，所以炉户剩下的底铕都成了废物，亏本更加严重。我们查黑铅这一项，有的用于锤造成锡薄，有的用于炒炼黄丹颜料，用途也很广，本来不只是制造铅弹的需要。律例中并没有不准黑铅通商的条文。而且贵州的柞子厂、四川的龙头山，黑铅都准许出售；云南的情况同样应当适用这一律例。如果准许出售底铕，用来弥补矿民的成本亏损，就不至于停办。况且出售底铕，必然有行店经手。每次发运多少，命矿厂委员验明编号，填发照票。等运到目的地，就拿照票到当地衙门缴销。这样既可以杜绝走私，对军火也没有妨碍，又能使矿厂民众得到一点利益，确实可以补救亏损。第二，减少额外费用。查云南各属，不论哪一种金属矿厂，都有矿厂规条。头人分为七长，每开办一个矿厂，七长就商议订立规条。名目越多，剥削越严重。查历来办理的章程，迤东各厂铜户出售矿石，按所得矿价每一百两由官府抽银十五两，叫作生课；迤西各厂硐户出售矿石，不缴纳矿课，只按煎炼成银的数目，每一百两抽银十二三两不等，叫作熟课。每批解送、造册、申报的正款，必不可少。此外所谓撒散，是头人、书吏、巡查人员的工食薪水；所谓火耗、马脚、硐主、硐分、水分，以及西岳庙、功德合厂公费等名目，都是头人逐渐增加的。虽然不能全部裁减，也必须大幅削减。现在发布告示晓谕，务必彻底删减无益的规银，用来办理必须的油米费用，以免因负担过重而停散。第三，严明法令。查历来矿厂中的人，殷实善良的十分之一，粗野强悍、奸诈诡谲的十分之九。矿厂中又盛行烧香结盟的习俗，所以云南有俗谚说：没有香火就成不了矿厂。他们分散时争相称雄，联合时合力把持；依仗人多欺压百姓，渐渐发展到抗拒官府、藐视法律。因此有矿的地方，不仅官员害怕无法完成考核，乡绅和居民也都战战兢兢地防范。如今要兴利，必须先除害，不能不严。比如所使用的铁器，除锤、錾、锅、铲、菜刀准许携带外，一切鸟枪、刀械都应搜查干净，才准进入矿厂。驻厂弹压的印委员、弁员，都准许设置枷、杖等刑具。有人犯法，先行枷责，或者插耳箭游街示众，以求小惩大戒。如果矿匪胆敢结党杀人，酿成重大案件，或者依仗人多强奸、盗劫，扰害平民，责令该府、州、厅、县会同营员立即包围捕拿，务必抓获；审明详细定案后，请照现行办理迤西匪类的章程，就地请令正法，使人触目惊心，从而惩罚一个、警戒众人。第四，杜绝欺诈伪造。查矿厂一向由多人合伙开办，股本多少不一。有领头兼有股本的，也有搭股、分取矿苗的。自然要看到有好矿之后才合伙。云南有一类惯于欺诈的人，常把哄骗油米当作手段。他们从矿砂堆中挑选极好而纯净的矿块，如俗称的墨绿、朱砂荞面之类，作为样矿给人看，以重利诱惑，怂恿人出资。等承揽的人多了，自己先逃走。愚蠢的人因此受累，狡猾的人借此诈骗钱财。良民不敢开采，大多就是这个原因。又在矿厂买卖矿石时，还有一类积年恶棍插手撮合，往往暗中抽取中介费，替人包装遮盖、掩饰底面，颠倒好坏，是危害矿务最严重的因素。现在先发布告示予以禁止。以后查访捕获这类匪徒，都立即从重惩办，希望能够除掉这些恶棍，明确表示应当惩罚什么、劝戒什么。我们到云南不久，对于矿厂的情形本来并不熟悉。承蒙圣上慈爱，委以重任，又蒙赐下周详训示，我们谨就访察到的实情先行筹划大概。虽然成效还不能预先确定，但承担事务绝不敢畏惧困难。此外还会继续查明利弊情形，总要据实直陈，以期稍稍报答圣上昼夜勤政、广泛咨询政事的深恩。002-007《圣武记叙·魏源》

译荆楚以南，有一个长期怀抱感慨的人。我出生在乾隆征讨楚苗的前一年，中间经历嘉庆征讨教匪、征讨海寇的年代，直到京畿平定盗贼的十八年，才入京参加贡试。又直到道光征讨回疆的年代，才在京师开始做官。京师的掌故浩如海洋，我得以借机阅览史馆秘阁的官书，以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于是，从我出生以后发生的几件大事，以及我出生以前上溯到国初的几十件大事，都清楚地呈现在耳目之间，充满于胸中。我因此追溯民力、物力盛衰，以及人才、风俗进退消长的根源和始末。后来我寄居江淮，海上警报突然发生，军情接连传来，激愤之情触动了胸中长期积蓄的感慨，于是把匣中收藏的资料全部取出，编排贯串，反复推演。先选取其中涉及军事以及有关论议的若干篇，编成十四卷，共四十多万字，在海夷到江宁投降的那个月完成。于是恭敬地叙述本书的开端说：天地用五行与阴阳相争，圣人整饬五官，那么战争就能在朝廷中取胜。怎样才能在朝廷中取胜呢？答道：清明圣治是最高的。请先说圣清以前的时代。如今财用不足，并不叫国家贫穷；人才不能奋发有为，才叫贫穷。政令不能行于海外，并不叫国家衰弱；政令不能行于境内，才叫衰弱。所以先王不担心财用，而只急于求取人才；不担忧不能在四夷面前施展志向，而担忧不能在四境之内施展志向。官员没有不称职的，国家的栋梁就丰富；境内没有废弛的政令，国家的权柄就强大。这样用来查究奸邪，奸邪就无处藏身；用来治理财物，财物就不会被侵蚀；用来搜集器械，器械就不会粗劣；用来训练士卒，队伍就不会空缺。这样还担心什么四夷，忧虑什么抵御外侮？这就叫在酒席之间折冲御敌。我曾经考察周、汉、唐、宋、金、元、明的中期。看它们的缺失，难道没有高悬的政令吗？询问它们的朝廷，难道没有充数的官位吗？人们只看见政令像雷一样行于九州，却不知道政令根本没有走出宫门；人们只看见人才遍布九卿列位和十二牧，却不知道许多人才枯伏在草莽之中。没有一项政令能够贯彻军法，游惰的百姓就会轻慢法令；没有一个人才足以充任军吏，骄纵的百姓就会狂妄。没有一件事不在消耗军用物资，四民就都会荒废。游民轻慢法令，拿着画有文饰的鞭子也不能命令一只羊；百姓骄横狂妄，蛰伏的雷霆也不能震破一堵墙。四民全都荒废了。然而今天还在殿堂上作揖，明天就在城墙边设宴，后天便把府库中的财物搬空。把节制之道归于齐桓公、晋文公，把富强之道归于管仲、商鞅，把严厉刚劲之治归于成汤。这样还何必再到战场上追问胜负呢？《记》说：以事物为耻辱，足以振作自己；以国家为耻辱，足以使国家兴盛。所以从前的帝王处在承继基业、长久安定的时代，每当发布重大诏令时，必定以军令使天下人心警惕，以军粮招致天下人才。人才进用，军政就会修明；人心肃敬，国威就会强盛。一喜，四海如同春天；一怒，四海如同秋天。五官强健，五种兵器兴盛，禁令能够执行，四夷前来称臣。这就叫在朝廷中取得战争胜利。因此后世圣王以先代圣王为师，后代君王以先代君王为师；要说以先圣先王为师，没有谁比得上我列祖神宗。《书》说：愿他们能够整治你的军队，以继承禹的功业，使威德遍行天下，直到海的边际，用来瞻仰文王的光明，发扬武王的伟大功烈。因此我恭敬地拜手叩首，撰作《圣武记》。002-008《海国图志叙·魏源》

译《海国图志》六十卷，依据什么编成？一是依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翻译的西夷《四洲志》，二是依据历代史志、明代以来的岛志，以及近来的夷图和夷语；钩稽考证，贯串联结，开辟荒芜，为前人探路。大体上，东南洋、西南洋比原书增加十分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比原书增加十分之六。又用地图贯穿全书，用表格加以经纬，广泛参考各种议论来阐发说明。它同前人的海图著作有什么不同？答道：那些书都是中国人谈论西洋，这部书则是西洋人谈论西洋。这部书为什么编写？答道：是为了借夷人的力量攻打夷人，也是为了学习夷人的长处和技术来制服夷人。《易经》说：爱与憎相互攻伐，吉凶由此产生；远方与近处相互取舍，悔恨和忧患由此产生；真实与虚伪相互感应，利害由此产生。所以同样是抵御敌人，知道敌人的形势与不知道敌人的形势，利害相差百倍；同样是同敌人议和，知道敌人的实情与不知道敌人的实情，利害也相差百倍。古代驾驭外夷的人，询问敌人的形势，熟悉得如同眼前的几案；询问敌人的实情，熟悉得如同共同睡卧饮食。那么拿着这部书就能驾驭外夷吗？答道：是，也不是。这是用兵的机巧，不是用兵的根本；是有形的兵法，不是无形的兵道。明代有人说：要平定海上的倭患，先要平定人心中长期积累的祸患。人心中的积患是什么呢？它既不是水、火、刀、金，也不只是沿海的奸民，更不只是吸烟、贩烟的坏人。所以君子读《云汉》《车攻》，要先于《常武》《江汉》，从而知道《二雅》诗人所发的愤懑；研玩卦爻内外消长，从而知道《大易》作者所忧虑的祸患。愤懑和忧患，是天道由否塞转向通泰的原因；是人心由沉睡违蔽而走向觉醒的原因；是人才由虚浮转向充实的原因。过去准噶尔在康熙、雍正两朝跳跃猖獗，到乾隆中期便被迅速扫平。夷人的烟毒流传，罪恶超过准夷；我皇仁慈勤勉，上合列祖的德行。天时与人事，祸福相互依伏，何必担心扫除夷患没有期限，何必担心奋武御敌没有时机？这是凡有血气的人都应当愤懑不平、凡有耳目和心智能思考的人都应当讲求筹划的事情。除去虚伪，除去粉饰，除去畏惧困难，除去姑息养患，除去经营巢穴，这样人心沉睡的祸患就去掉了一项；用实际事情来检验实际功效，用实际功效来检验实际事情。像艾草要积蓄三年才使用，像面对深渊结网来捕捞，不要徒手涉水过河，不要凭空画饼，这样人才空虚的祸患就去掉了两项。沉睡的祸患去除，天日就会昌明；空虚的祸患去除，风雷就会运行。《传》说：谁在家门内荒废，谁在田野上治理？四海既已均平，越裳就来称臣。于是作《海国图志叙》。以防守作为进攻，以防守作为议和，借夷人制服夷人，谁来掌握其中的关键？这是《筹海篇》第一。纵览三千年，环顾九万里，以经纬贯穿，左边看地图，右边读史书，叙述各国沿革，这是第二篇《各国沿革图》。使夷人的宗教和鸦片烟不能进入国境；可叹我所属的藩属国家，还能够共同抵御敌忾。这是第三篇《东南洋海岸各国志》。吕宋、爪哇，岛屿相当于日本；有的侵噬，有的奔逃，前车之鉴并不遥远。这是第四篇《东南洋各岛志》。教导训练经历三更，土地分割了五竺；鹊鸟占据鸠巢，成为震旦的祸害。这是第五篇《西南洋五印度志》。西方清晰而贵州黔地昏暗，土地辽阔而疆界阻隔；让他们作为前驱，谁能向海客询问？这是第六篇《小西洋利未亚志》。大秦位于海的西面，是各族聚居的地方；既有利益也有威势，实际上怀有如鸱鸮般的恶意。这是第七篇《大西洋欧罗巴各国志》。东端在后、西端在前，北面直到冰海；近处交往，远处进攻，是陆战方面的邻国。这是第八篇《北洋俄罗斯国志》。强悍的英国侵略者，恭敬地环拱中原；远处结交，近处进攻，是水战方面的援助者。这是第九篇《外大洋弥利坚志》。人人各自依据天性，以圣人为宗教纲领；分合纷繁而有条理、无混乱。这是第十篇《西洋各国教门表》。万里之地只有一个朔望周期，莫过于中华；不相联结却又有联系，大食和欧巴也是如此。这是第十一篇《中国西洋纪年表》。中国历法取资于西方，西历又不同于中国历法；百姓所奉行的时令，由我掌握其根本。这是第十二篇《中国西历异同表》。用兵首先在于地利，哪里会间隔遥远荒僻之地？聚米成山、画沙作图，便能在朝廷中取得战争胜利。这是第十三篇《国地总论》。即使有地利，也不如人和；奇兵与正兵相互运用，兵力少而谋略多。这是第十四篇《筹夷章条》。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就可以议和，也可以作战；如果没有依据和验证，凭什么确定方略，谁能医治昏乱？这是第十五篇《夷情备采》。水上国家依靠船只，就像陆地依靠城堞；如果不学习其长处和技术，面对风涛谁能不害怕？这是第十六篇《战舰条议》。五行相互克制，金与火因此猛烈；雷霆在地下奋发，进攻和防守是一条道理。这是第十七篇《火器火攻条议》。各国文字虽然不同，货币却大体相同；神奇的器用和技术，难道不应当竭尽聪明才智去弄清吗？这是第十八篇《器艺货币》。002-009《拟进呈元史新编序·魏源》

译臣魏源说：我听说天道不变，治道也不变；国家可以灭亡，史书却不可断绝。考察三皇五帝时代的典谟，以及《春秋》记载的二百多年事情，从周、汉到明所编的二十三史，事情各不相同，踪迹也多有差异。元朝拥有天下，其疆域的辽阔、海运漕粮的富足、兵力物力的雄厚广远，超过汉唐。塞外三帝、中原七帝，都英武相继登位，没有一个昏庸、暴虐、荒谬的君主。内部又没有宫闱和宦官的祸害，外部没有苛政、强臣和夷狄的侵扰；又有四怯薛的子孙，世代担任贤相辅佐政务，与国家同享安乐。他们的严肃清明、宽厚仁慈，也超过汉唐。然而到了王朝末期，偶然失去驾驭，尚且没有达到幽、厉、桓、灵那样严重，为什么竟然像鱼腐烂、黄河决口一样，到了不可救治的地步呢？《礼运》说：三代治理天下时，所说的是大道施行，天下为公。公正，胡人与越人也能同为一家；不公正，亲如肝胆的人也会像楚越一样彼此疏远。古代圣人以绂冕代表上天的喜悦，以斧钺代表上天的愤怒，发布讨伐命令、施行威权和赏赐，一概奉行天道而发出，不敢夹带私意。明人在元朝之后，每当评论元代的弊病，都说是因为把北方民族当作内属、把中原汉人当作疏远，把北人为内、把汉人和南人为外，凡事都为此制定制度，曲意设置限制。但考察任用人才，台省的重要官职确实多被北人占据，汉人、南人百人中没有一两个。那些破格受到知遇的人，官职做到集贤、翰林院大学士就停止了，从来没有入朝为相、执掌枢密的事。然而考察《元史》的纪传，却并不完全如此。太祖兴起时，就任用耶律楚材为丞相；太宗时，刘秉忠主持机要，又有几位汉人宰相辅佐。宪宗、世祖时期，史天泽、廉希宪、姚枢、许衡、窦默等理学名儒，都参与机密事务，朝夕在左右。姚枢后来虽因事被诛杀，但史书说元朝一代的纲纪，大多是他所建立的。这说明也并非认为汉人不可任用。到了末年中叶，贺太平仍以汉人宰相承担国内外的声望。只是中叶以后，台省的长官多由本国人担任，等到他们判署公文而不懂文义、胡乱行事，迫不得已才取用汉人和南人作为辅佐。到了末期，中书省的政务靠贿赂办成，台院、御史台的官员都公开议价，花钱取得外任后再分区巡查，争相搜刮百姓来偿还债务和馈赠将帅的钱，完全不知道纲纪廉耻为何物。至于进士科举，元朝初年就废止了；中叶屡次举行又屡次停止，动不动就受到色目人的挑剔阻挠。到顺帝末年，才大规模举行一次，但国家已经将要灭亡。加上中原的财赋，耗费在僧寺、佛寺的占十分之三，耗费在藩王封地和勋戚的占十分之二，因此恩泽滋润很少达到南方，渗透下来的恩惠全都归于北方。他们以大宅为界，划出鸿沟，自以为得到了亲近的和疏远的区别对待之道，导致韩山童伪造檄文斥责说：贫困到了极点的是江南，富足都归于塞北。天道循环，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不到一百年，过去偏重于北方的，最终又全部归于南方。胜负的消长，按道理和形势本来就是如此吗？况且元朝倚仗夺取天下容易，平定江南、兼并大理后，便想包有六合；日本、爪哇也都派遣海军远征数万里，却全军覆没。又不考虑中原的形势，在外部设置岭北、岭西、阿母河等行省，动辄疆域数千里，骑马走八九十天才到；在内部设置江浙、湖广等行省，把唐宋分道、分路的制度全部推翻。四面贯通、广泛开辟，务求规模奢大。鞭长而驾驭遥远，控制不及。于是海都、乃颜等诸王在北方叛乱，安南、缅甸、八百等蛮部在南方叛乱，年年远征，使中国空虚疲敝。像外强中干的人，身躯庞大，一旦内部朽坏，于是北方河患决口，南方漕运阻塞，东方兵乱兴起。大盗一次又一次招降，官职升到最高，只有空名诏敕，遇到谁就授给谁。乱势尚未炽烈时，反而吝惜恩赏；燎原之后，却委曲奉承骄横的臣子。人心更加离散，天命不再常在。二三位豪杰、魁伟忠义之士，也在冥冥之中彼此像蚌鹬相争一样，自相牵制，暗中遭受颠倒，却没有人替他们挽救。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事呢？唉，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人们知道《元史》是明初诸臣草率编成的，却不知道其中记载典籍掌故的荒疏、浅陋、错乱和舛误，是元人自己造成的。军籍人数多少，除了勋戚中掌管枢密的少数大臣外，没有一个人能知道确数。拖布赤颜一书，译成汉语叫《圣武开天记》，记载开国的武功，本来应当发交史馆保存；但中叶修撰《太祖实录》时，请求取用它，元廷却不肯拿出。天历年间修撰《经世大典》，再次请求，仍不肯拿出。因此《元史》记载国初三朝的本纪，颠倒重复，只能依据传闻。元朝初年平定数万里之外的部落，史实仿佛坠入云雾；而《经世大典》对于西北藩王封地的疆域、俸禄、户籍和兵马，也只是空列篇名。把应当收入金匮石室、进呈皇帝御览的书，视作阴谋，像这样深闭固拒，那么后人所说文献没有凭证，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所以疆域虽然广大，却同没有疆域一样；武功虽然雄伟，却同没有武功一样。再加上明人旧史不懂翻译，竟至于同一个人重复出现在多篇传记中，而元朝功臣反而没有姓名。顺帝末年的事情，全部抄录官府文书，杂乱附会，成为历来从未有过的污秽史书。近人如邵远平的《元史类编》，只是承袭郑樵《通志》重复设置篇目的做法，分为天王、宰辅、侍从、庶官、忠节、文翰、杂行等类，甚至把廓扩的忠勋列入杂行；又有纪传而没有表志，便把志书材料摘入传记；大量采录制诏、册文放入本纪，大量采录书序放入儒林，又大量采录《元典章》和吏牍之书来充实篇卷，都不登大雅之堂。甚至本纪直接从世祖开始，太祖、太宗、宪宗三朝平定漠北、西域、金和蜀的功绩，一个字也没有记载，比旧史还不如。至于近臣钱大昕重新修订的本子，也只完成了《氏族志》《经籍志》，其余都没有成稿。我在编修《海国图志》之余，得到英国夷人所述五印度、俄罗斯以及元朝后裔的始末，触动了对旧史的感慨，又把日常精力用在这件事上。我旁搜四库中数百种元代文集，以及《元秘史》，删去芜杂，整理混乱，补足遗漏，纠正诬误，发掘隐晦之处，把粗野文字加工文饰，反复讨论、参照斟酌，经过数年，才有脱稿。唉，前代的事情，是后代事情的老师。元朝兴起于塞外，却拥有中原，远远不是辽、金可以相比的。它始终的得失，本来就是百代不可多得的鉴戒啊！002-010《筹海篇上·魏源》

译自从夷人事变以来，朝廷帷幄中的筹划、疆场上的经营，不是作战就是议和，不是议和就是作战；从来没有专门主张防守的人，也没有善于谈论防守的人。不能防守，凭什么作战？不能防守，凭什么议和？把防守作为作战，之后外夷才会服从我们的调度，这叫借夷攻夷；把防守作为议和，之后外夷才会受我们驱使，这叫借夷款夷。防守的策略有两条：一是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是调客兵不如训练本地兵，调水师不如训练水勇。进攻夷人的策略有两条：调遣夷人的仇敌攻打夷人，学习夷人的长处和技术来制服夷人。与夷人议和的策略有两条：听任各国互市以同夷议和，依据鸦片初次订立的约定通商。现在请先谈防守。如今议论防堵的人，无不说：在内河抵御，不如在海口抵御；在海口抵御，不如在外洋抵御，却不知道这恰好弄反了。制服敌人，必须使敌人失去自己的长处。夷人的兵船长处在外洋吗？还是在内河？我们抵御敌人的办法，不过两种：一是炮击，二是火攻。夷人的大兵船长十丈，宽数丈，用坚木连接，浇灌厚铅，船旁排列两层大炮。我们的炮如果只击中它的船舷，那么船在大洋中借水势活动，只会后退摇荡，不会破裂下沉；必须击中它的桅杆和船头，才会使它不能行驶。即使有火轮船把它拖往别的港口，也能连夜修理。只有击中它的火药舱，才会爆炸翻沉。根本没有潜到水底凿沉船只的办法。这是困难之一。如果派火船到外洋焚烧它，船底质地坚厚，火烧不燃，必须用火箭、喷筒烧毁它的帆索、油、柴、火药，炸坏它的舵尾、船头。可是夷船的桅斗上常有夷兵用望远镜瞭望，我们的火船还没有靠近，他们早已拔锚驶离躲避。这是困难之二。夷船三五只结成一帮，分泊在深海，四面像棋子一样散布，并不是桅杆相连地排列。我们的火船攻击其中一只，各船的炮都可以环绕射击，并且分派杉船、小舟前去救援。即使趁着昏暗的夜色和潮势，能够突然击伤一两艘，最终也不能使它们遭受重大创伤。而我们的海岸绵延很长，到处都要防备它们冲突闯入。敌人逃逸，我们疲劳；敌人会合，我们分散。这是困难之三。海战在于乘上风。如果风潮都顺利，即使雇用闽、广的大梭船、大米艇，外面包裹糖包，也可以取胜。郑成功击败荷兰人、明代汪鋐击败佛郎机，都是偶然乘着风潮，出其不意。如果长期交战，海洋极其空旷，夷船又善于驾驶，往往能够转下风为上风，我们的船就不能抵敌。即使是水勇、水雷，也只能潜水攻击内河淡水，不能潜伏在咸水大洋中。这是困难之四。从安南两次重创夷人的战例看，夷人的船一片船帆也没有返回，都是诱使他们深入内河，然后重创他们。由此可知，想要取得奇功，绝无舍弃内河而在大洋抵御的道理。敌人进入内河后，只能鱼贯而行，不能像棋子一样四面散开。我们只需防守上游一面，先选择浅窄险要之处，沉下船只、绷紧绳筏，阻挡敌军前进，再用沙垒和大炮守住侧面；同时在下游预备木桩、筏子，截断敌人退路，然后乘风潮，选择水勇，或者驾火船，从首尾两端进攻；或者仿照广东制造的西洋水雷，趁黑夜潜送到船底，出其不意，一举将船炸裂。夷船还能像在大洋中那样任意驶避、相互救援吗？如果夷人分兵登陆，绕到我军后路，就预先挖掘暗沟截断他们前进的道路，层层埋伏地雷，夺去他们的胆魄。夷船还能纵横进退自如吗？两岸兵炮从水陆夹攻，夷炮不能穿透墙垣，我们的炮却能打到船上。风涛四起，草木都像敌兵。夷船自救尚且来不及，还能回炮攻击我们吗？即使夷船在下游沉筏的地方像野猪一样突冲乱窜，只要拖延片刻，我们的火箭、喷筒已经烧尽它的帆，火罐、火斗已经伤害它的人；水勇已经登上它的船舱，岸上的步兵又扛炮攻击它的后方。乘着上风，释放毒烟，播撒沙灰，使它们的眼睛迷蒙。难道还会有不聚歼它们的道理吗？在海口以内，防守要紧而作战可以缓，防守以正兵为主而作战用奇兵；海口以外，防守和作战都难以发挥作用。只要掌握这一要点，四种困难就都能解除。有人说：门户失守，民心就会惊慌；纵容敌人进入腹地，就必然触犯罪责。假如敌人刚进入海口，就分派夷兵登陆夹攻我军后方，或者进攻我的城池，那怎么办？答道：所谓诱敌进入内河，是把兵炮、地雷和水陆伏兵安排好，如同设下陷阱等待老虎、张网等待鱼，必须能够控制敌人的死命，然后才放他们进入险地，并不是打开城门招引盗贼。把用兵的机宜奏明，以放纵敌人达到擒获敌人的目的，哪里谈得上失守？敌人虽然进入海口，还没有到达我军扼守的地方，有什么可惊慌的？不过海口完全没有一名士兵，仍恐怕敌人起疑，不敢长驱深入，所以必须同时用废旧的炮和羸弱的军队假装抵抗，然后佯装败退，引他们进入死地。比如广东的三元里，难道不是内地吗？如果不是夷兵登陆骚扰，怎么能形成包围首领、截断敌军的行动？松江府城难道不是内河吗？尤提军在上海失守以后，整顿两千兵力，等待夷船驶入，开炮相持，两天后退走。假使预先准备火攻，堵塞退路，怎么会不能取得安南那样歼灭敌人的功绩？《传》说：没有防备意外，不能用兵。《易》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所谓险阻，并不只是占据海口拒守，使敌人不能进入；而是说海口以内有四条道路可以设伏，海口的要害可以截断敌人的退路，使敌人能够进入却不能出去。自从用兵以来，敌人进入粤东珠江一次，进入宁波甬江一次，进入黄浦松江一次，都是只用全部力量拒守海口之外，而内里的堂奥门户空空荡荡、毫无防备。等到门户一失，腹地便全部溃败。假使放弃守海口外的力量来守内河，海口外原有六七千守兵，守海口以内只需三千人，其余兵力便可用来设置犄角和奇兵伏击。狡猾而懂兵法的敌人，一定不肯进入；如果深入送死，一处受创，处处就会戒备，绝不敢向东冲闯、向西突击，那么长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哪里会有敌船驶到石头之矶，在金焦山下发出雷霆般的震响呢？所以说：守远不如守近，守多不如守简要，守正不如守奇，守宽阔不如守狭窄，守深处不如守浅处。002-011《筹海篇下·魏源》

译有人说：专门固守内河，确实可以遏制夷船横冲直撞，却不能抵挡夷炮的猛烈。这样一来，我军仍会被虚声吓住，丧失锐气，那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大炮，是水战中用来击沉敌船的，不是陆战中使用的。即使在水战中，也是我军用来击沉敌船的，不是让敌船击伤我军的。况且击沉船只，也是用来攻击海面上的远距离船只，不是用来攻击内河近岸的近距离船只。西北平原和大沙漠上进行陆战，使用大炮，必须先设置战车，以遏制敌骑，然后把大炮架在车上来击破敌阵。东南江边海岸，夷人如果用轮船把大炮推上岸，就会遇到滩涂泥泞的危险、塘堤和陡岸的危险，以及港汊纵横的危险；大船不能靠近岸边，小船又不能装载大炮。所以自从用兵以来，夷兵伤害我军，都是使用鸟枪和火箭，从来没有携带大炮上岸作战的事。只有我军扛着大炮和火铳，跋山涉水、奔驰前进，所到之处都可以使用，而且比起他们的鸟枪、火箭，射程更远、威力更大。这是可以不必害怕他们的第一点。如果夷船从船上开炮，那么不论是数千斤重的大炮，还是数十斤重的炮弹，遇到沙地就会停止。而我军可以在沙垣中向他们的船只开炮。所以厦门、定海、宝山多次被我军炮击，夷船被击破，而厦门、定海的土城和宝山的土塘，却从未被炮火轰破。即使镇海、镇江的城墙，也从未被炮火轰破。夷船在松江开炮两天，我军在城外列阵，伏地躲避；炮火过去后再起身，终究没有伤到一人。那些攻破城池的，都是乘小船渡江、登岸后从我军背后进攻的贼兵。我军一看见敌人的声势就立即溃散。等到夷人到来时，城中已经没有一个人了，这哪里是炮火造成的呢！只要在靠近塘堤和城墙的地方，同时埋伏地雷，就能使我军的炮火伤到夷人，而夷人的炮火不能伤害我军。这是可以不必害怕他们的第二点。夷船在大洋上距离海岸数里，枪箭无法射到，所以不是数千斤重的大炮不能远距离攻击。它们闯入内河后，船与岸相距不过半里或数丈，而我军扛着的大炮一定能够打到半里，火箭和喷筒能够打到十几丈。但如果先沿岸筑起土墙，我军的火箭能够打到夷人，夷人的大炮却打不到我军。这是可以不必害怕他们的第三点。有人说：内河上游的要隘，我军可以预先沉下船筏，筑起炮城，准备兵勇；下游让敌人进入要隘的地方，如果预先设置防御，敌人就会疑虑而不敢前进；如果不预先准备，仓促之间就来不及了。却不知道只有大炮笨重难以运输，至于桩木、筏材，可以藏在附近村庄，沙袋、泥土可以分散堆放在野外。敌人一眼望去，没有什么可疑之处。等敌船已经驶过以后，再分派兵勇，一面把筏子运来、打下木桩，一面堆沙筑墙，片刻就可以完成；而扛炮的士兵也可以片刻间集合起来。不携带笨重大炮而使用便于扛运的轻炮，出其不意地设置埋伏，益处无穷。这是可以不必害怕他们的第四点。然而有一种情况应当防备，就是飞炮。不是指悬挂在桅杆上的号炮，而是指向空中发射、从空中落下爆炸的炮弹。我们的炮台虽然坚固，但敌人用飞炮向下轰击，爆炸四处飞散，碎片迸射数丈，常常使我军将士惊慌混乱。攻打粤城时所发射的飞炮和火箭，不是落在空地上，就是飘落到池塘中，因为隔着城墙而无法准确命中；但厦门却因飞炮而全军溃散，宝山也又因飞炮而全军溃散。只是内河水势有深有浅，不能一概而论。即使夷船冒险驶入，也必须时时测量水深，以防搁浅，绝不可能几十艘船同时拥挤着进入。飞炮能够打到土墙以内的，不过是逼近塘岸的几艘船。应急的办法，是立即使用大炮和扛炮轰击它们存放火药的舱室，拉断篷索，射击扶持船头、船鼻的人，这就是紧急策略。还有预先准备的办法：先在土墙内横向挖出浅沟，铺上砖并蓄水，使我军可以来往；飞炮和火箭落入水中就会熄灭。也可以修成斜坡，前面高、后面低，使飞炮滚落到深坑中。这些办法必须预先反复试验，不能临时抱着侥幸心理。由此看来，夷人的长处叫作飞炮，我军的长处叫作扛炮；扛炮又不如扛铳。如果能够进一步钻研，做到更加精良，在轻炮中装藏炸弹，那么还可以兼有飞炮的长处。果真能够出奇制胜、设置埋伏，那么多制造大炮，不如多制造扛炮。轻炮铸造容易，操练容易，运输携带容易，挟带着进攻和追剿也容易；横向发射、直线穿透，可以杀伤几十人，射程可达百余丈。与笨重而不灵活的大炮相比，效力要高十倍。可是张扬夷炮的人竞相说夷炮有利，抵御夷人的人也说铸造大炮有利，却从不问究竟应当在什么地方使用。试问自从用兵以来，定海总兵凭借扛炮连续作战数日，歼灭夷兵数千人；而大炮除了击破一艘船之外，没有别的功效。大宝山用三十门扛铳，击毙夷兵四百人；而招宝山所排列的大炮，竟一次也没有使用。到了去年冬天以来，浙江铸炮越来越精巧，光泽、性能都不逊于西洋大炮，可是成效在哪里呢？后来沙角、大角之战中，陈连升凭借地雷和扛铳击毙夷兵三四百人；而鹿门左右都购买并排列了二百多门西洋夷炮，却没有听说足以抵御敌人，反而正好资助了敌人。不讲求使用炮的人、使用炮的地方，以及进攻炮台和防守炮台的区别、陆炮和水炮的适宜性，只是纷纷把害怕炮火作为借口，把铸炮当作事业，不过是借兵器之名资助盗寇罢了。所以说：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兵器铠甲不是不坚利；但丢弃它们逃走，这就是器械锐利还不如人心团结。003-012《防海事宜序》·徐金镜

译道光壬辰年仲冬，红毛英夷的一艘船驶入乍浦，有十多人登岸，请求在当地贸易。当时海口戒严，署理统军伊公命士兵登上城墙防守，禁止他们进入城内。过了几天他们才离去。当时先父正抱病在讲舍中，认为夷人性情贪婪狡诈，担心他们萌生窥伺的图谋，应当预先筹划准备。于是命我金镜取焦里堂先生所撰《神风荡寇》二记，以及壮烈伯李忠毅公的行状，再附上林敬亭、吴碧崖两位提军所著的《舟师绳墨》《水师要略》等书，合编成一册，以便循序阅览。本年六月初八日，二十六艘夷匪船袭击定海县城，并占据了它。江浙各处口岸都处处防守，沿海居民流离失所，一天受到数次惊扰。因此我检出这部书，重新加以校阅。还没有读完，到了二十四日，又有一艘夷船乘风突然闯入。统军长公率军在海岸抵御，从午时到酉时，双方各自发射大炮一百多发，几乎击破夷船，它才转帆逃去。大江以南，风气柔弱脆弱。二百年来，百姓不知道战争，士人也不熟悉作战。突然遭遇寇乱的气氛，家家惊慌迁徙，一听到风声便纷纷溃散。如今掌握军权、开府建旄的人，像李公、吴公那样真心任事的，当然并不缺少；但读书以经世为务、怀有投笔从戎和请缨报国的志向、想要表达同仇敌忾诚意的儒生，应当平素就讲求军事，才不至于临事时彷徨失措。庚子六月二十七日。004-013《洋防辑要序》·严如煜 自古谈论海防，都把抵御外洋、堵塞海口作为重要策略。我国在崇明、舟山、玉环、海坛、金门、澎湖、南澳、[石匋]洲等岛屿险要深阻之处，都特意设置镇将。台湾在澎湖以外，距离海岸水路千里；鸡笼、风山隶属于我国版图，设置官员治理，人口繁盛，巍然成为海外重镇，声威壮盛，足以杜绝岛夷的窥伺。各处口岸，如直隶的天津、山东的登莱、江南的狼山、浙江的黄岩和温州、福建的福宁、厦门和漳州、广东的潮州、碣石、虎门、高廉、琼州，都分别设置专门的军事长官，分布重兵。天津是京畿附近的要地，旧制已经设置陆营，近来又增加水师。松江扼守刘河、吴淞、川沙等要口，宁波扼守杭州、绍兴、定海、象山等要口，泉州扼守金门、厦门等要口，惠州紧邻碣石、虎门，特意驻设军门，就近统领防御；营城、泛堡、炮台、烟墩星罗棋布，口岸的防备已经十分周密。至于选择将领，训练士卒，整顿准备船只器械，断绝接济，严格防止泄密，禁止奸徒出入，设置哨卡巡逻、盘查海岸，都明确写入法令，没有一项不严密整齐。沿海百姓从事农桑，弹琴诵读，二百年来安宁无事，竟不知道前代的过失，也无从知道国家这样做的好处。明朝自嘉靖以来，衰败的情形无法形容。当年信国公刚在沿海设置卫所时，放弃昌国、浯屿、澎湖、南澳等要地而不守，议论者已经为撤去我国藩篱、给寇贼留下巢穴而感到遗憾。后来法纪一天天松弛，卫所徒有虚名，内地奸民勾结倭夷，乘机发动祸乱。东南沿海数千里，百姓惨遭涂炭。一时名臣宿将群策群力，经营了十多年。恰逢倭寇厌倦战争而想归去，沿海接受招抚，吴越的烽烟渐渐平息。然而福建、广东的海患随灭随起，蔓延不止。失去要地就会发生祸乱，难道不是这样吗！嘉靖年间用兵时，唐顺之、茅坤、谭纶、胡世宁等名人身在军中，亲眼看到军事失误的原委，多次分条论述防守堵御的适宜办法。其他吴越的前贤，根据自己的见闻保存下来的记载，也都是关于得失的资料。顾宁人、景范两位先生身处明朝末年，把洋患看作切肤之灾，忧虑时局艰难，考虑深远；而且他们生长在吴越这个文献之邦，野史、家集、郡邑志书，足以供他们采集考订。景范的学问长于地理，宁人的见识兼通军事方略。他们因愤慨叹息而发表的议论，往往在一篇文章中反复表达这一主旨，比其他各家尤其精当而切实。我过去曾协助那位制军筹办广东的洋匪海防事务，对海防形势略知一二。后来守郡无事，便取沿海山川险要，辑录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的海疆地理，并依次编排兵防、军政和军事事务；其他如水战中临机决胜，出洋时的风信潮候，船筏帆橹，以及临敌所用的火器弓弩，都是洋防的要务，也依次辑录其中。元、明两代的卫所、漕运、盐政，以及外夷贸易和朝贡，虽然得失各半，也无不是当年的重要事务，便一并辑录，以备参照考核。全书二十四卷，命名为《洋防辑要》。阅读这部书的人，应当知道前朝疏于防备控制，因而给敌人开启了挑衅和侮辱的机会。诸位所叹息、认为没有能够实行的事情，到圣朝都已经安排得无不周全了。《尚书》说：以先王成法作为鉴戒，就不会有过失。负有守护疆土责任的人，希望对此留心！005-014《请开海禁疏》·慕天颜

译查阅户部的奏疏，其中说所需钱粮很多。如今内外各位臣子，有的把米、豆、草束等物的价格上奏请求增加，有的说百姓困苦而上奏请求减免缓征，有的说百姓困苦而分条奏请赈济救助。如今江南等地又报告发生灾荒。如果一概议定不准，恐怕百姓生活不能维持，就辜负了皇上爱护养育百姓的深意；如果完全依从所请，那么钱粮会更加减少，军需不足，岂能不预先筹划。在外的督抚身负地方责任，对这些情况一定全都了解。怎样才能使百姓不至于困苦，同时又能充足国用、补益军饷，请将有关办法一并陈奏等情，具题上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后具奏。钦此。臣考察增加财富的方法，必须从财源入手；治理财政的方法，应当从大处着眼。目前兴兵征讨，四方都不得安宁。虽然蜀道逐渐开通，楚江一带都归顺了，但军队像棋子般分布、如星辰般排列，军饷资用极其浩大，各处都告急。说节省，事务和款项已经全面裁减，几乎到了无可再节省的地步；说捐输，捐纳名目和案件很多，也几乎到了无可再捐的地步。然而军队马匹的供给常常不足，财政经营又苦于无从措置，实在是因为讲求理财的方法只沿袭末节，还没有深入探究根本。自从庸调制度废止以后，百姓输纳不再以实物为本色；自从两税法实行以后，国家征收赋税只急于得到金钱。上下相互追逐，长期以来所忧虑的只是缺少金钱。然而白银产生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矿山冶炼所得的银，二是外国商船带来的银。自从停止开采以后，矿冶之银就不应再指望了；自从迁海禁令严格实行以后，一片帆船也不许出洋。产生白银的两条途径同时断绝，如今各省流通的，只剩下现有的银两。凡是官府支出的费用、商人贸易买卖、百姓赖以周转使用的，总不超出这些银两。况且消耗掉一部分，沉没遗失掉一部分，埋藏起来或用于制造器物的又是一部分。白银天天使用，也天天减少，此外没有补充的道路。使用量既然减少而需求却更加紧迫，最终也没有滋生增息的期限。这样想求得财力充裕、支用宽裕，和堵塞水源却希望水流泛滥有什么不同呢？岂只是宽裕难以做到，匮乏困窘的忧虑也会一天比一天严重，将有说不尽的后果。按照今天天下的形势，即使年年丰收、处处丰稔，仍然会苦于粮价低而伤害农民，苦于没有点石成金的办法，更何况流民逃亡接连出现，灾荒歉收频繁不断。因此要考虑穷尽变通、长久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必去求天降地出的奇迹，只需打破眼前的成例，那就是开放海禁罢了。矿山开采，事务繁杂而难以成功，工本也无法确定；所得有限，造成的损害却必然很多，这件事还不能仓促议定。只有外国商船往来，用我国每年输出的货物，交换它们每年输入的财富。每年有所输出，对我国丝毫没有损害，反而会因产业和贸易发展而更加足以鼓励各种技艺勤奋发展；每年有所输入，对我国来说收益日益增加，货物财物彼此流通，立即可以消除贫困缺乏的忧患。银两既然充盈，税收和军饷就可以依赖它来转运供应。几年之间，富足强盛可以坐等实现。与拘守旧局、只议节省和捐输相比，得失轻重岂不是有天壤之别吗？然而议论这件事的人一定会说：海上的局势尚未平定，正忙于剿除；如果一旦开放海禁，势必会有许多抵触。那就请再衡量今昔的形势来谈。考察明朝旧制，海岛诸国都允许入朝进贡，只是因为他们卑劣蛮横，所以完全不让他们互通。然而市舶贸易往来在他们那里并未废止，因此才有禁止船商私藏货物的规定，原本是为了专门管理出海船只。这一制度实行了多个朝代，确实从中获利。后来虽然发生倭患，却原本不是由商船引起的。再从本朝的情况来说，福建沿海的余孽还没有消灭，荷兰、琉球等国的贡船仍然到来；广东的风帆与福建相连接，暹罗、红毛等国的贡船也照样到来。贡船本来是外国夷人驶来的，尚且没有妨碍；商船由内地驶出，反而说会造成忧患，这在事理上也是绝不可能的。还记得顺治六七年间，那时禁令尚未设置，市井贸易中到处都有外国货物，民间流通使用的多是外国银钱，因而各省都流行，到处都有。自从一禁海之后，这类银钱便绝迹了，一文也见不到。仅从这一点来说，就是堵塞财源的明显证据。由此可知，未禁海时每年能够流入多少银两，禁海之后每年便减少了多少利益。推算这二十年来白白放弃的金钱，数以亿万计，实在太可惜了。如今盛京、直隶、山东的海船，已经允许通行；海洲、云台的弃地，也允许恢复生产；香山、澳门的陆路，又准许贸易贩运。这些朝廷谋划筹措的办法，难道不是看出海上利益原本可以疏通，所以有意放宽禁令吗？如今所请求的开放海禁，也只是把这个意思扩大推行罢了。只是出海的通道，各省应有固定的口岸；税赋收入，各口岸应有固定的规章。如果统一规定口岸，登记核算人员和船只的数量，严格禁止违禁货物，查明惩治违反法令的奸徒，并督促巡防，辅以文武官员，实行兼辖统领，责成专门人员管理，交给道员弹压，由郡佐总理。一切发给凭票、盘查、抽分和报纳等规章，都等到议定之日，逐项妥善斟酌后实行。总之，这件事确实关系重大。如今议论的人明知这个禁令应当开放，却顾虑观望，不敢轻易开口；即使说了，议论者也明知这话可行，却又因循不决。这样，财力究竟从哪里得到充裕，支用又究竟从哪里取得呢？现在因为所需军饷极其浩大，百姓生活困苦，已经使朝廷忧虑，又劳烦有关官署费心。再三筹划，反复思考，认为靠微薄利益和节省财物，不足以补救局势。今天必须找到财源、发展最大的生财之道，除了开放海禁这一办法，再没有更好的谋划了。此外臣还有请求：江南被弃置的沙洲，虽然已经有一半以上恢复生产，仍有界外尚未恢复的洲地。实际上它们在大江口以内，并不在外洋；百姓被迁徙而失去产业，更值得怜悯。如今如果开放海禁，也可以勘察后命令他们返回故土，开垦种植、补交赋税，这也是增加财源的一条途径。而海船通商所依靠的，是天下之大、百世之久，难道只靠江南一隅来供给一时的军饷就够了吗！006-015《论洋害》·程含章

译天下最大的利益在于海洋，最大的祸害也在于海洋。各外国所生产的货物，都不是中国必需的物品。比如大呢、羽毛哔吱、铜、锡、绵花、苏木、药材等，每年大约价值千万金。即使是以货物换货物，也不必用现银交易，对中国还没有什么妨害。只有鸦片这一种东西，他们把极毒的药物拿来，自己并不服食，却卖给中国，损害我国百姓的性命，耗损我国的财源。约计每年售出的不下数百万金，都是暗中用白银交易，有去无回。中国土地每年能生产多少财富？一年耗损数百万，十年耗损数千万，不过二三十年，中国的白银就会枯竭。近来白银一天比一天昂贵，未必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实在值得暗中忧虑。有人说：严守海口，谨慎把守关津，只要让海关不收他们的税，就可以禁止他们前来。不知道沿海数千万里，到处都可以登岸。即使有十万士兵，也无法守住。利益所在，消息不用脚就能传遍，不用翅膀也能飞行，哪里一定要经过关津？海关从来没有鸦片税，都是传闻造成的讹误。至于禁止兵役包庇，捉拿烟馆售卖者，有违法者便重罪惩治，这些都只是治标的办法，对事情没有益处。一定要正本清源，只有断绝他们，不与他们交通贸易才可以。然而试想，他们能断绝得了吗？那些外国同中国进行贸易，已经有几百年了。一旦断绝贸易，他们必然同心合力，与我国为难，战争接连、祸患纠结，不经过几十年不能平定。而沿海奸民平素靠此获利，也将暗中被他们利用。海边偏僻安静的地方，无法防备周全。况且战争有胜有负，本是兵家常事。只要中国稍有挫败，谣言诽谤就会乘机纷起，众人一同攻击我们。天下的事情既然由我们发动，就必须由我们自己收拾，难道可以把战争当儿戏，轻率地挑起边境争端吗？现在的办法，只能严厉告诫各国，不许夹带鸦片。哪一艘船有违犯，就封闭它的货舱，不许贸易。同时在沿海口岸以及城市、镇集，严密查访；有大量囤积贩卖的，就依法处置，没收其财产归官，妻▯发配边地。关津口岸的查禁，自然更不用说。还要广泛进行教导劝诫，使百姓回心向善。这样或许能够稍稍停止吧？有些事情明知有害，却不能立即除去，必须姑且等待将来，等待可以利用的时机，这件事就是如此。007-016《地图说》·朱云锦 从前晋代司空裴秀曾制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他在序言中说：制作地图有六项原则。第一叫分率，用来辨明面积广狭的比例；第二叫准望，用来校正彼此之间的方位；第三叫道里，用来确定道路里程的数目；第四叫高下；第五叫方邪；第六叫迂直。后三项都根据地形制定适宜的方法，用来校验平地和险地的差别。六项原则具备，制图的方法就完备了。可惜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后来唐代贾耽制作《华夷图》，也在世上享有声誉。我曾说，学习地理的学问，听闻百次不如亲眼看一次；又说，十种说明不如一幅地图。古人把地图和史书同样看重，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的看法是，凡是担任一方职务的人，可以命令沿边和腹地有山险的州县，分别勘察清楚本境某山周围大约多少里、高约多少丈，与附近山岭是相连还是断开，距离州县治所多少；某条水流发源于某山，流到并连接某县；山中通行的道路，凡是从某县某堡进入境内、到某县某地出境的，有没有兵营、分防官署；又有樵夫小路多少条，可以作为通往某处的捷径；或者古代设置过某关，现在有没有遗址，都要注明四至八到，并写成说明，按县递送，再绘制成总图，统一撰写说明。这样一来，一个省的地势形势就清楚了。汉军进入关中时，萧相国先进入丞相府收取地图和户籍文书，然后才知道天下的险要关隘和人口户数。唐代每个州也都制作并送上图经，都是这个道理。如果能得到几位志同道合的人，就根据各自任职的地方，各自绘成一图，汇集起来便可以成为壮观的大作，与古代的裴秀、贾耽并驾齐驱。这样，守土而考察古代的人，也都有了可以查考借鉴的材料。我曾阅览各地志书，看见张应科《林县险要图说》，内容十分简明核实，可以作为取法的范本，所以附录在这里，等待有心人仿效。008-017《贞女说》·俞正燮 《列女传》说：丹阳人罗静，是广德人罗勤的女儿，被同县朱旷聘定为妻，婚礼尚未举行，罗勤便因病去世。邻里亲朋都断绝来往，朱旷冒着艰难辛苦筹办婚事，不久又因病去世。罗静感念他的义气，于是发誓不再嫁人。有个叫杨祚的人，带着许多人亲自前来送聘礼。罗静于是逃走躲藏。杨祚劫持了她的弟弟妹妹。罗静害怕弟妹被杨祚杀害，便出来见他，说：我实在感念朱旷为我的父亲而死，因此愿意托身于死者，发誓终身不改。像我这样辛苦的人，希望您怜悯我而放过我；如果不这样，请让我以死守志。杨祚于是放了她。后世女子不肯再次接受聘娶，称为贞女。这个说法的道理其实很难安立。没有同床却同穴而葬，如果说没有妨害，那么又何必举行亲迎，何必到宗庙拜见，何必置办酒食召集乡亲同僚朋友，世间又何必存在男女之别呢？这大概是贤者没有考虑周全的过失。像罗静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女士，也才可以称为贞女。我曾经见过一首诗这样写：福建的风俗是生下女儿有一半不养育，等她长大后又希望她成为烈女。丈夫无缘无故死去，女子也要随之死亡；毒酒已经放在酒樽中，绳子已经系在房梁上。女儿贪恋生命，却怎奈受到逼迫；悲痛欲绝的幽怨充满胸臆。族人却为女子的死亡欢笑，还借此请求旌表，以便传扬自己的姓氏。三丈高的华表早晨竖立在门前，夜里却听见新鬼请求返回人间。唉！男子用忠义来要求自己，这还可以。妇女所谓的贞节刚烈，难道是男子的荣耀吗！008-018《节妇说》·俞正燮

译《礼记·郊特牲》说：一旦同她结为夫妻，终身不改变，所以丈夫死后妻子不能改嫁。《后汉书·曹世叔妻传》说：丈夫有再次娶妻的道理，妇女却没有改嫁他人的礼文。因此说：丈夫如同上天。考察“妇女没有改嫁他人的礼文”这一说法，本来如此；男子也没有再次娶妻的仪式。圣人之所以没有规定这种仪式，就像说礼制不下达给庶人、刑罚不施加给大夫，并不是说庶人不行礼、大夫不存畏惧刑罚之心。自从礼的本意不明，便苛刻要求妇女，于是形成了偏颇的说法。古礼认为夫妻合为一体，尊卑相同，后来却有人贬低妻子。古人说终身不改变，人的身体则男女相同。男子休妻，已经是第一次改变；妻子死后再娶，又是第二次改变。男子在义理上没有边界，却用苛刻文辞来欺罔妇女，这是无耻的言论。《魏志·钟繇传》说：钟繇的儿子钟毓任御史中丞、侍中、廷尉听事官时，君主和父亲都已经去世，臣子和儿子可以替他们申理诽谤。等到士人被封为侯爵，他的妻子就不再允许改嫁。《北史·李谐传》说：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妾不得改嫁。《北梦琐言》说：士人的女儿没有改嫁的礼制。然而宋代濮王赵允让在仁宗时任知大宗正事。按旧例，宗室妇女年轻丧夫，即使没有子女也不许再嫁。赵允让说：这不合人情。于是上奏请求，使她们能够有所归宿。查《礼志》十八记载：治平年间下令，宗室女子再嫁，如果祖父有两代担任殿直的经历；如果达到州县官以上的身份，就允许成婚。熙宁十年，下诏规定，宗室妇女如果不是袒免以上亲属，并且与丈夫获准离异后再嫁，交由宗正司审核。她原有的恩荫已经被追夺，却请求把恩荫给后夫的，降低一等。不久又下诏，宗室女子不得与曾经娶过妻的人结婚；再嫁者不适用这一规定。这说明女子再嫁与男子再娶是同等的。《元史·列女传》说：郑州人霍尹氏的丈夫去世，婆婆命她改嫁，尹氏不忍心。婆婆说：世上的妇女都这样做，从来没有人认为不对，你为什么偏偏以此为耻？尹氏说：每个人的志向不同。我只知道守护自己的志向。婆婆无法强迫她。这就是妇女的节操，男子也比不上。对于那些再嫁的女子，不应非难；对于不再嫁的女子，尊敬礼待她们就可以了。009-019《书包倦翁〈安吴四种〉后》·丁晏 我同倦翁交往相知三十年。他完成《安吴四种》后，急忙寄来一部给我看。我读他的文章，气势激越奔放而刚劲优美，铺陈论述恳切明白，都是经世致用的言论，关系到国家计划和百姓生活，并不是空疏无用的学问。他是近代儒者中的杰出人物。我只是惋惜他喜欢谈论利益，因此遗留下无穷的祸害。倦翁是个喜欢标新立异的人，因为过分好奇，敢于发表夸大的言论，诋毁成法，改变旧章，务求提出惊世骇俗、令人惊喜的论调来炫耀世人、惊动习俗，却没有想到祸害竟会达到这样的极点。漕运和官盐，是国家的成法，实行日久，不可能没有弊端。然而在遵行它们的时候，国用丰厚，百姓繁盛，利弊相互抵消，还没有显出严重的危害。倦翁却一定要把漕运改成海运，把官盐改成票商，只贪图眼前的利益。逐渐发展到海运票引制度形成后，漕船、盐船上的水手、纤夫等几十万闲散百姓没有饭吃，形势发展下去，不成为盗贼就不会停止。于是揭竿而起、亡命作乱的人乘机出现，蹂躏数省，焚烧抢掠多年不止。过去所谓的利益，已经归于乌有；而造成的祸害，更是说不尽了。起初谈论谋利的主张，开始于一两个书生，时间久了逐渐侵入幕府。身为大臣的人沾染了急功近利的习气，昧于经世的长远谋划，错误地相信它并强行推行。专门破坏旧章，使制度崩坏决裂，已经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而国用和百姓生活也同时受到困扰。等到贼乱声势已经壮大，百姓受到极其残酷的伤害，难道不是人为造成的吗！唉！读书不过是熟习圣贤的经传，便成了名儒；说能够得到海外奇书，实在荒谬。治理社会不过是遵循古今成法，便成为良好风俗；说能够制定当世奇策，更加荒谬。《孟子》开篇就告诫人不要谈利，并要求一切遵循旧章。如今的人喜欢谈利而轻率改变旧章，专门同《孟子》相反，这是多么乖戾啊！我记得丙子年秋天，我在白下，吴门王亮生给我看《钞币刍言》，我不认为它正确，说轻视钱币而推行钞法，必然没有利益而只有祸害。丙申年春天，我在京城，宜黄人黄树斋鸿胪给我看《禁洋烟疏》的草稿，请求堵塞财源漏洞以培植国家根本。在座宾客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它，只有我默默无言。树斋坚持询问我的看法。我说：不禁烟，百姓就会一天比一天衰弱，中国必然疲敝；禁烟，利益就在争夺之中，外国夷人必然反叛。而且禁烟应当以百姓性命和力量为重，不应计较利益；立法应当以中国为先，不应因此扰犯夷人。在座宾客也不认为我的话正确。后来钞法实行而钱法大坏，洋烟被禁而边境争端大规模爆发，这些事情难道不是变法者所造成的开端吗？我深深感慨那些变法者只谈利益，旧章虽然还存在，却不能突然恢复。国用和百姓生活天天受到它的危害，却没有停止的尽头。所以我自认为是倦翁的诤友，在书后写下这些话来纠正他。010-020《赠孙秋士序》·梅曾亮

译身为名公子的贵族弟弟，却没有在朝廷做官，也没有在科举场中留下踪迹；在一间斗室里教六七个孩子，十多年不曾更换主人。来往的不过一两个士人。他有一卷诗集，纸张墨色昏暗，读起来令人舌头打结、口齿滞涩，却又舍不得放下。他穿着破旧衣帽独自行走在市中，除了残破的古书，不买其他物品。他住处靠近正阳门，不过二三里路，却从不看朝报中的一个字，不知道今天有哪些时事和达官要人。大概古代隐居山林、困苦憔悴的士人，没有超过孙先生的；如今竟在京师遇到这样的人，也实在奇异！韩昌黎说自己住在京师八九年，不知道当时怎样才能安置自己。士人到了京师却不能居留，是困顿了；然而困顿到非京师不能居留，像先生这样的人，就更加奇特了。我看东方朔、扬子云，都不是贪恋俸禄利益的人。他们居住在长安时，境遇也非常落拓，却最终没有离开。难道古今人的遭遇有时相同吗？这两个人在当时即使遭遇如此，后世好事的人有的仍传播他们的著作，描摹仿效他们的形象，欣喜仰慕、欢笑舞蹈而想要同他们交游。那么按照我所说的先生这样的人，后世好事之人看见了，难道会不想传播他的著作、描摹仿效他的形象，而想同他交游吗？难道会不欣喜仰慕、欢笑庆幸，而忘记他当世的落拓吗？太史公和班固的著作多次说到长安的诸位公卿贵人，却都不写出他们的姓名，因为那些人的身份每天不同、每月更新，多得无法一一认识。既然有姓名如东方朔、扬子云这样的人，即使一时落拓，又有什么对不起别人的呢！曾亮同先生交往十多年。如今先生年满六十岁，我便叙述他行为中像古人的地方，作为赠言，用来说明真正长寿莫过于使后世知道我像古人一样。010-021《户部郎中汤君墓志铭》·梅曾亮 先生姓汤，名鹏，字海秋，湖南益阳人。父亲义{山立}，母亲某恭人。道光三年，先生二十岁刚出头，考中进士。他所作的制艺文章，列在书铺中，士子纷纷仿作，接连有人因此考中科第。但先生这时已经专心致力于诗歌。从上古歌谣到《三百篇》《离骚》、汉魏六朝和唐代诗文，没有不在形式上取法、在精神上净化吸收的。不久便写成诗集三千首。他起初任礼部主事，后来兼任军机章京，随即补授户部主事，转任贵州司员外郎，升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年纪刚三十多岁时，他意气风发、奋发有为，认为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成的。他所认可的议论，只有李文饶、张太岳一类人的；认为只会写文章的士人无所作为，于是勇于上书论事。不到一个月，连续上了三道奏章。最后因为宗室尚书斥责侮辱满洲各司官员有损国体，言辞过分，而且是在已经奉旨处分之后，便被罢免御史，回任户部员外郎，后转任四川司郎中。这时英国夷人侵扰海疆，请求通商。先生已经被罢职，不能参与政事，仍然分条上奏，转呈关于夷务善后的建议三十条。虽然朝廷只是批示知悉，后来美利坚请求修改关市条约，他在奏疏中提出数项不可允许的条款。人们因此佩服他的精明，认为他并不是疏阔而只有大略的人。先生既然才气过人，长期任职于各曹司，认为做事情不论利钝成败，只要有所作为，就应当震动世人的耳目；拘拘于容易完成的小功，他是不看重的。既然不能施展事业，就准备把它写成言论。他说，我的著作一发表，人们认为古代曾经有过这样的言论，即使写得工巧也不值得看重。于是写成《浮邱子》一书，以一个主旨作为主干，由一干分出几支，支中又有支，支又成为干，支干相互推演，逐步延伸到无穷。大致讲的是军国利弊、吏治要务、人情真伪，铺陈天下形势，探寻幽微关键；一篇数千字的有九十多篇，总计四十多万字。他每逢遇到人就说：能超过我，把《浮邱子》通读一遍吗？他自得到了这种程度。姚石甫任台湾道时创伤英国夷人，受到诬告起诉。事情查明后出狱，先生非常高兴，在万柳堂设宴招待宾客，为石甫祝贺。我也是从这时才认识先生，并得以读到《浮邱子》。先生曾担任会试同考官，门下士人很多做到九列高官，称誉先生的人不愁没有。可是他想得到我的话来判断自己究竟如何。于是我感叹，世人只是害怕先生才气豪迈，却不知道他内心并不自满，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唉，先生如今大概要死了！士人有才，本来就应当像这样背负忧患。等他死后，世上不再有人看见他的忧患，留下的只有他的才华。他的声名，在后世还会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先生最终于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九日去世，享年四十四岁。去世前，他来见我说：石甫以同知身份任职四川，作为大吏应当怎样做？不久又说：天下的事情恐怕很难让人满意。八天后便去世了。我经过长春寺时，记得曾与先生向张亨甫的灵柩作揖后回来。不到一年，先生的灵柩又停厝在这里，我黯然为之悲伤。先生娶某氏为妻，儿子有ㄈ昭、佶昭、佑昭、什昭、启昭，孙子惇允；有两个女儿，分别嫁给杜氏和李氏。道光二十年某月某日，将先生安葬在某县某乡的原野上。他的朋友王少鹤对我说：墓志铭请您来写。于是我为他作铭词说：上天赋予他才华，又使他背负豪迈气概；他的神采豪雄，连侠士也为之惊惧。大力之人推助并使他得以施展，庸庸碌碌、平平进身的道路不是他所愿意的。摧毁坚固之物，冒犯艰难险阻，北方安定而〔原文“奠掣”疑有误〕；他因此改变谋划，几乎影响后世。他留下四十多万字的著作，即使魂魄埋在幽冥之中，精神也不会昏暗。010-022《游小盘谷记》·梅曾亮 江宁府城向西北延伸，包围着卢龙山便到了尽头。我曾经寻找小盘谷，走到了那里。当地人有的说没有这个地方。那里到处是遮天蔽日的大竹子，岔路很多，曲折、宽窄都差不多，探寻起来没有尽头。听见狗叫声，便赶紧奔去，最终却看不见人。走了约煮熟五斗米的时间，才走到一座寺院，寺名叫归云堂。那里土地平坦宽阔，居民以种桂树为业。寺院旁有一条极其隐蔽的草径，向南走出去，便进入一条大山谷。四周山上全是大桂树，随着山势高低起伏，形状像倒扣的大盆。空旷的回声聚积在里面，连咳嗽声也无法传到外面。四周寂静无声，但耳中仿佛总是充满声音。深潭里的水积聚在这里，直到山麓尽头才停止。从寺院向北走到卢龙山，山中坑谷、低洼和隆起之处，形状像井、灶以及牙床和腭部。有人说：这是前代遗老躲避兵乱的地方。三十六座茅庵、七十二个圆形草庐，都分布在这里。天将要黑了，便登山沿着城墙回去。暮色一层层降下，月光铺在上面，俯视下去，万千竹影相互摩挲荡漾，仿佛起伏在波浪之中。众人都说：这里就是遮天蔽日的万竹之处。所谓小盘谷，大概就在附近了。一同游览的有侯振廷舅氏、管君异之、马君蒙湘、欧生岳庵、弟弟念勤，共六人。010-023《钵山余霞阁记》·梅曾亮

译江宁城的山占了城的一半，既便于人居又适合野游的，只有西城的钵山。这是我的朋友陶子静和他的弟弟们读书的地方。他们顺着山势高低建造房屋，在山岭上建了一座阁，叫作余霞阁。是根据所能看见的景色命名的。俯视花木，只见它们环绕着山势上下起伏，草径曲折，令人怜爱。行人如同飞鸟一样从树枝树叶上掠过。西面是城，淮水环绕着它。长江从西向东流去，青色和黄色分明，像把天地划分开来。又像一面大圆镜平放在树林上方，那就是莫愁湖。东南方万家房屋沉沉排列，炊烟像人一样竖立，各自有所向往。微风环绕其间，左边牵引，右边吸纳，绵延不断；市井的声音浮在上面，近处听来寂静，远处却能听见。甲戌年春天，子静在阁上设酒宴招待同人。众多景物全都呈现在眼前，大家高谈阔论，兴致更加高涨。子静说：“文章的形成，就像山中升起云气、江河下游汇聚水流一样，并不是凿开山石把它引出来，也不是决开堤岸把它导出来的。所以善于作文的人，总有所等待。”曾亮说：“文章存在于天地之间，就像云气、景物和烟霞一样，一俯一仰之间，便逃遁到万里之外。所以善于作文的人，不能错失它出现的时机。”管异之说：“陶先生的议论高妙极了。后面曾先生所说的，与这座阁也很相称。”于是我写下这篇记。010-024《江亭消夏记》·梅曾亮 京城里宴请宾客的地方，有的叫馆，有的叫堂，其实都是酒肆，看戏的人都聚集在那里。若要享受空旷闲适、躲避烦闷暑热，只有江亭最合适。它的位置在南城以西，过去本来是水流汇合之处；如今四面道路都能通车。甲午年五月十五日，徐廉峰编修和黄树斋给谏邀请宾客，在这里设宴饮酒。天气清爽美好，地方空旷，宾客也舒适，只是宾客都善于高谈阔论，因而忘了饮酒。于是用射覆的游戏来行酒令。主持酒令的人取来酒器、食器之间的物品，把经典中的一个字隐藏起来作为谜底，再说出它的上字和下字作为媒介。根据媒介猜中谜底的人不饮酒。然而所说出的字，都同谜底缠绕分离，无法黏合在一起；又说出其他字来相互辅助。把谜底连缀起来的人越专心，媒介就越变幻莫测。务必要扰乱人的心思，使人不能追寻下去而以猜中为快。忽然猜到时，既欢喜又惊讶。每猜开一个谜底，就有十几个人饮酒。酒菜吃饱以后，大家倚着窗轩四处观看。下面多是芦苇，笼罩在起伏的坡地上，风和草相互摩擦，树枝树叶〔字形有误〕，下面传来波浪〔字形有误〕的声音，空旷得像无边的大泽，令人产生身在江湖的遐想。主人和宾客中有许多江东、江南人，近年接连遭遇大水，谈起这件事都感到忧虑。在这座亭子里，又惆怅不能亲自看到水灾情形。给谏回去后便把这里画了下来。画中的人都面向山，左边倚着城墙，指着亭下互相交谈的人，是亭西的轩。上元梅曾亮记。010-025《书棚民事》·梅曾亮 我替董文恪公撰写行状时，全部阅览了他的奏议。他任安徽巡抚时，极力上奏请求准许棚民开山。大意是说，凡是同棚民互相告发争讼的人，都沉溺于龙脉风水之说。甚至有人要用数百亩山地来保护一棺材大小的坟土，抛弃典礼，荒废地利，这是不能实行的。棚民却能吃苦耐劳，在高山峻岭、人迹不能通行的地方，开垦种植旱谷来补助稻米和粱谷；人人都有事做，土地没有剩余的利益未被利用，从国家的谋划来说极为便利，不能禁止，以免由此引发事端。我读了他的议论，认为是正确的。等我来到宣城，向乡人询问完毕，他们都说：尚未开垦的山地，土壤坚硬，石头牢固，草木茂密，多年积下的腐叶有二三寸厚。每天雨水从树上流到叶上，再从叶上流到土石之间，经过石缝滴落成泉，下面的水流也缓慢。水向下流时，泥土不会随之冲走；因为水流缓慢，低田承受这些水也不会成灾。即使半个月不下雨，高田仍能得到浸润灌溉。如今用斧头把山砍成童山，又用锄头和犁把土壤翻松，一场雨还没有下完，沙土便随水冲下，奔流注入沟壑山涧，全都淤塞污浊，不能蓄水。水一直流到低洼田地中才停下。等低洼田里的水干涸，山田的水也就没有后续了。这就是开垦不长庄稼的土地，却损害了原有谷物的田地；得到了不纳税的劳役，却使纳税的人家土地贫瘠。我听了这种说法，也认为是正确的。唉，利与害不能两全，已经很久如此了。按照前一种说法，可以平息事端；按照后一种说法，可以保全利益。如果既不失去开山的利益，又不至于造成董公所忧虑的后果，那么我还没有找到这种办法。因此把它记下来，等待那些熟悉民政事务的人来解决。011-026《禁用洋货议》·管同

译天下的财富总数就在这些东西之中。如今上面不在国家，下面不在百姓，这个县贫穷了，那个州却没有听说因此富裕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人口日益繁多，奢侈浪费越来越严重，财富积聚到官吏手中，又被大商人兼并，这就是国家和百姓一起困窘的原因。即使如此，这个解释固然有道理，却仍未说尽。如今乡里有一个人，家产积累到几百万，他带着全家男女，吃美食、穿华服，几十年也用不完。后来邻近又有一个人，制造奇巧的器物来欺骗炫耀我们。我们的子弟喜爱这些东西，于是天天用钱财去换取。时间一久，我们家只得到那些奇巧而无用的物品，而我们的财富全都流入邻人手中。如今中国和西洋本来就是邻居。凡是运到中国的洋货，都是所谓奇巧而无用的东西。几十年来，天下人纷纷争说洋货好。即使极贫穷的人，也竭尽力量追逐时尚。洋货为什么要进入我们这里呢？洋货有十分，进入我国的只有一分；而我国的财富却有十分之三流入西洋。过去圣王的时代，服饰有固定制度，制造奇技淫巧的人还要被诛罚。即使让中国人穿绫罗绸缎、玩弄金玉，这些财富本来仍只是在中国内部流通，但圣王一定严加禁止，是因为它会败坏人心，使财富和势力偏聚于少数人。如今中国人抛弃本国适宜生产的东西，不把它们看作珍贵之物，却纷纷争相购买洋货。这是洋人制造奇技淫巧来败坏我们的心志，而我们的财富安然输送到异域；在圣王看来，应当怎样对待这件事呢？天下的物品，只取其适用罢了。西洋有羽毛一类的东西，中国并不是没有可以用来制衣的材料；西洋有刀和镜一类的东西，中国也不是没有可以制成器物的材料。仪器、钟表，西洋制造的确实比我们的精巧，是测日观星的人必须采用的东西。然而舜时有璇玑，周代有用土圭测量的方法。他们那个时代从哪里得到这些器物来使用呢？既然如此，我们依赖洋货又有什么不可割舍的呢？国家的制度是，贩运粮食出洋，官吏要获罪，甚至处死。粮食和财富都是国家与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二者有什么不同呢？用粮食换取洋人的财富，和用财富换取洋货，同样损害百姓的生活资财、危害中华，难道又有什么不同吗？如今只禁止粮食出口，其他一概不禁，这是只知道其中一方面而不知道另一方面。过去汉代时，匈奴喜爱汉地的丝绸、棉絮和食物。有个叫中行说的人，教他们得到汉地丝绸棉絮后，故意穿着在荆棘中奔驰，使衣裤全都撕裂破旧，以显示它们不如毡裘完整；得到汉地食物后，又全都丢弃，以显示它们不如奶酪方便美味。由此匈奴终于成为汉朝的大患。想要谋害一个国家，必定先夺取无用之物，使它有用的财富匮乏。因此，古人对于以表面诱饵相互勾连、进行互市的事情，总是特别留意。西洋人喜爱我们的货物，其深层用意大概还无法知道。即使事实并非如此，而中国的困穷本来确实由此造成，那么又怎么能不对此深思呢？应当告诫有关官吏，严格加以禁止。西洋和中国之间，商人都不准再往来。洋货已经在中国境内的，一律焚毁，不得使用。违犯者治罪。这样实行几年，中国的财力一定会舒缓。011-027《抱膝轩记》·管同 自从明太祖定都江宁，杨吴城濠被围在城内，水流日渐狭窄。到东边竹桥处，有水道穿城而来汇合，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青奚谷一曲。水流转向南，到柏川桥，又同钟山的水汇合。再稍向南，经过大中桥，淮水从东关流入，同它们灌注相汇。杨吴城濠虽然逐渐变窄，但汇合了这三股水，在半里之内，水势仍然浩大。这里向北可以看见鸡笼山，向东北可以看见钟山。东岸大多是果园和菜圃，夹杂种着桃、杏、韭、菘之类。山林相互映衬，船只来来往往。虽然住在城中，却几乎和住在郊外没有不同。我回到江宁以后，家中一共搬迁了六次。近来才租房住在这条水的西边。老屋已有百年，满是尘埃，且漏雨漏风。每逢暑日烈日直射，阴雨连绵，屋内闷热潮湿，四处都沾水滴水，回头看也没有可以躲避的地方。我住在那里却从未不感到舒适。只是房子仅有四间，除奉养老母、安置妻子儿女、设置厨房灶具以外，完全没有宴饮休息的地方，心里总觉得有所欠缺。嘉庆十五年我从山东回来，才在第二间屋子屏风后面找出一根柱子大小的地方，修整成小轩，题名为抱膝轩。书架上摆满借来的书，放着一张榻，可以仰卧俯坐、长啸吟唱，这才有了自己的处所。然而它前面靠近市集，后面连接内室，左边又直接挨着邻家，中间没有墙，只隔着木板。过路人的歌唱，妇女儿童的呼喊，鸡犬的鸣叫，嘈杂喧闹，几乎没有什么时候不传来。每当我精神会通、心意满足，高声诵读时，家人常常笑着说我的声音扰人。三种声音往往反而被我的声音压过。过去诸葛武侯隐居隆中时，抱膝吟诵《梁甫吟》。当时有人问他的志向，他只是笑而不回答。我给这间轩命名，哪里敢把自己比作武侯，不过也是取陶公所说“容膝易安”的意思罢了。然而我既已厌弃浅薄的文辞，又不急切地把科举功名作为志向，在这间斗室之中仍不停诵读书籍。有人来问我，我将拿什么回答呢？小轩修好后，我住了一年。第二年，我被人邀请外出，不能常在家里，这间屋子于是荒废了。但当时的兴致，有些东西是不能忘记的，所以追记下来。柏川桥正对着我住所的后门。住所的前门临街，那条街的名称有多种不同说法。有人说，这里古代属于绵乡，名叫绵乡营；有人说，柏川桥以北一百多步外，那里是明代的东厂，直到现在仍叫东厂，而这里则是明代的饷营。这两种说法如今都无法考证了。011-028《饿乡记》·管同

译饿乡，是天下最贫穷的地方。它距离中国不知道有多少里。那里土地空荡荡的，从稻、粱、麦、豆，到牛、羊、鸡、猪、鱼、龟、瓜果，一切供人生活的东西，没有一样存在。凡是想去那里的人，必须先把饮食都抛开，像导引术中辟谷的人一样。起初极其痛苦，难以忍受；勉强向前走，多则不到十天便能到达。到了那里，便豁然开朗，如同另有一片天地。省去了经营谋生，断绝了思虑，不必奔走求见，不会有女子的号哭、妻妾之间的互相责骂，也不会有人世间讥讽、辱骂、嘲笑、侮弄和轻薄戏弄的情态来到面前，只是恍惚自得罢了。然而世人因为它最初难以到达，平日里总是想尽办法谋划，希望不要到那里去。不幸接近了那里，便常常后悔自己生而为人而痛哭。所以，不是违背世俗、不同流合污而又守持廉耻礼义的人，不能到达这个乡；不是坚强忍耐、意志坚定、至死守持正道的君子，即使到了这个乡，也往往不幸在半路返回。过去周朝初年，武王讨伐纣王，伯夷、叔齐以吃周朝的粮食为耻，经过首阳山离开了人世。到了饿乡，饿乡中从此才有了人。后来春秋时期，晋国有灵辄，走了三天，几乎就要到达，却最终被贼臣赵盾阻拦。他反过来感念赵盾的恩德，被赵盾所任用。齐国有个饿民，却拒绝了黔敖带有“嗟来”声调的食物，轻快地到了这个乡。曾子虽然感叹他所守持的道义很微小，但评论者认为他比灵辄贤明得多。孔子的弟子中，颜回、曾参是大贤，原宪次之。这三个人都几乎到达这个乡，却还没有真正到达。到了战国，於陵仲子立意矫正世俗，希望成为这个乡的人。他走了三天，最终还是颓然返回。孟子讥笑他。战国、秦、汉以后，教化不能推行，风俗衰败，缙绅先生一类人把这个乡看作畏惧的道路，互相告诫不要进去。然而遇到灾荒饥馑，祸乱接连发生，王公贵人，下至田野间的士人百姓，因遭逢变故而误入这个乡的人，往往很多。梁武皇帝是天子，赵武灵王和汉赵幽王是藩国的国王，条侯周亚夫是将军而且做过丞相，邓通是上大夫；这些人都尊贵富足、志得意满，没有意愿进入这个乡，却最终都误入其中，难道不是天意吗！难道不是天意吗！但这难道能同伯夷、叔齐以下那些立志自行进入的人相同吗？古语说：“君子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能自得其乐。”又说：“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还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只有汉代的龚胜、唐代的司空图、宋代的谢枋得这一类人，以忠义立志，先后到达这个乡。伯夷、叔齐等人得到他们，相互一见便笑，说是最知心的朋友。唉，饿乡究竟是什么地方？为什么竟然这样难以到达！我困顿于世间已经很久了，将要前去游览它，考察事情的始末，写成这篇记。011-029《余霞阁记》·管同 府城的胜景集中在城西，从四望矶曲折向南不远，有一座山冈高高隆起又重新升起，俗称钵山。钵山是江山环抱、护卫的地方，朱氏最先在这里居住。山上没有可供休息的轩亭。山旁有一座庵，叫四松庵，庵后有房屋，极其幽静；庵前有古树和大片竹林，极其繁茂幽深，是休息的好地方。但它的环境只到山顶，又不能登高远望江山之美。我们乡里的陶君叔侄兄弟，都喜爱学习，喜欢山林，厌恶住宅中的喧闹。于是买下这块地，改建房屋，把它作为闲暇时读书的地方。从庵的后面修造曲折小路向上攀登，小路到达一座平台便停止。从平台再向上，建造三间阁屋，正屋用作书室。书室后面仍然做成平台，并把它加高。从那里可以登高望见四面景色。桐城姚郎中替它命名为余霞阁。钵山和四松庵各有一种美景，不能兼得。自从余霞阁建成，登高和休息的人才两种愿望都能满足而没有遗憾。一般人大多为自己谋划，如今陶君建房，不建在自己家里，却把它放在僧舍旁，表示可以同众人共享，而自己不想专门占有它。但有人怀疑这不是好办法。这座府城是六代的旧都，专门占有它的人在哪里呢？儒者立志，应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家。若仅有一座楼阁，便畏惧地一定要独自占有，而没有同众人共享的志向，那么从他读书也可以看出他的器量。这样的人哪里能够理解陶君的志向呢！012-030《反送穷文》·吴鸣锵

译蓬蘽子厌倦了四处游历，收敛形迹，独自孤寂地居住。树叶像人一样奔走，虫声如同下雨，风吹进空荡的庭院，招来秋天同它交谈。他放下书卷而起身，来回踱步，久久站立。恍惚间有一个客人推门直入，那人傲慢无礼，脸色黧黑。犹豫着走来，登堂同他作揖。蓬蘽子问：“您是做什么的？本来不是我平日所熟悉的人。”客人厚着脸皮回答：“我就是昌黎先生所写文章中送走的那个人。自从有了那篇文章，天下人都共同憎恨我。山不靠着冰，暑热羞于追逐苍蝇，北邙山上纵横着坟墓，白杨树〔字形有误〕。我在天地之间离群索居，茫然无所凭依。听说您没有同伴，请让我做您的朋友。” 蓬蘽子说：“客人本来就是我所知道的。请问客人凭什么能够使人陷于穷困，并使天下人共同憎恨呢？”客人说：“我哪里能使人穷困！穷困是人自己招来的。您难道没有看见那些斤斤计较钱财、役使子女、把仇人当骨肉、荡然不顾廉耻、把财富深藏起来却还贪得无厌的人吗？上天厌恶他们的财物满盈，于是打开箱子、倒空箩筐，水灾、火灾、盗贼一齐而来，如同深沟奔流迎水。他们的财物如果稍有减少，便又放纵自己的心志，追求甜美的食物、美色和声乐，眼睛昏眩，精神驰逐，窥伺空隙互相倾轧。既摇动了自己的精气，又耗尽了剩余的财产。您又没有看见那些刚刚登上显要官职，便暗中结交要津，像老虎一样蹲踞，像狼一样贪婪吞食；用肉食击鼓显示威势，心中设下钩索和荆棘的人吗？上天厌恶他们的满盈，使他们违背准则、出入失常。惩罚降临到自身，刑罚叫作黥刑；有的还牵连到后代，败亡叫作沉溺。高耸连云的宅第，最终只剩下废墟遗迹；他们凭什么导致穷困，却要归罪于我呢？这是上天成就人的方法，必定先用穷困使他困厄。上天最初赐予条件，我承接最后的结果。成就玉器般人才的力量，同上天有同样的功劳。粗食饮水、住在简陋巷中的孔子和颜回，是圣贤的穷困；享受馨香祭祀、尸祝和学校祭祀，沉溺汨罗江而死、受刑腐身、眼睛失明的屈原、左丘明、司马迁，是贤者的穷困。《离骚》这样的经典，以及记载历史的文章，都流传于世，像日月星辰一样灿烂。” “至于长吉的穷困，是穷困于寿命；在白玉楼中，他的辞赋才能如同仙人。少陵的穷困，是穷困于饥饿；在饭颗山头，诗圣独自坐着。穷困能够使人受益，自古以来的事实就是证明。” 蓬蘽子说：“您说得对。然而我用自己为什么穷困来诘问您，恐怕您没有话可以回答了。说到我的品行，不过是拘守小节、谨慎琐细；拿它同圣贤相比，只是坐井观天。说到我的文章，不过是应试八股的陈腐文字；同古代作者相比，如同小水沟和江河汉水。说到我的诗，不过是秋天的蟋蟀、春天的鹒鸟；同古人相比，只配算歌谣俗谚。可是我仕途失意、命运多舛，住处荒芜，谋生艰难，早晚只能靠粗茶淡饭度日，额头流汗、面容惭愧。哭泣时只有牛衣可盖，粮食却没有鹤俸可得。我正因为这些而穷困，难道也是天意裁定的吗？我拿这些来问您，请姑且说一句赞语。”客人于是脸红舌塞，起身想逃走。我上前抓住他的衣袖，继续说完我的话：“天下的道理，穷困到极点就一定会通达。改换弦线、重新整顿，或许我会跟随这种办法。虚浮的名声遭遇困厄，有什么值得庸庸碌碌地追逐呢？不如放下笔拿起农具，改变儒生身份而做农民。春天深耕，秋天一定丰收；夜里点着篝灯织布，夜间舂去粗米外壳；鸡住在鸡舍，猪关在猪栏，园中种韭菜，畦里种菘菜，用来烹煮，用来做饭，供养双亲，等到妻子儿女也都得到供养，便和乐融融。自己凭劳动养活自己，哪里还会穷困呢？何况人的穷困，只是穷困于有形的物质罢了；如果没有那些物质，穷困又从哪里存在？人生百年匆匆而过，不过转瞬之间，像槿花盛开又凋落，像蝉蜕去外壳而上升。您知道自己的归宿，我返回自己的本真。将要同您一起逍遥于无何有之乡，难道还甘愿承受人世间的恶名吗？”客人听了我的话，欢喜得像平素亲近的朋友。请您不要猜疑我，我只是把您当作自己；您还是留下吧，留下吧。愿吉祥降临我的居室。” 013-031《城南古迹记》·赵垣 郡城西南角，有一座茂密幽深、高出城墙女墙的山，是云居山。从清波城的北面向上走，地势逐渐隆起。康熙初年，吴庆伯居住在这里。庆伯名农祥，以博学鸿词科被征召，却没有得到任用。他藏书万卷，全都亲自校点勘正。他住宅的上方，是莫溆叟先生的故宅。读书考察古事的士人多以他为宗师。再向上是袁谢庭的故居。谢庭名彤，以书法闻名。向西下去是黄泥潭。一潭秋水，芦苇丛生，苍茫清幽，与城郭大不相同。转向南面，是查伊璜的别墅，就是世人所说的那位在微贱时认识大力将军的人。他的亭台馆舍、花木景观，都极为一时之胜。后来把住宅舍出来改为一座庵，名叫真修庵。再往上是铁冶岭，也叫铁崖。那里有一座圆形土丘，宽有数亩。登上去，湖山景色全都收入眼底。古人在这里挖地，得到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杨铁崖读书处”。国初吴求履住在这里。求履名模，有极高的德行。旁边是朱鹿田的住宅。鹿田名樟，以诗歌闻名。南面是李氏层园，再往南是枫岭。转向西面，是云居寺。此寺是元代僧人中峰的道场。中峰亲手写的画像以及麻鞋、麈尾拂尘，至今还保存着。我家文敏公曾书写《怀净土诗》，刻在石上。寺顶是超然台的遗址。向下是三佛泉。寺门面向城池而立，险峻的石头层层堆叠，其中六块两两相倚，称为三台石。三台石右边是眠牛石，石头形似昂首的牛，却折断了左角。它的西边是鹰石，形状像山峰。乾隆年间，柳德洋在这里教授弟子，跟随他游学的人很多，于是建了一座亭子供行人休息，匾额题为“岭上多白云”。从清波城向上，游人多处在湖光山色之中。到了这座亭子，山势分开，道路平坦。向下俯瞰城市，晴日的江水清澈横卧，越山若隐若现，又在夕阳返照中展现出另一幅图画。嘉庆十四年九月戊午朔日记。013-032《烟霞岭游记》·赵垣

译烟霞岭是南山的主峰。秀美之气浩荡充盈，苍翠的松树茂盛挺立；早晨和傍晚烟雾浮动、彩霞映照，色彩交错斑斓，天然就是一幅图画。这里有许多名胜古迹，但山势高险〔字形有误〕，难以攀登，所以游人很少到达。丙午年孟春，友人李青湘和他的侄子映衡，一同立志深入探寻幽境，邀请我同去。于是暂在石屋休息，指向烟霞岭前进，留下身影。上面的石阶陡峭险削，苔藓湿润光滑，草鞋无法停留。我们一步一步走到平坦处，得到一座小寺，名叫清修寺，荒凉寒冷异常。唯独寺后有一片危石，秀美的石垒高达数仞，竹子像箭一样在风中摇动，绿色飘逸而有情致。左边是美树和青藤，幽深的树荫盘绕浓密，形成帷幕和车盖的形状。于是我们铺草静坐相对，觉得胸襟仿佛被洗涤过，精神喜悦，心境清明。起身绕到寺院右边，见到龙泉潭；有的山峰像象鼻，有的岩石叫佛手，有口井名为上方，无不清凉洁净、奇异幻美，而且都与名称相称。古洞中排列着雕刻的佛像，又各自向我展示胜景。我们相互曲折向西攀登，小路忽然细得像一条线。仰头看岭脊，境界更加幽深奇异。于是大家一起鼓起勇气向上。云中的松树高耸挺立，稀疏的树荫清凉覆盖下来；俯视山陵峰峦，四周青色环绕、翠色拱卫，山岭耸立在正中，仿佛接受人们展开拜谒。其他景物，如湖光江影、越山烟雾笼罩的水洲，远近错落，彼此映衬相连。此时才知道，山越深景色越奇，心越专一境界越开阔。人如果不精进，哪里会有所得呢？俯仰观望了很久，长啸歌唱着下山。此时斜阳将尽，松色苍茫，烟霞已经出现在眼前。013-033《云阳洞北小港记》·赵垣 从云阳洞口向北走四十步，得到一条小港。港口上芳香的树木丛生，清凉的树荫低低覆盖。港水得到树荫遮蔽，碧绿清澈而深沉，随风摇荡。沿着港向西走，竹篱映照在水中，古屋高低错落。此时稀疏的雨刚刚过去，新笋脱去箨壳，蔷薇盛开，人的声音传不过来，只听见山鸟呼唤晴天、草蛙鸣叫跳动罢了。村子旁边有座山，山上有石峰像倒扣的钟。石头堆叠在峰顶，像棋盘一样，俗称棋盘山。偶尔考察此地，大概就是霍山。它的山峰大概是庆忌塔的遗址。聂心汤《钱塘县志》说：宝稷山的支脉是霍山，有庆忌塔。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说：前面有石池，深不可测。如今山的形状同志书所说相互印证。古人确实没有欺骗我。山峰的南面距离不超过几步，向下看是百尺高的悬崖，石壁环绕着水池；石壁像玉玦，水池像镜子，像妆匣刚刚打开。于是沿着悬崖下去，临水而坐。刚坐定，忽然有声音从石壁里面传出，各自像同游者本人的声音。同游的人互相看着，惊讶错愕。这才知道陆士云所记载的“小声说话便小声回应，快速说话便快速回应，大声喊叫长啸，回声响遍原野，令人惊疑的景象”，确实非常真实。沿着山向东转弯，便到了小港的南面。隆起如土丘的地方，是金祝墓。他们的庙在港南面小溜水桥上。唉，这里是昔年浴血奋战的地方，如今只看见山高水深，只留下这座小祠，人们奔走前来祭祀，乡野老人和村中儿童难道也知道辛劳行事终会得到报偿吗？于是吟诵诗说：“小步笙歌照亮明代社火，大招风雨降下神灵旗帜。”长叹着返回。014-034《毛乾乾传》·江藩 毛乾乾字心易，是江西南康人，对各种学问没有不曾涉猎的。他尤其精通推算之术，通晓中西学问。崇祯年间，他是县里的诸生。明清易代以后，县令拘捕人来参加科举。乾乾不得已入场应试。文章体制奇特古雅，学使竟不能断句。在试卷末尾题写道：“生在当今时代，却反而奉行古代的道路。”乾乾看见后笑着说：“羽陵书生，只知道钱藏在纸包里罢了。” 他回去隐居在匡庐山，不再同世人相见。他穿着古代衣冠，在匡庐山修筑房屋，在其中讲学。村里的农民和挑担贩卖的人来听讲，环绕站立；山中的老人、儿童和妇女，也都称他为毛先生。中州人谢廷逸前去拜访他，把自己所著的《推步全仪》作为见面礼。乾乾看见后惊叹说：“分析细微之处，探究极其精细，古人没有这样的仪器。”他同谢廷逸讨论方与圆的分体、方圆相合的意义以及方圆推演的数理，彼此没有商量却自然相合。乾乾叹道：“我这个隐遁山中的乡野人，每天讲习经术，因为世人很少懂得历法和算术，已经很久不谈这些了。如今见到您，难道能说世上没有人才吗？”于是把女儿嫁给谢廷逸，后来同廷逸一起隐居阳羡。宣城人梅文鼎登门求见。梅文鼎同他讨论周天和直径的道理，以及方圆相容、相互转变的各种比例，还讨论先天、后天八卦方位次序中不相合的地方。文鼎把他当作老师侍奉。乾乾也曾对人说：“文鼎和廷逸，是老夫敬畏的朋友。”乾乾审察五音的轻重、六律的长短，著有《律学》若干卷，另有杂著二卷。他的儿子磐，对算术有很精深的思考，世代传承他的学问。评论说：历法之学不明白，是因为算学不精密。即使精通如祖冲之、耶律楚材、郭守敬、赵友钦，仍然不够精密，是因为算法不完备。自从欧罗巴人利玛窦、罗雅谷、阳玛诺等进入中国，算法才开始完备，历法之学才得到治理和明晰。考察中西学术的异同，论说古今历法的疏密，徐光启就是这样的人。穷尽方圆的变化，探究弧矢的精微，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我朝通晓历法算术的人，没有比得上宣城梅氏和中州谢氏的。谢氏的儿子名叫身灌，同我有交往。因此我得以读到先生遗留下来的书，也得以听闻先生的生平始末。这才知道梅、谢两家的学问是有来历的。世人传说先生通晓占卜征验，善于观察云气。好事之人把奇闻怪说附会到他身上。然而先生并不是唐都那一派的学问。015-035《平均篇》·龚自珍

译龚子说：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什么比崇尚使天下平均更高明的了。这大概是最初的境界吧？再下降一等，不过是使天下安定罢了。再下降一等，只是同天下一起求安定罢了。再下降一等，只是供养天下罢了。最上古的时代，君民共同聚集财物。可是三代盛极之时，也像水一样，君王拿取一盂，臣下拿取一勺，百姓拿取一卮。再往下，拿勺的人向下侵夺，拿卮的人向上侵夺。又再往下，君王要取一石，百姓也想得到一石。所以有时水干涸而跌倒，有时水成石而漂浮，这就是极不平均。水干涸而跌倒，便更加不平均。拥有天下的人说：“我想恢复最初的状态，那么是取走有余的来补给不足的呢，还是把不足的灌注进去呢？”这样一来，众人便群起责骂。大概计算起来，有余和不足相差越远，国家灭亡就越快；相差稍近，治理也就稍快。千万年治乱兴亡的规律，直接可以用这一点来判断。人心是世俗的根本，世俗是王朝气运的根本。人心丧失，世俗就败坏；世俗败坏，王朝气运就会中途改变。君王想为自己谋划，为什么不先为人心和世俗谋划呢？如果贫穷的人互相倾轧，富裕的人互相炫耀，贫穷者处于危险，富裕者安稳，质朴者日益倾斜，富裕者日益壅塞，有的出于羡慕，有的出于愤恨，有的出于骄纵放荡，有的出于吝啬，浇薄诡异的风俗层出不穷，无法制止。到了极点，最不祥的气息郁积在天地之间，积久以后必定发作成为战争和瘟疫。百姓无一幸存，人畜都悲痛，鬼神也想改变这种局面。它的开始不过是贫富不均而已。小的不均逐渐变成大的不均，大的不均就会导致天下丧失。唉！这就在于重视掌握根本，并随着时势进行调节。上天有五气，地下有五行，百姓有五种丑恶，万物有五种才性。它们消长、停滞、决裂，全在于君王的心。因此古代天子的礼制是：年终太师执掌律管报告声气，月终太史观测天象报告气候。东方没有积聚的水，西方没有积聚的财富，南方没有积聚的粮食，北方没有积聚的土地；南方没有积聚的百姓，北方没有积聚的风。君王之心平正，就听平和的音乐，百官都得到福祉。《诗经》说：“持心深厚而安定，母马三千匹。”君王之心确实深厚平正，牲畜尚且会繁殖兴旺，何况百姓呢？又说：“皇帝的池塘，马儿喷出沙来，皇帝的人民显出威仪。”下一章说：“皇帝的恩泽，马儿喷出玉来，皇帝的人民享受五谷。”这是说物产繁盛，所以人民能够从容显示威仪，内心容纳众多善行，拥有美好的名声。太史报告说：东方有积聚的水，西方有积聚的财富，南方有积聚的粮食，北方有积聚的土地；南方有积聚的百姓，北方有积聚的风。君王之心不平正，就听偏斜的音乐，乘坐倾斜的车，手握偏斜的衡器，百官受到警戒，考察天下积聚之物的轻重，并加以调节变易。《诗经》说：“观察那里的阴阳，查看那里的流泉。”又说：“测量那里的夕阳”，意思是筹划经营。因此，财富和粮食积聚的气息停滞，停滞多雾；百姓的声音苦，苦就损伤恩惠。百姓积聚的气息放纵，放纵就多雨。百姓的声音喧嚣，损伤礼义；土地积聚的气息耗损，耗损就多日晒，百姓的声音浑浊，浑浊就损伤智慧。水和风的积聚，都使国家更加昏暗，这是有关官署所掌管的。况且，继承丧亡局面的人，是福禄的主人；继承福禄局面的人，是危迫的主人。对百姓说：“你们害怕兵灾吗？”那就要把高祖、曾祖从九泉之下请来询问；害怕荒年饥荒吗？那还有农夫在。处在福禄盛大局面之上的人，想要继续保持它，实在困难啊。龚子说：这值得忧虑了。可以改变，却不能骤然改变。况且唐尧、虞舜的君主，设置一个官职，办理一件事情，都是这样谆谆不倦。百姓本来还不知道贸易迁徙，也不能互通有无，但君王已经忧惧了。他说：“后世如果有人引导我们的百姓走向富裕，或引导我们的百姓走向贫穷，没有谁比得上我亲自使他们富裕或贫穷；这样还可以收拾。”《诗经》说：“不识不知，顺从上帝的法则。”尧本来就很担心百姓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知识，因而违背我的法则。水土平定了，男女繁衍了，三千年以前，还有什么可以达到的呢？那些富贵而并非急需的东西，贫贱者尚且要用筋力制造它们，再用岁月消耗它们。舍弃这些，贫贱者将没有寄托生命的东西。然而五家组成的堡中一定有店铺，十家组成的村中一定有商贩，三十家组成的城中一定有商人。比如陈列妖异服饰的店铺，陈列奇异食物的店铺，陈列奇玩珍物的店铺；比如男子咿咿呀呀读书以求爵禄的店铺，比如盗用圣贤名义贩卖仁义的店铺，比如女子出卖容貌的店铺。店铺有首领，商贩有枭雄，商人有贤能和豪杰。他们心里都想吞并十家、五家的财富而据为己有。他们的才智力量虽然未必达到目的，但名号已经如此了。然而拥有天下的人要改变这种状况，不能只靠号令。有四种取用和灌注：从天取用，向地取用；灌注百姓；从百姓取用，灌注上天；灌注上天，取用大地；从天取用，灌注大地；从地取用，灌注上天。《诗经》说：“取彼处而灌注此处，就可以蒸饭煮食；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有三种畏惧：畏惧旬，畏惧月，畏惧年；有四种不畏惧：不畏惧大话，不畏惧细话，不畏惧浮泛之言，不畏惧挟持威势之言。然后用最顺畅的方法来试行，用最统一的法令来整齐，用最清淡平静的心来统摄。龚子说：拥有天下的人，不到十年就差不多可以达到平均了。015-036《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

译从局势以上看，一个时代的治理，就是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个时代的学术，都是由一个时代的君王开创的。拥有天下，改定历法和正朔，同天下人相见，称为王。辅佐王的人，称为宰。天下的事情不能只用口头和耳朵来说明，把它记载在文字中，称为法；也称为书，称为礼。事情本身称为史；以职掌把法记载在文字中，又向士人百姓宣示的人，称为太史，称为卿大夫。天下人听从他的言语，称自己的国家、奉纳租税的人，称为民。百姓中能够认识立法意图的人，称为士。士人能够推究阐明本朝法令的意义，用来互相告诫谈论，称为师儒。王的子孙中，大宗继承王位的，称为后王。后王时代听从言语、奉纳租税的人，称为后王之民。王、宰、大夫、百姓彼此合作而取得成效，称为治，称为道。士人和师儒以先王、先代冢宰的书为法则，互相讲习研究，称为学。师儒所谓的学，有文字记载的，也称为书。这个道、这个学、这个治，归根到底只有一个而已。至于那些师儒，有人能够兼通前代的法制与旨意，也相互告诫劝说，这就是兼综的才能，也是博闻的资质。他们未必需要向上陈述给君王，居中未必需要被冢宰采纳，向下也未必需要取得百姓的信任。若要陈述给君王、被宰相采纳、取得百姓信任，就必定以诵读本朝法令、研读本朝书籍为准则。师儒衰败以后，学术源头只有一个，流派却有百种；他们的书又使这些流派各自分流百派；他们的言论又使每一部书各自分成百端。各自守着所听闻的学说，各自想把它施行于当世的君主和百姓，这就是政教末流的弊病。然而，这些学说也都出自各自本朝的先王。所以，司徒官的后代成为儒家；史官的后代成为道家老子氏；清庙官的后代成为墨翟氏；行人官的后代成为纵横家鬼谷子氏；礼官的后代成为名家邓析子氏、公孙龙氏；理官的后代成为法家申氏、韩氏。世道兴盛时，士人登上朝廷，学习揖让礼节，听闻钟鼓之声；行走于郊野，经过学校，学习祭祀用的豆笾，研习文字；居家便从事读书、弹琴、诵诗，出仕则发布条文教令；在野外便熟悉祖宗遗留下来的事迹，在朝廷则向祖宗的子孙尽忠。因此，普通百姓不敢与师儒并列，国家也非常依赖士人。等到世道衰败，朝廷中的人自己昏昧于祖宗遗留下来的法度，而仍然保存的学校，还能依据所学习的知识来发言，抱残守缺，编纂一家之言，却还足以保全一个邦国、治理好一个国家。孔子说：“周朝的礼乐制度多么完美啊，我遵从周朝。”又说：“我再也梦见不到周公了。”至于夏礼、商礼，只是取来认识那些已经被遗忘的遗制罢了。孔子作为儒者，尚且不敢高谈前代圣王，恐怕会轻蔑本朝而招致罪责。到了周代和前汉，都取用前代的德行、功业和技艺，设置官职使其世代承袭，有的还为之设立师傅；从《易》书、大训以及诸子杂家的言论，下至制造车辆、陶工、医师、卜者、星官、祝官、仓庾等类别，都让他们各自依靠本姓所传的行业生活，使这些行业修治并继承旧业。这虽然体现了盛世天子的用心，但一个时代最重大的训诫并不在这里。后世的师儒却不是这样。他们重视君主，却不知道君主用来役使百姓的道理；重视百姓，却不知道百姓用来奉事君主的道理。他们生来不拿耰锄，长大不熟悉吏事，所以对于古书和雅正的记载只窥见三四分，对于本朝的功德则瞪着眼睛也从未看见。他们上不能与君主共同处置政务，下不能与百姓共同生活。于是士人另有士人的渊薮著述，儒者另有儒者的林囿学说。他们不明白王道、霸道的不同治统，也不明白文治、质朴的不同崇尚；一旦迷惑，便援引古事来讥刺今日，喧嚣地制造声势。因此，道德不能统一，风俗教化各不相同，王道的治理不能贯彻到底，百姓的隐情不能上达，国家有供养士人的资财，士人却没有报效国家的日子，危险啊，危险啊！最终一定会有人承受这种祸患，但那人恐怕不会是士人了。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 我听说精通《春秋》的人，谈论历史时认为，自有文字契刻以来，世道分为三等。这三等世道都要看人才，而人才的差别相应形成三种世道：治世是一等，乱世是一等，衰世又是另一等。衰世的文章形式像治世，名声声誉像治世，言谈声调和笑容仪态也像治世。黑白混杂，却可以废弃五色，像治世那样过分朴素；宫声、羽声混乱，却可以销蚀五声，像治世那样寂静无声；道路荒芜，堤岸崩毁，却像治世那样空旷平坦；人心混浊，却没有人说出过错，像治世那样不加议论。朝廷左边没有有才的宰相，右边没有有才的史官；边关没有有才的将领，学校没有有才的士人；田野没有有才的百姓，市坊没有有才的工匠；街道没有有才的商人，巷子里没有有才的小偷，市场没有有才的经纪，沼泽没有有才的盗贼。当处在那样的时代，如果有才之士像孤根一样向上生长，那么百无一才的人便会监督他、捆缚他，直到刺杀他。所谓刺杀，不是用刀、锯、水、火，而是用文章杀他，用名声杀他，连他的声音、笑容和仪态也一并杀掉。行使这种刺杀权，不必告知君主，不必告知大夫，也不必向司市官宣布；君主和大夫也不愿承担这种责任。它的刑法甚至不触及人的要害，只是徒然残害他的心灵：残害他能忧虑的心、能愤怒的心、能思考谋虑的心、能承担责任的心、能拥有廉耻的心、能保持不受污浊的心。而且不是一天就杀掉他，而是逐渐进行，有的三年杀掉，有的十年杀掉，有的百年杀掉。有才的人自己知道将要遭受这种杀害，便从早到晚呼号，寻求治理之道。求治而不得，悖逆凶悍的人便从早到晚呼号，寻求制造乱局。那些悖逆而凶悍的人，又斜着眼、瞪着眼，只想着怎样为这个世道谋得一点便利。人才就无法再询问了。先前同类的人已经有话可说；然而起身看看这个世道，乱子也终于不远了。所以，有智慧的人读了三千年史官所写的书，就能以优秀史官的忧患来忧虑天下：忧虑没有才干而平庸，正如忧虑有才干却悖逆；忧虑没有才干而众人怜悯，正如忧虑有才干而众人畏惧。脚踩薄霜的草鞋，所感受到的寒意比坚冰更深；尚未下雨便惊飞的鸟，比遭受风雨漂摇更忧惧；麻痹痨病，比毒疮痈肿更危险；将要凋萎的花，比枯木更惨淡。三代的圣王，不忍心薄待有才的臣子和有智的士人，却厚养那些贪食而羸弱的人，这是在探察世道的变化，是圣人的最高境界。农宗·龚自珍

译龚子深夜苦苦思考，思考着如何探究经典学术、贯通古今、确定百姓生计，却还没有达到目标。他说：古代原本没有后来的君王、公侯，开始有了他们而人民却不惊骇，这是为什么？古代原本没有礼乐刑法，也没有礼乐刑法的差别，开始有了这些而人民却不疑惑恐惧，这是为什么？君主为什么能和父亲、兄长一样同属亲者？君主为什么能和父亲、兄长一样同属尊者？尊贵与亲爱为什么能够长久？古代建立家族和治理天下为什么能够一以贯之？古代治理天下为什么总是被看作治理一个家族？人民产生的缘由，实在久远而崇高。天上的谷物隐没，地上的谷物萌发，开始以智慧和力量为贵。有人能在一尺土地上产出谷物，便把一尺土地的主人称作伯；有人能在加倍的一尺、十尺、百尺土地上产出谷物，便把他称作相应土地的主人。次一级的主称为伯，最高的称为帝或皇。最初他们全都是农民，那么周代的主伯也就是这样吧？古代辅佐君主的宰相、大臣也全都是农民，那么周代庸、次、比、耦、亚、旅之类的官职也就是这样产生的吧？土地广大，谷物众多，足以荫庇自己的子女；力量足以举行有文有质的祭祀、报答根本，力量足以使属下称颂自己的名号，于是就把这些称为礼、乐、刑、法。儒者丧失了其中的真实情形，不追究根本，便说天下的最大等级秩序是从上到下。我却说：先有下层，逐渐才有上层；从下层推及上层，最后又把这种说法神化到天上。所以要追究它所由推演的根本，那有什么可惊骇的？追究它所由命名的根本，那有什么可疑惑、可恐惧的？儒者说：天子有宗族，卿、大夫、公、侯有宗族，只有庶人不配有宗族。我却说，礼没有比宗族更早的起点，只有农民最先有宗族。上古不避讳私情，百亩田的主人一定把自己的儿子当作儿子；他死后，百亩田的次子和同宗子弟一定把他的儿子当作臣属。其余的儿子一定尊敬长兄，长兄一定供养其余的弟弟。父亲不偏爱自己的儿子，就不是慈爱；儿子不继承父亲的事业，就不是孝顺；其余的儿子不尊敬长子，就不是悌；长子不供养其余的弟弟，就不是义。长子和其余的儿子不能区别开来，百亩田就会分裂；多次分裂便不能长久，不能使百亩田长久存在便是不明智。农民社会的开端，是仁、孝、悌、义的极致，是礼制完备、智慧产生的根源，也是宗族制度的作用。百亩田的农家有两个男子，甲为大宗，乙为小宗。小宗，就是帝王上层藩属的基础，实际上是农家的余夫。小宗的余夫之外，还有群宗的余夫。小宗有两个男子，甲为小宗，乙为群宗。群宗，就是帝王众多藩属的基础。余夫中的长子仍为余夫。大宗有三四个儿子，或五个儿子，丙、丁属于群宗，戊为闲民；小宗余夫有三个儿子，丙为闲民；群宗余夫有两个儿子，乙为闲民；闲民都让他们做佃农。闲民所从事的就是佃农。帝王宗室和群臣也是如此。古代没有文字记载，但通过考察推究便可以知道。请据此制定后王的法制：百亩田不能由一个人独自耕治，役使五个佃农；余夫有二十五亩田，也不能独自耕治，役使一个佃农。大体上一个大宗、四个小宗或群宗，共有二百亩田，便能供养天下没有田地的人九人。然而天子有十万亩田，天下没有田地而不至于挨饿、沦为盗贼的人便有四千五百人。大县有四十万亩田，农民便为天子供养一万八千人。还不包括什一之税。这样做不是因为君主有德，而是因为宗族有德；也不是因为宗族有德，而是因为以粮食养活有力量的人。佃农并不是仰赖我们宗族的粮食，而是为天下生产谷物；然而拥有天下的君主，也因此享有这个宗族的福泽。百亩田的宗族，以十分之一的土地作为宅地，以十分之一的土地缴纳租税、奉养上级。宅地不是十分之一，便不足以容纳鱼、豆等祭品，也不足以容纳舂米和汲水的场所；税田不是十分之一，便不足以供天子养活官属和参加选举的士人。以十分之一的土地供给宗族的佃农；佃农得不到十分之一的土地，就无法用来亲近服丧期亲功亲。以十分之一奉养上级，情义也太薄；以十分之一亲近期亲功亲，恩情也太少。圣人制定法令，是为了使中下等百姓平等，并不是为了使上等百姓平等。大宗有十口人，实际食用三十亩田的产出；桑、苎、木棉、竹、漆树、果树和瓜果占十亩；出售三十亩田的产物。用出售三十亩所得治理家用器具；家用器具从捆扎扫帚开始，用笋壳捆成扫帚，用泥烧制锅，价格以陶器为三，织机为四，灯为五，祭祀用豆为七；一斗米的价格相当于葛布一匹、绢三匹。木棉布与绢同价，都不得用来冲淡泉货的作用。百家之城，货币有百两；十家之市，泉币有十绳，只让它们足以流通罢了。这样，衣食生产的权力就重要，货币的权力就不重要，天下的根本便不会混浊。根本清明而法令严峻，对于种植食妖、地膏的人，便把他的头悬在田埂上，并没收三族为奴。宗族为余夫请求田地，便要关白大吏；本姓佃农不足，就从异姓中征取，这是改变法制，也要关白群吏。土地丰歉、肥瘠、多少以及是否易耕，法令不能完全相同，也要关白群吏。国家有大事而要随宗族迁徙，迁徙政务也要关白大吏。余夫一家五口，有宅地五亩，实际食用十亩田的产出：二亩半缴税，二亩半供给佃农，二亩半种植蔬菜和苎麻，二亩半出售。除自食的田地外，宅地、税田、菜圃、出售田和佃农田五项，不可有一项废弃。凡农民出仕成为品官大夫的，便有禄田。大官人家，父亲有轻微的疾病、瘙痒、寒暑湿干等小病，不因此役使儿子，却可役使山川鬼神；儿子有轻微的疾病、瘙痒、寒暑湿干等小病，也不向父亲诉说，以此尊重大官之家。田地为一品官所有的传四世，二品、三品传三世，四品传二世，五品传一世，均免税，也不给俸禄。六品以下给俸禄；婢妾的供养不完备，便不能世袭。祠祀不合规制，不能世袭；不能辨别菽粟，也不能世袭。吃食妖物、穿着妖服，不能世袭。同姓相互争讼，也不能世袭。这是为了监督、尊重大官之家。各家接受田地，又把田地归还给天子，都要关白大吏；考察世袭的代数，关白群吏。原本拥有百亩田而后来出仕的，称为贵政之农；原本出仕而后来退守百亩田的，称为释政之农；原本没有百亩田而后来出仕的，称为亢宗之农；原本出仕而后来退职且没有百亩田的，称为复宗之农。官职世袭断绝后，原本属于大宗的恢复为宗族，原本属于小宗的恢复为小宗，原本属于群宗的恢复为群宗，原本属于闲民的恢复为闲民。贵人不能夺取宗族的祭祀权，不能用朝廷政务扰乱田政。从大宗到闲民，共有四等。四等农民与其向上进取而使国家受损，不如暂且退下来保全宗族；与其向上进取以保全宗族，不如暂且退下来修治宅地。

译所以，推算一个农民的身体，身体不过七尺，却已经具备人伦五品的本末源流；推算一个农家，家宅不过十步，古今帝王治理天下的大纲总目也都齐备了。树木没有两个根本，河流没有两个源头，贵贱没有两种人，人民没有两种治理方式，治理没有两套法令。请使农民拥有一块田、一处宅地，就像天子拥有万国和天下一样。暂且在一个州试行：州中穿蓬草鞋、赤脚的孩子，说话一定称道祖宗，学习一定学习世代相传的谱牒；宗族能够收合族人，族人能够敬奉宗族，农宗与这个州长久存在，贫困、疾病、空虚都消失，田野没有夭折的病死者，鬼神也知道眷恋公家和上级，这也就是掌管百福的根本了。觇耻·龚自珍 龚自珍说：史官的书中有这样的记载：称霸天下者的后代，到了中叶的君主，其才干衰弱，其志向趋于文弱，其聪明才智低下，其财力减少，却没有不广泛搜求礼义廉耻之士的；他们优厚地对待其外表，温和地抚慰其言辞，于是有的人受到征求便响应，有的人受到征求却不响应。于是便一定显示祖先的号令来加以区别。史官的书中还有这样的记载。从前称霸天下的百姓，奉祀祖先的宗庙；那时君主才干强盛，志向尚武，聪明才智高，财力丰厚，却没有不把天下士人当作仇敌的。他们去掉人的廉耻，以使号令执行得痛快；去掉人的羞耻，以抬高自己的身份；使一人成为刚强之人，使万人变得柔弱，以便极大地便利那些有力量、强悍尚武的人，而后代子孙便不能长久维持。于是他们诽谤、怨恨、责问臣下，最后又遭受羞辱。过分炫耀荣耀，是羞辱的开始；过分辨析，是诽谤的开始；使人得到便利，任用法律的便利，是责问的开始。气是耻的外在表现，耻是气的内在根本。温和而文雅，是王者的言语；警惕而谦让，是王者的行为。言语文雅、行为谦让，是王者用来培养人民志气的方法。打开他的府库，徘徊在他的钟簴旁，大体上经过百年积累的力量，便足以震荡、摧折、铲除天下人的廉耻。等到廉耻已经灭绝、消尽、平夷，反而还凭借着虎视天下留下的余荫，一旦责备有志气而亏损的臣子，难道不是太荒谬了吗！说京师翠微山·龚自珍 翠微山在朝廷有登记，在朝廷有声名，却忽然爱慕小巧，感慨于高远，是隐士居住的地方。山高大约六七里，在京城附近的山中，这算高的了。它不高到极点，因为不敢高到极点，以免俯视京师；不在正北而在西北，因为要成为伞盖而不是枕障。它距阜成门三十五里，因为不敢离京师太远。山上有八九座僧寺，构筑在山腰，排列到山脚，不让人没有攀登的台阶，也没有喘息休息的地方。山势不孤峭险绝，是接近人情的。它与香山、静宜园相互连接，既不冲突也不背离，也不因没有列入三山而怨恨。它与西山时分离、时相连，不想做主峰，也以依附西山为可耻。草木中有江东的玉兰、苹婆和高大的松柏，杂花繁茂，芬芳丰美；石头都黑润，也有纹理光彩。称它为“翠微”，既典雅，又合乎俗意，不以偏僻简陋来命名它一生的品格。最高处叫宝珠洞山，山脚叫三山庵。三山有什么来历？有三块巨石分立在那里。山的盩处有一眼泉，叫龙泉，清澈地停蓄在其中。泉池的砌筑合乎规矩。泉上有四棵松树，松皮洁白，都有百尺高。松树之下、泉水之上，有僧人的房舍，称为龙泉寺。它的名称与京师宣武城南的寺院相同，也不避讳同名。寺中有一部藏经，用礼经的礼文来礼敬佛，否则便显得粗野。寺外有刻石，碑文清雅平和，是康熙朝文士的文字。寺中有八九座僧舍，为什么特别说到龙泉？因为龙泉隐蔽，其余的都显露在外；没有龙泉，就不能称为隐逸。我极其不能忘记龙泉。不忘记龙泉，尤其不能忘记那四棵松树。从前我游苏州的邓尉山，那里有四棵松树，形态偃卧而精神飞动，白天看去仿佛雷雨；四棵松树的荫蔽足有十亩。平生到这里，我已经见过八棵松树了。邓尉的松树放纵，翠微的松树肃穆；邓尉的松树像古代的逸士，翠微的松树像古代的正直之士。邓尉的松树几乎不知道天地为何物，翠微的松树则是天地之间不可缺少的松树。说居庸关·龚自珍

译居庸关，是古代谈论守关之道的人所说的关隘。龚子说：我怀疑它大概是可以防守的。为什么怀疑它大概可以防守？回答说：出了昌平州，山东西两面相隔很远，忽然逐渐向中间聚拢、奔赴，直到彼此逼迫。居庸关设置在两山之间，就像凭借两座山作为门户。所以说，我怀疑它大概可以防守。关隘共有四重。南口是下关，筑有城墙。从城的南门到北门一里，出北门十五里，叫中关，又筑有城墙。从城的南门到北门一里，出北门再十五里，叫上关，又筑有城墙。从城的南门到北门一里，出北门再十五里，叫八达岭，又筑有城墙。从城的南门到北门一里。大概从南口的南门到八达岭的北门，共四十八里。关隘首尾的形制就是这样。所以说，我怀疑它大概可以防守。下关最低，中关比它高一倍。八达岭俯视南口，就像从上面窥视井口一样。所以说，我怀疑它大概可以防守。从进入南口开始，城墙砖上有天竺文字、蒙古文字。上关的北门上方大书“居庸关”，是景泰二年修建的；八达岭的北门上方大书“北门锁钥”，是景泰三年修建的。从进入南口开始，流水冲刷着我的马蹄，涉水时发出声响；拨弄它，它忽而涌起，忽而回旋，姿态变化万千；沿着水迹追踪，直到八达岭便到了尽头。八达岭，是古代隰余水的源头。从进入南口开始，树木多是文杏、苹婆、棠梨，都开着怒放的花。从进入南口开始，有的路面能容十名骑兵，有的只能容两名骑兵，有的只能容一名骑兵。蒙古人从北方来，鞭赶骆驼，和我擦肩而行；骆驼时时冲撞我的坐骑，使我颠簸。我也打落了一个蒙古人的帽子，帽子掉在骆驼前面。蒙古人大笑。我于是暗自感叹说：像这样的蒙古人，古代设置居庸关的原因，难道不就是为了防备你们吗？我是江左的士人。假如我生在赵宋时代，连燕赵之地都未必能亲眼看见，哪里能和披着毛皮的人在万山之间互相击打嬉戏呢？我生在我圣清朝中外一家的时代，难道不可以令古人感到骄傲吗？这些蒙古人是这一年征服克西克腾、苏尼特后，都进京到理藩院交纳马匹的。从进入南口开始，雾很多，像小雨一样。经过中关，看见一座税亭。我问税吏说：如今法网宽大，有逃漏税的吗？税吏说：大筐小筐，大偷骆驼，小偷羊。余叹息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有小路可走了。从进入南口开始，四面山坡的险要处，有几十处护边墙。我问当地百姓，他们都说是明代修建的。若不是税吏的话，我本来就知道有小路，出没在这些护边墙之间。在太平时代，不过是逃漏税而已。假如生在过去那种把守关隘作为险要的时代，难道不会非常惊骇北方军队从天而降吗？从八达岭下来，地势就平坦了。再走五里，叫岔道。京师乐籍说·龚自珍 从前唐、宋、明已经定都以后，在它们的京师以及四通八达的大都市中，必定都有乐籍。评论时世的人大多忽略而不加考察。因此龚自珍论说道：如果不是二帝三王那样淳厚完备，国家就不可能没有私下的举动、不可能没有暗中的谋略、不可能没有称霸天下的统治体系；取得天下和守住天下都是如此。老子说：“法令，是要用来使百姓愚昧，而不是使百姓明白的。”孔子说：“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做，却不能使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普通百姓尚且如此，士人又是四民中聪明、善于议论的人。他们身心闲暇、衣食饱暖而无所事事，就会留心古今而喜爱议论；一旦留心古今而喜爱议论，对于祖宗制定的法令、君主的举动安排以及一代王朝用来发布号令的方式，都会感到非常不便。凡是帝王居住的地方都称为京师，因为那里人民众多，并非同一类、同一族。因此便招募、召集一千多户女子编入乐籍。乐籍女子遍布京师，其中必定会出现资质端庄美丽、聪敏狡黠、善于言辩的人。她们以眉目挑逗、内心诱引，以纵横捭阖作为手段，就可以钳制、堵塞天下游士。问：为什么能够用这种办法钳制他们？回答说：使他们耗尽资财，那么谋划自身都来不及，就没有谋划国家的心思了；使他们耗尽时间精力，那么便没有闲暇去谈论二帝三王的书，也不读史书、不知道古今了；使他们缠绵于床第之间、歌唱哭泣，耗尽壮年时的雄才大略，那么思乱的志向就会消失，对天下进行议论、谋划和筹度的姿态也会更加消失；使他们在春晨秋夜创作闺房词赋、游戏性的无关紧要之文，以耗尽才华，那么议论军国是非、评判政事的文章便可以不写了。这样，百姓的听从就会一致，国事就会便利，而士人中得以保全的也会很多。有人问：这样说来，唐、宋、明难道没有豪杰议论国事、阻挠国事，因而自取杀身之祸的吗？回答说：有。君主的手段，有时奏效，有时不奏效。君主怀有深沉的苦心和奇特的权术，足以笼络千百个中等才智的人，却不能完全对一两个豪杰奏效。这也是霸者的遗憾啊，唉！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龚自珍

译我在礼曹任职时，有位来访的客人说：“您知道今天的扬州吗？读鲍照的《芜城赋》，就能遇见它了。”我为他的话感到悲伤。第二年请假南游，抵达扬州。正好有人告发了贩运粮食的谋划，我便舍舟住进旅馆。住下以后，我沿着旅馆东墙散步游览，找到一座俯临溪水的小桥，溪水声欢快。过桥，遇到女墙，其中有缺口可以攀登，我便登上去。扬州三十里，首尾曲折、高低起伏都看得见。清晨的雨洗过房屋，瓦片鳞鳞发亮，没有零散的砖石、断裂的瓦片。我心中已经怀疑礼曹那位过客的话并不真实了。进城寻找熟肉，市场上的声音很欢快。买到肉后，旅馆主人送来一瓶酒、一筐虾。我喝醉后唱歌，唱宋、元的长短句乐府，俯在窗边呜呜而歌，惊动了对岸的女子，连夜起身。我于是停止了歌唱。有客人请我去凭吊蜀冈。船行很快，帘幕全是文绣，我怀疑船窗是蠡窗。仔细查看，原来是五色玻璃。船夫时时指着两岸说：“这是某园的旧址，那是某家酒肆的旧址。”大约有八九处。其实只有倚虹园倾圮而完全不存在了。从前我曾住宿两夜的西园，园门还在，题字匾额也在，还可以辨认；能够登临的地方，还有八九处。高地上有桂树，水中有荷花、菱角、芡实。这里在扬州城外西北角，是最高秀的地方；向南可以看长江，向北可以看淮河，江淮之间几十个州县的城治，没有哪一个像这里这样华美。我回忆起京师流传的话，知道那种说法极不正确。回到旅馆，郡中的士人都知道我到了，便非常高兴。有的拿经义来请求质疑问难，有的提出史事来询问，有的前来询问京师近来的事情；有的呈上自己的作品，有文、诗、笔记、长短句、杂著、丛书，请求我作序或题辞；有的陈述先世的事迹，请求我作铭；有的请求题写书册、书扇。它们堆满塞住门窗，俨然恢复了嘉庆年间的旧日情态，谁能说今天不是太平时代呢？只是窗外有船经过，夜里没有笙琶之声；即使有，声音也不能响到天亮。然而有女子用栀子花作为礼物来求我题书。于是我用书画、环佩等互相传递问候，共有三人；凄清芳馨、哀婉艳丽的气息，缭绕在桥亭、舰船之间。虽然我心中淡泊安定，这一夜魂魄仍摇荡不止。我既然已经确实感受到这种情境，捕捉流风，追寻余韵，哪里还看得见所谓风▯雨啸、鼯鼠穴中悲鸣、鬼神哭泣的景象呢！嘉庆末年，我曾在这里和友人宋翔凤唱和侧艳诗。听说宋君病了，不知是生是死；又询问那些曾经作赋写诗的人，却无法相见。我把这件事引为遗憾。躺下后思考这件事。我年纪已经接近五十了。今昔的感慨、自然的运转，古代那些美人、名士中富贵长寿的人，有几个呢？这难道只是关系到扬州的兴衰，而偏偏把感慨寄托在江边吗？还是因为我写侧艳之作已经老了？甄别、综合人物，搜集、编纂文献，我仍然把这些作为自己的责任，本来还没有老。天地有四时，没有比酷暑更令人厌恶的，也没有比初秋更美好的。初秋淘洗掉繁复、浓艳、闷热，使世界变得疏淡开阔，清冷而瑟瑟，却不立即使人产生苍茫空旷的悲哀。如今的扬州，难道正是它的初秋吗？我的身世虽然要靠请求粮食度日，但自信不会立即死去，难道也还处于初秋吗？于是写成《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龚自珍 江宁的龙蟠、苏州的邓尉、杭州的西溪，都出产梅花。有人说：梅以弯曲为美，挺直就没有姿态；以倾斜为美，端正就没有景致；梅以稀疏为美，繁密就没有风姿。这本来是如此。但文人和画士心里知道这种意思，却不能公开发布诏令、号召来约束天下的梅树；又不能让天下百姓砍掉直枝、删去密枝、锄掉端正的枝干，以培植奇异的梅、使梅树病弱为职业来求钱。梅的倾斜、稀疏、弯曲，也不是那些愚昧地只想赚钱的百姓凭自己的智力和力量能够造成的。有人把文人、画士孤僻癖好的隐秘心思，明白告诉卖梅的人：砍掉端正的枝干，养护旁出的枝条；删去繁密的枝条，摧折幼嫩的枝；锄掉直枝，遏制它的生机，以此求取高价，于是江浙的梅树全都病弱了。文人、画士造成的祸害，竟严重到这种地步吗！我买了三百盆梅树，都是病梅，没有一盆完整。为它们哭了三天，才转而医治它们：放开它们，顺着它们的天性，毁掉花盆，全部栽入土地，解开棕绳的捆缚，以五年为期，一定要使它们恢复完整。我本来不是文人、画士，甘愿承受诟骂。于是开辟病梅馆来贮藏它们。唉，怎样才能使我有更多空闲日子、更多闲置田地，来扩大收存江宁、杭州、苏州的病梅，耗尽我一生的光阴来医治梅树呢！长短言自叙·龚自珍 情这种东西，我也曾有意要铲除它；铲除不了，反而宽容它；宽容不止，反而尊崇它。龚子创作长短言，是为了什么呢？大概是尊崇情吧。什么样的情最尊贵？无所停留最尊贵，无所寄托最尊贵，在没有境界之处而有境界最尊贵，在没有所指之处而有所指最尊贵，在没有哀乐之处而有哀乐最尊贵。什么样的情最畅达？畅达在声音。声音怎样表现？以消解昏乱终结它。为什么要以消解昏乱终结它？回答说：先稍稍咽住它，再稍稍飞扬它；又大力挫折它，再大力飞扬它；起初让它孤独盘旋，使它闷闷地柔和下来，再让它在空阔中纵情游荡，最终达到悲哀；悲哀达到极点而昏乱，便消散、终结了。人独居闲处时，淡泊而平和，呆然无所恩怨。听到这种声音，忽然便振作起来，既不是快乐，也不是怨恨；上到九天，下入九渊，仿佛要让巫者来探求，最终自己也不能说明究竟为什么。从前那些年，我所追求的声音的幽微，大概就是这样。这难道不是想要尊崇情吗？正因为尊崇它，所以写成一篇宽容情感的文章；也正因为宽容它，所以十五年来想铲除它却始终不能成功。请问这种声音所引导的方向怎样？回答说：悲哀啊！我难道不知道吗？凡是声音的性质，引导人向上的就是道，引导人向下的就不是道；引导人走向早晨的太阳就是道，引导人走向暮夜的就是非道。道会带来超脱离世的快乐，非道则会带来沉沦陷溺的祸患。虽然说无所停留，我的停留却很深；虽然说无所寄托，我的寄托恐怕将无法超出这些。既然如此，从前创作这篇《长短言》是为了什么？如今又为什么为它作序？回答说：只是把它写下来罢了。袁通《长短言》叙·龚自珍

译钱塘袁通的《长短言》共有六卷。如今闺房中的思绪、女子衣裙之间的话语，以阴气为端绪，以怨为轨道，以恨为旗帜，以无可奈何为归宿，我现在才明白了。至于声音的道理和体裁的根本，短言希望它猛烈，长言希望它绵延放纵，庄重之言希望它引人思考，诡谲之言希望它不可信，谬误之言希望它来时无所从、去时又无所至。奇怪啊，它使我拉长声音吟咏叹息，直到寿命终结也不知厌倦；使我的魂魄上招九天、下入九渊，十天也不能返回；淡泊地停留在寂寥之中，不向先王献媚，难道仅仅是调和夔、牙的一种声韵、割取《离骚》的一篇吗？最终无可奈何，于是提笔为它作序。金孺人画山水叙·龚自珍 我曾认为后世一切言论都出自经典。唯独到了探究山川幽深的灵气、感叹草木花实，文人思念女子，有时为她命名其家族，有时借此寄托自己的不得志，这一类情形，难道也是这样吗？凡人的心，一旦专注于某事便无法停止，自己也不知道它从哪里产生。我曾拿这件事询问我的客人。客人说：这是出自老子、庄子。老庄以逍遥、虚无为宗旨，以涵养精神元气为作用，所以一变而成为山水草木一类的著述。过去刘勰论述魏、晋、宋三朝文章时，也几乎涉及到这一点。或许这就是精神和事理的自然状态吧？我的朋友王昙，字仲瞿，有位妻子姓金，字五云，能写文章，也能作画。她的文章全都赞美山水。她所画的作品中有一幅叫《山居图》，极力描绘事物的形态。仲瞿实际上还不甘心立即隐居，跟随鱼鸟游玩。五云捧着笔砚祷告说：一定要得到像这幅画一样美的山水，和我一起隐居。王昙说：好。唉，从前同时代的士人本来曾把仲瞿比作晋、宋之间的隐民，却没有听说他有这样一位奇特的妻子。我观察她的才能和用心，虽然还不知道她所仰慕、学习的究竟是哪一类人，但她确实不像普通百姓。又听说老庄的学说，有的分流为神仙之学，有的分流为这一类学问；莫非这一类人的才能和用心，也远远带有求仙者的思想吗？大夫、学者和宗师们，希望你们思考它；众多嫔妃、美女们，希望你们仰慕它。我感叹不已，于是顺着这份感情写下这篇文章。江南生橐笔集叙·龚自珍 江南生有奏议十九卷。本朝的法度规定，大臣都不敢把奏议收入私人文集，何况士人呢？江南生辅佐督抚处理政务，居住在幕府之下，历经七省，寄身于十九位主人门下；这些文章是代十九位主人起草的。有的是拟稿后没有采用，有的是同一件事前后多次改写的奏稿并存，因此不能称作奏议，以免迷惑后来的人。我把它端正命名为《江南生橐笔集》。集中谈论天下财赋的大旨，认为收入不应增加，而支出应当节省，共有一百多件事；谈论天下刑名的大旨，认为本朝刑法太宽，百姓太不畏惧，又有杀人不偿命、伤人和盗窃都不抵罪的情形；还认为本朝纠察处士大夫十分严密，纠察百姓却十分疏略，是纠正前代弊病时又超过了正当限度。这些都是他平生积蓄在心中的见解，不时流露在文章辞采中。龚自珍说：江南生的言论是否正确，后世自会有人加以折中评判，我不深入讨论。我私下听说他的为人，对所侍奉的主人十分耿介，谈笑精悍有力，指示事情曲折周详，文辞十分明辨华丽；对于遣词造句的轻重、繁简，往往因为一句话而争辩往复，一定要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才停止。正当这个时候，朝廷诏令朗朗发布，动辄数千言，督抚的奏议也都虎虎有生气。朝廷内外没有人以君主的狂放为忧。陈硕甫所著书序·龚自珍 孔子说：“我的道理由一个根本原则贯穿始终。”所以《礼记》记载：黄帝为万物确定名称，以使百姓明白共同拥有的财物。孔子告诉仲由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当；言语不能顺当，事情就不能成功；礼乐不能兴起，刑罚就不能恰当。”子夏说：“有始有终，大概只有圣人吧？”古代八岁进入小学，教他计算以及方位、名称，也教给他洒扫、进退的礼节；保氏掌管国子教育，有文字、有算术；六书、九数，都称为小学。因此十五岁进入大学，才和他们谈正心诚意，并把它推行到家庭、国家和天下。成年后成为卿、大夫、公、侯，天下和国家的名与实、本与末都得到治理。后世废弃小学，只专门讲大学。儿童进入私塾，所接受的立即就是治理天下的道理；否则就是探究事物之理、穷尽人性的幽深高远言论。六书、九数，到老也没有听说过。他们说：学习应当致力于精微而重大的内容。凡是小学一家的言论不足以治理天下，研究它的便是细碎的儒者。于是君子对此感到忧虑：忧虑上层学问失去了根基，忧虑逃避困难的人偏离了正道。不经过开始的学习，最终就不能穷究万物的本性。于是他们摒弃空谈式的聪明，守持迟钝质朴而曲折求实的态度，对每一物都命名，对每一个名称都考察，不让任何问题逃脱。他们所陈述的内容艰难，算学家、历算家要积累几十年的功夫，才能创立一门方法；文字学者要繁复列举上千字，才能说明一个字形、一种字音的缘故。他们寻求于五经、三传以及诸子、史书的文章，全部会通之后，才写在纸帛上公布出来。而且一扇门窗也一定要考察它朝向的不同，一块脯醢也一定要考察它所用器具和时令的不同，一件衣裳也一定要考察它尺寸的不同；有人发表高深空泛的大话，便拱手退避谢绝，极力说明那不是应当谈论的事。于是两千年来将要坠失的法度，虽然没有完全恢复，也保存了十分之三四。愚拙困顿的士人，寻找它有门径，推演它有头绪；这大概是整理、对比、贯通的力量，极其辛苦劳累了。陈硕甫说：这种辛苦劳累，是对后世有很大的期望和等待。后世由谁来承担呢？就是那些所说的探闻性理、治理天下的人。他们会说：黄帝如果为万物正名，却不能由此达到上古的道理；孔子如果正名，却始终不能因此兴起礼乐、使刑罚合宜，那么六艺就是没有用处的，古代儒者受到的诟骂与诟骂古代儒者的人便属于同一类。他们登上高处却抛弃根本，我们遵循根本却忘记高处，难道就胜过他们吗？况且我不能出生在整齐整理完成之后。既然已经减省自己的力量，却增加了后人的重负和期待，于是我开始凭借六书、九数的技术，以及礼家条文、细节、琐碎文字等，推演它们，希望最终贯通到治理天下。大体而言，某书有千篇，某书有千卷，总计有千卷，如同目录。兵部主事姚先生说：假如今天天下能得到十几个陈硕甫，把他们分置在各行省，授予行省的学生；天下再有一百多个杰出的学生，把他们分头教给小学生；国家选取进士，一定从这里取法。这样教育就不会越级，而且关于性与天道的要旨，也许就有人从这里打下基础并有所听闻了。中书胡先生说：假如硕甫自己相信他推求的内容完全没有障碍，请遵从姚先生的话；如果他所推求的内容仍有障碍，那就暂且放下姚先生的话，使整理更加整理，使期待更加期待。总之，一定不能成为虚假的等待，也不会产生歧义和错误。这两番话，龚自珍都听到了，因此把它们最重要的书意记录下来，并且全部记识。015-050《答人求墓铭书》·龚自珍

