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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越中三子传》陈寿祺，本名源，字子谷，又字珊士，是浙江山阴人。他的祖父陈抡英，是嘉庆庚午科举人，官任秀水训导。训导生了三个儿子，名叫锡、书烈、文杰。文杰早夭，锡娶黄氏为妻，五个月后去世，没有儿子。书烈娶陶氏为妻，生下陈君，训导便让他承继已经去世的叔父书烈为后，书烈也没有儿子。因此陈君兼承小宗后嗣。训导家原本贫穷，陈君幼年丧失生母，由黄恭人抚养。他小时候多病，黄恭人日夜纺纱织布来筹措药钱；但他读书十分聪敏，训导非常器重他，带着他到任所。训导去世后，陈君的生父也因哀毁而亡。当时陈君十四岁，跟随黄恭人扶送四具灵柩回乡。山阴没有服期功亲属，也没有田地房屋，只能租住大木桥旁陋巷中的三间房。黄恭人有时两天才吃一顿饭，为了做针线活常常几夜不睡，挣得钱供陈君入学。陈君学习写文章后更加勤奋进步。又过了五年，补为县学生；又过了两年，乡试中举；又过了七年，咸丰六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又过了三年，散馆，改任刑部主事。同治元年，粤贼占据绍兴，陈君请求紧急乘船渡海到上海，迎接黄恭人及其家属到京城。不久，他充任提牢厅主事，兼办秋审；补授奉天司主事，升为员外郎，跟随尚书绵森公到湖北审勘案件，京察列为一等。还没来得及引见，便于丁卯年夏四月在京城寓所去世，享年三十九岁。当初训导娶李氏为妻，她是我的高叔祖孝廉府君的孙女，所以我和陈君是中表兄弟。陈君补为诸生时，我祖父一辈的人都高兴地说：训导有后了。陈君天性刚直爽快，没有城府，见人不分亲疏，都直抒胸臆交谈，别人也乐于亲近他。他侍奉双亲很孝顺。有一次他从私塾回家，黄恭人拿稻米干粮和肉给他吃。陈君问：母亲吃过了吗？黄恭人说：吃过了。到了夜里，黄恭人到厨房暗中吃饭，陈君拿着火烛照看她，原来只是半碗冷菜羹和淘麦屑。陈君捧着碗哭泣，黄恭人也哭了。甲子年二月，黄恭人七十岁，陈君在京城举杯祝寿，我和平君步青、谢君钺前往祝贺，夜里一同住在陈君家。陈君谈起这件事时，眼泪仍不断流下。陈君文章警拔敏捷，不靠老师传授，尤其喜爱写诗词，情感和文采绚丽奔放。他年轻时就进入翰林，诗文流传开来，人人争相传诵，但最终没有留在翰林院任职。改任外官以后，勤勉学习官署事务，援引法律条文和成例，细密考察案件。白天步行到官署审理案件，夜里查阅判牍，常常直到更漏尽时才休息。他曾被召试军机章京，列入高等，最终却没有任用。迎接家属到京后，生活更加困窘，穿破衣、面容污垢，跋涉于泥泞之中，但办理政务的本领却更加精通。官署中的疑难案件，全都交给他办理。他又亲自教授三个儿子经书，利用空闲研习吟咏，研究小学。所以刚过三十岁头发便全白了，最终因积劳成疾而死。陈君娶刘氏为妻，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已经娶妻并有了孩子。陈君去世多年后，黄恭人还健在。王星诚，本名子迈，又名章，字平子，改字孟调，也是山阴人。他的父亲王学厚，是道光甲午科举人，任慈湖书院山长。王君幼年聪颖奇异，眼睛多白，眉间有奇特的神采。刚到成童之年，写文章便有意自出新意，不沿袭旧套。作诗作文用心刻苦，见到的人都收敛其才而自叹不如。山长原是我的族父青田先生的高足弟子，以文章闻名一时，很少称许别人，却特别赏识王君，曾经带着他的文章到处向宾客夸耀。刚成年，便得到知府徐君荣和学使吴公钟骏的知遇，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补为县学生，名声大振。王君早年丧母，长大后继母又去世。山长担心他因服丧误了考试时机，便把他出继给他的从祖父，王君不敢违抗。等到成为弟子员，在郡学行释菜礼时，宣宗去世已超过百日，守令诸官都穿吉服到场，唯独王君穿着青色衣服。徐君认为他这是为国守丧，便责问他，王君不回答。不久山长去世。家里一向贫穷，当时山长已经三次娶妻，才过几个月；王君有两个姐姐尚未出嫁，一个弟弟独眼且十分羸弱；王君自己已经娶妻生子，家中粮食和钱财无法继续维持，于是开始出外寄食游历。他起初替余姚县令采宾王掌管文书记录达数年，后来寄居萧山。我从丁未年冬天起，和王君在私塾中比试文艺，努力争胜，以才华相互推重，却彼此十分投契。王君写《希有鸟赋》赠给我，我作《大鹏行》答谢他。我们一同补为弟子员后，关系更加亲密；闲暇时总来往，以各自所学互相质疑考证。有时纵论上下古今，探究幽深精微之理，整日整夜不停；意气凌厉，轻视世人，认为除了我们两人之外再没有可以交谈的人。有时出门拜访别人，必定两人一起拍掌高谈，彼此唱和大笑，座中宾客往往缩身避开。当时御史宗先生稷辰正在乡居，创办四贤讲社，招集才俊，我和王君都被登记入社。有一天我和宗先生谈论学问意见不合，宗先生讥评我的文章，王君听说后非常愤怒，告诉了我。我于是再不到宗先生门下，王君也不去。宗先生多次好言道歉，两人才重新以弟子身份相称，但最终再也没有把作品给宗先生看。王君出外游历后，隔几个月必定回来；回来就一定到我这里住一宿，有时住到十天才离开。通过邮筒在曹江之间往来的诗文，接连不断。丙辰年春天，王君开始远游，从京师到河南，依附他的叔父、原副都御史履谦，在河防任所居住。副都御史因服丧回乡，王君于是遍历豫中各地，寄居在各位牧令处。他曾写信给我说：自从客居大梁，才知道乡里人才很多，也才知道贫贱生活可以快乐。几年来没有哪十天不梦见来到越缦堂。越缦堂，是我读书的地方。己未年夏天我进京，王君也来参加京兆试，那时已经患脾泄，精神衰颓。我正遭受横逆之祸，处境极其困顿；相见时只有困顿忧郁的神情，再没有从前的意气。不久我们一同参加考试，考试结束后王君住在京城会馆，病情更加严重。发榜时他考中副榜，第二天便去世了，享年二十七岁。当时王君的几位亲戚打开他的箱子，得到几镒金子，买棺材为他收殓。如今他还安葬在城南扩谊园。那时我正和同人商议，准备第二年把他的灵柩送回乡里。王君娶施氏为妻，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译孙廷璋，后来改名淳溥，同治元年恢复原名，字仲嘉，又字莲士，是会稽人。孙氏自明代正德年间起，江西巡抚忠烈公孙燧是名臣，此后家族日益显赫，门第在长江以南居首。忠烈公原籍余姚，他的孙子吏部尚书清简公孙镕才开始居住在郡城。进入本朝后家势稍衰。王君的曾祖孙楠只是县里的诸生，祖父孙晟更加贫穷。父亲孙庆琛凭借精通刑名章奏，在督抚幕府中任客卿二十年，家境才富裕起来。王君幼年精悍强健而不拘束，喜欢写雕琢华丽的文章，不修饰小节，喜爱诙谐侮弄别人，很多人都厌恶他。刚成年参加童子试，当时学政吴公钟骏是经学大师，以“维黍”二字命会稽试题，王君独自依据《周礼》《尔雅》的旧训作解释，吴公大为惊异，擢为第一，补为诸生。道光己酉年充任拔贡生，不久乡试中举。第二年参加国子监学正、学录考试，列第一，授学录，升助教。癸丑年告假回乡，改任教职，选为遂安教谕，尚未赴任，便遭父丧，服丧期满后又遭母丧。捐资取得知府候选资格，拜见旧日督师胜保于安徽，没有得到适当任用，便回乡。而浙江巡抚王壮愍有龄征召他办理文案。当时战事紧急，军饷接济不上，浙西嘉兴、湖州各郡已经全部陷落，军饷独自依靠宁波、绍兴。王壮愍先和将军瑞昌公弹劾罢免团练大臣邵文靖灿。认为王副都御史履谦柔弱容易控制，便特意推荐他协助团练，专门负责越地军饷以接济军队。但越地百姓已经疲惫不堪，副都御史无法办成此事；越地士绅中替副都御史奔走的人，大多贪污，把钱装入自己的腰包。王壮愍屡次发布檄文，责备军饷不达规定数额，于是日积月累与副都御史争吵。副都御史弹劾王壮愍侵夺官权、擅自施行威福。王君既受王壮愍委任，又和副都御史是旧交，便专心调解纠纷，认为军饷可以筹措而百姓不至于受害，于是返回越地，按巡抚檄文办事。越地各士绅大怒，煽动副都御史上疏弹劾王君及浙江三名官吏，称他们是巡抚的爪牙。王壮愍也上疏弹劾越地四名士绅，称他们是副都御史的党羽，双方互相对抗。朝廷把此事交给学政张文贞公锡庚查办。桐庐知县倪某又向副都御史揭发王君索取贿赂、冒领功劳，副都御史将此事公开转告巡抚。王壮愍于是连同此事一起上疏弹劾王君，请求剥夺官职、交付审查，又把案件交给学政和将军办理。案件尚未定案，绍兴陷落，杭州也被攻破，巡抚、学政、将军都死于守节，副都御史最终逃走。评论者说，浙江局势的败坏，是士绅与巡抚互相争斗造成的，而军饷之事是其中的关键。可是王君的奏疏枝节疏略、纲目宽泛，给别人留下了攻击的把柄，志向和才用没有实现，最终竟至于受审，也实在可悲！王君从贼军中辗转逃到越地，迎接家属到宁波，又到上海，随后进入广东。他在肇庆知府和龙川知县的幕府中各任职一年，所到之处都受到【疑字】约束，于是带着家属乘船渡海回乡。前案得以昭雪，官职恢复，王君于是到于潜租赁数十顷田地，在山中大力治理佃户事务；后来发病，返回家乡，病势便加重，于丙寅年十月去世，享年四十二岁。王君一向没有乡里的名声，见到庸俗士人便瞪眼不说话。有人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他只是笑着仰头看屋顶，故意说些荒谬的话，因此更加没有人了解他。等到进入京师，名声才大振。回乡后和我交往，更加钻研经史，致力于探究根本的学问。丙辰年我在王君家坐馆，傅节子以礼也住在附近。三人都爱读书，每天出门逛书市，以买到的珍秘书籍互相争胜。有时互相校勘订正，取得新的发现，彼此告知时便高兴得跳起来大叫。宾客、仆役见了，没有不瞪眼惊视、认为我们发狂的。间或和王君作诗词，分题限时而作；王君专门搜求雕琢幽僻的字句，几乎把笔锋磨坏。每篇作品写出，都千锤百炼，务求奇丽，这大概是他的天性。王君一向喜爱经疏和小学，楷书精美绝伦，但字体结构一定依照《说文》。他娶高氏为妻，生一子名星华，是我门下的学生；尚未成年便补为诸生，喜爱经学，诗文有父亲的风格。这三个人中，陈君最为和厚，从不得罪人，即使对极不肖的人，也从未说过恶言。孙君动辄违背世俗，仇怨日积月累。王君稍微温和沉默一些，但那种不可一世的气概，比孙君还要严重。孙君比我大四岁，我比王君大两岁，而我和陈君同年出生。三人都积劳早衰，常有忧虑生命短促的感叹。每当相聚饮酒交谈，夕阳西沉，便抚弄浮云，数着落叶，总要慨叹岁月容易耗尽，担心美名未能树立。王君在京师去世时，我和陈君一同看着入殓，流泪不止，认为既是在哀痛死者，也是在为自己将来的命运伤感。乙丑年，我回到杭州，孙君也从广东回来，胡须已经稀疏斑白。他对我说：书还没有写成，年老却已经到来，怎么办？陈君写信给我说：你回去而我留下，南北相隔，想像从前那样在宣武街共同居住两年，以歌声和哭声相互应答，这一生还能再有这样的机会吗？谁知还不到一年，两人便相继去世。如今又过去四年了。我以孤苦羸病之身，孤独地活着，把家属寄托在远方，沉浮于冗杂的官职中，还要执笔为三人作传，并编定他们的遗集，真令人悲伤啊！陈君著有《纂喜堂诗集》四卷、《青【疑字】阁词》二卷、《越语古音证》二卷。王君著有《西凫山居诗词》若干卷。孙君著有《亢艺堂文集》《勉喜堂诗集》，共若干卷，以及《玉井词》一卷。王君的诗大半散失，孙君的诗词经过战乱也大多毁坏。侍郎曾为陈君的老师考官，与孙君是旧交；至于王君，则是在他死后才知道他的才华。现在命次弟刊刻传播他们的文集，使其流传于世。三人的著作能够不至于亡佚，是侍郎的力量。

译《王母鲍太夫人墓志铭》我自同治壬申年起认识如今的国子祭酒王君先谦，交往很疏远。甲戌年会试试卷在祭酒房，他竭力推荐我，我却因为文字违背格式，最终被摈弃。我心中感激祭酒，但往来踪迹反而更加疏远。庚辰年考中进士，祭酒是邻房同考官，发榜时看见我的名字，认为我年老，感慨叹息得很厉害。后来我向翰林院呈递文牒，请求留守原来的官职，祭酒竭力阻止却没有成功，连续叹惜了好几天。从此我更加感激祭酒，交往日益亲密，这才开始知道祭酒有一位贤德的母亲，也才逐一听说祭酒家门单薄、太夫人一生劳苦。祭酒侍奉母亲很孝顺，太夫人年高多病，自从前些年以后疾病屡次发作，祭酒早晚侍奉在旁，像个孩子一样；他每次对我谈起这些事，都悲痛得不能自持。我也从心里忧虑，见面必急切询问太夫人的起居。今年三月七日，祭酒因有事前往东陵，第二天太夫人病发，竟一病不起。唉！孤苦之人的哀痛，天下没有比我更加惨痛的了。交游中有父母健在的人，羡慕他们到了极点而感动流泪，唯恐他们的快乐不能长久，担心他们年老而忧虑疾病，简直像疾病降临在自己身上一样。《鸨羽》诗说：鸨鸟肃肃飞鸣，哀声彼此相闻。我们彼此感受的这种悲痛，有些地方不是别人能够理解的。祭酒把他编定的太夫人年谱交给我，嘱托我写墓志铭，我哪里敢推辞！按年谱记载，太夫人姓鲍，祖先先从徽州迁到湖南长沙府善化县。父亲是太学生，名敦富，母亲姓熊。她幼年丧母，终身没有兄弟，侍奉父亲孝顺，十九岁嫁给赠通议大夫长沙王公载之。等到侍奉王家的舅姑以及舅姑的长辈，都能使他们欢心。赠公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诸生，家里贫穷，世代靠教书读书自给。太夫人尽力奉养老人、抚育晚辈，赡养生者、安葬死者都竭尽诚意。她和妯娌相处和睦，体恤姻亲。曾经一整天只吃一顿饭，却从不使老人缺少美味；有时到了吃饭时间还借故不吃。严冬里她身上只穿夏布中衣，却更加勤劳操作；当时堂上老人需要温暖和清凉，她便给他们准备皮衣。她的兄长王公去世后，迎接长嫂共同居住，照料病中的长嫂十分谨慎，五年没有厌倦的神色，家门之内一派和乐。生了四个儿子，全都亲自教他们读书。长子、次子都娶了妻并能作文；次子以高材生身份领取廪饩，后来先后夭亡，都没有儿子。赠公因悲痛儿子也去世了。当时祭酒已经补为诸生，他的弟弟还年幼，粤寇正盛，湖南南北都遭到蹂躏。祭酒随军在湖北、安徽交界作战，太夫人忍受悲痛，勉强支撑到最后以保全全家；其中的劳苦和心伤，大概有难以言说的地方。后来祭酒接连考取科第，进入翰林，奉命出使云南，借假期回家省亲；他的幼弟也以诸生身份取得官职，却尚未赴任，夫妻便相继去世，也没有留下子嗣。于是祭酒迎接太夫人以及守寡的姐姐、嫂嫂，一同来到京师。十年之间，他奉养母亲，极尽孝敬。可是祭酒接连失去儿女。此前赠公的两个兄长都没有后代，太夫人想到家世衰败、子孙不育，常常忧愁不乐。她想求得有一天含着糖逗弄孙子，以安慰晚年，却始终不能如愿。这件事祭酒一说起便号哭悲痛。我私下想，太夫人的处境，确实经历了世人所能遭受的极大艰难；她所做的事虽然也只是闺门中的平常德行，但对富贵人家的妇女来说，却有些难以终日坚持。即使后来亲眼看到祭酒能够继承家业，抚养孩子，仍然年年遭受孩子夭折的惨痛。我曾读韩愈所作苗夫人墓志，里面所说一年四季孩子的啼哭嬉笑充满眼前，几乎被认为是难以求得的奇福。然而和我这样的不肖之人相比，我的母亲劳苦一生，我却没有一天奉养过她；兄弟相继死亡，子嗣断绝，不能凭区区科名赶上父母在世时奉养他们。那么祭酒奉养太夫人的功德，难道不如登上通天大道一般吗！这样也可以没有遗憾了。太夫人生于嘉庆戊辰年六月十九日，卒于光绪壬午年三月十六日，享年七十五岁。她去世距离赠公去世二十二年。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先和，次子先惠，是廪膳生；第三子就是祭酒，于同治乙丑年成为翰林，至今仍任官；第四子先恭，是县学生，分省补用知府。共有四个女儿，第二个嫁给候选知县、善化人龚运【疑字】；其余三个都夭亡。因祭酒显贵，太夫人的封号由太安人逐级晋为宜人、恭人，直至太夫人，于某年某月某日安葬在某乡某原。铭文说：先儒蕺山刘子曾说，平生从未谈到父母，是因为悲伤到了极点，不忍开口。母亲啊，真是上天！谁能报答母亲的恩德？这位太夫人，一生备尝百般艰难，最终却享有尊贵的生活。她有贤能的儿子，成为名臣；为什么上天吝惜福分，使她还未到耄耋之年便不能抚养孙子？她历尽艰难劳苦，成就了这个家，最终使家门显大。她德行高明而得到善终，归葬于祖先墓地。借祭酒推恩及亲族的恩典，来哀悼我的母亲，想把皋鱼的眼泪附在泷冈的墓道上。

译王▯运 《御夷论（一）》自从黄帝划分疆域、分设九州以来，常常有夷狄的祸患。中原对夷狄常常不能抵敌，是形势造成的；必定要争战，是情势造成的；各代兴衰有其命数；要断绝祸患在于道理；抵御夷狄在于方法。王道衰微，四方夷狄交相侵扰，野兽的蹄印、鸟的足迹交错出现在中原。人们都知道敌人强盛，却不责怪自身衰弱；听说敌人的策略，却不思考自己的昏暗闭塞；强者愤怒怨恨，却不知道挽救祸患的方法；弱者屈服投降，却不知道坐等灭亡的惨状。因此自衰周以来三千多年，三种策略彼此相乘，两种道路并行使用，说到底只有战争与和平。二者互相排斥，轮流成为执政的权柄。在国家强盛时，两者都可以用得好，魏绛、卫青就是这样；在国家衰弱时，最后都归于灭亡，卫懿公、晋朝末年就是这样。和战只是政治教化的末端表现，争论和战则是谋划国家的下等方法。因此必须先弄清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然后才可以谈论智慧和策略。为什么说中原在形势上常常不能抵敌？回答说：夷狄的祸患，起因在于我们弱；我们弱的原因，产生于政治失误。凡是有生命的种类，各自安守本分，以习惯养成性情，以形势作为行动凭借。内部不强大，就不足以谋划对外；人若没有裂隙，别人就无法制造空隙。他们尊重中原如同尊天，却又像鬼魅一样窥伺中原。他们羡慕我们的土地、物产、礼乐和制度的丰富，想要袭取我们的政事、官爵和文章的华美；听到圣人首先出现在诸侯之间、诸侯效命，就伏地叩头，请求与中原建立属国关系。他们若自负强大，侵扰边界，我们驱逐他们，他们便奔逃灭亡。因此中原强、夷狄弱，秦人便设置百越郡县；中原强、夷狄也强，汉朝又在渭桥出兵；中原弱、夷狄弱，元成帝接受匈奴朝见；至于中原弱、夷狄强，边患就更加多了。况且所谓弱，并不是没有兵，不是将领怯懦，不是军饷匮乏，不是城墙不高、护城河不深，而是君主忘了百姓，夷狄才开始俘掠；君主放弃土地，夷狄才开始侵占；君主忘记武备，将帅才使军队失败；君主忘记求贤，谋臣才使政局混乱。不要侥幸敌人弱小，因为他们必定还有余力；不要问敌寇侵扰是否浅近，因为内部必定已经完全空虚。不要担心犬羊般的敌人难以驯服，不要习惯于敌人的欲望尚不奢侈，不要轻视战阵中失去时机，也不要忧虑敌人凭借强力肆意施威。君主听到变故，便在朝廷上赫然振作，在宫寝之中忧惧自责，清除各种弊病，和臣民一道重新开始。君主的德行早晨一明，夷狄就会连夜逃遁；朝政晚上清明，军队的士气第二天就会振作。为什么可以证明确实如此？从前厉王昏庸暴虐，天下动荡，小民尽皆失业。中原于是衰微，北方有犭严狁，西方有昆夷，东方有淮戎，南方有荆蛮。当时四方局促不安，危险得几乎要覆亡，文王、武王的土地不战而被削弱。宣王继承王位，还没有来得及用兵，便因旱灾忧虑得侧身而睡，求贤以辅佐自己，得到方叔、召虎、皇父、仲山甫等大臣，然后出兵。军队还没到泾阳，匈奴就向北退走；刚到长江边，徐国便传来骚乱。因此《诗经》说：“小规模讨伐犭严狁，直到太原。”意思是没有用什么战争，只是直接驱逐他们离开。《大雅》说：“大力整顿淮夷，接着拘捕那些敌虏。”意思是直接前往捆绑俘获他们。《南征》说：“小规模讨伐犭严狁，使蛮荆前来畏服。”意思是先以声势震慑，随后才取得实际效果。退一步说，如果谋划稍次，天子衰弱废弛，便委任诸侯，派兵戍守边境，也足以暂时平息祸患。《诗经》说：“周王命令南仲，前往方地筑城。”这是说纣王任用文王，命将领派兵戍守，守卫中原，筑城居住。《诗经》第四章说：“难道不想回家吗？只是害怕这些简册文书。”说的是戍卒的劳苦。它写派兵戍守说：“哪里敢安定居住，一个月内三次取胜。”说的是用兵的谋略。以文王的圣明、南仲的贤能、士卒的有礼，以及王道的融洽程度来说，同宣王相比，文王的言辞较差，而他的功业却比尹吉甫更加勤劳辛苦，难道不是因为君臣所处的形势不同，所以功业本来就不能相提并论吗？从此以后，秦始皇、汉武帝凭借全盛国力谋划抵御敌人。中原虽然一时疲敝，后世却得到好处，这是以强控制弱。汉文帝则是以强大的国力防备同样强大的敌人。夷狄逐渐强盛，中原逐渐衰弱，后来夷狄前来侵犯，这就是中原常常不能抵敌的形势。既然已经不能作战，即使投降也没有好处，却胡乱说这是和平，这只是自我欺骗。然而强敌压境，最终也会缔结盟约，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可以被攻取，也估量自己未必能够取胜。并不是爱护我们，也不是忘记我们。夷狄进入中原总是容易，我们攻取夷狄却总是困难。贾谊在珠崖问题上提出宏大的议论，刘安担忧征伐越南耗费财力，确实是认为把财力耗费在无益之地，把官吏士卒派到瘴疠之地，即使胜利也不算功劳，失败则会损害国威。如果开放山海关隘来招引鳞虫般的夷人，借用冠帽衣裳来装饰犬蛇般的异族，使他们像野马一样追逐利益，争着想迁入内地，连一寸一尺土地都要争夺，贪恋而不肯离去，那么即使把防守设置得再险峻，仍然担心防线溃决、祸患蔓延，何况还把他们引到近处呢？敌人集中全部力量、专心一意，几代连续谋划侵夺我国，寻找间隙、踏着漏洞，一旦发动，祸患便迅速爆发；他们本来就掌握着全胜的计策，并且熟悉彼我双方的情势。君主和宰相处在这种情势下，尚且不自我警戒，反而急切地想要决战；他们失败崩溃，哪里还需要智者才能看出呢？如今把必争的情绪，加在不能抵敌的形势上，等到战败以后再谋求苟且免祸，这又是乞求和平的主张之所以慢慢推进的原因。没有准备便作战，战争已经失败；失败后乞求和平，气势和处境已经窘迫。中外交通往来，百姓与夷人杂居，国家的根本就被动摇了。鉴察亡国的过失，评论和战的实际情形，可以看出纳币求和是祸患，而主张作战又显得贤明。君臣在无事之日读前代史书，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没有不痛恨向夷狄求和不是良策、称臣纳地是无耻之举的。等到边疆稍有警报，朝廷的谋划已经用尽，俘虏和羞辱接连而来，却闭口束手，不敢谈论一战的好处，这是因为在敌人面前意志昏乱，在自强面前气势馁弱。那些挥臂咬牙，认为君主受辱、臣子就该死而不后悔的人，即使踏入刀锋箭镞之中，也不知道已经亡国的国家不可能再保存。那些日夜忧虑敌人，窥察强弱，讨论守战，只求除去一个祸害而把全部心思放在外患上的人，就像只看见蚊子眼睫而看不见泰山。国家的治乱在于一个人，转变却只在片刻之间。古来没有必定灭亡的国家，国家也没有不能治理的道理。圣人得到君位，就以荒远地区作为限制，以朝贡关系加以羁縻，使夷狄仰望而恐惧，尚且不需要用兵；这种方法最简约。用五种诱饵豢养并使之疲敝，施行于蒙古，是和亲中最高明的办法。把幕南夷人之地犁平庭院，是战争中显示威力的做法。如果力量不足以作战，只想暂且停兵，等到强敌压境才谈战争，朝廷没有正直之人，民间又有许多异议，国家越弱便越萎靡，正好足以自取灭亡。因此过错不在夷狄，政治也不取决于和战。这就是本文的根本论点。

译《御夷论（二）》道术可以成为百代的根本，机智只能取一时之利。君主若没有苟且偷安的臣子，政治便会有弥补漏洞的策略。既然内政还没有办好，却想议论攘除外患，难道也一定有办法吗？在各种治理方法中，到了末端局面，没有比竭力作战更好的。刀刃相接，尸体接连倒下，计算胜负，是战争的末节。抱定必死之心而无二志，受挫也不屈服，说明上天赋予的正义，指出要和匈奴同归于尽；这样的人才是善于作战的将领。夷狄进入中原常常路途遥远，因此害怕失败也常常十分迫切。他们想要和议，是因为有利于保存自己的军队，又侥幸我们没有防备。他们先拼死与我们争夺利益，言辞不显窘迫，是因为希望和亲一定成功。担当社稷的大臣，怀有忠贞的气节，以陪嫁女子般屈辱的和亲为耻，顺应百姓的痛恨，击鼓鸣金出兵；连失败也不足畏惧，所以就不会失败。为什么可以相信确实如此？因为敌我双方的形势不同。敌人的军队必定只能从一条道路出动，而我国土地并非全都承受敌军，所以敌军出没的情形不同；我国有一个便利，这是第一点。敌军从远方进攻，士卒人数有限；我军在近处征战，精锐相互接战，这是第二点。远道进攻的士卒心怀归意，守卫本土的士卒也各自为了自己的家园，因此敌人不能拼死作战，而我们能够持久，这是第三点。作战则敌人失去和议的利益，议和则我国承受其弊害；放弃利益而决死作战，连儿童也不会这样做，这是第四点。我们讲求和好、请求订盟，敌人却常常挑衅；我们坚守至死不退，哪里能责怪我们？难道他们一举就能夺取我国吗？如果能做到，就不会等到今天了；如果不能做到，这是第五点。军队经过训练便精锐，士卒因愤怒而勇敢。敌人屡胜便骄傲，我军屡败便恐惧；洗刷耻辱、振作弱势，这是第六点。有战争便死亡，没有和议便不能求生，于是敌人的意志受到阻碍，我方的情绪更加激烈，这是第七点。明确华夷界限，使百姓知道国家仇敌，团结坚固而不可解散；敌人即使得到城邑，也不能有效守住，这是第八点。让敌军长期在中原作战，断绝互市的利益，其他国家便会离心，外部也会产生猜疑，这是第九点。乘着这九种有利形势，加上十全十美的谋算，对内可以洗雪臣民的愤恨，对外可以建立旌旗纲常的功业，对上可以拯救君父的危难，对下可以把长久的统绪传给后世；救济眼前的祸患，慢慢谋划最终的成功，这也是臣子建立功业的时机、壮士封侯的时刻。然而强大的藩镇和重要城镇，变了脸色彼此告诫；勇士悍将，束紧铠甲屏住呼吸，是因为不了解敌情，卑屈地苟求安逸。假使那些披甲的将领、谋划国家的士人，有一丝一毫忧虑祸患、挽救时局的心，稍微留意夷狄之事，知道敌人显示强大其实是假强，议和是挑衅的根本，攻击他们的短处，夺去他们所凭借的条件，公开正大地告诉他们准备作战，那么即使像宋襄公、明英宗那样，亲身被俘而后归来，国土覆灭却又重新建立，又有什么小小的战败忧患值得害怕呢？如今谈论夷狄，不出两种策略：有的人认为我们不能取胜，有的人认为敌人不会吞并我们，于是悠闲等待，暗中忍耐而顺从他们。却不知道认为不能取胜会走向灭亡，而敌人是否吞并我们也不在于是否用兵。不久就会反复发生这种事：城破君亡，而臣子却不知道锋刃加身的灾祸。守卫疆土的人，只庆幸敌人没有到来，便认为天下无事，这难道不是自古以来奇异的耻辱吗？义士心中含有愤懑，便产生行动的念头以求发泄；愚民逐渐受到浸染，便忘记君主而向往外敌。如果真想抛弃国家，就不能和他们谈论危急直率的话。然而借鉴往古的过失，建立后世的法则，即使万一有所悔悟，而形势和力量已经困窘，也仍然不如议论作战，借此延长朝夕之间的性命。议论作战而希望取胜，怯懦的人会动摇这种主张；连续用兵而彼此相持，小人会催促它失败。如今主张作战却不一定真的作战，作战也不一定求取胜利，这是策士的说法。策士能够奏效，是因为掌握了实际情势。世上有人了解敌人的情势，却不了解自己的情势；能够谋划保存国家，却不能把道理告诉将要亡国的人，那又能怎么办呢！《论文》文章有时代风格，却没有固定的门派。如今之所以比不上古人，是风俗习惯造成的。韩退之竟然说：不是三代、两汉的书不敢看。这样做只能写成模拟古人的文章。等到应对当世事务，事情、事迹、人物、地点全都不是古代所有的，便失去了原有的步法，反而不如当时那些熟手写得驾轻就熟。明人号称复古，实际上毫无古意；即使是韩退之的文章，难道又有一句像司马迁、扬雄吗？所以要知道，学习古文必须逐渐浸润于古文之中。先写议论事情和道理的短篇，务必使文章成章；拿古人的成作处处临摹，像临写书法一样，一字一句都必须追求相似。做到这样，家书、账簿、记事文章都可以临摹古文。然后稍微写记事文，先选取今事中和古事相似的，与古事比较着写；再选取今事和古事相距很远的，与古事比较后附会着写；最后选取古人绝无的今事，改变其表达而写成古文。这样做如果没有十多年专心用功，是不可能达到的。人的毛病在于爱好名声而求速成，偷懒敷衍，谁肯花七天时间削刻木板，去雕成棘猴呢？所以自唐代以来，完全没有一篇真正像古文的文章，只有八大家的文章比较容易模拟。如今贬低唐宋八大家，不肯承认他们的文章；等到自己作文时，却还不如八大家，因为八大家也各自下过两三年的功夫，才达到那种程度。诗歌则有自己的家数，容易模仿，困难也在于变化。在整篇模拟的过程中，能够自己运用一两句，久而久之可以运用一两联，再久而久之可以运用一两行，于是便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形成风格以后，也要防止泛滥失控。诗就是持守：守住自己所得，又谨慎防止它容易失去；这种功夫不能有片刻懈怠。即使到了七十岁能够随心而行，仍然要像十五岁立志求学那样。所以这是修治内心的重要方法。自齐梁以来，很少有人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写诗不过是想求得名声罢了。杜子美被称为诗圣，可是他的宗旨竟在于以死来惊动世人，难道这就是诗的意义吗！总而言之，听闻道理还容易，写成文章却很难。必须道理充足周全，诗文才自然具有古意。这件事看似容易，实际上更加困难，不是一般人一生中容易说到的境界。孔子是大圣人，却发愤到忘记吃饭；他教人“不愤不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愤”字。所谓愤，不是喜欢听别人说，而是对自己的不好感到愤懑。因为愤懑便勤奋学习，因为学习又更加感到不足。终身勤勉努力，只觉得时间不够，这样还有什么道理不能听闻呢？

译《老子注序》班固说：道家这一流派，源头出自史官。道家流传的书，没有比《老子》更著名的。看它的文辞和意旨，是务求使百姓长久安定、使国家长治久安，以道治理人民，所以崇尚清静，持守三宝。名义上说是无为，实际上没有什么不作为。老子并不是世人所说的超脱尘世的真人。圣人不担心没有地位，只要德行充足，便会得到帝王的任用，起初并没有急切求用于世的心。老子为什么这样勤恳而深切地忧虑世事呢？大概因为他的职责在于辅佐治理；即使遇到平庸的君主，也仍然希望他施行善政，不像孔子只是谈论道理以等待有人聘用，见道不能施行就离开。庄子评论各家，赞叹老聃学问博大，但他的文章从容舒缓，不像老子那样忧虑世事。自汉代以来把老子、庄子并称，是错误的！然而圣人不可能世世出现，世间必定会有君主。君主大多是中等资质，上下又没有知晓圣人才能的人，便常常采用老子的话，取其低平而没有高远议论的一面。有的人又不能真正理解老子，于是流变为申不害、韩非的学说。总而言之，这些人都处在君位、处理政事，没有闲暇谈论迂远空阔之理，往往厌恶儒生。而儒生见他们注重实行、迎合时势，轻视礼法，便指责他们的门徒是名家、法家。又因为震慑于老聃的名声，传说他长生不死，于是把他同黄帝相比，认为他属于神仙家。自三代以后，处在君位的人采用道家，无官位的人尊崇儒家。处在君位的人不著书，而儒者的言论越来越繁多。他们动辄说：老子是不讲礼的人，不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又有人说：道家把世外之事看作虚无，足以用来养生。唉！固守一端的儒者尚且不了解孔子，又怎么能了解老子呢？即使读了老子的书，也没有人知道其中悲悯世事的本意。他既然不得已而谈论用兵，难道敢于抛弃礼吗？我年轻时读过其中的大略，很怀疑它浅近。近来替女纨写了一通篆书，对句读略作更定，又采用乾道本校勘姚鼐本。姚鼐本不同的地方，起初并没有说明依据，有时也和我相同，便不再考校；这和儒者拘拘于章句的做法不同。领会了老子的本意，用来挽救末世的乱局，然后才知道孔子奔走不息，是有感于世事才这样的。然而他终究还是被世事役使了。《庄子注序》叙说：庄子的书，古今都认为是道家的言论。《杂篇·天下》篇叙述评论各家学说，把庄子区别于关尹、老聃，说他自成一套道术，并不是想继承老子。所谓“寓言”，是庄周自我叙说的文字。其中所称孔子、老子、曾子、杨子，也多次称及颜回。篇首先说《春秋》经世之道，可见他学习孔子、接受《春秋》之学，确实有深厚的渊源。有人说：庄子曾向田子方学习，田子方是子夏的门人；这样说来，他的学问已经超过子夏和颜子了。孔子曾向老子请教礼，老子的书先讲道、后讲礼，而老子又是道家的宗主。孔子确定六经，儒者学习它们，推尊孔子为儒家宗师。孟子、荀子传承儒学，庄子与他们同时，却没有频繁地参与其中。礼制到了周朝末年弊坏得非常严重，诸侯丧失了礼的实质，只保留礼的形式，所以孔子重新厘定礼经。老子则推究礼的根源，大家都知道礼将要灭亡；礼果然在秦代大为败坏。汉朝兴起以后，辅佐建立政权的将相，以及孝文帝、孝景帝，都采用老子的学说来治理国家。老子的书有五千字，孔子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孝经》《论语》，也都只是空泛的言论。从此以后，门徒更加致力于谈论道理。道家和儒家由此分为两派，而空虚、冲和、清静之说，专属于道家的名号，几乎延续了两千年。儒者被称为迂腐迟缓、繁琐沉重，多有拘束而少有成就，抱守残缺，只求考究名物、象数，这同庄子完全不同。所以人们强行把庄子附会为道家，又把训释故旧、尊奉先师的人列入儒林；到汉代末年，儒学终于大为显明。人的内心如果没有承担和驱使，就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以在世上显露自己。因此晋代崇尚玄虚，老子、庄子的学说又兴盛起来。五胡作乱，南北分裂。南方接近道家，北方接近儒家。到了唐代南北合一，而前代师说彼此错杂，儒者正乐于考求典籍，于是儒学又兴起了。其间颇多演述西域佛教之说，并用庄子的文辞来表达，纵情放肆，流动泛滥，撰成各种经论，把庄子与佛教合为一体；而老子专讲炼丹秘诀，但二者都与儒学相区别。到了回纥、契丹作乱，祸乱逐渐延续到五代，儒生死亡，师法长久衰微。赵宋承接这种流弊，上上下下都懵懂无知。华山道人{艹归}然被尊为老师，文人又学习诵读梁、唐佛经，内心沉醉于其中的言论，认为圣人都应当有秘密的道术和心传。不仅推崇制度、礼仪、文字训诂等浅近之说，还以孔子的精微竟然比不上释迦牟尼为可耻，于是性理之学兴起了。它号称道学，名义上尊老子而实际是儒学，口头讲孔子而内心信佛教。又在有与无之间加以区别，说：“有”就是圣，“无”就是妄；又说：“无极”是道的根本；由无而生有的是儒教，由无而归于无的是佛教。又有人私下看到耶稣的书，撰作《太和篇》。他们还说：父母和君主都是与我同胞的人，我的父亲就是上天。自此以来，儒生与僧、道混同，先圣人的书都被淹没而失去本真。政治自行其是，学术自行其是，学术都不能施行于现实，道术于是断绝了。我曾大略听到师友的言论，间或读到佛、道两家的书，知道佛经附会的缘由、道学错误的根源；知道谈论道理不能用来治理国家，也知道所谓道不足以成就圣人。我从《周官》中看到周公的行事，从《春秋》中看到孔子的行事，从《僧律》中看到释迦的行事，从《齐物论》中看到庄子的行事；无论崇尚有还是崇尚无，都没有什么实际施行。因此，凡是圣人的行为，我只取来教导愚昧卑贱的人端正自己的性命罢了。至于人的本性和天道，是不可以轻易听闻的。庄子把孔子、老子的道说成相同，赵宋把孔子、佛教的议论合在一起也很相近。把庄子合于老子，是汉代简略处理的错误；把庄子合于佛教，是晋、唐的过失；用佛教诬蔑孔子，是宋、明的蒙蔽；用佛教妄解佛教本身，是文人的荒谬。因此，必须先说明佛教并不谈人的本性，性理之学才会受到抑制；先说明圣人并没有传授所谓道统，道统自然就会废弃；先说明庄子并没有超脱世俗人生而出生，佛经才显得虚幻。佛经虚幻，性理之学就应当受到抑制；老、庄应当分辨，孔、老可以相同。孔、老相同，便都是圣人；庄、老混同，便是[B103]。这是学者应当察考的。为庄子作注的，隋、唐时期所列有三十一家，郑樵又增加十八家。如今《四库全书》著录的古注，只有郭象一家；《经典释文》引用的崔撰注文最为精善。我考察崔撰的本子，注释《内篇》七篇、《外篇》和《杂篇》各一篇，因而为它作序。全部注文和略说将近三万字，大体上是推明谈论道理的目的，以说明古代圣人并不说空话，而空话始于老子。孔子向老子学习，诸子都跟着仿效。只有庄子通晓其中的道理，从他的空言中知道它的实际功用。儒家一派的人，实在不应当拿袭取佛经的文章来谈论心性，以此尊崇圣人，使尧、孔和达摩具有同样的功德。

译《比竹余音》序 从前邓辛眉跟孙月坡学习填词。邓辛眉的父亲对我说：“填词能够使人幽闭自己的才志，使志向不能施展，这不是壮士所做的事，而是衰世的声音。”我私下笑他，认为才人本来就甘于寂寞而流传后世，处在冷落孤独之中也没有怨言；即使让我登上三公九卿之位，也不如清声吟咏一曲来得长远。只是遗憾自己不善于填词，并不怨恨贫困却擅长填词。不到三五年，天下大乱。过去那些多享福长寿的公卿相继覆灭，而词客、楚地士人辗转于战乱之间，憔悴地边走边唱，却不妨碍他们获得快乐。我也渐渐收敛壮志，偶尔用曼声歌唱。后来担心学习者粗疏草率，便很费力地教他们词律。东南平定以后，海上战事还没有兴起，我在天津行辕见到了叔问中书。叔问是贵公子，不喜欢做官求进，曾在吴门乞食，和一时名士交游。他文章典雅，擅长多种技艺，尤其精于倚声填词。吴门是孙君的故国；五十年前，孙君和如冠九在浔阳、庐山之间以词唱和，佳句至今还在人们口中流传。冠九是叔问家乡的前辈。再往前说，则有成容若，在盛世沉沦，而词作冠绝本朝。邓老先生的话，唉，果然应验了！我同叔问交往又将近二十年，而时局变化越来越大，吴越一带的海疆，已经不能再享有歌舞湖山的乐趣。我住在三闾大夫所居的荒僻之地，没有贵公子那样的离愁，听樵夫唱歌、田间歌谣，足以消解华丽的情思；这样也就到达极点了，哪里还顾得上填词呢？邓老先生的话，难道说的仍是衰世中的盛事吗？叔问远道来征求文章，我便把师友和自身身世的感慨写下来告诉他。时在壬寅年夏四月五日，王▯运在长沙城中湘绮楼选定。《与曾侍郎言兵事书》六年春正月甲子日，王▯运恭敬地寄信给涤生侍郎阁下：我听说，局限于一隅的人，不能究明天地四方的形势；只守着眼前的人，不能同他谈论古今的变化。长平战败以后，卫国的议论才显得正确；李悝、吴起等人得到重用以后，赵国的议论就被废弃了。这并不是议论不明白、言语不切实，而是事情正顺利时，祸患的征兆尚未显露，所以表面上的言论容易进用，深远的谋划反而不被察觉。我曾伏居隐处，思考当今的事务，观察大臣成败、各省强弱以及百姓疾苦，日夜反复思量，已经很久了。狂妄之人的话，圣人也会择取。幸而承蒙您垂顾，接受您的明教，您虚心下问，使我得以提出自己百中之一的见解。彼此相知已经很深了，虽然没有平生相聚的欢乐，但同心切磋、直言相告的情谊，独独遇到非常之事；又并不是因为害怕获罪、躲避法网而不敢直说。然而我犹豫彷徨，进退不能决断，想说话却卷起舌头，临到写文章时又迟疑不定，为什么呢？是担心有一处不合，便被有智慧的人讥笑。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不只是暗中投掷会被按剑呵斥的危险；即使把它交给识货的人，他知道它珍贵，只把它藏在红色匣子里，不能充实朝廷、登上君主的服饰，那么赠送它的人所得到的好处不过千金，而接受它的人功效也不超出尺箧。我私下对此深感痛惜。自从归来以后，承蒙您不断赐予嘉问和慰劳，在众人面前称扬我，我实在没有想到自己竟能得到您如此深厚的看重！古人曾因感激一句话，便在刀刃之下献出生命。信陵君让出上座，侯嬴便自刎；公子仅以买浆相交，卖浆者便同公子一道归去。当今之时，天下沸腾，百姓逃避死亡，我这区区一身，不过是乡村野地的一块朽木罢了。不顾一切地出仕以报答知遇，按理说也没有什么益处。我又认为没有益处，为什么呢？如今的祸患不在盗贼本身，所缺少的也不是筹划军务、冒着刀刃冲击坚阵的勇士。假使▯运一出仕，列在您的部下，充入什伍之中，也不过像江湖上乘行的雁、飞翔的鸿雁身上的一根毫毛。正因为如此，我拒绝弓招而不疑惑，自行引退也不感到惭愧。只是自己思量，若能竭尽才智、说尽意见，对当时稍有补益，辅助您的声名，参与宏大的谋略，还请阁下察纳。真正懂得言论的人不会虚假谦让，临事担当的人也不应有太多忌讳。如果自己贬低自己的意见，那还不如闭口更好。我确实知道自己的意见未必合宜

译，所以绝不会轻率地在明达贤者面前试说。凡是我想提出的建议，都是私下认为切要而没有过失的。贾谊有话说，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点。希望您长久地作深远考虑，端正志向，专心一意地听取这些意见。徐乐的说法是：天下的祸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治理国家的人如果确实审察清楚祸患所在，然后才可以谈论功业。盗贼蔓延，割据郡县，大的横跨数千里，近的横行一乡。在这种时候，贤能的亲臣奉天子的诏命讨伐群盗，名义正当、气势雄壮，击鼓进军。如果谋算偶有不当，形势偶有不敌，即使百战皆败也不受挫，屡次受挫也不屈服。即使凭借暴秦残余的力量，庸才章邯，率领陈胜、吴广的部众，攻取土地极广，征发骊山刑徒来攻击山东，六国旧将仍然望风披靡。由此看来，放弃金陵并不算削弱，丢空安徽也不算匮乏，在江汉受挫也不算败坏。天下如此广大，争夺天下所需的全部力量，本来不是这几千里土地可以削尽的。这还只是瓦解的形势。战事不停，到现在已经六年了。圣上的恩泽深厚，遍及穷乡僻壤。赋税没有增加收入，征发也没有实行。百姓没有荒废产业，却困顿而没有死于饥饿的原因，是财富耗尽在迁徙上，势力困竭在捐输上。一个县的财富，供给十个郡的需求；一道的财力，救济数道的急难。依靠土地产业的人面对田亩愁眉不展，经商的人缴纳厘金时脸色变了。人人不能安居乐业，全都耗空家财，却仍无法救济盗寇到来。因此武昌、南康的军队还没有移动一寸，江西、湖南的库藏就已经枯竭了。劝捐的机构随着盗贼来去而相继设立，盗贼来时不能救济，盗贼离去又加以追究。乡间俗语说：“官官相护，官位高的就是贤能。”只听说蛮官，没有听说蛮民。每议一事，先问权贵。五品以上，气势凌驾郡守；七品以下，经过县门都要侧身而行。只要穿着官服，就一定参与官府事务，国人喧嚣，却没有人敢说不对。又有些豪商、掮客，结交道台、知府，便掌管局务。不问有无能力，也不顾百姓怨恨，盗寇势力越来越强，官府势力也越来越扩大；公办机构越兴盛，百姓困苦越深重。搜刮百姓的人被认为能干，行动快的人得到升迁，即使导致破败，也不加责罚。这就是尤其颠倒是非、黑白不分的情形。正因为这样，百姓不信任上级，财物也不能消除祸患。粮食耗尽，军粮不足；盗贼经过以后，也没有休息恢复的地方。盗贼，是贫苦百姓改变生计的办法。洪逆之事已经有明显的征兆了。如今如果不鉴察它发生的原因，那么尚未爆发的穷苦百姓无处申诉，怨恨和诽谤就会兴起。这样一来，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挽回，将要发生的事情也无法摧止。平定盗贼的要领还没有掌握，计策困窘、财力匮乏，必然还会发生变化。即使不至于横决泛滥，国家凋敝丧亡也指日可待了。有人说过：“百姓不足，君主同谁富足？没有三年积蓄的国家，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老弱者瘦弱得站立，壮丁却剽悍奋发，富民闭塞心意，商人裹足不前，农田和粮食事业几乎全被废弃，这就是所谓土崩的形势。百姓困苦而长期得不到体恤，下层怨恨而上层不知道，风俗已经混乱而政治却不修治；如果刻意拖延、停止兵事，国家的根本已经完全耗尽了。若还不是这样，那么难道还不值得为此寒心吗？而且即使从战争方面说，现在也还不能作战。兵法说：“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士卒便会面有饥色；到境外争夺利益，必然会遗弃内部。”这是说根本应当稳固，进退应当能够自己控制。古代把百姓作为兵员，空出境内而征发他们。后世不能这样，便把兵籍另行划分，以优厚俸禄养兵。有些人白吃粮而不调动，甚至终身如此。用尺籍、伍符登记，按册征召，并要求他们以死效命。他们自己知道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却因为贪图利益而不离开，是因为我们事先用利益招致了他们。兵制废弛而国势衰弱，法令不能施行而权术滋生。召集有些余力的乡人，呼唤聚集亡赖之徒，凑成一支军队，名义上称作勇士；他们从市井突然起来，投身行伍，平素根本不懂法令、步伐、金鼓和阵列等事，也没有以恩义信用相互联结、彼此顾惜生死的情谊。得到数百钱，接受几天雇用，随东随西，时来时去。勇敢的人