译把幽暗处的墓穴写成文字，又进一步使文辞协谐，从炎汉以来就没有改变过。可是，制定这种礼制究竟是出于什么心意呢？我遇到有人来请求撰写墓中人的文字，总会为之心动；但凡不是满面忧戚、能分别说明死者形状和言行的人来求，我就不答应。那些满怀忧戚而来的人，我也以忧戚之情应对他们。铺陈叙述，写成以后，心意仍然不能调和。这是为什么呢？古代最初制定这种制度的人，究竟抱着什么心意？即使是极其富贵、又加上贤圣之名望，至于殷汤，也仍不能凭此与天下古今的形势相争。所以《诗经》说：“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丘陵。”仁厚的人姑且竭尽自己的爱心，来附合不愿让死者迅速朽灭的心愿。人们说，把功德、文章、品行和义行的事迹，以及有美好声誉的子孙，都写在墓文中，希望借此表达哀痛并掩盖死者的遗体。要掩盖的究竟是谁呢？既然希望掩盖这一切，难道还忍心追问吗？仁人孝子，难道竟忍心预先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还是又忍心不想到这一层呢？这是求文者和作文者都难以开口谈论的事。然而他们却兴高采烈、满面欢愉地来嘱托这件事。按照请求撰写传记和诔文的意义，不也是相同的吗？更有甚者，文辞中说有的赐给他诔，有的赐给他传，有的赐给他志铭；文体既然如此，难道真就这样容易、毫无选择了吗？您家世代有德，按礼法本应为您撰写文章；又承蒙您把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使我无法推辞，只是我实在不忍心为您写志铭。谨此撰写一篇墓表奉上。015-051《记王隐君》·龚自珍 我在外祖父段先生废弃的书箧中看到一首诗，至今不能忘记。在西湖僧人的经箱中看到一本《心经》，已被蠹虫蛀去一半，也像当年在书箧中看到的那首诗一样，因此更加不能忘怀。春日从螺蛳门出城，和轿夫戚猫交谈。戚猫指着荒坟外说：“这里面住着人家。”段翁来杭州时，一定出城寻找那个地方，回来后却不向别人说。段翁不能走路，我抬着他前往。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我和吴姓轿夫。沿着坟墓走，找到一座木桥，遇到一个九十岁左右的老人，穿着短褐，袒露着胸背，在太阳下站着。向他问路，他装聋不答。我心有所动，向他作揖，慢慢说道：“先生真是隐士。”他回答说：“我没有印章。”原来“隐士”和“印章”声音相近。天快黑了，戚猫催促我们，只好惆怅地回来。第二年冬天，何布衣来谈论古代碑刻，说我有宋代拓本的李斯《郎邪石刻》。我因此得了心病，医生也治不好。城外来了一位老人，说能救活我。服了两剂药就痊愈了。他说：“我是为了这个拓本才来的。”进屋后径直把拓本拿走。后来我见到马太常，转述何布衣的话。太常低头思索，捋着胡须说道：“对了，对了！”我外甥锁成曾经迷了路，进入一户人家，从灶房后门出来，忽然看见一个院落，满地都是松树化石。他循着读书声，急忙进屋，只见四壁挂满古锦囊，囊中收藏着金石文字。案上有一部《谢脁集》，他想借来，对方不肯，说：“抄一本送给你。”过了一个月，他去看那部书，字迹却像虞世南。他问：“难道有书生在这里收藏吗？”那人说：“没有。”并指着墙下正在锄地的人说：“这就是替我抄书的人。”出门时遇到一株梅树，正在开花。他暗中背回一块松树化石。像这两个人所遇到的情形，难道都是真的吗？我不认识锁君，太常和布衣也都没有说他的姓。吴轿夫仿佛说他姓王。西湖僧人的弟子拿来《心经》，说是王老先生所写。相互参照考求，姓王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可惜没能知道那个锄地而能写字的人姓什么。木桥外有大小两棵树相互倚立，一棵是杏树，一棵是乌柏。015-052《书叶机》·龚自珍 鄞县人叶机，可以说是奇异的人才。嘉庆六年，举行辛酉科乡试。叶机以廪贡生的身份准备考试用品，竹篮、泥炉、油纸之类全都备齐了。忽然收到巡抚的公文，说：“贡生某不得参加考试。”叶机大为惊讶。当初蔡牵、朱濆这两个盗寇，是海上的大祸患，所到之处抢掠百姓，每次少则百户。他们一年必来两三次，海滨各将领都惊惧屏息。等他们离去，有时只是扬帆、鸣放枪炮，在空中为他们送行；盗寇反而追赶，官军受挫却不敢上报。因此成为祸患将近十年。巡抚就是仪征阮公。他一向听闻叶机的名声，知道沿海百姓相信官府还不如相信叶机，又知道海寇害怕乡勇胜过害怕官兵，还知道没有叶机就无法统率乡勇。八月，海寇占据定海，将要进犯鄞县。叶机接到公文，向众人宣布：“我只是一个贫穷的贡生，平日含墨执笔，准备参加官府考试，考中就赴京应试，考不中就回家罢了。如今中丞听信过度，发文叫我率领乡里人与海寇作战，岂不是可笑吗？不过，事情也不能不做。希望各位帮助我。”众人说：“我们不能向文官请求银两，也不能向武官借火炮。事情紧急了，要怎样帮助您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寸〕 叶君于是挽起衣袖大声呼喊，并发誓说：“如果靠使用官库中的一文钱、借用官营中的一秤火药而取得成功，就不算男子汉。”他迅速写信，招募健壮快捷的人到行省，向相识的豪士借来一万金，又向县里的豪士借来一万金。随即用浓墨写下一张告示：“少年时失去乡里欢乐、以致受冻挨饿的人；拳力超群的人；在海上捕鱼的人；父子兄弟中曾被寇盗杀害过人的；以及没有上述几项而愿意跟随我的人，都请在告示上画押。”半夜，送告示的人回来，城中和村中的画押者有三千人。天亮时，登记出旗帜若干、火器若干、粮食若干。叶机说：“哪里用得着这么多人？我只带九艘船出战，其余听候命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枚〕 这一天，潮水大涨，海上刮起神风。一支枪的威力抵得上巨炮，一支橹的力量抵得上一艘大船。杀死盗寇四百多人。九月，又在岸上击败他们；十月，又把他们赶到海中；第二年正月，又把他们赶到岛上。浙江东半部于是平定。出军时，船桅上有一面红心蓝边的旗子，那是叶机的旗。他自署“代山”，这是他村子的名字。朱濆的舰船中，有时发生争斗并咒骂神灵，总会说：“遇到代山旗了。”阮公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奉旨授叶机为知县。如今他任江南知县。我把这件事告诉龚自珍。015-053《书金伶》·龚自珍

译金伶名德辉，以字行世，真名已经失传。他是吴地人。乾隆年间，吴中叶先生因擅长唱曲而闻名海内。天下有许多新曲，叶先生删削调整，使它们合乎音律，纳入歌喉。大体说来，江南歌者有两类：一类是清曲，一类是剧曲。清曲用于雅集宴饮，剧曲用于亲狎游乐，二者界限极严，不能相混。叶先生的技艺能够掌握雅乐、俗乐的关键，分别细微差别而通达根本。他自称是宋代以后唯一的传人。叶先生去世后，我的朋友洞庭钮非石传承了他的秘诀，是第一弟子。德辉原本是学习剧曲的弟子，隶属于某个戏班，而那个戏班最没有名气。但他懂得读书，拿书向钮非石请教，却不请教歌唱。有一天晚上唱曲，钮非石删削调整其音律，使之合于歌喉，德辉很不服气。钮非石说：“不要说我不懂剧曲。即使是我所懂的，恐怕也不是你所懂的。若要谈论剧曲，那么唱某种声调时，腰部当处于某个尺寸，手势当处于某个尺度，脚步当处于某种步法。”金德辉这才惊骇，前来请求学习他的技艺。钮非石说：“你若不唱剧曲，就会挨饿受冻；必须跟随我，三年便能学成。”德辉说：“好。”江南谈论歌唱，自叶先生去世后，必定说到钮先生。而德辉以伶人的身份厕身其中，奋发立志，独自进取，不到三年，名声几乎可以和钮非石相抗衡。乾隆甲辰年，皇帝年满六十岁，江南尚衣盐使争相聘请著名戏班。某一色的演员技艺极高，但另一色的演员很差；有的各色演员技艺都好，却没有笛师、鼓员、琵琶员；有的人员齐全，却只有声音没有姿态，彼此不相合。皇帝的车驾将要到来，众人很为难，宾客推荐了金德辉。德辉献策说：“请允许我用重金招集各个戏班，由我总揽取舍，补足他们的长短，合并苏州、杭州、扬州三郡数百个戏班，一定可以得到一个合用的戏班。”盐使很高兴，把这件事交给金德辉办理。金德辉安排妥当后，列出人员名单：琵琶员是苏州某人，笛师是昆山某人，鼓员是江都某人，各色演员有杭州某人、江都某人；而德辉自己署名时，则写作“正且色吴县某人”。队伍组成后，等到音乐奏起，皇帝大为高兴。内府传下温和的旨意，灯火之中不断送下珍馐美食、酝酿的美酒、玉器和宫中锦囊。又有旨意询问戏班名称。盐使上表说，江南本来没有这样的戏班，这是把各处精华集合起来才组成的。皇帝离开后，戏班不再拆散；又因宠爱它的名声，赐名“集成班”，后来改名为“集秀班”。德辉因符合皇帝心意而使江南人看重，于是傲慢自得，不再专心从艺。钮先生让人退下，告诫他说：“你已经成名了，但技艺还没有达到高境界。我应当传授给你一种哀声的秘诀。”第二天德辉来，钮先生传给他一支曲子。每唱一个字，德辉都认为神妙。曲子唱完，满座的蜡烛全都熄灭了。德辉暗中把曲调记下，却不能仿效。那年秋天，大商人邀请宾客，召来集秀班。乾隆年间，显贵官员和贤良公子喜欢同没有功名的名士结交；在美好的早晨和艳丽的夜晚，四座笙箫齐奏，服饰鲜明华美，正当美人公子姿态艳冶、举止放纵时，必定有一个穿着破旧衣冠、面目不讨喜，却以清奇丑陋而进入画境的人，把他看作古铜古玉一样，任由他悠然奇特地杂处其中，成为常态。此人未必是天下奇士，总之，他上能认识贵人、长者、大官，奔走传播声誉；下能见到名僧、羽士、名妓、怪异艺人、剑侠、奇巧工匠之类。因此若不是非石，就不能招致德辉。而德辉试演技艺的那天，主人正是因为德辉自己推荐自己，才请非石坐在上座。到了晚上，主人和宾客喧闹起来，都唯恐金德辉不能先开口演唱。等他引吭歌唱，触发了他此前从钮非石那里学到的感受，一试竟然非常相像。声音离开喉咙后转为哀声，满座宾客茫然不解。起初还能听懂的俗曲者尚能理解，喜爱雅曲的人反而觉得好，渐渐离席而去。不久，德辉像醉了，像在说梦话，像疲倦而倚靠着，又像头晕目眩；声音细微而诡奇，如晴空中的游丝，缠绵惨淡，一个字转出几十个曲折。他越发孤独地延长声调，不能自止，忽然放开喉咙，发出云际老鹳的叫声，曲调于是破裂，而座中宾客已经全都散尽了。第二天，钮非石看了他的演唱，竟忧病起来，后悔说：“技艺达到高处，就不可以随意学习。我误了你。你幸而把它隐藏起来，只在内心练习。”德辉也后悔了。他慢慢扶起身来，烧掉了曲谱，所以那份曲谱终于没有流传下来。而德辉因此获得了财富，并且终身享有美誉。德辉去世时，大约八十多岁。没有儿子，有个弟子叫双鸾，不是高足，只能大略传承他的声腔。他非常贫困，奔走于东南，后来投奔我。嘉庆己卯年冬天，非石在座上。我对他说：“双鸾如果早十年出世，就已经奔走于公卿之间了。” 龚自珍说：非石如今疲惫潦倒地混迹酒席之间，对我说苏州、扬州这一类事情非常多。金德辉的事迹从甲辰年开始，大约到癸丑、甲寅年间结束。唉，江东是才士文墨聚集的地方，楼台池馆、舟船车舆的景观，灯火美酒的享乐，春晨秋夕的游赏，美人公子怜惜人才、喜好美色，以及姿态艳冶、举止放纵的欢乐，在我出生之初，还颇有一些存在。015-054《王仲瞿墓表铭》·龚自珍

译乾隆末年，左都御史某公与大学士和珅有牵连，但并不是不明白政治机变的人。他看出和珅将要大祸临头，却不能果断舍弃他。不得已，便托身于骏傎。川楚地区盗匪兴起时，他上疏谈论军务，推荐他的门生王昙，说王昙能够施展“掌中雷”，使万人胆寒。等到和珅被诛杀，新的政务顿时严肃起来。凡是与和珅有牵连的人，都被押入诏狱并连坐。某公此前已经因上书议论政事而装痴避官，保全自身于山林泉石之间；而王君从此不再被士人阶层承认。“掌中雷”是神宝君所说的《洞神下乘法》，所谓役使鬼神之事，即使用道家书籍来评论，也只是其中不值得深究的支流。王君年轻时曾跟随大刺麻章佳湖图克图游历，学习他的游戏法术，时常演示，没想到最终却因此遭受败亡。王君既因这件事获得了无法洗清的恶名，朝廷士大夫中便有不少人恶意攻击他。礼部考试时，同考官猜测某份试卷像是浙江王某所作，便一定不推荐；考官猜测某份试卷像是浙江王某所作，便一定不让它中式。大挑虽列为二等，也不能升用。王君自己也认为前途已尽，于是更加放纵。每逢聚会谈论，他便大声呼喊，仿佛上百个鬼神、奇禽怪兽带着风雨水火雷电上下翻腾。座中宾客纷纷退避离去。留下的一两个人也假装伏在几案上。王君仍然手舞足蹈，不能停止。因此大江以南、大河以北，南到闽粤，北到山海关、热河，贩夫走卒都知道有个王举人。说到王举人，有的人便上下牙齿相击，像谈论龙蛇、讲说虎豹一样。矮道人住在京师李铁拐斜街，有人说他已经三百多岁了。他的肤色像孩子，手臂能举起千钧重物。王君前去拜访。道人不说话，王君不敢坐下，跪了很久，再次请求指教。道人才说：“京师有一位奇士，但不是你所说的那种奇士。夜里有光，像六等星一样，青霞环绕着它；青霞下面，应当有奇士的居所。何不去寻找呢？”王君知道这不是真的，笑着说：“就像您说的那样吗？” 己巳年春天，我在门楼胡同西头的寓所见到龚自珍。那天大风迷漫，尘沙很多。当时自珍才十八岁。王君忽然叹息着起身自言自语：“老师啊，老师啊！莫非您是要把我托付给这个人吗？”于是便同自珍订立忘年交。起初王君年纪尚小，往来于老一辈人之间，狂放的名声还没有传开，老一辈人都以礼相待。到了这时，老年人全都死去，同辈的人也全都断绝来往，王君非常无聊。因此他频繁同年轻人来往。如果没有那位道人，他也不可能得到王君这样的知己。过了八年，王君奔赴东海边拜访龚自珍，在海边住了一个月。第二年便去世了，那是丁丑年。于是自珍帮助他安葬，又摘取他生平的大概，为他撰写墓志说：君姓王，名昙，又名良士，字仲瞿，是浙江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的举人。他为人身材中等，深沉而芳洁飘逸，胸怀思绪，内心悲苦。他作文一气呵成而又反复推敲，感情繁富，声调绵长。他治学沉溺于史学，别人不经意的事情，常常重重积存在他的心头和口中。他作文喜欢铺陈史事。他为人幽深如同闭藏起来，像寒夜中屏退旁人后絮絮谈话的老妇，不仅仅是平易近人而已。他一切奇怪而使人不能亲近的样子，都是因为贫困、疾病和怨恨，迫不得已装作如此来逃避现实。死时五十八岁，有文集若干卷。祖父某，父亲某，妻子金氏，能作画和诗，先于他去世。有一个儿子，名善才，墓在苏州虎丘山南。铭文说：使昙出生的是上天，宽宥昙的是皇帝。仇恨昙的是天下士人，认识昙的是活了四百岁的道人和十八岁的童子。昙啊，昙啊，未来之事尚未显现；你的魂魄芬芳，思绪幽深，声名长存。山色青翠而土地黄色，就把你埋葬在这里吧，唉！016-055《四十自序》·张声玠 人生活在闲适之中，便觉得拥有的岁月多；四处奔走游荡，便觉得拥有的岁月少。同样都是这些岁月，难道真的有多少的区别吗？劳苦奔波，消磨在车马尘迹之中，回头看时，仿佛什么也没有得到。我出生在故乡，两岁时跟随祖父到了安徽；三岁多时跟随父亲到了福建松溪；六岁到福州，十岁到建宁，十二岁又到福州。那时还是儿童，只顾嬉戏，不珍惜日子，游玩和闲暇都没有牵挂在心。十四岁时到了福清，刚开始懂得事理，因学习科举应试的学业而有所成就，便想借科举功名来陈述政见。童年时就有游历四方的志向。从此极其喜欢奔走游历。偏向这里就背离那里，因此没有得到古人所谓的闲适趣味，恰好又因事情阻碍了出行。十六岁时仍然到了福州，于是努力学习诗歌。同福建的学士大夫、文人墨客纵情饮酒，在诗坛上树立旗帜、擂动战鼓。有时离群独居，便以经史和花月相互陪伴。这样的生活过了四年。这段时光宁静而漫长，但因为并非我平素的志向，所以并不看重。二十岁时，父亲代理泉州蚶江通判；二十一岁时，我到了蚶江；二十二岁时，父亲代理兴化通判，我到了兴化；二十三岁时，便出资捐为监生，北上参加京兆乡试，行程五千一百里。从此开始了在长安的游历。落第后，留在京师一年。二十五岁时，回到福建；这一年跟随父亲到了永安。二十六岁时，父亲去世，我扶送父亲的灵柩，又回到福州。服丧期满后，在外祖父李澜恬公任官的建阳官舍成婚，那时二十九岁。因为游历的缘故，娶妻很晚，但我的内心本来并不因游历而后悔；这是因为形势必然逼我出游，而当时也正有可以作为的机会。成婚不到两个月，又从建阳赴京师。秋试中榜，却两次在礼部会试中落第。三十一岁时，仍然回到闽地。只住到四月，便又转往湖南。次年又三十二岁。当时家境已经极其贫困，而母亲还健在，早晚盼望儿子显贵；实在是处境所迫，于是更不能停止游历。因此冬天仍向北方出行。三十三岁时回到故里，妻子李氏去世，便与同县辰山的周氏订婚。又向北方出行。三十四岁时，回到辰山入赘。三十五岁，春天游历衡州，冬天向北方出行。三十六岁时回来。三十七岁，春天游历浏阳，冬天向北方出行。三十八岁时，留在京师。三十九岁时回来。从三十四岁到三十九岁，每次回乡，都从辰山到星沙探望亲人，一年总要五六次。计算一生，共六次游历京师；乡试一次落第，会试七次落第。加上往返京师的游历，共走了五万多里。再加上在闽、皖、江南、湖湘的游历，也共走了五万多里。大概三十九年间，共行走了十万多里。真正停下车马、安居不动的时间，中间还不到几年。年华像流水一样逝去，漫不经心地抛掷掉，快如风驰电掣；转眼之间，几乎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

译而今年二月初一日，我便满四十岁了。假使从前所经历的事情不是游历而是闲居，平日闭门不出，左边放着图籍，右边放着史书，在分寸光阴中珍惜自己，那么所得似乎也会很丰富。然而我起初乐于游历而不感到疲倦，后来却苦于游历而不能停止。既然不能停止，那么我不能凭借闲居来充实自己的岁月，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并不是人力所能勉强改变的。可悲啊！我比妻子大十三岁，妻兄汝充比我小十岁，汝光比我小十一岁，而这两位都不作远游，居家十分闲适。他们所得到的岁月，反而使我觉得自己更加年轻。因此趁他们置酒为我祝寿，写下这些话代替一杯祭酒。唉，后人看今天，也正如今天的人看从前。究竟应该闲居还是游历，我又哪里能够自己作主呢！017-056《与邵位西拟言时事书》·徐子苓 收到您的回信，读完后高兴至极而又悲伤。我虽然愚钝，却十分了解您。只是我当时在京师，听人说您近来又喜欢作诗，心里私下并不赞同。我认为您出身平民，突然被提升到重要职位，应当及早磨炼自己，以求成为天下所用的人才，为什么还要以作诗为乐呢？当时又有许多君子争相谈论政事，认为事情多有阻碍；我也私下奇怪，您久居京师，认识贤能的公卿很多，如果真有利于国家的事情，何不在他们面前当面谋划，即使以曲折言辞进言后退下，功劳不一定要出自自己，名声也不一定要归于自己呢？回信中附带数语来质问我，又承蒙您赐教，使我知道贤者的用心远远超出通常的情理之外，而天下积累已久、难以挽救的弊病，所要用的力量实在非常艰难。我去年冬天在扬州贩盐，回来途中本想写一封信。后来自己想到我是草野之士，不懂得事情的体要，恐怕招来意外，反而给年老的双亲增添忧虑，于是过了很久把草稿删去，渐渐也不再记得。如今天下的祸患，从朝廷百官一直到里巷小民，都能说出一些。有人说：财力已经匮乏，军队已经衰弱，海上的祸患难以用武力消除，禁烟不可能突然严格实行，人才不足以供国家任用。我曾深思这些弊病由何而生，以及它们最终会造成什么祸患，私下认为有两件事不可缓，有六件事必须整顿振作。谨陈述大略，请您详细察看。今天最不可缓的事情，就是禁烟。有人说：“烟真的还能重新禁绝吗？如果突然禁烟，往年海上的战事就是前车之鉴。”这完全不对。海上战事，难道是禁烟本身的过错吗？比如有人在市场上贩卖糖，许多小孩每天都爱吃，觉得甜美。家长恼怒孩子们耗费钱财，就把门重重锁上。有个强横的仆人，把家长的怒气迁怒到卖糖的人身上，砸毁他的器物，愤怒地在街市上闹事。家长害怕，便把仆人赶走。又有一个庸碌的仆人，同卖糖的人勾结，反过来倒戈向他作揖。海上战事，是禁烟引发争端，正如强横仆人激怒后迁怒别人；倒戈作揖，则正如庸奴同卖糖者勾结。有人说：“禁烟必定造成严重扰乱，而且祸患在民间，不在国家。民间每年流出的数额，与国家的正额收入无关。”这也不对。财力，是上层和下层彼此相济的东西。鸦片的祸患，会侵蚀财力并使军队迟钝，又严重损害天下人才。它的祸害比洪水猛兽还猛烈。侵蚀财力的弊病，愚人也知道；那么它使军队衰弱并损害天下人才，又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不教百姓作战，就是抛弃他们。”孟子说：“没有固定产业却有坚定意志的，只有士人才能做到。”今天的军队和士人，按照古代先王的法度来看，都是没有受教育、也没有恒心的民众。现在只就一个县来说，农民中吸食鸦片的约占十分之二，工匠中约占十分之三，商人中约占十分之六，士兵中约占十分之八，读书人中约占十分之五。上至督抚的仆隶，下至县衙和台司中的低贱人员，吸食者又占十分之八九。而且今天所谓的军队和士人，平日教育供养的方法本来就已经疏忽，又用鸦片毒害他们。因此他们平日没有什么坏事不做。十多年之间，诉讼频繁发生，盗贼蜂拥而起，馈赠贿赂盛行，请托公然进行，廉耻衰落，风俗大坏，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既然沉积了几十年的痼疾，为什么却说禁绝它并不难呢？因为从前曾经实行过禁烟。当禁令刚刚下达时，不到一个月，已有一半人戒除。那些长期吸食、年老多病、不能突然戒掉的人，也节制减少，使吸食量减去一半。去年十月间，外面传言有关当局将重新严格禁烟，那些年轻人便变了脸色，彼此告诫；那些长期吸食、年老多病的人，又节制减少，预先减去一半。因为人心就是天心。鸦片造成的祸害危害中国已经很久了。它毁掉人的家庭，断绝人的祭祀，使人妻子失去丈夫，使人子女失去父亲；他们的父兄只能流泪痛哭而无可奈何，子弟只能皱眉呼天而无处申诉。洪水猛兽的灾害，上天借此开启了禹和周公的事业。鸦片造成的祸害，是外国用来毒害中国的东西。禁烟而引发战争，祸患还小；不禁烟而耗尽天下财力，使天下军队衰弱，把天下人驱入异族的圈套，祸患虽来得较迟，爆发时却更加猛烈。那么，禁烟该怎么办呢？回答是：法律应当简明。简明才能长久。刑罚一定要实行；一定实行，百姓就会迅速服从。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加以考虑。如今外族盘踞在沿海各郡，势力日益强盛，而内地盗贼的滋生，也日久而更加蔓延。现在粤西又骚动起来。为今天的计策，没有比训练军队更急迫的了。军队不在多而在精。计算天下军队的额数，大约接近一百万人。弁卒的俸饷，按每年收入计算，大约要去掉五分之二。平日拿有用的财物，养无用的军队；有事时又从远处调来别省军队，或者招募乡勇来补充。因此费用更加耗损。这是两方面都失去了。如果把天下一百万骄惰而未受训练的士兵，突然下一道命令说：“裁减他们才好。”那么后果确实难以预料。现在只需每天早晨训练，淘汰一两个人；傍晚再训练，淘汰一两个人，并趁空闲整顿考核器械，革除克扣剥削的陋规，清理虚报兵额的滥数，时常发放重赏，把激励士气的意图寓于选拔精锐的办法之中。天下军队就会欢欣鼓舞，以为朝廷每天都忙于增加军饷、抚恤士兵。不到一年，可以裁减十多万人；剩下的几十万军队，全都是天下的精锐士兵。这样既有练兵的好处，又没有裁兵的祸患，一举而两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 议论的人一定会说：“本朝疆域远远超过前代，正增加防守设置还来不及，哪里能够裁减军队呢？”蓄积药材正是为了攻治疾病，养兵正是为了制服敌人。所以良医开药方，并不以药味多为好；强国整饬军备，也不需要增加士卒。从前以养兵来使自己衰弱，宋朝就是前车之鉴。宋太祖时，军队不过二十万人；康定、庆历以后，增加到一百万人，最终仍然没有挽救靖康之祸。明朝末年，军队号称四百万人，最终仍亡于张献忠、李自成。国初军额也不过二十万人。现在试着列举眼前的大势，同国初相比，其强弱虚实的形势，不必等有智慧的人也能判断。以前海上战事中，有戍兵从驻地来，在市场上贩卖烟土。有人问他原因，他说：“用来换取炮药。”唉，有这样的军队，即使有几千万士兵，究竟又有什么用呢？而且练兵的主张一旦实行，也不只是节省军队而已。战守器具得到修整，外患就会畏惧；侦察巡逻的制度严密，内地盗贼就会平息；裁减虚报兵额、耗费军饷的支出，国家经费就会宽裕。

译禁烟和练兵，确实是今天的急务，但懂得其中道理的人一定不肯说，说出来的人又一定不能实行。这是因为今天的人才不足以供国家任用。禁烟确实容易，那么到哪里去找十多个贤能的督抚来负责？练兵确实容易，那么到哪里去找十多个懂得军事的将领来任用？这样看来，财力匮乏、军队衰弱都还不足以忧虑，唯有人才不足以任用，才是尤其值得忧虑的事情。况且今天天下难道真的缺乏人才吗？如果把天下的士大夫从专门研究词章声韵上所耗费的精神，转而用于探求当代政务，他们的才能都可以有所作为；如果把他们揣摩荣宠、利害得失的心思，改换成自我安定、守持正道的诚心，他们的忠诚都可以用来报效国家。既然如此，顺着今天的形势来挽救今天的弊病，请稍稍振作整顿一下，难道不可以吗？第一，扩大直言进谏的渠道。国家旧制，对外，督抚、监司都有进言议政的责任；然而督抚只弥缝细小事务，监司进言议事，却从未听闻。对内，政务根本归军机处，进言责任归风宪官；军机处议论政事的是非，风宪官不得参与听闻；风宪官推举弹劾是否可行，军机处又可以加以牵制。何况如今上下壅塞蒙蔽得尤其严重！下情无法上达，上面的恩泽也滞塞，不能流布到下层。《易经》说：“屯，是刚柔开始交会而困难产生。”又说：“云雷屯，君子以经纶。”震卦乘在坎卦之上，所以说困难产生，其中有险阻的意义。陷入坎卦，就成为云在上而雷在下，这正是坎之所以成为屯。震卦发动，就成为雷在上而雨在下，这正是屯之所以能够解除。因此圣王鉴察屯卦的意义，常常能够尊贵者而下接卑贱者。舜使四方的眼目都明察，禹拜受有利于治国的直言，壅塞蒙蔽便被断绝，上下之气也由此得以流通。谨按唐贞观元年，诏令中书、门下三品以上官员入阁奏事，都命谏官随同；有过失就立即上奏。宋太祖建隆二年，诏令每月在内殿举行起居礼，百官依次转对，并指出时政的得失。哲宗即位，首先诏令司马光从洛阳入朝；司马光到达后，立即上疏请求广开言路。为今天计，我私下认为军机处应增加几名谏官，随事检查驳正，以防权力偏重；每年酌情增加“直言敢谏”一科。不论官员还是百姓，都允许用封口奏状陈述政事。凡是百姓听闻水灾、旱灾、盗贼等事，都允许上报朝廷。对于那些专门追求新奇、迂阔而不切实际的意见，只须上报让朝廷知道即可；其中真正重要而可以采纳的，应当不时表彰，以资鼓励。消除壅塞蒙蔽的弊病，使上下的情意相通，实在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第一，酌情改革武举的制度。训练军队必须先从选择将领开始，军队勇敢还是怯懦，要看将领。苏轼论武举方略，认为天下真正的人才不能从语言中求得，同武力相比，只有在战场上才能看出；战场无法试验，就要从治兵中看出。但在今天，也没有新招募的军队可以拿来试验。我私下认为，每逢大比之时，应在京畿附近的屯卒中每伍抽调几人，以三四千人为额数；有中式者，暂借一天军令给他，再根据他能否约束部众来决定高下。而且如今的武举，不仅不懂军事，连语言文字也完全不相干。从州郡考试开始，默写《武经七书》，全都请人代写，甚至有人连自己的姓名也不认识。选择将领固然不能从空洞的文章中求取，但古代名将没有不喜爱读书、通晓古今成败的。我私下认为，武举制度除骑射之外，还应加入古今成败的内容，用来考察他们的言论；再试验他们治理军队的能力，观察他们的才干。一个人既通晓古今的方略，又能治理新招集的军队，这也就足以担任将领了。如果只说考骑射罢了，那么齐国的孙膑、汉代的韩信、诸葛武侯、晋代的羊祜这几个人，假如拿来参加今天所谓的武举，其中有几个人不会被主管考试的官员摈弃呢？第一，改革馆学的陋习。书法是六艺之一，汉人称它为“小学”，用来考察能够担任小吏的童子。今天的馆职，实际上是储备培养辅佐宰相人才的地方；朝廷内的九卿、庶尹，朝廷外的方岳、监司，都从这里选取。考察点画的相似与否，衡量笔画工拙的毫厘差别，这不过是书吏的一项技能罢了。然而老师和大官们却相互传授，把这个作为上面的倡导，下面也跟着响应。天下士人纷纷随从，白白消磨日子，荒废时间，只顾准备夸饰赞美的谀词，养成支支吾吾的常态。百姓生活的安危冷暖，漠然不放在心上；朝纲的得失，也昏昧得不能列举其大概。因此吏治日益败坏，宰相之业日益卑下，天下人才也因此无法振作。这比晋人清谈误国，恐怕还要严重。既然如此，为今天计，要排斥浮华、警戒懒惰、振作天下士气，关于制度的变通、增损，就请从馆职开始。第一，明确赏罚的作用。孙子说：“施行不受成法限制的赏赐，悬置不受旧政拘束的命令。”大概如果只是沿袭成例来实行赏罚，连一支军队也无法统率，何况天下呢？我私下认为今天的弊病，是赏赐泛滥而惩罚太轻，在督抚身上尤其严重。古代圣王精通赏罚的作用，赏赐从最卑贱的人开始，所以赏一个人而天下受到鼓励；惩罚从最尊贵的人开始，所以罚一个人而天下受到鼓励。水旱造成的流亡、盗贼的滋长，以及各郡县办事不力，全都是督抚的罪过。如今只看他们闭口不言、拱手旁观，做事一味沿袭成例，似乎又没有什么穷凶极恶的罪行可以指名；而科道官的纠察弹劾，又很难得到他们贪赃犯罪的确实证据。因此贤能的人以谦逊谨慎、少犯过失被称为称职，愚蠢不肖的人便凭借权势任意作威作福，广泛积聚财货贿赂。等到事情败露，议论较轻的只降一级官阶，议论较重的也不过剥夺官职。他们心里大概说：“我做官做到督抚，富贵权势已经到了极点。即使不幸受到严厉谴责，仍然可以保住性命，拥着艳丽的妻子，安然凭财产在一方称雄，又有什么害怕而不去做的呢？” 况且督抚是郡县的表率。得到一个好的督抚，几十个郡县中愚蠢、怯懦、贪婪、残酷的人，都能转化为良吏；失去一个好的督抚，几十个郡县中仁慈、勇敢、廉洁、正直的人，也全都会变成庸吏。在这种时候，如果没有明确的赏赐和严厉的惩罚，靠什么来挽救呢？所谓严厉的惩罚，就是诛杀罢了。不必一定有贪赃犯罪的确实证据，只要诛罚那些因循怠惰、废弛败坏政务的人就行了。科道官的纠察弹劾，也不必一定取得他们贪赃犯罪的确实证据，只须弹劾他们因循怠惰、废弛政务即可。因为因循废弛造成的祸害波及天下国家，罪过比贪赃还大。舜诛杀四凶时，史书从未明确写出他们获罪的具体缘由。书中所见，共工的罪过只说是“静言庸违”；鲧有治水的才能，罪过也只说是“方命圮族”。王氏说：“方命，就像今天废止、搁置诏书。”然而圣人一定诛杀他们，为什么呢？因为那四个凶人地位尊贵，俸禄优厚，所以对他们的惩罚更加严厉。

译第一，筹划对付敌人。外国本来不是中国的敌人，但如今它的势力正强盛，中国的锐气正受挫。以正在受挫的势力，面对极其强盛的敌人，应当怎样筹划呢？有人说：购买外国火炮，购买外国船只，放宽对汉奸的禁令，使用间谍、出奇制胜；敌人来就作战，敌人离去就防守。这些筹划很有道理。购买火炮比自己制造火炮省事，购买船只比自己制造船只省事；放宽对汉奸的禁令，是为了瓦解他们的党羽；使用间谍、出奇制胜，是为了乘敌人的破绽攻击它的弱点。然而我私下认为，今天的忧患不在海上势力强大，而在内地；不在异族猖獗，而在朝廷百官苟且偷安、畏惧怯懦，没有肯替国家承担事务的人。人体受淫寒湿之邪，病初起于肌肤腠理，继而进入脏腑，久而久之才发作到四肢。四肢所表现的是病的形状，不是疾病的根本。不寻求根本，每天只按照外在症状制订药方，即使每天服用一剂，药方也不会奏效，病根反而更加严重。如今即使当权者每天急急忙忙购买外国火炮、外国船只，放宽对汉奸的禁令，设置重赏来使用间谍，我私下也知道他们没有能力成事。为什么呢？因为因循、浮夸、冒功的弊病不除，即使每天购买火炮和船只，也只是具文而已。何况海关的陋规，文武官员、军官以及普通百姓，都借此分取利益；而外国人要获得汉奸为他们所用，也曾耗费几十年的精神来经营和巩固关系。这样看来，放宽禁令和严加禁令都只是具文。《孙子》十三篇，开头讲“计”，结尾讲“间”。没有先制定计谋，就不可能使用间谍。过去台湾战事中，姚启圣开设修来馆来使用间谍，以对付郑氏。即使间谍确实可以使用，但考虑到今天的情势，又到哪里去找到能够使用间谍的人，并让他们去做间谍呢？既然如此，那么筹划这件事将怎么办？回答说：过去忧虑在外部，不过是作战和防守罢了。今天的忧患，起初是由内部溃败到外部，接着又在外部受挫，同时还反过来牵制内部。乾嘉年间，国内富庶已久，外国便凭借奇技淫巧愚弄中国人。中国没有职业的人，被他们的利益引诱；而在旁主持政务的人，又只贪图关税收入，调停维护、百般爱护，像养育骄纵的孩子一样。嘉庆、道光年间，外国军舰两次到天津，一次到山东沿海，叛乱的形势已经显露了。这就是所谓由内部溃败到外部。至于所谓在外部受挫又反过来牵制内部，就是今天的事情了。过去贩卖鸦片的人，提着袋子、撬开箱子，行走时还要避开旁人偷偷交付；现在却公然在大白天进行交易了。过去奸民只在乡里抢劫，如今竟要在近郊抢劫了。更大的乱子，是有人蠢蠢欲动、乘机而起，粤西又已经发出了警告。过去外国贪图中国的财货，还要震慑于中国的声威；如今却已经完全摸清中国的虚实，甚至嘲笑中国贫穷。可是有一两个大臣，愚昧的正侥幸以为不会出事，贤能的又借口少惹麻烦。因此说：今天的忧患，不在海疆而在内地，不在异族猖獗，而在百官不肯承担职责。那么筹划这件事将怎么办？回答说：禁烟、练兵、选择将领，都是我们用来对付敌人的办法；寻求直言、储备宰相人才、明确赏赐、严厉惩罚，才是治理根本弊病的办法。第一是节省财用。财物是国家的精神和命脉，把财物有无看作不值得计较，确实是错误的；但一切迁就眼前，也必然是使国家困顿的道路。谨按国家每年收入的数目，有四千四百多万；支出的数目，大约用去十分之八。民间每年积欠的赋税、宗室俸禄的繁衍，以及兴办河工等各种劳役，又大大耗费财力。当权者把筹集钱财的大计寄托在捐输这一条途径上。要平息盗乱，没有比选择官吏更重要的；要使财用充足，没有比节省财用更有效的。自古以来，奸民倡乱，多半是由于官吏不称职。如今捐纳的条例一再停止又一再开放，难道不是错误的办法吗？况且捐输这件事，既危害百姓，又危害国家；以捐纳所得来推究今天的形势，确实有不足以依靠之处。官职凭资财取得，政务便靠贿赂办成。民间的本钱本来应当停止生息，捐输的人把本金交给公家，却暗中要求百姓偿还；所得既超过本金，而从俸禄中得到的收入，又年年享受其利息。这样一来，上下都受到它的祸害。我听说近年清查时，两淮运库旧欠四千三百多万，山东库亏空一百四十多万。一个省如此，其他省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看来，盐商平日的捐输，现任官员捐升捐级，以及为子弟捐缺捐选，没有一项不是侵吞了正供收入。奸商和贪官表面上庆幸捐输有美名，实际上却使国家暗中承受每年积欠的真实负担，没有比这更错误的办法了。我认为，按今天的形势，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生财之法，只有节省财用，才等于使财用增加。如果鸦片确实禁绝，百姓没有失业，就不会有逃亡和盗贼；如果军队确实训练，军中没有滥竽充数的人，就不会白白耗费粮食。裁汰闲散的冗官，清理公私积欠，只要反手之间，财用便可以充足，军队便可以振作，吏治日益更新，风俗日益淳厚。这是尤其便利的筹划。从前傅说告诫高宗说：“国家的治乱，关键在于各级官员。”又说：“只有每件事都预先做好准备；有准备就没有忧患。”《节南山》这首诗讽刺尹氏说：“谁掌握国家政权，却不亲自处理政务，最终使百姓劳苦！”任用宰相，是天子的事情；辅佐天子，使百官升降进退，而且不回避天下人的怨恨和劳苦，是宰相的事情。如今当朝宰相被驱逐了，边疆事务紧急，捐纳条例又开放了。您身处枢要职位，即使官阶还低，也要把文书案牍作为职责；早晨听到一件事，临食也不快乐；晚上听到一种说法，便仰望屋梁长叹。即使想要尽忠，像卑微的官员又能怎样呢？这是我愚昧的想法。我对您的愿望是：官职无论大小，只要共同努力，事情就能办成；人无论贤愚，只要推诚相待，就容易沟通。枢要之地接近宰相，应当委婉周旋地处理事务，遇到事情反复斟酌而善于引导，不要回避嫌疑，也不要贪求名声。燕雀在厅堂安居，厅堂一旦焚烧，巢也会覆灭，谁不爱惜自己的身家呢？四海，是天下这个大家庭。天下安定，士大夫的家庭才会安定。那么姑且告诫您：不要侥幸只求保全自己而害怕任事。路边筑屋，三年也建不成。处在稷、契那样的职位上，能够忧虑天下人的忧虑，这也就是稷、契了。再姑且告诫您：不要自我局限而受浮泛言论牵制。即使有镃基，也不如等待时机；错过时机而不行动，后来就更加难以支撑。再姑且告诫您：不要养成祸患，把忧虑留给后人。

译我曾读《易》读到“同人”卦，反复体会其中的意义，私下感叹天下的事情，不是一个人所能独自支撑的。“否”卦之所以需要等待“同人”卦，就是这个道理。古代君子之所以能够取得上下交往中的同心，所费的力量确实很艰难。“同人”的德性在于中正。九三爻地位尊贵却不中正，被九五所排斥；它的同类仍然很多，有埋伏军队的象征。登上高陵，按法理说是绝地，到了三年，其党羽才枯竭。小人难以除去，就是这样。九四接近九五，想要同心却还没有决定，所以说“登上城墙”，有前进退却的形象。六二与九五相应，但名分卑下，从宗族内部推及民间，结成同心的范围才开始扩大。孔子说：处在下位而得不到上位者的信任，就无法治理百姓。六二与九五同于宗族，是凭借文明、中正的德性，在九三与九四之间努力，并向上与九五相应，具有在艰难中守正的意义。您性情厚重而气度沉着，怀有施展抱负的谋略，发誓奋勇而不顾自身的义气；虽然官阶低，所任却是枢要职位，接近宰相。我谨此附上自己一点浅陋的见解。如果承蒙您把我未能想到的地方教诲我，那就更加幸运了！018-057《仪宋堂后记》·邵懿辰 三代以后，道义和功利分离而成为两件事。但还幸运的是，道义能够依附功利而保存下来。为什么呢？自从孔子雅正地讲说《诗》《书》《礼》，辅翼赞助《周易》，依据鲁国史书写成《春秋》；后来众弟子共同编纂他的言论和事迹，成为《论语》，又各自根据自己的理解推衍为《大学》《中庸》和《七篇》之书。秦朝焚书之后，《论语》藏在屋壁中，《大学》《中庸》混入《戴记》，《七篇》则被列入诸子之书。难道经书的收藏和显现本来就有时机吗？为什么尊崇仰慕并信奉它们的人这样少呢？汉武帝开始凭借英杰的才干，崇尚儒术，采用孔子的六经，征召当时贤良俊秀的人才。这些人才后来成为固定的制度。史迁读到任用人才的法令，竟至于放下书叹息。班固接着讥讽他，认为儒道之所以得以广泛传播，只是因为有禄利之途罢了。明太祖统一天下后，和他的辅佐刘基一起，按照《四书》的章句义理来考试士人。这一制度实行了五百年而没有改变，一直到今天。议论者又说，科举用排偶文章，混淆传注疏解的体例，使束发的年轻人张口执笔，代圣人立言，是侮辱圣人、伤害道统的大事。其实，这两位君主确实不能亲自以道义率先天下，不得已才制定这种制度，大概也是受时代变迁所困；而它产生的效果，也确实暗中福泽了天下后世，只是人们不知道罢了。假使从秦汉直到元、明，延续至今二千多年，土地没有井田，学校没有兴盛，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也不能接连出现；如果没有孔子的六经，以及有宋一代程朱考订确定的《四子》之书留存在天地之间，像饮食衣服一样常存而不衰败，那么天地怎么会不毁坏，人类怎么会不灭绝呢？只是由于功令所在、爵禄赏赐所趋，所以即使在遥远偏僻的地方，妇女儿童也都知道孔子是圣人、程朱子是贤人。他们口里说着，心里也这样想，却突然不知道自己已经把这些道理纳入义理范围了。这种制度的效果本来就十分广大，对天下后世的恩泽也确实十分深厚。这两位君主以功名倡导天下，道义便赖此而得到尊崇；以利益诱导天下，义理便赖此而显明。大概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没有严重的过失。假如汉朝不以经术取士，明朝不以制义考试士人，即使圣贤的精神与天地相依凭，当然也不至于泯灭无存；但又怎么能家家户户、人人都知道，并像今天这样显著昌盛呢？不察明这一点而责怪他们，也不过是喜欢发表高论而不通达事实的过错罢了。我的朋友苏君厚子研究正谊明道之学，已经放弃科举十年了。他把自己的堂命名为“仪宋”，嘱托我为它作记。大概既是为了记载他的志趣，也是为了批评世上那些穿凿附会、标新立异而自称汉学的人。汉学长于考订，宋学长于义理，本来就不能衡量二者轻重。然而从明代直到今天，所承继的都是宋学。士大夫必须凭借《四书》义理来进身；程朱的传注，童年时学习，长大后却背弃它，这和虫子生在禾苗中，后来反过来啃食禾叶有什么不同？这种败坏学术的作用太大了。对此我暂且没有时间同他辨析。并且我所要论说的，是古今学术与时代变化相通的道理如此，以使求学者知道，遵循今天的制度仍然可以依靠它来安定自己，不要为了惊世取名而骤然改变常规制度。这就是记。

译☆杨秀清 ○《奉天讨胡檄》唉，你们众人听清楚我的话！我说，天下是上帝的天下，不是胡虏的天下；衣食是上帝的衣食，不是胡虏的衣食；子女和人民是上帝的子女和人民，不是胡虏的子女和人民。自从满洲肆意施毒、扰乱中国以来，凭六合之大、九州之众，却任由他们胡作非为而安然不以为怪，难道中国还算有人吗！妖胡的暴虐火焰烧灼苍穹，淫秽毒害污辱宸极，腥风传播四海，妖气惨淡笼罩五湖，而中国反倒低头屈服，甘愿做奴婢仆役，中国无人到了极点啊！中国是头，胡虏是脚；中国是神州，胡虏是妖人。为什么把中国称为神州？天父皇上帝是真人，天地山海都是他所造，所以从前把中国称为神州。为什么把胡虏看作妖人？蛇魔是邪鬼，只有鞑靼妖胡实际敬拜它，所以如今把胡虏视作妖人。为什么反倒让脚压在头上，让妖人反过来盗占神州，把我们中国人全都变成妖魔呢！即使把南山的竹子全砍来制成竹简，也写不尽满地的淫秽污浊；即使决开东海的波涛，也洗不净弥漫天际的罪孽。我谨略说其中显著的罪行：中国有中国的形貌，如今满洲人全都剃发，变成禽兽；中国有中国的衣冠，如今满洲人另戴猴子似的冠帽，毁坏我先代的服饰冠冕！这是要使中国人忘记根本。中国有中国的人伦，从前伪妖康熙暗中让一个鞑子管理十家，淫乱中国女子；这是要使中国人全都变成胡种。中国有中国的配偶制度，如今满洲妖魔把中国的美女全都收去做奴婢、妾侍，三千粉黛都被羯狗玷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说起来令人痛心，谈起来污浊舌头；这是把中国女子全都侮辱了。中国有中国的制度，如今满洲制定妖魔的法律，使中国人不能逃脱罗网，手足无所措置；这是把中国男子全都胁迫控制了。中国有中国的语言，如今满洲制造京腔，改变中国的声音；这是用胡言胡语迷惑中国。凡遇水旱灾害，他们丝毫不加怜悯，坐视饿死者流离失所、暴尸荒野如同草芥；这是要使中国人越来越少。满洲又放纵贪官污吏遍布天下，搜刮百姓的脂膏，士人和女子都在道路上哭泣；这是要使中国人贫穷。官职靠贿赂取得，刑罚靠钱财免除，富家子弟掌握权力，豪杰绝望；这是使我中国的英俊之士郁郁而死。凡有英雄想代天报仇，动不动就诬陷他们谋反大逆，诛灭九族；这是要断绝我中国英雄的志向。满洲用来愚弄、欺侮中国的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何其奸巧啊！从前姚弋仲是胡人种族，尚且告诫他的儿子姚襄归顺中国；苻融也是胡人种族，常常劝他的哥哥苻坚不要攻打中国。如今满洲竟忘掉自己根源的卑贱丑陋，借吴三桂招引之机，霸占中国，恶行极尽、凶暴无比。我仔细查考满鞑子的始末，说他们的祖宗是白狐与赤狗交媾成精，后来生出妖人，种类日益繁衍，彼此相配，毫无人伦教化。他们趁中国无人，盗据中原。妖怪设置的座位，让野狐登上占据；蛇窝之中，猴子却戴上了帽子。我们中国人不能犁平他们的巢窟、铲除他们的穴居，反而中了他们的诡计，受他们凌辱，听任他们恐吓欺诈，甚至贪图蝇头小利，跪拜在狐群狗党之中。如今三尺童子，即使再无知，指着犬羊让他跪拜，也会愤怒不平。如今胡虏仍然是犬羊，你们诸位读书知古，怎么竟毫不知羞！从前文天祥、谢枋得发誓至死不侍奉元朝，史可法、瞿式耜发誓至死不侍奉胡人，这些都是诸位熟知的。总计满洲人不过十几万，而我们中国人不下五千多万，以五千多万人受制于十万人，也太丑耻了！如今幸亏天道循环报应，中国有永远兴盛的征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然灭亡的征兆。三七的妖运已经告终，九五之尊的贵人已经出现。胡人的罪恶贯盈，皇天震怒，命令我天王严肃显示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安定中国，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无论相隔远近，谁没有拥护义军的心！无论做官还是做百姓，都应当立即彰显义举的志向。披甲执戈，带着正义的声势使它增色；男女夫妇抒发共同的愤怒，作为先锋，发誓屠灭八旗，以安定九州。特此召集四方英俊之士，赶快敬拜上帝，以报答天意。像在蔡州擒获守绪，在应昌擒获妥欢，复兴长期沦陷的疆土，振兴上帝的纲常。凡是擒获狗鞑子咸丰来献上的，或能斩下他的首级来报功的，或者能擒斩一切满洲胡人头目的人，都奏请封为大官，绝不食言。皇上帝当初用六日造成的天下，如今既然蒙受皇上帝大恩，命我主天王治理它，难道胡虏能够长久扰乱吗！你们世代居住在中国，谁不是上帝的子女！如果能够奉行天命诛灭妖魔，手执蝥弧率先登城，警戒自己不要像防风氏那样迟到，那么活着就是无比的英雄，在天上就是无穷的荣耀。如果执迷不悟，听从伪者而拒绝真理，活着将成为胡人，死后将成为胡鬼。顺逆有大体，华夏与夷狄有确定的名称，你们都应当顺应天命、响应人心。你们苦于满洲的祸害已经很久了，到今天还不知道改变办法，同心协力扫荡胡尘，怎么向上帝交代呢？我兴起义兵，对上为上帝报被蒙蔽天意的仇恨，对下为天国解除低头屈服的苦难，务必肃清胡人的妖气，共同享受太平的快乐。顺从天命就有厚重的福分，违逆天命就有显明的诛戮。现将这些布告天下，使所有人都听知。

译☆洪秀全 ○《原道觉世训》天下本来总是一家，世间凡人都是兄弟。为什么呢？从人的肉身来说，各人都有自己的父母和姓氏，似乎有此疆彼界的分别；但万姓都出自同一个姓，同一个姓又出自同一个祖先，它们的根源本来没有不同。从人的灵魂来说，各人的灵魂是从哪里产生、从哪里出来的？都是承受皇上帝同一本源的气息而产生、而出来的。所谓一本分散为万种，万种最终总归于一本。孔子说：“天命所赋予的叫作性。”《诗经》说：“上天生育众民。”《尚书》说：“上天降生下民。”明白写在典籍中，确实没有差错。这就是圣人认为天下一家，时时怀有“百姓都是我的同胞”的心而不忍片刻忘记天下的原因。可是近代却有阎罗妖注定生死的邪说。阎罗妖就是老蛇妖鬼，最会作怪多变，迷惑、缠绕、捉弄世间人的灵魂。天下世间的兄弟姊妹应当共同把它消灭，只怕行动不够迅速。可是世人偏偏伸长脖子归附它，为什么这样自行失去天堂的快乐，反而自求地狱的痛苦呢？论说道理有真正的准则：大凡在今天可以通行、在古代却不能通行，在近处可以通行、在远处却不能通行的，都是伪道、邪道、小道。有人根据怪诞之人的妄说，称阎罗妖能注定生死。且问：中国的经书史籍谈到过这件事吗？回答说：“没有。”外国的《圣经》记载过这件事吗？回答说：“没有。”既然没有，它是凭什么兴起的呢？怪诞之人是佛、老一类的人，他们自己陷入迷途，贪图谋利，用不可知的事情欺骗人，以推销自己的诈术，诱骗人们举行祈禳斋醮，使自己的钱袋丰厚。再加上魔鬼进入人心，于是造出无数怪诞邪说，迷惑、祸害世人。例如秦政时，有人欺骗他说东海有三座神山，秦政于是派人入海寻找。这就是后世神仙邪说的起源。追究其开始，不过是秦政一个人受了迷惑。所谓差之毫厘，后代便接连仿效错误，直到错误凝固而不可解除，这就是所谓失之千里。又如汉武帝时，有怪人欺骗他说祭灶、用丹砂可以变成黄金，汉武帝于是相信并祭祀。于是燕、齐一带许多怪诞之人纷纷来谈神仙怪事。又如近代有怪人欺骗说东海龙妖能降雨。东海龙妖就是阎罗妖变成的形状，雨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是众人亲眼所见的事。孟轲说：“天上油然形成云，雨水充沛地下起来，禾苗就蓬勃生长了。”《周诗》说：“天上聚集同样的云，雨雪纷纷降下，再加上〔原文有乱码〕，既优厚又充足，既沾润又饱满，养育了我们的各种谷物。”又考察外国旧有的遗诏书：在挪亚的时候，皇上帝因为世人背逆、罪恶深重，连续降下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横流，淹没世人。这些都有确凿的依据。况且众人亲眼所见，确实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可是世人仍有许多相信怪诞荒唐的邪说。单就下雨这件事来说，世人已经大多良心丧尽，严重欺瞒上天的恩典了，更何况其他事情呢？又如近代有怪和尚欺骗世人谈阎罗妖的怪事，还有一本名为《玉历记》的怪书，在世间讹传；世上那些死读书的人也有很多被它的说法迷惑。却独独不想，注定生死这件事难道是寻常小事吗？既然不是小事，就应当是中国和外国各位古代圣人所谈论过的，也应当写在书中传给后世。然而如今遍考中国、外国各位古代圣人所谈论并写在书中传给后世的内容，只说上天生人、上天降生皇上帝，皇上帝生养、保佑人，从来没有谈到阎罗妖。只说生死有命，也只是说命运由皇上帝所定罢了。其中丝毫没有关于阎罗妖的内容。只说皇上帝审判世人，阴中保佑下民，临视下界时威严显赫，也同样丝毫没有关于阎罗妖的内容。可是世上那些死读书的人，不相信古今远近通行的各种经典，却相信怪人无端突然写出的怪书，难道不是迷惑吗！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人们喜欢生存、厌恶死亡，羡慕福分、害怕灾祸，这是常情。邪说迎合常情、打动人心，就一定容易被接受。因此邪说一经倡导，天下人便多半顺势相信、跟从它。相信跟从久了，见闻就熟悉；见闻熟悉了，固执就加深；固执加深了，就难以找到漏洞；难以找到漏洞，就难以走出它的范围。即使皇上帝历来所生的人中有聪明、圣明、智慧的人在其中，也没有不随风倒向它的。这就是近代人多半茫然不认识皇上帝，蛮横地不敬畏皇上帝，全都中了蛇魔阎罗妖的诡计，陷入地狱沉沦却不自知的原因。唉！后世的人即使想通晓天地人的道理，又能从哪里去求得呢？人的喜好怪异，实在太严重了！不寻求事情的根源，不追究事情的结果，只想听闻怪异之事。我想，天下世间的人民虽然众多，总是皇上帝化育、产生的。由皇上帝而生，长大也靠皇上帝，一衣一食，都依赖皇上帝。皇上帝是天下世间共同的大父亲。生死祸福由他主宰，衣食器用都由他造成。抬头观察天空，一切日月星辰、雷雨风云，无不是皇上帝的灵妙；低头察看大地，一切山原川泽、飞禽潜鱼、草木动物，无不是皇上帝的功力，明明白白可以看见，清清楚楚容易知道。这样才称得上真神。这样的真神，才是天下世间应当早晚朝拜的。有固执的人说：“皇上帝当然应当朝拜。但一定有帮助皇上帝保佑人的存在。譬如君王主持国家，难道没有官府辅助治理吗？”却不知道君王的官府是他亲手设立、任用的，所以能够辅助君王处理政务。至于凡人所设立的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偶像，且问你们：这是皇上帝的旨意设立的吗？不是。大多都是凡人被魔鬼蒙蔽灵心，依据愚昧的想法，用人手制造出来的各种奇奇怪怪之物。何况皇上帝当初用六日造成天地山海和人物，已经设置了他的神灵，使千千万万神灵在天上听任差遣，哪里还用得着凡人制造的各种奇怪东西呢？况且这实在是反叛皇上帝。考察旧有的《遗诏书》：皇上帝当初降临西奈山，亲手把十条天诫写在石碑上，交给摩西。皇上帝亲口吩咐摩西说：“我就是上主皇上帝，你们凡人千万不要设立天上地下的各种偶像来跪拜。如今你们凡人设立各种偶像来跪拜，正是违背皇上帝的旨意。”你们凡人反而说各种偶像是在帮助皇上帝保佑人，心灵被魔鬼蒙蔽、愚昧到了极点，难道不可悲吗！

译你们难道没有想过，皇上帝当初用六日造成天地山海和人物，尚且不需要人帮助，今天保佑人又需要谁来帮助呢？且问你们：假使皇上帝当初只造天而不造地，你们的脚还有地方站立，还能有田地开垦吗？回答说：“没有。”再问你们：“如今承受皇上帝的恩典，天地已经造好了。”假使皇上帝不造成地上的桑麻、禾麦、菽豆以及草木、水火、金铁等物，也不造成水中的鱼虾、空中的飞鸟、山中的野兽、家中的牲畜，你们身上还有衣服穿，嘴里还有东西吃，饭食还有东西可以烧煮，器械还有东西可以使用吗？回答说：“没有。”再问你们：“如今承受皇上帝的恩典，万物都齐备了。”假使皇上帝一年不发出阳光照耀你们凡人，一年不降雨滋润你们凡人，一年不打雷替你们凡人收除妖邪，一年不吹风驱散你们凡人的郁气，你们凡人还会有收成、平安吗？回答说：“没有。”再问你们：“如今承受皇上帝的恩典，已经有了收成和平安。”假使皇上帝有一天发怒于你们，断绝你们的灵气和生命，你们的嘴还能说话，眼还能看见，耳还能听见，手还能拿东西，脚还能行走，心还能谋划吗？回答说：“绝对不能。”再问你们：“天下世间的人想要一时一刻不沾受皇上帝的恩典，能做到吗？”回答说：“绝对做不到。”由此看来，天下世间的人想要一时一刻不沾受皇上帝的恩典，也是不可能的。这便是皇上帝明明白白地保佑人。既然皇上帝明明白白地保佑人，你们凡人却另立各种偶像，另求保佑。得到食物，得到衣服，便说：“是我所拜的菩萨显灵。”明明是皇上帝的恩典，却误认为邪魔的恩典。那些邪魔竟敢冒领上天恩典，当然应当诛杀、消灭，没什么可说的！你们凡人良心全死，严重欺瞒上天的恩典，归根到底是同妖魔一起犯了反抗上天的罪，多么愚昧啊！唉，明明有至高至贵的尊神真神，是天下世间共同的天父，本来应当早晚朝拜却不朝拜，反而去拜专门迷惑、缠捉人灵魂的妖鬼，真是愚昧！明明有至灵至显的真神，是天下世间共同的天父，祈求就能得到，寻找就能遇见，敲门就会开门，本来应当早晚朝拜却不朝拜，反而去拜没有知觉的木石、泥团、纸画等偶像；这些蠢物有嘴不能说话，有鼻不能闻，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拿，有脚不能走，难道不是更加愚昧吗！” 不过，水流浑浊，是因为源头不清；后来发生差错，是因为先前做得不谨慎。天下世间没有人一时一刻不沾受皇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到了今天竟很少有人知道感谢皇上帝的恩典？祸根究竟从哪里开始呢？遍考中国史册，从盘古到三代，君民一体都敬拜皇上帝。到了少昊时开始败坏，九黎最初信奉妖魔，祸害又蔓延到三苗，三苗也跟着效仿。三代时虽然混杂着一些邪神，以及用活人作为尸的错误，但那时君民一体，仍然像过去一样都敬拜皇上帝。到了秦政出现，便开启了神仙怪事的祸端：祭祀虞舜、祭祀大禹、派人入海寻找神仙，狂妄悖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皇上帝是唯一的神，没有别的神。汉文帝把其他神当作有王位的神，也实在是暴戾悖逆到了极点。汉武帝临老虽有悔悟的话，说：“起初我以为有神仙，如今才知道都是虚妄。”但他起初祭灶，祈祷泰乙，派方士寻找神仙，也不过是秦政一类的人。其他如汉宣帝祭祀后土，派人寻找金马碧鸡；汉明帝推崇沙门，派人寻求天竺佛法；汉桓帝祭祀老聃；梁武帝三次舍身；唐宪宗迎取佛骨；到了宋徽宗，又改称皇上帝为昊天金阙玉皇大帝。称作昊天金阙，还可以解释；竟然改称玉皇大帝，那确实是极其亵渎皇上帝。皇上帝是天下世间共同的大父亲，这样尊贵的名号难道是人可以擅自更改的吗？宋徽宗应当自身被金人俘虏，和他的儿子宋钦宗一起死在漠北。总而言之，九黎、秦政在前面做了罪魁，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汉桓帝、梁武帝、唐宪宗在后面接连仿效；到了宋徽宗又更改皇上帝的尊号。从宋徽宗到今天已经过去六七百年，那么天下人多半茫然不认识皇上帝，蛮横不敬畏皇上帝，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唉，天地之间以人为贵，万物之中以人为灵。人为什么尊贵？人为什么灵秀？因为是皇上帝的子女。什么东西不尊贵、不灵秀？就是木石、泥团、纸画等偶像。人比万物尊贵，比万物灵秀，为什么不使自己尊贵，反而把物看得尊贵？为什么不使自己灵秀，反而把物看得灵秀？近千百年间，能够不被神仙怪事迷惑的人，并非没有。究其实际，他们知道这一件，却不知道其他；明白这一处，却反而昏暗于另一处。最终没有人能够高出眼界，彻底从头到尾洞悉魑魅魍魉的诡秘。北朝周武帝废除佛教、道教，毁掉淫祠；唐代狄仁杰上奏焚毁淫祠一千七百多所；韩愈进谏不要迎取佛骨；宋代胡迪焚毁无数淫祠；明代海瑞进谏不要建醮。这几个人不能说没有独到的见识。只是他们所毁、所焚、所劝谏的，只称作淫祠、佛、建醮，那么他们没有毁掉、焚烧、劝谏的仍然存在。他们不知道，那些所毁、所焚、所劝谏的固然应当毁、焚、劝谏，那些没有毁、焚、劝谏的，为什么偏偏就不应当毁、焚、劝谏呢？为什么？因为皇上帝之外没有神。世间所立的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偶像，都是后来出现的，是人造的，是被魔鬼蒙蔽心灵、颠倒是非、自己招来蛇魔阎罗妖缠捉的东西。所以今天我剖露肝胆，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你们凡人怎么能够认识神呢？皇上帝才是真神。你们凡人跪拜各种偶像，正是在招惹鬼。为什么呢？你们凡人所设立的各种偶像，其中即使有道德的人，也早已升入天堂了，什么时候还会在人间享受供奉呢？其余那些没有姓名、肿胀丑怪的东西，大多都是四方头、红眼睛的蛇魔阎罗妖的妖徒鬼卒。从秦汉直到今天一两千年，不知有多少凡人的灵魂被阎罗妖缠捉、折磨、伤害。俗话说：“豆腐是水，阎罗是鬼。”你们还不醒悟吗！到现在还不醒悟，恐怕就迟了。

译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你们凡人怎么能够认识帝呢？皇上帝才是帝。世间的君主称王就够了，哪里容得下有一丝僭越呢？救世主耶稣是皇上帝的太子，也只称为主罢了。天地上下、人世之间，谁有比耶稣更尊大的呢？耶稣尚且不能称帝，他是什么人，竟敢放肆地称帝呢？只见他妄自尊大，自行招来永远地狱的灾祸。唉，敬拜皇上帝，就成为皇上帝的子女；活着有皇上帝看顾，死后灵魂升入天堂，永远在天上享福，这是多么快乐威风。沉溺于相信各种邪神，就变成妖徒鬼卒；活着招来鬼缠，死后被鬼捉，永远在地狱受苦，这是多么羞辱烦恼！得失如何，请你们自己思考。天下世间的兄弟姊妹，难道还不能醒悟吗！如果始终不醒悟，就真是自甘卑贱，真是被鬼迷惑，真是有福却不知道享受。明明可以在天上千年万载永远快乐威风，这样的大福都不愿享受，偏要严重触犯天条，和魔鬼一起犯反抗上天的罪，引来皇上帝的义怒，被罚落入十八重地狱永远受苦，实在可怜，实在令人感慨啊！○《讨满清诏》朕的祖先洪武帝扫荡各族夷人，收复中原，开创三百年宏大的基业，给亿万百姓造就深厚的福泽。这确实是三代以来最盛大的君主。不幸到了我怀宗时，闯贼猖獗，奸党开门迎敌，以致发生甲申之变。你的祖先乘我朝动乱，包藏祸心，篡夺我朝，盗窃皇位；弘光帝被弑，忠臣死去的有一千多人，宗室遭到残害，亲族死亡的有一万多人。当时真是大地裂开、上天崩塌，山木枯死、海水干涸。你们这些胡人逆贼，是我世世代代不共戴天的仇敌。何况华夏变成夷狄，二百年不见日月光明；汉人受满洲欺凌，六七代常常闻到腥膻气味。杀兄杀叔，行迹像豺狼；纳妹妹、纳姑母，行为同猪狗。卖官鬻爵，士子读书还有什么用？以赋税劝捐，百姓的脂膏已经枯竭。犯人不〔原文有疑字〕发，是把汉人当作囚徒欺压；状元不招亲，是把汉人看作盗寇。不封王、不授爵位，是忌惮汉人掌握权柄；不让汉人统兵、不树立汉人将帅，是害怕汉人拥有权力。名义上虽是君臣，实际上却形同陌路。盐税分为南北，法律失去了轻重。贪官污吏遍布天下，到处都是杀人的利刃。善士良民遭受毒害，人人都怀有切齿痛恨的深仇。以至于旱灾连年肆虐，水灾屡次降临，百姓无法生活，人人都想作乱。你身居大位，尚且不侧身自省、修养自身，反而放纵淫欲和贪欲，把百姓的疾苦置之不闻，认为天威没有什么可怕。这实在是昏庸无道到了极点！所谓“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如今朕不是别人，乃是大明太祖的后裔、弘光皇帝的七世孙。名分正当、道理顺遂，天意和人心都归向我：一是替祖宗报仇，二是替百姓讨伐暴政。谋臣多如雨，战将多如云，大举兴起商汤、周武王那样的正义之师，以慰藉百姓如旱望云霓的期待。铲除你们的残酷暴虐，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修整我们的戈矛，消灭残敌如鹰逐捕。旌旗遮蔽太阳，船筏布满江面。士卒争先恐后，水陆并进。天险也不难飞渡，投下马鞭便可以截断水流。将军所到之处，迅疾如扫落叶的风；兵帅所临之地，震动如当空的霹雳。军威整肃，号令森严。军队经过不惊扰耕作和市集，秋毫无犯。用箪食壶浆迎接我们的，庆幸我们先到；翘首伸颈盼望我们的，遗憾我们来得不够快。于是形成摧枯拉朽的威势和破竹般的气势。趁着初夏清和，分兵向西进军；凭借深秋舒爽，派将领北征。把檄文传遍江南，联兵进取河朔；分兵进讨，向燕京问罪。共同砍下逆胡的首级，以宣泄不共戴天的仇恨。凡属满营的人，活捉的就割下大腿吸食骨髓；只要属于旗下，死去的就吃他们的肉、睡他们的皮。灭尽胡人，收复中原土地。使百姓安全，再次看见〔原文有缺字〕世的天空。凡是我们的士人和百姓，都不要欺诈、不要忧惧，永远登上仁寿之境，长久享受太平之春。钦此！○《示东王诏》据查，天下的贪官比强盗还厉害，衙门里的酷吏和虎狼没有区别。这全都是因为君主不仁德，疏远君子而亲近小人，卖官鬻爵，压制贤才，以致世风一天比一天坏，上下互相搜刮。富贵的人讳恶不究，贫贱的人含冤无法申诉。说起来令人痛心，实在令人发指。就拿钱粮一事来说，近来加征到了原来的数倍。三十年前的粮税，本已免除却又重新征收。百姓的财产已经耗尽，百姓的苦难已经到了极点。我们这些仁人义士，看到这些无不痛心。因此要把各府、州、县的贼官和恶吏全部铲除，把百姓从水火中救出来。眼下大军云集广西，已经平定湖南、湖北两省以及江西、江南一带，所以不得不先行晓谕。我们所有百姓兄弟，不必惊慌。农民、工人、商人，各自安定自己的生业。富贵人家必须准备粮食，帮助我军供应军饷；数量多少，亲自申报清楚，并各自领取借据，以便日后偿还。你们中间有勇力的人、有智谋的人，应当同心协力，共同襄助义举。等到天下太平之日，各自给予荣誉封赏。各府、州、县官员，违抗我的就杀，顺从我的就活。害怕祸事的官员，命令先行返回原籍，听候日后任用。其余像豺狼一样的差役，一律剿除，悬首示众。恐怕有流贼土匪借机滋事，准许你们指名投状举报，以便加以惩治。如果有乡民胆敢帮助清朝官员作恶，抵抗我的士卒，无论在各府、州、县的村镇，天兵到达之处，必定全部诛灭。对此要畏惧，要谨慎，不得违抗。特此晓示！

译誓师檄文 据说，宅心图谋大业，万古以来都严格区分夷夏；讨伐暴君、拯救百姓，三王开创了征伐诛戮的局面。因此，南巢放逐君主，经过十一征才使天下仰望慰藉如望云霓；东渡长江誓师，三千人便使勇猛军威远扬。帝子追逐函谷关的帝王之位，五年之间诛项灭秦；真人并非白水之龙，却四年之间剪除新朝、恢复汉室。他们之所以旗帜刚刚建立，豪杰便归心，旄钺一挥，百姓便叩首，关键只在于百姓困苦憔悴，及时雨降下便使干涸车辙中的鱼立即复苏，军队所到之处又秋毫无犯。某人生逢末世，深切忧念时局艰难。俯仰五千年帝王兴废的规律，纵观四万里百姓万物悲歌的情状，从古到今，功名实在都取决于气运；乱到了极点便会产生治理之世，帝王之位常常与英雄相联系。能够识时务的人才称得上俊杰，可见事情在人为；得到帝位而成为兴王，显然也是承受天命。况且朱氏的统绪已经断绝，白山的胡虏接替兴起。他们和刘渊、石勒一样是枭雄，抢夺神器；又本是耶律、完颜一类的种族，把祸害流布中原。即使幽王、厉王的残暴也相形见绌，传了六七代仍旧如此；汉、唐的衣冠制度已经渺不可见，这种局面至今已有二百年。按照蛮夷扰乱中夏的常刑，难道还要吝惜涿鹿、阪泉那样的义举吗？而且上下互相争逐利益，金银贯通于官场的要害之处。左右的人都说某人贤能，互相吹捧成为求取功名的捷径。既然有了钱，还忧虑不能显贵吗？佐贰官可以捐钱买，守令之职可以捐钱买，府、道官职也可以捐钱买。得到钱财哪里还顾及妨害百姓？田地有税，关市有税，山林也有税。因此戴貂冠、佩蟒玉的人，本来都是市井中从事买卖撮合的奸商；他们像虎一样吞噬、像狼一样贪婪，完全不顾老幼流离困顿的痛苦。二月征丝，八月征粟，把百姓的脂膏剥削殆尽；早晨收取四成，晚上又收取三成，只是徒然苦害愚夫愚妇。监狱本是平民的苦海，贪官却把它看成收钱的关口。接受献酒并不是士人的正当规范，污吏却借此把它变成聚敛钱财的窟穴。对外勾结土豪作为心腹，翻云覆雨；对内联合权贵作为爪牙，肆意罗织。腰包既然装满，哪怕是命盗案件也能冰消瓦解；百姓连粗粮都难以充饥，哪怕犯下缺少干粮的罪过也会立刻结案。一件事就能使中等人家倾家荡产，万石粮食也难填补大海般的冤屈。妇女叹息，儿童哭喊，悲声遍布道路；酷刑和重税接连而来，怨气直冲上天。蝗灾和水灾、火灾接连发生，原本是昏君受到上天警告；疫病又继战争之后兴起，更加使百姓遭殃。表面上假托赈济饥民、组织团练的名义，暗中却图谋使狡猾的官吏得到升官的便利。国库已经枯竭，便借机苛刻搜刮百姓财物。军政不加整顿，只是表面上发布招募乡勇的命令。驱使农民、工人冒着刀箭冲锋，只看见尸骨暴露在战场上；勒令地方绅士资助军粮，谁来怜悯那些弃尸沟壑的人！水越来越深，火越来越热，即使秦、隋的暴政又怎么能超过它呢！剥削到了极点，也就是恢复的时机。由此可知，戎狄的末代国运已经快要被斩断了。我向下观察人事，向上察看天时，感慨追想前代的功业，也自信此生能够有所作为。我恭敬地在五更焚香祈祷，却不知道天意究竟如何！想到四海陷于水火的人们，哪里还有心思袖手旁观。于是从粤海征集兵员，在湖湘整顿军旅。鹅、鹳军队到来，势如破竹；貔貅部队整肃严明，胜利仿佛探囊取物。只见万骑追风，山谷回应；千面旗帜照耀太阳，水波翻卷、云彩移动。如果不是以汗流如雨的诏令颁告天下，就难免使民间震恐。因此告诫我军将士，也晓谕你们百姓：顺应天意而兴起仁义之师，本来不是要以暴力替代暴力。指日便能取得承平的功绩，希望你们各自耕种自己的田地。不要因为看到烽火而惊慌迁移，不要毁坏家室而被迫搬迁；不要听信谣言而惶恐，不要依仗强悍而抗拒违抗。妖官一定诛杀，衙▯一定诛杀，其余的人都是赤子；奸淫的斩，抢掠的斩。只希望不辜负天下苍生。即使有人用箪食壶浆来迎接，也实在是出于你们百姓的困苦；至于子女和财帛，哪里能够羁绊我们这些人的雄心！发誓要迅速扫除妖氛，为亿万生灵吐出胸中恶气。等待着看宇内澄清，恢复千百年来中夏的宏大基业。大家都应当听到并遵行，不得违抗这篇檄文！石达开 檄告招贤文 为了招集贤才、兴复汉室、消灭满清，以伸张大义，特此发布。听说胡虏腥膻，怎么能容许它长久玷污汉家的土地？人民同仇敌忾，为什么不把夷狄尘垢的羞耻彻底洗去？自从朱家王朝纲纪不振以来，白山的满清小丑毫无仁义。吴三桂请求援兵，等于拱手引来外族盗贼；八旗乘着时机侵入中原。于是他们窃据我们的土地，毁乱我们的衣冠，改换我们的服制，败坏我们的伦理纲常，强迫人剃发留辫，玷污我们尧、舜、禹、汤子民的容貌；卖官鬻爵，使伊尹、周公、孔子、孟子一类的人屈服。逼得堂堂大国的英雄豪杰低头向夷人称君，聚集赫赫中原的子女财帛，厚着脸皮只向胡虏进贡。耻辱已经太深，流传的祸害无穷！凡有血气的人，理应咬牙切齿；怀有公共义愤的人，更应当痛心。如今幸而有真主代天除暴，翼王讨伐罪恶、拯救百姓。他求贤如渴，待士如宾。凡是多才多艺的人以及文武兼备的人，绝不吝惜爵位赏赐，从来不埋没贤才。假如士卒都尽力作战，又何必害怕鞑子不能诛除！江南正涌现王者之气，浙东难道没有名贤吗？我国正值戊午年，已经光复浙江省。你们士人早就怀有尚未实现的志向，为什么不走出茅庐呢？因此特地发布晓谕，仰望你们士人和百姓一体知悉。拱手侍奉夷人，是我们的耻辱。甘心忘掉汉人身份，内心能安吗？文天祥决不投降胡虏，岳武穆发誓一定诛灭金人。前代贤哲值得羡慕，后辈应当奋发。从此让蛟龙在南阳兴起，共同挽救红羊之劫；一定要驱逐北方胡虏，使赤狗之群惊散。安抚我们的士子，驱逐那些旗丁。洗净胡妖在闽、浙的污秽之后，义师再进攻幽燕。何况你们省一向号称胜地，世代产生名流；三江孕育秀美人才，八川护佑灵气。我惭愧没有才能，未能在八斗才华中雕琢文章；人才正当有所等待，何不庆贺司马氏三升之才。请大家抒发宏大愿望，援救天下苍生。天下的事情如果可以有所作为，身在其中的人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如果仍然甘心自暴自弃，裹足不前，请试想侍奉胡人，拿什么去面对我们汉人？倘若恢复旧日事业，大丈夫都将共同畅快地感受鼎革之心。努力建立新的谋略，小将军敢于斩灭咸丰的首级。吴越王尚且有生气，钱塘江必将洗尽胡尘。功业壮丽，增添山河的光彩，难道不是美好的吗？姓名争相照耀史册，又是多么盛大啊！特此布告，使大家都听到并知道。

译林彩红 谕青岩檄文 天朝九门御林开朝勋臣、殿前忠诚一百六十二天将林，为劝告四民，赶快解散团练，迅速投诚，以保全自身和家业。听说乱到了极点便会思治，顺从者安抚，叛逆者诛杀，本来就是理所当然。因为你们浙江省自去年被我侍王雄千岁攻克以来，你们的百姓都归心向化，共同列入版图。各郡县都已委派大员镇守，招徕安抚，百姓都像往常一样耕作读书，共享尧天之乐，到处秋毫无犯。你们东邑这个小县，怎么能误听谣言、相信妖邪蛊惑，甘心舍弃正道而归附邪道，竟敢扶老携幼，躲避珊琳？各都的团练壮丁纠集众人，抗拒敌军，凭七尺身躯抵抗数十万王师。竟不想想父母养育之恩尚未报答，儿女教养之事尚未完成，一旦手持兵戈、举起旗幡，马上就成为刀下鬼，难道不是误信妖言，招来败家丧命的祸患吗！本天将恭敬承受天王旨命，领兵出京，原本想要扫荡四方的丑类，安抚淳朴善良的百姓。如今春天军队抵达你们省，承蒙我侍王雄千岁派令进军，想要收复台州、温州，打通处州、仙居，攻取宁波，以安定浙江地区。哪里知道云缙这个小地方，妖心不足，竟敢勾结匪众，强行抵抗王师。本天将一鼓作气将他们全部诛灭，想来你们百姓都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如今要直取台州、温州，和你们百姓共同进入仁寿之境。国恩浩大，王师如及时春雨。你们青岩小小寨堡，怎么能抗拒天兵？本天将念及你们百姓已经长期向往天朝，蓄发已有二年，不愿再加重毒害。听说你们百姓中还有少数漏网的残余妖党，所以命令本部士卒前来扫荡，以替你们百姓分忧，与你们无关。王师来到境内之日，只希望乡绅、士人和百姓拿着酒浆粮食前来迎接。倘若有人纠集党徒，潜藏在青岩洞穴之中；壮年人举旗抗敌，就斩杀一人，使尸体遍野、血流成河；老弱奋力嘶喊，就诛灭一处，使家室全部空尽，连鸡犬也遭杀戮。难道独独不想想，团练本来可以保家，团练却正是败家的原因吗？为了贪图六七品的军功，竟然抛弃亿万人的性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丈〕 可怜父子离散，父母辛劳养育的恩德难以报答；尤其是夫妻抛弃，鱼水般的感情立即断绝。本天将体察天父好生的德性、天兄救世的心意、天王爱民的念头和侍王抚恤百姓的情怀，实在不忍心不加教导便把你们诛杀。因此特地发布劝谕，仰望你们各乡的乡绅、士人、百姓一体知悉，务必赶快解散团练，痛改前非。不要把充当妖党当作荣耀，不要把组织团练当作正事。按照旧规，请求设立机构接受投诚，捐粮纳贡、输送军饷，像往常一样安居乐业，彼此进行贸易。有智勇超过常人的人，可以投奔军营、建立功劳，共同谋划大业，封妻荫子，这才可以称为弃暗投明的豪杰。其余百姓回家安业，各守本分。春天祈祷，秋天报谢，以保全自身和家业，永远享受升平的真正福气。倘若仍然执迷不悟，甘心跟从妖党，本天将再次兴起大军，把你们全部剿灭洗荡，玉石俱焚。到那时后悔哪里还来得及！自发布这道谕令以后，在投诚之日，如果有违法的官兵下乡奸淫抢掠、无缘无故焚烧房屋，准许你们百姓把他们捆绑押送给卡员，按照天国法律处理：轻的枷号杖责，重的斩首后在军营中示众。本天将说出的话必定依法执行，决不宽恕。你们四民都应当严肃遵守，全部听到并知悉。切切遵照此谕！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十一月。

译钱江 上天王策 我恭敬地思量，天王刚开始起事时，剪发改变服饰，想要改变中国被胡虏统治二百年的制度，谋划深远，创业非同寻常，显然知道不能把武昌当作满足之地。今天的行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小小的武昌，守也会灭亡，不守也会灭亡；与其坐等灭亡，哪里比得上前进还可能避免灭亡？如果不趁此时机长驱北上，只图眼前苟安，就会使军心松懈，实在没有意义。清初吴三桂起兵时，不到几个月南方六省都陷落了。他土地广大、人口众多，自以为可以称雄；然而派将领四处出兵，却没有越过湖南一步。扰乱十多年，最终仍然灭亡。前车之鉴难道不值得吸取吗？有人说武昌扼守长江，控制汴梁而牵引湘、鄂，可以凭借险要自我固守，然后从间道出奇兵：派一军出秦川，平定长安，扰乱关外；派一军驱兵经夔、庆攻取成都，平定四川，作为基业。不知道秦、陇四面有险关，土地错杂而靠近边境，民风强悍而物产贫乏，粮食运输艰难；况且重重关隘、层层险阻，即使我军进攻必胜，也必定耗费大量兵力，劳苦而无功，既然如此必将留下后悔，得不偿失，也会丢弃先前的功业。何况削弱敌人的肢爪，终究不如攻击其腹心更好。依我愚见，不如舍弃西进而向东进军。金陵、建业，都是帝王建都的地方；淮、泗、汴梁，实在是圣王兴起的区域。应当先夺取金陵作为根本，再夺取开封作为犄角，最后出兵济南谋求进取。掌握齐、鲁的运河，就可以坐困通仓的粮食；截断南北的驿传，就可以牵制异族前来勤王的军队。然后约请我军的老万进攻梁、厦，传檄给我军的丹山进攻温、处。所经过的地方秋毫无犯，所到之处结交招纳贤良。可是说百姓不会剪发改服、拿着箪食壶浆前来迎接，江实在不相信。南京陷落，就能渡过江东；丰沛陷落，就能向青、兖推进；山东平定，燕京便会戒严。清朝内部粮运困顿，外部汉人离心，正是孟子所说“不嗜杀人者能统一天下”的时候。今天的事情已经形成骑虎之势。一旦颓唐懒惰，就会转而造成耽搁。成败的关键，间不容发。我们的军队远离家乡，志在追随龙兴之主。听到进军，就同心同力、踊跃争先；听到退兵，就畏首畏尾，生死存亡都无法保障。渡河以后，已经没有再向南返回的希望，大家都想建立功名、恢复汉室，发誓即使九死也要流传功勋，不愿一生埋没草莽。若能顺应时势激励他们，集思广益、同心协力，一人可以抵挡百人，经历万次战斗又有什么不敢担当的！时机不可错过，席前的筹策，江愿意借来筹划；马上的策略，江愿意指出并首先实行。等到南京平定以后，招集流亡百姓，喂饱磨利兵马，扼守要害向南防堵，挥军北上：左路出兵就趋向江北进攻，紧急时可以调淮扬的军队接续；右路出兵就挖掘河道、控制海口以抵抗敌人，紧急时可以调开封、归德的军队应援。再派一军突袭敌军西部，乘胜进入山西；另派一军冲击敌军东部，相机平定浙江。用兵不能只走一路，谋划必须做到万全。先巩固江南的根本，慢慢安定新建国家的人心；整顿我们的政治，扩大我们的规模。对外和睦各族，对内安抚百姓，那么西面的秦、蜀，东面的豫、粤，就可以凭一纸檄文平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从汉代直到明代，天下的变故很多。分裂与统一、交替兴亡，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局面。晋朝被胡人扰乱，宋朝亡于元朝，大体上都是依仗对方强横，欺骗并夺取中原。然而种族虽然不同，好恶却相同，也不过几十年便逃回旧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毁灭礼义制度和衣冠，削去、抛弃父母所给的毛发血肉，礼仪制度极其败坏，把官人当作牲畜，中原究竟有什么罪过，竟长久遭受如此严重的涂炭和侮辱！帝王自有真正的归属，天意究竟属于谁？大任奋发兴起，难道能不勉励自己吗！更何况，旌旗所指之处，不违逆百姓；提剑号召，凡是汉人就会跟从。要让人知道今天的行动并不是没有名义的军队，也要让人知道中国之所以为华夏，不能甘心永远改变成戎狄。王者开始行动，形势明白显著；阵堂旗帜端正，不必秘密欺诈。军队行进号令严肃，所到之处百姓便归附。即使满洲、蒙古有竭尽精力谋划的大臣，吉林、索伦有精于骑射的将领，他们即使想不望风投降，我们百姓难道会答应吗？如今整个天下把利益当作治理原则，上下互相争夺，风俗败坏已经到了极点。亡国为奴，惨受枷锁束缚，人民心中的愤怒也已经积蓄很久了。靠收受贿赂而遗祸百姓，却厚着脸皮位居百姓之上；做官入仕的道路，也已经污浊不堪了。广大而郁积的气势，积蓄久了必然会伸展；有王者兴起，谁不会洗去旧日染上的污秽，拭目观看新的天命之鼎呢？以上是安排部署的大致条目。要想成就基业，希望不要另作打算。草野之人崛起，创业缔造十分艰难，必须先有包容天下的胸怀，把它寄寓于宇宙之间，然后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知道百姓最为尊贵，得到百姓就能兴盛；知道贤才最为宝贵，求得贤才就能治理好国家。要像汉高祖那样胸襟宏大、气度宽广，也要像明太祖那样早晚勤劳不懈。一旦天意与人心相互应合，顺应时势而行动，机会到来时便不可言喻。否则分兵向西，武昌本来就不能长久守住，而且我方势力一旦涣散，敌方势力就会重新充实。时间一久，大势一旦失去，就不能再次振作，后悔咬脐，实在不是我们这些人忍心谈及的。如今透彻观察大势，竭力审察时机和策略，谨就我见闻所及，拟定兴王策十二条，恭请采纳施行。一、如今中国的大势，燕京像头部，江浙像心腹，川、陕、闽、粤像手足。斩断手足，人还可以活；如果夺取江南，随后捶击它的腹心，一路由江淮进攻山东，会师夺取北京，以斩断它的头部。等北京平定以后，还担心川、陕不服从吗？二、我国刚刚建立，忧患在于财政不充足，而关税又不能立即设立。应当在已经平定的初期，在商场中略微商议增加抽税，并承担保护商民的责任。商业每两征收一厘，名叫厘金。征收得很少，商民又得到保护，有什么不愿意服从的呢？这样我方积少成多，就能成为巨款。但应当加以节制，不应当强行滥征、苛扰百姓。三、自满清道光以来，各国相互交往，商业贸易大为发展。商业兴盛，就是富国的根本；能够富裕，就能够强盛。应当同各国重新订立条约、开展通商，互相派遣使臣，保护各国本国的商场。中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如果能够逐渐推广，三十年以内就可以富甲天下了。

译四、我军既然以财政为忧患，就应当研究货币制度。如今我国还没有同各国通商，可以限制各国银元流入；在已经规定的地区，不准清国银元通用。这样一来，商民必定觉得不方便，然后我方就可以铸造银币同商民交换。用他们的银子铸造我们的银币，可以权宜地以五六成的成色鼓铸。所有银币不论成色高低，只求上下流通，一律准许使用。富户因为我方不用清朝银币，必定前来兑换。这样就可以从铸造一千万增加到二千万，再掺用纸币，三千万很快就能达到。五、百官制度应当划分等级。官位自成官位，爵位和典制自成爵位和典制。天王既然已经分封各王，就不能再更改；应当把官位的权限分开，以便加强军政，使王公以下的谋臣勇将免受压制，能够施展才干。实在因为凡事应当论才而不论尊贵，即使各国的亲王也不能全都身居高位、掌握大权。六、将来天下的大势，必定趋向重视海权。今后如果中国完全平定，仍应当把都城建在江南，凭借江河的险要，大力装备水师，就可以迅速呼应各行省，四面相互接应，自然不至于有▯格之虞。七、我国起事以来，战争一直没有停止，没有时间修整制度。如今应当开科取士，增加选拔文才的人数，让各人贡献自己的长处，根据事情制定适宜的办法，以确定国家制度，等待采纳实行。八、满清屡次交战都失败，将来恐怕会借助外国人的力量来残害汉人，以保住自己的帝位。既然先前已经同各国重新订约通商，就应当优待旅居中国的外国人，以显示天下一家，并堵塞他们的奸谋。九、我军连续作战虽然取胜，恐怕也难免疲惫。如今雄兵将近二百万人，应当加以训练，分为五班。等江南平定以后，两班北伐，一班南下闽、浙，留下两班驻守三江，轮流替换，以免兵力疲惫，作为长期作战的办法。十、中国肥沃的土地，荒废的很多。应当开垦荒地作为公产。仿照上古寓兵于农的办法，或者实行屯田制度，按时训练。这样既能使兵力充足，军饷来源也不会断绝。十一、中国人口虽然很多，但女子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应当增加开办女子学校，或者设置女科、女官，以表示鼓励。完全革除缠足的风气，并使女子振作起男子般的气概。男女一律发挥作用，国家想不强盛也不可能。十二、矿产资源出自地利，只有中国最为丰富。满洲除了川、滇的铜矿之外，还没有开采其他矿产。我们应当向全国颁布命令，一律采掘，以收取地利。国家税收增加，百姓财富也会日益增长。然而要兴办矿务，应当仿照各国开创铁路，以便运输，也为发展商业着想，这项利益没有比它更大的了。以上是我的管见，只说了大概。其余事情再相机决定。满清施行残酷统治，我方施行仁慈；满清专用宗室和私人，我方实行大同平等，竭力反对它的弊病。兴王之道，全在这些方面了。愿大王留意。

译黄畹 上呈逢天义刘大人禀 苏福省儒士黄畹谨向九门御林开朝王宗总理苏福省民务逢天义刘大人阁下禀告：黄畹抱病已经一个月，疏于前往拜谒，心中顾念而惭愧，罪过哪里说得尽！自从黄畹承蒙大人推举以来，没有一天不是战战兢兢地约束自己，希望总算不辜负大人的厚望，并把救济穷苦百姓作为自己的心愿。我卧病在床仍筹划思考，急切想要报效。近日听说天兵攻克杭州，拍手庆贺，认为从此扼守苏州、连接浙江，奋力争夺中原，划江而治的形势已经形成了。然而两省自遭受战乱以后，民力凋敝，元气已经受伤，尤其依赖十年的休养、十年的生息，以及殷勤抚养；这些只希望大人更加留意。如今黄畹的老母、山妻、弱小的儿子和年幼的后代，都已经迁徙到乡里。从今以后托庇于大人治下，实在希望得到栽培和安抚。上海城中的形势虽然还没有完全决裂，但民情惶恐，已经到了片刻不得安宁的地步。驻守城内的菁兵只有八千人，都是仓促招募的，平时从未训练过行军作战。所依靠的只是洋人。洋人认为天兵到来会妨碍通商大局，有一定要交战的意志，没有议和的说法。如今法邦议定守城，英邦负责城外防御，各行洋商各出一人，借此保护自身和家业，如同中国的团练。西北各城外都挖掘濠沟、修筑土城，洋泾浜一带都竖立木栅；夷场设有会防总局。海船运到的洋粮不下数百万石。英、法士兵近日从香港来到的约有四千多人，听说又接连不断地赶来。军饷可以说很充足，防御可以说很周密。英、法公使巴学礼、水军提督巴克乘坐运输船先到天京，请诸位大臣转奏天王，不要向上海增兵。然而天王深思后不能同意，诸大臣说：不论先前百里之约，不能听从他们的命令；即使今天向上海增兵，也必定很快到达。夺取天下哪里能顾及通商大局？况且中外如果能够和好，通商的局面也不会受到阻碍。巴公使不高兴地离去，因此决定了想要交战的意图。我暗中考察洋人的意图，只要不侵犯他们的疆界，他们就可以按兵不动，并不是真心想要和我们为难。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暂且放过他们呢？有人说洋人所依仗的只是枪炮。然而大炮只能打得远，枪队整齐就能取胜。假如有敢死之士突入他们中间，使他们彼此牵制，那么队伍突然混乱，枪也来不及发射；武器即使精良，又有什么用？不知道用兵是危险之道，只能百战取胜，却不能有一次失败。英、法是欧洲的强国，宁可死上万次也要洗刷一次耻辱。用兵的道理，应当避开坚强之处而攻击薄弱之处，避开锋芒而挫败弊弱之处。和我们争夺天下的是菁，而不是英、法。如今天下还没有安定，正要经营中原；中原的疆土，十处还只收复了两三处，需要借助兵力的地方很多。因此我们对待夷人，宁可和谈也不要交战，不应轻易失去外援，开启边境争端。即使王者的政治要排斥四夷，但洋人在这里通商，从澳门、粤东至今已经三百多年了；上海尤其是他们的根本重地，恐怕不容易在一天之内把他们赶走。俗话说：“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汉高祖对待项羽，知道项羽轻易使用锋芒，所以忍耐而不发动进攻，养护自己的锋芒，等待项羽衰败。如今洋人调集兵力、筹措军饷，全力一心，他们的气势正盛，锋芒非常锐利。如果我军侵犯他们的界限，他们哪里肯立即签订和约，突然停止用兵？如果夷人交战失败，一定会考虑报复；即使侥幸取胜，那么我们和洋人先前的恩惠，也会被抛到草野之中。那么，上海一定不能夺取吗？回答说：“不是。”黄畹谨献计说：明白告知并严厉讨伐他们，表面放过而暗中进攻他们，慢慢图谋，缓缓困住他们。天朝恢复旧有土地，一尺土地、一丸之地，无不属于我，难道上海一隅却要单独让外人占有吗？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洋人在那里，所以暂且缓办罢了。然而洋人仍不感激天恩，不知道报答。如今却突然成为困兽之门，遭受野狗撕咬，这究竟是什么心思？不如让忠王给英、法两国领事发文，说上海一隅是贵国通商的重要地方，所以从去年直到今天，我方从未侵犯那里，并不是置之度外不管，实在是希望中外和好，不失怀柔的深意。可是漏网的残余妖党在那里招募士兵、搜集军饷，常常和我方为难。这就好比狡兔把桂邦当作一个洞穴。桂邦每逢两国相争，按惯例都不相助，这次为什么偏要袒护？难道菁可以借此兴兵入寇，而我就不能整顿军队进攻吗？如果桂邦肯把他们驱逐到远处，并把上海作为通商境界，那么我方就可以不烦劳一兵、不损伤一箭，仍旧相安无事。只派一个使者互通问候友好就足够了。百姓没有互相侵扰的忧虑，商人有宾至如归的快乐。这样就是桂邦对士民的大恩大德。否则两国相争，势必焚烧杀戮；对贵邦固然没有损伤，但贵邦子民中遭受灾害苦难的必定不少。我军到上海，对贵邦的通商大局实在没有关系；所要问罪讨伐的，只是这些残余妖党，不过是锅底游魂罢了。对贵邦来说，这些人又有什么重要，为什么一定要帮助他们？这是我国所不能理解的。书信送到之后，应当有所答复。这样明白地晓谕，洋人之间一定会有变通的办法。如果仍然不答应，我方对他们也就有了说辞。他们的气势已经衰弱，我方的愤怒却非常强烈，这就是黄畹所说的“明告而严讨”。洋人的军队都是从各处调集而来，势力只能暂时维持，不能长久。他们每名士兵每月发给三十金，费用超过我军十倍，因此军饷必定难以长期接续。如今正当他们气势雄壮、意志旺盛的时候，只知道前进，都没有想到这些事情。我方也不要再突然侵犯他们，而转向别处用兵，或者进攻他们的邻近城邑，暂时拖延时日，表现出像是舍弃他们而离去的意思。这样洋人必定以为我方畏惧他们的威势而退兵，他们的守备必然松懈，防御也必然撤除。然后命令我军假装百姓，像事情已经平息、重新迁到上海居住一样，设法到洋泾浜租屋潜伏，秘密约定日期，同时发动进攻。我方大军在深夜迅速赶赴，按时集中；内应之人从四面放火，声东击西。这就叫想擒拿先放纵，想急攻暂且放缓。等他们松懈后再攻击，没有不胜利的。这就是黄畹所说的“阳舍而阴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江苏全省如今急于用兵的地方，不只是海边这一处。就在肘腋附近、和我们共同据有长江的，还有镇江。镇江和江北各州的王土相连接，形势彼此联络。我们现在用兵，应当从刘河口进攻崇明，依次攻取海门、如皋、通州、泰州四处。那些地方兵少土瘠，防备一定空虚；我军夺取它们易如反掌。这样镇江自然危险，势力必然孤立。镇江一旦攻取，长江便全归我方所有。从天京直到苏福，水路完全畅通，各处船只航行无阻。凡是要隘所在，都可以设置小北大关，收取夷税，借以充实国用，利益一定很大。然后乘着锐气大举进攻，沿江上溯，集中兵力对付曾国藩的军队。听说翼王的雄师数以万计，已经从四川边界抵达两湖，正虎视汉口、湖南一带。菁军的曾国藩近来患疮疡，病势很重，年老血虚，恐怕难以迅速痊愈；他的调度一定没有人主持。这是不可错过的进攻时机。能够收复安庆，攻取黄州，然后控制九江，争夺汉口，和翼王互通消息、合并兵力，长驱直进，那么黄河以南就不再属于菁了。汉口也是洋人通商的地方。我方约翼王按日期共同攻取，洋人势必首尾难以兼顾。这样上海的和局一定可以借此确定，没有不归属于我方的，我不相信。黄畹所说的“徐以图之”，就是这个意思。要夺取上海，必须先断绝它的手足，截断它的门户。奉贤、南汇、川沙、金山是它的手足；松江、宝山、吴淞是它的门户。这些地方是消息往来、货物接济、帆船进出的通道。如今如果集中兵力奋力争夺，把这些地方全部取下，也很容易。困难在于吴淞口，洋人势必拼死防守，恐怕他们会先替我方筑起炮台、安置重兵，而我方不能立即攻下；那么就应当不断出兵争夺，使各处货船不敢驶入，上海的各种物资就会立刻匮乏。上海一向不产米，远处依靠苏州乡间，近处依靠泗泾、闵港运输米粮。如今各乡都封闭粮食买卖，百姓的粮食必定无法维持，乡民全部离散，鸡、猪等物也一定没有销售之处。洋人也必定难以得到食物。这样相持几个月，内部奸细必然出现；闽、粤百姓必定乘机起事。强者作乱，弱者死亡，洋人势必无力禁止。环绕马场、房屋连栋相接的地方，必定被付之一炬。洋人即使说能够守住，也一定会舍弃上海离去。这就是黄畹所说的“缓以困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这样看来，上海并不是确实不可夺取。然而黄畹最终还是以和解的主张进言，实在是看到了天下大局所关涉的地方。请允许我再申述这一主张，希望不要因为这些话而治罪诛杀我，这样我才敢把想说的话说完。黄畹抬头观察天象，看见天市垣中的气势还很旺盛，洋人在中原通商，或许还会持续二三十年。然而天道遥远而难以凭信，不如人事切近而可以凭借。洋人进入中原以来，用兵从未稍受挫折。起初要求五口通商，后来又要求进入内地贸易；江汉腹地全都设置了埠头，险要地区也已经同我方共有。这已经是变客为主、变劳为逸了。退一步还有香港、印度。如果他们一旦在上海失利，就一定认为是奇耻大辱，必定厉兵束甲，驾船行驶，从长江抵达天京。一方面，他们会从汉口同妖党联络，势必同曾国藩的军队联合进攻、彼此交战，直趋芜湖。为什么呢？洋人与清朝缔结关系已经很久，所以天津之战时还想议和；而我国同他们之间，恩威尚未施布，不足以使他们归心。一旦失败，他们就会出兵反噬，这是形势所必然。因此我方即使在上海取胜，对于争夺尚海大局，反而会有所阻碍；这是黄畹不主张这样做的原因。有人说：“这样说来，洋人在宁波和在上海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宁波可以拱手让给他们，上海却要出兵争夺？” 这是因为宁波的货物少，贸易稀少；上海则整个通商事务都集中在那里，关系十分重大。然而洋人只守住夷场，也已经够了，为什么一定要保卫城池？这是因为他们同我们的性情还没有融洽，恩信还没有彼此建立。倘若听任我军进入城内，而洋人居高临下开炮俯射，形势就可能立即崩溃。唇亡齿寒，实在值得深深忧虑。这就是他们一定要奋力争夺的原因。何况宁波是因为筹措军饷艰难，才停止用兵，并不是真心想要让出宁波。论者又说：如果这样说，那么凡是有洋人通商的地方，我军就一定不能攻取吗？这样怎能显示王师进攻必胜、作战必克的威势呢？何况洋人自从到中国通商以来，欺凌我百姓，蔑视我读书人；他们本性外表刚硬凶狠，内心阴险暴戾，桀骜难驯，隔绝自闭而不仁。现在正可借着我军的锐气，把他们聚集起来歼灭，或许可以宣泄众人的愤怒，张扬国家的威势。却不知道事情本来有先处理紧急的、后处理缓慢的道理。昔日曹操先兼并袁绍，后来攻取刘表，以成鼎足之势；明太祖先攻陈友谅，后来攻克张士诚，于是统一了天下。当时刘表与曹操的势力本来相差悬殊，而张士诚占据的地方较为接近，看起来应当先除掉他。但明太祖认为张士诚只是守成的平庸之才，不足为虑；陈友谅姿态雄健而跋扈，实在担心攻打张士诚时，陈友谅会从后面袭击。如今洋人只知道自守，绝不会远出一步。曾国藩盘踞安庆，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夷人的本性，崇尚势力而看重利益，趋向强盛而躲避衰弱。我们如果姑且把洋人放在一边不问，出兵上游，用一两年时间荡除腥秽，安定疆域，削平僭伪，那么洋人一定会叩头称臣，愿意世世代代充当屏藩，绝不敢怀有二心。王政兴盛，四方夷族就会宾服；大道昌明，异端学说就会消亡。洋人到来，也是中国衰败的气运招致的。如今真正的圣主驾驭天下，阳光普照，各种阴暗势力暗中消散，即使那些洋人的传教士看见我国的王法，也会真正知道天王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奉天命讨伐暴虐，便不会再有异议。这是因为大的、远的事情既然已经解决，小的、近的事情自然也能办成。这就是用兵有先有后的道理。

译至于围攻上海，首先应当筹划的也有三件事：一是结交援助，二是驱散人众，三是储备货物。上海的游民不知有多少，其中广东、宁波人尤其多；他们游手好闲，喜欢惹事。城外一旦合围，他们必定无处逃避，生路将断，杀机一定会发生。只要得到一个人来组织联络，就可以作为内应的凭借。洋行中靠出卖劳力为生的广东人不少，他们内心从来不甘愿受役使。可以散布谣言，说广东人一定会全部起来响应我们，说食物中已经预先藏有毒药，使洋人疑虑而自我防备，使广东人危惧而不得安宁。这样，变乱必然会从内部产生。黄浦江中的花民海船不下千余艘，都有枪炮；形势紧迫、处境窘困时，也足以同我们这些亡命之徒拼死抵抗。不如命令他们一齐驶出吴淞，借此瓦解、驱散他们的势力。我们江苏所依赖的，多是上海的货物。一旦交通困阻，往来于沈、辽、闽、粤的商船必然失业。如今发布告示，命令他们暂时到白茆、刘河两处去，实行轻税招徕，不必查验。□之以信，结之以惠，那么前来的人一定会很多。店铺不至于空虚，上海的市场也必然涣散，洋人所得的东西也会减少。我曾经想把这个意思呈达给忠王，只是特意陈述此事却一直没有门路。如今恭敬地听说忠王的瑞驾在苏州，想要前往拜谒；只是我的头发还短，不敢轻易进去。所以在大人面前略尽自己的一点心意，幸望您垂察。如果蒙您许可，可以让我呈给忠王的，请替我转达。特此恭请安好，伏望雅鉴，不再宣扬。畹谨慎禀告。只是担心有人混冒、影射，所以暂时刻制图记，以杜绝弊端。不知这样是否可以使用？伏乞训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吴容宽 《诏书盖玺颁行论》如今中国的良民，都是我天父的子女。可是自从狗鞑霸占中国以后，中国的良民大多变成妖徒，许多还帮助妖徒作恶，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狗鞑用妖言胡语迷惑中国的男女已经很久，而中国的男女又被他们迷惑却不醒悟。唉！这二百年间，我中国的良民不是将要投入他们的罗网而不自知、受到他们的胁迫而不觉察吗？如果没有人启发他们使之明白、疏通他们使之通晓，怎么能行呢？现在我天王以口作为天父的口，以言作为天父的言，颁发诏书，使天下全都知道。从今以后，九州万郭没有不知道今天正确而昨天错误的，全都洗心革面，共同赞美天父、天兄的权能，并且真心悔罪，修习善行、操练真道，成为天父的子女。而且金玺诏书颁行以后，妖魔的道路断绝，天下万郭万代永远共同遵行上帝的真道。这样，元首明察，辅佐大臣贤能；进贡獒犬、献上野鸡，航海而来、梯山而至，没有谁敢不来朝享，没有谁敢不来称王。黄从善 《诏书盖玺颁行论》一人首先兴起，首先从修明文教做起；万国前来朝见，尤其必须通晓文字。恭逢真主统治天下，天京安定，革除旧弊、创立新制，没有谁不来称王、不来朝享；斩除邪恶、保存正道，没有谁不同心同德。在这个时候，本来应当经常确立成册，把文字流传千秋，编定篇章，仰承可供万世效法的规模。所以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行动；日常使用和通常施行的一切，都成为百姓的法则，铺陈宣扬、劝勉激励，转而成为亿万百姓的规范。何况人们洗心革面，日新月异，妖言不能流传，真道大为流行，那么天王的诏书盖玺后颁行天下，难道不是越快越好吗？

译鲁一同 《檄凤、颍、淮、徐、滁、泗、宿、海八府属文》（代作） 猖狂的贼寇已经很久没有等候上天的讨伐了！自正月以来，两省没有戒备，贼势蔓延到江北；维扬的士人百姓被邪说吓倒，开门迎盗，坐受残害凌辱。皇上赫然震怒，大军前往征讨，毁坏他们的土壕，烧毁他们的船只，于是前来归顺的人每天以千计。贼势穷困急迫，只能据城自守。节镇大臣正在谋划万全之策，四面围攻，等待他们灭亡。到了三月中旬，有几千名贼寇像猪一样冲向江浦，又像蜂群一样拥入六合。六合的义民手持白棒将他们击倒，杀死贼寇一千多人，烧毁船只数百艘。贼寇带着残伤，劫掠滁州、徐州，逃往凤阳、宿州。这些都是惊恐丧败后残存的贼徒、四散逃窜的丑类，并不是因为器械坚利、旗队整肃。然而清流的险要没有守住，临淮的关隘没有关闭，使贼寇得以像游魂一样暂时喘息，在中原流窜。徐方古来多有英杰，凤阳、颍州的风气刚健爽利，难道今天和过去的形势不同，人的勇怯之情也不同了吗？只是预备不够平素，长期安逸的百姓容易动摇；联络不够坚固，孤立自守的心态使人多感到危险。我是棠泗所生，任官于淮楚地区。南面正当广陵的要冲，西面承接洪泽湖水流汇聚之处，土地分散，民众庞杂，人心十分危急。我任职待罪已有三个月，幸而没有辱没使命。每当挑选士卒、誓师出征，听到江边的悲风，望见淮西的烽火，哪一次不按剑冲冠、抚胸流泪呢？唉！像野兽一样的狂贼长久地肆意噬咬，最终必然自取灭亡；上天使他们的毒害发展到极点，正是在这里。淮河以西是我的桑梓之地，沿河各处都是国家的股肱，土地绵延千里，两条河流像衣带一样，形势处于要冲，可以遮蔽中原。大家齐心合力，什么贼寇不能消灭？守住险要关隘，什么锋芒不能遏制？至于贼寇的情况，是可以分析的。贼寇没有繁重的征调，没有严密的法令，行动没有纪律，驻扎没有次序，行军千里不携带粮食，靠发掘、俘虏和抢掠为生，离开时便丢弃一切，逃跑时像飘风，聚集时像蚊虻，这些是他们的长处。至于两军相敌，炮火一齐发射，那么贼寇的藤牌、布障就无法抵挡；在平原良地上，长矛短戈进退作战，那么贼寇的短刀、竹竿就无法支撑；骑兵步兵一同推进，轮番休息，那么贼寇穿芒鞋、赤脚，不能抵敌；据村堡自守，使野外无物可抢，那么贼寇饥困，无法供给自己；各城互为犄角，远近相互救援，那么贼寇的人众就无法应对。由此说来，贼寇的长处在于行动迅疾，遇到坚强的抵抗就退却；贼寇的实际情况在于虚张声势，只要能够忍耐就能保全。难道八府所属的义军，还比不上六合一隅的百姓吗？有千里之地作为屏障，竟然没有取得六合一战的效果！我私下替士大夫们感到羞耻。谨敬地陈述这些约言，请大家各自勉励，尽忠守义。一、约束心志。有害怕见到贼寇的心，贼寇就会到来；有唯恐见不到贼寇的心，贼寇就会离去。譬如十个人共同住在密室中，忽然怀疑鬼来了，那么左右全都成了鬼；让十个人拿着武器驱逐鬼，就没有鬼了。遵守此约的八属官绅军民，各自磨炼自己，时常存有唯恐见不到贼寇的心，胆气自然加倍。贼寇最好不要来，来了就把他们歼灭。一、约束耳朵。听到紧急报告却不要惊恐，以免惊扰我方众人；听到胜利消息也不要欢喜，恐怕因此使我们的意志松懈。从贼寇中传来的话，怎么知道不是妄语？不是从贼寇中传来的话，怎么知道不是妄传？遵守此约的八属官绅军民，都要堵住耳朵不听，以制止煽动迷惑。一、约束脚步。脚足本来是用来站立的，为什么却只会行走？脚足本来是用来前进的，为什么却只会后退？能够行走却不能站立，最终就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能够后退却不能前进，最终也没有可以退守的地方。遵守此约的八属官绅军民，要想到前进未必会死，后退也未必十全十美，何必纷纷迁徙，自己陷入危亡呢？一、约束力量。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力量，勇气就会产生；一个人首先倡导，众人跟随，勇气就会产生；知道众人一同前进未必会全都战死，勇气就会产生。遵守此约的八属官绅军民，齐心共同奋战，如同人的左右手一样，那么面前就没有强大的贼寇了。一、约束财物。把金银藏在地窖里，是替盗贼守财；把财物包裹起来背在身上，是给盗贼留下笑柄。盗贼得不到这些财物，别人就能够得到。下等的智慧守财，散出十分之一；中等的智慧守财，散出三分之一；上等的智慧守财，把财物全部散出。散出十分之一，可以守卫；散出三分之一，可以作战；全部散出，可以百战百胜。遵守此约的八属富裕之家，应当散财供养士卒，以保卫丰厚的财产。一、约束官民。没有百姓，官府靠什么防卫？没有官府，百姓凭什么参与防卫？抛弃百姓而只想苟且免祸的，不过是普通人。走出城一步，连儿童都能制伏他的性命；抛弃官府而只想逃亡的，就像鸟群四散，走出乡里一步，豺狼就会吃掉他的肉。遵守此约的八属官民，应当彼此相爱、相互团结，如同父兄子弟。即使有狡猾的贼寇，也不敢正眼相视。一、约束城镇。城镇中的人，主人和客人各占一半，他们的心必然有二。心怀二意，就是盗贼可以利用的地方。客人的财物多是流动的，想着卷起财物逃走；主人不体恤客人，反而同客人争执不和。即使是秦地、越地那样相隔遥远的人，难道会不亲近盗贼吗？即使彼此有仇怨的人家，难道会不对盗贼施恩吗？遵守此约的八属城镇居民，要破除彼此对立的心思，或许才能取得同舟共济的效果。一、约束乡野。小村庄并入大村庄，挖沟壕守卫；小堡垒并入大堡垒，挖沟壕守卫。五里设置一个小聚落，十里设置一个大聚落。聚落少则一百家，多则达到一千户；白天在野外耕作，晚上藏入屋内；壮丁居于外，妇女儿童居于内。警报一到就击鼓，各聚落全部集合；不集合的处罚。聚落一定要有首领，苦乐必须平均，饥寒必须救济，出入必须察看，恩义和分配必须相称。贼寇分散到乡野，必定不是大批人马。四面合攻，就会没有一个活口。

译以上八条约定已经完备了。还有一点请求：国家休养生息二百年，朝廷辛勤操劳将近三年，自从粤贼盘踞桂管，攻破湖湘，逃到九江，攻下皖桐，陷落金陵，俘掳维扬，前后出动军队十万，屡经创伤，而贼寇的烽火还没有〔原文疑误〕熄灭，是因为节镇有追剿的军队，郡县却没有堵截的力量。向西追击，贼寇就逃向东；攻打南面，贼寇就逃窜到北面。互为犄角的形势没有形成，而守令的权力又分散了。估计贼寇的大部，不过几千人，加上被他们胁迫的人，也不过几万人；把总数合起来，也敌不过一个大县。江宁分去一部分，镇江分去一部分，扬州分去一部分，临淮又分去一部分，他们的势力已经分散，力量已经孤单。如今向大臣包围金陵、在江南作战，琦大臣包围广陵、在江北作战，漏网逃出的只有几千人。如果确实能使各郡县守住自己的疆界，各城彼此呼应，那么立刻就能把他们分散击破。拖延日久，贼势滋蔓，实在令人忧虑。我吴棠不自量力，恭敬地同守土的八属同僚朋友，在远方申明歃血之约，共同指着天日发誓：贼寇到一县，四县响应；贼寇到一府，府属各县响应。如果有谁不响应，便让鬼神诛杀。这样既没有在上面对君父留下忧患，又在下面使百姓的产业安定，使福泽流传给子孙，岂不是美事吗？麦子成熟就赶快割麦，禾稻成熟就赶快割禾。杀死贼寇所缴获的财物，任凭取用。跟随我的生，背叛我的死。吴棠谨慎订立此约。028-070《求阙斋记》·曾国藩 国藩读《易经》，读到《临卦》时叹息说：“阳刚之气正在侵入并增长了。到了八月就会有凶险，阳气消退也不会久远了。真是可怕啊！天地之气，阳气达到极盛，就会退却而产生阴气；阴气达到极盛，就会前进而产生阳气。一损一益，是自然的道理。” 万物产生以后就有嗜好欲望，喜欢满盈而忘记亏缺。因此，身体习惯于安稳乘车，就会觉得金车、华盖、车衡都不够乘坐；眼睛能够辨别五色，就会觉得黼黻和文采不够穿戴。由此，八音繁复齐奏，还觉得不够听；各种美味珍馐，也觉得不够品尝。穷巷中住着以破瓮作窗的人，突然得到高官显爵，外物改变了他的身体，习惯动摇了他的志向。过去所谓想求取却得不到的东西，渐渐竟然觉得厌恶鄙弃而不屑使用。旁观者认为这理所当然，不值得非议。所以说：‘地位不会期望人骄傲，俸禄不会期望人奢侈。那个人一旦使用象牙筷子，必然会再使用玉杯。’这是逐渐积累的趋势造成的。至于那些喜欢标新立异的人，巧取曲求，不追逐众人争夺的东西，却独自急切追求所谓的名声；他们所走的道路虽然不同，所谋求的东西却没有不同。有的人用富贵来满足欲望，有的人用声誉来满足情感，他们在志愿达到满足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名声，是先王用来使天下人遵循轨范的手段。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实行道义并不切实，于是先王用爵禄从显处驾驭他们，用名声从暗中驱使他们，使他们践行道德的踪迹，却不必明白道德的意义。至于君子一类的人，深知道德的意义，反而害怕名声一旦加在自己身上，内在所得就会日益浮薄，便以此为耻。然而浅薄的人却喧哗惊怪，难道不可悲吗？国藩没有才德，充数担任东宫末位官员，也就是世人所谓的清贵职位。家中承受祖先余荫，从祖父母以下，家人都健康安顺。孟子所说的父母健在、兄弟没有灾祸，我家甚至还超过了这种情况。《洪范》说：‘凡是众庶百姓，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不违背中正之道，不遭受罪咎，上天就赐给他福。’像国藩这样，没有作为、没有谋略，却多次遭受罪咎；有时反而得到福，这大概就是所谓德行和职位不相称吧？于是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求阙斋’。凡是外界给予的荣誉，以及耳目和全身各处的嗜好，都让它们保留缺陷。礼的原则在于减损，乐的原则在于充盈，但享乐不可达到极点，要用礼来节制它。这样或许可以约束我的性情，防止我的放纵。至于美好的声名和广泛的赞誉，更是造物主吝惜给予的东西。若实际成就已经达到而把声名归还给自己，所取得的已经算贪多了，何况用没有实际成就的东西去攫取声名呢？行为还没有达到圣人的程度却拥有完美的名声，大概不能不在其中有所矜持修饰。我也将守住自己的缺陷。” 《讨粤匪檄》

译逆贼洪秀全、杨秀清起兵作乱以来，到现在已经五年了。他们毒害百姓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经过的地方，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得干干净净，连一根草也不留下。那些被掳入贼营的人，先剥去衣服，搜〔原文疑误：搜舌刂〕银钱。银钱满五两而不献给贼寇的，立即斩首。男子每天只供给一合米，驱赶他们到阵前冲锋，驱赶他们筑城、挖壕；妇女每天只供给一合米，驱赶她们登城守夜，驱赶她们运米、挑煤。妇女不肯解开缠足的，就当场砍断她的脚，向众多妇女示众；船户暗中谋划逃回去的，就倒提着他的尸体，向众多船户示众。粤匪自己处在安逸富足、尊贵荣耀之中，却把我们两湖三江被胁迫的百姓看得连犬、猪、牛、马都不如。他们这种残忍惨酷，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谁听到后不感到痛恨的。自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以来，历代圣人扶持名教，敦厚地整治人伦关系，使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井然，如同帽子和鞋子不能颠倒一样。粤匪窃取外夷的余绪，尊奉天主教；从他们的伪君、伪相，下到兵卒和卑贱役夫，都以兄弟相称。他们说只有上天可以称作父亲；除此之外，所有百姓的父亲都是兄弟，所有百姓的母亲都是姊妹。农民不能亲自耕种来缴纳赋税，却说田地都是天王的田地；商人不能亲自经商来取得利润，却说货物都是天王的货物。士人不能诵读孔子的经书，却另外有所谓耶稣的学说和《新约》之书。把中国几千年来的礼义人伦、诗书典章，在一天之间扫荡殆尽，这难道只是我大清的变乱吗？这乃是开天辟地以来名教遭遇的奇变，是我孔子、孟子在九泉之下也会痛哭的事情。凡是读书识字的人，又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安然坐着，不想着为此做一番事情呢？自古以来，活着有功德的人，死后就成为神；王道治理显明的世界，神道治理幽冥的世界。即使是乱臣贼子，凶恶丑陋到了极点，往往也敬畏神明。李自成到了曲阜，没有侵犯孔庙；张献忠到了梓潼，也祭祀文昌。粤匪却焚烧郴州的学宫，毁坏宣圣的木主。十哲和两庑的神位，狼藉地满铺在地上。从此以后，他们所经过的郡县，先毁坏庙宇。即使是关帝、岳王那样凛然有威的忠臣义士，他们也都污辱其宫室，残毁其身首。以至于佛寺、道院、城隍庙、社坛，没有一座庙不被焚烧，没有一尊神像不被毁灭。这又是鬼神共同愤怒、想要在冥冥之中洗雪这一遗憾的事情。本部堂奉天子之命，统率二万军队，水陆并进，发誓一定要卧薪尝胆，消灭这些凶恶叛逆！救出我方被掳的船只，解救被胁迫的百姓。不仅要减轻天子日夜操劳的辛苦，而且要慰藉孔子、孟子以及人伦所遭受的隐痛；不仅要为百万生灵报被无辜杀害之仇，而且要为上下神祇洗雪受辱之恨。因此发布檄文，使远近都知道。倘有有血性的男子，召集义军帮助我征讨剿灭，我将把他视为心腹，酌情供给粮食；倘有守持道义的君子，痛恨天主教横行中原，赫然奋发震怒来捍卫我道，我将以礼相待，请入幕府，待作宾客和老师；倘有仗义仁厚的人，捐银帮助军饷，捐款在千金以内的，发给正式收据和部堂凭证；捐款超过千金的，专门上奏请求优厚叙用；倘有长期陷在贼营中，自己拔身归来并杀死贼寇头目、带城投降的，我将收在帐下，奏请授予官爵；倘有被胁迫多年，头发已经长到几寸，临阵丢弃武器、徒手归诚的，一律免死，发给资财遣送回籍。从前汉、唐、元、明末年，群盗多如牛毛，都是由于君主昏庸、政治混乱，不能将他们削平。如今皇上忧劳警惕，敬畏上天、体恤百姓；田赋没有增加，户口没有抽丁。凭借历代圣人的深厚仁德，讨伐这些暴虐无赖的贼寇。无论早晚，最终都必然灭亡，这是不用等有智慧的人说明就很明白的。你们这些被胁迫的人，如果甘心跟随叛逆、抗拒上天的诛罚，大军一到，玉石俱焚，也就不能再加以区别对待了。本部堂德行浅薄、才能不足，只有依靠‘忠信’二字作为行军的根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处有浩浩荡荡的长江之水，幽冥中有先前为难殉死的各位忠臣烈士之魂，都实实在在鉴察我的内心，也都听见我的话。檄文到达之日即依法执行！不要忽视！《原才》风俗的厚重或浅薄从哪里产生呢？不过是一两个人内心所趋向的结果罢了。百姓生来，平庸软弱的人到处都是；如果有一两个贤能而有智慧的人，众人就奉他们为君而听从命令；越是有智慧的人，他的话就越为众人所听从。这一两个人的心趋向正义，众人就跟随他们奔赴正义；这一两个人的心趋向利益，众人就跟随他们奔赴利益。众人所趋向的地方，就是形势归附的地方，即使有巨大的力量，也没有人敢于违逆它。所以说：扰动万物的，没有什么比风更迅疾。风俗对于人心，开始时细微，最终却发展到不可抵御。先王治理天下，使贤能的人都处在掌权的位置，他们形成的风气使百姓都趋向正义；所以道路统一，风俗相同。世道教化衰败以后，所谓的一两个人并不都在官位上，但他们内心所趋向的事物，势必不能不变成言论，传播成声势气氛；而众人也势必不能不听命，逐渐形成习俗。于是党徒蓬勃兴起，一时的人才也由此出现。有以仁义倡导的人，他的党徒也会为仁义而死，毫不顾惜；有以功利倡导的人，他的党徒也会为功利拼死追逐而不回头。水流向湿处，火靠近干燥处；没有什么不是有所承袭的，这种情形由来已久。如今处在权势地位的君子，动辄说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自己占据着高明的地位，却不能用自己的志向转移风俗、陶铸一代的人才，反而推辞说没有人才。说这不是欺骗，可以吗？十户人家的小邑中，有一个喜好正义的人；他的智慧足以影响十个人，就一定能从十个人中选出最优秀的，加以培养使其成为人才；他的智慧足以影响一百个人，就一定能从一百个人中选出最优秀的，加以培养使其成为人才。这样看来，转移风俗、陶铸一代人的事情，并不只是处在高明地位的人才有责任；凡是拥有一命以上官阶的人，都负有责任。有国家的人，如果接受并保存我的说法，就会谨慎选择与自己共同享有天位的人；士大夫如果接受并保存我的说法，就会战战兢兢地谨慎对待自己的志向，唯恐稍有不当便败坏风俗、损害人才。照这样去做，几十年以后，万一有人收到成效，岂不是可以期待吗？这不是我现在能够预先看见的。028-073《圣哲画像记》·曾国藩

译国藩立志求学太晚，中年时进入朝廷官列，私下翻阅旧日典籍，稍稍接触到先圣、前贤、大儒、长者的学术源流。我资质驽钝，行动迟缓，又多病，百事没有一件成功；在军旅中奔波劳碌，更加荒废了学业。战乱还没有平定，而我的年纪将近五十了。从前读班固《艺文志》和马氏《经籍考》，看见其中列出的书目，杂乱而繁多；作者的姓氏，多到数不胜数。有的显赫如日月，有的却湮没无闻。后来担任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年二月，随侍宣宗皇帝进入文渊阁，得以观看《四库全书》，它的丰富远远超过前代所收藏的书籍；而且尚未收入书中的存目之书，就有几十万卷。唉，怎么这样多啊！即使有生而知之的资质，累世也不能完成这样的事业，何况资质更低的人呢？所以书籍浩浩无边，著述的人又如此众多，就像江海一样，不是一个人的肚腹所能饮尽的！关键只在于谨慎选择罢了。我既然自己估量才力有所不及，于是选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令儿子纪泽绘制他们的遗像，合成一卷，收藏在家塾中。后代子孙如果有志于读书，取法这些人就足够了，不必把心力驰骋在广泛搜求上；而这种文脉的传承，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从前汉代，像武梁祠、鲁灵光殿，都绘画伟人的事迹；《列女传》也绘制人物画像，用来感发兴起，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学习他们的器识，还要进一步探索他们的精神，通晓其中的微妙，契合他们的心意。只要内心诚恳地去求取，仁德难道还远吗？尧、舜、禹、汤，只有史官记录他们的言论罢了。到了文王被拘禁之后，才开始建立文字，推演《周易》；周公、孔子相继兴起，六经光明显著，这一道统就完备了。秦汉以来，孟子大概与庄子、荀子并称；到了唐代韩氏，独自尊崇并推重孟子。到了宋代的贤者，认为孟子的地位可以上接尼山孔子，把他的著作抬高到与《论语》相配。后来的论者没有谁能够改变这一看法。现在把他的画像安排在三位圣人之后。左丘明的传注经书，多叙述东西周的典章制度；又喜欢称引奇异荒诞之事，文字灿烂华美，超过了质朴的内容。太史公说庄子的书都是寓言。我看子长所作《史记》，其中寓言也占十分之六七。班氏见识宏大、胸怀孤高，远远比不上子长。然而关于治理国家的典籍、六艺的旨趣，文字的源流，幽明之间的情状，在他的书中灿然大备，难道要同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在一位先生面前争论得失，〔原文疑误：妹妹而自说者〕吗？诸葛公处在扰攘的时代，穿着儒者的服装，举止从容而合乎中道；陆敬舆侍奉多疑的君主，驾驭难以驯服的将领，以极其明察的智慧照察他们，以极其真诚的态度领导他们，譬如驾驭劣马登上陡峭山坡，纵横于险阻之间，却不失奔驰的节奏，这是多么神奇啊！范希文、司马君实所处的时代稍微安定一些，但都坚贞卓异、诚实守信，各自有独到之处。他们以道自我持守，蔚然形成风俗，胸襟气度也极为远大。从前刘向称董仲舒有辅佐君王的才华，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他，管仲、晏婴一类的人大概更比不上；刘歆却认为董仲舒只是受到老师朋友的熏陶，连子游、子夏都比不上。依我看，这四位贤人虽然还没有达到伊尹、吕尚的程度，本来就一定胜过董仲舒。现在把他们按类别绘制画像。可惜不能像刘向父子那样为他们作出定论啊！自从朱子表彰周子、二程子、张子，认为他们上承孔子、孟子的传承以来，后世的君主、宰相、老师和儒者都坚定地遵守这种说法，没有谁能够改变它。乾隆年间，博大儒者纷纷兴起，训诂广博而辨析精细，超过古代贤者，另立宗旨，号称汉学。他们排斥有宋五子的学说，认为不应当独尊宋学；而坚定信奉五子的人也排斥汉学，认为汉学支离破碎、损害大道，执拗地坚持己见而没有停止。我看五子立言，其中大的方面多与洙泗之学相合，有什么可非议的？他们解释各经，偶尔有不恰当之处，本来应当采用近世经说来辅助，又怎么可以排斥众说而使自己狭隘呢？这两种偏执也都应当受到批评。西汉的文章，如扬子云、司马相如的雄伟气势，是天地间遒劲之气，得自阳刚之美；这是天地的义气。刘向、匡衡的深厚美善，是天地间温厚之气，得自阴柔之义；这是天地的仁气。东汉以后，文章深沉雅正，并不愧于古人，但风骨稍有衰颓。韩愈、柳宗元创作文章，完全取用扬雄、司马相如的雄奇气势，把万千变化纳入琐薄细小的事物中，难道不是很奇异吗？欧阳修、曾巩都取法韩愈，而文章的体质与匡衡、刘向较为接近。文章的变化，无法穷尽考察。总的说来，不出于阴柔、阳刚这两条道路，即使经过百世也可以看清。我抄录古今诗歌，从魏晋到本朝，得到十九家。诗歌之道实在广大！人的嗜好和趋向，各自取决于性情所接近的方面。就像各种美味珍肴，陈列在鼎俎之中，只取合乎自己口味的，尝一尝觉得饱了就罢了。一定要吃尽天下的佳肴，逐一辨尝之后才安排一席，这是大糊涂；一定要强迫天下人的舌头都同自己有相同的嗜好，这是大愚蠢。庄子说过：‘最大的迷惑者终身不能解脱，最大的愚昧者终身不能通达。’我在十九家之中，又特别坚定地守取其中四家。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轼、黄庭坚，喜欢他们的人有十分之七八，非难他们的人也有十分之二三。我害怕陷入庄子所说的不能解脱、不能通达的讥讽，所以从这四家中取用足够的东西，一生如此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司马子长搜罗旧闻，贯通串联千古，但八表、八书很受简略之病。班氏的志书较为详细，可是按朝代断开编写，无法看出其中的会通。想要全面浏览治理国家的大法，必定要从杜氏《通典》开始。马端临《通考》与杜氏的著作不相上下，《郑志》不能同它们相提并论。一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专门研究《说文》；多尊崇许慎、郑玄，少谈杜佑、马端临。我认为许慎、郑玄考察先王制度创作的源头，杜佑、马端临辨析后世沿革变化的要点；他们对于实事求是这一点是相同的，所以一并绘制画像。先王之道，用来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经纬万物的，归结起来是什么呢？也只是礼罢了。秦朝焚烧书籍，汉代诸儒所搜集保存的典籍，郑康成之所以卓绝，都在于礼。杜君卿《通典》中，论说礼的内容占十分之六。他的见识已经超越八代了。宋代张子、朱子所讨论的，马贵与、王伯厚所编纂的，无不对礼十分谨慎重视。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把他赞誉为首位。我读他的书，读到礼俗教化之处，便感到他毅然有守护先王之道、等待后世承继，除了我还有谁的志向，这是多么壮烈啊！后来张蒿庵作《中庸论》，以及江慎修、戴东原等人，更把礼作为首要事务。秦尚书蕙田于是编纂《五礼通考》，把天下古今幽明之间的一切事情都汇总起来，用礼加以贯穿，可以说规模宏大而思虑精密。

译我为本朝先正绘制遗像，以顾先生为首，其次是秦文恭公，难道没有深意吗？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他们的学问都不专一归于礼。然而姚先生立论宏大通达，我粗浅地理解文字，正是由姚先生启发的。王氏父子把小学训诂汇集成大成，〔原文疑误：▯乎〕几乎无人能够比及。所以把他们放在末位。姚先生说：求学的途径有三种：一是‘义理’，二是‘词章’，三是‘考据’。戴东原也这样说。像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左丘明、庄子、司马迁、班固这样的才士，确实不能用一个方面来概括。至于葛洪、陆九渊、范仲淹、司马光，在圣门中属于德行兼有政事的一类；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在圣门中属于德行一科，都是义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圣门中属于言语一科，也就是所谓词章。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在圣门中属于文学一科。顾炎武、秦蕙田与杜佑、马端临较为接近，姚鼐、王念孙与许慎、郑玄较为接近，都是考据。这三十三个人，拜其中一人为老师，读其中一部书，终身运用也不能穷尽。如果又认为这样还不够，向外寻求更多，譬如挖井挖到九仞，却还没有挖到泉水，就嫌一口井狭窄，必定再广泛挖掘几十口、上百口井，直到年老力疲，最终却没有一天见到泉水，这难道合理吗？自从佛教说因果祸福、行善能够得到报应以来，这种说法深深进入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人刚刚诵读文章，就期望得到科举及第、做官受禄的报偿；有人稍稍读过古书，窥见著作的领域，就要求得到远近的声誉和后世的名声；著述还没有编完，就希望得到一两个有力量的人的称赞，使之传播到人们耳中，以补偿自己的劳苦。早晨耕种，晚上就要收获；施加一分，就要求得到十倍回报。这就像卖酒卖肉时喧闹催逼欠债者还债，又要索取加倍的利息。功名利禄不能实现，就侥幸期待后世不可知的名声。更有甚者，竟说孔子活着时没有得到官位，死后在俎豆祭祀中获得的报偿，比尧舜还隆重。失意的人彼此拿这些话来证明、安慰自己，这是多么鄙陋啊！如今三家小市集中的商人，连一厘一毫的利润都要算得清清楚楚，有时只欠一百钱，就怨恨牵连到子孙。若进行大规模贸易，珍奇货物堆积如山，动辄超过千金，那么一百钱有没有，就没有时间计较了。大商人富有百万黄金，公私财物流通盈余，那么几十、上百缗的费用，也没有空闲去计较。都是同样的人，只因所掌握的事情大，尚且有顾不上计较小事的时候；何况上天所掌握的事情更大，却要对世人极微小的善行、口耳之间的浅学，一件件谋划如何报偿它，不也太劳累了吗？商人经营货殖，同一时间、同一地方，有的获利有的亏损；参加射策的人所学相同，有的中选有的落第；做学问、著书的深浅相同，有的流传有的不流传，有的成名有的不成名；这些也都有命运在其中，不是勉强追求就能得到的。古代的君子，大概没有一天不忧虑，也没有一天不快乐。大道不能彰明，自己不能免于过错，乡人哪怕有片刻懈怠，都是忧虑；安然处世来等待命运，下学人事而上达天理，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便是快乐。自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以下，直到王氏，没有谁不是终身忧虑、终身快乐，都没有什么需要祈求，也没有什么需要报偿！自己反而隐藏声名，哪里会在意名声呢？只有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个人，因怀才不遇而伤感，怨愤不平显露在简册中；他们与圣贤自得的快乐稍有不同。然而他们是珍惜自己不世出的才华，并不是那种没有实际成就却急切追求当时名声的人。若是急切追求名声，就与这三十三个人相距很远了。将要前往燕、晋，却把车辕朝向南方，这在方法上不也太疏漏了吗？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子；葛洪、陆九渊、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三十二个人，享受祭祀，香烟长存；来到他们面前，他们的神灵在上；以实情质证，他们的精神在旁。《复李眉生书》

译接到您初三日写来的亲笔信，借此得知您的身体安适愉悦，修养日益深厚，公务之余读书，每天都有固定的功课，我欣慰不已。承蒙您询问虚实、譬喻、异诂等方面的问题，嘱咐我破例相告，好像以为我有什么秘密而吝惜不说似的。我虽然没有什么才德，又怎么敢稍存吝啬之心？只是年近六十，学问方面一无所成，还没有开口就先自己感到惭愧羞赧。从前在京城读王怀祖、段懋堂等人的著作，也曾研究古文家使用字词的方法。来信所问的三门，是指实虚字：实字作虚字用，虚字作实字用。什么叫实字作虚字用？例如“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上面的“风”“雨”是实字，下面的“风”“雨”应当解释为“滋养”，就是作虚字用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面的“衣”“食”是实字，下面的“衣”“食”应当解释为“施惠”。这就是作虚字用。“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面的“朝”“夕”是实字，下面的“朝”“夕”应当解释为“祭祀”。这就是作虚字用。“入其门无人门焉者，入其闺无人闺焉者”，上面的“门”“闺”是实字，下面的“门”“闺”应当解释为“守”。这就是作虚字用。后人有时把作实字的按本音读，把作虚字的改读为另一音，例如把“风”读作“讽”，把“雨”读作“吁”，把“衣”读作“裔”，把“食”读作“嗣”之类。古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什么叫虚字作实字用？例如“步”，本是行走的意思，是虚字。然而《管子》说六尺为步，韩愈文中说“步有新船”，舆地书中的瓜步、邀笛步，《诗经》中的国步、天步，这些“步”就是实用。“薄”本是迫近的意思，是虚字。可是因为草木丛密，树林就叫“林薄”；因为帘子不厚，帘子就叫“帷薄”；以及《尔雅》的“屋上薄”、 《庄子》的“高门悬薄”，这些都是实用。“覆”本是失败的意思，是虚字。然而《左传》说设下伏兵来击败敌军，这种伏兵就叫“覆”，如郑突设三覆以等待敌人，韩穿率领七覆在敖山之前。这就是虚字作实用。“从”本是顺从的意思，是虚字。然而《左传》中，对于职位次序已有规定的，其次序就叫“从”，如“荀伯不复从”“竖牛乱大从”。这就是虚字作实用。不过，这还只是依据虚字的本义加以引申。有些字则与本义完全无关，只是借这个字来命名另一种事物。例如“收”是收敛的意思，是虚字，但车轮却叫“收”；“贤”是长大的意思，是虚字，但车毂中央的大孔却叫“贤”；“畏”是恐惧的意思，是虚字，但弓背深曲的地方却叫“畏”；“峻”是高的意思，是虚字，但弓上支撑弦的地方却叫“峻”。这又是器物命名中虚字作实用的另一类。至于用字中的譬喻方法，后世往往要用几句话，譬喻的意思才明白；古人只用一个字，譬喻的意思就已经清楚了。例如“骏”，本是良马的意思，因为马良而加以赞美，所以《尔雅》把“骏”解释为“大”。马行走必定迅疾，所以“骏”又解释为“快”。《商颂》“下国骏庞”、《周颂》“骏发尔私”，取的是“大”的意思来譬喻；《武成》“侯卫骏奔”、《管子》“弟子骏作”，取的是“快”的意思来譬喻。“▯▯”是牛的百叶胃，也写作“▯比”，或写作“毗”，读音和意义都相同。牛的百叶胃层层重叠，形体厚实，所以《尔雅》和《毛传》都解释为“厚”。《节南山》“天子是毗”、《采菽》“福禄▯▯之”，取的是“厚”的意思来譬喻。“宿”是夜间停留，停留就有留存的意思，又有长久的意思。子路说“无宿诺”，孟子说“不宿怨”，取的是“留”的意思来譬喻；《史记》中的“宿将”“宿儒”，取的是“久”的意思来譬喻。“渴”是想喝水，想要就有急切盼望的意思，又有急于完成的意思。《郑笺》解释《云汉》诗说“渴雨之甚”，石苞《檄吴书》说“渴赏之士”，取的是“切望”的意思来譬喻；《公羊传》说“渴葬”，取的是“急于完成”的意思来譬喻。至于《异诂》中所说的“异诂”，无论哪部书，处处都有。大体说来，人们共同知道的，就是常用语；人们很少听说的，就是异诂。从前郭景纯注《尔雅》，近世王伯申著《经传释词》，对于众人容易明白的，都指出是常用语，不很加以论述；只有难以理解的，才深入探究并详细辨析。例如“淫”解释为淫乱，这是人们共同知道的常用语。然而《诗经》“既有淫威”中的“淫”应解释为“大”；《左传》“淫刑以逞”中的“淫”应解释为“滥”；《尚书》“淫舍梏牛马”、《左传》“淫刍荛者”中的“淫”应解释为“放纵”；《庄子》“淫文章”“淫于性”中的“淫”，又应解释为“多余”。这些都是异诂。“党”解释为乡党，这是人们共同知道的常用语。然而《说文解字》说：“党，不鲜也。”党字从黑，表示颜色不鲜明，这才是本义。《方言》又说：“党，智也。”郭璞注释为醒悟的样子。《乡射礼》“侯党”，郑玄注认为“党”是旁边的意思。《左传》“何党之乎”，杜预注认为“党”是“所”的意思。这些都是异诂。“展”解释为舒展，这是常用语；《说文解字》则把“展”解释为转。《尔雅》把“展”解释为诚实，这也是人们共同知道的常用语。然而《仪礼》“司展群币”中的“展”应解释为陈列；《周礼》“展其功绪”中的“展”应解释为记录；《旅獒》“时庸展亲”中的“展”应解释为存问省察；《周礼》“展牺牲”“展钟”“展乐器”中的“展”，又应解释为察看检验。这些都是异诂。这就是国藩讲求古训、分立三门的微妙用意。

译古人用字不拘泥于旧例，起初本来就没有固定规则。总之，每个字中都有精微的意义在其中运转。比如高而平的地方叫“阜”，大道叫“路”，高起的土叫“冢”、叫“坟”，这些都是实字；但因为它们都有高大、广大之意，所以《尔雅》和《毛传》解释这四个字，都训为“大”。“四牡孔阜”“尔肴既阜”“火烈具阜”“阜成兆民”中的“阜”，都有盛大之意。君王的门叫“路门”，寝宫叫“路寝”，车叫“路车”，马叫“路马”，其中的“路”都有正大之意。长子叫“冢子”，长妇叫“冢妇”，天官叫“冢宰”，友邦君主叫“冢君”，其中的“冢”都有重大之意。《小雅》“▯羊坟首”、《司▯》“共坟烛”中的“坟”，都有肥大之意；至于“三坟五典”，就是高大之意。凡是这类情况，说是实字作虚字用可以，说是譬喻也可以，说是异诂也一样。您现在读《通鉴》，司马光本来精通小学，胡身之也博览群书。只要遇到《通鉴》中异诂的字，偶尔抄记下来；有的别人看作常用语，而自己心里认为是异诂，也先抄下来；有的明天看作常用语，而今天认为是异诂，也姑且抄下来。时间久了，就能多认识雅正的训释。不只是譬喻、虚实这两门可以贯通，其他各门也都可以触类旁通、融会贯通。○给朱仲我的信 来信所述内容我都知道了。您谈论转注，说戴氏专门用训诂来解释转注，意义还没有说尽，这确实是正确的论断。至于您说会意字的“老”、形声字的“考”，已经清楚地知道了，却怀疑许氏把这两个字合起来作为转注字，是多余的错误，我私下认为不可这样说。许慎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可以议论的地方；但把“考”“老”指作转注，正属于不可非议的一类。您的意思是，“履”的本训是践踏，而践踏所用的器具就是转注；也就是说，把虚用的作为本训，把实用的作为转注。这样一来，古今文字中哪一个字不能虚实两用呢？例如“屦”字以实用为本训，而《羽猎赋》“屦般首”就是虚用；“写”字以实用为本训，而《鲁颂》“松桷有写”就是虚用。推而广之，“衣、巾、冠、带”都是实字，而《孟子》的“衣褐”、《周礼》的“巾车”、《史记》的“冠玉”、《月令》的“带弓”，都是虚用；宫室门户也都是实字，而《尔雅》的“大山宫，小山”、《左传》的“复室其子”、《公羊》的“无人门焉者”、《汉书》的“王嘉户殿门”，也都是虚用。难道要依照“履”字的例子，一概把虚用的当作本义，把实用的当作转注吗？还是说，有时把虚用的命名为转注呢？从前我常常讥讽戴氏、段氏两家，把一部《尔雅》的全部字都看作转注，把五百四十个部首的全部字也都看作转注，认为哪里还需要六书，只要这一部书就够了。如今来信所述的庭训，其弊病大概也接近这种情况。我不自量力，妄自提出一个说法。我谨守许氏关于“考”“老”的旨意，认为“老”是会意字，“考”是转注字。部首中可以一一指出的，如▯部、爨部、ヱ部、盐部、弦部、酉部，都是转注部。凡是形声字，大体以左边的形体为母字，以右边取得声旁的字为子字，而母字从来没有省略笔画的。凡是转注字，大体以会意字为母字，也以取得声旁的字为子字，而母字没有不省略笔画的。省略笔画后，母字的形体不完整，怎么知道子字从哪里产生呢？只有勤学深思、精心研究，才能在形体虽不完整时，仍然领会其中的意义。例如“老”字省去了“七”字，但仍可知道“考”“耄”等字的意义从“老”而来；“履”字省去了“舟”形，但仍可知道“屦”“屐”等字的意义从“履”而来；“▯木”字省去了“豕”字，但仍可知道“囊”“橐”等字的意义从“▯木”而来；“梦”字省去了梦的形体，但仍可知道“寤”“寐”等字的意义从“梦”而来。推及▯、爨、画、眉等部，无不如此。所谓“建类一首”，是说母字的形体模式还保存着；所谓“同意相受”，是说母字的笔画虽省略了，但意义仍然保存着。再进一步说，转注字的部首固然多是会意字，也有不完全如此的。例如“盐”从“卤”得形、从“监”得声，是形声字；但它所属的“盐”“碱”等字，仍不妨碍其成为转注字。“ヱ”从“欠”得形、从“ヱ”得声，是形声字；但它所属的字，仍不妨碍其成为转注字。至于“酉”，是象形字，本来不能看作转注部，只是“酉”字的构形材料不足以统领所属各字，似乎应当另立“酒部”；对于“酝、酿、醋、醇、ㄤ”等字，应增注为从“酒”省形、从“▯皿”得声，从“酒”省“襄”得声，从“酒”省“寿”得声，从“昔”“享”“离”“云”等得声，如此才与全书的条例相合。因为这些字并不只是从“酉”字萌生，实际上是由“酒”字贯通而来。这又是许慎没有指作转注，却不妨碍它们成为转注字的情况。这个说法积存在我的鄙见中，已经有很多年了。偶尔同朋友谈起，大家半信半疑；因为我一生在小学方面用力很浅，不敢有所著述。因来信所陈义理颇为坚定，所以又把自己粗浅的见解贡献出来，作为相互质证。○《欧阳生文集》序

译乾隆末年，桐城姚姬传先生姚鼐擅长写古文，仰慕并效法同乡前辈方望溪侍郎的文章，又向刘君大▯魁以及他的叔父编修君范学习。三人都是博通经学、声望卓著的人，姚先生研究这种学术更加精深。历城周永年书昌替他说道：“天下的文章，大概在桐城吧？”从此学者大多归向桐城，号称“桐城派”，就像前代所称的“江西诗派”一样。姚先生晚年主持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书立说的，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这四人被称为高等弟子。他们各自把所得的传授传给门徒朋友，往往延续不断。在桐城一带，有戴钧衡存庄，长期侍奉方植之学习，尤其精力过人。他自认为是在守护本邑先贤的法则，并把它传授给后进，在义理上没有什么可谦让的。没有列入弟子名籍、但同时敬仰服膺的，有新城鲁仕骥契非、宜兴吴德旋仲伦。契非的外甥是陈用光硕士。硕士既拜他的舅父为师，又亲自到姚先生门下受业，同乡人受其影响，多喜爱文章。硕士的同族兄弟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南丰又有吴嘉宾的序文，都是承袭契非的风气，私下以姚先生为师。因此，江西建昌有了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好。月沧的同乡中，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拯定甫，都追随吴氏、吕氏，又向梅伯言进一步求取、扩大这种学术。于是桐城的宗派流传到了广西。从前国藩曾奇怪，姚先生主持湖南乡试，而我家乡出自他门下的人，却没有听说有人相互跟从、以学习文章为业。后来得到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姚氏的学术，笃信喜爱而不厌倦；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琛、淑浦舒焘伯鲁，也都把姚氏作为文章家的正道，认为离开这条道路又去哪里寻求呢？最后又得到湘潭欧阳生。欧阳生是我的朋友欧阳兆熊小岑的儿子，曾向巴陵吴君、湘阴郭君学习，也拜新城陈氏兄弟为师。他所受到的熏陶很多，他的志趣和爱好，放眼天下的美好事物，没有什么能取代桐城姚氏的。乾隆中叶，海内博学的大儒和特立独行的学者，崇尚宏博，广泛罗列旁证，考究一个字，动辄写上数千言还不停止；他们另立旗帜，称为“汉学”。他们极力排斥有宋诸子的义理学说，认为不值得继续保存。他们写文章尤其芜杂而缺少要旨。唯独姚先生排除众议，认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一定要以义理作为根本，然后文章才有所依附，考据才有所归宿。一篇文章之内，对此尤其谨慎。当时他孤立无援。传了五六十年，近世学子才渐渐诵读他的文章，承用他的学说。道术的兴废，也各有时运，这大概是命运吧！自从洪秀全、杨秀清在东南倡乱，钟山、石城遭受荼毒，从前姚先生拄杖讲学的地方，如今成了犬羊盘踞的巢穴，深固而无法拔除。桐城沦为异域，收复后又再次失守。戴钧衡全家殉难，他自己也吐血而死。我来到建昌，询问新城、南丰经过兵火之后的情形，只见各种物资荡然无存，田地荒芜无人治理，蓬蒿高得没过人头。一两个文士辗转迁徙，无处安身。广西用兵九年，群盗仍然气势汹汹，局面骤然间难以清理。龙君翰臣又去世了。只有我的家乡稍稍安定，二三位君子还能够从容研习文学，曲折求索，以求符合桐城的道路。然而舒焘先已去世，欧阳生也因痨病而死。年长的人被世事牵累，有的遭逢战乱，不能完成自己的学业；年轻的人有的中途夭亡。四方多有变故，要找到像姚先生那样聪明早达、身处太平而长寿，能够从容达到古代作者境界的人，终究不可得。那么，学业能否成就，又怎么能说不是命运呢？欧阳生名勋，字子和，死于咸丰五年三月，年二十多岁。他的文章和诗歌，清新细密，喜欢反复回旋，其中也时常有对乱离的感慨。庄周说：“逃避空虚处境的人，听到人的脚步声铿然传来就高兴。”何况是兄弟亲戚在身旁的咳嗽声呢？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桐城诸位老先生的声音了。看欧阳生的文章，哪里只是脚步声而已！所以替他作这篇序，用来排解小岑的悲伤，也借此说明文章与世事变迁相互联系，使后人能够考察阅览。○《湖南文征》序

译我的朋友湘潭罗君研生，把他编纂的《湖南文徵》一百九十卷给我看，并请我在卷首作序。国藩才识鄙陋，年纪又更加衰老，哪里足以谈论文事？我私下听说，古代的文章起初本来没有所谓固定的法则。《易》《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它们的体势、声调、文采，从来没有一个字彼此相袭。就是周秦诸子，也各自形成自己的文体。拿这一篇衡量那一篇，区别鲜明，就像金玉与花木根本不是同一类。这样哪里有什么所谓的法则呢？后人本来不会写文章，勉强取古人创造的文章来摹拟，于是有的相合，有的相离，便有了所谓合乎法、不合乎法。至于不必等待摹拟，人心本来各自具有自然形成的文章，大约有两端：一是理，一是情。这两者人人本来都有。把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写在书中，流传给后世；表达自己爱恶悲欢的感情，组织文辞来传达它，如同剖开肺肝陈列在简策上，这些都是自然形成的文章。性情敦厚的人，大多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文章的深浅工拙，相差可以达到十百千万倍，而从来没有穷尽。除群经以外，百家著述大多各有所偏长。以说理见长的，多有阐明幽微、探究极致的言语，但它的弊病有时在于激越放纵而失去中正。以抒情见长的，多有哀婉动人的言语，但它的弊病往往是辞藻丰美繁密而实际内容少。从东汉到隋代，文人秀士大体上不单独说理，辞句多用对偶。即使议论国家大政、考察重大礼制，也常常缀以排比句，间杂婉转柔美的声调。历经唐代仍没有改变。虽然韩愈、李翱锐意复古，却不能革除举世盛行的骈体文风。这些都是偏重于情韵的一类。宋代兴起很久以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等人尊崇韩愈，把他看作不可改变的宗师，又恰逢当时大儒相继兴起，彼此向上探究邹鲁之学，研讨精微的言论，众多士人仰慕效法，大都取法韩氏的气势体格，用来阐明性命之道。从元明直到本朝康熙、雍正年间，风气大致相同。不属于这一类的人，就不足以参与这种文章事业的末流。这些都是偏重于义理的一类。乾隆以来，博学的大儒逐渐厌倦旧有学说，另辟道路，远溯汉儒之学，于是出现了所谓考据之文。一个字的音义训释、一件事物的制度沿革，辨析论说动辄达到数千字。从前所说那种清淡深远、简朴的义理文章，有的被抛弃，认为空疏而不值得谈论。这又是风俗趋向的一次变化。湖南这个地方，北面靠着大江，南面逼近五岭，西面连接黔地和蜀地，是众多苗族聚集之处，大概也是山地国家中偏于荒僻的一支。然而周代末年，屈原从这里出现，《离骚》等篇章成为后世论说情韵者的祖宗。到了宋代，周子又在这里诞生，写作《太极图说》《通书》，成为后世论说义理者的宗祖。这两位贤人都没有前人的师承，创立了高妙的文章；向上可以与《诗经》《周易》同调，向下则历代的逸才都没有谁能超越他们的范围，何况湖湘后辈受到流风影响呢？这部文集所收文章，精于说理的约占十分之六，善于抒情的约占十分之四，骈体文也颇有甄别采录。不专门谈论文章法则，而法则从未紊乱。只有考据之文，搜集得很少。前代先贤倡导这种学问并不宏大，后世欣然仰慕的人也少。研生治学，考察《说文》以探究通达的训诂，注释《禹贡》以辨明地理志书，本来也是深明考据家的学说的；但谈论文艺时只推崇文章的体要，不崇尚繁多的称引和广博的征引，取用它的长处而不沉溺于它的偏失，这大概就是君子谨慎选择学术道路的道理吧？028-078《书归震川文集后》·曾国藩 近世写文章的人，很称道熙甫，认为他可以继承曾南丰、王半山。依我看来，他不能与那两人相提并论。有人又把他同方苞并列，也不合适。古代真正懂得道的人，不会随意对人加以毁誉。不只是因为喜欢直率，更是因为内心没有什么可以树立诚信，对外又不足以取信于后世，君子以此为耻。从周代诗歌中有《崧高》《丞民》等篇，汉代有《河梁》诗，沿至六朝，饯别诗动辄累积成卷，于是便有人为它们作序。韩昌黎尤其多写这类文章。甚至有时没有诗，只有一篇序。手足长出枝节，在义理上已经过分了。熙甫却未必是在饯别，也给人写序。还有所谓贺序、谢序、寿序，这是什么道理呢？再说他所写的文章，抑扬吞吐，情韵不尽；如果用义理来裁断，有些或许都可以不写。把一叶芥子般的小舟放任在马蹄窝那么一点水里漂流，就再也想不起天下还有海涛这种东西了。说它神奇、有滋味，其实只是白费辞藻罢了。然而当时很推崇雕琢奇险的习气，借助齐梁时期的雕饰，号称竭力追摹周秦文章的人往往都有。熙甫却把这些一概抛弃，不从事涂饰；但选取文辞有条理，不刻意雕刻，却足以显明事物的真实情态，与古代作者相合，并且成为后来人的准则，不能说他没有智慧。人能够弘扬道义，却奈何不了命运。假如熙甫早年置身于高明之地，见闻广博而情志开阔，又得到师友辅助，他所达到的境界本来难道不可能超过这里吗？

译○《湘乡昭忠祠记》咸丰二年十月，粤贼围攻湖南省城。解除戒严后，巡抚张公亮基下令调湘乡团丁一千人到长沙，负责防守。罗忠节公泽南、王壮武公鑫等人，以生员身份率领这一千人前往。当时国藩正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奉命在长沙办理团练。于是上奏说，团练是保卫乡里的，按制度应当由本团筹集钱款供养，不能靠官府供给，遇到缓急终究不能依靠。不如招募团丁成为官兵，粮饷从公家领取，请就已经调来的这一千人，略微仿照戚无敬氏的成法，编组队伍、训练技艺，以备不时之卫。于是我县的团练士卒号称“湘勇”。三年春，在衡山平定土寇，在桂东击破叛党。同年夏，粤贼围攻江西省城，国藩招募湘勇二千人、楚勇一千人，由罗忠节公等率领向东援助。初战失利，营官谢邦翰、易良干等人殉难。湘勇越境剿贼以及将领奋战捐躯，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听闻此事后深感哀悼。于是商议在县城建立忠义祠，祭祀湘乡人以及在南昌战难中死去的人。那年冬天，我奉命筹办水师，于是招募湘勇水陆军一万人。第二年率领他们向东征讨。岳州战役中，陆军遭到挫败。虽然随后有湘潭之捷，但湘勇士气受到挫伤。后来整顿军队再次出征，罗公以及李忠武公续宾率领湘勇随行。于是大捷于岳州，攻克武汉，攻下蕲黄，攻破田家镇，又收复江西弋阳、信州、宁州，并在这期间从长江返回湖北，扫荡枝县，再次攻克武昌省城。咸丰五、六年间，罗、李两位公以及湘勇的名声震动天下。王壮武公与刘武烈公腾鸿、萧壮果公启江，以及巡抚蒋公益澧，也都率领湘勇征战湖北、江西、广西、广东等省，所到之处都有声威。然而罗公、王公、刘公竟在六七年间先后去世，将士伤亡也越来越多。此前商议修建的忠义祠，规模狭小[疑有讹字]，不足以庄严地举行典礼祭祀。咸丰八年秋，国藩于是与李公共同上疏会奏，请在湘乡建立昭忠祠，命有关官员春秋两季祭祀。皇帝同意了。我们县的军士，死后也有余荣了。不久舒城三河的战难发生，李公殉节，部下死者将近六千人。国藩私下忧虑，认为湘中士气恐怕不能再振作起来。后来李公的弟弟勇毅公续宜重新整编部队，转战皖北；张忠毅公运兰以及唐总戎义训等人的军队，转战皖南；而我的弟弟国荃终于凭借湘军收复安庆、金陵两省。蒋公以及杨公昌浚也使用湘人平定浙江、进攻福建。张忠毅公也战死在福建。东南数省无不有湘军的旗帜，中外都为之惊叹。西北各道方面，提督刘君松山在河南、山东、直隶追击捻匪，在陕西、甘肃征讨叛乱的回民；按察使陈君▯防守山西。西南各道方面，萧壮果公率军进入四川，巡抚刘公蓉多次平定四川盗寇，总督刘公岳昭以及各路湘军，又从四川向南进入贵州，向西进入云南。一个县的人，征战遍及十八行省，这是近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当他们背负弓箭远征，与骨肉亲人离散，有的苦战而死，有的偶然遭遇而丧生，尸骨暴露在荒野，凶讯迟迟不能确知，老母、寡妇只能遥望祭祀、彻夜哭泣，可以说达到了人世间最大的悲哀。然而前面的人覆亡了，后面的人继续前往，经历百死也不推辞，陷入困厄、无所遇合也不后悔，这是为什么呢？难道都是被生计所迫，追逐风尘而不能回来吗？也是因为此前死于义的几位君子为他们倡导，忠诚所感，气机受到鼓舞，不能自已。君子的道，没有比以忠诚为天下先导更大的了。世道动乱时，上下放纵于亡命无度的欲望，奸诈虚伪相互吞噬，诡变欺诈彼此争斗，只图谋自己的安逸，却把极大的危险留给别人。遇到困难就害怕、遇到灾害就躲避，连丝毫力量也不肯拿出来拯救天下。等到忠诚的人站出来纠正这种风气，克制自己而爱护别人，去除虚伪而崇尚朴拙，亲身经历一切艰难，却不要求别人也共同受苦，浩然捐弃生命，如同远游的人回到故乡，毫无顾虑恐惧。于是众人仿效他们的行为，也都以苟且偷生为羞，以逃避责任为耻。唉！我乡几位君子之所以鼓舞众人，走遍九州而平定大乱，难道不是朴拙而忠诚所产生的功效吗？这难道又是事情刚开始时能够预料到的吗？如今天下大体安定，昭忠祠落成已经多年，而县中在疆场上效命的壮士，仍然不乏其人。如果能够长久保持这种朴拙而忠诚的精神，出仕就能救济世道，退处也能内外相表，人才群起，其前途不可估量！又难道仅仅是凭武功气节在天下显耀而已吗？

译○《轮船工竣并陈机器局情形疏》关于中国试造轮船的议论，臣在咸丰十一年七月复奏购买船炮[原文有缺字]时，就已经提出过这个主张。同治元年至二年间，臣驻扎安庆，设局试造西洋器械。全部使用汉人，没有雇用洋匠。虽然造成一艘小轮船，但航行迟缓笨拙，不很合乎方法。同治二年冬天，派候补同知容闳出洋购买机器，逐渐有扩充的意思。湖广督臣李鸿章从最初任江苏巡抚时起，就留心海外军械。当时丁日昌任上海道，彼此讲求抵御外侮的策略和制造器械的方法。同治四年五月，在上海购买机器一座，派知府冯▯▯光、沈保靖等人，开设铁厂。恰好容闳所购买的器械也在这时运到，于是合并为一个机构。起初因为攻剿战事正紧，专门制造枪炮；又因经费不足，难以兴办船工。到同治六年四月，臣奏请拨留洋税的两成，以其中一成专门用于制造轮船，蒙受圣上仁慈批准。于是款项逐渐充裕，购买的材料逐渐增多。苏松太道应宝时以及冯▯▯光、沈保靖等人，早晚讨论，期望一定成功。考察轮船制造，汽炉、机器、船壳三项是最主要的部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年〕 从前上海洋厂自己制造轮船时，汽炉和机器都从海外购买，带到内地装配船壳，从来没有自行设计样式、制造出大型而汽炉机器齐备的轮船。这次创办之初，考察研究图纸说明，自行设计制造。今年闰四月间，臣赴上海察看，已经有了头绪。七月初旬，第一号船完工。臣给它命名为“恬吉轮船”，取四海风平浪静、厂务平安吉祥之意。汽炉、船壳两项，都是厂中自己制造的；机器则购买旧的，修整后加以使用。船身长十八丈五尺，宽二丈七尺二寸。先在吴淞口外试航，从铜沙直出大洋，到浙江舟山后返回。又于八月十三日驶到金陵。臣亲自登船试航，到达采石矶。每一时辰上水航行七十里，下水航行一百二十多里。还算坚固精致、灵活便利，可以航行于远洋。原先计划制造四艘。如今第一艘属于明轮，此后便继续制造暗轮。将来逐步推广扩大，即使二十多丈的大船，以及能够伸缩的烟筒、能够升降的轮轴，也可以苦心思考而制造出来。自去年试办以来，臣深怕长久不能成功，不敢贸然上奏。全靠朝廷不惜耗费巨款，也不责求迅速见效，才能从容把事情办成。中国自强的道路，或许就以此为基础；各位委员苦心经营的劳绩，也不能抹杀。追溯上海最初建立铁厂，至今已经超过三年。先后筹办的情形，请允许臣大略向皇上陈述梗概。机器局开办之初，军务十分紧急，李鸿章命令先制造枪炮两项，以应付急需。但制造枪炮，必须先有制造枪炮的机器，才能着手办理。查原先购买的铁厂机器，大多是修船用的，造炮用的很少。各位委员详细考察图纸说明，用点、线、面、体的方法，求得方、圆、平、直等用途。就利用厂中的洋机器，以已有机器制造新的机器，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三十多座。又用这些机器铸炮，炉子高三丈，周围超过一丈，用风轮鼓动旺火，去掉炉渣、保留铁液，一次铸成。先铸成实心炮身，再用机器车削、刮削、镟挖，使炮身外表光滑如镜，内部平滑如脂。制造开花炮、田鸡炮等炮，并配备炮车、炸弹、药引、木心等物，都足以同外国制造的相匹敌。至于洋枪一项，需要使用的机器更多。例如碾卷枪筒、车削外表、钻挖内膛、镟造斜棱等工序，各有专门精巧的器械，式样变化很多。枪制造完成后，也与从外国购买的没有差别。这就是这四五年间先造枪炮，同时制造各种制造器械的器械的情形。机器局原来在上海虹口，暂时租用洋厂。中外人员杂处，诸事多有不便；而且机器日益增加，厂地狭窄，不能安置。同治六年夏天，于是在上海城南兴建新厂，购买土地七十多亩，修建办公场所。已经建成的有汽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楼、木工厂、铸铜铁厂、火箭厂、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以及中外工匠居住的房屋。房屋很多，规制也很严整。尚未建成的，还需要赶快开设船坞，以修整破船；酌情修建瓦棚，以储存木料；另设学馆，以学习翻译。翻译是制造业的根本。洋人制造器械，出自算学，其中的奥妙，都可以从图纸说明中找到。只是双方文字意义隔阂，无法相通。因此虽然每天学习这些器械，终究不明白使用器械和制造器械的道理。今年机器局的委员们，对翻译十分用心。先后聘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傅兰雅、玛高温三人，专门选择有助于制造的书籍，详细翻译出来。现在已经译成《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计划等学馆建成后，就选拔聪颖的子弟，跟随学习，妥善制定课程，先从图纸说明入手，切实研究。这样或许能够融会贯通物理知识，不必借助洋人，也能进一步推演，另行编成著作。这就是选择地点迁建工厂以及增建翻译馆的情形。现在正值轮船初次造成之际，按理应当一并附在奏疏中报告。

译○《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疏》臣国藩私下禀报：去年在天津办理洋务时，经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到天津会同办理，他多次同臣商议，计划选拔聪颖幼童，送往泰西各国的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等方面的书籍。约十多年后，学业完成返回，使西方人擅长的技术，中国都能熟悉掌握，然后才可以逐渐谋求自强。他还说，携带幼童前往外国的，可以由加四品衔的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担任，他们都足以胜任。臣国藩深以为然。曾于去年九月和今年正月两次附奏备案。臣鸿章又多次往返信件商议。臣私下认为，自从斌椿以及志刚、孙家谷两次奉命游历各国，对于海外情况已经窥见其要领。比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情，没有一件不与用兵相互关联。凡是游学他国、学得长处的人，回来后就聘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对于军政、船政，更直接视为关系身心性命的学问。如今中国想效法他们的意图而精通他们的方法，正值这种风气已经开启，似乎应当赶紧选拔聪颖子弟带往外国求学，切实讲求，以仰承皇上徐图自强的深远意旨。查美国新订条约第七条记载：以后中国人想进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种文艺，必须按照对待最优国人民的同等优待办法办理。又说，美国可以在中国指定外国人居住的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在美国也可以照此办理。今年春天，美国公使经过天津时，臣鸿章当面同他谈及此事。他答应等通知送到那天，就转告本国妥善照料。三月间，英国公使来到天津接见时，也询问这件事有没有结果。臣鸿章据实相告，他很是欣喜赞许；又说可以先到美国学习，英国的大书院很多，将来也可以随时派往。这本来就是外国人十分愿意的事，对于和好的大局似乎有益而没有损害。臣等伏地思量，外国的长处既然肯让人共同学习，志刚、孙家谷又已经为此引导开路。估计从太平洋乘轮船直达美国，一个多月可以到达，应当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有人说，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已经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和军火，京师设立同文馆，选取满汉子弟，聘请西人教授；上海又开设广方言馆，选取文童入馆学习。这样看来，中国已经有了基础，不必远涉重洋。不知道设局制造、开馆教学，是为了谋求振兴的基础；远赴外国学习，是为了集中众人的见识、广泛吸取益处，从而取得长远而重大的成效。西人求学以实际应用为目标，无论是士人、工匠还是士兵，没有不入学读书的，共同明白其中的道理，熟悉所用的器物，亲自从事相关工作，各自发挥心思和技巧力量，彼此递相传授，以求每月都有变化、每年都有进步。中国想要取其长处，如果一旦就想把他们的器物全部购买来，不仅力量有所不及，而且其中的奥秘，假如不是广泛阅览、长久学习，就无法彻底明白根本，也无法自行弄清其中曲折。古人说，学习齐地方言的人，必须把他带到庄、岳之间去。又说，听到一百次不如亲自见到一次。这些话正是针对这种事情说的。况且如果真正学到了方法，回来以后触类旁通、推广运用，比今天孜孜不倦所追求的事情，难道不能更加无限地扩充吗？只是试办这件事有两个困难：一是选材，二是筹款。聪颖的子弟，本来就不可多得。必须是志向远大、品性朴实，不受家庭负累牵绊、不陷入浮华生活的人，才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因此选材困难。国家的库款每年都有固定数额，要增加派人出洋学习的经费，还必须设法筹措。因此筹款也困难。这两件事的困难，我们也深深知道。只是高山的形成始于一筐土，储存艾草也要预先积蓄三年。现在就着手筹划，希望日后逐渐增益扩充，事情会稍微容易办理些。因此命陈兰彬、容闳等尽心商议，再加以复核。拟派官员在上海设局，访求选取沿海各省聪颖的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标准，四年共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外国，在那里学习。十五年以后，按年份分批，依次回到中国。算到回国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岁上下，正值年富力强，正可以及时报效国家。听说此前福建、广东、宁波的子弟，也常有赴海外学习的。但他们只是谋求认识一些粗浅的洋文、洋话，以便同洋人交易，作为谋衣求食的手段。这次入选之初，必须慎重再慎重。到了带往外国以后，全部归委员管束。按门类分别学习，务求学问精深纯熟。又有翻译教师，随时教授他们中国的文义，使他们懂得立身处世的大节，这样就可以希望培养成有用的人才。虽然未必人人都成为伟大人才，但人才既多，其中应当会有杰出奇异的人。这就是所谓选取十人可以得到五人的说法。至于总计费用，前后需要二十年，共需银一百二十万两，确实是一笔巨款。然而这笔款项不必一次筹齐，分开计算，每年接济六万两，还不会觉得特别困难。除第一年的路费由发给委员携带以外，其余都列入固定款项，按年预先拨付，交给银号，陆续汇寄。事情也容易办理。总之，谋划事情的开始，本来不能过于吝惜投入，却又马上希望它很快见效。何况远赴异国，是为了储备人才、等待任用，更不能因为经费偶然不足，就浅尝辄止、中途停止。近年来，设局制造、开馆教学，对于西人擅长的各种技术，中国已经相当注意研究。所需经费，都承蒙皇帝下旨准许拨给。这也是因为立志一定办成，虽然困难也不畏惧，虽然费钱也不吝惜。日积月累，成效渐渐有了可观之处。现在拟选取并带领聪颖子弟赴外国学习，事情虽然略有不同，宗旨其实相同。谨将章程十二条恭敬呈请皇帝阅览，是否可以仰仗皇恩，下令江海关从洋税款项下按年指定拨给，不要使经费缺乏。恭候命令下达后，我们立即命令设局挑选聪颖子弟，妥善谨慎办理。如果章程中还有没有尽述的事项，也请下令总理衙门斟酌审核、修改。我们也可以随时上奏请求更正。

译胡林翼 请起用曾侍郎统率军队的奏疏 我私下认为，今年大股贼匪进犯楚地边境，官军接连痛击，幸而得以肃清。小池口的伪城已经攻克收复，湖口县城以及两岸夹守的伪城和数百艘贼船，也已经全部焚毁夺取，一片船帆都没有逃回。查九江的贼军，是依仗小池口、湖口形成犄角之势的。如今在一个月之内夺去了他们所依仗的地方，浔城已危急而孤立，粮草充足，逃窜也没有道路。收复它的时机，似乎已经有了把握。从此大军居高临下向东进军，直抵金陵，擒获首领、扫荡巢穴，这是天下军民日夜盼望的机会。只是水军有一万多人，江面长达一千多里，如果没有统率全军的大员来节制调度，就会号令不一、心力不齐。譬如船行有桅杆和风帆，却没有人掌舵转向；陆路行军有良马，却没有人掌握缰绳鞭策，最终一定危险而不得安稳。水师这一军，最初由江忠源提出建议，由曾国藩创办，到近年才整理扩充起来。战舰和辎重船有八九百艘，各种大小炮位二千尊，江汉的军队如雷如霆，军威不能说不盛大。只是从楚地出兵进入吴地，遇到顺风就不停泊，即使到了瓜步、金陵，也都可以随机应变进行剿办。其中需要同吴、皖两地统兵将帅相互策应的地方，已经不是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所能共同商议处理的。而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性情严厉刚烈，孤高少合，也不是其他省份的将帅所能调遣的。况且军事上的事情，往往因统一而成功，因两三个统帅而失败。唐代九节度使的军队在相州溃败，当时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名将也不能避免。因为谋划可以借助众人的意见，但决断必须归于一位将领。这也是军事上的大原则。杨载福、彭玉麟是曾国藩从风尘之中提拔识拔出来的，从湘潭出师直到今天，早已分成两部。即使不能统合为一军，在这些官员之间本来并没有不和；但两营的军官士卒，已经有才力彼此不相上下的趋势。这样一来，这些镇、道官员之间也势必不能相互统辖。查丁忧中的兵部侍郎曾国藩，持身谨慎，早已得到皇上的鉴察。水师的将领和军官，都是他的旧部。吴会地区形势险要、关塞重要之处，更是他一向留心的。此前请求服满三年丧期，承蒙皇恩，暂准曾国藩在家读礼守制，他何尝片刻忘记天下大事呢？如今幸而形势和时机可以利用，东南大局不可错失时机，应当移孝作忠，出来担当事务。天下和后世将更加相信他的忠心，必定不能责备他不孝。事情一定要看重大局，时机一定要抢在前面。应请下令曾国藩迅速起程，从湖北到浔阳，当天就督率杨载福、彭玉麟、李续宾等水陆各军，会同将军都兴阿长驱东下。都兴阿一向以忠诚勤勉著称，马队勇敢，号称第一；又一向同南方勇军将士同心协力，必定可以直捣金陵，预先掌握胜算。此外臣还有请求。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凡是官军到达的地方，贼军一定严加防备。我军锐意仰攻，炮石所能打到的地方只是白白损伤精锐，日积月累，勇气暗中消磨。悍贼乘机进攻，反而导致失败。贼军的诡计，是用坚守来牵制我军兵力，转而在没有兵或兵力薄弱的地方逞凶。因此我军胶着于一隅，贼军便能够出没无定。照这样不改变，官军会越来越少，而贼军会越来越多。这并不是贼军真的多于官军，也不是贼军真的强于官军。比如咸丰四年，臣同塔齐布、罗泽南等竭力攻打九江以及湖口西岸梅家洲的贼城，十天之内伤亡极多。咸丰五年，罗泽南、李元度等专门攻打湖口县城，城池无法攻下。咸丰六年、七年，彭玉麟、杨载福约定会合夹攻，接连进行血战。因为没有陆军相互配合，终于没有成效。他们不能取胜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出兵采取正面进攻而不使用奇兵，贼军得以预先防备。这一次李续宾、杨载福事先秘密商议，派陆军五千人从浔城渡江向北，扬言要进剿宿松、太湖，却在当夜潜入水师船队，在湖口下游十里处绕出。天刚黎明，陆军便舍船登陆，占据城后山顶，俯视并扼制敌军的后方。当时内湖、外江的水师正在激烈血战，贼军也竭尽全力抵抗。陆军大声呼喊突入，水陆两处的贼军都惊骇失措，不知道这支军队是从哪里来的。这一战，臣愚昧地认为深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用兵机要，确实不是臣的智虑所能想到的。臣私下计算，如果用陆军精兵六千人，另行筹措每月船价银二万两，雇用民船四百艘，从水师后面行动，仍然带上长夫、锅帐，以及两个月的米粮军火，遇到皖南、皖北、江南等地有贼的地方，就随机调动剿杀，那么我军所到之处，都是贼军来不及防备的。等他们听到警报调兵救援，我军就可以迎战；或者他们坚守不出，我军也可以改变计划。军队到达后，贼军必定设防；设防以后，军队可以迅速返回；军队返回之日，贼军必定放松戒备；他们放松戒备之日，军队又可以再次出动。这样计算，不出几个月，贼军的办法已经用尽，贼势必然窘迫。只是用奇兵调动剿杀，关键在于审察时机、观察变化。无论南岸北岸、江界皖界，都应请下令带兵的大员侦察贼军所在，不拘泥于旧有成法，不在坚城下停顿兵力，不受邻省节制，也不被贼情牵制纠缠；行动和停止的时机默存于心，忽然前往、忽然离开，如同从九天而下、进入九渊一般。不仅贼匪不能窥测其中的机密，即使其他省份的将帅和督抚也不能猜测他的用意。如果稍有迟滞，军事行动的机势就会变得迟钝。况且勇于作战的兵勇，伤亡一定很多。比如九月初八、初九湖口之战，水陆军队受伤和阵亡的共有九百多人。这种血战的奇烈，本来是近年来少见的。然而伤亡过多，就应当调回武汉，特别加意休养，以慰藉军心、养蓄士气；仍然把精兵调往下游，弥补空缺。轮流交替作战，如同圆环没有尽头，这样往来进退，变化神妙无穷。希望不要拘滞在一隅，反而耽误全局。应请以九江作为老营根本，仍以武昌作为换防和粮台的根本。这样粮饷不会缺乏，士气也能经常保持新锐，对于筹划讨贼的机宜，必定大有帮助。

译致两司的书信 宜昌由陈守洪署理，这是安于常规、顺应时势、按照职分办事，必定可以不负所托。佐杂官不能不按照资格办理；不按资格办理，司中的吏胥就会上下其手，进行各种撞骗。司中在按照资历次序补授、挨次委任之外，只须访求提拔声名最好的，参劾贪鄙最严重的，就可以整顿。只是州县承担治理百姓的职责，绝不能仅仅拘守资格。重要缺额必须选择官员，差委任用本来就可以斟酌。如果有人说林翼等人徇私，林翼愿意承担这个罪责，绝不敢推辞。林翼往年从政时，见天下督抚、藩臬办理每一个差使、每一个缺额，没有一件不照例办理，也没有一件不是挟带私心来曲从成全。况且贫瘠困苦、烦难难办、人人都不要的地方，尚且有轮流补授、轮流委任的人；而肥美顺利、人人喜欢的地方，却都被行动迅速的人抢先得到。挂出一条成例，早在成例之前便预先谋划；另立一种说法，以便在成例之外圆通变通。成例实际上足以满足他们的私心，却不足以杜绝一切弊端。轮流补授还是酌情补授、轮流委任还是酌情委任，本来有两方面可以选择和回避，但颠倒是非的心思、上下其手的做法，仍然掌握在督抚、藩臬手中。从前在贵州、湖南时，我见到某些藩臬官，一开口就说成例。比如某位公在湖南，没有一件事不照成例办理。实际上没有一件事真正照成例办理。凡是京官有所嘱托，或者吏员有所贿求，都像鼓槌击鼓一样，回应得如同回声。京城的书信早晨送到，司中的牌子晚上就挂出；贿赂夜里通行，委任札文清晨发出。甚至有人不出省门，就能捕获十名、几十名盗贼；专心经营请托关系，便能一次、几十次记功。因而说，循守成例恰好足以满足他们的私心。所以林翼愿意破格任用人才，由一人承担这个罪责。答复张石卿中丞的书信 一是坚壁清野。若不任用士人和百姓，就不能办成事情。士人百姓中难道没有欺骗我的人吗？也难道没有坏事的人吗？然而奸猾的兵将十人中有九人，朴实的士人百姓十人中有六人。近年官场很混杂，州牧县令中已经很少有真正有才干的，佐杂官尤其多是庸碌妄为之人，他们的心术和见识，实在不堪设想。不如士人百姓的真性情还没有完全消失，可以用忠义激发他们。楚地官员同百姓结仇，楚地百姓也同官员结仇。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对长官怀着憎恨的目光，却不肯救助他们。只有勤于接见，打通壅塞蒙蔽，把百姓当官员看待，把官员当百姓看待，不论人数多少、身份大小，都以诚心相待。向他们询问谋略，以观察他们的见识；把祸患告诉他们，以观察他们的勇气；用利益面对他们，以观察他们的廉洁；把事情托付给他们，以观察他们的信用。了解人、任用人，不外乎这些。近来人心反复，千头万绪，也很难穷究他们将要走向哪里。只有诚信达到极点，才可以挽救欺诈造成的困境。一个方面欺骗不了一切事情，一个时期欺骗不了后来所有时间。不可不防备他们欺骗，也不可因为受骗就对所办的事情灰心，这就是所谓坚贞坚定足以成就事业。何况赏罚都在手中，可以根据时机督责劝勉。用大权来统率他们，还担心什么事情办不成？从来没有重视保甲、团练，实行坚壁清野，却没有成效的。从前卢忠烈公督兵大名、郧阳时，他取得成效的地方在于坚壁清野；他制胜的地方，在于亲兵能够杀敌立功。傅重庵用碉堡制服苗人，又训练壮丁一千五百人，趁空隙调动剿杀，军威才振作起来。您所示意的招募训练，怎么能马上取得成效？日期已经很紧迫，训练哪里可能一蹴而就？这确实令人深思。我私下认为，襄毅治理广东时，陶鲁任参军，所率三百人都是当时应募而来，所向都能取胜，并且一边作战、一边训练、一边防守。训练一天，就得到一天的力量；训练一个人，就得到一个人的力量。价值百金、千金的勇士，确实难以得到。然而三年后才能使用的艾草，也只是在平日积蓄罢了。至于训练勇士不可完全依赖，关键只在于驾驭他们的方法如何、统领他们的人如何。国威已经很久没有振作了，人心想要作乱，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也不会到今天就停止。除了天天训练军队、人人讲习武事以外，没有别的补救办法。这种主张同专门谈论防守的主张，实际上可以互相配合使用，共同取得成效。一是间谍是行军作战的关键，而这件事最难办。它的弊病源于安逸享乐日久，没有能够忍耐劳苦、壮大胆识和智慧的人，甘愿冒着刀刃前进的人更不可得。来信说，我这里的一举一动，贼军必定知道；这就是保甲不实、稽查不力的缘故。贼军的举动我们不能知道，这就是还没有得到间谍的缘故。访求这样的人，谈何容易！陈平厌恶粗劣的饮食，却用金钱试探对方而不疑虑；野利枣龟即使被杖打到将死，也没有后悔。他们使用人才的精妙、运用智谋的巧妙，实在值得玩味。我私下认为，到民间谋求就会有所收获，长期积累诚意就可以沟通。虽然不是一两个月便能仓促办成，但从来没有求取而得不到的。江岷樵从前在京城参加乡试，曾背着亡友的棺材回去；第二次走在邯郸道上，又护送一位从未谋面的浙江举子的棺材。这种品行，即使在汉代《独行传》中也不多见。昨天已经给岷樵写了信。他的风操节义高于天下人，应当会感奋而不能自已。左公隐居高处，还不知道自己是有雄才大略、属于文忠公一流的人物；假如他真正知道这一点，一定会欣然应命。现在已经写信致意了。林翼的才力极为低劣，只因想到大海不拒绝细流、草野之言也不遗弃，所以敢把自己所知道的上呈给您。一代伟人，一定能够大力挽救时局的艰难。我们楚地幸甚，天下幸甚！再者，我所陈述的各条，关键仍然以任用人才为先。即使只有一技一能，也不可抛弃。不龟手的药方，勾践借此用来攻破吴国；善于挖掘地道的人，李光弼因而用来攻陷敌军。信陵君得到侯生，石勒得到张宾，苻坚得到王景略，都是凭借一两个有智谋的人，取得战胜攻取的成效。然而必须不拘泥于资格，丹书中记载的裴豹才有机会献出才能；也必须放宽文法，敢于怒斥攻击主将的邓羌才有机会立即摧毁强敌。伐曹之战，晋文公诛杀颠颉而赦免魏犨。自古英雄发挥作用，从来不拘一条成例。实在是因为奇才难得，不能不在任用他们时加以曲折变通。

译江忠源 分条陈述军务的奏疏 自从粤地逆贼滋事以来，用兵已有数年，耗费军饷达到二千多万两；人们没有坚定的志向，地方少有坚固城池，强大的贼寇肆意猖獗，长期没有受到上天所代表的朝廷讨伐。这并不是因为贼军人数多而我们人数少，贼军强而我们弱，贼军聪明而我们愚笨，而是法令不严明、谋划不完善，贻误至今，应当考虑改变策略。微臣在军前效力，在箭石刀锋之间出入，到现在已有三年，对于兵勇强弱的情形、事情成败迟速的关键，假如有所见解，哪里忍心不把自己的愚见全部献出？谨将用兵的大致情况中有关得失的部分，概括列举八条，恭敬地向皇上陈述。一是严明军法。军法，是将领用来驾驭众人，使他们出入生死而不敢违犯的东西。将领不执行法令，就叫作没有将领；士兵不畏惧军法，就叫作没有军队。战事兴起以来，军法已经废弛到了极点。全州因为失去援军而陷落，前往救援却不尽力的事情接连发生；道州因为弃城而陷落，望见风声便率先逃跑的人接踵而至。以至于岳州预先设置防军，却不能守住一时半刻；九江大量聚集兵力，却不能阻挡水陆交通要冲。文武官员把躲避贼军视为理所当然，士卒把逃亡当作上策。这些都由畏惧贼军的念头重、畏惧军法的念头轻造成。人的常情谁不怕死而贪生？但军令必定要求他们舍生赴死，实在是因为一百个人决心死战，万人也不能抵挡；一个人带头逃跑，千军就会自行崩溃。假如确实让将士知道国法不可侥幸逃避，就不得不齐心协力，拼死杀敌。将领有拼死杀敌的决心，谋略自然会产生；士兵有拼死杀敌的决心，勇气自然会加倍。这样所诛杀的不过一两个人，而所保全的却常常是千万人。宋仁宗在太平时代之后，侬智高反叛，官军屡次失利，攻陷的名城不计其数。最后狄青到达军中，斩杀逃跑溃败的将校二十多人，军威才开始振作。嘉庆初年，三省发生教匪之乱，由经略额勒登保平定。他说，贼军遇到官兵，条条都是死路，只有向前接战才是一条生路；官兵遇到贼军，条条都是生路，只有向前接战才是一条死路。因此贼军常常拼死同我们作战，而我们的军队反而害怕迎击他们的锋芒。胜败强弱的关键，已经由此决定了。比如粤地逆贼同官兵交战时，每次都把新近归附的贼军驱赶在前面，又让死党在后面监督，名叫“排刀手”。遇到有人回头或后退，就立即击杀。因此匪徒不得不竭尽全力作战。贼军胁迫众人的手段在于严厉，而我们驾驭众人的手段却在于宽松；贼军后退必死，前进反而可能生存；我们的军队后退可以活命，前进却容易送死。谁不会望风先行溃败，预先准备逃跑呢？真想把怯弱变成强悍，就不如改变宽松政策而采用严猛手段。皇上用法令约束将帅，将帅奉行法令来命令偏将副将，偏将副将执行法令来督率士卒。遇到贼军溃败逃跑而借口巧妙逃避的，应当诛杀；临阵时不相互救援的，应当诛杀；不奉命令便仓促先撤队伍的，应当诛杀；堵截防御不力导致贼军逃脱的，应当诛杀。军令既然严明，士气自然振奋。讨贼的成效，大概可以指日而待。一是撤去提镇。提镇以下是副将、参将、游击，副参游以下是都司、守备，都守以下是千总、把总，依次相互节制，而提镇的地位最为尊贵。太平日子久了，兵革不再使用，过去那些以功名著称的老将，大多已经凋零。如今的提镇，大多只是积累资历、比较俸禄，逐步升到高位，并不是全都凭功劳和战绩取得的。朝廷用虚名让他们统领军队，没有来得及选择他们的才略。其中熟悉军务、深知攻守机宜的人，虽然还有一些；但尸位充数、没有多少长处和短处可言的人，也确实不少。权位尊贵，心思便倾向于趋利避害，偏将副将不敢同他们争辩；职位重要，法令便难以骤然施加，大帅也不敢擅自决断。人的常情，在年少力壮、官位卑下时，往往奋发有为，以求达到显达地位；到了身居高位时，顾惜自身的念头加重，进取的念头衰退。要他们忘却自身、冒险犯难、奋发迅速地奔赴战机，就困难了。况且军营体制中，副将、参将以下全都听命于所管辖的提镇。临阵时，必定提镇先退，然后副参游随之；副参游退，然后都司守备随之；都司守备退，然后千总把总随之；千总把总退，然后士卒随之。提镇如果没有选对人，那么所属的副将、参将以下，也都难以期待他们发挥力量。因此姑且容留一两个庸碌妄为的提镇，就会使那些本来可以任用的将领、军官和士兵一同归于无用。又因为战事兴起已久，筹措军饷越来越困难。提镇的薪俸、夫役费用以及役使护卫人员的开支，都比参将、游击多出数倍。计算撤掉一个提镇的费用，足以供养精兵二百多人。又何必拿有限的粮饷，供养这种没有益处的提镇呢？副将、参将以下，任职重要而敢于作战的人，并不是没有。他们资历职位较轻，接到命令不敢拖延；刚刚得到提拔，遇事反而容易感奋。只要选择久经战阵、胆略仍然出众的人担任提镇，来负责统御，其余一概撤去。对副将、参将以下，应衡量才能委任使用，务必让他们充分发挥所长。这样军政会严明，军粮也会宽裕。现在幸而还有消灭贼寇的资本，将来仍能得到勇猛刚健的人才来任用。一是淘汰军官和士兵。选兵的方法，以胆气为第一，朴实耐劳其次，技艺熟练再次，巧猾懦怯最差。有武艺却没有胆气，临阵时就会慌乱，连平常训练的本领也会忘掉。因此常有力能敌百人、技艺高过众卒的人，临阵只一挥兵器便倒下，和没有学过技艺的人一样。战阵之事同徒手搏斗不同。两军相持，旗帜耀眼，金鼓震耳；胆怯，心就容易动摇；心一动摇，耳目手足便全都失去正常状态。质朴诚实、能够耐劳的人，容易服从熟悉军令，性情也容易调教驯服。命令前进就前进，命令后退就后退；登山渡水，不知道劳苦；经历夏天和冬天，不知道疲惫。因此众人可以得到使用。至于巧猾怯懦之流，平时无事时只会应对周旋，务求装出好看的样子；临阵时却迟疑退避，只挑对自己方便的做；论功时则多方钻营，希望得到美名荣耀；遇到失败便巧妙推诿，谋求私利。这类将领不足以整顿军队，这类士兵不足以抵御敌人。白白耗费钱粮，丝毫没有补益。这是军官士兵应当淘汰的一个原因。战事兴起已久，征调频繁，有的人从军数年，渐渐显出疲惫衰弱；有的年老羸弱，只是充数，不能驱使。

译这叫作疲惫的军队。又有些人曾经战败，部下溃散；有的遇到紧急情况卸下装具而得以活命，有的事后偷偷逃跑却又重新入伍，惊魂刚刚安定，哪里经得起再次作战？如果把他们收取来充当士兵，很难希望他们重新振作。这叫作残败的军队。如今正值军饷运输不能接续，哪里容得这些人进一步增加虚耗？这是军官士兵应当淘汰的另一个原因。确实应当命令各营，对于这几类人严格淘汰，选取胆气充足强壮的人列为一等，以备攻剿使用；其次的人用于守营、守围和堵截。药品准备好了，攻打敌人就有神效；爪牙强健了，声威自然畅达。这也是当今急切需要办理的事情。一是明确赏罚。战胜有赏、战败有罚，人人都知道。虽然如此，如果战胜时所奖赏的并不是真正有功的人，就还不如不赏；战败时所惩罚的并不是真正失败的人，就还不如不罚。没有赏罚，人们还会希望有实行赏罚的那一天；如果赏的不是他的功劳，罚的不是他的罪责，人们就会知道受赏的是主帅亲近宠爱的人，受罚的是主帅倾陷的人，惩罚和劝勉的作用就会错乱，怨恨的声音就会兴起，军心便不可收拾。战事兴起以来，取得一场胜仗，有功的人固然随即得到奖赏和叙功，但主帅身边随侍的人，却先得到奖赏记录。逆贼蔓延四年，糜烂六省，却从未对一次违反军纪实行诛罚，也从未追究一次纵容贼寇的罪责。胜败本来是用兵家的常事，主兵的人却常常只说胜利而不说失败；功过本来可以同时考察，主兵的人却不记录过失而专门记录功劳。只有赏没有罚，凭什么明示惩罚和劝勉、号令三军呢？军中的赏罚不能一概而论。作战取胜，固然应当奖赏；然而有的人杂乱地一同前进，割取他人的首级来冒充功劳，或者在迫击敌军、最关键的时候，不想乘势掩杀，只顾夺取财物、器械、马匹，以致大胜变成小胜，这种人又应当惩罚。作战失败，固然应当惩罚；然而有的人奋勇向前，后援却没有接上，或者大队人马退却，唯独他的一军独自向前，这种人又应当奖赏。而且同样是赏，厚薄也应有所分别；同样是罚，轻重也应当明显不同。应当根据功劳和罪过分出等级。大帅只依据营官的禀报，营官又把评定交给身边的人。功罪的实际情况，既不是仅靠访查就能知道，又会因为毁誉而产生许多错误。想要使衡量真正恰当、明显符合人心，是很难的。如果不是亲自经历战阵，敞开心胸，布施公道，又凭什么安慰士卒的心情、振作长期积累的疲敝习气呢？一是戒除轻率作战。用兵的道理，是能够防守以后才能作战，能够制服别人以后才不会受制于人，能够避开贼军的长处以后才可以使用我们的短处。粤地逆贼狡猾强悍、凶暴顽固，很有盗贼的智谋。臣随同各军从广西到湖南，同贼军大小作战一百多次，也曾详细观察他们扎营布阵的情形，以及快速行军、缓慢停止的状态。贼军扎营，是依凭地形修筑堡垒，四周挖深壕，墙厚几尺，层层开设炮眼，壕沟宽几丈，密密插上竹签。他们布阵，有时分成三路，有时分成两路；正兵迎敌，奇兵有时分出抄到阵后，有时直接冲击中坚。他们停驻时，到处收买匪党，四面派人窥探，侦察我军虚实，以扩大自己的谋划。他们行动时，远远制造虚假的声势，像暴风一样突然到来，乘我军仓皇之际逞其凶毒。我军合力攻打他们坚固的营垒，每次都损失精锐。他们的新兵没有同贼军交战过，不懂营垒、壕沟、墙壁的式样，将领和士卒没有可以依仗来固守的东西，往往被贼军乘隙攻击。陕西征调的军队在湖南，以及湖北、江西、安徽、江南各军的失利，都是因为贼军知道扎营的便利，而我们不知道。贼军分成几路，我们每次只用一路去抵挡；即使几路同时出动，临阵时彼此也不能相互照应。有时左边前进而右边后退，有时后面退却而前面前进。贼军便得以施展奇兵、正兵、抄袭和埋伏的战术。广西、湖南各次战事的失利，都是因为贼军知道布阵的诀窍，而我们不知道。贼军停驻时，应当扼守要害来断绝他们的接济，严密布兵来堵住他们的逃窜；贼军行动时，应当预先选择精兵和老将，拦住前头迎击，以遏制其锋芒，并沿途设伏来挫折其势头。然而我们围攻贼军时，不致力于扼守要害、严密防备，专门把扑击营垒、追逐利益当作事情；追击贼军时，也不致力于拦头迎击，专门把跟踪从后面攻击当作本领。稍有挫折，将领士卒的士气就先衰败下来；又必须休养十多天，才承受得住一次作战。逆贼于是能够增长凶猛的锋芒，我军始终不能掌握胜算。这说明用兵谋略不可不预先筹划，也说明轻率作战是应当戒除的。一是察看地势。兵书说：不知道地利，就不能行军。所谓地利，并不只是图籍史书所记载的山川固定险要。还要看贼军出入的踪迹，预先设置防备；察看贼军分合的形势，从远处预先加以制约。即使是车轮可以驶过的沟渠、几仞高的山冈，只要地势是一定要争夺的，就不可偶然错失机会。请用近期的事情来说明：全州蓑衣渡之战，贼军锋芒已经受挫，应该在河东连续扎营，截断贼军的右臂；道州之战，贼军势力本来孤立，应该分兵驻守七里桥，扼住贼军向东逃窜的道路；长沙被围时，贼军的道路已经全部困窘，应该驻兵龙回潭、土墙头，堵住贼军向西溃逃的道路。其他如道州双牌、莲涛湾六十里一带的奇险之地，贼军已经进入死地，却放任他们逃生；湘阴的临资口、岳州的城陵矶，都是水陆必争的险要，却放任他们逃遁。这些利害都很明显，也经得起复查验证。事情发生以前没有来得及虚心实地访察，预先筹划安排，一旦溃败便难以收拾，后悔也来不及了。自从逆匪滋事以来，要地防守疏忽、战机适宜而坐失的事情，像这样的实在已经数不胜数。祸患的根基近在咫尺，流毒却延及千里；谋划不善，酿成巨大祸患，这正是应当引以为前车之鉴的。

译一是严明约束。杀贼是为了安定百姓，安定百姓以后才可以杀贼。将领发出命令而士兵不敢喧哗，士兵奉行命令而百姓不感到扰害，这才是有统制的军队。粤地逆贼经过的地方，横刀跃马，市肆全都空了；百姓遭到屠杀，子女遭到掳掠胁迫，财物遭到搜刮，房屋遭到焚毁，惨酷的情状已经令人触目伤心，受害的百姓群集而怀恨。然而市井愚民不懂大义，也有人说，盗贼的祸害反而还胜过官兵，为什么呢？粤地逆贼只想挑选肥美之处吞食，对贫户穷屋还来不及搜求，而且有时还假装施行仁义，愚弄我们的百姓；他们买饭求浆，往往多给市价。至于不守法的兵勇，却完全不知号令。正当他们抢夺财物、奸污妇女时，即使穷苦人家也很少能够幸免。于是百姓不怨恨贼军，反而怨恨官兵。盗贼假装施舍小恩小惠，百姓对盗贼尚且可能有宽恕之词；官军的行为却同盗贼一样，百姓对官兵能没有暗中的怨恨吗？如果不随时严格按军法处理来使民心信服，恐怕民间怨恨叹息、积郁爆发的言论，将会有难以全部追究的。军中除了兵勇，还有长夫、余丁以及随营贸易的人。兵丁过去服从营规，管辖十分严密。如果果真命令他们严格遵守约束，不难做到一律肃然；乡勇多是来自四方、没有固定职业的人，比兵丁尤其难以管理。但他们仍然名义上隶属于军籍，有犯法的自然可以按照军籍查考。至于长夫和随营买卖的人，都养成了游荡的性情，不安于乡里。名义上虽然是做买卖谋生，实际上却经不起追问他们的来历。他们忽来忽往，踪迹没有定准；甚至有人伪造兵勇腰牌，假借兵勇的装束，时常到附近军营和乡村，掠取各种物品，再卖到营中，肆意妄为而毫无顾忌。乡民误以为是兵勇，不敢抵抗杀死；又害怕他们势力横暴、人多势众，没有人敢追究。这些人长期住在营中，熟悉亲见战斗之事，轻视生命、贪图利益，已经习以为常。将来战事结束撤遣他们，散处民间，必定会有很多不安定的事情。从前三省教匪之战，大局已经平定以后，搜捕诛杀余匪，以及处理不法长夫、乡勇聚众作乱的事情，又持续了两年。这就是明证。应当命令各营对所管辖的兵丁、长夫以及买卖人员等严明约束。遇到犯法的，除对兵勇分别治罪外，对长夫、买卖人员等尤其应当从重惩处；其中逃匿到其他地方的，当地官员也应一体严密查缉，随时惩办。情节严重的立即处死。这也是团结民心、警戒后患的一项措施。一是宽待被胁迫跟从的人。粤地逆贼起事时，真正的死党存留下来的其实不过几千人，其余都是新近归附的匪徒和被裹挟的群众。会党匪徒、盗贼以及凶恶的无赖，在粤地、楚地各州县到处都有。他们平时作奸犯科，扰害乡里；官府常常苦于法律条文繁琐，曲意从宽饶恕，一旦发生警乱，他们便率领同类，像回家一样跟随叛乱。又有被发配充军、流放，以及被贼军劫出释放的囚犯，趁乱逃脱，为贼军奔走。这些人都甘心跟从叛逆，至死不改，对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宽待的。至于乡村市镇中的游荡百姓，被贼军驱使胁迫，本来没有跟从叛逆的心情，只是因为贼军禁制极严，没有办法自行脱身；又有的全家都被掳去，势难两全，只能在其中犹豫，便这样拖过了岁月。等到头发已经长长，就同老贼没有区别了。想留下，就违背他们归顺的心愿；想离开，又害怕遭受意外杀戮。徘徊没有办法，进退都很艰难。这些人的苦衷，实在值得怜悯。贼匪从武昌逃走时，党众中剪发后潜逃的人，也已经不计其数。即使其中留长发的贼人，被居民哭诉自己被裹挟的缘由时，往往无端悲伤感动，声泪俱下。可见小民都具有天良，终究不是邪道所能煽惑的。官府应命令各营多写简明的告示，射入贼军之中；临阵时在附近竖立投诚免死的大旗，命令他们趁官军同贼军交战时丢弃武器，奔到旗帜之下；并且设置一个剪发公局，发给免死执照，资助遣送他们回家。倘若官兵接连取得大胜，不但不甘心跟从叛逆的人可以因为免死而获得生存，就是心怀两端的人也会离开叛逆而归顺。这样既可以使用间谍探听贼军的情况，又可以使用离间手段分化贼军党羽。党羽既然已经离散，首领又有什么难以消灭的呢？这对于剿灭贼军的策略，也或许不是没有补益。

译答曾侍郎师的书信 九月二十四日，收到八月二十三日您从衡州寄来的一封信，以及附寄给王朴山兄往来的各封信，信中都详细说明军队不可使用，想要再次招募勇士六千人，作为消灭贼军的工具。初七日从吴甄甫先生那里寄来一封信，又因为南昌楚勇请求奖赏一事，担心勇士也不可使用。忠源私下认为，兵士和勇丁并非全都不可用，问题在于统率兵士、勇丁的人没有选对。兵士之所以不可用，是因为他们对扰害百姓很勇，对同伴相残很狠，敢于冒犯上级，却偏偏害怕杀贼。这些情况，都已经在老师前一封信中说尽了。然而，如果有一位廉正明察的将领统率他们，把兵民看成一体，那么兵士就不敢扰民；把兵士和勇丁联合成一股力量，那么兵士就不敢仇视勇丁；将领像父兄疼爱子弟一样爱护兵士，那么兵士守卫将领，也会像手足保护头颅一样，就不会有把持和挟制的忧患。将领有敢于死战的决心，训练就一定勤奋；兵士有可以杀贼的武器，胆气自然壮大，也就不会有畏缩逃避、拖延误事的祸患。如今做将领的却处处相反，反而说兵士不可用。兵士本身也确实有责任。至于勇丁难以使用，则比兵士更严重。潮勇、捷勇的情况姑且不论。我们乡里的严云舫所带辰勇、樊川所带胜勇、劳氏子所带彪勇，在长沙都能杀贼。后来归邓绍良统带，驻扎在镇江府城外，便淫掠杀戮，甚至激得百姓向贼人控诉，甘愿给贼人做向导。顷刻之间，全军溃散。幸亏和镇军接管了他们，整顿训练，才渐渐形成军队。但听说和镇军想惩治其中一两个人，他们竟因事情泄密而逃走投贼。我私下认为，兵士造成的祸害还不至于这样。各类勇丁之中，只有楚勇比较驯服，没有前面几类勇丁的弊病。不过，南昌索取赏银一事，也非常不成体统。老师所听到的情况，并非没有根据。筠仙已经回乡，问问他就可以知道事情的始末。虽然这件事是受小人唆使，忠源没能事先防范；但他们的顽固梗直，也由此可见。湘勇比楚勇更加驯服。然而，斗山统率的勇丁，八月二十六日为了索取赏项，几乎喧哗闹事；宝峰统率的勇丁，在德安一哄而散。勇丁难以带领，大致就是这样。不过，罗山的勇丁没有这种情况，朴山的勇丁没有这种情况，甚至忠源先前的楚勇，也没听说有这种情况。不仅如此，广勇最被称为跋扈，大营把他们遣散后，张石卿制军又收编他们，用来援助江西，忠源非常不愿意。想到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不收留他们，恐怕他们会离去投贼。于是暂且命令他们在城外扎营，并留心驾驭他们，最后竟然大有用处。楚勇彼此亲近已经很久，平日置之不理，终于发生了索取赏银的事情。可见祸患常常发生在被忽视之处，不能不共同警惕。由此看来，勇丁之所以不可用，原因仍不在勇丁，而在于带领勇丁的人。兵士的弊病，是由于国家太平日久，市井中游荡狡猾之徒无以为生，纷纷钻入营伍，只求肥养自己、养活妻子儿女，却不知道打仗杀贼究竟是怎么回事。其中游荡狡猾得最厉害的人，尤其善于花言巧语、趋走奉承来讨好上级。做他们上级的人喜欢他们奉承自己，便把他们当作子弟来任官。他们靠这种手段得到官位，就一定会用这种手段来决定众兵的升降进退。渐渐升到高位，又会用这种手段来黜免或提升众官。这样的风气沿袭已久，积弊深重，难以挽回。营务怎么会不败坏，军政怎么会不松弛？一旦发生事情，也只会相互带头逃跑罢了。至于勇丁，则是在有事时才招募的，大都是山野中质朴鲁钝的人，他们勇猛强悍的本性还可以利用。然而随军征战日久，得到钱财容易，便习惯奢侈；杀人多了，便果决残忍。事情平定以后，散居在田野之间，就会留下日后无穷的祸患。所以若论眼前搏击杀敌的作用，兵士不如勇丁；若论日后遣散的困难，勇丁不如兵士。然而忠源始终不愿用兵士来替代勇丁，因为兵士的祸根深藏本源，仓促之间难以拔除；勇丁的祸患属于流弊，事先可以防范。而且事情紧急时，应先治理表面问题。如今的时势，宁可取用勇丁勇猛搏击的作用，至于日后遣散的困难，还可以另求合适的人、制定合适的方法来治理。因此，忠源非常赞同老师前一封信中的论断，却不因后一封信所说的困难而自我阻止。只要多寻求罗山、朴山这样的人来做上将，就能收获使用勇丁的好处，同时消除勇丁的祸害，那么贼患就不难平定了。如今贼人占据长江的险要，如果不大量制造船只木筏，广泛设置炮位，训练水勇，首先致力于肃清江面，恐怕江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都没有安睡的日子。然而我私下估计，天下人才中能够办理这件事的，只有老师一人；能够驾驭船勇，在风涛险隘之间与狂贼相持而不害怕的，只有我、不肖、荫渠、罗山、朴山几个人。贼人在武昌时，我收到老师前一封信，既欣喜又庆幸。第二天恰好发出奏报，便附片说明，请老师选派船勇从洞庭湖驶下；并请杨熙统带船勇从荆州西来，以进剿为主、兼作堵截。昨天奉到谕旨，我这点愚计，实际上已经上合天意；但我私下担心老师或许会因后一封信所说的困难而自我阻止。况且湖北省已经戒严。如果竟然搁置先前的议论，天下的大祸又有谁来消除！冒昧请求老师立即缮写奏折，与忠源联名上奏，并致书天下豪杰，广泛筹集经费，号召我们乡里的忠义之士，迅速树起义旗，遮蔽江面而下。忠源也应当收集淮南的奇才豪杰，作为援军。如果再这样旷日持久，天下大局，实在不是臣子忍心说出口的了。忠源八月二十九日从江西起程，九月十二日抵达田家镇，十三日到达防地；二十一日抵达黄陂县，二十六日筠仙告假回乡。他途中迁延的原因以及艰难辛苦的情状，筠弟自然能够说明。二十六日巳时的情况，详见各份奏牍，谨抄录寄上。这个月初三日，我奉到任命为安徽巡抚的命令。自认为见识浅薄、才能拘限，不足以承担天下的重任；而安徽又正处于万分艰难、无从下手的时候，深怕自己失败，给知己带来羞辱。到那里以后采取的办法，已详细写在给周敬翁的信中。现将抄稿寄给您阅看，请逐一指教。安徽那里，除了吕鹤田、吴竹如二位先生之外，还有可以求助的人吗？官吏中除了陈岱云之外，还有了解事情底细的人吗？邹叔绩学识广博深厚、品德美善，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他的远大才识和充沛胆气，更是当今世上少见。我与他一同前往，获益很多。只是季高、霞仙诸位君子，不知还有谁愿意前来相助办理事务，请替我问问他们。叔绩的兄长之子伯韩，现在在南省铸炮。忠源想请他前往淮南，恳请老师代为劝驾。忠源匆忙，未能给他写信。

译还恳请他带几十名铁匠同行。老师如果能替我筹划路费并送到庐州，那就感激不尽！感激不尽！朴山是天下奇男子，收到老师的回信后，就应当立即上奏调任。匆忙之间来不及给他写信。老师长期驻守衡州，似乎并不合适。末世之时，凡事都应当委曲求全，以求办成。昨天收到霞兄的信，他深深以此意劝诫我，忠源非常感激佩服。只是后悔在江西时没能以诚相待。私下希望与老师共同勉励自己！彭洋中 《湘勇原流记》湘乡占据湘江上游，土地广阔肥沃。中部一带田产堆积，鳞次栉比。民间应缴的正赋，过去一直由书吏带着串票到乡里征收。时间久了，弊病滋长，层层加派勒索，百姓无法忍受，便激起抗拒拖欠赋税的打算。当地风俗又强悍好斗，收钱结会，每年都成为惯例。道光末年，聚集的民众达到六七万人。为首的匪类占山依靠山谷，到处设置巢穴，焚烧、抢掠、绑架、杀人，无处不有。受害之家接连写状上诉，事情纷乱如麻，苦于无法治理。道光三十年，粤西金田发生事变。朝廷命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负责经略此事，林则徐在途中去世；又命前任两江总督李星沅办理，他也突然死在军中。粤贼势力日益炽盛。湘乡的会匪与他们相通，准备借口钱粮漕运发动大难。城中士绅都不知如何应对，有人打算迁徙躲避。不能迁徙的人，便约集数百人到各位大吏那里控告，说贼寇的祸患，即使事后用百万甲兵去制服也未必足够；如果事先由一两个清廉能干的官吏去平息，却绰绰有余。请求派贤能的县令前往。巡抚骆秉章和署理布政使春熙都点头赞同。然而遍查群吏，很少有人能胜任；选出其中较好的人派遣，他们又都把此事视为畏途，彼此相顾，像脚上缠了茧一样迟疑，说：‘我的官职可以被弹劾罢免，但性命还没有立即舍弃的道理。’因此拟派的十几个人全都坚决推辞。事势紧迫，不能再等。当时清江人朱孙诒卸任长沙县事务才一个多月，又已经奉部文准许补任酃县令。按照省里的惯例，都不能立即改派其他缺；湘乡人知道他贤能而且有才干，便相继拦住大吏的轿子，请求借调他来平定贼患。秉章对属下说：‘我确实知道非朱县令不可。只是这样既违背省里的惯例，又强迫一个人人都不愿做的事情，违背了爱护官吏人才的本意。’ 春熙说：‘这件事可以用忠义来感动他。’于是催促把朱县令召来。朱孙诒长揖行礼，请求顾全大局。孙诒接受命令，面无难色。他捧着任命文书前往，正是这一年十月初二日。孙诒尚未到任以前，乡民数千人聚集在城中，围住县令衙署，喧闹叫嚷钱粮漕运的事情。听说孙诒到来，叫嚷声顿时停止。孙诒下令说：‘书吏任意勒索，确实使百姓困苦。但新漕期将近，仓促改变章程，恐怕来不及了。你们各自回去，明年我一定替你们彻底剔除苛细勒索的弊病。谁敢煽动浮言，罪不赦免。会匪正在扰乱乡里，你们正处在灾祸最近的地方，赶快把他们捆来献出，不要稍有耽搁。’众人唯唯答应，于是散去。这月中旬，有人把盗魁陈胜祥、刘福田、彭明新押来献上。审讯后查明属实，便一并依法处置。从此以后，捆送贼人的索子每天在道路上相接不断。县城中狐狸般的盗匪嚎叫声也因此稍稍收敛。访求乡绅中贤能的人，得知有廪饩生罗泽南、诸生王鑫、文士刘蓉、康景晖这些人。第二年，咸丰改元，诏令举荐孝廉方正，便以罗泽南应诏。二月县试考士，选拔刘蓉为同榜第一。随即召集各位乡绅商议改革钱粮漕运的办法，全部去除浮收勒索，务求便利百姓；严厉惩治舞弊和凶悍狡猾的吏员。湘乡人大为欢悦。湘乡的书吏最为狡猾凶恶，县令稍微依法约束，他们就想方设法诬陷县令，使其被罢去。王鑫知道其中情状，秘密举发上报，清廷预先加以防范。四月初八日，孙诒巡视乡里，到了三坊万贯亭。乡绅百姓前来迎接拜见，王鑫也在其中。孙诒与他谈了很久，嘱咐他到县署协助公务。随后到了三十五都洪山殿，康景晖也来拜见；谈了一整夜，才回到县署。当时，大学士赛尚阿、都统巴德清、达洪阿奉命进剿粤西贼人。孙诒召集各位乡绅，对他们说：‘在祸患尚未发生时预先防备，是古代良好的教诲。如今粤贼洪秀全等势力非常强大，不容易立即消灭。如果他们向北窜逃，从恭城、灌阳经过全州，那么永郡东安的边界；如果从阳朔、临桂经过灵川，那么宝郡新宁的边界，都与邵阳相连。湘乡本来就与邵阳接壤。计算路程，贼人几天之内就能到达我们的境内。别人认为祸患还隔着一省，我看它就像发生在肘腋之间。官军布防在要冲，不能处处周遍；组织团练乡兵，还勉强足以保卫乡里。现在不把这件事的头绪办起来，恐怕仓促之间就难以安排。’王鑫说：‘请从我开始。’于是首先制定规约，在三坊遍加晓谕，倡导实行；其余四十七都也相继推行。当时洪逆困守永安，官军十多万人从四面包围他，不仅楚省没有风声鹤唳的警报，粤西各郡县也仍然安然如太平无事。因此，发布团练规约时，完全不提旗帜、队伍、刀矛、枪炮等字眼，唯恐惊骇人们的视听。不久，湖广总督程ㄈ奉旨防守湖南边境，将统率军队驻扎衡州。孙诒想趁他经过这里时，详细陈述团练的策略，请求下令通行；但总督正认为贼势容易扑灭，不必作这种迂远谋划，反而劳民伤财，实在没有必要。孙诒的建议没能被采纳。七月，县内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都，三十五都以及四十都的会匪同时突然起事，成群出动抢掠。四十都职员李耕亭家受祸尤其惨重。孙诒派刘蓉、康景晖号召团练，亲自前往捕捉惩治。会匪拒捕，铳弹打伤孙诒的面部和手足，丁役中也有数人受伤。第二天清晨，孙诒包扎伤口，带领大批团丁包围湖洞，进攻贼首熊聪一，焚烧他的房屋，擒获贼目王祥二及其同伙数人。熊聪一丢弃湖洞，逃出八十里，暗中藏在杨家滩，谋划逃出境外。团长萧积惠悬赏将他捕获。王鑫也在三十五都参加团练，协助捕贼。共捕获贼人头目一百多人，戴上囚笼押送到总督行营审讯惩治。前后被捕的共有七百多人。孙诒认为内部贼患不平定，就无法防御外患，于是更加与王鑫、康景晖等人讲求团练和缉捕的方法，搜遍山岭和山谷，使凶猛的盗贼无处藏身。

译咸丰二年二月，洪逆带着同党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等人突然冲破永安的包围，逃往临桂，进攻省城，锋头转向北方。孙诒与王鑫、康景晖谋划说：‘衡州、永州驻有重兵，宝庆有副将带兵协同郡伯防守，贼人一定不敢前往。他们从东安攻打防守空虚之处而来，我们湘乡正处在冲要。团丁尚未习惯作战，连一发枪弹都经不起，不能因此就毫无戒备。我想选拔精锐分布在险要处，作为前锋；让团丁跟在后面，助长声势。两位认为怎么样？’两人都回答说：‘这是万全之策。’于是招募敢死之士，每天训练。四月，全州陷落，戒备更加严密。贼人看出湘乡已有防备，便绕道逃窜，攻陷道州，又攻陷江华、永明、桂阳、郴州。七月，王鑫等人与文士易良干各自带领数百名团丁，到县衙听候调遣。于是命令分为三营：易良干统领中营，王鑫统领左营，武生杨虎臣、团长王开化、张运阑隶属其下；康景晖统领右营，并以诸生罗信南总理三营的粮饷。谢邦翰负责供应兵械。县学两位司教官以及廪饩生魏万杰等人，分别出面劝募捐款，以接济军粮。这件事刚刚创办，已经震动世俗，令人惊骇。此前团练刚开始倡办，全县的乡绅长老已经多次在公堂上争辩。到了这时，更是哗然。有的怨恨辱骂，有的嘲弄讥笑，有的说或许可以希望贼人不来，但训练士卒必定免不了惹事。孙诒亲近的朋友进谏说：‘众人议论纷纷，姑且停止这件事来平息毁谤，怎么样？贼人将要到来，却反而聚敛民众的怨恨，这不是办法。’孙诒回答说：‘愚民只图求得眼前片刻的安宁，忘记了巨大的祸患，就像婴儿生病，苦于服药便哭叫一样。如果只图迁就他们，那还要父母做什么？’于是始终不听。有个人挺身冲向康景晖，粗鲁忿怒地争辩，斥责他是招致祸患的首倡者。孙诒召来他的父亲责备说：‘你的儿子如果再敢这样，我就把他置于重典！这是阻挠公务的警戒！’又下令缉拿几名妄加议论的人，略加惩罚。事情于是稳定下来。这月，罗泽南来到，孙诒命易良干掌管中营事务，自己辅佐他。当时洪秀全、杨秀清等叛军进犯长沙，警报每天多次传来。二十九日夜里，谣传贼人已经到了江车，距离县城七十里。商人百姓惊慌骚动，像沸水一样，团练士卒逃走的有十分之八九。第二天侦察得知并非如此，才渐渐重新聚集。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孙诒，孙诒说：‘开始办事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于是把大家召来对他们说：‘自古以来那些后来功名显赫的良将，起初没有不畏惧胆怯的；只是一次畏怯之后，胆量便逐渐在历练中变得坚强，所以最后才能成就名声。如今你们受到虚惊，应当自己嘲笑自己，也应当自己惩戒自己。’过了几天，他又对他们说：‘凡是面对战阵，躲避死亡反而会死；舍弃一己之死去杀贼，就一定能够生存。你们应当想到，人无论长寿还是短命，都各有死期。在窗下老死，哪里比得上战死后以马革裹尸、使名声照耀后世呢？这样反复思量，遇到贼人时自然会勇气百倍。’团练士卒围在周围听着，仿佛顿时醒悟。孙诒驾驭凶暴之徒仍然严厉，但安抚士民却很宽厚；对有能力的人给予重赏，对做不到的地方慢慢勉励，不求十全十美，也不追求速成，告诫劝导勤恳诚挚，善于开发人的志气和心意，大多如此。人们因此乐于为他效力，而得到造就的人也很多。八月，长沙的贼围仍未解除。孙诒命王鑫带领部众出驻马托铺，康景晖驻扎辰前铺，举人赵焕联领团丁驻扎道林，彼此形成犄角之势。等候贼人到来迎击。罗泽南、易良干负责防卫县城。此前，孙诒认为面对敌人制胜，首先在于士卒同心，其次在于队伍布置严整肃静。于是推究古人阵法的用意，制定了起伏、分合、周▯去、猎逐的操练形式，传授给出行的王鑫。王鑫到达防地后，每天按照这种形式操练，从不间断。两营也跟随实行，湘军的纪律从此开始。随后又命令城郭附近的三坊三都，挨家挨户选练壮丁，作为县城的保障。命令城内设立八个团，每团设团总一人。每团选壮丁二百人，共一千六百人，分为八班。孙诒每天凌晨起床，带领其中一队，轮流到各都各坊会操。凡是步伐、停止、整齐的办法，以及刀、矛、枪、炮的使用，他都亲自示范，使人们有样可学。操练结束后，他总是带一队人到面前，亲自讲明忠义的教诲、功勋赏赐的荣誉以及勇怯死生的道理，口头讲解，手指比画，和亲自教徒弟没有两样。即使舌焦唇燥，也不怕劳累。当初创设三营时，每营只有三百六十人；到这时增加到八百人。合计城内八团、城郭附近六都坊以及其余四十二都的团练，熟习武艺、精通队伍操练的，总数约有十几万人。九月，刘蓉来到，建立连坐法。一人怯懦后退，同伍的人一律承担同样的罪责。命令各团自己具结作保。众人都指着天日发誓。孙诒于是选择吉日杀牛犒赏士卒，率领各位乡绅在县庭一起吃喝，万人欢腾，这才俨然有了亲近上级、为长官拼死效命的心意。县内十八都中有个名叫壶天的地方，聚众响应洪逆。孙诒率易良干、罗信南迅速前往袭捕，一鼓作气将其荡平。王鑫请求说：‘团练士卒已经可以使用了，请允许我带一旅援助长沙，消灭这些贼寇。’孙诒认为他说得壮烈，命令他率领所部前往。十月十九日到达行省时，贼人已经逃往别处，只得闷闷不乐地回来。洪逆不久攻破岳州，包围武昌，大军都追赶贼人向上游而去。各郡县的地方盗贼纷纷起事。县内赛田、杨家滩一带漏网的匪类也蠢蠢欲动。孙诒率罗泽南、刘蓉前往平定他们。到这时，代理县事任期已满，正要交接替代。罗泽南和各位乡绅到大府请求挽留。当时张亮基任湖南巡抚，湘阴人左宗棠在他的幕府中襄理事务。张亮基对泽南说：‘湘潭避兵而寄居在你们县的人，都说贵县的团军将近几十万人，能不能调拨省里的经费来保卫湘潭？’泽南回答：‘可以。’十一月，张亮基写信给孙诒，嘱咐他选一千人前往。不用公文而用书信，是为了以厚重礼节尊重孙诒。孙诒准备亲自前往，谋划找谁同行。罗信南请求同去。泽南以母亲年老推辞。王鑫也推辞。孙诒对泽南说：‘您是孝廉方正，侍奉父母确实是首先要做的事。然而如果境内不安，难道您要背着父母逃往荒远之地吗？还是任凭他们伸长脖子等待贼人的刀刃呢？’泽南无言以对。孙诒又对王鑫说：‘湘乡团练能够成功，您的功劳实在是第一。如今大府调遣团练士卒，众人都寄望于您，怎么反而退缩，辜负众望呢？时局正处在危急变化之中，正是志士有所作为的时候。守着这里不走，等待科举，难道要让毛锥子嘲笑人吗？’两人都回答说：‘愿意听从命令。’

译于是王鑫率三百六十人先行。十二月三十日，报告送到，孙诒督率泽南、信南，带七百二十人随后出发；刘蓉也随行。第二年正月初八日，报告也送到。抵达那天，张亮基已经升任湖广总督离开了。潘铎接任巡抚，命长沙守仓景愉点验队伍。郡丞桩龄代替他前往执行。事情办完后，桩龄对景愉说：‘如今才见到周亚夫细柳营的军队。先前霸上、棘门的军队，不过是儿戏罢了。’月底，孙诒从长沙回来。二月，衡山县草市的贼人起事。王鑫奉大府公文，带领所部前往进攻，将他们全部歼灭。四月，安化县蓝田的贼人起事。孙诒奉大府公文，带罗信南、谢邦翰，随同军旗车盖前往进攻，简直像砍伐枯柴一样容易。五月，孙诒解除湘乡县事务。洪逆进攻武昌，攻陷了武昌。于是他闯入汉阳，蹂躏蕲州、黄州，疯狂向东奔逃。九江、池州、安庆、太平等郡相继失守，最终进入江宁，把那里占作伪都。又分派党羽扰乱江西行省。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奉命帮办军务，将要赶往湖北中部；听到南昌告急，便顺路驰往进剿。官兵少而贼人多，他写信到曾国藩处请求援助。国藩当时驻扎长沙，帮办团防，与复任巡抚骆秉章商议说：‘营兵疲弱，不如乡勇健壮，能够作战。命朱牧带湘勇前往援助，可以吗？’孙诒这时已经升任郴州。秉章认为可以，于是上奏请孙诒统率援军。孙诒命罗泽南统领中营，廪饩生李杏春、团长李续宜辅佐；易良干统领前营，团长罗信东辅佐；谢邦翰统领右营，团长李续宾辅佐；康景晖独自统领左营；杨虎臣独自统领后营；罗信南统领亲兵；王鑫留在当地进剿郴州、桂阳的土寇。六月出发。候补道夏廷樾、庶常郭嵩焘一同随行。七月十九日，军队驻扎南昌。二十四日，在永和门外与贼军交战，大败贼军。谢邦翰、易良干、罗信东被逼到江边，夺取贼船时被杀。孙诒为他们悲痛大哭。改由李续宾统领右营，罗信南兼统前营。吉安向来盗贼很多，听说南昌被围，便竖旗反叛。江忠源、巡抚张芾以及在籍尚书陈孚恩担心他们与粤逆联合，上奏命孙诒扼守樟树镇，切断贼人的勾结，并派候选教谕刘长佑归他指挥。孙诒到达樟树镇后，带刘长佑与罗泽南、李续宾等人，分兵进攻吉安，扫灭当地土寇。八月二十三日，南昌于是解除戒严。江西全省也相继平定。湘勇凯旋。忠源原是国藩门下的学生，喜欢湘勇精锐，便上疏说国藩有湘勇六千多人。皇上相信了他，开始命国藩统帅他们援助湖北。国藩接到圣旨后，大量招募湘勇，把孙诒所部将士全部调来，准备东征。忠源任安徽巡抚后，又赶紧上疏调孙诒，因为秉章上奏挽留，才作罢。咸丰四年二月，粤匪向北窜逃，国藩命罗泽南、李续宾防守并进剿衡州、永州、郴州、桂阳，以巩固后方；自己带王鑫等水陆军一万多人向东进发。三月到达岳州，遇到贼军，军队全部覆没。国藩归罪于王鑫，准备治他的罪。左宗棠向秉章进言，竭力保全王鑫，于是让他驻扎郴州、桂阳。又召罗泽南、李续宾回长沙，谋划进取。国藩说：‘恐怕湘勇不足以作战。’宗棠说：‘这是一支劲旅，已经杀贼很多了，怎么会不足！’四月，孙诒代理宝庆府事务。国藩在七月整顿军队再次向东进发，罗泽南、李续宾等人所向披靡，接连攻克岳州、武昌、汉阳、蕲州、黄州各城。六月，粤逆再次进犯江西，巡抚陈启迈上疏请求命孙诒率罗泽南前往援助。秉章认为孙诒正专理一郡事务，泽南已经向东进发，便上奏回复。十二月，国藩在湖口督率军队，又遭败绩，武汉两郡再次陷落。国藩收拢溃散的士卒，退守九江。罗泽南、李续宾趁此机会进入江西，进剿盘踞广信、饶州的贼人。咸丰五年，在弋阳交战，大获全胜；在信州交战，也大获全胜。广信、饶州一路告称已经肃清。不久又因国藩的命令返回武昌。叛贼再次像狼奔豕突一样逃窜，江西全局糜烂。咸丰六年四月，朝廷下旨命孙诒带湘勇前往援助。秉章上奏答复说，所属部队已经分散在湖北、江西各营，一时难以重新集合。孙诒诚实明达、刚强坚毅，懂得治理事务，习惯勤劳，又深得士民之心，楚省倚重他，众人都不愿让他远离。两年前南昌战役时，楚地稍有警报，大家就伸长脖子盼望孙诒回来。因此其他省份上奏调他，大府体察士民的意愿，往往不派他出征。然而他训练的湘勇旗帜遍布天下，由他陶铸培养成才的将领中，王鑫、罗泽南、李续宾最为著名。罗泽南不久在武昌城下中炮身死，李续宾带着弟弟李续宜接统全军。这一年十一月，再次收复武昌、汉阳。咸丰八年四月攻克九江，带兵进入安徽境内，接连攻下潜山、太湖、桐城、舒城四城；十月初十日战死。王鑫在郴州、桂阳作战时，收复东安、郴州等十多座城，军队直指粤东、粤西边界，把毒蛇猛兽驱赶出来并消灭在它们的巢穴中。咸丰六年九月，转战岳州，扫除崇阳、通城各地的剧贼。七年，进军江西吉安、临江等郡，擒获▯草▯。八月，抛下各军长途远行。王开化、张运兰、赵焕联、杨虎臣相继接任，战功都十分显著。又有团长萧启江、蒋益澧、刘岳昭。启江先隶属于罗泽南的营，益澧隶属于王鑫的营，岳昭又隶属于启江的营。后来他们都分别领兵阻遏强大的敌人，为朝廷分担一方面的忧患。自咸丰三年到现在，文官方面从督抚以下，武官方面从提督、总兵以下，出自湘勇的人，换班计数也难以完全列举。骆秉章上疏推荐孙诒说：‘湘军质朴勇敢、善于作战，是由这位官员办理团练而兴起的，难道是空话吗！’然而孙诒也因为湘勇的缘故，差点使自己的宗族覆灭。咸丰五年，叛军首领石达开进犯江西。刚到瑞州，就张榜说：‘方圆三百里以内，凡是藏匿清江朱氏族属一人的，全家一并处死；引导他们逃跑，或者知道他们藏匿地点却不上报的，也同样处死。’到达清江后，又强迫县城百姓捆送孙诒的亲属，否则就屠尽全城。这大概是因为孙诒训练劲旅，支撑东南，使他们不能得逞，他们对此引以为憾。幸而贼人中有感念孙诒忠义的人，辗转替他说情，这才免于灾难。然而他的家产也因此荡然无存。

译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自序 三代圣人的制度，后人多半怀疑它疏阔，怀疑它繁重，纷纷把它像挥弃帽子、丢掉破鞋一样铲除抛弃，转而追求他们所谓眼前的小功和小利，世代更替，制度也随之改变。积累到今天两千多年，已经荡然无存、湮没殆尽。一两个儒者想凭空言论来争辩，但势力总是胜不过对方。等到经历世变，才知道三代圣人的制度从未有这些弊病；到这时才恍然明白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现在试着略举几件事来说明。用亿万人的力量养活自己就有余，用一个人养活千百人就不足。看看今天，供养军队和国家使民力耗尽，养兵、养勇又使国力耗尽，这才知道圣人兵农合一、车辆、徒卒、马牛、铠甲兵器都出自民间的制度是多么好。选取士人为什么从泽宫开始？射箭、驾车为什么列入六艺？看看今天文臣不懂军事，武士不明事务，这才知道圣人文武不分的制度是多么好。十份中取不到一份，与古代相比算少；增加五倍才抵得上古代的一份，与古代相比反而算多。看看今天加倍征收而没有定额，这才知道圣人按百亩征税的制度是多么好。土地适宜生产的东西出自本地而且没有穷尽，远方物产受地域限制而难以运来。看看今天运输道路阻塞，天险空置，这才知道圣人四百里运粟、五百里运米的制度是多么好。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有粮食才有百姓。水是谷物的母亲，治理农田要先治理水利。看看今天水利堵塞，稻田减少，百姓承受饥荒，这才知道圣人尽力疏浚沟渠的制度是多么好。世道的盛衰在于吏治，吏治的好坏在于人才。看看今天科举取不到合适的人才，这才知道圣人乡里推举、选拔人才的制度是多么好。天下大治一定先从亲亲和睦做起，各种德行没有比孝悌更优先的。看看今天服丧期满便形同陌路，富贵者和贫贱者互不体恤，这才知道圣人以宗族关系团结民众的制度是多么好。官位高远，堂署深邃，公文奏疏都有固定体制，宫禁深重、相隔万里，百姓的呼吁有谁听见？看看今天虽然专设官员负责谏诤，百姓的隐情却不能上达，这才知道圣人悬挂木铎、设置大铃，让庶民传达意见的制度是多么好。权力属于谁，即使官位低微的人也将任意逞志；如果使用权力时没有胆量，即使中等才能的人也不能没有求索。看看今天俸禄微薄而官吏贪污，这才知道圣人分配田地、制定俸禄的制度是多么好。天下有亿万种不整齐的事端，古今没有一种法律能够完全包办。看看今天条例琐碎，案牍繁多，这才知道圣人不铸定成文刑书的制度是多么好。开拓边疆、扩张土地，即使有不能耕种的石田；长期驾驭远方，也会鞭长莫及。看看今天夷患不断，这才知道圣人把防守置于四夷的制度是多么好。技艺学业因为不专精而荒疏，心思因为不用而闭塞。看看今天器物粗劣，还要借助夷人的资源，这才知道圣人以梓匠为官、以仓▯世氏为世袭职官的制度是多么好。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轮流计数也难以说尽。既然如此，治理国家的人是否就要彻底改变一切，全部恢复古制呢？回答说：不可以！古今时代不同，形势也不同。《论语》说礼制要有所损益，说不能彼此沿袭，又告诫人们生在今世却反过来崇尚古制。古法有容易恢复的，也有难以恢复的；有恢复后有益的，也有恢复后无益的。恢复后无益的，不必讨论；恢复后有益但难以恢复的，也不能因为困难就不恢复；何况恢复后有益而又容易实行的，更没有理由不恢复。舍弃那些不应恢复的，采用那些应当恢复的，这就是寄希望于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的主张彼此契合。桂芬读书十年，在外面经历、探究艰难世事和人情真伪三十年。间或有一些私下议论，不能不参杂诸子百家的说法，辅以个人臆见，甚至夹杂夷人的学说，但总的宗旨是不违背三代圣人的制度。立下这个志向已经多年。我任职时没有言官的职责，心中想陈述这些意见，却没有途径。近来居乡，偶然做了一件好事，提出大小户均等赋税的主张，便正好触犯了众多奸邪之人的忌讳，本来应当闭口不谈时政。又加上年老多病，迟疑徘徊，已经没有出仕救世的希望，怕这些想法终于湮没，于是趁着避居时的闲暇，把它们写成书。全书共四十篇，附加旧作二篇。借用后汉《赵壹传》中的话，把它命名为《抗议》。这就是地位卑下却议论国政的意思。我明知其中有不能实行的，也有不可以实行的。不能实行，并不是发言者的过错；而千百次思虑中偶有一次所得，多说几句或许也有说中的地方，又怎么会一条可实行的意见都没有呢？把这些保存下来，作为请同道之人评议的材料罢了。咸丰十一年冬十月，吴县冯桂芬自序

译《公黜陟议》现在试着泛泛讨论选取人才的制度：是应当重视文章，还是应当重视才干品德？那么一定会说：才干品德重要。是应当重视一两个人的私见，还是应当重视成百上千人的公论？那么一定会说：公论重要。然而自汉代以来，选取人才的方法有荐举、策试等百般途径，归根到底不外乎用文章考察他们，用几位大臣举荐他们。难道不是因为才干品德空泛而没有凭据，公论又分散而没有记录，不得不舍弃它们而凭借文章、凭借个人意见吗？却不知道这样决定，实在完全不足以得到真正的人才。人们只知道刘▯在江东落第，却不知道这正说明文章不足以凭信；哪里知道入仕以后官员的黜陟，竟然连这些本来就不足凭信的文章也不采用了。从枚卜以下，无非是在容貌、言语、奔走活动之间选取人才，照例推荐，照例任用。即使公论都知道某人是小器之才、不值得计算，他仍然年年升迁，不久便位列三公、手握节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士大夫平日议论，从来没听说有人说：某人的品德可以使他大贵，某人的才能可以使他大贵；只听说：某人命中注定要做宰相，某人命中注定要做宰相。到了谈论命相，而这种结果已经清楚可见了。唉！又怎么奇怪它不能得到人才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如果想寻求改变办法，就不能不把虚浮的变为实在的，把分散的统一起来。《尧典》说‘师锡’；‘师’就是众人。《礼记》说，在朝廷上授予爵位，要与众人共同决定。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者之上，百姓就会服从。所谓民，也就是众人的意思。《孟子》说，国人都说贤能，然后考察他；发现他确实贤能，然后任用他。在三代以前，本来就有善于采纳众人意见的办法，只是经传文字简略，无法考察详情；而《孟子》的话独自明白显著，因此其中的事情可以意会。《新唐书·赵憬传》说，赵憬主张应当采纳士人的声誉，声誉多的人先任用，就是这个意思。办法在于广泛实行用公开会推来选拔的制度，同时反过来采用今天保举的办法。会推过去一定看重高级大臣的尊贵身份，现在应当把它扩大到一般属官；保举原是长官的权力，现在应当把它移交给下级官员。责成京官，从中书省以上的官员开始，每年推荐六部、九卿各一人，翰林院、詹事府、六科、都察院各一人，外省知府以上官员一人，由吏部登记，根据被推荐人数多少排定先后。遇到应当升补的职位，就按名次上报；没有被推荐的人，不得列入。又命令每年由各部、院、司官推荐一人，由吏部交给各堂官办理。遇到升补职位，就任用被推荐次数多的人；如果任用被推荐次数少的人，就一定要说明原因。候皇帝钦定。外官方面，则命在籍、在京、在外的各位乡绅，以及诸生、各乡正副董和耆老，每年推举同知以下、巡检以上的一人，报送郡里。郡里核查其中被推举次数最多的人，报送大吏。大吏广泛采纳舆论，折中裁定，只准删减，不准增加，造册上奏。遇有官缺，按次第保举升用。这样既不把任用权交给上司，却把弹劾权交给他们。乡里人对于一个人都有共同的好恶，不能把这种意见仅仅看作平民的议论。至于官员，从来没有乡里人都认为是好官而实际不是好官的，也从来没有乡里人都憎恶而实际不是劣员的。因此，这个办法最为恰当，不可更改。至于各官的考核，应当首先把所举之人是否得当作为功过依据，以此来加重举荐之事。这就是所谓选取才能、选取品德，采纳千百人的公论。另议，取得仕籍后不得再参加考试。又议，考官和学政都由公举产生，便不必再通过考试选派。其他如诗文流传、脍炙人口的，适宜安排在词苑；风采操守严峻整饬、胆识兼优的，适宜安排在谏垣；文笔敏捷、记忆见识无所遗漏的，适宜安排在枢廷；通晓政教、机警过人的，适宜派任外官；都可以根据事情分别推举。公论所在，难道不是胜过一天的考试吗！

译○议论废除关卡征税 俗话说：关卡没有好的政绩。如今验证此话，确实如此。货物经过而不停留，人员散漫而没有纪律，主管关卡的人不能一一亲临察看。即使能够察看，又不懂丈量，不会辨别货物价值，也不知道货物的隐匿和调换，那么即使看了，也等于没有看。于是只好把耳目寄托在各种人身上，从所谓兼役人员，到吏胥、差役、拉纤人等。成百上千人的身家妻子，都靠一个关卡供养了。听说粤海关的旧例，守门二人每月各支薪水八百两，签押四人各得一半。其余办事人员以及各小口的长随，人数多至千人而待遇各有差等。这固然不是其他关卡都这样，但浮费之多，没有比关卡更严重的了，也可以由此想见。至于完税办法，姑且拿所听说的浒墅关一件事来说：有人运米一百石，关吏教他申报三十石。查验后却说实际是四十石，应加倍罚作八十石，仍然少缴二十石。如果如实申报一百石，所花费用将不止一百石，弊端就是这样。大体说来，田赋中百姓拿出的数目是二三，而国家收到的只有一；关税中百姓拿出的数目是十，而国家收到的只有一。然而州县的浮收往往不断滋生事端，关税却不是这样，这是因为农民的心思一致，商人的心思却不一致。农民不能迁往别处，也不能改换行业；商人可以迁往别处，也可以改换行业。农民不能增加收获来偿付赋税，商人却能提高货价来偿付税款。农民所谓拿出二三，多半是在一之外加收的；商人所谓拿出十，并没有在一之外增加太多。因此，关卡的弊端并不十分伤害商人，反而因此愚弄、损害国家。太平日子已经很久，人口越来越多，需用越来越大，通商越来越广。按理说，关税应该增加一倍。可是几十年来，征收的数额日益减少，亏空日益增多，反而赶不上从前户部、工部所定四百六十万的数额。过错究竟在哪里？我曾查阅《英国财赋志略》，咸丰二年，年收入四千八百多万，其中关税一千八百多万。又说：六年年收入七千多万，却没有说明关税是多少。有一名通事说：七千多万中，关税的增加最多。英国通商范围扩大，固然不只是同中国，而中国实际上是其中的大宗。英国增加了，而我国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更加减少，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如实征收，也没有如实解送。英国能够如实征收、如实解送，这一点我在江海关已经见到了。货物进口时，英国洋役拿着账册来换取我方的单据，然后凭单据命令我方役夫把货物运上岸。没有听说把运单上没有的货物运来，也没有听说他们自行运来一件货物。以今天夷人的强盛，如果让我国的官吏和商人来办理，必定要漏掉七八成，我也无可奈何；可是英国人并不这样做。江海关如此，其他关卡也就可以知道了。我过去曾说，洋钱重量为七钱三分，实际银为六钱五分，其余铅为八分。中国流通时，往往把它当作八钱以上的白银。中国仿造的洋钱，即使没有铅，也不能流通。为什么呢？因为知道它是夷人铸造的，就可以相信其中确有六钱五分的纯银。如果他们在其中掺杂铜铅，我们也无法辨别；但他们绝不会这样做，所以能够通行。林文忠公任官时铸造银饼，起初也很便于使用。没过多久，就有人掺杂伪造，市场上把它拆分成碎银，银饼于是废止。如今夷人在我国市场购买他们的货物，先付银后取货；他们的役夫购买我国货物，却先取货后付银。甚至还有以寄售为名的，拿到货物后，便扬帆向西而去，以一年为期，盈亏全由他们决定。总之，他们不能信任我们，就绝不敢同我们交易，而通商的局面也就瓦解了。孔子说：只要言语忠实可信，即使在蛮貊之地也行得通。他并不是说蛮貊能够守信，而是说我竟然被蛮貊所驱使，真令人深深叹息！如今考察关务，更加感慨于他们能够守信，而我们不能守信。我们不能守信，是一种隐蔽、深重、积久难治的疾病，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突然要求我们洗心革面，断然有所不能。不如把各处关卡全部撤掉。京城门口恢复只稽查而不征税的办法，把税额列入厘捐，用来代替各关的税收；责成地方官会同绅董办理。厘捐立法还很新，依靠它作蟊▯夷的人应当较少。即使也会散漫而无纪律，至少不像关卡那样货物经过而不停留。假如有弊端，也有踪迹可以查找，有人证可以指认。和关卡政务相比，这样总是好一些。只是不能设置太多卡栅，招来关▯夷，形成没有关卡之名而有其实际的情形罢了。况且厘捐是对市场征收的税。王制说，市廛只稽查而不征税，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孟子说，文王治理岐地时，关卡和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但《周礼》却有对关市征税的规定。这种制度一定始于殷朝衰败之时。文王废除了它，周公又恢复实行。春秋战国时期也没有改变。孟子想恢复文王的治理，以此复古；即使采用周公的制度，也认为不应这样做。即使按今天的制度，本来也是有关卡征税而没有市场征税。增加厘捐，就变成关卡和市场一并征税了。厘捐的弊端，恐怕将来会像宋代陈遘的经制钱、翁彦国的总制钱一样，久而不改。选择其中一种废除，难道还可以拖延吗！

译○议论筹措国家经费 古代不把白银当作货币。唐代使用白银，不过是在蛮夷市场交易。明初使用钞和钱，禁止使用白银。明代中期以后，白银才开始流通。顾炎武著书议论使用钱币、节省白银，意在恢复古制；我从前看到银价日益昂贵，农田生产粮食，而国家却征收白银，折算时又有损耗，百姓无法生活，未尝不认为顾氏的主张是正确的。然而自五口通商以来，天下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此以白银为货币的趋势已经确定，即使五帝三王再生，也不能改变了。现在把整个九万里地球合为一个大天下，中国仅占十五分之一罢了。十四份使用白银，一份不使用白银，就像十七省都使用白银而一省不使用一样，能行得通吗？我过去曾说，市场交易的事情，贵的会被征取，贱的会被征贵，形势所趋，没有谁能主宰；一旦形成，就不可改变。比如钞币这种制度，即使凭天子的命令，不能流通就是不能流通，严刑峻法也不足以稍稍改变它。考察古代都是这样，验证今天更加确信。况且钞币还是幸好不能流通；如果能够流通，那么白银将全都归于各夷人所有。一旦发生事变，钞币无法兑换白银，百万财产顷刻间就只剩下一张张纸片；而白银在人心中越受重视，权势就会全部转移到拥有白银的夷人手中。距离成为闽省前年的局面还能有多远呢！那么，处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谈到使国家富裕，应当从哪里着手呢？回答是：仍然不能超出重视农桑的通常主张，只需辅以种茶和开矿罢了。西北水利，前面的议论已经具备了。也不只是西北如此。长江以南的农民一向勤劳，长江以北的百姓大多懒惰。山东舒君梦龄在皖北任县令，因为当地荒地很多，便招募江苏人教百姓耕种。百姓总说：一定要这样才能得到食物，那还不如饿死。唉，哪里还谈得上东豫呢！因此应当劝导他们、督促他们，务必设法改变这种状况，使土地不再荒芜才罢休。况且东南各省经历兵火之后，流离死亡的人到处都是。幸存的百姓，多的只剩十分之三四，少的连十人中也不到一个。人口少了，田地就荒芜；田地荒芜，米粮就短缺，必然有人因此挨饿。所以应当用西方人的耕作器具来帮助他们。有的用马，有的用蒸汽机，一人可以耕种一百亩。有人说：我国向来土地狭窄、人口稠密，一旦使用这种器具，靠雇工谋生的人就没有饭吃，恐怕利少害多。以今天的情况来说，已经很不像过去土地狭窄、人口稠密的旧状况了。因此这种器具不可以常用，却可以暂时使用。况且中国多年遭受兵乱和荒歉，丝绸市场减少了十分之六七，而夷船购买的数量却是从前的数倍。所以养蚕种桑的利益，近年来更加普遍。我过去曾说，古代没有棉布，以麻和葛做布，因此老人不是穿丝帛就不能保暖，桑业和农业同样重要。直到拔除茶树和桑树被传为善政，也是因为当时把绢当作货币的缘故。自从木棉传入中国，似乎养蚕种桑已不再是贫民的急务。然而从今天来看，茶和桑又都成为使国家富裕的重要根源。上海一地，每年贸易额四五千万，丝和茶是其中的大宗。英国用鸦片和洋货抵偿仍然不够，必须用白银补足。假如他们有鸦片，而我国没有丝和茶，中国早就支撑不住了。劝民种桑，前面的议论已经说过。至于茶，适宜种在山地石头堆积、不能生长其他树木的地方。如果推广种茶，其利益不可胜数。开矿一事，有人担心矿税会损害百姓，矿工会扰乱百姓，而且会妨碍风水。不知道风水渺茫的说法，不是治理国家的人应当谈论的。开矿并不只是为了矿税，即使除去经费，其余全部给百姓，也不失为把财富藏于民间的办法。矿工不能和盗贼相提并论，关键只在于能否驾驭得当。各夷把开矿作为通常政务，并没有听说因此滋生事端。况且夷人的书中说：中国有很多尚未开发的利益。假如我国不开采而让他们开采，坐看他们把矿产成捆成车地运走，将怎么办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夷人的书中还常说鸦片危害人，应当禁止。将来和议稳固以后，应当把道理讲明给各夷听，由他们禁止贩运，我国禁止吸食。即使仍然吸食，也应当处死。旧有的禁令也不是不可以逐步议定。使国家富裕的办法，不外乎这些。○议论加重酒税 酒禁由来已久。禹疏远仪狄，《酒诰》惩罚聚众饮酒，《周官》由司▯官禁止，把在市场上聚集游乐饮食的人归其管辖；汉初聚众饮酒的人要罚金。汉武帝时，桑弘羊才开始专卖酒，酒禁于是废除。只有武侯治理蜀地时，严禁饮酒，路上没有醉人；其他情形我没有听说。王应麟说，专卖酒的危害，比鲁国最初征收田税还严重。没有别的原因，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酒是粮食的蛀虫。把五谷总计起来约算，以一升粮食酿成一升半酒为比例；把百姓总数约算，以十人中有一人饮酒、每人饮一斤半为比例，这就是十个人耗费了十一个人的粮食。亿万民众中，必定有十分之一会因此挨饿。既然如此，怎么能不禁止呢？然而又不能禁止。大凡民间日常使用的饮食、起居、贸易等一切细小事情，沿袭已久，已经习惯成自然，一旦想要反过来改变，即使以天子的尊贵亲自推行，以死刑的重威来威逼，最终也必定不能实行。不考察古代事情，不采纳近来的见闻，不通达人情物理，有的任性而为，有的仗恃才气，都是不知道事情不能禁止。不知道不能禁止却强行禁止，恰恰只会扰乱百姓，最终仍然无法禁止。雍正年间，曾经禁止使用铜器。先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可以使用铜器，后来又改为只有一品官可以使用。乾隆初年，尚书海望上疏说禁铜没有效果，请求放宽禁令。也曾严禁饮酒，乾隆初年，孙嘉淦公上奏请求废止。奏疏中说，直隶省一年内被拘捕的有一千数百人，株连不胜其多，而酿酒卖酒照旧。世宗在位、国家正处于鼎盛时期，政令整齐严肃，内外一致，本来应当可以做到令行禁止；然而仍然不能禁止。这就是不能禁止的明证。全都是前事的教训。又何必谈近年的禁烟呢？我私下认为，像酒这种东西，只适宜加重酒税，使它难以经营。厘捐本来抽取百分之一，唯独对酒可以规定批量售酒抽十分之一，零售抽五分之一；有舞弊行为的加倍处罚。经过三四道厘捐，酒价就会翻倍。这样使贫困的人不得不节制饮酒，更贫困的人不得不停止饮酒。只要酿酒减少一成，就能多出若干粮食，也就能多养活若干人，这是有利而没有弊端的事。至于厘捐收入见效后，应当酌量减少五谷和棉布的捐税，尤其应当广泛发布劝戒饮酒的谕令，加重酗酒的刑律。宴饮的事情，应加以节制；沉溺酒色的人，不要列入荐举名册。使天下明白知道皇上的意旨所在，或许病情可以好转吧？至于孙嘉淦的奏疏说：不酿酒，粱米和粟米就会荒废在田地里，反而会使百姓受害。这就像说赌场和妓馆能够使贫民转而从事杂役，靠此得到食物一样，成什么议论！没有什么值得辩说的。

译○议论改革科举 从前我在先师林文忠公署中陪宴。有人说：用时文取士，所取的人才并不是实际所用的。座中有龙岩饶孝廉廷襄，素来有狂放之名，是林公的故交。他已经喝醉，戏谑地说：您是被明太祖欺骗了！明太祖以枭雄般阴险狠毒、多疑猜忌的手段驾驭天下，害怕天下有奇伟绝世的人才起来与他为难，认为经义、诗赋都将借助读书考古这条路径发展，无异于给老虎插上翅膀，最终将无法控制。要寻找一种能够禁锢活人的思想和才力，使他们不能再从事有用的读书考古之学的方法，没有比时文更好的了。因此他毅然采用了这种制度。它所写的内容，是孔孟阐明义理、承载道统的内容；它的手段，是唐太宗使英雄人才进入罗网的手段；它的用心，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用心。又用点名、搜身、防弊等办法压制他们，以折损他们的廉耻；再用鹿鸣宴、琼林宴等优厚典礼诱导他们，以激发他们的羡慕。三年一次考试，今年考不上，明年还可以考。一科接一科，转眼间人已经老了，不能成为我的祸患，而明太祖的愿望也就实现了。他的目的在于败坏天下人才，并不是想造就天下人才。您发表这种议论，明太祖在地下恐怕要笑得合不拢嘴了吧？于是林文忠举杯向他劝酒说：奇论！应该罚您饮一大杯！您的狂态果然和从前一样。大家一笑了之。我当时年少，坐在末席，不敢说一句话。退下后思考这件事，洪武年间曾经停办科举十年，后来又同吏员荐举一并采用。比如典史可以升任都御史，秀才可以升任尚书，监生可以升任布政使，入仕晋升的待遇几乎还超过科举出身。专门使用科举，是隆庆以后才开始的。因此我知道饶孝廉的说法并不是正确的论断。而且明朝初年的时文，并不是不以经学和史学为根基、承袭唐太宗取士之意。古文、程文、墨卷都有一定程式，中式文章也有一定格式，并不是可以草率写成的。嘉庆、道光以后，渐渐不如从前。到了近二三十年来，竟然像摸签取筹一样随意。然而，极其精工的文章未必一定考中，极其拙劣的文章也未必一定落第；谬误的种子流传下来，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绝对不能再凭这种文章取士。现在正是穷尽变化、改革通变的时候。纵观古代取士的方法，屡次变革而人才不断涌现，各种方法难分高下。议论者说，盆子圆，水就圆；盆子方，水就方。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取士，所得的人才不过是这几类人。柳宗元《送崔子符罢举诗序》说：制度所崇尚的是什么，人才就跟着转移而趋向什么。可以说是通达的论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考试取士，不过是区别人的聪明、智慧和技巧的高下罢了。所考的是经义，人的聪明智慧和技巧就用在经义上；所考的是词赋，人的聪明智慧和技巧就用在词赋上。因此，方法虽不同，所得人才仍然相同。然而，所考试的内容如果太容易，人的聪明智慧和技巧的高下就不容易辨别。八股文的专门研习始于王安石，他命令吕惠卿、王▯撰写《熙宁大义式》。元祐年间，中书省就说文章优劣相差不远，难以据此考试。大概就是说考试内容太容易。到了今天的时文，容易更到了极点。顾炎武说：科场的制度，应当使它困难，不应当使它容易。这话确实正确！因为困难，人的能力高下就可以自然显现；中等才能以下的人，会有衡量品德、估量能力的想法，不能不知道困难而退却，心存侥幸的人也就少了。考试困难，文章精粗优劣就能在众人面前显著；中等才能以上的人能够取得实至名归的效果，更愿意因困难而显露才巧，奋发努力的人也就多了。况且，多一段刻苦攻读的时间，就少一段荒废嬉游的时间；多一个关门读书的人，就少一个钻营求进的人。文风振作，士人的习气也会端正。负责评定高下的人，也容易辨别优劣，不至于朱笔、墨笔混杂迷乱，高下难以任意裁决，不敢颠倒黑白；这也是考试困难所产生的效果。至于所谓困难，不过是功令中所说的经解、古学、策问三项罢了。应当把经解作为第一场，以经学为主，凡是考据涉及三代以前的都属于这一场，小学、算学附在其中。经学应当先取汉学，后取宋学。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宋学空疏而汉学扎实，宋学容易而汉学困难。把策论作为第二场，以史学为主，凡是考据涉及三代以后的都属于这一场。把古学作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以及各体诗各考一首。三场各设一名主考，分别评阅。因为合在一起评阅，就会有所偏重，其弊端必然发展到只凭一种文章的优劣决定取舍，不如分场评阅好。应当命令科甲出身、七品以上的京官，每场各自举荐三名能够担任考官或同考官的人，交军机处进呈，发交有关衙门，汇编成册，按保举人数多少排列先后。到考试日期，由有关衙门从前列而籍贯不同的人中拟定十人，听候选择。多拟一些人以备选用，来杜绝弊端。没有拟定的人不得选用，以表示公正。封闭考场等事务，一概依照旧制。只是考试体制既然增多，夹带就没有用处，搜检可以比旧制更加严格。搜出的夹带一律焚毁，赶出考场，但不再罚款。三场各自编排、编号，分别送交。三名考官各按原定名额的两倍取中，送监临官核定；三场都评为优等的，取作举人；两场优等的，取作副贡；一场优等的，依其原有廪生、增生、附生身份办理。旧制中分为廪贡、增贡、附贡，下一科为副贡：取得一场优等的，授廪贡、增贡或附贡；取得两场优等的，授副贡；都准许逐级升进。不论经学、策论还是古学，一律合并计算。因为专精一门和兼长多门，也足以互相抵消。会试一切依照乡试办法，三场优等的定为贡士，两场或一场优等的列为副榜，依照中正榜誊录的办法办理。下一科准许合并计算。殿试也分三场，但删去复试。朝考仍可相互折算，只减少篇数，使考生有足够时间尽力作答，以便辨别才力。钦派三名读卷官，各自分担取舍。有关衙门的大臣汇总核查，先列三场优等者，其次列两场、一场优等者，并把经、策、古三项交错排列。周而复始，便成为长榜。分三甲进呈，奉皇帝钦定，依旧礼胪传、授职。

译至于学政，命令大小京官举荐三项兼长的人担任，也不论省分和官职大小。童生参加县试、府试三场，不再复试，以归于简易。学政考试三场，都按原定名额的两倍取录。提调汇总评阅，三场优等的取为附生，两场或一场优等的取为佾生，仍登记在册，同下一届合并计算。生员在新章首次考试后，立即按三场优等、两场优等、一场优等排列，造册登记；以后历次考试，都合并计算优等次数，随着考试结果变动。又同山长保举优等的册子互相参照，由学政主持定册。只有山长不保举优等的人，不得参加贡生选取；凡拔优恩岁贡以及廪生、增生名额有缺，都按册上次序补充。拔优恩岁贡考试一律省去。经过岁试、科试十次，各依照其廪生、增生、附生身份办理。旧制中为廪监、增监、附监的，准许出学。捐纳贡生、捐纳监生一律停止。生员、童生游学京师的，命令寄籍大宛参加考试，完全按照原籍办法办理，名额按人数确定。生员准许合并计算原有资历。咨文发回原籍的，也照此办理。凡国学以及天下的学校、书院，都采用三项合并考试。取得仕籍后不得再参加考试。国家选拔贤才，是要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百姓的。如果只在文字中求取人才，只因同类人才无法辨别，才不得已采用这种办法。人才入朝以后，已经用政事来考验他，正要磨炼他治理天下的本领，却还让他留恋于考据和书写，这又是为什么呢！陪宴赋诗、赏花钓鱼，从容文雅，还存有虞廷群臣唱和的意味。至于命京朝官闭门考试，这是古代没有的。二三品官员，五六十岁的人，戴着眼镜练习楷书，实在毫无意义。自散馆大考以及考试御史、军机、中书、学政等职的制度，都可以一概停止。○议论采纳西学 传记称，左史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孔安国说：九州的志书，叫作《九邱》。诗歌排列十五国的国风。郑康成在《谱序》中说：想知道源流清浊分别在哪里，就沿着上下关系考察它；想知道风俗教化的美恶以及影响所及，就从旁横向观察它。孔子作《春秋》，也取材于一百二十国的珍贵史书。自古以来，儒者没有不博通古代、兼通当今，综合上下古今、纵横各方来作为学问的。但如今的天下，已经不是三代的天下所能相比的了。《周髀算经》中有四极、四和以及半年为白昼、半年为黑夜等说法，后人不能理解。《周礼·职方氏》疏说，神农以前有大九州；后世德行浅薄，只治理神州。神州，是东南方的一州。驺衍谈论天下，把中国称为赤县神州；中国以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地方还有九个。当时人们怀疑这是荒诞之言。顾炎武不知道西海，西洋就是西海。那时西方已经通行人口统计，《职方外纪》等书也已经传入中国。顾炎武或许没有见过，或许见过却不相信，都不能确定。如今地球九万里，没有不是舟车能够通达、人力能够到达的地方。《周髀》《礼疏》和驺衍所说的地方，如今一个个都已经有了实际对应。根据西方人的地图所列，不下百国。这一百多个国家中，已经翻译的书，只有明末意大里亚和如今英吉利两国的书，总共几十种。那些叙述耶稣教的，大都鄙陋，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此外像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都能够得到研究事物的根本道理。地理书详尽列举百国的山川、险要、风土和物产，其中很多是中国人所不能及的。从前郑国公孙挥能够了解四国的政事，子产能够列举晋国实沈、台骀的往事。列国尚且有人能够做到，像中华这样统一的大国，难道反而没有这样的人吗？这也是学士的羞耻。如今学习夷人事务的人，叫作通事。这些人一概是市井中轻浮放纵的游闲之徒，在乡里不受尊重、没有办法取得衣食的人，才开始做这种工作。他们资质愚鲁，见识浅薄，心术又鄙陋，除了声色货利以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他们的能力不过是略微通晓夷语，偶尔认识几个夷字，只知道一些货物名称和浅俗文理罢了，怎么能指望他们留心学问呢？仅仅依靠他们也实在不足。应当特别设立义学，招收贫苦儿童，让他们兼学中外文字。但村童、店铺小伙中聪颖的人极少，又渐渐沾染夷人市场的习气，所以所得仍然同那些通事一样。如今要采纳西学，应当在广东、上海设立翻译公所，选取附近各郡十五岁以下、聪颖的文童，加倍发给廪饩，让他们住在院中学习；聘请西人教授各国的语言文字，又聘请内地名师教授经史等学，同时学习算学。听说英华书院、墨海书院藏书很多，又有俄夷在道光二十七年进献的一千多种书，收藏在方略馆，应当发给书院，选择其中有道理的翻译出来。这样一来，算学之术、格致之理、制造器物、取法自然形象的办法，就能兼收并蓄、条理贯通；除了轮船、火器之外，当然不止这些。比如历法，自古没有几十年不变的道理。如今的时宪历以乾隆甲子年为元，沿用已经超过一百年，渐渐出现许多差错。甲辰年修改历法时，墨守西人的旧法，只是调整其中的数值，并不足以作为依据，必须寻求纠正它的办法。听说西人现在使用地动的新方法，与天体运行十分符合，这可以用来制定历法。又如河工，过去制造百龙搜沙器，因为没有效果而停止。听说西人在海港疏浚泥沙，方法非常迅速，这可以用来治理水道。又如农具、织具以及百工所需的器械，大多使用机轮，用力少而成效多，这可以用来改善生计。其他凡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也都属于此类；奇技淫巧不在其中。三年以后，各文童对于各国书籍能够随口背诵的，可以借补本学诸生。若有人才智神妙、变化无方，能够实际见于行事，由通商大臣请示，依照前面议论赏给举人资格。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其中必定有人能够超过夷人，反过来胜过夷人。这确实是今天谈论学问的首要事务。学问，是经世济民事业的来源。太史公论治国说：应当取法当代的君王。因为他们距离现在近，风俗变化相近，所议论的事情低近而容易实行。我认为在今天，还应当说：以各国为借鉴。各国同时并存于同一世界，唯独能够使自己富强，难道不是因为情况相近而容易实行吗？尤其最明显的，是以中国的伦理纲常、名教作为根本，辅以各国富强的办法，岂不是好中之最好吗！况且通商二十年来，夷人首领中学习我国语言文字的很多，其中最优秀的能够阅读我国经史，对我国的朝章、吏治、舆地、民情，大都能够谈论。而我国从都护以下的官员，对于他们的国家却茫然无知。这样相互比较，能不惭愧吗？于是不得不把耳目寄托在愚蠢、荒谬、妄诞的通事身上，语言声气的轻重缓急经过辗转传述，失去了本来意思，距离因小嫌隙酿成大冲突还能有多远呢？驾驭夷人是今天天下第一要政，却把关键委托给这类人，难怪彼此情况不知，真情假意不能辨识，议和议战最终都抓不住要领。这是国家隐藏的忧患。这项主张实行以后，学习夷人语言文字的人必定会增多。人多了，其中必定会出现正人君子和通达治国体制的人。然后就能掌握其中的要领，驾驭夷人，安抚边疆，这条道路也在这里。如果说天下六合之内只能议论而不能讨论，把固有见闻封闭起来、限制在狭隘的听闻中，恐怕古代博学多识的君子一定不会这样做。