译蒙受“好义”的奖赏，逃走的人却不按叛亡之罪处理；早晨领取粮饷，晚上就被派去送死，这不是仁人所希望的。想听任他们逃跑，法令就无法建立；想阻止他们离去，情理又不顺。

译这就像父母骄纵孩子、主人挟制凶悍的仆人一样：利益耗尽就散去，形势失败就离开。如今只是勉强羁縻而已，恐怕并没有真正安定归服。这样又怎么能组成劲旅、鼓励死士呢？走一百里的人要住下来舂米备粮，走一千里的人要用三个月聚集粮食。如今勇士每天有余，军饷却每天减少；军队驻扎在境外，仰赖督抚供给，一天得不到粮饷，怨恨和祸患就会一齐到来。没有半个月的储备，必然没有长久的谋划；没有足够一万人的粮饷储备，必然不能选择并统率百金之士。士气已经衰靡，援军又不能接续。自古以来行军作战，善于用兵的人，大概从没有只谋划胜利而不谋划失败、只考虑进攻而不考虑退路，像今天这样。数万人的队伍，即使非常精锐强劲，第一战锐气就会衰退，第二战气力就会耗尽，第三战锋芒就会挫折。何况又处在孤县的形势中，面对不可测的地方，奔命数千里，寄食于他人。损失一个士卒，士卒就无法再生；失去一个将领，将领也没有人可以替换。相持几年以后，力量耗尽、才干用竭，孤独地尽忠而再三叹息，半夜不能入睡，身家危险、军队动摇，已经可以翘足等待败亡了，哪里还有什么支撑的办法？明知危险可怕，却忍耐着把这种局面当作安定，不是忠于谋划国家的人。既然任职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权力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分担，就不应因为自以为身负重任而只求保全全局；上对不起圣明诏令，中违背理学，这也不是乡人的期望。到现在还不做，往后就来不及了。《春秋》的义理，是把责任归于贤者。如今您统领十万盗寇，扬旌旗于湘潭，吹响胡笳于岳阳，开拓二千里土地，肃清武汉，恢复蕲黄，在田镇取得大捷，斩杀敌军数万，功劳也很盛大了！收兵南康，分兵援助江湖，攻克广饶，战胜湖口，在义宁洗兵，又重新收复崇、通、罗山；凭一支偏师回师，取得数十次大捷，才能也很显著了！东南百姓翘首相望，除了您还能指望谁呢？如今您却凭借不可依赖的事情，侥幸等待万一，这不是谨慎的做法。只要一调动军队便丢弃功业，和盗寇在九江相持，再次失去大城市，这不是树立威势的办法。分兵而使局势扰乱，水陆两路都不顾，在彭蠡徘徊，战船一年以来都没有出动。现在又一定要等楚军凯旋归来、坚城自行攻下，这简直是在等待黄河变清。整顿军队出发，江面辽阔，豫章的积粮连船运来接济军队，江汉的军队忍饥等待粮食。安庆、江宁陈列在长江天险之处，今年不能收复，明年也攻不下，阁下难道想放弃这里而安于现状吗？士卒每天疲惫，转运的粮饷每天空虚；前进不能自行决断，后退又无处立足，即使鞠躬尽瘁，也无法挽救大局。后世评论史事，必定会感到悲伤惋惜当时的人；上下不能互相谅解，劳神焦思，也不足以杜绝背义的人。《诗经》说：“唉，彼此相隔遥远啊，使我无法活命；唉，实在令人痛苦啊，使我无法取得信任。”从这首诗看，这并不是伸展志向的办法。百姓畏惧盗寇，没有可以归附而死守的地方；积聚的物资成为盗贼的外府，却不致力于抚恤百姓、保障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如今您又在左边鼓励明目张胆的劫掠，这不是取得人心的办法。您又煽动乡人的气势，每天扰乱州县的权柄；缙绅士人济济一堂、恭敬有序，却各自凭威势控制乡里，欺凌富人、挟持权贵。孔子说：“不担心人口少，而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能安定。”这几个人的做法，不是均平安定的政治。向内看百姓，就会羞惭而头痛；向外等待盗寇，又无处可去。您的军队如果仍然像多余之物一样被束缚，漂浮在江海上却没有缆绳和船桨，难道还想平定乱事、使百姓安息吗？非常之事，不是非常之人不能做成。能够同他说话却不与他说，孔子认为是失去了人才。您为什么不建立非常的功业，使进言者不犯失去人才的过错！看清利害，谋划大局，就一定要集中强大的兵力布置阵势，并牢牢巩固根本。如今军队的根本事务在于筹措军饷，但从官府取得又供应不足，依靠百姓又损害下层，因循拖延以等待时日；供给安排不周，万事就无法建立。我认为，如今财力有三项最值得惋惜的支出，而且还不包括战士的军饷：第一是官吏，第二是团练，第三是防堵。官吏造成的弊端，容易知道，也可以说清。如今倡导乡团制度，百姓还没有盗贼的负担，却先有团费的骚扰。一甲出谷数十石，一个县一年通常征收数千石；家家置办竿木，户户悬挂市旆，号称一个团；强迫之后才登记入册，尚未聚集就要求解散。这还只是小事，暂且不论盗贼到来。一个人妄自号召，千百个团就会像瓦片一样崩裂。因此团练的功效明明可以看见。然而每天耗费口舌，坐耗钱粮；每年征集一次，百姓不堪承受，一个县的费用，大的数万，小的也有数千，只够供给酒食罢了。根本已经腐朽了，又用斧头砍伐；财力已经匮乏了，又开许多门路耗费；河流已经枯竭了，又从四处泄漏。下边用团练耗损乡里，上边用防堵便利州县。一个县必设数个局，每局必有数十人，还要有器械、火药、铅黄等物资，以及薪水、盐米等支出。负责采购的人割取肥美之物，却把劣货卖进来；坐享其成的人每天领取、每月支取。一听到盗寇到来，便各自像鸟兽一样逃散；一听到盗寇离去，又像蚂蚁趋食、蜜蜂聚集一样回来。使百姓受害而养肥奸人，积聚钱财而资助盗贼。财用已经困窘，却始终不加核查。只要不请求军饷，就足以报功、获得考核中的最高等级，并显示能干。粉饰太平的弊病酝酿到今天，事情穷困、形势紧迫，却仍然固执地纠结其中而不悔改，把过错推给盗贼，归结为天数；不遏制源头却想压制下游，难道不可悲吗！如今请把捐输、厘金、钞票、官钱等办法一概废止，专心办理田赋，同时实行官商并用，这样弊病较少而且可以长久。为什么知道会这样呢？拥有国家的人，国力已经衰弱，就不足以实行苛政；欺骗百姓，也不足以获取小利。所以今天谈论求利的办法，只有整治正常税收罢了。丁税、漕粮和常规赋税，本来供应国家费用；分配之后若有不足，就专门照顾有余。假如合计一省，考察它的要隘，多的十几个，少的只有四五个；土地广阔不过百里，却屏障、连接数州，守住险要并重重扼守，险要以内就可以无事，披甲的军队可以安然睡眠。军队废弃不用，却虚报支出、浮领钱粮，这是各种耗费中最严重的。如今如果专心训练勇士，关键在于选兵：挑选壮丁，淘汰老弱，使他们都成为可用之兵。明确赏赐、设置刑罚，使士卒耳目一新，然后统筹守卫和作战，分兵屯驻四境，给以厚重军饷、优厚犒赏，不让军队拖欠赏赐。江西一省，收取钱财即可自给，每年可以赏赐五万人；湖南收取钱财也可自给，大约每年可以供养三万人。戍守边境、保卫险要，互相组成军队，多的七八千人，少的也有三四千人。士卒不担忧粮食，军饷不必从外面取得。他们受到法制约束，所以可以控制统领；又贪恋利益、希求赏赐，所以效死而不离去；用力专一，所以防守严密。

译防守严密，所以兵力不分散；兵力不分散，所以其他地方不受骚扰。徒有虚名的团练不必训练，敷衍奉行的机构不必设置；货物不会轻易被抢掠，农家女子也不用停止纺织，因为各自都有所依靠。这样一来，督促百姓纳税，就不必急于求利；除去官吏的蠹虫，只取正常供赋，催收赋税容易用力，名义上减少而实际收入增加了。省去转运的劳苦，也不用上奏请求军饷。皇上不必顾虑外部，司农不必仰面发愁，办事便利而权力稳重。各自守卫疆界，专门任用牧令，兵足粮足，严厉的刑罚随后施行，百姓自然各自守卫。声势相互联络，彼此支援，军队气势增加百倍；内部变乱不致互相冲突，还可以利用闲暇整饬器械装备、训练士卒，每天增加新兵，以使战士得到休息，军队日益强大，军法也得以施行。进军可以纵横驰骋以求取利益，退守足以巩固防御。盗贼无处掠夺，扼守要害就能控制他们的命运。谋划长久之计，等待进攻时机，安定百姓的志向，不使他们归附他人。江汉既已清平，九江重新收复，两湖的粮食用方船顺流而下，三楚的精锐疾行奔赴，章贡的▯按照期限到达，三江地区则寸步设防。这样就掌握了要害，地势也便利；根本建立，枝干就强盛。招徕邻近地区，打通道路，调剂货物流通；官府和商人以有余交换不足，用私人力量救济公事。万民安乐，不知道有什么苦难。由上游出发而保全东南，形势没有比这更有利的了。然而这件事关系重大，不是笔墨之士所能谋划的；困难端绪巨大，成规限制又多，即使勇者也不愿承担。如今浔阳溯江几乎千里，蕲黄各县紧靠安徽，截断、补救的路程将近二千里。袁、瑞一带横向延伸，边界直到宁、崇，也不下于一千里。茶陵以西、巴陵以北，又各有数百里。如今辰州、沅州又来告急。两湖和江西之间，中间并不相连如砺石；数千里之中，χ鼓日夜相互戒备，而您只凭二万人悬守其中一角。您又不赶快收治创伤、改变策略、重新部署，重新树立根本，日复一日接续力量；即使攻下九江，阁下将从哪里出兵？如果分水陆两路进取安庆，夺取驿道，携带辎重粮食，进入重地，盗贼闭垒防守，坐吃一个月，无法挑战，转运又不能出去，士卒便会自行溃散。如果到江西取粮，江西就会受到责难；到安徽取粮，安徽就会陷落毁坏。难道还要回旋整顿兵力，孤注一掷决胜，明白表示必死，像项羽巨鹿之战那样吗？您一定做不到。如果越过长江，全部使用楼船专力水战，驾船冲击波涛，凌越巨浪疾驰，以便同江南军队会合；可是登陆后不能作战，舍弃船只就会死亡，这就是百倍湖口之危，您又不敢这样做。如果任凭盗贼突袭，只守自己的军队，就地取粮，谋求利益而进军，那么武昌会像鱼腐烂一样危急，南昌会战栗不安；桑梓之地呼喊求救，告急文书接连传来，日夜相望，朝廷寄来的文书催促责问，执意坚持也没有办法；士卒都是乡人，悲歌思归，进军就一起失败，不进军又不行。难道还能像周亚夫接受梁王之命那样，独自掌握军令，向上抗拒天子，向下抵挡舆论，孤立地坚持自己的见解，以求建立奇功吗？您又做不到。如果您放弃水军而改作奇兵，改变道路取道饶州，希望打通池州、宁国、婺源，那里道路险峻坎坷，途中军队没有携带粮食的便利，还将有车舆轿夫的费用；窥伺空虚的道路，试行奇策，这是只考虑胜利而忌讳失败、只看眼前而忘记后果，您一定不会采用。既然如此，湖北没有清平，江西没有平定，那么您的军队一天也不可能出动。如今不把三省作为根本资助，究竟还能归向哪里？您难道只是想博取后世的名声，凭一己之身去尝试天下的大事吗？事情有必然到来的结果，道理有本来如此的规律；如果仍然忌讳不说，坐等时局变化，逃避困难而不直言，面对群疑众难彼此交战而不能决断，对外装作镇静，说自己另有计策，这是我不敢推测的。如今的计策，必须把隐微细节详细奏报，极力说明利害，陈述百姓疾苦以及盗贼所以强盛的原因。然后请求圣上考虑，选择亲信贤能的大臣，各自专管一省，完全打破旧例，不经过各部议论。只告诫各地坚守，以土地为庆贺、以让地为谦礼，保卫境内而自给；上级不责令解送，一切牧令都可以上奏任用。裁减省中无益的官员，训练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严明刑罚，兑现赏赐，失误的人处死；只责罚大纲，不苛求细节。盗贼尚未侵犯的地方，要及时整顿。治理财务、整顿军队，上面响应京师。当盗贼冲击之处，先审察自己的力量，然后再共同谋划出兵，攻击空虚之处。又应在淮北特别设置重镇，选拔常胜之师，辅助京营军队，日夜训练，使他们熟悉战事。坚固营垒、积聚粮食，以保卫中原。用苏州、杭州的财富充实军需，用向张、胜、袁等地的力量弥补空虚。楚军虎踞般据守，以逼临江、皖地区。谋划确定以后，盗贼必然走向灭亡。即使他们逃逸出来，也不过像锅里的鱼在沸汤中游动，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况且亡羊之后才修补羊圈，哪里比得上谨慎放牧、使羊繁殖生长？关闭门户抵拒敌人，哪里比得上训练军队、扩展疆界？损失虚名而收取实际利益，这是最便利的办法；排除灾难、树立根本，考虑得最为长远；百姓不逃亡，修整沟渠、安居山谷，这是最仁慈的做法。统帅控制纵横要地，披甲之士如虎般窥伺，这是最有威势的做法。停止赋税专卖，停止协助军饷，放弃细小的谋利手段，以显示国家体统，这是最廉正的做法。借盗寇之事整顿军队，重申命令、彰明刑罚，这是最勇武的做法。预料尚未发生的事情，先发制人，恩泽从上面施出，功劳由下面奋发取得，这是最通达的做法。兼行这七项策略而不失误，就能开拓万世长久的利益，使恢复安定的希望迅速实现，立功扬名的人才也会兴起。俗话说：“蝮蛇咬了手，壮士就斩断手腕。”这是因为心腹身体所看重，枝节肢体所看轻。因此说：“今天失去机会而不治理，必然成为痼疾。”如今疼痛还没有严重到必须斩腕的程度，而治疗已经先从▯炙▯处除去，又有什么苦处而不这样做呢？况且放弃这件事也会乱，实行这件事同样可能乱；然而前一种乱无法控制，后一种做法还可以避免不乱。这确实是有志之士应当审察的，也是明智有识之人应当优先考虑的。至于抱着不可预测的灾祸，去求取没有希望的事情；坚持不可能实现的说法，以此拖延皇上的忧虑，我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不过，如今这些言论，是阁下能够说出来的罢了，本来不是阁下能够亲自施行的。政治根本在于枢臣，权力在于督抚；不处在那个职位，就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幸而可以陈述通达，希望得到万分之一的醒悟；如果拘泥文字意义，顾虑嫌疑而害怕讥讽，那也不是阁下所应自我期许的。又听说，言语说在表面，意思就浅；话说到内里，思虑就深。如今▯运能够告诉阁下的，阁下能够告诉天子的，也不过是说出了表面而已。方法疏略、见识粗浅，恐怕会被深思的人讥笑吧？《诗经》说：“古人有话说，要向樵夫询问。”只希望您裁断省察其中万分之一。

译《到广州与妇书》我自从翻越揭岭以来，一天比一天远离故国。下滩乘急流，恰逢冬季水涸。河中石头显露排列，溪流清浅微弱。泷船柔软脆薄，撑篙的船夫凶悍而笨拙。自平石到乐昌，是过去迁谪之人流泪、惊惧的地方。共有六道泷，正是郦道元所说的“崖壁高耸入空，交错的树枝遮蔽天光”。泷水的源头由各处汇入氵匡水，汉代桂阳太守周昕疏凿巨石，才开始使船只通行。过去有祭祀周昕的祠庙，如今只祭祷韩愈。湍急的水流激起如雪的浪花，风涛凛冽猛烈，商船惊惧远望，感叹它像天然的险关。然而观察它的水势，实在非常浅窄，只是极其显露崩裂飞溅的样子，实际上没有浩大汹涌的奇险。我的船下泷时，撞破了迎面而来的船，只要移到岸边转运货物，细小的事情也能成功。它并没有江湖水势高接天际的浸漫，也没有风涛一呼一吸之间便可致命的危险。可是众人爱惜衣装，害怕浸湿沉没，装载过重而轻率开船，自己造成船只破碎。清水白石，于是承受了恶名；耳闻目睹相互传说，自己造成了迷惑，以至于一条衣带般宽的水流，竟和吕梁一样危险；人们祈求谪臣，而当地长官废止祭祀。韩愈活着时尚且不能渡过这里，想让他为此地降福，不也很困难吗！从乐昌顺流乘大船向下，到东方的曲江，这里是五岭的入口。县名因曲红冈而来。江水的“红”字与“洪”字同音，因此改了字。这里设置府署、修建关隘，控制连接吴、楚；浮桥横跨江面，以收取船税，大型巨舰密集停泊在这里。韶石在它的北面，是郦道元记载的两位仙人分别休息的地方。从唐代以前，就传说虞舜曾在这里演奏音乐。到了英德，也有尧山；郦道元引用当地老人旧说，称这里是尧的行宫。王韶之的记载也说是尧的旧亭。又说：父老相传，尧南巡时曾登临此山。这样说来，在大禹遗迹以前，这里就是内地了。况且金轮王能够统治四天下，唐尧、虞舜两位圣人，难道会局限于五岭之内吗？从英德到清远，经过三峡，在浈阳大庙住了一夜。大庙处在两峡之间，赵佗修筑万人城，杨仆攻破寻ɑ，也是在这一带的江岸。然而这里是陆路上的重要地区。水道行船的奇景，则在浈阳。郦道元说：“两岸山峰奇秀，石壁陡立，几乎遮蔽天空。”张子寿也说：“晴天白昼山色阴暗，秋天未到水已经寒冷。”后人开始开凿栈道，在山上修建峡山寺。悬崖高峻肃杀，江上船帆显得萧瑟。即使词客来此寻幽赏玩，流连忘俗，但两旁山体剥落，翠色秀美无所依托；按照我躺着观看的情形，还算不上佳胜。况且南方炎热，草木常青，山川的华美本应增添幽深的光彩。然而这里石壁高耸逼仄，形势像被火烧过一样，红色的树皮、赭色的岩骨，寸草也不能附着。哪里比得上蒸湘一带岩石间树木葱茏，松、竹、枯柏即使经历冬天仍然鲜明苍翠？所以翻过五岭以南，没有什么值得观赏喜悦的。只是此峡享有盛名已经很久了；如果登上绝壁，从高处俯视，山川佳景处处变化，也许会有不同的感受。因此周夔说：“碧色灿烂之下，处处都是秋色；乳状的树枝像磬一样垂落，松风瑟瑟收缩。得到这样的石室，题作‘到难’。”《吴都赋》说闽、禺的船夫熟习驾御长风。如今老龙河西等地的船只，实在很粗陋。船身宽大笨重，水手粗疏，每次下篙都喧哗呼喊、跳跃叫嚷。脚步像牲畜跌倒一样，号叫声凄厉刺耳；清晨和黄昏都能听见，听到的人惊骇心悸。又兼盗贼肆意出没，人人自危。下行到三水，才稍稍开阔清静。三水现在是一个县，就是《汉地志》所说氵匡水向南流到的地方，也是四会之地。氵匡水从清远而来，称为浈江；▯▯水源流万里。从肇庆而来的称为西江。晋康水从广宁而来，称为绥江，几条水都汇聚于昆都，所以县名叫绥江。到了县境又分成两支，最终同为一条河流，因此古人曾说这里是四会。冬季水流完全干涸，船只不能通行，直到季冬六日才抵达广州。这个州实际上是四方居地的南方

译交会处，也是荆州南部的边界；从汉代到现在，一直以繁盛富庶闻名。过去在别的地方，听当地人谈说这里的物产，夸耀它特别奇异，说天下第一。等到亲自观察风物，考察图志，概括这里的风俗，大致可以这样说。这个州是秦代南海郡的土地，《山海经》所说的贲禺。郭景纯说：就是今天的番禺。姚文式说，城东南偏处有水坑陵，当地人称它为番，城依靠它而建，在番山的角落。城最初由越人公孙隅修筑，号称南武城。楚威王时，有五只羊口衔谷穗的祥瑞，于是增筑楚亭。城周长十里，号称五羊城。到任嚣、赵佗时，才开始成为都会。吴步骘又扩展番山以北的地区。到了宋代修筑子城、瓮城，又增建两翼城墙，以保护居民。明代永嘉侯朱亮祖才开始把三座城连接为一座，就是今天省城的格局。市场店铺拥挤狭窄，住宅坚固而逼仄，街道污秽，没有清洁的样子。百姓语言侏亻离，贪图财利而喜好奢侈，把自己置于中国之外，另成一种风气。这里地气蒸热，容易滋生疾病。蚊蝇趁昏暗飞行，蛇鼠充满有毒的食物。瘴气、厉气、风湿之患很多，尤其多有盲女。古人对此说得很详细了。岛夷杂居混杂，服饰诡异，形貌不同，刀剑和火枪纵横于道路。百姓没有正当职业，习惯从事赌博和盗窃，白天抢夺钱财，公开持刀成队行动，却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当地风俗取《周兴嗣千字文》，列出八十个字，分为一章；每四个字取一个，让人射覆猜字。凡是出三钱，允许猜一条，从一、十到百、千万，不限制字数。全部猜中，获利千倍；投入一钱，赔偿十金。当地人像发狂一样，梦想颠倒，把它叫作白鸽标。这是聚敛钱财的巧术。掷骰子赌钱、割肉悬壶、藏钩ㄓ牌等，都是供人赌博输赢的游戏。愚蠢的人因此倾家荡产，聪明的人也为之劳神。这些都是古代赌徒未曾听闻的。凡是倡女都以野容为美，多喜欢隐蔽，唯独这个地方把她们看作商人一样。她们有的连房并屋，如同诸生斋舍的制度；有的联结船只，如同水师行营的办法。她们卷起头发，梳成高尾，赤着脚穿木屐；用燕支涂脸，向上连到双眉。在门前坐着嬉笑，任凭客人挑选观看。家以千计，人以万数。弦歌和唱声一齐发出，尽是▯音。远游的人和性情幽静的人，一旦进入其中，就像抱着虎狼。这难道真是男女之间的一▯吗？各种奇异物产和日常货物，都来自番舶。当地人喜欢吃的东西，确实也很奇异。蔬菜一定生吃而带辛味，羹汤一定调得甘甜。至于槟榔酸涩，蕉子甘甜而软烂，薯块重十斤，芥菜高七尺。君迁子是小柿，新会是大橙；果实不经霜雪，大多又皱又腐。用盐豉腌橄榄，以蚂蚁粪作奇南；榕树不能用来祭祀，木棉不能用来纺絮。奇巧的器物和精制的用品，反而故意把价格压低；水、火、豆类、粮食等物品，却把价格抬到极高。陆生所记南越之地“五谷没有滋味，百花没有香气”，确实不是其他地方所能取代的。冬至刚过，桃花盛开，梅花凋落，其余花木也纷纷开红，很多叫不出名称。只有形质而完全没有姿态，这种所谓长春花又有什么可取呢？当地人到市场购买海鲜，另设厨馆，于是有鲨鱼翅、海蛇皮、章举、马甲、▯逐▯夷、天蚝、咸蟹、龙虾、雄鸭、腊鹑等；这些腥秽之物在市井中、楼馆里纷杂错列，多得数不清。当地又习惯烧烤，喜欢把食物生切。拿刀持叉的人成百上千。乞丐等候肉食来吃，宴席以宰杀得多为豪奢。婚礼烧猪，动辄陈列数百头。风俗没有羞耻，把娶到女子当作奇事；闺房私事、守宫砂的验证，都明白告诉六亲，还以此夸耀为荣。知礼义的人家也跟着世俗做，既然已经见到这种情形，我的心也就放松了。这尤其是值得可笑可叹的事。通商的夷人何止百种，盘踞城池官府，傲视高官。官员委曲内心去侍奉他们，只怕他们不高兴，何况敢于预先设防吗？外郡的土著和客民相互仇杀不止，而且连官府的劝解也不接受，谁还能使用武力？乡村中同族聚居，多半修建炮台；县官催收赋税，动不动就要发兵。幸

译而打胜了，害怕之后才缴纳税粮。省中审录囚犯，每天杀掉百人，都是无辜的贫穷老人，收了钱便替别人去死。儿子卖掉父亲，像卖犬羊一样；轻视生命而贪爱货财，君臣、父子、夫妇三纲全断绝了。早晨富有便成为大豪强，晚上贫穷便沦为盗匪首领。从前南汉刘钅长奢侈僭越，自以为雄，喜欢举行裸体追逐的游戏，还制定烧煮人的刑法。如今长期渐受皇朝教化，却仍然保留这种恶俗。如果不采用严厉廉正的办法，尊重士人而轻视商人，先教导礼让，后禁止淫乱盗窃，那么伊川的原野，难道不到百年就会变成戎狄之地吗！尉佗以文教礼义来制止争斗，陈祖奋力用武来勤王，他们是什么人啊！他们是什么人啊！

译我们乡里出外做官的士大夫，多半怀有归乡的念头，也有些人正当壮年，却没有染上瘴气便早早夭亡。柳生在夏天凋谢，翁君在冬天去世。虽然可以说是冥冥中的命数，实在令人悲伤而恐惧！容兄以卑微官职居于韶州，十口之家饥寒交迫，妻子和妾同居一处。两人地位相当，称嫡生的儿子为“儿”，却把自己的亲生孩子当作奴仆。山农新近娶了南方女子作为继妻，这女子夸耀自己年轻貌美，轻视鄙薄老丈夫，动辄叫骂，坐下时总是傲慢无礼；一同到了南海，便提起衣裳离开，独自坐上夷人的船，回到娘家。即使是冯敬通的悍妻、贾公闾的妒妇，拿今天的情形来和古人相比，也不算奇怪了。这也是近世的一条新闻，可以作为女史的鉴戒。阴柔的教化没有修明，夫妻双方都有过错。却只责备妇女的德行，哪里算得上公平！想来你听到这些，能够通达其中的道理。我的性情喜欢远游，哪里一定要有乐土？从容自得，自己知道身心没有忧患。近来反复读庄生的文章，领悟了它深奥的旨意，知道物论由此产生是非，生死被形体所牵累，颇想达到逍遥境界，以变化来成全和弥补万物，哪里还会觉得哀乐有不同的境界、离合有不同的轨迹呢？只是担心淑子独自居处而陷于幽忧，所以姑且写下我所经历的事，供你一笑。冬日寒冷而日光微弱，春天的万物正艳丽，你起居睡食，都应当努力谨慎保重身体。时常亲笔写信，来慰问你的勤劳。▯运启。☆吴汝纶 ○《孔叙仲文集》序 从前我吴汝纶刚进入内阁时，就听说曲阜孔叙仲先生在各位舍人中最为贤能。恰好先生已经东归，想见他却无法如愿。又过了二十多年，我和先生的儿子厚甫一同在直隶任官，这才得以读到先生的文章。原来先生年轻时曾拜李方伯宗传为师，学习桐城古文。桐城讲古文，源自方侍郎、刘教谕、姚郎中。世人所说“天下文章在桐城”，就是指这个传统。姚郎中最后出世，他的学问也最为兴盛。从姚郎中以上，师徒相传，递相承接引导，乡里的传授从未中断。唯独姚郎中从年轻到老年，常常客居游历，不在乡里安家，但他的遗风流传天下，而在桐城受他业的，竟只有四五个人，李方伯便是其中之一。姚郎中去世后，弟子中晚出的有上元梅伯言；在道光末年，他最负盛名，最擅长古文。居住京师时，京城士大夫每天登门，请教作文的方法。这时湘乡曾文正公尤其以宏大的文章承载众望，他的立论也推本于姚氏。所以梅、曾两家宾客往来相通。先生既从李方伯那里传承学业，到了京师后，又多次与梅伯言、曾文正交往，对姚氏的学问既沉浸其中，又特别爱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他曾寄诗给伯言，自称出自桐城门下，用这种说法相互夸耀推重。闲暇时便跟随诸公举行文酒宴会，现存于诗集中的作品，往往一次聚会就有几十人。如今读他的诗，好像在诸位君子身旁听到他们的谈笑声，自己也跟随他们游赏，与他们一同驰骋，有时先行，有时后随。梅、曾二公在京师时，文章之士纷纷归附他们，彼此讲论姚氏的作文之道，可以说盛况空前！从前我吴汝纶侍奉文正公时，公曾多次向我称述姚氏的学说。又说：“如今天下人动不动就称说姚氏，但真正懂得姚氏方法的人并不多，背离它而走的人却全是如此。”我私下想，我有幸生在桐城，从小就读姚氏的书；姚氏的支派和流裔遍布天下，也有人振兴并进一步弘大它，可是乡里的后辈最终很少能得到其近似的真传。听到公的话，我惊惧而惭愧。如今我已经老了，学业没有进步，无法超过侍奉文正公时的自己。读先生的文章，考察它的源流所自，茫然之间，竟不知道针刺已经扎进自己的身体。

译○《天演论》序 严子几道翻译了英国人赫胥黎所著的《天演论》后，拿给我看，说：“请为我作序。”所谓天演，是西方研究万物的学者所说的道理。他们以“天择”“物竞”两个原则，综合考察万物的根源，研究动植物的繁盛与衰败，谈论政治的人也取法于此。由于万物不断变化递进，他们深入研究物质和力量聚散的规律，推究古今各国盛衰兴亡的原因，最后大体归结为任凭自然来治理。赫胥黎先生起来，完全改变了这种说法，认为不能只任凭天道，还贵在用人力来驾驭天道。要用人力驾驭天道，就必须穷尽研究上天赋予人的能力，使人的治理日益趋于更新；这样国家才能长存，种族才能不致灭绝，这就叫作同天竞争并取胜。然而，人类与天争胜的一切行动，又都包含在天道的作用之中。因此，天道运行与人治理世，最终都归于天演。这部书的内容深奥而纵横，广泛涉及希腊、竺干、斯多噶、婆罗门、释迦等各家学说，审察其相同之处，分析其不同之处，取其适中的道理，是我国从未听闻过的。赫胥黎的学说大体如此，因此确实值得相信而称美。或者说，我之所以对这部书深有取法之处，还因为严子在文章方面很雄健。我认为，赫胥黎的旨趣得到严子翻译后，才更加明白。自从我国翻译西方书籍以来，还没有人能赶上严子。凡是我国圣贤的教诲，上等的作品是道理胜过文章而文章也达到极高境界；次一等的，道理稍有欠缺，但文章仍足以流传长久。唯独文章不足，道理也不能仅凭自身长存。《六艺》就是如此。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建立学派，他们的文章多有可喜之处，大体有汇集记录他人言论的书，也有自己著述立论的文章。汇录之书，每篇各自成义，彼此不相贯通，源自《诗》《书》的体制；自著之书，建立一个根本，枝叶繁茂，源自《易》《春秋》的体制。汉代士人竞相以撰著相互夸耀，其中最突出的是太史公的书，继承《春秋》而作，以人事治理来显明道理。扬子《太玄》仿照《易》而作，阐明天道运行。这些都是建立一个根本而枝叶繁茂的著作。到了唐代中叶，韩退之先生出现，以《诗》《书》为根本，一变而成为汇录之体，宋代以来都宗法它。因此，汉代多是撰著之编，唐宋多是汇录之文，这就是大略。汇录之作既然多了，从前所说的撰著体制便不再常见。偶尔有一两部这样的著作，文章文采又不足以自行显露，懂得文章的人便排斥它们，不列入著作之中。唯独近世流传的西方书籍，大多是一条主干而有许多枝条，和汉代的撰著体制相合；可惜我国翻译西书的人，大多语言粗陋而没有文采，不足以传达和承载原书的意义。撰著和汇录，体制虽然不同，但关键在于文章写得精工，这一点是相同的。如今议论的人说，西方学术有许多是我国从未听闻的，要启发百姓的智慧，没有比翻译书籍更好的办法。我却认为，如今西书流入我国，正赶上我国学术衰败的时候，士大夫互相夸耀推重，把时文、公牍和说部当作学问；除了这三类，几乎没有什么书。这三类本来就不属于文学之事。如今西书虽多有新学问，但我国士人却用时文、公牍、说部的语言把它们翻译传播出来，有见识的人正因此鄙夷而不屑一顾，百姓的智慧又从何启发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文章不足罢了。像几道这样的文章家，才可以谈论翻译书籍。从前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学术还没有衰败，有才能的人执笔记录译文，前后相接。只是佛经文章自成一类，不同于中国文章。如今赫胥黎的学说，比起佛教来究竟如何，我还不知道；但如果想把他的书列入太史公、扬子一类，我知道很难。即使想把它列入唐宋作者一类，我也知道很难。严子把它翻译成文章后，这部书竟隐约可以和晚周诸子的作品相上下，那么文章难道不重要吗！或者说，严子翻译这部书，并不只是要传达它的文章。他认为赫胥黎主张用人力驾驭天道，使人的治理日新月异，保卫自己的种族；其中道理丰富，言辞危切，使读者感到警惧而知道变革，或许对国家的议论很有帮助吧？正因为这样，我又感到疑惑。凡是写书，必须同当时学者的学问相互契合，效果才会显明。如今学者正把时文、公牍、公文、说部当作学问，严子却想用可以流传长久的文辞，把一部可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书推进给他们，我担心它会彼此背离而无法相互契合。虽然如此，严子的用意大概是有所等待。等到遇到合适的人，我国百姓的智慧就会得到启发。这又是否是赫胥黎所谓“用人力治理最终归于天演”的一个道理呢？

译○《安徽通志》序 编纂地方志的历史很久了，它搜集散失的资料，编纂旧闻，供修史的人采用，所以著录之家的书把它列入史部。然而能够流传下来的大概很少。我曾经考察寻求乡邦文献，看见前史有《庐江七贤传》，访求此书却找不到，以为年代绵延已久，书已经散失。后来又看到《明史》列有江南各府的府志，如今也没有见到。唯独宋代罗愿很有史才，他对自己编写的《新安志》颇为自得，而此书至今还保存着。其余便没有流传下来的了。这大概不只是一地的情况。汉代疆域扩大时，刘向谈论地域区划，朱赣分条说明风俗，班氏借助他们的材料编成志书。《汉书》流传后，刘向、朱赣的著作便亡佚了。蜀地开拓后，杨戏、陈术等人各自著书论述益部人物，陈寿借助他们的材料编成传记。《三国志》流传后，杨戏、陈术的书也亡佚了。从此以来，谈论地方志的人很多，但见于晋、隋、唐史书的，百部中保存不了一二部；从宋到明，保存下来的也不过十部中一二部。这难道是因为执笔编志的人，大都不是罗愿那样的人吗？或许也是因为局限于一地，本来不足以流传后世、远播四方吧？安徽过去没有通志。国初，江南左布政使寄治江宁，巡抚则驻节池州、总理操江，安庆不作为行省治所。康熙年间，巡抚返回安庆驻镇，又把江南左布政使改为安徽布政使，但布政使司仍在江宁。到了乾隆年间，才把布政使司迁来安徽治理。所以雍正七年诏令天下布政司编修通志时，安徽仍隶属于江南，没有另立一志。到道光初年，长沙陶文毅公巡抚安徽，才开始编修安徽通志。洪秀全起兵后，叛军占据安庆九年，官私文籍全都荡然无存。战乱平定数年后，前任中丞英公、方伯吴公与众人商议，于是上疏请求设局，招集文士，续修前志；工程开始于同治某年。如今的中丞裕公、方伯绍公，又接着主持此事。过了几年，到光绪三年，书编成了；增删旧文，补充新事，体例极为精密。它确实具备史才，可以长久流传！在用兵之后，井邑成为废墟，人民流离，文物声名不能承继旧日，搜集残存遗迹、传载昔日盛美，是最急迫的事，难道只是为了记载一方的事实，作为后世史官删取材料的依据吗？也是为了诱导和促进本地人，使他们都能有所述作。安庆地跨江淮，名山高岳，蕴藏着精英之气，人文的兴盛在前代史书中就有显著记载。进入本朝，杰出的人物前后相继，交相辉映。经学大师如婺源江氏、休宁戴氏，文章家如桐城方、刘、姚氏，都是所谓在一时独立卓异、后代也不会湮没的人。其他具有声名德行、声望卓著的人，有的入朝后默默修养，有的出仕后治理天下，数也数不清。自从先大夫在淮上统领军队，我因承借他的余荫，贤能俊秀的人纷纷来归。咸丰、同治年间，那些有奇谋伟略的人，冒着百死平定大难，他们的事迹载入国史，声名功绩十分显著。国家全盛时，依靠儒术在当世振兴拔擢人才；遇到事变多、祸患频的时期，则用武节来宏大地挽救局势。这些人都不是只在一乡被称誉、侥幸决定能否流传的人。士人如果以成为乡里普通人为可耻，就可以慨然奋发了。○记写本《尚书》后 古代《尚书》共有一百篇，如今保存的只有二十八篇。虞、夏、商、周遗留下来的文章，能够看见的全在这里了。汉代时《尚书》本来多出十六篇，因为当时的经师不能解释，未能流传，最终因此亡佚。可惜啊！可惜啊！古代帝王的事迹，与后世相同。他们所做的能够传载万世，薄薄的文字覆盖九州、充满厚土而不毁坏，不只是因为道理高明，也因为文章崇高深奥，能够使它长久宏大。扬子云最推重四代的书，认为它们浑厚广大、庄严宏伟，他是有所了解其原因的。晋、宋以来，士人沉溺于后世出现的伪篇，再也没有人懂得子云所说的意思。唯独韩退之先生说虞、夏之书也“浑浑”，对于商、周之书则只取其诘屈聱牙的篇章。《诗经》说：“正因为他本来具有这种品德，所以才会相似。”确实如此！他的门人李汉叙论六经，又说：“《书》《礼》要剔除其中的伪作。”《尚书》的伪篇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被辨识的。而且这必定是韩退之与门人平日讲论过的话，李汉才记录传述下来；否则，李汉的见识恐怕达不到这个程度。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道理和文章一同达到极致；在这以下，便有偏胜或稍有衰减，但总都有独到之处，不是可以随意仿效、袭取形似的；能真正懂得文章的人，才可以远观而判断。我尤其惋惜近代儒者，考察辨析伪篇的工作，论断已经逐渐确定了。至于所说的浑厚、庄严、广大以及诘屈聱牙的文章，它们究竟是什么样子，仍然像隔着什么而难以辨明。于是我把这些文章抄写下来，从《典谟》一直到秦穆公的文章，颇采录文字不同的地方，著在篇中，希望缀辑学问的士人能够据此考察杨子、韩愈的说法，领会其中的意思。唉！自古以来求道的人，必定有所依赖于文章，而文章也随着时代而升降。春秋以后，左丘明所记载的，管仲、晏婴、老子所说的，距离《尚书》已经很远了。秦穆公不过从西部荒远之地起兵，招纳诸夏，原本没有什么可说的，唯独他的文章鲜明有力，竟登上千载以前的高度，与三代文章相比几乎没有惭色。我由此又知道，帝王文章的精华流传给后人的情形，大概永远不会断绝。

译○再记写本《尚书》后 自汉代以来，说《尚书》有今文、古文，它们的区别出自伏生、孔安国两家。两家的经书都出自孔壁，都是古文，但都用今文的读法来解释。欧阳、夏侯接受的是伏生的读法，没有见到孔壁中的书。孔壁书本来是古文，后来传给朝错，收入宫中秘府，从此今文才开始盛行。我怀疑孔安国和他的门人也特意采用今文来教授，这就是孔氏学派由此建立的原因。如此说来，两家的差异只在篇卷多少，不在文字属于古文还是今文。太史公的书说《尚书》由孔氏传下来的篇数逐渐增多；刘歆请求立逸书为学官，讥讽太常把《尚书》当作完备之书。当时胶东庸生的传学也说多出十六篇，和孔壁古文相同。前汉人凡是重视孔氏学、称说古文逸书的，都是指这些篇章。等到贾谊、司马迁、郑玄之类的儒者出现，才开始专门讲习古文二十八篇，而废弃那十六篇逸书，因为没有师说，完全不再讲解。朝错所接受的孔壁书，虽然已经朽坏残缺，到哀帝时还存在。若孔氏古文被废弃，十六篇逸书无人讲解，只流传伏氏所有的二十八篇，那么它同朝错所受的书有什么不同？又怎么会和今文相差那么远呢？今文在前汉时已经设立学官，有俸禄利益，学者学习欧阳、夏侯的经说，形成市场；而朝错所得孔壁书，仅仅能够传授诵读而已。这些书同样出自伏生一位老师的传授，但盛衰悬殊竟到了这种地步。古文逸书因为不再诵读而断绝，确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可是像贾谊、司马迁、郑玄这些儒者，讥评欧阳，诋毁夏侯，不学习博士所传的经书，不追逐俸禄利益，背离时俗而趋向崇尚古学，却也不诵读逸书，这是为什么呢？帝王的文章极难得到，遭遇秦朝焚书却没有全部灭亡，伏生那里虽少了一些，又从孔氏屋壁中重新出现，可以说是极大的幸运。此后它虽然衰微，仍像丝线相连、勉强续接，延续了四百年，最终却在崇尚古学的诸儒手中被废弃。从此以来，十六篇除了太史公所记录的《汤诰》之外，再没有遗存。这实在是值得深深惋惜的事！光绪某年某月，桐城吴汝纶记。○读《韩非子》太史公为周末诸子作传，都没有记载他们所写的书，认为世上已有很多，所以不加论述；等到写《韩非传》时，却独独选取《说难》写入篇中。有人说：以韩非的智慧，却不能使自己从秦国脱身，子长大概对此深感悲伤。我认为不是这样。韩非的过错在于喜欢发表高论，实际上却不能实行自己所说的道理；而《说难》本来是诵述老师的学说，并不是他自己创作的，所以他的背离尤其严重。他最终不能使自己脱身，根本原因在于自身能力不足。韩非哪里能算有智慧的人呢！战国时代，诸子纷纷著书流传于世，他们的言论各有旨要；等到考察他们的行为，往往与言论不合，太史公对此感到忧虑，所以在《孙吴传》中显明这个意思，说能说的人未必能做。然而还没有像韩非对待《说难》这样言行相背的。韩非在《说难》中说：“君主的恩泽还没有深厚，却向他讲极其明智的话，自己就会危险。”又说：“言辞不要有所攻击排斥。”如今韩非第一次见到秦王，就一路诋毁那些谋臣不忠，虽然用意在于保全韩国，但游说的办法却疏漏了。至于进退人才，更不应轻易干预；韩非又不只是一个韩国宾客，为什么要阻挠姚贾封为上卿呢？这不正是《说难》中所说宋人毁坏墙壁的故事吗？他最终不能使自己脱身，大概正是因为他的权术招来了这个结果。唉！他也实在太不聪明了。否则，秦王第一次见到韩非的书时，恨不得同他交游；等韩非来到秦国，秦王又想重用他，为什么只听李斯、姚贾一句话，就突然要杀韩非呢？《说难》的旨趣，大体是有智慧、有权术的人所说的话；按照它的道路，足以在乱世保全自己，本来就是明哲保身的君子之道。为什么韩非的行为却如此呢？我曾寻求其中的说法而不得其解。等读到孙卿《非相》篇，其中说到凡是游说的困难，在于以极高明的道理面对极卑下的人，以极有秩序的道理接触极混乱的情势，不能直截了当地达到目的等等，这才深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原来韩非曾受学于孙卿，后来虽然大幅改变老师的学术方法，却仍然搜取老师言论的余绪来辅助自己的议论。孙卿写给春申君的信，见于《战国策》；如今《荀子》中没有这篇文章，但韩非的书中却有。这样看来，韩非的书取法于孙卿的地方大概也很多。《说难》的写作，就是诵述老师学说而写成的。只是孙卿说得简略，韩非便依着它加以发挥，使内容更加详细严密。然而他哪里知道，言论越详细严密，自己反而越不能实行呢！韩非其他篇章大多切实探究情状，穷尽事物类别和形态；他的立论之高，当时李斯已经自称比不上他。但由《说难》推论，即使韩非得志，也必定不能实行自己的言论，这是毫无疑问的。唉！这难道就是太史公独独把《说难》写入传中来显明道理的原因吗？只是韩非写《说难》，虽然本于诵述老师的学说，假如没有出来游说秦国，人们也不知道他的智慧和权术竟如此短浅。世上闭门著书，以为自己可以靠立言留名，幸而自身没有被任用，因而无从暴露自己短处的人，大概也数说不尽。像韩非这样的人，也真是不幸啊！