译○议论制造洋式器械 自天地开辟以来，从未有过这样令人愤怒的奇耻大辱：凡是有心智、有血气的人，没有不气得头发直竖的。如今我国疆域广阔达万里，是地球上第一大国，却受制于小夷。按地球三百六十度、每度二百五十里计算，以圆周面积推算，除去三分之一的海洋，陆地实为方圆一里者十三亿五千万。我大清国北起兴安岭，南至崖州，相距四十三度，计一万零七百多里；东起库页岛，西至噶什喀尔，相距七十七度，计一万零九十多里；截长补短，约南北八千里、东西一万一千里，面积为方圆一里者八千八百万。这一个国家就占地球十五分之一。其余一百多个国家中，俄、英、法、米为大国。根据英国人《地理全志》考察，我中华的疆域是俄国的八倍、美国的十倍、法国的一百倍、英国的二百倍。土地广大如此，五国以内日常所需的各种物品，无须依赖他国而能自给自足的，只有一个中华。土地肥沃优良也如此。即使西方的地理书，也一定把中华列在首位。并不是畏惧我国，也不是尊崇我国，只是因为我国国土最大，天时、地利、物产没有一样不在地球各国之上罢了。可是如今却狼狈地屈服在四国之下，这并不是天时、地利、物产不如他们，而是人的能力实在不如他们。夷人并不是重瞳的奇异之人，我国人也不是身长三尺的弱小侏儒，人为什么会不如他们呢？况且中华承受天地灵秀，广大深厚而积蓄充盈；巢氏、燧人、伏羲、轩辕等几位圣人，创始了为先民谋求便利的许多事物，后出的各夷又何尝不是窃取了我们的余绪？人又为什么会不如他们呢？因此并不是上天赋予他们的人性比我们优越，而是我们自己不如他们。若是上天赋予人的能力不如别人，这是可耻的，也是可耻而无法作为；若是人自己不如别人，那就更加可耻，但可耻而有所作为。既然感到可耻，不如自强。所谓不如，确实就是不如。嫉妒没有用，文饰也不能解决，勉强掩盖更没有必要。从前中国长期积累的习惯和特长，全都没有发挥作用。办法在于真正知道我们不如他们的地方。他们为什么国小却强盛？我们为什么国大却衰弱？必须寻求赶上他们的办法，这仍然在于人。从今天来看，大约有几方面：人才没有被弃置，我们不如夷人；土地没有留下未开发的利益，我们不如夷人；君民之间没有隔阂，我们不如夷人；名分和实际必定相符，我们不如夷人。这四方面的办法都在反躬自求。只要皇上振作、整顿纲纪，转变就在一念之间。这些事情不必依赖夷人。至于军事，船坚炮利我们不如夷人；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我们不如夷人。但我国人的体魄强健，未必不如夷人。夷人得到三项，我国得到一项，所以难以取胜。假如我国军队也能够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就是我国得到两项，所以有时能够取胜。广东人的军械有一半购买自夷人，而且装备并不齐全，却能够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这是我国得到两项半，所以有时能胜。然而即使有良将精兵，依靠从敌人那里得到的器械，就算承蒙上天保佑，十战十胜，而敌人能够来到我国、我国却不能到敌国去，想要犁平敌境、扫荡敌巷，本来是不可能的。后患正没有止境。何况胜负还未可知。得到三项和得到两项半，终究还有差距。哪里比得上完全具备三项，达到与他们相当的程度呢？如果完全达到三项，不仅主客形势不同、劳逸情势不同，而且我国有可以穷追敌人的道路，敌人有害怕我国报复的心理，那就几乎不只是势均力敌了。这才是百战百胜的办法。至于得到两项的效果，也在于反躬自求，不必依赖夷人。既然如此，需要依赖夷人的，就只有船坚炮利这一件事了。魏源论述驾驭夷人，说过：以夷人攻打夷人，以夷人的办法款待夷人。不说语言文字不通、往来聘问不熟，忽然想凭疏远的关系亲近他们，绝对行不通。况且这是把各夷看成战国时期的诸侯，却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与战国诸侯大不相同。魏源所见的夷书和新闻纸并不少，不应当说出这种话。大概是因为他一生的学术喜欢自居于纵横家一流，所以有这个弊病。我认为不能自强，只是施展诡诈，恰恰足以招致失败。只有“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说得对。九州这样广大，亿万人的心思和才力，如果把精力全部用在制造一件器物上，却说竟然没有能够制造的人，我这是在欺骗谁呢！只是输▯之巧非常困难，不是上等智慧不能做到；圩镘之役极其低贱，即使中等才能的人也不屑去做。愿意做的人不能做，能够做的人又不屑做，必然形成无法结合的局面。这就是制造器械的本领让给夷人而由他们独占的原因。办法在于提高这件事的地位，引导人才选择它，特别设置一个科目，来等待有能力的人。应当在通商各口拨款设立船炮局，聘请几名夷人，招募内地善于运用心思的人，跟随他们学习方法，再传授给众多工匠。制造出的器械如果与夷人制造的没有区别，赏给举人资格，照例参加会试；如果超过夷人制造的，赏给进士资格，照例参加殿试。给工匠的廪饩加倍，不让他们改投别处。国家重视科举，深入人心已经很久。聪明、有智慧、有技巧的人，直到老年耗尽精力，都消磨在时文、试帖诗、楷书等无用的事情上；而考试优劣得失又没有固定标准，他们却不肯改行，是因为上层重视并推重这些事情。如今命令他们分出一半精力从事制造器械、取法形象的事业，做得好就得到，做得差就失去，界限分明而确定，同时仍然可以获得时文、试帖诗、楷书方面的赏赐，谁听了会不愿意呢！况且这些人有超出常人的禀赋，怎么不可以用余力研治文学、讲求吏治呢？同捐纳所得相比，不是更好吗？即使同当时从试帖诗、楷书考试中所得相比，不是也更好吗？即使另议修改科举制度，这个科目也可以同时实行而不相冲突。

译中华的聪明才智，必定在各夷之上，从前只是没有加以使用罢了。上面喜好什么，下面就更加喜好什么；风气流行，响应如一，应当会有特别优秀、异常敏锐的人才出现，创造出超过西洋的新思想。开始时向他们学习并仿效，继而同他们相比并追上他们，最终超过他们。自强的道路，确实就在这里。从前吴国向晋国学习乘车和战阵的方法，后来却同晋国争强；赵武灵王采用胡服，因而战胜胡人。近来俄夷中有个比达王，曾经改装成平民在英国的机构中做雇工，三年便完全学会了其中的技术，俄国于是兴盛起来。安南、暹罗等国，近来都能够仿造西洋的船和炮。前年西夷突然进入日本国都，要求通商，日本答应了。不久日本也驾着十几艘蒸汽船，遍游西洋，回访各国，提出许多要求。各国知道它的意图，也答应了。日本不过是个很小的国家，尚且知道发愤图强、争当强国，唯独我国这样的大国，难道要永远忍受屈辱、含垢受辱吗！孟子说：国家安闲无事时，要趁这个时候明确政令刑法；又说，敌国外患如同法家所说的拂士。尹铎说：把土地交给人，就可以使他成为师保。如今各夷互市，聚集在中国土地上，正好处在这种和平无事的空隙，几乎是上天给我们自强的时机。若不在此时赶紧起来利用这个机会，只等待上天降下福命，后悔就晚了。有人说：管仲攘除夷狄，孔子称许他的仁义；邾国采用夷狄的礼制，《春秋》便贬斥它。如今所议论的事情，难道不是圣人的道理吗？答：不是这样。所谓攘除夷狄，必须确实有可以攘除夷狄的办法，并不是凭借虚浮骄矜的气势。处在今天谈攘除夷狄，试问凭什么去攘除？所谓不能采用，也确实是看到了它不足采用，并不是迂腐空疏的议论。世道变迁，时代更替，质朴趋向文饰，笨拙趋向机巧，这是形势使然。时宪历、钟表、枪炮等器物，都是西方的方法。处在今天，却还依据六秣来颁布历书，修治刻漏来考察时间，手持弩箭来面对战争，然后说“我不采用夷狄的礼制”，可以吗？况且采用的是他们的器物，并不是采用他们的礼制。采用这些器物，正是为了攘除夷狄。就经费而言，军械的价格常常是十倍；然而武器的利钝决定胜败，理应另行讨论。轮船也是如此。不过，他们的船一年运一次，我们的船一年可以运十至二十次。把过去盐船、粮船的费用改造为轮船使用，一百艘轮船所发挥的作用，已经不止于一千艘普通船只。无事时可以运盐转粮，有事时可以调兵赴援；彼此呼应、往来奔走，没有不迅速的。哪里只是十倍的好处呢？有人说：购买船只、雇用人员怎么样？答：不可以。能够制造、能够修理、能够使用，才是我们的利器；不能制造、不能修理、不能使用，仍然是别人的利器。利器掌握在别人手中，用它来转运漕粮，一天就能使我们挨饿；用它来运输食盐，一天就能使我们吃不上盐；用它来渡过江海，一天就能使我们覆没溺水。仓促之间一有嫌隙，就会突然倒戈；船中藏着敌国，便会成为事实。而且购买费用不小，逐年修理费用不小，赏赐犒劳费用不小，使用调度不方便、驾驭控制不容易，这些还只是小问题。这样还不如借兵雇船更好。借兵、雇船都是暂时的，不是经常性的；眼前确实没有嫌隙，所以可以暂时采用；日后哪里能保证永远没有嫌隙，所以不能常用。最终还是自己制造、自己修理、自己使用，才没有弊病。这样以后，对内才可以荡平四方疆域；这样以后，对外才可以在天下称雄而长久维持；这样以后，才可以恢复本来具有的强盛，洗雪从前的耻辱；这样以后，才可以完整地经营万里疆土，成为地球上第一大国。至于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政治，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规划，也就可以从容商议了。穷兵黩武并不是圣人的道理，本来不必特别责怪却又仿效它。但只要使我国具有潜在而令人畏惧的威势，作战就一定能够取胜，不作战也能够使别人屈服，那么我中华才可以自立于天下。否则，有可以自强的办法，却任意抛弃而不知道珍惜；有可以雪耻的办法，却隐忍不作而不知道怎样谋划，那就不只是俄、英、法、美四国会成为祸患了！我中华还将被天下各国当作鱼肉。哪里承受得了！这正是贾生所为之痛哭流涕的事情。

译善于驾驭夷人的议论 如今国家把夷务作为第一要政，把剿灭贼寇放在其次。为什么？贼寇可以消灭，夷人却不能消灭。消灭一个夷国，不能把百个夷国一并消灭；消灭一个夷国，又会由另一个夷国取代，仍然消灭不了；一个夷国被另一个夷国消灭，反而使另一个夷国更加强盛，还不如不消灭。盛衰相互依伏的道理，可以就一个夷国而言，不能就百个夷国而言。这个夷国衰弱了，那个夷国强盛了，夷务依然如故。既然如此，驾驭夷人的方法，难道可以不讲究吗？不讲究驾驭夷人的方法，本应作战却反而讲和，本应讲和却反而作战，夷务就会败坏；忽而讲和，忽而作战，夷务也会败坏；作战不能专一于作战，讲和不能专一于讲和，夷务就更加败坏。如今既然已经议和，就应当专一于讲和，坦然以至诚待他们，一切猜疑嫌忌的痕迹都不应使用。把耳朵贴在墙上偷听，把钟声传到墙外，既无益于事机，反而会开启嫌隙。子贡说：“没有报复人的意图，却使人怀疑你，是笨拙；有报复人的意图，却让人知道，是危险；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先被听闻，是危急。这三点都是举事的大患。”（见《史记·孔子弟子传》《战国策·燕策》苏代的话，意思大致相同，大概本于子贡。）按照今天的做法，正是所谓没有报复人的意图，却使人怀疑你。既然如此，难道就一切委曲顺从吗？答：不是。我正是认为，表面上委曲顺从，而内心却猜疑嫌忌，并不是好的谋略。夷人动不动就说理，我们就用他们自己的法则反过来约束他们。道理可以遵从的，就遵从；道理不能遵从的，就依据道理驳倒他们。各夷国不知道三纲，却还知道“一信”。并不是他们真正能够守信，而是一个不守信，百国就会群起攻击、箝制它，使它不得不守信。吉勇烈的事情，就是能够使对方理屈的明证。既然如此，和议可以长久依靠吗？答：难以断言。我曾广泛采集意见、到处咨询，知道各夷国不能没有异心；但在眼前这几年中，还不会发生。中华是地球上第一大国，原野低地广阔肥沃，人民财物繁盛，本来就应当成为百国垂涎的对象。近年来他们到处绘制地图，动辄查勘到滇、黔、川、陕一带，他们究竟存着什么意图！然而眼前一定不会有事，是因为俄、英、法、美四国土地相邻、势力相当，表面和睦而内心猜忌，彼此互相箝制，谁也不敢先发动。俄国同英法讲和不久，美国曾经受到英国极大困扰，英法也世代交战；他们对其他国家，也没有一年没有战争。总的说来，讲和多而兼并少，所以各夷国多是延续了千百年、数百年的旧国。不仅兼并困难，就是使其臣属也不容易。为什么？各夷国心中都有一种希望某个外国独自强盛、我国将要衰弱的念头。因此一个国家有急难，无论远近，他们往往都去援助。这里不只是辅车唇齿的道理，他们的见识远远超过秦代的六国。比如土耳其想要兼并希腊，俄、英、法便出兵援救；俄国想要兼并土耳其，西班牙想要兼并摩洛哥，也都是英法援救，最后归于和议。他们对小国尚且如此，何况哪里敢觊觎一个大国呢！津门戊午年的事情，起端于英国，却总是牵连带来三国，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敢独占利益，害怕三国事后议论它。庚申年的事情，能够适可而止，也是害怕俄国、美国事后议论它。可以夺取的东西却忽然舍弃，可以进攻却忽然退走。哪里有兴师动众，辗转跋涉八万里之远，没有缘故地离去，又没有缘故地回来呢！不必等到有智慧的人，也知道事情不会是这样。所以说：眼前一定不会有事，可以坦然不疑。将来四国的交往已经牢固，联合起来谋害我国；或者四国彼此争斗，一国获胜而三国被它控制，然后才会轮到我国。但四国彼此仇视，胜过仇视我国，它们的交往一定不能牢固；如果彼此争斗，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远，这是值得忧虑的。又如西藏以南以及新疆天山南路，都同英国属地孟加拉接壤，也值得忧虑。俄国边境东起兴安岭，西至科布多，彼此相连数千里。近来听说俄国人的踪迹已经到达绥芬河一带，距离长白、吉林不很远，更值得忧虑。既然如此，前面所说的自强之道，确实一刻也不能松懈！不自强而发生事变，是危险的道路；不自强而没有发生事变，是侥幸，但不能长久侥幸。何况还要用猜疑嫌忌促使事情发生呢？自强而发生事变，我们就有办法应对；何况一旦自强，就可以使事情平息而不发生事变。自强而没有事变，则我国不会成为祸患的发端，也是中外百姓的福气，又哪里用得着猜疑嫌忌呢！

译上海设立同文馆议 如今通商是时政的一项事务。既然不能不与洋人交往，就必须通晓他们的意图，了解他们的要求，全面知道他们的虚实真伪，然后才能取得权衡事物、平均施政的效果。通商二十年来，洋人的首领大多有能学习我国语言文字的人，其中最突出者能够阅读我国经史，对于朝廷典章、国家政务、官吏治理和民情，都说得清清楚楚。而我国官员、绅士中，完全没有这样的人。宋聋、郑昭的情形，已经相形见绌了。况且一旦发生交涉，就不得不把耳目寄托在所谓通事身上，而这些人于是成为洋务最大的祸害。上海的通事人数很多，获利很丰厚，于是在士、农、工、商之外另成一个行业。广州、宁波人居多。这些人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没有职业的商人，凡是市井中游荡懒散、不被乡里看得起、再没有改换职业和谋事道路的人，都把学习通事当作逃避之所；另一种是义学学生。英、法两国设立义学，广泛招收贫苦儿童，给他们衣食并加以教育督促。市井儿童、乡村小子，出身品流十分混杂。他们不仅容易沾染洋泾一带的习气，而且多半传习天主教，甚至还不如那些无业商人。这两种人除了声色货利之外，什么也不懂。只凭借洋人的势力，狐假虎威，欺压平民，蔑视官长，以求达到自己的欲望。比如会办防堵这件事，偶尔同会说汉语的大酋长议论，未尝不合事理；但局中米粮盐菜等琐碎事务，势必不能同大酋长商谈，于是往往无休止地索取，毫无道理地挑剔，毫无节制地开销。无非是通事勾结洋兵，打算分赃。欺负我们耳聋口哑，卖弄花言巧语，颠倒是非，任意欺弄，只按自己的欲望行事。这实在是法律必定要诛戮而又诛戮不尽、并且无法诛戮的人。他们的天性资质又处于中下，见识浅陋。追问他们所能做的事，十之八九只会说洋话，十之一二兼能认识洋字。他们认识的洋字，也不过是货物名称、银钱数字以及浅俗的文理。他们对于洋人国家治乱兴衰的原因，茫然无知。即使偶尔有小事交涉，一句话、一个字的轻重缓急，辗转传述时，也往往添枝加叶、牵强附会，失去原本的意思。这样几乎没有不因小小嫌隙酿成大冲突的！洋务是国家招抚远人、怀柔远方的一项大政，却把关键托付给这类人，以致彼此的情况不能了解，真假不能辨别，该同意的、该拒绝的，始终不得要领。它所涉及的关系并非浅薄。学习通晓西方语言文字，按惯例不能禁止，在形势上也不可缺少。与其让市井无赖独自掌握，不如让读书明理的人共同掌握。从前看总理衙门的公文，已经新设同文馆，招收八旗学生，聘请西人教习各种国语言文字，并同汉人教习相互配合进行。这是最好的办法。实行久了，能够掌握的人必定增多，其中必定有端正正直、资质奇特而聪敏的人才脱颖而出。这样以后才能掌握西人的要领并驾驭他们，安抚边疆、使边疆安定的根本，确实就在这里。只是洋人汇聚的地方，以上海、广州两个口岸最为重要，种类较多，书籍较丰富，见闻较广。凡是浅显的语言文字，有一个教习就够了；深奥的内容则务必要广泛采集、周密咨询，集思广益，因此非上海、广州两个口岸不可。在其他地方实行，仍然只是齐国人传授齐国学说的说法；在上海、广州实行，才是把它放置在庄岳之间的说法。何况通商的总纲虽然在总理衙门，但中外交涉的事件，尤其多集中在这两个海口。从形势上不能让学习的八旗人员同时顾及海口。只有通过多种途径招收人才，依照各地情况去寻求。取材范围广了，人才才会出现。我认为不如推广同文馆的办法，命上海、广州仿照办理，各设一馆。招募附近各郡十五岁以下、聪颖诚实的文童，聘请西人按照方法教习；仍兼聘品德学问俱优的举人、贡生、生员，兼授经史文艺，不妨碍他们继续进取的道路。以三年为期限，学习有成后，调到京城考试，酌量录用。遇到中外交涉事件，有这样读书明理的人，就可以向他们询问、请他们介绍，那么从前通事便无从施展伎俩，洋务最大的祸害也就除去了。至于西人所擅长的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造器物和观察物象的方法，都有成书，已经翻译的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一定能够看到那些尚未翻译的书。如果能够探究幽深、寻求隐微，由粗浅的迹象进入精微之处，我中华的智慧技巧一定不会在西人之下。怎么知道不能做到冰寒于水、青出于蓝呢？轮船、火器等制造技术，穷尽后羿的技艺，似乎也并不难于洋务。这哪里只是小小的补益呢！

译五十自讼文 岁在著雍敦牂，我五十岁了。客人说：您是学者。过去蘧伯玉活到五十岁，便知道自己前四十九年的错误，您也知道自己的错误吗？我说：您说得确实是对的。不过有错误，也有未必是错误的地方，不能不加以辨析。客人说：您的话为什么这样固执？蘧伯玉是三代以来的贤者，是大圣人的朋友，尚且知道错误到那种程度。您的话为什么这样固执？我说：这其中是有道理的。传记所记载的蘧伯玉事迹，先后年月并不完全可考。据《左氏传》，最初记载他从近关出发，在襄公十四年；《孔子世家》第二次记载他主持蘧伯玉家政，在哀公三年。前后相距六十八年。他应当在弱冠时入朝，历经献公、殇公、襄公、灵公五位国君。他五十岁时，正处在襄公、灵公之间。传中记载他对国君说：“国君掌管自己的国家，谁敢干预它！”他发表正直的议论，不同当时的卿相孙林父、宁喜结党，这件事无疑发生在五十岁以前。由此可知，所谓“知道错误”，大概是学问中精微的说法，与一生的大节没有关系。否则，如果把不与当时的卿相结党看作错误，难道要把结党看作正确吗？况且以蘧伯玉的贤德，哪里至于前四十九年全都错误，要等到五十岁才改弦更张呢？了解人物并评论时代，应当体会这个意思。我是什么人，哪里敢同蘧伯玉相比！不过我也有不肯随意自我贬低的地方，愿意为您一一陈说。我一生做官，从未向上级官吏求取一项差使；在家时，从未向当权者进一言请托；从未接受一笔欺骗他人的钱，从未做一件辜负他人的事。天地鬼神，实实在在鉴察着这一切。从前遭受诽谤的那次举动，是为了百姓和国家，得罪了权贵势族而不后悔，也算有几分不与孙林父、宁喜结党的遗意。如果把这看作错误，难道随波逐流才算正确吗？这显然不是。承继先人的遗业，有薄田十顷，衣食仅仅够用，米盐等细碎事务，总是亲自办理。有人把善于经营生计看作错误，难道将来不穿衣、不吃饭吗？还是不从这里谋求生计，反而转去从别处求取，像世上那些铸造横财的人才算正确吗？这显然也不是。只是妄念是否还没有完全除尽？机巧之心是否还没有完全忘掉？嗜欲或许只是勉强克制，在大庭广众之处是正确的，而独处帷帐之中却有错误吗？出入办事难免计算筹划，廉洁节俭是正确的，却有吝啬的错误吗？爱惜名声过度，是否有矫饰自负的错误？忧虑世事过度，是否有怨恨责怪的错误？这些固然不足以称为学问的精微之处，却是一定应当知道其错误的地方。即使如此，还没有说完。我喜爱读书，从未有一天荒废学业。我的性情迂腐，从未参加过一次曲宴。自己以为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人们却总是异口同声地称赞我。我因此更加惭愧。至于我一生自信的事情有两件：操守第一，万钟的俸禄、千驷的车马也不能改变我的节操；办理政务其次。我年轻而卑贱时就通晓民情，留心掌故，这两方面私下自认为不在别人之下。可是人们总是把我看作文学之士，不肯以办理政务来称许我。甚至有人来试探我是否愿意接受不合义理的财物，我拒绝了甲，乙又来；拒绝了乙，丙又来。自从取得出身、进入仕籍以来二十年，虽然渐渐减少、渐渐稀少，却始终不能断绝。直到如今，这难道不是同我一生自信的事情恰好相反吗？柳下惠说：‘攻伐别人的国家，不必去问仁人。’难道是我留下的德行还不够吗？既然如此，我自身修养不足，行为没有立起来，声望又不足以使人信服，就可以知道了。这尤其是无形的错误。要努力啊！从今以后，如果这类人绝迹，我的内心在同道之人面前光明无瑕，那么我的学问就进步了。至于从前遭受诽谤的那次举动，即使自身修养好、行为立得住、声望足以使人信服，也仍然难以避免。一定要避免它，就必然要陷入错误才行。我所说的“有错误，也有未必是错误”，就是这样。客人高兴地说：这样看来，您真是知道错误的人。客人离去后，我把这些话记录为《自讼文》，放在座位右边。

译副将华尔小传 华尔是美利坚高要人，最初在本国任将领，因获罪而被废黜。他来到上海后，本国人想杀掉他。正好贼寇攻陷苏州，上海将领准备整军作战，候补道杨君坊喜爱他的勇敢，把他藏在家中。杨君坊通过上海道吴君煦向美国领事说明情况，使他获得赦免。因此华尔感激吴君，愿意为他效死。咸丰十年夏五月，贼寇攻陷松江。吴君命华尔招募几十名西方勇士作为前队。我方几百人一半穿夷服，一半穿普通服装，跟随在后。华尔告诫说：“只能前进，不能停止；停止的人斩首。”贼寇迎战，枪炮像雨一样打来，他命令众人全部伏下，没有一人受伤。不久，他们突然起身，用手按额作信号。一百二十支枪同时发射。总共发射三轮，击毙贼寇数百人。于是追击，便同败退的贼寇一起进入城中。他们把一只船放在街道中央，登上船。五名穿黄衣的贼寇骑马来接战，击毙其中四人，最后一人也被打伤。贼寇喊道：“逃走！”城于是收复。起初吴君同华尔约定，攻克城池后把贼寇所有财物都给他。等华尔到达时，贼寇的馆舍已经空了。原来我方勇士进城后，看到华尔正在酣战，先把财物抢走了。吴君又给华尔五千金，却没有给西方勇士，他们大为恼怒，跳脚离去，有的转而跟随贼寇。华尔把军队移到青浦，仍按以前的方法作战。华尔登城时，枪弹击中他的大腿，他坠落后又登上城墙。回头看见我方勇士已经撤退，于是他也退回。华尔受伤生病后，西方勇士也被遣散。过了很久，松江再次陷落，又再次收复。华尔伤病痊愈后，吴君便命他守卫松江，训练洋枪勇士五百人，衣服、器械、步伐全都采用夷人的样式。同治元年正月，贼寇进犯松江广富林，人数达数万。华尔率领五百人抵御他们。贼寇把他们包围了几十层。华尔于是把部众分成几个圆阵，每个阵分为五层，士兵面向四方。最里面的一层平直站立，外面各层依次俯身，到了最外层，几乎蹲在地上。众人都把枪向外指，远远看去，就像馒头上插满了针。华尔站在中央，吹角作号，一动便全阵都动。几十支枪一齐举起，先缓缓行进，渐渐加快速度。所到之处，贼寇纷纷溃散，包围自然解除，并且争相退走。华尔于是撤去圆阵，起兵追击。到达辰山时，飞来的弹丸打断他一根手指，但他没有因此停止。贼寇大败，于是平定辰山以及天马山的贼营。事情上报后，朝廷赏给他四品翎领，并命名他的军队为常胜军。这时贼寇从浙东联络金山、萧塘、南桥，一直到浦东的高桥，这些地方都有强悍的贼寇驻守。正好西方人愿意帮助清军，新设会防局。于是华尔会同英国提督何伯、法国提督卜罗德进攻他们，高桥被平定。这一战，贼寇共有三万人。华尔与英、法三军各出五百人，卜罗德战死。二月初一，进军平定萧塘。诏令以副将职位补用华尔。夏四月，又联合西方军队攻克嘉定、青浦。五月，攻克浙江宁波，以常胜军四百人守卫。华尔往来策应，把这作为常规。贼寇包围松江时，调宁波军回援，在豆腐浜大败贼寇，包围才解除。嘉定收复后，贼寇又包围它。等到西方军队到达，贼寇便突围入城，挟带中西守军一起逃走，城又陷落。青浦也同样如此。到这时，巡抚李公鸿章议论收复青浦。七月，檄令程学启从北竿山进兵，同时命华尔逼近南城，并驾驶小轮船逼近城濠，用大炮轰裂城墙，指挥军队冒着烟火冲上去，于是攻克城池。此前，华尔分兵驻守宁波的部队进军攻克余姚。贼寇到来时人数更多，告急，又命华尔驰援。华尔还未到达，贼寇再次攻陷慈溪。第二天，华尔到达，立即收复慈溪。登城时，他被枪弹击中，子弹穿胸从背后射出。于是回到宁波医治伤口。八月戊寅日去世。李公命令用中国服装安葬他于松江。诏令为他建立祠堂祭祀。灵柩送回后，吴君检查他的箱箧，发现一幅金陵城图。图上贼寇首领居住的一百一十多处地方，距离城墙的丈尺和方位，纤细详尽、全都具备。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人绘制的。真可以说是有心人了。旧史氏说：我在李公幕府时，看过常胜军支应的簿籍。西方将领中，每月薪水在一百金以上的有一百几十人，是其他军队的数倍；口粮、军械也相称。主持此事的吴君煦，原本认为我方将领和勇士大多是无赖，城池朝夕难保，而府库却很充实。与其豢养无赖，最终反而留给贼寇，不如供养这支军队。这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是没有见识。起初只有五百人，后来增加到四五千人。功劳不小，费用也极其巨大。李公从容指挥，逐步削减、撤散，中外人士没有一句异议。看来在这件事上，他几乎费尽曲折筹划了。前后设置了四位将领，白齐文背叛的事不必谈。奥伦的冗杂、戈登的骄横，都不能不以华尔最为驯服。我曾经看过他训练军队：他在中央吹角发令，士卒都鱼贯而来。又摆出各种阵势，有时向左，有时向右，有时横列，有时纵列，有时直行，有时斜行，有时呈八字，有时呈十字，有时成环形，有时成圭形，有时如刀形，有时如钩形，有时如梅花，有时如蝴蝶，随着号角声变化。他们行进时，像雁阵一样前进，抬脚完全一致；两腿之间射出箭来，十发十中，没有一点停滞。这尤其是他们的长处，大概泰西旧法就是这样，很能得到古人步伐不乱的要旨。

译邓显鹤 《船山遗书目录》序 《船山遗书》刻印完成后，我于是冒昧写在书后说：自从孔子去世，大道渐渐衰微，七十弟子的门徒所留下的言论和未尽的绪论，延续得像一根将断的丝。遭遇秦朝焚烧灭绝，荡然无存。汉朝兴起后，收拾残余，才开始建立专门的经学。各自抱守一部经书，私下相互传授。孔安国、郑玄等儒者，才开始贯通群书，钻研训诂。到了它的弊端显现时，又同谶纬混杂，陷入支离破碎。魏晋以后，崇尚虚无，流变为佛教、老庄之学，学术分歧纷乱，世道运势如荆棘阻塞。圣人的道统危险了！唐代，义疏的著作已经有了端绪，但其中的是非得失，还没有得到折中。宋代真正的儒者出现，各部经典才有了定论。到了近代学者，痛恨浅陋儒生空谈心性、逃避考究古代，于是厌弃程朱，专门考求古人的制度名物，以此显示博学。更有甚者，摘取先儒删削遗落的、驳杂荒诞的言论，把它作为新奇见解。而一两个天资高远旷达的人，又往往误入良知之说。先生对此忧虑。他一生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代五子为堂奥；而探究学术本源，尤其在《正蒙》一书。他推究阴阳法象的状态、事物往来本末的原因，反复辨析论说，累计达千百言。因此，他对上蔡、象山、姚江三家的责难十分严厉。有人怀疑他的话说得过分。总的说来，他的议论纯粹精正，一一合乎正道，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先生生逢朝代更替，自认为先世是明朝的世代臣子，应当同明朝共存亡。甲申以后，他在岭表一带艰难辗转。既然知道事情无法挽回，便退下来著书，隐伏在祁、永、涟、邵的山中，流离困苦，一年之内多次迁徙住所。最后才定居在湘西蒸水以东的石船山，筑成观生居直到终老。睡在荆棘上，吃着苦菜，声息踪影不出山林。去世四十年后，遗书散失。其子吾▯才开始为他搜集、整理并阐发，进献给督学。宜兴潘先生因缘际会，将其事迹送入史馆，为他立传于《儒林传》中。但他的书仍然湮没不传。后来年轻人甚至不能举出他的姓名，实在可悲！当代经学大师，在先生之后兴起的，大约有一百一十家。然而各家的著作中，有些据此提出的新义，往往都是先生已经说过的。《四库全书总目》在《春秋稗疏》中曾提到这一点。按我所见，这样的事情尤其不止一件，大概是因为没有读到先生的书。近来仪征相国搜集编纂《国朝经解》，在广南刊刻，收录非常广泛，唯独没有收录先生的书，其他的更不用说了。先生出仕、退处的始末，在潘宜兴、储六雅、全谢山、余存吾等人的文集中略有记载，这里不再详述。只是把先生学业中最重要的方面详细写在篇中，使世上读先生书的人有所考察。

译方东树 《汉学商兑》重序 三代以前没有“经”这个名称。经学始于周公、孔子。乐正崇尚四种术业，春秋教授礼乐，冬夏教授诗书。到了春秋时期，旧有法度已经消亡，旧有风俗已经熄灭，诈术谋略盛行，仁义的道路被堵塞。孔子忧惧，于是修明文王、武王、周公的道理，制定义理法则，创作《春秋》。《春秋》也是经。孔子虽然没有曾经专门用它来教人，但他平日向人雅正讲说的内容，没有不是《春秋》的义理。卫国国君要任用孔子治理政事，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吧！”陈恒弑杀国君，孔子请求讨伐他。季氏要攻打颛臾，并在泰山举行旅祭，孔子便想要阻止他。这些都是《春秋》的义理。至于哀公问政，孔子说：“文王、武王的政事，都记载在典册上。”《论语》结尾记载《尧曰》一章。柳宗元说：“这就是孔子平常反复讽诵讲说的话。”孔子说：“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来整齐他们。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还会有什么困难呢？”又说：“学生们为什么不学习《诗》呢？《诗》可以激发情感，可以观察社会，可以团结群体，可以抒发怨情。近处可以侍奉父亲，远处可以侍奉君主。”又说：“人的修养从《诗》开始，依礼立身，最终在音乐中完成。”又说：“假如再给我几年时间，最终用来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 所以庄周说：“《诗》用来表达心志，《书》用来记载政事，《礼》用来规范行为，《乐》用来调和性情，《易》用来说明阴阳，《春秋》用来辨明名分。六经所表达的道理各不相同，但用来施行于现实的目的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周公、孔子的教育。到了秦朝兼并天下，它凭借狡诈的风俗，施展暴虐的威势，于是荡平毁灭先王的典章法度，焚烧《诗》《书》。当时不仅经书的功用不能兴盛，连同经书所用的文字也一并被消灭了。汉朝兴起后，悬赏搜求遗失的经书，于是各部经书才逐渐重新出现。有的从屋壁中得到，有的从淹中得到，有的从老儒生口中传授得到；但原本早已残缺错乱，断烂不全。幸赖当时一两位老师大儒辛勤补缀，修明经义并加以整理。于是《易》有四家，《书》和《诗》各有三家，《礼》和《春秋》各有两家，号称十四博士。章句之学由此兴起，各家师法也由此不同。汉儒的功劳，万世都不可磨灭。从此直到东汉、魏晋以及南北朝，历代儒者相继推衍解释，辨析越来越详细，义理越来越明白，而学说也越来越多。到了唐代，才为经书确定本子、注释，并撰成释文，把八代数百年的纷繁争论，在一朝之间大体确定下来。天下学者的见闻、心志焕然一新，兼收并总、条理贯通，为百代垂下规范，差不多使天下归于公正，也可以说达到了大同。然而对于周公、孔子所说经学的实际功用，仍然没有阐明。到了宋代，程朱诸子出现，才依据经书文字去探求圣人的心意，并在精微之处有所领会。他们所说的话没有瑕疵，所实行的事情没有弊病。这样以后，周公、孔子的真实本体和宏大功用，才像拨开云雾看见日月一样显现出来。今天评论汉儒、宋儒的功劳，都同样是先圣所依赖的成果；二者只有精粗不同，没有高下之分，大概是时代造成的。道理隐没在小有成就之中，争辩产生于末流学者，迷惑陷入于狂妄偏激，荒诞起于妄庸之人。自南宋庆元以来，朱子去世之后，精微的言论并没有断绝，又有几位巨子在世上蜂拥而起，逞用私人的智慧，崇尚偏狭的见解，炫耀驳杂的新奇小聪明，各自坚持私见，专门务求反对朱子。他们所谓的道并不是道，所说即使有正确之处也不免夹杂错误；至于真正的道，他们大概从来没有听闻过。到了近世，研究汉学的人，其弊病更加严重，见识更加浅陋。他们所凭借的，只是选取汉儒支离破碎、穿凿附会的谬说，推波助澜，使其流弊泛滥，击掌捋袖，肆无忌惮，唯一急务就是诋毁宋儒、攻击朱子。总的说来，他们不知道学问有统绪、道理有归宿，不过彼此放纵意气、图一时痛快，以追逐名声罢了。我曾经这样比喻：经书好比良种禾苗；汉儒好比辛勤耕种、翻耕熟地的农夫，耕地除草，以种植庄稼；宋儒好比收割舂米、蒸煮食用的人，用粮食来维持性命、养护身体、增益精神。若没有汉儒耕种，宋儒就没有粮食可吃；宋儒若不舂米而食，庄稼就会遮蔽田地，弃置无用，众生也没有东西来维持性命。如今研究汉学的人，却拾取遗落的禾束和残穗，重新把它们种下，因而讥笑舂米取食的人不对，日夜不停地说：“我要用此帮助农夫耕种。”但最终他们所种的东西连五升饭也不能煮成。先生不得饱，弟子长期饥饿。拿这种东西教人，是引导人走向愚昧；拿这种东西自我用力，本来也不会获得益处。一生研究经书，却没有一句话接近道，没有一个念头想到实际功用，以为经书的事情全在这里，经书的意义也全在这里。他们活着时勤劳，死后却空虚；他们所追求的在外物，使人狂乱，使人昏聩，荡乱天下人的心，却得不到根本。即使取得像周公、孔子那样的大名，同周公、孔子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距离经书已经很远了。我曾看庄周陈述道术，说如果世上没有孔子，天下将归止于哪里；看汉、唐儒者研究经书，也会想如果没有程朱，天下又将归止于哪里。有人说：天下研究方术的学者很多，各家学说有去无回，有大有小，有精有粗，六合四方，各专一端的人，都各自有所阐明，虽然不能没有错误；然而大的如典章制度，小的如训诂名物，往往也能补足前代儒者没有涉及的地方。您为什么责备得这样深？答：从前周朝曾经分封诸侯。诸侯以下是卿大夫，卿大夫以下是士，士以下是庶人。周朝本来是天下共同的君主。到了末代孙王赧，不幸贫弱，背负债务而没有办法偿还，只得逃到洛阳南宫讠移台。当时，普通士人中有拥有十金财产的，便因此自以为豪强，竟想要以此询问周王室的鼎。拥有十金的财产，并不是没有凭借，罪过却在于竟敢问鼎。后世学者不幸看不见天地的弊病和古今的大势，幸亏程朱出现，把这些道理阐明了；他们却又凭借那些浮夸、荒谬、驳杂的辨说，拼死竭力诋毁、毁谤程朱。这同一个平民拥有十金财产却想要询问周鼎，有什么不同？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天下诸侯都不敢冒犯的权威！所以我既然已经说明汉儒有那样的功劳，也必须辨明那些妄人的错误如此。后世如果有作者，也足以明白我并不是喜欢这样讥刺谩骂。这也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啊！

译龙启瑞 致曾涤生侍郎书 本月初六日，专程来人返回，接到您的亲笔信，知道前面那件事承蒙您远道关注。我做这件事实在是万不得已，内心可以对天地、向鬼神质证。世上所谓谨慎沉默、畏惧小心的人，难免认为我做得不对，但也不值得听信他们的迷惑。几十年来，士大夫把含容当作忠厚，把宽大当作美名；如果有人坚持正道而不肯苟且附和，立刻就给他加上刻薄的名声。眼看事情败坏，却不肯得罪同僚；即使会给百姓带来灾祸，也不肯委曲迁就所谓的清议。对一个人不忍心，却对百姓忍心；对同僚不忍心，却对君主忍心，这样造成的祸害哪里有尽头！天下事情之所以流于失败、败坏而无法挽回，哪一件不是这类人酿成的呢？我一生确实不肯用苛刻的标准约束别人。即使如今做乡绅，也不肯不替地方官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假如让我担任此职，而我力量不足以办成这件事，我绝不会责怪当局。如今我们乡里的事情，实在是被这一两个人败坏的。假如他们尽了心力，及早办理，即使是庸才也一定能够有所表现。接受别人的牛羊，却不替他寻找牧放的地方和草料，还把牛羊赶到虎狼那里却不为此忧虑，只是束手向众人号哭说“我没有才能”，那么当初接受牛羊时，为什么不惶恐地辞谢自己才力不够呢？况且今天的事情，又不只是没有才能而已。他们还庆幸主人多灾多难，忍心趁机欺骗他，颠倒是非、有无，简直把旁人全都不放在眼里。他们心中没有君主，也已经太过分了。我虽然没有才能，也算置身士林，略知大义。亲眼看见他们欺骗君主、危害百姓的事情，实在心中不甘。若按照“居住在这个国家，就不批评它的大夫”的道理来约束我，那只是对春秋时代分土地、分人民的诸侯而言；我没有才能，却以王臣身份参与公事，怎么可以拿那个例子来作为依据！又有人说，我所说的虽然是对的，只可惜说得太晚，已经没有益处。我则认为，如果不等到今天说出来，也未必会有效；如果说太晚便没有用，那么以后再说就更加没有用。不如早一天说出来，就多有一天的效果。我生性愚直刚强，唯有“正直”二字，自认为可以对神明发誓。我曾说，假如爱憎有所违背大公之道，那么活着就不应站立在清明的大朝廷上，死后也不可以进入先人的祠庙。您所说的“国家的司法正直之官”，或许会听到这些话而谅解我吧？北方事情的情况，承蒙您在续信中告知，感谢您的厚意。以后如有听闻，还望寄信告知。天下大局本来已经不堪设想。我们既然做一天臣子，就应当尽一天臣子的职责。君主仁慈英明，民心还没有离去，拨乱反正，哪里知道不会就在今日呢？您的旌旗驻地相距不远，邻近各地也承受您的庇护；我仰望您的风采，企盼羡慕之情无穷。

译上梅伯言先生书 伯言先生阁下：回想前几年春天，承蒙您赐下先人陷于幽冥之文，我当即恭敬复信，谨致哀悼和感谢。路途遥远，不知何时才能送达。近来叛贼越过山岭出动，消息更加阻隔不通。听说先生陷在危城之中。我曾作两首诗抒发感怀，却没有机会寄给您。后来从方伯新之那里得知，先生已经逃脱贼难自行归来，迁居黄墅，我为此高兴了整整一天。适逢粤西土匪更加猖獗，我被乡里的团练事务牵累，商议团练费用，终日匆忙劳碌，嘴唇都干燥了，到晚上也不能休息。又因地方官彼此推诿逃避责任，唉声叹气堵在胸肺之间。于是我自己告诫不要动笔，怕一旦发泄过分，反而触犯时忌，所以不能写一封信询问近况、倾诉心曲。然而我诚挚仰望您的心情，从未有一天不放在心上。恭想您隐遁自守、闲居安适，起居平安。金陵有异族军队逼近而居，听说几十里以外的村落还可以安居，不知近来又怎么样了？在忧患流离之后，能够以道自我胜任，亲近图书史籍，精神不衰，我本来应当为先生这样祝愿。近些年变乱的端倪特别重大，非从前所能料想。然而先生文集中《上汪尚书书》已经说到了这些，我十分佩服您的深远见识。我私下还有一点要补充：奸民本来就不是不加重州县权力便无法办理。如今州县虽然没有权力，但要察办一个结盟聚党的奸民，本来力量是有余的。只是上级的督抚不肯承担处分责任，反而喜欢以容忍、掩饰和欺骗来应付。有一两个能够办事的官员，他们便百般驳斥训责，使叛逆者知道我们的意图而不敢妄为。但督抚也并不是真的认为事情应当这样办理。他们大体只是想保全自身、固守宠位，把边疆事务看作与自己无关。只要自己侥幸没有出事，日后自然会有人承担罪责。督抚之上又有宰相，以风声暗示旨意，说水旱灾害和盗贼之事，不应随时上报，以免烦劳皇帝忧虑；国家经费有定额，不许因为一点细小事情就请求动用。按照前一种说法，防止冒领滥用，并不是不好；但边疆官员因此不敢办理盗贼。等到局势崩溃，所花费的反而更多。担任督抚的人，大多是贫寒出身的儒生，过去靠宰相援引才得以升迁，不能不借助宰相。如果不请示便行动，事情一定办不成，还会受到阻碍。因此他们受到告诫后，没有人敢再说。大概我所听闻的情况全都是这样。金田会匪在道光十四、十五年前后已经开始萌芽。我做秀才时，就已经略微知道这件事。那时巡抚某公正天天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继任者仍然不肯办理盗贼。再下一任，就是所谓窥测当时宰相意旨的人。当时冯云山、韦振、胡以▯等人，大概没有一个不被当地绅士和百姓告发，甚至被拘押在监狱里数月。府县认为没有这回事，故意把他们放走。等到他们起事，才开始以八百人在桂平紫金山聚集。绅士百姓知道必将成为大患，集合一千多乡兵，自备粮食和器械，准备前往围剿捕捉，并向道府发出公揭，只请求派委员督察，使人知道这不是私斗杀人，从而可以免于抵偿罪责。因为当时粤西才开始有团练，而百姓畏惧法令竟到了这种程度。道府却置之不理。绅士百姓再三催促，才委派候补知县萨某答应办理。但车马又不能按时供给，委员因此徘徊不前。贼党转眼之间聚集到数万人。团练势弱，加上官兵也不肯相助，于是众人纷纷撒手不管，贼势就滔天而起了。这就是我从官府中听到的大致情形。对此不能不长叹痛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五年〕 如今天下的州县很多，即使一个省也有几十、上百个，怎么能全都由贤能的人担任？只要督抚用人得当，州县就会不待命令而自行治理。督抚不肯欺骗蒙蔽皇上，州县也一定不敢欺骗蒙蔽督抚。这是形势自然如此。我私下认为，按照先生的主张，如果让州县官员可以入朝任御史，固然足以激励人才，使他们的建言不至于成为空话；但把推荐名单上报的人是督抚。如果让别人来推荐，恐怕不合时政的要求，也未必能在督抚那里真正做到公正明察。州县官即使贤能，怎么能违背督抚的意旨而自行达到高明之地呢？只有宰相确实拥有抑制或提拔督抚的权力，督抚都把宰相的一句话看作判断事情轻重的依据。所以自古天下的治乱，没有不是由宰相造成的。如今粤西祸乱的开端已经可以看见了。这大概是先生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所以我引申您的论说，作为世人的鉴戒。先生认为是这样，还是不这样呢？我在乡里居住了几年，因为团练的事情时时同官吏交涉，私下看见如今的弊病，比从前更严重。大概是亲眼看见前人的覆辙，却又亲自重蹈其途的人。假如一错再错，忧患就更大了。去年冬天，我曾据实陈述情况，向朝廷报告。本来意图十分慎重，后来渐渐被掌握大权的人阻拦了。那人不能扼制我，却能够忌恨我。又因为贼势日益蔓延，凡是乡团中像唐子实一类的好人，都因失败而不肯再出面。我于是不得不奉母亲离开。忌恨我的人也不能把我留下。这就是我出仕、退隐、进退取舍的情形。其中曲折，不是言语能够说尽的。从十月十一日自家起程，今天才抵达衡阳，准备取道襄樊到达秦中，拜见座师王雁汀中丞，选择方便的地方安置老弱，再谋求北上。如今的时势，谈何容易！何况让我这样空疏无据的人去做，难道还能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吗？如果能够容许我隐居奉养母亲，偷得一处宽闲寂寞的地方，私愿就已经满足了。先生一定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吧！涤笙侍郎所率的一军，竟然是近来少见的豪杰。看他起兵之初，那股气势足以吞没江河、撼动山岳；幕下的人才也都一往无前，气势凌厉而盖世。他们当然有能力震慑凶恶顽敌、吐一口胸中之气。然而从九江以下，贼军更加凶悍，我们更加孤立。江北像蜜蜂和蚂蚁一样聚集的贼众，其志向和力量尤其难以揣测。这就只能寄托于苍生的福命了。涤笙到了这里，事情就更加艰难了。

译前年的《感怀》二首律诗，以及今年的《岁立春日寄怀》近作，附在这里呈请您指正。先生的文集曾经刻成了吗？方便的话，请求您寄给我一部。今春我在粤地同伯韩、子实搜集老师和朋友的文章，刻印成集，以子实居首，命名为《涵通楼师友文钞》。先生的文章是从伯韩的抄本录出的。近作以及先人墓志《黄个园传》也都收在其中。只是集子篇幅有限，不能全部刊登，颇感遗憾。此外，月沧先生、子穆、伯韩、少鹤和我共六人，编成九卷书。先生、伯韩、少鹤各占二卷，少鹤和同乡苏虚谷的词，与我的作品合为一卷，共十卷。现在已经装订印行。诗钞准备等以后续刻，大概是资金和时间都无法供应。先生的诗集从前没有抄录出来，不知能否寄给我一部副本？战事纷扰，劳碌奔波，对时局艰难没有帮助，唯独平日喜爱文章的习惯没有忘掉，常常自己又笑又怜悯自己。只是想借此认识一时师友渊源的头绪，那么先生或许也会有所取用。路途遥远，书信怎么能把一切说尽。罗泽南 答高旭堂书 前些日子承蒙您亲笔来信，完全知道了您深厚的爱护之意。您还认为我从前所说的可以作为采择的材料，进一步询问我的浅陋意见来医治旧有习气。这可以看出旭堂胸怀虚己，也更加可以看出旭堂的进步。我们用功学习，最重要的是治理自己的心。心，是统帅；耳、目、口、身体，是士卒。统帅强健，士卒就听命，指挥没有不如意的；统帅软弱，士卒就骄横凶悍，任意出动而无法控制。因此人不能端正自己的心，耳目口体没有一样不成为心的祸害。虽然，心已经立定，耳目口体都想让它们退下听命，但培养它们如果不得其道，也就无法排除它们的欲望而保全其天性。这是为什么呢？大道所蕴含的道理极其深奥微妙，得到粗浅的一面就必须进一步穷究精微，得到表面就必须进一步穷究内里。偶然涉猎一些书籍，便以为已经领会了要旨，对于其中的奥妙不再详细考察，这样即使每天读几十卷书，也不能在自己的心中真正得到什么。等到表现在做事上，就没有一个能够周密严谨。这是心思粗疏。圣人的境域、贤人的关隘，不是一步就能达到的。必须长久坚持，用时间来积累，一寸一尺地累积，从容涵泳，然后才能取得成功。以远大的功业进程，却急于在早晚之间见效，不再循序渐进，依次达到高明的境域，那么走远路却不能从近处起步，登高处却不能从低处开始，越级冒进的弊病就会产生，拔苗助长的毛病也会出现。这是心性浮躁。一颗心的微妙之处，天下的道理没有不具备的；必须扩大自己的度量，广泛聚集各种善处。它应当像大海一样，让百川流入，却看不见它盈满；像深谷一样，把各种东西投进去，却看不见它填满。参考众人的学说，来求取至善所在，才足以穷尽自己的心而认识自己的本性。所以谦虚就能受益，自满一定招致损失。如果固守一种说法，使众人的说法不能进入；偏执地树立一种见解，使别人的见解不能接受，就一定会以自己的心意为准而自用，停滞在一隅，无法汇合大道的完整内容。这是心量狭隘。人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出生，成为圣人、贤人，只是尽自己分内的事情。只有学业成就、德行确立之后，才发表自己的言论来启发世人的昏昧。古代圣人著书立说，是为了阐明道理，不是为了争夺名声。刚刚窥见圣贤学问的门墙，就想着把著述流传给后世，这都是从外在事物产生的念头。用功虽然超过世俗，立心实际上却陷入功名利禄。况且要立言，必须先懂得言语的意义。穷究事理的功夫还不深，就急着编集众说，给庸俗之流针灸治疗，这同一个乳儿舌头还不灵活，却想议论天下大事有什么不同呢？这是心思杂乱。心思粗疏，就不能使心精细而穷究自身所应明白的道理；心性浮躁，就不能使心长久而完成自身的功业；心量狭隘，就不能使心宏大而汇集自身应有的善处；心思杂乱，就不能使心专一而恢复自己的本性。何况进取过于猛烈的人，退步也一定很快。他起初凭借强盛勇进的气势，想在一时之间取得成功；长期没有收获，就一定会厌弃而不肯前进。这样耳目口体便无不寻找空隙，来成为一颗心的祸害。粗心、躁心、隘心、杂心没有除去，怠惰之心又因此产生了。就像军令虽然严肃、士卒也畏惧威势，但大将如果暴虐，终究不足以使他们从心里服从；最后一定会离散失德、军队瓦解，军令也有不能执行的时候。旭堂凭借聪颖敏悟的资质，又兼有果断勇敢的力量，实在是我们这些人深深敬畏的对象。只是观察道理有时可能粗疏，求取成效有时可能浮躁，取用善处有时可能狭隘，用心有时可能杂乱，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些情形。如今既然知道这是自己的痼疾，广泛搜寻各种药物来医治它，那么也有可能在一天之内使久病得到起色。旭堂要努力啊！格物致知，是用来穷究这颗心的道理的；诚意正心，是下手用功的地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以心为根本，再按次序施行的。使自己的心精细，对于事物的道理没有不想穷究的；使自己的心长久，对于道德的功业没有不想完成的；使自己的心宏大，对于天下的利益没有不想汇集的；使自己的心专一，对于天命赋予的本性没有不想恢复的。发愤来修习自己的学业，从容地等待它取得成功。这样一来，我的心一天比一天扩展，我的力量一天比一天稳固，怠惰之心不再产生，道心更加保存，就可以排除自己的欲望而保全天性，进入圣贤的境域了。旭堂要努力啊！知道自己有病并不难，知道有病而能够寻找药方才难。我所受的病最深，哪里能够医治您的病呢？然而先圣先贤的书都在，完全可以据此验证而寻求药方。古人说，君主用兵，难的不在于统率士兵，而在于统率将领；我们增进德行，难的不在于应付事务，而在于涵养内心。心能够得到涵养，又有什么疾病不能除去、什么毛病不能医治呢？旭堂要努力啊！令叔云亭先生到江右去的事，果真成行了吗？想来家中事务日益增多，这时候也难以立即前往。凭令叔天性的沉静、见识的高明、品德的清白，实在足以成为旭堂的良药。假如能够天天侍奉在他身旁，亲自听取教诲，我知道旭堂所得到的益处一定是无穷的。离别之情缠绵难舍，言语不能尽情表达。

译粪叟传 粪叟，不记得他的姓氏。他的先世在周朝做草人，掌管改变土壤性质、使土地适宜耕作的方法。周公采用了他的技术，记载在《周礼》中。后来有人成为上等农夫。战国时诸侯废除了他的家籍，于是家族不再显达，但子孙都能世代继承这个行业。粪叟一向聪明机敏，能够含忍。年轻时就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研究治理粪肥的方法，日益精通。他的器具有簣、帚、杓、瓮；他的土地上有厕所、粪池、沟渠、窖穴，有砖房、土室、茅棚。粪肥有人的尿液、禽类的尿液、兽类的尿液。人所产生的叫作大粪。兽类不止一种，如牛、羊、猪、狗、麋、鹿、▯、狐，各有区别。有的适合施于禾苗，有的适合施于麦子，有的适合施于麻，有的适合施于园中的瓜果。又把兽骨煮成汁液浸种，以便使它同土地的气息相合。贫瘠的土地可以使它肥沃，恶劣的土质可以使它变好。把腐草败叶混杂起来，用泥覆盖酝酿，经过数月就制成肥料。还有火粪，即挖土拌合柴薪焚烧，把灰贮存起来。凡是收集、整理、堆积，没有一样没有方法。粪叟生性不事修饰，房屋只有几间，仅仅用来遮蔽风雨。堂屋、厨房、台阶全都是粪肥器具，饮食也同它们放在一起。往来交际、到他家里来的人都习以为常，很少有人觉得清洁已经受到影响。他习惯于勤劳困苦，早晚忙于谋生，不怕劳累。有利可图的东西，即使相隔几百里也不推辞去求取；如果求不到，就百般经营，低声下气、屈尊降格，一定要得到才罢休。盛夏酷暑时，热气蒸腾，臊臭难以忍受。那些虫子叫▯卢、蛄、蜣螂，整天飞翔、攀爬在窗户之间。蚊子也很多，叮人就红肿，甚至有人因被它们伤害而死。粪叟坐立在其中，四处观看忙碌，脸上喜笑颜开，以此为乐。家人叫他吃饭，他不立即前往。有人讥讽他，他说：‘我本来就是从这里得到利益的。舍弃这个，一辈子就会贫穷而且卑贱。’人们都知道得到粪肥施在田园里没有不获利的，于是争相购买。大户人家天天听到他的名声，家业因此致富。他又恢复了草人的官职。丞相某计划在西北兴修水利，准备试用他的办法；由于这个计划中途受阻，最终没有实行。他的子孙在官府任职，俸禄各有等级。有人来求他的技术，他秘密不肯传授，只夸夸其谈地谈论此事来向人炫耀。人们称他为粪叟。德馨子说：百亩土地所需的粪肥，本来就是农夫赖以获利的东西。粪叟凭此得到富贵，却不计较自己的污秽，真是辛苦啊！罗山记 我居住在湘乡县外一百里的罗山。群峰相互钩连，四面罗列，所以命名为罗山。山势从西面而来。最大的叫黄龙山，横向绵延几十里，曲折变化，矫健如游龙，能够兴云降雨。山脊盘绕着向北延伸。双髻峰高高挺立，突兀插入云端，被阳光照射而呈现出夺目的紫色，这就是荆紫峰。山上有寺，最为幽深。它西北面有一座独自秀出的山峰，叫颜子岭；横向排列如屏风的，叫龙破石。这些山都雄伟挺拔，没有柔媚的姿态。桃林山在罗山山麓耸立，罗山各条溪流的水都汇聚在那里，两岸有许多桃树。这是西北诸峰中最美的地方。从黄龙山向南曲折而行，冈峦起伏，向西南翘然挺立的叫石屋岭。岭上有洞，洞里有床有灶，下面有泉水，相传是古人修炼的地方。向南是芭蕉岭，再转向天使岭，它比石屋岭、芭蕉岭都高，缥缈地伸入云端，像天使从天而降。它下面有许多奇石异岩，无法一一记载。沿着这里经过镗鼓岭、槁车岭和仙峨山，连续横亘在东南角。各处都种着竹子，烟云缭绕，翠色直冲云天。忽然奇峰层层出现，高度同天使岭相等而规模超过它，和荆紫峰在东南边相对峙立的，是九峰山。黄龙山向南转折到这里，都是衡山的支脉。从这里一支向东通往祝融峰，一支向东北通往历城涧，成为双峰。它们屹立在水边，与桃林山相会，构成罗山的门户，周围约一百多里，中间纵深五六十里。居住在其中向外望去，像城池、墙垣和藩篱，像旌旗环绕侍立，像群臣执笏站立，没有一处稍有缺漏。耸立在山中的有笔山、观音山、古牛峰。三山并立，端庄凝重。我的住处就在它们下面。其余的小山纵横交错，如同在宫殿之内相互作揖行礼。山间有许多良田，适宜种稻；园地适宜种豆、瓜▯和麻。山中的木材适宜用松、杉、桐、梓和竹箭。鸟类多有黄鹏、慈乌。人多淳朴。水最为清澈，汇聚成河，回旋奔流，从双峰下面流出。山川的流动和耸立，是天地自然形成的结构。人在修习学业的空闲时候，时常一同登临眺望，最足以洗涤尘垢、疏通郁结，使广大高明的气象得到舒展。这座山占据湘水上游，广大厚重、郁积深厚；它在外部巍然耸立，万仞高的峭壁直立，无法逾越；它在内部宏阔开朗，宽广平坦而舒展安适，没有一物凝滞其中，东西投入也无法找到它的缝隙，向里窥视也不能穷尽它的蕴藏。它大概有些像有道之人吧？衡岳在山的东面不到一百里处，七十二峰苍翠浓郁。山的西面有龙山，它的高度也不让于衡岳。我曾登上高处远望它们，又好像外面重重展开羽翼，合成一家的样子。

译吴敏树 记钞本震川文后 我已经另外抄录震川的文章并为它作了序。三年以后，即甲辰年，我把它带到京师。同年朋友武陵人杨彝珍，字性农，从我这里借走了它。过了几天，瑞安项孝廉傅霖来拜访我。他大概是从性农那里看到了这部书，便把它藏在袖中带来，并请求抄录它的序和目录。我于是告诉他，京师有一位著名的擅长古文的人，就是江南梅郎中曾亮。又过了几天，我前往回访项君，梅先生正好也来了，于是就在他的座席间相见。我从此才认识梅先生。梅先生见到我的这部书后，便把它告诉了朱御史琦、邵舍人懿辰、王户部拯，他们都是京师研究古文的人。诸位先生都来认识我，都是因为这部书的缘故。观读古人的文章，把其中尤其令人喜爱的篇章抄录出来，时时亲手拿来阅读，这是求学者经常做的事。我另外抄录归氏的文章，也是这样。然而京师的人争相传说，把它当作奇异之事，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在京师的举子都以科场文章相互夸耀，而谈论古文的人，本来就应当性情和爱好特殊，不肯用庸俗的学问损害自己吗？而如今世人谈论古文，又都以归氏相互推重。我只是以前不知道这些。梅先生告诉我，归氏的学问自桐城方灵皋氏之后，由姚姬传氏继承。梅先生大概是亲自向姚氏学习的，但他作文的方法又各不相同。梅先生还说，王户部从广西来到京师，经过洞庭湖时，坐在船头吟咏所抄的归氏书，失手把书掉进了水里。他曾经记得书掉落的地方，为此惋惜。哪里知道洞庭湖旁本来还有像您这样私下喜爱归氏文章、另行抄成书的人呢？唉！归氏在当时，他在世人心中的轻重究竟如何呢？到了今天，他的名声已经盛大而尊贵，求学的人都知道应当师法仰慕他的文章了。即使内心并不真正喜爱他文章的人，也还要表面上奉行它。而像我这样私下喜爱他的文章、另行抄成书的人，诸位君子看待他，就像树林中的鸟鸣叫着呼唤同类。大概世人总是习惯于已经形成的事物，风气总是趋向众人所仰慕的对象。而在一个人当世的时候，没有不忽视他甚至嘲笑他的。我因此更加感叹。道光乙巳正月二日，吴敏树记。程日新先生家传 我小时候听叔伯兄长们说，乡里程日新先生是前辈，读书而且确实是长者。但我没有来得及请问他的事迹。近来我向外甥程礼明询问。礼明说：‘他是我的高祖，以老儒的身份终老乡里。因为品行笃厚、年高德劭，乡亲们都尊敬他。他言行的详细情况年代久远，已经没有人能多说了。只是有一两件事，记在家人代代传说、相互训诫而不敢忘记的内容中；这并不是奇特的节操和行为，却确实是普通人难以做到的。他老人家年轻时读书，而家里极其贫困。十六岁时，就给人做教授童子的老师。乡里的胡氏请他去，每年奉给八金。他已经答应了。其他人家听说后争相来请，愿意给三胡氏的报酬。有人劝他迁就较高的待遇。他说：我贫穷，金钱多当然好；只是我已经答应了胡氏。而且我刚刚出门做事就被利益诱惑，利益难道有尽头吗？’最终仍然在胡氏家设馆。主人认为他的义行高尚，逐年增加他的报酬，来求学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他终于靠教书积累了一点产业，留给子孙。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他到府里应试，名列县里士子第一。听说父亲病了，不等考完后场就回去了。父亲责怪他，命他再去，但那时考试已经结束。太守感叹惊异。第二年换了新太守，他又应试取得第一名，才因此入学。这两件事虽然细微，却值得一问，礼明本来愿意有所陈述。’ 如果承蒙您赐文，为他撰写文章，推扬他的先世以彰美，并使这些事永远告诫他的后代，可以吗？我听后赞叹说：‘我乡从前读书长者的品行，竟有这样的吗？为什么如今看不见了呢？不因利益损害信用，而教师正是最容易获得利益的职业；不因名声忘记亲人，而亲人又最喜欢自己的孩子有名。世上的人只要名利所在，就未必需要有什么说辞；即使有说辞，也不过是借来装饰它，根本不必追问了。像先生这样的品行，不仅我们乡里再也看不见，就是我现在所见到的人，也都不是这样。’礼明称述他的先世，简约而能抓住要点。我把它写下来加以评论，不仅是为了传述程氏，也使求学者经常听到旧儒的风范，相信得失自有命运。先生名煌，字日新，九十一岁才去世。妻子贺氏，八十七岁。夫妇都活到了见到元孙。子孙繁盛，其中许多人能够继承儒业。

译黄特轩传 黄森，字特轩，居住在湘阴东北乡长乐里。长乐是岳州通往长沙的古驿道所在地。土地宽广平坦，四面依傍山岭。罗江流经其中，向下汇入湘水。咸丰四年，湖南组织勇军，准备向东进军围剿贼军。贼军又从安庆上犯，攻陷武昌、岳州，急速进逼长沙。当时贼军从水路掳掠船只到罗江，新市、长乐的人惊慌逃走。但当地有人原先就在贼军中，这时带着长发军的装束回来，胁迫乡里人筹集钱粮输送给贼军。黄君是乡里的富户，带着全家离开。不久钱粮大量聚集，胁迫者把这些钱粮全都据为己有。众人愤怒地说：‘这是欺骗！’便一起把他抓住杀了。杀掉以后，众人又非常恐惧，于是请豪杰长者商议办法。大家都责怪众人，却没有人想出办法。黄君来到，说：‘杀掉这个贼人确实是好事！如今只有组织团练。你们只要一心拼死，还怕什么？所需的钱物没有多少，由我来办理。’众人大为高兴。当日便逐户查点壮丁，准备器械，在门前竖起旗帜；另外挑选几百名勇健的人，分别驻守险要关隘。这时大股贼军已经带领众人向南进发。而巴陵的土贼大举兴起，他们全都是原先在贼军中的人。一个人往往就能召集几百人，抢劫村庄聚落，没有人敢抵抗。杨某、陈某是他们的首领，带着一千多人进入平江北界的岑川。他们听说长乐独自抓杀了自己的党羽，并首先组织团练，便想趁它还没有稳定时攻破它。岑川向西距离长乐五十里。一天，他们带着四百人，天还没亮就出发。长乐人没有料到他们突然到来。黄君正同各团首领一起吃饭，贼军已经接近乡里一里左右。他立即召集营中的勇丁，只带五十人先行，赶到山下的小村迎战。那里有一条长沟，杨柳遮蔽，双方彼此都看不见。两军突然在小桥间相遇，黄君当即刺死贼军中的一名大旗手，又连续刺杀一个穿红衣骑马的贼人，原来就是他们的首领陈某。于是他大声呼喊，远近的人都响应。群贼顿时魂魄俱失，呆立着不能动。勇丁越来越多，直接推刀砍倒他们，杀死一百多人；又追杀逃跑的人。贼军逃回岑川，未能走到一半，就全都逃回巴陵。黄君随后又追到巴陵新墙市，土贼立即全部散去。于是黄君的名声显赫，传遍数县。省、府官员大力奖赏他的功劳。这一年五月，提督塔公已经在湘潭击破贼军，准备收复岳州，军营驻扎在长乐。黄君和他的团练人员经常给军队带路，军队的进退都依靠他们。第二年六月，贼军首领何某从通城带领几千人出现在巴陵，杀了几百人，准备从长乐进犯长沙。黄君大规模召集勇丁，其他乡团也争相赶来，几乎有两万人。贼军到达巴陵关王桥，距离长乐二十里时，听见炮声大作，便立即退去。当时粤贼正同楚军在湖北、江西交战，常常有一股贼军盘踞崇阳、通城，窥伺湖南，企图冲击我们的腹心。我军多次进入攻打并击破他们，他们很快又重新聚集。黄军曾经带着团练勇丁跟随官军围剿贼军。通城的贼军先逃走，长乐人从此很轻视贼军。但团练的事情持续久了，钱财不足，训练营也就停止了，只以侦察哨探、约定互相报警来集合而已。又过一年五月，何贼从通城乘夜进入巴陵，准备再次进犯长沙。他们于是卷旗轻装，奔向长乐，沿着山岭进入，杀死了放牛的孩子。山中这才突然察觉，立即派出勇丁交战，但四面山上都有贼军出现，于是惊慌溃败。众人带着妻子儿女渡水进入南山，贼军也不敢逼近。第二天，贼军准备渡水，沿古驿道向上进发。长乐水以南的地方属于平江，同长乐联合组织团练。当地人又聚集起来，在水上抵御贼军。贼军整天望着对岸，不敢渡水。到了傍晚，便放火焚烧市镇房屋，向下游逃走三十里，才渡过水，到达新市，当夜杀死一千多人。而长沙已经听到贼军到来的消息，城防完备，贼军于是抢掠东部地区，从醴陵、萍乡离去。大概长乐团练成为省城北面的屏障已经有好几年，到这时才开始衰败。黄君忧郁不平，把这件事当作遗憾。过了一年多，他终于因生恶疮而去世。我因躲避兵乱，早年就认识黄君，详细知道他组织团练的始末。他意气洒脱，与寻常富人不同；在仓促之间建立事业，其中确实有非同偶然之处。然而我由此看到了乡团抵御贼军的困难，而如今官吏一听到贼军的警报，便动辄把这种责任归望于百姓，是没有考察实际情况。当贼军刚刚兴起时，常常用欺骗性的话煽动天下贫民。那些贫民忌恨富民，想要破坏他们已经很久了，都认为祸害不会落到自己身上，却能获得很大的利益，那么谁肯出死力来保卫富民呢？即使拿出钱财，也没有人响应；响应的人也暗中两面观望，贼军一到，就迎接他们。因此凡是能够做团兵的人，必须是本乡人，恰好同贼军有冲突，有旧怨仇恨之后才可以使用。当地还必须地势深险、容易防守；人必须经过训练、熟悉部分战斗，气力精纯专一；同时钱粮物资还要充足。然而如果居住在贼军必经之地，同贼军连续多年长期对抗，也没有能够做到的。像黄君组织团练，可以说是善于使用当地人。他的功效非常显著，不仅保全了乡里；即使到了团练败散的时候，贼军始终忌惮他，不能肆意残害当地人，省城还因此得到一两天的阻遏力量。至于他所遗憾的事情，也不是人们应当再加以责怪他的。所以我曾经说，乡团抵御贼军的事情，只应听凭百姓自己去做，官府最好不要过多参与。为什么呢？他们确实知道自己的身家性命正处于危急之中。如果形势能够联合起来并有所凭借，本来就应该因势利导地使用他们。若把它制定为法令，强迫百姓集合，那么百姓只要以团练的名义应付，而奸猾之徒便肆意夸大声势，以讨好官府，趁机搜刮乡里的利益，因而成为横行霸道的人，这种情况到处都是。这正好会诱使贼军到来而使百姓遭殃，哪里还有什么团练呢？所以我记载黄君，并且把这些道理详细说清楚。黄君年轻时读书，曾经按照例制以贡生身份参加科举。后来放弃科举，凭借他的才能治理家业，使产业更加兴盛，而且非常乐于施舍，所以乡里人尤其乐意跟随他。他组织团练时，官府以军功保举奏报，给他加授五品衔，赏赐蓝翎。他去世时五十一岁。

译先考行状 先考研田府君去世二十年后，不肖中子敏树，想要在父亲墓上立碑表彰。已经向户部郎中上元梅先生伯言请求，先生也答应为他撰文。我谨慎列出先人的籍贯居处、世系次序以及性情品行和事迹，大略如同行状。我们吴氏的上世，有明朝初年名叫伏一公的人，最初从南昌迁来巴陵南乡。传了十四代，到了府君。我高祖府君名书泰，曾祖府君名宅揆，祖父府君名传经。传经公生先考研田府君兄弟三人。府君排行第二。起初我家原本贫穷，到先祖父一代，才开始有了产业，成为乡里的富户。府君刚开始读书，就笃信宋儒的学问，希望一定在自身实行。他曾在自己的学塾匾额上题写‘学’四字，又为它作序来勉励自己，取自朱子淳熙年间入朝应对时回答别人的话。府君写文章义理深厚，质朴而不华丽。参加有司考试总是不顺利。三十岁时，还困顿在童子试中。当时昆明钱公澧任湖南学使，待士严厉。府君正要入场，人群拥挤使他的鞋掉了，他找到鞋后才再次进入。钱公恼怒他迟到，把他赶出去不让入场。后来又召见他。府君叹息说：‘我之所以来参加考试，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身份，怎么能这样受辱呢！’ 而先祖父年纪将老，家中事务又多，府君于是放弃了应试求取功名的学业，辅佐祖父治理家业，家业更加兴盛。府君九岁时，先祖母胥太孺人去世。继祖母孙太孺人、再继祖母李太孺人，府君侍奉她们都竭尽诚敬孝心。祖父兄弟三人中，排行第二和第三的两位祖父都早早去世，府君对他们留下的孤儿弟弟尤其施以恩惠和礼遇。不过敏树出生时，府君已经五十一岁了；此前的事情，我都是没有亲眼见过而完全知道的。只是从我稍微有了记忆、每天趋近侍奉府君时，仰望他的容貌，就看见他温和而平易，又严肃而庄重。他对待兄弟，同我的二伯父虽是异母所生，却同居到老，从来没有一句互相责备的话。我的三叔父早逝，三婶守节寡居，她对府君从来没有一件事不顺从他的心意。他对待子孙，既疼爱又教育，特别用心抚养他们；然而子孙在他身边从来不敢有不恭敬的举动。他每天同乡里人接触，即使是放纵的少年，也没有一个不在他的座前肃然收敛。唉，这些只是从外在行为可以看见的大略。他的行事还有能够讲述的。我们乡里家中有余粮的人，大多积存头谷。所谓头谷，就是别人拿粮食作抵押借贷，连本带息偿还；到了第二年春夏之间，免除利息，仍然把本金粮食贷出。我家所积的头谷，大概已经超过一万石了。嘉庆癸酉年秋天，府君同二伯父商议说：‘我们的田产足以经营了，积存的粮食又太多。如果继续积存不停止，把许多财产留给子孙，我担心这会成为不义。如今年成不好，借粮的人难以偿还，不如把这些粮食免除不收。这对双方都有利。’二伯父认为是这样。于是贷出的万石粮食全部免除，不再收回。但府君平日治理家业非常俭省，不忍心白白花一文钱，有人因此怀疑他吝啬。到了这次放出一万石粮食，全乡都惊动了。有人在府君面前称颂他，他只是慢慢回答说：‘我年老力衰，这是为自己打算清闲罢了。’从此以后，府君果然少操办事务，只以观览书史自娱。他尤其喜欢抄书，积累了很多大册，前后端正工整如一，没有错漏。他平素善于饮酒，于是更加常常召集各位兄弟劝酒，却从未达到大醉。酒后反而更加恭敬。他时常亲自锄菜畦、种瓜果，也督促佣人。治理田地一定尽到各种方法。他勤勉地教导子孙读书，却不多以求取功名来期望他们。敏树十七岁时，补为县学生，府君教训他说：‘你如今已经成为学校中的士人了。士人做人行事，必须值得别人称道，难道可以不努力吗？’临终时又告诫子孙说：‘希望后世不要失去做读书的善人，富贵不是所希望的。’ 府君去世后的二十年间，乡里人常常感叹说：‘先生对我的教导多么深厚啊！我奉行他的教导，才有今天的安稳生活。’又有人说：‘某人家婚丧之事办不起，曾向先生借贷，一定能得到他所求的东西；他不会因为贫穷就怀疑为难对方。某人同某人打官司，想用丰厚的抵押来请求借贷，先生却不答应；只是尽力劝解，使他们停止争讼。先生的行为，大多都是这一类。’又有人说：‘从前先生在世时，乡里的长者常常听到有益的言论，便用来教导告诫子弟。少年人做坏事也不敢放肆。如今却不是这样了。’唉，这些全都是府君真实的事迹。府君名达德，字怀新，另自号研田，是太学生，具有按察司照磨的职衔。因为儿子敏树为候补教谕，府君获赠修职郎。生于乾隆乙亥八月二十二日，卒于道光乙酉正月二十日，享年七十一岁。同年十一月初五日，葬在横板桥的新墓地，正好在家南面十里处。府君的原配是我的前母罗太孺人，生了我的长兄友树，是附贡生。继配是我的母亲徐太孺人，生了我的姐姐，嫁给刘氏；其次就是敏树。敏树是道光壬辰举人，大挑二等候补教谕。再其次是我的弟弟庭树，县学生。孙子八人：昌烈、昌煜、昌耀、昌▯、贻孙、庆孙、似孙、雨孙；曾孙十二人：坦、坚、均、圭、墉、垣、▯、堂、城、坤、域、堪。如今我的长兄和弟弟都已经早逝。敏树幸而侍奉老母，没有能力进取以求显扬。只是想到要借贤人的文章，使先人的典范流传不朽，所以谨慎据实写成行状，等待撰文。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不肖中子敏树谨状。

译君山月夜泛舟记 秋夜泛舟湖上，游览岳阳楼及君山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周君山这次游览的盛况。不知道古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吗？而我平生一直把它当作最值得期待的游赏。曾经把这件事写进诗歌。如今丁卯年七月十五日夜，才终于得以实现一次。起初从龙口划船出发，驶向香炉。月亮升到树梢，船进入一片金碧辉映的水光之中。同游的是两位僧人、一位客人，以及外甥坡孙。南崖下有几十点渔火，彼此相接，向西延伸。我们依次经过，原来都是用小船捞虾的人。开上人指着一处高崖上的树说：“这是古樟树，树根抱着一块巨石，树围大约有十几抱，巨石方圆一丈多。从郡城远望山时，看到独自高出的一道树影，就是它。”然而在月下船中仰头看它，却觉得并不十分高大。这是我第一次认出它。客人黎君说：“苏子瞻游赤壁，是七月十六日，今天只差一天。”我回头对坡孙说：“你看，月亮不是正在斗宿、牛宿之间吗？”于是举出苏轼《赤壁赋》十几句诵读。又向西驶出香炉峡，稍稍偏向北方。刚出发时，风从东南吹来。到这里风斜斜地从船后吹过，水面更加平静，没有波浪。看见一个湾，似乎可以稍作停泊；但我们仍继续前行，经过观音泉口和响山前。大家一起谈论地下的水道通向吴中。有人说，地下也许有神人居住的几百间金堂，就在这里下面吗？夜色中的月光下，山水寂静，湘灵和洞庭君仿佛都可以恍惚地询问。又向北驶入后湖，随即转向东边。水面正对着一片灯火，是岳州城。云气从船边升起，水面上雾气蒙蒙。平视它时，已经形成横向的长条形状；船稍稍向上行，便又看不见了。坡孙说：“有一天晚上，我从沙嘴看见后湖的云从水中升起，白团团的，像车轮、巨瓮一样的有十多层堆积起来，正是这个地方。”既然如此，那么这里下面靠近山根的地方，应该有云气进出的孔穴吗？山后没有居民，山坳里有几户搭棚居住的人家，是洲上居民为躲避水患而迁来的。几只客船停在那里，都听不到人的声音。转向南边驶出沙嘴，穿过水边的柳树丛，就是古老的庙门了。记载说山周长七里有余。按我的船行得很慢来看，似乎还不止这个数。船停泊后，便叫人置办酒菜，用童子鸡拌苦瓜。月亮已经升到中天，风起浪涌，大家纵情饮酒来抵挡，各自都超过了平日的酒量。超上人持守不吃荤的戒律，只少量饮酒，吃了几片梨。又回到庙里，准备了茶送来。半夜登岸，告别超上人和黎君。我们四个人寻找山路回去。第二天记下这件事。游大云山记 站在我们村子里向东望，仿佛有一座山像鸟张开翅膀一样从云中升起，那就是大云山。山上祭祀真武神，非常灵验，远近前来祈祷的人很多。我常常跟从他们询问，说是这里距县城大约一百里，是仙灵居住的地方。于是便有了游览它的意愿。这大概已经是十七八年前的事了。朋友郭建林喜爱山水，约我一同游览。将要出行时，或因风雨，或因有事不能成行，大约有三四次。这个月初十日，建林从郡城来告诉我说：“最近初霜，天气幸好晴朗。出行不会出汗，请和你一起践行游大云山的约定吧。” 第二天，我和建林以及堂弟伯乔三个人步行上路，另有一人挑着行李跟随。当天走到潼溪，行程四十里。第二天又走四十里，到了白羊田。山越来越高，水流越来越急，望见大云山也越来越近。第二天经过八百市，有一条路沿着飞岭向上。当地居民说：“从这里就开始登山了。”我们三人凭着勇气互相鼓励，仍然休息了好几次才登上去。上去以后，道路沿着山岭一侧，俯视深溪，经过那里令人害怕。稍稍下行有村落和山田，随后又像先前那座山岭一样继续上行。大约上行八成，下行两成；从这里以后，路都是这样。经过鹏湾，望见悬泉从四面山下流来，便停下来观看。经过案山，山极高，陡峭耸立，像城墙一样，这是大云山的曲尾。风水家称它为案山。道路沿着案山前进，人行走在深深的山洞中，四五里没有人家。山腰岩石缺口处，望见有七八家炊烟。道路更加险峻狭窄，水流在断绝的山涧下奔走，声音愤怒地轰鸣。建林、伯乔非常害怕，我稍微勇敢一些。沿着山涧前行，道路渐渐升高，山涧渐渐平缓，也出现了村落。晚上投宿在罗氏家，这才到了山峰下。当天计算走了二十五里，但道路艰难，实际不下于四十里。第二天清晨吃饱饭，前往登山。在石崖下听到泉水淙淙流淌。坐下来听，声音像松风奔走在万道山谷之中。这地方叫响泉之崖。山涧旁有一块大石头，形状像蜷缩的乌龟，响泉从它下面流出。这地方叫息龟之涧。于是沿着万松磴上行。石磴由石级组成，每级有几十阶。双脚十分疲倦，便休息一次；像这样休息了几十次，到了道士的宫观，在那里休息。随后登上大云山峰。向下看群山，像奔跑的马，像被驱赶的羊，像翻滚的波涛，又像千万人组成的军队，旌旗、鼓和戈排列其中，鱼丽阵、鹅鹳阵仿佛登坛指挥。从巴陵、临湘、通城到平江以西四县的山，都在手肘之下。向西远望洞庭湖，烟雾中的洲岛、长满草的水渚，都隐约可以辨认。沙川、油川在左右环绕，像两条带子。山峰中最美的，有的高耸如笔，有的青翠如笠，有的群峰聚拢如剑，有的环列如屏风。我们三个人相互看着欢笑，说：“如果不到这里来，怎么知道这座山的山顶上竟有这样的景色呢？如今这次游览总算没有白费。”山峰下有一口井，名叫圣泉。道士的宫观背靠山峰排列，共有六座。我住的宫观名叫永乐宫。这天进香的人大约有一百多人。道士说：“八月十五日，来会的人总共有四五千人，这大概就是神灵香火兴盛的情形了。” 我们也行礼，却没有祈求什么。第二天清晨下山。下行容易，只是不能向下看，担心会坠落；身体也一再颠簸震动，双脚和腹部疼痛难忍。到了鹏湾。湾中有一个小潭，泉水从山中流来，二十里内的泉水都沿着石溪流来汇聚。石头斗然削立，像【疑字】。小丘临着潭水，可以建亭子。前来时只是略略经过，没有探究；今天才得以游览。关于大云山的盛景，我所见的就全在这里了。当天仍住在白羊的彭氏家。白羊地属临湘，而大云山在巴陵地界，两地犬牙交错。第二天到蒿坪，回头望大云山，指着前一夜住宿的地方，竟然已经在半空中了。下着小雨，于是顺道投宿在朋友李皋门孝廉家。李家收藏了很多书，他拿出书目让我观看。第二天到新墙，住在苏州吴氏的寄东书屋。又过一天，和建林分别，我和伯乔回去。这次出行一共八天，得到诗十一首。凡是文中所称的山峰、山崖、泉水、石头、云等名称，以前都没有名称，都是我给它们命名的。大云山所处的地方实在偏远，附近县里很少有喜爱游览的人，四方的人也没有到过，游览这里的人从我们三人开始。

译说钓 我住在乡村没有事情，喜欢出游钓鱼。钓鱼的方法我还没有掌握好，但也知道其中的趣味。初夏或中秋时节，早饭后出门远望，看见村中的池塘水色晴朗碧绿，微波荡漾，便赶快整理钓竿和钓线，提着篮子前往。到了塘岸，选择水草空疏的地方，把诱饵投进水中，挂好鱼饵，将鱼钩放下。蹲着看浮子，想着它一动就猛地提竿，于是便能钓到大鱼。不久浮子寂然不动，便慢慢牵引鱼线，仍然寂然不动。过了一会儿手累脚乏，便把钓竿靠在岸边，放眼观看；它依旧寂然不动。大约过了一个时辰才动了一下，一提竿，却什么也没有。我说：“这是小鱼偷吃了鱼饵，大鱼将要来了。”又过了一个时辰，浮子的动静稍有不同，提竿钓到一条鲫鱼，长约四五寸。我说：“鱼来了，大鱼可以钓到了。”于是站起来守候，专心致志地要钓到它，偶尔才钓到一条。大体都像先前那条鱼，没有大的。太阳刚到中午，肚子非常饿，想吃饭得很。我忍着不回去，继续钓鱼。这时村里种田的人都吃完饭出来了。我才收起钓竿，提着鱼回家。回去后妻子儿女慰劳并问有没有鱼，我把篮子给他们看，我们彼此相视一笑。吃完饭后仍然出门，又到另一座池塘寻找钓鱼的地方，直到天黑才回来。钓到的鱼和中午以前相比，有时一天能钓到稍大一些的，某个地方就一定会屡次前往。最终却从来没有多钓到过，而且有时一条也钓不到。我怀疑是自己的钓鱼方法不好，询问那些常钓鱼的人，大多也是这样。唉，这件事可以用来观察人生了。我曾经试着在当时求取科举功名和官禄，和我这样钓鱼，有什么不同吗？起初到有关官府参加考试，是抱着希望前往，蹲在那里看浮子的情形；多次考试却没有考中，是长时间钓不到鱼的情形；幸而被学官取录、参加乡试，是钓到小鱼的情形；至于进入礼部考试，做天官之属的官员，那就是钓到大鱼了。我正是屡次垂钓，却仍然没有得到大鱼的人。然而大鱼之上还有更大的鱼，得到之后还想得到更多。为求取功名而在侥幸之门劳费心神，忍受风尘道路的艰苦，终身没有满足的时候，老死了还不知道停止。想求得像这样天黑归来、博得妻子儿女一笑的日子，难道可以得到吗？钓鱼，是一件适意的事情，是隐士游玩的事情；它的趣味有时类似于求取功名，但最终很少牵系人的心，是因为它不值得贪求。我将只求鱼，而不再进行其他的‘钓’，这样可以吗？” 梅伯言先生诔辞 在今天学习古文，有人说应当有师承传授。近代有几位，明代昆山归太仆归有光，我朝桐城方侍郎方苞，在各家中最能得到古文体制的正宗。侍郎之后，有刘教谕、姚郎中，都传承侍郎的学问，也都是桐城人。因此世人谈古文，便有“桐城宗派”这个称呼。上元人梅郎中梅伯言，又被称为得到了姚氏的真传。我过去在京师，看见当时学习古文的人，都争相趋奉梅先生，希望求得方苞所传的学问。我也颇喜欢做这件事，只是心里暗自认为轻视当时的贤者，觉得文章一定要古雅于文辞，那就只须向古人求取罢了，何必谈近代宗派呢？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文章的大灾难了。后来我偶尔跟梅先生交谈，他独有能够启发我的地方。我又读了他的几十篇文章，才知道先生对于文章，是自己从古人那里有所心得，而那些只追逐声调、相互模仿的人，也许并没有真正认识他。我从此更加努力研读古书。道光甲辰年以后九年，即咸丰壬子年，我再次进京，梅先生已经辞官回到金陵，而粤寇之乱大规模爆发。第二年金陵陷落，听说先生得以逃出。丁巳年，我寄居长沙，孙侍读子余告诉我说：“梅先生在两年前已经去世了。”我同先生不过见过几次面，但和先生在京师交游的人都说，先生谈话从来没有不提到我的。我在世上穷困衰老，如今还将流离躲避而无处可去；先生也可以说是不得志而死。他才智俊伟、明达通晓，本来不只是一个文人，而且志趣寄托尤其高远。他考中进士，却不愿做县令，反而请求做赀郎。等到补授官职时，已经老了；回乡后又遇到世道动乱，真令人悲伤啊！于是为他作诔辞说：才华为什么不能施展？声名为什么反而大肆传播？难道只是做一个写文章的人吗？世间怎么能依赖这样的人才存在呢？呜呼，悲哉，伯言父！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吗？还是因为他的志向没有实现吗？又或者是因为触犯了上天的忌讳，所以最终死于颠沛倾覆之中吗？左宗棠 饮和池记 引取河水向西流过城墙，沿着城垛曲折前行，向东进入节园。园子西北有土阜，叠石高峻，高度超过一仞，像是堆积起来的石山。土阜下面挖取泥沙，烧炼石头制成石灰，调和修筑成三个池子。池水极其宁静，便生出明亮的光泽，黄色变成碧色，像湘江的水波，环绕澄清阁，用来烧饭、汲饮和灌溉。闲暇时在上面游览，供眼睛和耳朵欣赏的景物应接不暇。树木和石头构成它的形貌，风构成它的姿态，月光构成它的颜色；有时发出如玉球、编钟般的声响，有时发出如笙、磬般的涓涓声，这就是它的声音。祈祷说：“河伯给我的水已经很多了，愿它能够用来灌溉我们的百姓！”池水满溢后向北流出，稍稍向东，又曲折向南，环绕瑞谷亭，像经过三座受降城一样，在曲折的银州、夏州之间流行。又向南流到隆阜下面，像从壶口流出，经过龙门，正面对着华山、少华山。水渠中有石头突起，上面竖立着几块石头，就像底柱一样。沿着射堂向东再向南走，清流汩汩流入大池，命名为饮和池。这和古代的大陆泽有什么不同呢？用工一万九千多人，全部使用亲军的力量，没有役使一个百姓。花费钱五百多缗，是用使者俸禄的余款支付的。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利用征役、修缮的空闲时间，并没有耽误本职事务。招呼百姓来取水饮用，瓶、【疑字】、瓢、勺、罂、盎之类的器具，早已准备好了。贫乏的人有的拿编柳条制作的器具来，有的用手捧水饮用。老人、体弱者、盲人、跛者，成群地欣喜着，知道恩惠已经惠及我们。把这篇记刻在碑上。凡是在这里任事的人，都把他们的职衔姓名列在碑的背面。时在元【年号及干支文字有误】年【月日干支文字有误】月【纪日文字有误】。

译请拓增船炮大厂疏 臣私下认为，防守海疆以船炮为先，船厂以能够自行制造为便利，这是一定而不可改变的道理。臣在同治五年奏请在福建设置船政局，仿造外国兵船。刚刚承蒙准许，便接受西征的任命。一切制造事务，历任船政大臣斟酌办理。所造各船，大多仿照旧式的半兵半商船。近年虽造了铁胁快船，比旧式稍微有利；然而与外国铁甲舰相比，仍然显得强弱悬殊。船中的枪炮全都靠购买配备，与外国兵船所用的枪炮相比，在数量和性能上又有差别。因此一旦夷患发生，大家都说水战不足依靠。中国东南濒临海洋，外有台、澎、金、厦、琼州、定海、崇明等分散的岛屿，内有长江、津、沪、闽、粤等广大的港口。敌船一来，处处都是危险之地。作战固然困难，防守也不容易。如今守卫各港口的火炮，大多购自外国；子弹、火药的制式又很杂。各种火炮和炮弹，南洋、北洋虽然还能配补，但炮身、枪管久了必然损坏。各国既然遵守公法，一概停止出售。将来必然由杂乱变少，由少变无，实在有不堪设想的后果。臣去年冬天布置闽海防务，亲自走过长门、金牌，察看炮台。命令把马江被敌人击沉的火炮捞出，重新安置配备，勉强足以自守。然而炮位少而海口多，陆军仍然不能减少；兵员多，军饷巨大，库银难以支撑。不得已才有向商人借洋款的举动。借款必定要偿还，而且要耗费巨额利息。幸好军务进展顺利，尚且不失为权宜之计。假如敌人的气焰日益嚣张，海防日益危急，却只是一味割肉补疮、勉强支撑，又凭什么压制强敌、安定海疆呢？臣愚昧地认为，抵御夷敌的策略，决然应当先战后和。整备作战装备，不能因简陋而迁就。对方凭借自己的长处来凌辱我们，我们必须设法制服它。臣从船政局旧有的出洋学生中询问考察制造火炮的大略。据说西方的炮厂不止一家，应以法国华士厂、德国克虏伯厂、安蒙士唐厂、好雨莺厂四处最为著名。法华士厂和克虏伯厂，炮身、炮筒、炮箍都用全钢炼成；安蒙士唐厂，炮筒用精钢，炮身用熟铁；好雨莺厂，炮筒、炮箍用精钢，炮身用铸铁，各有专长。然而半钢半铁的火炮，虽然制造费用较低，却有使用时间一久便产生裂缝的忧患；不如采用全钢，价格虽贵，却没有这种弊病。参观比较后，仍以德国克虏伯、英国法华士的制造方法为好。因此中外各国使用这两厂火炮的最多。中国要振兴火炮制造，必须在这两厂中选择一家仿效。雇用他们的上等工匠，购买制造火炮的机器，利用船政局原有的造船厂加以扩建，限期开始铸造。虽然开始的费用需要银五六十万两，但从此不再向外国购买火炮；即使把购买火炮的经费补助炮厂，也应当有盈余而不会亏损。只是制造火炮的铁，与通常制造铁器的炼法不同。必须另行开采大矿，增加机器进行炼冶，才可以免除向外国购买铁料。查得福州穆源的矿苗极好，福建官民多次商议开采，因为销路不旺而停止；如果用来制造火炮，取用它十分方便。如果能够筹得二三百万两金钱，把开矿和制炮同时举办，不仅火炮可以自行制造，推而广之，铁甲兵船以及火车、铁路等一切重大政务，都可以依次开办。与向外国购买、终年用白银换铁相比，得失十分明显。西方各强国对于这类工程，决不贪图购买方便而省去自己的劳苦，确实是有道理的。以上各项意见，是由船政局提调道员周懋琦转报上来的。臣查考西洋各国在二十年前，还没有铁舰；所有兵船，都和中国船政局现在制造的相同。就是火炮位置、火药和炮弹，也大多是前膛装填的笨重器物。论说它们当年的兵力物力，本来不能和我国为难。谁料那些夷人逐渐讲求改进，日新月异，兵船的铁甲厚到一尺有余，又用一二尺厚的【阴丁鲁泊，词语疑误】——像橡皮胶一样的材料——贴衬在里面。因此刚柔相互摩擦，坚固结实异常。后来制造的后膛巨炮，整个重量和威力都超过从前。上海制造局翻译的《克虏伯炮准心法》和《兵船海岸炮位架图说》，对此说得很详细。《申报》刊载英国新造巨炮，可以承受一千多磅炮弹的重量，能够打穿五尺多厚的铁甲，听到的人没有不咋舌惊叹的；而从西方各国看来，这也不过是平常的工程罢了。那些夷人整顿、改进武备，不惜耗费财力，竟到了这样的程度。这次法国敌人侵犯我国，巡弋重洋，不过是倚仗船坚炮利；而我国由于船炮相差悬殊，不仅不能在海上交战，就连台湾数百里的水路，也苦于难以渡过。等到再开工厂制造、弥补漏洞，已经觉得太迟了。如果再畏惧困难、吝惜费用，不想振作起来，又凭什么谋求自强、平息外患呢？穆源铁矿，臣接见福建官绅时，他们都说便于开采。似乎应当派员试办，同时扩建马江船厂，开工铸造火炮。臣又听说江南徐州的铁矿，矿苗旺盛，居五大州之首。如果能够筹款开办，就在楚、吴交界的要地选择地点，设立船政炮厂，专门制造铁甲兵船和后膛巨炮，这实在是国家武备的第一要务。臣已经老了，没有深谋远虑和高明计策，不能分担圣主的忧劳；眼看时局艰难，不胜惭愧愤懑！只是想到开铁矿、制造船炮各项事务，事情虽然重大，实在刻不容缓。按理应请皇上下旨，命令内外臣工迅速妥善商议，具奏办理；仍请皇上亲自决断，务期一定实行！天下幸甚！

译李元度 答友人论异教书 来信认为，西方人在中国传播异教，愚昧的百姓大多被它迷惑，担心它夺去我们尧、舜、孔、孟的地位；又说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变化。您的话如此深切痛惜，可见您是有心人，有心人啊！然而按我的片面见解，私下认为这件事不值得忧虑，甚至很值得深深庆幸。我不但不担心他们的教夺去我们孔孟的地位，反而庆幸我们孔孟的教将要在他们的都城盛行，并彻底改变他们的陋俗。请允许我把话说完，以扩大您的志向。尧、舜、孔、孟的教化，是替天地确立心意，替百姓确立生命的准则，正是乾坤赖以长存而不衰败的根本。天地所生的万物，以人为贵；人的道理，以伦理纲常为根本。那些与天相接、与海相连、分成千百国的西方夷人，也都是人。有血气就有心性，既然知道这一点，就都可以用人的道理来治理他们。只是自古以来他们不与中国相通，又相隔七万里。礼制只听说远方的人来学习，没有听说圣人远去教化；所以他们没有机会接近圣人的居所，也没有听到圣人的教诲。上天诱发他们内心的善意，使他们因为通商而与中土交往，渐渐接近我国礼义的风俗。他们自己知道过去轻视、抛弃伦理纲纪，已经不能算作真正的人，难道不会突然彻底改变旧俗吗？天主耶稣教也只是法兰西一国的宗教罢了，而且各国都排斥它，不让它进入自己的境内，大概也都知道它的浅陋。它哪里能对尧、舜、孔、孟的教化增加一丝一毫呢？况且您没有读过《中庸》吗？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才能充分发挥所有人的本性，才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万物的本性尚且应当充分发挥，何况他们本来就是人，同在天地间共同生长；如果任凭他们违背伦理纲常，最终丧失人的本性，他们凭什么赞助天地的化育，与天地并列为三呢？上天的心意仁爱，圣人的教化不分对象，必定不忍心让这种事情发生。圣人的道理，譬如天地没有什么不覆盖、没有什么不承载。因此声名洋溢于中国，施及蛮夷之地；舟车能够到达的地方，人力能够通行的地方，天所覆盖、地所承载、日月所照耀、霜露所降落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不尊敬亲近它的。所以说它与天相配。这正是尧、舜、孔、孟教化的真实记录。其中说舟车所到、人力所通，是因为大地九万多里，仍有舟车和人力无法到达的地方。如今这些通商的国家，借助上天赐予的智慧，创造出蒸汽轮船和车辆，加快到达远方。这正是圣人教化将要在西方流行的重大契机。继这些国家而来的国家，后来将不知有多少。尧、舜、孔、孟的教化，应当遍行于天地覆盖承载的区域，只是从今天开始。造物主难道没有用意吗？况且尧、舜、孔、孟的教化，在中国也是逐渐扩展到各地的。尧、舜定都在冀州，当时只有今天的山西、山东、直隶、河南、陕西几省的一部分算作中原，其余地方都属于要荒之服。孔子、孟子时代，吴、越、荆、楚还被当作蛮夷而排斥。到了宋代以后，三江、两湖、闽、浙、黔、滇、川、粤才大为兴盛，在声名、文物方面，看起来并不比邹鲁逊色。难道不是圣人的教化由近及远、由狭及广吗？至于唐虞时代的苗，三代的猃狁、獯鬻、犬戎，汉代的匈奴，晋代的氐、羌，唐代的吐蕃、回纥，宋代的契丹，他们原来的风俗大多违背伦理纲常，娶同姓女子，兄长收娶弟媳，弟弟娶兄嫂，习以为常而不觉得奇怪。自从元魏、辽、金分别统治中原，他们的风俗已经大为改变。元朝统一天下后，变化尤其显著。如今西北的蒙古各部，都是元朝后裔，世代做国家的臣仆，贤能之人接连产生，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旧样子。如果当初他们闭关绝迹，不与中国往来，难道至今还会保持那种瞪目粗野、【犭丕榛，文字疑误】的旧俗吗？不只是这些，我朝雍正年间，滇、黔、川、楚和两广的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也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沐浴王化。到乾隆年间，新疆拓地二万里，这才真正成为天下一家、中国一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尧、舜、孔、孟的教化，大概就是这样逐步推广到更远的地方，起初没有一刻停止。如今西方各国正好因为通商而来，它们必定会用华夏文明改变夷俗，而不会反过来被夷俗改变，这是确定无疑的！再考察元、会、运、世的学说，尧帝时处在午运，距今不过四千年，正是处于天运的中段。天地之气日益趋向文明，所以西方人的繁盛富庶和华美，乘着时运来到中土，大概是天地气机彼此感召的结果。他们的船车、器械、天文、算学，也未尝不能补益中国。上天大概是让他们竭尽智慧来帮助中国的文明，同时又让他们亲近中原，逐渐沾染尧、舜、孔、孟的教化，这难道是偶然的吗？王者没有外部，圣人没有外部，天地的心意更没有内外之分。正值天运居中的盛世，圣人的教化遍及遥远的地方，一定就从今天开始了。孟子说：逃避杨朱学说的人最终一定会归向儒学，归来了就接受他罢了。又何必把他们看作仇敌，像沾染污秽一样躲避他们呢？所以我说：不必担心他们的教夺去我们孔孟的地位，反而应当庆幸我们孔孟的教将要在他们的都城盛行。至于自强的方法，是拥有国家的人应当致力办理的事情，难道一定要因为远方之人亲近到来，才开始设法应对吗？偶然写下我的所见，展开纸张后不知不觉写了好几幅。请您垂察，余不详尽。

译宗稷辰 怀新篇 旧的事物值得思念吗？旧事中好的部分可以思念，不好的部分不值得思念。古人谈到“旧”的文字有两种说法：一种字形像用芦苇覆盖臼，意思是能够守住旧有的资财来养育人；另一种字形为鸺，意义为鸱，有的又和【留▯离，字形疑误】相同。大概说的是鸟老了，本来不该留却仍然留着，这就是应当除去的东西。所以《易经》以革卦象征革除旧弊，以鼎卦象征革故鼎新。我曾观察昏暗蒙昧、闭塞不通的境地，草木茂盛，洞穴山谷幽深昏暗，向上看不见日月，向下看不见人的踪迹。即使其中藏有太古时代的祥瑞，也同样沉埋幽隐，宝贵的气息潜伏不见。这时有人拿着斧头进入树林荒草，突然砍开幽暗、打通闭塞，于是使光辉一下子焕然一新，俯仰之间都变得极为开阔，登山行走也因此欣喜畅快，这难道不是人心长久以来郁结而深深盼望的吗？因此，已经治理好的新局面值得喜悦，尚未治理好的新局面值得怀念。为山林湖泽开辟蒙昧，这只是平常人的耳目共同感到喜悦的事。至于有人生活在广大的居处，坐在堂皇的官署中，万事纷纷杂杂地压到心头，众人瞻望、众人倾听，八面环伺，而这个人却沉溺于庸常、因循旧习，喜欢腐朽、迎合恶臭，禁锢封闭自己的灵智，甘愿接受尘垢污墨，只去寻找破洞坏路，反而把光明当作羞耻；于是没有一条规章不是随意制定，没有一件事不是沿袭旧迹，老谋深算，却使道德昏暗不明；话语传下、命令发出，错误接连承袭，听见的人厌倦听闻，看见的人面露沮丧，一天又一天，彼此都皱起眉头。唉，道德不能更新，流弊波及政事，难道不是天下最大的迷惑吗？现在如果试着扫除官府的尘垢，洗涤鼎彝的污垢，更新琴瑟的弦，磨利戈刀的钝刃，大家共同振兴衰败的纲纪，扶持倾覆的维系，用清风荡涤，用初升的旭日照耀，使衰老的事物止息、土鼓重新震响，使文明恢复、庆云升起；那么《汤铭》《周诰》中所说的，上面使君主更新，下面使百姓更新，都能在当时焕然改观。这样以后才知道，舍弃旧弊而谋求更新，确实是一代人都不能拖延的事情。然而，要更新开发万物的事务，尤其贵在更新选用人才的见识。想使疆场之地旌旗焕然一新，却不先选拔将帅、勤加训练，即使表面更新也不是真更新；想使礼乐之地制度和调和之道焕然一新，却不先谨慎安排君主起居、选择辅导之臣，即使更新也不是真更新；想使朝廷内外鼓舞振作，却不先整肃法纪、彰明政教，即使更新也不是真更新。因此，先更新人的内心，才能更新人；更新了人，才能更新事物；天下所有方面也就没有不更新的了。《大学》开头说，从自身更新而使百姓更新。懂得根本的君子，为什么不以此为鉴并牢记在心呢！郑珍 巢经巢记 如果不是身居文风昌盛的地方，或者游历遍及著名都会，或者担任朝廷和省级的显要官职，这个人又自负有学问、喜欢做事而且财力雄厚，再加上亲戚、同僚、朋友和子弟竭力替他搜罗，贵重的书籍可以买到，辗转抄录也能得到，凡事都不能称心，那么就不能称为藏书家。我从小就喜欢广泛浏览，看到别人家有稍微不同的书，必定从头到尾看个遍。稍稍长大，读《四库全书总目》，想到即使不能得到原书，也一定要全部见到。可是我被困在丛山之中，家里极其贫穷，连粗粝稀粥都供给不起，名声传不到县令、县尉那里，来往不过是乡里的书师，齐、秦、吴、越、晋、楚等地的都市，又没有可以依托的亲戚关系，来抒发和积蓄读书的愿望。饥寒逼迫，常常有所离去；每次离开，家人便等着我带食物回来；回来时看见我挑着、背着东西，脸上就露出喜色。解开包裹，却全是我买来的陈旧破烂书，彼此相看，顿时失望。然而我常常衣服破旧不完整，饭也吃不饱，面对妻子儿女【疑字词，形容枯槁寒战】，也常常默默自我后悔。但我的性情终究无法改变。到如今已经二十多年了，计算得到的书有一万多卷；汉、魏以后金石文字，以及宋、元以来名人的真迹，又近一千卷。虽然不能称为藏书家，数量也算多了。得到这些书的艰难是怎样的啊！玉川子想拾取遗失的经书，把书巢筑在空屋里，确实把书看得很珍贵。以我得到书的艰难来看，我把书看得珍贵，比玉川子又应当怎样呢？我租住的房屋在夷牢水边，像一只没有固定栖息处的鸟。因此把所寄居的房屋命名为“巢经巢”。唉，书就像财物一样。没有的时候，想尽各种办法希望得到；得到以后却只知道收拾封缄、牢牢保存，不拿来自己使用，那反而不如没有，也不至于成为负累。有的人虽然使用书，却只是把它们耗费在吃喝、赌博和放纵享乐上，也不能说真正会使用书。聚集书籍却不阅读，和阅读了却不能正确理解、不能行之有善，有什么不同呢？聚集而不读，尚且不失为一个守财的庸俗人；读了却不能善于运用，那就是败坏家业、辱没祖宗中最严重的了。只求外在事物充足，却不求内在修养充足，那么外物这种东西，又哪里看得出有什么可贵呢？从前陆务观建造书巢，进入其中，连灶台的深浅都分辨不清，最终却以浮华文章、荒诞言辞闻名。后来写《记南园》，又受到世人的诟病。下层百姓轻侮他，也许正是他不能善读书招来的结果。难道可以不感到畏惧吗？

译梅【字形缺损】记 【山名缺损】，就是所谓侧着手掌、与臀脐相对的地方。它在墓的南面，直径大约百步，高度与脐部相齐，而掌端正好对着墓门。山地得到这个形势，才环抱聚合而显得雄伟深厚，其中才变得平圆，可以开田、蓄池；否则便会枯瘦短小、直露无余，整体都不值得观看。起初当地人把山腰铲平作为田地。庚子年秋天，我得到这块地方，才恢复它原来的形状。观察它的形势，如果种上高大的树木，那么婉转秀美的景致就会被树木夺去，而且前山云气堆叠、波浪相连的景色也都会被遮蔽。于是便种梅树。到如今已经四年了。于是这座山岗上到处都是梅树。梅树最初的时候，府君蓄养了一盆梅，树高超过一尺，枝干有手指那么粗，开千瓣白花。一天，先母亲抚摸着它说：“万物都有它完整的本性和限度。使它夭折、不能尽其本性的，都是人为造成的祸害。”于是把它移出盆中，栽在篱笆之间。过了一年，枝条大为繁茂；又过了一年，经过树下时，树冠已经不妨碍通行了。我便在雨水节气前剪掉靠近地面的枝条，把一半夹在石头之间，深深培土拥护。调年【疑为年号或时间词】长出的枝条，拥护根部的三棵中能成活一两棵，于是砍下栽种。栽下的树又照这样分植。因为这件事，尧湾寄居的宅院里有了许多梅树。那棵祖树在丁酉年六月开了一枝花；这年秋天我考中乡试。到了庚子年，先母亲去世，梅树便不再开花；第二天就枯萎而死。树木竟然也能如此感人。如今这座山岗上有的高大、有的幼小的梅树，都是那棵树的子孙。回想我十年前，在寄居处东边的大枣树下搭了一座草亭，左右种了五六株梅树。把亭子前的田地分割成方池，池中种菰和莲花，池上种萱草和柳树。每到春夏，叶子茂盛，树枝彼此交错，整座亭子都是绿色的。先母亲有时坐在梅树下纺绵、绩麻，有时走在梅树旁摘花、逗弄孙子。到了秋天雨后放晴、冬日天晴时，又在竹架之间晾晒衣服和夹衣，晒干腌藏的食物，缓缓地来往于其中。亭子之外全是菜园，园中种的菜如果遭受遮挡，便是因为我过分爱护树木。那时我出去，稍微修剪一些枝条，家里人还常常拿这件事来取笑我。如今这些都移栽到这里了。哪一株是她曾倚靠、抚摸过的，哪一枝是她曾修剪过的，哪一座竹架是她曾搭过的，我都能清清楚楚地记得。然而如今站在山岗北面远望，只见重重叠叠的一座小丘，母亲的声音容貌再也看不到了。白白使这座山岗成为瑶玉般的树林、白雪般的梅海，路过的人在半道上啧啧称赞山景的美好，难道能不悲伤吗？我详细叙述这些，是为了表明这里的梅树能够尽展本性，全都出自先母亲的手。“【山名缺损】”含有寄居之处登高瞻望的意思。“屺【山名缺损】”二字意义相同，大概是依据《毛诗》而来的。送黎莼斋表弟之武昌序 人受制于天、受权衡于他人的事情，不能预先确定；只有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事情才可以依靠。终身实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就是不听命于天和他人的人。若是功名和时机偶然到来，就起身去做，我感到快乐；否则就在田间辛勤劳作，在山林中歌唱长啸，也感到快乐。这就是所谓豪杰之士，不必等待文王来召唤才奋发的人。不是这样的话，就一定要等上面有办法劝勉和扶持，读书人才有所依靠，能够专心学习，然后成就自己。士人各自成就自身以后，天下的治乱才有所依赖。国家养育士人已经二百多年了。读书人从束发之年接受五经、四书，学习八股文参加选举；由府、州、县学生参加省试、乡试、礼部会试，成为举人、进士，随后授官食禄。其次是由廪生、副贡、优行等途径选拔贡入京师，参加别头试，也可以按年资循序授官。这是入仕的正途。除此以外还可以凭资历晋升，但有时又不足以满足要求；于是宁愿多年忍受眼昏头伏，专心从事学业，以参加三年一次的岁试、科试、乡试、会试。这实在是因为相信有劝勉士人的办法。自从盗贼在粤西兴起，蹂躏吴、越、秦、楚各地，边省也被寇乱侵扰，骚动不安。上面忙于修文治，尚且顾不过来，做士人的人于是开始失去了依靠。我们贵州已经有两科废止省试，府、州、县的岁考，有的甚至停止了十年。生员、童生盼望通过考试进身，却没有道路。力气不足以提刀杀贼、建立军功、取得显贵，也不能钻营长官，借助奏书、尸骸【字词疑误】的名义得到保举；又不能凭借关系办理公事，稽查团练事务，管理厘金局，从中侵吞钱财，苟且养活妻儿。城乡富家子弟，徘徊虚度岁月，不肯拜师求学；贫穷的人放下书本改做其他行业，而想凭教书、舌耕求取束修收入，又低贱而且困难。我的意思是，这个时候应当有权宜的办法，来收拢士人的心、振作士人的气势。例如宋代因军务兴起，诏令川陕地区举行类试，不一定非要到京师。宋、元、明的乡试，也都是就地从台秩官员、选聘的属官以及闲居的士大夫中，选出儒士主持考试，也不一定要派京朝官前往。或许可以仿照这种意思施行。但没有一两个府作为足以完成此事的地方。既然如此，士人生在这个地方，又遇到这样的时局，怎么能不怨恨呢？我又认为，士人如果真心向往圣人的道理，那么听命于天和他人，确实没有什么办法；修养自己是可以依靠的，然而在现实处境上又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本来就很难一概而论地说明。表弟黎莼斋行事谨慎而且能写文章。他从二十岁时补为廪膳生，长期困屈于未能参加考试。现在准备到武昌去探望他的堂兄，打算凑足盘缠后就北上，参加顺天乡试。他经过我这里来告别。这一计划实在很艰苦。不过按这次行程计算，到綦市登船，出涪陵，经鱼复，下三峡，到秭归、夷陵，顺流赶往荆州，经过洞庭湖口，到了大别山再拜见你的兄长。如果再继续向前，还要经过雪堂，游览庐岳，向北走遍徐、兖，瞻望京城；水路陆路加起来不止万里。在风帆、车轮和车辙之间，遥想孔子、孟子所教导的，程颐、朱熹所研究的，以及屈原、宋玉、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所写成的文章，心目之间一定会有所感遇。这样看来，这次出行确实会令人快意。那些听任天意和人事安排的人，虽不能预知结果，但就自身所得而言，已经很多了。何况凭你的才华，又正属于必定能够考取的那一类吗？去吧。我虽然衰老了，还能等到你日后归来，看看你所获得的成就。

译曾国荃 统筹闽、粤、浙三省防务片 海防分为南洋、北洋，而山东烟台归北洋兼辖，福建、浙江、广东三口归南洋兼辖。烟台只有一个港口，还容易兼顾。福建、广东则有台、澎、金、厦、雷、琼等地分散相隔；浙江又有定海、镇海等要隘。路途遥远，经营并不容易；分属各省，彼此呼应也不灵便。如今津沽、吴淞等处已经拟增购雷击舰、快船、铁甲船等舰只，福建、广东、浙江三省也必须迅速筹集巨款，及时制造和购置，做到平时各自操练，发生战事便立即调动救援，以求彼此声势相联，巩固海疆。各省督抚大臣都具有深谋远虑。各省应当增加哪一类、多少艘船只，或由本厂自行制造，或向外国订购，也应趁此机会下定决心自强，通力合作。为此请下旨命令各该省赶快筹商，奏明办理。至于近来西方人在陆战中，都以炮兵在前，随后使用后膛洋枪。我这里有从云南、广东、台湾北部前线观战回来的人，说得非常详细。因此陆军从前专门训练洋枪，今后更应增加炮兵训练。所需要的后膛枪炮，是最重要的军械。一旦海口封锁，便无法购买，应当在事先先行购备。并且增购机器，推广仿造，以免发生缺乏的忧虑。除命令上海、金陵两机器局照此妥善办理外，一并请下旨命令闽、粤等省预先筹备。这确实有益于防务。李鸿章 派员携带幼童出洋及应办事项疏 臣等私下拟选聪颖的子弟，前往泰西各国学习技艺，以培养人才，已经在十年七月初三日专门上奏会奏备案。随后得到总理衙门复奏：不分满、汉子弟，选择资质端正谨慎、文理优长的，一律送往。每年所需的薪水和膏火费，准许从江海关洋税项下借拨，相关事宜已经通知前来。臣恭敬地考察，挑选幼童出洋学习，固然是中华创始以来的举措，也确实是自古未有的事情。所有携带幼童的委员，负责联络中外，事体重大；比之古人出使遥远异域，虽然时代和地点不同，但相隔数万里，需历二十年之久，若不是坚忍耐劳、志趣卓越的人，不能承担这一选择。查有奉调来江苏的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素来抱有远大志向，以施展才用、报效世间自任。看他的容貌，温和谦恭，仿佛没有能力，绝不夸耀才华、任性使气；同他讨论时事，凡事都能洞察细微。他大概是有远大谋略而且内心深沉的人。又有运同衔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先前在美国等地居住最久，而志趣深远，不被当地习俗所限制。同治二年，曾派他出洋购买机器。此人熟悉外国的风土人情，美国尤其是他熟悉游历的地方，足以联络外交并窥探其中的关键。这两位人员，上次奏折中已经奏明，都能够胜任。因此请下旨命令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长期驻扎美国，办理一切事务。现在不敢立即请求给他们奖励叙功，将来如果办理有成效，再由臣等从优斟酌保举。至于挑选幼童，应当先在上海设立机构。第一批出洋后，立即挑选第二年的第二批，再挑选第三年、第四年的各批，与出洋人员彼此密切配合。查有盐运使衔候补知府刘翰清，学问渊博纯正，熟悉洋务，已经发文命令他总理沪局事务。所有驻洋以及两局中外大小事务，由陈兰彬等相互商办，各自专负其责。现将臣等前次奏章没有涉及的事项斟酌拟定，列成清单，恭敬呈请御览。恳请皇上施恩，命令总理衙门审核复议后施行。附列出洋应办事项六条：一、挑选幼童，不分满、汉子弟，年龄以十二岁至二十岁为限。录取入局后，由沪局委员考察其中学、西学，分别加以教导。将来出洋以后，学习西学，仍兼讲中学，教授《孝经》、小学、《五经》以及国朝律例等书。根据资质高下，循序渐进。每逢房、虚、昴、星等日，由正、副两委员召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使他们明白尊君亲上的道理，以免受到异学的局限。一、幼童选定后，取得记载年龄、相貌、籍贯以及亲属作保的文书，收入局中登记。在沪局学习，以六个月为限。观察其是否可以造就，之后才准许资送出洋。仍由沪局将名册送报通商大臣，再转送总理衙门查考。至于洋局的课程，每四个月考核一次，年终分别评定等级并上报查核。学业完成以十五年为限。中途学成后，再游历两年，以检验所学，然后回到内地，听候总理衙门酌情任用，奏明后委派。这些人属于选定的官生，不准半途而废，也不准入籍外国。学成后，不准在中国或外国自行谋求其他职业。一、出洋委员及驻沪办事人员所有内外往来文件，都应刊刻关防印记。洋局的文书称为：‘奏派选带幼童出洋肄业事宜关防。’沪局的文书称为：‘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事宜关防。’都已经由臣刊刻并命令发下，以便凭信遵守。一、每年八月颁发时宪书，由江海关转交税务司，再递送到洋局。恭逢三大节以及朔日、望日等日子，由驻洋人员率领在事各员和各位幼童，面向宫阙行礼，使他们熟悉礼仪并彰明诚敬。一、出洋办事，除正、副两委员外，拟聘翻译一员、教习一员。查有五品衔监生曾恒忠，专心研究算学，并且通晓沿海各省的方言，可以担任翻译事务。光禄寺典簿、附监生叶源浚，文笔流畅，留心事务，可以担任出洋教习事务。已经由臣发文命令他们照办，届时同正、副委员一同前往。一、每年所需经费，按照奏定章程，从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洋局用款中下一年度所需的款项，应在上一年六月以前由上海道筹拨银两，会同税务洋司汇寄，并交驻洋人员验收。沪局用款，则交沪局总办支销。只是原奏说二十年内共用一百二十万金，约计每年须六万两；而详细推算后，各年实际需要的款项多少不等，不能恰好都是六万两。例如最初几年在上海设局，幼童一齐出洋，用款较多，第四年竟达到八万九千六百多两；最后几年幼童已经回国，用款减少，第十九年只需二万三千四百多两。其余各年推算下来，也都多少悬殊。现有陈兰彬等核定开列清单，注明某年应使用银两若干，交江海关道署存案，按年寄往外国，仍由该道分别造报，以便核实。

译选派闽厂生徒出洋学习技艺并斟酌议定章程疏 臣葆桢先前在同治十二年十一月所上的《船工善后事宜》奏折中，请求从闽厂前、后学堂选派学生，分别前往英、法两国学习制造和驾驶的方法，以及革故鼎新、练兵制胜的道理。快则三年，慢则五年。拟令船厂监督日意格详细议定章程，经总理衙门议定后，请命令南、北洋大臣会同商议、周密筹划等事。奉旨依议，谨遵办理备案。随后因为台湾发生事变，事务匆忙，未能及时议定。上年臣等筹议海防的奏折中，对于出洋学习一事，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极力主张。等到臣日昌、臣赞诚先后接办船政，考察前、后学堂学生中的优秀人才，发现他们对于西方人制造、驾驶的各种方法，大多能够用心研究。应当赶快派他们出洋学习，以求精益求精。臣等往返通信商议，私下认为西洋制造的精密，实在根源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不断出现，日新月异。就如造船一事，近来轮机、铁肋一改以往模式，船身更加坚固，用煤更加节省，而航行更加迅速。如果不先到西方船厂观察、考究，终究难以探究制造的根源。至于驾驶方法，近来的中国人员也能自行驾驶船只，经历风涛；只是测量天文、沙线以及遇风时的保险等事，仍未能深入掌握。他们驾驶铁甲兵船，在大洋狂风巨浪中布置阵势、迎战敌人，以及进退变化的奇妙，都是中国人员从未见过的。若不是亲眼接触、亲身经历，决然难以窥见其中奥秘。考察各国制造工厂，法国最盛；水师操练，英国最精。闽厂前学堂学生原来学习法国语言文字，应当立即命令他们到法国官办工厂学习制造。务必使他们通晓船舶的新式轮机，做到没有一种不能自行制造，才算取得成效。后学堂学生原来学习英国的语言文字，应当立即命令他们到英国水师大学堂以及铁甲兵船上学习驾驶，务必精通该国水师的兵法，能够自行驾驶铁船在大洋上操练作战，才算取得成效。这样分途学习，限定数年时间，必定可以训练成才，为海防储备人才。至于学生中有天资特别出众、能够学习矿学、化学以及交涉公法等知识的，也都可以根据情况学习。只是人数既多，道路又遥远，如果不选拔贤能人员派任监督，就不足以统一管理并明确责任。查有三品衔候选道李凤苞，学识宏博通达，志向和谋虑远大，对于西洋地图、算术以及各国兴衰的源流，都能默默研究、深入探求；处理中外交涉要务，尤其熟练通达，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派他充任中国监督，一定能够胜任。至于访问各国官办工厂和官办学校，安置学生、聘请西方教师，仍应有熟悉情况的人员负责联络维持，使主客双方不至于隔阂。臣葆桢原奏所说的正一品衔闽厂监督日意格，先前已经回国。经臣等催促调来中国，共同办理一切事务。此人长期协助船政，条理熟悉；对于船厂学生，也能相处融洽。派他充任外国监督，一定可以胜任。六月间，李凤苞、日意格两人来到天津，向臣鸿章禀报商议。正好发生烟台战事，便带着他们一同前往，命令他们筹议章程。云南案件结案后，曾将他们所议的各项内容抄送总理衙门审核裁定。现在臣等反复讨论，又同李凤苞、日意格认真核减学生人数，以三十名为限；学习年限以三年为限，要求取得成效，严格规定奖惩。出洋经费分年汇解，总共约需银二十万两。这笔经费必须筹定有明确来源的款项。臣鸿章先前议定由福建省从南、北洋海防经费项下酌情提取使用，首先尽量从厘金中拨解；厘金不足，就从闽海关四成洋税项下就近凑拨。随后得到福州将军臣文煜咨称，闽海关四成洋税没有存款，等到第六十五结届满后，再核算拨解等事。新任闽浙总督臣何▯经过保定时，臣同他当面商议一切，他也深表赞同。现在由臣日昌写信告知臣鸿章，议定从福建省厘金项下筹银十万两，从闽海关四成洋税项下筹银五万两，从船政经费项下均匀拨银五万两。这样，这二十万两的经费都已经议定了着落。按照分年汇解章程，第一年七万三千两有余，第二年六万两有余，第三年五万八千两有余，另加游历以及应支给教习修金等费用，随时核算后拨汇。福建财力虽然十分困窘，也一定能够斟酌缓急，使之符合既定安排。应当请在海防定额军饷内作为正式开支。考察西洋各国，都把中国派人前往学习看作双方友好的证明。先前派幼童赴美国时，英国使臣就说该国有许多大书院，将来随时也可以派人前往。秋季云南案件议结时，臣鸿章当面告诉威妥玛，准备派学生赴英国学习。威妥玛答应等总理衙门的通知送到后，转告本国外交部门。九月间威妥玛回国途中过来会面，臣又同他商明照办。只是英国对兵船有较严格的规定。听说日本近来已经有七人在英国兵船上学习。臣在烟台检阅洋操时，正看见日本武官在英国铁甲船上随同操演。如今议定分班送学生前往，又有郭嵩焘等人在英国驻办，应当不会有妨碍。至于法国使臣白来尼，多次以日意格办理船政有效为理由赞成此事，这一举措也是他非常希望的。现在拟命令该监督等率领学生在明年正月启程。应请命令总理衙门迅速分别通知英、法驻京公使，令他们转达本国，妥善照料。臣鸿章在本年三月间，趁洋员李劢协回国的机会，派武官卞长胜等七人一同前往德国军营学习军事技术。当时没有派监督，心中十分挂念。这次李凤苞出洋，命令他每三个月一次乘火车赶赴德国，同时检查卞长胜等人的功课。并请总理衙门酌情照会德国驻京公使，一并通知办理。

译近来从同治十二年筹划派幼童赴美国学习以后，上年日意格回国，臣葆桢派几名学生随他前往游学；本年臣鸿章又派卞长胜等到德国学习；这次又派李凤苞等率领学生分别前往英、法两国。从此中国逐渐开创头绪，风气逐渐开放。虽然未必人人都能成才，也可以十人中选出五人。对于海防自强的基础，实在不无裨益。谨将臣等筹议的船政学生出洋章程及经费数目分别缮写成清单，恭敬呈请御览。恳请命令总理衙门审核批准施行。续选派闽厂生徒出洋疏 臣鸿章在光绪二年十一月，会同前南洋大臣沈葆桢等奏明，选派闽厂前、后学堂制造学生十四名、艺徒四名、驾驶学生十二名，分别前往法国官办工厂以及英国水师学堂、铁甲兵船，学习制造、驾驶的方法，以及革故鼎新、练兵制胜的道理。所需经费，从福建省定额拨给南、北洋防务经费中酌情提取使用。随后议定，从福建省厘金项下筹银四分之二，从闽海关四成洋税及船政经费项下各筹拨银四分之一，按照章程分年汇解。这些学生出洋后，都能用心考究，窥见其中门径。虽然所学深浅不同，但还没有被旧有成规限制。许多人已经学成期满，陆续回国。驾驶学生中出色的有刘步蟾、林泰曾等，制造学生中出色的有魏瀚、陈兆翱等。臣等根据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有的派去驾驶蚊船、快船，有的留在船政中任职，还有的派往外国担任铁甲船监工；其余人员也分别担任重要职务，各自发挥所长。只是现在正值整顿水师、精研船械，规模日益扩大，处处都需要人才，尤其觉得人才不够分配。臣鸿章在光绪五年九月，会同沈葆桢奏明，闽局出洋的生徒应当连续选派继续学习，以储备后起之秀，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奉旨准许施行，已经备案。考察船政前、后学堂的生徒，第一次挑选三十人出洋，已经是从中选拔最优秀的。后来进入学堂的学生，资历稍浅，遴选比较困难；然而培养人才的关键，在于应当使人才接连出现而不致穷尽，日新月异的功业不能取得一次成果便自行停止。臣鸿章同臣兆棠往返咨商，拟定继续选派前学堂学生八名、后学堂学生六名出洋学习，并拟拨经费银十万两，陆续汇交出使大臣兼肄业监督李凤苞收支；又请由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会同督率照料。只是查后学堂学生中许兆箕等四人，先前已经由臣鸿章调到天津，派任水师学堂教习以及威远练船训练水手，都担任重要差事，难以立即命令他们出洋。现在计算后学堂学生只有二人，加上前学堂学生八人，共有十人，先派员将他们全部送到香港登船出洋。其余人员等选到合适的人选后，再继续派往。所需经费仍应由福州将军、福建督抚大臣会同臣兆棠，按照成案分年均匀拨款接济。

译津沪电线办理已有成效，请招商接办推广疏 臣在光绪六年八月奏请，从天津经陆路沿运河到镇江、上海，设置陆路电报，筹款垫办。办成后，选择公正的商界董事，招募股份、筹集资金接办，并设立电报学堂，教习生徒，自行经营管理。这年八月十四日，奉上谕说：现在筹办防务，南、北洋必须消息灵通，以免贻误军机。该大臣请求从天津经陆路到镇江、通达上海，铺设电线，是为了因时制宜。立即命令妥善筹办，并命江苏、山东各督抚责令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不得任其损坏，其余照所议办理。谨此奉行。臣由此看见朝廷主持重要政务、极力有益于军务谋划的深意，钦佩之情无法言表。于是督促前津海关道郑藻如、候补道盛宣怀、刘含芳等妥议章程，同丹国大北电报公司商订合同，代为购买材料，雇人勘察铺设电线的道路，以便由熟手指导。自七年五月初开始施工，到十月底工程完毕。中外消息顷刻之间即可互通。仍按照原奏招集商股，自八年三月初起交由商人接办，由官府监督。臣仍筹款补贴每年沿途弁兵的巡查费用一万一千两，以表示体恤。五年以后，如果电报收入有盈余，再停止补贴。夏季朝鲜发生内乱，紧急调动南、北洋水陆各军，实在依赖电报传递迅速；这种应对军机的速度，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即使是总理衙门同臣秘密商议出洋各使臣以及南方各省的重要事务，也无不迅速传达、立即办理，成效已经明显地共同看见。臣同总理衙门往返通信商议，认为应当劝集华商，先行接办从上海经沿海各口直到广东的陆路电线，以保障中国自主经营的权利。京城内外筹商军国大事、调兵催饷，也能够一气贯通；对于洋务和防务，确实有益。商民运输和贸易，也可以借助电报迅速传达，利益更加广泛。因此命令津沪电报局委员盛宣怀等召集各商人，妥善明确地开会商议。据盛宣怀会同各位董事联名火速禀报，拟请从苏州、浙江、福建各通商海口铺设电线，直达广东，并同现在广东商人所办的陆线相连接，预计将有六千里。按照津沪陆线的成本和工程费用计算，约需银四十多万两。只是沿途分别设置局所和栈房，筹办实在不容易。然而要收回中国自主经营的权利，就必须竭力筹划，劝集巨额资金，逐步开办，以实现报效的诚意。现已公议章程十条，呈请审核，并请援照旧案奏明，请旨命令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督抚转行沿线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等情。臣查核所议章程，尚且周密妥善，谨照原文抄录恭呈御览。正值中外交涉之际，必须激励众商，群策群力，共同谋求成功。虽然浙江、福建、广东各省路途较远，民情不一，但同治十三年沈葆桢曾奏请在福建境内兴办电线，以便迅速传达军报，已经蒙旨批准，却因循未能办成。署理两广总督臣曾国荃现在命令广东商人兴造陆线，已经形成局面。由此可知风气逐渐开放，南方官民都知道电报对于军务、国事和商旅有益。何况从天津到上海二千数百里的陆线建成后，沿途没有受到任何扰累，各省一定会听到消息。拟请下令给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督抚大臣，转令沿线各地方官妥善劝导，随事照料保护，不得稍有阻挠、损坏，以求此事必定办成，有益于大局。

译沈葆桢 察看福州海口船坞大致情形疏 臣在六月十七日赶赴马尾办理事务，已经奏明备案。随后接见有关人员和士绅，询问一切情况，并驾驶轮船，周游察看上下游形势，得知马尾这一地区，上游到省城南台水路四十里，下游到五虎门海口水路八十里有余。从五虎门向上，黄埔、壶江、双龟、金牌、馆头、亭头、闽安，都是形势险要的地方，其中金牌最为重要。从闽安向上，洋屿、罗星塔、乌龙江、林浦也都是形势险要之处，其中罗星塔最为重要。马尾隶属闽县，处在罗星塔上游，三条江流在这里交汇。中间港汊通向长乐、福清、连江等县，群山环抱，层层构成关锁。等到潮水盛涨时，海门以上的岛屿都漂浮在潮水中，退潮以后，洲渚、礁石、沙滩便全都显露出来。所以几十年来，外国轮船、夹板船常常停泊在海口。若不是本地人或长期居住在口岸的外国人引航，就不能自行到达省城。道光末年，地方大吏筹备海防，只是装载石块凿沉船只，堵塞林浦上游，竟然割弃了重重天然险要。臣询问海滨当地人，他们至今仍共同认为这不是良策。船坞在马尾山脚下，地名叫中岐。单就这一带地势而言，大江在前方，向南曲折流下，群峰从西面拱卫，形状像匡床。中间平坦的地方，原来是村庄田地；去年买下归官，才圈定为船坞。计算土地周围有四百五十丈多。去年冬天以来，招集民夫，填平低洼处，垒高低下处。考虑到田土松软难以承重，沿船坞密密钉下木桩加以稳固；考虑到海潮、溪水可能突然泛滥，沿船坞各处又增高五尺加以防备。船坞外三面环绕深沟，既借此通行运载的船只，也可以排泄积聚的淤水。船坞内临江的一边是船槽，铁厂、轮机厂、机器厂、木工厂以及堆放木料的栈房，都排列在其后。其余还有先前没有商定的事项，应等外国工程师来到福建后，再分别筹商安置。船坞外向东再向北，是臣和办事各员、士绅的公所。外面排列着外国工匠房三十间，周围用砖墙围住，像鱼鳞一样依次排列。外国工匠房左边，是法国学堂后续学生的住处三十间，式样大体同工匠房相同；再左边是英国学堂，学生住处也一样。靠近下面江边的地方，就是煤厂。山脚上方是中国工匠房。沿山脚再向上，山的左侧山腰可以远眺。臣命令原驻楚军的五百人依地势筑垒，不仅可以总览船厂全局，沿江上下几十里内的风帆、沙鸟，也都仿佛就在案几前。稍下方是监督日意格的住所。臣公所右边有外国医生寓楼和工匠首领寓楼；同日意格山楼相对的，是副监督德克碑的屋舍。下面是官道。将要到达江岸时，划出一片作为官街，以便民间贸易。各项土木工程，有的已经完工，有的完成了三四成到八九成不等。此时辰时以后，簸箕、铁锹伴着雨水纷纷而来，斧头也纷纷挥动，按日期督促工程，完成之日已经可以屈指计算。这就是船坞内外的大致情形。臣又认为船政的根本在于学堂。因此在六月十九日，就在马尾甄别法国学堂艺童以及英国学堂艺童。既根据他们的勤惰分别升降，又重新制定章程，除每日常规课程外，命令他们阅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论策，以明白义理。后来招收入局的学生，先关门考试，选择文理明通的人，尤其选择资质纯厚的人，等待日后叙用补缺。因为要学习技艺，不能不依靠聪明的人才。然而天下往往愚钝的人还能够遵循规矩，聪明的人如果不以中正之道约束，就容易走入奇巧邪僻。今天的事情，可以用中国人的心思掌握外国的技术，却不能用外国的习气改变中国人的性情。而且浮躁轻薄、行为险恶的人，必定没有持久用功的能力。将来学习天文、算法等事务，怎么能精益求精、越来越严密呢？慎重对待开端、谨慎处理细微之处的方法，是不能不讲求的。采购这一项，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很难。不怕优良材料难以寻找，只怕人心苟且敷衍。过去官场的习气，以浮夸冒充、敷衍塞责为能事。船政兴办后，更被视为谋利的聚宝之地。自去年以来，承办铜、铁、木料、煤炭的人不是没有；然而有时使用商人，扰民累民的弊病比官府还严重；有时使用官府，侵吞渔利的弊端又比商人还严重。至于劣等幕僚、奸猾书吏，勾结市井商贩，鬼蜮伎俩丛生。因此民间置办货物，尚且有精良的；一归公家，便有很多假冒伪劣。明知国库钱财应当珍惜，竟敢糟蹋国库钱财；明知重要工程不能耽误，竟敢耽误重要工程。说起来实在令人痛恨！臣近来又听说，过去外国船只所用的木材、煤炭，多从缅甸、暹罗运来。现在虽然已经派员先在近处采伐干材、搜寻矿岩，将来恐怕仍然免不了到荒远地区取材。相隔重洋，路途遥远，更要防备各种无法预料的情况。任用非其人，花费再多，最终仍归于无用。拟在这次刚开始发布命令时，就明确刑罚、严申法令，以警戒其他人。人心畏惧法律，之后弊端才可以除去，优良材料也才能全部到来。至于船厂兴办，固然必须招集工匠；轮船下水，舵工和水勇缺一不可。不仅要习惯风涛，更必须熟练精通枪炮。国家制造轮船，好比花千金购买骏马；如果冲锋陷阵时手中没有一件兵器，即使有日行千里的马，又怎么能够成功！现在外国工匠还没有来到福建，船只建成还需一段时间。拟先调来福建境内原先撤下的炮船十只，增练水勇二三百人。船只建成以前，可以用它们巡查缉捕近海；船只建成以后，就可以披甲登船，驾驶起来熟练顺手。这就是臣近日考察学堂、分头命令采购以及招募水勇的情况。至于制造工程，等日意格等人分批运送工匠和轮机到厂后，再另行具奏。除绘制图样咨送军机处、总理衙门外，现先将大致情形谨慎地会同一等恪靖伯、陕甘总督臣左宗棠、福州将军臣英桂、闽浙总督臣吴棠、福建巡抚臣李福泰，恭敬地通过驿站上奏，使皇上知悉。

译机器已经全部运到工地以及船厂当前情形疏 臣在本年正月初五日，已经将外国工程师日意格等购买的第一批机器运到工地一事奏明备案。四月十六日，又由外国的马梨阿勒各川丁船运到第二批机器。其中最大的是铁厂的水筒三口，每口周长几十围，高近一寻；轮船的水缸次之；其余是铁厂的一半器具，形状奇特，不按正确方法安置，所有机关都张列开来，连名称和类别也无法一一说清。当时分派官员、士绅督率民夫，搬运安置了二十多天，才得以完成。五月十九日，第三批机器又由外国夹板船运到，船名叫法彼尔士，比第一、第二批所用的船大一倍。据日意格说，其中所装的除铁条七千四百二十九条，以及铁片、铁钉、大炮、洋灰等数百件不计外，凡属机器的共有五百六十三件。最重的二万多斤，其余有一万多斤、七八千斤、三四千斤不等。从五月下旬初开始，几百名勇丁在炎风烈日中挥汗出力搬运，到现在一个月了，仍未完成。六月十七日，第四批机器又运到，船名叫汪德乃木。所装的都是轮船机器，重量共一百二万四千八百斤，件数三万五千多件。当时让船抛锚停泊在江中，先把较轻的物件用驳船分批运进船厂；其余重大的，等第三批搬运完毕后再作部署。当时排列在岸边、分头运输的船只，有一艘叫安迷喇，是运输美国木板的船；有一艘叫悦诺花思得，是运输▯食叻长短杂木的船；有一艘叫西洞，是运输船槽木料的船。此外还有从台湾运木材、煤炭的船，从厦门运砖的船，附近运输沙、石、土的民船，分载竹梢用来插护江岸的小船，搬运杉木、储盖各厂的排船，另外还有木▯小船未计在内。沿江码头星罗棋布，没有一处空隙可以容纳。因此每天役使一千人，也很难按期完成。福建省夏秋之间常有台风，机器和重船都从数万里外运来；如果因风浪发生疏忽，停工等待器材，势必拖延时日。现在各批机器陆续到齐，只是耗费力量安置而已。大厂一旦建成，便可以专心制造。因此中外官员和工匠都鼓足干劲投入工程，认为这项巨大工程的完成越来越有把握。船坞地基原来坍塌的地方，臣担心再次横向决口，从闰月下旬初就派弁兵进山砍伐竹子数万根，分别插在沿江水浅的地方。从前潮汐受到西南风激荡，汹涌冲陷前方的情况，现在已经减少了四成到五成。上游冲口处，原先准备让巨舰载石沉入水中；无奈水流回旋曲折，像万马奔驰，载千石的船无法下锚。现在在水中立木成栅，堆石筑坝，竭力阻挡急流。因为江底一向多是烂泥，泥土松软、石块坚硬，必须逐渐填实、逐渐加高，一时还不能立即完成。船坞四周的长沟应当全部填平，只是附近一带工程繁多，需要土容易，而小沟尚未挖通；如果遇到阴雨，便无法排泄。因此先在左侧沟口正对水流冲击的地方封堵，以杜绝眼前的祸患，然后再施工。现在急流渐渐缓和，果然经历秋季台风后，仍然安然无恙。潮头全都折向西边。以后水位下降、天气转冷，石塘才可以开工。这就是船坞地基的情形。船厂内部已经建成的，有转锯厂，里面安置一台十五匹马力的水缸。中间有三种锯轮：一是大直锯，二是小直锯，三是圆锯。外面有磨轮一台，钻机一台，车床两台，钳床三十五台。水缸中的蒸汽一升起，大大小小的铁轮便互相牵引，各种机器同时开动，声如雷鸣，迅疾如风。除零星的钳、凿、炉、削等设备不计外，还有重型机器尚未排列妥当，难以一一列举。四批机器已经全部到齐，原来的房屋容纳不下，于是又搭建瓦房三十多间，称为大机器所。轮船水缸高低凹凸、层层累叠，高得像楼房，机关彼此相通，数量成百上千；这些已经制成的机器从外国运来时都是拆散的，进入工厂后，必须花费几个月进行钉接、扣合、连接，才能使用。因此在制造地点修建了一处瓦亭，名叫水缸厂。外国铸造器物，都是先有铁模；开始时必须刻木作范，丝毫不能有差错，随后捣碎木炭，混合沙土，填入木范的空隙，脱模成形，再灌入铁汁。这样铁模便制成了。刻模的方法虽然慢，但制成后便可使用；铸模的方法则见效较快。由于进度有快有慢，不能混杂办理。因此分设两区：一是木模厂，一是铸铁厂。风雨针、寒暑表，都是轮船所必需的。它们的制作方法精巧复杂，所用器具或细如牛毛、轻如蚕丝。当工匠构思不停、受到日光刺激时，眼神就会涣散；一旦有所遮蔽，视力便会衰竭。制造场所的朝向、门窗开设以及阴阳向背，都必须由洋人调度。如今已经完工，可以统率工匠，分列工序进行雕刻。因此命名为钟表厂。西方人锻打铁器，小的需要人力，大的依靠悬机。悬机的器械，有的高大隆起，有的深陷开张，重量都达数千斤，森然挺立而又参差交错。目前大厂尚未建成，却已经需要开工；不用夏屋不能容纳。于是又临时搭建了锤铁厂。与铁厂相邻的叫铜厂，地方稍小，制造方法也与此相同。铁缸、铜缸等厂的熔炼炉很多，鼓风设备十分繁重。西法从地下取得风力，不劳人力。先在各厂周围铺设瓷砖作隧道，斜向引通到旁侧，以盘石覆盖，再铺土使其与地面齐平；在锯木厂一方的地窖中安装铁机，气轮一转，弹指之间，数百步以外的炉火便一起炽烈，力量是风箱的数倍。

译这种设施名叫风洞。铜铁重器从那里搬到这里，都需要一百多人。因此制造拖车以便搬运。但又担心泥土淤埋车轮，于是到处削木铺路，使道路两旁凸起，中间平整如磨刀石，以便推行。这种道路名叫木辙。从前绘画馆的设置寄居在栈房中。现在堆积的物料充斥，不能不另建一区。因此又设立绘事厂，采办铜、铁、煤炭、木料、石灰、绳缆等物。这些物资分别由各路运来，连绵的船只相接，依次搬上岸，不能不分开储存。可是堆积木材的地方如果没有潮水可以通达，不仅运出困难，也担心时间久了干枯腐朽。因此在船坞外南侧又建一区，名叫广储厂。又在船坞北面一里多、靠江的浅港处，圈出数百丈地面，层层堆放巨大木材，上接山坳，并派兵守卫，名叫储材厂。厂内除负责转运的办事人员外，随同洋人学习的有：锯木匠、造船匠、冷铁匠、铸铁匠、刻模匠、铸铜匠、制水缸匠、翻沙匠、车床匠、钳床匠。因营造各厂而招募的还有：砍木匠、版筑匠、锤石匠、制皮匠，共有二三千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各地人员杂处，完全没有统属和纪律，很容易滋生事端；没有地方居住，也难以召集。于是又在船坞外建造两处住所：左边的叫东考工所，右边的叫西考工所。都由有员职的绅士统领，早出晚归，于是没有混乱。根据日意格先前所说，中国工匠和洋人工匠所用器具不同，语言也不相通，做事处处隔阂。何况平素熟悉规矩准绳的人，大多已过中年，心力衰耗，往往不能探究深奥、通晓细微之处。请各厂分别招募十五岁以上、十八岁以下、有体力和悟性的人，有的十多人，有的数十人，以便教导，命名为艺徒。现在招募的已经有一百多人。又不能没有约束管理他们的机构，于是又设置艺圃。各厂事务繁杂，委派的员绅最近增至一百多人。他们天亮时出船坞，亲自率领工作，来回指挥奔走，直到看见星星才回去。途中还要吃饭，遇到暴风骤雨，想借屋遮蔽也没有地方，不能不小建几间房屋，以供休息。因此又设置船坞内官厅。雇工和杂役各有健壮的丁役，每天八九百人；若不用军法编制管理，就会散乱而难以稽查，呼叫也无人应答。因此每十人设一名什长约束管理，每五名什长设一名队长约束管理。特意派遣勤劳能干的武官统领他们。但必须有睡眠休息的地方、有做饭和厕所的地方，也要有稽查的地方。因此依山修筑营垒，大致像营房，这就是设置健丁营的缘由。以上各项，数月以来都已赶办完成，估计可以先后竣工。其余如炼铁炉、烧制砖片的窑、烧制煤骨的窑、锻烧蜃灰的窑，以及浸泡木砖的槽等处，有的刚刚开工，有的才在选择地址。经营完成后，还应陆续奏报。这就是船坞内外的情形。铁厂的地基，自去年冬天以来，开挖土方、打桩，以及嵌填石屑和石灰，都已经完成。需要修补的地方也没有多少。只是所需的坚砖和方石，数量极其巨大。总计五厂，需要砖数百万方；所需石料则从长二丈三尺六寸到一尺二寸五分不等，共有十万多块。用海船把砖运到下游，数量既多，不分几百批便不能全部运完。石料粗大沉重，运输更加困难。即使源源不断运到工地，搬运一块石头也非几个人不可。何况还要削方、琢平，势必难以迅速进行。正值盛夏酷暑，石头上像浇着热汤。凡是捶打凿刻的人，下面受蒸腾、上面遭曝晒，火星飞溅，皮肤焦灼，肌肉起泡。因此虽然监工每天催促，直到现在墙基仍未完成。厂内横梁需要坚硬木材一百五六十根，每根长须七丈二尺有余，周长八尺以上。附近搜寻采伐，没有这样的巨材。现在已经命令官员前往暹罗三马丹等处寻找购买。远涉大海的船只往来，只能依靠风候，更无法限定日期。所幸机器已经齐备，并有现成的轮轴。假如船材能够备齐，年底船身可以完成，尚且容易设法建成。只是制造轮子的办法，总要等到建筑设施全部齐备后，才会有眉目。这就是大铁厂的情形。洋将德克碑自从到工地以来，看到船坞内运输困难，愿意前往南洋寻访购买运货的夹板船，已经搭乘轮船前往安南各国。两个月以后，才能返回福建。现一并陈奏。第一号轮船下水及后续办理各项情形的奏疏。臣于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已经将船政的一切工程上奏说明，备案在案。本年正月起，广泛招募钻孔等各类工匠，拌灰、穿孔、填塞缝隙、浸润铆钉，铁匠负责锻打和镶嵌铁梁、铁肋、铁条等物。经过两个月，才完成这些工作。三月初旬，船匠才得以削刻梁座、安装机器、车制舵和桅杆。铁匠拆卸并搬移轮机、水缸等物，到船上装配，处处嵌入铆钉和螺栓；同时制造铜管、气筒、尾轮铁辊等物。这样又经过一个多月。四月以后，船内的工匠制造船艄、隔堵、战枰、桅架、锚车、皮板等物；船外的工匠赶造包裹龙骨的铜皮，分别制造重辋、凹槽、下水托辋等物。内外完备后，便涂上白垩和洋油，联接并铆固铜板。这样又经过二十多天。四月底，日意格禀报船上大小工程全部完成，请定期下水。臣命监工的员绅再次检验，没有差错。于是定在五月初一日趁午潮涨满时，将船放入江中。事前一天，用大锅煮牛膏、猪脂、胰皂油等物数十斛，灌入船底凹槽，凝结成约一寸厚；把船台最初叠放的木材逐节搬下，另垫木楔，使船身低低倚靠在两旁托架上，彼此相接，并留下数十根船旁撑柱支撑船体。

译到了日期，臣亲自率领提调周开锡及各位员绅，祭祀天后、江神、土神和船神。将近中午潮水平稳时，日意格督率工匠和工役等人，全部拔去撑杆；又将船头衔接的木楔，众人一起举斧敲打，使船体借全力向下滑行，随后锯断船头的托辋。锯到一半，船体突然自行滑动。转瞬之间，离开岸边数十丈。船上的人顺势下锚，停泊在江心。一万吨的巨船从陆地进入水中，水面只泛起微波，江岸也没有声音。中外人员一起欢呼，惊叹这是神灵相助。现在才升起桅杆，系好帆缆，安装床铺和炉灶，增添旗帜，制作号衣，整顿炮械，以准备出港。适逢提调道员胡光墉和管驾官、挂副将衔的游击贝锦泉，继续招募到八十多名通晓轮机的中国舵工和水手。臣想到新船如同刚驯服的马，如果没有缰辔调节协调，恐怕彼此不熟习。而且一概由中国人驾驶，最初试航于风涛之中尤其应当谨慎，再谨慎。因此命令管驾等人在船上加紧练习，由近处逐渐驶向远处。七月间，应当可以直接驶出大洋，开往津门，请皇上降旨选派大臣前往勘验。这就是第一号船下水的情形。第二号船自开工以来，工匠等人已经驾轻就熟，工程进展较快。现在船的边板已经封闭三分之一。再过两三个月，也可以下水。第三号船台的底桩，都已经按照规定钉好。整个船架一旦完成，便可以开始建造。木料方面，日意格购买的木材，年内已经运到五批，臣等已经上奏说明，备案在案。本年二月初十日，第六批报告到达；二月二十八日，第七批报告到达；三月初十日，第八批报告到达；三月二十九日，第九批报告到达；四月十二日，第十批报告到达。这五批合计装载曲木、直木以及▯酋板六万六千六百四十六幅地。去年委员刘国泰前往南洋办理的木料，于二月十七日报到。船名叫法苏甲里，共装载▯酋木、铁抄、打马、枷辘武结▯梨啷▯合蚋等木一千八百四十多节，石来板二千七百八十多片。其中可以用作铁厂横梁的木材不少。眼下优良木材接连到来，船工自然容易完成。只是机器的铸造专门由铁厂负责。福建省春夏阴雨连绵，版筑工程不易进行。监工员绅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在泥泞中号召督促。数月以来，▯瓦垣、石槛、石檐一律完成。屋顶的椽桷，也都按式样裁量完毕。然而铸造匠人正赶制船上的各种器具，没有空暇兼铸铁柱。因此房屋还没有完全建成。现在首船下水，铸造工稍微宽松，应当命令他们限期赶办。铁厂竣工后，就可以研究轮机的机关和窍要。轮机的精巧，能够运用自如、得心应手，造船工程才会内外贯通。此前派总监工道员叶文澜前往暹罗采购▯酋木。据报告，他于三月初一日平安抵达▯食叻，已经派游击吴世忠、举人蒋锡▯等先行前往暹罗。叶文澜先把在▯食叻办理的木料雇船装运，也于四月初六日前往暹罗。第一号船拟命名为万年清，第二号船拟命名为湄云，暂时用来作为称号。应等抵达天津勘验后，再恳请皇上降恩旨赐予嘉名，以光耀海内外。万年清谨慎委托游击贝锦泉管驾；湄云谨慎委托游击吴世忠管驾；贝锦泉原先驾驶的华福宝，委托挂都司衔的贝珊泉管驾，以便专责成事。

译船工将要竣工，谨慎筹议善后事宜的奏疏。臣私下考虑，船政设立之初，原计划建造一百五十匹马力轮船十一只、八十匹马力轮船五只。后来督臣英桂议定，将第七号改为二百五十匹马力。据该监督估计，工程和材料十分繁重，比一百五十匹马力的船增加一倍有余，请把一号抵作两号。此事经臣文煜等上奏说明，备案在案。总共应有大小成船十五只。除第十号以上已经多次奏明出洋外，本年八月初六日，第十一号济安试航；八月二十八日，第十二号永保试航。两船一时都以七十里为标准。轮机灵便，船身坚固，与安澜等船大致相同。九月十九日，第十三号海镜下水，估计年内可以出洋。第十四号轮船年内也可以下水，只有第十五号须等到明年春天。不过，中国工匠已经能够放手自行制造，这与遣散洋人工匠并不相妨。这就是船工将要竣工的实际情形。此后如果为了节省经费而停止造船，除了修船、养船以外，一切都可以节省。只是这样一来，既然很难继续，就不免把以前的功劳全部抛弃；而鹊巢鸠居，异族垂涎，更尤其令人忧虑。如果每年仍然建造两艘船，那么已经形成的事业就不会中途破坏，而洋人工匠的工费每年可以节省十多万两。然而中国员绅和工匠只能沿着已经形成的事业继续熟习，绝不能扩展尚未完成的事业并使它精益求精。这样即使每年都有成船，最终也毫无进步，与我皇上竭力谋求自强的旨意大不相同。臣私下认为，想要日益发展并取得成效，必须循序渐进。若要探究其中精微奥妙，应当把人才置于庄岳之间。前学堂是学习法国语言文字的地方，应选取其中天资聪颖、学业有根基的学生，仍然派往法国，深入研究造船的方法以及推陈出新的道理。后学堂是学习英国语言文字的地方，应选取其中天资聪颖、学业有根基的学生，仍然派往英国，深入研究驾驶船只的方法以及练兵制胜的道理。快则三年，慢则五年，一定能够事半功倍。这是因为已经升堂的人可以进一步求得入室之学，和连门径都没有找到的人不同。学生中若有学问优良而身体羸弱、不能承担进厂上船职责的，应当让他们留在学堂担任教习，来指导后进学习天文、地理、算学等书。三年五年以后，有从外国学习成才归来的人，就用他们补充学堂中后进而可造就的人才。这样人才源源不断地到来，朝廷就不缺可用之才。只是把这些办法与每年造船两艘合在一起，所需费用十分巨大。本年增加的月款二万可以省去，但原定月款五万，必定不能省。期限转眼就到，究竟应如何办理，谨恳请皇上命令各衙门迅速议定后具奏。如果认为以前往外国学习可行，那么数万里的长途旅行，突然实行也难免使人疑虑恐惧。臣奉到旨意后，还须同日意格以及生童等人认真订立约束，详细议定章程。必须每件事都合乎情理、使人安心，然后人人心中才有所依靠。臣不顾冒昧，谨会同一等恪靖伯、陕甘总督臣左宗棠、福州将军臣文煜、闽浙总督臣李鹤年、福建巡抚臣王凯泰，恭敬地联名上折，附驿站驰报。

译关于洋务事宜的复奏疏。臣于本年十月十七日接到军机大臣密寄的九月二十七日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海防急需切实筹划一折，其中所陈练兵、简选器械、制造船只、筹措军饷、任用人才并持久办理等各项，着令详细筹议切实办法；此外另有重要计策，也一并奏陈，不得用空话推卸责任。钦此。由此可以仰见我皇上日夜忧劳，意旨明白显著。臣反复拜读，感激得流泪。臣是迂腐浅陋的儒生，并不熟悉洋务。近年来任职船政，不过是借助他人成事，从未看见其中要领。然而不敢不把所能访察到的情况，参照自己的管见和浅薄测量，敬谨向我皇上陈述。原奏说，抵御外患比办理发捻更难，军队也比办理发捻所需更加精锐，这确实是正确的议论。那么军队怎样才能精锐？训练才能精锐。面对西洋枪炮的猛烈威力，即使贲育也无从施展力量，养由基也无从施展技巧。再看他们训练军队，枪队讲究步伐整齐的节拍、纵横徐疾的次序；炮队讲究旋转进退、前进后退和整顿队形的方法，以及测量炮弹爆炸远近、迟速的办法，反复精心讲求，仿佛忘了可以依靠利器一样。这是因为他们不把一个人的力量当作力量，而把千千万万人的力量当作力量；不把一个人的技巧当作技巧，而把千千万万人的技巧当作技巧。然而，训练义勇之兵容易，训练经制之兵困难。发捻事变发生后，各省无不舍弃正规军而招募勇丁，明知正规军没有用处。大难刚刚平定，却转而撤掉能够取胜的勇丁，重新使用没有用处的正规军。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几年来，封疆大吏想要纠正正规军积弱的状况，提高他们的饷银，使之与勇丁相等；把他们编入营垒，使之与勇丁一同训练。然而海上战事兴起后，又纷纷招募勇丁，从未听说认为正规军可以依靠。这是由于文法繁多而积弊深重的缘故。抚台的议论一旦确定，军饷又无力供给，就会再次议论裁减勇丁、保留正规军。使用那些没有得到供养的正规军，却供养那些本来不该使用的勇丁，明明知道这一点却故意违背它，还能有什么自强的办法呢？如果要用西法训练军队，就不得不先用西法训练将领。将领所不知道的，士兵就会欺骗他；将领所不屑学习的，士兵就会仿效。如今的名将，都是因剿灭发捻而立功的人。若一味沿袭旧习、墨守常规，就无从精进。况且这些历经百战的中年以后之人，要他们舍弃自己的长处，降低身份去学习西学，既不是他们所愿，也不是他们的长处所在。但即使不能完全通晓西方文字，也不能不深入明白其中的意义。应当请每省选拔熟悉军事、能够耐受劳苦的大将一二人，训练勇丁二万人，少则一万人，分为两军：一军驻在省会，一军驻在要冲。应屯驻大营，不要零星分散，专门训练洋枪洋炮。一旦临敌，接到调令即可迅速出征。选用熟悉西方军事的人担任教习。对我方大将以宾友相待，早晚同他们讲解，彻底探究其中的要法。几年以后，陆军营伍大概就可以依靠了。水师则以熟悉风涛的人为根本。枪炮按日操练，还可以希望一月见到成效。至于水师与陆师不同，外海水师与内江水师不同，近来的外海水师又与从前的外海水师不同。因为营伍原有名额中并不缺少精壮之人，只是他们熟悉城市而疏于风涛。即使曾经取胜的洋枪队用于陆路，尚且担心力量不足，哪里能调入水师呢？况且换了环境就不适应，如同患眩晕病一样，即使有最精湛的技艺，也无从施展。沿海渔户实在很多，招募并不困难，训练也容易。唯一困难的是管驾官。往浅处说，商船舵工、各口的引水员中，若有天资聪颖、在西洋轮船上历练多年的，可以担任驾驶，但一百人中只有一二人而已。往深处说，则必须通晓中外语言文字，明白算学和兵法，才能胜任，绝不是剽窃模仿所能成功的。上海出洋局十五年限满后，以及闽厂学生，再让他们出洋学习二三年，一定有能够担当这一选任的人。至于迎击、截击、尾追等方法，如果让数船合在一起操演，各种方法都包含在其中了。应当请将现有的兵轮船延请英国水师官一人来教练，以二人辅助他。除奉差驶出以外，其余时间应当每天合操。几年以后，水师大概也可以依靠了。经费不足，就应酌量裁减水陆军中多余而无用的人。不应立意大肆变更，也不应心存迁就。总而言之，把无用变成有用，关键在于督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宜办法。原奏说，各国枪炮日益更新、日益精良，明明知道应当仿效他们的长处，自己却已经落在后面。然而假如连这样的器械都没有，又能依靠什么呢？因此应考虑购买最精良的产品以及自行铸造的方法。枪炮并不是购买困难，而是认识它困难，使用它更加困难。新式和旧式既已分判，优劣相差悬殊。贸然购买，即使以低价得到，也只会成为废物。不能测量炮力的远近、炮弹爆炸的迟速，就不能试验，怎么能比较优劣？试放一发后膛枪只需花费几分银，试放一发螺丝大炮却要花费数十两银。摩擦需要费用，修理需要费用，因此得到这些器械的人往往严密收藏。时间一久生锈，一次使用后便不能再用。这样珍惜它们，实际上无异于丢弃它们。前膛枪发射一发的时间，后膛枪可以发射四发，所以临阵一定要使用后膛枪。法国的萨司博、俄国的白尔单、布国的莫司尔，都是后膛枪；其中又以美国的林明敦最为优良。近来英国的▯抵尼享厘又超过了它。现在听说布国新近制造的枪，又胜过这些。各国除洋枪外，都有小炮队，其中以美国的格林最为优良。它的大炮起初崇尚铜制，后来改为铁制；如今则非钢制不可称为珍品。

译前膛炮和后膛炮各有长短，但都以螺丝炮为贵。前膛炮装药装弹的人必须把身体伸到炮外，因此可以躲避敌炮；但开炮时很少有炸裂的忧患。前膛炮以英国的最优良。听说有一种新制炮，口径四十二寸，重量八十吨，开花弹重一千二百磅；试放时用电线点火，人必须躲避，否则声音会震裂耳朵。这恐怕不适合中国。后膛炮各国都有，但布国锻炼钢材的方法不是其他国家所能相比的。它的炮弹以开花弹为贵；然而攻击铁甲船时，若不是实心钢弹，便不能穿入。臣私下认为，洋枪应当随时访求最精良的购买。大炮以十多吨重的为宜。购买之后，必须每天进行操练，这样士兵得到训练，器械也得到磨炼。摩擦所需的洋油、砂布、棉纱费用，以及修理工匠的费用，绝不能节省。至于不至于减省费用来肥私囊，关键在于是否用对将领。铸造方面，天津、上海两局已经有了头绪，应当稍加扩充，自然会日益发展并取得成效。臣私下认为，技术操练应当专门化，专门之后才能精通，精通之后才可以进一步求精。应当请总理衙门把沿海各局全面筹划：哪些适合制造子药，哪些适合制造枪炮，哪些适合铸造铜铁，哪些适合制造船只，各自专任其事。用我们所有的，交换他们所没有的。确实，洋人每制造一种器械，必定要开设无数厂所。如果贪多求博而不能专精，那么厂房首先就不能容纳工匠，怎么能不草率呢？必须用这个局的盈余来补助那个局的不足。比如一千人的饭由一个灶做，表面看似费用很大，实际上节省得多；如果一人一个灶，费用必定加倍。今年臣在台湾，李鸿章陆续把天津局制造的洋药、金陵局制造的洋炮火龙送来接济。若由闽厂购买器械自行制造，费用将会怎样呢？臣购买洋枪，独取林明敦，也是因为上海局正在学习制造，子药可以互相补充，修理也不担心没有人。至于铸造枪炮，似乎应当仿照出洋局的办法，选派巧匠和聪颖少年到布国学习。取法于最高水平，希望取得技术源流；道路看似迂远，收效却会很快。原奏说：创立外海水师，应当如何增选兵船和铁甲船，以及如何自行制造、扩充，都应切实预先筹划。考察中国海上和江上的情况，近年来盗患还没有平息，倭人又制造事端，传递文报、装运援兵，从来没有感到棘手。这是有船便利的明证。然而淮军分三次装运，过了几个月才完成；合操时只派六艘船，就没有船可以供差遣。这又是船少弊病的明证。只是购买船只本来就是万不得已的急需。自从通商以来，从未见外国肯把完美的船卖给中国。想求得精良，非自行制造不可。官厂制造的船未必精良，但创始有了基础，就能逐步进步。外国苦于煤炭费用高，因为采用新式节煤轮机；苦于船肋使用弯曲木材困难，因为采用新式铁肋。应当请购买一副新式卧式机器，仿照它制造兵船；购买一副新式立式机器，仿照它制造商船；再仿照整套铁船肋，以补充弯曲木材的不足。不要吝惜眼前的费用，希望取得日后的成效。只是驾驶人才缺乏，船多了也不足以依靠。臣从前曾向赫德借用凌凡官兵，教各船合操。据说老一辈管驾官多出身于商船。他们熟悉驾驶，却不精通兵法。那些通过学习而出身的人，驾驶和兵法都有根基；再加上阅历，就能成为全才。因此，出洋学习这一项不能拖延。想要取得铁甲船的好处，首先应当知道制造铁甲船的困难。铁甲船的制造始于美、法两国，各国相继实行，其中英国最为精良。然而新式铁甲船试航时，整船覆没的事情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只求铁甲厚重，忘了上重下轻，一侧倾斜后就不能挽救；一次是只求水面能够躲避炮火，忘了船体不能承受而沉没。臣以前打算扩建船厂试造，费用既繁重，完成又需要时间；而且上等的匠师未必肯远涉来到我们这里。因此又有前往西洋订制，同时资助生童学习的建议。费用虽然多些，但成效较快。可是究竟造大船还是小船，一直没有定见，反复犹豫，无法折中。主张因地制宜的人说，造船必须考虑修船，吃水只宜一丈七八尺，使船能够驶入福州口。即使修建石坞、扩建厂房、增添机器，费用也十分巨大；然而海口关隘重重，距离海面还有数十里，突然遇到外来警报时，有几座炮台和几千精锐守卫，厂中仍可制造修理，以应急需；而且有可信任的华人驾驶，不会受到牵制。但船只行驶即使像通常一样快捷，也只能躲避敌人，从来不能战胜敌人。英国进入中国的铁甲船损坏后，香港船坞也不能容纳，只得转往东洋修理。东洋目前尚且没有大船，为什么却要有这样的大船坞？它的意图是可以看出的。况且应当仿效的还不止这一点。既然没有在下雨前做好准备，却仍抱有因陋就简的见解，岂不是轻视我们吗？如果果真如此，就必定要订制最大的铁甲船，又必定要选择沿海水最深的地方，建造最大的船坞。最大的船厂，所有机器、洋人工程师和工匠都齐备，再设置重兵、凭险防护，确实是宏伟壮观的景象。但仅仅这一项，已经不是一千多万金钱办得成的。况且极深的水内江没有，必须在外海。我们的全部力量集中在哪里，敌人也必定会用全部力量来攻击哪里；一旦外部发生警报，本厂仍须停止，等待其他厂来救济。何况华人突然得到大船，没有人敢承受驾驶的责任。雇用洋人工匠，临到警报时必定万分周折。臣虽生长海滨，从未出过洋；自从任船政，才知道福州海口；奉命前往台湾，才见到台湾海口。究竟什么地方适合建造这样的船坞，无法凭空揣测；又深深忧虑积累费用的困难和开始工程的困难。因此日夜徘徊忧思，寝食不安达半月有余，却仍不能凭主观臆断。谨将候选知州张思桂所议，以及洋将日意格所陈，写信送达总理衙门，以便采择。

译原奏说，没有大宗巨款不能开办，没有源源不断的饷源不能持久；以四成洋税作为经费，存款并不多，还应寻求开源节流的办法。考察四成洋税，各关每年收入多少、从何处借拨多少、户部现存多少，并不是臣所知道的。只是想到天下洋务的总纲在总理衙门，天下财赋的总纲在户部。必须由总理衙门周知户部实际存款数目，然后洋务才能全面筹划；也必须由户部周知各关实际存款数目，然后才能随时应付总理衙门的急需。估计四成洋税，各关一定不敢侵占挪用。也许有人指拨六成洋税，但数额超过实际收入，于是暂时挪用四成，等待日后补足。只是必须把六成不足以供指拨的地方立即切实奏报、咨文说明，然后户部才能权衡调剂。如果秘而不宣，六成既然不够指拨，又怎么会有补足的日期？各关把它当作支出，户部却还当作存款；天天拨用，亏空越来越深，最后才全部说出，贻误一定很多。谈论开源的人说：借洋款。但今天借来的数目，就是日后要偿还的数目，并不是财源；而且还要把厚重利息输送到海外，不是到了燃眉之急，谁甘愿割肉。有人说：大规模开捐。但民力已经枯竭，降低成数只会滥授名器，百姓未必会踊跃捐输；即使强行压迫，所得也不会多，而且这种办法只能用一次，不能再用。又有人说：增加洋税。不论外国人把利益看得像性命一样重要，势必不会允许。即使竭泽而渔，也不是招徕商人的办法。现在洋税还没有弊端，尤其不应给人借口，以开启偷漏税款的端绪。又有人说：清理田赋。发捻之乱接连十多年，而元气还能够逐渐恢复，是因为国家即使危急，也从来不肯增加赋税，农民稍微能够自存。如今按户搜索，百姓无法生活；州县层层强迫勒索，难以忍受，若稍稍增加粮额来应付，所得能有多少，却留下的累害非常深。又有人说：收取盐利。盐业归官府办理，如果得到刘晏那样的人才，不是不能很快见到兴起的成效。然而船只接连、桅樯相望，完纳厘课而享受其中厚利的，是我们的商人；肩挑背负、逃避厘课而偷取微利的，是我们的百姓。即使得到像刘晏一样的人才，也不过是巧取商民的利益，归入官府；万一不如刘晏，弊端就有说不尽的了。不要扰乱诉讼和市场，其中深含古人的用意。看来还不如仍按旧章办理更好。如果要谈开源，或许在煤和铁方面吧？福建古田等地出铁很多，洋人使用后，都认为铁质胜过西洋。只是当地不产煤，要用松木炼铁；近山的松木用尽，铁矿也就废弃了。况且水路不通，运输十分困难。煤价每担只有一千多文，运费却加倍；即使稍微提高价格，也不能源源运来。台湾产煤，听说也产铁；但不懂用煤炼铁的方法，所以过去一直没有试采。臣曾写信同总理衙门商议，请他们让赫德雇请一名洋人来台湾考察矿山。如果确实煤苗旺盛、质量优良，再行约议试办。近来听说李鸿章已经在磁州举行试办，将来也许可以仿照办理。煤炭如果充足，财力就不会耗费在西洋，同时又能使贫苦百姓做工，还可以用所得供养劳力。台湾的樟脑、石油，虽然利润比不上煤炭，也属于土地不吝惜宝物的一端。硫黄按照旧例禁令极严，只是越禁止越免不了泄漏流失；不如收归管理，以扩大储备军用。但这些都要数年以后才能见效。目前开始办理，仍然苦于费用难以筹措。至于节流，也不过是裁节无用之费罢了。臣认为，用来克敌制胜、供军阵使用的，武科应当裁撤；南方粮食改由海运，漕标也应当裁撤。事权贵在统一，责任落实贵在专一。既然如此，与总督同城的巡抚就应裁撤。减少一分虚耗，就可以增加一分实际用途。我们的皇上亲自实行节俭，连露台的费用都爱惜；凡是臣工，谁不应当仰体皇上的这番心意呢？原奏说，以上各项事情只要用人不当，就都会归于白费。请选派熟悉军事、享有重望、实心办事并熟悉洋情的大员统率军队，由各位大臣共同议论推举，奏请皇上钦定。臣天性疏陋昧钝，哪里足以谈论知人善任？只是就所见所闻，再兼具这几方面长处的人，没有超过李鸿章、左宗棠的。李鸿章坐镇京畿，国内外洋务本来就依赖他主持。左宗棠一时能否舍弃陕甘而来到海疆，不是臣敢妄自参与末议的。臣私下观察兵部侍郎彭玉麟，忠肝义胆，远远超出同辈，一定能够替国家担当大事。虽然做官任职不是他的心愿，但抵御灾患，他一定不会推辞。有人或许担心海疆统帅时常同洋人交往，如果性情刚烈，恐怕容易产生嫌隙。却不知道天下只有忠义之人最能坚忍，即使远方之人也未尝不考察他的平素品行而产生爱戴敬仰之心。至于后起人才，既然关系到培养，更需要历练，然后才能多方选取、广泛任用，使人才来源不断。近来人才方面的弊病有两种。一种是误入空谈，认为公众的愤怒可以击退敌人；一谈到外国事务，就斥责别人是汉奸，等到自己身处其中，又茫然不知所措。另一种是拘泥于习惯的见闻，认为我们曾经用这种办法击败发捻，作战凭气势取胜，不应被外国人欺凌的言论吓倒。等到临事时才明白自己不如人，就已经晚了。近来惩戒这两种弊病，又转而取用柔和圆熟的一路人才；只要会说洋话、略懂洋文、能够调停交涉事务的人，便认为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却不知道只有一技之长、末端技巧，作为顾问、供人驱使，未尝不可；至于真正的学问，他们并不了解。行军布阵，中国把它看作凭力气作战的武夫；西洋却没有不读书的武臣。规矩准绳，中国把它看作靠体力谋生的百姓；西洋却没有不读书的工匠首领。我们认为粗疏的，别人认为精细；于是别人得到精细的，我们得到粗疏的，本来就是如此。臣从前特意请求设置算学一科，确实因为外国统摄、权衡万事的方法，全都根源于算学。而中国鼓励和任用人才，没有比制艺科更快捷的办法。如今同文馆的设置已经多年，其中应当有学业勤奋敏捷、心术明正纯粹的人。能否仿照满人的笔帖式、汉人的小京官，把他们调入总理衙门，使其学习外国事务，慢慢考察他们的成就，再决定升降任用？

译其中尤其特殊的，应当把他们提升到司官职位，待遇与正途出身的官员相同。在同文馆施教，是为了培养他们；在总理衙门任用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历练。没有培养，才能就无从开始；没有历练，才能就无从施展。那些出洋学习有成效而归来的人，更应当优先提拔任用。名位所在之处，众人都会争相趋赴。这样日益推广，人才就会多得用不完了。臣所见到的洋师，都说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实在胜过西洋人。只要循序渐进地求取，就不必担心他们不能精进。不过风气刚刚开始形成，苦于没有人督促统率。就拿船政一事来说，如果能让通晓制造根源的人主持其间，所取得的成就一定不止如此。如今督率艺徒的只是匠首，而匠首的才智还不如艺徒；督率匠首的是绅员，而绅员的才智又不如匠首；督率绅员的是臣。绅员还能知道其中的大概，臣则是一无所知罢了。一切造船、驾驶船只的事情，臣不能亲自审察其是非，只能询问哪里好、哪里不好。心力交瘁，耳聋眼花又有什么补益呢？这正是培养、历练后进人才之事不得不急切办理的原因。原奏议定开办以后，应当怎样同心协力、历久坚持，更应当共同竭尽公忠，永远顾念大局。臣认为，要取得持久的成效，应当探究不能持久的根源，预先加以杜绝。假使财用充足，日积月累地发展，谁愿意承担坏事将成的名声，去改变即将成功的事业呢？所担心的是，用无益之事损害有益之事。开始时本来并不是同自强的宗旨相冲突，等到接连办事、逐渐铺张，暗中滋生赔累，耗费的门路日益增多，府库的积蓄日益减少。水灾、旱灾、盗贼的忧患相继发生，掌管财政的官员仰面向屋，民间议论纷纷。这时想采取苟且应付的办法，也不可能了。人情愤怒时就会奋发，安乐时就会颓靡。只要朝廷内外、朝野上下始终把庚申之耻悬在眼前，哪里能把自强的念头全都置之度外呢？至于办理不善，应当责怪办事者措施失当，不能因此半途而废。时势彼此不同，如果确实要给办事者以权宜处置的便利，就不应拘泥文法苛责。有的人把不变看作持久。自强的方法，是听到正确意见就能够改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是，以练兵、整顿武器、制造船只为自强的目标，以筹措军饷为自强的纲领，而贯穿纲领和目标其中的，则是持久的精神和持久的作用。士大夫知道格物致知是进入圣贤境界的途径，也是报效国家、经营政务的根本，于是阅读有用的书籍，把所学用于有用的地方，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才。局内的人接受局外人的批评纠正，集思广益，不把它看作空泛之言；局外的人体谅局内人的苦心，坦诚直言，各自贡献自己独到的见解。人人都能尽自己的力量，只有不苟且附和，才能做到真正的和同。因循敷衍的弊病，或许可以免除了。

译张佩纶 请创设外海兵轮水师疏 臣认为，泰西各国之所以能够纵横海上、难以与之抗衡，不过是因为船坚炮利而已。二十年来，中外已经通商并订立条约了。然而各国的钢船、钢炮，制造技术日新月异。他们像鹰一样凶猛、像狼一样贪婪，注视并垂涎亚洲的心思，本来就是路人都知道的。国家即使大力整顿水师，仍然担心不能抵敌。如果再迟疑观望，不为自强谋划根本之计，实在恐怕海上的警报将几乎没有停止的时候。考察中国的海岸，东起奉天、锦州，南到琼州、廉州，绵延一万多里。各省海口，多的有几十处，本来就防不胜防。如今俄国占据海参崴，窥伺混同江一带；日本袭取琉球，伺机窥视台湾、澎湖；英国夺取香港，法国夺取越南，葡萄牙夺取澳门，从三面逼近广东。这些大海的险要，我们已经同他们共同拥有了。西洋各国又开辟红海以走捷径，设置海底电线以传达军情。一旦发生事情，他们航行三万里，却能及时调兵，运输供应不断，排除重洋的险阻，可以直接叩击我们的门户。我们却只能自己扼守海口，集合陆路兵力来抵御他们。进攻固然有利，退守也没有坏处。客军的形势会越来越安逸，主军的形势会越来越劳苦。这本来是论兵者深深忌惮的事情，也是筹划海防者应当知道的。自从广东和捻军平定以后，中国逐渐整治船厂、购买机器，以建立兵轮水师的基础。可是军饷力量不足，人才不能涌现，水旱灾害不时发生，朝廷内外的议论又不一致，直到今天，外海水师船只仍未改变旧制，各省轮船也没有形成固定制度。没有警报时，南洋、北洋的经费各处都拖欠不解；有警报时，南洋、北洋的经费又被各省截留。照这样仍不改变，却希望沿海水师足以准备攻援、足以资助战守，也已经很困难了。同治年间，丁日昌请求设置三洋水师提督。左宗棠说，海防这一水路可以通行轮船，听到警报便可赶赴；北、东、南三洋各自驻扎师船，常年会合巡哨，自然形成常山蛇首尾相应的形势。如果把三洋兼并分统，反而会产生彼此的界限。李鸿章也说，沿海口岸星罗棋布，如果处处驻扎重兵，费用极其浩大；他的意思是集中全部力量扼守要害，尤其戒除分散设防的弊病。后来沈葆桢才有轮船集中在上海操练的奏议。臣考察西洋的兵制，水师都专门设置海军部，兵权极重。英国人赫德曾经在总理衙门提出建议，也以请求设置总海防司为说。深思几位老成之人的筹划，再参照五六个海洋国家的新制度，水师应当合并而不应分散，应当整齐而不应零散，其中的利弊也大致可以看清了。既然如此，要寻求制服敌人的办法，就非创设外海兵轮水师不可；要取得横行海上的功效，就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水师政务大致有四项：一是审察形势，二是训练将才，三是整治师船，四是考察工艺和器用。海防事务，督抚不能不问。但各省既然划分疆域，就不能完全抹去彼此界限。如果责成重臣，把沿海口岸分别划分为要冲和次冲，哪里可以屯驻铁船，哪里可以修建炮台，哪里可以修造船坞，哪里可以埋伏水雷，使将帅成为一家，水陆贯通一气，才能血脉贯注、骨节灵活。海口的宽窄、潮汐的往来、泥土的坚软、礁石沙滩的厚薄，绝不是一个人的耳目所能周全、一个人的手脚所能办理的。等到兵力过多而使用分散的弊病消除，集思广益的成效显著，那么勘察地势的职责就应当专门设置。陆军宿将，强行命令他们巡视海疆，固然担心调到不熟悉的地方不能发挥作用；即使是过去统带内江长龙舢板的楚将，也不熟悉海上的风涛航道；过去统带红单艇船的粤将，也不熟悉机器、测量和原理，仍不敢轻率地把此事交给他们。南洋、北洋的轮船，近来大多招用洋员，给以重金，临敌时却请求退避，终究难以获得客卿、外籍将领的益处。要寻求水师将领人才，只有出洋学习的学生，或许可以选中。然而如果师船不能时时巡游、时时集中操练，技艺就会日益荒废懈怠，心志也终究会归于骄惰。无能的人有时凭借奔走钻营而谋得升迁，多才艺的人有时因为朴实笨拙而被埋没停滞。陶冶、融合、鼓舞人才，全都依赖主帅大臣，所以驾驭将领的职责应当专门设置。海上的战守，没有比师船更重要的。广东省的船只，河战、海战两方面都不够用；福建船厂制造的船，军用、战用两方面也都不够用。即使是赫德订购的[B177]船，机器外露、火炮沉重，船底平、航行迟缓，长处在于守港，难以航海，也不是水师所适用的。如今定远、济远、镇远等铁舰既然还没有来到中国，只有北洋的超勇两艘、南洋的开济五艘，可以号称新式船只罢了。然而中外议论，有的说艇船仍不可裁撤，有的说帆船也不能废弃，有的说中国安置铁船的口岸很多，有的说南洋水性过热，海虫水草足以损害铁船。若不是深谙军事、熟悉外国情况的人详细考核，购买船只既受他们欺骗，停泊船只又没有找到合适地点，都足以招致侮辱、损害威望。至于罗盘、海图，考察应当精密；鱼尾雁行的阵势，阵法应当讲习。尤其不是专心一致、日积功效不可做到的。因此，整治船只的职责应当专门设置。购买外国军火已经多年，只有南洋、北洋有克虏伯炮和各种精良枪械，而云南、广东各军，连求购一种枪也要费尽周折，仍把它当作稀奇货物来收藏，这说明各省的风气还没有开放。设置外国机器已经多年，却因陋就简，工艺不能同精巧规矩相比，直到今天，造船材料以及制造枪炮的钢铁，都还必须从外国购买，这说明机器制造的根本还没有建立。如果能得到专门人员，统筹经营南洋、北洋，研究木材采伐的方法，区别各种木材的性质，以代替外国木材；研究炼铁、炼钢的方法，先探究它的根本，然后确定轮机的型号，选定枪炮的种类，使所用材料不杂而兵器精良，工艺不杂而技术精湛。

译其他如水雷、鱼雷以及行军所需的器械，也应选择地点、选用人才，通盘筹划、兼顾各方。这样军火免于缺乏，军饷所需也免于虚耗，那么整顿器械的职责就应当专门设置。只是七省水师如果特派重臣筹划经营，创办之初必须准备一千多万的经费，办成以后每年还必须有数百万经费。统筹国家财用，也知道财力难以承受。然而用一支水师承担七省的防务，也就是由七省筹措一支水师的费用。各位督抚通力合作，调剂有无，应该不至于束手旁观。水师逐渐扩充，远则七年，近则五年，积蓄力量、经营筹划，竭尽精力和心思，或许可以有所成就。中国这样广大，圣明诏令这样宏大，又敬畏上天、体恤百姓、讲求信用、修好睦邻。假使外国人逐渐受到德礼的感化，难道不应当使欺诈猜疑全都消除，来亲近我们、传来友好的消息吗？可是十年之中，丰大业案件刚刚议定，日本就挑起战争；马嘉利案件刚刚平息，俄国人又提出要求。东面失去中山，南面又在交趾海战中受挫，这是为什么呢？他们把水师和火器作为长处，凭借武力保护商业，凭借战争要挟和平，而我们还拘泥于旧船旧炮，不知道改变方法。只想让将士用血肉相搏，让文臣用口舌争辩，形势也就常常已经来不及了。臣反复思考，从今以后选拔将帅、筹划水师，在国家政务上是后续之事，在海防上却是当务之急。应当请专门派遣大臣，把沿海七省水师改建为兵轮水师，作为永久的制度；使各省船厂、机器局都归其调度，以便专一责成。这样内政兴办起来，外部防御也能宽裕，或许可以收到吸取教训、预先准备，以及卧薪尝胆的成效吧？至于怎样筹定军饷、建立衙门、请派大员办理，请求下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户部妥善议定后具奏。郭嵩焘 《罪言存略》小引 嵩焘二十岁时，禁烟运动兴起。天下纷纷议论海防。第二年，定海失守；又过一年，和议达成；又过五年，签订《金陵条约》；又过十二年，签订《天津条约》；又过两年，在京师订立条约；又过十七年，签订《烟台条约》。总共三十七八年，事变太多了！庚子、辛丑年间，我亲眼看见浙江海防失误，便同人愤然谈论战守的关键，自以为忠义之气不可遏止。癸卯年在辰州任职时，听张晓峰太守谈论禁烟事情的始末，恍然悟到自古边患的兴起，都由于处置失当，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此后读书、考察历史，才稍微能够窥见其中的关键，辨明其中的得失。时间久了，更看出南宋以后的议论同北宋以前截然不同。然而从这些成败利钝的迹象中，也大致可以看出来了。偶尔谈到洋务，往往在事情发生前就指出问题，后来都得到验证。于是有人说嵩焘能够了解洋务。那时我对于泰西各国的政治、教化、风俗以及它们致富强的原因，茫然无知，所持守的不过是自己的道理罢了。癸亥年秋天，我暂代广东巡抚，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判断处理事情是否恰当，认为凡是洋人所要求的，都可以用道理加以限制；他们所抗拒的，也都可以用礼义加以疏通，于是稍稍有了自信。退下来后把这些话告诉众人，却全都格格不入，不能被接受。他们矜持自负、傲慢轻视，却不肯深入探求。大概南宋以来诸儒的议论，禁锢人心七八百年，不容易突然改变。我衰弱多病、精神颓唐，出使海外，众人都怀着世人想要杀死我的心意，两湖人士指斥得尤其猛烈。我也竟然不知道他们所持的究竟是什么义理、所依据的罪名是什么。等到他们摘取我的一两句话，援引苛细文句加以罗织，牵强附会来申述自己的说法，不过是迎合流俗、求取快意。私下认为洋人进入中国，造成的祸患已经很深，哪里是虚妄的议论、嚣张的意气所能排斥驱逐的呢？只是幸好能够多得到一两位通晓他们真实情况、熟悉其利弊的人，就多一套应变的办法；即使端坐不动，也能收获其成效，从而使他们奔走效顺尚且来不及，岂只是为了保全国体、谋求安定百姓而已。奉命出使两年，处理的事情大概很多，但总的说来都只是当时一时一事的利益，不能涉及国家安危的大计。我稍稍检阅奏议、书说，详细论述洋务机宜的文章有几篇，便刊刻保存下来，给乡里的士大夫们看，他们群起据此把我当作罪人，于是命名为《罪言存略》。我把它拿给一两位至交考订，希望疏通他们的闭塞、扩大它的益处，也不敢指望人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时在己卯年夏六月。

译拟陈洋务疏 臣因病两次请求休假回乡，蒙受天恩，优厚地赐给假期。当时滇案的办理已经有了头绪，但臣久病未愈，按理应当请求退职。五月二十四日，英国使臣威妥玛贸然离开京城，滇案未能议结，臣哪里能够立即置身事外？自然应当勉强支撑，暂时请求销假。不过，眼下办理洋务的机宜，有些大概情况可以说一说。臣恭敬地思考，夷狄成为中国的祸患，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控制和抵御他们的方法，不过是战、守、和三种罢了。他们的侵扰有固定的地方，势力的盛衰也有一定的趋势，只要因时制变，便足以应付。洋人以通商为名义，环绕各海口排列，深入长江数千里，借机制造事端，以求取便利。表面上是外患，实际祸患在内地；表面上是敌国，实际祸乱不出于邦交。因此臣认为，今天的洋务，战、和、守三者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战争有两种：一种是进攻剿灭的军队，一种是应付敌人的军队。西洋各国远隔数万里，中国显然不能前往进攻。况且洋人训练军队、制造器械精良，他们的君臣共同研究，日新月异，从未稍有停息，却偏偏不肯轻易用兵。他们把各个通商口岸都看作获利的渊薮，格外加以保护。既然他们不谈战争，为什么要迫使他们开战呢？和议有三项：一是确定岁币的等级差别，二是商议聘使的礼节，三是辨明称号的尊卑。洋人通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争论这些问题。咸丰七年，广东发生战事，上海、宁波的通商仍照常；第二年，天津发生战事，就连广东的通商也恢复如常。他们苛刻索取军费，只是认为既然因此用兵，军费就应当从这里取得补偿，始终不过是为了通商而已。每发生一次事端，他们就增加一个口岸，遍占要害，所争取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更不能把这当作和议来谈。至于守卫的道理，从上古直到今天，从天下到一家，没有能够废弃的。中国沿海九千多里，大小口岸一百几十处，虎门、大沽都被称为天险。道光二十五年三个口岸通商以后，洋务办理已经形成一定格局。增修虎门炮台，作为善后之计，费用达到数百万。咸丰七年，洋人长驱直入，炮台被毁得一无所有。咸丰九年，天津防堵，良将劲兵、高垒巨炮的作用，最终也不能长久坚持。至于广东辗转延误，造成宁波失守；金陵辗转延误，造成镇江失守。一直到咸丰七年，广东省城被洋人袭入，战事波及天津。洋务于是到了无从办理的地步。这些已经发生的迹象，也大致可以看清了。如今洋人的势力还遍及内地，设置公使，驻扎京师，竟然没有藩篱阻隔。因此臣认为，守卫是治理国家的常规策略，却不是眼下防守海疆的制胜办法。臣私下认为，办理洋务，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讲求应付事情的办法罢了。应付的办法，不外乎理和势两方面。所谓势，是彼我双方共同面对的形势。有他们必争的形势，也有我们必争的形势。权衡轻重，分清缓急，先使事情和道理在心中明白。他们必争的事情，是我们不能不应对的；他们必争而又是我们必争、我们却万万不能答应的事情，适宜答应的就答应，毫不迟疑；不适宜答应的就拒绝，也毫不屈服。这就是所谓势。所谓理，是我们用来自处的原则。自古以来中外交战，首先要审察谁曲谁直。形势足够而道理又坚定，就不能违背；形势不足而又没有别的可以依靠，就尤其要依靠道理去折服对方。臣看过历朝平定准噶尔、布鲁特的方略，都是以至仁之心诛讨暴逆，坦然把诚信显示给对方，招抚携离、怀柔远人，处置委曲而深厚。乾隆二十九年，西疆乌什发生叛乱，办事大臣某某已经被叛贼杀害，追究挑起事端的原因时，连他的子孙也受到责罚。嘉庆二十五年，回疆发生变乱，参赞大臣某某因回民控诉而被逮捕审问治罪。道光二十九年，甘肃诱杀撒拉番民，也经控诉，逮捕审问了督臣某某。对于所属的回部、番部各部，都要加以安抚、抚循和处理，务必做到公平，只怕有一个人感到冤屈。这确实是历代圣君控制中外的成规。应当深入探究古今得失的原因，仔细考察彼此应对的适宜办法。这就是所谓理。臣只想到，洋人的强大，以及他们逼近中国所造成的祸害，远远超过前代；而他们借端凌辱、乘机索取，中国同他们相处的情势，也完全不同于前代。处理得法，那么对于各口岸税务、学馆教习、训练军队、制造器械等大事，洋人彼此共同经营筹划，从来不会稍有猜忌；处理不得法，议论就会繁多，变故就会滋生，往往小事酿成大事，容易的事变成困难的事，以至于留下无穷的累害。臣看办理洋务三十年来，中外臣子都沿袭南宋以后那种以和为耻、以战为高的议论，积成了数百年的习气。至于北宋以前，上推到汉唐，安抚边疆、应对敌人的深谋远略，都记载在史册中，却从未认真阅览。对洋人的情势尤其茫然，不能推测他们的底蕴，也不能看清他们的究竟。朝廷设立总理衙门，专门办理洋务，却也不能不顾虑内部舆论，犹豫观望，不敢直截了当地办理。臣资质平庸、见识浅陋，已经受到众人诟病讥讽，哪里还敢再上奏陈说？然而私下考虑，如今关系天下利弊的事情，没有比洋务更重要的了。直隶督臣李鸿章、两江督臣沈葆桢、福建巡抚丁日昌，熟悉洋务，精深广博，能够筹划富强的办法。他们在同洋人交涉洋务方面，也都深得其中的体要，能够维持并保全大局。臣才识短浅不足，但自道光二十二年办理洋务以来，根据所见所闻，参照前代事迹，对于中外交往的道理有了深刻领悟，内心非常确定。臣疾病缠身、昏昧愚钝，虽不能自行效力，但其中的道理确实有可以说的。谨就今天办理洋务的机宜，略列四条，可以作为施行的参考。恭候圣明采择。

译一、国家设立军机处，作为发布政令的地方，中外事务都归它裁定。咸丰十一年设立总理衙门，完全仿照军机处的章程，于是同军机处并立。当时恭亲王实际主持总理衙门，可以专断处理；又因为交涉洋务时多持正议，不愿让其他人参与。如今已经办理十多年了。考察西洋的大势，总理衙门应当成为国家的固定制度。颁发上谕以及一切处置事务，不能不归军机处办理。军机大臣如果没有奉派兼任总理衙门的职务，就茫然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是非得失也无从推求。臣愚昧地认为，军机大臣都应兼有总理衙门的衔名，这样或许能够讨论形势，全面筹划、周密思考，以期有所补益。一、西洋通商过去只限于广东一个口岸，后来沿海开放口岸，又扩展到奉天，内地则到达江西、湖北。法兰西分割占据安南，同广西接壤；俄罗斯出入西北各口岸，遍及陕西、甘肃以及山西；英吉利又商议同云南通商。四川、贵州、河南的教案也层出不穷。目前没有洋务交涉的，只有湖南一省罢了。一定要能够熟悉洋人的情况，办理起来才会从容。对这种事情稍有疑惑，就把它看得像荆棘刺身一样；开始过分坚持正论，后来辗转改变说法，迷误必然很多。因此今天的人才，最重要的就是通晓洋务。自从同洋人通商以来，事变多次发生，大多是因为华洋交涉案件争辩纷纭，而办理结案的结果总在于讹诈索取赔款、扩大开放口岸。这正是他们的用意所在，却没有人预先防范。动不动就积累嫌隙、产生冲突，激成事端，辗转给他们提供挟制的机会，使他们达到自己的欲望。推究其原因，是地方官不懂洋人的情况；既把制造冲突当作能耐，又多加粉饰；还把了结案件看作受屈，于是更加推延。这样的情形，用在民间诉讼案件上，含忍受冤，也还说得过去。但用来对待洋人，必然会产生许多事故。因此臣认为，考察研究洋务也没有别的意义，不过是通晓其中的事理罢了。汉代诏令派使者出使绝域，把他们看得同将相一样重要。当时所急于处理的，不过是在酒席之间一日之内折冲樽俎，实际上远不及西洋事务关系重大性的万分之一。伏愿皇上考察延揽人才，勤勉寻求方略，希望使中外臣子不要怀有轻视远方人的心思，能够洞察其得失利弊的根源，忍辱负重，刻苦自我磨炼，以此激励士大夫的心志，奖成士民奋发有为的气概。对外筹划应接之术，对内建立富强之基，全在朝廷一念之间的斡旋罢了。一、驻扎西洋各国的公使，绝不是今天的急务。其中只有美利坚的金山，中国旅居在那里的人有数万人，附近又有秘鲁和西班牙所属的古巴，还兼有招募工人的事务，足以办理。除此之外，其他各国全无可以凭借的条件，却要依靠远在数万里之外的使臣，遇到事情同他们争辩，事情和道理稍有虚饰，困窘羞辱立刻就会显现。即使有才干的人，也只是把有用的人才白白耗费在无用的地方。将来海道开通，中国商人能够到各国设立商行，有事务需要经理，再逐渐选派大员担任公使驻扎，自然不可缺少。现在出使各国、结交友好，实在没有多大关系。既然已经奉派出使英国，各国就相互援引作为先例。我正担心此后出使的国家每年一定会增加。臣认为，考察研究洋务，中外臣子都应当留意；至于出使，则普通人都可以差遣。臣私下估计，各部、寺院中二三品以下的堂官，大多能够熟悉体制、讲求应对。朝廷以息事安民为本心，奉命出使，谁敢不尽力？应当请求今后选派使臣，依照通常惯例，由礼部列出二三品以下、年龄不满五十岁的堂官，听候皇帝钦派。也同平常出使一样对待。务必使朝廷大臣把这看作惯例，不至于心存轻重分别；同时对于洋人的情况和形势，也不能不加以研究，以求在国家有缓急时派上用场。这样所得到的补益一定很多。一、西洋公法规定，通商各国都依照本国法度办理。中国的刑法条例，有许多是西洋绝不能施行的。当时议定条约时，未能仿照刑例案件酌情增订通商事例，以致会审公所一概依照西洋法度审理裁断，中国便完全没有可以依据的形势。现在只应当坦然地显示出大公无私。凡是在租界发生的事情，依照洋法办理；州县地方发生的事情，依照中国法律办理。把洋人看作中国百姓，把办理洋人案件也看作办理中国案件。预先消除彼此界限的成见，以保存中国一视同仁的体制。其中凡涉及洋务的上谕、奏折，凡应当发抄的，一概发抄，使天下人明白地知道其中公允的道理。即使其中有委曲周旋之处，也能看出朝廷的用心，从而知道事情和道理的得失；这不只是可以消除士民的疑惑，也足以挫败洋人的气焰。以上四条，对于办理洋务的要略还不能详尽说明。但首要任务是通晓古今的适宜办法，以求得应变之术，熟悉鉴察中外的形势，以平息舆论的喧嚣，自然可以逐步讲求控制抵御的方法，推行富强的谋划。要论最终归结，无非是理和势；深入筹划、长远掌握，再没有超过这两点的了。宋代大儒程颐议论事情，一定要折中归于正确的原则。他说，当时朝廷有五件事是别人不能比的，其中第一件是：以至诚对待敌国。能够用诚信对待别人，别人也一定会用诚信回应；用猜疑对待别人，别人也就会用猜疑回应。这一原则从来不会有差错。如今时势艰难，财力困窘，洋务案件每反复一次，国家就多损耗一分元气。维持国家体面，全在事情发生之前预先防范。事端一旦出现，就无从补救；今后再同他们相处也更加困难。臣久病衰颓，实在没有才能可以任用，足以应付国家的急务；断不敢妄图凭语言求取功用，反而供人指摘。审察洋人的情况和形势，确实有些道理是明确而不可改变的。臣冒昧上陈，言辞拙劣直率，内心战栗惶恐至极。

译奏请禁烟第二疏 臣在光绪三年二月初八日上奏，请设法禁止鸦片烟，至今还没有奉到批示。臣私下认为，国家兴利除弊，关系重大，不容易轻率议论整顿。鸦片烟危害中国，共有五十年了。总计各省士人百姓陷溺其中的，大约十人中有四五人。危害日益扩大，毒害也日益加深。道光十九年，朝廷特地下诏严禁，终于激成海疆的祸患；而吸食的人反而更多。到了咸丰九年，旧有的禁令已经开放，更加没有顾忌。臣在这个时候再次提出禁止鸦片烟的主张，人人都知道难以实行。但臣揣度事情的道理，验证人们的心理，却独自认为这件事极其容易。假如国家严立科条，责成地方官禁绝，只会扰累百姓，最终必然越禁越开放；如果让百姓自己进行禁制，用奖励廉耻之心的办法激发他们的天良，那么只需诏旨中的一两句话，人心自然会振作，积弊也将自行消除。这是臣反复筹划、深思熟虑后，确知一定能够实现的事情。谨就自己见识所及，略列几条，恭敬地向皇上陈述。一是权衡人情，确定限制的期限。臣前一份奏折提出禁烟，以清理学校为先。所有文武职官以及举人、贡生、士绅，一律规定三年期限，这本来是确定不移的章程。但其中的情节实在各不相同：有因治病而吸食的，有年过五十、精力已经衰退、不能突然戒除的。只应责成各地方官清理整顿，万万不可搜查窥伺，也不可开启互相揭发告密的风气。绅士百姓中五十岁以上、已经到了晚年的，也可以不必明令禁止。因为这次议禁的用意，在于严厉断绝将来，并不在于追究过去的罪责。这样或许人心不至于惊惶。即使督抚大臣因病吸食，也可以不用担心遭到反噬。朝廷只要有所察觉，办理起来并不困难。至于出身学校的进身阶梯，正本清源，关键就在这里。从府试、县试互相作保开始，就必须把鸦片烟列为首要禁令，应当编入《学政全书》，万万不可有丝毫宽纵。这是权衡人情的大要。二是严禁种植，以消除蔓延的祸害。臣前一份奏折叙述过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山西、四川等省种植罂粟的情形。沿着西部数千里的地方，种植之风日益肆意蔓延。内地如江南的滁州、浙江的台州，也都种植罂粟，有所谓滁土、台土的名称，向来都销往内地。各省多种一亩罂粟，民间就多增加一亩祸害，国家也多荒废一亩生产。臣在京师听说，山西巡抚鲍源深请求禁止种植罂粟；他出省阅兵时，各州县提前拔除驿路两旁一二亩的罂粟，改种禾苗麦子，传为笑谈。近年来吏治日益废弛，欺骗、诬陷、粉饰，已经不知道错在哪里。如果没有督抚大臣深刻体会朝廷的用心，切实推求办法，彻底斩断根株，绝不可能有所补益。这是严禁种植的大要。三是严防讹诈，以消除书吏差役的骚扰。朝廷明白公布禁令，督抚把命令下达到州县，随即把权力交给书吏差役，他们乘势苛扰，接受贿赂、包庇违法者，其祸害更是说不尽。自从咸丰年间开放鸦片烟禁令，随即又禁止，禁止后又开放，开放后又加紧禁止，也没有这种政体。臣愚昧地认为，当时开放禁令只涉及百姓和商人，官员绅士仍照旧禁止；因此今天设置禁令，同咸丰年间开放禁令的用意正好相同。既然以劝诫为原则，就不能不先对差役的骚扰明令严禁。只要有人因事生风，借禁烟之名稍稍进行讹诈，就应听任百姓控告；涉及书吏差役的，立即逮捕惩治；涉及地方官的，也立即严加参劾。总要使百姓真正受到禁烟的好处，而不至于白白承受禁烟的祸害。这是严防书吏差役的大要。四是选派绅员，以加强稽查的责任。近年广东设立劝禁鸦片烟会，臣一向赞赏其用心良善。但它出自民间私下议论，有劝导的功劳，却没有督率的责任，力量不足以振奋人心。应当命令各省督抚大臣，推举一两名在籍、公正、熟悉事务的绅员，使他们专门负责宣布禁烟。再依次责成各府、州、县以及学官，各自推举总办一人、帮办二三人，仍由府中的绅员总揽成效，把情况上报省绅，以考核成效。也不必设立公所、支出经费，只由地方官和各绅民捐资广泛制造戒烟的药方药物，分发到四乡，再责成各族族长稽查本族、各乡乡长稽查本乡。督抚便可由此推知州县是否奉行，以及各府县绅员是否得力。只要消除粉饰的心思，坦然显示大公无私的态度，恻隐地以至诚推行，绅民没有不感动踊跃、主动实行禁制的。这是推举绅员稽查的大要。五是明确制定章程，以显示劝善惩恶的意义。臣考察鸦片烟盛行是在道光中叶以后，风俗人心因此日益浇薄，水灾、旱灾、盗贼接连发生，遗患直到今天。鸦片烟造成的危害，不仅耗尽财力、残害民命，实际上也是国家治乱的一个重大关键。因此道光年间设置严厉禁令和刑罚，本来就是惩治奸恶的重要原则，立法并没有稍微过分。只是纲纪废弛、风俗衰败以后，法令越严，推行时的阻碍越多，不能不把整齐严明的命令寓于从容劝导之中。如今人心玩弄法律已经很严重，对于这种骤然难以禁绝革除的积弊，更应当明确制定章程，使人们知道利弊关系切身，从而自己寻求改变的办法。办法就是把贩卖鸦片烟所得的利益抽取出来，作为禁烟的经费。凡贩运鸦片烟土的，无论城镇、村庄、市集，一律准许加征五倍厘税，永不停止、永不免除；也责成绅员互相稽查。所征厘税由厘金局征收，再酌情提取作为制造药方药物的费用。各省种植罂粟的，也一律明定期限严禁；根据土地适宜情况，责令改种五谷。田地有多有少，又有佃租之田和自己耕种之田。超过期限仍不改种的，种植二十亩以上，酌情提取一半充公；如果是业主的主意，就全部充公；如果是佃户的主意，就责令另找佃户。不遵照办理的，也全部充公。二十亩以下的，勒令限期改种并予以惩罚。没收的田地，就在当地增设小学以及各项善举，由地方官督促办理。有人侵吞侵蚀的，也听任百姓控告并惩办。这是明确制定章程的大要。

译第六，禁止并革除烟馆，以断绝传染之害。鸦片烟的危害虽然猛烈，却没有比烟馆更严重的。没有职业的平民以及无人管束的子弟，没有不去烟馆吸食的，以至日积月累形成烟瘾；这种危害也是人人都知道却无法禁绝的。原因在于官府的耳目，抵不过书差的包庇。听说两江督臣沈葆桢严禁烟馆，烟馆都相继迁到城外。由于沈葆桢办事切实认真，他的力量也不过只能周全城内而已。若不责成各处绅士彼此稽查，绝不可能取得实际效果；而且如果督抚及地方官没有切实整顿的心意，也绝不能责成绅士奉行。所以自古兴利除弊，尤其以考察吏治为先。在京城各城司、坊等官，在外各州县的巡检、典史，只要不把收受陋规当作要务，禁绝烟馆也并不困难。这就是严禁传染之害的大要。臣恭查国家兴利除弊，大凡涉及交涉部务的事情，应由部臣掌握准许或驳回的权力。凡有违犯禁令的，也应由部臣增议科条，编入则例。只是这次禁止鸦片烟，先从官员、绅士和士子做起，本来就是过去从未实行过的禁令，不必另立专条。至于禁止种植罂粟和开设烟馆，奏案中也屡次出现，已有明文规定为禁例。至于州县差役的讹诈，依照法律办理，已经足够，不必再酌情增加条例。各海口征收洋土税则，照旧办理；或者另立章程，将税和厘金一并征收，酌量增加，都可以及时开办，听任商人贩运。这次议禁，总的原则完全没有妨碍。等到奉到明文禁令，臣就照会英国外部，逐步禁止种植和贩运。现在开始办理，只应从容渐进，宽限二十年。先官员，后百姓；先士子，后普及百姓。一概以逐渐感化、劝导和警戒为宗旨，明确显示朝廷爱护百姓的苦心，竭力拯救陷溺者，竭力革除苛扰，以诚心感动天下。而其中最重要的，尤其在于责成各省士绅自行制定章程，切实劝导，追求实效而不追求虚文，追求真正有益于百姓，而不专门借助官势来求取眼前的功效。人心本来都具有天良，没有不可感动、不可禁绝的人。伏乞皇上施恩，明发臣的奏章，命各督抚大臣虚心核议，竭力实行。天下臣民蒙受圣恩，永远没有止境！

译○上合肥伯相书 二月初八日寄上的第三封信，想来已经承蒙您过目。这一带的政教风俗，气象日益更新。推究这个国家建立的始末，起初是君臣争夺政权，彼此互相杀戮，形成数十、数百年的大乱，到那时以后才安定下来。起初并不是因为有至高的德行和良好的教化，长期积累而成的。一百多年来，他们的官民共同讲求国政，从君主亲自行之，政治日益达到最好的境界。到如今君主以贤明著称，人心和风俗不断进步，越来越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考察他们富强事业的成就，实际上始于乾隆以后。火轮船创始于乾隆年间，起初并没有特别认为它有利。到嘉庆六年，才用它航行海上。后来又因法国发明了火轮车，始于嘉庆十八年。此后更加讲求电气学，由吸铁机器发展到传递书信。到道光十八年，才在其国都设置电报，并逐渐向远处推广。同治四年，电报才通到印度。自道光二十二年与中国交战以来，火轮船于是到了粤东。咸丰十年再次交战时，电报已经直接由印度通到上海了。它们开始创制不过几十年，却乘中国衰败之机，七万里路程转瞬便能到达。然而这也足以看出天地间的气机一旦发动，便不可遏止。中国士大夫却自恃私见，企图遏制天地的气机，从来没有能够胜过它的。来到这里几个月，确实看到了火轮的便利，三四百里路，往返只需半天左右。这里的士绅竭力劝勉中国也应修造火轮车，并且说英国的富强，实际上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起初他们也彼此怀疑阻挠。就拿火轮车最初抵达伦敦苏士阿摩登海口时说，往来运输用马三万多匹，原本是担心影响马夫等人的生计。等铁路开通后，用马反而达到六七万匹。大概因为道路便利，贸易日益繁盛，而火轮车只在一条线路上运行；距离铁路数十里以内的人前来乘火车，使用的马匹反而更多。去年冬天经过上海时，看见格致书院收藏的一幅火轮车路线图：从印度直通云南，一路从临安以东趋向广州，一路从楚雄以北趋向四川，再到汉口；又有一路从广州沿岭南出湖南，汇合于汉口。然后从南京到镇江，向东通到上海，又向东通到宁波，向北通到天津，直达京师。看到它很是惊讶，心想云南刚刚通商，就已经筹划到火轮车路线了。到了伦敦得到这幅图，才知道它原来十多年前就已经绘制出来。凡是他们蓄意筹划所达到的地方，没有不到的。印度的火轮车现在才通到阿萨密。它通往中国，分为山南、山北两道。北道从阿萨密直达依拉袜底河；南道绕出缅甸，转向东北，与依拉袜底河会合，再到蛮允。大概在云南通商一两年以后，这两处的铁路必然会兴修。日本公使对我说：天地自然的利益，西方人能够开发出来；他们承担困难的事情，我们却承担容易的事情。难道还应当自己坐失机会吗！中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是各国都羡慕的。听说到现在仍然毫无振作，实在令人惋惜。嵩焘惭愧得无法回答。前些年入京，本来想推求古今的事务，辨明其中的异同和得失。自隋唐以来，中国同西洋通商，已经历经一千几百年。因为鸦片烟禁令，双方的冲突逐步增加。各海口通入长江，形势日益逼近，祸患日益加深。应当考察清楚事情的始末，分条说明他们致富的实际办法，并阐明他们的用心；这样以后，中国应当如何自处，以及应当如何对待别人，就都可以知道其中的关键。计划把它编成一部书，呈送总署，颁行天下学校，以解除士大夫的疑惑。朝廷同远人的周旋，原本有深远而重大的考虑，应当使臣民明白这一点。假如这个道理明白了，那么国家万世长久的基础，就可以有把握地确立了。经过天津时，也曾向中堂陈述过。到了京师，却被喧嚣的议论所挫，闭口不能发表。我私下认为，中国人的人心有许多实在无法理解之处。西洋造成的祸害，没有比鸦片烟更严重的。英国的士绅也以用害人的东西作为挑起同中国冲突的工具为耻，正在谋划禁绝它。中国士大夫却甘心沉沦，安然不知悔改。几十年来国家的耻辱、财力的耗竭和对民生的毒害，没有一个人把它当作自己的忧愧。钟表玩具家家都有，呢绒洋布之类遍及穷乡僻壤。江浙的风俗甚至到了舍弃国家钱币而专门使用洋钱的地步，而且还抬高洋钱价格，漠然无知，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一听说要修造铁路、电报，便痛心疾首，群起阻挠。甚至把看见洋人的机器也当作公愤。曾〔疑为“曾纪刚”，原文有讹误〕以家玮身份，乘坐南京小轮船到长沙，官绅便起来大肆喧哗，数年不止；这是甘心承受别人的祸害，让别人吸取我们的财富，同时又竭尽全力堵塞自己的财源，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心思！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完全没有见识，却以挟持朝廷为“公论”；朝廷也因此奖赏赞誉他们，说这就是“公论”。唉，天下的民气郁结壅塞，已经很久不能向上通达了。如今又利用这种〔疑为“嚣张”〕而无知的气势，鼓动游民，以求逞一时之快。官吏又在旁边加以引导。宋朝的衰弱、明朝的灭亡，都是这些〔疑为“嚣张”〕而无知的人造成的。嵩焘是楚地人，生长在愚昧顽固的乡里，又从未学习经商，却同洋人接近。他曾经读书明理，详细考察古今事变，因而在举世哗然嘲笑之中有所认识。他寻求保全邦国、治理国家，使国家自立而不至衰败的原则，畅快地发表见解，几乎毫无顾忌；但始终没有得到理解，只好逃身到七万里之外。不到两个月，便被参劾两次，也就猛然悔恨自己当初的意愿，不敢再发表议论。不过，凡是见闻所及而必应向中堂陈述的事情，仍然有一些。

译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的有二百多人，各海口都有日本人，其中在伦敦的有九十人。嵩焘所见到的二十人都能说英语。有一个名叫长冈良芝助的人，原来是诸侯，曾自治一国；如今降为世袭爵位，也在这里学习法律。他的户部尚书恩娄叶欧摹，来到这里出使，讲求经制、财政收支，打算全部仿效实行。日本设置的电报信局，也是在伦敦学习成功后立即设局办理的。而学习兵法的人很少，因为兵事是末节，各种创制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堂正在主持军务，所以专心考求兵法。依我所见，各省营制绝没有整顿好的道理，招募勇丁也不能成为长久办法。西洋近几十年没有忧虑战争，正可以根据事理和形势决定。考察伦敦招兵的方法，都是先让人读书并通晓兵法，然后选拔；再派医士察看其血脉、胆气和筋骨是否强健，之后教他们跳跃，依次把枪炮技艺全部学会，才编入军队。他们的根基深厚。这样的办法难道是中国所能实行的吗！一个人的技艺，不能达到长远的用途，正担心耗费千金去学屠龙之术，技艺学成却无处使用。嵩焘想让李丹崖带领出洋的官学生，改学勘测煤铁、冶炼等方法，以及修建铁路和电学，以求实际应用。仍应命令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供给他们费用，先到天津、上海、福建机器局，考察机器制造的规程，通晓语言文字，然后派往外国。按照各人的才性所长，分途研究学习；各机器局也应增设教师二三人，以接待后来者。但必须先开一个头，或许可以使人心知道趋向。这里有个叫斯谛文森的人，也曾说各国铁路有许多是他创造的，尤其恳切地劝中国赶快兴办铁路。谨将拟定的节略呈上。只是嵩焘的意思是，凡事都必须由洋人办理，绝不可能成为长久办法，应当先使中国人通晓其中的方法。埃及属于阿非利加，修造铁路时，先派人到英国学习，然后才敢仿照实行，这是最值得效法的。伏乞您指示意见，以便同李丹崖商议办理。我私下认为，如今治理国家的关键，应该实行的事情很多，但没有比赶快谋求内部治理、建立富强基础更紧迫的。只要做到这两点，就可以立国千年而不衰败。它们长远而重大的利益不必细说，浅近而容易看见的好处有两点。中国疆域超过万里，远处的公文驿传要几十天才到，消息和声气常常像隔绝了一样；有了这两样，行走万里就如同在庭院门户之间。这是第一项好处。中国官民之间隔绝太甚，又彼此掩蔽朝廷的耳目，以便谋取私利，所以民气常常郁结而不能上达。有了这两样，富裕百姓都能自行出力，供国家使用，大家都会怀着踊跃效力的心情；道路所经过的地方，就像人体的血脉，自然流通，政治的好坏也无法掩盖。这样就不必担心贪吏遏制民气来谋取奸利。这是第二项好处。三代兴盛时，不过是说官吏尽到职守，百姓把实情上达而已；这种道路本来没有比它更好的了。议论者只说洋人的机器所到之处会损害地方风水，这种说法大错特错。修造铁路、电报，必定沿驿道在平地上进行，并没有什么需要挖凿毁坏的地方。至于用机器开采煤矿、抽水以求得更深的矿层，煤的质量越深越好。中国开煤注重横向开掘，洋人开煤注重向下深入；同样是开采，深浅只是方法不同，有什么妨碍？就湖南的产地来说，铁矿多在宝庆，煤矿多在衡州，而科名人物以这两个郡最为兴盛。湘潭石潭出产煤炭，世家大族多出自那里；湘乡到处都有煤矿，功名爵禄尤其兴盛。世人一阵喧嚣的议论，没人能够启发他们的蒙昧，为什么不就近根据事实加以证明呢？中国百姓自己经营，自己获利，却无缘无故群起阻挠。几十年以后，洋人所到之处逐渐兴修铁路，形势足以对中国形成牵制，利益又足以诱使奸豪滋事者，让他们受其役使。那时就会使权利全部归于洋人，而中国无法自立。《传》说：“上天生下这些百姓，是让先知先觉的人去启发后知后觉的人。”先知先觉的责任，必定由朝廷大臣承担。因此政教明确，士大夫的议论自然就会停止，也只在于朝廷果断实行罢了。至于国家根本性的大计，衡量当前的时势和力量，有些事情很难一两项就实行。而其中最为紧要的有几项。这些事情虽然不属于根本大计，却是各种政务赖以产生的基础；如果不先致力于此，即使有良法美意，每天都谋求建立功效，最终也会无从着手。第一，禁止鸦片烟。考察鸦片烟禁令，实际始于雍正年间。起初它只供作药品。幸而政教修明，官吏奉行法律，民间没有人敢吸食。到道光年间，这种风气才开始盛行。嵩焘年轻时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那时物产丰盛，家家富足，百姓谨慎守法。后来鸦片烟的危害兴起，世风日益改变，水灾、旱灾和盗贼接连出现。即使说今天洋祸的猛烈，实际上也始于禁绝鸦片烟的失败。金田贼首也因为海防散勇啸聚山谷，逐渐酿成大乱。因此鸦片烟不只是残害民生、耗尽财力，实际上也是引发动乱的根源。洋人至今还把这件事视为大罪，中国却反而习以为常。我私下认为，鸦片烟的危害不除，其他事情一概无从作为。要寻求禁绝的方法，有一种极其简便易行的办法：先官员，后百姓；先士子，后普及百姓。首先使用劝导的方法，再用刑罚补足它的不足；使用刑罚，也只是触动他们的廉耻心，激励他们自立。

译宽限二十年，必定可以保证不出现这种情况。这里通商专门以富裕百姓为务，征税的只有茶、酒和烟几项，其余都不征税。每年计算商人的盈余，估计他们获得的利润，大约征取八十分之一。住房和器物按租值征税，大略如同中国的户税。年收入低于三百磅的，不征税。所得的宝星以及其他表记，刻在器物上的〔文字〕，要征税。养狗也要征税，并且在通常税收之外另缴。国家财政制度中的收入，一概取自地税；他们在尽力利用土地方面已经做到极致。过去曾看见陈文恭公巡抚陕西、河南，专心办理农业，兴修水利，灌溉田地；在湖南教百姓耕种，各种方法都很完备，可以说是懂得根本大计的人。江浙经历战乱以后，距今十二三年，荒芜的田地仍有许多没有开垦。百姓害怕疏通开辟的劳苦，又爱惜自己的力量；州县苦于地亩奏销的负担，甚至连荒地的名目也一并隐没。荒地任其荒芜，开垦的也彼此隐瞒。这也是户部应当经营、督抚应当劝导的一件事。第一，喀什噶尔的土地适宜割让给雅谷刊。氐羌多次在酒泉反叛，光武帝仍保留他们的君长，赐给印绶。吐谷浑迁徙到浩〔原文有讹字〕河，郭元振请求就在当地设置边镇，使其靠近要害；这是为了实行羁縻政策，并没有什么不能舍弃的。至于汉代设置校尉、唐代设置都护，远的有一万里，近的也有数千里，降服的胡人和杂夷因反叛而袭受封号，这些都成为旧例，不能拿来相比。唯独喀什噶尔的土地逼近安集延，按其形势不可能修筑葱岭作为长城来遮挡遏制。浩罕各部并入俄罗斯后，回部遗民趁喀什噶尔动乱袭占其地，却仍然畏惧中国的威势，想托身成为附庸。去年，威妥玛代他们提出请求。嵩焘认为应当顺应他们的心意，同他们订立盟约，命令他们交还各城；只要得到一位镇守乌鲁木齐、具有信义和威望、足以使人心悦诚服的大臣，就可以保一百年无事。若只是依仗兵力攻取，旷日持久，耗费无穷；即使侥幸取胜，回部遗民也必然逃往俄罗斯，投靠并联合起来。这样一来，战争和劫掠终年骚动，只会让俄国乘机坐享其利，而中国承受它的后果，不知道以后该怎样收拾。治理国家的人应当谋划长远。主持军事的人只知道采取进攻，所以放弃土地的主张不能从将帅那里提出。只有依靠朝廷权衡缓急轻重，掌握既定的谋略来宣布军机，然后将帅的威势才能伸展，朝廷的恩德才能深入远人的心中，使他们低头听从约束。因此我认为，威妥玛代为请求，确实是不可错失的机会。这又是一件事。第一，伊犁一城，适宜同俄国人订立条约，以求长久。英国和俄国的势力足以彼此抗衡，但英国人致力于拓展土地以谋取利益，俄国人致力于夺取土地以开拓疆域。他们无故趁乱袭占伊犁，其意图只在掠夺土地。我私下估计，新疆的事情平定后，要求俄国人交还伊犁一城，必然还会有许多争议。西洋公法没有趁乱占据别国土地的先例，势必会要求兵费，责令中国支付赎金；而如果没有巨额款项，无法满足他们的心意，知道他们一定不会答应。所以不如反过来做。不责令他们减价后由我们赎回，而责令他们同意按照赎价进行交易，由他们出售。比如日本连库页岛的一座荒岛都还想全部占有，那么他们显然更不会轻易退还伊犁。与其含糊拖延，因而激起战意，不如明确订约，划定疆界，可以保几十年安宁。如果实在不得已，收回黑龙江以西的土地，同他们交换，也还算有名义可以依据。这又是一件事。第一，停止各省厘捐。嵩焘对于以厘捐筹措军饷，知道得非常清楚，实行得也非常卖力。湖南开始办理厘捐，实际上就是他全力赞成的；在粤东陈述厘捐情形时，还援引古事来证明今事，自认为掌握了其中的要领。然而凡是办理厘捐，都是为了筹措军饷，本来不是国家正规的财政制度。军务结束十多年了，到现在还不议论停止，就不合体制。而且一种制度实行久了就会产生弊端。各省本来没有紧急需要，彼此把它看作闲款，不太用心办理，所以办理日久，收入日益减少。突然有了军务，筹划粮饷时仍然沿袭旧事、依照旧章，习惯成了常态，反而更没有办法出力，这是两重弊害。前些年因为云南案件，议论停止租界厘捐，实际上专门是为洋人免除厘金，这同赶走鱼而把它引到深渊、赶走鸟而把它送进丛林有什么不同？这不仅失去民众和商人的人心，对国家体制的损伤尤其严重。我认为应及时停免各省厘捐。租界免厘这一条，本来就应删除。并应订立条约，因事筹措军饷不在此例。但是像福建的茶、浙江的丝，以及凡是在当地出产的物品，应当征收土税，以备地方使用，不能同厘捐一起免除。这些都是可以据理力争而取胜的。过去的茶税，每箱八两。五口通商后，突然减到二两五钱。我曾同赫总税司谈过这件事。他的意思也认为：像这样各省本来就有的利益，还可以设法另行议定，不能连土税也不许缴纳。中国本来拥有的利益，控制权应当出自朝廷。我对这件事一直非常不安。这又是一件事。嵩焘本来奉命出使海外，凡是中外交涉的事情，只要稍有见解，按惯例都可以上奏。想陈述这些事情已经很久了。只是想到京师受流言包围，自己处在天地之间，几乎无处容身；朝廷也不能不采纳人们的言论，又加上对我轻视简慢。我刚刚出洋，就屡次看见参劾案件，更不敢有所陈说，以免自己招来罪过。只是想到中堂是国家重臣，中外的得失、利弊所涉及的事情，应当劳烦您深思。我这区区所陈，都是按照时势估量，略举其中紧要的，采取起来就能见效，实行起来也极其简便，不是只说些高远难行的话来满足自己的议论。过去我同宝相谈论当前洋务，认为中堂能做到广大，丁雨生能做到精密，沈幼丹能做到切实；其余在位的各位公卿，竟没有懂得的。宝相笑着说嵩焘既精密又宏大。嵩焘回答说：哪里敢期望做到精密而宏大，我一生的学问都在空疏之处，没有使它落实的功夫，距离幼丹还很远。即便如此，我考察古代、验证当今，知道其中的大要；从汉唐推到三代，对于治理国家、怀柔远人的谋略，以及今日应如何辨别异同、兼顾利弊，唯独我能够深知。我私下认为，自南宋以来，这个道理断绝于天下已经七百多年了。这就是我个人唯一敢于自信、而不敢过多谦让的地方。希望中堂选择采纳并上奏推广实行，这样对国家的补益一定很多。

译☆刘铭传 ○请开铁路以图自强疏 臣凭借浅薄的才能，承受深厚的恩遇。自从解除兵权、退居田园养病以来，每当想到中外大局，常常半夜起身，眼眶欲裂，流下眼泪，遗憾自己不能竭尽犬马之劳，以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近来奉到命令，勉强抱病来到京城。仰蒙召见，训诲周详，无法形容自己的钦敬和感激。我私下想到，做人臣侍奉君主的道理，就是知道什么便无不直言。何况局势变化已经十分紧迫，利害关系极其重大，岂敢不竭尽自己的片言碎语，恭敬地向皇太后和皇上陈述？中国自从同外国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全部撤除。自古以来敌国外患，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既多又强的。那些国家遇到事情便兴风作浪，欺凌挟制；一国有事，各国都环伺窥望。俄国的土地横贯东西北三面，同我国边界交错相连，既扼住咽喉又从背后攻击，尤其是心腹大患。我国因长期积弱不振，不得不忍辱含垢，遇事迁就，不惜以财帛消除战争。然而和平不能长久依赖，财力也终有用尽的一天。若守着这种状况不变，凭什么自立呢？如今议论的人动不动就说要用兵。我私下认为，用兵之道贵在审察敌情。俄国从欧洲开始修建铁路，逐渐接近浩罕，又将从海参威修铁路通到珲春。现在他们按兵不动、暂不发动，并不是害怕我国的兵力，而是因为铁路还没有修成。不到十年，祸患将不可预测。日本不过是一个弹丸小国，但它的君臣学习西洋的长处，仗恃铁路，动辄逞螳螂之臂，藐视中华，也常常找机会同我国为难。臣每每私下忧虑叹息，认为如今若不谋求自强，今后即使想谋求，恐怕也来不及了。自强的方法，训练军队、制造武器，固然应当逐步实行；然而其中的关键在于赶快修造铁路。铁路对于漕运、赈济、商务、矿务、厘捐和旅行的好处，无法全部说尽；对于用兵这一件事，更是最紧急、不可缓行的谋划。中国疆域辽阔，北部边疆绵延万里，同俄国接壤，各通商海口又同各国共有。划定疆界分别防守，就会防不胜防；调兵往来追逐，又会鞭长莫及。只有一旦开通铁路，东西南北便呼吸相通；观察敌人行动，便可相机策应。即使相距万里，几天也能到达；即使有百万军队，一声号令便可集合。这样就没有仓促征调的过失，也没有转运困难的忧虑。而且军队集中就强，分散就弱。以中国十八省计算，军队并不是不多，军饷也不是不足；然而各省的兵和饷都由各省督抚掌管，彼此疆界分明，各有一套心思。遇到战争，各自顾不上自己，征调兵饷都无力承应；即使诏书严厉责令，也无法解决缓急之需。这等于把一个国家分成十八个疆界。若铁路修成，声势就能联系，血脉就能贯通；裁减军队、节省军饷，也能把军队合并成精锐劲旅。十八省合成一股力量，一支军队可以发挥十几支军队的作用。将来兵权和将权都归于朝廷，内重外轻，不会再受疆臣牵制。如今国家的财政困窘于边防，民生困苦于厘卡。各国通商，争夺利益和权利，财赋日益枯竭，后患正盛。如果有了铁路，收取费用足以养兵，厘卡就可以酌情裁撤，也没有洋票通行所造成的弊病。这是富裕国家、便利百姓的办法，没有比它更好的。况且俄国人之所以挟制我国，日本之所以轻视我国，都是因为认为中国固守一隅，畏惧困难、苟且求安，不能振作奋发。如果一下颁下修造铁路的诏令，显露出自强的势头，气势立即会振作起来；那些国家听到后必然先感到震惊。不仅同俄国订约会容易，日本窥伺的念头也会由此暗中消除。今年李鸿章奏请沿海设置电线，这也是军务的急需；但电线必须同铁路相辅而行。这样既能节省很多费用，看守也容易。有人或许认为铁路经费难以筹集，无力兴办。我私下认为，集合商股，恐怕仍会散漫难成；如今想乘时立即办理，不如商议借用洋债。洋债若用来补助国家日常开支，当然万万不可；若用来开辟财源，款项有明确用途，洋商就乐于借贷。国家有财源偿还，利息可以较低，期限也可以较宽。而且那些国家惯于修铁路的工匠，也愿意来天朝效力。这确实是不可错失的机会。查考中国的交通要道，南路应开两条：一条由清江经过山东，一条由汉口经过河南，都通到京师；北路应当从京师向东通到盛京，向西通到甘肃。只是工程费用浩大，眼下不能同时兴办。我拟请先修清江到京师的一条路，同今年议定修建的电线互相配合。这条路经过山东、直隶，涉及的地界最多。有人说会妨碍民间的坟墓和房舍，必然多有阻挠，却不知道官道宽广，铁路经过的地方只需丈量一丈多的土地，对于坟墓房舍应当不会相妨；即使偶尔有交错，也不难弯曲线路加以避让。臣从前在中原剿灭捻军时，多次经过各省，对那里地势和民情本来十分熟悉，并不是敢于凭空臆断。事情关系到军国安危的大计，如果蒙皇上准许，请下旨命总理衙门迅速议复。如果辗转拖延，把它视为缓慢筹划，等将来俄国方面的事情平定后再临时谋划，恐怕即使卧薪尝胆，也只是空话，永远不会有自强之日了。

译☆李凤苞 ○巴黎答友人书 我曾私下说，西方国家的富强，并不完全由于制造器械、整治军备，诚如来信所说。谨就我的见闻所及，向知己陈述如下。西方国家治理国家的要点，大约有五大方面。第一，沟通民情。百姓居处分散，社会地位差别悬殊，沟通并不容易，于是通过乡举里选，设置上下两院，遇到事情便公开直言而无所顾忌。凡是对百姓有丝毫不便的事情，一定本着至诚，设法妥善处理。又设置卿、大夫、里正等官，安定民间，审理诉讼。用百姓来治理百姓，自然没有纷扰；又切实查核户籍，出生、死亡、婚嫁，没有不详细记录的，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这样君主与官府的地位越尊，上下之间的情意也越能沟通。第二，保障民生。人情没有不想安定、富裕、长寿的。若用蛮横暴逆的态度对待百姓，横征暴敛使他们困苦，又用盗贼和冤狱打击折磨他们，即使施惠也未必吉利，违逆也未必凶险，人人没有自立的权利，也就人人没有自我坚守的志向。西方国家则上面用诚心保护百姓，下面也都懂得自我保护。凡是身体、家庭、性命、器物和财产，绝没有意外的忧患。而且对退休官员发给半俸以供养，对年老、生病的士兵终身供养，对老年、幼年、残废、疾病者以及阵亡将士的子女，都设立机构加以教育。使在任官员没有丢官的忧虑，就不至于贪污；临阵作战没有后顾之忧，就不会畏缩。有谁还会不共同勉励、尽到职守，使上下同心、牢固团结而不可分离呢？第三，启发民众的内心。人的智慧和才能，每天疏浚开发就每天灵活，每天束缚压抑就每天闭塞。西方国家的孩子，教他们认识实际的文字；稍大一些，教他们贯通文章义理；再按照资质，分别学习算术、绘图、气化等学科。每到月底、年终，总结所学加以考试，必定要让他们真正理解领会，做到心领神会、手舞足蹈；不让他们读不理解的书，不让他们妄自尝试没有学习过的事情。等到他们成年，有的专门从事一件事，有的精通一门技艺，但终身没有一天废弃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有新报流传，也有社会宣讲。新报从朝政到技艺，何止千百种，都是博学之人执笔，写的是至理名言。从君主官府到婢女老妇、牧人马夫，以及妇女儿童，无论在舟中还是车上，人人手里都有一册。某国取得某地，某人创造某种器物，大家都能洞悉它的源流始末。社会讲堂每国也有数百处，由老师和老儒生分别讲授政治制度、法律条例、制造、格致等学问。环坐听讲的男女有几百人，讲解时口说手画，一定要让听众领悟后才满意。因此全国男女没有不勤勉学习自己所学的；智慧和才能，就像嫩芽容易生长、枝叶容易繁茂一样。第四，培养民众的羞耻心。西方国家没有残忍的刑罚，只有故意杀人的罪，最重也不过发配远方服苦役；其余不过是监禁和罚款。监狱中的服用和饮食精洁程度同官家相当，又教他们诵读，督促他们学习工艺，用医药救治；既没有拘束捆绑，也没有鞭打。然而人们仍然害怕刑罚而自我约束，把犯罪看作可耻的事。即使平常偶尔违背一个约定，也像背负沉重的罪疚；偶然捡到一件遗失物，也像在市朝上受鞭打。因此牛羊日夜遍布野外，货物堆积在通衢大道，衣物遗忘在舟车上的，常常登在新报上招领，从未听说有盗贼觊觎。虽然这是因为百姓有生计，也是因为百姓懂得廉耻。父母不怒斥责骂子女，家主不呵斥仆人，即使对牛马也不加鞭打；却都安和有秩序，自然没有违逆乖张。男女混坐谈天，也不涉及淫乱，这些都是培养羞耻心的效果。第五，增加民众的财富。古人说，拥有国家的人应当把财富藏在民间。我认为百姓致富有三个要点：一是充分利用土地。就是讲求水利、种植和气化等学问，使每一寸土地都不被荒废。二是充分利用人力。使工艺相通、工作互换，各人能够专门从事一门技术，由熟练而产生技巧；又共同出力合作，能够承担远大的任务，以多补少；再用机器来帮助，使时间减少而工作加倍。三是充分利用财力。有公司和银号，使一点一滴的积蓄都能够入股生息，汇集起来完成大工程、大贸易，使积蓄财富的人不至于浪费。有钞票以及金银钱币，便于轻便携带，有利于转运，一文钱可以发挥百文钱的作用。以上五个方面之所以能使上下彼此学习，长久不变，尤其根本于四种思想：孔孟的忠恕，官礼的精密详备，黄老的坚定沉着，佛氏的彻底觉悟。他们治理国家、整顿家庭、修持自身、同人交往，处处都同尽己推己的宗旨相合，简直把王道和霸道合为一体，隐约达到三代天下大同的治理境界。这就是孔孟之道。他们的政治制度，既符合《周官》的八法、八柄、九两、九职，直到邦交中符合行人之职，制造中符合考工之法，没有不条分缕析、整齐划一的。制定法律的人既公正无私，奉行法律的人便能长久而不产生弊端。这就是官礼之道。他们以百折不回的志向建立坚强不拔的操守，没有喧嚣争竞，没有浮躁轻率；遇到事情就以沉静制服躁动，行使权变则往往想要取得某物，反而先给予某物，实在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气象，远远不是东补西缀、张皇应付的治理所能比拟的。这就是黄老之道。至于穷究事物的道理，无论格致等学问，都一定要剖析其中的疑难；即使是政治、法律、公法、理财、治狱的书，也没有不立意高远、辩才无碍的，绝没有牵强附会、凭空揣测、笼统推测等弊病。有佛教经典的精深，却没有佛典的隐晦。这些全都是深入钻研、自有所得、融会贯通而彻底觉悟的证明。这就是佛氏之道。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制造船只器械，兴办工商，巩固边防，经营远方事务；凡是要做的事情，无不纲举目张，举重若轻。这些都是我从见闻中得到的，不敢故意铺陈夸大。有空时应当再逐条指出事实，加以阐明。我所认识的西方博雅之士，谈到各种创制时，常常推许中国：例如新报仿照邸抄，化学源自丹家，信局采用孛罗的记载，印书采用冯道的方法，煤灯源于四川火井，考试源于岁科取士，至于指南针、火药、算学、天文在中国的发明，更不用说了。只是西方国家每天追求精进，中国却每天失去这些传统。穷则变，变则通，这确实是我国今天的急务。残灯将尽，我匆忙直笔写下这些话。还望知己不吝赐教。

译☆裴荫森 ○请拨款制船疏 臣私下查考，同治十三年倭兵扰乱台湾时，前总理船政臣沈葆桢多次商议制造铁甲兵船。当时任事的官绅中，有委婉推辞、暗中劝止的，有直截了当地说理驳斥的。沈葆桢却对洋将说：有了铁甲船，兵轮才能发挥它的长处；没有铁甲船，兵轮终究恐怕会失去所凭恃的力量。议论者认为他考虑祸患深远，却没有立即相信他善于谋划军务。到了去年法国侵犯中国，各处新报列举法国兵船，总数不足三十艘，而派遣、运输等各类船只也算在其中。上等炮船，不过同福胜、建胜等船争强；上等兵船，不过同南琛、南瑞等船争快。法国只凭二三艘铁甲船，便纵横闽浙海面。马江之战，七艘船一同沉没；石浦之战，五艘船全部退走。虽然也是因为统领船只的人不得其人，但虚张的声势一传播，士兵的胆气先已衰败，这些全都是没有铁甲船、兵轮失去所凭恃力量的明证。既然如此，惩治过去的失败、预防将来的祸患，整顿海军就必须制造铁甲船，这是时势所趋，已经不必再作决定了。查得船政出洋学生、同知衔魏瀚，参将衔游击陈兆翱，都司郑清濂等人，正在国外学习，时间已超过七年。他们曾奉派监造德国铁甲兵船，阅历很深。据称法国在光绪十一年制造了双机钢甲兵船，名为“柯袭德士”“迪克士”“飞礼则唐”等三船。每船船身长中尺十七丈三尺九寸，船腰宽四丈，船旁钢甲厚八寸，舱面钢板厚二寸，每小时可航行中国海道八十里，配用新式康邦卧机，计算为一千七百匹实马力。与北洋向德国订造的定远铁甲船相比，船身较小；与济远铁甲船相比，马力稍弱，但驾驶较为容易，费用也较少。除炮位、鱼雷、电灯另行购买外，每船工料估计需银四十万两。两船同时制造，二十八个月可以完成；三船同时制造，三十六个月即可竣工。福建如果能有这样的铁甲兵船三数艘，再配以炮船、快船加以护卫，军心壮大、士气高昂，法国船只决不敢轻率挑起衅端。现由提调道员周懋琦绘图转呈，请求裁示，并据此试造双机钢甲船。由魏瀚、郑清濂、吴德章监造船身，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监造船机，确实有把握。如果白白浪费工费，臣等甘愿与这些学生一同治罪，等等。臣等再次查考，疆臣议造铁甲船，已经有十多年了。有的因为吃水深，动辄超过二丈三四尺，而中国海口较浅，进出不能自如，这是第一个值得忧虑的问题。闽、粤等省船坞太小，修理时不能承载，这是第二个值得忧虑的问题。船身笨重，转向不灵，管驾不能按规范操作，这是第三个值得忧虑的问题。该道员周懋琦等呈上的总图、分图中说明，全船载重一千八百墩，吃水深度只有一丈二尺二寸，沿海各口都可以航行，那么进出就不难了。船政以前为南洋承办开济等快船，实马力二千四百匹；原先勘定在附厂红山山麓另建砌石大坞，准备修理南北洋快船、兵船和铁甲船使用。核算工料，需要银一十万两，三四个月可以完工。现在正按次序建造，这样修理也不难了。三届出洋学生，另行请案延长年限。每年在外国兵船上的阅历，必须扣足六个月作为期限。船政又另行购买夹板船，重新设置练船，用来训练出洋学生和水手。这样，管驾也不难了。自古以来，兵家有了凭借才可以没有恐惧，预先造成声势足以压倒对手。南北洋筹办水师，耗费了很多财力。援助福建的军队，迟迟不能出动；出动后又迟疑观望，畏缩不前。法国人窥见了其中的弱点，于是截断商路、阻滞漕运，料定中国铁甲船尚未造成、兵船不能前进，不敢轻易尝试，便得以大肆提出要求。幸而谅山又被我军攻克，台湾、澎湖不能安然据守，孤拔又遭冥冥中的惩罚，加上军饷匮乏、民众喧扰，法国暂时屈服。然而法国难道会有一天忘记台湾、澎湖吗？该道员长期任职于闽台，这些学生又都是福建籍，并没有图谋名利的心思，只是马江死难的诸人，有的是他们的亲友，有的是乡邻，所以把报仇雪恨的心愿寄托在监造、考核工艺的事情上，成效一定值得期待。至于制造船只所需经费一百三十余万两，可以在洋关酌情拨款，或者另行筹措协助；现在虽然经费异常困难，但这是必需的款项，臣等不敢稍有畏难。应等奉旨以后，臣昌浚等随时妥善筹划办理。所有船政试造双机铁甲兵船的缘由，理应会同上奏。臣等还有一件事要请求。欧洲的大局已经形成联合抗衡的形势，中国如果仍然拘泥于成见，情形就十分危急。除了制造火炮、建造船只、教导将领、训练士兵之外，再没有自强的办法。但如果不开采矿产、冶炼铁料，不购买机器、制造炉具，事事都从海外购买，财源不断外流，军火费用比洋药造成的漏税还要巨大。臣宗棠日前上奏请求扩建船炮大厂，仍请皇上独断圣裁，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这份奏折由臣荫森起草，臣宗棠、臣图善、臣昌浚、臣兆栋共同商议，意见相同。谨恭敬地附在轮船上抵达上海，交由上海县以驿站五百里加急驰送陈奏。

译购置练船疏 我私下查考泰西水师章程：凡是学习驾驶的人，先在学堂学习数年，对天文、罗经、测量、算法大致具备基础；大约到十八九岁以后，派入练船，周游海洋，经历风浪，演习试放炮弹，严格规定年限，按时考试，按照等级升迁调任。这是因为海上交战，如果不是经受过风涛磨炼的人，就不能真正有把握。练船大多使用夹板船。轮船依靠火力，帆船依靠风力。在茫茫大海中，偶然遇到机器损坏，或者煤炭不足，如果没有帆缆，就无法弥补轮机的不足。因此，学习驾驶帆船比学习驾驶轮船更重要，也比驾驶轮船更困难。同治九年，原任大学士英桂在担任闽浙总督期间，曾用万金购买日耳曼国夹板船一艘，重新改造，命名为建威练船；又聘请英国水师官逊顺等人担任教习，颇有成效。后来建威损坏，经费困难，改派扬武为练船，结果有名无实，训练事务逐渐废弛。马江、石浦各战中，阵亡和获罪的学生中，有的人曾多次受到英国水师兵船总司令、书院教习的高度褒奖，出具详细考核证明，发给凭证后回国任职，却在临事时仓促慌乱，不能出奇制胜。这固然由于船小力弱、形势窘迫，也由于各船士卒疏于训练所致。练船不只是训练水手和炮勇，即使管驾、大副、二副，也无不因训练而成熟，临机应变、决定胜负。这正是泰西海军特别要多设置练船的原因。臣等认为，各项费用都可以节省，唯独练船的费用绝不能节省。在创伤深重、痛苦巨大之后，应当吸取过去的教训、防备今后的祸患，万万不能再因循敷衍。前任船政臣何如璋曾奏请由船厂新造夹板船，估计费用需二万余两，又担心耽误其他船只的工程，因此没有制造。恰好有英国商人美那的一艘双桅半夹板船，去年冬天为躲避风浪停泊在罗星塔江边，船主随后先回上海。该船托英国商人天裕洋行拍卖，售价为洋平番银四千元。委员勘估此船：船身长英尺一百四十尺，船腰宽英尺三十一尺三寸，舱深英尺十七尺七寸，商吨载重四百五十七吨。船身是硬木，甲板是金山松木，都没有腐烂；舱底底拴铜铁各半，船底全部镶有铜片；桅杆由铁木制成；船上的铁索、锚、练、舢板、抽水机器、起锚车等一切器具都很齐全。查阅验船公司的凭照，知道它是同治十年在法国船厂制成的；光绪八年至十年，保险公司曾按一等夹板船为它承保。于是立即命知县魏瀚买定，并由英国领事缮立契据。只是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长期停泊在江滩，舱板需要修理，帆缆也需要更换；把商船改作练船后，帆舱、索舱、火药舱、弹子舱、炮门、战秤、官厅、住房等处，还需要增添设备。核算修理费用，比建威练船少，而船身却更加坚固。查船政前一届的出洋章程，学习驾驶的人每年在船上只有两个月。现在拟与北洋大臣、大学士臣李鸿章商议，请求改为每年在船上必须满六个月，以求增加训练课程。但核算下来，每人每届三年平均需银一万元之多，势必难以多派学生。况且学生基础尚不深厚，出洋也没有什么益处。整顿海军，只有多设置帆船进行训练，才或许能够取得实际成效。现在购买的夹板船，拟命名为平远，已经命令厂员赶快修理。从船政驾驶学堂各学生中，选取年满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六岁以下，身材相貌魁梧、胆气壮定的人；另选精壮水手多人，赴船学习，严格规定课程，考核日记，由近及远航行。向东到日本、高丽各海洋，向南到新加坡、槟榔岛各埠；向北到旅顺、大连环、海参崴；向西到印度洋、红海、地中海。每年春季出航、秋季返航，冬季出航、夏季返航。将在学堂所学的天文、海图，拿到礁石沙滩等实际环境中验证，看测算是否相符；将在学堂所学的枪炮、阵法，放到风浪水势等疑难情形中检验，看发射是否准确。以三年为期限，与学堂轮流更换。学业越熟练，训练成熟的人才就越多。同样是出洋学习驾驶，费用较少，收效也较快。如果确有非凡胆略、才能出众的人，再派到各国兵船上，经历一年半载，就能够掌握其中的实际作用。这是根据提调道员周懋琦的禀请提出的。臣查考，驾驶与制造不同。外国船厂器械设备很多，学习制造的人如果不亲自到厂中，就不能深入了解其中的奥妙。学习驾驶则无论哪个国家的水师，都不外乎“严密”二字：严格，就能整齐划一；严密，就不留下疏忽懈怠。而关键只在于熟练。到了临阵对敌时，能否运用自如取决于一心。但必须长期出洋训练，并不一定非要到外国兵船上才懂得兵事机宜。只是管驾练船不同于管驾轮船。管驾轮船，固然必须熟悉船舶学；管驾练船，则是各轮船管驾、办事人员和水手的教习，必须曾经航行各国海面，通晓水师章程，并且是外国人员一向熟知的人，才能胜任，不能轻率派任。船政一向聘用西员，费用也很繁重。现在拟与李鸿章商议，在北洋兵船的管驾人员中，或者水师学堂教习中，挑选派任管驾，以求得力。

译钟天纬 扩充商务十条 一是设立商会。我私下看到，中国人经商，心思未尝不敏捷，经营未尝不勤勉，但获利最终赶不上西商，实在是因为他们有官府保护，而中国商人却常受官府压制。考察西洋政治，事事都顺应人情；唯独商务方面，一切采取垄断做法。他们的国家不但不禁止，反而加以保护，使商人能够获利。这没有别的原因，西国把商税作为岁入的大宗，所以把工商看作国家的命脉。各个口岸都设置商会，京城还设置总会，并聘请有爵位的绅士担任领袖。商会的权力足以与议院抗衡。商人每有受到压抑的事情，都可以到巴力门衙门申诉。因此商人有所凭借而无所畏惧，贸易兴盛，国势日益强大。中国却不是这样，把商人看作市井小人，把工艺轻视为细民之业。平日里用各种方式压制，有事时又把他们当作鱼肉任意宰割。因此商人势力涣散，不能自立，更怎么能同洋商抗衡呢？比如关税，洋人只缴纳厘半，而华人却被勒索数成；盘查时洋船无人敢随意盘问，华船却受到百般呵斥。以致华商人人泄气，已经到了不能自保的地步。如果真能仿照外国领事的办法，允许各行业推举绅士和董事，给予优厚的身份，授予办事权力，遇到商务事务，允许他们直接向有关官府申诉。凡是有益于中国商业的事情，都听任他们设法保护，不要让现成的法令阻挠。例如广东各处百工聚集，商贩摩肩接踵，土地狭窄、人口稠密，生计困苦。如果加以振兴，对内可以拓宽小民衣食的来源，对外可以杜绝洋人的侵夺和牟利，足以为天下开创风气，这也是扭转局势的妙法。我私下感慨，粤东的缙绅巨族常常与长官抗衡。如果加以礼遇，使他们舍弃对抗而归附，这难道也是古人以礼感化怒蛙的见识吗？二是合办公司。我曾经观察，西洋的军饷全都出自商税。商人经商万里，横渡重洋，获取国外的利益来供养本国百姓，所以国家日益富裕，军队也日益强大。华商却只在本国贩卖经营，所谓楚弓楚得，利害都只限于本国。这难道是才力和聪明不如人吗？是因为华商势力分散。分散就力量薄弱、资本微少，不能谋划远大的经营。西人势力集中，集中就资本雄厚、力量强大，无往而不胜。所谓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成事，众人合力就容易举起重物，说的就是公司。近年以来，中国开始开矿，争相设立公司。去年上海市面上许多银号倒闭，十家中有九家破产，都受到这种风气的牵累。直到现在人们还把公司视为祸根，再要集股筹资，恐怕没有不掩耳逃走的。这是因为中国人不善于模仿，只羡慕公司的名称，不考察公司的实际。不知道西国每次设立公司，都必须禀请国家，由商部派员查勘，事实确实可靠、利润也有把握之后，才准许开办。每一家公司，由各股东共同保举十二名董事，再由全体董事推举正、副总办各一人，而且每个董事也必须拥有其中的多股。总办向各董事负责，各董事向全体股东负责。上下相互制约，监督耳目清楚明白，自然没有产生弊端的途径。中国却恰恰相反。集股者只要向大官禀请，发告示招徕，刊印一份章程，绘制一张图说，便把海市蜃楼一般的事情全凭臆想虚构出来。各股东也不追究矿山在哪里、矿质怎样，本来没有置办产业留给子孙的打算，不过把股票价格涨跌当作牟利手段，买卖空头股票，完全像赌博一样，所以失败得一塌糊涂也是理所当然。如今如果把它的良法美意一概废除，就未免因为怕噎而废食，今后重大的工程也一定难以开办。现在的办法，应当查照西洋成法：凡是设立公司，都必须由商会派人查考，酌定章程，务必使总办不能独自操纵权力，而完全以各股东的公议为准。这样，铁路、电报、开矿、制船等各项事务，都可以借助众人力量办成。外国设立公司的法律，本来已有成文规定。如果斟酌折中，制定为固定法令，希望中国的公司足以同洋人相匹敌，并能在国外施展影响。三是借用国债。查国债这种办法创自欧洲，确实开创了千古未有的局面。不敢说永远没有弊端，但总觉得它有大利而没有大害。为什么呢？古来国家费用不足，无非向百姓加派。有时按财产征钱，有时专卖酒类，有时征收房屋税，按户摊派、像簸箕一样搜刮，无非是用来解决一时的困难，甚至搜括富民、出售官爵，到了极点。然而如果年年歉收，内部发生冲突、外部有敌寇，那么这种苟且维持、不能过一日的办法，终究也会有穷尽的时候。看看前朝末年，加派练兵饷银，百姓无法生活，甚至拿宫中的器物抵充军饷，而叛乱溃散的消息不断传来，明朝社稷最终覆亡。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强行搜取百姓的脂膏，却不给百姓应得的利益；小民哪里肯毁掉家产来解救困难，以供给国家费用呢？再看西洋，每逢有大工程、大劳役，必定向百姓借取钱财，同时给他们可以兑现的债券利息，按期偿付，分秒不差。如果发生战争，不必强迫百姓捐输，百万军饷转眼就能筹办，从来没有拖延推诿、抵赖不还的。假如一旦违约，那么将来即使有紧急需要，百姓也都会袖手旁观，使国家重蹈骊山举烽的覆辙，所以不敢违约。如今中国自从同洋人交往以来，海防军费增加到过去的百倍，绝不是内地赋税所能供给的。完全依靠征收洋税作为唯一的来源。一旦发生战争，海口全部封闭，洋税断绝，空着肚子绝不可能长期支撑。势必只能出高利息借洋债，哪怕是渴了喝毒酒，也顾不上考虑后果。如果恰好同那个国家发生冲突，连借债也没有门路，这就是坐等死亡的办法。仅这一点，其后患就难以想象。不如尽早实行国债制度，使民间习惯使用、深信不疑，为日后紧急时刻留下筹资的道路，也算是未雨绸缪。如今借洋债，利息为百分之九，几乎是他们本国利率的两倍。而中国并不是没有财力，何必受他们盘剥，每年向海外支付高额利息？如果改为借用本国国债，每年偿还若干利息，由各海关经理，印发饷票代替现银，并由海关直接付息，就可以使商民取得信任，拿出全部藏银来谋取十分之一的利息。这样市场流通，商人也容易获利。万一有闭关、市场断绝的时候，百姓都会愿意倾囊捐献，这无异于从宫中取用财物。在国家安危迫在眉睫之际，才能收到这种制度的效果。所以说它有大利而没有大害。

译四是铸造银币。人情没有不喜欢简便、厌恶繁琐，趋向轻便、避开沉重的。顺应人情来实行，政令就会像水源流出一样顺畅，公私双方都能受益。现在的钱法也已经粗劣混乱到了极点。京城流通的当十大钱，一出国门，竟然连一醉所需的钱都换不到。外省私铸的钱充斥市场。康熙、雍正朝的大钱，如今一千枚也未必找得到一枚。可是人们却相继喜欢使用外国银钱。起初使用西班牙老板，后来使用墨西哥新板。近来英国、法国、美国、德国都铸造银钱，流入中国；日本也跟着仿效，每年铸造小银钱，混入市场。每年数量不少于数十万，价格也日益上涨。论银质，其实不值所规定的钱价，但因为是该国官府铸造的，所以取得信用，这就是所谓银币。中国自己不铸造，白白使外国人操纵货币法则的轻重，利益于是被他们独占。想设法禁止，却因为市场人情所趋，最终也无可奈何。论银币流通的便利，第一是成色固定，第二是分量标准，第三是交易方便，第四是携带轻便，第五是价值不易涨跌，第六是花纹不易伪造。与元宝、纹银相比，铸销时的损耗、兑换时的侵欺、扣短平色以及掺杂伪银等弊端，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要收回这种利益权力，不如由中国奏明设局，购买机器，自行铸造三种等级的货币。每套机器，小的不过五万元。吉林机局曾经购买过一套。凡铸造金银钱，都必须稍微掺入杂质，才能坚固，并且敲击时发出声音。核算所得利润，足以支付炉火、人工和铸造费用。即使没有剩余，商务也已经大受裨益了。但必须由国家颁定法律，确定各等级货币的价格以及相互折算的数目。每达到一定数量，就必须使用哪一种货币。例如按照英国制度，铜钱满十二枚，就必须折合小银钱一元；银钱满二十枚，就必须折合金钱一元。金、银、铜钱既然有搭配使用的规则，价值又相互折合，那么凡是钱粮、关税、厘金等征收，都依照这个标准确定。使征收的人、解送的人、收取的人、发放的人，无不按照这个数目办理。没有平色高低的差别，也没有兑换时的克扣勒索，自然就没有浮收侵蚀的弊端。市场价格也不能随时任意抬高压低、刁难买卖，这样，买卖空头货币的弊端不用禁止也会自行绝迹。五是广造轮船。日本同西洋订约时，允许西洋人在海口通商，却不准他们驶入内地，侵夺日本本国已有的利益。因此日本人自己制造轮船，在内海江河中航行，同洋人争夺利益。中国同各国订约，却允许他们的轮船驶入长江，又听任他们沿海设船往来。比如天津、上海、宁波、福州、香港、汕头等口岸，向来有怡和、禅臣、旗昌三家公司按期派轮船往来，夺取本来属于华人的利益。因此李爵相创办招商局，想同它们并驾争衡，但势力常常比不上。主持局务的人又错误地用高价买下旗昌一家，仍然不能独占垄断利益，财力反而因此疲敝。要设法挽救中国商务，不如广泛建造小轮船，让它们通行内地。洋船只能到达通商口岸，而小轮船可以驶入内河，占据上游，争取揽运货物。比如近日茶市在汉口兴盛，如果小轮船驶入湘江、汉水两条河，直到襄阳、长沙一带，承揽贸易运输，那么茶商争相抢先销售，自然都愿意用小轮船装运。如果想直接前往上海，也可以省去换船、过驳的麻烦。这样就可以由小轮船直接完成交货卸货，洋轮船的生意便会大为减少。推广来说，天津可以由运河到通州；烟台可以由黄河到济南；九江可以由鄱阳湖到南昌；安庆可以由巢湖到庐州；镇江由运河向南可以到苏州、常州，向北可以到济宁；上海则可以由黄浦江到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数府。至于广东东西两江，水深流缓，向上可以驶到广西梧州。这样占据上游、争取货运，洋人只能瞪眼看着、为此丧气，而我国商务一定会大有起色。况且轮船越多，驾驶机器的人才就越多。再推广到航行大洋，只是转变之间的事，不必再向外国借用人才。英国兵船的管驾，按惯例一定从商船中选拔；中国水师的学生却想一步登天，其错误不是用路程远近所能衡量的。我曾私下谈论，认为中国必须先设置商船学堂，训练驾驶船只、管理机器的舵工水手，才可以作为训练水师的基础。因为从来没有不熟悉商船驾驶，却能够驾驶兵船的人。六是设置民营工厂。国家设科取士，如果不劝导民间家家诵读经书，而只依靠学校来培养人才，绝不会有这样兴盛的文教。由此可知，国家崇尚机器，却只设置官办工厂，这种做法路径迂回、收效遥远。西洋制造船只、火炮、枪械、弹药，大多由民营工厂承办。即使有一两家官办工厂，也都采用包工办法，与民厂没有不同，因此没有冗余工人，也没有白吃俸禄的人。按工作量发给报酬，工作才能精良。如今中国各省已经设立船政、机器、弹药等局，每年动用正款数以百万计；但所制成的东西，如果通过海外购买，或者由洋匠承包，费用可以减少一半。只是为了替华人开启风气，所以没有计较这些。可是官厂的弊端在于工匠浮滥，而且都把职业当作嬉戏，赏罚不能实行，勤惰没有区别，又有谁愿意舍弃安逸而从事劳苦，招致众人嫉恨呢？每制成一件器物，价格比外国还高，质量却草率粗糙，只具外形，往往被洋人讥笑，随即引起他们轻侮。这样即使经过一百年，也终究不会有起色。只有仿照洋厂办法，一律包工承办，责令工匠头目逐件分包。