译○读《淮南王谏伐闽越疏》书后 淮南王劝谏不要讨伐闽越，是替汉朝谋划，十分忠诚恳切，世人却总以为他谋反而轻视他。我考察史书，淮南王的谋反，是审卿公孙宏构陷出来的，张汤随后寻找罪名加以审治，大概是一桩冤狱。凡是史书所说的谋反，尚未显出反叛形迹，却在事情发生前就被发觉而获诛的，大多都类似这种情况。古代本来没有所谓谋反之律。公羊氏解释《春秋》，才说：“人臣不能有将要反叛的意图，有了这种意图就诛杀。”商君治理秦国，则设有告发奸人的赏赐，以及隐匿奸人、不告发奸人的罪罚。他最终自身活着便遭到谋反之诛，被车裂而死。有人说：“不要有谁像商鞅反叛那样。”这也足以说明制定这种法律的人后来所受祸患有多惨烈了。然而从此以来，拥有国家的人却都沿用商君的法律，很少加以改变。汉朝兴起后，高祖用它来除掉韩信、彭越等开国功臣的威胁；文帝用它来剪除济北王、淮南王等宗亲骨肉的猜忌。淮南王仍然父子都背负恶名，自己丧身，国家被夺，太史公大概尤其为此悲伤。后来的帝王，开创之初便诛除功臣，守成之后便猜忌骨肉，全都以谋反为名，延续千年而始终沿袭同一条路，这是最令人悲哀的！从前我曾奇怪，贾生自负是天下人才，已经因痛哭上书请求分封更多诸侯、削弱诸侯力量，却又想扩大梁国、淮阳国，封皇子为王，以引导迎合君主忌惮兄弟、偏信自己儿子的私心；而且还预先料想换代以后，君主仍会像今天一样忌惮兄弟、偏信自己的儿子，所以认为这样可以为第二代君主谋利。这真是小人迎合君主恶意的做法。拿这种想法来议定法律，哪里会恰当呢！文帝对三个淮南王的封立，只是为了排解惭愧，本来并非他的真心。贾生预先窥探到他的心意，想争辩制止这件事。他的主张虽然没有实行，但汉朝君臣从此便天天把三位淮南王当作白公、子胥那样的危险人物来防范。淮南王刘安知道这一点，所以假装读书、弹琴、学习养生之术来混淆视听，使天下人都知道他儒弱柔和而没有武勇，希望稍稍得到安宁，却最终仍不能使自己脱身。吴、楚叛乱时，他没有跟从作乱，后来却把功劳归给被国相胁迫一事；其实还不用等伍被到官府告发谋变，明白的人就知道他不可能平安到最后了。这就是小山作《招隐》的原因。可悲啊！有人说：“淮南王刘安正以读书、弹琴、养生之术来掩饰自己，闽越发生战事，汉军应当取道淮南，刘安却想劝阻这场战争，难道不担心汉朝知道他的国家地势险要、道路阻塞，反而更加加深汉朝对他的猜忌吗？”我说：“这是国家的利害，不能顾及自己的私利；这正是刘安忠诚恳切的地方。况且武帝用兵，决断出于英明谋略，没人敢公开进谏争辩。公孙弘劝谏讨伐匈奴，最终因自负其责而遭受责难；司马长卿想劝谏开拓西南夷，也不敢直言，而是借蜀地父老来劝说。唯独刘安对于讨伐闽越一事，严肃直言，切实论说，一点也不回避忌讳，这比司马长卿、公孙弘贤明远了。汉武帝采用刻深的法律，听信谗言离间，来满足自己猜忌刻薄的私心，直到造成冤狱并昭示天下；即使皋陶来审理，也会认为这些罪状不是诬陷。而那些预先谋划事情的人，反而因此得到能够预见未萌之事的声誉。公孙弘、张汤不值得评论，我只评论贾生所奉行的申不害、商鞅之学，竟能祸害人才、伤害国体到这种地步。然而世人还惊叹他是奇才，众人安然不察，真是可悲。” ○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 伯衡足下，承蒙你给我看与王筱池的信，文章气势很畅达，可见你对古人文章用心很深。前些日子在座上谈论文章，你大力推重海峰，却偏袒望溪才力薄弱的说法，我心里私下感到疑惑，但没有敢于辩驳。回来后挑灯重新展开方、刘二人的文集，俯身阅读。我私下认为，你大力推重海峰，是推重他的才力罢了。海峰确实以才力闻名，望溪难道就没有才力吗？文章以气为主，才力是由气势显现出来的；但归根到底，还必须从学问的深浅来观察才力的厚薄。学问深邃的人，气势深沉宁静，使人久久感到满足，好像同端正有德的人相处一样，所以他的文章常常醇厚。学问掩盖才力时，学问尚未达到深处，气势也会稍显自矜放纵。突然读到它，就像珍馐美味和美色罗列在眼前，所以他的文章常常宏大而放纵。才力掩盖学问时，就像昌黎所说的先醇厚、后放纵。那是说，既然已经醇厚，之后纵情抒写所要说的话，也不会失去醇厚的本质，并不是说先能醇厚，然后才开始追求宏大奔放。如今一定把宏大奔放当作宗旨，认为醇厚的文章是才力不足，也未免过分了。才力是由气势显现的。如今所谓才，不是古人所谓的才；喜欢驰骋奔放，就叫作才。如今所谓气，也不是古人所谓的气；能够纵横驰骋，就叫作气。凭借能够纵横、喜欢奔放驰骋的资质，去追求古人醇厚的文章，是不相称的；即使追求古人宏大奔放的文章，也仍然不相称。不过，凭着资质和力量逐步进修，对于宏大奔放的文章，还可以有一两分接近其形貌；至于醇厚的文章，如果没有极其深邃的功夫，就一定达不到。这样看来，望溪与海峰的高下就完全可以辨识了。大体说来，望溪的文章贯通六经、诸子、史书、百家、传记等书籍，而从经书中得到的力量尤其深，所以他的气韵完全出自经学。海峰的文章也贯通六经、诸子、史书、百家、传记等书籍，但从史书中得到的力量尤其深，所以他的气韵完全出自史学。把他们同古代作者相比，在先秦，望溪近似左氏《内传》《外传》，海峰近似《战国策》；在西汉，望溪近似董江都，海峰近似贾长沙；在唐宋八大家中，望溪近似欧阳修、曾巩，海峰近似东坡。就二人的高下而言，望溪是西汉文章的遗风，海峰是宋人中的次等流派。文章的道路，在绚烂之后归于老练坚实。望溪已经老练坚实，海峰仍然绚烂。我想望溪起初必定能够写出海峰那样宏大奔放的文章，后来学问越来越精纯，才力越来越老成，气势越来越厚重，于是形成了望溪的文章。海峰也想达到望溪那样的醇厚，但他的学问不如望溪纯粹，才力和气势也不如望溪能够收敛，所以最终形成了海峰自己的文章。我从望溪、海峰的文章中得到的认识就是这样。因为你用心于古人的文章，所以写下来陈述给你。倘若有所讨论，还请再赐教。十分荣幸！某再拜。

译○送萧榘卿序 得到一块大小不过百里的土地，上面面对六七级以上的长官，用二百多年逐渐积累、不断增加的成法来束缚他，把数百万、千万的普通百姓交给他，让他处理他们的是非、缓急、生死，这就是当今州县官吏所做的事，也实在太难了！然而在贤能之士中，往往有人甘心接受这种处境；他们都是有所舍弃、有所追求的人：不能对上级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能在法律范围内使百姓获利，不能对百姓施行自己的志向和学问，这几件事中本来总会有一件能够做到。不能对上级坚持自己的原则，这种人有；不能在法律范围内使百姓获利，这种人也有；不能对百姓施行自己的志向和学问，那么所谓志向和学问是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百姓吗？百姓有不可行之处，志向和学问难道就能坚定相信吗？回答说：我所谓的不可行，并不是真正不可行。我正是在爱护他们，却好像抛弃他们；我正是在使他们宽裕，却好像损害他们。他们不知道我正在爱护、宽裕他们，只看见像是抛弃和损害，于是认为不合自己的心意。我的学问还没有完成，才能还不足以实现我的志向，却要在上级、百姓和法律之间周旋，实在不知道怎样才可以做到。学问已经完成，才能足以实现志向，却反而舍弃它，对上迎合上级，对中迎合法律，对下迎合百姓，那么这种迎合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士人可贵之处，在于能够自我树立。朝廷中的官员、缙绅之士，他们的是非尚且可以不顾，何况如今却要取悦于那些愚昧而只有一双横眼的百姓，难道想凭他们来决定我的进退吗？有人说：如今所谓的循吏与此不同。我说：我本来就不是在谈如今所谓的循吏。有人问：为什么不同？吏部选拔奉化知县萧榘卿，我和他谈论过这些道理。他将要出行，于是写下这篇文章送给他。○送张廉卿序 孙卿、扬雄，都是世代相传、人人称说的大贤，他们所著的书都足以在后世成名。然而《孙卿书》称许春申君，《法言》赞叹安汉公王莽的美德，这些都是千百年来议论中认为不正确的事情，他们却把它们记载下来，告诉万世后人。世人因此颇感奇怪。我认为，凡是著书的人，都是君子在当时不能得志时所写的。君子不能得志的原因是，他坚持君子之道，不歪曲事实去谄媚别人；而当世身居权势的贵人，必定喜欢别人谄媚自己。十个人谄媚他，一个人不谄媚，他就厌恶那个人傲慢、不奉承自己；那十个人又厌恶这个人的不同。贵人与贵人在上面并肩而立，十人与十人在下面相互依附；上面厌恶他的傲慢，下面厌恶他的异己，即使穷尽天地、横行四海，也没有容纳我的地方，我又能把自己安置在什么书中呢？如果当时有一个掌权者，虽然非常厌恶我，却仍然敬重我的名声，不加害于我，那么君子便低头沉默，委曲求全，借此写成自己的书。然而这个人虽然敬重我的名声，本来早就知道我不会谄媚他。他听说有书，便赶来索取，急忙观看，察看其中褒贬所寄托的意思；只要发现可疑、似乎有所指的地方，就说：“这是在诽谤我，这是在怨恨我。”于是便跟着删削毁弃。一定要书中明明白白称道赞叹、羡慕他，他才会暂时放过，彼此忘却。那些君子，志向清洁，行为高危，不歪曲事实去谄媚别人，已经广泛显明于天下后世；但等到写书时，往往故意使用奇异的言辞和错误的称说，曲折变化来隐藏自己。他们认为：我的思想是非，后世自有君子，读我的书便可以自己领会，哪里需要采取那种显露明白的写法呢？唉！这大概是君子所遭遇的不幸，他们的用心实在令人悲哀。《诗经》三百篇所采用的正是“主文而谲谏”的办法，孔子的《春秋》在定公、哀公时期所使用的也是隐微的言辞。楚国两龚、孔北海、祢正平一类的人，却反过来改变这种做法，最终遭遇祸殃，直到死也没有醒悟，难道不可悲吗！孙卿、扬雄二人的书，其用意大概就在这里；我已经推究而得到了它。恰逢我的朋友张廉卿从北方来，于是我写信告诉他。他回信说：“你的话大概是对的。”自从廉卿北游以来，至今已经五年；我和他每年互相往来，每日互相问候，有疑问就拿去问他，有心得就告诉他；见面便当面质证，分别便用书信往来，每次都是这样。如今湖北大吏派人送来书信和礼物，借李相国聘请廉卿南下，让他在江汉讲学。廉卿是当今的孙卿、扬雄；如今身居权势的贵人，都能降低身分礼贤下士，不喜欢别人谄媚自己，他们的处境远胜孙卿、扬雄。廉卿北来时，从李相国以下的人都尊他为老师。他年老后想要南归，而湖北君主所居的乡里，其大吏又如此仰慕他的声名，屈身礼敬他。我知道廉卿可以用正直的道理、端正的言辞，树立可信的文章，留给后世示范，没有什么不能自得的。只是我将要离开这位知己之友，以后没有人可以让我考察道理、询问学业，有疑问无人询问，有心得无人告知；他归去之后，我不能不感到惆怅。于是把我从古人那里得到、又曾经同你讨论过的意思写下来，赠给你作为告别。☆施补华

译○江安傅君墓表 从前我随曾文正公在金陵作幕宾，听说江安傅君喜欢聚藏书籍，而且多是旧本精刻本，于是便同他往来。得到奇书，总是向傅君借来校勘。那时江南刚刚摆脱寇乱，书籍多有散失，人们拿书到市场上，按重量求售，价格低贱得像鸡毛一样，路人经过都摇头不看。傅君公务繁忙，俸禄微薄，唯独节省其他开支，略有余钱，便全部拿来买书，一点也不挑选。因此藏书极为丰富。入门便像藏身书窟之中，出门无论到哪里，都用车或船载着书跟随。于是金陵朋友中藏书多的人，除了莫征君子▯以外，大家总是推重傅氏。后来我出仕游历京畿一带，而傅君远行关陇，跟随左文襄公的军队，多年没有相见。等到在天津再次见到傅君时，他已经年老衰颓，但藏书还在。当时他租住在一间小屋里，屋中没有女主人，聚集了侄子和几个孙子，共五六个学生。他们蓬头散发，穿着破旧衣服，在屋中吟啸诵读，人与书混杂在一起。我有时到那里，便同他们一起考问章句。我心里因此感到惊异，认为天津喧闹的市镇中竟有这样的地方。不久，我听说傅君先前聚集的五六个学生，接连几年都考取科第而离去。又过了很久，他们全都因文学在公卿之间声名显著。如今的贵州学使、翰林院编修增氵育，是傅君的长孙；戊戌科庶常增湘，是傅君的第三孙。傅君的第二孙增浚，以及侄子世钅▯，也都考取孝廉而有声望，傅氏已经渐渐显贵起来。回想当年租屋住在天津，蓬头散发、穿着破衣的孩子们围在老人身旁，哪里知道后来会各自这样腾达！有人说：傅君聚藏书籍，留下传给儿孙，本来就应当有这样的结果。有人说：傅君留下的遗产丰厚而且深远，并不只在书籍。传记中所称的藏书家很多，有的活着时藏书就散失了；有的传了一代、两代，书越来越散乱，子孙拿书到市场出售，价格即使标为十、百，也卖不出一二；有的书籍杂乱残缺，半数还在、半数已经不在；有的不幸遭遇火灾，全部化为一炬；有的又因兵乱焚毁抛弃，这种情况也往往发生。据我所听闻和见到的，聊城杨氏、潍县徐氏、定州王氏、乐亭史氏，家中多藏有宋元旧刻本，子孙有人在朝廷任职，有人考中甲乙科第，也可以说是兴盛了！其中尤其著名的是武强贺氏，能够把家中所藏的书全部读完，并以著述来显露自己的才华，世人称他为文章家。蜀地则有江安傅氏，也可算是仅次于他的一家。藏书本来是一回事，有的家族书籍散失殆尽而不能守住，有的仍然世代显贵，但成就并不在藏书上，有的把先世的藏书全部发扬出来，寄希望于后世成名；他们子孙自身的得失，竟有如此不同。那么说祖父所遗留给子孙的厚薄兴衰，完全取决于所聚藏的书籍，未必就是这样。君为人孝顺慈厚、端正诚实而不加文饰，喜欢救助别人。和人交谈，唯恐伤害对方。见人有过错，不当面斥责，而是积聚诚意去感动他，使他自己悔悟；即使有人轻侮欺骗他，他也不计较。他常把一柄小刀悬在胸前，取“忍”字的意思，用来警戒省察自己。年轻时喜欢读书、击剑。他的朋友王祉蕃是孝廉，是曾文正公在任四川主考时录取的人。曾文正公督师江南时，派人送信召王君，并且说：“乡邑中有贤士大夫，可以和他们一同来。”王君于是带着君东行。到了那里，他同莫子▯征君、涂朗轩制军、黎莼斋观察，以及当时蜀中的周玉山方伯交往友善。不久，左文襄公听说君贤能，写信备礼聘请君到西边去。住了一段时间后，君辞去，又改而跟随合肥李相公在天津办事。自同治以来，曾公、左公、李公三人相继主持军务，进用和黜退天下士人。君任事勇敢，不瞻前顾后，不趋避取舍；对于名声和利益，却独自迟疑退让，好像有所羞惭畏惧。因此三位统帅交相征召、争着首先得到他，而他数十年间没有升进一阶，最后官职只是北河通判。古人说过：地位不能与德行相称的人，身后往往会有福泽；君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这难道就是君留给子孙、而子孙由此显贵的原因吗？周公任津海关道时，请公出来协助自己。君一夜之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君名诚，字励生。祖父凤龄，父亲登奎，因为君显贵，都按君的官职获得赠官。儿子世榕颇有父亲的风范；另有两个儿子在翰林院任职，不以自己的地位而自居荣耀，目前以知县候补，等待保定的职位，凭借办事才能使家世显扬。世▯早夭；世铨、世铎为候选州判。女儿二人，都嫁给士族。孙子八人，曾孙五人。我客居保定时，和知县君交游，增浚、增湘又跟随我求学。君去世后，归葬在长宁的岩峰寺。下葬十三年后，知县君请我作文刻在碑石上，于是我写下君留给后代的遗泽，详细叙述他的根本和始末，使后人有所考察。

译○王眉叔遗诗序 光绪癸未年九月，我跟随钱唐公在喀什噶尔。恰好会稽陶君心云来信，告知王眉叔去世的消息，并商议刊刻他的遗诗十卷、词一卷。我便向钱唐公请求说：“这是盛大的德惠，您就成全这件事吧。”眉叔凭借他极为卓异的才华，在科举场中出入三十多年，最终却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家境又贫困空乏，只能靠卖文章维持生活。他所作的骈体文有八卷，友人已经刊刻，书还没有完成，眉叔却已经去世。遗诗和词也将要零落失传。文士不能同上天争的，只有命运罢了。富贵、长寿、善终和安逸，能否得到它们自有命数，冥冥之中有主宰者，人对上天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但他们心中隐约还有所凭恃，那就是把心力倾注在文字之间；即使只流传一天，也还可以用这一点来换取那一点。可是饥寒劳困、忧愁谗谤，以及俯仰于身世之间的苦楚，一天也不能忍受，却把这些微小的成就拿来自我安慰，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片刻之间便没有了。等到本人已经去世，这些微小的成就又将逐渐零落。既希望从那里得到补偿，却又在这里失去它，在九泉之下所怀抱的痛苦，该达到什么程度啊！既然这样，那么把那些将要零落的作品取来传播，使他长久在人间受屈的才华，仍能在地下获得伸展，这种恩德所施加的范围，难道还不超过埋葬尸骨吗！” 钱唐公说：“谨慎地答应你。这件事确实由我来办。” 眉叔姓王，名贻寿，是浙江山阴县人，候补训导。同治丁巳年以后，他和我一起在会城的戴园校书。园中有花、竹、水、石的胜景，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也都是四方知名人士。大家坐在一间屋里，上下纵论，人人都有争胜之心。等到彼此在议论中互相折服，便又彼此融洽。唯独眉叔沉默自守，听见同辈议论，便悄悄避开，在花竹水石之间徘徊；看他的神色，似悲似喜。和他说话，有时也不回答。我仆人备好羹饭邀请他，他不吃，回去后便伏在案上快速写作；扔下笔四处张望，一篇文章就写成了。我常常等着得到他的文章，也因此更加敬重眉叔。后来几年，诸位名士都散去了，我也从军到了万里之外，只有眉叔仍像当初一样校书。我私下想着，日后事情平定、回到故乡，重新游览戴园，和我叙说出处离合之情的人，一定会有眉叔在其中。谁能想到，竟在万里之外，商量起眉叔身后的事情来了呢！唉，老天给文士设置的困厄，到眉叔这里已经达到极点了。这些小小的诗词，即使流传于世，对眉叔又能增加什么呢？何况能否流传，并不取决于诗词写得好不好，这些微小的作品又哪里可以凭恃呢？我向钱唐公请求这件事，也只是想用能够使他得到安慰的东西来安慰他罢了。呜呼！真是可悲啊！

译○与弟弟分别的文章 光绪八年十月，施子的弟弟从喀什噶尔回到湖州，施子为他设酒饯行，并告诉他说：“我们家一向贫寒破败。今天所拥有的，已经是非同寻常的命运了。一个巨富之家中途衰落，即使只剩下千金财产，也会忧愁得无法维持生活；贫穷的人得到十金作为资本，便可以左右逢源。这是所处形势不同，所掌握的方法也不同。你这次回去，除去路费还剩下几百金，难道不是贫人中的豪杰吗？拿这些钱坐在市场上经营，衡量买卖各种货物，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一年所得足以供养妻子儿女；这是经营心力，并不可耻，比做官夺取百姓财物来肥饱自己贤明得多。” 我记得道光二十九年，父亲去世时，我十五岁，你九岁，家中连一箱衣服、一贯钱都没有。我们租房居住，每月交租；这一年又遭遇大灾，米价涨到平时的十倍。母亲每天早晨起来坐在那里缫丝，常常一直做到半夜，得到一百文钱，买米煮粥，掺杂菜根和豆屑，母子二人才得到半饱。一天不缫丝，就只能忍饥空坐。有人问起，她便说已经吃完了。我为母亲的辛勤劳苦而悲痛，流着眼泪奋发自励；读书读不熟时，甚至咬破手指，鲜血斑斑地洒在书本上。你也捡柴挑水，承担烧火做饭的事，有空就坐在母亲身边，也学习缫丝。亲戚宗族和乡党，害怕我们开口借贷，不敢到我家来；母亲也告诫我们不要同他们往来，担心被他们厌弃。更有甚者，他们议论说先父喜欢施舍，不替子孙打算，所以才有今天的处境；又特别嘲笑我读书，说他们连谋生都来不及，我还想做秀才，这是自取饥饿之道。当时，看见邻里中有父亲、生活温饱的人，就像看见天上的人一样。你年纪虽小，也不应忘记这些。后来家境稍稍站住了脚。咸丰十年，贼乱又起，我跟随赵忠节公守城。到同治元年，城中粮食吃尽，全家吃马肉，还煮牛羊皮来佐食。五月城破，我背着母亲逃走，挖野菜充饥，母子二人十个月没有一寸棉衣。你被贼人掳掠，几乎死去，逃回家时，形貌神色已经不像人，疾病和疮▯交替发作；你所受的饥寒，比道光末年更加严重，所处的颠沛、危险、忧虑和恐惧更超过那时。管仲告诉齐桓公说：希望君王不要忘记在莒国受困的时候，我也牢记在堂阜被囚禁的事情。所以你若和别人相比，确实还不够好；但如果以前后自身相比，你也已经是苦尽甘来、否极泰来了。老子说过，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把今天看作超过预期，就会快乐。如果还有奢望，耻辱就在后面。我在军中，花费不能说不多，但每当面对丰盛的饭菜，就想到先人没有来得及吃；每当穿上华美的衣服，就想到先人没有来得及穿。嘴里尝到甘美，身体得到舒适，心中却感到痛苦。既然不能以俸禄奉养父母，那么就应当在天地之间建立功名，使姓名永垂不朽；先人如果有知，在地下也会含笑。我蹉跎到中年，这个志向并没有衰退；至于富贵的快乐，即使不能享受，也不忍心去享受。人必须估量自己的力量。我的才识学问确实超过你，所以希望有所成就，为先人增光；你则安于自己的资质和本分。积少成多，使自己有饭吃，守住门户，保全子孙，这又是次一等的打算。” 彦诒，你已经长大了，带着这篇文章回去，让他读其中的言辞而明白其中的意思。莒国和堂阜的遭遇，终身记住也可以，告诉后代也可以。○题写樊榭老人亲笔诗册 我年轻时往来于湖州城南，登上奚高士的榆荫楼，观看樊榭老人的画像。高士已经八十岁，须眉洁白，却很善于谈论，称我为小友；他把南窗全部推开，拉着我凭栏眺望道场、金盖等山，峰峦呈现紫翠之色，仿佛伸手就能拿到。孤塔高高地立在天际，楼下是碧浪湖，烟波无边，风帆和沙鸟在夕阳疏树之间历历可见。高士告诉我说：“这里就是鲍氏溪楼老人纳妾月上于此，并为她画像、用来祭祀她的地方。”于是他拿出老人亲自写的杂诗，以及金寿门、丁龙泓、吴西林诸位老人的手迹让我观看。高士不久便去世了。到了同治年间，楼已经毁于兵火。诸位老人的手迹，也已像烟消灰烬一样，荡然无存。后来上元宗公来镇守湖州，听说他的客人无锡沈君带有老人亲写的杂诗。我请求借来阅读，想起曾坐在榆荫楼中观看老人的这本诗册。此后我两次前往京师，越过秦地、渡过陇山，在金城酒郡任事五年。出了嘉峪关向西行走万里，到达汉代的疏勒夷国，又任事六年。总共十一年后，我再次来到京师，陆生学源拿着这本诗册来求我题字，说是从商人手中买来的。我第二次读它，又想起曾坐在太守斋中观看老人的这本诗册。转眼已过十五年，沈君是生是死不得而知，我也已经颓然老去。唯独这本诗册在南北之间辗转，十五年中竟让我两次遇到它，难道不是命运中偶然的安排吗！册中各篇，大多刻入《樊榭集》；陆生只是因为是老人亲笔所写而更加珍重它，我却另有感触。将来有一天东归，在城南山水之间，再也没有奚高士、沈君这样的人，会使我茫然无所归向。

译○再答陈子余论韩文书 您的来信我诵读了十遍，内容全都一一了解。其中讲述曾文正的话，说善于学习韩愈的人，没有比王介甫更好的；这个见解不朽，我十分佩服。韩愈自己说：“不是三代、两汉的书不敢看。”所以他对于古人的文章无不学习，融会贯通、变化运用，最终自成一家。《尚书》的诰誓，《诗经》的雅颂，《周官》的《考工》，《尔雅》的训诂，《春秋》三传铺陈文辞、排比史事的写法，孟轲、荀卿的议论，屈原的悲哀愤懑，庄周的荒诞，司马迁、班固的史才，董仲舒、刘向的学术，扬雄的文章，在阅读韩愈各篇文章时常常都能遇到。但关键是，韩愈的文章并不是古人的文章。所谓汇集众家言论的总纲，振起八代衰落的文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韩愈传授给李习之、张文昌、皇甫持正；持正又传给来无择，无择传给孙可之。李习之没有韩愈那样奇特杰出，但苍劲浑厚处近似他，如同梁父山之于泰山。持正专门学习奇特杰出，刻削峭拔却没有厚重之气。孙可之专门学习刻削峭拔，狭窄浅小而缺乏高远见识；在韩愈这一门中，算不上嫡子和长孙。宋初学习韩愈的人是穆伯长。欧阳永叔在《书旧本韩文后》中，自称得到了韩愈的真传。然而看他的《参军文集》，也只是没有五代文章的习气罢了，哪里能高步追上韩愈呢？永叔俯仰揖让，带有李习之的姿态，苏明允常常称赞他。拿他和韩愈相比，韩愈的笔力有刚有柔，气势有阴有阳，言辞有繁有简，精神和外貌都不能与之相合。介甫刚健劲拔，所以在韩愈门径中独自较为接近。韩愈学习古人，完全掌握了古人的笔法；介甫学习韩愈，只得到韩愈一半的笔法。韩愈刚健劲拔而骨肉均匀，介甫则骨多肉少。他的转折顿挫虽然像韩愈，往往筋脉横露、气势急促，缺少舒展自然的乐趣。然而他的造诣所达到的程度，已经足以和李习之抗衡，可以说是韩愈一门中的两大宗师。明代的罗圭峰、近代的张皋文，都是极力学习韩愈的人。他们的弊病在于笔墨痕迹还没有化去。桐城一派从方灵皋以下，都知道推重韩愈；然而桐城派实际上源自欧阳修、曾巩，只是假托韩愈来取得声望罢了。他们的笔法、气势和文辞，本来就不像韩愈。魏冰叔说过：“韩公的文章像山分成的文字，峰峦高峻陡峭；欧公的文章像水分成的文字，波澜起伏激荡。”这是最为平允的评论。随信附上《别弟文》一篇，是近来所作，也属于学习韩愈的文章。请您替我仔细审定。○再答张廉卿书 廉卿仁兄有道：九月十日的来信已经拜读，您我彼此倾心思念的诚意没有不同。您的大作《谦亭文抄》，华在去年读过；用柔和的笔调驾驭刚健的气势，回旋曲折、顿挫有致，自然表达出深厚精湛的思想，并且以经学加以辅助。这对于归方这样的作家来说，正是所谓登堂而窥见室奥。我佩服不已。所刊刻的拙诗，都是四十岁以前的作品，摹拟古人，还没有脱离形迹，承蒙您称许赞赏，我惭愧得不知如何是好。甲戌年以后直到去年丙戌，十三年之中，我续作了上千篇，似乎能够随心变化、自己树立风格；但这并不是在功名方面有所增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篇〕 自甲戌年策马向西，越过秦地、渡过陇山，观看那里山川的雄厚、关塞的险阻，以及当地人民性情习俗的不同；旷野高林、坚冰积雪、独自栖居游行，使人感慨凄怆。在左相幕府居住五年，认识了许多四方豪勇之士。新疆战事发生时，我亲身处在事件之中。战事平定后，出了嘉峪关，沿天山向南，经过汉代军师、后廷、焉耆、尉犁、姑墨、龟兹、温宿、疏勒等国，到达河源三千里以外，与说鸟语、长兽面的人杂处同行；那里天时地气更加奇异，与陇中不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都是奇奇怪怪的事。期间又遭受诽谤和弹劾，忧愁疾病使形貌憔悴、神志颠倒，被庸俗之人厌恶、鄙视、讥笑、辱骂；抬头看天，低头看地，万里之中孤身一人，没有可以诉说的人，遭遇极其困窘，内心极其悲痛，于是把这一切一一发抒在诗中。又担心志气衰退，便将它蓄积起来使之壮盛；担心气势过于激烈，便揉和它使之平和。这十三年来，我在诗歌上略微能够树立自己的面目。这是从劳苦患难中形成的，不是由于▯占哔。将来抄录副本后，当请有道之人加以订正。我学习古文，起初学习欧阳永叔，后来苦于他的才力较弱，于是专心致力于韩愈。韩愈一门中，李习之深厚醇正，皇甫持正奇特峭拔；他们的传授源流，我都加以探究。王介甫出道较晚，文章极像韩愈。把他们比作人，韩愈肌肉坚实、骨骼峻拔，介甫过于削瘦，骨多肉少，往往显露筋脉。然而这三个人，确实都是善于学习韩愈的。顺着文脉源流涉览，经过多年，我又想到要认识他的子孙，就不能不了解他的父祖。韩愈的学问本来有来历，于是我从《左氏传》中寻找，从《公羊》《谷梁》中寻找，从《庄子》《国策》中寻找，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中寻找；在这些书中，很能看出韩愈浸润学习而得到的东西。我又想专心研究经学，通晓其中微妙的言语和深远的大义，以探究韩愈学问的根本。只是人事纷繁如麻，分散了我的时间和精力；心里想经营的事情，力量达不到；力量能够投入的事情，才力又不够高；才力勉强可以做到的事情，年岁又不给我机会。一门小小的技艺都不能完成学业以等待它成熟，何况那些大的事业呢！这些微小而隐约的遗憾积在心中，是想告诉知己的。霜风已经预示严寒，请千万珍重。

译○给吴挚甫的信 挚甫先生左右：我在津门旅舍中，欣然收到您的来信，听到您论述古文的宗旨，佩服不已。您生长在方苞、姚鼐的故乡，学术传授有源流，学力又足以赶上他们，所以您的言论深切而有意味。补华二十多岁时，曾和同郡的姚子展、戴子高一同学习古文，学业还没有完成，姚、戴二人就相继差点夭折。补华于是奔走四方，谋求衣食。我私下看到四方名士从事这件事，大约有两条路：一种人少年时学习时文，操练得太熟，声律对偶，一提笔就能写出来，如同油污沾在衣服上，怎么洗也洗不掉；另一种人竭力纠正时文的弊病，搜集奇僻字词，引用冷僻书籍，写出棘手的句子、曲折的篇章，使人无法顺口诵读。他们以为这两种方法虽然不同，但对于古文写作的甘苦都一无所知，不足以引来求得增益。我在处理人事之余，寻求学习韩愈、王介甫、欧阳永叔的文章，已经多年了。然而用心虽然勤奋，用力虽然长久，自己的造诣所达到的程度、深浅和得失，却连自己也不知道。独自学习而没有朋友，年将老去而学业还没有完成，真可叹啊！如今听到先生的言论，才确实知道您对于这件事的甘苦，经历得极其深透。近来您辞去官职、教授学生，舍弃文书事务的烦扰，专心致力于这件事；您的文章必将深厚充沛、流畅展开，日益宏大奔放，无疑会接续方苞、姚鼐的文脉。即使死亡的威胁、忧患的聚集，不能不触动人的内心；然而在人事上是不幸的事情，施加到文章中，本来就会自然表现出他的性情和愁苦，反而容易写得好。若能控制感慨愤懑不平的气息，使它全都归于和平，那么这就要看他学习道术所达到的程度了。看先生辞官授徒，淡泊自守，不能说不是学习圣贤之道的人。至于补华，则独自学习而茫然惆怅，像是在黑暗中行走。朋友之间讲习切磋的道理，尤其要寄希望于先生。敬请您体察我的诚意，始终教导他。我的话不能一一说尽。○再答吴挚甫书 令弟东来时，我得到您五月十五日的亲笔信。您故意谦抑自降，好像自己没有一点不同于普通人的地方，但信中称许我的言辞，却远远超过了我的身份和实际。君子诱导扶助他人向善的心，难道本来就是这样贬低自己来成就别人吗？我反复诵读，惶恐而惭愧。至于您怀疑补华先前说想要抑制文章中的感愤，认为自古以来优秀的文章，必然有偏激不平之气，屈原、庄周、韩愈尤其如此。虽然他们同世俗小人的表现不同：小人因贫贱而忧愁怨恨，怨天尤人；另一类人则轻视一切，讥笑辱骂，不再自我约束。他们感愤的方向虽不同，但考察他们的文辞，也不能说全都合乎中和节度。然而这三个人对于圣贤之道，大概都是有所听闻的。我认为若执持这个说法，不只是三个人如此，即使孔子也有这种情形。“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却沿着旷野而行；难道我的道不对吗？”这是哀悯穷困。“我的衰老已经很久了，我再也梦不见周公了”，这是感叹年老。“手中没有斧头，能把龟山怎么样呢”，这是感叹地位卑微。难道能说这不是不平之鸣吗？然而所谓哀悯穷困，是哀悯圣道的困穷；所谓感叹衰老、嗟叹卑微，是因为圣道寄托在自身，却因年岁不给机会、权力又不在自己手中，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所传的道，可能从此断绝了。这就像天地间的气，阳气郁积、阴气凝聚，久而不能疏泄，便发作成风雷而鸣响一次，这是自然的反应，并不是另有偏激才如此。人的喜怒哀乐蕴含在本性之中，显现为情感；发作而合乎节度，都称为和。没有一样不合乎节度的，是孔子。那三个人的文章确实有偏激不平的气息，但应当取其合乎圣道的部分，也就是所谓愤怒和悲哀的中和，不违背孔子。补华先前的说法，也只是想纠正世俗中那两类人的感愤罢了。至于人心、世运和自身的进退彼此相连。忧虑圣道的君子有所感愤，便寄托在文章中；如果又迎上去排斥它，遏制它的文辞、揉和它的气势，这同样是愤怒和悲哀的中和，是我们本性中本来就具有的。即使那三个人距离今天已经很远，他们长篇吟咏、长声叹息，其中的精神终究仍流通在千百年之间，而优秀文章不分古今，都是一样的。难道要顽然没有感情、茫然气尽，反而才算有所得于圣道吗！这些只是我的一点见解，大雅以为如何？

译○戴子高墓表 同治十二年二月，带有国子监典籍衔、候选训导戴君在金陵去世。这年七月，济宁人唐仁寿把他的灵柩送回湖州。十月，归安丁宝书、乌程施补华择定墓地，将戴君葬在仁皇山东麓，距离他祖先的墓地不到一里。下葬后，补华为他的墓写表文说：君名望，字子高，祖先世代是德清的名门望族；到君的曾祖、名讳某时，才迁居郡城。君的祖父铜士先生名铭金，以诗词闻名于嘉庆、道光年间。祖父有三个儿子，都很有才俊，但伯父和叔父早早去世。仲父名福谦，字琴庄，道光丁酉年中举，是君的父亲。君四岁时，父亲又在京师去世。当时，君的曾祖八十多岁，祖父五十多岁，都还在世；母亲和各位叔母都成了寡妇，三代孤苦伶仃，抱着一个幼儿哭泣。然而君天生具有奇异的聪慧，六七岁时，每天读书几十行，人们都说戴氏家族将要断绝而又续上了。可是曾祖和祖父相继去世，家贫年荒，更加没有依靠。于是君抱着书悲声诵读，寡母节衣缩食，供君求学，常常家中空无所有，母子相对哭泣。然而君虽然孤苦贫穷、柔弱无依，端正的志趣和才华已经显露出来。乌程程君可大，是质朴治学、品行高尚的人，君奉他为老师；又同丁君和我交友，早晚磨炼奋发，不懈怠而更加勤勉。十几年中，君的学问一共发生了三次变化：开始学习词章，后来学习性理之学，最后到了苏州，拜访陈征士奂，请求跟随他学习，于是专心致力于考据训诂。学业还没有大成，庚申之乱便爆发了。战乱刚开始时，君奉着寡母到城南东林山避难，时间久了饥饿困顿，找不到食物。君的至亲当时在闽中做官，寡母命令他前去依靠亲人。第二年，君便到了闽中。今上的元年，君从闽中回来，想接母亲同去，却发现湖州已经陷落。君听说后仰天长号，僵倒在地数次。不久，他出入于豺狼虎豹般的贼人之中寻找母亲，晚上赶路、白天躲藏，向神灵询问、向鬼神求告，十天半月地滞留，最终没有遇到母亲。在贼营中遇到我时，他握着我的手痛哭而离去。同治三年，官军收复湖州，君回去祭扫祖父的坟墓，又和我相遇。此后他在苏州辅佐幕府，在金陵校书，悲痛一直藏在心中，还没有强壮便已经衰老。他常常寄信叙述病痛和苦楚。然而君即使在颠沛狼狈、呻吟哭泣的时候，也独自不废弃学习。学问不断进步，越来越深；由考据训诂的精密，进而通晓古人的微言大义，显露出著书立说的志向。他为戴氏撰写《论语注》若干卷，辑录《习斋颜氏学记》若干卷，校订《管子》若干卷，又撰写《尚书述》，尚未完成，疾病便急剧加重了。君自到金陵后多次生病，病情稍有缓解，就写书；再次发病，便停止。就这样过了六七年，直到病情已经无法挽救而去世。君没有儿子，便以同族人的儿子承继后嗣。呜呼！唉！君从出生直到去世，三十七年之中，没有一天不值得悲伤痛惜。造物主对君，可以说太残酷了，难道这就是所谓命运吗！然而他的学术成就又如此卓异，似乎也不是偶然。难道在这里有所给予，就必然要在那里有所夺取吗？可是前代的学者，也有福泽、长寿和善终兼得的人，难道唯独君恰好遭逢这样的艰难吗？三代孤苦伶仃的人对君寄托了怎样的期望啊！而君却已经去世了。君的学术被山阴赵之谦收入《续汉学师承记》，所著诗文也被琴庄刊刻，这里不再详细叙述。只叙述他仅有的这些事迹，以及他竟然困穷到这种地步，和天下学人共同为他惋惜。

译☆曾纪泽 ○《西学略述》序 《记》中说：譬如走远路，一定要从近处开始；譬如登高山，一定要从低处开始。老子也说：合抱的大树，生长于细小的萌芽；九层的高台，起始于一筐筐泥土；千里远行，开始于脚下。天下的事业、文章、学问、技艺，没有不是积累细小而达到高大、从浅近而达到深远的。泰西的学问，条目分别、流派众多，数也数不清。其中学成而精深的人，大抵能撼动风雷、揭示日月，夺取造化的奥秘，甚至使鬼神也感到疑惧。他们刚开始传授学问时，往往把幼童能够说、能够知道的内容，以及普通男女不屑谈论的事情，写成启蒙读本，编成日课；年长的学者和教师反复耐心地讲解，不以粗浅为耻，反而把不按次序越级求进当作戒忌。他们使人容易向学，而学习又有次序；这正是泰西学者众多、求学而成名的人也如此多的原因。试举一两个方面来说明。光色学说：白色包含各种颜色，黑色则没有各种颜色。包含各种颜色，就不再接受别的颜色，所以把颜色涂在白纸上，往往会被推拒而显露在纸面上。没有各种颜色，就能够接受各种颜色，所以把颜色涂在黑纸上，往往会渗入并隐没在纸中。画在白纸上显露，画在黑纸上隐晦，这是幼童能够说、能够知道，普通男女不屑谈论的事情。然而泰西学者从这个道理出发，用来证明太阳本质所具有的东西，辨别彩虹的七种颜色，观察玻璃的三角形，确定藻绘色彩的显现，考察影像的适宜与禁忌，他们的学问没有穷尽。又有寒热学说：五金能够传热，毛羽不能传热。把铁棒的一端投入水火之外的铁中，立刻就不能拿；把兽皮烧到将尽而尚未烧尽，仍然可以拿，这就是传热与不传热的证明。狐、貉皮足以御寒，并不是狐貉能够生热，只因为它们不能传热，所以能保护、储藏人体本来具有的热量。把铁棒和兽皮投入火中，一个不能拿、一个可以拿的差别，这也是幼童能够说、能够知道，普通男女不屑谈论的事情。然而泰西学者从这个道理出发，考察太阳和地心的热力，以及各种机器、齿轮、火轮船、车辆、蒸汽产生动力的大概原理；考察化学生克的来源，观察冷热胀缩的规律；储藏水银，铸造钢鼓，制作寒暑表、风雨针；研究五纬、彗孛、地球、月轮凭借摄力环绕太阳运行，研究地火震山、空中阳气形成飓风，按照一定规律发生灾害。他们推测的精妙通达神明，学问也没有穷尽。所谓积累细小而达到高大、从浅近而达到深远，不正是它的成效吗？总税务司路宾赫君选择了泰西新近编出的十六种有益于学塾的书，嘱托英国学者艾士先生译成华文。书成后，来向我求序。我曾经有幸奉命出使，弱冠时便隶属于欧洲事务；每每想要编纂见闻，编成一册，但事务纷杂，因循拖延，最终没有成功。如今读这十六种书，像探骊龙而取得明珠、剖开璞玉而呈现美玉；选择得当，实在合乎我的心意。虽然说是启蒙的书，内容浅近易懂，但究察它们所谓的深远，不过是在精微奥妙之处更加详细罢了，实际上从未超出这些书所记载的范围。由浅近之中寄寓深远，难道不是渡海的帆船、照亮黑暗的灯火吗？古人称能够通晓天地人之道的人为儒。又说不知道一件事是儒者的耻辱，这难道是容易说到的吗？从这部书开始，依照自己的天性和兴趣，再加上著力钻研的功夫，对于专门的学问，大概就差不多可以达到吧？《尔雅》是训诂之文，《急就章》是奇特的文字，贾谊、董仲舒、扬雄、班固都由此兴起。我们如果有志于西学，即使把这部编书看作《尔雅》《急就章》也可以。○在伦敦致丁雨生中丞 二月八日，收到并诵读您腊八日的亲笔信，知道您已经看过我恭敬呈上的两封拙信。日本对台湾垂涎已久，果然从琉球下手。您信中所说的，正是天下的不幸。还希望朝廷及早筹划，不要让日本人的狡猾计谋最终完全得逞。所谓亡羊补牢，现在补救还不算晚。我国清流士大夫高谈唐虞商周遗留下来的糟粕，却忽略身边和心腹之患。考察这种弊病，不仅没有益处，实际上足以耽误时机；使强健的身体受到挫折，形成衰弱的疾病。这种过错不完全在读死书的酸腐文人，也在于当权者害怕缔结关系、怯于承担责任，从而酿成了这种局面。纪泽自从来到欧洲，亲眼看到西方国家政治教化有条理，富强有根本，羡慕到了极点，愤懑也随之而来。然而唱高雅曲调，夹杂流俗变调，能应和的人有几个？我只能向深山穷谷之中，一人唱而三人叹息罢了。连续十多天心情尤其恶劣，因为正月二十三日收到总理衙门的电报，说崇地山所订的约章，中外臣工都认为有窒碍难行之处，已经派纪泽出使俄国，再行商议。全权大臣同一国帝王当面订立的条约，忽然想要翻悔更改；即使对极弱小的国家这样做，对方尚且不肯安然顺从，何况俄国强大，有道理不能使它屈服，有形势也不能使它弯腰？眼下公文还没有送到，不知道详细情况，也不知道交给我的事情是否还来得及设法处理。纪泽所害怕的是，一进入俄国境内便被轻视，根本没有办法使自己列身于各国公使之中，更不用说商议事项发生龃龉了。总理衙门有总理衙门的意见，京官有京官的意见，左帅有左帅的意见，俄国人有俄国人的意见；纪泽即使有谋划，在一盘无处落子的棋局中寻找一条劫争之路，又怎奈各方意见纷歧，像在道路旁筑屋，赞成的人少而足以毁坏的人多呢？恐怕不重蹈崇地山的覆辙，是做不到的。地山固然过于怯弱，又被私家之事牵累，回到中国太急，近于擅自行动，给言官留下了攻击的口实。然而全权大臣处理事情稍有不当，便会受到严厉谴责和丑诋，无所不至；这样一来，以后在外的使臣还怎么能够开口议事呢！” 这也是那些议论政事的人不顾眼前一面、不顾日后困难的过错。纪泽有两件事，与当时贤人的议论相反。有人认为应当重重惩罚使臣，以此明白告诉俄国人，使臣所订的约章并不是中国人的本意，这样修改起来比较容易。我认为，惩罚使臣越重，对俄国的侮辱就越深，修改约章也就越困难。本来有所求，却反而激怒对方，所求的东西还能得到吗？又有人认为俄国国内多有叛乱，俄国君臣无暇来为难我们。我的看法则是，俄国的内乱是由于土地贫瘠、人民贫困，无业亡命之徒很多。俄国君臣常常喜欢边疆发生事端，借战争来消纳那些想要作乱的百姓。左相因为前一件事情得手，便想轻率地首先发动战争，大概是因为只从一隅来观察，没有统筹全局。总之，毁弃约章也不是总理衙门的本意，只是被言官逼迫，纪泽恰好承受了由此带来的祸患罢了。

译☆张之洞 ○不能弭兵 兵力对于国家，就像气对于人的身体一样。肝脏藏血而辅助气，所以《内经》把肝称为“将军之官”。人没有气就不能生存，国家没有兵力就不能保存。如今世上那些有智谋的人，看到时势一天比一天危急，感慨于战守都没有准备，于是倡议加入西方国家的弭兵会，希望保全东方太平的局面。这尤其是无聊而招致侮辱的做法。从前戊国倡议弭兵，子罕责备它用欺骗的道理蒙蔽诸侯。何况如今环球各个强国，谁能欺骗它们！谁能蒙蔽它们！奥国建立弭兵会已经多年了。开始时俄国攻打土耳其；不久德国攻打非洲；不久英国攻打埃及；不久英国攻打西藏；不久法国攻打马达加斯加；不久西班牙攻打古巴；不久土耳其攻打希腊。没有听说奥国弭兵会中有谁站出来做鲁连子。德国于是用兵占据了我国胶州，俄国又用兵占据了我国旅顺。二十年以来，只听说这个国家增加军舰，那个国家筹措新军饷，彼此争强争长，从来没有停止。我国如果有兵力，弱国就会害怕我们，强国就会亲近我们。向欧洲一动兵，欧洲就获胜；向亚洲一动兵，亚洲就获胜；这样看来，耀武扬威可以，弭兵也可以，权力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没有兵力，却希望别人替我们弭兵，岂不是要被万国加倍嘲笑吗？诵读《孝经》不能驱散黄巾，黄巾不听；举起驺虞旗也不能解散争斗，争斗者仍不停止。如果真想弭兵，不如先训练军队：海上有五十艘战舰，陆上有三十万精兵；军队一天比一天强盛，船只一天比一天增多，炮台一天比一天坚固，军械一天比一天充足，铁路一天比一天畅通，那么各国彼此相看，就不肯首先发动进攻了。如果有违背约定的情况，必然会导致战争。不能抱着孤注一掷的态度，也不能只求苟且保全。这样一来，东洋会帮助顺从的一方，西洋会从中调停，东方太平的局面就可以形成了。管子说：“主张休兵的说法一旦占了上风，便会废除防御而不再守备；主张保全生命的说法一旦占了上风，廉耻之心就不会建立。”如果一倡导停止战争的议论，朝廷内外上下人人都坐等这个会议成功，再也没有忧患危机、谋求治理的心思，也没有枕戈待敌的行动。各省仅有的少数军队，被裁撤的不再恢复，保留下来的也不训练，武器器械腐朽破败，台垒防守空虚；文官沉溺享乐，武将嬉游，官吏贪婪，百姓困苦，忠诚的劝谏不能上达，贤能的人才无人求取，言官缄口不言，人才意志消沉。各国看到我们昏庸愚昧到这种地步，又毫无志向，于是就会一举将我们瓜分，这只会加速灭亡罢了。进山不带武器，却希望老虎不伤人，难道不是白费力气吗？又有笃信国际公法的人说：认为公法是可以依靠的。这种愚蠢也与上述说法相同。权力相等，才会有公法；强弱不相称，哪里还谈得上法律？古来列国相持的时代，所遵循的道理是：力量相当就较量勇气，勇气相当就较量智谋，从未听说有法律可以约束它们。今天五洲各国之间的交往，小国与大国交往有别，西国与中国交往又有别。比如进口税由主人自行决定，中国却不是这样；寄居在中国的商人受本国约束，中国却不是这样；各国通商只到海口，不进入内河，中国却不是这样；华人与洋人商民互相杀伤，处罚有轻有重，交涉案件由西人会审，这些都是各国所没有的。既然连参加万国公会都不行，哪里有空来同我们讲公法呢？知道停止战争会成为笑柄，明白所谓公法只是“{卫足}言”，除了求助于自己，还能怎么办呢？

译○请整顿治理的奏疏 我私下认为，近来治理山西的方法，议论者都以培养元气为说。然而元气受到损伤，必定先有夺取它的原因；元气得以恢复，也必定先有帮助它的条件。如果不替它挖除病根，消除夺取元气的因素，增加有助于恢复的力量，却只是用缝补敷衍、姑息迁就、假托镇静的治理办法，坐等取得富庶的成效，这是没有道理的。臣认为，国家的元气在于人口繁衍，田野开垦，政事有纲纪，赋税没有侵吞盗窃；至于滥行聚敛和吝啬，不属于国家元气。百姓的元气在于官吏不苛刻扰民，士农工商四民没有游荡懒惰；至于靠末业致富和从事奸诈牟利，不属于百姓元气。官员的元气在于官款没有亏空拖累，上司没有额外索取，贤能与否不被颠倒，功劳与过失分明；至于滥施恩惠、曲解法律，不属于官员元气。山西自咸丰以来，较为称得上完善，但公私积弊大多沿袭下来。前任巡抚曾国荃治理山西时，饥荒灾害接连而至，专心办理赈荒事务，多采用权宜办法，情势上不能过分加以约束整顿。自葆亨由藩司接任护理巡抚之职后，借机作奸，破坏法令、扰乱纲纪，于是百姓的困苦没有得到缓解，吏治反而更加衰败。到了卫荣光到任，才逐渐整顿肃清；考察研究了多年，正想有所施行，却突然调任江苏巡抚而离去。因此，他把一切利弊和原委详细地告诉了臣。再加上臣这几个月来的斟酌考察和思索，清楚地看见晋省公私都已困窘贫乏，几乎无法自行维持。物资财力空乏，人才难以取得；上司政令出自多门，属吏怜悯而不畏惧法律；百姓习惯颓废懒惰，使生计日益困窘；士气衰微，使学业荒废；军队纪律日益松弛，吏胥敢于作奸犯科。这就好比瘦弱的身体，又受到各种疾病和创伤的侵袭削弱，当然不能不从表里同时治疗。大体说来，晋省的重要事务有二十项：一是责成开垦荒地，二是清理善后事务，三是减少差役徭役，四是清除累加的粮赋，五是储备仓粮，六是禁止种植罂粟。这六项是从根本入手来养活百姓。一是削减公费，二是裁减摊派捐款。这两项是培养官员廉洁、考核官吏。一是厘清交接，二是核查库款，三是杜绝吏员奸弊，四是整顿厘金，五是挽救盐法。这五项是清除蛀虫、治理财政。一是开发土地资源，二是优待工商。这两项是辅助农业、振兴利益。一是培育学校。这一项是尊重士人、改善风俗。一是缓解军饷压力，二是训练本地军队，三是遏制盗匪萌芽，四是整修边疆政务。这四项是巩固边防、谋求富强。以上都是儒家经常之道，绝不敢采取急功近利的办法。前八项，臣谨在这次分别陈述，请求圣旨办理；其余各项也已经详细规划，即将继续上奏陈明。总之，各项政事都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才才能治理。晋省偏僻狭隘，任职于此地的官员中，才俊之士志气受到压抑而不能施展，庸碌冗杂之徒却靠侥幸掩饰过错而苟且免罪。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尤其在于近年大吏不立纲纪，赏罚没有准则，既不激励也不表扬，人才从哪里产生呢？臣竭尽愚诚，督率并告诫各官；其中有任职无状、妨害吏治和民生的人，已经随时弹劾上奏。如果能够从司道到牧令官员，大家共同发誓忠于公事，全部遵守法度，都以有利于国家和百姓为职责，自然会取得明显的成效。至于善后事务，需要的费用浩大繁多，尤其不能稍微留下财力而不去办理。伏望圣上慈悲，俯念右辅重镇边疆凋敝过甚，急需培养补救、维持支撑；对于晋省用人理财等各方面种种为难的情形，予以明察并加以怜念，亲自裁决，稍微超越通常的规制，使臣能够尽力办理。这样将来百姓安康、物产丰盛，便都是圣明君主养育生成的结果了。○请严禁种植罂粟 晋地百姓喜欢种植罂粟，种得最盛的有二十多个厅州县，其余各地多少不等，几乎没有一个县没有种植。荒地因此被占，农业受到损害，以至于每亩地没有存粮，每家没有粮食储备。丁戊奇荒时，灾祸实际上就由此造成。然而人们不断重蹈覆辙，却不知道迷途返归。议论者有时持不应禁止的说法。大致说来，一是只看眼前小利，二是害怕困难。但是臣认为，按照土地和时势，有四项理由不能不禁。三晋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不多，早年本来依靠外省接济。自从土地被罂粟占用，储藏更加空虚。比如此前发生大灾时，垣曲产烟最多，饿死的人也最多。近来种烟获利，以交城最为兴盛，而粮价也以交城最为昂贵。罂粟危害百姓、损害庄稼，确实有明确证据。此时如果再不阻止这种趋势，一旦发生局部灾害，哪里能够想象后果！这是必须禁止的第一条理由。晋省山地农民多，水利少，种罂粟的收益比种蔬菜高一倍，偶尔有山溪水边可以用来灌溉的地方，全都被用来种罂粟。罂粟这种东西最消耗地力，几年以后再种其他谷物，也不能茂盛生长。仅有这些少而难得的水利，却用来养育这种毒害百姓的作物，这是必须禁止的第二条理由。晋省吸食烟土的恶习，无论官吏、士人、百姓、军官士兵、差役，乃至妇女女子，虽然都受到沾染，大体说来，乡僻之地占十分之六，城市占十分之八。人人瘦弱，家家晚起，懒惰颓靡，毫无朝气。在官府任职的人不修职守，靠体力谋生的人不勤于本业；这样下去，几十年以后，晋地难道不会危险吗？只是因为种得多，所以吸食方便，这是必须禁止的第三条理由。洋药税是海关税收中的大宗，如今正商议提高征收，借此禁止外国烟土贩入，把它作为端正百姓风俗的办法。如果内地不禁止，任凭它繁殖滋长，又凭什么堵住外国人的嘴呢？这是必须禁止的第四条理由。查考晋省罂粟不能禁绝的原因：一是上级官员禁令松弛而且不一致，早晨下令，晚上又更改；二是官吏把它看作财源，企图收取亩税。除去这两个弊端，必然会有显著成效。臣愚见，禁种要有办法，施行要逐步进行：先禁肥沃土地，后禁瘠薄土地；先禁腹地，后禁边厅。要把责任交给乡保，不要只交给吏胥；要在播种以前阻止，不要只在开花以后毁掉。尽力禁止苛扰，严格规定考核成绩，以诚意感动百姓，没有不被感化的。即使不能立即斩断根株，少一畦罂粟，就多一口余粮。至于官员、学生、将领和士卒，臣已经多方劝告警戒。现在仿照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的戒烟局，聘请医生，购买药物，希望广泛救治沉重的病患。属官中有因嗜好而荒废公务的，分别撤职停任，限期戒断，准许他们改过自新。军官和勇丁限期戒断，不改悔的淘汰罢黜。学校学生由学政随时督促告诫，希望通过逐渐熏陶和相互观感，慢慢收到移风易俗的功效。

译○力争和议电奏（一） 总署大人鉴察：听说和议各条，臣不胜焦虑忧急。痛恨倭寇，竟然狂妄悖逆到这种地步！各种利害关系都清楚可见，中外诸臣也都已经恳切陈奏，无须臣再烦琐陈述。其中如旅顺不肯交还，以及威海、刘公岛、天津驻兵等各条，尤其令人惊骇。查旅顺、威海是北洋的门户，如果不退还，那么北洋的咽喉从此就会堵塞，以后即使有水师，停泊修理又能在什么地方？旅顺、刘公岛常驻倭船，天津又驻有陆军，距离近在肘腋之间。旅顺岛、津沽、山海关一天之内都可以到达，烟台更近；他们以后肆意进行要挟，稍有不满，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况且倭国条约各项条件，贪婪苛刻得过分。台湾百姓强悍，不甘心隶属倭国，必然会引发冲突；各省军民一定会痛哭深恨，绝不会甘心。稍有枝节，他们就会说我们不依照条约，立即制造事端。到那时，想战来不及战，想和也来不及和，想守也来不及守，即使想暂时躲避，也来不及躲避。倭人性情凶狠，不同于西国，这种祸患哪里能够想象！查考这些要挟条款的危害，圣明难道会不知道吗？朝廷之所以勉强议和，不过是为了保全京城，姑且希望眼前稍安，再慢慢谋求补救。如果照着倭国索取的各项条件办理，更是自陷困境、自置危亡，想求得一时苟安也不可能。又有外国报纸说要同中国联合以准备战守，大概是要替中国经营各省的机器制造、铁路等事务，这尤其阴险狡诈。查考购买外国武器，本来就难以长期依靠。幸亏各省还有几个机器局可以制造枪炮弹药，稍能提供接济。经过这次倭事造成的巨大创伤，正应赶紧筹集巨款，竭力扩充制造能力。运兵铁路也必须量力修造。如今如果让倭人干预，那么内地的军火和运输道路就都掌握在倭人手中。水师既不能振作，陆军又不能自主，中国凭什么立国？况且倭人在旅顺、威海驻兵，那么从辽阳到威海、荣城周围三千里，处处水陆都必须永远设防，费用太过巨大；正值赔款数额极大的时候，防务费用又从哪里支出？至于苏杭织造丝绸、川楚织纱造布，各国也一定会仿效，改造中国土货，中国工匠的生计从此就会断绝！海军没有归宿，陆军没有利器；威海放弃，京畿就没有屏障；商民贫困，军饷就没有来源。各国欺凌，商人怨叹，外患接连而来，内部变乱也将发生。恐怕是大学士李鸿章昏聩之时，李经芳等人冒昧答应了这些条件。臣私下认为，派遣官员议和，是朝廷停止战争、使百姓得到安宁的盛德，也是顾全大局的苦衷。臣虽愚昧，也知道仰体圣意，绝不敢说狂妄空大的话、发表迂腐的议论来烦扰圣听。臣所担心的是，京城不能安定，和议不能成功；先不论长远祸患，眼前就已有忧虑。伏望圣明深思明察，命王大臣等迅速会议设法补救，等待圣上裁决。但此时总要请求援助，才容易措置。只有赶快向英、俄、德诸国恳切商议，优厚地同他们订立和约，进一步缔结密约，恳请他们拿出实际力量相助；询问他们想要什么，答应给予重酬，绝不吝惜。无论英国、德国、俄国要求什么酬报，他们距离中国较远，总比倭国先轻一些。这件事必须先请各国共同告知倭人，命令停战，以便从容议办，尤其紧要。迫切上奏陈述，万分惶恐，请代为上奏。臣张之洞肃拜。

译○力争和议电奏（二） 倭国条约极其无理，土地险要、商业利益、财力和兵权一旦全部被夺，神人共同愤怒；其用意在于吞并中国，并不只是占领几个地方。关于放弃台湾、旅顺的危害，威海、刘公岛驻兵的危害，以及同中国联合备战各条的危害，二十六日的电奏已经详细陈述。近来又听说通商条目和赔款限制，更加令人惊骇！各省口岸和城邑的商业、工艺、轮船，可以到处任意往来，任意制造，一网打尽，工商业的生路就全完了！倭人在中国制造土货，只按洋货纳税，各国必然仿效；如果不能拒绝，厘金就会亏空。赔款二万万两，六年付清，又加五厘利息；即使借英国洋款转付，分期摊还，每年也必须偿还本息一千数百万两，各海口的洋税就空了。如今借款由赫德一手经理，专门借用英国款项，将来无论怎样搜刮也还不清，英国必然要求拿我国地方作抵押，这又会产生一个祸患。百姓贫困到极点就会发生动乱，厘金和税款被取走就没有军饷，陆军海军永远不能训练，中国对外没有自强的希望，对内没有剿灭匪患的力量了。威海、旅顺的军队必然永远不撤，京城也没有安稳睡觉的日子了。倭国一旦这样做，各国援引先例进行要挟，动不动就以窥伺京城为借口，更加无法约束，后患多得无法说尽。然而不借助兵威，就不能废除条约。此时想废除倭约、保卫京城、安定中国，只有请求强国援助这一条办法。俄国已经邀请德国、法国阻止倭国占地，正可以乘机恳切请求援助；这不能只说空话，必须给予边疆事务和商务方面的实际利益。臣私下考虑，威海、旅顺是北洋门户，台湾是南洋咽喉；如今朝廷既然肯把这两处割让给倭国，为什么不立即把原拟给倭国的利益转而贿赂英国、俄国呢？所失不到原来的一半，就可以转败为胜。只有恳请命令总署和出使大臣赶紧同俄国商订密约：如果俄国帮助我们攻打倭国、威胁倭国，使整个条约全部废除，就酌情割让新疆的土地，或者南路回疆几座城、北路几座城作为酬报，并允许扩大商务。如果英国肯帮助我们，也酌情割让西域一带的藏地，让给英国作为酬报，并允许扩大商务。外国通例就是这样：两国订有联盟密约，发生战争就可以相互援助，不属于置身局外的情况。俄国现在有三十多艘兵船在中国海面，英国有二十多艘兵船在中国海面。俄英两国只要有一个国家相助，它的兵船就足以制服倭国而且绰绰有余；这些船可以驶向横滨、长崎，或者直趋广岛，也可以在南北洋面巡行。兵船一行动，倭人的气势立即受挫。倭国极其畏惧西洋，绝不敢同俄国或英国开战。如果俄英两国有一国相助，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使倭约自行废除，京城自然安定。如果倭国敢于交战，那么我们抵挡它的陆军，英俄截断它的海路，进攻它的国都，倭国必然灭亡。同样是割让土地，划分新疆、西域，就可以保住关系紧要的威海、旅顺，同时保留肥沃的台湾，并且彻底废除一切危害中国的条约；权衡轻重，利害关系十分明显。况且辽东、旅顺是国家的根本之地，台湾在康熙初年归化，后来又加以开拓；西藏安定，则是在乾隆中叶。各地在先后缓急上也有所不同。譬如人患有疾病，割弃台湾、威海旅顺驻兵，是咽喉上的疾病；内地处处通商、赔款又无力偿还，是心腹之患；西域地处边远，是大腿股骨的损伤。英国、俄国本来强大，但历次条约尚没有吞并中国的意图；即使以重利酬谢它们，对它们有益，对我们也没有太大损失。倭国一心想要危害中国，正苦于财力和军饷不足。如果这个条约能够实现，中国从此就既强大又富裕了。这等于帮助倭国取得专门吞噬中国的资本。至于倭国条约的各项条款，处处包藏祸心，文字又狡黠，意图含混不明，尤其希望把和议各条交给王大臣等仔细阅看，自然会知道其中的毒谋。这是因为和议已经答应割地，所以拟定这个权宜变通的策略，希望用来救急、缓解祸患。忧虑愤懑而又迫切，仰候圣上裁决。请代为上奏。张之洞肃拜。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上海强学会序 天下的变局已经危急万分了！挽救世道的变局在于人才，培养人才在于学术，讲求学术在于联合群体；不断把十人、百人的群体联合起来，不如不断把千万人联合起来，这样成就事业尤其迅速，改变局势尤其巨大。如今国内多有变故，天子为此震怒而忧虑，特地下达明诏，搜求才识宏达、具有九种才能的人以及掌握一门技艺的人，但应诏的人很少，难道是搜寻访问还没有达到吗？莫非是专业学问尚未形成，社会风气还没有开启，因而造成了这种局面？所以忧虑贫困而治理财政，却没有精通农、工、商、矿业学问的人；忧虑衰弱而训练军队，却没有精通水陆军和制造船炮学问的人。甚至对于外国的政治制度和风俗，也很少有人深通其中原委，这关系实在不是小事。近来士大夫在京师创立强学会，讲求中国自强的学问，风雨交加中朝廷官员纷纷聚集，但仍担心不能推广到全国。于是江海间的散居人士、山林中的老成之士，也更加聚集起来讲习研究，如汉代的汝南、唐代的东都、宋代的洛阳那样，成为士大夫奔走聚集之地。如今这个地方就是上海，于是汇集天下的图书器物，聚集天下通达之人和有学问的士人，共同在这里讲习。曾经考察西方各国富强的原因，都是依靠学会讲求学问的力量。《论语》说，以文章学问会合朋友，以朋友辅助仁德；《礼记》说，敬重学业，乐于合群。强学会是否可以借此开启风气、培养人才，以响应圣天子求贤若渴的心意，挽救中国的变局，大概就要靠它了吧？我很乐意同诸位君子交游，也愿意看到它取得成效。

译○上海强学会章程 一、本会专门为中国自强而设立，因为中国的衰弱在于不讲求学问、教育没有修明，所以政令和法律不能推行。现在考察、借鉴各国强盛衰弱的原因，以求得中国自强的学问。总会设在上海，以联系京师，随后推广到各直省。一、如今学校衰败，士人没有学术，只学习求取功名利禄的学业，偶尔考察文史，也不能适应世务。而且士人都分散居住，彼此声气不通，没有讲习的途径，既违背敬业乐群的意义，也失去了以朋友辅助仁德的宗旨。西方各国每讲一种学术，必定设有专门学会；会中书籍无不齐备，器物无不储藏，即使偏僻散居之地，也能购买书籍、阅读报纸，以扩大观察和学习。因此士人有专门学业，才能一天天形成；国家凭借他们发挥作用，国势也一天天强盛。现在设立这个会，聚集天下的图书器物，汇集天下的思想和见闻，大略仿照古代学校的规制以及各家专门学会的办法，以扩大见闻、开启风气；对上推广先圣孔子的教化，对下培养国家有用的人才。最重要的是四件事，分条列在下面，具体局章另行附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一、翻译刊印图书。道路最怕阻塞，最可贵的是畅通；互相贸易，是通过商业往来来补济有无；互相翻译，是通过士人沟通来扩大知识。曾经考察讲求西学的方法，都是把翻译书籍作为第一要务。中国人讲授西文，不过能够进行日常交际，只能翻译书信文札；能够阅读外国朝章国律的人已经很少。至于各门专门学科的书籍，各自都包含深奥微妙的道理，连字义也各有专门含义，并不能完全相通。西方人士如果不进入这门学问，也不认识其中的字，这本来不是游历外国的官员所能解释的，也不是懂同文馆语言的译员所能了解的。即使有一两个专门人才，能够用来开启天下人的学问，所得益处也十分有限。想让天下士人都通晓西学，不如把它译成中文书籍，使中国数百万学习者人人都能理解；成才的人多了，才能供国家使用。如今西学堂知道教授语言文字，却很少涉及翻译书籍。只有圣祖仁皇帝御纂《数理精蕴》，润饰西方算学，使士林受到恩惠；高宗纯皇帝钦定《四库提要》，凡自明代以来翻译的西方书籍，都准许著录。曾文正公公开设立制造局，以翻译书籍为根本，算是抓住了根本。现在本会先办理翻译书籍，首先翻译各国各类报纸，作为日报取材；其次翻译章程、政教条文、法律条例、条约、公法、日录、招牌等书，然后再翻译地图以及各种学术书籍，边译边刊，并登载在日报上；有的按地区，有的按类别，有的编成表格，分开时作为分报，合起来时编成大部书，以供讲求、扩大见闻；同时设立译学堂，专门负责这件事。一、刊印发行报纸。陈文恭公劝士人阅读邸报，以了解时务；林文忠公经常翻译澳门月报，以窥察敌情。近来天津、上海各报，迎合便利而推行俗说，语言涉及繁杂芜杂；官译的新闻报纸，外界又不容易买到。现在刊印报纸，专门记录中国时务，同时翻译海外新闻；凡是同学术、政治有关的重要事项，无论大小全部刊登，并附载会中事务。邸报抄件、各处各种中文报纸、各地新事和各人的议论，都保留抄本，以扩大知识。各局之间互相抄录寄送。一、开设大型藏书楼。乾隆年间，敕令在扬州建文汇阁，在镇江建文宗阁，按例准许士子前往阅读。经过战乱散失，遗留下来的书已经不多。本会计划扩大规模，广泛搜集图书。近年西方政治和学术不断更新，实际上中国的圣贤经典、诸子著作早已开创了其中的端绪；历代史书和百家著述，也有许多同西学暗中相合之处。但研究探求的人很少，这些学说逐渐湮没。现在聚集书籍，务必要使国内学者知道中国自古就有穷究事理的学问和讲求实用的思想，并没有立刻逊色于西方；实在不必惊叹仰望而自认无穷无尽地落后，更不应划界自守、封闭自己。西方各国的通都大邑必有大型藏书楼，中国的典籍也收藏在其中。现在汇集中国四库图书，购买一份抄本，先搜集那些有经世实用价值的；西方人的政治、教化以及各种学术书籍，也都兼收购买，以便扩大考察借鉴，准备研究。各省书局的书，都留在书局代为出售。一、开设博物院。文字可以说明事物的意义，有不能说明的，若没有图谱就无法显现；图谱可以说明事物的形体，有不能说明的，若没有器物就无法显现。《诗经》说关关鸣叫的雎鸠。即使熟读陆机的疏解、通晓冲远的学说，学者整天详细考察它的形色，也不知道雎鸠是什么；把雎鸠放在眼前，立即就认识了。人的身体也是这样，读《素问》，考察《明堂》和《全体新论》，仍然不能了解；外国有人体全身的模型，一看就明白了。康熙年间，钦定《时宪书》，采用西法，把南怀仁制造的仪器放置在观象台上；它的计算方法同中国本土截然不同。如今要实际观测天象，如果不上台观看仪器，就不能明白。又如轮船既大又快，枪炮既坚固又锋利，制造机器所生产的货物既快又多，只要亲眼看见一次，就知道固守旧法、沿袭常规，绝不可能同它较量力量、争夺利益。西方各国的博物院，凡是地球上天然生成的东西和人造器物，都完备地陈列其中；只要有一种东西可以利用，就一定思考怎样制成，不让它被抛弃；只要有一种器物适用，就一定思考仿效，随即运用变化而产生新的东西，而且便利程度又远远超过原物。汇集众人的思想来求取实用，汇集万国的器物来启发思想，怎么会不富裕，怎么会不强大呢？现在创设这个博物院，凡古今中外兵、农、工、商各方面的各种新器物，如新式铁舰、轮车、水雷、火器，以及电学、化学、光学、重学、天学、地学、物学、医学等各种图表和器具，各种矿物以及动物、植物种类，全都购置齐备，广泛浏览、兼收并蓄，以作为增益智慧、汇集思想的帮助。以上四项，都是本会开办的事务，各有详细章程，另行刊布。一、本会在义理上应该办理的事情，无不竭尽力量；视募集款项的多少，依次举办的还有几项：设立学堂来教育人才，创办讲堂来传播孔教，派人游历以考察地理、矿务和风俗，设立养贫院来收容乞丐并教给他们工艺。看哪里筹款较多，就在哪里举办。只希望全国有志之士合力办理。一、加入本会的人，将姓名、爵位、籍贯写信通知局中，局中随即送给他章程。收到捐款后，立即在会中编号登记；遇到事情就互相通知，辗转援引，越推越广。这样或许可以自我保全同类，不至于让外国人讥笑我们是一盘散沙。

译一、加入本会的人，不论名位和学业，只要有志于讲求学问，一概接纳。用德行和事业互相勉励，用过失互相规劝，遇到患难互相救助，务必推行蓝田乡约的意义，希望能够自我保全这种教化。一、中国并不是没有专门积学的人才，只是苦于彼此不相闻问，无法互相观摩；即使已经有学问，也无人知道。而且平时没有交往的情谊，相遇时反而会产生嫉妒的心理。如今本会使国内学士彼此声气相通，以求增长学问。这就是入会的最大益处：既没有隔阂，又能联合全国士人共同讲习研究，希望为自强打下基础。一、加入本会的诸位，原本都是为了讲求学问；圣门分科，听凭各人的性情和兴趣所近。现在分别划分门类，都以孔子的经学为根本，包括中国史学、历代制度、各种文章、各省政事风俗利弊、万国史学、万国公法、万国律例、万国政治教化与理法，古今各国语言文字，天文、地理、化学、重学、光学、声学、物理学、性学、理学、生物学、地质学、医药、金石学、动物学、植物学、气学、力学、治术、师范、测量、书画、文字、减笔、农务、牧畜、商务、机器、制造、营建、轮船、铁路、电线、电器、制造、矿学、水陆军学，以及一技一艺，都听凭个人自行认定，和大家讲习。如果有新得到的学问、新发现的道理，告知本会，以便登报。将来设立学堂，也分门教授士人，人才自然会兴盛。一、加入本会的诸位，原本是为了学问；有疑问，可以写信询问会中讲求研究，会中应当请通达之人详细回答；有经世致用的文章、新的学说、新的方法，可以把稿本寄到本局。经过通达之人评定，或者抄存以备阅览，或者刊刻流通。如果发现中西双方尚未得到的新道理，就给予酬劳和奖励，标明作者姓名，以取得互相切磋的益处。外国学会都乐于捐助，有人捐款达到百万，所以学术人才十分兴盛。各省善堂捐款，往往也多至数千、数百，何况这项事业的功德比善堂更大。现在议定，凡来加入本会的人都必须捐助，最低限额为十两。一、善堂捐助义举，都是立即捐资；凡加入本会，也一概依照这个例子。如果超过一个月不交，就把他的会名删去。捐五十两以上的，准许分两次交清；一百两以上的，准许分四次交清，每次限期两个月。一、凡捐助一百两以上的，每当译印成书，赠送一部；五十两以上的，译印之书只收成本；三十两以上的，购买译印之书减价一成；十两以上的，报纸都改为二成优惠，并把姓名刊登在报上。捐助千金的人，永远准许送一人入学堂学习，由本会供给费用。一、捐助款项要写明姓名、爵位、籍贯，交给强学总局领取收条；仍须到本局换票处换取联票收执，作为入会凭据。各地捐助的款项，写明姓名、爵位、籍贯，就近交给电报局代收；电报局制发三联票收条并编号存案，把第二联票寄到本局换取入会联票，再交给电报局作为收执凭据。本局将姓名、爵位、籍贯、学业、寄寓等事项，按照联票号码汇编存案；联票上都有董事图章。一、开办本会，依靠全国的老成硕德和知名人士共同承担。所有局务由创办者中公推四人为提调，其中二人坐办、二人会办；又公推熟悉事务、为人公正的八人为董事，其中四人坐办、四人会办。创办确定以后，分年推举人员轮流管理；如果董事朋友之间意见不合，既然因事辞退，提调和董事就集合众人公推，择取多数人的意见。既经选定，不准因个人意见擅自更改。被议论的人，除非确有实际困难，也不准回避推卸。管理事务、书籍、器物的人，都使用会内通达事务的人，由提调、董事共同斟酌保举任用；董事拟多邀请办理赈济事务的诸位。协助办理的人数，随时增议。一、加入本会的朋友，必须品行和心术端正明白，才可以延请进入局中。应办的事情，会友可以随时提出建议，留待采纳。到局以后，如果另有意见，或者轻浮妄言、挟带私心，以及逞强标新立异，恐怕妨碍局务，就由提调、董事和诸位会友共同议定辞退。如果有人不赞同局中的做法，可以到局中说明；捐银依例充公，去留都听凭其便。一、局中访求博学雅正的通才，主持译书、撰写报纸的事务；人数随时增加，都由提调、董事共同妥善访求邀请。一、局内管账人员，必须熟悉贸易、书籍的情况以及刷印文字的事务，由此择取；还必须经过董事朋友确实考察，完全秉持公正，并且要有可靠的铺保，才准许招用。如果涉及营私舞弊，一经查出，原来作保的人照例责令赔偿；经手的董事、会友，凡是事先出力保荐的人，也必须一律议处惩罚。一、局中的各项用款，概由值班董事核准发放；如果有数百、数千两以上的大笔款项，必须各位董事、会友全部集合共同议定，才准支出。收到款项后，选择殷实商号存储，立下存折支取。存款逐渐增多后，也可以议定用来生息；开票的期限，按规定天数为限，由值班董事当面会同经理办理。一、开局时的提调、董事，都仗义创办，不议定薪资；将来局款非常充足，需要专门请人办理时，才议定薪水。只有译书、撰写报纸、管理书籍、管理器物、办理事务、教习、游历、管账等人员，酌情给予薪水。一、译书、刊报时，会友应当分送以及按优惠价格购买的，都要持票到总局或分局验票领取。一、书局开办之初，务求节俭，以求能够长久；选择地点租赁房屋，茶点和座席陈设必须清雅洁净。董事、会友集合议事的日子，不论身份高低，礼仪仪式都从简。各种赌博游戏、追逐喧闹，都应一概禁止，使其不破坏局规。以后办理有成效、人数和款项充足，再议扩充，自行建造房屋，增设园舍。一、局内用款分为收入、支出、存款三栏，简明登记。每月作小结，刊刻在报章上；每月初一由各位董事共同集合查阅，务必核实而无弊端，查阅完毕后，各自在自己名下签押作为记号。每年作一次大结汇总，刻印征信录，分送提调、董事以及捐款一百两以上的人，以昭示真实可信。一、先订立简明章程，以求迅速集合办理；每件事情另有详细章程。举办以后，随时集合议论，如有利弊以及应当兴办、改革的事项，都由提调和董事、会友共同议定增删；或者每季度集合一次，每年进行一次大讨论，并核查用款，考察议论确定后，再行刊刻公布。

译☆易顺鼎 ○请停止和议的奏疏 奏为丑恶的敌虏跳梁作乱，不应迁就；权奸误国，不可姑息宽容。恭敬地倾吐愚拙的忠诚，仰望圣上明察此事：臣私下听说，出使日本的全权大臣李鸿章电奏说：倭国二十多艘船将要从广岛出发，如果不订立条约，就要进犯京城；请求割让辽东、台湾两地给倭国，并赔偿军费二万万两。为了保全京城，不能不这样做，已经订好约书并盖押等语。此外条款还有很多，众说纷纭，似乎并非没有原因。微臣因忧虑国事而迫切不安，不敢缄默，谨就所见所闻，不顾斧钺加身，把情况全部陈述出来。追溯咸丰、同治以来，中国同外国总共发生过三次战争：一是咸丰十年庚申之役；一是光绪六年庚辰之役；一是光绪十年甲申之役。庚申之役，尤其是我朝中外大局中极为关键的关头。当时发捻纵横蔓延，天下沸腾，局势危急得令人无法终日安宁；海外各国也同时发生事端，英法联合出兵，兵临城下。僧格林沁在津沽北塘战败，胜保退至朝阳门八里桥；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勤王之师，缓不济急。敌军长驱直入，京师失守，国家几乎覆亡。当时的局势艰难，大概有今日的百倍。假如各国要求割让土地，恐怕不能不任其所为；可是当日议和，不过是订约通商，稍微赔偿军费而已，起初从未听说割让一寸土地。至于庚辰之役，俄国占据伊犁边境仅一二百余里，使臣已经擅自答应让地，而疆臣左宗棠等坚决要求收回，双方加以军事对抗，大局几乎决裂；然而不久便议和，只赔偿数百万卢布，不但没有割地，连伊犁也收回来了。甲申之役，法国夺取越南，进攻宁波，侵扰台湾，攻陷马江，沿海戒严，天下骚动，滇、粤边防战事的艰难，并不亚于今天；然而也不过是把越南让给法国，从未要求割让越南以外的其他地方。试把今天的事情同过去相比：敌人虽然强大，却未必超过英、法、俄；事势虽然紧迫，也没有达到庚申之役那样的危急。他们不过是虚张声势地恐吓，任意提出要求；我们即使稍缓片刻，等到再次交战，或者再延迟几天再作决定，也未尝不可。即使不这样，赔偿数百万军费，也未尝不可；即使再不行，答应按照各国在江海各口通商的成例，开放码头，也未尝不可，而这些都没有超出应付范围。赔款达到二十千万，仍认为不够，竟然把腹心根本之地、肥沃险要之区一二千余里全都拿出来，开门迎盗，拱手送给别人。这是多么害怕倭人，竟超过害怕英、俄、法等大国啊！难道看重辽东、台湾，反而不如看重重新疆、伊犁以及滇、粤荒远边地吗？我恭敬地思考，割地一事尤其万万不可实行。从道理的是非来说，论其不可有三条；从形势的利害来说，论其不可有六条。祖宗在前代创业，子孙在后代守成，不像是自己取得的东西，可以由自己随意失去。试想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经营辽东，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经营台湾，取得它们是如此艰难，怎么忍心这样轻易抛弃。何况陪京近在旁边，陵寝在那里，坐视长陵的坟土由我朝变成边界，皇太后、皇上将如何面对列祖列宗！这是从道理上说不可的第一条。自有本朝以来，从未听说割地给人的事情；自有中国以来，也从未听说把重要险要之地割让给海外岛夷。玉斧划河，珠崖弃郡，如果不是甄脱，就是石田。难道有让别人睡在自己卧榻旁边的道理吗？把这件事写入史册，辱及燕云，坐视赤县神州由我朝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何面对后世史书！这是从道理上说不可的第二条。辽东、台湾的百姓，有的本来就是跟随皇帝创业的人，有的则是受教化归附的人；二百多年食用这里的物产、踏着这里的土地，芸芸众生，谁不是我国家的孝子顺孙，如今却要把他们归给别人，俨然成为敌国之民。父母即使贫穷，尚且不忍心轻易卖掉自己的孩子；国家还没有陷入困境，为什么偏偏忍心立即抛弃自己的百姓，坐视海边的苍生由我朝变成别族之民，皇太后、皇上将如何面对天下百姓！这是从道理上说不可的第三条。辽东是北洋的藩篱，台湾是南洋的门户。今天没有辽东，明天就可能没有北洋；今天没有台湾，明天就可能没有南洋。天下害怕盗贼的人，必定要把盗贼挡在远处，从来没有把盗贼迎到门内，还希望他不打开箱子、探取囊中之物的。天下害怕老虎的人，必定要把老虎隔在远处，从来没有把老虎放进屋里，还希望它不磨牙吸血的。眼看奉天、锦州、登州、莱州一带将不再有立锥之地，江、浙、闽、粤各地疆土将不再能够安睡，海口和海面也都不再属于我方。军饷和军械无从接济，海运就会彻底断绝；战守无法部署，海防也会彻底陷于困境。中国将来必定没有可以办理的洋务，这是从形势上说不可的第一条。英国、法国垂涎台湾，俄国蓄谋辽东，哪里是一朝一夕的事；何况各国狡诈地企图逞强、贪得无厌，谁不想拓展疆域、乘机获利。如今看见倭人只凭一举手、一开口的劳力，就得到这样多的土地、获得这样厚的利益，即使原本没有此意，也必定会产生念头。倘若各国群起仿效，那么中国虽然广大，恐怕一天之内就可以被像用爪子剖开一样瓜分殆尽。不过这还只是其他国家的情况。拿倭人的事情来验证：同治十一年，倭人借口琉球难民被生番杀害而挑衅，出兵台湾。当时大臣不能用道理折服他们，也不能用威势震慑他们，反而赔偿数十万金了事。他们看到中国容易对付，才逐渐轻视中国，谋划越来越紧迫，气势越来越骄横。推究其得陇望蜀的欲望，哪里会有尽头！

译今天祸患的根源，既然都由过去造成，那么将来他们的欲望沟壑，恐怕会比现在更加深广。中国将来必定没有可以保存的土地，这是从形势上说不可的第二条。自从军务平定以后，谋臣猛将大多已经凋零，千百人中只剩下十分之一。这次征召宿将、招集旧部，士兵和战马精壮，已经颇有可观之处；可是刚刚聚集起来，又将命令他们解散，既然解散，恐怕再也无法重新聚集。况且所训练的新营军费有多少，训练成功却不使用，等到需要使用时，又要临时另行训练。所购买的新式武器，耗费又有多少，买齐却不使用，等到需要使用时，又必须临时另行购买。今天尚且不能作战，以后哪里还会有能够作战的时候；再过几年，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想求得像今天这样的将领和士兵，恐怕都不可得。宿将旧部逐渐消耗殆尽，新招募的人没有经历战事，面对强敌，中国将来必定没有可用的军队，这是从形势上说不可的第三条。赔款多达二万万，不知道从哪里搜刮？又不知道搜刮干净以后，还有应办的事务、必需的款项，从哪里取得资金？假使赔款交清以后，我方可以不做任何事情，而对方能够相安十年，那还可以接受。只怕我们的防务仍然不能不办，军饷仍然不能不需要，铁路仍然不能不修，驿车仍然不能不设置；收入却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支出却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意外的事情还来不及谈论。而对方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一笔款项还未付清，后一笔款项又来了。拿百姓有限的脂膏，去填补那个民族无穷的欲望沟壑。挖肉补疮，肉将要挖尽而疮病更加严重；抱柴救火，柴将要烧尽而火势更加旺盛。中国将来必定没有可以筹措的军饷，这是从形势上说不可的第四条。长白山、鸭绿江是祖宗发祥、钟灵毓秀之地，黑龙江、吉林等省是国家植根归宿的区域，地利极多，民气也很厚实。在强邻环伺的时候，正应当乘机经营，加意保全，比台湾更加重要。一旦辽东归倭人所有，俄国从北面入侵，倭人从南面袭击，不出几年，这些地方的百姓和土地都将被俄国和倭人瓜分，东三省全境的危亡，立刻就可等待。况且京城内外的八旗人民既没有谋生的办法，也不习惯战斗，一旦发生战事，而东三省已经不能回去，退则被倭寇任意残害，进则被乱民践踏。中国将来必定没有可以保全的旗人和百姓，这是从形势上说不可的第五条。台湾一省，以富饶著称；近来文教兴盛，更已经使愚鲁之民变成有教养的士民，使粗鄙之地进入礼乐教化。那里的士民都爱戴君主、尊奉上级，崇尚义理、急于公事；而林维源身为民众所仰望的人，官列京朝，势必不能把自己的家乡交给敌人。何况“彰义”这个名称，是纯皇帝所赐，台湾人本来一定会顾念义理而珍惜这个名称，皇上又怎么可以数典忘祖。至于辽东是丰沛乡里的旧地，更不用说了。民情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亲近他们，他们就亲附；疏远他们，他们就疏离；向他们施恩，他们就归向；背弃他们，他们就背离。即使祖宗时代的恩泽深厚仁慈已经广大流布，而先代的田畴旧德不能在孙辈的朝代得到保全，恐怕难免使百姓寒心、使四方离散。倭人既占据我国内地，又将取得我民众的心，用利益诱惑他们，奸诈凶悍的人必定成为倭人的爪牙；用威势逼迫他们，软弱无能的人必定成为倭人的鱼肉。眼看流民将无所依归，而西晋雄特之祸就会发生；奸民彼此勾结，而嬴秦胜、广之变就会发生。把鱼赶进深渊，仰望乌鸦又能栖息在谁家的屋上？中国将来必定没有可以巩固的百姓，这是从形势上说不可的第六条。以上各条，不过是根据臣私下忧虑、暗自思考，粗略列举大端；至于祸患变化接踵而来，还有数不胜数的情形。从道理的是非来说是这样，从形势的利害来说又是那样。大概稍有良知的人，都一定不肯做这件事；稍有见识的人，也一定都能看清这一点。谁能想到深受国恩、深知时务的李鸿章，竟然强横地不顾天下所不容的事情，昏昧而毫无察觉，去做行人都不肯做的事，说出人们都不忍心说的话。臣以前看到李鸿章办事不得人心，怀疑他另有苦衷，曾替他加以原谅；直到今天，才明白他的用心所表现出来的虚伪，也看清了他的罪状。正如所谓“臧孙纥虽然说不要君主，我也不相信”，以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类话。恐怕宋臣秦桧、明臣仇鸾的奸恶，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况且把辽东、台湾一并割给倭人，臣认为以倭人的兵力，不能做到这一点；以倭人最初的愿望，也从未达到这个程度。如果他们的兵力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夺取辽沈来索要登州、莱州，直接夺取台湾、澎湖来索要闽、厦呢？既然可以囊括席卷，他们难道会有所顾忌而不去做吗？如果他们最初就有这样的愿望，明知索取辽东可以得到，为什么还要全力进攻牛庄；明知索取台湾可以得到，为什么还要全力进攻澎湖？由此可见他们的真实情形。谁知竟有李鸿章替老虎充当帮凶，教猴子爬树，于是倭人简直像从怀中取物、拿着契券取偿一样轻易地得到了这些地方。倭人的力量本来达不到这个程度，而李鸿章的力量却能达到；倭人的愿望本来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而李鸿章的愿望早已达到这个程度了。或者说，微臣还有不忍说、却又不能不说的话。李鸿章的奸邪，还不如他的儿子李经芳严重。李经芳以前担任出使日本大臣，拿自己的资财数百万借给倭人购买船只和军饷；他所接纳的外妇，又是倭主睦仁的外甥女。他的奸诈、阴险、刻薄，实在不亚于蔡京有蔡攸、严嵩有严世蕃。假使他们凭借城社的庇护，窃据津要道路，那么张邦昌、刘豫的事情不难立即重现。我朝祖宗留下的长远谋划、制定的良法，是前代从未有过的。在这种时候，却想让岛夷入主中国，让人臣夺取掌握大权，这实在是极其困难的事！谁料天地运行如同跳跃的黄金，阴阳铸造竟然错置：在倭人中生出了一个睦仁，在中国生出了一个李经芳；以权奸作为丑虏的内助，才有了用夷变夏的开端；以丑虏作为权奸的外援，才有了化家为国的渐变。两者都已经崭露头角，各自长出羽毛；腐木生虫，严霜将至。今天这件事，尤其是关系中国盛衰、本朝兴替的一个重大关键。微臣悲痛于河山日益衰败，痛心于沧海横流，因此泪流如雨，不能自已。

译不过，李鸿章之所以敢于冒犯天下所不容的事情、用自己的办法欺骗朝廷，是因为他窥见皇太后、皇上和诸臣害怕倭人的心理，然后借口保全京城，反而把自己说成怀有忠诚爱国之心，用巧诈来实现他的奸邪欺骗。在李鸿章看来，除了自己没有别人，除了这一策也没有其他办法。微臣不揣冒昧，想在这一策之外，为朝廷恭敬地谋划两条策略。臣私下推测，朝廷害怕倭人的心理，不过是把明朝的覆亡作为鉴戒。却不知道明朝不是亡于边患，而是亡于流寇；不是亡于忌讳谈和，而是亡于忌讳谈迁都。国君死于社稷，是指诸侯而言；天子把四海当作家，哪个朝代没有迁移都城的事情。明朝的君臣不通晓古今，昏庸混乱、争吵不休，以至于亡国。如果早些迁都江南，国家尚且可以保存。我朝法度修明，恩泽深厚广大，并不是明朝那种政治纲纪败坏、增加赋税而招致动乱的情况。一统的疆域完整，处处完善，既没有流寇之祸，只有海邦之忧，又不是明朝那种天下糜烂、连一块地盘都无法保全的情况。只是海禁大开以后，形势已经大不相同。富贵人家的子弟，坐着也不靠近厅堂屋檐。既然如此迁都，又有什么可忌讳的呢？在国内建立中央政权，最适合的地方莫过于太原、五台；那里经历历朝巡幸，供奉着列圣御容，行宫还在，盛大的制度可以追溯，这是第一项好处。距离京师千里，十天可以到达，往来迅速，进退从容，这是第二项好处。土地深厚，水源深，人民富庶，这是第三项好处。士兵精锐，战马强健，风气刚劲强悍，这是第四项好处。河汾、太原内外山川险固，这是第五项好处。平阳、安邑距离虞、夏旧地很近，这是第六项好处。况且太行山是天下山脉的脊梁，冀州处在天下中央，我方能够前往那里，而敌方不能前来，尤其足以成为子孙帝王万世的基业。去年十二月微臣在京城时，曾经把这个意见分条陈述，却没有能够上达天听。如果当日早早确定大计，那么此时八方风雨、三晋云山，已经可以居高临下、稳固神京，如同高屋建瓴、磐石坚固；可以砥砺四方、照鉴天下，以泰山为砥石、以黄河为镜鉴，哪里至于使皇上日夜焦劳，忧虑京畿疆土受到逼迫呢！只是因为投鼠而忌惮打破器物，此后问题更多；如今亡羊补牢，还不算晚。与其把二万万借给盗贼作为军粮，让他们议和后返回海外，哪里如用二万万经营都城、充作军饷，使利益留在国内。这是微臣所谋划的第一策，就是迁都。又推测朝廷害怕倭人的心理，不过是担心他们进犯京城。却不知道倭人的力量如果真的能够进犯京城，何必等到今天？难道去年京城没有防备时他们不敢来犯，今年京城有了防备时反而敢来犯吗？况且倭人进兵不外乎水、陆两条道路：从辽沈进兵，还有依克唐阿、长顺、裕禄、唐仁廉在；从锦州进兵，还有宋庆、魏光焘等人在；从榆关进兵，还有刘坤一以及余虎恩、熊铁生诸将领在；从津沽南北进兵，还有王文韶、聂士成、曹克忠等人在。即使进犯京畿，也还有程文炳、董福祥在，其他诸臣也都在那里。倭兵即使全都如同鬼神，难道竟不经过关口、津要，而飞入京城吗？我方士兵未必全都是痴聋之人，难道竟任凭他们飞入京城，而一点也听不见、看不见吗？微臣预料倭人一定不能进犯京城，原因有四，谨略举近来的军事事实来说明，以解除朝廷疑虑的端绪。第一，倭人不能攻坚。我方丢失的地方都是有漏洞的地方，不是坚固之地；只有旅顺、威海可以称为坚固。然而旅顺失守，是因为守将争相逃跑；威海失守，是因为海军没有作战，而且一个是从皮子窝，一个是从落风港，都是利用漏洞、乘虚而入，从后方抄入，不敢直接进攻正面。这是因为他们军费负担极重，精锐兵力不多，爱惜锋芒，每每担心受损，贴近强攻坚固阵地，绝不会这样做。看聂士成守卫坚固阵地时，他们不敢进犯摩天岭；裕禄、徐庆璋守卫坚固阵地时，他们不敢进犯辽沈；唐景崧、刘永福守卫坚固阵地时，他们不敢进犯台湾，何况京畿是我方最坚固的地方，他们难道敢轻易前来尝试吗？这是第一条不必忧虑之处。第二，倭人不能持久。越过本国去图谋远方，耗费军饷、劳累军队，多一天就多一天的粮食，少一名士兵就少一分战力。倭人到了今天，黔驴技穷，骑虎难下，左支右绌、外强中干已经很久了。中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军饷充足、士兵众多，尚且担忧旷日持久；区区倭国，又怎么能够承受！试看他们放弃威海而不留兵，进攻台湾却立即退兵，由此也可以知道他们不能持久。这是第二条不必忧虑之处。第三，倭人不能快速行军。考察倭人的军制，都是仿效德国陆军操练，步伐整齐、纪律严明，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但辎重装备繁重，行走十分迟缓，用来稳重行军则有余，用来快速奔驰则不足，比起中国卷甲衔枚的行军方式来说，一天一夜能够行进二三百里的军队，实际上各有速度快慢、能力优劣的不同。看看这次牛庄之战，日军从小路刚到牛庄不久，李光玖听到警报后才出发的部队也已经接踵赶到；吴大澄从田庄退到双台子时，亲军只有几十人，距离敌军也不过几十里。假如日军能够快速奔驰，那么不但我军将无一人幸免，就连宁远、锦州恐怕也会相继失守；可是日军竟然做不到，难道他们唯独到了京师，反而能够疾驰数百里吗？这是第三个不足以忧虑的方面。第一，日军不能深入。没有援军、粮饷又不能接续，却进入最深的地方，进攻兵力极其雄厚的军队，这必须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有死路没有生路才行。至于抄掠突袭、只顾眼前而不顾后路的做法，或许还能实行，但日军本来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他们真这样做，就必然要倾尽全力孤注一掷，冒险求取侥幸。从天津到通州这一线，长途两旁全是水，沿途一带又都有重兵；程文炳、董福祥可以在前面抵御，聂士成、曹克忠可以从左右合围，刘坤一率领诸将可以在后面追击。日军如果不是深入送死，又能是什么呢？况且他们的兵力有限，既然用尽全力进攻我军，那么后路必然空虚，难道就不怕我们夺取朝鲜后袭击广岛吗？