译或者允许他们把设备带回家私自制造。这样，工匠有一分本领，就得到一分薪资；完成一分工程，就给予一分价值。按照名义考核实际，务必做到国家花费一文钱，就必须制成价值一文钱的东西，而且器物精良坚实、价格不虚高，工匠自然都会争相奋勉。现在福州、天津、江宁、杭州、山东各厂局，都由官府办理，难免积习相沿。我实在不敢矫饰地掩盖它们的弊端。只有粤东军火、机器等局采用包工办法，能够以泰西工艺开创民营工厂的规模；而且修理轮船机器，无不核定工时、包定价格。如果仿照它的办法，令民间多开私厂，或者直接把官厂租给商人，每年收取租金利息，用来抵偿制造费用。国家需要器具时，责成该厂优先赶办；剩余力量则听任它为民间制造机器、轮船、救火水龙，以及一切开矿、挖河、抽水、磨麦、纺纱、织布等机器，以获取利益。这样，风气大为开放，人才日益涌现，工艺日益精进，不必劳烦国家提倡。七是颁发牙帖。泰西工艺精良，居天下第一；考察它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原因，全是由国家鼓励而成的，就像中国用科举和利禄的道路来诱导士人一样。它的办法是什么呢？就在于颁发牙帖，也就是西语所谓“丕登”。所谓丕登，就是士人考得新的道理、新的方法，工商人士创制出一项技术、一种工艺，就献给国家，由商部考验；上等的赐给爵位和俸禄，中等的赏赐宝星，下等的也准许他独自经营这种专门技艺，或者传给后代作为世业，或者享有数年的专利。国家给他发放文凭，以防全国工商界抄袭仿造。即使国家想仿行他的新法，也要同本人商议购买，给予丰厚的补偿。比如创造蒸汽机、轮车、纺织机器的人，各国无不颁赐爵位，终身供养，直到今天仍享有永世的荣名。因此西方人无论仕宦缙绅、农民、工匠、商人，无不日夜梦想得到新的方法，以此取得富贵、留给子孙，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甚至废寝忘食，不惜让国家试验。西方人因此享有大名、获得巨富的，多得数不清。美国每年发给牙帖数万张。它通商和工艺的精良，根本原因全在这里。他们说：士人可贵的地方，不只是志向高尚而已，还必须创立新法，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百姓，这才不愧为四民之首。所以西国的读书人，不只是抱着诗书谈论仁义而已。有商人中的士人，有工匠中的士人，有农民中的士人，他们都著书立说，自成一家，每天推出新的方法。中国如果真能采用这种意思，不必驱使天下读书人全走同一条路，而应听任各人按照自己的天资所长，无论农、工、商、贾，都考求新的道理和方法，以利国家、造福百姓。每省由督抚考验，发给牙帖；能够独出心裁的给予上等奖赏，能够变通西方制度的给予中等奖赏，只会依照成法仿行的给予下等奖赏。准许其一家独享这种利益作为酬劳，不准其他人仿造来夺取他的利益。甚至可以破格奏请奖赏，赐给功名。只要有一个省的督抚倡导，其他各省推行起来自然就容易了。重赏之下竟然没有勇于实践的人，这种说法是不能相信的。八是保障海上保险。外国经营商务，不外乎两个方面：有了公司，力量才会雄厚；有了保险，意外才不会造成忧患，商务才有所凭借而无所畏惧。保险的办法并不是真能保证没有危险，只是在遇到危险发生事故时，按照数额赔偿罢了。具体办法是：比如有海船出洋，申报船货资本价值银一百万两，保险行并不必查明它是否真的值这个价格，只收取百分之一作为费用，发给保险单。万一遇到风暴、礁石而意外出事，就按照一百万的本金如数赔偿，既不夸耀功劳，也不吝惜钱财。一年之中，承保一千艘船，而船只沉没、货物漂失的，通常不过千分之一。除去赔偿的一百万两，另外九百万两全都装入保险商的口袋。这可以说是天地之间第一等的贸易了。船商渡过重洋、冒险航行，只需花费万金，就可以高枕无忧，永远没有折本的顾虑，谁会不愿意呢？华商经营海船生意，每逢风浪，整夜徘徊忧虑，即使拥有千万资本，也可能一夜之间变成赤贫。这是因为只能独自承担风险，而没有保险的办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钱〕 有了这种办法，洋人便放胆经营，哪里遥远都能到达；华商却害怕风浪、害怕礁石，局促在一隅，不能获取其他国家的利益。于是中外商务便有了天壤之别。况且外国的保险不只是承保海上风险：房屋可以保火险，轮车可以保碰撞险，甚至人身也可以保疾病险。如果在保险期限内死亡，家属可以领取赔款，寡妇孤儿便有了生活依靠，不至于流离失所。只有斗殴杀人、服毒自尽的人，按例不予赔偿。这样人们都会珍惜生命，不会妄自寻死。这大概是用白鸽票射标之法，借此救济困难、扶助危急，实在是保护商人、便利百姓的好办法。如果能令华商集资设立公司，仿照实行保险，并对一切办法加以变通，那么每年各海口的保险费用就不会流入海外了。

译九是设立信局。西方人很留心中国政务，常说中国财政有两笔收入支出，可以节省却不知道节省，可以取得却不知道取得，这实在是掌管国家财政者的一大遗憾。可以节省的，就是各省每年开支的驿站经费，几乎耗费天下钱粮的十分之一。可以取得的，就是设立公共信局并征收信资。按照西方办法，公私信函合并由一个机构办理。国家专门设置信部官员负责管理，按照道路远近、信函轻重征收邮资。每封信贴上印花，随处都可以投递，无论多远都能送达。全国遍设分局，像网有纲一样，条理清楚而不紊乱。递送国内信件，一天就能送达；如果寄往国外，即使是欧洲全洲，也从没有耽搁到三天的。每年除去车轮、牲畜、马匹、人夫、房屋、薪工等杂费，仍有盈余，成为国家收入的一大宗。例如英国在光绪九年信部经费用银三百四十万磅，而征收信资达到七百万磅，几乎相当于中国白银一千万两。日本仿照设立信局，也获得很大利润。现在已经刊印出汉字清单，人人都知道了。既然没有中国驿站、提塘、马号、铺递等各项经费，凡是出使、述职、计偕、按部的官员所索取的夫马供应、草料、行馆供张、酒食馈赠，以及地方州县赔累不堪的负担，都可以一扫而空。每年节省的财政支出不知有多少，同时还可以为国家开辟一个极大的收入来源。现在北方各省商议开办铁路，将来依附铁路运行，自然可以有把握。只是由官府管理，头绪太繁，不如开设信局，招募商人承办。大商人承包一省，小商人承包一县；推广到各个口岸和埠头，都设置分局，像身体支配手臂一样，一气呵成。水路由轮船贯通，陆路由快马贯通，偏僻地方则使用专差。一切走卒、脚夫，都由官府发给口粮，使他们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凡是奏折、公文，仍派委员专门管理，以明确责任。无论公私信函，一律按重量封寄并收取费用。不必立即裁减驿站钱粮，以体恤其中的私人利益。仅就私人信件一项来说，收入已经足以抵销支出；而且递送迅速，商人没有不感到便利的。邮资还完全可以降低。这也是有益于国库和商务的一项重要政务。现在上海、天津已经设立文报局了。如果粤东援照这个办法仿设，使递送奏折的差役能够航海赴京，这不也就是公共信局的开端吗？十是举办工艺竞赛。天下的事情，有些表面看起来像游戏，实际上暗中包含着富国强兵的意义，西方人的赛珍会就是这样。赛珍会汇集五洲的物产，罗列各国的珍奇，评定它们的优劣高下，并据此给予奖赏，有的获得金牌，有的获得宝星。这样可以增加见识、扩大闻见，成为商人经商的指南，也成为工艺的借鉴；正如文人在科举名场上比赛才艺一样。一经评定，声誉和价格就提高十倍。有人认为它耗费太大，讥笑为过分之举。但从西方人的眼光看，这正是用意深远、成效长久，是欧洲振兴商务的一大关键。华商还没有明白其中的好处，每逢西国举办展会，也乐于把珍贵物品运到那里。西方人笑他们像盲人看戏，只听旁观者拍手叫好，自己却没有领会其中奥妙，但也仍然赞叹不已。每举办一次，中国也必定耗费数十万金。实在不如自己举办赛会，为华人引导先路，开创富国的基础。真能把南方赛会迎神、北方庙会赶集的办法加以变通，让各行各业的工商商贾自行比赛各自的物产，甚至家用杂物也陈列在会场，同时进行交易，推举绅士和董事负责管理，而不必假托神道设教，仿效僧尼鼓吹，也不陷入巫觋的荒唐做法。只要稍加转变，就能把民间原本要烧香、供佛、演戏、放灯的费用，全部用于促进商业、造福工艺的实际事务，同时仍不失年终农闲、万民行乐的意思。这样虽然是游戏，却包含着至理。县、邑可以准许每年举办一次，府、州可以准许三年举办一次，省会和海口可以准许五年举办一次。每过十年，就集合全国的精英、物产、古玩、奇珍，把各地的千蹄万轮、八方物品运到会场，评定高下，以分别优劣。某地的物产质量最高，某地的制造最精细，某种物品最受洋人喜爱、贸易可以兴盛，某位工匠是本国第一、工艺最为精妙，都一一登记在册，奖给金牌，并为之传播声誉。那些工商人员得到一张奖帖，荣誉胜过泥金题名，从此就会更加留心制造。徐▯ 《务本论自叙》辛丑年夏天，英国侵略者进犯广州，某位御史请求开矿来补助军饷。议论此事的人有的惋惜他的主张没有实行。▯认为，国家费用不足，并不是白银少，而是依赖白银来使用所造成的弊病。于是拟写奏疏，劝谏开矿。大意说：如今筹措国用，只在于重视农桑罢了。重视农桑，必先使粮食和丝帛贵重；使粮食和丝帛贵重，必先禁止过度奢侈；禁止奢侈以后，商人的利润就会减少；商人的利润减少以后，从事耕织的人就会增多；从事耕织的人增多以后，粮食和丝帛的产量就会增加；粮食和丝帛的产量增加以后，银价就会降低；银价降低以后，货币流通的源头就会畅通。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这种说法迂腐。▯只知道邱甲的刑书，取法于叔响；井田和世禄，并不属于诸兰陵。至于束修的往来，没有比侨▯更亲密的；对洙泗学说的继承阐述，没有超过孟子、荀子的。然而他们仍然像这样分封土地而发表议论。何况▯是童土下士，却想凭一个人的舌头奋发论说，使天下人相信自己的心意，那也太亻真了。只因别人不相信我的学说，我就因此不能相信自己，这便是暧姝濡需的学问，又加上突梯挈楹的情态。《易传》说：“内心疑惑的人，言辞就支离；失去操守的人，言辞就屈曲。”▯私下感到惭愧。于是沿着先前的主张，把辨析全部写出，把方法逐条列明，撰成《务本论》上下两篇。大概是用守弈者关于落棋的警戒来提醒自己，同时也用来备作遒人摇木铎巡行宣示时的训辞。

译郑观应 学校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古代，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入学第一年考察经文句读，辨明志向；第三年考察是否敬重学业、乐于合群；第五年考察是否广泛学习、亲近老师；第七年考察是否能够讨论学问、选择朋友，这叫小成。第九年能够触类旁通、通达事理，坚定自立而不违背正道，这叫大成。同时又教学生弦歌诵读，使他们的性情得到舒展。因此那时博学的人很多，成才的人也很多。到了后世，学校制度废弃了，人人各自聘请老师来教导子弟。贫穷百姓没有力量延师，便任由子弟荒废嬉游，目不识丁，甚至完全不知道天地古今是什么东西，而违背伦理、悖逆道理的事情也因此层出不穷。这全都是学校教育不受重视的缘故。如今泰西各国还保留着古代的风尚。它们的学校制度大致相同，而德国尤其完备。学校有大小之分，各有等级。乡间私塾分散设在民间，由贫家子弟入学，也由地方官筹集资金办理。不论贵贱男女，五岁以后都必须入学。不入学的，就治罪其父母。即使是聋、盲、哑等残疾人，也无不有学校，使他们学习一门技艺，以自行养活自己受天刑的身体。建立学校的方法，可以说细致周全到没有遗漏。初入学先教幼学，间或附带数学入门、本国地理等书。学生在一百人以内，由一位老师教导；超过一百人而至一千人，就分成若干班。每班必有一位老师。这一班学业完成后，才转入另一班，依次递升，不允许越级。察知贫困的，免收学费；稍微富裕的，学费减半。郡院学生的学费，也不过一钱至半元而已。院内学生也分成若干班，每班有专门的老师。有专门教算学的，有专门教格物的，有专门教重学、理学、史鉴、舆地、绘画以及各国语言文字的。期满考试列为上等的，就按照各自的才能，或进入实学院，或进入技艺院。实学院分为上下两院，都以实学为主，大约分为十三班。初入学院时在末班，每班学习一年。经过十三年，遍历各班，才能出院。上院考试合格后进入太学院，可以免除三年军籍；下院即使列入首班，仍然充当军籍，三年后可以进入技艺等院。太学的掌教，必须是声望出众、才识兼优的人，才能担任此职。院中的书籍、图画、仪器，没有一样不齐备。第一是经学，第二是法学，第三是智学，第四是医学。经学，是宗教方面的学问，即耶稣、天主一类。法学，是考察古今政事的利弊、异同，以及出使外国、修辞、通商所涉及的各国法律。智学，是格物、性理、文字、语言一类的学问。医学，是总括考察全身内外各部位、经络表里及其功能、病源、药品配制、胎产接生等方法。技艺院所学习的是汽机、电报、采矿、陶冶、制炼、织造等事务。格物院与技艺院大致相同。总的说来，这些学问大多以数学为基础。数学以《几何原本》为宗旨，其次是力学。（力学，是考究各种事物的力量。）还有化学，考察金石、植物、胎卵、湿化等各种事物化生的道理。其次是天学，测量五星七政的交会、伏行和留行。其次是航海学，必须熟悉地理、测量和驾驶，才能知道船行多少度，适合什么水性，以及台风、飓风、沙洲、礁石应当怎样趋避。武学院的课程与实学院相同，但增加武艺、兵法、御马等事务。通商院以数学、银学、文字三者为根本。对于各国的方言、土产、水路、陆程、税则、和约，以及钱币、银单、条规、法例、公司、保险等事项，无不传授学习。还有农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师道院、宣道院、女学院、训瞽院、训聋喑院、训孤子院、训罪童院、养废疾院，以及文会、夜学、印书会、新闻馆。另有九处大书院，藏书极为丰富，允许人前往阅览、借抄，但不能带出书院。每年拨发国库钱财来供养学生。它们的教学方法如此详尽，教育的思虑如此广泛。大体说来，泰西各国教育人才的方法有三件事：一是学校，二是新闻报馆，三是书籍馆。学校又有三等：第一是初学，以七岁至十五岁为限，要求粗通文字、算术以及浅略的地球史志；聪颖的人还可以兼学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中学以十五岁至二十一岁为限，穷究各门学问，分门别类，没有不包括的。上学以二十一岁至二十六岁上下为限。到了这个阶段，就要精益求精，常常能够由旧知识获得新发现，自创一项事业，成为绝无仅有的人。要想战胜别人，必须完全了解对方已经形成的方法，然后才能灵活变通，继而战胜敌人。对方汇聚数十个国家的人才，耗尽数百年的智慧和力量，投入亿万兆的资财，才得到这些成果；又把它们编成书，公开给众人而不私藏于自己，扩大其学问而不秘传，为什么呢？他们其实窃取了我国古代圣人的余绪，精益求精，再把它归还给中国。即使想私藏、保密，上天也不会允许。后人看今天，也如同今天的人看古代。那些拘泥古法而不知变通，把它斥为异端学问，甘愿守着固陋而受制于人的人，都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如今中国已经设立同文馆、方言馆，水师、武备各堂也设立多年，但各门学问仍未深入掌握，制造器物大多依靠西方工匠，还没有听说有人别出心裁，创造出一件奇异器物。技艺尚未专精，传授和接受的方法也还没有掌握。假如能够把西国有用的书籍分门析理、条分缕析，翻译成华文，颁发给天下各书院，使人人都能学习，那么凭中国疆域的广大、人才的众多，竭尽他们的聪明才力，又有什么难处不能超过西方人呢！

译西学 如今自称正人君子的人，动不动就把不谈洋务看作高尚。见到有人讲求西学，便斥责说：“名教的罪人，士林的败类。”唉！今天的缅甸、越南，它们的所谓高人难道还少吗？其中贤能的投海沉湘，不贤的厚着脸皮苟且偷生罢了。像沟渠之水那样的廉洁，又对天时人事有什么帮助呢？而且今天的洋务，正如君父患有危重疾病。作为忠臣孝子，是要想尽办法求医并学习医术呢，还是要痛骂医生不可靠，既不求医也不学医，发誓以身殉死，坐视君父死亡呢？这样说来，西学应不应该讲，也就不必多说便可以明白了。古人说：“通晓天地人三方面的学问，才叫儒者。”又说：“有一件事不知道，是儒者的耻辱。”如今他们所谓的天学，以天文学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等技艺，都由天学推演到极致。他们所谓的地学，以地理学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舟车、兵阵等技艺，都由地学推演到极致。他们所谓的人学，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治、教化、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艺等技艺，都由人学推演到极致。这些都对国家经济和百姓生活有益，并不是所谓奇技淫巧。此外还有剽窃皮毛、好名贪利的人，只因见到别人强盛便震惊，把对方过分推崇；这只能作为谈资，实际上并不能了解对方强盛的原因。这是没有根本的学问，不足以进入高雅学术的行列。所谓通儒，贵在博通古今，审察时势，不轻视别人，也不至于被别人震慑；不专门掩藏自己的长处，也不敢回护自己的短处，然后才能建立非同寻常的事业，成为非同寻常的人。中外通商已经数十年，事变接连发生，能够随时应对的人才却很缺乏。如果不在今天赶紧求取忠诚而有智慧的人，使他们熟悉西国的制造、文字、朝廷典章、政令和风俗，将凭什么维持大局、制服强邻呢？天下的事业、文章、学问、技艺，没有不是积小而成高大，由浅近达到深远的。所谓合抱的大树生于细小的萌芽，九层高台起于一筐筐泥土，千里远行始于脚下，就是这个道理。（西方人说，中国人学习西法都浅尝辄止，有名无实。大概是因为总管其事的人并不精通所学，不知道教师教授的优劣、课程技艺的高下，往往被人蒙蔽。所以学生一届不如一届，越来越不如别人。）谈到泰西的学问，派别分明、条目清楚，商业政务、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等事务，没有一样不精通，而且都把源头归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以掌握驾驭水、火、风、电的权衡。所以能够凿开混沌的窍穴，夺取造化的功用。刚开始授学时，所教的是容易知道、容易做到的内容，不以粗浅为羞耻，反而把越级求成作为戒条。等到年岁增长、学问日深，层层积累而上，逐渐沉浸于史记、算法、格致、化学诸家之学。这正是力学者多、成名者也越来越多的原因。如今有人自居为学者，却连诸子的书都没有看过，列朝的历史也没有听说过，认为西法是西方人创造的；有的惊叹它巧妙得无法企及，有的斥责它卑下而不值得谈论。唉，真是奇怪！从前大挠制定甲子，神农制造耒耜，史皇创造文字，轩辕制定衣冠，蚩尤制造五种兵器，汤制造飞车，挥制造弓，夷牟制造箭。当他们刚开始创造时，何尝不曾使人惊叹、各自树立神奇的成就呢？何况观测星象气候的学问始于臾区，勾股之学始于隶首，地图之学始于髀盖，九章之术始于《周礼》。不只是这些，浑天仪的制作发端于玑衡，那么测量就有了来源；公输子削木制成木人来驾车，墨翟刻木制成木鸢使它飞翔，武侯制造木牛流马，那么机器就有了来源；秋官中的象胥，郑玄注为译官，那么翻译就有了来源；阳燧从太阳取得明火，方诸从月亮取得明水，那么格物就有了来源。一是化学：古书所记载的熔化金属、腐蚀水、分解木材，同种物质重量相同、同类相合、异体不合不同类，都是化学学问出于我国的证明。一是重学：古人所说的均匀发力、均匀悬挂，轻重不同就会发动而断绝；不均匀的使它均匀，断绝的使它不再断绝，这就是重学出于我国的证明。一是光学：古书说，面对镜子站立便会出现影子；两道光夹着一道光，脚部被下方的光照到，所以影子形成在上面；头部被上方的光照到，所以影子形成在下面；靠近镜子时，镜中所照见的形体大，影子也大；远离镜子时，镜中所照见的形体小，影子也小。这就是光学出于我国。一是气学：亢仓子说，地蜕变称为水，水蜕变称为气，这就是气学出于我国。一是电学：关尹子说，石头相击便产生光，雷电依凭气而产生，也可以作为这种学说的依据。《淮南子》说，阴阳相互迫近便形成雷，激荡上扬便形成电。这就是电学出于我国。古代神圣之人创造事物来满足百姓的使用，称为形、象、数、器、物，都是用实际事物来验证，并不是凭空推测道理。儿童入学，教他们读书、计算，穷究道理、精通技艺，实际根基就在这里。自从读书人追逐虚浮而逃避实际，便专门钻研浮华无实的八股文、小楷、试帖诗，埋没人的性灵，白白耗费时日，使天下人都陷入无用之地，于是中学日益荒废，西学也就无法窥见其中的精髓了。不知道我国本来就有的学问，只是被西方人继承而继续实行，并以精心运用、坚定力量来对待，造诣精深，深邃得难以测度。所谓礼制失落后要到民间去寻找，正是时候了。近人江慎修融会贯通中西测算之学，又能制造奇器。他曾制造木牛来耕地，制造木驴代步，应声筒的制作也是先生创制的。谁说中国人的巧思，唯独比不上西方人呢？把中国本来有的学问归还给中国，就像从外马厩取出东西放回内马厩，却还小心翼翼地说这是西方人的学问、中国从来没有，必定把美名归给西方人。西方人中能够读中国书的，难道不会嘲笑这种说法吗？

译更进一步说，一个国家立于天地之间，必定有赖以建立的根本；盛衰兴废，各有导致它的原因。学校是人才产生的地方，人才是国家强盛的凭借。所以泰西各国的强盛，强在学问，而不是强在人多势众。既然如此，想同它们争强，不能只靠枪炮战舰，还要强在学习中国的学问，同时又学习它们的学问。如今学习西学的人，不过粗通文字语言，只为自己谋求衣食；西学本身精微广大之处，他们何曾稍微涉足。善于学习的人，必须先明白本末，更要明白所谓大本大末，然后才行。以西学来说，格致、制造等学问是根本。（各国最重视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很多，获益极大。讲求格致新法的人，大约有十万人。）语言文字是末节。合起来说，中学是根本，西学是末节；以中学为主，以西学为辅。懂得缓急，审察变通，掌握刚柔，通晓政体。教育的功效，正在这里吗？议院 议院，是共同议论政事的机构。集中众人的思想，扩大众人的益处，用人和行政都完全秉持公正；法律确实良善，用意确实美好。没有议院，君主和百姓之间势必多有隔阂，志向必然不一致，力量因权力分散而削弱；权力分散，力量就会衰弱。即使处在万国公法之中，也必然出现名义上公正而实际上不公、名义上有法而实际上无法的局面，四面发生相互攻击。因此想借公法维持大局，必须先设立议院来巩固民心。泰西各国都设立议院。每有举措，便共同商议，意见一致。百姓认为不方便的事，不必实行；百姓认为不可行的事，不得强行。朝廷和民间上下同德同心。这就是它们与邻国交往时，只有我方轻视别人，没有别人轻视我方的原因。人们只看见它们士兵战马强壮、船炮坚利、器物用具新奇，凭此傲视天下，却不知道它们抵御外侮、团结众志而形成坚固城池，在政治治理上本来就有根基。考察各国议政院，制度略有不同，大体不外乎分为上下两院这一制度。上院由国家宗室、勋戚以及各部大臣担任，取其接近君主；下院由绅士、年高之士、读书人、商人中才优望重者充任，取其接近民众。选举之法，完全依从公众。遇到国事，先让下院议定，再送达上院；上院议定后，奏报国君，由国君决定是否采纳。如果意见不一致，两院就重新讨论，务必达到妥协后才实行。凡是军国大政，君主掌握权力；转运军饷、筹措财政，百姓承担责任。无论筹费多少，都由议院决定，百姓服从。即使征收赋税过重，百姓也没有怨言，认为应当共同承担责任，协助办理军务。假如没有议院，民众的心志能这样一致吗？然而广泛采纳、参照各方情况来看，美国的议院制度是民权过重，因为它本来就是民主制度；法国的议院免不了有喧嚣争闹的风气，这是由其习惯造成的。斟酌利弊得失，适中而能够长久的，莫过于英国、德国的议院制度。英国上议院没有固定名额，人数多少随着时势而增减，因为官位不必全部设满，只要任用贤能。其成员都由王、公、侯、伯、子、男以及大教师和苏格兰世爵担任。每七年逐渐更换，世爵则终身任职。下议院议员都由民间公开选举产生，选出人数根据土地大小和人口多少决定。选举如果不公，也可以废止旧例、停止选举，以表示轻微惩罚。下议院是政令发布的地方，事务最为繁多，议员也比较多，大约以四五百人为常数。只有礼拜日可以告假休息，其余日子全都开院议事。大暑前后，便解散议院到乡间避暑；立冬或立春时，再次开院。议员无论早晚都可以见君主；上议院人员单独觐见，下议院人员集体觐见。议院座次方面，宰相、大臣等与院长意见相同的坐在院长右边，意见不同的坐在左边，中立的人则坐在前面横向排列。各国公使进入议院旁听的，都坐在楼上。德国的制度大体也相同。有了议院，统摄各项政务的纲领，于是君主、宰相、臣民之间的气息相通，上下之间的隔阂消除，全国的心志一致，各项事务都有条理而不混乱。做君主的，只需恭敬自守，面向南方而坐罢了。因此自从有了议院，昏庸暴虐的君主便无从施展暴政，跋扈的大臣无从擅自专权，各级官吏无从推卸责任，民间百姓无从积累怨恨。所以绝不会不到几代便灭亡，也不会一朝之间覆灭。中国历代帝王继承帝位，都有固定的尊位。然而君臣相得、太平兴盛，君臣唱和应答的情形，往往略微分别各自的言论和心情，各自发表见解。因此《洪范》在疑惑之事上征求意见，谋划也询问百姓；盘庚迁都时，向众人征询。大概上下沟通就成为泰平，上下不通就成为否塞。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树立君主，君主如同船，百姓如同水；水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自古以来，盛衰治乱的关键，总在于此。何况今天的中原大局，各国都来通商，形势上很难拒绝，因此不得不以公法来约束。想使公法真正可以依靠，必须先设立议院，通达民情，然后才能张扬国威、抵御外侮。孙子说：“道，就是使百姓和君主同心同欲，可以与他们同生共死，而不畏惧危险。”单就英国来说，它不过是小小的三座岛屿，土地不足中国常说的数省那么大，人口也不足中国数省那么多，却日益开拓土地，威势遍行四海，卓然成为欧洲西方的首要国家，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议院兴起，民众的志向统一，民气强盛罢了。中国人口不下四万万，如果确实能够设立议院，联络众人的情感，使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把四万万民众合成一个人，即使要吞并四海，也没有什么困难。何至于坐视那些国家越过九万里而群起逞强，肆意提出非分的请求，强求无礼的要求，事情无论大小，一有不合，动不动就举兵，明显违背公法呢？所以议院这种制度，用得大就有大的成效，用得小就有小的成效。国家的盛衰，取决于人才；人才贤能与否，取决于选举。议院是为全国人设立的，议员也由全国人选出。由一个人推举，贤能与否或许会有偏私；由众人推举，贤能与否就难以逃脱公众的评议。而且选举虽然说是依从多数，但推举者若不是在本籍居住满十年以后、年满三十岁，并且拥有财产家业、善于读书、负有声望，也不能署名保举议员。杜绝弊端的严格程度又达到如此地步。考察泰西的定例，议员的议论都刊布出来，没有任何隐瞒；早晨议论一件事，晚上就登在日报上，使众人都知道。议论正确，就受到交口称赞；议论错误，就受到众人指责。这依靠百姓正直之道的公论，作为一国选取贤才的标准。人才接连出现，国家就会迅速兴盛。假如能够以中国乡举里选的制度为根本，参照泰西投匦公开选举的方法，选拔有才望的议员；又在各省多设报馆，昭示议院的是非，那么天下英杰奇士、有才智的百姓，都能竭尽忠诚，施展抱负。君主不至于独自承担劳苦，百姓也不至于偏居安逸；君民融洽，彼此诚信相交。天下既有公认的是非，也就有公正的赏罚。四海这样广大，万民这样众多，却能同甘共苦，先忧后乐，如同治理一人的身体，上下一心、君民一体，还有什么外国敌患敢于凌辱我们呢？

译有人说：汉代的议郎，以及唐宋以来的台谏、御史，不就是今天西方各国的议员吗？却不知道爵禄由君主赐予，他们就不能不顾念私人的恩情；品级由高门大族出身的人决定，他们就不能完全通晓民间疾苦。籍贯不能区分，平日品行无法考察，智慧愚笨、贤能不肖不能一概而论，于是营私结党、沽名逐利的弊端就产生了。哪里比得上议院中官员和士绅均匀普遍，议员从民间选出，使民间百姓的疾苦都能周知，彼此的偏私全部消除；情感相通而不郁结，意旨公正而没有私心，各种利益都兴起，各种弊端都消除呢？所以想实行公法，没有比壮大国势更重要的；想壮大国势，没有比取得民心更重要的；想取得民心，没有比沟通下情更重要的；想沟通下情，没有比设立议院更重要的。中国如果最终甘于安处卑弱，不想成为天下所仰望的富国强兵之国，那也就算了。假如想安定内部、抵御外敌，使君主、国家、臣民依靠公法永远保全太平局面，就一定要从设立议院开始。有人说议政院适合西方而不适合中国，适合古代而不适合今天。这是不了解大局、不深入知道中外利弊的人所说的话。我曾经阅读《万国史鉴》，考察各国的得失盛衰，并深思其中的原因。五大洲大概有君主制国家、民主制国家以及君民共主制国家。君主制是权力偏在上面，民主制是权力偏在下面，君民共主制则权力取得平衡。凡事虽然由上下两院议定，仍要奏请君主裁夺。君主认为可以，就签名批准施行；君主认为不可以，就发回下院重新议论。这种立法制度的完善、考虑的周密，没有超过它的。此制一经确立，实际上就把亿万人民合成一条心了。试看英国这弹丸之地，女王主持国政，用人行政都依靠上下两院议员办理。近年来取得的土地，已经达到本国土地的二十倍。议院明白的功效、巨大的验证，就是这样。所以君民共主的国家，占全世界十分之六；君主制国家占十分之一二；民主制国家占十分之二三罢了。如今日本实行这种制度，也蓬勃兴起，跟随西方各国的步伐，反过来凌辱中国。难道还说议院不能实行吗？难道还说中国还可以不赶紧实行吗？唉，应当慎重考虑啊！

译日报 古代的时候，有诽谤木、进谏木，设立鼓来表示善政，树立旌旗，太史采集民歌，行人询问风俗；像这样急切地寻求了解民间疾苦、通达百姓情意。自从秦朝焚书坑儒，以愚弄百姓为目的，企图用智取、术驭、刑罚驱使、威势逼迫把天下笼罩起来。残酷暴烈的统治熏灼天下，天下人一同起兵灭亡了它。汉、魏以后，君主喜欢秦法对一人便利的地方，表面明白斥责它的错误，暗中却承袭它的好处，逐渐造成中原陆沉的灾祸。唐宋时期代有贤能之人，才开始设置给谏、侍御等言官，以防止上下壅塞，清正的舆论才开始彰明。然而若说民间疾苦已经全部沟通、民众情意已经全部通达，那还没有做到。想使它们沟通通达，没有比广泛设立日报更好的办法了。泰西各国的上议院、下议院，各省、各府、各县的议政局、商务局，各衙门的大小案件，以及分驻各国的通使、领事每年报告的新技术和商务情况，凡是进谏、纠正的谋划，兴办、革新的事务，君主和大臣举动的是非，议员辩论的高下，国内外工商业的衰旺，都听凭报馆记录刊登。主笔触类旁通、引申发挥，撰写成论说，使人知道议员的优劣、政事应否实行。因此日报盛行，不用脚走便能传播。名目有日报、月报、七日报、半月报等区别；体裁有新政、异闻、近事、告白等类别。有的一季出版一次，有的一年出版一次，快慢不一，种类各有不同。比如法律界有律报，医界有医报，士、农、工、商也各有报纸；官员、绅士、读书人、百姓、军士、工役之流，没有不在家中置备一册的，用来扩大见闻、作为考证依据。甚至小孩子也有报纸，文字意义浅显，取其容易理解。近年英国报馆有二千一百八十余家，法国报馆有一千二百三十余家，德国报馆有二千三百五十余家，美国报馆有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余家，俄国报馆有四百三十余家。把各国合计起来，每一国有三四千种报纸，每种每期发行量少的数百本，多的达到数十万本。报纸出版得多，阅读报纸的人也广泛。官府认为这对百姓有益，便帮助它们发展，主要有三件事：一是免除纸税；二是帮助递送报纸；三是出资资助。因此远近各国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它们销路广泛，尤其因为见闻丰富、议论公正，得失显明，褒贬严正。议论政事的人有所讥刺，掌握政权的人有所申辩，是非都公开显现，隐蔽黑暗之处全都彰明，一切违法的人也不敢肆意妄为、毫无顾忌了。中国通商各口岸，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持的人都是西方人。每逢中外交涉，有时会诋毁当权者，蛊惑民心。近来通商日久，由中国人担任主笔，议论较为公平持平。广州又有《广报》《中西日报》之类，大体仍由西方人主持，而由中国人担任主笔的，也几乎被排斥到四夷之外了。（日本没有一个郡不设日报馆。我国各省当权者也应当妥善制定章程，设法保护，发布文书命令有体面的绅士倡办，以便开启风气。如英国《泰吾士日报》馆的主笔，都是退职宰相、名臣，自然不会勒索别人的财物，名声也传遍中外。） 如今应当在沿海各省依次仿照实行，大体都由中国人执笔；而西方人的报馆，只准使用西文报章。平时官吏设法保护，使报纸能够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以及考察人才的盛衰、风俗的纯杂、制作的优劣；泰西各国的政事有什么更改，兵制有什么变迁，商务制造有什么新法，凡是足以有益于人的，都应当精心考核，刊列在报章上。大小官员如果有过失，必须直言不讳，不准各官为难报馆。如果有人无端诋毁、勒索诈取财物，只准报馆向上司禀明，由委员公断，以保存三代以来的体制。执笔的人尤其必须毫无偏私，暗中托请的要婉言谢绝，行贿的要严厉拒绝，胸中不染一尘，只清醒地观察天下的是非得失，自行发表宏伟的议论。如果有人徇私受贿、颠倒是非，逞强争辩坚白异同，扰乱百姓视听，就应援引成例告官惩治。如果说当权者挟私报复、审断不公，准许报馆登报告知天下。这样，公论就不会稍有宽容和放纵。发生战事时，官吏应制定法律进行稽查；对于本国的军事机密，不应轻易泄露；对于敌人的虚实，则不妨详细说明。这样就应当根据情况改变常规与权宜之策，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与今天禁止中国人办报、却听任西方人开设报馆相比，其中的是非得失、增损利弊究竟如何呢！设立报馆，益处非常多。简要列举，大约有几件事。各省遭受水旱灾害的地区相隔遥远，不免被置之不顾，内心也没有触动；自从报纸传播开来，灾民流离困苦的情形仿佛就在眼前，于是救济衣物、捐款赈灾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过去，得以保全劫后遗民。这是报纸对救荒的功劳。作奸犯科的人被依法严惩，报纸中逐一详细记载；看见的人胆落气沮，不敢任意横行，于是社会上的不安逐渐平息，民间得以安睡。这是报纸对除暴的功劳。士人君子读书立品，尤其贵在通达时务，成为卓越而有用的人才。自从有了日报，即使足不出户，也能周知天下事情；一旦需要借助这些信息办事，不至于完全没有把握。这是报纸对学业的功劳。其余有益于国计民情、边防商务的地方，即使轮流细数，也难以说完。然而为什么还要闭塞耳目、箝制言论，坐视敌国怀有觊觎之心，外国人掌握褒贬评论的权力，却仍安然自得、妄自尊大，怡然甘愿接受他人的凌辱呢？

译医道 医学之道通于神明。自神农、黄帝以来，人们讲明医理、深入研究医术，用来引导一代人走向和平，使百姓达到仁厚长寿。如今的医道，大多是读书不能成就功名的人，或没有资本的商人，稍微涉猎医方书籍，借此谋求衣食；偶然取得疗效，便自负神奇，卖弄聪明，抬高声价，以讹传讹，盲目引导盲人，使古代医法徒然保存，却没有能力灵活变通。这就是谚语中有“不用药才是高明医生”这种说法的原因。人患病疼痛时，悲惨忧苦集中于自身。凡是有血气的人，谁不想求生而厌恶死亡？可是世上没有和缓这样的良医，竟把性命生死的重大事情托付给轻率庸妄之人。一副药试治疾病，便自夸精通青囊之术；三根手指诊脉，却能害死人，使人对他怨恨深如利刃。想到这些，怎么忍心把医学一门列为方技而视作小道呢？考察《周官》，冢宰之下有医师掌管医疗政令，又有食医、疾医、疡医。疾医掌管治疗万民的疾病，用九窍的变化来验证，用九脏的活动来参照。凡百姓有疾病而接受治疗，死亡后就分别记载其死因，送交医师。年终考核医疗事务，以此决定医生的俸禄。十人中十人治愈为上等，十人中有一人失误为次等，有二人失误又次一等，有三人失误再次一等，有四人失误为下等。这种考核医生的方法，古代制度极其严格，正是因为重视百姓的性命。西方国家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方法，虽然与中国不同，得失也各有长短；然而它们实事求是，推究病源，慎重对待人命的心意，胜过中国漫无考核的状况。这也是关心百姓疾苦的人不可不知道的。各国医学都设有专门科目，立法有七项：一是穷理，二是化学，三是解剖，四是生理，五是病理，六是药性，七是治疗。治病的方法有二十四种，大要有六类：一是漏泄，二是分解，三是清凉，四是收酸，五是强壮，六是缓挛。都考察名医的教诲，各自发挥所长。等到学业完成，由官府进行考试；必须确实有心得，发给文凭，才可以自称医师。这种难度和尊贵程度，如同中国的科举。因此学问和阅历不断精益求精。中国的医生能这样吗？中国的官吏能这样认真考验吗？这是中国不如西医的第一点。西医论述人的脏腑、经络、骨节、腠理，如同钟表和机器的轮轴；如果不拆开来详细检验，就无法知道它们的功能以及损坏的原因。因此西方国家的养老院、癫狂院、聋哑院等处，遇到有人死亡，允许医务机构剖析尸体，穷究病症以及生生化化的根源，用来教育一般人。所以西医都明白脏腑血脉的奥秘。（考察中国从神农直到华佗、扁鹊，实际上是西医剖割检验的祖先。例如论述脏腑的位置，就可以知道当时有剖腹检验的事情，只是这种学问失传了。）如今中国学习医学，绝没有这种做法。即使是行医数代的老医生，也不知道脏腑是什么形状；遇到奇特危险、无法医治的疾病，最终也不能弄清病源在哪里。这是中国不如西医的第二点。西医认为，人的思虑、智慧、知觉、运动，都由脑主管。脑中有无数气筋，分布在五官百骸；脑气筋在哪一处损坏，哪一处就会患病。衰老的人脑气不足，于是有麻木、昏▯的疾病；幼小的儿童脑气过盛，多有角弓反张的症状。至于心的明察功能，专门主管血液。心脉跳动一次，血液运行一次；检验心脉跳动的迟速，就能知道病体的轻重。中医把切脉作为治病的要点，西医则认为人的全身都有脉络；血液如同水，脉络如同百川。血潮来回流动，没有不震动的，也就没有不形成脉动的。血液发源于心，运行全身，呼吸产生气，又由肺返回心脏，日夜循环流动，运行不停。若只按两手的脉来推求全身病情，绝没有这样的道理。全身的脉管，都是由心脏的总管分出，散布到全身四肢，哪里能凭两手不过一寸左右的脉管，强行分为寸、关、尺，就说五脏六腑都与这里相连呢？况且剖开检验两手的脉位，脉管大如鸡翎管，沿着手臂向上，逐渐变大；向上到达颈项，就在颈中的脉管里相互贯通，直达心脏而止，并不与其他脏器相连。怎么知道各脏的脉象一定都会显现在这里呢？况且明明是一条直通的脉，怎么知道三指切脉的分部界限丝毫不会混乱呢？所以说凭一条脉可以验看全身的疾病，这还可以；若说某一脉专门主宰某一经的疾病，就不可以了。西医事事讲求实证，日日钻研，又有显微镜能够测察肉眼难以看见的东西，所以能够察觉隐微、洞悉细微之处。中医多是模糊朦胧、似是而非的说法，重视空泛言论而少有实际疗效。这是中医不如西医的第三点。治病的方法，中医说木能克土，治疗脾胃要先平肝；火能克金，治疗肺病要先泻心；水能克火，治疗心病要先降肾。有的说三焦都是空虚之处，有的说六经各有起止的部位。西医则是哪里有病，就用哪里的药，尤其以保护脑筋、调养肠胃为主。用药的方法，中国多用草木，药性会有变化；西方多用金石，性质较为固定。而且无论汤、丸、膏、散，都是医生自己配制的。与从药铺买来、药品掺杂、炮制不精，自己煎熬又不懂火候相比，药效当然大不相同。这是中医不如西医的第四点。西医概略地论述病症，内科、外科各种病症不下二千种。审察和治疗病症，是医生的职责。概括说来，不外乎体质和功能两方面。人的皮肉筋骨合在一起形成形体，再由脏腑充实其中、血脉贯通其中，这叫作体质。一种事物有一种事物的作用，没有空设的，也没有假借的，这就是所谓功能。有体质方面的病，有功能方面的病，也有体质和功能兼有的病。必须先细心辨认，才能施治。外科病症的治疗，有刺、割，有扎、绑，有敷药，有洗涤，事事都要亲自操作；若不是心思敏捷、器具又极其精良，就不能进行尝试。比如自开钳、血管钳、曲铰剪，刀有钩刀、割刀，针有探针、坑针，以及手钳、银丹筒等，都制作精巧、使用灵便，因此在外科病症方面尤其能取得奇效。对于内科病症，医生还把机器放在腕中，以辨别声音的虚实；把寒暑表放在口内，以察看脏腑的寒温。一切药性和病源，无不根据化学研究而来，所以考察研究有根底，见识自然真实。而且还有医学报刊，某人患某病，用什么方法治愈，必定刊登在报上告知后世。遇到疑难重症，也都登报以请教高明之士。有时七天出版一份，有时一个月出版一份。学习这一行业的人买回去阅读研讨，彼此质疑验证，以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日本原来学习中医，如今也兼用西医的方法，救活的人不计其数。这已经是明白的证据。这是中医不如西医的第五点。

译我私下认为，中医和西医各有长处和短处。中医失之于空泛，西医拘泥于实证。中医看重疗效，西医看重功效。西医那些外科治疗方法，很像扁鹊、华陀遗留下来的意思，其中有些是中国失传而流传到西域的，有些是经过长久考验而越来越精密的。总的说来，它们制药精良、器械灵巧，做事有考核，医生没有妄人，实际上暗合中国古代的本意，而且远远胜过当时的庸医，也不必委曲隐讳了。应当考察《周书》，参考西医的方法，从太医院开始，一律详细加以考核。内科病症以中医方法为主，外科病症参考西医；各省、各府、各州县镇市之间，命令富裕人家集资建立医院，考选名医担任院长。入学的诸生由院中主持教学，考查其文理是否通顺，合格后才准许入院学习，悉心教授，不得玩忽欺骗。先把《灵枢》、《素问》、《肉经》、《难经》熟读博览，再将仲景、思邈以及唐宋四家的成法，参照西方的图表器械和剖割的奇妙方法，精益求精，不分中外。学习数年，考核有成，酌情授予虚衔，发给执照，才能出而救济世人。没有执照而私自开业、草菅人命的，严加惩处，决不宽贷。有能够治疗疑难重症、取得卓著神效的人，应报告医院，颁发银牌和匾额，逐级增加虚衔、顶戴，以表彰他的功绩。并把治疗方法和病因刊登在《医学日报》上。年终汇集起来，刊刻成书。这样庸医妄医就不至于滥竽充数，有才智高明的人也能凭此自立。医术这一行，可以和良相取得同样的功劳了。○女子教育 中古时代关于女子教育的各种书籍，失传已经很久了。零星语句散见于六经和诸子书之外，以班昭的《女诫》最早，刘向的《列女传》、郑氏的《女孝经》、《女训》、《阃范》、《女范》各有发明。近世蓝鹿洲采辑经、史、子、集之中可以作为妇人规范的内容，称为《女学》，相当详备。可惜朝野上下拘泥于“女子没有才华才是德行”的俗谚，女子唯独不去上学。妇女的女红和家务也没有专门的老师。那些贤良的女子，不过稍微讲求女红和家务罢了。对于古人所说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只徒有名目而没有实际。礼教之所以不讲，正是政治教化日益衰败的根源。泰西的女子教育和男子教育同样受到重视。人到了八岁，不分男女，都必须入塾，学习读书、识字、算数等事情。塾规和男子学校大致相同。有学习实学的，有学习师道的；学成后，准许在女子学校教授女学生。有学习仕学的，也有进入太学院学习，以扩大见闻的。即使是平民妇女，不必像男子那样博雅通达，也一定要能够通读书文，明白道理，遵守规矩，通晓世情。再结合书法、算数、绘画、纺织、烹调等课程，并把女红和家务包括在内，才可以辅佐儿子、帮助丈夫，成为贤德的内助。瑞士国有大型书院，准许女子入内学习医术，如果精通，也可以发给凭证行医。至于招收学生这一点，关系尤其重大。俄国特设女子接生学校。凡是怀孕前后的一切重要病症，都必须明白透彻，体恤入微。既然讲求妇科，内科、外科各科也可以兼习。中国人口繁盛，心思灵巧，虽然对女子的规范很严肃，但女子教育却大多疏忽。如果真能广泛筹措经费，增设女子学校，参照仿效西方的方法，并译成华文；仍把中国各经书、列传中教诫女子的文字，分类分门，因材施教，再安排女红、纺织、读书、算数等课程。富裕者出资，贫困者入学。由地方官员的夫人们按时检查，奖励勤奋的，惩罚懒惰的。美丽而贤德的女子，由官员妥善为她选择婚配，以表示嘉奖。至于女子学校的章程，必须参照泰西，整齐严肃；这样将来才可以培养贤女、贤妇、贤母。三从四德从幼年就学习，久而久之便受到熏陶；纺织刺绣精妙，读书算数通明，又能辅佐儿子、帮助丈夫，不至于白白坐食。愚昧卑贱的人都懂得礼义，教化便有了根本。这就是文治武功能够推行、风俗能够变美的原因。至于妇女缠足，合计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多里，只有中国这样做。国朝的法令已经加以禁止革除，但这种习俗沿袭已久，风尚还没有改变。父母爱子女，没有什么做不到的，而疼爱女儿尤其胜过男孩。唯独缠足这件事残酷暴虐，几乎不合人道。有的在四五岁，有的在七八岁，父母用严厉的言辞和脸色，百般欺凌逼迫，非要使她骨断筋伤才满意，认为这样以后嫁人，才显得可怜可贵。如果脚面周长达到六寸，亲戚乡里都认为可耻。这种败坏的风气，在城市比乡村更加严重，世家大族尤其相互效仿。人出生不幸成为女子，更不幸成为中国女子；肢体遭到残害，筋骨受到束缚，血肉淋漓，好像遭受极重的刑戮，好像身患重病，好像遇到深重灾祸。幼年就遭受剥肤之惨，终身背负被砍足的罪痛。体质虚弱的人因此伤害生命。即使父母爱怜，死去的人也不能复生，断掉的肢体也不能再接续。即使侥幸保全性命，终日也要人搀扶，怎么能够操持汲水、舂米等家务？偶然遇到水灾、火灾、盗贼之祸，就会步履艰难，只能坐等死亡。这是残害天生的体质来制造所谓美观，把无益的事当作有益，是教唆淫乱中最严重的行为。如果把缠足所花的功夫改用来求学，用十年的力量全都拿来读书，那么天下女子的才力和聪明，难道果真低于男子吗？所希望的是那些负有移风易俗责任的人，重新申明禁令，限定一年期限。已经缠足的姑且维持旧样，并在她们额头写上“缠足”二字，悬挂在门楣上。此后一律禁止。故意违犯的，治罪家长；富贵人家停止发给诰封。通令各省，广泛设立女子学校，使女子都入塾读书。那些美丽而有才华的女子，地方官员赠送物品和匾额，以示奖励荣耀。各学校的女教师，如果能够教化培养贤才、成效卓著，就请示旌表奖励，以此勉励后人。只要一经办理，便能道术相同、风俗一致，利益兴起、弊病消除。成周时代的雅正教化，《关雎》、《麟趾》的美好风俗，不难在今天重新出现了。

译○藏书 我朝考察古代、崇尚文教，尊重贤人、礼敬士人。车轨和文字统一，天下文教制度相同。全国藏书的人家，多得数不清。然而子孙未必能阅读，亲戚朋友也没有机会观看；有的被老鼠咬坏虫蛀，有的遭受水火灾祸，这样便成为私有而不能公用的东西。乾隆年间，特设四库，建造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准许天下考察古籍的士人就近观览，使他们学识深广、博闻洽识，成为大有用处的人才，培养人才、造就士人的用心，极其优厚。然而各地官吏奉行不善，宫墙之内藏书丰富而美好，却深藏秘护，寒士无从窥见。等到寇乱发生，保存下来的经书又付之一炬。中兴以后，每攻克一个省、一个郡，就急忙设立书局、恢复书院、建造书楼。官定书价不高，人人都可以买得起。因此天下士人中，有许多枕经席史、博览群书、足以为世所用的人。通商日久，西学流传，南北洋也广泛翻译西书，用来作为考证资料。只是穷乡僻邑见闻很少，地方大吏也漠不关心，把它们置之度外，所以偏僻孤陋的状况仍旧如初。由此才知道藏书的益处更多，而广泛设置藏书、用来帮助人们诵读，其功劳更大。泰西各国都有藏书院和博物院，其中英国的书籍尤其多。自汉、唐以来的书，没有不具备的。本国书铺新刊行一本书，按例抽出二分送到书院收藏。咸丰四年间，书院中修建了一座大厦，名叫读书堂，可以容纳三百人。里面设置几案、笔墨。有志于读书的人，先向当地绅士领取凭单，写明姓名、住址，送交书院董事，再换发执照，准许入院看书。每六个月更换一次。想看某部书、某一册，就用纸条写明书名，交给值堂人员取出交阅。（在长桌上安静阅读，不许朗读。看完后，在书后签名，写明哪天、何处、何人阅读过，再交还经手。值堂人员年终查核，以了解哪些书最受欢迎。）另有租赁书楼，有股份的人每年缴纳书银四元，便可经常前往查看，各处新报都齐全。每次只准借两本书，限两星期归还。没有股份的人租阅，则按天计算，银钱先付。看完必须归还，不许携带出门，也不许损坏、涂抹。若有损失，责令赔偿。特设总管一人，管理此事；办事人员数百人，每年经费三十万金。全国书楼共有二百所，藏书总计二百八十七万二千册。此外，法兰西共有书楼五百所，藏书四百五十九万八千册；俄罗斯书楼一百四十五所，藏书九十五万三千册；德意志书楼三百九十八所，藏书二百二十四万册；意大利书楼四百九十三所，藏书四百三十五万册；奥大利书楼五百七十七所，藏书五百四十七万六千册。法国首都巴黎另有一座书楼，异常宏大宽敞，单独收藏书籍二百七万九千册。德国首都伯灵的书楼也收藏七十万册。罗马大书院除刻本之外，还有抄本三万五千册，字迹细小如蝇头，珍贵得像鸿宝。这确实是考察典籍的宏大景观，是博学之士的渡口和桥梁。我国除京城中的四库之外，镇江、扬州、杭州三阁早已化为劫灰。私人藏书最丰富的，如昆山徐氏的传是楼、鄞县范氏的天一阁、杭州汪氏的振绮堂、钱塘吴氏的瓶花斋、吴门黄氏的滂熹园、石家庄严氏的芳茉堂、邬镇鲍氏的知不足斋、昭文张氏的爱日精庐、南浔刘氏的瞑琴山馆，所藏古籍都异常丰富。自兵火以来，半数散失。近来吴兴陆氏的百百宋楼首屈一指，另建守先阁，请示大府，奏报朝廷，供一郡人士观览。他那种大公无私的心胸，与古人相比，也毫不逊色。只是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而藏书处仅有这几处，怎么能够普遍惠及士林呢？应当命令各直省督抚，在各厅、州、县分别设立书院，购买中外有用的书籍，收藏在其中。（凡是外国尚未翻译的书，应当命令精通西文的人翻译出来收藏。）派专人管理。无论贫寒儒生还是博学博士，领取凭证进入书院，就可以遍读群书。至于经费，或者由官府办理，或者由绅士捐助，或者使用各省外销款项、科场经费，把那些无益无名的开支略加节省，就可以转来购买书籍，而且还会有余。还应常年储备专款，分派人员和差役，负责管理、考察和稽查。所有新书随时添购。如果真能认真办理，几十年以后，贤能之士就会不断涌现，兼有文武方面的才干，具备将相的谋略；有的探究深奥、摘取秘要，写出古今未有的奇书；有的通达教化、穷究神妙，制造出中外都没有的利器。借此可以规范天地、笼罩华夷，开创统一天下的宏大规模，恢复三王时代的旧制。达到极其巍峨光明的盛况，实在辉煌灿烂，全都以读书和考察古代这两件事为基础。如今天下人争相谈论洋学。其实他们的天文、地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电学、机器、兵法等各种学问，没有一样不是暗中沿袭中国的方法形成的。只是中国逐渐失去了这些传承，而西域反而保存了旧有的学问。追究根源、弄清始末，并没有什么值得深为惊奇的。假如集合天下人的才智聪明，穷究中外古今的变化，标新立异、日日进步，我中国四万万华民中，必定会有杰出者超过九州万国之上。如果硬要强分疆界，墨守成规，固陋昏昧，甘愿受人控制，那就不过是印度、琉球、越南、缅甸的后续罢了。前面的车已经翻倒，后来的车正在奋进。有见识的君子，将选择哪一条路呢？

译○铁路 水上行走凭借船，陆上行走凭借车，这是古代的制度，也是民生自然的便利。到了今天，地球周长九万里，风气大为流通。若按每天行走百里计算，环绕地球一周，积累多年也不能到达；文书车轨怎么能够统一，声息消息又怎么能够相通呢？上天于是借西方人的手，充分显现便利民众的神奇力量。于是轮船、火车出现了，用来便利往来、迅速转运，快如风驰电掣，速度无与伦比。实在是自古以来未有的奇妙制度。中国版图广大，轮船的便利也已经稍微试验出它的端绪了。唯独火车铁路，屡次商议都没有成功，众人争论不休，谁也不能取得一致。我私下还没有看出它有什么可行之处。美国西北部的余山郡濒临海边，地域空旷偏远。自从修建铁路，近处通到东部，远处连接金山，于是百货流通，商人云集，人口猛增一百多万。这是铁路有利于通商。德法交战时，德国提督对法国使者说：“如果开战，我国可以在十四天内把十万军队集中到边境，粮食武器都准备齐全。”后来果然实践了这句话，取得全胜。这是铁路有利于用兵。俄国修筑的西伯利亚铁路，不久就可以完工。它所经过的路线，和俄国的圣彼得罗堡、墨斯科城一气相连；所属大西洋地区，也和珲春一带的要冲之地节节相通。考察从欧洲到上海的路程，如果取道苏彝士河，需要四十四天；如果取道美洲的干拿打，需要三十四天。有了这条铁路，不过二十天就可以到达。从通商来说，它的线路贯穿欧、亚两洲的北部边境。将来各国旅客，大多会经过这条道路，俄国人就可以坐收其利。若偶然发生边境冲突，那么从俄京到中国边境只需半个月；而我国调运军饷、征集兵员，动辄需要数月甚至多年，紧急文书刚刚发出，敌人已经压到边境了。如今英国、法国、俄国三国争相修筑铁路以通向中国，包围中国的三面。把海疆合在一起看，已经形成四面受敌的局势了。英国从印度修筑一条铁路，越过克什弥尔，向北抵达廓尔喀，并分出支线到西藏的大吉岭，与藏地相邻；另一条从缅甸的仰江通到阿瓦，直线距离只到云南边境。法国从南越修筑铁路，通向云南、广西。俄国从东北的彼得罗堡到西北的西伯利亚一带，共修铁路一万多里，沿着黑龙江向南。铁路建成以后，商人往来就便利了。愚民无知，只知道追逐利益。我们能够保护他们，他们就是我们的百姓；我们不能保护而别人能够保护他们，他们就会成为别人的百姓。缅甸归属英国，越南归属法国，琉球归属日本，吉林东北各部归属俄国，就是明白的证据。况且关外荒地很多，开垦十分便利。一有铁路，内地没有职业的百姓就会相继前来，肥沃的土地日益开辟，边防力量日益充实，商旅日益聚集。利益所在，人们争相趋赴。荒僻辽阔的地区，一变而成为商人云集的地方；而我国境内如果没有铁路，荒凉仍旧，贫瘠也仍旧。彼此比较，贫富显出差别，却想让边境百姓全都甘愿枯槁饥饿而不被敌人利用，难道可能吗？如果敌人率领一支军队长驱直入，那么边疆千里空无一人，土地被迫丧失、军队被击败，转眼就会发生。因此敌人没有铁路，我们当然不必为了标新立异而争先修建；但如果人人都有铁路，唯独我国没有，那就是必败的道路、必定无法支撑的局势。外国有一种行车铁路，轨距宽一尺多或二尺，地面不必铺平，下面安置木桩，上面架设铁梁，需要时搭起来，不用时拆下。仿照这种方法施行，运兵载粮尤其简便。（火车以美国式样最好。人工费用则中国较为低廉，所以旧金山的铁路都雇用中国人修造。只是铁轨所需费用尤其巨大，必须自己制造；如果从西方购买，损失利益就太多了。） 自从把河运改为海运以来，轮船往来，费用节省而效率快捷。议论的人有的担心海路不安宁、敌兵拦截，想要恢复河运旧制，连劳力和费用也顾不得了。与其拿议论恢复河运的费用，不如转来修筑铁路，哪一个更好呢？我曾经向西方人询问过，铁路的好处有十项：所得运费，除去各项支出和酌情提取的修造费用以外，余款都可以补助国用，这是第一项好处。偶有边境警报，征兵筹饷，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那么粮台可以省去，兵额也可以酌情裁减，这是第二项。各地矿产都可以开采，运费节省而销路迅速，这是第三项。商人便于贩运，贸易日益兴旺，税收和军饷日益增加，这是第四项。公文传报便利，驿站经费也可以酌量裁减，这是第五项。中国幅员辽阔，控制较难；铁路速度快，巡察就容易周遍，官吏不敢违法，这是第六项。二十三行省可以联成一体，消息传递便利，脉络贯通，国势也会因此振作，这是第七项。中国依靠清议维持大局，拘束牵绊，很难挽回；有了铁路，风气大为开放，地方习俗和民情骤然改变，那些鄙视洋务的士大夫也可以逐渐转变，这是第八项。每年漕运数百万石粮食，无论河运还是海运，都耗费极大。一有铁路，就可以分期装载，转眼运到仓场，巨额款项可以节省，这是第九项。各省解送京饷，道路遥远，押运负担很重，中途常常发生疏漏。铁路一旦畅通，就绝不会有失事的忧患，这是第十项。有十项好处而没有一项坏处，又为什么害怕而不实行呢？

译反对修铁路的人却说：修路以后，会夺去铺递、驿站夫役的利益，这是第一项坏处。修路时，挡在路上的房屋坟墓一定会遭到拆毁，这是第二项坏处。将来突然被敌人利用，灾祸发生得会加倍迅速，这是第三项坏处。他们不知道，铁路旁边左右的岔路，人马都能够行走；火车运载的货物，到了应当卸货的地方，仍然需要车马接运。况且物产流通更加广泛，人夫的生计也会更加增加，哪里有什么坏处！铁路遇到山峰水湾，都必须绕行；架桥穿空、开凿隧洞，也同样可以通车。房屋坟墓也是这个道理，哪里有什么坏处！中国购买的军舰和商船，如果有器械而无人使用，都可以资助敌人，为什么偏偏对铁路怀疑呢？难道不能驻兵守卫吗？况且地处敌军冲要时，临时折断几段铁轨，隔十丈、五丈一处，敌人就无能为力；而我国腹地仍然可以照常往来，哪里有什么坏处！过去议论修造轮船、铺设电报线时，众人疑虑、诽谤，几乎使事情半途而废。后来毅然实行，到今天天下人异口同声，都知道它的好处。何况铁路的好处加倍于轮船，而中国陆路又比沿海多一倍，怎么可以迟疑顾虑，坐失时机，导致将来受敌人控制，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呢？（考察西方商人承办铁路，如果有军事事务，就先替国家运送军队和粮食，运费脚力按数核算，不使商人吃亏；有空闲时才准许运送客货。）往年山西省发生饥荒，花费几十金也不能运来一石米。一石米中，必须分出小半来供给运夫。运到内地后，能够救济饥民的所剩寥寥无几。饿死者的惨状，说起来令人痛心。假设当时有火车，本来不至于这样。何况当时运费达到数百万金，如果把这些钱转用来修造火车，也可以修成八九百里铁轨。现在虽是事后的议论，但其中得失的数目，必定有人能够辨明。中国的大势是，西北土地多而人口少，东南人口多而土地少。如果有铁路来使两地流通，东南的闲散民众就可以到西北谋生，西北的荒弃土地也可以像东南那样开垦。政治本来就在于养育百姓，怎么忍心听任他们贫瘠流离而始终不替他们做一件事呢？

译○传教 唉，中西之间的和平局面不能长久保持，难道一定是由进入内地传教引起的吗？为什么这样说呢？西方人要求中国的事情，不过是通商和传教两项。通商虽然夺取了我国百姓的利益，但如果能够奋发图强，像日本那样重新订立税则、振兴商务，仿照西方办法，只准各国在外埠通商，不准进入内地夺取我国百姓的利益，又何必担心人心不服呢？唯独传教的牧师必定要进入内地。内地入教的百姓良莠不齐，往往因此滋生事端，而且动不动就以武力相威胁。百姓所受的屈辱越深，心中的怨恨就越深，于是教堂案件接连发生。泰西的基督教分成三大派别。第一叫耶稣教，是日耳曼国创立传播的；英吉利、德意志、美利坚、丹麦、荷兰、瑞典顿瑙威、瑞士等国信奉它。第二叫天主教，传自犹太，在罗马盛行；意大利、奥斯玛加、比非利亚、法兰西、日斯巴尼亚、葡萄牙、比利时等国信奉它。第三叫希腊教。希腊是西洋文字的祖先，也因缘修饰基督教的说法，另立一派；小亚细亚、欧洲东部的俄罗斯、希腊等国信奉它。它们的教派有分有合，有盛有衰，名称虽不同，源流却是一致的。大略都以摩西十诫为根本。耶稣基督自称是上帝之子，创立新约，用罪福的说法劝人行善。它最初的用意未必立即就是错误的。然而千百年来，各派结党排斥异己，彼此寻仇，百姓饱受刀兵，原野充满血腥；分别门户以后，终于酿成战争，越来越变本加厉，实在不是教主当初所能料到的。俄土战争就是其中尤其显著的例子。西方字母报纸评论说，教士擅权，因而阻碍教化，已经形成尾大不掉的局势。意大利尊崇教士，国库因此空虚；西班牙尊崇教士，内乱因此发生；法兰西尊崇教士，党争祸患因此兴起。西方有见识的人担心由此生变，想办法加以裁制。因此正好趁法军战败、教皇失去援助之时，占据罗马都城，没收教堂产业，吞并教廷领地的行动就发动了。布鲁斯用新法来约束教士，废除其教堂。奥斯玛加规定教士不得干预国事，停止发给其公费，排斥教士的命令也更加严厉。荷兰则更改书院章程，不受教士约束，也不读教士的书。德意志则写信给教皇，说教士监督是在煽惑人心、违背国法。该国的儒士鲁所及、浮特勤耳都著书数万言，痛斥教士。只是由于积习沿袭已久，没有办法妥善处理后果。将来英国对于意大利、意大利对于法国、法国对于德国、德国对于俄国、俄国对于奥斯玛加，必定会有人因此而失去和睦。（我曾读《瀛海论》，其中说：同治年间，普法战争，教徒实际上开启了战端。拿破仑第三被教会误导，国家灭亡、本人被俘，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奥相安得拉议论法律，人民甘愿成为教会的奴仆。） 西班牙说，法国独自背负恶名，承受了它造成的灾祸。美国评论法国三次大乱，死亡数百万人，原因就在这里。这个教会也是法国的祸害。至于其他事情，例如印度拒绝额力士教，德国驱逐耶稣会，葡萄牙、西班牙都借教派党徒的财产充公；意大利封闭七十多所教堂，登记没收它们的财产；罗马王派遣教徒驻在瑞士，瑞士国人殴打他们，法国也无可奈何。把这些记录下来，以备参考。） 从此西方教会蔓延到中国，各国订立条约，首先写入盟约，准许教士周游，并给予保护。我国圣人的道理广大精微，既没有疆域门户的分别，也没有教门的名称。至于劝善成就教化，像回教、佛教等各家，也都在包容之内。唯独西教兴起以后，美国和法国联合动用全国的权力来偏袒保护它。（美国多信耶稣教，法国多信天主教。）坏人把入教当作护身符。我曾听说有些人作奸犯科、诈骗乡民、欺凌孤弱、霸占别人的妻子、侵夺别人的财产、拖欠租税、欠缴钱粮、包揽官司、打死平民，各种妄为多得拔尽头发也数不清。所以传教的人如果存心公正，自然不应容许他们这样做。间或有些刚愎自用的教士，出于私心偏袒，扰乱我国王法；差役前来拘拿，就把人藏在教堂里；罪名已经判定，又把人放纵到海外。地方官担心酿成大冲突，先存有畏惧之心；又不了解外国法律，没有言辞可以驳倒他们，于是往往迁就着定案。平民受到屈辱，无法申诉，众人的愤怒越来越深，群体都想着报复，于是拆毁教堂、侮辱教士、民教斗殴的案件层出不穷。平心而论，那些教士也应当感到惭愧。这哪里只是违背上帝的心意，也大大违背了与邻国相交的道义。然而他们仍不自我悔过招致的祸患，反而文过饰非。每逢大臣查办，有的说相隔太远，未能了解案情；有的说法律条例不同，各自坚持一套说法。案件偶然拖延定谳，他们就借机要挟。有关官员已经被革职，他们还请求朝廷发国书表示惋惜；首犯已经伏法，他们还进一步索要赔偿和抚恤金。朝廷宽宏大量，处处容忍，微小的忿怒也一定忍下。百姓的良知还在，卧薪尝胆，知道仇恨。追溯到顺治年间，才开始允许荷兰通商，洋船于是云集粤东。将近二百年间，起初并没有设置领事和兵船保护，也没有听说华人和洋人仇杀的端绪。推究中西不和的根源，实在出在贩卖鸦片和传教。这两件事都是英法开创的。英法仗恃火器和兵船，挟制官吏来控制商民，积累的怨恨越来越深，禁令也越来越严，导致中国儿童妇女甚至来不及分辨对方的种类，听见声音就互相憎恶，原因正在这里。两国稍有违背言语，都担心发生不可预测的变故。这究竟是使中国深深忧虑，还是将要妨碍西方国家通商的大局呢？

译如果真想使百姓和教民相安无事，必须妥善制定明确的办法。入教的百姓，本来就是中国食本地粮、踏本地土的百姓；劝人行善，本来就是圣朝宽大政策所允许的事情。如果放纵教民作奸作恶，倚仗教士作为护身符，动辄挟制地方官，枉法偏袒，使善良百姓受屈，这不是劝人为善，简直是在帮助人为恶。既然大大失去了传教劝善的本心，也同样是条约绝不可能允许的事情。（耶稣教和天主教不同，可以娶妻，也可以担任书院教师。近来有些人在中国居住很久，不忍心看见中国困苦，便把中外的利弊写成书来救济世人，如林乐知、李提摩太、傅兰雅、艾约瑟、花之安等人就是这样。）应当同他们恳切地辨明这些问题，修改条约。条约中写明华人入教后，要列出姓名、籍贯，报告地方官；查明没有过犯的人，才准许登记，按照条约保护。遇到事故，仍依照中国法律惩办。既然是中国人民，就不能因为入教而分出轻重。命令地方官公平审断，也不得因为厌恶入教而颠倒是非。总之，百姓和教民一律对待，务必保持公平。这本来就是中国自己的权力，教士何必过问。至于教士所到的地方，也应当归中国官员管束。有干预公务、凭借欺诈侵夺权利的，立即咨请该国公使，命令遣送回国，以警戒后来者。这样一来，百姓即使入教，利害也没有关系。国家没有什么不能容纳的，良民又怎么会仇视他们呢？那些进入中国的洋人，也有许多人学习华语、阅读华书，讲求伦理纲常，明白礼义。他们国内的书院还广泛收藏中国书籍，聘请中国儒士去教习本国子弟，这和归依我国儒教没有什么不同。与那些信奉他们的教、动不动就作威作势、仗势欺压平民的人相比，他们的贤与不肖究竟如何呢？如果修改条约而他们不肯服从，那么另行把信教的百姓编入教籍，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永远作为庶人，不许娶妾，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不许捐纳，不许充当士兵。这本来就是教堂原有的规例。用他们的矛刺他们的盾，也许是区别清浊的一种办法。贬斥异端正是为了尊崇政体，消除嫌疑正是为了重视邦交。掌握国家权柄的人，应当熟思慎处。

译○贩卖奴工 粤东的澳门、香港、汕头等地，一向有拐卖华人出洋的事情，把这种场所称为“招工馆”，把这些人叫作“猪仔”。所谓猪仔，运到西洋后身价五六十元，税银一元；澳门议事番官收取二元费用。这些人的同党和洋人勾结，分散到各处，投合人们的爱好。有的用钱财诱骗，有的用游玩赌博诱骗。一旦吞下诱饵，就落入牢笼。被拘押运出海外，不能自主。有时在海滨大道和岔路口突然拦截，指称他们欠债，逼迫他们登船。官府既然置若罔闻，百姓又怎么有办法申诉？起初省城外的黄浦等地都已经蔓延，后来被大员查访惩办，才勉强封闭。但澳门、香港及外埠的根株还没有断绝。原来美洲、阿洲以及南洋各岛每天都急忙开矿垦荒，当地人很少，不能成事，因此不得不招工。但工钱过低，没有人愿意去。于是招不来，就用诱骗的办法；诱骗不成，就用掠夺的办法。据估计每年被掠卖的人多达数万，其中在途中病死、上吊自杀的，不知有多少。幸而抵达目的地，就被充作最苦的劳工；疲倦了就加以鞭打，生病了也不准请假。太阳一出来就劳动，被铁链牵着；太阳落下才休息，却横遭拘囚。逃跑就有严厉的连坐法，处死则有水火等残酷刑罚。想死也死不了，想逃生也没有道路。其中不乏名门大族的独子、父母疼爱的孩子，误入陷阱，遥望断绝的家乡，唯一的宗嗣也由此中断。说起来令人鼻酸，听到的人无不伤心。英国人华利说：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也就是光绪十七年，华人被拐，经新加坡分送到各埠的，多达十六万多人。其中有年轻壮年，也有中年人，都是从中国口岸诱骗出洋的。他们到了新加坡、庇能等地，还不至于过分困苦；如果到了秘鲁、渣华、般乌昆、士兰岑忽、他刺租阿，或者东海各小埠，就会备受残酷虐待，呼喊求救也没有门路。谁不是父母的孩子，能够不为他们流泪长叹吗？有人说，猪仔登船时，都经过番官审问，不愿意的就遣送回去；那些轻快远行、毫无顾虑的人，都是自愿出洋的。却不知道拐匪的奸谋层出不穷，上下彼此勾结。番官审讯时，都是拐匪冒名顶替，自称情愿，并不是本人。即使有一两个高声哭喊、哀求释放遣返的，也是假意装出来的，目的是欺骗愚昧的人。鬼蜮般的心肠，险恶诡诈到了这种地步；华官、番官即使公正明察，又怎么能够不落入他们的圈套呢？贩卖人口为奴，本来就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如今名义上叫招工，实际上与贩卖奴隶没有区别，是西方法律所不容许的。从前有人贩卖非洲黑人为奴，英国上下两院集合商议加以禁止，拿出数百万资财，把他们赎回并遣送释放，又严申禁约。这件事至今仍受到各国称颂。美国南北战争，起初也是因贩奴问题而发生，后来终于设法禁绝，平等对待黑人。如今中外和睦相处已有多年，不分彼此疆界，却竟任由他们勾结奸商，做这种违法害人的事情，往来各口岸而漫不经心地不加查验。他们轻视中国到了极点。美国旧金山从前只是荒野，招募中国工人开垦后，才成为富庶之地，只因为华工工资低廉而且工作勤勉。当地人认为华工夺走了他们的大量利益，于是焚烧、抢劫、驱逐，无所不用其毒。当地民众倡导这种行为，议院也加以附和，虐待华人的条款层出不穷，听来令人发指。他们轻视我国民众也到了这种程度。澳门虽然有严禁拐卖人口的议案，但积弊日久，奸民诡计多端，仍有防不胜防的忧虑。他们勾结外国船只，谎称某岛某港有土地等待开垦、有事业可以谋求。到了途中，却换船驶往别处。愚昧百姓一旦落入他们的罗网，便永远堕入地狱。西方有明白事理的人听说此事，也对此深恶痛绝。如今巴西又想招募工人，很难保证不重蹈旧辙。似乎应当查照国际公法，同各国明确订立章程。例如某地需要若干工人，必须先报知中国公使、领事，由他们核查所需人数，再转报总理衙门，通知地方官，按照章程招募。中国应派员驻守香港、澳门以及各重要口岸。华工出洋，先由船主开列名单具报，请华官登船查验盖章，并报知本省大吏，通知出使大臣。等船到达外国时，船主呈请华官按照名单再次查验，然后发给工主领取雇用。不得虐待欺凌。若该地没有驻华官，可以由当地向来有声望的中国商人担任甲必丹，或由各会馆董事主持。复验之后报明存案。本省大吏也应发给谕帖，授予他们管理此事的权力。最重要的是，应由政府照会招工的国家，事先不许苛待虐害，事后尤其应善待华工。华工长期辛劳之后，如果愿意留居当地，应准许他们入籍，享有与当地人相同的待遇，不得像美国那样无端驱逐客民。这样或许既能保全百姓性命，也能稍稍尊重国家体面。至于华商出洋贸易，与华工略有不同，也应预先报明，发给凭证并加以查验，以免奸民假借名义，仍成为拐卖人口的借口，也免得外国人轻视华民，有损中国的大体。只是主持此事的人必须明白，这项措施是为了保护华民，并不是禁止中国人出洋。不得贪婪勒索钱财，徒然招来讥笑。这又在于当局慎重选择办理此事的人。按泰西的惯例，领事的权力本来就有限，降至会馆董事，更不用说了。南洋各岛密集分布，势难处处设置官员管理，必须通知各国，准许由华商董事总理其事。这样，华人所到的地方，都能成为我国保护所及之处。东南数省人口日益繁多，既不能一概禁止贫民出洋，又不能坐视华工受害。应当顺应形势加以引导，立法维持。事情已经发生后再去救济，不如事先加以保护；事后争辩，不如事前查察。这正是古代帝王把百姓视为同胞、把万物视为伙伴的本心，也是今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重要策略。

译国债 泰西各国没有一个没有国债的。凡是经过议会除议、公议批准借取的债款，即使这个国家被别人夺取，也仍然必须照数偿还。因此各国兴办大工程、出动大军，国库用度不足时，就向民间借贷，动辄数千万、数百万。有的每年付息，有的按年偿还本金。君主与百姓、上下各方在缓急之间互相帮助，有无相通，暗中包含着把财富藏于民间的意义；实际上也是不愿把利益权交给外国。法、越发生战事时，广东筹办海防，军饷极其紧急。我曾分条陈述给当道，请求仿照西方办法筹借民间款项，准许各海关银号出票，按年清偿利息。这些票据可以用来抵缴关税、钱粮和捐纳，数目不打折扣，成色没有高低。借款达到百万的人，有关官员应特别优礼相待，妥善保护，不得借故勒捐，以表示体恤。这样民间一定会踊跃乐意响应。从前英国政府因为国库充盈，想把国债全部还清，但英国富民都认为，钱存放在自己家里，不如存放在国家，不愿收回。政府再三请求，他们甚至愿意减轻利息，之后才作罢。钱财就像水一样，只怕堵塞，不怕流通。上下互相征取，是败国亡家的凭据；上下彼此帮助，是亲近君上、尊敬长者的心意。如果能够以大公之心示人，以极大信用坚持下去，试行向百姓借债来供给财政，形成一时救急应变的良好制度，就可以用来保全万世无疆的盛业。这同过去开捐例来卖爵位、借外国债来损害国家、设置厘卡来困扰百姓相比，利弊得失的差别，实在不能用道路里程来计算。万一向本国百姓借款而有缺额，仍然不足，才可以酌情以微薄利息转向邻国借贷。考察英、法、德、美诸国的借款，利息实行三厘，最多也不过四五厘。至于土耳其、波斯等国，则因为债务过重、利息过高，导致利权交给他人，国势渐渐衰弱。中国疆域广大、矿产丰富，远胜泰西，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收入很多，而借款很少，不必付重息就可以借到大量资金。以前外国债款利息达到七八厘以上，不是经手人从中侵吞，就是外国银行扣除折息所致。听说中国借款债券的股份，中外人士都争相购买。每股九十五英镑，有的涨到一百零四五英镑。（外国债券分发时有涨有跌，就连俄国钞票也有涨有跌。）由此看来，中国即使少付利息，仍然能够随时筹到款项。听说我国驻英某大臣说：今后筹借外国款项，应当同英国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商议。这两家银行专门替各国筹借银钱，向来享有声望，人人信任，常常能够以微薄利息借到巨额资金。五处银行加起来，也远不能相比。外国人曾说：中国现在借一百万银元，一定要到汇丰、丽如等银行，说明所借数额和所付利息，指定某某口岸关税作为偿还担保，把本息分作若干期，按期支付，限定年限还清。银行同意借款、收存契约后，就把银钱如数兑付。这就是一向筹借外国款项的情形。该银行如果自己拥有巨额资金，这种办法还可以实行；无奈它们只能承担担保，实际上并不富实。中国同该行议定之后，该行就开具一万张每张百两的券票，编号从一到一万。购买债券的人，有的买一张，有的买一百张，数量各不相同。等到第一期偿款到期时，谁的银钱先收回、谁的银钱后支付，无法预先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债券价格涨跌没有定数。债券下跌，本钱恐怕亏缺，人们希望尽快收回；债券上涨，利息可以按期取得，人们希望长期借出。于是创立了抽签办法，以确定还债期限，免得被怀疑该银行有偏袒之弊。这种办法虽然极其公平，但持有股份多的人，本钱必然会有损失，因为究竟收回全部还是一半，不到抽签那天无法预知，事先根本无法安排。收回本钱后重新投入股份，也非常不便。将来如果再筹借款，必须设法补救这个缺失，才容易通融。凡是给债的人觉得不便的事情，都应替他们从全局筹划。如果稍有妨碍，势必增加利息，使债务人更加受损。要谋求万全，有两种办法：第一是立法。规定借款期限，到期一次还清；或者按期归还。先在券票中写明第一期归还多少，第二期、第三期各归还多少，使人能够及早安排。放债的人也乐意听到某国借债是为了修建铁路、电线、开矿、治河等一切富国事业，因为利息较高、债券有保障；他们非常不愿拿钱借给人，去做无谓的耗财无益之事。他们尤其厌恶借债用兵，把银钱变成火药弹丸。万一国家灭亡、家国破败，借款就会成为一张空头支票，不只是失去利息而已。驻英大臣的话就是这样，其中的道理值得深思。我国量入为出，本来有一套常规。以前向外国借债，只是权宜之计，以应一时需要；金镑汇率涨跌，又已经遭受巨大损失。今后外国债务这一条，自然应当永远停止。况且目前所借的款项，并不是外国真正富实的商家提供的，而是由银行担保后，每股百金，任凭中外商民购买。该行董事于是可以上下其手，坐收利权。中国二十一行省中，富实的商民为数不少。假使由户部及各藩库仿照西方办法发行股票，每股百金，定期归还，按年付息，收支出入诚信不欺，怎么能断定中外商民信任户部一定不如信任银行，信任中国一定不如信任外国呢？即使万不得已还要借外国债，也必须统筹全局，审慎周详，不必再托付中国各银行经手，以免层层扣折，造成无穷亏累。只应命令驻英使臣直接同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详细商议，利息不超过四五厘。中国多次借取巨额资金，向来守信重义，欧洲各国都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完全可以使利息同它们本国国债的利息高低相当。如果把还本期限定为一二十年，那么外国有资金愿意放贷的人，也可以把它当作产业，踊跃集资。贪图利益的心情，中外没有不同。眼看有利可图，又担心利益不可靠而失去；眼看利益可靠，又担心借出后忽然收回，不能长久享受。这也是中外共有的心理。

译如今中国借取外国款项，以海关作为抵押，这种诚意和信用，是天下各国都没有的。可是这样极大的利益权，竟不交给本国百姓，却交给外国人；而且不交给外国富实的富户，反而甘愿交给外国奸诈的经纪商。这就是外国借款一事，竟成为通商以来一个极大的利益外流漏洞，而泰西各国有见识的人还在背后暗暗讥笑。不了解彼此实际情况的人，绝对不足以筹办外交、取得利益权。李东沅 论传教 我私下认为，外国传教士实际上是中国招来冲突的原因。外国人来到中华，不远行数万里，总计十多个国家，目的不外乎通商和传教两件事。通商逐渐夺取中国的利益，传教又想夺取中国人的心。他们表面上借修好为名，暗中却怀有不可告人的企图，于是涉及教民的交涉案件便接连发生。泰西本来以基督教为基础，后来分成三派：一称耶稣教，一称天主教，一称希腊教。这些教派有时分裂、有时合并，有兴盛、有衰落。教士却必定周游各地，劝导人民，使他们尊奉本教，也以传播教义为自己的职责。中国既然允许外国人在境内传教，自然应当按照条约加以保护。但各教士所到的地方，按理也应归地方官约束，不得干预公事。无奈中国的一些坏人常把入教作为护身符，作奸犯科，无所不为。有的讹诈乡愚，有的欺凌孤弱，有的强占别人妻子，有的蛮横侵夺他人财产，有的租金应交给业主却拖延不还，有的钱粮应交官府却抗拒不纳，有的因公事借故推诿，有的因一点小怨便殴打杀死平民。这种种胡作非为，几乎难以一一说尽。传教士又往往不了解内情，受他们蒙骗，存心袒护，出面替他们撑腰，常常有人被官府控告后藏匿不出庭，甚至已经因犯法议定罪名，竟公开放他出洋，使官府无处缉捕凶犯，案件悬而未决。地方官担心引发事端，办事先存戒惧谨慎；又不了解外国法律，处理起来茫然，只能迁就定案。于是平民受了冤屈，无从申理，积怨日深，群起谋求报复。拆毁教堂、侮辱教士以及民教互斗的案件，因而层出不穷。虽经大臣多次查办，有时是由于相距太远，不了解隐情；有时是由于法律不同，各自坚持一端。审讯判决十分曲折，定案往往拖延。对方于是倚仗强势，多方要挟：主犯已经伏法，又索取财物赔偿；官员已经被贬谪，又借口要求增加通商口岸。蔑视道理、违背情理，实在同和约相悖。如果想顾全大局，必须筹划良好的办法，使彼此遵守，永远相安无事。华民人人都具有良知，稍微明白义理的人，从来不会被他们的教义迷惑。凡是入教的人，有的被钱财利益诱惑，不能自持；有的因疯病尚未痊愈，丧失本性；有的借奸民入教来壮大声势；有的犯罪后把入教作为求援的依靠。他们一定先有轻视官府、玩弄法律的念头，才敢做违背道理、拂逆人情的事情。教士虽然属于西方人，但入教者毕竟是中国百姓。允许中国百姓受他们传教，已经是为了顾全和谊而宽容大度了；如果又压制这一方而袒护另一方，难道真想把全国人都驱使成教民才满意吗？那种祸患还忍心说吗？从今以后，应当命令入教的人开列姓名，报明地方官和该国领事，登记在册，并另编门牌，写明“教民”二字，衣帽也稍微显示区别。遇到事故，仍按照中国法律办理。即使同领事会审，也不许教士回护。若是已经在案的犯人，以及从前没有报明注册的人，一概不作为教民处理，直接由地方官自行办理，教士更不得过问。至于各教士有干预公事、挟诈多端的，应当严加惩罚，立即咨请该国分使，命令遣送回国，以警戒其他人。

译论考试 夏、商、周三代以来，风俗敦厚朴实，选取人才的途径是乡里推举、地方选拔，只重视实际学问和高尚品行。放宽选士的途径来求取人才，所以田野之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严格任用人的制度，所以朝廷中没有侥幸升进的人。到了唐宋，选取人才严格，任用人才却宽松。刚开始参加考试时，便拘拘地限制在一种格式里，直到今天仍沿袭不改。无论文官武官，总把科举出身看得最重，称为正途；否则即使胸藏韬略、学问贯通天人，也都被视为旁门异路。选士范围狭窄，豪杰之士常常因此沉沦；用士范围宽松，庸碌谄媚之人也不免窃居其位。因此天下所有奋发求取功名的人，全都从事于此，直到老去也不后悔。甚至有人童年就入学，白发苍苍仍一事无成，还有什么闲暇顾及其他呢？听说西方各国设置多种科目，按照才能选拔人才。即使是王子和国戚，想要担任水师将帅，也无不兼习天文、地理、地球、格致、测量等学问。起初编入军队，借以训练学习；文书案件自己处理，枪炮自己点火发射，即使是最卑贱、最粗重的事情，也不怕辛劳而一一亲自试做。等到功成名就、退休闲居，也不废止立说著书，希望流传于当代、垂示后世。至于炮师、医士，无不精通格物，通晓化学；讼师也必须深明法律，经过考试取得文凭，才准许执业。不论学习哪一门，总要以实事求是为目标，使只坐而谈论的人能够起身实行。中国的士人，专门崇尚八股文。上面以八股文来选求人才，下面也以八股文来应试。于是把一生中有用的精神，全都消磨在八股文和五言诗里，除此之外便无暇广泛涉猎。等到考中进士、做了官以后，上至国家的财政和百姓的生计，下至人情风俗，以及军事、刑法、钱粮等事务，都不是他们平素所熟悉的。突然承担起治理一方百姓的责任，便无从着手施政。这些全都是由于做官与求学分成两途，以至于言语和行动不能相称。那么，文科可以废除吗？回答说：不能。千古以来的纲常、名教、经世济民之学和各种学问，都是从经书、史书中产生的，也全都由文章义理发展而来。只是应当分列为四科，选拔其中最优秀者加以表彰、推荐。第一，考察经书、史书，以观察是否具有实学；第二，以时事为题作策论，以考察其卓越见识；第三，同时考试诗、赋，以检验其才华；第四，广泛询问政事，以考察其治理政务的能力。选拔真正的人才来供实际使用，难道不胜过那些空谈而无补于世的八股应试文章吗？武科设置在武后时期，专门以骑射和武勇见长，与文科同样受到重视。但世上学习武艺的人，只求考中，博取科名；即使默写《武经》，也不过像小考时文童恭敬抄写“圣谕”一样罢了。考试兵法时，打开书卷尚且茫然无知。等到进入仕途，凡是训练士卒，以及水陆攻守的策略、阴符、壬遁一类的书，全都懵然不知。即使能够射穿七层铠甲、举起百钧重物，也不过是匹夫之勇而已。一旦面对敌军将领，凭什么能够不感到恐惧呢？这就是没有教会他们作战，却把他们赶上战场。近来荡平小股盗寇、建立大功的人，都不是武科出身，可见他们所学习的并不是实际所用的东西。既然如此，武科可以废除吗？回答说：不能。如今战守所凭借、用来出奇制胜的，无非是水师和火器。中国如今已经开始办理这些事务，只是机器还制造得不精良，轮船驾驶还不熟练，枪炮发射还不灵巧，行军布阵的步伐还不整齐。即使有熟悉练达的人，也苦于人才不足。若能分门别类地选取精英、广泛任用，就应当在武科中也设置三等考试来选拔将才。第一项询问山川形势和军法进退，以观察他的韬略。第二项考问算学、格致、机器制造，以考察他的造诣。第三项考查测量，以及枪炮的高低、命中和射程，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能够汇集各方面长处的人，不按通常次序破格升迁，以表示奖励；专门精通一门技艺的人，也应按照才能授予职务，以广泛访求人才。这样难道不胜过只熟悉武勇、骑射的人吗？然而想要造就人才，首先要考察教育培养。现在的学校、书院专门从事科举学业，对外国的风俗政事一概不了解，而且深深以西学为可耻。想要找到一个全面了解时事、兼通中西学问的人，实在很难。何况如今海禁大开，藩篱全部撤除，欧洲各国无不往来密切、互相通商，各自凭借富强彼此要挟。更应训练军队、整顿政务、选拔将领、筹划边防，绝不是靠醉后草拟的文章就能吓退蛮夷，也不是靠下棋就能打败敌人。我认为应当仿照司马光十科的办法，增设一科，颁行天下省会。除小学堂外，各地都设置书院，聘请几位精通泰西天文、地理、格致、农政、船政、化学、理学、医学以及各国语言、政事、文字、法律的人任教；也可以请出洋的官员、学生中已经精通这些学问而回国的人担任教师。所选学生，以十多岁至二十岁为限。必须先通晓中西文字，再按照各自性情所适合的方向学习四年，升入京都大书院，努力学习四五年。如果期满后造诣有成，考取上等，便授予职衔，派往总理衙门、海疆督抚衙门，或船政、制造等局任职。也可以充任出使各国的随员，仿照选拔博学鸿词的先例。凡进入书院的学生，每年缴纳束修百元；如果书院的膏火费用不足，由当地官府筹款补足。希望这样逐渐改变风气，切实研究学问。如果有人另出新意，制造出一种器物，对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有益，就根据其作用大小，准许他独自制造若干年，并授予顶戴，以资鼓励。这样一来，人们听到风声便会奋起求学，人才自然增多。又何必由朝廷挑选幼童，到泰西求学，耗费巨额款项呢？幼童万里随师学习，学业是否精进，原本就难以预料；只是他们年幼，容易沾染外国习气，性情也可能因此改变，似乎也不是培养正道。若真能变通旧制度，教育英才，为国家效力，为海疆提供保障，大用有大效，小用有小效，又哪里只是文章足以光耀国家、都夸赞他们有凤▯之才，武艺超群、足以列入鹰扬之选呢？

译论招工 《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会安宁。”所以先王施行仁政来救济贫困，严定法令来禁止游手好闲，目的在于保护我们的百姓，不让他们流离到异域，这番用心确实深厚。连年广东、澳门一带有人诱拐华人，贩到海外给人作奴仆，名义上把场所叫作招工，实际上是为了图利。广东人称这种人叫“买猪仔”。说猪，就是把人等同于牲畜；说仔，是轻贱的称呼。他们豢养其身体而把人当货物出售，只看重利益，任意取用。又听说一个猪仔运到西洋，可以收税银一圆；澳门议事亭的外国官员收费银二圆，同时又害怕被中国官员察觉奸情，于是上下行贿遮掩，诡计百出。而且广东省的拐匪先同洋人串通，把人散布到各处，投合人们的嗜好：有的用钱财炫诱，有的用嫖娼赌博诱惑。人一旦吞下诱饵，便落入牢笼，随后被拘押运往海外，不能自主。有时他们又在海滨码头、交通要道和岔路口突然出现，指称某人欠债，拉扯着把人带上船。官府既装作没听见，乡绅也不敢申诉。每年被拐的人数以万计，其中在途中病死或自寻短见的，不知有多少。即使到了目的地，也全都被迫从事极其劳苦的工作。稍微懒惰一点，鞭打立即加身；偶然生病，也不许请假。把人置于死地，很难希望活着回来。有人说，猪仔上船，都经过外国官员审问；不愿意的人就立即遣送回乡。那些飘然远去、完全没有顾虑的人，都是自愿的，似乎并不是受到刑罚逼迫或形势强制。却不知道拐匪奸计百出，买通上下；即使外国官员审讯，也全是拐党找人顶替冒充，并非本人一个个到堂受审。所谓释放遣送回籍的文书，正好用来欺骗世人。他们心狠手辣，行踪隐秘，手段巧妙。其中还不乏富贵人家的独生子，误入陷阱，遥望故乡而归路断绝，家族唯一的继承人也因此断绝。说起来令人鼻酸，听到的人无不伤心。贩卖人口出洋，本来就是法律明令禁止的，也为西方法律所不容。从前有人贩卖非洲黑人为奴，经英国上下两院集合商议加以禁止，拿出数十万资财，把他们全部赎回并遣送释放，又严申禁约，使弊病断绝、风气清明，各国无不称颂这种德政。美国南北战争，起初就是因禁止贩奴而发生，后来终于设法禁绝，平等对待所有人。如今汕头等地行踪诡秘，难以查知，而澳门一隅却已十分明显。澳门本属香山县，现归外国人管辖。我国应当重申条约，派一名官员前去责问西方人说：把人口贩运到海外为奴，确实违反法律禁令；各国都知道，国际公法也有明文。查考历年运往海外的人，都是我国的百姓，其中不少是富家、官宦、文人和贫寒读书人。据生还的华工讲述他们的苦况，几乎同地狱一样。然而详细查核他们被运走的原因，大半都是受匪徒欺骗，并非真正订有合同、自愿远行。请你们平心而论，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这样对待贵国的人，他们难道会乐意接受吗？贵国今后应当命令地方官认真查察，并禁止船主私自运送人口。如果敢于故意违犯，一经查访或告发，船只立即没收，人员即行定罪。这样一来，我们在道理上站得住、气势上也强，外国人自然应当折服。李钟珏 索取逃犯的建议 泰西公法最重惩罚藏匿别国逃犯的行为，但对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罪犯逃到外国境内，外国方面总要加以庇护，官府多方查找也不能得到。比如去年广东有一个罪犯逃到香港，又触犯西方法律，被关押在监狱里。中国委员前去索取，外国方面却百般阻拦刁难，还说他在那边也有案件。至于其他罪大恶极、罪不可赦的人，一到外国领地，便像没事人一样，毫无顾忌。例如从前奉旨严拿的某个罪犯逃到新加坡，竟公然戴着已经革去的顶戴，混入官场，干预公事。这尤其是肆无忌惮到了极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英上一次换约时，没有把这一条明确订定，直到今天仍给了他们借口。中西法律文书不同，往往同一种说法，轻重含义却不一样。订约时如果不仔细推敲，一个字含糊不清，日后就会受到牵制。比如《中英和约》第二十一条写道：中国人民因犯法逃在香港，或藏身英国船中，中国官员照会英国官员，查访严拿，查明确实是罪犯后交出。仔细推敲和约原文，却是说逃在香港，就只限于香港；像南洋各港，都不在此约范围内。又说藏身英国船中，英文也专指停泊在香港的英国船只。这样一离开香港，其他英国船只也不在此约范围内。订约之时，因为交涉之地只有香港，所以才这样措辞。如今租界日益增设，南洋各岛更成为逃犯藏匿的渊薮，应赶快重新订定条约，务必按照泰西公法一律办理。现在距离下一次换约已经不远，我私下认为这件事确实是换约时的第一要务。国家有固定的刑罚，才有纲纪；如果罪犯都能巧妙逃避，纲纪就不会振作，天下也会从此混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步〕 我常询问那些通晓西方事务的西方人士：公法既然重视惩治逃犯的规定，为什么偏偏只把中国犯人交出，难道不是明显违背公法吗？还是确实把中国排除在公法之外呢？他们回答说：不是这样。泰西重视公法，尤其重视宗教。我们的教义以仁慈为主。那个罪犯也是为了求生而逃走；如果抓住他交回去，就是加速他的死亡，这是教主所不忍心做的。我又问：既然如此，西方各国的犯人为什么彼此交出？他们回答说：中西法律轻重不同，刑法各异。西方人的重罪案件通常只是监禁，而且监狱也很洁净；中国人一旦入狱，便要备受苦楚。不论绞刑、斩刑等极刑，即使审案时也常常血肉横飞，惨状难以形容，这些都是我们的教义所不忍心看见的。从前香港曾经把一个犯人交给广东，后来有位教士在刑场亲眼看见凌迟的惨状，便上告教王。教王十分悲悯，于是登在报纸上，作为深刻的警戒。否则，西方各国为什么会爱护罪犯，甘愿承受逃犯藏匿地的恶名呢？从教士所说的话来看，并非没有原因。我国绝不能为了迁就他们的教义而枉法，但将来换约时，也应当把这个意思说明白，稍微表示变通。

译禁绝“猪仔”的建议 南方把幼小的东西称为“仔”。“猪仔”就是小猪的意思。福建、广东两省人口繁盛。海禁尚未开放时，南洋群岛如苏门答腊、加拉巴、小吕宋等地，中国人出洋经商、居住在那里的人，多得无法计算。在海外所得利益是内地的数倍，内地愚民羡慕这种生活，前往的人日益增多。但他们都是通过亲戚朋友前往，平安无害，从来没有拐骗贩卖、把良民驱入死地的事情。同治初年，泰西的英国、荷兰等国开辟荒岛，缺少人手开垦治理，便用重金诱骗百姓前往做工，于是出现了贩卖“猪仔”的事情。当时福建厦门、广东香港和澳门，公然设立招工馆。被拐的人被赶入船中，手脚都被捆住，像装载群猪一样，痛苦难以言说。到了海外，又遭受残酷虐待，十个人中常常死去五个，而奸民却坐享厚利。后来地方绅士据实禀报，事情上达总署，总署通行沿海各省，严密查禁，又照会英国，拟定三十多条，可说十分完备。但英国不答应，法令未能施行，只是猪仔馆不再公开设立。近年来与同治年间相比，风气稍有平息。然而厦门、香港、汕头每有一艘轮船开行，凡是搭乘下舱的客人，往往有数百人，多的达到一千多人。其中自愿出洋的固然很多，但被拐来的猪仔没有哪条船没有。中国虽然不设招工馆，新加坡仍有客馆，专门收容猪仔。前年中国驻新加坡领事官设法商议禁止，英国官员不答应。后来又请潮惠嘉道发布告示查禁，作为从源头解决的办法；但告示张贴十天，最终被驻粤英国领事坚决向总督阻止，并发令收回。于是拐卖人口的人知道中国禁令不能实行，更加肆无忌惮。去年广东的火轮船上查出被拐良民，竟多达六十人；其他尚未破案的情况，也就可以想见了。如今要同西方官员商议禁止，连总署的照会都不肯实行，地方告示也不肯承认；即使拿国际公法和舆论来讲，他们也一定强词夺理，只是白费口舌。唯一的办法，是责成当地绅士购买线索、查缉拐匪。具体做法是：在福建、广东沿海各州府，选择公正绅士，把缉捕匪徒的事情交给他们。每艘轮船开行时，都在码头秘密查验下船的客人，必须逐一过目；遇到形迹可疑的人，详细盘问。平时还要访查拐匪，不让他们进入境内。绅士不同于委员，彼此情谊相连，耳目又近，查访更容易、更确实。这就像古代守望相助的办法，外国人也不能阻止我们。何况福建、广东人素来爱仗义，凡是有益地方的事情，都愿意替官府尽力相助。近年广东清理匪乡一事，也曾由绅士协助办理。用他们来帮助禁绝猪仔，哪有不乐意响应的呢？这确实是简便易行的办法。张树声 告诫广东百姓不要出洋谋生的告示 查得广东省贫民中，有很多人搭船出洋，自己谋求生计。如果本人确实愿意出外，没有其他问题，原本可以听任其便。但章程规定百姓出洋必须自行准备路费，其中的用意，民间未必深知。现在特意为你们详细说明。查明百姓从广东出洋，路途遥远，盘缠是必需的。如今常有华商租用外国船只，搭载客人到檀香山口岸。凡华商租船的费用，都是从搭客的路费中支付的。如果你们果真能把应交的路费准备充足并交清，然后上船出外，抵达口岸后，我朝设有领事官，你们的一切困难都不难前往申诉；至于受雇谋生，也可以自由选择，不至于受制于人。倘若不能自行准备路费，却向租船的华商立下借据借款，约定期限偿还，你们以为到了口岸以后设法谋生，就可以还清借款。却没有想到，你们在中国故乡尚且无力自行准备路费，难道远涉数万里外洋、身处人地生疏之地，反而能够筹钱偿还欠款吗？势必受人挟制，被逼着做工，写下分年偿还欠款的合同；又把人身作为抵押，转借银钱，扣除偿还所借的路费。你们远赴异邦，身体和命运都难以自主。有的被转卖到别处，有的被勒令做苦工。即使有中国领事官，也无法查清情况，必将滞留异地，痛苦于同家人远隔；甚至终身沦落，归返故国遥遥无期。去留生死，都难以预料。这就是章程规定百姓出洋必须自备路费的原因。近来省城有一些奸商租用外国船只，搭客出洋，往往借给他们路费，议定期限，约定到口岸后做工偿还；又担心查缉委员盘问，查出其中弊端，于是诱骗搭客，混说路费是他们自己准备的。愚民没有见识，往往落入他们的圈套。这些奸商狂妄狡猾，搭客都被他们欺骗；就连外国船的船主等人，也只知道他们租船搭客，不知道他们借搭客的名义招工。这些奸商给愚民设下陷阱，实在罪不可赦。本部堂已经发札命令地方官严拿究办，以警戒将来。至于华民出洋，按旧章应由各铺户出具保结，声明所有搭客都是自备路费，没有被人拐骗的情事，也不许滥保匪徒。各铺户如果已经查访明确，确定搭客确实自备路费、自愿前往，并非被人招诱拐骗，平时也属于安分守己的人，自可仍照旧章出具保结，不会无端受到牵累、被无辜株连。倘若这些铺户并未查明情况，却擅自替借贷路费的搭客以及不安分的匪徒滥行担保，一经告发或查出，立即一并查究，绝不宽贷。

译王旒 关于钞币的建议 三代以前，君主和百姓相互沟通，只讲使百姓富足的事，从不讲使君主富足的事。一定要百姓富足以后，君主才会富足，就像从来没有子孙富裕而父母贫穷的情形一样。三代以后，君主和百姓彼此隔绝，既有使君主富足的事，也有使百姓富足的事，而且一定要君主富足以后百姓才会富足，就像父母富裕，子孙也不会贫穷一样。要使百姓富足，没有比重视农业、努力种田更好的办法；要使君主富足，没有比掌握钱币发行权更好的办法。然而往往不能掌握这种权力，是什么原因呢？大概从毁坏钱币、把钱铸成器物开始，这件事出自工匠，利益权力就第一次丧失了。私自铸造铅钱，出自奸民，利益权力就第二次丧失了。外国钱币在中国流通，利益权力就第三次丧失了。银价的涨落掌握在商人手中，利益权力就第四次丧失了。钱票、仓券出自富户，利益权力就第五次丧失了。如今想掌握钱币发行权，没有比禁止使用白银、推行钞票并且彻底革除钞法弊端更好的办法了；这样国家的财用就会经常充足，百姓的财富也会共同增长。请让我综合考察钱币的源流来论述这件事。后魏的团谦之说：尧遭遇大水灾时，用历山的金铸钱；汤遭遇大旱灾时，用庄山的金铸钱。古代分封诸国、各自治理，资财主要依靠粟帛，而把钱币看得较轻，所以如果不是遇到水旱灾害，本来可以不铸钱。后世有人把珠玉、龟贝、刀布作为货币，也从未专门使用白银和钱币。郑司农解释《诗经》“抱布贸丝”说：周人用宽二寸、长二尺的布，凭官府在上面加盖印记，把它作为民间贸易的货币。这就是推行钞票的[原文“所▯”疑有脱误]。汉武帝制造白鹿币，唐宪宗使用飞钱，这又是钱币流通逐渐发展的开端。到宋代张咏才开始推行交子。宋孝宗用内府的金帛换取楮币，把它们收藏在内库，一时楮币比黄金还贵重。沿至金、元两代，都使用纸钞。明朝初年也推行宝钞。到英宗时下令把米麦折合成白银，放宽使用白银的禁令；从此白银只出不进，钞票于是不能流通。到崇祯十六年，生员蒋臣上奏请求推行铜钞，皇帝本来想使用纸钞，但因为流贼渡过黄河，这件事便停止了。从宋代到明代，凡是推行钞票共四五百年。本朝顺治年间，也曾经兼用钞币；如果钞票只有害处没有好处，怎么能这样长期推行呢？考察明朝户部侍郎倪元璐，他曾想推行钞票；当时省臣列举了十项便利：一是由本省制造；二是流通范围广；三是携带轻便；四是收藏简便；五是不受成色优劣的影响；六是不必衡量兑换时的轻重；七是革除银匠的奸诈偷盗；八是杜绝盗贼窥伺；九是不用钱而用钞，把铜全部铸成军器；十是钞票流通而白银不流通，把白银全部充实内库。这十项中，只有最后两条的立法还不够完善，因为钞票可以使用，但钱币不能废除。白银虽然可以废止作为货币使用，却应当仍然散在民间用于制作器物和装饰品，不应全部充入内库。其余各条都是高明的论断和名言，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我详细推究推行钞票的好处，其实还不止这些。比如凡是以其他物品作为货币，都有一定限度，只有钞票没有穷尽。制造一百万，就有一百万；制造一千万，就有一千万，这样就掌握了不会枯竭的财源，这是第一项大利。把万物的利益权力收归上层，再分布到下层，就能尊重国家的体统，这是第二项大利。外国不准用它们的钱币在中国流通，就能使远方夷人震慑服从，这是第三项大利。奸民图谋叛逆，大都用财利来收买、联结人心。国家的财用不枯竭，就能消除奸民谋逆的意图，这是第四项大利。使用白银，有白纹、元丝、洋钱等不同；推行钞票可以归于统一，就能整齐天下的风俗，这是第五项大利。钞法推行以后，收取铜来供应鼓铸，就能使钱法达到精良，这是第六项大利。钞票的价值既然有定额，商人就不能任意抬高或压低它，这能断绝民心中的欺诈虚伪，这是第七项大利。富户有的把白银藏在地下窖穴中，长久不用，白银便越来越少；如今把这些白银全部取出换成钞票，就能革除货币壅塞停滞的坏习惯，这是第八项大利。钞票的式样应当改变从前的做法，分为七等。大钞上书写《孝经》，次一等的钞票上书写前代贤人的格言，使百姓识字，其中寄托着教化百姓的深意，这是第九项大利。漕运、河务、盐务都有长期积累的弊病，过去应当整治而人们不敢议论，是害怕经费不足；如果推行钞票，就不难重新制定章程，这样便能革除万事的积弊，这是第十项大利。国家财政非常充裕，捐纳的条例可以永远停止，甚至捐纳官衔也可以不必实行，这能提高朝廷名器的尊严，是第十一项大利。凡是向百姓索取的都从薄，给予百姓的都从厚，这就能实行流传千年的仁政，是第十二项大利。天下没有完全没有弊病的法令，通常只能依靠能够挽救弊病的人；而想要谋求天下的大功，必须先打破众人的议论。人们只看到宋、金、元、明推行钞票不可能没有弊病，便认为钞票不可推行，却不知道那都是由于立法不周全的缘故。现在姑且概括说明它的弊病：一是纸张单薄容易损坏，却不知道应当装裱、糊表。二是钞票式样和印制草率简陋，却不知道应当雕刻精良的印版。三是钞文只书写刑律，没有可供观赏玩味的内容。四是印章太少，难以辨别。五是中统钞从二贯到十文，分为十一等，过于琐碎。六是中统钞最高只到二贯，百姓仍然感到不便。七是价值二贯的钞票，制造只花费三四文钱，资本太轻，纸幅狭窄，格式也不精美。八是官府把发出钞票视为获利，却忌讳收进钞票。九是百姓用旧钞兑换新钞，必定要增加工墨费用，每贯收三分。十是旧钞流通使用，常常到了简阅[原文词义未详]的程度。十一是钞法屡次更改，使百姓产生疑虑。十二是不铸钱，钱币日益减少。十三是仍然混杂使用白银。十四是只使上层获利，却不能给百姓施惠。十五是虽然设置了严刑，却没有完全做到防止伪造。

译如今如果确实能够一一革除这些弊病，那么所推行的钞法虽然采用的是宋、金、元、明的办法，但推行钞票的具体方法本来就不是宋、金、元、明的办法，这难道不是治理财用的好策略吗？嘉庆年间，翰林学士蔡之定曾上奏请求推行钞票。然而他只是谈论推行钞票，却不知道革除弊病的方法，那么就无法完全取得它的利益而不受它的害处；他的建议没有实行，也就很合宜了。自古以来，有善于治理的人，却没有一成不变、天然完善的治理方法。但只要有善于治理的人，就一定会有相应的治理办法；而立法的好处，不过是针对有弊病的法令革除它的弊病，这正所谓胜利者采用的是失败者的谋略。我曾广泛阅览典籍，遍访博学通达的人；凡是说推行钞票有利的，我一定与他深入商讨，探究其中的道理；凡是说推行钞票有害的，我一定与他反复辩论，穷究其中的原因。我确实看见，钞法推行，利益能及于百姓，而不只是国家；利益能及于万世，而不只是一时。所以写成考证八条、分目四十条、问答二十条，用来打破众人的议论。我这像樵夫一样浅陋的见解，等待有进言责任的人来选择采用。○原钞的起始 元代何异孙说：郑司农解释《诗经》“抱布贸丝”说：“周人用长二尺的布，凭官府在上面加盖印记，把它作为民间贸易的货币。”这就是使用钞票的开始。考察郑司农这条记载，见于《周礼》的注释。我起初得到它时，认为可以用来证明钞法。后来查阅旧本《十一经问对》，才知道何异孙已经先于我说过这件事。如今《通志堂经解》所刊刻的《十一经问对》删去了这一条。汉武帝时，禁苑中有白鹿，于是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四周镶饰彩色花纹，制成皮币，价值四十万。王侯、宗室入朝觐见、聘问、享献时，必须先用皮币奉上玉璧，然后才能通行。考察一张皮币就价值四十万，这个价值太重了；由此看，这种做法只是想夺取王侯、宗室的利益，与百姓无关。唐宪宗推行飞钱，命商人到京师交付钱款，领取便于携带的券，轻装前往各地，凭合验券契取钱。考察飞钱凭合验券契取钱，就是交子的雏形。宋太祖设置便钱务，允许商人投递文书，把钱缴入左藏库，再由各州的钱库支付给他们。考察这也是飞钱的意思。宋仁宗在位第一年，设置益州交子务。起初张咏任益州知州，担心蜀地铁钱沉重，不便贸易，便规定一交兑换一缗，以三年为一界，届期更换；六十五年共二十二界，称为交子，并让富民主持。后来富民逐渐衰败，争讼不止，转运使薛山、张若谷请求设置交子务，以控制交子的出入，禁止私自制造。皇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在益州界内设立交子务，以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缗为发行额。考察商人害怕携带沉重财物，设置交子正是为了便利百姓。如今民间自行发行会票，那么交子的作用就暗中掌握在富户手中了。○制造钞票的方法 《宋史》说：景定四年，因为收买超过期限的田地，又每天增加印造会子十五万。咸淳四年，因临近颁行见钱关子，规定每贯作七百七十文；官府和私人擅自减低数额的，官员按贪赃论罪，吏员则发配入籍。五年，再次申明严格禁止关子减落。七年，因为行在纸局制造的关子纸张不精良，命四川制置使抄造并运送，每年以二千万分作四纲。宋高宗二十四年，金国使者设置交钞库。金国因铜钱少而制造钞引，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称为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称为小钞，与钱币并行使用。以七年为期限，缴纳旧钞兑换新钞；各路设置官库收受，每贯收取工墨钱十五文，公私都感到便利。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古推行交钞法。王文统设置十路宣抚司，把条格告示给各地，想办理差发而不扰民，盐课不减少原有定额，交钞不至于阻滞，于是推行中书省制造的中统元宝文钞，在颖州、涟水、光化军设置互市；交钞面额从十文到二贯，共十等，不限定年月，各路通行，赋税都允许收受，同时再次严格申明禁止私盐、私酒、钞麴货等禁令。考察金、元两代最初使用钞票时，都看到了它的便利。等到推行日久，弊病便逐渐产生，于是商议重新制造；越是反复改造，弊病反而越多，其中是有原因的。金国的钞票起初只有十贯，后来竟有二百贯到一千贯的。元朝的钞票起初只到二贯，等到桑哥制造至元钞，从一贯到五十文共十一等；每一贯相当于中统钞五贯，也就是一张方尺纸值钱五千文。武宗制造至大钞，共十三等；每一贯相当于至元钞五贯，也就是一张方尺纸值钱五万文。前后轻重不相称，难怪人们把它看成空券而不能流通。这固然是屡次更改法令的弊病，也由于创制之初未能斟酌得极其精细。既然如此，想推行钞票的人，就必须在立法开始时详细审慎、精密周全；一旦先求得完善并确定下来，就不再改造，这样钞票才能长久推行。《金史》说：起初贞元年间推行钞引法，于是设置印造钞引库和交钞库，都各设置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交钞库的副职，则专门主管书写押字、加盖印章和钤盖合同等事。又说：交钞的制度是，外边做成栏格花纹；上面横写贯例，左边写某字料，右边写某字号料；字号之外篆书写着：“伪造交钞者斩，告发并捕获者赏钱三百贯。”字号栏下横写：“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写：“奉圣旨印造。各路交钞，在某处库缴纳钱，又允许在某处库缴纳钞，兑换钱。官府和私人都按照见钱流转使用钞票，不限年月。若字文因故变暗，或钞纸磨损，允许到所属库司缴旧换新。若到库支取钱，或兑换新钞，每贯酌量收取若干文工墨钱。”库掏攒司、库副使各自押写姓名、年月、日期并加盖印记；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自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员，也要押字。加盖支钱处合同印章，依照通常规定办理。考察金朝的制度，钞法也已经完备了；可惜还不知道把钞票装裱得精美，使它不至于容易损坏。至于命善于书写的人在钞票上书写前代贤人的格言，既能使富民获利，又兼有教化百姓的作用，难道不是更好吗？《元史》说：世祖中统元年，开始制造交钞，以丝作为本位；每白银五十两，兑换丝钞一千两，各种物品的价格都依照丝的标准。该年十月，又制造中统元宝钞，按十文计算的有四等，分别是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按百文计算的有三等，分别是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按贯计算的有两等，分别是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至元十二年，增加制造厘钞，共三等，分别是二文、三文、五文。最初印钞用木板，十三年铸造铜版来替代。元至大四年，停止流通至大银钞和铜钱。杨朵法说：法令既然有便利之处，就不应因为立法的人而废止。铜钱与楮币相互权衡、并行使用，是古代的道理，怎么能突然废止呢？这番话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当时的舆论认为他说得对。考察认为钞票不可废除、钱和钞应当并行使用，这确实是正确的论断。

译元顺帝十年，想要更改钞法，吏部尚书契哲笃迎合宰相脱脱的意图，请求规定一贯钞折合省权铜钱一千文。国子祭酒吕思诚说：“中统、至元钞本来就有母子之分，哪里有拿旧纸作母、树立铜钱作子的道理呢？”他又说：“钱钞的使用方法，表面上看是统一的，实际上是用虚的交换实的。如今把历代钱、至正钱、中统钞、至元钞、交钞分为五类，恐怕下层百姓收藏实物钱币，却把虚钞当作产业，恐怕这对国家没有好处。”契哲笃说：“至元钞伪造的很多，所以应当更换。”吕思诚说：“至元钞不是伪品，是人为伪造。百姓还认识至元钞，却不认识交钞，伪造只会更多。”契哲笃说：“钱和钞并行使用怎么样？”吕思诚说：“钱钞并行，轻重不相称，哪一种是母，哪一种是子？你不通晓古今，只凭口舌取悦大臣吗？” 考察把钞票作为母、把钱作为子，钞的数量多而钱的数量少；钞票适合大额总括使用，钱币适合零星分拆使用，这种办法未尝不好。只是应当在立法开始时先确定规则，并谨慎地守住它。元朝初年先废弃钱币不用，到顺帝时钞法弊病极重；又承接仁宗停止银钞、铜钱流通之后，才想更改法令，当然不能实行。契哲笃确实不通晓时务，但吕思诚的话难道又是最完善的论断吗？陆世仪说：古代有三种货币。如今也有三种货币。古代的三种货币是珠玉、黄金、刀布；如今的三种货币是白金、钱、钞。古代进行交易，是拿自己所有的东西换取自己没有的东西，所交换的不过是粟和器械。粟和器械需要搬运、称量、计算，有许多不便，于是用黄金来代替它们；黄金就是用来疏通粟和器械交易困难的。这就是所谓大额不如小额方便。物品有极其细小的，进行厘、毫这样的小额交易时，黄金又有不便，于是又用钱来代替黄金。钱就是用来疏通黄金交易困难的。这就是所谓整块不如零散方便。长途携带时，盗贼和险阻使黄金和钱又有不便，于是又用楮币来代替它们。楮币像唐代的飞钱、如今的会票，又是用来疏通黄金和钱币交易困难的。这就是所谓沉重不如轻便。懂得三种货币的作用，就知道使用三种货币的方法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考察这段论述对三种货币说得很准确；懂得沉重的不如轻便的，也就懂得钞票不应废除。高珩说：钞法也可以用来救急。如果大宗粮食和商税，非用钞票不可收取，那么钞法就能立即确立；上面掌握利益权力，发行不会耗尽，使用也不会枯竭，又哪里还需要使用朱提呢？唐代的租、调制度，元、明开国之初，都用宝钞来补助财用，并不专门看重金银。○考察钞法 《宋史》记载，宝祐四年，台臣上奏说：四川会引、银会的弊病，都是由于自行印造、自行使用，只出不收。如今应当收回印造的权力，归于朝廷，仿照十八界会子的制造办法；四川会子依照淳▯年间的法令，在四川以七百七十陌为标准，由州县公私通行；两种川引全部销毁，现存的银会暂且保留。旧引清理完毕，新会又有限额，那么楮币的价格不会下跌，物价自然平稳，公私双方都便利。皇帝下诏同意。宋代沈括说：钞法多次变更，富户不储藏钞票而储藏钱币。宋徽宗把四川交子改为钱引，新交子一千抵旧交子四千，交子制度因此大为败坏。金代赵秉文说：近来宝券滞塞不通，是因为朝廷将要商议改革，民间却错误传言宝券将停止使用，于是加以压制，逐渐到了废绝的地步；这就是权力落到小民手中。自从迁都汴京以来，废除了回易务，我认为应当恢复设置，让通晓商业道路的职官掌管它。金代赵伯成说：重新制造钞票的办法，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其弊病比直接向百姓征收还严重。考察前朝推行钞票，都在开国之初；而钞票推行没有弊病，尤其是在一代极盛之时。元世祖、明太祖都是开创基业的君主；宋仁宗、金世宗都处在各自朝代极盛的时期；宋孝宗也是南渡之后的盛世，明成祖也正处于明朝盛世，所以钞法能够通行而没有弊病。明庄烈帝到了末年危急衰败之时，才想到推行钞票，哪里还来得及呢？所以即使有倪元璐那样的才能，最终也不能实行。本朝顺治八年，推行钞票按贯计算的制度；这一年开始制造钞票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有余。此后每年都以此作为定额，到顺治十八年便停止推行。考察前朝除铜钱以外，都兼用钞票作为货币；本朝开始专门以白银作为货币，钞票只有顺治年间曾短暂推行。后来由于国家财用充足有余，便停止了钞法。议论者认为，开国初年制造的钞票很少，所以暂时推行没有弊病。然而如果收取和发放有方法，制度精密完善，即使大量制造、长期流通，也同样可以有利而无弊。

译○防止钞票伪造 《宋史》记载：赵开兼任宣抚处置使司，疏通钱引，百姓认为便利。宣抚司查获伪造的钱引三十万，盗贼五十人。张俊想依照有关官署的意见判处死刑，赵开对张俊说：“丞相错了。假如在伪造的钱引上加盖宣抚使的印章，它就成真的了；若把这些人都杀掉来惩治伪造货币的罪行，那么丞相一天之内获得的是三十万钱，却使五十人丧命。”张俊称赞说好，全部按照赵开的话办理。考察这也是权宜之时的妥善处理办法；但伪造的钱引加盖印章就变成真的，可见当时的立法很粗疏。自然不如多设置印记，专门制造精美的纸张，更使人难以伪造。宋代孙甫主管交子务，有人因为伪造交子很多、触犯法律的人太多，想停止使用交子。孙甫说：“交子可以伪造，铁钱也可以私铸；只要严格治理，不应因为小害而废弃大利。” 考察孙甫的话，可以说是通达国家大体。若因为有人伪造便废止交子，就是因噎废食。《宋史》记载：高宗三十二年，制定伪造会子的法律。犯罪者处斩，告发者赏钱十串；不愿领取钱的，可以补授进义校尉。若是徒刑犯以及包庇、隐藏伪造者的人，能够告发首犯的，可以免罪并领取赏赐；愿意补授官职的，听凭其意。《宋史》记载：淳熙二年，宗正丞韩祥上奏说：“毁坏楮币的，只是因为屡次变更；挽救楮币的，没有比减少回收更好的办法。从去年到现在，楮币价格大体稳定，没有跌价亏损，是不再变更的力量所致。如今已经停止各处造纸局，也停止各州征买楮皮，再多方收回楮币，那么楮币价格就有上涨的道理。”皇帝说：“好。”淳熙三年，臣僚说：“如今官府印发的数量虽然减少，伪造的钞券却越来越多。以十五、十六界会子来说，收回的数量应当少于发行的数量。如今收换时，原有定额已经超过，兑换的人还没有停止；如果不是伪造，怎么会多到这种程度？大体说来，前两界完全使用川纸，物料精良，制作不马虎，百姓想伪造尚且有些困难。到了十七界会子，印刷时混用川纸、楮纸；到十八界，便全部使用楮纸。楮纸既然可以自行制造，价格又比从前高五倍。因此，从前伪造困难，如今伪造容易；人心追逐利益胜过畏惧法律，何况利益可以立即取得，而刑罚却不会马上施加呢？我认为，增加抄造时所用的纸料，放宽工期而务求极其精致，使人不能伪造，这是上策；对禁止伪造、捕获罪犯的办法，给予丰厚奖励，并严密防范，使人不敢伪造，这是次策。” 考察这段关于防止伪造的论述，极其精确切实。《金史》说：高汝励谈论钞法，认为关键在于必须实行。各府、州、县、镇都登记能够辨别钞票的人，发给他们条印，允许他们替人辨验；每贯酌量给钱二文，贯例虽多，最多只给六钱。每逢朝廷官员出使，就命令他们考察钞票流通是否通畅，并上报朝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钱〕 考察要防止伪造，就必须为民间设置辨别伪钞的人，这种办法绝不能废除。《元史》记载：林兴祖在至治年间任沿山州知州。沿山一向有很多伪造钞票的人，豪民吴友文是首领。吴友文奸诈凶悍，靠伪造钞票致富，于是分派四五十名恶少到官府中充任吏员，窥伺有谁想告发他，便事先杀害；前后杀人很多。林兴祖到任后说：“这种祸害不除掉，凭什么治理百姓？”随即张榜禁止伪造，并设立赏金招募百姓首告。不久有告发者到来，林兴祖假装认为不实，把他斥退；又有人告发两名伪造者，并带来了赃物，于是审讯他们。供词已经形成，吴友文亲自到官府为他们营救。林兴祖命令把吴友文和他们一起拘押入狱，并全部逮捕他的同党，统统依法处置。考察钞票利益丰厚，百姓必然有人想伪造；即使设置严刑禁止，伪造者仍然希望事情不会败露。如果不设赏金招募告发者，人们会认为首告别人是损人而不利己；若不是本来就有仇怨，又有谁肯去告发呢？林兴祖治理沿山是很好的。我私下认为，对伪造者既然要加重刑罚，那么凡是亲族、邻里明知而不告发的，也都应当连带治罪；而首告者一定要给予重赏。凡是官长能够查觉并逮捕惩治伪造者的，也一定要立即予以升迁提拔。这样，人们都会畏惧法律、喜爱赏赐，伪造的弊病自然就会绝迹。

译○使钞票受到重视的方法 宋孝宗用内府的金帛兑换楮币，收藏在内库的有四百万，流通在民间的只有二百万，一时楮币比黄金还贵重。龚茂良上奏说：“听说商旅往来贸易，争相使用会子：一是可以免税，二是可以节省脚力和车马费用，三是不再发生折价亏损。由此看来，会子流通得很广。”叶衡上奏说：“如今各处会子很难得到，应当酌量发放并推行使用。”皇帝说：“还不可以。从前只是因为发行数量太多，才造成今天的弊病。现在必须稍等，慢慢商议施行。”皇帝又说：“大凡会子流通使用，数量少就贵重，数量多就轻贱。” 考察宋孝宗说会子少就贵重、多就轻贱，确实如此。然而也不必担心发行得多，只应担心收回得少。如果收取有方法，那么钞票也会在上下之间不断流转而没有穷尽，怎么会因为数量多就轻贱呢？《宋史》说：高宗因谈论四川交子而认为它最完善。沈该提出“称提”的主张，说官府经常有钱一百万缗；如果交子价格降低，官府就用钱买回交子，这样才不会有弊病。淳熙七年，十八界和十七界会子不再设置期限，永久流通使用。十一年，因为会子价格有涨有跌，便考核官吏的责任。金明昌三年，皇帝敕令尚书省说：“民间交钞流转，应当限制数量，不要让它多于现钱。”考察这也是与宋孝宗相同的意思。明昌年间，宰臣上奏说：“民间之所以难以得到钱，是因为官府和豪强之家大量积存钱币。唐代元和年间，曾经规定富户积钱超过二千的处死，王公则重罚降职，财产没收入官，并把其中五分之一赏给告发者。”皇帝命令参考斟酌后制定制度，规定官民之家按照品级和财力，所限现钱最多不得超过三万贯。考察唐代规定超过五千贯便处死，刑法太重；富户大量储藏钱币，处罚他们就足够了。推行钞法后，恐怕百姓只储藏钱而不储藏钞票，斟酌采用这项制度是可以的。金承安二年，宰臣上奏说：“旧日制定交钞法，凡是用旧钞换新钞的，每贯收取墨工钱十五文。到大定二十三年，不论贯数多少，每张收八文。这对官府没有好处，也妨碍钞法，应该依照旧制度才便利。如果用钞票购买盐引，每贯权作一贯五十文，或许可以多卖盐引。”皇帝说：“墨工钱每贯可以收十二文；购买盐引的，每贯可以权作一贯一百文。” 考察工墨费钱越少，百姓就越便利。宰臣认为这会妨碍钞法，是错误的。如果一贯钞票可以权作一贯一百文，使百姓乐于使用钞票，便可以实行。金代高汝励说：各地州府的库中都有辨别钞票的库子，钞票即使破旧而不伪造，也可以收纳。距离都城较远的城邑，既然设置了合同兑换钱币，客商经过时都可以互相兑换。又考虑到没有合同的地方难以兑换，规定官库凡是收进缗钞，只收下而不支付；在钞票背面盖上经办官吏的姓名印记，积存半年后送到都城兑换新钞。这样，缗钞就有了归宿，不会滞塞。金泰和年间，采纳辽东按察司杨云翼的意见，认为咸平、东京两路是商旅聚集之地，于是依照都城以南的例子，规定一贯以上使用交钞，不得使用钱币。又有孙铎说：民间钞票多，正应当收敛；院务税等各项名目的钱，都可以全部收取钞票。秋税、夏税缴纳正色财物之外，也应当收钞，不限制贯数。农民知道这一点，钞票就会逐渐贵重，能够流通。考察这三种说法，都是为了使钞票必定流通。有人问，推行钞票能否确定相信百姓会乐意服从？回答说：可以。但应当逐步谋划，使用时还要有方法。因为钞票的利益丰厚，必须分散给官府和百姓，使双方各自享有它的利益；这样推行钞票才能长久而不废，这就是使钞票必定流通的方法。《日知录》说：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止民间用金银作货币交易，违犯者治罪；有告发的人，就把被没收的金银和货物给他。立法竟然如此严厉。九年四月己丑，允许百姓用白银、钞票、钱、绢代替缴纳当年的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下诏规定每年解送税课钱钞；有道路遥远险阻、难以运送的，允许兑换成金银进献。五月己未，下诏给户部，规定把今年秋粮和仓中储存的粮食合计起来，除去存留部分，全部折收金银、布、绢、钞，按规定运送到京师。这种折变办法虽然只是暂时实行，但禁止交易的法令也稍稍放宽了。考察既然禁止使用金银是为了提高钞票的地位，却没过多久就允许百姓兑换金银来进纳，这就是自己破坏自己的法令。顾亭林先生在《钱粮论》中说，不收钱而收白银，那么河北的响马一定会更多。由此可以知道使用白银的弊病，会助长盗贼。因为钱币货物重而实在，盗贼能劫取的数量不多，所以因此停止作案的情况很多。如果使用钞票，钞票又轻而容易藏匿，盗贼既不容易察觉，又可以多作标记，那么偷窃就一定更容易败露，也是一种平息盗贼的好办法。以钞票的虚作为母，以钱币的实作为子，母子相互权衡，百姓已经非常便利，又为什么一定要使用白银呢？明朝初年贪图使用白银的利益，所以自己放松了禁令，却不知道这会助长盗贼之风，开启谋财害命的祸端，最终导致开矿而祸害百姓，国家财用也更加不足，这是决策的错误。

译○钞论的使用 《金史》说：有关官员说，交钞从前与现钱相同，商旅害怕把钱带到远方，往往用钱购买钞票；这本来是公私双方都便利的事情，怎么可以废止呢？《金史》记载，濮王守纯以下上奏说：“自古以来军队的费用都取自民间。朝廷认为小钞太轻，便权宜地改用宝券，又重新禁止使用钱币。小民见识浅近，认为楮币容易损坏，不如钱币可以长久。于是得到钱币便珍藏起来，而宝券则赶紧使用，只怕它破裂而作废。如今朝廷只知道发放而不知道收回，所以钱币一天比一天贵重，宝券一天比一天轻贱。这样看来，宝券轻贱不是百姓使它轻贱的，而是国家造成的。不如酌量发行的数量，再从百姓那里收回，使发行和回收循环往复。这样他们知道宝券是必定要使用的东西，就会懂得爱惜重视。如今只担心宝券轻贱，便立即想重新制造，不但会使法令失去信用，还恐怕新券又会和旧券一样。” 考察酌量发行数量，再从百姓那里收回，这确实是好的方法，只是担心执行不力罢了。金宣宗问：“怎样才能使钞法流通？”刘炳回答：“使收取和发放相互制约、彼此平衡，钞法就能流通。” 元世祖曾问太保刘秉忠钱币的办法。刘秉忠回答说：“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是阳光明亮的地区，沙漠是幽暗阴蔽的地域。如今陛下从沙漠兴起，君临中原，应该使用楮币，使子孙世代守行它。若使用钱币，就不合宜。”于是完全不用钱币。考察使用钞票自有便利之处，但为什么一定要废止钱币呢？刘秉忠没有按照正理回答，却作出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是什么原因呢？○钞票弊病四十条 一、钞票分为七等：五千贯、千贯、五百贯为大钞；百贯、五十贯为中钞；十贯、二贯为小钞。大钞和中钞相当于现在会票的用途，小钞相当于现在钱票的用途。一、二贯以下不设钞票，另外铸造当百、当十大钱，以便利百姓使用；钱币分为三等。一、纸的种类很多，制造钞票务必选择洁白、光滑、厚实、耐久的好纸。既然用这种纸制造钞票，就禁止民间买卖这种纸，以防止伪造。我私下认为，好的高丽纸就可以用来制造，较差的则允许民间流通使用。一、五千贯钞用纸三丈，宽一尺二寸；千贯用纸二丈五尺；五百贯用纸二丈；百贯用纸一丈五尺；五十贯用纸一丈；十贯用纸五尺；二贯用纸三尺。大钞命善于书写的人在上面书写《孝经》，真书、草书、篆书、隶书都可以。中钞一半书写、一半印刷，使用前代正统文章，如《原道》《西铭》之类。小钞用桐木板在上面印字，如程子四箴、朱子家训之类，务必做到极其精工。一、大钞、中钞装裱成卷，小钞也要糊裱后使用，以防容易损坏。一、大钞、中钞使用时，可以用金、石、木、皮革制成匣子；小钞用绡或素绢制成匣子。一、用金、玉、水晶、白银、铜，请善于雕刻的人刻制五枚印章，各自由官员掌管；又分为三等，大钞用大印五枚，中钞用中印五枚，小钞用小印五枚，用朱砂调制的上好印色印在钞票上，违犯者治罪。一、制造二贯钞，尤其贵在精工细作，必须耗费成本二百多文。铸造大钱也必须极其精巧，以防止伪造。一、推行钞票先从京师开始，依次逐渐推及各省，大约经过数年，然后遍及天下。一、钞票从各省布政司发出时加盖印记，从各府发出时再加盖印记，从各县发出时再加盖印记，发到钱庄后，钱庄又加盖印记，然后在民间流通，这样就容易辨别伪钞。

译一、把大钞、中钞发给各银号，同时禁止银号私自发行会票。比如领取一万贯钞票，半年以后核查兑换了多少白银；如果钞票已经用完，就收回相应的白银，并把相当于十千贯钞票数额的白银按一分利息给银号。一、把小钞以及当百、当十大钱发给钱庄，同时禁止钱庄私自发行钱票。百姓用白银换钱，就用小钞给他；如果银数不足二贯而有零数，就用大钱给他。半年以后核查它所收进的银数，收回其中十分之九，并把一分利息给钱庄。一、百姓用白银兑换钞票，在下令后的半年以内，准许增加一分利息；在一年以内，增加五厘利息；一年以后，按照当时价格，不再增加利息。一、百姓用钱兑换钞票、用钞票兑换钱币，钱庄准许收取百分之一，不许多收。一、钞票的发行和回收经过吏胥之手，也准许收取百分之一，但应当向官府收取，不得向百姓收取。如有勒索，严惩其罪。一、各处都设置办理钞票事务的人，由官府发给俸禄。一、钞票既然按省分别，容易稽查；又命令交通要道和大城市设置官局，百姓拿着外省钞票到来，验明后准许兑换成本省钞票流通使用。一、百姓用钞票缴纳钱粮和关税，二贯钞准作二贯二百文使用。一、小钞流通使用既然频繁，即使糊裱，也免不了容易霉烂。但只要辨明不是伪钞，就允许把霉烂的钞票用于缴纳钱粮、关税，只按二贯使用，不再增加二百文。收纳以后，运送到户部焚毁，以免发生倒换的弊病。一、下令规定，二年以后钞法通行，禁止民间用白银作为货币；只有把白银制作成器皿不禁止。私自用白银交易的，没收其白银和货物，并把其中一半赏给告发者。一、禁止白银作为货币以后，招募商人领取白银，开设官局，铸造银器，再按减半的价格卖给民间，使银价更加低廉。百姓用白银兑换钞票，也按半价计算。一、设置收铜的机构。民间有人出售铜器，官府按高价收购，用来供应鼓铸；禁止铸造铜器的铺户。只有锁、钮和乐器不禁止。其余铜器不准民间买卖，吏员也不得向民间搜括旧藏铜器，以免造成骚扰。一、钞票每贯的文数有定额，私自降低钞票价值的有罪。一、制造钞票以后，必须经过二十年，才能增加制造新钞。一、监督制造官钞时，不得削减工费而使成品不符合规格，违犯者治罪。一、伪造钞币的人斩首并枭首示众，告发者赏钱一百贯，并把罪犯的财产登记后赏给他。胥吏差役能够捕获伪造者的，也照此办理。官长能够查觉此事的，立即给他升迁官阶。邻居和同族明知此事却不告发的，与犯人同罪。如果起初属于同谋，但能够自行告发的，免罪并给予奖赏。一、各处官府库藏都命令积存钱币；如果民间钞币较多，就立即发钱收买，不让民间流通壅滞。一、平民误用了伪钞，不再加罪，只追究伪造伪钞的人。一、民间藏钱，除典当钱庄等商号外，不得超过一千贯；违犯禁令的，没收其钱的十分之五，并把其中五分之一的一半赏给告发者。一、开始发行钞币时，内外官员的俸禄都增加一倍。原有俸禄暂时发给银，加增的俸禄全部发给钞币。等钞法通行以后，官员俸禄各增加数倍，全部发给钞币。一、书写钞币的人，给予优厚俸禄；其中有官爵的，记载功劳并升迁官阶。为制造钞币出力的人，立即给予评定功绩和叙用。一、开始发行钞币时，必须给百姓以恩惠，免除拖欠的赋税债务，优厚抚恤老人，以此更新天下人的见闻。一、地方官能够奉行钞法而没有弊端的，必定加官晋级并记功。一、命令学校考察贫困的士人，发给钞币加以周济。一、百姓中有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以及遭遇水灾、火灾和荒年灾害的，都发给钞币赈济。一、地方上有应当兴修的水利，以及可以开垦的荒地，都发钞币修治。一、发行钞币以后，关税、田赋和盐课都议定减免。一、商人与海外交易，准许拿钞币到沿海地方官办机构兑换银子带走。回来时，准许拿银子兑换钞币，进出兑换的价格相同；银器不准运入海外。一、外蕃贡使入朝，想购买中国货物的，准许用银兑换钞币使用；这样外蕃也会看重中国的钞币。耕田应当询问奴仆，织布应当询问婢女，钱币的事情应当询问商人。我乡里有许多富商大贾，所以同精通会计的人一起，参考斟酌实际情况，思考兴利除弊的办法，大略写在这里。这不是敢于依据史册陈述旧说，只是夸耀书生的议论。

译○附录：钞币问答三十条 有人说：国家已经形成的法令，不可以更改。回答说：世祖章皇帝八年曾经制造钞币，每年发行十二万贯，到十八年因为国家用度充裕而停止；那么现在使用钞币，正是为了恢复祖宗的制度，有什么嫌疑说是改变法令呢？况且俗话说：“利益不到百倍，就不改变法令。”如今发行钞币与使用银相比，难道只是百倍的利益吗？有人说：天下正处于全盛时期，如果发行钞币，就是向百姓显示贫穷。回答说：如果正处于财力已经极度匮乏的时代，即使想发行钞币，百姓也不会相信。正因为处在全盛的形势下，人口日益繁多，经费十分浩大，王制所说的积存三十年通用的财力，不能不预先筹划。这正是开辟富足源泉的办法，怎么能说是向百姓显示贫穷呢？有人说：钞币是末世才使用的东西，恐怕不能推行。回答说：宋太祖开始设置便钱务，到仁宗时设置交子务，正是宋朝最为强盛的时候。金、元两朝也都是在开国时使用钞币。金世宗有“小尧舜”的称誉，他在位时也盛行钞币。明太祖是开创基业的君主，也制造宝钞。到崇祯时想发行钞币却来不及实行，并不是钞币对国家有害。议论者却认为这是末世的政治，难道不是冤枉吗？有人说：恐怕伪造者会很多。回答说：既然特意制造优质纸张，多加印信，面值较重的钞币又命善于书写的人来书写，那么伪造者必先制造伪纸，再刻印信，然后摹写字迹；其中有一处不像，奸伪就立即暴露。这比私铸钱、伪造银子困难数倍。又在各处都设置辨验钞币的人，用重法诛杀伪造者，用重赏奖励告发伪钞的人，那么伪造自然可以止息。有人说：恐怕百姓不愿意使用钞币。回答说：如今京城民间贸易都使用钱票，远方商人都使用会票，已经与使用钞币没有不同。偶尔有钱庄歇业倒闭，票据不能兑现钱币，百姓便受到损害；但百姓最终仍肯使用钱票，是因为它便利容易携带。何况国家发行的钞币，有发行也有回收，可以永远保障而没有忧患；钱可以兑换钞，钞可以兑换钱，便利到了极点，百姓反而会不愿意服从吗？有人说：如今钱粮一经胥吏之手，就会有额外加收；如果发行钞币，弊端恐怕更加无法估量。回答说：钱粮之所以能够额外加收，是因为各县各自划分疆界，所以胥吏得以把持权力。如果改换成钞币，那么所设置的官局、钱庄很多，随处都可以兑换，胥吏怎么还能把持权力？况且钱粮不许包办完纳，所以胥吏得以勒索控制百姓。如果用钞币纳税，完全可以托绅士代为缴纳，胥吏又怎么敢勒索控制他们呢？再考察钱粮额外加收这件事，他们也有借口，说是米色不好、解送费用太重。如果发行钞币，他们又没有什么可以借来作为名目的了。我正担心胥吏没有办法作弊，因而奉行不力，所以加给他们百分之一作为酬劳，难道还怕他们侵吞渔利吗？有人说：银和铜都是坚硬刚强、不易损坏的东西，而钞币不能长久。回答说：过去制造钞币，制度粗疏简略，所以容易毁坏。现在制造钞币，工艺精良，纸料坚厚；大钞装裱成卷，藏在匣子里，可以数百年不坏；小钞装裱后流通使用，二贯以下仍使用钱币，因此不至于过于繁琐，即使是小钞也可以保存十几年。即使发生霉坏，仍准许用它缴纳粮税，解送到中央后焚毁，可以免除兑换更换的劳累，对百姓没有损害。如果担心水火灾害，就用皮木制作匣子，可以入水而不湿；用金石制作匣子，可以入火而不焚烧，怎么会容易损坏呢？有人说：用楮纸作货币，是把无用的东西当成有用的东西，近似欺骗百姓的手段。回答说：铜这种东西，寒冷时不能用来穿，饥饿时不能用来吃，圣人却把它制成钱币，使它流通于天下，这也是把无用变成有用。假如三代以前就有纸，怎么知道圣人不会用它制造货币呢？如果一定要用有用的东西作为货币，那么没有比帛更有用的了；然而帛本来就不能作为货币，这不是很明白吗？有人说：恐怕物价会飞涨。回答说：物价之所以昂贵，是因为物品少而钱币多。如今用钞币兑换银子，钱币并没有因此增多，物品也没有因此减少，物价凭什么飞涨呢？有人说：恐怕犯罪的人会增多。回答说：伪造既然困难，犯罪者自然就少。至于百姓兑换钞币，既然能够获得一分的利益，他们自愿服从，朝廷并没有强迫他们兑换。立法只是禁止伪造银币，并不禁止百姓收藏银子，有什么犯罪可说呢？况且从此铅钱、伪银的弊端可以断绝，盗贼抢劫银子的风气也可以断绝，那么诉讼案件就能减少；议论者反而担心犯罪者增多，实在荒谬。有人说：使用钞币只是有利于国家，对百姓有什么关系？回答说：国家用度充足后，就可以增加官员俸禄，提高吏员待遇，减轻田赋，降低关税，鳏寡孤独都得到供养；由此兴修水利，开垦荒田，积储义仓，修建学校，使天下没有一个男子得不到生计，难道只是有利于国家吗？有人说：为什么不让银和钞币同时使用？回答说：如果想让两者的利益都得到而并存，那么银和钞币必然彼此价格涨落，价值不能统一；明朝的往事可以作为证明。明朝初年禁止使用银而推行钞币，后来自行放宽禁令，钞币便逐渐不能流通。因此必须废止银币而不使用它，钞币才会受到重视。有人说：为什么不连钱币也一并废除？回答说：既然使用钞币，使用钱币的地方自然会减少；如果一定连钱币也废除，钞币就必然只能用于琐碎交易而无法流通。有人说：天下的银子都收归国家，民间难道不担心银子空竭吗？回答说：银子既然收归国家，国家又没有地方使用它，就应当降低价格，重新把它分散到民间，使百姓能够把它制成器皿，只应严格禁止它造成弊端。这样银价必然很低，而钞币会更加珍贵。这本来是齐高帝使金与土同价的意思，只是善于运用它而已。有人说：宋孝宗说会子流通得少就贵，流通得多就贱。如今按照天下的银子来发行钞币，岂不是太多了吗？回答说：从天下银子的流通情况来看，本来担心银子太少，所以用银兑换钞币，发行量正好与银子相当；即使增加一倍，也还没有达到过多而贬值的程度。况且必须到二十年以后才增加制造，自然不用担心钞币一天比一天多。有人说：宋代富弼说交子的制度必须积存钱币作为本钱；如今发行钞币却不以积存银子为本钱，怎么能实行呢？回答说：这是古今时势不同。古人以钞币代替钱币，二者相辅而行，所以必须积存钱币作为本钱。如今是用钞币兑换银子，废除银子而不用，哪里还需要积存银子作为本钱呢？百姓有万亿两银子，国家制造万亿贯钞币来兑换它；民间所有的银子，就是国家使用钞币的本钱，这与宋代的时势不同。

译有人说：马端临说使用钞币后，下面便没有触犯铜禁的事情；如今为什么使用钞币却又禁止铜呢？回答说：必须禁止把铜制成器物，才能断绝私铸和私自销毁钱币的两种弊端；又不立即禁绝铜，而是用钞币购买它，那么百姓也会乐意服从。与贾谊所谓七福的说法、刘秩所谓五利的议论相比，这办法更加便利。有人说：银子可以分割使用，而钞币难以零星折分。回答说：钞币已经分为七等，又有三等钱币来辅助，为什么还要担心分割使用呢？有人说：恐怕事情涉及繁琐扰民，难免使百姓惊骇。回答说：如今天下的文书、收支、律例和条文，事情十分琐碎，也没有听说百姓厌烦这些繁琐扰民的事情。难道掌握天下钱币这样大的权力，反而可以担心繁琐扰民吗？况且顺着百姓的利益来使他们获利，百姓又为什么惊骇呢？有人说：中国既然不用银子作为货币，银子必然流入海外。回答说：海外想购买中国的货物，必须先用银子兑换钞币。他们的银子有尽头，而我们的钞币没有穷尽，那么海外的银子反而会流入中国，中国的钞币反而会流通到海外。怎么能担心银子流入海外呢？有人说：万一国家重新使用银子而不用钞币，岂不是会害百姓？回答说：天下既然已经安于使用钞币的利益，后世一定不会废弃钞币，实在不必过分担心。有人说：国家为什么不直接发行钞币，而一定要兑换民间的银子呢？回答说：用银子兑换钞币，并不是贪图天下的银子；如果直接发行钞币，银子就会变成无用之物，富裕人家收藏银子的便会受到损害。只有用银子兑换钞币，百姓的贫富才能与原来相同，富人自然不会怨恨。有人说：百姓认为钞币是虚的、银子是实的，最终收藏银子而不兑换钞币，那怎么办？回答说：百姓想收藏银子，是担心钞币有一天不再使用。如今如果明确告诉他们钞币将长久实行、永不改变，他们百姓怎么肯舍弃眼前可以流通使用的钞币，而收藏不准作为货币的银子呢？有人说：恐怕富人收藏钱币，导致钱币减少，那怎么办？回答说：宋、金、元三朝的钞法屡次更改，所以富人不储存钞币而储存钱币。如果制度确定而不改变，那么收藏钱币既繁琐，收藏钞币又简便，百姓还会乐意这样做吗？况且国家可以仿照唐代设置限制，使收藏钱币不得过多，自然不至于发生钱荒。有人说：假如百姓有数万贯钞币，都想兑换成钱，钱庄怎么供应呢？回答说：大钞只准兑换小钞，小钞才准兑换钱币；况且民间收藏钱币不准超过一千贯，又哪里需要担心难以供应呢？有人说：顾氏《日知录》曾极力说明钞法不可实行，这是通达之人的议论，似乎不可违背。回答说：顾氏看见钞币废止，便以为这是帝王的权力不能施行，却不知道这只是由于钱粮不收钞币的缘故。况且顾氏所厌恶的，是宋、金、元、明的钞币。如今如果能够把它们的弊端全部指出并革除，即使亭林先生再生，也一定会认为可以实行。有人说：钞币流通而财用充足，风俗便会奢侈，这也是一种弊端。回答说：肥沃土地上的百姓不成材，本来有这样的道理；然而加以教化，富裕以后才懂得礼义，也容易向善，怎么反而担心财用充足呢？有人说：这样做不就近似聚敛了吗？回答说：人们所厌恶的聚敛，是因为它剥削百姓来使国家获利。如果实行钞法，并没有从百姓那里取得一丝一毫的利益，百姓反而得到好处，怎么能与桑弘羊的平准法、王安石的青苗法相提并论呢？有人说：恐怕奉行钞法的人不都是合适的人，即使是良法，怎么能没有弊端？回答说：天下的法令都可能产生弊端。然而制定法令之初，必须先求其尽善尽美然后实行；至于细小的利害，又应当随着时势加以变通，而根本原则终究不能改变。只要有一两个贤能的人掌握权力，那么下面奉行的人又有谁敢舞弊呢？有人说：此外难道没有别的增加财力的办法吗，为什么一定要发行钞币？回答说：天下的财富，总共只有这么多；损害上面就会使下面得到好处，损害下面就会使上面得到好处，所以谋划富国之道的财政大臣，没有不使百姓受害的。司马光所说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足，必定没有这种道理。只有发行钞币，取得的利益没有穷尽，而且不是从百姓那里取得，实在是良好的办法。只是前人实行它，还没有完全发挥它的妙用罢了。《金史》说：主管官员请求取消七年改革的期限，交钞字迹模糊后才兑换；而且没有收回钞币的办法，发行多、回收少，百姓逐渐轻视它。考察起来，发行多而回收少，是发行钞币最大的弊病，也是钞币贬值的原因，何况还有只发行而不回收的情况呢！至于钞币贬值后又议论重新制造，这会使百姓受害，而钞币更加贬值。金宣宗贞佑三年，胥鼎上书说：如今物价昂贵，弊端是由于钞币壅滞，只发行而不回收。即使院务税增加收入数倍，但所收的都是十贯一张的例行大钞，这有什么益处呢？如今十贯大钞在民间很多，因为没有流通去处，所以市场交易多使用现钱，而钞币每贯只值一钱，甚至还抵不上纸墨的费用。我认为应当暂时禁止使用现钱。从此钱币不再流通，富裕人家在内部受到收藏钱币限额的困扰，在外部又兑换交钞；各种弊病接连而来，最后困窘败坏，称为“坐化”。商人往往用船在江淮之间运输贸易，钱币大多流入宋朝。考察起来，钱币与钞币应当相互配合使用；想使钞币贵重而禁止富裕人家大量收藏钱币，这可以；竟然想禁止钱币、不让使用，就过分了。《金史》说：对官府来说，使用大钞有利，而大钞发行过多，百姓更加轻视；对私人来说，得到小钞有利，而小钞流入过多，国家也没有得到补益。因此先禁止官府使用大钞，后来又担心百姓使用银子而不用钞币，便责令百姓用钞币向官府纳税，以表示一定推行钞币。先制造二十贯至一百贯的例行钞，后来又制造二百贯至一千贯的例行钞，先后轻重不一，百姓更加眩惑。到了不得已时，又限定使用年限，限定使用地区，公私收受限定数额，由此百姓的疑虑日益加深。其间把交钞改为宝券，宝券没有多久又改作通宝，通宝没有多久又改作宝泉，宝泉没有多久又织绫印造，名叫珍货；珍货没有多久又改作宝会，始终没有确定的制度，而金朝的欺诈也终于败露。考察金朝末年，疲于用兵，即使让财货堆积如山，也必然不够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急忙屡次更改钞法，有什么益处呢？如果因为金朝灭亡，就把责任归咎于钞法不可实行，这是不考察根本而只纠缠末节的议论。金朝官府使用大钞有利、百姓使用小钞有利，也是当时的时势造成的。如果天下太平，内外如一家，商贾流通，那么百姓使用大钞也会十分便利。如今的钱票，有的面额一万，有的面额一千，有什么不便利呢？

译元代刘宣说：原来的交钞制度，自汉、唐以来都未曾有过。宋绍兴初年，军饷接济不上，制造这种钞币来吸引商旅，作为在边境购买粮食的办法。它比铜钱容易携带，百姓觉得十分便利。稍有滞碍，就使用现钱，仍然保存了古人使大钱小钱相互调节的意思。后来日益增加，月月扩张，这种制度便逐渐产生弊端。《明史》说：宪宗命令内外各项赋税，钱币和钞币兼收；官员俸禄、军队粮饷也兼发钱和钞币。当时一贯钞币不能抵一文钱，但按钞币向百姓征收时，每贯却要征银二分五厘，百姓因此极其困苦。正德三年，以太仓积存的钱发放官员俸禄，比例为十分之中钱一银九。嘉靖四年，命令宣课分司收税时，一贯钞币折银三厘，七文钱折银一分。当时钞币已经长期不能流通，钱币也严重壅滞，于是更加专门使用银子。考察宋、金、元使用钞币，都与各自朝代相始终，虽然期间不可能没有弊端，但从来没有废弃钞币而不用的。唯独明朝到了中叶，钞币竟然不能流通，为什么呢？是因为银币盛行使用。银币之所以盛行，第一次败坏在太祖建立法令之初。当时已经禁止使用金银，九年后又允许用银代替缴纳租税，所以两浙、江西、闽、广的百姓重视钱币而轻视钞币，甚至用一百六十文钱折合一贯钞币，物价也因此高涨。第二次败坏在英宗即位时，征收赋税时下令把米麦折合银子，于是减少了缴纳钞币的人，又以米、银、钱抵充钞币，放宽了使用银子的禁令。由此朝廷内外大都使用银子，小额交易使用钱币，而钞币壅滞不能流通。邱浚说：“钞法不能实行，是因为使用它的人没有权力。”确实如此。《明史》说：钞法从弘治、正德年间废止，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再次请求制造并推行钞币。崇祯末年有个叫蒋臣的人重申他的主张，被提升为户部司务。倪元璐当时掌管户部事务，极力支持此事，但最终还是不能实行，只得停止。考察崇祯时期，国势正处于危急之中，即使想发行钞币，百姓怎么肯相信呢？所以当时有见识的人，都追究弘治、正德年间废止钞法的责任。假使钞法能够实行，而不把银子看得贵重，那么即使到了万历时期，矿税的祸害又从哪里兴起呢？韩文公的策问说：如今天下粮食越来越多而帛越来越便宜，百姓却越来越困苦，是什么原因呢？耕田的人不多而粮食有余，养蚕的人不多而帛有余，本来应该富足却反而不足，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考察起来，这就是钱币荒乏的弊病。唐人使用钱币时，弊病已经如此！如今天下使用银子，难道能没有银子荒乏的弊病吗？想要挽救这种弊病，本来没有比使用钞币更好的办法。《日知录》说：唐、宋以前，上下通行的货币全都只是钱币，从未使用银子。《汉书·食货志》说：秦朝统一天下后，货币分为两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只是器物和装饰品，不作为货币。汉孝武帝制造的白金三品，不久也废止而不再流通。《旧唐书》记载，宪宗元和三年六月下诏说：天下有银矿的山，一定有铜矿。铜可以用来铸钱，银对百姓没有益处。天下从五岭以北，凡是正在开采的银矿，都应当禁止停采。然而考察《通典》，书中说：梁朝初年，只有京师以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等地使用钱币；其余州郡则用粮食和帛混合交易；交州、广州一带则完全以金银为货币。唐代韩愈的奏状也说，五岭一带买卖全都使用银子。元稹的奏状说，岭南以金银为货币，巴地以外也用盐和帛交易，黔、巫、溪一带用水银、朱砂、彩绘巾帽互相交易。《宋史·仁宗纪》记载，景祐二年，下诏各路每年输送缗钱，福建、二广用银子折缴，江东用帛折缴。于是便有用银子抵充缗钱的情况。《金史·食货志》说：旧例每锭银五十两，价值一百贯；民间有人把银锭截断凿分，价格也随之涨跌，于是改铸银币，名叫承安宝货，从一两到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合钱二贯，公私都按现钱使用。《日知录》又说：后来重新制造兴定宝泉，每贯抵通宝十五贯；又用绫子印制元光珍货，与银、钞币一同使用，以及其他钞币也一并流通。流通不久，银价日益昂贵，宝泉日益贬值，百姓只按银子来定价。到元光二年，宝泉几乎不能使用。哀宗正大年间，民间只用银子进行交易，这就是今天上下都使用银子的开始。考察银子的使用，开始在金朝末年兴盛，到明朝中叶更加兴盛。各种货币不能同时都盛行，这就是钞法败坏的原因。唐朝以前没有钞币，尚且不使用银子；既然使用钞币和钱币，又为什么一定要使用银子呢？《日知录》说：议论者只说洪武年间钞法通行。考察《明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止使用铜钱；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止使用金银；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令官员俸禄中折发钞币的，每石增加五贯，改为十贯。可见国家初年制造钞币后，不过几年，钞法已经逐渐败坏而不能实行。于是制定惩治奸恶的条款和充作赏赐的标准，但最终也不能实行。这是因为钞币昏暗破烂、兑换更换以及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弊端，必然发展到这种地步。于是因为钞币不利，连钱币也一起禁止，废弃坚硬刚强、可以长久使用的货币，却推行柔软易坏的东西，难怪不合乎人情，最终导致壅滞搁置。后世谋求兴利的大臣，千万不要再说这种办法可以实行了。考察这一条，可以知道明初制定法令还不完善。金银可以禁止，铜钱难道也可以禁止吗？亭林先生深深厌恶钞法，不过是因为钞币昏暗破烂、兑换更换以及收支方面的弊端。如今如果用优质纸张制造大钞，选择天下善于书写的人来书写，装裱糊饰，使用时用匣子收藏，又哪里会有昏暗破烂、需要兑换更换的忧虑呢？小钞必须从二贯起始，制作工艺也可以精良；使用者一定会更加谨慎，破烂也会减少。唐、宋人的字画流传到今天的都有，难道会因为纸张而担心它容易损坏吗？再说，字迹昏暗的钞币，准许用来缴纳钱粮，这样暗中实行兑换更换的办法，却没有它的害处。可惜前人制造钞币时没有想到这些，真遗憾不能让亭林先生再生，来当面讨论这个问题。《日知录》说：明朝初年，民间缴纳官粮都是米麦，有时折合钞币和布；百官领取的俸禄也都是米，有时折合钞币。后来钞币不能流通，便用银子代替，于是赋粮负担重的更加沉重，俸禄微薄的更加微薄。这种弊端在于用钞币折算米，用米折算钞币，又用银子折算米，而世人却没有考察清楚它的源流。这是不善于使用钞币造成的弊端，是后人应当引以为鉴的。

译《文献通考》说：历代大多就在矿坑、冶炼场附近设置铸钱监，也因为钱币的设置日益轻便、使用日益广泛，不能不多设铸钱监来供应使用。南宋中兴以来，才转而使用楮币。钱币重量大而价值小，多设铸钱监来铸造还可以；楮币重量轻而价值大，在行都印造就足够了。如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也各自印造；到了末期，回收兑换不能实行，也没有调节币值的办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会子最初的本意，并不是把会子直接当作钱币，而是把它看作茶盐钞引之类，只暂时权宜地代替钱币。可是钞引所代表的价值很高，只是让商人凭它领取茶、盐等货物，所以必须分路发行。会子却用于公私买卖和支付，几乎无处不用，而且从一贯一直制造到二百贯，这就明显是把它当作现钱了。况且携带时轻便而使用时价值大，即使相隔千里、数万缗钱，一个人的力量也能按时送到，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川地自成一套、淮地自成一套、湖地自成一套，反而使后来有时废止、有时使用，号令反复，让百姓疑惑呢？考察起来，这说明前人发行钞币而分地区实行的弊端。○发行钞币的功效 宋代张悫，字伯诚。高宗任兵马大元帅时，招募各道军队前来勤王。张悫负责粮饷运输，接连不断地运送到来，建议立即由元帅府印发票钞，以便利商旅。不满十天便得到缗钱五十万，用来供给军队。高宗很器重他。张悫善于理财，谈论钱粮利害，就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河间府志》） 考察起来，这说明行军时使用钞币的便利。宋代陕西、河东的颗盐，原来由官府自行搬运，设置盐务管理并强制销售。兵部员外郎范祥开始实行钞法，命令商人在边郡缴纳钱币购买盐钞，准许他们自行销售食盐；所得钱币用来充实边塞，省去数十郡搬运的费用。（《衍义补》） 考察起来，这说明销售食盐时使用钞币的便利。宋高宗时，钱端礼任临安府知府，上奏说，楮币已经流通数月，官府应当支付的钱，可以制造会子。皇帝下诏在都城茶场设置会子务，钱端礼制定六务出纳和使用的制度，都有一定法则。考察钞法，也在于奉行时得到合适的人；钱端礼也是善于立法的人。《宋史》说：嘉定五年，制臣刘光祖于是设立会总所，用第五、第六批新会子五万缗，命令军民用两张旧楮币兑换一张新楮币；后来又命令军民用一张半旧楮币兑换一张新楮币；又向朝廷请求增加发给新楮币十万缗，军民都依赖这种办法。元代刘肃是洛水人，被提升为正定宣抚使。中统新钞发行后，旧银钞停止使用。正定用银钞与外界交易的共有八千多贯，官民喧扰不安，不知如何处置。刘肃提出三条办法：一是仍然使用旧钞，二是新旧钞币兼用，三是官府用新钞按数额兑换旧钞。中书省采纳了第三条，于是发下钞币五十万贯。考察起来，这是贤能官吏能够给百姓带来恩惠的例子。发行钞币首先应以有利于百姓为主，其次做到不使百姓受累即可。○扩大钞币的利益 《金史》说：大定八年，有百姓触犯铜禁。皇帝说：销毁钱币制作铜器，旧有禁令；但民间仍有人铸造铜镜，这不是销毁钱币又是什么？于是连铸镜也一并禁止。十二年，皇帝说：金银矿山水泽的利益，应当与百姓共享，只有钱币不应由私人铸造。如今国家财用充足，如果把钱币流通到四方，与收藏在官府有什么不同？考察《文献通考》所说：上面没有搜求铜料的劳苦，下面没有触犯禁令的痛苦，也是一种便利。可以把这看作发行钞币的好处。然而发行钞币难道能够完全不用钱币吗？既然使用钱币，就必须防止私铸、私自销毁的弊端，因此铜禁仍然不能放宽。总之，使用钞币的好处哪里只是这些呢？李绂请求严格禁止铜器的奏疏说：钱文一进入铜铺的炉中，马上就熔化成铜；在熔化以前，它原本是制钱，无法据此捕捉；熔化以后，已经成为废铜，也无法据此捕捉。只有禁止制造铜器的铜铺，销毁钱币便无处可用，销毁钱币的弊端即使不专门禁止也会自行消除。如今现行法令只禁止黄铜，没有禁止白铜和红铜。议论者认为白铜不是制造制钱所用的铜，却不知道如今所谓的白铜都是黄铜。议论者认为红铜不是制钱熔化而成，却不知道如今的红铜也都是黄铜。铜铸成锭块后，用药水煮炼，可以制成假银，难道不能制成白铜吗？嘉兴的大炉用药水染色，制成古铜色，难道不能冒充红铜吗？所以我认为如今使用的红铜、白铜，都是黄铜。臣请求除铸造铜镜和乐器以外，所有锻造黄铜、白铜、红铜器物的铺户，一律禁止；犯者发配到边远地区服役。这样国家的铜钱才会真正流通。户部尚书海望上奏说：钱币文字是百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近年以来，铸钱不断，钱币价值昂贵，提出禁止铜器办法的人无不很多；但奉行不善，容易滋生弊端。铜器长期流布民间，一旦禁止使用，民情便会不便。胥吏借机勒索，刁民借机讹传；收受贿赂就出卖官府法令，不收贿赂就把人人治罪，搜刮无法穷尽，执法又不公平，这是第一种弊端。百姓的隐情既难以上达，主管官员也未必都贤能；百姓交纳铜器时，有的遭到侵蚀克扣，只得到一半价格；有的除去各种费用后，空手而回。名义上是收铜，实际上是强行索取，这是第二种弊端。这些铜器的铜质本来就粗劣杂乱，再加上销毁损坏，一经钱局熔化，损耗很多，所得抵不上所失，这是第三种弊端。何况黄铜是由红铜和白铜配合而成，因此一百万斤黄铜器皿中，就有红铜五十六万斤。如今只禁止黄铜而不禁止红铜，与未禁之前相比，铜的耗费反而更多，只会使价格上涨，正好加速民间私自销毁钱币。因此禁止黄铜以后，白铜非常多，都是奸诈工匠销毁制钱，掺入药物煮炼成白铜来制造器皿，这是第四种弊端。

译考察起来，禁止铜器的命令自古就实行。汉代贾谊认为这样可以得到七种福，唐代刘秩有五利的说法，考察前代史书，也都申明禁令。如果我朝铜矿资源丰富，采矿冶炼的利益足以流通而不会穷竭，本来不必借助民间所有的铜来供应铸钱。然而想要断绝私铸、私自销毁钱币的源头，就不得不严格禁止铜器。雍正四年，严禁制造和使用黄铜器皿。当时每一百斤铜器，官府给价银十一两九钱；而铸成钱币，除去工料费用，按每串银一两计算，实际只得到八两四钱多一点。所以同样是禁止铜器，古人专门想使上面获利，而我朝暂时实行此法，只是专门想为百姓止息弊端。海望请求取消铜禁，是担心扰乱并使百姓受累；但如果能够严格整饬官吏，怎么会使百姓受累？况且实行几年后，铜器收尽，胥吏也就没有什么可骚扰的了。至于黄铜能够变成白铜，就应当连同红铜、白铜一起禁止，不应因此连黄铜禁令也取消。海望和李绂的两篇奏疏，议论者最终认为李绂的奏疏正确。邱家穗《铜钞议》说：钱法之所以壅滞不能流通，不是担心制度过于简略而失之于厚重，就是担心制度过于繁琐而失之于轻薄。关键在于保存以权衡调节为原则的母子钱制度，使简约统摄繁琐，繁琐分解简约，让轻重并行，彼此流通罢了。如今天下的钱币，大体相当于汉代的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钱，没有前代钱币过轻或过重的弊病。然而仍然担心它的趋势日益变轻，不能保持应有的厚重，是因为一文钱仅仅相当于一厘的使用价值，繁琐而不简约，分散而没有统属，母子钱的制度没有建立。我私下看到，自汉武帝命令诸王侯用白鹿皮制币，后来有人改用楮纸，到宋、元、明三朝才有交子、会子、宝钞的制度，都从一贯到百千贯，用来代替现钱的使用。究其制度，不过是一张方尺纸，在上面印上文字，却可以兑换价值数十、数百钱的物品；费用比铸钱节省十倍，所获得的利益没有穷尽，甚至还超过十倍。只是楮币的弊病在于制作费工却容易损毁，质地薄而难以完整；而且上面刻有固定格式，专门依靠细小的印文作为辨验，即使制造得极其精致，流传不久也会断裂破烂，无法再次辨认。上面不得已，只好屡次收回重新制造；而新旧钞币交替流通之间，往往有许多欺诈和强行压制的事情，无法禁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钱〕 如同前明实行宝钞法时，每一贯折合钱一千文、银一两，还没有到中叶，宝钞就已经逐渐贬值减少；后来一贯钞币甚至不足以抵一两文钱的使用价值，最终因为字迹漫漶、品质低劣不堪而停止。大概历代几十、上百年可以长久获利的制度，最终都不能守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钞法废止已经很久了，如果想进行神明般的变通，制定能够长久实行的办法，本来不必沿袭纸币的虚名，也不应使用虚薄易烂的纸张，不如取精良的白铜，熔铸成钞，形制像现在的钱币而稍微加重，刻上文字；正面写“康熙宝钞”，背面写“准五”“准十”之类，一直到“准百”为止；钱孔则另行制成圆形，取内外圆通、钱法流行的意思。应当让内局自行铸造，固定为一种式样，轻重丝毫不许增减，以杜绝伪造的弊端；把它与散钱混合流通，以钞为母来统摄繁琐的钱币，以钱为子来分解简约的钞币。这样既不像前明宝钞那样容易破烂，又可以取得宋、元交子、会子的作用。这样大概可以接近古人制造轻钱、重钱的本意，也足以挽救古人钱法的衰败了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考察起来，铜钞与古人铸造大钱没有不同；如果不严格禁止铜器并设置制造伪币的奖赏，大概不能实行。况且面值最大只到当百，百姓仍然不便利，哪里比得上纸钞可以无限发行呢？他只是担心钞币霉烂罢了，却不知道容易霉烂，是因为制作粗疏简略而且流通使用太多。如果钞币面值很重，流通使用相对较少，完全可以装裱成卷，用匣子收藏，又怎么会担心它容易损坏呢？况且既然发行纸钞，也可以同时铸造当百大钱。陆世仪说：如今朝廷使用钱币，往往便于发放，却不便于收取，这是因为只使用小钱，没有使母子钱相互调节的办法。我认为今后官民交易中，按情势应当使用钱币的地方，小钱难以逐个计算，就使用当十大钱，收支清楚，也没有损耗、兑换折算的弊端，这也是一种办法。他又说：应当在各处布政司或大府州，设置银特司；朝廷发给官本，制造有字号的券票，命令客商像来时一样，交券取银；在收付之间，酌量收取少量路费和利息。这样客商没有道路上携带银子的忧虑，朝廷每年又有利息收入，似乎也十分便利。高珩说：铸造当十、当百的钱币，就可以轻便携带，远距离行走了。按铸造大钱、设置银券，都是与纸钞制度相辅相成的办法。既然已经发行纸钞，又铸造当百的大钱，那么纸钞可以从二贯起用；二贯以下全用大钱，百文以下全用小钱，就不必担心零碎兑换的困难了。再制造百贯以上的纸钞，就可以代替银券使用，也取得了古人“飞钱”的遗意。用纸钞收买民间的铜，再把钱铸造得极其精巧，那么私铸者无利可图，自然会停止；铸造大钱尤其必须选用最好的白铜，雕刻成龙凤纹，使成本和价值大致相当，这样私铸就无利可图了。再禁止民间使用铜器，那么私自毁坏铜器的人就无处出售，私毁之事也会自然停止。这确实是有利于国家、充足百姓的要务。财用充足以后，仁政就可以逐步施行了。我曾经拟写时务策十多篇，读者很少认为不对；后来阅读各种书籍，才发现前人多有先于我提出这些主张的，只是论述有详有略罢了，因此不想保存下来。唯独纸钞制度一事，十个人中有九个表示怀疑，前人也很少论及。陆中丞的《切问斋文钞》、贺方伯的《经世文编》，只记载铜钞的说法，至于纸钞的益处则没有涉及。因此我详细考察各种书籍，反复思考，寻求有利而无害的办法，写成这篇文章，请四方有道之人指正。五箴（附序） 年少时不能自立，时光荏苒，竟然到了今天。这本来是古人成学的年纪，而我仍然碌碌无为，还是这个样子，难道不令人忧伤吗！从今以后，人事会日益纷繁，德行和智慧会日益减损，向下流转的结果，也就可以预料了。疾病能够增长智慧，安逸享乐却会使人丧身。我以中等才质处在安稳顺遂的环境中，想要刻苦自励、振作奋发，想来实在很难啊！于是写下《五箴》来自我警戒：立志箴

译光明显赫的先哲，他们也并不比常人特殊。渺小的我，也是父母所生的人。上天赐给我的聪明、福气和禄位，实在很丰厚啊！如果背弃天赋而放纵安逸，就会遭逢凶灾。悔恨一再积累，最终便无可挽回。过去的不能追补，请从今天开始。亲身担负大道，用言语传播它。只要一息尚存，就永远发誓不退缩、不放弃。居敬箴 天地各安其位，阴阳五行孕育其中。鼎足相配，实在称作三才。严肃恭谨，内心斋明，以此凝定你的生命。你若不能庄重，就会损害生命、伤残本性。什么人可以怠慢？什么事可以松懈？对事情松懈便一事无成，怠慢他人也会反过来遭到怠慢。即使对方不反过来怠慢你，也会增长我的骄傲。人若轻慢你，上天的惩罚必然明白昭著。主静箴 斋戒住宿在日观峰，天鸡一声啼鸣。万籁全都止息，只听见钟声。后面有毒蛇，前面有猛虎；精神安定而不恐惧，谁敢来侮辱我？难道是为了躲避人吗？我每天面对三军。我的思虑专一，外界纷乱与否都不能扰乱我。奔波驰逐了半生，竟从来不能自主。如今已经老了，恐怕要在纷扰不安中终此一生。谨言箴 花巧的言语使人高兴，却会扰乱自身。闲谈把日子送走，也会搅乱你的精神。真正明白的人不夸耀，夸耀的人并不明白。道听途说，聪明人会讥笑，愚昧人会惊骇。惊骇的人最终会明白，说你是在欺骗他；讥笑的人会鄙视你，即使你发誓，他仍然怀疑。过失和侮辱已经接踵而来，便刻铭文来攻击自己。刻了铭文却又重犯，唉，你已经老了。有恒箴 从我识字以来，经历了许多岁月直到今天；二十八年了，却没有一件事真正懂得。过去所喜欢的，过些时候便鄙弃了；旧的已经抛弃，新的又很快迁换。德行和事业不能持久，每天都被外物迁移。你一再进食，却从未听说有所过失。一点一点地增加，久而久之才装满一斗。上天主宰人的性命，谨此告诫我这个卑微的仆役。抄录朱子《小学》书后 以上《小学》三卷，世人传说是朱子编纂的。看朱子在癸卯年写给刘子澄的信，才知道这部书是刘子澄编次的。它的义例并非没有可以批评之处，然而古代圣人立教的意旨、培养儿童的规矩，大体都具备于此。先王治理人民，尤其重视品行节操。孩子从能够说话以后，凡是洒扫、应答、饮食、衣服等事，无不向他示范礼仪法则。顺着他的本性加以引导，节制他的天性而不让他放纵，这是把规矩方圆做到极致。等到已经使筋骨坚实、调和血气，礼乐的器用大概也由此奠定，只是孩子自己还不知道罢了。十五岁进入太学，才进一步教他穷究事物的道理；实行之后使之显著，学习之后加以察验。因其已有的明白之处而加以扩充，所以能够通达。班固《艺文志》所记载的“小学”类书籍，都是训诂文字的书。后代史家大多沿袭这个含义。幼年礼仪的繁复内容，却缺少讲解。三代以后，除了读书应试之外，竟没有别的所谓学习，于是训诂文字之学便显得重要了。如果按照古代三物教育的原则来衡量，那么训诂文字之学也只能算其次吧！仲尼说：“行为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又说：“绘画的事要在白地之后进行。”不正是这样吗？所以我把这部书抄录在进德门的开头，使兄弟子姓知道幼年礼仪的重要；至于所谓训诂文字，另行收录在居业门中。儿童的知识尚未被束缚，言语有规范，行动有法度，违背常道的行为就少了。这部书旧时分为内外两编，内篇还有《稽古》一卷，外编有《嘉言》《善行》二卷，所采内容颇为浅近，也不再收录了。《书归震川文集》后 近世缀辑文章的士人，很称赞归熙甫，认为他的文章可以继承曾南丰、王半山的成就。在我看来，他们不能相提并论。有人又把他和方苞并举，也不合乎他们的品类。古代真正懂得道的人，不会随意对人加以毁誉，并不只是因为喜欢直率。内心没有立诚的根基，外在又不足以取信于人，这是后世君子所引以为耻的。自从周代《诗经》有《崧高》《烝民》等篇，汉代有“河梁”之咏，延续到六朝，饯别诗动辄累积成卷。于是有人为这些诗作序。昌黎韩氏写这种序尤其繁多，甚至有时没有诗而只有序；像多余的枝指一样，在道理上已经过分了。归熙甫则不必饯别，也写序赠人；还有所谓贺序、谢序、寿序。这是什么说法呢？而且他的文章，抑扬吞吐，情致韵味不乏；如果按照义理裁断，有些其实都可以不陈述。浮着一叶芥舟，纵然送行于小水洼中，便不再记得天下还有海涛。是神奇呢，还是有意味呢？不过是徒然浪费辞藻罢了。然而当时很崇尚雕琢奇险的文风，借用齐梁的雕饰，号称竭力追摹周秦文章的人比比皆是。归熙甫却一概抛弃这些做法，不事涂饰；遣词有条理，不加刻画却足以彰明人情，与古代作者相合，后来人也以他为取法对象，不能说不是明智的。人能够弘扬道义，却无法改变命运！假如归熙甫早年就处在高明之地，见闻广博而情志开阔，又得到师友辅助，他的成就本来不应止于此吧！祭汤海秋文

译声名显赫的汤君，忽然就已经长逝。一口药竟伤害了上天所生的贤民。难道不是命运吗！药又有什么罪？死了就是死了，我知道您不会后悔。道光初年，您入京参加贡试。狂名一经传扬，万众喧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春官榜上题名，像大旗一样高高标举。奇异文章突然传布，句子奔放，字字峻拔。一群年轻人苦苦诵读，从黄昏直到清晨。上公喜爱士人，只有汪、曹二人。大风从口中呼啸，吹动您的羽毛。您在枢府舔笔作文，笔锋锐利如刀。同辈竭力追逐您，犹如一虎对众猕猴。任职一结束，稍稍升迁为御史。一声鸣叫震动上天，却跌落在泥滓之中。困顿地做着郎官，又回到了原来的境地。群雀纷纷登门，昨日还在[上四下龟]之市。穷困之鬼吐着唾沫，婢女叹息，奴仆羞惭。只有您不以此为羞，也不再有所求。上天解脱了您的桎梏，把这个诗囚放了出来。剖肝荡肺，和命运相抗。披头散发四面张望，仿佛喉咙里长满荆棘。既不像屈原，也不像阮籍，谁能与您相投？忽然狂奔，向东下到江南。在秦淮河夜醉，笙声低回细语。那时淮海一带，战鼓轰鸣激烈。狣夷所践踏之处，肉堆如山，血积成潭。出入贼寇之中，百般忧患在内心燃烧。寅年回到朝廷，左手抱着娇娥。给我看一百篇诗文，内容兼有儿女情长和战争。三更时大声呼喊，您在旁边吟哦。忽然瞪大双眼，说：“我才是颇。” 剖心沥胆相互约定，劈门而入，捶击锁头。唉，我不善于逢迎，行动常常与时俗相左。若不是您曲意寻访，谁会说能赶上我？王城像海一样广大，尘雾滔滔无边。只有我能和您谐谑相交，一有空隙就遭到牵连。我们联车出入酒肆，袒露肩膀放声号叫。煮鱼大口吞食，天下只有我们两个贪食者。您把《浮邱》交给我，其中有九十条训诫。韩非、韩愈、庄子夸说，孙卿酝酿其辞。激战义理，争斗文章，百合之后反而更加奋勇。俯视符充，他的言论仍像粪土。我有时讥评您，您从不恼怒。我出行到西川，回来时您前来迎接。我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您就狂骂起来。我实在没有罪过，哪里敢压制您？骨肉般的朋友竟成仇敌，朋友们都感到惊讶。看见猪背负着东西在路上走，有人就张弓要射它。众多疑忌积累起来，许多伤痕便生在皮肤上。您不能解除误会，我也不肯认输。一旦彼此如参商般分离，便成为万古长久的诀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我实在辜负了您，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如今世上的人，善于调弄自己的舌头；您却不是这样，嘴硬如铁。锋利的棱角所碰到的人，谁能容忍您呢？正直的人会失去友好，巧诈的人却挑起争斗。从前我痛切劝谏，您还赞许我的忠诚。竟然没有察觉，反而伤害了我本人。回想往事令人伤心，眼泪掉落如糜。凭您的刚毅魂魄，难道会一无所知吗？鬼神森然排列，我岂敢欺骗您？洒下一滴酒祭您，希望稍稍抒发我的悲痛！召悔 贤人与不肖之人究竟凭什么区别呢？不过看他们改过的勇敢或怯懦，以此判定差别罢了。太阳和月亮也有食，星辰也有偏离轨道的时候。对人来说，言语有过失，行为有悔恨，即使圣人也不能避免。改过比常人多十倍的，贤明也比常人高十倍；改过比常人多百倍的，贤明也比常人高百倍。越贤明的人越光明；越不肖的人则只是怙恶不悛罢了。人的天生气质相差并不很远。通过习染而趋于善，就成为君子。犯了过错，朋友便直言劝谏来匡正他；又有朋友用委婉的话挽救他。退下有鞭挞，进步有表彰，他们相互带领而向上通达，谁能阻挡呢？通过习染而趋于不善，就成为小人。犯了过错，便想方设法为他文饰。作为他的朋友，疏远他，他就心里非议而表面谄媚；亲近他，他就依附阿顺、苟且同意；因为害怕用正直的话伤害感情，便不敢劝告。他们相互带领而向下沉沦，谁能阻挡呢？这就是贤人越来越贤明、不肖者越来越不肖的原因。我的朋友中有一位某君曾告诫我说：“您和某人交好却没有善始善终，这是您的失德。您为什么不谨慎些呢？”又有一位某君告诫我说：“听说您参加有司的考试时，曾经把私情托付给别人，这是非常不对的。”这两位的话，我最终听进去了，起初觉得似乎不合我的心意。慢慢推究之后才明白，他们没有任何请求，却主动进言逆耳之言，实在是敬重我。随后我又反省自己：我的过错，大的或许比这大数倍，小的则多得无法计数。这两位，大概只是举出一个角落罢了，人苦于不能自知。先王之道不再彰明，士大夫彼此一起做敷衍苟且的事情，往往陷入严重的过失，而同僚朋友没有一个说出片言只语来相互质正。他本人却安然自得地看待自己，以为幸好没有过错。况且凭仲尼那样的贤明，还要等待学习《易》来减少过错，那么今天自称没有过错，是欺骗别人，还是欺骗自己呢？明知自己有过错，却为了维护一时的过失，辗转遮掩，直到犯下滔天罪恶还不悔改，这就是不可接近的小人了！做人家的朋友却隐忍附和，助长别人的恶行，这又是谐臣媚子的同类。《书》说：“有话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到道义中寻求；有话顺合你的心意，一定要到不合道义处寻求。”所以我把这些话写在册子上，以备现在反省，也给能够说逆耳之言的朋友看。《求阙斋记》

译国藩读《易》，读到《临》卦时叹息说：阳刚之气正在侵入并增长。到了八月便有凶险，阳气消退也不会太久，真是可怕啊！天地之气，阳气达到极盛，就退而生出阴气；阴气达到极盛，就进而生出阳气。一损一益，是自然的规律。万物生成以后便有嗜好欲望，喜欢充盈而忘记亏缺。因此身体习惯安适的车驾，金舆、鏓衡也会觉得不够乘坐；眼睛习惯辨识五色，黼黻文采也会觉得不够穿戴。于是八音齐奏也不能满足耳朵，众多美味珍肴也不能满足口味。穷巷中以破瓮作窗的人，突然得到金印紫绶，外物改变了他的身体，习惯荡涤了他的志向；从前想要却得不到的东西，渐渐便厌恶鄙弃而不屑使用。旁观者认为这本来就是如此，不值得非议。所以说：“地位不会期待人骄傲，俸禄不会期待人奢侈。那个人一旦使用象牙筷子，必然会使用玉杯。”这是逐渐积累而形成的趋势。而那些喜好奇异的人，巧妙地谋取、曲折地经营，不去追逐众人争夺的东西，唯独急切追求所谓的名声。道不同就不能共同谋划，有的人用富贵来满足欲望，有的人用声誉来满足情感；他们在使志欲充盈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名声，是先王用来驱使天下人遵循法度的手段。中等才质以下的人，实行道义并不踏实，于是用爵禄使他显然服从，用名声暗中驱使他，使他践行道义的表迹，却不必明白其中的意义。至于君子，深知道德的意义，反而担心名声一旦加在身上，内在所得会日益浮薄，便会以此为耻。而浅薄的人却哗然追逐名声，岂不可悲！国藩不才，充任东宫末等官员，属于世人所谓的清贵职位。家族承受余荫，从祖父母、父母以下，都健康强壮、安宁顺遂。孟子所说的“父母俱在，兄弟无故”，我家甚至超过了这种福分。《洪范》说：“凡是庶民，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不违背中正，不遭受罪咎，上天就赐给他福。”像国藩这样年老了，没有作为，没有谋略，却多次遭受罪咎，反而有时得到福分，难道就是所谓德行和地位不相称吗？于是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求阙斋”。凡是外界给予的荣誉，以及耳目和身体各部分的嗜欲，都要让它们保留缺陷。礼以减损为主，乐以充盈为主。享乐不可达到极点，要用礼来节制它，希望借此约束我的性情，防止我放纵。至于美好的声名和广泛的赞誉，更是造物主吝惜给予的东西；如果确实具备，就应当归还给它。所取得的已经够贪求了，何况要凭没有实际内容的东西去夺取它呢？行为不是圣人却拥有完美的名声，大概不能没有在其中矜持修饰。我也将守住自己的缺陷。《送郭筠仙南归序》凡是骤然制作而很快完成的东西，器量一定小；一眼看去就能穷尽的东西，内里一定空虚。郭君筠仙和我做朋友九年了，接近他总觉得温和，汲取他的学问却常常不能穷尽。道光甲辰、乙巳两年，他参加礼部考试，留在京师，住在我家。促膝交谈四百多天，我才得以完全窥见他的蕴藏。人实在不容易了解啊！将要分别时，我于是为他说明深厚的道理，附在临别赠言的意义上，尽我的忠心来帮助他。上天所生的资质，有的相差千万，关键只在于把它造就成器，以适合世间的使用罢了。资质小的，与更小的相比就算优良了。如果是最小的资质，把它琢磨成器；而较小的资质不利于使用，君子就取用那最小的。资质大的，与更大的相比就显得不足了。如果是最大的资质不利于使用，而较大的资质经琢磨能够成器，君子就取用那较大的。上天赋予资质，人的作为把它造成器物。传说说：“人没有天赋不能有所凭借，天没有人的作用也不能成就万物。” 如果不尽力扩充、追求琢磨的能力，即使有周公那样的资质，最终也只能被弃置罢了。我所结交的天下贤士，有的以德行著称，有的以才艺显名，大多各有凭借而成就自己。像筠仙这样，本来具有极其特殊的资质，却退处自抑，深深贬低自己；谈到他的德行，仿佛无可命名。他学习古人的文章，进去已经很深了，可是外表仍像器物彼此抵牾、不安于无所成就一样。匠人石用斧头砍削方寸木材，片刻之间就制成器物；等到裁取一尺直径的木材制作椽子和栋梁，不到一天也能完成；至于砍伐两人合抱的大木，作为天子营建总章太室的梁栋，经过十天数月也未必完成。器物越大，制作越艰难。浅薄的人想用同一标准衡量一切，难了。况且所谓贤人，是说他摆脱了拘泥局促的见解，能够在广大领域中放眼观察，不用狭小的尺度约束别人。至于迎合时世的技能，智慧足以和时势万物相互激发，力量足以和机遇形势相互契合，这些都是众人共同看得见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应对时势很迟钝，取道很迂缓；德行不苟且求成，事业不苟且求名，艰苦勤奋而又多有挫折，经过长久以后才有所进步。一铢一铢地积累，一寸一寸地累积。达到纯熟以后，就是圣人的门徒；即使他的力量足以达到而没有阻碍，也不会失去美好的声名。如果用力不够，走入歧途而没有法度，即使具有奇异的资质，最终也没有用处。孟子说：“五谷没有成熟，还不如荑稗。”这话确实正确！筠仙，请努力吧！除去所谓的阻滞，以求达到纯熟，就差不多了。人只是怕自己不去做罢了。至于自以为已经成熟，却有时不能合于时势规范，那就不是我敢于预料的了。《送谢吉人之官江左序》

译我们湖乡在乾隆年间，人才十分兴盛。邓笔山任云南布政使，罗九峰任礼部侍郎，谢芗泉先生任御史。这三个人都是从翰林院起家，而谢御史的声名震动天下。当时和坤掌握国政，声势张扬、权势猛烈；他的家奴乘坐高车横行都市，毫无顾忌。谢御史巡视辖区时遇到他们，便押着他们出去鞭打，并在路上烧掉他们的车，世人称他为“烧车御史”。此后二十多年，御史君的儿子果堂，因为河南县令的卓异荐举而被召见。皇上从容地问：“你就是‘烧车御史’的儿子吗？”不到几个月，他升任四川知府。又过了十多年，谢吉人邦鉴也凭进士身份出任江南县令。吉人是御史君的孙子，也是知府君弟弟的儿子。他将要赴任，平常交往酬酢的人有人写诗送他。吉人于是请求我作序，并请我说些话来纠正他的不足。于是我拜手告诉他说：如今您已经成为一方长官了。在四境之内，尊贵无人能与您相比。堂上稍一示意，堂下便有百人奔走。您所认识的穷困之人，仰望着等待您的命令。您设馆舍来接待宾客朋友，外表恭敬而内心却疏离。即使有不善之处，那些所谓奔走者、等待命令者、表面恭敬者，有的知道却不劝谏，有的虽劝谏却不尽力。我认为您地位巍然处在众人之上，聪明、见识和器量又确实远胜常人；前面的人唯唯答应，后面的人连声称是，于是自以为圣明、自以为雄强的习气便喧然滋长起来。而身边的人又多方用他们的手段来谄媚您。内在的骄傲日益增长，外在的欺骗日益增多，这就是产生错误的原因。从前宓子贱治理单父，孔子问：“您施行了什么政事，使众人喜悦？”他回答：“这里的百姓中有五个人比我宓不齐贤明，我侍奉他们并接受他们的法度教诲，他们都教给我治理人民的方法。”孔子叹息说：“重大的道理就在这里啊！”鲁国让乐正子治理政事，孟子说：“喜爱善，就足以优胜天下。”东汉庞参任汉阳太守时，先去拜访隐居的任棠。任棠不和他说话，只拿一大根薤、一盂水放在门屏前，抱着儿孙伏在门下。庞参领会了他的意思，说：‘水，是希望我清廉；’ “拔起大根薤，是希望我打击豪强宗族；抱着孩子当门而立，是希望我打开府门救济孤儿。”所以古人的学问，没有比寻求贤人来辅助自己更重要的。小聪明的人自负自己而贬低外物，认为众人都卑微平庸，没有什么能够补益自己。他不去寻求造就自己，却一概遮掩别人的长处而轻视他们，这是多么容易啊！《诗经》说：“国家虽然不能长久安定，有的圣明，有的昏昧；人民虽然不能人人具备美德，有的聪明，有的善谋，有的严肃，有的谨慎。”认为寻求贤人却始终不能得到，并不是确切的论断。如今震泽县令左君青峙，是我们湘乡的贤人。他任侠仗义却不自矜，熟悉事务却不计较利害。您前去试着寻求他的帮助，一定能得到益处。以仁爱朋友来顾念德行，以利器般的贤才来成就事业。这样既可以继承祖先的事业，又可以继承乡里诸位先辈的美德。“不要舍弃你的辅佐者，这会增添你的福分。”青峙就是您的辅佐者。况且我听说江南是仕宦人才聚集之地，您或许能够借助青峙而广泛结交贤士大夫，这尤其是我所期望的。《书〈学案小识〉后》

译唐先生编撰《国朝学案》，命令国藩校订文字后付印。事情完成后，我谨慎地写在书后说：上天生育这些人民，赋予他们刚健、柔顺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难道只是让他们自我完善罢了？是要使他们通过改善人民来弥补天地的缺憾。对于天下万物，没有什么不应当探究。天地两仪的确立，日月星辰的运行，百姓的生成，鬼神的情状，草木鸟兽的生长变化，洒扫应对进退的琐细事务，全都是我本性分内应当处理的事。所以说：“万物都完备在我身上。”人，是天地的心。圣人智慧足以周遍认识万物，才能足以随时施行而都合宜。然而他不敢任意放纵心意、自行其是，一定要寻求权衡法度来裁定。凭舜的聪明睿智，尚且喜好询问、明察；周公思考事情有不合之处，便夜以继日。孔子是圣人中的极盛者，却仍然从事于好古、勤勉求学。颜渊、孟子的贤明，也说在于“博学文献”“汇集义理”。如果想完整实现我本性的一端，就应当明白万物各种不同的等级；要想完全了解万物的差异，没有比接触事物而穷究其理更好的方法。所谓接触事物、穷究其理，是古代贤人圣人共同遵循的道路，并不是朱子一家的创见。自从陆象山把本心作为教诲，到了明代余姚王氏便大体遥相承继他的绪论。他的学说以良知为主，认为我的心本来就有天理，因此不应当支离破碎地到事物中寻求。说到天理，这确实如此。但眼睛的技巧达到一定程度，如果不继续用规矩准绳加以规范，难道就可以据此行事吗？况且舜、周公、孔子、颜渊、孟子的智慧如此高明，仍然喜好询问、明察，夜以继日，好古勤求，勤奋于博学文献、汇集义理，何况资质处于中等、又受到物欲拖累的人，却说每个念头都不会有偏差，难道不是稍有欺罔吗？从此以后，沿着这股流派发展的人有百家之多。间或有豪杰之士想要挽救它的偏失，但改变一种说法又产生一种弊病。高景逸、顾泾阳的学说，以静坐为主，所重视的仍在于知觉。这就是改变以后又产生的弊病。近世乾隆、嘉庆年间，诸儒致力于广博。惠定宇、戴东原一类人钩稽研究训诂，遵循河间献王实事求是的宗旨，轻视宋代贤者，认为他们空疏。所谓事，不就是物吗？所谓是，不就是理吗？实事求是，不就是朱子所说的接触事物、穷究其理吗？只是名目自以为高明，反而贬低宋儒，仍是改变而产生的弊病。另有颜习斋、李恕谷的学说，克制私欲，劳苦筋骨，竭力注重实际行动，等同于许行主张的并耕，认为读书求理使贤才无用。这又是一种弊病。纠正王氏学说却不能堵塞它的源头，就像五十步笑百步；由于后两种弊病而纠正王氏、却矫枉过正，就像因噎废食。我朝崇尚德行这一道路，正统之学兴盛起来。平湖陆子、桐乡张子，排斥诐辞而返回经义，确实坚定不可动摇。陆桴亭、顾亭林一类人，学问博大精微，体用兼备。其他杰出的大儒，接踵而来。二百年来，学问有大小、纯正与瑕疵，都可以区别开来。唐先生于是编成这部书，大体上讲居敬却不偏执于静坐，格物却不陷于琐碎，力行却不流于狭隘，三者交相修养。采录名言，大略依照这个标准。对于那些固守王氏旧说，或改变王氏却接近前面三种弊病的，都加以厘正剔除。难道是喜欢争辩吗？距离古代越来越远，各家都想凭自己的见解自我表扬；有人把朱说当作丹，把异说当作白，却没有办法彼此胜过。即使最接近道理的学说，也不能使每个人的内心都没有异议。道不同便不能共同谋划，这就改变了。若有人对此有所爱好并据此选择道路，就应当增加自己的见识，去除自矜；不要以为已经听闻了道，不要用一方之见使自己自圆其说。不只是追求口耳相传的知识，而要求自己真正有所获得，这就是君子了。这正是唐先生与人为善的志向。《进唐先生南归序》

译古代大道统一，教化得以推行，从卿大夫的子弟到平民中的优秀者，都由上位者设置老师来教育他们。乡里有州长、党正的教化制度，国家有师氏、保氏。天子既兼有君主和老师的责任，他所选择的，大都兼具道德与技艺，教化尊严而礼法严格。弟子们提衣靠近老师、趋步到堂角，进退都必须谨慎。内心因为有所畏惧而产生敬意，对外修治学业来增长才干。所以说：“师道确立，善人就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周朝衰落以后，教化的恩泽不能向下流布。仲尼在诸侯那里得不到任用，退而在谦、泗之间讲学，跟随他游学的人多得像集市一样。孔门的盛况，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可是从此以后，在人伦关系中，另有所谓先生、门徒众人的称谓，不是治理百姓的人所能参与听闻的了。仲尼去世以后，弟子们分布在四方，辗转相传而流布开来。我家宗圣公一系传至子思、孟子，号称正宗。其他人有的离开大道而专门趋向技艺：商瞿从臂子弓那里接受《易》，传了五代成为汉代的田何；子夏一系的《诗》，传了五代到孙卿，后来又传给鲁国的申培；左氏接受《春秋》，辗转传到张苍。因此，两汉的经学家各有自己的源流。源头越远，支流越多，所得也逐渐纤细，道术也稍稍分裂了。宋代程子、朱子出现，继承孔氏失传的学问，门徒繁多，几乎可与邹、鲁相比。他们反过来亲身实行，探究群经的要旨，广泛寻求万物的道理，以尊重所闻来实践所知，门徒数百上千，文采斐然，彬彬有礼。所以说到技艺，汉代的老师勤奋；说到道理，宋代的老师伟大，这种说法确实如此。元、明以及我朝初年，这种遗风还没有完全坠落。每当一位先生出现，便有门徒党众像影子一样追随；即使未必亲自奉上束修，也都恭敬地循序而坐，唯唯应答，恭敬听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像金、许、薛、胡、陆稼书、张念艺这些人，考察他们的德行，虽不显露炫耀；吟诵他们的言论，则清楚明白而合乎道理；考察跟随他们游学的门徒，则都能遵守规矩、践行法度，成为乡里和国家的榜样。大概先王的教化恩泽之所以勉强没有断绝，使顽劣的人有所畏惧而萌发廉耻之心，未尝不是各位先生讲学以及众多门徒附和的力量。《诗经》说：“风雨昏暗如夜，鸡鸣之声却没有停止。”这实在值得珍惜。如今这个时代，除了乡试、礼部试的主考官之外，再也没有所谓老师了。偶尔有一两个才高的人，钩稽考证古代训诂，动不动就称说汉代京师的学问；一听到年高德劭的人倡导义理之学，便辱骂、讥笑、唾弃。后辈想从事这种学问，向前没有师友援助，退后又遭受众人的嘲笑，于是也就退缩了。我乡善化的唐先生，三十岁时立志学习洛学、闽学，特立独行，受到诋毁讥笑也不后悔。庚子年，他以方伯的身份奉召入朝，任太常卿。我们同道中有三四个人，每天前去向他考察德行、请教学业。即使像我曾国藩这样没有才能的人，也受到义理的熏陶，确实知道大节是不可逾越的。不知道自己同古代那些求取进益的人相比如何，但拿我同世上那些表面敬重主考官、却鄙薄老成之人，以及稍有一点所得便沾沾自喜、自我夸耀的人相比，我知道自己可以免于那种弊病了。丙午年二月，先生获准退休，将回到湖湘之间养老。因此作《师说》一篇，用来记述这些年来自己趋向道学的缘由，并且告诉我乡里的人：如果真有志于立身自强，就没有不严肃遵守侍奉长者的礼节而能够成就德行的。郭璧斋先生六十寿序

译庄子说：“树木因为没有用材的价值而得以保全，大雁因为有用材的价值而被捕获；我还是处在有用与无用之间吧？”这话的旨意深远啊！可以用来祝愿世人长寿了。不过，其中似乎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这其中有天意。高大杰出的人才，有的深深地把自己隐藏起来，抛弃争强好胜的念头，懂得知足止步，天却使他奔走在前后，竭尽精力而不能自得其乐；有的锐意进取，天反而有时使他困厄，让他蓄积光彩，以便昌盛其后代而延长其寿命。表面看似使他困厄，实际上是厚待他。有才能，是一种钓饵，有时显露出来却遭吝惜，有时处于晦暗之中反而发出光辉，这不是人所能自行安排的，是天意。我年长一辈的壁斋先生，天对他的安排大概实在很厚待了！先生年轻时读书，胸怀大志。成年以后，补为博士弟子员，不久便因成绩优等领取廪饩。多次在科场失意，后来以贡生进入成均。参加京兆试，仍然落第。暂任当阳县校官数月，儒生人才济济，一齐仰慕追随。他居住乡里时，外表和善而内心正直，不以严厉待人，却使人敬畏。优伶杂剧之类，甚至不敢进入他的辖境。谚语说：“桃李不说话，树下自然形成小路。”表面正直而影子弯曲的事，我还没有听说过。先生的孝友可以施行于政事，尊贵的品行可以成为众人的榜样。他教授门徒而有所收获，与他共事的人也仰慕依附他；居住乡里，连不肖之人也知道受到劝勉。这是上天赐给他有用的才干啊。假如能得到施展才干的机会，长袖善舞，纵横回旋，他将会发挥到什么程度呢？可是他却在科场中屡屡蹭蹬，接连不得志。前一年己未，恭逢栗恩，臣僚可以因此使父母亲人获得荣典。当时先生的嗣子观亭前辈，已经由翰林官任职西曹，两代人的封赠都按例办理了。然而先生仍因为有事要参加秋试，拖延着没有请求。于是先生带着笔墨奔走乡试考场，已经十多次了。他所教导的士人，有的都凭借他的口授讲解、亲自指点而扶摇直上。观亭前辈的兄弟们也都得到家庭教育，在文坛中飞翔前进，前后相互辉映。唯独先生受到压抑已经很久，竟然一次也没有让骏马般的才华得到驰骋，这难道可以解释吗？以先生的德行和才能，同科举功名相比又有什么轻重可言？他内外都能达观，什么时候不曾把青紫官服看得像糠秕一样？然而他始终没有自我放弃，确实想在当时有所表白，又厌恶那些平庸之人一蹶不振，便借恬淡退隐之名，掩饰浅陋而售弄技巧。因此，天大概是想用这种方式磨炼他。论他的志向是那样，论他的遭遇却是这样，这难道全都是有关部门的过错吗？大概这就是所谓天意。天意可以知道，却又不可完全知道；没有可以凭据的形迹，却自有它的权衡。昆山的美玉、邓林的大树，生来并不是没有才用；献给朝廷宫庙，也并非不尊贵。但凿取它、雕琢它，任意挥斧，剖开玉璞，伤害树木的根本，原来润泽而圆满的状态便荡然无余。天若想厚待它，便不如把玉藏在石中，使光彩传得更远；把树丛植在丰茂的草木之中，使荫蔽更广，枝条更加繁茂。假如先生借着鸿雁渐进的羽翼，奋发于云路，在朝廷内外施展才华，难道不是称心如意而又有益于时世吗？但一旦发用过于宏大，积蓄便会逐渐减少；天在前面给予的，也可能在后面截断。精神有时会耗尽，福荫有时会变得单薄，这也就是雕琢美玉、砍伐大木的道理。哪里能像今天这样悠然游憩于山林泉石之间，调养精神、涵养性情呢？哪里能像今天这样使恩泽流传后世、光大门第呢？本年某月，是先生六十岁的寿辰。先生的次子雨山，和我是同年参加科举而中试的人，过分地知爱我。将要举杯为先生祝寿，嘱托我用文章助兴劝酒。我听说君子侍奉父母，可以无所不用其至；但单独称述父母的善行，又不敢说过头的话而近于欺诳。先生的四位子女中，最小的一个早早夭亡；两个年长的都贫困困窘，不能享受安乐。只有朱氏妹所处境况稍微宽裕，却年少便遭遇痼疾，又因分娩的灾难而死，她的命运多么不幸啊！妹妹死于八月晦日，不到一个月，我的祖母又去世了。国藩在京城任职领取俸禄，寄出一封家书，却两次遭遇期功亲属的丧事，又是多么悲痛啊！于是哭泣着记下事情的大略，让春咏追述并埋葬于清幽之地，同时叙述她内外亲族的世系，并以铭诗来表达，使我的悲哀得以宣泄。铭文说：有位女子姓曾，名圣为宗；父亲曾在泮水受学，祖父曾入辟雍。父祖两代都是大夫，受到皇帝的褒奖封赠；母亲江夫人，勤劳而恭敬。养育这个美善的女子，却艰难地为她择取归宿；她嫁给朱氏，朱氏的祖先曾为国，与莒国相当。把女儿嫁出去时，夫婿车马礼制齐备、缰辔如组；她的公公是镇守湘乡、由众人推举的人。撰写铭文的是她的母兄涤生之父，滥居朝廷官职，却没有丝毫补益。《满妹碑志》满妹，是我父亲的第四个女儿。我父亲生育的子女共九人，妹妹排行最末，家里人称她为“满妹”，取数目圆满之意。她天生善于说笑，机敏而反应快；兄弟姐妹一起坐着，即使最聪明的人也不能胜过她。然而她归于端庄安静，很少笑，甚至到了几乎不笑的程度。道光十九年正月晦日，她因出痘而夭亡。第二天，我的儿子子祯也相继死去。妹妹活在世上十岁，儿子三岁。当日把他们埋葬在住宅后面、高嵋山脚下。我母亲因小女和家孙的死而悲伤虚弱，哭得极其痛苦。她间或命令几个儿子说：“这两个夭儿下葬时，如果没有碑来记载，那么坟墓有的夷平、有的隆起，还有谁会再来省视顾念呢？”国藩恭敬地答应了。不久，我被朝廷拘系任职。公事有期限，私事又不断牵累，长久不能完成这件事。过了八年，恰逢朱氏妹妹去世。新的悲痛触动了旧日的愧疚，我悲怆得不知道怎样做人。于是粗略叙述一二，留给家人，让他们在墓北立石，并且缀写这些文字，使其有所流传。铭文说：离家不到三百步，两个夭儿彼此相依，安葬在这片土地上，狐兔怎么敢来欺侮！《君子慎独论》

译我曾说，所谓“独”，是君子和小人共同面对的处境。小人因为认为无人知晓，便生出一个妄念；妄念积累便产生放纵，于是欺骗人的事情就做成了。君子敬畏这是独处之时，便生出一个真诚的念头；真诚积累成为谨慎，自我谦抑的功夫也就更加周密。其中念头离合、善恶转变的极细微端倪，是可以加以讨论的。《大学》讲到格物致知以后，前人的言论和往昔的行为，已经用来资助自己的扩充；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事情，也加深了自己的阅历。心与事情接触时，已经能够剖析公与私；心依附于义理时，又足以精细研究得失。那么，善应当去做、不善应当立即除去，早已清楚明白地看见了。可是那些小人，竟不能真正有所见解，也不能实行自己所知道的。于是一个善行摆在面前，只希望别人没有察觉自己，便越过它而不肯决意实行；一个不善摆在面前，只希望别人没有窥伺自己，便想除去它却不用力。在幽暗独处之中，真情和伪态便显露出来，这就叫欺骗。推论君子，他们害怕一个善行做得不够有力，便担心在无人知晓处行为堕落；害怕一个不善没有除去，便担心涓涓细流会永远不止。即使身处屋漏之下，也像面对上天帝神那样敬畏；即使在方寸之心中，也像金石一样坚定。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更要谨慎而又谨慎。这是圣贤经典的要领，也是后世贤者着力探究的地方。自从世俗儒者把格物致知看作向外寻求，只专心致力于知道善与恶，慎独的旨意就隐晦了；自从世俗儒者把独体看作向内观照，却反而不明白即事即理，慎独的旨意就更加隐晦了。总之，明白道理应当先于诚意；不是从格物致知入手，谨慎也会失当。心必须依附于真实的事物；没有具体事物，独处时的操守就会失去依凭。这是进入德行的途径，不可不加以辨析。《原才》风势欲望的厚薄从哪里来呢？只不过来自一两个人内心所趋向的地方。百姓活着，庸碌软弱的人密密麻麻到处都是。其中有一两个贤能而有智慧的人，众人便推戴他们为君而接受他们的命令；越是有智慧的人，能被他统率的众人就越多。这一两个人的心趋向于义，众人便跟随他们奔向义；这一两个人的心趋向于利，众人便跟随他们奔向利。众人所趋向的地方，就是形势所归；即使有强大的力量，也没有谁敢于违逆。因此说：“扰动万物的，没有比风更迅疾的。”风对于人心的影响，开始时很微小，最终却发展到不可抵御。先王治理天下，使贤能的人都处在要职、掌握权势；他们用义理来教化百姓，所以大道一致，风俗相同。世间的教化衰落以后，所谓一两个人不一定都在官位上，但他们内心的趋向，势必不能不转化为言论，播散为声气；众人也势必不能不听从，逐渐熏染成习惯风尚。于是党徒蓬勃兴起，一时的人才也由此出现。有以仁义倡导的人，他的党徒也会为仁义而死，毫不顾惜；有以功名利禄倡导的人，他的党徒也会为功利而死，绝不回头。水往湿处流，火向干处烧，受到感召便有所回应，这种情形由来已久。如今身居权势的君子，动不动就说：“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自己处在高明尊贵的位置上，却不能用自己的志向来改变风俗、陶铸一代人，反而推辞说：“没有人才。”说这不是欺骗，能说得通吗？不能。十户人家的小邑中，有一个爱好义理的人，他的智慧足以感化十个人，就一定能从十个人中选出最突出者而培养成才；他的智慧足以感化一百个人，就一定能从一百个人中选出最突出者而培养成才。既然如此，改变风俗、陶铸一代人的人，并不只是处在高明尊贵地位的人。凡是获得一命以上官职的人，都负有这样的责任。拥有国家的人如果听取我的说法并保存它，就将谨慎选择同自己共同掌握天下权位的人；士大夫如果听取我的说法并保存它，就将战战兢兢地谨慎对待自己内心的趋向，唯恐一旦不恰当，便败坏风俗、摧残人才。沿着这条道路去做，几十年以后，万一有一个地方收到成效，那也是难以预先看见的。《槐阴书屋图记》我的老师江阴季先生，亲自把自己的寓所命名为“槐阴补读之室”，并请人绘制图画。图成于道光癸卯年夏天，当时先生正任内阁学士，职务还算清简。他说所谓“补读”，是认为自己求学不早，仕途宽裕以后才补习学业，是谦逊自退的说法。这年冬天，先生出任安徽学政。三年后回朝，已经掌管吏部，或者代理户部；又督察潞河漕运，在天津整顿盐务，在两浙清理田赋积欠。政务纷繁，片刻也没有闲暇，后来又有巡抚山西的任命。于是先生拿着那幅图告诉国藩说：“我从前给居室命名并绘图，是打算用来读自己的书的。如今五六年之间，精神腐耗在文书案牍上，形神疲敝于车尘马足之间。从前没有做到的事，竟然仍不能补上。那么今天的悔恨，将来又果真可以补救吗？你替我写篇记，记下我的愧疚。” 我曾经阅览古代博闻的君子，发现他们从事文学，大多不在朝廷班列之中，而在出仕于远州的时候。即使苏武、黄庭坚在诗歌方面，评论者也说他们在京城所作的诗稍逊，不能胜过在外地所作的精妙篇章。大概居住在外郡，少有机会同人交往应对，所以志向专一，精神能够独自远行，根植于无人之境；如果处在京师浩大繁盛之中，视听纷杂，到处只是喧嚣罢了，还能有什么精深造诣呢？我朝大儒林立，号称超过古代。然而像亳州汤公、仪封张公、江阴杨公、高安朱公、临桂陈公、合河孙公这几位贤人，大都在外地任官的时间多，在京城任职的时间少。即使在京城任职，他们的职责也专一，所守的法度也简约，平日仍有余暇，个人也有余力。如今六部的条文事务繁琐，已经是百年以前的三倍；而先生所经历的，有时一人兼任数职，一年更换数项差事。每天夜里丑初便赶到宫门，等候漏刻直到中午以后才回来。曹官来报告事务、批判文书，直到深夜也不能休息；又要在其间接待宾客和门生，宴会同僚朋友，想找一点空隙读完一卷书也不可得。与那几位贤人处在京城时相比，形势自然大不相同。这正是先生感到恍然的地方。如今先生持节巡抚山西，政事办成而精神有了闲暇，便把遗留下来的书籍全部取出，来补偿平生的愿望。大概将要同那几位贤人较量实际成就、争取光辉了。可是国藩却窃居高位，恰恰走上了先生所感到愧疚的道路。从前的事情不能补偿，往后的事情也未必能够保证。因此略述当时的事务，使后世在朝廷名册上做官的人有所考察。《书王雁汀前辈勃海图说后》

译《尚书》孔氏疏说：“尧时的青州，应当越过海而包括辽东。”杜氏《通典》说：“青州的边界，越过海分有辽东、乐浪、三韩之地，西面抵达辽水。”胡氏又说：“汉武帝开辟的乐浪、玄菟二郡，是古代【山禺】夷的地方。【山禺】夷，是羲和所居住的地方，也是朝鲜箕子受封的地方，都应当在青州地域之内，不只是辽东而已。”根据这几种说法，那么禹时的青州，越过海而兼有营州的土地，道理似乎是可信的。这正是齐召南所说的“形势本来就是自然如此”。前明辽东郡指挥使隶属于山东布政司。明初，辽东的士子还依附山东参加乡试。后来因为渡海艰难，改为依附顺天。但辽东各州卫隶属于山东，这一点直到明朝末年也没有改变。这大概也像上古的青州兼辖曹州一样。我朝定都燕京，与明代相同；但辽东左地是陪都和重要地区，同前明把二州二十五卫视为羁縻之地相比，轻重有明显差别。因此，勃海的襟带之地、旅顺的门户地位，比前代更加慎重对待。雁汀先生的意思，是想在隍城、石岛之间驻扎一名水师将领，巡察登州、金州南北两地。对内防备盗匪潜伏，对外震慑夷人闯入，可以说谋划老成，掌握了要领。道光二十九年，御史赵东昕提出在登州设立水师的建议。宣宗成皇帝把这件事交给兵部、军机处会同议定。当事者认为这近于变更旧制，阻止而没有实行。国藩当时在兵部暂代职务，很了解旅顺的险要，认为应当另设严密镇守之所，却不知道康熙年间曾有嵩祝请求在登州设置水师、巡哨金州和铁山。也有人附和，却没有推翻其他建议。如今读先生《图说》中所载的实录各条，才知道国家最重大的机务，历代圣君的谋划都已经考虑到了。如果能够推行并加以变通，取得的功效将不可限量。因此叙述前面的说法来相互印证，也用来记下我不学无术的惭愧。《养晦堂记》凡是百姓具有血气之性，就会昂然想着要胜过别人。厌恶卑下而趋向高位，厌恶贫穷而希望富裕，厌恶默默无闻而想着获得显赫的名声，这是世人的常情。然而百姓中凡是有君子的人，往往一生都幽静沉默，暗中退藏。他难道同别人禀性不同吗？实在是因为看见了大的道理，知道众人所争夺的东西不值得深深计较。《论语》记载，齐景公有四匹同色的马，却还不能同首阳山上饿死的人相比高下。我曾就这个说法推论，自秦汉以来直到今天，达官贵人多得数也数不清。他们当时高居权势要位，举止从容，自以为才智远胜常人千万倍；等到死后再看，他们同当时那些服役的贱卒、品行污秽的商贩一样，忙忙碌碌地活着，草草率率地死去，没有什么不同。其中又有凭借功业文章猎取浮名的人，自以为才智远胜常人千万倍；等到死后再看，他们同当时那些服役的贱卒、品行污秽的商贩一样，忙忙碌碌地活着，草草率率地死去，也没有太大不同。那么今天身居高位、获得浮名的人，自以为从幽暗转向显赫，安然处在尊贵显要的位置，却不知道自己同眼前那些忙碌的服役贱卒、品行污秽的商贩，最终都将归于消亡，丝毫没有不同。难道不可悲吗！我的朋友刘君孟容，沉静而严肃恭谨，喜好道义而少有欲望。从壮年起，他就已经淡泊地把富贵置于身外。后来观察事物、审察变化，又能把名誉置于身外。于是把居所命名为“养晦堂”，并写信给国藩，请我为它作记。从前周朝的根本时代，庄子讥刺天下士人沉溺于权势利禄、拘泥于毁誉，所以写书告诫人要在幽暗沉默中自我收藏，像他所称说的董梧、宜僚、壶子之类，多次表达这个意思。【原文此处有明显讹脱】又有人说：“炽盛的东西终将熄灭，隆盛的东西终将断绝；显赫人家的居室，鬼神也会窥伺。”君子的道，在自己心中获得，外界没有什么可求。饥饿寒冷不足以妨害他的生活供养，他也没有怨言；全天下都不认为他正确，他也没有忧闷。自己以为处在晦暗之中，正是天下最光明的境界。至于奔走在显赫炫耀的道路上，一旦权势消尽、心愿落空，想求得像普通贫困者那样的生活也不可得，又哪里还能看见所谓的光耀呢？我替他详尽说明这些道理，大概是为了坚定孟容的志向，也让后来的君子有所省察。《朱慎甫遗书序》澧阳朱君文休所著的书，有《易图正旨》一卷，《五于见心录》二卷，《从学杂记》一卷，《文集》一卷。嘉庆、道光年间，学者承袭乾隆末年的风气，沿袭成为一种支离破碎的学问。辨析事物，剖析名目，梳理文字，逐字逐句考订经典，有时解释竟达到数千、数万字。繁复称引，杂乱援引，纵横铺陈而找不到归宿；张扬己见，专门攻击古人的疏漏。有时取孔子、孟子书中关于心性、仁义的文字，一概改变旧训，另创一种解释。各家流派纷纷附和，坚固而不可改变。过去诸儒周、程、张、朱的著作，成为世人极力诋毁的对象；偶尔有人涉及他们的学说，天下人便共同讥笑、辱骂、唾弃，认为那些人不过是因为做不到博闻强记，便逃到性理空虚的领域中，用来掩盖自己的鄙陋无能罢了。朱君从二十岁立志求学时起，便已经放弃举子业，专心寻求程朱五子的学问。他断绝各种旁杂来源，把生命和志向归于一途。对于《六经》的深奥义理以及诸子百家、杂家中有用的言论，没有不彻底探究其始终，并以五子之学加以折衷的。他家贫，背着行李渡湖，招收门徒授课，以所得收入作为生活费用。生活供养还算丰厚，自己却面有饥色；有人劝他稍稍改变道路，去从事当时世人所谓辨析事物、梳理文辞的学问，那样足以倾动耳目，树立同党，扩大声誉。朱君笑着说：“我连科举都将要放弃并背弃了，难道还会屑于希求那些东西吗？”终于不予理会。他每天抱持先儒遗训，用来刻厉自身；对过错毫不放过，即使很小也要约束自己；恭敬谨慎而充实自己，默默坚持直到死也不后悔。唉！朱君对于学问，可以说是志向坚定而不受众人爱好的牵引了。可惜他有许多著作散失，如《大易粹言》《春秋本义》《三传备说》等篇，如今都看不到了。仅存的著作又有的缺漏残破，难以保持完整。他的《易图正旨》推演阐发九图的意义，同德清胡渭、宝应王懋竑的论说不相符合。他居住在偏僻的山中，来不及完全看到当时通达学者的成说，稍有歧异，也未必是过错。既然我已经接受他的谈论并读完全文，因而颇为他加以论定，用来使乡人知道并有所观感。《书周忠介公手札后》

译从前我读《史忠正公集》，看见他在乙酉年四月十九日留下的五封遗书，以及十一回绝笔一纸，言辞极其深沉悲痛，不能读到最后。大概他看见杨忠愍公狱中的家书，刘腾鸿峙衡、吴坤修竹庄、普承尧钦堂率领五千人出征；巡抚朝公奏请让温甫统领军事，出入贼军占据的地区。在盛暑中奋勇作战，先后攻克咸宁、蒲圻、崇阳、通域、新昌、上高六县。六月三十日，精锐部队进抵瑞州，由此江西、湖南才开始互通消息。而温甫也因积劳成疾了。七月十六日，他乘小船带着疾病到达南昌。兄弟相见，深夜悲喜交集，哭泣如雨。弟弟的病越来越重，多方医治都没有效果。到九月才痊愈，又回到瑞州营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口〕 瑞州原有南北两座城，蜀水贯穿其中。刘腾鸿驻军城南，温甫和普承尧驻军城西北。贼军在东角同外界相通，市场交易照旧。七年正月，我率领吴坤修的军队从奉新到达东路，这才合围长久包围。挖掘壕沟环绕三十里，温甫大喜说：“我攻打这座城很久了，一直没有攻下。如今这件事大概要成功了吧！”不幸遭逢先父大丧，兄弟俩匍匐奔赴丧事。进入乡里的门，宗族乡党争相前来吊唁，也颇多慰问和庆幸。国藩得以从不肖之身中保全性命，又有活着回来的这一天，是温甫的力量。温甫已经出继给叔父，咸丰八年二月服丧期满，又出营到李君续宾迪庵的军中。李君同温甫是姻亲，二人更加相互讲求军政，早晚商议。当时九江刚刚攻破，强悍而根基深固的贼寇被一扫而尽，李君的威名传遍天下。后来又攻克麻城，进逼黄安，在安徽中部杀敌流血，接连攻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四县。凭借全盛的声势，人人都自以为所向无敌，军队锐气极盛。唯独温甫认为，常胜之家的气势将要耗尽，不可过分依赖。他时时同李君深谈，言辞惊切，用来警告部下。他也常常写信把这些意见告诉我。最终在十月十日军队失败，跟随李君在庐江三河镇殉难。唉，痛啊！从前我弟弟率领新编的军队，跋涉千里前往救援，击溃江西十万贼军而没有受挫；如今却用皖北百战百胜的军队，带着名将劲卒、天下所仰望的力量，一下子把它覆灭。而我弟弟恰好遭逢这场灾难，难道这就是所谓命运吗？常胜的势力果然不可过分依赖。弟弟的智慧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却没有退兵来保全全军；营垒在十三日夜里被攻陷，而弟弟和李君在初十晚上同时殉难，又不肯稍稍等待以求脱免，难道这就是所谓知命吗？于是缀写言辞哭悼他。词说：啊，我的祖先，像山一样挺立，卓绝非凡；积蓄的德行没有施展，终于生下了这位贤哲。我的父亲是长子，像鲁国的一位儒者；二伯父早逝，还有季弟在，所以并不孤单。恭敬地追念先人的德行，以耕作和读书传家；小子我没有出息，依靠这份福庆而得以延续。众位弟弟光彩鲜明，像雁阵一样相随。我的诗中说：“午君最为奇异。” 凭借才艺求见于人，百次也难有一次被采用；那些粗鄙污秽的人，反而居于我之上。才志被压抑而不能伸展，便发狂大叫；夹杂着嘲笑戏谑，仿佛万花一齐讥笑。世人不喜欢同我交往，我也不认可世人；自认为自己是虎，世人却像弃鼠一样弃我。彼此表面和内心都相背离，我将要离开你们了。一天忽然奋发，仗剑向东而行。率领五千军队，前往跟随兄长。什么坚固的不能攻破？什么强劲的不能摧毁？跃入章门，没有灾害和伤亡；埙篪、鼓角一齐奏响，号令如风雷。苍天不肯怜悯，孤苦的百姓含着悲哀；望见星辰向西奔走，三位儿子归来了。弟弟后来服侍李父，按照礼制穿降服服丧；满一年丧期告终，心中不再思念苞杞之地。【原文有疑】出营陪同军帐中的主将，并非辛劳而是因为李君；攻克浔阳以后，雄师向北进发。削平潜山，剜除桐城，众多舒地之民被吞并；哪里料到一次失败，竟震惊江南江北两方！李君既已如山崩倒，弟弟也像桥梁折断；覆没了我的湘军，六千君子尽皆丧亡。是命运还是气数？对上天有什么罪过！我奉行简书命令，奔驰在山岭之间。江北江南，我的梦魂环绕不去；从卯时痛哭到黄昏，从酉时悲伤直到天明。广大无边的舒州、庐州，是群敌四处聚集的巢穴；尸骨堆积成山，谁能辨认弟弟的骨骸？尸骨无法收敛，魂魄无法招回；高耸残破的营垒，沾着雪，任风飘荡。活着时多么雄健，死去又多么苦痛！实在是我辜负了弟弟，这遗恨将延续到万古。我在道光甲辰年寄给弟弟们的诗中说：“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指弟弟澄候，生于辰年；午君指温甫，生于壬午年；老沅指沅甫。《欧阳生文集序》

译乾隆末年，桐城姚姬传先生姚鼐，擅长写古文辞。他仰慕并学习同乡前辈方望溪侍郎的文章，又向刘君大櫆以及他的叔父编修君范学习文章法则。这三人都是博通经学、声望卓著的人，姚先生研究这种学术更加精纯。历城人周永年书昌为此说道：“天下的文章，大概在桐城吧！”从此学者多归向桐城，称为“桐城派”，就像前代所称的江西诗派一样。姚先生晚年主持钟山书院的讲席。门下登记为弟子的，有上元的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的方东村植之、姚莹石甫。这四人被称为高等弟子。他们各自根据所学，传授给门徒朋友，往往绵延不绝。桐城一带有戴钧衡存庄，长期师事方植之，精力尤其超过常人。他自认为应当守护本邑先正的学法，为后来的学者承担义务，在道义上没有什么可推让的。他虽未列入弟子名册，却同时敬奉此学的，还有新城鲁仕骥挈非、宜兴曼德旅仲论。挈非的外甥是陈用光硕士。硕士既以舅父为师，又亲自到姚先生门下受业。乡里人受到感化，多喜好文章。硕士的同族兄弟中，有陈学受艺叔、陈博广敷；南丰又有吴嘉宾于序，都承袭挈非的风气，私下以姚先生为宗师。于是江西建昌也有了桐城之学。【人名疑为“管同”】与永福的吕璜月沧交友。月沧的同乡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都追随吴氏、吕氏，又进一步向梅伯言求学，扩大自己的学术。于是桐城宗派流传发展到了广西。从前国藩曾奇怪，姚先生主持湖南乡试，而我乡从他门下受学的人，却没有听说相互跟从学习文章。后来得到巴陵吴敏树南屏，他称述姚先生的学术，爱好坚定而不厌倦。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深、溆浦舒素伯鲁，也都把姚氏视为文章的正轨，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可求的呢？最后又得到湘潭欧阳生。欧阳生是我的朋友欧阳兆熊小岑的儿子，曾向巴陵吴君、湘阴郭君学习文章，也拜新城二陈为师。他受到的熏染很多，在志趣爱好方面，天下各种美好事物都不能改变他对桐城姚氏的推重。乾隆中叶，当时天下的杰出儒者和奇异之士崇尚宏博，广泛征引旁证，考订一个字，往往累积数千言还不停止；另立旗帜，称为“汉学”。他们深深排斥有宋诸子的义理学说，认为不值得再保存；他们写文章尤其芜杂而缺少要旨。姚先生却独自排除众议，认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一定要以义理为根本，然后文章才有所依附，考据才有归宿。一篇文章之内，对此尤其谨慎。当时他孤立无援，但这种学说传了五六十年。近世学子逐渐诵读他的文章，承用他的学说。大道的兴废，也各有时机，这难道是命运吗？自洪、杨倡乱以来，东南遭受荼毒。钟山石城，过去姚先生执杖讲学的地方，如今成为贼寇的巢穴，坚固深险而无法拔除。桐城沦为异域，攻克后又再次失守。戴钧衡全家殉难，他本人也呕血而死！我来到建昌，询问新城、南丰的情况，兵乱过后，各种物资全都荡然无存，田地荒芜无人治理，蓬蒿长得没过人的头顶。一两个文士也辗转迁徙而无处安身。两广用兵已经多年，群盗仍然气势汹汹，仓促之间无法清理。龙君翰臣又已经去世。唯独我乡稍微安定，二三位君子还能够悠闲地从事文学，曲折求索以符合桐城的道路。然而舒涛先已死去，欧阳生也因劳病而死。年长的人被人事牵累，有的遭逢战乱而不能完成自己的学业；年轻的人有的中途夭亡。天下多事，想要像姚先生那样聪明早达、生活太平长寿，从容地接近古代作者的境界，终究不可得。这样看来，事业成败又能说不是命运吗？欧阳生名勋，字子和，死于咸丰五年三月，享年二十多岁。他的文章和诗歌，清新缜密，喜好反复推求，其中也时常有对战乱离散的感慨。庄周说：“逃避空虚之境的人，听到人的脚步声便欣然高兴。”何况是兄弟亲戚中发出言语笑声的人呢？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桐城诸老的谈笑声了！如今听到欧阳生的作品，难道只是听到脚步声而已吗？所以为他作序，用来稍稍排解小岑的悲痛，也用来说明文章同世道变迁相互因应，使后人能够考察。《圣哲画像记》

译国藩立志求学不早，中年跻身朝廷官员之列，私下翻阅古书，稍稍接触到先圣、贤者、杰出儒者和长者的学术余绪。自己迟钝缓慢又多病，百事没有一件成功；又在军旅中奔走，更加荒废学业。丧乱以来局势稍平，而我的年纪将近五十了。从前我读班固《艺文志》和马氏《经籍考》，看见其中所列书目，杂乱繁多；作者的姓氏多到数不胜数，有的像日月一样显赫，有的已经湮没无闻。后来担任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年二月，随侍宣宗皇帝进入文渊阁，得以观看《四库全书》。其中的丰富远远超过前代所藏，而存目未收入的书还有数十万卷。唉，怎么这样多啊！即使有生而知之的资质，几代人也不能完成这些学业，何况资质更低的人呢？所以书籍浩瀚、著述者众多，就像江海一样，不是一个人的胸腹所能全部容纳的。关键只在于谨慎选择罢了。我已经自知能力不够，于是选择古今圣哲三十多人，让儿子纪泽绘制他们的遗像，合成一卷，收藏在家塾中。后代子孙如果有志读书，能够从这里得到满足，不必把心力广泛分散、驰骋于旁杂之学；而这种文化的传承，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从前汉代，像武梁祠、鲁灵光殿，都绘画伟人的事迹；《列女传》也有画像，用来感发人的心志、激励人的兴起，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先熟习这些器物形迹，再进一步探求其中的精神，贯通它的幽微，合会其深奥，内心诚实地去求取；这样看来，仁道难道还远吗？国藩记。尧、舜、禹的事迹，史官巨细只记录言语而已。到了文王被拘禁在羑里，才开始创立文字，推演《周易》。周公、孔子相继兴起，六经光明显著，师道也完备了。秦汉以来，孟子大概同庄子、荀子并称；到了唐代，韩愈独自尊崇并推重他。后来贤者认为孟子可以排列在尼山孔子之后，于是尊崇他的著作，使之同《论语》相配。后来的评论者没有谁能够改变这种看法。因此这里把他列在三位圣人之后。左氏传述经义，多记述东西二周的典章礼制，却又喜欢称引奇异荒诞之事；文章辞藻灿烂，超过了质实内容。太史公说庄子的书都是寓言。我看子长所作《史记》，其中寓言也占十之六七。班氏见识宏大、胸怀孤高，远远比不上子长。然而关于治理天下的典籍、六艺的旨意、文字的源流，以及幽明之间的情状，都灿然完备。难道是那些器量狭小的人，能够在一位先生面前争论得失、得意自满地炫耀自己所能相比的吗？诸葛公身处动荡纷乱的时代，却穿着儒者的服饰，从容地行事合乎中道。陆敬舆面对多疑的君主，驾驭难以驯服的将领，以极其明察的智慧照察他们，以极其真诚的态度统率他们，譬如驾驭劣马登上陡峭山坡，纵横于险阻之中，却不失奔驰之势，这是多么神妙啊！范希文、司马君实所处的时代稍显昌盛，但二人都坚贞卓异、诚信自守，各有独到之处。他们以道义自持，蔚然形成风俗，胸襟器量也十分深远。过去刘向称董仲舒有辅佐帝王的才干，认为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他；至于管仲、晏婴之流，几乎还比不上他。然而刘歆却认为董仲舒受到老师朋友的熏陶，仍然远远不能同子游、子夏相比。我看这四位贤者虽然还比不上伊尹、吕尚，却本来就应当胜过董仲舒。可惜不能像刘向、刘歆父子那样加以评定了。自从朱子表彰周子、二程子、张子，认为他们上承孔子、孟子的道统以后，后世的君主、宰相、老师和儒者都恭敬地守持这一学说，没有谁敢改变它。乾隆年间，宏博的儒者纷纷兴起，训诂广博而辨析精详，超过前代贤者；他们另立宗旨，号称汉学。又有人提出尊崇五经之学，认为不应独尊汉学。那些笃信五经的人又排斥汉学，认为它支离破碎而妨害大道，纷纷非难不止。我看汉学诸家立论，其中大的方面大多同洙泗之学相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他们解释经书，偶有不恰当之处，本来应当取近世经说来辅助，又怎么能排斥各家学说而使自己狭隘呢？这两种做法也都应受到讥评。西汉文章，如扬子云、司马相如的雄伟气势，是天地间遒劲之气，得自阳刚之美；这是天地的义气。刘向、匡衡文章的深厚美善，是天地间温厚之气，得自光明柔和之美；这是天地的仁气。东汉以来，文章深沉雅正，并不逊于古人，但风骨却稍显衰弱。韩愈、柳宗元的作品，把扬雄、司马相如的雄奇多变全都吸收过来，却纳入短小的篇章之中，岂不是奇异吗！欧阳修、曾巩都取法韩愈，而文章的体质却更接近匡衡、刘向。文章的变化，无法穷尽考察。总的说来，不超出这两条道路，即使历经百世也可以看清。我选录古今诗歌，从魏晋直到本朝，共得到十九家，因为诗道十分广大。各人的爱好和趋向，都取决于自己性情所接近的方面，就像各种美味罗列在鼎和俎上，只取合自己口味的，得到满足、吃饱罢了。一定要尝遍天下佳肴之后才肯吃一餐，这是极大的糊涂；一定要强迫天下人的舌头全都仿效自己的嗜好，这是极大的愚蠢。庄子说：“最大的糊涂，一生都不能醒悟；最大的愚蠢，一生都不能明达。”我在十九家中，又特别笃守其中四家。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轼、黄庭坚，喜欢他们的人十之有七八，非难他们的人也有两三成。我怕陷入庄子所说的终身不解、不灵的讥讽，因此一生取用他们的诗也就满足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司马子长搜罗旧闻，把上古、中古、近古贯串起来，却只写成一部书，颇嫌简略；班固的《志》较为详尽，但按朝代断限成书，无法显示历代的会通；想要全面阅览经世治国的大法，必定要从杜佑的《通典》开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杜佑的《通典》不相上下，郑樵的《通志》则不能与它们相提并论。近百年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门研究《说文》，大多尊崇许慎、郑玄，很少谈论杜佑、马端临。我认为，许慎、郑玄考察先王制作的源流，杜佑、马端临辨析后世制度沿革的要点，他们在实事求是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译先王之道，所谓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经纬万事万物，最终归结到哪里呢？也不过是礼罢了。秦朝焚灭书籍，汉代诸儒搜集整理遗文，郑康成之所以卓绝，都是因为礼。杜君卿的《通典》十篇中有六篇论礼，他的见识已经超过前代八代了！宋代张子、朱子所讨论的，马贵与、王伯厚所编纂的，没有不把礼看作最重要的。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师，国史《儒林传》把他列在首位。我读他的书，读到他谈礼俗教化时，便能看到他毅然守护先王之道、等待后世知音，抱有“除了我还有谁”的志向，这是多么壮烈啊！后来张蒿庵作《中庸论》，以及江慎修、戴东原等人，都尤其把礼视为首要事务。秦尚书意说，于是编纂《五礼通考》，把天下古今幽明之间的万事万物，都用礼贯穿起来，可以说规模宏大而思虑精密。我绘制本朝前代正人君子的遗像，首先是顾先生，其次是秦文恭公，难道没有深意吗！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他们的学问都不专纯于礼。然而姚先生持论通达，我粗略懂得文章，是姚先生启发了我。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他们的重要性已经无法再看轻了。所以把他列在最后。姚姬传说，求学的道路有三条：一是义理，二是词章，三是考据。戴东原也这样说。像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这样的才子，确实不能用单一方面来概括。至于葛洪、陆九渊、范仲淹、司马光，在圣门中属于德行而兼有政事的科目。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在圣门中属于德行一科，都是义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圣门中属于言语一科，也就是所谓词章。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在圣门中属于文学一科。顾炎武、秦蕙田接近杜佑、马端临，姚鼐、王念孙接近许慎、郑玄，都是考据。这三十二个人，哪怕只以其中一人为老师，读其中一部书，终身奉行，也有不能穷尽的地方。如果还以为这不够，又向外面求取补益，就譬如挖井挖到九仞还没有见到泉水，便认为一口井太狭隘，非要再挖几十、上百口井，直到身老力疲，最终也没有一天见到泉水。这样做难道合适吗？自从佛教宣扬因果祸福以及行善必获报应的说法，便深深打动人心，牢固得不可破。读书人刚开始诵读经书，就希望得到科举及第和做官的报偿；有人稍稍读过古书，窥见著作的领域，便要求得到远近的声誉和后世的名声；著述还没有编完，便希望有一两个有权势的人替自己传播，使人人听闻，以此补偿自己的劳苦。早晨耕作，晚上就要收获；施舍一次，就要得到十倍报答，仿佛停在酒市肉铺，喧闹地向借债者催讨本金，还要再索取加倍的利息。功名利禄不能实现，就把希望寄托在身后不可知的名声上。更有甚者，竟说孔子活着时没有得到官位，死后享受祭祀的报偿，反而高过尧舜。那些不得志的人彼此拿这话来安慰印证，多么浅陋啊！如今在小市场上做买卖，斤斤计较货物得失，有时欠债一百钱，便怨恨牵连到孙子；如果经营大宗贸易，奇珍货物堆积如山，动辄超过千金，那么一百钱有无，便无暇计较了。大商巨贾拥有百万黄金，公私财物流通，几十、几百钱的费用，也无暇计较。都是人，所掌握的事情大了，尚且无暇计较小事；何况上天所掌握的事情尤其广大，却要对世人微末的善行、每日分寸的学问，一一谋求如何报答，岂不是劳苦吗？商人经营货物，条件相同，有的获利，有的亏损；参加射策考试的人所学相同，有的中选，有的落第；做学问、著书的深浅相同，有的流传，有的不流传，有的有名，有的无名，也都有命运在其中，并不是勉强追求就能得到的。古代君子大概没有一天不忧虑，也没有一天不快乐。道义不能彰明，自己不能免于成为乡野常人，哪怕片刻懈怠，也是忧虑；安然处世以等待天命，下学人事而上达天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便是快乐。从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以下，直到王氏父子，没有谁不是忧虑终身、快乐终身；他们无所祈求，又有什么可要求报答的呢？他们自己甘愿隐晦不显，哪里还会求取名声？只有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因感伤怀才不遇，把怨愤排遣在书册中；这同圣贤自得的快乐稍有不同。然而他们凭借的都是不世出的才华，并不是那些没有实际才能却急切追逐一时名声的人所能相比的。如果急切追求名声，那就离这三十二个人远了。明明要到燕、晋，却把车辕朝向南方，这在方法上不是更加疏远了吗？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葛洪、陆九渊、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三十二人，享受祭祀，香烟不绝。神灵在上监临，贤人在旁质证。《经史百家杂钞》题语 姚姬传编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我略加改动，分为十一类：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杂记九类，同姚氏相同；赠序一类，是姚氏有而我没有的；叙记、典志两类，是我有而姚氏没有的；颂赞、箴铭，姚氏列为一类，我把它们附在词赋类的下编；碑志一类，姚氏列有，我把它附在传志类的下编。分类编次略有不同，大体并不相去很远，留给后来的君子参照观看。乡村私塾选取《左传》作为古文教材，有见识的人有时会讥笑这种做法。近世一两个懂得文章的人编录古文，不再上溯到六经，说是为了尊崇经书。然而追溯古文取得名义的开始，本来是因为屏弃六朝骈俪文而退回到三代两汉；如今舍弃经书而降格向下寻求，这就像说学习的人尊敬父亲和祖父，却忘记高祖和曾祖；说忠诚的人只说“我是我家的臣仆”，却不敢知道国家，难道可以吗？我编纂这部书，每一类都必定把六经列在开头，涓涓细流以大海为归宿，并不向世俗让步。姚姬传编次古文，不收录史传，他的理由是史书太多，无法全部抄录。然而我看他在奏议类中录取《庄子》三十八篇，在诏令类中录取《庄子》三十四篇，难道果真能够排除史书而不收录吗？我现在编排此书，稍多采集史传，命名为《经史百家杂钞》。《经史百家简编序》

译自从六经在秦火中散失，汉代搜集残存遗文，征召能通读经书的儒者，把经文分章析句，于是有了章句之学。刘向父子在秘阁校勘书籍，刊正脱漏错误，考核异同，于是有了校雠之学。梁代刘勰、钟嵘一类人品评诗文，褒贬前代贤哲，后来有人用朱笔、黄笔标识高下，于是有了评点之学。这三种学问都是文人的事务。前明以四书经义取士，我朝沿袭了它。科场中有勾股、点句的惯例，大概还是古代章句遗意的残留。考官评定甲乙，用朱墨圈点来区别文章的优劣，称为圈点。后人不明白这一点，便仿照这种方法涂抹古书，大圈密点，弄得行间狼藉。所以章句，是古人治经的盛大事业；如今却专门用来施于时文圈点，是科场时文的陋习；如今反过来施于古书，末流的迁变，哪里说得尽呢！只有校雠之学，我朝独自达到卓绝。乾隆、嘉庆年间巨儒辈出，讲求音声、故训和校勘，疑误像冰雪一样消解破除，远远超过前代。咸丰十年，我选取经史百家的文章，汇成一集，又选出其中最好的四十八篇，编成简本，留给弟弟沅甫。沅甫重新抄写一册，请我校定，于是稍微按照自己的意见区分次序，断句分章，有时也订正其中的错误，评定其中的精华，使雅正的文章同郑玄的作品并列，使得失彼此显现，将使一家兄弟子侄互相启发、互相证明，不再要求路人勉强认同。《王船山遗书序》王船山先生的遗书，于同治四年十月刻印完成，共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的有《读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错误、脱漏一百七十多处。军中少有闲暇，不能把全书细细校完，于是作序说：从前孔子喜欢谈求仁，又推重执守礼。孟子也把仁、礼并称，大概圣王用它们来平衡人与万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平息天下的争斗；内在方面没有比仁更大的，外在方面没有比礼更急迫的。孔子、孟子在世时，老子、庄子已经鄙弃礼教。杨朱、墨子的主张虽然不同，却同样损害仁。后来各种流派分歧出现，典籍又被焚毁，精微的言论中断，人与人之间的纲纪也混乱了。汉代儒者搜集遗失的经书，小戴于是作《礼记》，使礼仅存十之一二。又过了一千多年，宋代儒者远承失传的绪统，横渠张氏于是作《正蒙》，讨论实行仁道的方法。船山先生为《正蒙》作注数万言，为《礼记》作注数十万言，隐微处追究民众与万物同一的根源，显明处统理万事，在世乱尚未形成时加以消弭。他对于古人所谓明体达用、盈科而后进的宗旨，往往已经接近了。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于崇祯十五年考中乡试。亲眼看见当时朝政刻薄苛察而没有亲情，士大夫又竞相追逐声望和气势，东林、复社一类人结党互相报仇，颓败的风气一天比一天遮蔽世道。因此他的书中排斥申不害、韩非的权术，痛恨朋党的风气，反复长叹而不能停止。他曾在桂藩任职一次，担任行人司官。知道事情终究不可为，于是隐迹在永州、郴州、衡阳、邵阳之间，最终终老于湘西的石船山。大清平定天下后，访求隐逸之士。博学宏词之士相继出仕。即使顾亭林、李二曲这样的坚贞之士，朝廷也不断到他们的居所征聘。唯独先生深深闭藏自己，追求他的人没有得到回应。他一生痛斥党人标榜诽谤的习气，不愿意本人隐居而文章显名，招来反唇相讥的嘲笑。因此，他本人长期隐遁，声名寂寂无闻，学问最终也没有显扬于世。住在荒山破床之间，终年勤勉不息，来探求所谓养育万物的六经和治理国家的礼制。他穷尽探索、极力论说，变化万端而不离根本；即使百世无人知晓，也没有什么悔恨。先生去世以后，巨儒相继兴起，有的攻击“良知”说和急于求成的学说，有的辨析《易》图的穿凿附会，有的详细考察名物、训诂和音韵，纠正《诗集传》的疏漏，有的修补三礼和时享的仪式，号称卓绝。先生早已在前面阐发了这些，和后来的贤者如同符契相合。虽然他的著述极其繁多，纯正与驳杂相互夹杂，但本来可以说是博学而约守礼义、足以名世而独立不群的君子了。道光十九年，先生的后代世全开始刊刻一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际主持此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助促成。咸丰四年，寇贼侵犯湘潭，刻板毁于火灾。同治初年，我弟国荃于是谋划重新刊刻，增加到一百七十二卷，仍由欧阳君主持此事。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嵩伯山等分任校勘。书局设在安庆，完成于金陵。先生的书到此才大致齐备。后世学者如果能秉持敬恕之心，贯通本末，大概也不会放弃这部书。《新宁刘君墓碑铭》

译君名时华，字廷材，号宝泉。祖先从江西迁居湖南新宁。曾祖名有义，祖父儒禹，是府学增生；父亲世贵，是太学生。家贫，便经商，以迁居各地谋生自给。君天性至孝，不忍父亲长久劳苦于市井，于是跪下请求说：“父亲只管稍稍休息。哥哥的学业将要有成，弟弟年幼，我愿意代替父亲劳作，从事商业。”于是往来江汉之间经营资金，估量货物、把握时机，广泛购取而节省用度；后来者出发，先来者返回；家用逐渐富足，父亲十分高兴。父亲生病时，他守候在旁直到整夜。医生说痰液咸还能活，淡了就会死。君便用手接住痰液亲自尝，发觉味道淡了，因而大哭。父亲去世，母亲也先已去世，他便把侍奉父亲的方式用来侍奉继母。从武昌回来，继母不高兴，他长跪自述回来迟了的过错。继母生病，他服侍操劳直到天亮，筹办药物必定亲自经手，不假手他人。继母去世后，他又把侍奉双亲的方式用来侍奉长兄，并抚养幼弟。哥哥生病，他调养护理达一年之久。哥哥去世，弟弟后来也去世，他又推展恩义，救济弟媳，并抚养她的孤儿。后来两家的孤儿都长大成人，两位寡妇都受到朝廷旌表；她们分别活到七十岁、八十岁，流泪称颂君的德行，说不敢忘记。新宁是山地县邑，偏僻地处楚南、黔、粤交界，巨岭层峦，山势高耸重叠，土地郁葱富饶却无法稍稍舒展。自古没有听说那里出过伟人杰士，也缺少甲乙科第。居民谋生俭约，有唐、魏遗风。唯独君和江太公一峰轻视钱财、喜好义举，不屑于斤斤计较地经营自己的产业。江君的儿子江溢忠烈，官至安徽巡抚；君的儿子前渠，如今任直隶总督；二人都有功勋，是当时的名臣。大概狭隘鄙陋的风俗因此一变，而山川的灵气也昌盛起来。君最初到异县经商，颇为追求获利，以使父亲欢心。后来经营有方，才智足以扩大产业，利润足以施仁于三族。得到的钱财，随手便散发出去。一心把救济他人作为功业，收益和损耗都不曾仔细计算。乡里修路架桥，他捐钱只怕不够；施药治病，只怕不能周全。曾遇益阳大水，他买小船救出百人，收葬数百人。新宁大饥荒时，他给邻里亲友发放粮食，每天半升，救活的人数不清。又曾修建育婴堂，建立忠义节孝祠，这些都是县中从前没有的，都是从君开始。城东北有义冢，每年冬春都经常给坟茔培土，并树立墓碑。城南有义塾，器物缺乏，常常从君家取用供给。有人对君说：“每年收入多少？施给别人十分之七，自己谋生还不到十分之三，以后恐怕难以继续。为什么不稍微购买些田地房产，为子孙略微建立产业根基呢？”君笑着说：“家中有少量薄田，足以供给粗食，哪里用得着买多呢？我把人情当作田地，把培养后辈当作种子。耕作不计算年限，收获不计算世代。哪里知道留给子孙的，不是更大吗？”等到君去世后，家门果然兴盛起来。君有四个儿子：长子名长佑，就是荫渠，凭拔贡生身份历任广西巡抚、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次子长佐，任某官；三子长伸、四子长健，任某官。孙子某某，曾孙永柞、永棋。天子褒奖长佑的功劳，追赠君以及君的祖父为光禄大夫。君的妻子郑氏，以及祖妣荣氏、母亲李氏、曾氏，都被封为一品夫人。君的话果然应验了。行善的报应，为什么来得这样迅速啊！郑太夫人恭敬俭朴、宽厚仁慈，完全秉承丈夫的教诲；对寡居的嫂妇、弟妇都尊敬她们，她们终身感念不忘。君于道光三十年六月十四日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太夫人先君三日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这年十二月某甲子，合葬于新宁西乡杨溪村的驾岭。过去道光丁未、戊申年间，江忠烈公曾向我称道荫渠的贤德，并且讲述他的世代德行。等到荫渠入京，听到父亲的讣告，请我写文章铭刻墓上。我辗转于战乱之中，久已疏于写作，直到今天经过十七年，才得以表彰并为他作铭。铭文说：世人都奔逐利益，唯独他奉行义理。平常的德行、平常的言语，也能感通天地。对外救济饥饿溺水之人，对内抚养众多孤儿。仁厚之心难以谦让，百般忧劳中只有一分快乐。谁说他的德行不会显扬？在幽暗地下反而更加芬芳；谁说行善没有报偿？它就像影子跟随身体一样。神灵俯察家室，奇异的福气降临庭堂。儿郎们奋然崛起，成为国家的干城。削平寇贼之乱，功业可比鼎彝钟铭。皇帝自无锡赐予恩宠，又褒奖荣耀先人的坟墓。墓道在彝山以南，万山环绕拱卫。我为他表彰这些事，后来的人都应敬畏肃然。《国朝先正事略序》

译我曾认为大清通达杰出的人物超过古代最初的时代，可是记载叙述却十分缺乏，因此引以为叹息和遗憾。道光末年，听说嘉兴钱衍石结事仪吉仿照明代焦竑的《献征录》，编写本朝《征献录》，于是托付给事中从子应符抄写它的目录，所得有将相、大臣、循良、忠节、儒林、文苑等共八百多人，积累二三百卷，借助名人的碑传保存名人的事迹。自从离开京师，长期随军征战，这份目录册便再也看不到了。同治初年，又得到鄢陵苏源生的文集，其中完整叙述他的老师钱给事在《征献录》之外的事迹，又节录名臣，编成《先正事略》。于是知道钱氏颇有著述，不只是抄录各家文章而已。又过了两年，得到同乡李元度次青所著的《先正事略》，书名竟正好同钱氏相合。在此以前二百多年，从未有成书。近三十年中，钱氏在汴水编纂，次青在湖湘完成事业，这足以证明博学通儒的意趣相同，或者地下的通达杰出之士也有灵魂，彼此最终不能完全阅尽吧。自古非凡英明的君主，往往会得到火运鼎盛的时代。比如汉武帝、唐文皇、宋仁宗、元世祖、明孝宗。他们在位时都有人才异能者蓬勃兴起，俊杰贤士云集，光耀于史册。然而考察他们流传下来的风气所及，大多不过几十年便停止了。只有周文王和我朝圣祖仁皇帝，经历数百年而遗风仍未消失。周朝从后稷传十五世，到文王时集大成；成王、康王直到东周，人才济济，都仿佛承受文王的德行。我朝六祖一宗的事业，到康熙时集大成；雍正、乾隆以后，英贤相继出现，也都仿佛沐浴着圣祖的教化，这一点即使愚民似乎也知道。其所以如此，即使极其聪明的人也难以说清。圣祖曾亲自说：十七八岁时读书过于劳累，以至于咯血，也不肯稍稍休息；年老后仍手不释卷。临摹名家手卷，多到一万多件；书写寺庙匾额榜联，多到一千多幅。他即使贫寒，也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专心。北征渡过沙漠，南巡治理河道，即使役夫也不能超过他的辛劳。祈雨、祷告治病，步行到天坛，即使酸酱盐也不肯享用。年过六十，仍扶病努力去做。凡是前代圣人所称的至高德行和勤勉行为，他没有一项不具备。上至天象、地理、历法、算术、音乐、考订礼制、用兵、刑律、农业政务，下至射箭、驾车、医药、奇门、遁甲，以及满洲、蒙古、西域、海外的文书文字，几乎没有一样不通晓，而且没有一样不创立新法、另开途径。后来才华极高、技艺绝伦的人，终究没有谁能超出他的范围。既然如此，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数代的人才，即使说都是圣祖教育造就的，谁能说不是这样呢？今上皇帝继承帝位，使大统中兴，虽然距离康熙已经更远了，但那些乘时运建立功名的将帅，大多出自一时的章句之儒，那么也不能说不是圣祖的遗泽仍在无穷地陶冶他们。像次青这样的人，大概也是由章句之儒投身军旅。咸丰甲寅、乙卯年间，他同国藩患难相依，备尝艰险；后来亲自率领一队军队，转战数年。军队每逢失利，他就常常因公义检举弹劾而被罢职。评论者有人责怪国藩执法过严，也颇为责怪次青在军中偏好文学，分散了治理军务的时间和精力，正如庆生所讥讽的那种带着书策去追逐羊而丢失羊的人。过了很久，朝廷内外的大臣多次推荐次青，说紧急时可以倚重；国藩也起草奏疏秘密陈说：“李元度下笔千言，有一人抵两人的才干，我过去弹劾得太严厉，至今内心惭愧，只愿朝廷酌量给予褒奖和省察。”当时虽被吏部议论所阻，天子最终还是支持他，起用他，重新任命他负责黔南军事。他在军队中屡次立功，越级授任云南按察使。这部书也在黔中完成了。圣祖说过：求学贵在开始时有坚定不移的志向，中间有勇猛精进的心，最后有坚贞长久的力量。次青统率军队于四省之间，屡次失败仍能振作，这不就是所谓坚贞坚定吗？发奋著书，宏大的篇章很快完成，也可以说是勇猛精进了。希望他再以坚贞坚定的道理持守下去，寻访钱氏遗书，参考筹划修补，谨慎地积累岁月，细心斟酌褒贬，采纳众说而取其中正，最终完成大清的宏典，上接周家《雅》《颂》及誓诰文献的传统，这难道还不足以壮盛吗！《重刻〈茗柯文编〉序》

译武进县令张式曾将要重刻他的曾祖王父皋闻先生的《茗柯文集》，把抄本给我看，请我为它作序。文章的变化实在太多了。才华高的人喜好求异而不止，往往造作瑰奇华丽的辞藻，仿效汉人的赋颂，堆砌繁复声律和僻字，号称复古。其实全无才力气势可以驾驭它们，就像身上悬挂赘疣，又在深衣上涂胶漆，只让人觉得不相称罢了。叙述旧友，描写他们的事迹，动辄称为卓绝。仿佛古来名德至行全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譬如画师为人写真，各种美处都具备，虽然伟大，却同所描绘的那个人本来并不相像。我曾以此来衡量近世文章，能够避免这两种讥讽的实在很少，陷入其中的却很多。皋闻先生编次七十家的赋，评定高下，不差分毫。他自己写赋也宏大壮丽、极其华美；至于其他文章，则空灵明澈，不再以广博深奥自我标榜。他一生交往的师友多是超凡出众、世间少有的才子，但下笔称述他们，恰好同他们的实际相称。仿佛帝天神鬼正在监临，褒扬或讥评都不敢稍有过分，这是多么谨慎啊！自从考据家的道路兴盛以后，解释经书的人专门尊崇汉儒，厌弃轻视宋代关于义理、心性等说法，更有甚者贬低诋毁洛学、闽学，搜寻其中的瑕疵错误。这是攀附枝叶而忘记根本，追逐支流而遗弃源头。面对文章，刚强地罗列繁多证据、广泛引用，考察一个字，辨析一件事，累积数千万言还不能停止，号称汉学。前者自夸新发现，后者附和偏见而不知回头，君子以此为忧。先生从《易》中虞氏之学探求阴阳消息，从《礼》中郑氏之学探求前圣制作，辨析《说文》的谐声，剖析细微之处，固然也遵循汉学的轨迹。然而他虚心研究，绝没有凌驾先贤的念头在极隐微处萌发；文辞温润，也没有考证辨驳的风气。他尽取古人的长处，却退然谦抑，仿佛没有一项长处可以凭恃。想来他的学问积蓄深厚，隐藏而不显露，有才能却不夸耀，收敛锋芒却似乎要发出光辉。这大概就是天下最神勇的人，古人所谓的大雅君子吧！张氏的先辈，连续两代都有贤德的母亲抚养孤儿、督促读书。一家人一天不能吃两顿饭，却把这种生活当作常态。孝顺友爱而艰苦自持，远近的人都感叹仰慕。自从粤地贼寇横行，东南地区糜烂，常州、润州等郡县房屋荡然无存。张氏的贫困，大概比从前所说的还要严重。书籍和刻板全都被摧毁焚烧，已无法查考。我过去读张氏的各种著作，已经敬佩他的笃实行持；如今重新阅读《茗柯文编》，高兴它又显现于世，于是忘记自己的浅陋，为它作序。君多年磨炼自己，希望有所成就。王考气度尊严，令人凛然不敢冒犯。他责备府君十分严厉，常常在众人聚集的场合提高声音斥责；有时对别人稍有不满，也严厉约束长子。竟至于高声斥骂，追问数说他的过错。有时说出激烈放纵的话，仿佛在说：“难道是我小看你了吗？”全家都惊惧不安，府君却更加恭敬孝顺，屏住呼吸扶墙而行，缓缓地小步前进，脸色依旧和悦。王考晚年得了重病，腿脚痿痹、声音嘶哑，起居仓促之间也必定依靠府君；府君稍稍离开，他便不高兴；有所请求，府君就像回声一样立即响应。由此才知道他往日对府君备加资助，是期望深厚、爱护深切，只是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罢了。咸丰二年，粤贼窜入湖南，进攻包围长沙，府君率乡人修整团练，告诫子弟，讲习阵法，练习武艺。不久，国藩因母亲丧事回籍，奉命督办湖南团练。第二年，又奉命治理水师，援助并剿灭湖北的贼军。府君偏居穷乡，心中却存有军国大事。起初命令小儿子国葆招募勇士讨贼，后来又命令三子国华、四子国荃招募勇士北征湖北，东征豫章，略有成效。然而府君突然于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去世。一年后，国华在三河殉难；又过四年，国葆在金陵病逝。朝廷加以褒奖抚恤，并赐予美谥。国藩和国荃于是攻克安庆、金陵两地。虽然事情中有天幸，但也依赖先人的教诲，完全是他驱使诸子拿起武器奔赴敌阵所造成的。起初，国藩在道光年间任职京师，恭逢朝廷广施恩典，封曾祖父和府君为中宪大夫，祖妣和先母为恭人。到了咸丰年间，四次遇到广施恩典，又得到封赠，三代都成为光禄大夫，母亲都成为一品夫人。今上继位后，四次施恩，又因战功，兄弟们也都承受封爵。于是曾祖父君儒胜、王考府君玉屏以及府君都被封为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侯爵；曾祖母姚氏彭、祖母姚氏王、先母江氏，仍封为一品夫人。唉！承受的荣宠实在太盛了！江太夫人是湘乡处士上沛霖公的女儿，嫁入曾家，侍奉公婆四十多年，祭祀时一定亲自操办，省视时一定恭谨，宾客和祭祀的礼仪，处处检查整饬。她生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家中每一尺布、每一缕丝，都是她亲手艰苦经营得来。有人担心人口多而家贫，太夫人说：“有人读书，有人耕作，有人从事茶业和工商业。我在家中劳作，他们在外面劳作，哪里用得着忧虑贫穷呢？”她常常喜欢说自强的话，有时也讲诙谐语来排解劳苦。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因病去世，九月二十二日葬在下腰里住宅后面。府君于咸丰七年五月初三日葬在周壁冲，到咸丰九年八月某日，一并改葬于台洲的猫面脑。府君有两个弟弟，二弟名上台，二十四岁去世。府君照料他的病一年多，筹办医药，徘徊守候直到天亮。幼弟名骥云，推让甘美、把善事让给别人，年老后更加恭敬。他没有儿子，便以国华为嗣。后来府君王年而去世。府君有四个女儿，其中两个先去世，另两个后来也去世。如今还在世的子女，只有国藩、国潢、国荃三人。孙子七人，曾孙七人。于是略述事情梗概，以彰明先人的德行，使余荫流传无穷。而我才疏能薄，却辱居高位，战战兢兢，谁能不担心自己不能承担这些责任呢。《湖南文征序》

译我的朋友湘潭罗君研生，把他编纂的《湖南文征》一百九十卷给我看，并请我为书的开头作序。国藩实在浅陋，年纪也更加衰老，哪里足以谈论文章呢？我私下听说，古代的文章起初并没有所谓的固定法则。《易》《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它们的体势、声调、文采，竟没有一个字彼此相袭。即使周、秦诸子，也各自形成体制。拿这一篇衡量那一篇，分明如同金玉和草木不是同类，这哪里有所谓文法呢？后人本来不能写文章，却强行取法古人所造的作品加以摹拟，于是有的合乎古法，有的背离古法，才有了合不合乎法的名称。如果不等待摹拟，人心本来各自具有自然形成的文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义理，二是性情。二者人人本来都有。把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写成文章并流传后世，称述自己所爱所恶、所悲所喜的情感，缀辑文辞把它表达出来，就像剖开肺肝陈列在简策上。这些都是自然的文章。性情敦厚的人，大多能够做到。至于深浅工拙，彼此相差十倍、百倍、千倍、万倍，而且从来没有尽头。除群经以外，各家著述大多各有所长。以义理见长的，多有阐明幽微、探究极致的语言，但弊病有时是激烈放纵而失去中正；以情感见长的，多有悲恻感人的言辞，但弊病常在于繁缛而缺少实际。从东汉到隋代，文人秀士大体上义理和情感不单独运行，辞藻多用骈偶。即使议论重大政事、考察重大礼制，也常常缀以排比句，间杂婀娜的声调，经过唐代仍未改变。即使韩愈、李白锐意复古，也不能改变天下骈体文的风气。这些大多是习惯于情韵的一类。宋代兴盛已久，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等人尊崇韩愈，把他当作不可改变的宗师。恰逢当时大儒相继兴起，彼此上溯邹鲁，研讨精微的言论。各地士人仰慕效法，大多取法韩氏的气势体格，用来阐明性命道理。从元、明直到本朝康熙、雍正年间，风气大致相同，并不是除此以外就不足以参与文章之事。这些人大多是习惯于义理的一类。乾隆以来，博学的大儒和硕德之士渐渐厌倦旧说，另辟途径，远远搜求汉儒的学问，于是出现了所谓考据之文。一个字的音义训释、一件事物的制度沿革，辨论动辄达到数千字。过去所称义理之文中那些淡泊深远、简洁朴实的作品，有人反而加以排斥，认为空疏而不值得谈论。这又是学术风俗和趋向的一次变化。湖南作为一个地方，北面枕着长江，南面逼近五岭，西面连接黔、蜀，是众多苗族聚居之地，大概也属于山地国家中荒僻的一类。然而到了周朝末年，屈原在这里出现，《离骚》等篇章成为后世谈论情感和音韵者所宗法的作品。到了后世，周子又在这里诞生，写作《太极图说》《通书》，成为后世谈论义理者所宗法的作品。这两位贤人，前面都没有师承，独自创立了高妙的文章。他们向上可以与《诗经》《周易》同样流传，下至百代，杰出的才士也没有谁能够超出他们所开创的范围。何况湖湘后来的学者，受到这种流风影响的呢？这部选编所收的文章，精通义理的约占十分之六，善于抒写情感的约占十分之四；骈体文也颇有甄别采录，虽然不明说文章法则，但法则从未混乱。只是考据类文章搜集得极少。前代贤哲倡导这种学问并不确定，后世欣慕它的人也很少。研生的学问，考核《说文》以求通晓古训，笺释《禹贡》以辨明地理志，固然也深知考据家的学说；但谈论文章只崇尚体制纲要，不喜好繁复称引、广泛征引，取其长处而不沉溺于其偏执，这大概就像君子在选择学术道路上的态度吧！《江宁府学记》