译看看日军攻占荣城、文登却不敢深入山东，攻占海城、牛庄却不敢深入奉天、锦州，又怎么能够越过关津和畿辅，深入京师呢？这是第四个不足以忧虑的方面。何况魏光焘坚守阵地、毫不动摇，李光玖奋勇作战；牛庄虽然战败，但杀伤的日军也足以与我军的损失相抵。日军看到湘军将士敢于拼死，竟然不敢再越雷池一步。诸将领中最忠诚勇敢的，一听到和议的消息，都痛哭着坚卧不起，不肯进食，可见将士都有决死之心，并不是军心已经瓦解、局势已经无可挽回。况且依克唐阿、聂士成、宋庆都是日军所畏惧的人，而丁槐的一军已经到达，唐仁廉的一军枪械也已经齐备，都可以同日军决一死战。日军的处境已经窘迫，势力渐渐成为强弩之末；即使我军暂不与他们交战，只同他们相持，再过几个时辰，他们的力量必定难以长久支撑。到那时再谈和议，自然更容易回旋，这就是微臣所谋划的又一条策略，叫作“守”。总的说来，以迁移作为作战之地，能够迁移，就可以不交战而使敌军屈服；以坚守作为作战之地，能够坚守，就可以不交战而控制敌军的命运。无论迁移还是坚守，虽然都不是上策，却不失为中策；赔款割地不只是下策，实际上是无计可施。臣恭敬查考，光绪六年，也就是庚辰年那次战事，崇厚也曾以头等全权大臣的身份出使俄国，同俄国订约画押，让出一二百里土地；那还不算割让国土，而且还是边境以外的土地。朝廷大臣纷纷上章弹劾，皇太后和皇上大为震怒，立即将崇厚逮捕交给刑部治罪。他同俄国订立的条约虽然已经签押，仍然下令修改，俄国人最终也屈服低头，接受我国的范围。把今昔两事相比较：若论敌国，俄国比日本更加强大；若论事情性质，让出土地还不算割地，边境土地还不算内地，一二百里的土地还不如一二千里的土地严重，因此李鸿章的罪过，连崇厚都比不上。若论订约，崇厚是擅自答应，李鸿章则是请旨办理；擅自答应是极其拙劣，请旨办理却是极其周密，所以李鸿章误国的手段和误国的用心，比崇厚更加严重。如今只有恳请皇上依仗天威独断，向上思念列祖列宗，向下顾念天下臣民，按照惩办崇厚的旧例，将李鸿章逮捕交刑部治罪；同时撤回李经芳，革去官职，严加惩办；一面命王文韶、刘坤一妥善准备战守，奖励裕禄、唐景崧等人以安定人心；一面公开发布谕旨，向中外宣示：奉皇太后西行，命恭亲王留守京师。如果交战而不能取胜，事后再赔款割地也还不算晚；交战而耗费钱财，仍然胜过议和后赔款；交战而丧失土地，也仍然胜过议和后割地。如果国家选择迁移或坚守，因而导致贻误大局，请先杀掉微臣，以向天下谢罪。皇上究竟是英明的君主还是软弱的君主，中国究竟是强国还是弱国，本朝究竟是大朝还是小朝，诸臣究竟是忠贞之臣还是奸邪之臣，全都取决于这一次举动。微臣迫切等待命令，实在惶恐至极。恭请圣上鉴察。谨此上奏。

译《筹划战事六条请求代为上奏的奏疏》禀报为恭敬筹划战事六条，恳请代为上奏一事：职员于本月初二日尽情陈述上书，本月初四日承蒙代为上奏，已经存案。现在听说和议方面提出的要挟很多，难以照准；圣意振奋励精，天下都为之敬佩。只是既然一旦决裂，必然发生战事，而且距离四月十四日的期限已经很近，更应当奋力争取先机。职员不揣冒昧，恭敬筹划六项事宜，恭呈圣主面前。第一，增加兵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与其大幅度提高赏格，不如普遍增加兵饷。湘军的口粮是每人每月四两二钱，各军都一样。四两二钱银子，既要养活本人和家属，又要让他拿性命去拼，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的数目。议论此事的人都说，如今的军队不可靠，而军队之所以不可靠，实际上就在这里。为今后的计策，只有暂时把关内外负责防守和剿匪的各军，每月军饷普遍增加两倍，等战争结束后，再恢复旧章；所有赏格仍另行核发，不包括在增加的兵饷之内。增加兵饷一项，按每人每月十两银子计算，目前大军约有十几万人，一个月不过一百万，一年不过一千万，十年不过一万万；同把二万万供给敌人相比，这其中的利害得失究竟怎样呢？拟请皇上圣明裁断，一面命户部办理，一面用电报谕令各路统兵大臣，再转告兵士和勇丁，使他们人人知悉。这样一来，他们必定欢声如雷，感动得流泪，奋勇舞蹈，争相求取效死之功。兵士和勇丁既然享受厚饷，情理上就不忍逃跑；这样以后，将领才可以要求士兵拼死作战，统帅才可以要求将领拼死作战，国家才可以要求统帅拼死作战。这就好比先有了廉洁的俸禄，才能要求官员保持廉洁的节操；先有了固定的产业，才能要求百姓保持长久不变的心志，道理是一样的。第二，使用地沟。越南战事中，岑毓英曾采用挖掘地营的办法抵御法国人，颇有成效。这次各军也稍稍知道仿照办理，其中丁槐尤其熟悉。职员考察这种设施的规制，觉得略显繁重，似乎不如地沟更加简便快捷。所谓地沟，就是日军所说的“梅花坑”，随时随地都可以挖成。只须兵士和勇丁各自携带洋镢，以备挖掘之用；这样既可以躲避敌军的枪炮，又可以藏置我军的枪炮；既可以隐藏我军士兵，又可以攻击敌军士兵。尤其在扼守海岸时，更适合使用这种办法。因为敌船不能靠近岸边，如果想要登陆，必定先用大炮从船上轰击我岸上的士兵，使他们无法抵御，然后敌军再一面用小船或大木筏装载登陆部队，乘势登岸。使用地沟后，敌船上的大炮无法打中我军伏在沟中的士兵，而我军沟中的士兵却可以攻击登岸的敌军。比如鸭绿江一带，日军用棚布和铁杆搭桥；荣成海边，日军用长条细板编成木筏。当时如果那里有伏在地沟中的士兵，趁日军渡到一半时发动攻击，他们必定无法迅速渡过，这一点是可以想见的。拟请下令各路统兵大臣，严格督促诸将训练并激励兵士和勇丁，随时随地切实执行，把地沟作为安身立命、抵御日军和挫败敌锋的办法。至于根据时势和地形采取适当措施，各种办法不能预先确定，仍应下发给各领军者，让他们斟酌谋划妥当，以求切合实际。第三，进攻敌人的老巢。从九连、凤凰一直到金州、复州、海城、盖平、营口、旅顺，都是敌人的老巢，已经很久了；但敌军在各处驻扎的兵力实际上并不多，其中九连、凤凰等城的敌军尤其少，合计各路不过几万人。他们的力量只够自守，不足以进攻别人；只够进攻一处，不足以同时进攻数处。他们不敢来进攻我军，实际上是害怕我军前去进攻他们。再说，本年三月吴大澄进攻海城没有成功，反而遭到失败，是因为调度错误、部署疏漏，并不是进攻本身的过错。进攻坚固据点的军队，必须分成几路进兵，这样才能削弱敌人的力量；又必须分成几层进兵，这样才能使我军的力量集中而厚实。查考关外前线各军，在辽阳、沈阳、奉天、锦州一带，有依克唐阿二十多营，长顺十多营，沙克都林札布数营，加上徐庆璋的敌忾军十几营，共有三万多人，可以作为东路军，从辽阳进攻海城；陈▯十营，孙显寅、吕本元合计十多营，再加上唐仁廉的三十营，共有两万多人，可以作为中路军，从摩天岭等处进攻九连、凤凰两城；宋庆三十多营，魏光焘二十多营，李光玖数营，加上吴风柱的数营、徐邦道的十一营，共有四万多人，可以作为西路军，从双台子等处进攻牛庄、营口。三路之中，每一路又各分一半负责进攻，另一半负责接应，这样一定可以直捣敌人的老巢，而不至于重蹈吴大澄的覆辙。而且辽东一带的百姓长久以来都盼望王师，高丽沿边各地也都归附中国。如果大军进军谋求收复失地，那么各处的团练和义民都可以号召起来响应，各处的矿匪和猎户也都可以收编、招降。日军势穷力竭，指日可待。第四，遏制敌人的势力。海军覆灭以后，敌人有船而我们没有船，敌人能来而我们不能去，朝廷之所以慎重行事、担心敌人侵犯京师，原因就在这里。然而敌人的军舰也只有这么多，最近听说台湾、澎湖等地又击沉了他们几艘船。敌人如果进攻台湾，就无暇侵犯天津、沽口；敌人如果侵犯天津、沽口，那么我军在台湾还有军舰，即使南洋也还有军舰，难道就不能进攻广岛吗？况且台湾一省，朝廷已经把它置于意料之外，这次不妨就把它看作已经破碎的甑。为台湾着想，与其苟且保全，不如破釜沉舟；与其坐等别人进攻，不如主动出兵进攻别人。唐景崧、刘永福等人身处这种时候，本来就已经抱定必死之心，没有求生之气，必定能够奋不顾身，同日军决一死战。拟请皇上温和地降旨勉励他们，命令他们统率舰船，直接驶出台湾；并请下令张之洞，挑选水师勇将，如黄金满等，统带南洋各兵轮，同唐景崧、刘永福等在海面巡弋，以壮大声援；以日军船只的进退作为自己的进退，以日军船只的向背作为自己的向背。如果敌人侵犯天津、沽口，那么我军就进攻广岛；即使这样做还不足以扫除敌人的气焰，但用来牵制敌人的势力，却已经绰绰有余。只要使敌人有所顾忌，不敢进犯天津、沽口，那么大局就没有什么值得深深忧虑的了。

译第五，联合外援。听说俄国、法国两国愿意把军舰借给我们，如果确有此事，岂不是大幸！即使没有这件事，而只是有这种意向，也已经十分难得。又听说俄国方面要求珲春，法国方面要求在蒙自开矿；两国如果确实能够援助我们，也不妨各自满足他们的愿望来酬谢。割让珲春，总胜过割让辽东、台湾两地；允许在蒙自开矿，总胜过允许在各口通商使利益归于法国、俄国，更胜过使利益归于日本；这就是所谓两害相比较，便取其中较轻的。况且远交近攻，是古人留下的办法，确实是今天的重要策略。拟请秘密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俄、法两国使臣妥善商议：如果两国确实能够出力相助，协同中国剿灭日军，那么中国或者以土地作为答谢，或者以巨额款项作为答谢，都没有什么不可以。即使不能出力帮助剿敌，而只是能够出力调停，不让日本人肆意提出要求，那么我们所保全的利益也已经很多。即使把珲春送给俄国作为答谢，把允许在蒙自开矿作为答谢法国，也未尝不可。第六，断绝内应。李鸿章是日本的内应，孙毓汶又是李鸿章的内应。李鸿章把本国的机密泄露给日本，孙毓汶又把朝廷的机密泄露给李鸿章；有了这两位大臣，天下大事已经败坏决裂，无法收拾了。因此，日本不过是皮肤上的癣疥之疾，而李鸿章、孙毓汶才是心腹之疾。况且正因为有李鸿章、孙毓汶，所谓癣疥之疾也变成了心腹之疾。吴国如果早些杀掉伯嚭，哪里会有越国成事的结果；宋朝如果早些杀掉秦桧，哪里会有向金国屈服称臣的事情。国家想要抵御外侮、保全宏大的基业，就不能不赶快罢免李鸿章、孙毓汶这两位大臣。这两位大臣，国人都说可以杀掉，众口一词。皇上宽待大臣，或许还不忍心把他们置于重典之下，但应当立即加以罢斥，以警戒奸邪。日军既然失去强有力的内应，必然会收敛诡计，压低骄横的气焰；奸邪小人既被斥退，忠诚正直之士才能得到提升，皇上的决断也能彰显，人心共同奋发。我国亿万年有道统治的根基，就取决于此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臣虽如犬马，仍怀着微薄的忠诚，实在惶恐急切至极。恳请圣上鉴察核准，代为上奏施行。

译文廷式等人。《联名纠弹督臣结党营私的奏疏》奏报督臣结党营私，贻误君主和国家，乞请恩准罢免斥退，以保全大局一事：臣私下认为，日军挑起衅端，扰乱藩属封疆；恭敬拜读七月初一日的宣战诏书，可以看出我皇上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用兵，仁义已经做到极尽，天下都为之欢欣。然而两个月以来，战事局势屡次变化，军队溃败、部伍失散，警报接连传来，朝廷内外震惊，人心十分危急。恭敬拜读八月二十六日皇太后的懿旨，因战事尚未平息，停止办理颐和园典礼。深宫之中焦虑忧劳的心情，感动了中外人士。普天之下、四海之内，都对敌人咬牙切齿、同仇敌忾。然而祸乱变故的由来，以及贻误战机的经过始末，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臣冒昧为皇上尽情陈述如下。臣私下听说，日本的国势和兵力不能同西洋各国相提并论；它国债沉重、民力困乏，可见根本尚未稳固；有快速军舰却没有巨额款项，可见武备不足；军队是刚刚招募的，不是经过训练的部队；权力纷争出于党派议论，不是统一一致的政令。战事兴起后，凡是曾经参加战阵的将士、通达事务的人，没有不认为这是螳臂挡车，必然随时粉碎；即使西方人也说得确凿无疑。然而事情竟然大大不是这样。韩城失守后，没有多久又在牙山战败；成川放弃后，没有多久又在平壤溃败。汉江沉没的舰船无法返回，广岛的战船又遭毁坏；威海卫作为海上门户的锁钥，如今却已无法禁止敌船游弋；义州作为奉天的屏障，如今篱笆藩篱全都撤除了。任用一个卫汝贵，使百战的淮军变成叛卒；任用一个丁汝昌，使高桅铁甲舰全都变成漏水的船。朝鲜已经无法收复，却正急忙谋划防守鸭绿江；仁川已经无法窥伺，却正在忧虑大沽、北塘的警报。究竟是谁统率军队？究竟是谁掌管进退？以大国抵御小国，以强军对付弱敌，迅速溃败，竟到了这种地步！这不能不使人对昏庸、骄横、刚愎、丧失良知、误国误民的李鸿章叹息痛恨。李鸿章奉命向东援助，却暗中约束各位将领，秘密加以箝制。既不预先做好防备，又屡屡在临战之际从旁掣肘。统计小浦之战、平壤之战、牙山之战，都是我军坐在那里拱手等待，任凭日军包围进攻；这样实际上不能指望取得和平，反而因战机一旦丧失，白白损害国威，助长敌人的声势。日军凡事都抢先发动，所以能够控制我军的生死；我军凡事都在后面发动，所以始终受日军控制。拖延观望，坐失战机，以致全局瓦解，这是天下人叹息痛恨的第一件事。军队行进千里，运输补给是第一要务；内地尚且设置粮台，何况出兵到国境之外。至于同外国各国交战，尤其把枪炮视为急需。李鸿章经历军务三十多年，难道会考虑不到这些吗？然而牙山的军队在前方缺少军火和粮饷，平壤的军队在后方也缺少军火和粮饷。运输民夫没有准备，车辆和驮运又没有经费，士兵只好自己背粮，枪中没有多余的子弹，以至于饥饿的军队抢掠食物，因而同朝鲜百姓结怨；战败阵亡的士兵，只能徒手搏斗。朝廷二十年来所重视、全国上下所寄予厚望的重军，竟然只是因为没有粮食、没有武器而束手待毙，这全都是李鸿章信任私人亲信、不肯及早设置粮台造成的，这是天下人叹息痛恨的第二件事。日本人早已把吞并朝鲜作为心愿，蓄谋多年。今年初春，这种苗头已经显露出来。北洋对于外事消息最为灵通，难道竟然一点也没有听到、见到吗？事情即将发生时，袁世凯深知日本的情况，屡次发来密报。假如日本与朝鲜的形势早已传达到朝廷，那么事先筹划应对，必定不至于后来那样仓促。无奈李鸿章起初含糊其辞、深加隐瞒，后来又大肆夸张，任意恐吓，直到事态彻底决裂；而日本人的事情始末，国内外都已经知道，朝廷却仍未完全了解。听说朝廷下旨询问袁世凯，李鸿章却百般阻拦，不让他进京代为陈述；各路电报奏章，也常常被删改，以迎合李鸿章的意旨，务必使真实的外国情势不能上达朝廷。这样一来，朝廷无法根据实情谋划指挥，只能遥遥揣测；奸诈欺骗、蒙蔽圣听，罪行实在难以尽述。这是天下人叹息痛恨的第三件事。近年来，天下的利权由李鸿章掌握，天下的兵权也由李鸿章主持。朝廷倚赖李鸿章如同长城，而李鸿章广泛蓄养私人势力，用来欺骗蒙蔽朝廷。盛宣怀是他的耳目，张士彬是他的心腹，丁汝昌、卫汝贵是他的爪牙，龚照▯、刘含芳是他的羽翼。这些人全都受到天下人的讥笑，可李鸿章却把他们安插在海关、电报、粮台、军械等关系军国大事的要害部门，势力盘根错节，牢固得不可动摇。平时他们侵害、蛀空国事，都是在暗中把事情败坏掉；到了发生战事的时候，又以[原文“▯张”字样疑误]制造假象，不仅帮助李鸿章欺骗朝廷，还出卖李鸿章来求取私利，什么都不顾，而李鸿章反而庇护、包容他们，使他们压制言官、颠倒黑白，甚至奉命撤退的丁汝昌也公然抗命不遵，坐视数千里藩属之地断送在两三个小人手中。这是天下人叹息痛恨的第四件事。更有甚者，日本的米船就放行，日本运煤船听凭通过；日本奸细被捕，有的公开纵放，有的私下释放。天津海光寺旁有一名王姓居民，被天津县捕获审讯，李鸿章的儿子、前任出使日本大臣李经芳竟替他求情。日本奸细石川氏以及军械所的刘姓人员被捕后，供词牵涉李经芳和军械所的官员；盛宣怀说，李鸿章曾命令天津县的李振鹏改供，因遭李振鹏驳斥才作罢。台湾捕获日本船只，又替其请旨释放。军械所历年储存的枪炮，多被负责看守的人盗卖。东边战事已经爆发后，仍查出有不合用的前膛枪子弹卖给日本，得银十四万两，局员分赃，而李鸿章还替他们补发领用凭证。外间还传说李鸿章有数百万两银子存放在日本茶山煤矿公司，李经芳又在日本各岛开设了三所洋行。因此有人说李鸿章利欲熏心，被日本牵着鼻子走，听到失败反而高兴，听到胜利反而忧虑。虽然只是街谈巷议，但众口流传，难道会完全没有缘由吗？这是天下人叹息痛恨的第五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总的说来，这次失败的原因，海军方面由丁汝昌负责。他从前遇到日本就躲避，不敢迎战；等到护送铭军渡海时，仓促接战，致远舰独自冲锋前进，却没有一艘舰船跟随。丁汝昌这样督率军队，算得上有方吗？他斩杀首先逃跑的济远管带，却单独宽免统帅的惩罚，法令并不公平，海军士气自然无法振作。陆军的失败，是卫汝贵望见敌势便先逃，叶志超随后逃跑。听说在战败前几天，左宝贵曾发密电说，如果撤掉卫汝贵这一军，各位将领还可能拼死作战；否则就会一起毁灭。因为卫汝贵虐待朝鲜百姓，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致使朝鲜百姓把我军视为仇敌，大军得不到粮食；军队溃败时，甚至有父子藏在芦苇丛中，几乎被自己的部下杀死。他平时又克扣粮饷，虐待士兵，种种罪状多得写不完。然而天下人都知道，朝廷一定不会诛杀这两个人。李鸿章一天不离职，北洋这两个大奸一天不能依法处置，三军士气一天不能振作，溃败的局面一天不能挽回。为什么呢？三军的士气，要看统帅赏罚是否公平来鼓舞。比如海军的刘步蟾被弹劾，李鸿章反而让他代理水师提督；林国祥竭力作战，直到船沉，李鸿章却反而请求暂时革去他的职务。甚至像卫汝贵这样首先溃败、贻误大局的人，李鸿章反而认为他很能办事。如此种种颠倒功劳与罪过，务必使敢于作战的将士个个灰心，这样三军将士还有不瓦解的吗？日本天皇出居广岛，亲自督师。八月初就听说日本限期二十天攻取平壤，平壤果然在十六日失守。如今又听说四个星期内要攻取奉天，又听说九月内要攻破津沽。敌军总计九万人的大部队不断侵入朝鲜，进而不断逼近盛京和津沽，那么京师这个重要地方势必会受到窥伺。我们的战守准备没有一项足以依靠，却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昏庸、骄横、刚愎自用、令人痛心误国的李鸿章身上。这样还说陵寝不会震动、京师一定不会报警，谁能保证呢？战事刚开始时，宋庆、刘永福都忠勇奋发，请求奔赴前线，却都受到李鸿章的阻挠。即使淮军中的聂士成、天津人曹克忠，号称能战，在各将领中较为优秀，李鸿章也一定袒护自己的私人势力来压制他们。近来听说已经命宋庆节制前线各军；如果仍让李鸿章掌管后路，恐怕他会逞行嫉妒之心，施展阻挠之计，使文书联络不灵，粮饷军械供应不足，重蹈平壤的覆辙，令人寒心。天下士人和百姓的公论是：如果不严厉惩办李鸿章、把他调离天津，那么天下的精兵猛将必定不能竭尽死力，来挽回已经溃败的局面。所以李鸿章一个人的去留，实际上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安危和百姓的祸福。伏望皇上亲自果断裁决，迅速施行。如果再被庸俗的议论所拘束，迁就迟疑，那么士气仍会像从前一样畏缩，而奉天震动、威武之师失守，都可能发生。万一各部失守，京畿告警，变乱仓促发生，即使把李鸿章的肉吃掉，对事情又有什么帮助？还恐怕因为罪人李鸿章不被罢免，导致朝廷每天接连下达紧急诏令，而天下军队却观望不前，那种后果是臣不忍说出口的。这些话是众人同样感到愤怒，而臣又不敢不向皇上尽情陈述的。如果皇上采纳臣草率的意见，果断实行，请酌情选派熟悉军事、年高望重的大臣，迅速赶往前线代替他，赶紧筹划战备。臣并非不知道临阵换将是兵家所忌慎的事；但李鸿章徇私纵敌，后患极其深远，实在不能再姑息容忍，坐看大局糜烂。伏乞迅速下令罢免斥退李鸿章，这样国家社稷才能安定，军队士气才能振作，东边失地也才有希望恢复。天下幸甚！百姓幸甚！

译彭玉麟 竭力阻止和议的奏片 再者，臣正在封缄奏折时，恰好接到督臣张树声寄给总理衙门的电报，得知署理直隶总督李鸿章正同法国首领商议和约，听到这件事，不胜惊骇诧异。伏想法国侵略者悍然犯上，天下人都共同仇恨。臣昨天奉到光绪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上谕，命令臣等振作精神，竭尽诚意筹办防务。臣把诏旨传示各军，将士无不欢呼踊跃，激昂奋发。可是才过几天，忽然有了议和之举，难道不会阻挠赴难报国的心志，削弱抗敌的士气吗？何况今天法国侵略者有五条理由，实在断断不可与之议和。臣一向愚直鲁莽，虽知道这样说很冒昧，但有些话实在不能不说，请为皇太后、皇上一一陈述。法国侵略者无端挑起事端，残害我国的属国；等我国出兵保护，又肆意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挫败我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受到严厉惩罚，却突然同它议和，怎样才能彰显国威、向天下示范？这是第一条不可答应。法国侵略者并未受到打击，却突然请求议和，其中一定暗藏诡计：或者想使我军松懈，随后乘虚而入；或者想用各种办法拖延、欺骗我方；后患无穷。这是第二条不可答应。既然同它议和，又不索取军费赔偿，更加令人难以揣测。法国人只看重利益，忽然不再提先前索取的巨额赔款，只说越过边境通商，其中不能没有欺诈，恐怕将来一定会在以后索取十倍的赔偿。使中华贫困来供养海岛夷人，只顾粉饰眼前，酿成边疆后患，这是第三条不可答应。以外强中干的法国侵略者，竟敢凌辱我国藩属、吞食我国疆土；堂堂中华不谋长远，不追究它的罪过，反而低头顺从以迁就和议，使它这次得志，那么仿效法国的国家一定会纷纷叫嚣、包围而来。这是只和一个法国议和，却会招来无数个法国。各种阴谋会日益增长，隐患正会越来越大。这是第四条不可答应。云南物产丰富，金、银、铜等矿产以及翡翠玉石，闻名天下，早已是西方人垂涎的对象。如果同法国议和，从蒙自以内允许它通商，时间一久，当地险要形势都会被它摸清，还会广泛传播邪教来扩张势力。一旦暗中发动事变，就不只是通商问题了，到那时将凭什么抵挡？这是第五条不可答应。这五条不可答应的理由，人人都知道。如果毫不察觉，贸然急于议和，以为这样就能使国家万全，臣实在不敢相信。法国自从通商以来，先前在天津教堂一案中就想借机挑起事端，以满足它最大的欲望，只是恰好被普鲁士人逼住才作罢。随后又狡猾地谋取越南，作为自强的办法。我国如果用全部力量决战，慎重运用军队，筹措分配军饷，就可以估计法国很难长期支持。因此它先用恐吓来催促我国议和，又表面装出恭顺来施展诡计，实际上它的阴谋伎俩已经穷尽。这是根据敌情判断可以作战的第一条。我国朝廷凭神武开创基业，将帅任用得人，远胜前代；后来平定发匪、捻匪之乱，也有许多忠勇之士，正可乘余勇来安定边疆。回想上次议论防御俄国时，奉旨让京内外保荐人才，当时还担心将才难得，在世者十人中仅有一人；又过了几年，老成之臣已经凋零殆尽。抵御外敌未必一定要任用平定内乱的人才，但有见识的人总要有胆略。为什么不及时精选老将，让他们讲求以柔克刚、以分散击破整齐敌军的方法，发挥各自长处？这是从将才方面判断可以作战的第二条。道光年间，外夷挑衅刚开始时，广东三元里的团练勇士，义勇的声名至今仍在；此外各省因事激愤而起的案件层出不穷，也说明民间不平之气不可压制。越南的刘义也是中华人，逃居荒僻之地，自保尚且困难，却仍然崇尚义气，屡次歼灭法国侵略者。各省山边偏僻之地，不缺少听说要同夷人作战便闻鸡起舞、共同激发雄心、愿意竭尽死力的英雄豪杰。这是考察民情而判断可以作战的第三条。考察《万国公法》，其中有一节可以择取，就是论述战争正义与非正义。发动非正义的战争、伤害天理的行为，不仅可以用道理劝阻，也可以用武力制止，这同齐人代替燕国讨伐的道义暗中相合，也足以证明天下共同的公理。我国朝廷一面通告各督抚臣，大力晓谕天下，对通商和好的各国极力保护；一面专门同法国断绝友好关系，准许各地义民诛杀法国天主教士、毁掉法国天主教堂，撤去驻京法国使臣，撤掉法国商人的商埠，既然消灭了祸患的萌芽，就不必担心它蔓延。这是采用国际公法而判断可以作战的第四条。俗话说：军队出师正义就强壮，理亏就衰弱。如今战端是法国侵略者挑起的，它穷兵黩武，掠夺土地、争夺城池，欺侮太过，确实为《万国公法》所不容。应当逐一列举法国侵略者的罪状，布告中外，使所有人都知道理亏在法国、正义在我国，我国是不得已才出兵讨伐罪人。明处有日月，暗处有鬼神，共同鉴察我们的衷心，应当得到上天默默保佑。这是推知天理、可以作战并且断定必胜的第五条。有这五条可以作战的理由，也是人人都知道的；如果错过这个时机，恐怕我国永远没有自强的日子，将来怎样面对天下后世的非议呢？伏乞我国朝廷亲自果断裁决，严令沿海各地官员和各位将领，防务一刻也不可稍有松懈。尤其必须洗心革面、改变想法，卧薪尝胆，各自凭良心办事，修整准备、共同奋起，怀着对共同敌人的愤恨同法国侵略者作战。臣虽然衰老无能，也绝不敢吝惜这副病弱的身体和残余的气力，稍有畏缩。还应当鼓励率领将士，做各军的表率。至于应当议和还是应当作战，关系国家大局，圣明的皇上洞察一切，自有权衡，本来不是臣下敢妄加议论的。微臣年老多病，昏昧糊涂，只能就军务谈军务，谨慎冒昧地把不可议和而可以作战的各种理由，尽情写在附片中陈述，惶恐至极，等待治罪。

译扩大兴办学校 如今自称通晓儒学的人，把洋务视为不屑一顾，把西学看作可耻。有人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他们便在背后腹诽，甚至当面唾骂，还把这些人排斥为名教的罪人。唉，实在太过分了！儒者之所以可贵，正在于他们博通古代、通晓当今。请问今天的儒者，通晓各国的语言吗？通晓各国的文学吗？即使问他们各国的名称，能够全部知道吗？他们只是拘泥于制艺的名声，把学问和经世济民之道全都局限在这上面。如今海防十分紧迫，而所谓熟悉洋务的人，不过是些市井商贩之流。正应当培养人才，以对付西方的长处，借用西方的武器来攻击西方的盾牌，谁说西学可以废弃呢？何况所谓西学，并不只是西方人的学问。既然名叫西学，儒者便以学习异类为耻；如果知道它本来出自中国的学问，儒者就应当以自己不知道为耻。单从文字来说，古代创制文字的本来有三个人：向下书写的是苍颉；从左向右横写的是怯卢；从右向左横写的是沮诵。西方的文字，实际上源自怯卢。天文、历法、算学，本来都见于盖天说；宣夜之术，《周髀经》《春秋》《元命苞》等书，都有详细论述。墨子说：万物的变化，就像青蛙变成鹌鹑；五种元素水、火、土等相合又分离，熔化金属、腐蚀水体，分离时本来同样具有重量，合成后形体类别却不同；两个形体不相合，就不会同类。这就是化学的祖源。物体均匀分布、悬挂测量，轻重变化会使发射完全不均；调整到平衡，发射就不会偏斜。这是力学的祖源。在镜子前竖立物体，两个光源夹着一个光源；下方光线照到物体，所以影子形成在上端；上方光线照到物体，所以影子形成在下端。镜子靠近中间时，所照出的影子就大；远离中间时，所照出的影子就小。这是光学的祖源。亢仓子说：蜕变土地叫作水，蜕变水叫作气。这是气学的祖源。《礼经》说：大地承载神气，神气形成风雷，风雷流动成形，万物因而显露生长。这就是电气学的祖源。关尹子说：石头相击会产生光，雷电凭借气而产生，可以据此制造电气。淮南子说：黄尘、青色之气、赤色丹砂、白色之物，黑色砥石经过岁月会生成[原文“Е”字疑误]；泉水的尘埃上升成为云，阴阳相迫形成雷，激荡上扬形成电；炼土生成木，炼木生成火，炼火生成云，炼云生成水，炼水又返回为土。中国关于电气的论述已经很详细了。至于圆形一中同、长方柱隅、四欢圜规、写殳方住、见股重其前弦等[原文多处术语疑有OCR讹误]，以及依照规矩图样制造器械，三神机暗中开凿而不留痕迹，守城、战船的器具，蛾传羊▯令之篇[原文篇名疑误]，机器和兵法，也都有渊源。墨子论述物理和气的学说，同《管子》、关尹子、列子、庄子的言论互相参见。《韩非子》《吕氏春秋》详细记载墨翟的技艺，例如削木鹊使它飞翔、制作巧妙的风筝，历历可考。西方的聪明人只是沿着这些思路推演发展而已；精深的理论、著名的言论、奇巧的技艺，本来都没有超出中国典籍的范围。儒生对于诸子百家的书和历代史事不能广泛考察，偶然见到异物，便惊叹为新奇，也实在可笑！只是西方的学校规章极其完备，国内男女无论贵贱，从王子到平民，甚至七八岁的孩子，都要入学。在乡间叫乡学，每人七天内缴纳一本学费，即合中国钱三十文；在城市叫城学，每人每月缴纳一喜林，即合中国银一钱七分。如果有不足，就由地方官捐资补足。所谓乡学、城学，只是按所在地命名，实际上就是乡塾。塾中分为十多个班，根据勤惰考核来决定升降。不能逐级升到班首的，不得离开塾学去学习其他技艺。乡塾之上有郡学院，再上有实学院，再进有仕学院，然后进入大学院。学校分为四科：经学、法学、智学、医学。经学只讨论本教中的事务，各自学习自己的学问、阐述自己的道理，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法学考察评论古今政事的利弊，以及出使、通商等事情。智学讲求格物、性理以及各国的语言文字。医学先考察全身内外各部位，再讨论经络表里的作用，然后讨论病因、制药，直到胎儿和生产等问题。还有技艺院、格物院，分别学习蒸汽机、电报、织造、采矿等事务。此外还有算学、化学，考核研究都极其精密。算学兼及天文、地球、勾股、测量等方法；化学则研究金属、矿石、植物、动物、胎儿、湿性、卵以及变化等原理。还有船政院、武学院、通商院、农政院、丹青院、律药院、师道院、宣道院、女乐院、训瞽院、训▯龙喑院、训孤子院、养废疾院、训罪童院，另外还有文会、印书会。另有几处大型书院，藏书非常丰富，任人进入阅览。总而言之，培养造就人才，各按其长处发展；无论学习什么，都一定要求实事求是，这确实是最完善的办法。然而中国选取士人，只分文、武两科。文科专门崇尚时文，钱谷、兵刑等事务都不学习。武科虽然以骑射和技勇见长，究竟连武经是什么书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兵法韬略了。前些年发匪、捻匪等作乱时，建立大功、荡平群丑的人，究竟是文科出身，还是武科出身？然而武科确实大有可用之处。如今战守的策略，不外乎水师和火器两条路。如果能在武科中分设三等进行考试：第一项考山川形势以及进退的办法；第二项考算学和机器制造的能力；第三项考测量枪炮高低的尺度。兼擅多种长处的人，不按常规破格升迁；专精一门技艺的人，则根据才能安排职务。选拔将领的方法，就在这里了。近年来我朝总理衙门派遣幼童出洋学习，跋涉万里跟随求学，方法极好，用意极善。但儿童懂得什么？血气尚未稳定，性情和心术容易受到影响，越受熏染越失去本性；如果完全抛弃所学，恐怕全都变成夷人。不如把西方有用的书逐条分析，用华文翻译，刊行到各直省书院，每院专门设置一科，请精通泰西天文、算学、地球、船政、化学、医学以及语言文字、律例的人担任教习。

译也可以让那些出洋学习成业后回国的人担任教习。学生则选十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不能太大，因为人数众多、各地方言难以调和；也不能太小，以免性情容易受到感染。又可以从科试、岁试所录取的文武俊秀中，选择有志于西学、年龄也相当的人，按照他们性情所接近的方面专门学习一科，这样道理容易通晓，成效也会更快。何况他们已经列名学校，都知道自爱，既可以收到当前事务的好处，又不违背圣人的教诲。那些没有考中、命运不偶的诸生，再另开一条道路，让他们广泛求取功名，谁会不乐意从事呢？至于在书院中的膏火费用，应仿照龙门书院章程，由官府筹备。学习期满后，历次考试列为上等的，准许赴京都同文馆或总理衙门考验。考验以后，或者发给经费，赴外国大型书院学习三年；或者派到总理衙门以及船政、机器等局任职；或者充任出使各国人员的随员和翻译。这样人才自然会日益增多，风气日益开放，不仅能够增长西方人的长处，又有什么困难不能超过西方人呢？现在京都设有同文馆，上海设有广方言馆，近来又创立了中西书院，把名额扩大到四百多人，分为两院。它的办法是：疏通文字能力强的列为超等，年龄稍长而读书较多的列为一等，其余各有差别，共分三等。超等、一等的学生上午学习西学，下午学习中学；二等学生上午学习中学，下午学习西学；三等学生年龄较小，专门学习中学，暂缓学习西学，恐怕西学会分散他们的心思。广东和苏州新设了西塾，专门教授西语、西文、西算、设线、案报、测电等学。虽然名额还少，但可以逐步推广、逐步扩大；为办理洋务、培养人才，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我听到这些消息，不禁满面喜色地告诉别人。

译恭敬陈述管见、筹划自强办法的奏疏 奏报：恭敬陈述臣的浅见，恭请圣上鉴察此事。臣自幼经历忧患，长大后长期从军，近来又在刀枪之中幸存，且长久受到痼疾折磨。回想自己一生，没有一天不处在忧虑、危险和困苦之中。亲眼看见时局艰难，内忧外患都潜伏在无形之中。我国皇上年幼即位，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每天处理万机。臣蒙受皇恩深重，自愧不能稍稍分担皇太后和皇上的宵衣旰食之忧，这颗心一直惭愧不安，仿佛背负沉重罪疚。每当半夜徘徊，为国家大计和百姓生计统筹全局，确实觉得有些事情急需自强，不能有一天稍稍迟缓。然而像购买、装备船只大炮，广泛储备军火，筹划军饷供应，似乎是自强，却不是自强的根本。谈论今天的形势，就好比大病之后元气长期虚弱，治疗表面还必须治疗内部；又像树木要枝叶茂盛，必须先培养根本。臣不自量力，冒昧抒发愚昧刚直的见解，认真筹划自强的策略，请为皇太后、皇上逐条详细陈述。第一，整顿吏治。州县中直接管理百姓的官员，关系最为重大；如果任用不得其人，就会成为地方的祸害。卑污、贪鄙的人固然应当弹劾、革职、查办，庸碌拖沓、委靡不振的人也应分别降职、调任。战乱之后，百姓生活大多困苦，实在是由于吏治十分疏废。各省候补人员出身和品流不一，大官往往宽容优待他们。不知道羞耻的人，宽容他只会养成不肖；只有对知耻的人宽容，才可能激励他改过自新。近来各省风气，常常因为候补人员拥挤，只能轮流署理州县，而实缺越来越少，从此官场纲纪更加败坏，百姓所受的祸害更加惨重。为什么呢？官员署理政事，就像租住屋子：自己的住宅稍有损坏，便会急忙修补，因为责任无法推卸；如果是借住的房子，明知不是自己的，不但不修葺，甚至任意糟蹋，拆屋当柴。长此以往，房屋辗转出租，势必直到栋梁折断、椽子崩毁才停止。如今代理官员大多就是这样。天下百姓都有良知，哪里肯甘心违逆？从前叛乱滋事的地方，不是地方官贪暴苛酷、逼迫百姓，就是地方官宽纵糊涂；其中的利害关系非常隐微，却十分重大。要想使州县官员得力，全在于统率他们的人是否得当。督抚是全省的统率，司道是各府的统率，知府是州县的统率。从前太平时期，朝廷非常重视知府，京察列一等的人员，常常兼任道员、知府。凡是升任知府的人，都能掌握属吏贤能与否以及黜陟升降的权力，这颇合上下相互维系的本意。近十多年来，知府的权力减弱了，各州县同司道、督抚之间地位悬殊，情形受到阻隔，由此造成的贻误尤其不小。臣愚以为，要辨别州县官员贤能与否，必须专门责成知府。各省知府如果确实勤勉、谨慎、廉洁、明察，就应严密考察属吏：贤能的准许密保，不贤的准许密参；仍由督抚、司道详细核实考核，总以事实证据为准，不凭个人臆测，不徇私情。吏治一旦清明，天下还忧虑什么不能治理好呢？拟请下旨命各省督抚广泛寻求清廉能干的官员，让他们长期任职，不要把署理官职作为调剂人员的工具，这样才不至于把官职看成旅舍，吏治也会日渐好转。这是自强的第一个根本。第一，严格整顿军政。自古以来谈论军事的书，概括起来只有一句话：军队贵在训练。国家养兵数百年，户部收入大半用来供应军饷。然而粤逆发动叛乱时，从前享有厚禄显爵的人所率领的军队，无不望风披靡；难道真是军队本身不值得依靠吗？只是将帅习惯安逸，官弁习惯骄纵放肆，士兵习惯懒惰，克扣军粮、冒领军饷，以老弱充数；不但士兵不懂军事，将领也不懂军事，难怪半个天下都腐败溃烂。今天的情形则不同：从前那些骄纵懒惰的官员、将领和士兵已经不复存在，各省水陆提镇大多因战功得到提拔，各省士兵也多重新招募，不是过去那些不懂阵法、不习操练的人可比。今后只要训练得法，不准沾染旧习，就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要防微杜渐，不能不严格。如果提镇稍一安逸，官弁就会养成骄纵，士兵就会养成懒惰。天下的事情挽救很难，败坏却很容易。处在今天这个时候而不痛下决心整顿，那么天下的军队又会变成空架子，岂不可惜！不过要训练军队，必须先让他们吃饱。兵饷本来有固定的规例，兵米也有固定的数额，近来由于经费困难，所发兵饷有时七成、有时八成，甚至同在一个省，发放也不一样；有时七月发，有时八月或十月发，也不相同。至于兵米，过去有的在各州县领取，如今也随着兵饷只发七成、八成不等；又有每石折合若干银两的，层层核算扣除，连养活自己都不够，又怎能指望他们专心操练呢？臣愚以为，各省军队缺额可以不补，但军饷短缺、少发则绝对不可以。拟请下旨命各督抚查明旧制，足额发放军饷，兵米也按照定例足额发给，不准折银，不准克扣。粮食充足，士兵才会充足；老弱士兵如果不淘汰，也会自然离去。如果有人摊扣军饷、吸食鸦片，无论官弁还是士兵，一律杀无赦。这样或许可以使军政日益严明，遇到紧急情况也能够依靠。这是自强的第二个根本。第一，端正士人的风气。说到自强，最后归结到士习，听起来似乎近于迂阔。然而士人是四民之首，人心和社会风气会随着他们转移。军队兴起二十多年，终于能够削平大难，是因为士气凝聚牢固。古代在庠序学校教育士人，今天的教官仍然承袭这个遗意；然而如今只存名义，实际已经不相符合。近来的士习，磨炼品行、树立名声的人固然不少，但不顾名义、像鸭子一样争逐利益，甚至在乡里横行霸道、挟制官长的人，到处都是。州县官员容忍调停，希望把事情了结，于是后来官府也不敢过问；这是说那些桀骜狡黠的士人。至于善良怯懦的儒生，安分守己，偶尔有小事同官府交涉，地方官却严厉压制他们，或者侮辱殴打他们，教官也不能过问。以至于士习不能振作，刁钻的生员、恶劣的监生更加能够肆意妄为，这都是因为教官没有权力。有的人说，教官是冷清的闲职，既没有法律来端正人心，也没有恩赏来激励士气，他们随波逐流、委曲周旋、进退应付，也有不得已的处境。却不知道教官之所以不能有所作为，是因为上面的人把他们看成可有可无的官员。如果真能顾念教官之名而思考其意义，那么所谓教谕、训导的职责究竟在哪里呢？

译从前宋朝大臣胡瑗担任湖南学教授时，设置经义斋、治事斋来教育来学的士人，千百年来一直受到称赞。他难道不是教官吗？如果确实能够访求一两个称职的人，树立他们的声望，给予提拔，天下听说后自然会纷纷仿效，这未尝不是挽回士人风气的一种办法。拟请下旨命各督抚、学政时时访察教官贤能与否；贤能的酌情保举提升，不贤的立即弹劾撤职。这样或许能使士林受到感化，人心日益归于正道，风俗日益趋于淳厚。这是自强的第三个根本。第一，救济百姓的困苦。百姓并不是困于朝廷的法令，而是困于执行法令的人。遭受创伤的百姓，生活困窘；钱粮本来属于正当赋税，却被浮收勒折，使百姓无法生活。诉讼案件本来是为了申冤，却被拖延牵连，永远不能了结。人命、盗窃案件，只要一个差役下乡，就会使几家破产。至于抽收厘金、捐款助饷，虽然出于万不得已，但各省百姓所受的困累已经极其严重。再加上百物昂贵，最终受困的还是百姓。处在今天，想要救济百姓困苦，办法究竟在哪里？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仍然离不开开发土地的利益。战乱以后，江浙、安徽等省荒田极多，至今不能开垦；议论的人总想办理屯田，多次奉旨命令查办，各省大官都认为难以实行。前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复奏，也认为障碍很多，未能试办。这样说来，今天的荒田竟要任其荒废吗？臣愚以为，要开垦荒田，仍应听任百姓自行开垦；要让百姓自行开垦，非放宽赋税不可。荒田不耕，固然由于耕种者少、资本负担太重，但究竟不敢承种，实在是因为地方官征敛过急。他们向上司申报时，虚报少报；从百姓那里征取时，却搜刮无遗。百姓刚在早晨决定耕种，催征赋税的官吏晚上就来了；他们按户籍查验，不遗余力，一旦登记入册，即使土地后来重新荒废，也一定要把这份虚空的粮税缴清。看这些小民，哪里承受得了这样的苛政呢？如果确实能够放宽禁令，刚刚开垦的荒地一概不追究。有人种豆麦，有人种蔬菜水果，有人种竹木，全部听凭他们自己选择。总之只要让小民有利可图，几年以后收益确实丰厚，再酌情征税，也必须分别土地肥瘠，绝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律按原有米数起征。一乡这样做，一县这样做，推广到各府各县都这样做，怎么能断定大的利益不能逐渐兴起呢？有人说，禁令一放松，下面会发生抢夺争斗，上面会出现中饱私囊和舞弊，只有公家受损，这确实难以保证一定不会发生。然而地方官如果真能尽心办理民事，严厉惩处奸吏，那么各种弊端都可以除去，利益来源也不会枯竭，岂能因为担心噎住就不吃饭，坐看数千万顷土地竟然变成不能耕种的石田呢？拟请下旨命各督抚根据各省地方情况，恳切劝导百姓多多开垦荒田，放宽赋税，以使民生富厚、培植元气；同时通令地方官严厉惩处牙行奸蠹和讼棍，迅速审理诉讼案件，不准姑息拖延。至于厘金和捐款虽然不能停止，也不妨酌情减免两成。体恤商人就是爱护百姓；自古以来富国强兵的办法，没有不是从百姓开始的。这是自强的第四个根本。以上四条，是臣根据自己的见闻所能想到的，逐条分析详细陈述。如果根本措施已经端正，一方面还可以宽筹军饷，广泛购买船只、大炮、军火等物，以备不测之需；这样基础已经稳固，规模更加宏大，内外、本末就都齐备了。是否恰当，伏乞皇上采纳施行。至于辅佐圣德、端正根本，选拔贤才来承担艰巨任务，严格约束宦官寺人以抑制侥幸，减少营缮工程以宽裕财政，我恭读皇太后屡次颁发的懿旨，这些都已经在圣明的考虑之中，不必臣下忧心过度。臣尤其希望皇上兢兢业业，慎终如始，竭力杜绝粉饰敷衍、因循苟且的习气，绝不要怀有急于求成、追逐虚名的心思，常存卧薪尝胆的志向，不要举行炫耀武力、观兵示威的举动。天下幸甚！臣区区愚诚，不胜战栗惶恐之至。

译刘永福 告谕黑旗军将士的檄文 唉！上天并不偏爱某一个人，只辅助有德之人。圣人有训诫说，喜好武力并不是吉祥之事。我们越南自从白雉入贡以来，知道中国有圣人，不敢把自己置于中国之外，依托在[原文“▯▯”字样疑误]覆盖庇护之中，至今已有数千年。中国也以诚意对待我们，以恩惠安抚我们，爱护我们如同骨肉，亲近我们如同一家人。偶尔遇到外患内忧，没有不烦劳天朝来安定抚绥的。越南百姓只知道有中国，不知道还有其他国家，所以同各国都完全不相往来。愚蠢的法国夷人逞强好斗，倚仗机械武器，竟敢肆意蚕食，任意鲸吞。它的毒害胜过长蛇，贪婪超过大猪。它已经偷偷占据西贡，又暗中窥伺东京，表面假托保护的名义，内心却怀有不可测的阴谋。试想各国疆界分明，各有臣民，各有政教，何须越俎代庖替越南谋划？由此可见，它只是借口行骗、包藏祸心，已经不言自明。何况法国自东来以后，攻打掠夺越南土地，残害越南百姓；越南的仓库被它据为己有，越南的关税被它收入私囊，越南的城池被它盘踞，越南的元气被它剥夺殆尽。它招纳越南的叛民来壮大羽翼，毁坏越南的险要来满足野心。种种狂妄悖逆的行为，是神人共同愤恨、天地都不能容忍的。我们越南凡是有血性的人，无不痛心疾首，恨不得撕裂手爪、咬碎牙齿，愿意吃法国人的肉、睡法国人的皮。真有一个人高声呼喊，整个市民都会站在他一边。永福以寄居异国之身，承受国王的恩遇，得到土地和武器。当初只有一成一旅的人众，借助这些条件，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积累数十年的心力，如今已有数万精兵，依靠他们保障东南，作为作战和防守的凭借。三军将士应当知道自己吃的是这里的粮食、踏的是这里的土地，所受恩义都很深厚；如果背弃顺道而去帮助逆贼，灾祸立即就会到来。越南虽然狭小，过去一直是中国不侵扰、不叛逆的臣属。如今越南有难，中国必定出兵援助。现在滇抚唐中丞、粤西抚徐中丞共同率领百万军队，分路出关，天朝军队远远驻扎，声势显赫。粤督张制军、粤抚裕中丞，也都部署周密，转运粮饷没有穷尽。近来又特意简派彭宫保到广东统率军队，以防守作为进攻。韩范二将镇守一方，西方贼军已经胆寒。我军有这样的救援，士气一定会更加振奋。本提督不过是中原的一名武夫，流寓到越南，承蒙国王格外优厚的恩礼，给予重资并委以重任。你们将士也受到大恩，享受俸禄供养已有多年，三军铭记国王以棉衣温暖士卒的恩德，众将士都承戴其如春天般的恩泽。本来就应当激发忠义，争相成为国家的干城。何况中朝大皇帝又特别降下殊恩，把重任托付给我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本提督当然责无旁贷，你们将士也义不容辞。应当想到受到国王的恩养，都怀有报答君主的诚心。承受中朝的教化和裁成，更应切实尊奉君王。应当争先陷阵，奋勇而不顾自身。要像饥饿时剥食法夷的肉、口渴时饮法夷的血那样，决心一早就消灭他们，所向无敌。法夷的机械武器，足以使他们自陷困境；法夷的凶暴，也足以使他们自取灭亡。从前法酋拿破仑第一很会用兵，法国人称他为天神；他披甲执兵，万人退避。当时他的武勇横暴到了极点，最后却被英国人俘虏，受到天下人的羞辱。后来拿破仑第三继承祖先的做法，志在开疆拓土，性情喜好用武，横征暴敛，压制怨恨他的小国，天怨人愤积蓄已久，终于借普国之手消灭了他的首领，毁掉他的国都。法国人的气焰因此低落，欧洲各国都以同他交往为羞。像这样本来可以稍稍收敛行迹了，可他仍旧怙恶不改，不敢再向其他国家逞强，却转而想在我国施展威势。我国越南虽然偏处海滨，号称积弱，但用兵以曲直判断强弱，士兵以顺逆决定胜败。法兵即使强大，又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自从法夷入侵以来，他们像狼奔豕突，像鸱鸟张翅那样横行霸道，几乎完全不把越南人放在眼里。本提督率领你们这些人起兵奋力抗争，第一战就使远威悦授首，第二战又使宝滑逃窜。科力不能施展他的凶威，夏丈不能施行他的计谋。大旗所指之处，蚩尤的凶光也隐藏起来；长戈挥动之时，太阳仿佛重新升起。贼军开始粮尽力竭，困守一隅。他们依仗海防和内河作为据险自守的凭借，我们便分路骚扰他们，迅速进攻使其疲惫。奇兵与正兵相互策应，攻城攻野，行动都合乎时机。南定震惊于草木皆兵，海东也警惕烽烟的警报。贼军全都陷入困顿，我军威势大振。法夷仍敢执迷不悟，逼迫我顺化，进逼我都城，乘我国新遭丧乱，利用援军道路遥远，于是压制新主，强迫订立盟约。神明不会保佑这种盟约，盟约既然可以强迫订立，也可以使它失效，哪里值得在意！可是法夷却以为得志，更加骄横，又想窥伺北宁，侵犯桑台。对于中朝的宽宏大度，他们反而轻视为畏缩；对于我军的果敢坚毅，他们却视为仇敌。不顾众人的交相讥议，也不顾天意并不顺从。贼人的恶犬到处撕咬友邦，巴蛇般吞噬侵略，甚至想侵入友邻的郡县。贼与我势不两立，我与贼在道义上不能共存。现在我将同你们共同伸张上天的讨伐，各自奋发神威，转战向前，有进无退。斩获法夷首级两颗，赏银五十两；斩获贼军首领的首级，赏银加倍。缴获兵船一艘，按该船的价值赏赐；毁掉铁舰，赏赐加倍。凡是我国游民被法兵招诱、胁迫去当兵的，只要能够悔罪自行投奔，一概免于追究。能够反戈一击，攻打其后方并因此取胜的，仍按功劳赏赐，不追问以前的过错。只有法夷及其所属的黑夷，全部杀掉，不予赦免。一定要使东京残余的贼党扫荡干净，使西贡的血腥恶名洗除殆尽。对上，以报答中朝倚重托付的厚望；对中，以报答国王休养百姓的恩德；对下，以舒解越南百姓怨恨毒害的心情。成败得失，已经来不及顾虑。你们将士如果想建立世所罕有的奇功，成就不朽的伟业，只须以本提督的行动为准。功劳多的有厚赏，不听命的有显著的诛戮。你们将士一定要及时努力！檄文到达，便依律令执行。

译○解散被胁迫跟随法国人的人布告 三宣提督刘为申明大义、解散被胁迫跟随法国人的人发布此文：据《春秋》的义理，首先严格区分夷夏；君主和父亲的仇敌，是不能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的。自从法兰西窜扰东京以来，有志之士无不同声愤怒激昂，恨不得吃他们的肉、睡他们的皮上。何况本提督忝居掌握兵符之职，错误地承受重任，难道能同法国人并立于天地之间吗？上天还没有厌弃这场乱事，我们奔驰作战已经两年；老弱百姓苦于运输，青壮年尸骨遍野。这正是枕戈待旦、拿起兵器从军的时刻。假如你们军民都以本提督的心为心，那么众人的意志就可以坚固如城，消灭小丑又有什么困难？夺回我们的城池，歼灭那些犬羊般的敌人，把尸体堆成京观，献上俘虏告慰先王，岂不是壮举吗？谁知你们竟不顾利害、不辨顺逆，接受他们的笼络，甘愿做他们的爪牙，听到这些实在令人惊异。后来再想，你们虽然愚昧，也有天良，怎么会忘记君国的深仇，接受虎狼的威胁？这一定是法国人用利益诱惑你们，用势力逼迫你们；你们未必深思，才受到他们欺骗。本提督嫉恶虽然严厉，但对你们却十分慈爱，不忍不教而诛，所以把顺逆利害一一告诉你们。法国人表面上假托保护之名，暗中却实行攘夺窃取之计；他们轻慢侮辱宫廷，凌辱官长，奸淫妇女，焚毁田园，见到的人伤心，听到的人咬牙切齿。你们甘愿被他们利用，对上无法面对君主和父亲，对下无法面对妻子儿女，这是第一件不可为的事。法国人在屡次失败之后，几次调兵，号称数千，实际上不过数百，黔驴技穷到了极点，于是设法诱骗你们，让你们充当前锋；枪炮刀矛由你们承受，他们自己却不承受。你们难道不替自己的性命考虑吗？这是第二件不可为的事。法国人屡行无礼，不仅本督抚知道，欧洲各国也无不知道。如今他们的计谋不能得逞，不得不用甜言蜜语和重利诱骗你们。将来一旦他们侥幸得志，必定夺取你们的田产，占有你们的妻女，到那时即使后悔，咬自己的肚脐也来不及了，这是第三件不可为的事。天朝体恤远方、爱护小国，恩威并施；你们如果不及早归顺，一旦大恶人被擒、罪人被捕，你们不仅是本国的乱民，也是天朝的贼子，王法不会宽赦，公众舆论也不会容纳，这是第四件不可为的事。本提督现在已经把法国人诱入陷阱，这些愚蠢的丑类已经在掌握之中。你们如果仍执迷不悟，必定全部落入法网。本提督不追究过去的罪过，委曲地给你们留下自新的道路：有谁能把法国将领的首级带到军前，过去所受的上赏；能够侦察他们的军情、充当我军耳目的，受中赏；能够集合队伍投奔军营、前来报效的，受下赏。如果他们怙恶不改，大军到来之日，玉石俱焚。过去的事情并不遥远，前车已经可以作为鉴戒，不要说本提督没有早早告诉你们！特此切切布告。

译○致法国兵将孤拔的信 听说古时候交战也不废弃使者。你们法国人侵扰北圻，到现在已经十九个月了。既使军队丧失而削弱国家，又耗费军饷而使百姓困苦，创伤巨大而深重，却还没有生出悔过、停止灾祸的心，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想到北圻百姓遭受这样的蹂躏，数百里之内风声鹤唳，连睡卧都来不及，这是谁造成的？竟使我们的同族陷于如此严重的颠沛困苦！我体察上天爱惜生命的德意和我国国王体恤百姓的心意，所以替你说几句话。几个月以来，你军凭着▯负之穷，保存游釜中的残余性命，困守营寨，不敢出战。听说你们国家的人又用空话要挟中国，说要攻打广东，黔驴的伎俩已经穷尽，可谓丑恶到了极点！堂堂中国为天下四洲所景仰，难道会害怕你们法国吗？即使我也明知你们国家不敢出兵中国，以免祸及其他国家，那么这不过是虚张声势、恫吓威胁，有什么疑问呢？现在我把这些话告诉你，是为了振醒盲者，唤醒聋者。追溯二十年前，也就是中国同治皇帝纪元的那一年，我为躲避战乱来到越南，带着一旅人众，其中不是我的同族，就是我的朋友。当时兴化、宣光两省土匪作乱，肆意抢掠，官军围剿捕捉却没有消灭。我以经商迁徙、寄居异乡的身份，奉大吏檄令办理团练，于是召集同道，约定法规，消灭匪徒，获得了丰厚的赏赐。那一年你们法国因九龙江战役出兵南圻，我奉命勤王，视察军队南下，三战三捷，擒获你们的将帅，俘虏你们的军民，难道你不知道吗？到第二年和议达成，我辞别朝廷北归，仍旧安守原来的事业。你们国家动辄夸张声势，自以为兵多地广，武功显赫，是天下最大的国家，掌握天下最重的权力，可以傲视六合，没有谁敢与之抗衡，等等。我以大义统率军队！凡是拿着兵器冲锋在前的，不是拿锄头的农夫，就是挑担贩卖的良民；他们没有制造枪炮的便利武器，只凭一个“义”字，激发众人的意志，为国家抵御祸患，多次挫败你们的锋芒。你们国家长期积累的怨恨，早已集中在永福身上！然而永福难道害怕你们吗？尤其可笑的是，你们国家总以保护为名。试想越南做中国藩属已有多年，如果要保护，有中国在这里，与你们法兰西有什么关系？譬如别人家的子弟，他的寒暖痛痒，自有父母调护；假如来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牵着他的衣襟给他取暖、抚慰他，表面上像亲爱他，内心却怀有拐骗引诱的意图。你们法国人的真实情况，和这有什么不同？我知道你们国家受到普国创伤，城郭化为沼泽，君王成为俘虏，城下之盟的赔款刚刚偿清，你们的属部中有的流离失所，有的被强邻逼迫，你们为什么不谋求保护他们，却虎视眈眈地干预我国越南呢？越俎代庖，放下自己的事情去替别人种田，被天下人耻笑，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吗？即使只说保护，中国大皇帝连年命令将领出兵，为越南剿除土匪，整顿军队后便回师，不取一粒粮食，不伤一株禾苗，鸡犬不受惊扰，人民安居，这才叫保护。而你们亲眼看见各省土匪作乱，却袖手旁观，没有帮助一兵一卒，甚至还乘机煽动，谋取他人灾祸的利益，这与保护有什么关系？不过往事暂且不论。如今这场战争，你们难道不是仍然以保护为名吗？为什么占据别人的城池，杀害别人的官员，夺取别人的库藏，乘人之丧，逼迫订约，又放任黑鬼奸淫抢掠，无所不为？这比穷凶极恶的盗贼还要更加严重。盗贼尚且假借仁义之名，这个名义难道真的可以随便假借吗？如今中朝大皇帝赫然震怒，宣布罪状而发兵讨伐。永福奉到广西巡抚徐大臣的文书，敬奉上谕，命令整顿军队进驻，谋求收复河内省城，不得稍有退缩沮丧。光明赫赫的天朝训令，使越南臣民庆幸获得新生。我私下想到，中国大皇帝以天地覆载万物的仁德，怀柔南方，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哪里是想轻易挑起战争呢？我国越南国王一向秉持礼义，对你们法国人事事优容。可是你们包藏祸心，诡计难测，既骗取我国百万金钱，依靠我国六省的肥沃土地，又夺取我国三关的关钥。我王始终以礼相待，才造成今日局面，像骄纵孙子那样养出祸患，是有原因的！如今国家气运更新，王威大振，永福慷慨誓师，三军将士无不感激流泪，愿意舍身报国。我姑且先消灭这些敌人再吃早饭，谁不努力奔赴战场？我们将要像闪电奔驰、雷霆疾驰一样，歼灭你们这些丑类，使我们的百姓安定。不过我也想到，顽石终有点头之日，恶虎也有贴耳之时；你们虽然依仗蛮力，难道就不会醒悟吗？因此不怕烦琐言辞，再三开导你们。必须知道，越南从长远谋划，自古以来很少成功；亿兆人离心便有十个敌人也会失败，十个臣子同心同德则能成事。何况中国有熊罴般勇猛的将帅，率领如荼如火的军队，永福披坚执锐，作为爪牙辅助。西山的粮食可以供给十年，河北的田地可以屯聚百万大军。关内关外，每五里设一台，每十里设一站，大军所到之处山岳震动，哪里像你们国家今天外务部门筹兵、明天议院筹饷，只会虚张声势、外强中干呢？自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日等日期接连重创你们的军队以后，我们之所以按兵不动，并不是害怕你们强大：一方面是天朝还在商议和议，猛烈剿击之后，给你们留下借口；另一方面是乘机观察形势，正想把你们的军队大量聚集起来，使其全部进入我们的罗网，希望以后不再滋生祸患。你们竟还妄想攻打北宁，觊觎燕台，难道还在梦中吗？

译或许上天会开启你们的内心，使你们突然悔过，归还河内、南定等城，连夜退兵登船，那么永福虽然奉有严厉的诏令，也实在可以替百姓爱惜性命，乞请徐大臣转为你们恳求圣恩，赦免过去的罪过，以此补赎将来的行为；不再追逼穷寇，仍然维持和好的情谊。这件事永福一人确实能够担保，决不食言。若你们怙恶不改、执迷不悟，那么永福今天既已奉命，进退都只有死路，发誓亲自率领精兵，为王师向导，舍命进攻，竭尽全力；到了城下，你们将被捆在一起诛杀，不要希望漏网。人贵在能够看清时机，事情不必一定做绝；到了今天听从良药苦口的话，确实不会损害你们国家的威望。如果一定凭险固守而不服从，一旦形势造成土崩瓦解，即使中国大皇帝不愿穷兵黩武、不愿远征海外，西贡的巢穴也必定乘势剿平，不让你们的一兵一卒混迹于越南土地。那时西洲各国没有不知道的，你们国家还有什么脸面立足于欧洲？恐怕拿破仑第三的耻辱，又要在今天重演了！这也不只是为了使你们警醒。并且我听说你们出兵越南，都是前任外务署中一人的私见，既没有向上得到总统裁决，也没有向下取得舆论同意，尤其属于欺瞒上级、擅自行动、违背众意而招致灾祸。如今那人已经离职，继任者的主张还未确定；你作为同僚，应当赶快写信启发他，不要让他重蹈前人的过错！限你三日之内，立即送来答复。如果你对这些话置若罔闻，那么就是乐于不学习，前人的覆辙仍在，请你反复考虑。☆余虎恩 ○上书刘岘帅 电报说和议将要达成，除赔款之外，还有割让辽东、台湾等地的话。军民听到后，无不忍气吞声、含恨忧愤，愁苦充满胸中。总兵从军伍起家，年过六十，由田▯而承受世代俸禄，获得正式任命，圣主的恩施超越常格，宪台的知遇尤其深厚；如果对此没有感激流泪之情，绝不是人类。如今面对君主和父亲的大仇，发誓同国家之事共始终，不与倭寇共存亡；而和议竟软弱退让到这种地步，撤去我国南北的屏障，任由他们直窥腹心，即使只是一个小国，也已祸患逼近卧榻；各国若纷纷起而效仿，后果哪里还敢想象？这样的和议等于没有和议，甚至还不如不和。国家安危系于一线，我在帷帐中反复徘徊，不能因为避嫌而自行退避，也不能甘愿缄默不言。因此谨慎权衡利害，冒死陈述。这样的和议之所以一再迁就，大概是因为从前各军屡战屡败，于是认为战争不值得依靠。哪里知道战争的得失，必须先审察敌情、体察民情、熟悉军情，不能只拘泥于通常的胜负，而不顾全大局呢？那么就先从敌情说起：日本的疆域只有四岛，土地并不广大，人口不到十万，军队并不强，洋债日益增加，国家也不富裕。前些年窥伺我国台湾时，正进退狼狈，而我国却答应赔偿军费，使他们得意而归，于是他们便灭掉琉球，沿用从前的伎俩，才有今天的局面。月初提出停战时，他们已经陷我国多座城池，却一座也不能真正夺取；如今他们得到机会抽调精锐，进攻我国台湾。朝廷的谋划深远，已经不是浅近之人能够测度的。今天又答应赔款，并答应割让土地，不知道上年兴师动众究竟是什么打算？上年丧失的朝鲜，尚且只是附庸；今天要割让的辽东、台湾，实际上是门户。门户一旦洞开，那么他们即使没有长驱远征、驾驭远方的谋略，也已经形成席卷囊括之势。与其割地求和，把贼人引入室内，哪里如同以守为战，张网等待鱼儿上钩？从前旅顺等城并没有交战，都是淮军弃城让给敌人；后来检验伤亡者，伤痕都在手臂和面部，这就是明证。即使说牛庄一战，湘军、岳军受到羞辱，实际上也是防守疏忽造成的。假如有一名忠勇的将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同敌人决一死战，那么他们的火器虽然锋利，却一人只能拿一枪，不可能两手各持两门炮；要说没有办法对付他们，我总

译兵实在不敢相信！这就是应该审察敌情的地方。民情非常适合打仗，即使孩童也以杀倭人为快。只是关外近年遭遇大荒，接着又有重兵压境，天灾流行，百姓无法生活。锦州等地盗匪之风更加猖獗，抢劫往来，到处都有。良善人家甚至卖掉妻子儿女来换取食物，百姓困苦流离，野外有饿死的人；主管官员却不把实情上报，长官也像没有听见一样，这样的政体还值得问吗？倭人乘机诱惑百姓，用钱粮引诱他们，常常暗中派遣汉奸，先进入内地，假托贸易名义，暗中行贿，勾结民心；穷困饥饿而又愚昧的百姓，于是乐意为他们所用，既可以免死，又可以谋生，有奶便是娘，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我只好命令各属官员，查明民间疾苦，上奏请求拨款赈济，以重视百姓的生命。救百姓的命，就是收拢民心。民心一旦凝聚，便能守望相助，妇女儿童也都能参加，哪一处不能作战？这就是应该体察民情的地方。治军的方法，首先重在严明整齐。如今三五营编为一军，八营、十营也编为一军，人数多少不同，但统领的名目相同，所处的地位也相同；至于各人的心术有忠有奸、品行有曲有直、志向有高有低、才能有长有短，临阵时又有勇有怯，自然不能强行把不同的人当成相同的人。头绪繁多，完全没有纲纪，怎么能够同心同德、严肃整齐？这从依将军在海城一战可以看出：他依靠刘树元作为援军，最后因对方失约而失去援助，于是溃败，实在令人感慨。至于忠勇愤激之士，有的兵力太多而分散，有的有步兵却没有马匹，即使能够独当一面，但对于截击、尾追、起伏、包抄、冲锋、驰骋等战术，已经很难随心操纵，只能依靠别军援助，这种军队可靠吗？古语说：军队取胜在于和睦而不在于人数；是否和睦在于人心。我一条心，别人也一条心。离心离德，事情终究不能成功，已经出现的覆辙值得忧虑；同心协力，就能锐利到斩断金属，消灭倭寇又有什么困难？这就是应该熟悉军情的地方。由此说来，他们是客军，我们是主人；他们难以深入，我方有利于长期坚持。相持之时，我方安处室内，把防守寓于作战之中；他们却孤军悬在海上，战守两难。我不赔款，反而把赔款用来补充军费；他们耗尽财源，就再也没有筹饷的地方。各国又逼迫他们偿还旧债，他们国内的民怨更加深重；他们的精锐逐渐消耗，我方征调却没有穷尽。区区一个岛国，不能逃出我的掌握。堂堂中朝，为什么竟甘愿留下腹心之患？乾隆二十三年正月，高宗纯皇帝下谕说：驾驭外藩的方法，对他们表示谦逊，他们反而更加骄纵；用威势震慑他们，他们自然会畏惧。这两句话如果子孙世世代代能够遵守，实在是大清国仁德绵延万年的福泽！钦此。圣明的谋略如此宏大，不仅我皇上应当永远谨慎遵守，内外臣工又有哪一个不应恭敬遵从？如今正不必谈和，而应请求谈战。作战时就避开水路而趋向陆地，倭寇一旦登岸，便聚集兵力歼灭他们。而且不急于谈战，先谈防守。防守可以日新月异，遇到机会便审时而动。不过防守的方法也有三项。第一是选将。将领贵在勇敢，更贵在有谋略。太平日子长久，老将逐渐凋零；在位者有的暮气深重、颓败的风气无法振作，有的因陋就简，整顿需要时间，有的任用非人，有的兵额过少，以致名声虽大，实际却难以相称。此外不懂军事、靠钻营侥幸升迁的人非常多，把兵符当作儿戏，失败完全是自取的，并不是敌人太强。朝廷所倚重的是主帅，主帅所倚重的是统领，统领所倚重的是营官；哨官选得其人，什长、伍长也都选得其人，这样全军才会踊跃听命、万众一心。统领也才能随意指挥，如同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

译，血脉贯通，一气呵成。否则手脚麻痹，谁来保卫腹心？军队虽多也无从使用。建议选择关津要害，秘密驻扎重兵，处处同京畿互相照应，统筹关内外的谋划；应当训练六枝大军，每军拥有步兵、骑兵精锐六十营，选拔六名统领，另外四名均匀分派地段，各自专门负责。某处失守，就应由某员承担全军覆灭之罪，这样才是杀无可杀，不能把责任推给命数。查明他们倾全国之兵不过十万，即使让他们集中攻打一处，而我军有三万人舍身赴义，他们难道会毫无损失吗？

译何况他们集中兵力时我方也集中兵力，他们分散时我方也分散；前军失败，后军还可以取胜。他们先占据的地方，我再用别军夺回来，他们终究也没有取胜的把握。这就是选拔将领、统一事权的原因；而选拔的方法，在平时就要留心细察，实事求是，不可曲意顾全情面，以致贻误战机 第二是裁减军队。军队贵在精良而不贵在数量多。统计各营征调的士兵，何止数百？有的招收市井游民，有的混杂僧人乞丐，有的沿袭旧有制兵的积习，不讲操练和防务，有的年老力衰，有的吸食鸦片；这样的人即使严格训练，难道能够成为精锐部队吗？建议对关内外各营按名册核实，淘汰弱者、留下强者，挑选足额的三百六十营，以备战守。不论旗员还是汉官，只要不是精锐部队，立即奏明皇上裁减合并，务必使每个营都发挥一个营的长处，使每名勇士都发挥一名勇士的力量，这样作战就没有不胜的，军饷也能避免虚耗。如果精壮人数不足，就到南方增募骁勇，以充实军队，不可滥收人员入伍；这是左文襄入关平定陇地时办理有成效的办法。裁兵节省军饷之后，才可以商议增加军饷。古人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倭寇即使凶悍，又有什么难以彻底消灭的呢？第三是养气。自古以来，巨大而奇异的灾祸，没有比滔天洪水更大的了，但神禹却成功治理了它。其次，像铜头铁额的蚩尤，最终在涿鹿丧命，是因为风后、力牧出奇制胜；骑虎驱豹的巨无霸，最终在昆阳丧失性命，是因为云台诸将奋力作战。大概天地间的厉气聚集在异类身上，使天下混乱；也必有天地间的正气，孕育出伟人来安定天下，这就是大体规律。何况按照元会运会的说法推算，尧舜时正当午会，如今距离尧舜不过四千多年，仍然是午会。周公、孔子的遗泽不应在今天断绝，即使外域的腥膻之气，也不能长久混杂于中原。考察宋朝南渡时，虽然遗憾地接受金牌命令，仍有岳少保气壮山河，多次挫败金兵。如今各位将领锐气全消，听到风声便像老鼠一样逃窜，又成了岳武穆的罪人。建议代为上奏，请求皇帝召见，允许我当面陈述一切。

译☆陈虬 ○论俄罗斯援助中国 昨天初八日，伦敦传来电报说：各国相约照会中日两国，请求撤走驻扎在朝鲜的军队，中国已经答应。俄罗斯日报又说：俄国应当帮助朝鲜，使它拥有自主的权力；如果日本想强行干预，俄国就必须会同中国保护朝鲜。到了十一日，伦敦又传来电报说：英国外交大臣致文中国、日本，表示英国可以为两国调停，使两国重归和好，日本已经答应了。由此看来，中日争端可以平息，中日和局可以形成。如果这件事果然由英国出面调停，结果不难预料。只是外间纷纷传说，俄国也愿意帮助中国抵拒日本，使日本不干预朝鲜；同时一面制止中国的军队，一面制止日本的军队，起初还听说似乎已经得到双方答应。这就难免使人产生疑虑。为什么呢？俄国本来就处在令人怀疑的位置。俄国在土耳其方面不得志，受到英法等大国阻遏，不能越过黑海海口，于是停止向西扩张的谋划，改作向东扩张的打算。此前它曾经觊觎朝鲜，恰好被英国看破，英国预先占领巨文岛加以防备，以扼制俄国的要害。俄国于是知道困难而退却。后来英国仍把巨文岛归还朝鲜，并同中国订约，规定此地不得让其他国家驻兵。这不过是几年前的事。因此英国出面调停中日两国、使双方重归和好，本来在人们意料之中，这种说法可信。欧洲各国都推举英国掌握主导权。英国在土耳其阻遏俄国，原本是为了欧洲大局，真正的意图在于保全商务。如今如果在西方阻遏俄国，却不能在东方阻遏它，大局就只保全了一半，这是英国不会接受的。只是要在东方阻遏它，常常担心鞭长莫及，所以很希望中国给予帮助。英国归还巨文岛时，我早已论述过，说这个地方表面上不是归还朝鲜，实际上是归还中国；英国正因此同中国订约，不让其他国家的军队驻扎在那里。这样一来，保护朝鲜的权力明明只由中国负责，英国也愿意帮助中国。于是俄国有所顾忌，不再任意施行向东扩张的计划，然而它的野心仍然存在。从西伯利亚修建铁路，直达珲春、黑龙江，就可以看出它大有窥伺我国东三省的意图。东三省因此设立练军、修治武备，防范它到了极点。可是又哪里知道俄国心里想的是：见中国防备严密，便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暗中谋划朝鲜；没有机会时也忍耐不发。如今恰逢东学党作乱，而日本又不顾同洲邻国唇齿相依的大局，起兵同中国争夺保护朝鲜的权力。有人说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四海之内人人都知道，日本难道偏偏糊涂到这种地步吗？它不过是故意装聋作哑，来欺骗中国罢了。它敢于欺骗中国，是因为依仗俄国援助。日本所依恃的，其实只有俄国和法国。法国人在越南、暹罗等国步步欺凌，日本人羡慕仿效，于是也争相照做；在别处没有机会，就借朝鲜来试探。俄国听到这些，正合心意，于是同日本合谋以实现自己的目的。俄国在暗中支持，日本在明面上行动，这正是英国所害怕的，所以急忙出面平息中日两国的战争；表面上是保全朝鲜，实际上是为了遏制俄国，也仍然是帮助土耳其扼守黑海海口的一种办法。而俄国竟也出来仿效英国的做法，大有同英国争夺主导权的意思，却不知道别人看它，就像把它的肺肝都看得清清楚楚一样。然而俄国所谓帮助朝鲜拥有自主权，仍然符合日本的意图，因为日本想使朝鲜成为自主的国家。它说如果日本想强行干预，俄国就必须会同中国保护朝鲜，这仍然是日本的打算，想同中国共同保护朝鲜。共同保护它，也就共同隶属它了。日后日本便以此为借口，同中国争夺保护朝鲜的权力。这样，为朝鲜拒绝一个日本人，反而为朝鲜招来一个俄国人，所谓以暴易暴，恐怕还更加严重。这难道是朝鲜的利益，也难道是中国的利益吗？如果日本果然暗中同俄国谋划，企图图谋朝鲜，那么即使没有成功，日本也会天天遭受它的祸害；即使成功，日本人也不过成为俄国的功狗，将来必定被俄国吞并。俄国既然有向东扩张的野心，就不是一个朝鲜能够填满它的欲壑的。从朝鲜取得日本，路途最近，事情最便利。俄国若致力于我国东三省，难易不同、劳逸有别，日本却偏偏还没有醒悟。所以传言说俄国也参与调解中日，请两国撤兵等等，又怎么知道它不是把秘密计谋交给日本，让日本明面上撤兵而暗中不撤，以此欺骗中国并误害朝鲜呢？既然如此，所谓调停，如果果真由英国出面，事情就可以成功，这种说法也可信。如果换成英国以外的法国，就有不可信之处，更何况是俄国呢！有人说，俄国见英国已经出面调停，也愿意附和其中，以便同英国共同掌握主导权，为日后的谋划作准备，这也未可知。那么俄国援助中国，难道真的是俄国在援助中国吗？

译○腹地应当修筑木铁路的建议 唉，铁路在今天难道真的可以停止修建吗？近来谋划富强的人，动辄说修筑炮台、整练营伍、设立商局、精制武器。然而如果没有铁路作为纵横联络，彼此呼应就不灵，最终仍然归于无用。铁路难道终究可以停止吗？有人认为在腹地修设铁路筹款不容易，养护铁路还需要资金，应当先在通商口岸施行。我却认为铁路是军国大计，不是工商末务；应当看到轮船不能到达的地方，先从西北修起，再扩展到东南。铁路费用确实很大，如果不能不办，就请先修木铁路。进一步考察木铁路的起源：新金山人马斯孟在当地初次开筑铁路时，曾劝用木铁路来牵引蒸汽火车，并写成一卷书，极力说明木铁路的便利。普刺萨又在伦敦试验过它。曾用杉木制成木条，每条长约九尺、方六寸；蒸汽火车重十三吨，牵引五辆客车，每辆重二吨；每天运行十点钟，通常每点钟行七十五里，可以运行八千次而没有损伤。木铁路蒸汽火车的价格以及全部修筑费用，大约节省铁铁路的一半以上；而且修成铁路所需的时间，又约为铁铁路的三分之一。翻译它过去的说法，再结合当前形势，它有十项好处：能够迅速建成，这是第一项；建造费用大为节省，这是第二项；磨损很少，这是第三项；能够适应弯曲的道路和斜坡，这是第四项；如果主轮突然断裂，辅轮能够承受车体的重量，运行十分稳当，这是第五项；车辆行驶时不会摇动，而且不发出声响，这是第六项；因为各项费用都少，运载旅客的价格可以降低，而经营者也容易获利，这是第七项；木条在内地各处都能取得，不需要进口洋铁，财富不会流到国外，这是第八项；木工和土工容易仿造，可以使百姓不致失业，这是第九项。木厂比铁厂简易得多，便利而且建成迅速，这是第十项。有这十项好处，为什么不仿照推行呢？路线方面，请从宛平、良乡、涿州、正定（计算六百六十里）出井陉（计算一百五十里），经过寿阳、榆次到山西太原（计算四百里）。沿汾河南下到潼关（计算一千零七十里），到达西安（计算二百二十五里）。经过商州、商南、郧阳，直到襄阳（计算一千一百零四里），再到江陵（计算五百五十里），作为干线，共计四千一百六十四里。再从西安到咸阳，向西北经兴平、乾州，到达甘肃皋兰西南；又从兴平、武功、沔县到达成都，这是西北方面的准备。再从潼关沿黄河向东到郑州、归德，再到宿州，以宿州作为一个汇合点。从宿州经滁州向北，经过滕县、济宁、德州、景州、保定，到达通州，以保卫神京。再从宿州经凤阳、滁州、江浦，到达江宁；从江宁向北到扬州，向南到江苏，止于浙江，这样东南的声势就壮大了。再从郑州到郾城，经过遂平、应山，向下到达武昌。又从郑州经过许州、陈州、太和、寿州、庐江到安庆；从安庆到九江，再到南昌。再从九江向东行至铅山、广信、玉山，向左可通浙江，向右可通福建；又从九江向南，至临江由新淦通达广东，由新喻、袁州通达广西。这样像星星棋子般分布，处处都能相通，整个铁路系统就建成了。西方各国都有数万里的铁路，而且都是在最近十几年内建成的；只要要开办，就必定首先开办，难道可以因为害怕艰难而自行止步吗？我提出这个主张，路线看似迂回，费用看似繁多，但其中实在有深远的考虑。欧洲各国最初修建铁路，只是为了便利商业，后来才借以运送军队；中国则应当把军务放在首位，同时兼顾运输。东南沿海和临江地区，既然已经设置了海军长江水师，轮船四通八达，地势便利，似乎不必担心力量单薄；所应担心的，唯独是西北方面策应不灵。万一江海航道受阻，轮船的便利被敌人利用，那么可以倚为臂膀、手指般援助我们的，除了秦、晋、川、楚的军队，还能是谁呢？自古以来，兵力冲要的四方要地，得到它就足以制约别人，失去它都足以成为我们的祸患。创办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事业，朝廷不应吝惜全部力量，却只斤斤计较眼前养护铁路的费用，而不顾将来的全局，这不是正确的谋划。况且养护铁路也不必担心没有资金。西北土地肥沃，向来号称“天府”，只是没有铁路来开发其风气罢了，利益难道真的比东南少吗？全路一下子不容易办成，应当先修建干线，估计长度不过四千多里。如果直接改走鸟斜一线，还可以缩短、节省木路；这样比铁路节省一半以上的费用，总数应当不过一千多万。限定三年完成，每年只需三百多万，似乎不必担心费用没有出处。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费用究竟从哪里筹措呢？回答说：国家的财政支出有定额，近年支出已经无法再计算，必须另想办法增加财力。如果等到临时才开始商议款项，没有不急切办事的。假如按照我先前所说的各项办法，预先做好准备，那么用天下的财富来办理天下的事业，还会有财力困窘的时候吗？西方各国每年的财政预算，都是可以考察知道的。开办之初，可以先从平坦地区依次修建，然后再修支线。山路过于险峻、水道比较宽阔，仓促间难以施工的地方，不必开凿山岭、架设桥梁；等到平地工程接近险峻处时，再开始施工。眼下还可以节省十分之七的费用，而人们已经大受便利。等财源稍微充裕后，再改修铁路，办理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全路建成后，再辅以轮船，十八行省的军队调动往返，不到十天就能赶到京城。可以平定内乱，抵御外敌，节省军饷需求，增加财源；进可以作战，退可以防守，难道不是万世不可动摇的根基吗？秦始皇防备胡人，特意修筑了万里长城。近来俄国人也新建铁路，估计长达七千多里。两者合起来，俄国的铁路也不下万余里。堂堂中国作为有四千多年声名文物的国家，难道能甘心把自己局限在一隅，而不想办法赶快改变吗？大概只有非凡的人，才能建立非凡的功业，关键只在于变通施行罢了。

译创设议院以沟通下情 国家的威望和恩德广泛施行，怀柔政策所到之处，西方各国争相把自己的长处传入中国。当权的诸位公卿，学习并询问西方官员的意见，既然择取他们的一点长处，作为涓滴汇流、辅助本国事业的力量，像矿务、铁路、电线、制造等方法，以及广方言馆、水师武备等学堂，也都一一仿照实行。我认为，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设置议院来沟通上下的情意，其他方面都只是末节。设置议院，中国本来没有听说过，但这种制度的原则本来就是中国的制度。考察史传，黄帝有明堂之议，这实际上就是今天议院的起源。管子《大匡》篇说，平民想把意见传达给乡吏而不能传达，七天就会困苦不堪。郑子产不毁掉乡校，正是因为他懂得其中有议论。古代圣人通过铎▯召之议、▯轩之使来诱导百姓发言，都是为了求得下情上达罢了。如今州牧县令面对方圆数千里、语言不通的人，贸然亲自临治其上，对他们像父亲、兄长一样相待，却突然不能掌握要领，只好把事情委托给那些没有见识的吏胥。于是吏胥施展鬼蜮般的狡猾手段，蒙蔽长官，恐吓欺诈百姓，上下隔绝，弊端真是说不尽了。请在省城之外，发文责令各州县一律创设议政院；就利用现有的书院，或僧寺道观，合并改设，公开张榜，和百姓重新开始。每年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在书院考查一次；除经学之外，另行策问当时政治的利弊和民间的疾苦，以及兴革和安抚的办法。议论和策答，随着题目分别施行。试卷上要求直书姓名，不准伪造姓名、冒名替考。选取名列前茅的数人，不时请入官署慰问、勉励。遇到大事，就限定日期集合议论；减省车舆随从，亲自到议院，与地方父老广泛咨询、详细询问，彼此驳难辨析。议定以后，务必使上下之间亲切交谈，如同一家父子自行商议家事。这样就符合《诗经》所说的“快乐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即使三代的盛况，也不难在今天恢复。何必还要说西方呢！许象枢

译议院的利弊究竟怎样 孔子说：“天下有道，那么平民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这并不是禁止百姓议论。有道的君主，智慧见识足以洞察百姓的隐情，仁慈足以解除百姓的困苦，勇敢果断足以消除百姓的祸患；他一举一动都成为天下世代遵循的道路，一切施行都成为天下世代遵守的法则，一言一语都成为天下世代取法的准则，即使想议论他，也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因此三王时代没有议院，却物产丰足、百姓安康，后世都比不上。然而圣人并不自以为圣，从来没有不集中众人的思虑来扩大益处的。所以轩辕有明堂之议，放勋有在衢室的询问，虞帝有悬挂告善之旌，夏后有拜受直言的礼仪。不只如此，传说中还有：史官负责记录，盲人乐官负责作诗；乐工吟诵箴言劝谏，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达意见，平民批评，商旅在市集议论，各种工匠献上技艺。这些三代的盛王，没有不广泛采纳众人意见的，只是还没有创立“议院”这个名称罢了。所以遇到贤明君王，言路就通畅；否则言路就会堵塞。考察西方上古时代，也没有议院。耶稣降生前五十七年，也就是汉宣帝五十七年，巴勒斯坦新设五个议政会，每会七十人，这是欧洲议院的起源。到了西历一千二百六十五年，也就是宋度宗咸淳元年，英国才制定议院章程。直到今天，上议院、下议院各国没有哪个不存在。实在是因为议院对于治理国家很有益处，并不是小事。西方各国有君主制国家、民主制国家和君民共主制国家。君主制国家权力掌握在上面，议院不能擅自行事，弊端在于独断专行，德国、俄国等国就是这样。民主制国家权力落在下面，议员可以专擅威福，弊端在于没有君主，美国、法国等国就是这样。英国是君民共主的国家，君主可以否决民意，但不能擅自行事；民众可以否决君主，但不能擅自作为，立法制度最为完备。然而上情可以下达、下情可以上达，这一点是相同的。我国疆域广大、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在五大洲中居首。然而地利不能充分开发，国家用度不能充足，弊政不能革除，刑罚不能简省，百姓困苦不能苏息，国威不能振作；下面有贤才不能立即任用，上面有庸人奸佞不能立即罢退。这并不是中国的君主不如西方各国的君主，中国的宰相不如西方各国的宰相，而是上下情意隔绝的缘故。因此，中国如果不设置议院也就罢了；中国一旦设置议院，它对于国家的好处，屈指就能数出许多。中国的五金、煤矿适宜开采，土地肥沃适宜种植，物产丰富适宜制造。如果有人对于开矿、种植、制造确有见地，就由议院上报请求开办，那么地利就能充分开发。这是第一项好处。西方各国凡是大规模用兵、大兴土木，议定以后就由议院筹款，因为百姓从中得到利益，劝导捐输自然容易。中国都从国库拨款，所以即使明知厘卡、开捐的弊端，因财政困窘，也不能不借此弥补。有了议院，上下同心，筹款有了来源，国家用度就不必担心无所措置。这是第二项好处。本朝以忠厚开创基业，仁德厚泽深广，古来未有；然而各部办理事务掣肘善政，州县滥用非刑，厘捐不顾商人的情况，各种弊端仍有很多沿袭下来。如果设置议院，弊端所在就可以直接揭发陈述，不必担心不能全部革除。这是第三项好处。西方各国熟悉习俗和法律的人本来就有专门人员，设置刑司负责审判，设置状司负责辩驳，起初并不隶属于议院。然而上下情意相通，广泛访问、周密咨询，真实情况就容易得到。中国如果确实能够仿照实行，有了案件就不至于滞留不决。这是第四项好处。海禁刚刚开放，中西订约通商，西方人处处争先，中国人事事吃亏。查考近来通商贸易账册，英国人每年获利多达四千余万，百姓的力量怎么能不困乏呢？有议院加以维持，那么过去的条约可以设法更换，后来的弊端也可以事先预防；不受他们压抑，不受他们把持，商人百姓的气势就能伸张，困苦也可以稍稍缓解。这是第五项好处。中国自从剿灭发匪、捻匪以来，整顿军队、经营武备，已经不是道光、咸丰时期可比。然而太平日子久了，旧有的毛病又重新出现：侵蚀名册上的粮饷，造成空缺而不补；克扣军费，导致武器陈旧而不更换。甚至沉溺于烟酒，不知道操练为何事，私下勾结盗匪商贩，反而把卖放兵丁当作谋利的渊薮。有议员揭发这些弊端，那么上面没有白白耗费的军饷，下面没有不操练的士兵，国威就可以振作。这是第六项好处。西方各国的大臣都由公众推举。民主国家即使伯理玺天德的废立，也由议院主持。因此贤能之才不至于被埋没停滞，庸劣奸佞不能长久占据职位。中国应当大致学习它的意思，内而大学士、六部大臣以及总理衙门、海军的大员，外而督抚、提镇以及驻外国使臣，都先征询议院意见后再简选任命，这样有才华的人就能进用，不肖之人就能退去。这是第七项好处。不过，这件事属于创始阶段，一定会有出来阻挠它的人。日本仿效西方，气势比中国锐利；看它的工艺日益精良，制造业日益兴盛，几乎让人怀疑全国都知道西方法度的好处。然而前年开放议院、集合议事时，还有投掷石块、喧闹骚扰并伤及议员的事情。何况中国拘守成法，牢不可破，尤其不是日本可比的呢！我私下认为，中国办理政事动辄援引成例；议院的议论，不过是为国家兴利、预防弊端罢了，难道一定要有现成案件可以遵循吗？这样各部大臣必定会有人阻挠。中国升迁臣僚，不看人才是否可用，却看资格深浅；议院公举重视才能而不重视资格，这样内外臣工必定会有人阻挠。天下太平，武备逐渐松弛，有议院讨论这些后果，统兵大员不能冒领军粮、废弃训练，那么提镇以下的各级武官必定会有人阻挠。各省设置善后、工程、军装等局，名目非常繁多，大概是为了安置闲散人员；实际上却耗费财力，没有实际功效。如果设立议院，这些人员一定会大量裁汰，那么各省闲散人员必定会有人阻挠。