译同治四年，现任相国、合肥人李鸿章公改建江宁府学，在冶城山修建孔子庙，正殿和门屋等，规制大体完备。六年，曾国藩再次来到金陵。第二年，菏泽人马新贻公接任两江总督，继续把工程建成。开凿泮池，修建崇圣祠、尊经阁以及学宫的各类房舍。同治八年七月工程完工。主持这项工程的，是候补道桂嵩庆和知县廖纶；参将叶圻既勤勉又周密，自始至终没有懈怠。冶城山顶，杨、吴、宋、元各代都曾建有道观，明代称为朝天宫。这大概是道士供奉老子的地方。道家这一流派，起初只是崇尚清静无为；后来才宣称可以上通天帝。自汉初不能改变秦代以来的某些旧制，渭阳五帝庙、甘泉泰一坛，皇帝都亲自前往郊外祭祀。由此，圣王祭天的大典，不再由天子的祠官掌管，而被方士夺取并主持。道家以天为名，侵扰、扰乱礼经，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至于其他炼丹烧汞、采药求飞升、符箓禁咒、征召百神、役使鬼物等种种怪异之事，大多都假托天帝。因此他们所居住的宫观，便称为“朝天”，也像称作“上清”“紫极”之类一样。嘉庆、道光年间，宫观仍然兴盛，有数百名道士。房屋一间接一间，排列得像梳齿一样密集，鼓乐歌舞使百姓迷乱。【原文“鼓舞(田亡)庶”有疑误】咸丰三年，粤贼洪秀全等盗据金陵，窃取西方各国的一些事物，焚烧寺庙；凡列入典礼和不列入典礼的各种祭祀，一概毁弃，唯独对他们所谓的“天”进行祭祀，每逢进食都要祷告；道士和佛教僧徒也一同遭到摧灭。金陵这个文物之邦，沦为豺狼猪狗的巢穴。三纲九法，全都被扫荡殆尽。原来方士以天的名义侵夺礼官之权，是老子也没有料到的；粤贼假借天的名义凌驾群神而毒害天下，又是道士一流没有料到的。圣皇震怒，分派将帅，诛杀凶恶首领，平定各路叛乱。金陵也因此及时得到平定，才得以利用道家旧址，扩建宏大的规模，尊奉祭祀至圣孔子以及先贤、先儒。想要贬斥邪说、恢复正道，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也不过是崇隆礼教罢了。先王制定礼制，使每个人都纳入规范之中。从年幼时起，就已经建立制度加以防范；洒扫、浇水洗手都有固定仪式，羹汤、饭食、菜肴和衣藏都有规定位置，佩带缨、绅、玉佩都有固定尺度。长大以后，就教他冠礼，使他懂得成为成年人的道理；教他婚礼，使他明白亲疏有别、尊重婚姻的意义；教他丧礼和祭礼，使他慎重对待生命终结并报答根本。外出应对世事，就有士人相见礼来讲习谦让，有朝觐礼来勉励忠诚；任职时，则有三物之教来兴举贤能，有八政来防止邪淫。更深远的教育，则教他乐舞，以培养和顺之气，完备文武之人的仪容；教他《大学》，使他通晓事物根本、末节、终始的次序以及治理国家、安定天下的方法；教他《中庸》，使他尽其本性而通达天道。因此，才能培养成材之后，足以辅佐社会、治理百姓；次一等的，也能循序守持规矩。三代的士人，没有谁敢逃避正道而走向奇异邪僻。人没有不出自学校的，学校所教没有不以礼为中心的。老子早年本来也是精通礼经的。孔子告诉曾子、子贡，转述老聃关于礼的言论，已经说得很详尽了。后来他厌恶末世礼制的琐细苛烦，认为人们追逐浮华而背弃根本，违背了自然和谐；于是矫枉过正，甚至讥讽礼是忠信淡薄和祸乱的开端，大概也是受到现实刺激才这样说的。圣人并非不知道浮文末节对于精微义理没有实际作用，只是礼根源于太一、起于微妙之处，不能把这些道理全都向普通人说明。因此不如就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务制定制度，修习它而成为教化，反复实践而形成习俗。习俗既已形成，即使圣人去世，鲁地的诸位儒者仍然在坟墓旁演习乡饮酒礼、大射礼，几百年都没有中断。这样又哪里会有幽深荒诞的学说来混淆百姓的听闻呢？我看江宁全大夫，才智虽然各有长短，但都不屑于诡诈随从以迎合外物。对于清静无为的宗旨以及奉祀天帝的事情，他本来就严正持守而不迷惑。孟子说：“没有礼义的学问，祸害百姓的事情就会兴起。”如今兵乱已经平息，学校刚刚建立，正应当互相讲明这个道理：对上可以辅佐圣朝端正教化，对下可以排斥异端、引导贤能之士走向吉善。这样大概就可以勤勉地向往圣贤的境界，难道仅仅是使东南的人文更加繁盛、歌颂盛事而已吗？《遵义黎君墓志铭》君名恺，字雨耕，晚年自号石头山人，是遵义黎氏人。曾祖父名国柄。祖父名正训，是禀贡生。父亲安理，是举人，任山东长山县知县。长山君有两个儿子，长子名恂，字雪楼，任云南大姚县知县；君是次子。雪楼敦厚稳重，少言寡语，气概超过一世之人；君则洒脱通达而善于应变，广泛阅览群书。兄弟之间彼此互为师友。长山君年轻时遭逢不幸，历尽艰难险阻，等到看见两个儿子都有成就，才大为欣慰。两兄弟恭敬谨慎地侍奉父亲，吃饭一定在旁边侍候，行动一定奉承听命，答应得像婴儿一样。【原文“佐(饣+俊之右)”等字形有疑误】嘉庆十八年，逆贼林清等人倡乱，在京城内部煽动，在滑县外部起事，河南南北、山东、直隶都受到震动。当时长山君在山东做官，雪楼在官署侍奉父亲，谣言四处流传。有人报告贵州说：“长山县已经失守，县令为守城而死，雪楼也为父亲殉死了。亲属全都没有幸存的，只剩下两个小孩，已经漂泊辗转到吴、楚一带去了。”君当时在家奉养母亲杨太宜人，听到消息后向北遥望，号哭悲痛，请示母亲，立即整顿行装上路，赶赴山东救难。到了长山，才发现全家闭门安居，一切平安，传闻原来是虚妄的。由此，远近的人都把孝行归美于他。君说：“父亲和兄长能够保全，是幸运罢了，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雪楼从桐乡因为父亲去世而回家服丧，居家十五六年，君早晚都前往请安，进退举止温和恭敬；有时意见不合，也恭敬地应答，再慢慢说明自己的道理，始终没有发生争执。雪楼曾患喉痹，不能说话，也不能进食。君半夜向宗祠祈祷，哭着说：“我不如兄长，兄长不能死。如果一定要死，请让我代替他。”【原文有脱误】喉病也很快痊愈了。他敬重嫂嫂，像敬重严厉的兄长一样；教诲族中子弟，像教育自己的儿子一样。这些行为历久不变，直到终身也从未稍有懈怠。住在京城时，有位姓曾的朋友去世了，新死的尸体面目狰狞，即使是死者的亲属也害怕厌恶，不敢靠近。君亲自上前抬起尸体，为他入殓；每件事都亲自办理、亲身参与，见到的人无不感动叹息。

译君年轻时就多病，长山君一向不愿强迫他求学，但他广泛涉猎、学识贯通，能够窥见诸子百家的要旨。以县学生身份考中道光乙酉科举人，十五年己未大挑二等，补授贵阳府开州训导。二十二年十二月李卯日，因病死于任所，享年五十五岁。去世时，家中连十金的积蓄也没有。无论上至相识者还是不相识者，没有人不惋惜他地位不能与德行相称，也没有人不叹恨他未能享有更长寿命来使自己的教泽发扬光大，仿佛对天地有所遗憾。至于他的孝顺、友爱和笃实行谊，已经满足了人人心中的期望，人们确实心悦诚服，再没有什么遗憾了。那么，君自己反省以及后世评论他，也可以没有遗憾了。君的妻子是张氏。妾为吴氏、刘氏。儿子四人：庶焘，咸丰辛亥科举人；庶蕃，壬子科举人，候选知州；庶昌，以诸生身份向朝廷进献策论，天子褒奖嘉许，特授知县，候补直隶州知州；庶J(讠咸)。【人名有疑误】女儿五人，都嫁给士族。孙子四人，孙女五人。咸丰七年四月，把君安葬在河西小青【原文“(左木右惘之右)”字形有误】林。此后过了十五年，庶昌请求我追述其事，为他写下墓铭。铭文说：贤人圣人的伟大事业，哪里在于看重显赫名声？他们的道理其实很近，就是侍奉父母、顺从兄长。你是温和庄重的硕儒，是黔南杰出的人物。收敛隐藏自己的英才奇气，用来修养内在德行。听到变故便奔赴父亲庭前，万里路上戴星赶行；为兄长祈求疾病，愿以自身代替，感动之情直达百神。你的诚心哪里不能感格？什么恩施不能普遍施行？感化那些像枭鸟豺狼一样的人，用甘美的雨露润泽他们。学生弟子众多而有秩序，你们应当整饬并奉行五常。洁白的《白华》花朵多么繁茂，使我们的学校充满芳香。【“胶痒”疑为“胶庠”】又有贤能的后代，文章和品行都卓越；把墓石安置在这座山丘上，愿其德行像高山一样永远坚贞。《晚清文选》卷中 ☆薛福成 ○敌情 西方各国相互联合来谋算中国，形势已经令人忧虑；如果把附近邻国分别拉拢，使它们同西方人联合，形势就更加令人忧虑。日本依附西方人，妄图有所觊觎，天下人都知道了。然而东西方都是签订条约的国家，按照国际公法，一个国家发生不和，各国可以从中调停。可是今天的中国为什么绝不能从西方人那里得到这种待遇呢？西方人刚到中国时，中国还不熟悉外交之道，应对并不完全合宜。他们怀疑中国、提防中国、轻视中国，又知道可以用势力逼迫中国，于是动辄提出要求。给他们利益，他们不知感恩；同他们讲情理，他们不立即答应；拿条约约束他们，他们也不能完全遵守。如今中国虽然渐渐知道其中的真情假意，但他们仍然拘泥于旧有的智谋，总想等中国发生事情时伺机谋利。中国因为琉球的缘故同日本稍有争执，英、德两国使臣虽然还没有干预，如果让他们参与此事，他们一定会虚张日本的声势来胁迫中国；一定会替日本掩护短处，故意说中国不对；一定会稍微损害中国来增益日本，借此向日本卖人情；他们还一定会反过来说，损害中国正是帮助中国，借此要求中国报答。西方人对于条约和国际公法研究得非常熟悉，难道真是不辨是非吗？他们想为自己谋求好处，形势本来就必然使他们采取这种做法。过去日本将要废除琉球时，曾公开声明不愿各国公使参与其事。日本平素倚仗西方人作为党援，尚且这样做，中国也应当采用这个先例：或者在无形中预先拒绝，或者公开声明并发布告示，不要让西方人参与其中。这样进退便可自由，也可以避免受到牵制。有人说：那么中国发生事情时，各国调停的说法，终究不可以依靠吗？回答说：这里的关键仍然在中国自己。中国能够自强，即使邻国挑起事端，各国出面调停，也未尝没有一点好处。中国不能自强，而狡猾的敌人争强斗胜，各国便会借机玩弄、侮辱中国，必然造成重大损失。何况现在驻华各国使臣只看重利益，又正值修订条约之际，他们会抓住漏洞、伺机而动，诡诈谋略层出不穷；如果不预先防备，就像倒拿着太阿宝剑交给别人一样。至于美国前总统，他的地位声望较高，心地厚道，没有沾染虚伪欺诈的习气，不妨依靠他来从中调解。法国、美国、荷兰三国过去同琉球订有条约，它们驻日本的公使，不妨联合起来作为援手。只怕日本人的性情坚韧，未必肯听从罢了。若幸而能够转圜，固然有补益；即使最终不被接受，也没有后患。有人说：天下的强国，都有一个单独亲近、特别优厚的国家，这样遇到缓急才有所依靠。中国孤立已经很久了，如今如果趁修订条约时稍微让出一些利益，可以使他们亲近厚待中国吗？回答说：相互亲近厚待的办法，在于平日的安排，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形成。如今中国让给他们利益，他们反而会认为这是靠恫吓得到的，必然产生得寸进尺的想法；这样让步仍然没有好处。至于英国和法国相亲以抵抗俄国，俄国和德国相亲以牵制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相亲以主导欧洲东部的政局，它们起初未必不是仇敌，但一旦化解怨恨、修好结盟，一个国家的行动顺利，整个局势也会因此转变。中国同美国有互助的条约，美国就可以亲近；同俄国是最早的旧交，俄国就可以亲近。其他如英国、德国、法国，只要能够结交拉拢，都应当顺着形势引导，抓住时机应对，而其中的得失，关键在于了解对方的性情。我曾经考察过西方人的习俗。西方人把交际和交涉分为两条道路。中国使臣在海外时，他们都以隆重周到的礼节相待；一旦谈到公务，就截然不同，丝毫不肯通融。中国对待各国使臣，也应当采取这种办法：可以在表面礼节上让步，而在实质利益上不让步。西方人对于练兵、造船、制造器械以及一切技艺，喜欢炫耀自己的长处，从来不把它们秘密地据为己有。中国如果确实努力研究，他们认为我们有自强的方法，先已敬佩悦服；又知道我们不轻视他们，就不难把自己的技术全部拿出来相互展示。有时用小利诱导他们，这样既得到他们的技术，也得到他们的心。西方人很崇尚豪爽，却又喜欢提出不合情理的要求来欺骗中国。中国应当选择可以答应的就答应，不能答应的，不妨直接指出利弊，告诉他们必然不能实行的原因。他们也会理屈词穷、气势沮丧；这就是挫败他们的错误，才能挫败他们的心。掌握这几条原则，同西方人办理事务，再由驻外洋的公使观察他们隐藏的情形，因时制宜地筹划安排，只要能在各国中争取到其中一个国家，其他各国也不会不相助。近来听说日本同美国商议订立新约，美国答应恢复日本治理内政的权利，日本答应增加两个通商口岸，以此作为酬答。这就是一方有所赠予，另一方有所答报。名义上是彼此让步，实际上双方都没有损失。遇到事情时还可以得到合纵连横的帮助，又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而且中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西方人来通商，所得利益是日本的十倍。他们对于日本有什么特别爱惜，必定厚待日本而薄待中国吗？也只在于是否掌握了正确的方法罢了。如果确实能得到西方人作为外援，日本这样一个小国，将连随风听命都来不及，哪里还会有桀骜不驯呢？

译○变法 我私下曾认为，从人类诞生之初直到今天，大概不过一万年罢了。凭什么知道这一点呢？可以从世道变化的急剧程度来说明。天道每几百年有小变，每几千年有大变。上古犭丕犭秦的时代，人与万物本来没有什么不同。自从燧人氏、有巢氏、包羲氏、神农氏、黄帝氏相继治理天下，教人用火熟食，教人建造房屋，教人结网捕鱼、使用耒耨，教人制造舟楫、弓矢、衣裳、文字契券，积累众位圣人的经营创造，直到开启唐虞时代，历经大约几千年，于是洪荒时代的天下一变而成为文明的天下。自唐虞直到夏、商、周，最称得上太平安治。等到秦始皇吞并六国，废除诸侯，破坏井田制度，大肆毁坏先王的法度；从尧舜到秦始皇，大概相隔两千年，因此封建的天下一变而成为郡县的天下。秦以后，虽然盛衰分合没有定数，但汉、唐、宋、明所遇到的外患，不过是匈奴、突厥、回纥、吐蕃、契丹、蒙古，总之都没有离开西北塞外的各个部族。到了今天，泰西各国凭借器物和数学等学问，在海外勃然兴起，行遍天地边际如同经过自家庭院，驾驭风雷如同使用手臂；在环绕大地九万里的范围内，没有一个地方不互派使者、彼此通商，即使让尧舜来治理，也终究不能闭关自守、独自治理天下。如今距离秦汉也已经两千年，于是华夷隔绝的天下一变而成为中外联属的天下。从众位圣人经营几千年到唐虞，从唐虞积累两千年到秦始皇，从秦始皇积累两千年直到今天，所以说总共不过一万年；而世道的变化已经如此剧烈了！世道变化小，治理天下的方法也随之小变；世道变化大，治理天下的方法也随之大变。夏代崇尚忠厚，始于禹；殷代崇尚质朴，始于汤；周代崇尚文治，始于文王、武王、周公；经历几百年后弊病达到极点，就必须改变。有时只经过几十年，治理的方法也不能没有差异。因此，有圣人继承圣人而制度形式不能不改变的情况，也有同一位圣人在位治理天下而前后措施不能不改变的情况。所以只有圣人能够效法圣人，也只有圣人能够改变圣人的法度。他们之所以改变，并不是喜欢变化，而是时势迫使他们不得不变。如今天下的变化已经十分急迫，我私下认为，不变的方法，应当改变今天的制度来恢复古代的精神；反复变化的方法，应当改变古代的制度来适应今天。唉！如果不能审察古今的形势，斟酌应采取的办法，又凭什么挽救弊病呢？我国汇集了历代帝王的成法，其中实行起来没有弊病的，即使万世不变也可以。至于官员俸禄过于俭薄、各部条例过于繁琐、绿营军队十分衰弱、选拔士人还不能完全得到真正有实学的人，这些都是几百年来末流积累的弊病，早已背离了当初立法的本意。稍加变革，弊病就能去除而法度得以保存；不变，弊病就会存在而法度反而灭亡。这几件事，即使没有敌国在周围窥伺，也应当急切地及早办理；如果不知道变革，就会粉饰的多而实际政务少，拘泥束缚严重而各种事务都松弛了。至于西洋各国凭借智力和力量相互竞争，我中国要同它们并立，商业政务、矿业事务应当筹划；不变，便会他们富而我们贫。考察工艺、制造器物应当精益求精；不变，便会他们巧而我们拙。火轮船、火车、电报应当兴办；不变，便会他们迅速而我们迟缓。条约章程的利弊、人才才能的优劣、兵制阵法的变化，都应当研究；不变，便会他们团结而我们孤立，他们坚强而我们脆弱。过去蚩尤制造兵器侵暴诸侯，黄帝才开始制造弓箭和指南车来战胜他。太公被封在齐地后，鼓励齐国女子把纺织刺绣做到极其精巧，发展鱼盐业，于是海、岱之间的人都收敛衣袖前来朝见。黄帝、太公都是圣人，他们治理天下国家，难道只是为了追求富强吗？但是既然处在邻国敌国之间，富强的方法就有不能废弃的地方。有人说：以堂堂中国却去仿效西方人，岂不是要用夷狄的办法改变华夏吗？这不对。衣冠、语言、风俗，是中外不同的地方；借助自然造化的灵妙来便利百姓生活，是中外相同的地方。西方人只是偶然先得到发展的条件罢了。怎么能把天地将要泄露的奥秘，说成西方人独自占有呢？又怎么知道一百几十年以后，中国不会反过来超过他们呢？至于赵武灵王学习骑射，汉武帝学习造楼船，唐太宗驾驭蕃将，使他们与内臣同等相待，其中都含有深微的意义。如今如果确实吸取西方人的器物、数学等学问，用来保卫我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使西方人不敢轻视中华，我敢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重新生在世上，也未必不会这样做。这种道理也必然会逐渐传播到八方荒远地区，这才是所谓用华夏的办法改变夷狄。又有人说：变法应当务求胜过别人，而不应当只求追赶别人。如今西方的制度优越，而我们学习它们的弊病，是带着弊病跟在别人后面；这样怎么谈得上制胜呢？这也不对。想要胜过别人，必须完全了解对方的方法，然后才能改变；改变之后才能胜过对方，不是呆呆地端坐着就可以战胜别人的。如今看见别人走在我们前面，卑怯地说不屑于跟在别人后面，那就连半步也无法移动了。况且他们集合几百万人才的力量，投入数千万亿的金钱，穷尽年岁、历经世代，然后才得到这些成果；现在我们想在一天之内胜过他们，能做到吗？不能吗？江河从细小水流开始，高山从一筐土筑成；佛法从天竺传来，却在东方兴盛；算学起源于中华，却在西方精密。以中国人的才智来看，怎么会不可能胜过西方人呢？关键只在于掌握激发和运用这种才智的工具。唉！世道的变化没有穷尽，圣人驾驭变化的方法也随之没有穷尽。生在今天的时代，却拘泥于古代的制度，就像处在神农氏的时代却还吃生毛饮血，处在黄帝的时代面对蚩尤的暴虐却徒手搏斗，还说这是守持上古圣人的法度；这样做而不疲惫跌倒的，能有几个人呢？而且今天应当变通的制度，何尝不是参照了古代圣人立法的精义呢？

译○枪炮说（上） 自从枪炮兴起，弓箭、戈、矛的战术便废弃了，战阵胜负的规律同从前大不相同，就连评论将领才能的标准也不同了。古代杰出的将才，如项羽能够拔山扛鼎，他的气势本来就盖过一世的人。至于汉代的黥布、彭越，蜀汉的关羽、张飞，唐代的褒国公、鄂国公，明代的常遇春、傅友德等人，都凭武勇在当时显名，奋力建立奇功。即使岳武穆将才天成，百战百胜，他的武艺超群，也确实不是同时诸将所能相比的。战争靠的是勇气，所以自古以来凭勇气取胜的，十次常有七八次。如今的决战却不是这样。假如有虢国那样勇猛无比的将领，遇到快枪和精炮，也不能不死在飞射的铅弹之下；即使是能够拔山扛鼎的英雄，又有什么用呢？过去粤寇作乱时，将领人才辈出，塔罗、杨、彭、多、鲍等诸位将领，出生入死，撤去掩护，站在群敌最密集的地方而不躲避，因此能够屡战屡胜。他们对人说：“炮弹本来就长着眼睛，不会伤害我们。”这也是鼓舞勇敢的一种方法。然而归根究底仍要听命于天，不能完全把胜负归于人的作为。而且当时粤寇所使用的，不过是中国旧式枪炮，或者是西方人已经废弃的枪炮；如果拥有今天最精良的枪炮，恐怕应对它们的方法又会稍有不同。处在今天来谈将才，不能超出筹集军费充足、召集工匠良好、采用的法式精良、操练勤奋这四项。四项都具备，善于运用就能取胜，不善于运用就会失败。智谋和勇气固然不可缺少，但运用勇气的方法已经不同了。至于恩威并用、赏罚一定兑现、法令简明严肃，这确实是用兵机要中最优先的事项。这一点又是古今不变、中外不变的。○枪炮说（下） 泰西各国枪炮的精良之处不超过四端：一是威力猛烈，二是发射迅速，三是击打准确，四是射程远。各国耗尽人才和财力，苦心经营数十年，于威力、速度、准确、射程四大方面，都各自达到极高程度。如今那些杰出人才和巧手工匠，深入精研、苦心思考，大概还没有停止。有人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西方各国在这四方面的精进将永无止境，恐怕再过几十年，今天所谓的精枪利炮又会变成废物了。我不这样认为。万物生长各有止境：人的身高七八尺就停止，大象、犀牛、马、骆驼身高超过一丈就停止，古人说千年古木高数百寻也就停止。西方枪炮大概已经达到极限，不可能再有进一步精进的时候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最精良、最锋利的枪炮，如果想再增加威力，必然会有转移困难、过于沉重的弊病，也会有不能多次发射的弊病；如果想再加快速度，必然有弹药很快耗尽的弊病，也会有来不及瞄准命中的弊病；如果想再提高准确度，必然有运转不灵的弊病，也会有应机迟钝的弊病；如果想再增加射程，必然有视力看不到目标的弊病，也会有弹丸力量减弱而坠落的弊病。因此，想要提高其中一项的优势，反而可能成为另外三项的累赘。而且超过某一方面的优势，也必然会有力量穷尽之处，利益不能胜过害处。这就是我断定今天枪炮的威力、射程、准确度已经达到不能不停止的境地的原因。至于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变通，观察时机而有所增减，大概无论制造者还是使用者，都有不能停止的事情；但它们所受的范围限制，本来就不可能超越。有人问：百代以后，事情久远而技术迁变，机会成熟而智慧增长，假如能够另创新法来制服枪炮，那么枪炮可以最终废弃吗？回答说：道理上当然有这种可能，但那终究是在百代以后，不是我所能预先猜测的。○条议一则 自从中外交涉以来，中国士大夫拘泥于成见，往往高谈气节，鄙弃洋务而不屑谈论；一遇到事变，就不知如何应对。那些处理事务时熟悉洋务的人，又往往只是通事一类和市井中的强横之徒，除了声色货利之外什么也不知道，这就是特殊人才难以得到的原因。如今想使人才奋发而起，必须让聪明杰出的士人研究当时的事务，然后才可以。过去汉武帝下诏选举才德优异、可以担任将相以及出使绝域的人。似乎应当略微仿照这个意思，另设一科，命令内外大臣各自推荐所知道的人，也不必规定名额。新科进士、大挑举人、优拔贡生中，如果有通晓洋务的人，也允许大臣保荐，仿照学习河工的先例，另行录用。任用他们的方法是：胆识和才智都优秀、善于辩论的人，适宜出使；熟悉各项条约、操守廉洁的人，适宜办理税务；才略练达、风骨峻整的人，适宜任海疆州县官。及早寻求人才，任用就不会穷尽。士大夫的见闻既然熟悉，也可以转移社会风气，不再从事空谈。

译○海关征税叙略 总税务司赫德让驻英税务司金登干送来光绪十八年的海关贸易总册。我接过来阅读，条目分明、系统清楚。这一年征收的税款，共有进口正税银四百五十九万余两，出口正税银八百二十五万余两，复进口半税银八十二万余两，洋药税银二百二十八万余两，船钞银三十八万余两，内地半税十四万余两；江汉关征银一百八十九余万两，闽海关征银一百六十八万两余，潮海关征银一百四十八万余两，浙海关征银一百二十五万余两，九江关征银一百零四万余两，厦门关征银九十七万余两，芜湖关征银七十余万两，津海关征银六十九万余两，淡水关征银六十三万五千余两，镇江关征银六十三万一千余两，山海关征银五十四万余两，九龙关征银四十七万余两，台南关征银四十四万余两，拱北关征银三十八万余两，东海关征银三十三万余两，北海关征银二十五万余两，重庆关征银二十万余两，宜昌关征银十一万余两，琼海关征银九万八千余两，蒙古关征银七万三千余两，瓯海关征银三万六千余两，龙州关征银一千七百余两。以上二十四关征收的总数，就是前面七项征收的总数。近年上海、广东等关税收所以更加旺盛，是因为把洋药厘金合并征收的缘故；闽海关、汉口等关税收所以逐渐衰减，是因为茶叶销路日益衰落的缘故。总计这一年进口洋货，价值银一万三千五百十万余两，进口正税加洋药税，共得银六百八十八万余两。按每百抽五的税率核对，大体没有太大差别。然而洋药厘金本来还没有包括在内。出口土货价值银一万零二百五十八万余两，出口正税得银八百二十五万余两，已经超过每百抽八的数额。所谓每百抽五与实际不符，是因为土货的价格已经比最初制定税则时的价格大为降低了。大概是丝和茶这两种货物造成的。我曾经考察过财用盈亏的原因。大凡土地肥沃，物产充足，土地广大、百姓富裕，商货所趋集之处像水流归入深谷一样，税收就会丰厚。又或者众人勤劳，工艺精良，流通的货物日益广泛，成为远方日常生活所必需，税收也会丰厚。又或者土地虽然贫瘠，却专门出产一种东西，如丝、如茶，居民守持固定产业，远方的人听说后欣羡而来，税收也会丰厚。又或者扼守交通要道，因利乘便，开发山林矿藏和海洋资源，成为开发天地自然宝藏、汇聚钱财运输的地方，税收就会丰厚。这几种情况，都贵在考察当地地形、开发当地风气，尤其要观察大河水道的经纬脉络，以决定各地商人是否能够辐辏汇集。上海扼守长江要冲，所以税收最多；广州扼守粤江要冲，所以次之；汉口扼守汉江要冲，福州扼守闽江要冲，所以又次之。北方河流湍急、泥沙淤积，不便行船，所以即使黄河又大又长，也独独没有税收极其兴盛的关口。增加财富的源头，既随地势，也随着人的作为和天时而变化。至于核查各地所征税款，还可以借此考察当地交通的通达或偏僻、百姓的贫富、物产的衰旺以及年岁的丰歉。所以我摘录记下它的大概情况如下。○海关出入货税叙略 光绪十八年，进口洋药价值银二千七百四十一万余两，洋布、羽绫、棉纱、棉线价值银五千二百七十万余两，呢、哔叽、毡、绒价值银四百七十九万余两，钢、铁、铜、铅、锡价值银七百十三万余两，米价值银五百八十二万余两，煤油价值银五百零四万余两，海货价值银五百二十万余两，煤价值银二百万余两，自来火价值银一百四十二万余两，其余杂货的价值各有数十百万两不等。洋货总价值银一万三千五百十万余两，其中纱、布、呢、羽等几乎占进口货价值的一半，洋药也几乎占四分之一。对于中国来说，应当制定的方略，是设法逐渐杜绝洋药来源，并劝导商民，仿照西方办法织布纺纱，这是第一要务。其次是开矿，其次是炼铁，其次是仿织呢、羽、毡、绒，其次是仿造火柴以及制造炼制煤油。社会风气一旦开通，致富的办法也就全在这里了。出口丝、茧价值银三千零三十四万余两，绸缎价值银七百九十六万余两，茶价值银二千五百九十八万余两，棉花价值银五百零八万余两，草帽缏价值银二百零五万余两，糖价值银二百零七万余两，纸价值银一百五十七万余两，席价值银一百二十九万余两，豆、鞭炮价值各银一百十八万余两，瓷器窑货价值银一百零八万余两，其余杂货价值各有数十百万两不等。土货总价值银一万零二百五十八万余两，丝、茶两项是大宗，几乎占土货价值的十分之六。如果想整顿土货，仍然必须把力量集中在丝、茶上，这样才可以抓住纲领。其余如棉、糖、纸、席、草帽缏等物，如果能够根据具体事务加以研究，随时整理，也会有很大益处。此外，土货等铁路开通以后，必然会在无意中畅销，例如草帽缏之类就是这样。我查考光绪元、二年间的约价，进出口货物大致足以相抵；如今把出口货物同进口货物相比，中国要付出银三千二百五十余万两之多，这是为什么呢？近两年进口洋货、洋纱的价值，比光绪元、二年间的价值超过约三千四百万两，因此中国亏损的银两，都是纱布畅销造成的。从此中国织妇、机女束手而陷于饥寒的，不下数千万人，难道是小事吗？还说劝导百姓纺纱织布可以缓办吗？我又听说纺纱的效益超过织布。如今日本举国经营纺纱，已经获得丰厚利润；即使是华人自己织的布，也乐于购买和使用洋纱，因为洋纱价格低、质量好、容易销售。所以华商偶尔设立一两家纺织厂，也没有不获利的。那么，负有倡导责任的人，为什么不劝商民购买机器、设立工厂，先仿照西方办法纺纱，以求逐渐发展到织布呢？

译○海关出入货价叙略 这一年由英国运来的货物，价值银二千八百四十七万余两；由香港运来的，价值银六千九百八十万余两；由印度运来的，价值银一千三百八十六万余两；由新加坡运来的，价值银一百九十一万余两；由澳大利亚、大浪山、加拿大运来的，价值银一百零一万余两。以上由英国及英国属地运来的货物，总价值银一万一千五百四十八万余两。由中国运往英国、香港、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大浪山、加拿大的货物，总价值银五千五百六十万余两。进出口相比较，中国亏银五千九百七十万两。由美国运来的货物，价值银六百零六万余两；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价值银一千零七十八万余两。进出口相比较，中国盈银四百七十二万余两。由欧洲各国运来的货物，价值银五百十二万余两；由中国运往欧洲各国的，价值银一千七百十六万余两。进出口相比较，中国盈银一千二百零四万余两。由俄国运来的银货，价值银五十五万余两。从中国运往俄国的货物，价值白银七百零四万多两；出入相抵，中国赢得白银六百四十九万多两。从日本运到的货物，价值白银六百七十万多两；从中国运往日本的货物，价值白银八百零五万多两；出入相抵，中国赢得白银一百三十五万多两。从澳门运到的货物，价值白银三百一十七万多两；从中国运往澳门的货物，价值白银一百六十八万两；出入相抵，中国亏损白银一百五十万多两。从小吕宋、越南、暹罗、爪哇、埃及五国运到的货物，价值白银三十一万多两；从中国运往这五国的货物，价值白银一百八十六万多两；出入相抵，中国赢得白银一百五十五万多两。总的来看，中国的白银大量耗损于英国及其属地，却从通商各国那里销货获利。然而亏损的地方多，获利的地方少，形势上仍不足以相抵。因此一年之中亏损的白银竟多达三千二百五十余万两。中国茶叶销往英国的数量逐年减少，销往俄国的数量却逐年增加。俄国使用茶叶，虽然还赶不上昔日的英国，但中国茶叶不至于滞销，是因为俄国人把它运用起来了。中国货物在日本销路畅通，是因为日本纺纱业突然兴盛，不能不使用中国的棉花。这大概就是中国和日本共同分得其中利益吧。如今谈论时务的人，动不动就说英国人耗损蛀空中国，很想联合俄国来排斥英国，这种见解和儿童没有区别。百姓之所以乐意购买这些货物，都是因为它们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而且质量好、价格低。人们不使用它时，即使是君主和父亲也无法劝使他们使用，对于远方的人又有什么爱惜呢？人们必须使用它时，即使是君主和父亲也无法禁止他们使用，对于远方的人又能怎么样呢？尤其是日本近二十年来专心致力，研究工商之利，终于能够仿造洋货和华商的货物，质量好、价格低，几乎超过原货。英国人不但不加以阻挠，反而极力称赞。中国乐意使用这种货物的情况，到处都是。中国土地广阔、物产丰富，人工又很便宜，是日本的数倍，如果真懂得如何防止英国人耗损蛀空中国，哪里还需要什么？日本已经有成功的办法摆在那里，又何必采取不能实行的下策呢？有人说，中国虽然亏损白银三千二百五十万两，但各海关收取的税厘已经有二千二百六十多万两，再加上洋商自行雇用牙侩，进口每厘七分、出口每厘八分，所花费用共计一千数百万两，这些钱都落入中国人手中。用这些来抵补那些损失，中国还赢得几十万两，这样看来，中国的白银未曾有一丝一毫流入海外。这话又不对。考察光绪元年，货物进出口相抵，中国货物还赢利一百多万两；把关税和费用合计起来，中国当时反而多得白银二千多万两。当时每年赢得二千万两白银，中国却还日益贫困耗损，何况处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呢？所以不能不赶紧设法解决。这是治理百姓的政务，是保卫国家的根本，也是居上位者的责任。

译统筹南洋各岛，请设立领事官保护华民 奏请英国属埠增设领事官以保护华民，并统筹南洋各岛派员的先后次序，恭敬地缮写奏折，请求皇上鉴察此事。臣私下查考，光绪十二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派遣委员副将王营和、知府余璀，访查南洋各岛华民和商务，奏称：这些委员等走遍二十多个港埠，大约计算英国、荷兰、日本三国所属岛屿，应设总领事的地方有三处，应设正副领事的地方各有数处，总理衙门已经议复备案。光绪十六年七月，臣接到总理衙门咨文称：据海军提督丁汝昌来文说，此次巡洋时，附近新嘉坡的各岛，如槟榔屿、麻六甲、柔佛、芙、石兰莪、白蜡，都还没有设置领事。华商因受到欺凌剥削的苦楚，无不围聚申诉哀求。拟请各设副领事一员，就地选择公正而殷实的商人代理，统归新嘉坡领事管辖。先同该国外交部商定，核发凭照；如果能够办到，实在对华民有益等情由。臣接到后，当即办理文书，照会英国外交部，援照国际公法和各国惯例，声明中国可以派遣领事官，分驻英国属境。等到商议有了眉目，拟再咨文总理衙门，详细筹划妥善办理。臣私下认为，领事这一官职关系重大，而南洋各岛华民众多；如果不从全局统筹，就无法说明一件事情的利弊；如果不兼顾各国，就无法显现某一地方的形势。臣谨慎地综合事情的始末本末，恭敬地向圣上陈述。大凡海外各国，没有不把商务作为富强根本的。凡是在别国通商的港口，必定设置领事来保护商人，遇到苛刻的规章，随时驳斥阻止。因此旅居者能够安心乐业，商务日益兴旺。即使是出游的人员、从事工艺的人，也都能在所到之处有宾至如归之感。而且西洋各国驻在中国的领事，权力尤其大。这实在是因为当初订立条约时，中国不了解外国情形，答应让他们管辖本国侨居中国的商民，和地方官的权限没有区别。洋人每逢有人命、债务、诉讼等案件，都由领事官自行处理，往往牵制我国地方官，使其难以办事。从前中国同各国之间枝节横生，确实也由此造成。然而，即使是在别国不处理政务、仅以保护商务为名的领事，各国也十分重视；稍有交涉，就会筹划设置。树枝树叶繁茂，根本就牢固；耳目广泛，消息就灵通；百姓安乐，国势就伸张，这是自然的道理。中国驻外领事，在英国有新嘉坡领事；在美国有旧金山总领事、纽约领事；在西班牙有古巴总领事、马丹萨领事；在秘鲁有嘉里约领事；在日本有长崎、横滨、神户三处领事，以及箱馆副理事。大概是因为南北美洲和日本各通商口岸，经过总理衙门和出使大臣反复筹划经营，所以设置得比较周密。只有南洋各岛像星星一样分布，形势尤其接近中国，华民往来居住，有的通商，有的佣工，有的种植，有的开矿，不下三百多万人；即使是委员王营和等到过的地方，也已经报告有一百多万人。臣根据平日所见所闻，参考张之洞原奏，计算华民聚居的地方，荷兰、西班牙两国所属，约有四处应专设领事，即苏门答腊的日里埠、噶罗巴、三宾陇等埠、小吕宋；英、法两国所属，约有五处应专设领事，即香港、新金山、缅甸的仰江、越南的北圻和西贡。其他如槟榔屿等处，也可以相机设法，或者由附近领事兼管，或者选择殷实商人担任绅董，授予副领事名义，略给经费，再由附近领事管辖。斟酌经费的盈亏，随宜安排，总的来说花费也不多。就南洋各岛而言，只须设置十几名领事，大体上就已经周全；再略加派遣，合计每年费用应当不超过十万两。臣查考各海关洋税项下，每年提拨一成半作为出使经费，约有白银一百数十万两；而近年各出使馆所需费用，以及游历人员所用费用，合计应当不过六十万两。总理衙门原来的议案，是把这笔盈余留作增派各国使臣的费用。臣愚见认为，西洋一等强国都已经派有使臣，即使二、三等国家，也由各使臣就近兼管，似乎暂时没有必要多派使臣。唯有逐渐增设这十几名领事，便能使商务日益兴盛、百姓财富日益增加；这件事时时都同内政相通，而且可以在极远的地方安慰舆情，不使华人产生失望之端；还可以在无形中收回权利，不给外国人留下讥笑的口实。所得益处与所费相比，何止十倍。臣曾查阅各国贸易总册，以洋货和土货的进出口相抵，每年中国流入海外的白银约一二千万两。又考察数年前美国旧金山银行汇票的总数，每年华民汇入中国的白银约合八百万两上下。虽然那里工资较高，但人数还不是最多；由此推及古巴、秘鲁，便可以知道；推及南洋各岛，也可以知道。中国同各国贸易相衡，亏损很大，但还能够周转，是因为华民出洋所得的利润，足以弥补亏空。倘若这个财源再被堵塞，内地的白银必定更加明显地匮乏，百姓已经极其贫困，臣私下恐怕会有很多事变发生。即使只以新加坡一个港埠来说，设立领事已经十三年，支出的经费还不到十万两，但各省赈捐、海防捐所筹得的钱，实际上已经超过它的数倍。商人和佣工有十四五万人，他们前后携带、汇寄回中国的钱，想来也不下于一二千万两。领事这一官职，在海外虽然没有管辖华民的权力，实际上却负有保护华民的责任。即使妥善订立条约章程，也必须由领事根据所见所闻，同当地官员共同办理；这样洋官也会有所顾忌，土人不敢任意苛待虐待华民。即使驻洋使臣要同外交部争辩，也必定要以领事的报告为依据，才能使洋官有所顾忌。这就是领事这一官职不能不设置的原因，而且已经设立领事的地方，并非没有显著成效。如今华民出洋的利益已经略不如从前，如果确实能够斟酌在南洋各岛增设领事，仍然可以挽回补救，保住原有的利源。

译然而，这件事之所以议论了很久，到现在还很少办出头绪，大概也是因为当初订立条约时，中国不了解外国情况，也不知道华民出洋的人数众多，于是只给外国人在中国设置领事的权利，却没有规定我国在海外设置领事的条文。又因为各国把荒岛开辟成大港，专门依靠招徕华民，而洋人实际上很少；一旦我国设立领事，他们难免有喧宾夺主的嫌疑，也会妨碍他们横征暴敛的行为，所以起初坚决拒绝，后来拖延推诿。外交部以要同所属殖民部门咨商为借口，殖民部门又以对官民不便为说辞；即使说得口干舌燥，最终也拿他们没有办法。这只有身在局中的人才能深知其中的困难。可是局外那些把事情看得过于容易的人，有的说当地可以筹集巨额资金，不必另筹经费；有的拘泥于洋官驻华的惯例，几乎认为一旦设立领事，华民就会归其管辖，竟同管理地方没有区别。这些都是阅历不深，实际上隔膜很多。当局知道事情断难办到，因而不论是矫枉过正的主张，还是认为只会徒然增加费用、没有多少益处的意见，大概都是受了这种刺激才产生的。臣私下认为，对领事的期望如果过于奢求，反而会滋生弊端。领事所收取的身格费、船照费，本来可以略作补贴，实在不必聚敛巨额钱财来招致舆论非议。如今已经设立领事的地方，查验民船、核查民数，本来可以稍稍分割当地官员的权力，实在不必把政权全部揽过来，以引发猜疑。但是如果按照臣以上所陈述的办法去做，不追求眼前的效果，反而效果最大；只须认定主见，中外一心，合力坚持，能争取一寸是一寸，能争取一尺是一尺，随机筹办，必定可以逐步使事情就范。就像新嘉坡最初设立领事时，英国外交部表示要竭力阻挠，当时颇费周折，但到今天仍没有异议。臣查考英国、法国、荷兰、日本四国的属境，其中苛待华民、不愿我国设立领事的，以荷兰、日本两国最为严重，法国次之，英国又次之。荷兰、日本国势都是从前强盛而如今衰落，它们立国的命脉就在南洋各岛。岛上的垦田、开矿、招商、征税等事务，又依靠华民作为根基；只是它们的政令不十分严明，彼此呼应也不十分灵通，洋官往往没有限度地征取，侨居当地的西人又侵侮华民，有的逼迫华民入籍，有的拘禁华民为奴，有的禁止华民往来，有的断绝华民的生计。如果有中国官员在旁据理争辩，终究可以补救一二。虽然商议设立领事之初，他们必定会百般推诿拖延，但我国如果据理力争、顺势引导，始终坚持，我想他们也没有借口来刁难我国。及早筹划，困难或许会逐渐变得容易；错过现在不筹划，容易的事也会逐渐变得困难。想来总理衙门一定还会知照出使美国、日本、秘鲁的崔国因大臣，催促同日本外交部商议，先在小吕宋设立领事，以便按次序推广，来符合原议。至于英国对待我国华民，较为公允；臣观察各国在英国属地设置一个领事，被看作寻常举动，一向没有阻挠。又知道英国君臣有意同中国相互敦睦友好，或许不会在这类事情上稍微显露歧视中国的迹象。最近臣同英国外交部商议，请依照各国惯例，在英国属地酌情派设领事；即使他们不肯很快答应，臣也拟坚持最初的主张，同他们反复磋商。先在香港、仰江、新金山等港埠酌设一二名领事，而槟榔屿等六处，也应考察其地势和人口，从长计议。由此推及法国、荷兰所属各地，也或许较容易办成。臣并非不知道洋人性情坚韧，每商议一件事情，必定有很多波折。然而，只要不怕书信言辞繁琐，不掺杂犹疑不定的意见，不扰乱事情缓急的次序，或许还可以取得一些成效。因为保护周全，民生就会富厚，而不只是发展商务；财用充裕，眼前的忧患就会缓解，而不只是为了经营长远谋略；布置广泛，众人的意志就会联合起来，同时还可以了解敌情；少需向外呼吁，国家体面就会尊重，也就能够消除外来侮辱。臣是为海外数百万百姓着想，不敢稍稍安于缄默。现将英国属埠拟设领事，以及统筹南洋各岛派员先后次序的缘由，恭敬地缮写奏折详细陈述，伏请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谨此奏报。

译振兴百工说 古代圣人掌握制作器物的权力，以此治理天下。包牺、神农、黄帝、尧、舜、禹、周公，都精通工艺政务。所以说：准备齐全物资、使其发挥用途，创制器物来给天下带来利益，没有什么比圣人更伟大的了。圣人制定的制度，把士、农、工、商四民同等看重；工匠处在士、商、农之间，从来没有贵贱高低的意思。虞廷[缺文]拜、垂、[缺文]伯，同禹、皋、夔、稷、契一样都是名臣。《周礼》的冬官虽然已经缺失，但《考工记》一篇记载精密周详，足以看出三代盛世工艺制作并不苟且。周公制作指南针，直到今天人们都共同效法他的办法。东汉张衡的文学在当时首屈一指，他制造的仪器，不是后人思考和努力所能达到的。诸葛亮处在伊尹、吕望一流人物之间，他所制作的有木牛流马、诸葛灯、诸葛铜鼓，无不精巧绝伦。宋、明以来，专门崇尚时文、帖括之学，除了这条路便没有进入仕途的途径，于是轻视农、工、商而过分重视士人。又只把攻习时文、帖括看作士人才能的全部，而对其他学业茫然无知；下至工匠，都斥为粗俗卑贱之流。时间一久，风俗逐渐形成，竟然好像不是性情粗鄙、品格低贱的人，就不会去做工匠。于是，从中古以前以来，关于智力创造和技巧传述的事情，寂静无闻了。泰西的风俗以工商立国，大体上以工业为根本，以商业为作用；这样看来，工业实际上又处在商业之前。士人研究其中的道理，工匠完成实际的功效，那么工匠又兼有士人所做的事情。我曾仔细考察泰西各国兴盛的原因，几十年来，为什么有那么多优秀的工匠呢？制造铁路、火车的工艺，创立其学说的有罗哲尔、诺尔德，后来研究并使它驶向远方的人，更不是一家。制造火轮船的工艺，开创其端绪的有迷路耳、代路尔、基明敦；后来变通改进、使其发挥全部效用的，也不只一种。电报技术最精密的，有嘎刺法尼、佛尔塔、倭斯得、倭拉格、安其尔。炼钢工艺中最负盛名的，有西门子、马丁、别色麻、陪尔那、回特活德。制造枪械的工匠，有林明敦、芸者士得、毛瑟、享利马梯尼。制造火炮的工匠，有鲁克伯、阿模士庄、荷乞开司、那登飞。其他制造船舰、钢甲的工匠，有德国的伏尔铿、英国的雅罗、法国的科鲁苏。制造鱼雷、火药的工匠，有奥地利的怀台脱、德国的刷次考甫、德国的杜屯考甫。他们每当创立一种方法、兴办一家工厂，无不学识参透自然造化，思虑通达鬼神。往往有人读书数万卷、试验操练数十年，然后才能开创自古以来的一种绝艺；往往还有祖孙父子，积累几代人的财力和精力，然后才能为百姓创制一种美好的利益。因此国家给他们颁发凭单，使他们独自享有这种利益，于是可以立即获得千万巨富。又有的因为他们的功勋劳绩而加以奖励，赐给封爵；即使官位做到将相，也没有不和他们平等相待的，并且有自觉不如他们的惭愧之意，于是还可以兼得宇宙间的盛大名声。泰西百工能够开发万物、成就事业，使国家能够富裕、强盛、壮大而长久，是因为朝廷和民间上下都敬重、仰慕、扶助、辅翼工匠，并以此来激励他们。有人看见这种情形，认为它同今天的中国正好相反；我却认为，它正好同古代的中国相符合。中国如果果真想发愤图强，那么振兴百工、预备百姓日常所需，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想要劝勉百工，必须先破除一千多年来科举之学的界限，朝廷和民间上下都逐渐改变轻视工匠、尊重士人的心态；这就要暗中考察三代上古圣人的用意，再稍稍参考西方办法，斟酌采用，或许风气自然会改变，人才也会日益涌现。

译治理学术在于专一精深说 中国上古时代的贤人，和百姓一起耕种来取得食物，亲自做饭并治理政务。孟子讥讽这种做法把大人的事情和小人的事情合并为一。这大概是洪荒朴陋的时代，文明还没有开启。后来耕作、纺织、陶冶等事情不能不分工，分得越多，技艺就越精。因此，即使像禹那样的圣人，也专门担任司空；像皋陶那样的圣人，也专门担任士；像稷、契那样的圣人，也专门担任司农、司徒，甚至终身不更换官职，这就是唐虞盛世的原因。管子称这种做法合乎天才，他教导百姓的方法不过是：士人的子弟常做士，农人的子弟常做农，工匠的子弟常做工，商人的子弟常做商；这就是齐国能够称霸的原因。宋、明以来，逐渐失去了这个道理。自从选拔士人专门采用时文、试帖和小楷，仿佛只要精通自己的技艺就无所不能，结果到了极点反而一无所能。在京城做官的，忽而任户部，忽而任刑部，忽而任兵部，始终没有固定职务；在地方做官的，忽而到齐、鲁，忽而到吴、楚，忽而到蜀、粤，始终没有固定居所；忽而治理河道，忽而督办粮运，忽而管理盐务，也始终没有固定官职。古代圣人经营数十年尚且不敢自称已经取得成效，如今却希望普通人在几年之内尽行完成自己的职守，难道不是很困难吗？泰西各国很不同于此。外交一途，从随员到领事、参赞、公使，逐级荐升为全权公使或外交大臣，几十年不改变其所任。军政一途，从百总到千总、都司、副将，[缺文]升为水陆军提督或兵部大臣，几十年不改变其所学的专业。其他人有的精通工程，有的精于会计，有的熟悉法律，有的研究畜牧和采矿，都依靠各自的专长，充分发挥作用，彼此不混杂，也不相互妨碍。士人所研究的，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天学、地学以及一切格致之学；而一门学问之中，又往往分为几十、上百种，甚至几代人也不能穷尽其业。工匠所学习的，有金工、木工、石工、皮工、骨角工、羽毛工以及设色、搏填等；即使一门技艺之中，也往往分为几十、上百种。比如制造火炮，只是金工中的一件事，但炮膛、炮门、炮弹、炮架等分工就不下几十项，各有专业而不混杂。制造船只，只是木工中的一件事，但船板、船桅、船轮、船机等分工也不下几十项，各有专家而不相互侵夺。所以近年购买和订造船炮，往往由承办的一个工厂向各个工厂分别购买船料，再汇集组装成器，这样制成的器物反而更加精良。我认为，西方人不过是略微实行了管子思想的本意并加以推广；治理方法如此，学术方法也如此，难怪他们能够迅速达到富强。中国承受宋、明以来积累的弊病，日益走向贫困衰弱；贫弱到了极点，恐怕会导致衰败。要筹划振兴的良策，寻求自我治理的要图，也只能详细考察唐虞以来、宋明以前的好办法，逐渐扩充并略加变通，这样就可以了。

译矿屯议 如今天下日益趋于贫困的原因，大体有两个：一是商务不兴盛，利益流失到国外，就像水逐渐渗漏而人们不知道；二是矿政没有整顿，货物被弃置在地下，也像水逐渐干涸而人们不知道。天地生养人的物资和火化的用途，没有比煤更重要的；转运和制造器械的用途，没有比五金更重要的。这是中外都不改变的形势。中国关于采煤的方法，虽然研究得还不精密，但民间还有人从事。至于开采五金的方法，已经废弃很久，没有人讲求。《周礼》设有矿人一官，掌管金、玉、锡、石产地；如果按时开采，就绘制这些地方的地图交给他们。可见古代圣人规划治理天下，为百姓谋求利用资源、丰厚生活，筹划得极其周详。《汉书·地理志》记载，各州郡设有铜官、铁官的地方总共有几十处。直到唐、宋，一直没有不采集五金的；这些事情不时见于史传。自明朝后期以来，把矿税当作厚重搜刮的开端。宦官四处出动，征求没有限度，各级官吏又借此苛派百姓，天下骚动不安。当时既然受到这种弊害，后世便相互告诫，不敢再议论开矿。这就是矿政没有整顿的原因。近数百年来，天地间精华英秀之气郁积而不能发扬。乡里的土豪和无业游民，于是竟敢纠集党徒开矿，作奸犯科，抗拒官吏。幸而把他们驱逐了。当事者担心他们容易聚集而难以解散，不得不封闭矿洞，把它作为永久的严禁，于是矿政更加没有整顿。按照前一种说法，弊病在于所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借开矿之名来牟利，却没有开矿的实际，这固然不应因为一次噎住就废止进食。按照后一种说法，弊病在于把宝藏弃置不用，反而让违法之徒想要起来抢夺。要防止违法的百姓，就应先收取自然资源的利益。只要上面有治理它的办法，百姓自然难以逃到法律之外。然而还有人拘泥于旧有看法，或者怀疑这是多事，也可以说是不明察当时形势是否适宜。百姓对于五金的用途，一天也不能缺少，一个人也不能没有。如今天下这样广大，而所使用的铜铁都要依赖海外供应。至于金银，像英国、美国所属的新金山、旧金山，每年从矿中开采出的就有数千万，哪里只是把它们当泥沙一样取用。中国没有生产它们的方法，只靠古代留下的存量相互转运，而现在也已经用得一丝一毫不剩。通商以来不过三十年，外国日益富裕，中国日益贫困；再过几十年，就更加难以支撑了。这难道可以不筹划振兴的办法吗？况且中国矿产的丰富，在地球各国中居于首位。如果善于开采、善于使用，当然大有可作为。至于讨论开采的方法，除了官办、商办分别经营之外，只有矿屯这一办法最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除天下额设的绿营之外，每省各有防营。没有战事时坐食粮饷，既耗费巨额军饷，撤掉他们又不足以树立威势、消除祸患，反而向邻国显示弱小。因此新疆的豫军、畿辅的淮军，无不经营屯田，以补助军粮。其他如河防、水利、炮台、城墙等工程，也往往借助各营之力。这确实是节省财用、斟酌调剂盈亏的重要办法。臣听说西南的滇、黔、楚、粤、陇、蜀诸省，五金都出产，宝藏之气充积。若果真选择矿苗最旺的山，每省先拨一二营，试行开采冶炼，以此开创新的风气，再逐步推广，就有六种好处。过去听说雇工开矿，一个人所得，刚好足够供养一个人；如果得到优质矿藏，就会有盈余。营勇开矿，计算每名士兵一年所得，即使不能抵偿所支出的军饷，如果只能抵偿十分之五六，也可以节省一半营饷。矿屯逐渐增多，节省的数目就非常大。这是第一种好处。士兵闲散无事，渐渐养成骄惰习气，扰动乡里；现在让他们在操练之余学习矿务，使他们在山谷之间勤劳活动，还可以保持他们朴实勇敢的气质。第二种好处是：矿产都在穷山绝岭、辽阔偏远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分驻各营，苗民、蛮民就会产生畏服之心，流窜的匪徒也会断绝占据的企图。第三种好处是：官办、商办开矿，筹集资本最困难；筹集资本困难，尤其以工费所占数额最大。营勇有定额军饷，开始经营时只须购买机器、聘请矿师，成本较轻，事情就容易办成。第四种好处是：矿务兴起后，运输必定需要舟车，淘洗冶炼必定需要工匠，这未尝不是小民谋生的资本。第五种好处是：无论金、银、铜、铁，中国出产的逐渐增多，海外输入的就逐渐减少。一年计算也许不足，几十年计算就会有余。第六种好处是：有了这六种好处，矿屯的举措尤其胜过官办、商办经营，这是很清楚的了。至于选择将领、选任官吏、联络民情、制定规制，就要依靠各省大吏考察形势、访求人才，再根据事情的轻重来决定，成效的大小也由此判定。从前宋代苏轼治理徐州时，以利国监为铁官所在地，商人聚集在那里，共有三十六座冶炉，每座冶炉有一百多人。采矿、代替木炭冶炼的，很多是强悍凶猛的人。苏轼想让各冶户拿出十个人，借官府名义，授给他们刀矛，教他们击刺，每月在官府庭院集合检阅试练，以等待大盗来犯。这是把强力寓于富裕之中的办法。矿屯的主张，则足以把富裕寓于强力之中。推广实行，能够使一方富裕，也能够使天下富裕。譬如疏导水流的人引出泉水，使它滚滚而来、永不枯竭，哪里还会有泄漏干涸的忧患呢？

译《拙尊园丛稿》序 光绪十九年秋，我的朋友黎君莼斋搜集自己所作的古文一百多篇，邮寄到上海，交付石印；又寄信到海外，向我征求序文。我同莼斋相识很久，怎么敢以自己文才不足为辞推辞呢？同治元年，莼斋以廪贡生的身份响应毅皇帝求言的诏令，上书议论时事一万多字。当时河内李文清公棠阶以著名儒者进入政府，建议应当提拔任用莼斋，以此向天下表示风尚。适逢曾文正公驻军安庆，在江南进剿粤寇，朝廷命令莼斋以知县身份发往安庆大营差遣。中兴的新政中，颇有采用莼斋意见的地方。天下人因此诵读莼斋的文章，并想见他的为人。过了两年，我进入曾文正公的幕府。文正告诉我，幕中遵义的黎君和淑浦的向师棣伯常都可以交往。我开始同二位以学业相互砥砺。伯常志向豪迈、才力强健，不幸遇病去世。莼斋为人恭谨谦逊，像身体弱得不能胜衣；但意气奋发向前，仿佛认为奇功伟业都可以凭借努力取得。文正的看法却不这样。不过他常常以文章之事奖励勉励幕僚；一见面便称许我有议论政事的才能。他说莼斋生长在边远地区，文章很有坚强之气，能够锲而不舍，这些都可以成就一家之言。他平常教诲别人，认为将相是天下共有的器用，时机到来就去担当；即使有扭转乾坤的功业，偶然建立起来，也不过像太空中浮云的变幻、沧海中怒涛的起灭，不应以成见执着于此。文章是道德的钥匙，是经世济民的车乘。自古以来，周文王、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这样的贤人，以及葛洪、陆贽、范仲淹、司马光这样的才俊，很少有不借文章流传后世的。如果能够探究文章的奥妙，足以修养自己、教化世人；舍弃这条道路，又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那时，幕府中才俊云集，兼收并蓄。其中研究古文辞的，如武昌张裕钊廉卿，思考精深；桐城吴如纶挚甫，天资高超俊逸。我和莼斋都深感自己远远赶不上他们。文正去世后，同人散往四方，很少互通音问。莼斋虽然同我相隔遥远，情意却更加亲密。相距数万里，常常还能互相寄达亲笔信；彼此有无，没有不相通的，仕途升降没有不相互关心的，文章技艺没有不相互质疑切磋的。莼斋离开幕府后，在各州县沉浮近十年，充任出使英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的参赞又五六年，颇因才用未尽而郁郁不乐。不久，天子突然任用他为出使日本大臣。任期将满时，忽然遭逢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再次起用。前后总共奉使六年。正好遇到朝鲜发生内乱，强邻暗中集结战舰，将要驶往袭取朝鲜国都。莼斋侦知此事，秘密用电报飞马报告。我当时正在署理北洋大臣张靖达公的幕府，竭力劝说迅速派出兵轮，由大将统领，风驰电掣般前进，于是擒获敌军首领而归。敌军只不过迟到半天。等他们到达时，朝鲜内乱已经平定，他们接受盟约后退去，朝鲜因此无事。如今傅相合肥李公追论莼斋过去的功劳，天子简拔授任他为川东兵备道，监督重庆新关。莼斋到任做官两年，各项筹划都卓然可观。他来信说，自己一生的志向和事业，到老仍没有成就，心中似乎有未能满足之处。莼斋啊莼斋，为什么不追念文正的话，却还要这样不能自得呢？我从前在幕府盘桓，静静观察世事变化，将近二十年；出仕任事到现在也有十年，这才知道文正的议论确实没有欺骗我。大凡治理国家、处理世务的各种事情，时机已经到来时，我一经措置，各方面的推动帮助就会纷纷而来，并不一定是因为权位尊重；时机还没有到来时，我极力经营，各方面的阻挠者也会纷纷出现，并不完全是因为权位轻微。莼斋只须把那些难以由自己作主的事情放下，静心等待时机，珍惜自己本来具有的东西，姑且自得其乐，也就足够了。莼斋写文章，严格遵守桐城派的义法；他研究事理、辨析神韵意味，则以求阙斋为老师。他的文章共六卷，题名为《拙尊园丛稿》，仓促之间还来不及抄录给我看。然而莼斋的文章，大半都是我亲眼见过的；其中卓然杰出的篇章，至今仍在我心中往来。这些文章是可以流传的。《出使四国奏议》序 奏议，是古文的一种体裁。从前曾文正公选录奏议，宗法贾长沙、陆宣公、苏文忠三家。《鸣原堂论文》专门评论奏疏，也已经探究了它的范围并揭示了它的奥妙。大概古今奏议，推重西汉为最高典范；至于气势的盛大、事理的显明，尤其没有比贾生的《陈政事疏》和刘子政的封事更好的了。它们忠诚爱国、恳切真挚，发自人的至性。诸葛武侯的《出师表》，规模宏远，有古代诰谟的遗风，都可以同贾生的文章相辅相成，可惜这样的作品并不多见。汉代以后，文章和文道衰落，风骨逐渐减少。唐代韩愈、柳宗元虽有作品，但奏事文章并不多，这是受官位和时代所限。陆公用骈偶的体式运转单行文的气势，文正说他的义理精密，便可同濂洛诸儒相媲美；气势盛大，也可以同韩愈、苏轼并驾齐驱。这实在不是虚妄之言。苏文忠一生写奏议都效法陆公。大概向君上陈述政事的文体，应当条理通畅、开朗明达；能够做到这样，也就足够了。贾长沙精究利害，陆宣公深研义理，苏文忠审察人情，三家各有深厚造诣。文正以他们为宗法，确实是恰当的。臣私下又认为，文正的奏疏参用近代奏牍的格式，运用古文峻拔洁净的气势，实在是六七百年来奏疏中的绝调。我每每想删去幕客代拟的作品，只保存文正亲笔所写的奏疏，汇抄成几卷，作为私下揣摩学习的资料，但仓促之间最终没有办成。然而奏疏这一体裁，前有贾长沙、陆宣公、苏文忠三家，后有文正，都是福成所敬仰并始终不忘的。过去在幕府时，我曾经删改奏牍，那些全都是代作的。自从奉使四国以来，忝列京卿，有上奏政事的责任；但凡不属于使职范围的事情，都不敢妄自陈述。癸巳年秋天，任期届满将要回国时，在行李箱中得到奏疏稿几十篇，稍微删去那些遵循惯例的作品，整理为两卷，等待请当代人士评定，也用来作为自己的镜鉴。唉，经世济民的事务无穷无尽，世事变化每天都在更新。如今各方面的海外诸国情状，是贾公、陆公、苏公和文正所没有见过的。福成既然见到了四位贤人没有见过的事情，那么凡是应当说的，也都是四位贤人没有来得及说的。正因为是四位贤人未曾说过的，处在今天的时代，就更加不能不说。哪里能够使四位贤人起身于今日，抒发他们宏伟的谋略，来启发后人弥补不足呢？古人虽然已经逝去，但事理却相同。论说事情的人不能因为事情是古人没有熟悉的，就认为奋笔撰写文辞可以不向古人学习。这就是福成更加仰望四位贤人的原因。光绪十九年冬十月，无锡薛福成在英国伦敦使馆自序。

译《出使四国公牍》序 公牍的文体，向下级报告上级的文辞叫“奏疏”；平级之间相互告知的叫“咨文”；虽属平级而略微表示不敢抗衡的，叫“咨呈”或“札文”；上级行文给下级的叫“批答”。用于地位稍低但并非所属机关的，叫“照会”或“书函”。上下级和平级都可以通行的文书叫“详文”；由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报告的，叫“禀牍”。官位在两司以上的，可以不使用这些文体。大臣出使时，有用洋文写成的照会，那是本国使臣向外国外交大臣发出的文辞，也就是两国之间相互告知的文辞。执笔的人应当审察时机形势，辨明真伪，研究条约，熟悉国际公法。掌握其中的【原文“▯”字疑误】对方就会向我们屈服；失去其中的【原文“▯”字疑误】，我们就会向对方屈服。是非在这里得到辨明，利害在这里显现，强弱在这里分出，实在是掌握出使事务最重要的纲领。出使事务有了头绪以后，再叙述其大概，上奏、发咨、发札；意思有未能表达清楚的，就再写信加以申说。这些全都是公牍。所以凡是办理出使公牍的人，必定特别谨慎对待洋文照会，而各种公牍文体也都是由它发展出来的。电报虽然是过去没有的，但近来筹办公务的关键，大半都包含在这里，因此也应当列入公牍之中。所以也应当把它列在公牍之中。我奉命出使海外，经历了四个寒暑。将奏疏稿录存下来，编成一集，又收集咨文、书函、札文、批答中稍微关系到国家计划和百姓生活的，以及洋文照会和电报，分别编存为八卷，时常自行阅览，以备考察借鉴。自从我国同东西洋各大国互派使节以来，凡是用来考察政事风俗、联络邦交、维护权利的事务，颇获得了一些无形的益处。然而出使职责难以称职的原因，大概是中国的风气刚刚开放，过去的达官贵人不懂外事，动辄被西方人欺骗。西方人习惯于过去的做法，往往把他们不敢施加给西洋各国的手段施加给中国。作为使臣，于是不能不与他们争辩。争辩稍微缓和，他们一定轻视我们而不予理睬；这种弊病在于害怕惹事。争辩过于激烈，他们一定借端责难我们；这种迹象又像是在故意生事。近来当权者愿意生事的较少，而习惯害怕生事的较多，所以失于刚强的常常少，失于柔弱的却常常多。我生性憨拙，每逢遇到交涉大事，总喜欢【原文“▯▯”疑误】争辩。争辩所凭借的手段，必定以洋文照会作为开端。有时用力过猛，对方或许会恼怒而停止谈判。但我从来没有不能自行转圜，也从来没有不使对方稍微进入我们的范围。因为我虽然坚持说出对方不愿听的话，但道理正当，事实核实，态度平和，出于忠信之心，带着诚恳的意思；我知道对方不能驳倒我。于是便断然用这种办法去使对方为难而不疑虑。其端绪能够在文牍中看见的，也不过十之四五而已。时间久了，对方就会积累感受而消除疑虑，转而【原文“▯兼”字疑误】成为敬重。想欺骗我们的不敢再欺骗，想争辩的也可以逐渐停止争辩了。不过想要同人争辩，平日的联系和部署尤其不可不谨慎。譬如张弓，必定要调和弓干，调理弓弦；箭一发出，弓力虽然强劲，却不至于弓折弦断，是因为事先审慎牢固。洋文照会，都是我授意译者起草，然后再译成华文。中西文法截然不同，很有文辞艰涩的嫌疑。我担心损害它的真实意思，不敢马上删改润色。后来的读者，也只要领会它的意思就可以了。光绪十九年冬十月，无锡福成在英国使馆作自序。

译○叙述曾文正公幕府中的宾客僚属 从前曾文正公在艰难困顿的时局中奋起，亲自掌握文武谋略，陶铸群英，大力安定天下，振兴衰颓，豪杰贤士闻风而来。他留下的恩泽和余韵，流传延续了几代。这不只是因为他的规划宏大开阔，更因为他致力于招揽人才，广泛包容，长期坚持，而且有根本原则。因此可以知道，他知人的鉴识为世人所推崇，而他的幕府宾僚尤其盛极一时。我私下计算，公督师开府前后有二十年。凡是跟随公办理军务文书、经历危难、遇事参与谋划的，宏伟杰出的，有太子太傅、大学士、肃毅伯、合肥李公；礼部侍郎、出使英吉利、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长沙郭公嵩焘筠仙（郭公原籍之名因避家讳而改写为其郡名，以下都依此例）；兵部侍郎、陕西巡抚、长沙刘公蓉霞轩；云南按察使、平江李元度次青。明达干练的，有四品卿衔、内阁侍读、长沙郭昆焘意城；候补道、长沙何应祺镜海；武冈邓辅纶弥之；歙县程桓生尚斋；主事甘晋子大；直隶清河道、溧阳陈鼐作梅；河南河北道、奉新许振【原文“▯”字疑误】仙屏；四品卿衔、吏部员外郎、嘉兴钱应溥子密；候补道、长洲蒋嘉【原文“▯或”字疑误】莼卿；定远凌焕晓岚。学问渊博雅正的，有知和州直隶州、长沙方翊元子白；江苏按察使、中江李鸿裔眉生；四品卿衔、刑部主事、歙县柯钺筱泉；候补道、黟县程鸿诏伯【原文“▯”字疑误】；候选知府、阳湖方骏谟元征；江苏知县、淑浦向师棣伯常；出使日本、记名道、遵义黎庶昌莼斋；知冀州直隶州、桐城吴汝纶挚甫。以上二十二人中，李公的功劳最高。公的志向事业，实际上是李公继承的。郭公、刘公同公的交往最深，所商议的全是天下大计。凡是因为其他事情跟随公，偶然进入幕府，或者突然得到重用，或者刚进入便又离开、分散到四方的，雄才大略的，有太子太保、大学士、恪靖侯、长沙左公；兵部尚书、衡阳彭公玉麟雪琴；前布伦托海办事大臣、汉军李云麟雨苍；署理福建布政使、护巡抚事、益阳周开锡寿珊；候补直隶州、赠太常寺卿、云骑尉、长沙罗萱伯宜；安徽布政使、署巡抚事、新建吴坤修竹庄；甘肃甘凉道、合肥李鹤章季荃。品德厚重的，有兵部尚书、总督两江、开县李公宗羲雨亭；兵部尚书、总督湖广、合肥李公瀚章筱泉；前兵部侍郎、总督东河河道、南昌梅启照筱岩；前兵部侍郎、安徽巡抚、衡阳唐训方义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川陈兰彬荔秋；兵部侍郎、山东巡抚、桂阳陈士杰俊臣；光禄寺少卿、江夏王家璧孝凤。才思清新敏捷的，有太仆寺卿、瑞安孙衣言琴西；监察御史、乌程周学浚缦云；前知建昌府、江阴何杖莲舫；候补直隶州、湖口高心夔碧湄。才智俊逸、善于辩论的，有候选道、阳湖周腾虎韬甫；前湖南布政使、剑州李榕申甫；兵部侍郎、广东巡抚、望江倪文豹盖岑；前山西冀宁道、东湖王定安鼎丞。以上二十二人中，左公和彭公的功劳最高。李云麟听说公礼贤下士，便徒步走了几千里来跟随公。他们都才气超过常人，熟悉军务，而且最早受到公的知遇。凡是凭借多年学问作为幕府宾客，从容地提出意见，来往并不固定，或者被招入书局，并不要求他们办理公务的，古文方面，有浏阳县学教谕、巴陵吴敏树南屏；前翰林院编修、南丰吴嘉宾子序；候选内阁中书、武昌张裕钊廉卿。博览广见的，有前翰林院编修、德清俞樾荫甫；芷江县学训导、长沙罗汝怀研牛；诸生、新城陈学受艺叔；知永宁县、当涂夏燮谦甫；江苏知县、独山莫友芝子【原文“▯”字疑误】；举人、衡阳王开运纫秋；秀水杨象济利叔；刑部郎中、长沙曹耀相镜初；出使俄罗斯参赞道员、武进刘瀚清开生；知易州直隶州、阳湖赵烈文惠甫。朴实的经学家，有海宁州训导、嘉兴钱泰吉警石；知枣强县、桐城方宗诚存之；候补郎中、海宁李善兰壬叔；举人、江宁汪士铎梅村；候选道、石埭陈艾虎臣；诸生、南汇张文虎啸山；德清戴望子高；仪征刘毓崧北山及其子寿曾恭甫；海宁唐仁寿端甫；宝应成蓉镜芙卿；候选知府、金匮华蘅芳若汀；候选县丞、无锡徐寿雪村。以上二十六人中，吴敏树、罗汝怀、吴嘉宾的名望和辈分最为靠前。吴敏树和张裕钊的文章，造诣都很精深。莫友芝、俞樾、王开运、李善兰、方宗诚、张文虎、戴望都才高学博，著述十分可观。凡是刑名、钱谷、盐法、河工以及中外通商等重大事务，有的凭专门才干成名，下至只精通一种技艺、具备一项才能而各自发挥所长的，能够干办事务的，有苏松太兵备道、南海冯【原文“▯▯”字疑误】光竹儒；徐州兵备道、歙县程国熙敬之；候选主事、海宁陈方坦小浦；候选教谕、宜兴任伊棣香；候选知县、江宁孙文川澄之。勤劳朴实的，有前两淮盐运使、泾县洪汝奎琴西；候选直隶州、汉阳刘世墀彤阶；候补道、浏阳李兴锐勉林；候补知府、衡阳王香倬子云。敏捷而才华丰富的，有监察御史、武昌何源镜芝；江西知县、忠州李士【原文“▯”字疑误】芋仙；候补同知、宣城屠楷晋卿；候补知府、富顺萧世本廉甫。以上十三人，都能够协助办理各种政务，处理【原文“▯”字疑误】繁杂琐碎的事务；虽然他们所任用的事务大小不同，也都各有所长，能够在世上表现出来。凡是福成曾经共同办事，以及追溯听闻而未曾相见，或者只见过一两次面、谈过几次话而未共同办事的，总共八十三人。那些庸碌无所称道的，就没有全部记录。

译古代州郡以上的长官可以自行征辟属官，任用参军、记室之类，所以英俊人才的兴起，有一半来自幕职。唐代汾阳王郭子仪精选幕僚，当时的将相很多都出自他的门下。到了近代，舍弃实际功用而崇尚科举，又制定一律的条例来束缚贤能豪杰，于是人才登进的道路就狭窄了。只有公遇到世道变乱，把贤才一概作为平定艰难、挽救倾覆的工具。他选取人才，就像大匠的作坊，从文理细密的梓木、楠木，到竹头木屑之类，没有不储备的。他成就人才，先用规矩绳墨加以规范，继而用斧斤锥凿加工，最后再加以磨砺修饰。他使用人才，则楹柱栋梁、椽子屋檩、【原文“▯畏▯店楔”疑误】等，安排都合乎尺度规格。人人都能按照自己的特长发挥作用。这就是他能够挽回国运、改变风气的原因。从前公曾经把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项用来训诫勉励属僚，实际上已经囊括了世间事务，没有什么不包括。幕僚虽然专门掌管文事，却能够独自包揽全部事务。譬如疏导水流，幕府就是各条支流汇聚的地方；譬如致力耕作，幕府就是播种的区域。所以那里得到的人才尤其盛，即使偶然居于幕府，后来出去承担兵事、饷事、吏事的责任，也无不成为时代栋梁，声望功绩都很显著。一个人必须具有驾驭天下的才干、见识和器量，然后才能任用天下人才，承担天下事务。福成在公的幕府中仅八年，对于那些未能同游共事的人，了解得不详细。然而对于公识人的明察和培育人才的用心，我大致也有所见。因此谨慎地编排公的宾僚姓名，并叙述他们的爵位、籍里，写在篇中；至于我所不了解的，暂且缺略不载。○白雷登海口避暑记 英国四面环海，水气调和适中，没有严寒，也没有酷暑。然而当地富贵人家，都把避寒避暑、到远方迁居游息作为习惯，一年中常常有三四个月如此。避暑一定在初秋凉意到来之后。正当秋高气爽、阳光明亮、天空清澄开阔之时，离开城邑到郊野去，舍弃事务而游玩，西方人称为“换气”。因为都市之中人口稠密，居住久了，空气污浊，精神昏沉，各种疾病就会产生。必须换一个地方，使气息得到调节，那么空气清新，身体强健，各种疾病也就可以避免。这对于养生的重要方法，研究得相当精细，目的并不只在避暑。避寒的作用也是这样。癸巳七月末，我按照西方人的习俗到白雷登海口避暑。海口是巨绅豪商必定要去的地方，用海上的气息调养人的身体，尤其胜过郊野的清新空气。白雷登在伦敦西南三百多里，乘火轮车，大约煮熟五斗米的时间便可到达。当地人经营这个胜地，毫不吝惜财力，年年不同，月月更新。有高大的树林遮蔽炎阳，有幽静的园林栽种名花，有两道伸入海中的新旧堤岸，供游人浸润海气。岸边高，就有升降车以省去迂回绕行；海面平静，就有小船任意荡漾。海上分为上、中、下三层，全都种植花木，可以步行、坐下，也可以纳凉。我初次来到这里，精神气息洒脱，仿佛鸟儿脱离樊笼，飞翔在云霄之外。所居高楼俯瞰海面，夜里人声寂静，巨大的波涛轰鸣，震耳荡胸，洗涤了我的尘俗忧虑。不一会儿风停日出，波澜平静。向西远望辽阔的海面，想象亚墨利加大洲仿佛在云烟幽暗迷蒙之中，无不觉得宇宙是多么奇异而宽广。于是带着同伴扶着竹杖，随意到各处游览。看见有人乘坐飞驰的电气车，便安然登上去。车如风驰云行，一瞬间便走过千步，其制造技术超过火轮车。几百年以后，它大概也会在我国运行吧？不久下车，步行到长堤去听西方人奏乐，敞开衣襟迎着海风。有时远望水面，羡慕鸥鸟忘却机心；有时靠近钓鱼的人，怜悯众鱼贪食鱼饵。在这种时候，烦恼和喧嚣全都消除，心胸开阔，精神愉快。我私下认为，世间所谓神仙的快乐，也不过如此。太阳移动，心意疲倦，便放声高歌回去。回去后倚着枕头高卧，也别有佳趣。梦中仿佛游历太古时代。醒来后，偶然【原文“▯”字疑误】望向窗外，只见海景奇丽，万重光辉，恍惚看见金碧辉煌的世界。原来太阳将要西沉，倒映的光彩投入海中。不久暮色已经降临，便点烛朗诵杜子美诗十多首，以舒畅自己的情怀。这样过了十多天才返回。其间所游访的名胜古迹还很多，不能全部记下。我自从初春以来，期限已满却还没有归去，羁旅中的心情【原文“▯傺”疑误】，寂寞而少有欢乐。如今才知道，上天赋予人能够自得的乐趣，随处都可以领会，原本没有远近的区别。如果确实默默体会古代君子安于自己的地位、按照本分行事的旨意，那么到哪里去会不快乐呢！光绪十九年八月十三日记。

译○书写科尔沁忠亲王在大沽战败之事 英吉利、法兰西在咸丰七年冬十一月攻陷广州，擒获总督叶名琛，长期占据不退。他们谋划改订约章、索取赔款、增加通商口岸。自以为占据城池作为人质，要求一定能够得到满足，谈判解决后就可以罢兵。于是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是侯官黄宗汉。宗汉也不过是太平时代养成的文官而已。他瞪眼厉色，对待下属像捆扎湿柴。他退驻惠州后，既不激励训练士兵、筹划收复省城，也不与英国使者商议订约退兵的事情。他一向看到通商以来，主张和议的人按例受到清议攻击，挑衅的人也受到严厉惩罚，于是对于驾驭远方、安抚边疆以及战守方略，一概只把闭口不言、塞耳不闻当作能耐。英国使者额尔金久久得不到我们的要领，于是联合法、美两国，乘兵船北上。咸丰八年夏四月，英法联军突然来到大沽海口。大沽绿营兵一向没有训练，多半怯懦。一见敌船便惊慌溃散。洋兵占据了我南北两岸的炮台。直隶总督谭廷襄、提督张殿元等，都因疏于防守获罪，分别被遣戍或监候。洋兵乘大小轮船七艘以及舢板船驶入河内，直逼天津。额尔金等人向内阁发照会说：这次来不是为了用兵，只是想修好，请求面见天子申诉此事。文宗特意派有侍郎衔的耆英前去传谕阻止。不能阻止。耆英回来后被赐死。于是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以钦差大臣身份在通州督师，又派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前去商议和约。英国人索取赔款和商埠，答应他们，恐怕有损国体；拒绝他们，又担心挑起强敌。于是任命两江总督何桂清兼任通商大臣，特派桂良、花沙纳赶赴上海，会同桂清先与英国人商定税则，再议约章；也想暂且让他们退去，以缓解眼前祸患，修整军事装备。六月，英、法、美三国兵船退去。秋七月，王把军队移到海口，修筑大沽、北塘的营垒炮台，购买大炮分布在要害处，发布檄文令州县砍伐大木，运到海【原文“▯Й”字疑误】，把成丛的木桩栽在水底，用来抵御轮船。又上奏请求调来吉林、黑龙江、察哈尔以及蒙古两盟的马队。前后赴军的，大约有五千骑。九年春三月辛未朔，怡亲王载垣赶赴天津，察看勘验海防事务。桂良等人在上海同额尔金商定税则。额尔金派他的弟弟卜鲁士率领兵船向北驶去，声称将要进京换约。桂良等人告诉他，大沽已经设防，应当从北塘进入。夏五月庚寅，卜鲁士到达拦江沙外。壬辰，派他的兵船闯入大沽海口，先行窥探形势。王故意显示兵力薄弱来诱使敌人深入。癸巳，十七艘洋轮驶进鸡心滩，用火炮炸断铁链；甲午，开动轮船直进，毁坏我方防具。它们都竖起红旗催促交战。直隶总督恒福派人持天津道照会，告知桂相已经从上海赶回，请他们移到北塘口外，静等换约；否则暂时派几名换约官员，由北塘到天津。英国人标榜自己是使者，不接受照会，开炮轰击我方炮台，又分派步兵像蚂蚁一样密集地爬上岸。王挥鞭上马，督率军队激战，命令各炮台同时开炮，击沉击毁数艘敌船，打死登岸洋兵数百人，生擒二人。英国领队官大腿受伤而【原文“▯”字疑误】，随即死去。驶入内河的洋轮都中了炮弹，不能驾驶，只有一艘逃到拦江沙外。这次战役中，英国人因习惯了往年海口没有防备，又看到炮台中的炮力微弱，不知道我们已经增置了大炮，便贸然轻进。等到我军炮击击坏数艘船，洋兵彼此相看而【原文“▯Ф眙”疑误】，心神和手脚都慌乱了，胡乱开炮射击，大多不能命中。海潮正在上涨，容易进来却难以退出，仓促之间不能驶出海口；而我方炮台接连击打敌船，几乎没有不命中的。因此取得了胜利。没有驶入海口的英国船只，停留在大沽以南，分别向旅顺、威海卫、大连湾、大孤山巡游停泊、测量绘图，这些地方都是海口形势险要之处。有的在那里购买煤、汲取淡水，反而像是在为援助盗寇预备后路。边疆官员和营将听说后瞠目不知所措，都说那是荒岛，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等到英国粮船将尽，才全部向南驶去。英国军队开战时，美国使臣华若翰从北塘登岸，前往京师，呈递美国国书。朝廷以优厚礼节接待他，他换约后返回。华人和洋人的巨商知道英国人以战败受挫为耻，一定会发兵报复，害怕妨碍彼此贸易，便自行商议捐集白银二百万两，运去赔偿英国军饷，阻止它再次兴兵。于是英国使者、法国使者向通商大臣何桂清发照会说：如果事事遵照八年原订条约，就可以停止战争。桂清据此入朝报告。皇帝下旨说，卜鲁士竟然带着兵船毁坏我国海口防具，是首先背约；损兵折将，实在是他自取其祸，并不是中国失信。八年议和的全部条款，一概作罢。如果他们自己知道悔悟，就应当在前议条款中选择道光年间曾经有过、而不妨碍大体的事项，酌情办理，使他们可以向本国有所交代。仍然在上海议定，不得擅自率船北来。如果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一定严厉加以攻击剿灭，不要留下后悔。

译当时，朝廷的谋划是认为既然取得胜利，就想改订前约，希望英、法两国或许能够接受我们的范围。然而仍然告诫边疆大臣和统兵大臣，不得一看见敌人就先开炮，以致妨碍和局；又命令保留北塘一个口岸，作为通使议和的地点。不过北塘地势扼要，并不亚于大沽。明代防御倭寇时，那里已经有炮台；康熙、道光年间都曾修葺。等到王负责办理海防，在大沽、北塘之间经营筹划，已经有两三年。北塘耗用帑银一百多万两，只建成南北三座炮台。曾有人说应当放敌人登岸再攻击他们，王心里认为这个主意很好。不久奉旨撤去北塘的防备，退到大沽营城，把大炮移到大沽南北两岸的炮台。营城距北塘陆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里。议论者说，防御敌人不在藩篱而在堂奥，实在是错得太厉害了。北塘绅士、御史陈鸿翊秘密上疏向朝廷争辩，朝廷不听。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在幕府中，也极力争辩。王习惯于大沽取胜，认为敌人乘船而来，不能带很多马队；等他们登岸后，我们用精锐骑兵逼迫攻击，就一定能够取胜。洋兵的伎俩我十分了解，有什么可怕的呢！郭嵩焘因意见不合，便辞去职务。十年夏，英国将领额尔金、法国将领噶罗率领轮船、帆船共一百艘入侵，又来到大沽口。他们声称我国防备严密，惩于前次失败，不敢贸然闯入，慢慢窥探北塘防务松弛，于是转向北塘。先放小火轮驶到海岸，用铁链系住巨桩，开动轮船拖拽。片刻之间木桩便自行拔出。一根桩拔出后，又拔另一根。不到两三天，数百根木桩就全被拔尽。六月丁丑，英法两国的骑兵、步兵各自拖着炮车登岸，先占据炮台。官军仍以为他们是来换约，因而没有抵抗。大臣派员持照会，请他们的使臣进京换约，他们不答应。王整顿军队出战时，所部马队已经调往其他军队，不到五千人，加上京旗步队，几乎达到一万人。英军骑兵、步兵约一万人，法军八千人。壬午，洋船从北塘驶进内港。我军赶去扼守。正好赶上退潮，船不能行动。洋兵害怕遭到我军袭击，高高挂起白旗，表示想要议和的样子。我军相信了，不敢纵兵攻击。等到潮水上涨，洋兵出其不意地逼近我军，我军遭到挫败。洋兵由北向南推进，将要逼近大沽。到达新河时，我军抵抗他们。洋兵先派七百人出战。王看到他们人数少，便指挥精锐骑兵奔驰攻击。洋兵退却，我军乘势追击。洋兵各自手持一支枪，枪械精良锐利，所向无前；距离几十步之外，便无法靠近。不久，七百人排成一字阵，每人相距几十步，阵势延伸数里，把我方三千骑兵包围，逐渐收缩逼近。我军无法退却，想冲破包围出去。洋兵开枪，没有一发不击中我军，我军像墙一样【原文“ㄨ”字疑误】，纷纷从马上跌落。近代火器日益精良，临阵的人采取俯伏匍匐前进的方式，以躲避射击。骑兵人马相互依靠，占地更多，而且位置高，于是成为众枪瞄准的目标。这才知道枪炮兴起以后，骑兵难以必胜，有时反而足以成为累赘。戊子，王的军队在新河大败。收拢残余马队，逃出来的只有七个人。精锐损耗殆尽，形势于是无法支撑。退守唐儿沽。英法军队声势大振，出动全部队伍进攻军粮城，又进攻副都统德兴阿在新河的营地，全都攻陷。大沽、北塘就像左右两扇门户，新河又位于大沽后方。当时洋轮从北塘分头驶向大沽，用大炮对准我方炮台，扼制我军正面；步兵骑兵占据新河，牵制我军后方。大沽炮台更加危险。炮孔朝向外面，不能回头反击。王经营三年的工程和耗费数百万的帑金，全都被置于无用之地。王这才后悔放敌人登岸是错误的计策，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庚寅，我军再次退却。洋兵进军占据唐儿沽。辛卯，奉到朱谕说：僧格林沁与你握手告别，转眼已经过了半年；大沽两岸正处于危急之中，想来你忧心如焚。天下的根本不在海口，实在在京师。稍有挫败，就必须退守津郡，从北向南迎头截击剿灭，绝不可把性命寄托在炮台上。以国家所依赖的身分，同丑夷拼命，实在太不值得。南北两岸炮台，必须选择大员代为防守。你身为统帅，本来难以擅自离开营地。现在有特别诏旨，并不是说你畏惧退缩。如果不顾全大局，只为保全一己性命，实在辜负了我的心意。我握笔写到这里感到凄怆，特意反复谆谆告谕，你一定要敬畏遵从。壬辰，特派侍郎文俊、武备院卿恒祺赶往北塘海口，陪送英、法两国使臣进京换约。秋七月癸巳朔，皇上命大学士瑞麟、尚书伊勒东阿统率京旗骑兵、步兵九千人防守通州。丁酉黎明，洋兵进攻大沽北岸的石缝炮台。一发开花弹飞入火药库，轰然爆炸，像雷轰电卷一样，土崩石飞，炮台陷落。提督乐善死在那里。只有南炮台还存在。王想到接连挫败以后精锐伤亡，南炮台孤立，难以长久守住。正好奉到密旨，要退守后方，于是撤去营城和南炮台的守兵，退驻通州张家湾，同瑞麟的军队相互依靠、彼此护卫。庚子，因为疏于防守，夺去王的三眼花翎、领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等职。洋兵进到天津，适逢和议多次商谈都没有成功，于是逼近通州。八月戊辰，光禄寺卿胜保率偏师在八里桥迎战。胜保戴红顶、穿黄褂，驰马督战。洋兵密集开枪射击，击伤他的脸颊，他坠下马来，军队溃奔。瑞麟的军队听到风声后惊恐万分，连夜溃散。王的军队驻在朝阳门外。已巳，天子因为秋【原文“▯”字疑误】巡幸热河，洋兵放火焚烧圆明园。甲申，王的军队也溃散。听说恭亲王在长新店，便同瑞麟等人一起前去归附。英法军队按兵驻在城外，想邀请恭亲王主持和议。恭亲王让恒祺从中调解，往返劝说十分辛苦。经过两旬，和约才议定。九月壬寅，和英、法两国讲和。当时曾文正公国藩在祁门督师，胡文忠公林翼驻军太湖，进军围剿粤寇，双方相持得十分紧张。听到京师发生变故，便联合上疏，请求从两人中选派一人，率领一万精兵入京援救。恰逢和议达成，最终没有成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译英法军队担心海口结冰，都在初冬退去。议论者这才明白，咸丰七年广州被攻陷以后，并不是不能好好谈判解决。内外大臣没有一个熟悉洋情，于是在刚柔、缓急、取舍和操纵的方法上，都没能恰当地把握时机；又有人专门替自己谋划，轻视大局，糊里糊涂地置之不理，使对方被激怒而生出变乱，纷纷扰扰达数年之久，局势于是更加棘手。否则，若能在大沽受挫以后暗中表示可以转圜，假如得到有才干的人善于迎拒，那么八年原先答应的赔款，或许可以挑出较重的削去一两项；即使仍然采用前约，也比十年所订的条款好得多。而且敌情不可测，大沽、北塘以及各海口都应当严密防守。濒海设防，就像在海上驾驶船只：船有几十丈大，只要凿出方寸大的孔，任凭水漏进去，整条船就会沉没。敌人一旦进入海口，内地就会震动惊慌，防备也来不及；他们还会反客为主。再说天津、沽口是京师的屏障，而能够作战的兵力实际上不到一万人，也可看出军势过于单薄。何况骑兵敌不过枪队，这更是出乎人的意料。自古以来，战、守、和相互配合使用；两国修好而不撤除军备，设防并不妨碍和议，这一点也是明白的。所以，战斗越奋勇，防守越坚固，和议就越快达成；不战不守，和议即使拖得久，也未必能够成功。对方可以用来要挟的地方越多，和议就越容易受损，这是自然的道理。北塘撤防作为议和之地，当时的舆论多把误国大计归罪于载垣、端华、肃顺。当时三人参与机密政务，这个责任自然无法推卸。因为在战与和之间采取两面做法，绝不是万全之策。假如十年那场战役中仍能击退敌人，不让他们深入，那么他们已经连年动用军队，兵力疲惫、军饷匮乏，形势应当自然受挫。然后派遣一位明达精炼、沉着坚毅而且素有威望的大臣，赶赴上海，审时度势同他们议定条约，难道不是胜过在天津订约吗？难道不是更胜过在京师订约吗？

译☆黎庶昌 ○周以来十一部书应当列入学官的议论 从前周朝衰落时，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忧虑大道不能施行，退居之后便赞述《易》、编次《书》、删定《诗》、厘定《礼》《乐》、修订《春秋》，为历代帝王留下规范，这就是六经，尊贵盛大得与大道无穷。 《乐经》遭遇秦朝而残缺，只剩下五经。然而孔子去世后，门下弟子各自阐发老师的学说：曾子撰述《孝经》，子游、子夏一派编撰《论语》，左丘明、公羊、谷梁为《春秋》作传。到战国时代又有《孟子》。《尔雅》《礼记》逐渐在更晚时候出现。从此便有七经、九经、十一经的名称。到了后蜀在成都刻石，十三经于是被正式确立为法定经典；相对于孔子删定的经典，已经增加了七八部。唐代虽然把《道德经》同经书并列，不久就废除了。南宋时，朱子作集注，才从《戴记》中摘出《大学》《中庸》，用来配合《论语》《孟子》，题名为“四书”；诏令学者读书应当从四书开始。淳熙以后，天下一致尊奉它。元皇庆年间，规定以四书作为考试士人的内容。明代喜欢它简易，于是沿袭不改；学政考校士子，专门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出题，先考四书而后考五经，废弃旧注疏而遵从朱子学说，学术道路因此发生了变化。我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深深考虑到其中的弊端，竭力纠正末流，诏令编撰七经、传说、汇纂、义疏等书，颁发给各地学官，向天下显示实事求是的宗旨，兼收汉学、宋学，不拘守一家。康熙、乾隆以来，大儒纷纷兴起，经学因此盛极一时。然而所废除、所举行的事情，也只涉及传注之间，并不是在经书之外另立一部书，把它奉为相等的经典。我曾经谨慎考察，国家从府、厅、州、县学政考校士子，到乡试、会试，虽然以四书五经施教，除了这条道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入仕；但私人家中诵读，往往超出法令规定，颇有把其他书看作不可更改的经典的。当周朝末年，庄子著书多用寓言，但他指陈事理、比类人情，在诸子之中最为奇异放达、卓然特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已经把它列为经书，并为它撰写音义。淮南王刘安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有怨诽而不乱，《离骚》兼有二者的特点。王逸注释《楚辞》，尊称《离骚》为经，朱子也沿袭这一说法而不废弃。后世研究《楚辞》、研究《文选》，彼此相因而为用；若想祛除文章流派分别中的虚伪，《文选》最为重要。司马迁的《史记》探究天人关系，贯通古今变化；他的宏大见识和孤高胸怀，大概很难有人能够比拟。班孟坚记述汉代史事，断代编成史书，文字的源流和经书的大法，都灿然完备。许叔重的《说文解字》博大深奥而精审严密，六艺遗留下来的文字，依赖它才没有失传，实在超过《尔雅》这部经书。到了本朝，这门学问蔚然成为绝学。《仪礼》十七篇，士人的礼仪虽然保存下来，却颇为缺少王朝和诸侯国的旧日典章。若想考察后世帝王沿袭变革的踪迹，只有杜氏《通典》、马氏《通考》既博大又能贯通。《通鉴》向上承接《左氏传》，从三家分晋开始记事，体制宏大而思考精密，语言驯雅而不杂乱，那么也足以超过圣人所作的史书了。杜子美在古今诗人中首屈一指，韩愈的文章纯粹而全都出于正道，他自比于孟子。假如孔门采用诗文来衡量人才，这两个人已经进入内室了。把这几家的著作比较起来，它们兼收大小、包罗万端，难道不是文武之道不至于坠地，而在人中卓然存在、足以等待圣人来而不感到迷惑吗？所以那些著作流传久远的，有一两千年，少的也有七八百年，并没有凭借名爵利禄来资助它们。然而历代相承，诵读学习从未断绝；它们精深博厚，取用宏富，能够同人心和众人的共同爱好相合，像饥渴时的饮食一样一天也不能离开。把它们看作经书，已经很久了。过去我曾同曾文正公讨论各类典籍，公独自认为：子书如《庄子》，辞赋如《离骚》，文集如《文选》，史书如两司马氏和班氏的著作，小学如许氏《说文》，典章制度如杜氏、马氏的著作，诗文如子美杜氏、昌黎韩氏，都是所谓旷世罕见、为一代所推重的大才。把这些书提高到可以同经典相配的地位，谁说不合适呢？如今国家法令所颁行的是那样，学士大夫所诵读学习的又是这样。《礼记》说：进入一个国家，就可以知道它的教化；又说：百姓所喜爱的，也应当喜爱。我私下认为，《庄子》以下十一部书，应当因私人家中本来就有学习的习惯，特别加以尊崇区别，正式列入学官，使它们排在十三经之后：以《庄子》排在《孟子》之后，《楚辞》《文选》《杜诗》《韩文》排在《毛诗》之后，《史记》《汉书》排在《尚书》之后，《通鉴》排在《左氏传》之后，《通典》《文献通考》排在《三礼》之后，《说文》排在《尔雅》之后，各自降低一个等级，命名为“亚经”。使天下人士更加尊崇所学，全都奔向通晓经术的儒者；借此扩大学问、辨析精微，辅助赞襄圣业，不再只是拘守传闻、曲解学术的私见。我将乐意同海内懂得言论的君子一起，使这个议论得到公正的评定。

译☆张文虎 ○书写《清芬集》后 明代归熙甫认为，女子未婚而守志，是违背礼制的行为。近世江都汪容甫又作《议》，来帮助阐发他的说法。两位先生不懂礼，实在太过分了。古代圣人顺应人情制定礼制，衡量普通人所能实行的程度而加以规定，并不要求人做卓绝过高的行为；礼制之所以能通行于天下、传之万世，正是这个缘故。然而，其中有些处在隐微疑似之间、不能明白规定的事情，就留待真正懂得礼意的人善加选择。鲁哀公问孔子说：礼制规定男子一定要到三十岁才娶妻，女子一定要到二十岁才嫁人，岂不是太晚了吗？孔子说：礼所说的是极限，并不是说超过这个年龄也不行。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已经具备做父亲的道理；女子十五岁许嫁，已经具备嫁人的道理。由此推知，礼文不可拘泥于字面，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服三年丧是礼制。世上有像刘瑜那样，丧服期满二十多年后仍穿布衣、吃粗食、常住在墓旁的人，君子并不认为他不对；不能吃粥，就用菜煮成羹来吃；有病时饮酒吃肉，也是礼制允许的。世上有像张敷、杜栖隐那样，不吃盐和菜，哀痛过度以至伤害身体的人，君子也不认为他们不对；老师去世后服心丧三年，是礼制；世上有像子贡那样，三年期满以后还筑屋独居的人，君子也不认为他不对；汪▯夭折，若能拿起武器保卫国家，就按成年人的丧礼来办理，君子也不认为这样不对。如果按照这两位先生的论说，那么前面这几个人都可以受到非议了。况且两位先生所依据的，是《曾子问》中的文字。书中说：已经送过聘礼并择定吉日，如果女婿的父母去世，已经下葬，就派人到女家传话说：“某人的儿子正在服父母之丧，不能继续与您家结为兄弟，请让我来传达这个意思。”女家答应了，却不敢嫁女。女婿服丧期满后，女方父母派人请他迎娶；女婿不肯娶，然后女方才另行出嫁。她之所以不敢出嫁，正是因为已经许配给人，格外慎重；女婿不肯娶，后来才另嫁，却不要求她坚守不嫁，这就是衡量普通人所能实行的程度；至于后来再嫁，也难以责备她。又说：迎娶女子已经择定吉日，而女子却去世了，女婿穿齐衰前去吊丧，下葬后便除去丧服。男子死了也是这样。注说：女子穿斩衰，是什么意义呢？穿斩衰，就俨然已经是她的丈夫了。但仍不要求她守节，也是衡量普通人所能实行的程度。假如当时有发誓终身不嫁、或者愿意以身殉死、或者愿意奉养公婆的人，君子也会怜悯她的情志而予以认可。可是容甫先生竟把她们比作齐、楚两国的君主死后，鲁、卫两国的臣子号哭而自杀；这样说来，必定要把她们看成狂乱失心的人了。唉！这是什么话！婚礼中行纳采礼时，主人在门西设席，面向西，以右方为尊，并在右边置几。注说：将要把祖先遗留下来的身体交给别人，所以要在祢庙接受对方的礼。按《曲礼》，女子许嫁，就要系上缨。注说：女子许嫁时系缨，表示已有随从丈夫的端绪。许嫁之初，礼制看得如此重要；如今却把她们比作鲁、卫两国那些对齐、楚君主号哭而自杀的臣子，这难道不是狂乱失心的议论吗？从前齐侯的女儿嫁到卫国，到了城门，卫君已经去世，保姆说：“可以回去了。”女子不听，仍然进城服丧三年。卫君的弟弟即位后，请她一同进厨房用饭，她也不听。卫国向齐国求援，齐国派人告诉她，她作诗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任意转动；我的心不是席子，不能任意卷起。”又有卫国女子嫁给齐国太子，途中听说太子死了，便问傅母：“怎么办？”傅母说：“应当前去服丧。”丧期结束后，她不肯回去，最终以死相终。这两位女子，难道不知道下葬后除服的礼制吗？她们发誓不嫁，节操显著于千载之后，容甫又要把她们比作鲁、卫两国号哭自杀的臣子吗？高子问孟子说：“嫁娶之事，并不是女子亲自决定的，卫国女子凭什么能够编入《诗经》呢？”孟子说：“有卫国女子那样的志向就可以；没有那样的志向，就是怠惰。” 这正是所谓卓绝过高的行为，不能拿来要求普通人的道理。把卓绝过高的行为说成狂乱失心，我真不知道容甫先生究竟存着什么样的心思。归熙甫先生说：女子尚在娘家，只是她的父母把她许配给别人，她本人并没有参与。可是，自己的身体就是父母的身体；以自己的身体许嫁，是父母作出的决定；既然父母替她许嫁，却说她本人没有参与，这又是什么说法呢？况且礼制并不是强迫人、束缚人、驱赶人去实行的，也只是求得内心安适罢了。微子、箕子、比干，都谥为“仁”；伊尹、周公、伯夷、叔齐，各自成就了自己的道义。孔子听说孔悝遭难，说：“高柴回来了，仲由死了。”却没有在其中加以褒贬，这就是所谓各自求得内心安适。礼制在夏、商、周三代并不相互沿袭，今古情势也不同。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妇人为公婆服丧，服期都是一年；如今却都服三年，两位先生难道能拘守古礼，使今人返回古制吗？孔子说：“礼仪，与其奢侈，不如俭朴；丧礼，与其办得形式周全，不如内心真正悲戚。”现在世俗日益浮薄，人心日趋趋附轻薄，假如确有卓绝过高的行为，实在足以激励人心，而两位先生反而跟着非议它，这也与孔子论礼的意思不同了。不过归熙甫自己也知道说得过分，所以在《张氏女贞节记》中加以转圜，举微子、箕子、比干三仁以及伯夷、叔齐为例作比；容甫却竟然坚持到底。奉贤徐母吴孺人，未婚夫去世后，在娘家守志十五年；听说婆婆病了，哭泣请求回徐家侍奉婆婆，抚养嗣子，使他富厚成人。这件事被学使听闻后，便为她的住宅立匾表彰。士大夫中有人歌咏她的事迹，得厚汇集刊刻为《清芬集》，向我请求作序。我读了临川、昆明两位学使的序文，辨析归熙甫的谬误；他们有所引述却没有发明，我又没有涉及容甫的议论，所以进一步详加推论，不知不觉写得太繁复了。

译《新译几何原本序》《几何原本》前六卷，是明代徐文定公从西洋利玛窦那里接受来的，同时由李凉庵汇入《天学初函》。至于《圜容较义》《测量法义》等书，所引用的几何学说颇有超出前六卷的地方，学者因此以看不到全书为遗憾。咸丰年间，海宁李壬叔开始与西士伟烈亚力续译后九卷，又为它订正错误。这部书于是成为完整的书。松江韩绿卿曾经刻印过它，印行不多，书版却毁于寇乱。壬叔在安庆军中跟随我时，把这部书拿给我看，说：“这是算学家不可缺少的书，如今不刻印，流传很快又会断绝。”恰逢我移驻金陵，于是嘱托壬叔把后九卷重新校订付印。后来又想到没有前六卷，初学者就无法找到入门途径；乱后书籍散失，《天学初函》在世上也很少见。近来广东海山仙馆的刻本，错误实在很多，不值得珍重。因此连同前六卷一起取来，嘱托他校订刊印。我国的算书，大都按《九章算术》分列篇目，都是因事立名，各自成为一种方法。学者拘泥于它的表面形式去求解，往往一生学习算术，只知道结果而不知道所以然，于是苦于它繁琐，把它看成绝学。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徒然记诵方法，却不知道探求其中的道理。古书说：“万物产生以后才有形象，有了形象以后才有滋长，有了滋长以后才有数。”既然这样，数产生于形象；观察形象而通晓其中的道理，然后制定方法来求得数。即使没有看见前人已经形成的方法，自己创制出来，也会像符契相合一样。至于探究幽深隐微之处，推广古法尚未完备的地方，那就更加深远而没有穷尽。《几何原本》不讲具体方法而讲其中的道理，把一切有形之物概括为点、线、面、体。点彼此相连形成线，线彼此相交形成面，面彼此叠合形成体；线与线、面与面、体与体之间，其形状有相兼、有相似，其数有相加、有相减，有相等、有不等，有比例、有无比例。洞悉点、线、面、体，并用加减乘除驾驭它们，就好比关起门来造车，出门却能与道路车辙相合，何必忙忙碌碌地追逐事物去求解呢！那么《九章算术》可以废弃吗？不能。学者先通晓声音、训诂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才可以读懂古书深奥而丰富的内容；先明白点、线、面、体的道理，才可以通晓数术中繁复艰难的问题。《九章算术》的方法，各自适合不同的用途；《几何原本》则彻底揭示了《九章算术》制定方法的根源，凡是《九章算术》没有涉及的内容，它无不包罗其中。在这里获得知识，到那里检验它的用途，不正像致力于小学而在群籍中收到成效吗？《十三间楼校书记》西湖宝石山的半山腰，大概有宋代十三间楼的旧址，据说是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处理政务的地方。如今这块地归入弥勒院。郡人瞿世瑛先生重新修建了三楹楼房，仍沿用旧匾额，题为“十三间楼”。己亥、庚子年秋，钱熙泰先生继续文澜阁校书的工作，和我一起寓居在这座楼里。楼前是后湖，两岸就是锦带桥，西南方向绵延相对着孤山的放鹤亭。我诗中所说的“开窗看放孤山鹤，万古逋仙共髯翁”，就是这里。起居饮食睡眠，都在竹影山岚、翠色环绕之中；面对窗户执笔，绿色映入纸笔；手持书卷诵读，与寺院的梵呗声相应。天还没有亮，听见钟磬声悠然传来，披衣立即起身，看群山还笼罩在朦胧梦境之中。期间曾出游湖上各处胜景，向西到天目山九锁，向南渡江，登会稽山，探访禹穴，访问兰亭修禊的地方，有时住一两夜，有时过了十多天才回来。回来后仍在这座楼里校书。当时绩溪胡农部竹村、元和陈文学硕甫，也一同住在湖上。胡先生精通三礼，正在撰写《仪礼正义》，补正贾氏疏解的遗漏；陈先生专门研究《诗经》毛传，也撰写疏解来纠正孔氏的说法。他们时时来往，商量辨析疑难。读书的乐趣、交游的高雅、登临游览的胜景，三者兼备了。过去苏东坡居住杭州时，游踪只到洞霄宫，从未到过浙东。他当时被一项官职牵制，读书交游的事情能否像今天这样，本来就无法知道。而我们两个人以超脱尘俗的身份，兼得这三件事，难道不是极大的幸运吗？钱先生笑着说：“东坡读尽万卷书，结交遍天下贤士大夫，亲身走过大半天下，你竟然凭这些事向他自夸，真是可笑。”我说：“东坡境界伟大，我哪里敢这样说？不过，茫茫宦海中，他的姓名被列入党籍，船车所到之处，竟没有一天能够安然居处，晚年被贬谪到荒远之地，饱经忧患；与我们两人像闲鸥野鹜一样在山水间自由翱翔相比，怎么知道他不会回头羡慕并以此为乐呢？又岂只是东坡，当世实在也有羡慕我们的人。”钱先生感慨长叹说：“确实如此！您的话大概是有感而发的。”回来以后，请工匠绘制《十三间楼校书图》，于是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记文。

译张裕钊 《归震川评点〈史记〉后序》归熙甫先生评点《史记》，研究古文的人大多称赞，传抄流传，但各本彼此错杂，差异很大。马平王少鹤太常取归氏和望溪方氏的评点，摘录其起止，合刊为《归方评点史记合笔》，自认为得到了真本。在我看来，其中仍有许多可疑之处，只是相较于我所见的其他本子，它还算好罢了。过去我曾想专取《史记》原书，附上归氏评点，刻印后公开给同好，却苦于缺少刊刻费用而没有实现。我把这件事告诉友人吴挚甫。挚甫极力赞成，并替我向庐江吴小轩军门谋划；吴小轩慨然借给我一千二百金。于是召集刻工，始刻于光绪二年正月，到四年七月刻成。归氏评点，旧本用朱、黄两色笔迹，今刻本改用墨色。原来的黄笔用锐角形作标记，朱笔用圆形作标记；他的评点没有固定可靠的底本可依据，无可奈何，只好仿照王氏的办法，一律用清晰的图形标出。自从秦国兼并天下，专凭个人智谋，轻视抛弃圣人制度；汉朝兴起后，又完全沿袭秦朝旧制，三代盛世的景象，遥远得再也看不到了。司马迁生在汉朝安定百年之间，深深为此悲伤。又正逢汉武帝奢侈而欲望很多，任用崇尚武力、手段酷烈、善于逢迎的臣子，使天下受到毒害和扰乱；自己又遭受刑辱，郁闷失意，便发愤著书。他那孤高深远的旨趣、深沉痛切的思想、纵逸奇诡而激越的文辞，甚至幽微精妙到难以理解。世上流传的裴骃、司马贞、张守节等注本，用力不可说不勤奋，然而都相距很远，未能得到司马迁的本意，而且其中有许多可笑之处。本书只收录归氏评点，三家注在世上已有很多版本，如今一并不再收录。古人的书，等待后人解释才能明白的，大约只有十分之三四；因解释反而变得晦涩的，大概有十分之五六。好学而善于深思的人，专心取读古人的书，反复熟读，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揣摩作者的志意，通达其中幽深微妙的内容，他所得的见解，往往远远超过寻常的解说。那些拘泥文字、牵强附会，追逐华丽、炫耀博学，喜欢作枝蔓琐碎解释的人，哪里足以懂得这些呢？望溪方氏用心研究文章的义理和法则，他的说法也多有发明。然而归氏所得更为深刻。现在另将方望溪的《史记评点》四卷附在后面，使阅读者可以兼采两家的见解。参与校订这部书的，是我的门人、大冶刘炳燮和长子刘沆。《书〈艺文志〉后》我读班固的《艺文志》，非常推重它的文辞，觉得与班固其他所作的文章差异很大。后来读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用刘向《别录》的话，才知道班固《艺文志》中所有的文字，往往都在刘向那里；这才明白是刘向的文辞，而班固取用的。班固撰写《汉书》，取用司马迁、杨恽、冯商、杨雄、刘向父子等人的材料很多。如今已经知道，太初以前的内容本来出自司马迁，《三统历》本来出自刘歆而已，其他材料都已经看不到了。可是《艺文志》这一篇文章，突出地存在于班固的著作中，经过考察追寻，才知道出自刘向。文辞的高下，实在不能假借！班固的文章，在东汉人中最为卓异；但与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相比，就相差很远了。其中有时出现文辞高妙而不是班固所能写出的地方。虽然今天已经无法考察，但凭意会也能知道。唉！若不是古人所说的那种好学深思、用心领会其意的人，别人岂不把这些话当作妄言吗？《赠吴清卿庶常序》人才对于天下的重要性，无论古今都是一样的。不过，人才适应时代而时代需要人才，其中也有区别。时势所趋、气运所启发之时，杰出卓异的人才像云一样兴起、像雷一样汇集，前面肩挨着肩，后面脚跟着脚；即使有盘根错节的巨大困难，人才也都足以充分发挥作用。像这样的时代，人们常常乐见人才兴盛而忘记困难，朝廷内外获得福祉而安康快乐，天下四海内外安然无事。中等才质的人，平稳地取得富贵，遵守成法，沿袭旧迹，也都足以施用于世。像这样的时代，即使人才不足，也还不会认为是忧患。至于时运困厄、艰难纷乱之际，内部有盗寇和争乱，外部有敌人窥伺，百姓贫困而风俗衰败，军队疲敝而财用匮乏；庸碌、卑琐之徒纷纷杂沓，浩浩荡荡如同萧艾蔓延于原野。偶尔稍有才能、想要自我超越的人，又困于迂腐懦弱，不适合时势的任用。国家内外的安危，百姓的生存，时而挺立、时而僵倒，茫茫然如同群木漂浮在河流中央，四面张望却不知道将漂向哪里。在这样的情形下，人才的重要性，竟比前面所说的两种时代增加数倍、十倍、百倍；即使是疲惫行路者所需要的车，患病渡水者所需要的船，寒冷者对于皮衣粗布衣，饥饿者对于▯粥，也不足以比喻。自古以来祸乱兴起时，对人才的需要尤其迫切，而人才的缺乏却往往正是在这种时候最为严重。幸而有了人才，又有时受到压抑、阻挠、牵制，不能成就事业；即使能够成就，世间有时也不能充分任用他。需要人才如此急迫，而人才成就后能够为世所用又如此艰难，那么对于人才应当怎样仰慕、珍爱，难道还用说吗？吴中吴庶常清卿，才华美好而志向深远，学习儒者的学问，却不忘当世的事务。凡是今天政治的利弊、百姓的疾苦，没有不深入探究的。同治戊辰年冬天，裕钊在江宁认识他；第二年春天，又在吴门与他相从游处十多天。如今他来到武昌，将随合肥李相国向西进入秦地，大概是要进一步熟悉时务，以积蓄和锻炼自己的才干，而不是抱有世俗人的见解。他将要出行，索取我一句话作为赠言。裕钊长期被时代废弃，自知才能不足以挽救今天的危难，退而隐居山泽之间。然而个人微小的隐痛，却一天也不能忘记这个世界。耳朵所听到的、眼睛所看到的，总使内心悲伤感动。如今见到庶常，便欣喜爱慕，不知该如何安置这种感情；乐意顺从他的请求为他作序，难道是出于什么私爱吗？于是极力说明其中的道理，把它写下来送给他。不过，我尤其希望庶常最终能够成就事业而为世所用，以符合人们对您的期望。

译《送李佛生序》佛生被罢官以后，居住在江南，每天读书不停止，尤其更加专心喜爱《庄子》，还在书后写了几百字，说它与圣人的道相合。我认为，庄子凭借绝异的才能，乘着时代而任意行事，只求自己痛快。他与圣人的道，根本上相差不到一丝，到了末流却大大驰骋而远离正道；发展到极端，弊害更不可胜说。佛教取其精微而成为空寂之说，王弼、何晏取其粗浅而成为放诞纵恣之说。放诞纵恣的弊害，是轻视抛弃礼法，放荡废弃时务，天下因此大乱。空寂之说的弊害，是抛弃人伦，取消君臣、父子、上下关系，竟使百姓全都成为夷狄。庄子痛恨时代的污浊，务求用汪洋恣肆、激越诡奇的言论，讥刺和切责当时奔竞趋附、追逐外物的人，却不知道它的弊害竟会达到这种地步。道理不能彰明，是愚昧不肖的人达不到它，贤能聪明的人又超过了它。自庄子以后，才华高、性情奇异的人，不能安置自身，误入歧途的，哪里说得尽呢？姑且试着谈谈建立功业的道路。诗书文章的事业，以及世人所说的权势、地位、富贵，君子并不一定要舍弃而不去做；只要有道来驾驭它，所走的道路就不会穷困。后世君子沉溺于富贵，那就不必说了；其中少数有志之士想建立功业，便专门选择天下事业中可以用来博取名声的事情寄托自己，希望以此显示自己不同于流俗，却从来没有遵循事业的根本。因此，当他志得意满、意气旺盛，力量足以使一世之人的贵贱贤愚都感到震惊时，便纵横驰骋，自以为无人可比。等到时间久了，感到疲倦而想回头，回望自己的身世，却觉得遥远空虚，不能使自己快乐。反观内心，空荡荡没有可以凭依的东西，爱憎、攻击、取舍又从中扰乱他；看到老子、庄子和佛教的书，一旦得到其中所谓把生死看成一回事、把得失看得平等、把万物看得渺小的思想，就大为欢喜。于是抛弃一切作为，松弛懈怠，颓废毁坏，衰败到不可挽救。人活着仍是这个人，但他的本质已经丧失了。况且学习儒家的学问，奉行圣人的言论，到最后却把异端当作归宿，这是多么悖谬啊！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圣人的道自有其真正的所得。圣人心怀警惧，却把危险看作必须防备；安定平和，却以此为安。不因显达而欢喜，并不是一定厌恶荣誉、逃避荣誉；不因困顿而悲伤，也不是已经走上歧途便不能返回。得志时，就把道施行于事务之中；事情建立起来，天下归于端正，如此而已，我并不把功劳归于自己。不得志时，就把道寄托在言论中；即使百世以后有人能够遵循实行，也如同仍然在自己身上实行一样。他衡量一切都合乎道，流传长久而没有弊害。这是多么达到最适宜的境界，多么确实找到了归宿；与老庄、佛教所说的相比，哪一种更能合乎大道、贴近人心呢？懂得道的人，应当认为哪一种更贤明呢？佛生将要北游，索取一句话作为赠言。我认为佛生才华很高却不得志，担心他走过头而流入这种境地，所以写下这些话送给他。《与黎莼斋书》从前在金陵，与你一起谈论文章，评论古今人物，私心里十分痛快。分别以后，忽然已经一个多月了；寒窗短灯之下，我时时靠着几案思念您，不能忘怀。裕钊自认为平生对于世间事务都没有什么嗜好，唯独从小特别喜爱文章。只是我曾私下奇怪，学问之道，如义理、考据、辞章之类，门径极为广博，自称专家的人也往往有之；唯独到了古文，能够真正精通的人大概很少。自曾文正公去世后，您和至甫又不能经常聚会相见，我独自困坐，四面环顾，孤独无伴，没有人可以交谈。近来李佛生颇有意于古文，时时来向我询问作文的方法；他的造诣虽然还不深，但佛生本来就天资出众，时时有领悟之处，这实在足以谈论了。文章之事，如果不是凭借卓绝的才华，并且用功深、用力久，就一定不能达到成就。才华优秀而用力深厚，能否达到几近成功、最终成功，也还有天命的因素。已经达到境界而几近成功后，作品能否流传，流传后显著还是隐晦、接近还是久远，也还有天命的因素。即使真能达到境界而几近成功，最终成功并流传，流传得显著而久远，使我的文章确实不在百世之后衰败，而那时我的身体早已消失、我早已死去；那些取读我的文章、感叹仰慕并珍惜它的人，我也都不能亲眼见到。抛弃一生的华丽、奢靡、荣耀和欢乐，耗尽毕生力量，劳苦身心，只为侥幸于或许成功或许不成功、或许流传或许不流传的命运，并且仰慕想象着千百年以后、幽暗渺茫而自己遥远得无法见到的虚名，却不因此停步，难道不是所谓最迂腐而又极其迷惑的人吗？难怪世人所谓的贤能俊杰，能够一切以求取富贵显荣的人，会讥笑他并背道而驰。不过，庄周说过：人吃牲畜肉，麋鹿吃草，鲫鱼和蛆虫以水草为美味，鸱鸟和乌鸦喜欢老鼠；这四种动物，谁知道什么才是正味呢？人生各人的嗜好，都是在出生之初各自禀受的，彼此不一致到不是巧妙计算所能测定。那么，那些孜孜不倦地用一生从事文字事业的人，难道不也是因为这种嗜好出自本性，而不能自我解脱吗？而且我看古代那些善于作文的人，如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之流，他们最初用心立意，也不过是想凭文章表现自己；但最终达到的境界，世人不能只把他们看作文人。因此，真正精通文章的人，写作的本领已经足以自我娱乐；等到他的造诣更加深邃而博大，便能够通晓圣人的道，达到天地万物的根源。独自在一间屋里歌咏文章，却傲然俯视尘世之外，即使天下人又有谁能够改变他呢？又哪里有闲暇去计较自己出生以前和死后文章的得失，而因此进退呢？我思念您却不能相见，独居无聊，便把胸中积聚的感想一吐为快，自我陶然、取其快意罢了。若不是您，我也不会说这些话。天气骤然寒冷，希望您千万保重身体、自爱。其余不再详说。

译《答吴挚甫书》春天期间收到您去年除夕寄来的惠书，得知您已经改任京畿地区的官职，将用儒者的学问来泽被百姓，恭敬地向您祝贺，恭敬地祝贺。六月上旬，李佛生太守又转交给我您三月底写来的一封信，恰好裕钊当时有丧妻之痛，提前回到故乡。前一晚才来到鄂城，匆忙之间没有来得及答复。您所需要的姚氏评点《汉书》，一时没有闲暇抄寄，请等以后再说。来信过分推重我的文章，又虚心向我询问请教，恳切不已；裕钊哪里足以懂得这些呢？不过既然承蒙您下问，我不敢不竭尽自己的愚见。古人评论文章说：文章以思想为主，文辞要能够配合思想，气势要能够承载文辞。譬如车子，思想是驾车的人，文辞是车上所载的东西，气势则是使车子前进的力量。想学习古人的文章，开始要从声音入手来寻求气势。得到它的气势，思想和文辞往往也会因此一同显现，文章的法则也不超出这个范围。因此，只要契合其中一项，其余各项就可以依次牵引出来。所谓思想、文辞、气势、法则这几项，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各自一件事，而常常乘着文章的机势，混合凝聚为一个整体。只是其中微妙的一致性出于自然罢了。所谓自然，就是没有刻意这样做，却没有一处不完备；一举一动都合乎节度，却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如此。日月星辰的排列，山川的流动和耸立，就是这样。哪里只是日月星辰、山川，天地之间凡是生成而形成文理的事物，都从未看见有人经营谋划、安排位置，却无不灿然明亮、有条不紊。文章达到最高境界，也不过如此罢了。读者根据已经完成的文章去探求，后来才有某处是什么、某处是什么之类的说法。古代作者去世已经很久了，而我想探求他们所达到的境域，就必须通晓其中的微妙之处，体会他们虽然无意为之却没有一处不到位的地方。因此一定要深而久地诵读，使自己的心与古人的心毫无间隔地相合，然后才能深刻契合自然的妙处，穷尽文章的本领。至于专门把沉思和竭力搜索当作事情的人，固然有时也能得到文章的意思；但与心神凝定、形体忘却、冥然契合于语言议论之外的境界相比，或许还有差距。所以姚氏以及诸家所说的从声音寻求气势，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我从古人那里所求的，是由气势通达其思想，再通达其文辞和法则，从而领会其深意。等到自己作文时，就一概以思想为主，文辞、气势和法则都随思想而来。您认为是这样吗？您说苦于中气不足，诵读久了便没有气力承载文辞。裕钊近几年也正为此病苦。从前在江宁，听方存之说：长老们传说刘海峰气势非常丰伟，每天拿古人的文章放声诵读。姚惜抱却苦于气弱，但也不废止诵读，只是压低声音，让声音沉下去。这或许也是一种方法吧？裕钊近来遭遇多有乖舛，困迫于忧患之中，对于这件事恐怕最终也没有什么成就。您才华很高而志向远大，年富力强而气势锐利，将来一定能够继承邑中诸位前辈的盛业。因此冒昧进献这些对文章之事略有领会的粗浅见解，作为微薄的帮助。希望您明察。其余不再详说。《游虞山记》十八日，我和黎莼斋游狼山，坐在萃景楼上，远望虞山而感到喜悦。二十一日买船渡江，第二天早晨到达常熟。当时赵易州惠甫正好免官归来，居住在常熟，于是我们一同前去游览。虞山的山脚山尾向东伸入常熟城，出城向西曲折延伸，绵延二十里，四面都是广阔的原野，山横亘在其中。最美的地方是拂水岩，巨石高达数十尺，一层层并列叠起，好像堆积的灵芝和菌类，又好像重重巨大的盘子叠成台阶；石色有苍、碧、丹、赭，斑驳闪耀，充满眼目。两块巨石从中间分开，叫作剑门，像被劈开的石壁高高耸立，奇诡怪异，几乎无法形容。坐在岩石上俯视，平坦的田野广阔延伸数万顷，澄澈的湖泊和奔流的溪水纵横荡漾其中，像天工绘成的锦绣图画。向南望去，毗陵、震泽一带连绵的山岭青翠相接，高处直插云霄；雨气和日光错杂地从各座山峰上显现，水面阴气向上逼近，云气开合激荡，景象瞬息万变。远处苍烟淡霭环绕缭绕，光色与天空浑然一体；极力睁大眼睛远望，精神也仿佛随之驰骋到极远处。岩脚下是拂水山庄的旧址，钱牧斋曾经居住在那里。唉！有这样美的山丘，钱氏却惆怅地不能在这里终老；我和易州于是高兴地留在那里不肯离去。山岩深处是维摩寺，经过战乱大半已经毁坏了。出寺向西走，稍稍转向北越过山岭，云海豁然展开，深远得仿佛在天外，而狼山忽然出现在眼前。我指着它对易州说，那也是我过去游览过的地方。再向西下行是三峰寺，那里各处的房屋，常常可以休息。面对远处有许多古树，其中有一株罗汉松，树皮剥落，枝干拳曲秃露，看起来像有几百年了。寺僧准备了酒、水果、笋和面食，招待我们两人。天色已经偏西。沿山北行经过安福寺，就是唐人常建诗中所说的破山寺；那里幽深静谧，正如常建诗句所写。寺中有许多木樨花，从寺里向前走，芳香满路。返回时从常熟北门出去，到达言子、仲雍的墓。墓上有辛峰亭，太阳已经西落，山路险峻狭窄，不能上去，约定第二天再去。后来又遇风雨，终究没有成行。二十四日，于是放舟驶向吴门。航行数十里，虞山仍蜿蜒在船篷窗外，望得清清楚楚，使人想掉转船头再去游览。

译《莫子▯墓志铭》子▯姓莫，名友芝，自号吕阝亭，晚年号▯耳叟，世代居住在江南上元。明弘治年间，他的远祖莫先随军征讨贵州都匀的苗民，于是留居都匀。到高祖莫云衢时，又迁居独山州，从此成为独山州人。曾祖莫嘉能、祖父莫强，都是州学生，因为子▯父亲显贵，均获赠与其父亲相应的官衔。父亲莫与俦，是嘉庆己未年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四川盐源县知县，又改任贵州遵义府学教授。曾文正公在他的墓表中说：“这就是教授莫君。”教授本来是著名进士，每天用朴实的学问倡导门徒，教导子弟。子▯专心刻苦自励，追随父亲的志向学习。当时遵义郑子尹珍也跟随教授先生游学，和子▯一起切磋许慎、郑玄之学，积累五六年，学问造诣更加深邃。黔中官员、老师、门徒、朋友众口一词地推重莫子▯和郑子尹，两人的名声于是冠绝西南。子▯的学问，对于《苍颉篇》《尔雅》的古义训诂、六经中的名物制度，没有不探讨的；旁及金石学、目录学诸家的学说，尤其深入探究其中幽深精微之处，疏通源流，辨析真伪，没有丝毫差错。他所作的诗和杂文，都出众于一般人；对于诗，他研究得更加深、更加久；又精通真书、行书、篆书、隶书，求他书写的人肩挨着肩站满门前。子▯身形清瘦而挺拔，平日喜欢游览，善于谈论。遇到别人，无论贵贱、愚智，一接触便以和善相待；闲暇时与人共同考订古今，评论学术技艺的高下，正经议论、诙谐嘲笑间杂进行，从早到晚也不疲倦。从通州、大邑，到山角、海边，公卿巨人、学士大夫，都推重子▯，认为无人能及。下至武夫小吏、街巷中的求学者，谈起他的姓名没有不知道的；凡是曾与他相见的人，没有不得到他的心意而离去的。然而子▯虽然平易近人，内心却一向严正，有自己的操守。自道光辛卯年乡试中举以后，接连多年奔走京师，朝廷士人和权贵争相想同他交往，但他总要谨慎选择值得交往的人。有权贵托友人向他求字，他推辞不答应。某位相国想招他来教授子弟，他婉言谢绝。后来多次参加礼部考试而不得志，咸丰八年被截取为知县，等待选官；但他的心意并不喜欢，便放弃了，不再顾及。那年六月出都门，跟随胡文忠公到太湖；第二年又跟随曾文正公到安庆；过了四年，又到金陵。胡文忠公、曾文正公，都是他曾经交游、早已了解他的人。到后来合肥相国李公任江苏巡抚，请求朝廷选用州县官吏；当时朝廷内外大臣，曾秘密推荐有学问的人十四名。诏令征召这十四人前往，子▯是其中之一。于是曾文正公、李相国以及各位朋友争相劝他出仕，情意深厚，劝说极其恳切；子▯却只推辞谢绝，不肯就任，带着妻子儿女居住在金陵，时常独自往来于江淮、吴越之间。子▯本来喜欢游览，而东南地区又多有秀美山水，儒者名士也常常聚集，于是每天跟随各位人士饮酒、谈论、吟咏，所到之处常常忘记归去。同治七年冬天，我和子▯从金陵一起送曾文正公到邗上，回来经过维扬，登上焦山，取道丹徒到吴门。我们同船同行了好些日子，天天促膝交谈，十件事中有七八件意见相合。我不久与子▯分别，前往杭州；第二年又来到吴地，和子▯更加买船遍览灵岩、石栖、石壁的胜景，在邓尉观赏梅花，过了几天到天平山，计划登上山顶。子▯苦于脚力不足，坐在寺中等我。我于是只带一个小童，攀援藤葛，越过怪石，登上绝顶眺望太湖。下山后，子▯迎着我笑，我们彼此惊叹，认为这是当时最快乐的事情。距今忽然已经四五年了，日日思念旧游，多次想重游却始终未能实现，而子▯却将要去世了。子▯于同治十年九月辛丑去世，享年六十一岁。他一生所著的书有：《黔诗纪略》三十三卷，《遵义府志》四十八卷，《声韵考略》四卷，《过庭碎录》十二卷，《吕阝亭诗钞》六卷，《樗茧谱注》二卷，《唐本说文》《木部笺异》一卷。尚未编订完成的，还有诗八卷、《吕阝亭文影山词》《吕阝亭经说古刻抄》《书画经眼录》《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旧本未见书经眼录》《资治通鉴索隐》《梁石记》，各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妻子夏孺人，儿子彝孙，附贡生，先他一年去世；绳孙，任两淮候补盐大使；有两个女儿、一个孙子，都还年幼。子▯兄弟九人，大多在当时有名声。子▯去世后，他的弟弟祥芝任江宁知县，请假于上级官府，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和绳孙一起载着他的灵柩回贵州，择定六月壬申，葬在遵义县东八十里的青田山祖坟旁。临行前，请我作墓志铭。我和子▯一向相互知契。过了一个多月，我为他写成墓志铭并交给来人。铭文说：唉，子▯啊！你的足迹走遍半个天下，声名也随之传播；最终回到故乡山丘安葬，已经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译李慈铭 《答仆诮文》先生寄居在外，写文章守岁。他叫我煮茶研墨，我靠着屏风睡着了。先生斥责我，我起来反唇相讥。做官穷困到这种地步，都是官场文章招来的祸患。谁叫我年少？只是识字并没有错。吟诗能上口，听经能背诵。谁叫我年长，写文章又没有害处。胸中镂刻着周秦文字，手上磨出了汉魏文章的老茧。不是迎合今人，却把阿谀古人当作媚态。思绪艰涩，苦闷而痴，心意迷乱，仿佛醉酒。如今我已经壮年，所得只有劳累。我西边的邻居，是个轻浮的小子，拿货物换取犬杖，身上还带着乳臭，却已经穿着青紫官服。我东边的邻居，是乌氏献家的儿子，用丹砂、豆豉和布帛计算财富，裸身而富有，资产相等。我的官田很少，年成好时也只长满蓼草，三年不治理，催征的税额只剩荒草。我的文章应付诏试，字句必定俗陋矫饰。六次上奏都不被采纳，三十岁头发就白了。我既然世代寄食为官，眼睛稍有不适便只好休息；用专长来填沟壑，用头颅来筑坟丘。为什么还要以此为乐，却又求取仕进？为什么还要以此为忧，却又游历京城？鹰到了春天变成鸠，橘树过了淮水就变成枳。我原以为这次出来，应该能改变命运。如今距离那时已经很久，我藏起自己的才华，害怕在市井中显露。四座之中闭口不言，把愿望转托给百家经典。身上的刺毛已经被磨光，艾草也断绝了踪迹。别人乘车，掌管秘书之职，头戴平巾，马戴绿色鞲具；而我和这些做官的人，来来去去都穿着粗布旧衣。五陵的骑卒，锦帐大马；而我和这些做官的人，只有瘦弱笨拙的马匹驾车。我穷困到这种地步，却仍然有一个家。家在乐和旧坊，面朝城墙，背靠水涯。厅堂里放着织布器具，门前停着钓鱼车。我奉养双亲，督促他们种稻；招待宾客，修治花木。如今我已经困顿至极，进退还能选择什么呢？【疑文】辛苦积累资财，才到了今天。而我还在写文章，文章又将归向哪里！我本来就能忍受贫穷，但我请求自行了断。先生听了，笑容满面地说：你暂且退下，不要来纠缠我。我心中空明，白云自在天上。你希望我赶快改变，请等到来年吧。于是蘸笔写成一篇文章说：我的才智笨拙，我的力量微薄；我沉默，我有自己的见识；我饥饿，我寒冷。这并不是我的文章职责，而是上天借此保全我的真性情、养护我的闲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