译他们能够借此肥厚自己的家产、使后代富裕，不是暗中侵蚀国库，就是明目张胆剥削民生。有议院揭发他们的隐情，那么优缺就都会变成苦缺。因此州县以下必定会有人阻挠。中国百姓见识少、容易惊怪，可以和他们谋划事情的最终结果，却难以同他们筹划事情的开始。以前设置电报，强悍的人拔竿断线来制造事端，软弱的人在街头巷尾议论来迷惑众人。设置议院也是他们从未听闻的事，那么百姓必定会有人阻挠。阻挠的人一定会说，中国的民风土俗和西方不同。西方百姓顾全大局、明白大势的居多，中国百姓往往爱护自己而不爱护别人，只顾家庭而不顾国家；如果实行久了，必定有人控制议院，再控制官府，把持公事。却不知道天下没有毫无弊端的制度，只有可能没有弊端的人。西方设置议院，也是集合众多小的私利而成就一个大的公利。认识一件事情，百姓想要它，一定是因为它对自己有利；然而一个人想要它是私利，人人都想要它就成为公利。一项政令，百姓厌恶它，一定是因为它损害自己；然而一个人厌恶它是私利，众人厌恶它就成为公利。即使有时众议意见不合，各自坚持一端，也可以相互辨驳，使理曲的一方不能胜过理直的一方；既然不是不能以非敌是，又怎么能担心它会有弊端呢？中国如果确实能够实行这种制度，将会看到君民联结为一体，家庭与国家合为一体，古人所说的“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不难在今天再次出现。因此我可以明确断定：设置议院有利而无害。准良 请求修建铁路疏 谋求富强的办法，铁路应当放在首位。谨陈个人的管见，请求下令廷臣会议筹办，恭敬地上奏祈请皇上鉴察此事：我私下查考，光绪六年，前任巡抚刘铭传请求开办铁路，以谋求自强；后来总理海军衙门的王大臣们议定在天津一带试办铁路，铁路的利益都陈述得确实周详，没有遗漏。近来因为众议纷纭，不能取得一致，加上巨额款项没有着落，直到现在还没有兴修。奴才愚昧地认为，铁路在今天实在是达到富裕的良策、自强的首要事务，也是利益权柄所系；它对国家有六项好处，对百姓有四项便利，谨为我皇上逐条清楚陈述。铁路应先修干线、后修支线：由天津至镇江、至汉口，经过江西而到达广东，作为一路；由芦沟桥向下到保定，再推进到太原，以至陕西、甘肃，作为一路。沿途多是平坦地形，成本必定较低；道路经过交通要地，收益必定丰厚，不但能够收回养护铁路的经费，实际上还可以增加无穷的饷源。这是国家的第一项利益。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全都撤除，强邻环伺，隐患正在增长。铁路一开，声息相互联络，彼此呼应，百万军队一声号令即可集合；征调不必担心仓促，运输不必忧虑艰难阻塞，赶赴敌军、相互援助，以静制动，用兵速度还有什么比这更便利的呢？这是国家的第二项利益。北方土地毗连俄国边界，海口又向各国开放；划界防守，防不胜防，分段策应，费用又多得无法承受。铁路开通，就可以裁减军队、节省军饷，同时组成精锐部队。刘铭传原奏所说的使十八省合为一体，一名士兵可以发挥抵得上十多名士兵的作用，将来兵权、将权都掌握在朝廷，内重外轻、不受疆臣牵制，正是这个意思。这是国家的第三项利益。内地矿产尚未开采，矿藏丰富、来源长久，煤和铁尤其如此。铁路一开，就可以运输机器来兴办矿业，采用西方方法煎炼熔铸，开发尚未尽取的地下宝藏，这也就是堵住已经流出的财源漏洞。这是国家的第四项利益。海上用兵，担心阻碍漕运；铁路建成后，南方漕粮一百多万石，可以由镇江用轮船逆江而上，不到五天就能到达京城。开辟快捷运输的坦途，同时还可以节省挑运所产生的额外费用。这是国家的第五项利益。和议既成，形势必然要裁撤兵勇；一旦有十多万无业游民出现，最容易滋生事端。如果兴办铁路，就可以把勇丁改为工人，杜绝隐患。这是国家的第六项利益。中国物产的丰富，在五洲中居首，只因为工艺艰难、运输昂贵，所以生产不繁盛，流通不广泛。铁路一开，机器可以运来，三乡也可以运来；山乡和边远郡县的物产，都可以运到江岸、海▯Й，并流通到九州和四海之外。销路畅通兴旺，商业贸易繁盛，这是对百姓的第一项便利。土产畅销，所需工人就多；工作兴盛，能够养活的人就多。而且干线上的人员和货物汇集，沿途支线必然兴旺；沿街店铺的商人、执鞭赶车的人，生计都很宽裕，不必担心失去生活来源，这是对百姓的第二项便利。干线所需物资，除了机器、车头势必不能不从外国购买，铺路的铁、架桥的木，以及客车、货车所用的木料铁材，都可以由各条干线就近采办，设局铸造。这样，这笔巨大资金花在外国的不过十分之二三，分散到国内的却有十分之六七，这是对百姓的第三项便利。近年来水灾频繁，赈济事务接连不断，只因为道路遥远、运费昂贵，即使有丰收的地区，也无法收到救济偏灾的效果。铁路一通，千里之外的杂粮早晚都可运到，官赈、义赈都容易及时办理，这是对百姓的第四项便利。有些事情本来就是在这里兴利，却在另一处暗中消除祸害；铁路兴办起来，国势就会振作，自强的事业也可以逐步谋划。查考刘铭传原奏说：俄国人之所以挟制我们，日本人之所以轻视我们，都是因为中国抱守偏居一隅的见解。如果一下子下达修建铁路的诏令，显露出自强的机会，那么气势立刻就会振作起来；不但与俄国订约容易成功，就是日本窥伺的心思，也可以从此暗中消除。这番话拿今天的局势来衡量，大概不幸被他说中了。自古以来，非同寻常的举措，难在开始谋划，却容易在成功后感到快乐。西方国家铁路刚兴起时，拘泥于成见的人何尝不极力阻挠？等到利弊完全明白，才恍然醒悟此前那些浮泛言论确实不是正确的见解。因此在今天还说铁路不便利的人，不是坐井观天的见识，就是盲人摸管的谈论；这两种看法都与国家大计和百姓生计无关。拟请下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共同商议开办。只是国库款项困窘，势必不能不借助商人的力量；开始修建时，势必不能不招集公司。应当请求选派大员总管全局，详细制定条约章程，以期利益归于中国，并杜绝积弊。总而言之，铁路开办，洋款就容易筹集；洋款筹集起来，国家的外交关系就能巩固；外交关系巩固，和局就会坚固。应当以此作为致富的起点和根基，以此作为自强进步的途径，实在是关系安危大局的关键。奴才愚昧的见解是否恰当，伏请皇上鉴察。谨此上奏。

译张百熙 上陈时事疏 一、内地铁路应当赶快招募商人兴修。海洋、长江的险要，外国与我国共同面对；一旦发生事变，外国军舰在海面纵横，进入并占据长江，势在必然。我国征调、运输到处都会受阻，所能依靠的只有腹地陆路。然而陆路不过是车马运输，迂回迟缓而笨重，耗费时日，劳师费财，战守两方面都没有可靠的凭借。查考自湖北汉口经河南到达京师的路线，号称中道，路程一千三百多里，道路都平坦开阔，而且距离江海很远，在此修建铁路极为重要。前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已经遵旨上奏，只因款项巨大而搁置议论。这次征伐倭人的战事中，征调军队、运输粮饷，因为南北道路修建受阻，转运迟误，议论者都为中道铁路未能实行而叹息。现在拟请查照张之洞原奏，由招募富商、集合股份来兴修；如果商股不足，就由户部从偿还倭人军费的借款中拨款补足。发生战事时运输军队和粮饷，可以按期到达，既没有长期派兵戍守的辛苦，也没有千里运送粮食的忧虑。而且中国疆域广大，各省防军不少于数十万，都分散驻扎；稍微调动安置，就会显得空虚。所以偏远一隅偶然有骚动，临时一定只能像招募新兵那样应对，而新招募的勇丁也未必马上能够制胜。如今修建铁路，除干线之外，还要多修支线。这里有警报，就迅速调集各处驻防勇丁集中到一处；其他地方有警报，也同样办理，正像常山的蛇首尾相应。这样不必烦劳招募，兵力自然充足；更不必另外筹集增加兵员的军饷，而且使用的都是训练熟练的士兵。不仅如此，平时内地货物和旅客由江达海，商人百姓虽然有时害怕水面飓风、触礁的危险，但贪图速度，没有不计划用轮船装运的；每年的水脚和保险银两动辄数千万、上百万，全都被外国人独占其利。中国财源日益消耗，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即使以海运漕米来说，倘若遇上海上局势不安，外国商人承运就会增加保兵、保险费用，不仅白白耗费国库款项，而且还会以此多方挟制。上年因为倭人倡乱，海运不便，就把江浙漕米改为折色。这就是近期可以验证的事实。如今修建铁路，人们趋安避险，货物和行旅谁不争着前往？这样就可以收回江海轮船水脚的利益，至于官运漕米，更不必说了。现在外国又创造了新式的极快火车，他们不怕精益求精，大概是深知富强的策略首先以此为根基。只是这次张之洞原奏估计中道铁路需要三千万金，议论者还说兴修时将不止这个数目。因为中道经过黄河，每座铁桥大的动辄以数百万计算，费用极其巨大；而黄河迁徙不定，更担心旧桥建成后归于无用，新桥又难以筹款，这实在是极大的忧虑，却也可以设法避免。查考俄国所修铁路，其中隔着黑龙江的地方就用轮船接运；外国各国也有许多这样办理的。拟请下旨责令湖广、湖南督抚大臣察看地势，能否仿照外国，用小轮船或快船接渡，以节省桥梁费用，同时占据通航的便利。绘制地图上奏，恭候圣上裁决。如果议论者认为中道路程较长，需要款项很多而集资不易，就可以改在东道兴修。估计东道从江浦、清江浦经过山东直达京师，不过一千六百多里；沿途经过的黄河水面也不像中道黄河那样宽阔，较容易办成。兴办的一切事宜，应当命令张之洞以及江苏、山东巡抚妥善议定后上奏。一、铁甲兵轮应当劝导在外国的华商捐资购买。外国的铁甲兵轮来到中国，保护口岸，不必全都属于官轮，很多也有外国商人自行购买的。拟请下旨命令出使各国的大臣，劝告在外国各口岸的华商筹资购买铁甲兵轮；按照捐资多少，给予优厚奖励，授予实在的文武职官。兵轮管带等职位，也由出使大臣在各华商中选择人员上奏补授，或者由华商公推，以便得到得力人员。没有战事时，就保护各口岸的华商；有战事时，就调回中国，作为南北洋防卫之用。不但可以节省官款，而且平日购买储备，临时调遣，外国各国也不能援引局外之例，采取各种手段加以挟制，确实是一举两得。一、军械、子药应当设局增造。上海、天津等处虽然有机器局制造军械，但遇到战事，往往连夜加班赶造，仍然供不应求。拟请在京师、保定两处增设机器局，制造火器军械。像上海机器局制造的火箭快枪、连珠快利枪，以及中国原有的抬枪、劈山炮改造为后膛火门式的武器等，凡是命中率高、射程远、适合战阵使用的，都应多方制造，精益求精。可以任用擅长制造的中国人，如前大学士左宗棠所任用的赖长、前四川总督丁宝桢所任用的曾照吉等担任总办，另行派大员统领。也可以聘用外国工匠，或调取江南、天津、四川制造局的工匠，以利用熟练人员。中国本来能够自行制造军械，而那些夸谈洋务的人总是说必须向外国商人购买，弊端很多，危害尤其大。更不用说经手者抬高价格、捏造上报，所买的武器未必精良；每支枪配给的子弹又不多，用完的时候，枪也就成了摆设。现在购买的洋枪洋炮，费用不下二千万金。内外各营领到武器后，都因为所得枪弹少，不敢打靶操练。平日打靶训练不熟练，临阵时哪里会有准头？如今增设机器局，用机器仿造现有洋枪所使用的合适规格的子药，分发给各营，就不必再取用于外国，自然可以取用不尽。查考兵器，只有制造大炮价格较高；如果只制造子药，每副需要银四五千金，制造枪械每副需要银四十万金，筹措这些款项还不困难。趁现在举办，实在是准备应对意外的急务。

译一、请在四川、云南等省听任百姓开矿，以扩大财源。外国土地和金矿都少，所以有利于夺取别国的土地作为基本物资，谋取别国的金矿来资助图谋。中国的土地和金矿都很丰富，不必依赖外国，只要仿行外国办法，大开矿禁，允许百姓自行开采，按照牙行纳帖的旧例，由户部刊发矿帖，颁给藩司，再由藩司分发各府厘局，使商民能够就近向所管地方官报明，由地方官转报厘局，认领矿地并领取矿帖，以免藩司衙门书吏索取重费，导致商人畏缩不前。光绪十一年各省发给牙帖的章程，就是这样办理的，已经很有成效。现在规定每张矿帖缴纳若干两银。可以合资合伙，也可以独力开办，任凭选择。每一矿务厂，由督抚大臣挑选廉洁能干的道、府、州、县官，派一人或两人监督；每采得一两金收取若干税课，酌定监厂官的薪水银，并从税课中按月支付。开办无效、需要另开矿厂的，准许用旧矿帖抵缴一半银两，同时缴销旧帖。商民自行承担开凿的劳务，国家坐收税课的利益，筹办饷银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恭敬地读到康熙五十二年的谕旨说：天地间有自然产生的利益，应当和百姓共同享有，不应当因为暂时无用就弃置。乾隆五年上谕中，记载两广总督马尔泰上奏说，银矿可以便利百姓，不必封禁。圣人开发万物、成就事业的深远本意，万世都应当彰明。愿皇上仰承前代谋略，俯察当前时局；没有矿业就无法筹措费用，也无法取得偿还款项的资金。使财源扩大，天下就十分幸运了。一、请求铸造银钱，以收回财利权。外国银钱在中国通行，仅上海一地每年销售的数量就不止亿万万。每枚银钱掺入铜数分，流通得越广，利益就越大。外国推广这种办法，又大量铸造金币，他们致富的道路，大多由此而来。如今中国铜钱被奸民销毁过半，甚至偷运到外国，所以近来钱价日益昂贵，百姓的生计日益困窘。现任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以前在两广时，兴办铸造银钱，颇能资助流通，已经取得成效。拟请下旨命令直隶、两江以及湖广各督抚大臣，依照张之洞从前在广东开铸银钱的章程，在汉口、上海、天津等处迅速开办。凡海关征收税银，分成搭收银钱，并责令各海关不是中国银钱不准收税。这就是仿照外国禁止使用他国钱币的办法。这样外国银钱就不至于独占其利益，而中国也可以稍微收回已经失去的财利权。只是内地银两、钱文多与票券混用，现在铸造的银钱，应当采用新的办法，永远禁止使用票券，以免外国用空纸票据兑换中国实际银钱的弊端。这一层关系重大，不可不防。至于铜钱也应当变通。官府铸钱亏本，私人铸钱获利，实在不是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办法。曾见河南、贵州地方多使用私铸的沙钱，香港地方都使用外国人的小钱。可见钱币不论轻重，方便使用就可以了。广东近来设置铸钱局，用机器制造，百姓不能仿造；钱略微轻些，百姓都乐于使用，而且不亏损官府的本金。似乎应当仿照办理，再稍加变通，铸造轻钱以禁止私铸，也是使国家富裕、百姓充足的事情。一、绿营兵丁应当淘汰更换，使弱转强。我私下查考，各直省绿营额定兵员不少于五十多万，大多是父亲死了儿子承继，哥哥去世弟弟接替；或者书吏出卖名额让人领粮，或者亲友引荐而充任额兵。有的一人冒领数人的粮饷，有的数人瓜分一个名额。其他截留旷缺、克扣平余等弊端，更是难以全部说尽；至于衰老、怯弱、勉强充数、列于行伍之中的人，更不用说了。如此疲惫、玩忽、废弛，怎么能够抵御敌人？各督抚也知道绿营兵缓急时难以依靠，白白耗费军饷，只因为这是成法所在，不敢立即议论裁减。我愚昧地认为，绿营兵虽然不能骤然裁撤，却不是不能逐渐更换。因此应当清查整顿空额滥额，淘汰老弱和强占名额者。每个行省先减兵一千，大省减一千五百，就把所减兵饷的一半用来招募壮丁，作为替换。逐年递减，经过六七年减员并完成招募更换，大省可以得到一万多新兵，小省可以得到数千新兵。除去城防、塘汛之外，每府登记兵员五百人为一营；再把前项所减兵饷的一半酌情增加为口粮。按照防军章程，在地方险要处列营驻扎，勤加操练，限定一年换防，循环交替，以使劳逸均衡。所减下来的兵饷，在一两年内如果不足以支付各府登记兵员增加粮饷的费用，应当先从一两个府酌情办理，然后逐年推广。这样，营伍可以真正发挥作用，军饷也不至于白白耗费，而营兵疲惫、玩忽、废弛的习气就可以逐渐革除。

译俞樾 封建与郡县说 自从秦朝废除封建、用郡县治理天下以后，郡县制就成为万世不变的法则。议论者认为，这就像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衣，各自适合不同的时令。我认为，封建制一定要用郡县制的办法来施行，郡县制也一定要用封建制的办法来辅助；两者同时使用，然后才没有弊端。古代天子畿内之地有千里，千里之中实行六卿、六遂的制度，这就是郡县制的办法。畿内以外的八州之地分为一千六百八十国，五国设一长，十国设一帅，三十国设一正，二百一十国设一伯；总共有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分别隶属于天子的两位老臣，称为二伯。这种大小相互制约、内外彼此维系的制度，也就是郡县制的办法。自从齐桓公、晋文公兴起以后，诸侯凭力量相互争胜；土地大的、国家强的，就成为诸侯之长。天下诸侯聚集起来听命于盟主，长、帅相联的制度就荡然无存了。从此天下的形势分散而没有纲纪，到秦朝终于一同归于消亡。所以我说，封建制必须用郡县制的办法来施行，然后才没有弊端。不过，在郡县制的时代，难道也可以废弃封建制吗？世人把罢黜诸侯、设置郡守看作秦始皇的过错，其实罢黜诸侯、设置郡守本身并没有错；他的错误在于专门使用郡县制，而不再保存封建制度。秦朝刚刚兼并天下时，李斯说设置诸侯不便利，丞相王绾等人说燕、齐两地遥远，应当设置王国；秦始皇说，廷尉的意见是正确的。假如秦始皇采用王绾和李斯的意见而兼用两种制度，在内地设置郡守、郡尉、监御史，在边远地区设置诸侯王，那么陈胜哪里能够从田野百姓中起兵而扰乱天下呢？又何必害怕匈奴，耗尽天下的力量来修筑长城呢？所以郡县制也一定要用封建制的办法辅助，然后才没有弊端。唉！宋朝已经发生的事情可以作为观察。宋太祖取得天下以后，认为中国的祸患没有比藩镇更大的，于是罢免节度使，改由文臣统领郡务，采取强干弱枝的策略。然而河东的折氏、灵武的李氏，仍然允许他们像过去一样世袭。后来议论者认为世袭不便利，把李氏迁到陕西，灵武随即就丢失了。既然如此，内地实行郡县、边地实行封建，本来就是拥有天下者的长远策略。世上的议论者，从唐朝以前都赞成封建制而反对郡县制，从唐朝以后都赞成郡县制而轻视封建制，全都是偏执一面的见解罢了。陆心源 《风俗通义》篇目考 《风俗通义》，《隋书·经籍志》记为三十一卷，注说另有目录一卷；《唐书·艺文志》记为三十卷，与《隋志》不同。大概《隋志》把目录也计算在内，《唐志》没有把目录计算在内。到了宋代已经没有完整的书，所以《崇文总目》所载只有十卷。元丰年间，苏魏公用官本和私本互相校勘，编次为十卷，就是今天流行的本子。（见《魏公集》卷六十六。）此后《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文献通考》所记载的，都没有超过十卷的。但《风俗通》原本虽然散佚，庾仲容的《子钞》、马总的《意林》在宋代还保存着完整的书，所收录的内容都依据三十卷本；这在《广韵》《御览》《通志》等书中可以看到，所以有许多内容超出今本。嘉定年间钱晓征开始辑录《逸文》，仁和孙贻谷继承此事，卢▯召弓又加以考订，刊入《群书拾补》中。应氏书的逸文，到这里搜罗得大致齐备了。只是原书三十卷，每篇都有篇名；如今十篇以外，书既亡佚，篇名也亡佚了。即使凭借钱、孙、卢三位君子的博学广闻，也只能依据《太平御览》《续汉书·五行志》，考得论述若干灾异的两篇篇名，其他的就无法详细考知了。我根据苏魏公集校订《风俗通义》的序文考察，除《皇霸》《正失》《愆过》《誉十反》《声音》《祀典》《神怪》《山泽》十篇之外，《意林》所载的其他篇名有《心政》《古制》《阴教》《辨惑》《析当》《恕度》《嘉号》《秽称》《恃遇》《姓氏》《讳篇》《释忘》《辑事》《服妖》《丧祭》《宫室》《市井》《数纪》《新秦》《狱法》共二十篇。加上现存的十篇，正好三十篇，与《唐书·艺文志》相合。《御览》所引用的《论数》，应当就是《数纪篇》。卢氏根据《续汉·五行志》增加《灾异》一篇，恐怕未必正确。序文又引用《意林》所载《析当篇》说：泰山太守臣劭再拜上书说，秦始皇焚烧书籍、坑杀儒生，六经因此残缺亡佚；高祖受命，四海安定，在墙壁、柱石和石室之中发现了经书遗文，但竹简朽坏、帛书破裂，残缺不全。至于国家施行政事以及民间流传的言语，都无法考察其本源。因此，三代派遣使者乘车巡行，经过遥远地区，采集各地语言，使君主不出门户，也能知道异地的言语。总共九十字，是《群书拾补》遗漏的，所以一并抄录在这里。

译○考证《淮南子》中高诱、许慎二家的注 《隋书·经籍志》记载：《淮南子》二十一篇，有许慎注；又有高诱注二十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相同。到了宋代，高诱、许慎的两家注本混在了一起。因此陈氏《书录解题》说：今本题作许慎注，但详细考察序文，实际上是高诱的文字，实在令人不能理解。嘉庆年间庄逵吉重刊《淮南子叙》，才说后人误将两家合为一家，混杂而没有分别，这种说法似乎是对的。然而如果根据《地形训》的大汾注与《吕览》注不同，《ㄈ真训》的剞劂注与本经训注不同来作证，那么古人注书前后不同的情况很多，不能把这些当作证据。据我考察，高诱注有十三篇，从汉代直到今天没有变化；许慎注有二十一篇，到北宋时还存十八篇，如今只剩八篇。凭什么说明这一点呢？高诱的自序说：我准备借来八篇加以刺读。适逢借书之人去世，于是书也失去了，不能得到。可见在高诱在世时，已经亡失八篇了。隋唐以后，为什么反而有了二十一篇呢？这正是高诱注原本只有十三篇、没有二十一篇的明证。苏魏公校正《淮南子》的序文说：这部书有后汉太尉祭酒许慎、东郡濮阳令高诱两家的注。隋唐目录中两种注本分别流传，今天校勘《崇文》旧书、蜀川刻本以及我某家的藏书，共七部，都题作《淮南子》，两家注互相参杂，已经无法辨别。只有集贤本，前代学者题记说：许慎在篇首标明，都是闲诂；《鸿烈》之下称为“记”；高诱的题字列在卷首，都称为《鸿烈解经》。《解经》之下，高氏每篇注文之下都称为“训”，而且多数篇分为上下，以此作为区别。《崇文总目》也这样记载。又说高诱注比许慎本书更详细，文句也略有不同。我根据文字推究篇次，颇能看出端绪：高诱注的篇名都有，所以说“因以题篇”之语，其中还一并载有奇字的读音。许慎在篇下大略评论主旨。卷中有时借用通假字，如把“周”写作“舟”，把“▯”写作“循”，把“而”写作“如”，把“恬”写作“忄炎”，类似情况不止一处。而且两家注文详略不同，确实如《总目》所说；互相考证、删去重复之后，共得到高诱注十三篇、许慎注十八篇，这就是北宋时许慎注尚存十八篇的明证。我起初读《淮南子》，很奇怪《原道》《ㄈ真》《天文》《坠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汜论》《说山》《说林》《修务》十三篇的注为什么详细，而且有音读；其余八篇的注为什么简略，而且没有音读，截然像出自两个人之手。等到读了苏魏公文集，又仔细推究高氏序文，积存千年的疑问才得到解释。考察《原道》《ㄈ真》《天文》《坠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汜论》《说山》《说林》《修务》十三篇，每篇篇名下都有注，因而有“题篇”四字，注中还载有音读，如“滑，读作骨”“哥，读作讴歌”的一类很多，因此这十三篇就是高诱注。《谬称》《齐俗》《道应》《诠言》《兵略》《人间》《泰族》《要略》八篇，篇下没有“因以题篇”四字，注文只是粗略解释大意，也没有音读，因此这八篇就是许慎注。想来魏晋以后，因为高诱的书不完整，便用许慎的书补入，就像范晔的《后汉书》没有志，便由司马彪补写一样。所以隋唐志书都说有二十一卷。许慎注比高诱注简略，后人喜欢详细而轻视简略，高诱书流行以后，许慎书便逐渐衰微了。宋代还存有十八篇，到明代连这十八篇也看不到了。只是奇怪孙星衍、钱坫、程敦、庄逵吉几位对《淮南子》用功很深，只知道两家注混在一起，却不知道它们虽然混合流传，实际上仍有分别；这正是自矜汉学而读书不多的弊病。后来如果有人校正《淮南子》，把《谬称》等八篇题作“许慎记”，把《原道》等十三篇题作“高诱注”，那才是高诱、许慎两人的功臣。☆姚文楠

译○考察六朝经学家的师承宗派及其所著经注、经说 儒者常说汉人的经学有师承，魏晋以后就没有了。根据今天的考察，这话大错特错。凭什么证明呢？《隋书·经籍志》说：孟氏、京氏的《易》有书传，却没有师承。既然特意以“无师”来区别它们，那么其余没有亡佚的各家都可以知道有师承了。有人诘难说：李延寿《南史》《北史》的《儒林传》，南朝写得简略，北朝写得详细。《北史·儒林传序》叙述经师宗派，从徐遵明、魏献之开始；如果说各家都有师承，那么在他们之前为什么不详细叙述？回答说：这又错了。《北史·儒林传序》只是沿袭李百药《北齐书·儒林传序》，并不是李延寿本人的文字。李百药只是为北齐诸儒追溯源流，所以以北魏末年的大儒为断限。读史的人不能根据李延寿摘取的文字，便说它足以概括北朝四个朝代的宗派。根据李百药原文推求这一点，也就可以知道其余各家同样有宗派。李百药能够追溯到北魏末年，而魏收不能追溯到西晋初年，沈约、萧子显、姚思廉不能追溯到汉末以来，这确实令人遗憾。不过各史列传中仍有零散记载可以考察。例如从魏献之向上追溯，有程元；从徐遵明向上追溯，有张吾贵、郦诠、牛天祜；又如沈麟士、沈峻、太史叔明、沈文阿、张及、王元规等人的师徒传授关系，贺道力、贺▯、皇侃、郑灼传授《三礼》的关系，张崖、刘文绍、戚衮传授《三礼》的关系，以及周宏正、张讥、陆元朗、朱孟博之间的传授关系，都散见于各人的本传。只是想把师承继续上溯到两汉，那么魏晋之间相传的脉络就因缺失而无法考察了。自正始以来，士大夫崇尚虚无，研究经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少，朝廷既不放在心上，史籍记载也因此残缺简略。所以儒林中虽然有宗派，国史却大多没有详细记载，当然不能把责任全归咎于陈寿等人。李延寿说：《诗》学则共同尊奉毛公，《礼》学则共同遵从郑氏。可是叶遵在《毛诗》之外另立一派，讨论礼学的人也多参用王肃的义理，因此李延寿的话也只是概括地说罢了。到了南北朝人所著的经注、经说，汇见于《隋书》以及《新唐书》《旧唐书》的经籍、艺文志中，也杂见于《经典释文》的叙录、南北各史的《儒林传》《隐逸传》以及各史本传。《隋志》有而《唐志》没有的，大约占十分之五六；《唐志》有而《隋志》没有的，大约占十分之三四。史传及陆氏叙录中所载、足以补充隋唐志书缺漏的，也相当不少。考察《隋书》成于贞观年间，而《唐志》实际上依据开元四部目录。贞观和开元相距不远，书籍有的先存后亡，有的先隐后显，参照史传互相校核，正好可以彼此补充，这本来就是应当如此的。至于各书的异同，分歧很多。有的卷数相同而书名不同，例如崔灵恩《传左氏条例》十卷，《唐志》作崔灵恩《春秋》《申先儒传例》十卷；这类情况恐怕多是同书异名。有的书名没有改变而卷数突然不同，例如顾彪《尚书文外义》，《隋志》作一卷，《旧唐志》作三十卷，《新唐志》作五卷；这类情况恐怕多是分合、增删所造成的不同。只有宋明帝《论语补》，卫瑾注，《隋志》作二卷，《唐志》作十卷；用陆氏所作叙录来考证，知道《唐志》把原书的卷数也计算在内，而《隋志》专指补注部分，这才可以考察它们异同的原因。除此之外，卷帙差错的情况还很多。不过钱宫詹《廿二史考异》说：《隋志》载《毛诗义疏》二十九卷，沈重撰《周书·儒林传》作二十八卷。现在考察武英殿本，《隋志》实际上作二十八卷，由此可知刻本多有错误，未必是史书文字本身不同，参照校勘反而可能徒增烦扰。至于那些所著经注、经说见于宋以后著录的，如《关朗易传》一卷，见于《宋史·艺文志》《晁氏读书志》《陈氏书录》《马氏文献通考》；任正一《甘棠正义》三十卷，见于《宋志》《崇文总目》《马氏通考》；刘炫《春秋义囊》二卷，见于《宋志》，这些都是史传和隋唐志所没有记载的。关朗的书至今尚存，已经明确知道是伪书。刘炫有《春秋述义》，用来纠正杜预的错误，还有《杜序集解》等书，《宋志》有记载；恐怕是后人拾取他的遗文，辑成一书的。玩味“囊”字的含义，或许确实如此吧？至于任氏的书，篇帙如此庞大，当时怎么会遗漏不载呢？《崇文总目》说：孔氏《正义》是申发、演绎孔氏的学说，却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实在不能凭空断定。至于那些在十部史传、隋唐志中见载，后来又见于宋以后著录的书，《宋志》记载得最多，但大多没有流传到今天。流传至今的有庾蔚之《礼论钞》、崔灵恩《三礼义宗》两书，马作吾的辑本各自得到三卷，也不是完整篇帙。完整保存的，只有《四库》著录的《皇侃论语疏》十卷，但这也是失传后又重新获得的本子。至于庾蔚之《丧服要记》，杜君卿把它载入《通典》；太叔的《求诗谱注》，原本是欧阳公从绛州得到的；刘▯《易义》，由张皋文辑入别录；刘炫纠正杜预的说法，邵氏瑛为之持平。其余散见于李氏《周易集解》、陆氏《经典释文》以及孔颖达、贾公彦等人的疏中的著述还很多。即使只是残余的精华，也仍然不断滋润后世，关键只在于爱好古书的人去搜集罢了。这就是南北朝人所著经注、经说的大略。各家所著的书，可以考察当时宗派的得失，所以王光禄《蛾术编》颇有论述。不过他的书既已不存，如今只能搜集遗文，评论其长短，尚未能确定其真实情况，因此这里暂且略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三十卷、五卷、二卷〕 除此之外，书帙存在差错的地方还很多。不过，钱宫詹《廿二史考异》说：《隋志》著录《毛诗义疏》二十九卷，沈重撰，《周书·儒林传》则作二十八卷。现在查考武英殿本，《隋志》实际写作二十八卷，由此可知刊本多有讹误，未必是史书文字本身的异同；再去相互校勘，反而成了多余的事。至于他所撰写的经注、经说中，见于宋代以后著录的，有《关朗易传》一卷，见于《宋史·艺文志》《晁氏读书志》《陈氏书录》《马氏文献通考》；任正一《甘棠正义》三十卷，见于《宋志》和《崇文总目》《马氏通考》；刘炫《春秋义囊》二卷，见于《宋志》，这些都是史传以及隋、唐史志中没有记载的。关朗的书直到今天还保存着，已经可以明确知道它是伪书。刘炫有《春秋述义》，其中有攻驳昧误、纠正过失的内容，以及《杜序集解》等书；《宋志》所著录的，恐怕是后人搜集他的遗文，辑成一部书的。玩味“义囊”二字的含义，或许确实是这样吧？至于任氏的书，篇帙如此浩大，当时怎么会遗漏得这样厉害呢？

译《崇文总目》说：孔氏《正义》是在申述、阐发郑玄等人的学说，但不知道它依据的是什么，这实在不能凭空断定。至于那些已经见于十《史传》和《隋唐志》，后来又见于宋代以后著录的书，《宋志》所载最多，但大多没有流传到今天。流传至今的，有庾蔚之《礼论钞》和崔灵恩《三礼义宗》两部书，马氏在辑本中各辑得三卷，但也都不是完整的篇帙。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四库全书》著录的《皇侃论语疏》十卷，然而这也是一部失传后又重新发现的书。至于庾蔚之的《丧服要记》，杜君卿将它载入《通典》；太叔的《求诗谱注》，本来是欧阳公从绛州得到的；刘▯的《易义》，由张皋文辑入别录；刘炫曾纠驳杜氏，邵氏瑛为此持平论断。其余散见于李氏《周易集解》、陆氏《经典释文》以及孔氏、贾氏各家疏文中的材料，还很多；这些残存的精华和余香，也不断地给后人以滋养，只在于喜好古籍的人去搜集罢了。这就是南北朝人所撰经注、经说的大概情况。这些著作都可以用来考察当时各学派的得失，所以王光禄《蛾术编》中颇有论列。不过，这些书既然已经不复存在，如今只能搜寻、剔抉散佚的文字，议论其中的长短；我没有看到实际情况，因此这里姑且略去不论。以上就是考证。○拟议汇刊宋人及本朝人补辑历代史表、史志序 从前刘知几《史通》论述史书有六家，最后归结为两种体例。然而编年体并不是没有作者，历代沿袭的正史却独独采用司马迁、班固的旧式。我私下里曾对此感到疑惑。反复思考之后，才知道纪传体可以包括编年体，而编年体不能包括纪传体。为什么这样说呢？《史记》《汉书》开头有本纪，本纪就是《史记》《汉书》中的编年部分。如果把一朝将相的任免、封爵、承袭、废替等事逐一列出，像丝线一样连贯成表；把一代的典章制度罗列出来，使各项制度都具备完整的始末，作为志书，那么打开书卷便条理清楚，比编年体史书更有优点。这就是编年体的短处，也是《史记》《汉书》的长处。只是奇怪后来的史家能够取法《史记》《汉书》，却仍然舍弃《史记》《汉书》的长处。陈寿、李延寿的书都没有表志；沈约、萧子显、魏收的书以及唐初修撰的各史，都有志而没有表。《旧唐书》《五代史》也一样。那些既有志又有表的史书，有时详略也不合适，读史的人对此感到遗憾。宋代丰城熊氏开始有补修史书的著作。到了本朝，作者尤其多。如今粤东书局又有校补史志的计划，卷帙的增加，实在无法估量；可是先出的书，反而已经有散佚的忧患。现在汇集各种著作，编成一部书，既用来扩大它们的流传，也使那些专心研究史籍的人不必为零星搜购而奔波。唉！当时史书缺少的部分，靠后人补缀，其作用本来已经很浅；但打开书卷便条理清楚，读史的人自然会珍视它。于是仿照龙门编列传记的体例，把目录列在下面。西汉各郡国的兵制，孟坚把它附入《刑法志》；京师卫士的情况见于《百官表》，没有另立《兵志》，并不是疏漏。钱氏搜集本书材料，使散见各处的内容全部汇集起来，虽然可以说是借此抒发自己的见解，但对史学也有功劳。收录钱文季《补汉兵志》一卷。官吏没有表，从后汉才开始。不知道《东观记》以及谢承、司马彪等人的书，是否本来就是如此？总而言之，范蔚宗不能推卸责任。丰城补史的事业就是由此兴起的。收录熊广居《补后汉书年表》十卷。自从范蔚宗开了先例，后来的人便沿袭下来。所以十七史中除《史记》《汉书》之外，只有《新唐书》有表，其余大都没有。四明万氏全部加以补撰。就像女娲补天的五色石一样，这功劳实在伟大！收录万季野《历代史表》五十九卷。熊丰城的书写得很好，但其中关于海昏、不其、寿亭的各条，受到《四库》的纠正。后来的作者删去其中的瑕疵，补取它没有完备的地方，合成一部书，也可以说是丰城的功臣！收录钱可庐《后汉书补表》八卷。

译魏收撰《魏书》，设立《官氏志》；托克托修《金史》，设立《部族表》。元朝起于北方，本来应当采用同样的体例，可是史臣却遗漏了。难道可以不补吗？收录钱竹汀《元史氏族表》三卷。竹汀另有《元史橐》一百卷，可庐另有《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想来他们各有专门精深之处，要同汉圣、唐鉴公相媲美并不困难。何况艺文一门，更是钱氏兄弟用心研究的领域。收录竹汀《补元史艺文志》四卷、可庐《补续汉艺文志》二卷。目录学中，史志最为重要。然而汉、隋、唐、宋五部史书之外，没有人为其他朝代编写史志。如今所搜集的书，和钱氏兄弟的著作前后相接。收录倪▯士《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侯君谟《补后汉艺文志》四卷、《三国艺文志》四卷。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并且编有年表，如今已经失传很久了。后来又有作者恢复这种体例。按照司马子长《十二诸侯六国年表》和《秦楚之际月表》的先例，即使补入《晋书》也可以。收录张庭硕《十六国年表》一卷。自汉代以来谈论地理的人都以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为宗，司马彪续写的《后汉书·郡国志》也大体可以与之相继。此后群雄纷争，疆域分裂，编写地理志越来越困难，而编写者的疏漏和缺失也更加严重。如果有人能够专心研究这一领域，去完成这件困难的工作，难道不值得珍视吗？收录洪稚存《三国疆域志》二卷、《东晋疆域志》四卷、《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正史没有为僭伪政权编写疆域志的先例，洪稚存的《十六国疆域志》本来不能补入《晋书》，但正因为它完成了这项困难的工作，才在僭伪政权纷纷兴起的时代显示出价值，不能拘泥于通常的体例。因此借着洪稚存的书，一并收录徐仲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若干卷、刘孟瞻《楚汉诸侯疆域志》一卷。如今《隋书》的十志，实际上是梁、陈、齐、周、隋五代的史志；它贯通古今，正史的篇目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不能说《梁书》没有地理志。然而《晋书》有地理志，洪稚存所编的《东晋疆域志》仍受到史学家的珍视，何况梁朝本来确实没有专门的地理志呢？收录洪子龄《梁疆域志》八卷。郝冀公续写《后汉书》，有《职官录》，但杂乱采录《史记》《前汉书》《后汉书》《晋书》的文字，记载重复繁杂，不能据此作为三国官制的要典。何况班固《百官表》实际上承袭《史记·将相大臣年表》的体例，后世史臣只把它编成志，失去了原来的用意。收录子龄《三国职官表》三卷。李延寿《南史》《北史》没有表志，但沈约、萧子显、魏收以及唐代史臣既然各自编写了志，那么志固然可以不再补写，表却一定应当补写。收录周两塍《南北史表》六卷。我曾奇怪司马彪编有《舆服志》，沈约、萧子显编有《符瑞志》，对于祥瑞这样的小事反而记载详尽，而食货、兵、刑等重大事项却缺漏很多，轻重倒置，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后汉、南齐都没有人为此补辑。现在收录郝兰皋补写的《宋书食货志》一卷、《刑法志》一卷。《兵志》始于《新唐书》，从此乐清钱氏便起来补《汉书》的缺漏。过了几百年，又有一位钱氏出来补《晋书》的缺漏，仿佛有渊源相承的关系。收录钱ぅ石补《晋兵志》一卷。宋人所补的表一部、志一部，本朝人所补的表七部、志十三部，共若干卷。以后如果还有续出的著作，只希望当代君子共同留意。某年某月某日某序。

译☆姚文楠 ○答复关于日本最近出现的古书的询问 中国同日本开始往来于秦代。《迁史》说：秦始皇派徐市（就是徐福）带领几千名童男童女出海寻找仙人。徐市又曾说海中有三座神山，后来他确实到了日本。如今纪伊国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这就是证据。日本同中国开始往来于后汉。范书说：建武中元年间，委奴国来进贡朝贺，光武帝赐给它印绶。所谓委奴，也就是日本。近来筑前人挖土，得到一枚“汉委奴国王”印，这就是证据。徐福东渡时是否带有书信，大概无法考察。日本国史说他们有典籍，恐怕是因为中土有“典坟”这个名称而附会出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那些书。欧阳修《日本刀歌》说：徐福出行时书籍还没有被焚毁，《逸书》百篇如今还保存着；法令严厉，不许传到中国，天下没有人认识古文。这也只是好古而产生的想象之词罢了。据源光囗方《大日本史》，应神十六年，从百济征召王仁来日本，才开始有《论语》《千字文》。这是继钟繇《千字文》之后，到了继体七年、十年，百济派遣五经博士段扬尔，又派遣汉安茂，才开始有五经。（《日本纪》把《礼》《乐》《书》《论语》《孝经》作为五经。）《古语拾遗》说：上古的事情只是口耳相传，自从王仁来到以后，人们才开始识字。考察日本同百济往来时，正值中国南北朝末期；而陈寿的志书有亲魏倭王的诏敕，《北史》说：后来又都接受中国授予的爵命。江左历经晋、宋、齐、梁，朝聘往来不断。由此可见，中国自汉代以后频繁同日本往来，却没有一部书传到海外；考察日本国史就可以知道这一点。隋炀帝时，日本派大礼小野妹子（《隋书》说苏因高就是此人）来聘问。小野妹子回国后上奏说：臣回来时，隋朝把国书交给臣；臣的船经过百济，百济逼迫臣，夺走了国书。这是中国书籍向东流传的开始。此后日本遣唐使接连不断，又多次派留学生来唐，因此日本的书籍逐渐丰富起来。然而日本史书没有艺文志，无法考知它的书目以及各书存亡聚散的经过。到了《宋书》说：日本僧人{大周}然进献郑玄注《孝经》，又由{大周}然叙述本国的书，其中有《文馆词林》。宋人不知道这部书的名称，误把“馆”写成“校”，事情见于宋朝《类苑》，引用的是杨亿《谈苑》的意思。中国经历五代战乱，书籍大量散亡，反而有些书借日本得以流传。然而日本自保元、平治年间以后，武门争夺权力，源、平两氏天天交战，天下纷扰，许多书籍毁于兵火。当时赖以延续一线传承的，只有僧人。九百多年以后，德川氏兴起，文治重新兴盛，各藩都设立学校和书库。昌平学、足利学、枫山官库、伊势林崎，都是藏书特别丰富的地方。一时之间，学士大夫逐渐受到风气熏陶，无不懂得珍重古本，如狩谷氏求古楼、小岛宝素堂、福井氏崇兰馆、新见氏赐卢文库、曲直濑氏怀仙楼、山田氏九折堂、增岛氏竹荫书屋、涩江氏容安书院、▯高氏温古堂、多纪氏三松斋、伊泽氏酌源堂、海保氏传经庐、松▯氏石经山房、奈须氏久昌院，都是海外声名卓著的藏书处。近代的书目学家，前有藤佐世的《日本现在书目》，又有今人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足以作为考证的依据。森立之说：日本流传的古抄本，完整保存着隋唐旧本，是宋元人无法看到的，大概不下几十种乃至上百种。至于宋元刻本和朝鲜刊本，是明代以来各家从未见过的，更是数也数不清；他能够逐一征引其文字，颇不是夸张。可是这些书分散在各地，搜集起来很困难。明治维新以后，西学兴起而汉籍衰落，世袭俸禄废除而学士贫困，他们将不能保存现有的藏书；这些书流落后归于撕毁湮灭，已经近在眼前了！光绪三年，番禺何公出使日本，访求散佚古书却没有收获；但日本人知道中国正在求购这些书，于是渐渐拿出他们所藏的书，向世人公开。如今星使遵义黎公又去搜求，不到一年，未经奔走便送来的书几乎有二十种。这样看来，将来继续有所收获，实在不可限量。☆徐继▯ ○《瀛环志略》自序 地理没有地图就不明白，有了地图而不亲自考察也不能完全了解。大地有一定的形态，不是可以凭主观意想任意伸缩的。西方人擅长远行，帆船遍航四海，所到之处就抽笔绘图，所以他们的地图特别可靠。道光癸卯年，我因公务驻在厦门，遇见米利坚人雅裨理，他是西方博学多闻的人，能够说闽语，带有地图册，绘制、刻印得极其精细；我苦于不认识图上的文字，于是临摹了十多幅，向雅裨理询问并请他翻译，粗略知道了各国名称，但仓促之间不能详细了解。第二年我再次到厦门府，司马霍君蓉生买到两册地图，一册大约二尺多，一册约一尺，内容比雅裨理的册子更加详细严密；又寻得西方人用汉字写的杂书数种，我也继续搜求得到若干种。这些书语言鄙俗、不合文理，典雅的读者难以入眼。我便汇集、选择其中的材料，即使只有片纸也保存记录，绝不丢弃。每次遇到西方人，便拿出册子考证；对于域外各国的地形、形势，也逐渐了解到大概。于是依照地图立论，选取各书中可信的材料，推衍成篇，时间久了积成卷帙。每得到一本书，或发现一条新材料，就立即改写增补，稿本总共修改了几十次。从癸卯年到现在，五次经历寒暑，公务之余只把这件事当作消遣，没有一天停止过。陈慈圃方伯、鹿春如观察看过这部书，认为可以保存下来，替我删订其中的错误，分成十卷。同人中请求观看的人很多，大家怂恿我付印，于是给它取名为《瀛环志略》。现在把它写成书的缘起记在这里。

译○附《瀛环志略》凡例 一、本书以地图为纲领，地图是根据西方人的原图钩摹而成。原图中河流道路的脉络细如毛发，山岭城邑大小都齐备；既然不能把名称全部译出，而且汉字笔画繁多，也不是在方寸之地能够写下的，所以河道只画最著名的，山岭只画大致形势，城邑只标出各国都城，其余一概从略。一、本书专门详细记述域外地区。葱岭以东、外兴安岭以南、五印度以北的一切回部、蒙古各部，都是我国国家候尉所管辖的；朝鲜虽然伸入东海，也同亲藩没有区别，都是神州扶助保护的地区，不应收入本书。谨在卷首绘制一图，说明拱卫北极、朝宗中原的意义，不敢再多说一句。一、南洋各岛国，隔着芦苇航道同闽、粤相通；五印度同两藏接近。汉代以后、明代以前，它们都是弱小的藩部，按时来朝贡；如今却全都变成欧罗巴各国的商埠，这是古今的一大变局。因此对于这两个地区，叙述得比较详细。至于南洋各岛国，从两汉时就同中国往来，历代史籍并非没有记载；但地名、国号辗转混淆，方向、远近的说法也各不相同，无法追究，反而不如近代闽、粤人游历南洋时所作的记录可靠。本书写南洋各岛国，都依据近人的杂书，并在后面略附其沿革。五印度现在是英吉利的属部，全部依据西方人的书。它历代的沿革过于琐碎，而且一半涉及佛典，只在篇中略说几句，使叙述简明。一、西域各部直到南面的波斯、天方诸国，西方人绘有分图。其中葱岭以西、里海以东、波斯、爱乌罕以北、俄罗斯以南，西方人绘成一图，总名为达尔给斯丹（“斯丹”也写作“士丹”，西域语中意为国主；《元史》误作“算端”，又作“算滩”）。这些地方就是古代的康居、大夏、大宛、大月氐、奄蔡诸国。历代变更沿革，纷乱得像乱麻一样；近代士大夫从军西域，也有很多著述。现在只就官书中见到的内容作概略叙述，不敢涉入考据的范围，也姑且借此掩饰自己的浅陋罢了。一、日本、越南、暹罗、缅甸诸国，历代史籍记载得很详细；现在只根据它们当前的国势、士俗立传，并在后面略附其沿革。至于欧罗巴、阿非利加、亚墨利加诸国，从前史籍没有记载，如今都追溯它们建国的开端直到今天。它们古代的著名国家，如巴庇伦、波斯、希腊、犹太、罗马、厄日多、非尼西亚等，分别另立一传，附在今天所属国家之后，希望界限划分清楚，不至于牵连混杂。一、西方各国的疆域、形势、沿革、物产、时事，全都取自西方人的杂书，有刻本、抄本，也有月报、新闻纸之类，共约几十种。这些书的文理大半鄙俗难通，但事实大多可以依据。各种说法偶有不同，就选择比较接近事实的采用；也有同西方人会面时听来的口述，把这些材料凑合铺陈成文字，只求形成片段而已。由于取材很杂，所以不再注明出自哪一本书。一、西方人如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之类，都长期居住京师，通晓、习用汉文，所以他们所著的书文理相当明白通顺；但其中夸张荒诞、诡异怪诞的说法也不少。近代西方人没有谁的汉文造诣很深，因此他们的书大多鄙俗而不合文理；但他们叙述各国兴衰事迹，却确实可靠。由此可知，他们的文字反而不如这些内容朴实。一、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个人翻译会有十种不同的写法，一个人翻译，前后也可能不同。这是因为外国没有两个同音字，而中国同音字有时多达几十个；外国有两个字合起来表示一个音、三个字合起来表示一个音，而中国没有这种文字。因此用汉字书写外国语音，不能完全相合的地方本来就有十分之七八；而西方人学习汉字的都在粤东，粤东土语本来就不是汉文正音，辗转混淆讹误，终于无法辨识。例如波斯，有时译作“白西”，转而写成“包社”，又把“巴社”讹作“高奢”。我曾让西方人用口说出这个名称，他们说是“百尔”；又让他们亲笔写出来，则写作“比耳西”。现在把译音和异名注在各国名称之下，希望读者容易辨认，但也不能全部做到。一、西方人不能细致区分汉字的正音。“斯”和“士”、“是”和“实”、“西”和“苏”混为一个音，至于“刺”和“拉”更不用说了；“土”和“都”、“度”和“杜”、“多”和“突”混为一个音，至于“撒”和“萨”更不用说了。因此所翻译的地名、人名，各人的说法都不相同。一、西方各国的语音本来就不同。本书地名有的是英国人翻译的，有的是葡萄牙人翻译的。英国人翻译的字数少，但语音不完整；葡萄牙人翻译的语音虽然齐全，一个地名却多达八九个字，曲折难读，不能完全相合。比如花旗的首国，英国人译作“缅”，葡萄牙人译作“卖内”。现在姑且用来记事，无法知道哪一种究竟对、哪一种错。一、地名中“亚”字在开头的，都读作“阿”；在末尾的，多读作“讶”；“加”字多读作“嘎”，也有读作“家”的；“内”字都读平声，音近“尼”；“疴”字读如“诃”。一、各国的正式名称，例如瑞国应当写作瑞典，讠▯国应当写作讠▯马，西班牙应当写作以西把尼亚，葡萄牙应当写作波尔都噶亚；但是一经改写，读者突然不知道它是哪个国家。因此一切仍沿用旧称。一、外国地名、人名，少的一个字，多的达到八九个字，完全没有文义可循；几个名称连着书写，读者无法断读。现在把地名、人名全部勾出，间或加上圈点，以便醒目。明知道这不是著书的体例，姑且取其便于阅读罢了。

译☆姚椿 ○《国朝文录》自序 自从孔子、孟子去世以后，文章同道义分离。汉、唐以来，二者有时结合、有时分离，各占一半。到了宋代朱子出现，才开始把道义和文章合而为一。他读《唐志》中的文章，真是详细而且深有意味。元代到明代，大旨与此并不很相悖。本朝儒者斟酌文章与道义的关系，说道：用韩愈、欧阳修的文章，来表达程颐、朱熹的道理，可以说是正道了。但有人说：这两者不能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反而会两败俱伤。唉！难道真的是不能合，还是没有深入研究本末、轻重的道理呢？国初各家承袭明末的余绪，尚且没有完全改变。中叶以来，文事大为兴盛，但道路也于是分歧了。综合起来评论，终究不能说不是一代的盛大规范。朱子一生研究文字，他下功夫从致知、格物入手，又把尊崇德性和追求学问同等看重，这难道不足以说明他重视文章吗？而他既然这样说，也可以推想其中的原因了。形而下的东西叫作器。如今却把游艺置于据德、依仁之前，把文学凌驾于孝、悌、谨、信之上，这还可以说是懂得根本吗？更严重的是，把驳杂当作博学，把诋讠其当作才干，于是文章之道更加荡然无存了。我私下对此很困惑！我从小就酷爱文章辞藻，却茫然不知大道的归宿。后来拜见并追随硕学大师，充分熟悉他们的见解，才知道前代贤者治学并非苟且；又担心从前搜集的材料有所散失，便把它们分类编排，删去繁杂芜乱和重复冗余。内容以正大为宗旨，文辞以雅洁为主，间或略有出入，但一定是道理上没有太大悖谬的，然后才编入其中。凭我浅陋愚昧的见识，哪里敢说足以了解诸位君子博大而完整的学问，并使它永远流传？只是如果任凭这些材料散失，也就不是我所说的诚实、好古以及让不贤者认识其小处的本意了。于是合并编成一书，共八十二卷。我私下认为，后世君子如果想考察历代的会通，综合一个朝代的典章要旨，并探求古代圣贤留下的思想，大概也会浏览这部书吧。华蘅芳 《微积溯源》序 《微积溯源》共八卷，前四卷讲微分术，后四卷讲积分术，这是算学中最深奥的内容。我同西方学者傅兰雅译完《代数术》二十五卷后，又想进一步探求更高深的内容，所以再次同傅君翻译这部书。在此以前，咸丰年间海宁李壬叔曾同西方学者伟烈亚力译出《代微积拾级》一书，流传于全国。我一向同壬叔友善，得以读到他的书，粗略了解微分、积分两种方法的概况。所以又翻译这部书，是想补充其中略去的内容。书中的代数公式非常繁多，校核计算很不容易，其中刘君省庵出力最多。如今刻印已经完成，因此作序说：我认为古代的算法，只有加法和减法。乘法与除法，是因为加减法繁琐得难以应付，所以才另外创立这两种方法，使计算简便。开方的方法，又是用来弥补除法不足的。因此，算学中本来有加、减、乘、除、开方五种方法，而一切浅近易懂的数目，没有不能用它们解决的。只是人的思想和智慧每天都有新的发展，往往把能够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当作快意；遇到阻碍难通的地方，便设法创立新的方法来弥补不足。因此，有时要减去一个不能再减的数，于是不得不建立正数、负数的名称；有时要除一个不能整除的数，于是不得不建立借助分母通分的方法。代数中种种记号的规定，都是不得已才创立的。每创立一种方法，必定能使繁琐变简易、困难变容易、迟缓变迅速、疏略变严密，算学的境界也借此更进一层。如此不断推进，所创立的方法便日益增多了。微分、积分，是因为乘法、除法、开方繁琐得难以应付，并且有些地方阻碍难通，所以又创立这两种方法，使计算简易而迅速，从而求得极为精密的数值。试看由圆的直径求圆周的准确数值、求对数等事情，即使没有微分、积分，也并非不能求得，只是必须反复进行几十次、上百次乘除开方，困难得难以形容；不如使用微积分的方法，道理明白而计算迅速。这样说来，可以认为在加、减、乘、除、开方、代数之外，还有两种方法：一叫微分，一叫积分。积分术是微分的还原，正如平方根是乘方的还原，除法是乘法的还原，减法是加法的还原一样。但加法和乘法的原数都无不可还原，而微分的原数有的可以还原，有的不能还原，这就像算式中有些方数不能开方一样，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如果一定说加、减、乘、除、开方已经足够供我们使用，何必再探究其中精微，那就如同舍弃舟车的便利，偏要背着重物远行；费力多而成效少，自然不必等聪明人也能分辨。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八日作序。

译《代数术》序 《代数术》共二十五卷，是我同西方学者傅兰雅翻译的。傅君本来精通这门学问，我也粗略懂得算法。因此傅君口头讲述，我执笔记录。每天记录数千字，不以艰苦为意，经过两个月完成初稿。抄写后交付刻印，历时一年完成，于是展读一遍，作序说：数的名称从一开始，到九结束；到了十，就进一位，仍然使用从一到九的数名。到了百，又进一位，仍然使用从一到九的数名。这样一直到千万、亿、兆，规则都是一样的。古人创造数的名称时，之所以一定以十为进位标准，实在是因为数目可以达到无穷；如果每个数都各有一个名称，我们的名称必然有穷尽的时候，而且纷乱无序，难以记忆。不如把数目限定到九，到了十便进一位，这样举手就能表示，屈指就能记数，即使愚笨的人也都能做到。所以这种方法便于百姓日常使用，流传了数千百年，到今天仍未改变。看看市场贸易的地方，各种货物罗列在那里，精粗、美恶、贵贱不同，数目也就不同；多少、长短、大小、轻重不同，所计的数目又不同。凡是想用自己所有的东西换取自己没有的东西，都必须拿着算筹计算。人们斤斤计较的，无非都是数目。假如有人说我能用另一种方法代替数目，谁会相信他呢？实在因为乘除加减不过是举手之劳，片刻便可得到，其中本来没有深奥难懂的道理，也本来无需代替。只是数理幽深，最经得起探索，历代算家推演计算，务求阐明精微，于是题目设置得越来越难，计算安排得越来越繁，甚至经过十天、几个月，也不能完成一道计算。而且所求的数目往往混杂、隐藏在各个数目之中，其中的道理也曲折深远，不容易明白。如果每件事都必须设一道题，每道题都必须制定一种方法，枝枝节节地处理，那么方法多得将无法计数，却仍然不足以穷尽数理的变化；不如任凭数理有万般变化，而我创立一种通用的方法来驾驭它。这就是中法的天元、西法的代数所以产生的原因。代数方法把已知数和未知数都用字母代替，乘除加减各有记号加以区别，可以按照题目的曲折变化相互配合。等到层层累积的关系已经明白，次序等级已经显现，再把所代替的数代入，所求的数就出来了。因此可以省去列算式的功夫，心力也较为轻松，因为不必依靠反复思索就能得到结果。虽然代数方法确实简便、确实便利，但试问研究这门方法的人，难道就能不嫌它繁复吗？那也不能。人的心智每天不断进步，只要没有昏沉迷乱，就一定不肯中途停止。所以开始时因繁琐而寻求简易，等到已经简易了，必然还要继续前进而再次遇到繁琐。即使这样反复几十次，难道能够避免吗？由此可知，代数的意义，是用来处理数学中探究深奥、搜索隐微的问题，并不是为浅近的计算而设的。如果是米盐零碎之类的事情，却一概想用代数来处理，没有不被市井商人嘲笑的。至于代数天元的异同和优劣，读这部书的人自然能够明白，不必等待我的说明。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日作序。《象数一原》跋 以上《象数一原》七卷，是项梅侣先生尚未完成的稿本，由戴鄂士先生补写完成。事情的原委，详见原书序跋。乌程徐庄愍公曾嘱托张君南坪在苏州刻印此书。尚未印行，忽然遇到庚申之乱，庄愍公殉难，南坪到湖州探望母亲，也被贼人杀害。不仅刻成的书版已经化为劫灰，就连底本也不知流落到谁的手中。后来被南汇张啸山先生得到，收藏在箱箧中，差不多二十年。先生晚年被黄漱兰学使聘请，主持南菁讲席。我弟弟若▯侍奉在先生身边，先生对他说：“我有一种项氏遗书，准备赠给你的兄长。”不久先生辞去讲席，回到松江的钱园养老，便把这部书寄给我。他的亲笔信说：“这部《象数一原》，是我先前在白下得到的，大概是南坪所藏。我年老了，继承人还年幼，长久留在我这里也没有用处，现在就寄赠给你。项氏这部书还没有刻本，如果能设法刻印，也是使它不朽的大功业。”我收到书后写信向他致谢。不到几个月，先生已经归道山了。唉！我在金陵时，曾同先生朝夕相聚；后来到了沪上，也多次相见，却一直不知道他收藏着这部书。直到他将近衰老的年纪，才肯打开箱子把书拿出来，由此可见他对这部书的郑重珍惜。我既仰慕项氏、戴氏的学问，又感念先生临终授书的心意，深怕因为珍惜而秘密收藏，反而使它最终湮没。我的表弟赵静涵有刊刻《高斋汇刻》的计划，于是我劝说他把书交给刻工刊印。仁和高白叔孝廉看重这是乡里前辈留下的著作，又拿出百金资助。经过一年，书才完成。先生如果有知，也可以没有遗憾了。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一日，跋于沪上格致书院。

译何秋涛 《俄罗斯进呈书籍记》（附书目） 大清承受上天之命，拥有九有，四海内外没有不臣服的。西北有俄罗斯国，土地荒远，背靠北冰海，南面邻接蒙古及各回部。他们仰慕我朝的德化，每年按时派本国才智出众的子弟来到都城学习满、汉文字，诵读学习经史诸书；国家优厚地供给廪米钱粮，精选通晓文学的官员教导他们。期满后就返回本国，再派其他子弟来替代，称为“换班”。这大概是我圣朝声教远播，逐渐使人归于仁、遵循义；凡是偏远荒僻的地方，无不希望让他们学习道德、尊重诗书，这确实是亘古以来未有的盛大举措！二百年来，他们的国家逐渐受到文教熏陶，文化事业更加兴盛。国人用本国文字编纂成书，不下数十、上百种。然而受疆域限制，流传到中国的极少。他们的国民分别属于不同种族，有萨刺瓦族、力丁族、芬族、日耳曼人、犹太散民，都尊奉希腊教，也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有鞑鞑里族，游牧于该国南部边境，信奉回教，就是西域回部的一类；有甲才族，也游牧于该国东南边境，信奉佛教，就是中国蒙古的一个别部。当初蒙古土尔扈特部同准噶尔发生冲突，向北依附俄罗斯。俄罗斯把额济勒河一带的土地给了他们，这是明朝末年的事情。到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领额济勒河以东十多万户人口到伊犁归附。河西的户口仍居住在俄罗斯，都信奉佛教。道光二十五年，俄罗斯国王上表说，《丹珠尔经》是佛教所重视的经典，而本国没有，请求颁赐。皇上命令发给雍和宫所藏的八百多册赐给他们。过了几个月，俄罗斯国王借换班学生进京之机，便把本国所有书籍全部抄写一份来进献，共三百五十七号；每号为一帙，装饰十分华美，有书也有图。只是整部书都使用俄罗斯文字，人员不能全部识读。有关官员商议将它们退还。有人说：“这正是他们用来报答的礼物，如果拒绝，反而会违背远方人的情意。不如上奏请求收藏在理藩院，等有空时再翻译。”于是军机处把它们登记在档册中，按惯例必须先翻译书名，才能得到这三百五十七号书的目录。好事之人争相传抄，我也得到并抄录了它。考察其中内容，讲述该国历史、地理、武备、算法的书约占十分之五，医药、种树的书约占十分之二，文字学、训诂解释的书约占十分之二；至于天主教书以及诗文等类，仅占十分之一。这些书中足以用来准备掌故、考核事实的很多。把它们置于典属，交枢廷掌管，将来依次翻译，对边防和军政大有帮助；其中关系难道还浅薄吗？从前大西洋人利玛窦等在明朝万历年间进入中国，进献他们所著的各种书，当时被称为盛事。却不知道西洋距离中国极其遥远，利玛窦等人自行进献的书，同他们的国王并没有关系。至于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都是进入中国以后编纂的，大多夸大他们的宗教，充满夸张荒诞之词，不足以作为依据。如今俄罗斯逐渐受到文化道德的教化，浸润已经很久；他们的国王亲自进献书籍，多达三百多种，而且都确实可靠、有所依据。它们既远胜于艾儒略、南怀仁诸书的荒陋，又表现出他们仰慕德化、恭敬顺服的心意，远远超过寻常，更是自古以来未有之事。这哪里是明代利玛窦等人进献书籍的事情所能相比于万一的呢？我认为这是千古难逢的盛会，不能不记录。因此把书目列在下面，以告知后来的人。

译附：俄罗斯国进呈书籍总目。第一号：《俄罗斯国汗制总例》十五本。第二号：《俄罗斯国汗制续纂新例》三本。第三号：《俄罗斯国各省州邑资学治理画一条例志》一本。第四号：《治国齐民志》一本。第五号：《俄罗斯国性理齐治志》一本。第六号：《俄罗斯国条例汇纂》一本。第七号：《俄罗斯国防守丛林隘口推广条例》一本。第八号：《发明天地物理指南全书》一本。第九号：《天地物理汇说》一本。第十号：《释明凡物性理指南志》五本。第十一号：《教习灵魄自知文》一本。第十二号：《论性文》一本。第十三号：《灵魄不泯释文》一本。第十四号：《魂化自持释文》一本。第十五号：《俄罗斯国行效外国事务论》二本。第十六号：《各国汇史》二本。第十七号：《资学古今寰海史》三本。第十八号：《资学寰海世系史》三本。第十九号：《寰海古今史汇纂》十二本。第二十号：《资学寰海各国史》一本。第二十一号：《外国史汇纂》一本。第二十二号：《寰海史通纂》三本。第二十三号：《发明西洋各国通例》三本。第二十四号：《天下各国表文》一本。第二十五号：《因时指订各国历代疆域地理图》一本。第二十六号：《俄罗斯国音丕喇托尔在位时，发明西洋政事论》二本。第二十七号：《窃占俄罗斯汗位记》六本。第二十八号：《开辟阿弥叶里喀新州地理志》一本。第二十九号：《名媛汇史》二本。第三十号：《名士图像》一本。第三十一号：《名士表传》一本。第三十二号：《俄罗斯国史》十三本。第三十三号：又六本。第三十四号：又五本。第三十五号：《初学必读俄罗斯史》一本。第三十六号：《初制资学国史》一本。第三十七号：《俄罗斯史》一本。第三十八号：《俄罗斯史汇》一本。第三十九号：又一本。第四十号：《南方居民史》三本。第四十一号：《南方都汪河驻史》三本。第四十二号：《俄罗斯国汗史》一本。第四十三号：又二本。第四十四号：又二本。第四十五号：《俄罗斯国妃通鉴》三本。第四十六号：《俄罗斯国妃史》二本。第四十七号：《俄罗斯国妃自制志》六本。第四十八号：《俄罗斯国地理图》一本。第四十九号：《俄罗斯国武备志》三本。第五十号：《置兵出战书》五本。第五十一号：《行师各国书》三本。第五十二号：《平定费阳梁地纪略》一本。第五十三号：《武备志》四本。第五十四号：又二本。第五十五号：《征法啷锡战策》一本。第五十六号：《武备志》一本。第五十七号：又一本。第五十八号：《纪年志》一本。第五十九号：《博罗抵脑战策》一本。第六十号：《那普哩勇犯界战策志》二本。第六十一号：《平定空谷尔国方略》二本。第六十二号：又三本。第六十三号：又二本。第六十四号：又三本。第六十五号：《寄舟师信函》二本。第六十六号：《舟师记》四本。第六十七号：《名士集传》五本。第六十八号：《统兵元帅传》四本。第六十九号：《宰宰相元帅传》二本。第七十号：《征法啷锡名帅传》四本。第七十一号：《水师名帅传》四本。第七十二号：《俄罗斯国史》十五本。第七十三号：又三本。第七十四号：又一本。第七十五号：又一本。第七十六号：又四本。第七十七号：《俄罗斯国妃史》六本。第七十八号：又一本。第七十九号：《俄罗斯国大元帅传》一本。第八十号：又一本。第八十一号：又二本。第八十二号：又三本。第八十三号：《武臣传》三本。第八十四号：《俄罗斯国言行记》三本。第八十五号：《俄罗斯国征啷法锡言行记》一本。第八十六号：《言行记》四本。第八十七号：《俄罗斯大帅言行记》一本。第八十八号：《俄罗斯国汗践祚典礼》一本。第八十九号：《各国地理志》一本。第九十号：《各国资学诱掖地理汇书》二本。第九十一号：《地理总志必读》一本。第九十二号：《地理总志汇纂》一本。第九十三号：《古地理总志汇纂》一本。第九十四号：《经行沿海记》一本。第九十五号：《经行南洋记》三本。第九十六号：《经行四方记》四本。第九十七号：《周行沿海四方记》三本。第九十八号：又一本。第九十九号：《经行地理图》一本。第一百号：《入海经行记》一本。第一百一号：《北海经行记》三本。第一百二号：《四次至北海记》一本。第一百三号：《阿弥叶▯利喀州记》一本。第一百四号：《阿细亚州记》七本。第一百五号：《发蒙周行天下四方记》二本。第一百六号：《巡查南洋记》三本。第一百七号：《经行沿海记》一本。第一百八号：《天下奇物志》四本。第一百九号：又二本。第一百十号：《天下地理人物图像记》二本。第一百十一号：《殊方景物图览》一本。第一百十二号：《图集》三本。第一百十三号：《空谷尔国志》二本。第一百十四号：《奇物名人记传汇书》八本。第一百十五号：《奇物鉴》五本。第一百十六号：《天下山水古迹图》二本。第一百十七号：《格▯▯齐雅国景物图》一本。第一百十八号：《什魏擦尔济雅国景物图》一本。第一百十九号：《民生财产记》一本。

译第一百二十号：《天下地理鉴》一本。第一百二十一号：《俄罗斯国地理志》二本。第一百二十二号：又一本。第一百二十三号：《童蒙必读俄罗斯地理志》一本。第一百二十四号：《俄罗斯国志》二本。第一百二十五号：《俄罗斯国资治总记》二本。第一百二十六号：《俄罗斯国各处方物志》一本。第一百二十七号：《俄罗斯国各处民生志》一本。第一百二十八号：《俄罗斯国辨明志》六本。第一百二十九号：《喀法喀斯所属各处志》四本。第一百三十号：《俄罗斯都城志》三本。第一百三十一号：又一本。第一百三十二号：又三本。第一百三十三号：《莫斯廓瓦南都志》一本。第一百三十四号：《莫斯廓瓦都城志》二本。第一百三十五号：《擦尔色库叶都城记》一本。第一百三十六号：《驿站指程》二本。第一百三十七号：《俄罗斯国志》一本。第一百三十八号：《俄罗斯国时宪书》一本。第一百三十九号：《古今钱法》三本。第一百四十号：《各国钱法异同》一本。第一百四十一号：《叶瓦鲁巴州钱法》一本。第一百四十二号：《俄罗斯国事功铸钱集成》一本。第一百四十三号：《地丁全书》二本。第一百四十四号：《耕耘成法论》二本。第一百四十五号：《地丁工作新编》三本。第一百四十六号：《地丁工作成法》一本。第一百四十七号：《地丁究源》六本。第一百四十八号：《耕牧论》一本。第一百四十九号：《乡民耕种资学》一本。第一百五十号：又一本。第一百五十一号：又一本。第一百五十二号：《耕种总论》二本。第一百五十三号：《月令集要》一本。第一百五十四号：《地丁书》四本。第一百五十五号：《耕耘论》一本。第一百五十六号：《种树论》一本。第一百五十七号：《种花草论》一本。第一百五十八号：《种菜论》一本。第一百五十九号：《防守植本论》一本。第一百六十号：《山野养植树木发明》一本。第一百六十一号：《花木园亭图》一本。第一百六十二号：《建造楼台书》一本。第一百六十三号：《村居器具造法》二本。第一百六十四号：《居家事务须知》四本。第一百六十五号：《织染发明》二本。第一百六十六号：《淘金新法发明》一本。第一百六十七号：《各项工作发明》二本。第一百六十八号：《俄罗斯国工作器具记》四本。第一百六十九号：《本草纲目》二本。第一百七十号：《初学必读本草纲目》一本。第一百七十一号：又一本。第一百七十二号：《禽兽集图》一本。第一百七十三号：又二本。第一百七十四号：又一本。第一百七十五号：《本草损益》二本。第一百七十六号：《俄罗斯国植木记》一本。第一百七十七号：《草木记》二本。第一百七十八号：又六本。第一百七十九号：《金石记》一本。第一百八十号：《发明土产金宝记》二本。第一百八十一号：《金石总鉴》三本。第一百八十二号：《土产辨明》二本。第一百八十三号：《医法论》一本。第一百八十四号：《形体全录》一本。第一百八十五号：《形体全录理解》二本。第一百八十六号：《希噜尔吉医书》二本。第一百八十七号：《医法新编》四本。第一百八十八号：《千金方》一本。第一百八十九号：《疗病用药记》一本。第一百九十号：又一本。第一百九十一号：《本草备要》一本。第一百九十二号：《贴药尔撇医书》十本。第一百九十三号：《内症记》一本。第一百九十四号：《形体记》二本。第一百九十五号：《对症用药记》五本。第一百九十六号：又三本。第一百九十七号：又一本。第一百九十八号：《慎诊病奇书》一本。第一百九十九号：《小儿疾病辨明论》一本。第二百号：《发明凉水治病论》一本。第二百一号：《医兽用药治明》一本。第二百二号：《医病发解》一本。第二百三号：《发明痔疮论》一本。第二百四号：《种牛痘法》一本。第二百五号：《眼科》二本。第二百六号：《魂病论》一本。第二百七号：《延寿法》一本。第二百八号：《算法全书》二本。第二百九号：《次学算法全书》一本。第二百十号：《算法本源》一本。第二百十一号：《次学算法本源》一本。第二百十二号：《算法数目》一本。第二百十三号：《算法归除》共一本。第二百十四号：归入前号。第二百十五号：《阿勒喀布拉数书》一本。第二百十六号：《贴斐叶楞齐数书》一本。第二百十七号：《贴斐叶楞齐数书发》一本。第二百十八号：又二本。第二百十九号：又一本。第二百二十号：又一本。第二百二十一号：又一本。第二百二十二号：《地势高下图》一本。第二百二十三号：《陇亩分界书》一本。第二百二十四号：《日月星辰论》一本。第二百二十五号：《阿斯托罗密雅书》一本。第二百二十六号：《初学天地日月星辰论》一本。第二百二十七号：《宿绘三十篇》一本。第二百二十八号：《气遇灵机》二本。第二百二十九号：《天定地理》一本。第二百三十号：《五行晰解》一本。第二百三十一号：《天地性理习解》二本。第二百三十二号：《费依什喀书》一本。第二百三十三号：又一本。第二百三十四号：《风水工作器用晰解》一本。第二百三十五号：《择地列阵建营图说》一本。

译第二百三十六号：《定准日出日入书》一本。第二百三十七号：《用兵技艺谋略论》一本。第二百三十八号：《军营修造晰解》三本。第二百三十九号：《用兵技艺谋略论》二本。第二百四十号：《兵技论》二本。第二百四十一号：又一本。第二百四十二号：《战策》一本。第二百四十三号：《坚垒论》二本。第二百四十四号：《炮兵法解》二本。第二百四十五号：《阿尔塔列勒书》一本。第二百四十六号：《行兵进退论》一本。第一百四十七号：《行兵战守论》二本。第二百四十八号：《管船官员事宜论》一本。第二百四十九号：《慎守造用军器发明》一本。第二百五十号：《战阵总论》一本。第二百五十一号：《俄罗斯国兵丁各项衣服器械记》三本。第二百五十二号：《乐记》一本。第二百五十三号：《乐理晰解》一本。第二百五十四号：《传真古法全书》一本。第二百五十五号：《俄罗斯字书》一本。第二百五十六号：《俄罗斯资学字书》一本。第二百五十七号：《俄罗斯字式新书》一本。第二百五十八号：《俄罗斯习字书》一本。第二百五十九号：《初学俄罗斯字式》一本。第二百六十号：《俄罗斯字式发明》一本。第二百六十一号：又一本。第二百六十二号：《俄罗斯各种字式发明》一本。第二百六十三号：《俄罗斯字式理解》一本。第二百六十四号：《俄罗斯各种字式发明》一本。第二百六十五号：《户学须用俄罗斯字式》一本。第二百六十六号：《俄罗斯字式新书》一本。第二百六十七号：《俄罗斯国方言易学发明》一本。第二百六十八号：《俄罗斯国方言易学发明约编》一本。第二百六十九号：又一本。第二百七十号：又一本。第二百七十一号：又一本。第二百七十二号：《俄罗斯国方言资学》一本。第二百七十三号：《俄罗斯文理解》一本。第二百七十四号：又一本。第二百七十五号：又二本。第二百七十六号：又三本。第二百七十七号：又四本。第二百七十八号：又一本。第二百七十九号：《诗》一本。第二百八十号：《西洋各国文风记》二本。第二百八十一号：《文理新解》一本。第二百八十二号：《俄罗斯国文风记》一本。第二百八十三号：《古文风记》一本。第二百八十四号：又一本。第二百八十五号：《斯拉费扬各部落风俗书》一本。第二百八十六号：《俄罗斯方言晰解》二本。第二百八十七号：《俄罗斯国文风记》二本。第二百八十八号：《俄罗斯国方言丛书》六本。第二百八十九号：《德尔日费英氏文人编》五本。第二百九十号：《底米忒里氏诗集》一本。第二百九十一号：《柯里噜幅氏诗集》一本。第二百九十二号：《喀拉马星氏各家文人编》九本。第二百九十三号：又九本。第二百九十四号：又二本。第二百九十五号：又十二本。第二百九十六号：又二本。第二百九十七号：又十二本。第二百九十八号：又四本。第二百九十九号：又三本。第三百号：又一本。第三百一号：又一本。第三百二号：又四本。第三百三号：《寄休致武弁传》一本。第三百四号：《俄罗斯名家丛文》十六本。第三百五号：《俄罗斯论》一本。第三百六号：《俄罗斯文人百家传》二本。第三百七号：《各种文编》五本。第三百八号：《俄罗斯文编法选》二本。第三百九号：《俄罗斯文编摘绎》一本。第三百十号：《依里瓦达诗集》二本。第三百十一号：《养幼编》一本。第三百十二号：《养幼发解》二本。第三百十三号：《幼学》四本。第三百十四号：又二本。第三百十五号：《幼学各种文风集》六本。第三百十六号：又二本。第三百十七号：《幼学》十本。第三百十八号：《幼学故事》四本。第三百十九号：《益幼全书》七本。第三百二十号：归入前号。第三百二十一号：《幼艺必读》一本。第三百二十二号：《幼学各国名士传》十二本。第三百二十三号：《初学次序》七本。第三百二十四号归入前一号。第三百二十五号《发蒙各种图籍》一册。第三百二十六号《幼学故事》二册。第三百二十七号《类鉴》十七册。第三百二十八号又七册。第三百二十九号《天下地理全图》一册。第三百三十号又一册。第三百三十一号《古地理图》一册。第三百三十二号《俄罗斯国地理图》一册。第三百三十三号《天下东西地理图》二册。第三百三十四号《五州地理图》一册。第三百三十五号《额俄罗怕州地理图》一册。第三百三十六号《邻国地理全图》一册。第三百三十七号《俄罗斯水陆地图》一册。第三百三十八号《天下土产图》一册。第三百三十九号《额俄罗怕州地理图》一册。第三百四十号《丕叶忒尔布尔噶城等处图说》二幅。第三百四十一号又一幅。第三百四十二号又二幅。第三百四十三号又二幅。第三百四十四号又二幅。第三百四十五号又二幅。第三百四十六号又二幅。第三百四十七号《丕叶忒尔布尔噶宫室图》一幅。第三百四十八号《战图》一幅。第三百四十九号又一幅。第三百五十号又一幅。第三百五十一号又一幅。第三百五十二号又一幅。第三百五十三号《舟师海战图》一幅。第三百五十四号《法啷锡兵丁渡河图》一幅。第三百五十五号《祝谢天主图》一幅。第三百五十六号天地仪器二具。第三百五十七号《天地仪器释文》一册。

译王炳燮 《苏松水利考》苏州、松江的田赋天下第一，是因为这里土地肥沃，水泽众多，便于灌溉。然而偶尔遇到水灾年份，就会导致田地房屋被水淹没。这就是说，得到水利的好处，同时也受到水患的危害，所以水利问题不能不认真讲求。苏州、松江在古代属于扬州。《禹贡》说：“三江已经入海，震泽于是安定。”这是关于水利的最初论述。震泽就是今天的太湖。关于三江的说法不止一种，就苏州、松江而言，不必追溯太远，只说太湖下游的三江就可以了。东江、娄江的旧河道早已湮没，只有吴淞江还大体保持原状。那么就今天而言，也不必拘泥于古代三江，只说今天的水道就可以了。明朝末年以来，谈论吴中水利的人，认为刘家河、白茆河会合吴淞江，是太湖水入海的三大支流，用来对应古代的三江。太湖北面承受荆溪百渎的水，南面承受天目诸山的水，汇集成巨大的水面。水流从吴江的十八港、十七桥、宝带桥，以及吴县的鲇鱼口、大缺口、胥口、铜坑口分流，散入淀山、阳城、昆承、庞山、独墅、九里、三泖等湖泊，蓄积和排泄水量，用来灌溉；吴淞江、白茆河、刘家河以及各条支港，则分道通向大海。下游一定要通畅，这样才能引导、吸纳太湖水，自然没有壅塞成灾的忧患。过去支流淤塞，吴中经常发生水患。自道光癸未以后，疏浚不止一次，但后来水患仍不能避免。己酉年的灾情，比癸未年更加严重。后来虽然多次重新疏浚，可是一遇到连绵大雨，低洼田地就往往被水淹浸，这是什么原因呢？考察明初夏尚书治理浙西水利时，吴淞江宽一百五十丈。到隆庆年间，海忠介公疏浚吴淞江，从黄渡到宋家桥，长八十里；江面原来三十丈，又增开十五丈。自夏公时代到隆庆年间，一百五十丈宽的江面只剩下三十丈，是因为刘家河大规模开通以后，水道分流，水量逐步减少了。然而自海公增开以后，江面宽达四十五丈，三十多年后又很快堵塞。万历年间，苏松道许公疏浚吴淞江，不到几年又堵塞了。这大概是因为下游潮水通行的地方，浑浊泥沙淤积，每天积下一钱厚，一年积起来就有三尺多；疏浚以后没几年又重新淤塞，也就不足为怪了。推及白茆河、刘家河通潮的地方，没有不是这样。下游既然堵塞，疏导排泄就不通畅。所以一遇到连绵暴雨，便造成灾害，也是形势所必然。我又曾考察过，白茆港、刘家河以及七浦塘、福山口，是苏州东北部排水的大河；吴淞江和大黄浦，又是苏州、松江南北交界处排水的主要通道。通潮的地方，浑浊泥沙本来就容易淤积。如今黄浦中段正处在上海东部，近年来频年淤积涨高数十丈，河身逐渐变窄；外地人贪图占据地利，挖土填筑土地，现在还没有停止，这也是危害水道的一个方面。我私下担心，将来还要再次烦劳疏浚，恐怕不只是吴淞、白茆、刘家河等港口而已。一定要察看那些夺占水流的地方，大力开挖疏浚，依次施工；又要修筑圩岸来抵御横流，恢复设置板闸来防止淤积。使苏州所属三十六浦、松江所属八汇，都能按时节调节旱涝，那么苏州、松江的百姓就可以长久享受水利，而不用担心水涝造成灾害了。《上李伯相论畿南水患书》永定河只依靠堤防工程，长久以来失于疏浚，以至病患日益严重，河床高高隆起。若没有真心任事、熟悉河务的人，进行精细周密的测量察看，彻底施工，确实不足以成为一劳永逸的办法。然而畿南的水患，不只在永定河一条河。水这种东西，必须有蓄积和排泄的地方，这样才不怕它涨溢。假如各处的淀泊都一一疏通加深，各州县又有许多沟渠，即使遇到暴水，下游来不及排泄，水也有容纳之处，就不会泛滥成灾；即使泛滥，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严重。过去陆清献任灵寿县令时，开挖了许多沟渠。人们非议他，后来遇到发大水，唯独那里没有成灾，这就是已经验证的事实。我从前曾经过西淀，看见淀水淤浅，许多地方被占来种植茭白、芦苇、芋头、栗子等物。居民无知而贪图利益，导致泥沙停积、水道变浅，滩地日益增多。我恐怕各个淀泊也都不能免于这种情形。似乎应当等水势退落后，巡视各处淀泊，选择淤浅而尤其紧要的地方，大力疏浚，以工代赈。眼下可以救活无数饥民，日后又大概可以免除水流淤塞漫溢的灾害；当今的要务，似乎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至于各州县距离淀泊较远的地区，也应及时多开沟渠，设置涵洞。平时蓄水以供灌溉，水多时就开放疏泄，使民间耕种不至于完全依赖天时。所谓取得水利，就是也可以避免水害，这也在人们是否真诚地设法实行罢了。您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为百姓请命，不惜从多方面筹划安定百姓的办法；至诚可以感动上天并得到助顺，不仅能消除灾害，即使意外的非常忧患，也应当在无形中消散，这实在是天下苍生值得庆幸的事。承蒙谕令勘察大悲院地基，我昨天前去周遍察看。那里前面扼守三汊河口，白河水绕到西面流出，东南有贾家沟，北面有塌河淀；若在那里建城作为防守之计，似乎地形便利。只是现在积水尚未消退，西南面的干地比西沽多一些，而东北低洼坑地，水深有达到一丈多的，平地的水也深浅不一，有三五尺之多。至于地下土层坚实、疏松、厚薄究竟怎样，将来筑基围建是否合宜，都难以凭空推测。请等水退后，派员详细察看，才妥当。我的愚昧见解，不知是否正确，一并听候您的裁断。

译王先谦 《条陈洋务事宜疏》臣听说：臣子处在上位，以尽职为忠；处在下位，以尽言为忠。遇到应当进言的事情，却冷淡地置身局外，就是辜负恩德。有可以自我效力的途径，却在任官任事时保持沉默，也是失职。如今法纪纲常整肃，天下大体安定，最紧要的谋划，没有比洋务更重要的了。皇上日夜辛劳所经营的，中外大臣所筹划的，有的是在祸患尚未到来之前先行防备，有的是在事机刚刚出现时妥善应对。上下同心，内外一体，审慎周密，维持多年，总括考察各国情形，大约有三次变化。咸丰十年，英、法两国入侵，百般要挟；和约订立后，互相交换文本而达成协议，俄国、美国也相继立约。其中以英国为祸患之首。抚定局势刚刚开始，外国人狡诈而难以相信，内地残破，朝廷内外形势危急，当时最值得深切忧虑的，首先是英国。同治初年，剿办发匪、捻匪，形势大有转机，西方人知道我军力量仍然强大，心中逐渐畏服。虽然文乃耳、马加利等前后发生数案，多次烦劳争辩，不久便相继安定。俄国疆域与我国接壤，蓄意侵占，议定边界的事情屡次催促却不办理，又以代为收取伊犁为借口，坚决拖延并继续推进；当时最值得深切忧虑的，又在俄国。同治末年，日本人侵犯我国台湾，近来又动不动就声称要用兵，不遵守既定条约；海防尚未巩固，抵御侮辱仍没有把握，此时最值得深切忧虑的，又不在其他国家，而首先在日本。敌情既然已经发生变化，那么筹划应对也应随之不同。我恭敬地读到嘉庆十五年七月仁宗睿皇帝的圣训说：“国家办理大事，总要抓住要领，专心一意，才能取得成功。就像医生治病，遇到棘手的病症，如果不查究患病的根源，便草率用药，即使想尽各种办法治疗，病也不能除去。钦此。”如今洋务极其棘手，也应当认定病症，以此决定用药的先后。自古以来敌国外患，没有哪个时代没有；办理的方法很多，是非得失各不相同。汉朝系住单于的脖颈，唐朝铲平突厥的王庭，力量足以举起并战胜敌人，这是最高明的办法。齐桓公发动召陵之战，对楚国没有丝毫损害，却使周王室得到尊崇；寇准赞成澶渊之战，对契丹没有丝毫损害，却使宋朝声威振作。气势足以震慑敌人，不交战便使人屈服，这是次一等的办法。张浚在金国面前覆军，沐晟在交趾战败，出兵的名义虽正，但任用的人不当，既没有审察自己、估量敌人的能力，便贸然一试。割让土地、和亲、使用卑下称号、送上丰厚财物，前代多有这些做法，随之而来的只是困顿衰敝，不值得再谈。因此，退让不能挽救边患，关键在于自强；鲁莽行事只会加速危亡，关键在于审察敌情。壮大我们的气势来震慑敌人，然后才能建立国家；充实我们的力量来战胜敌人，然后才能长久安定。审察时机、顺应形势，间隙不能容纳一根头发。如果错过时机，日后又能补救什么呢？所以臣竭尽愚诚，谨就自己所见，概括为四条，恭敬呈上供御览。一、审察敌情。本朝在中原建立基业，使高丽臣服，役使蒙古，把前代的边患一举扫除。只有准噶尔在西北跳梁，不久也被铲除。俄罗斯偏处边远之地，时时蓄谋诡计。历代圣主安抚驾驭得当，所以它能够俯首听命。到了咸丰末年，泰西各国纷纷而来，俄国也起来交相侵逼，订立约章，进行通商。近来日本窥伺我国一天比一天厉害。有一天若联合十多个国家的力量，在中原制造祸乱，实在是千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局面。敌人不断提出要求，我们疲于应付，这也是智力和勇气都困顿的时候。然而强弱形势不同，缓急情势也不同。按眼下的情形说，敌人谋算我国，各有各的意图；我国应对敌人，也应审慎选择所处的位置，酌情分出先后次序，针对最紧迫的事情集中精力筹办，把它作为制胜自强的根基，破坏刚刚发动的奸谋，然后才能杜绝无形的大患。若把各国混同看待，那么这十几个正在扩张声势的国家，处处都是隐忧；这样治理纷乱的丝缕，哪里能够成功呢？秦国兼并天下时，进攻韩、魏而同楚、齐交往；汉朝筹划边防时，威服匈奴而安抚南粤，最终使天下统一，胡人、越人都来朝见。确实是审慎考察先后、远近和次序，专心致力于切身的谋划，声势在一方振作起来，威望便随之建立于天下。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俄国人呈献阿睦尔撒纳的叛逆尸体，高宗纯皇帝降谕说：“驾驭外藩的办法，对他们表示谦让，他们就会更加骄纵；用威势使他们畏惧，他们自然会害怕。这两句话，如果子孙世世代代都能遵守，实在是大清国亿万年无穷的福祉。”钦此。臣思考今天的形势，本来不能立即希望达到全盛时代的境界；但如果劳心尽力，期望有所成效，那么皇太后、皇上应当与中外大臣共同努力。稍有因循，所受的病害就会更加严重，恐怕再没有挽回的日子了。既然如此，揣度敌情以决定应当从事什么，难道不是眼前最不可再拖延的事情吗？分别说各国，泰西各大国中，进行通商的，占据我国的津要；进行传教的，愚弄我国百姓。他们都蓄意很深，贪婪凶狠到了极点，说他们的志向不在土地，实在不是看透事理的说法。但西方人越过数万里来到我国，兵力和粮饷难以长期维持，双方虚实究竟如何，他们还没有深入了解。各国在通商获利的地区，又贪恋利益、互相牵制，因而没有能力首先挑起祸端。所以军舰只是借来恐吓，必定不会立即发动战争。即使对方有可以乘隙利用的地方，在中华百年之内，也是我国兵力所达不到的，只能羁縻，而不能贸然图取。俄国土地广大、兵力强盛，又同我国接壤，实在是肘腋之间的巨大祸患。如果它存心挑起事端，在陆地上相持，胜负未定；从海路来犯，则防不胜防。这是我国终究应当善加谋划，却不能立即发动攻势的对象。只有日本这个极小的国家，横行海外，势力不如俄国，地理位置又逼近泰西。可是它屡次发动没有理由的战争，明显流露出要与我国为难的意图。即使让它得志，祸患也不会晚于俄国。若把它覆灭并取而代之，不仅能使俄国震慑而不敢生出异心，也能让泰西各国知道我国兵力竟能远及海外，从而暗中收敛诡计。这是上天赐给我国自强的凭借，不能错过。

译日本崛起而成为强国，只是听从巴夏礼的阴谋，受其怂恿，乘中国衰败而兴起罢了。然而它的国家只占据三个岛，大小相当于中华的一两个省，土地并不广大；新近购买的铁甲船只有四艘，都是木船外面包铁，海战并不堪用；小型兵船听说也很少，兵力并不强；洋债日益增加，穷困越来越严重，国力并不富裕。往年它窥伺我国台湾，正处在进退两难之际，我答应给它兵费，它得意地离去。近来它竟灭掉琉球，改为冲绳县，几乎在海上自以为雄强了。然而实际上，它并没有深厚稳固、不可动摇的基业，也没有长期驾驭远方的谋略。考察一个国家，不一定要亲自踏上它的土地；观察它的行为，就足以看出它的百姓是顺从还是反抗，以及它的国家是兴盛还是衰亡。日本轻视并抛弃旧臣，专门任用一个从海外来的巴夏礼，而所谋划的事情又不符合众人的意愿，它的臣下已经离心了。它仿效西方人的制度，改变衣冠，焚毁典籍，耗费民财而损伤士气，它的人民也已经背离了。萨司马不服从，它竭尽全国之力，才把那里平定；国内发生变乱，百姓流离失所。近年来侵入台湾、吞并琉球，喜好武力而侵犯正道，都是败亡征兆的预先显现。全国人都以为天朝即将很快对它用兵，于是都对上层统治者怀有怨恨毒害之心。它如今能够安然无恙，只是因为在凭借强力兴起的时候没有遭受外来侵犯，虽然疲敝，却还足以勉强支撑罢了。有人说日本军队精锐，所向无敌，却不知道萨司马本来是它的属地，琉球弱小，取得它们非常容易，并不是日本的力量果真有余。宋王偃打败敌人、扩大土地，国家却灭亡于齐；郅支单于乘胜而骄，最终被汉朝斩首。日本即使横行，也不过是夏桀、宋王偃和郅支的同类；即便同各海国争衡，也必定失败覆亡。何况天朝威势重叠，又岂是丑陋的夷虏所能抵挡的呢？然而如果它果真没有挑衅用兵，我又何妨显示宽容包纳的气度。如今违反国际公法的是日本，抛弃和约的是日本，挑起战争的是日本。它既然轻视我国无能，我们还要审慎观望、迟疑不决，却不想一怒而起，那么它得寸进尺，哪里会有停止的时候？今年不出兵到台湾，明年祸患就会在朝鲜发生；等到它力量壮大以后再图谋它，困难将增加十倍百倍。这个夷国近年来用兵，行径像小偷一样；不给它严厉惩罚，它就会放胆肆行，最终成为大盗而无法擒捕。而且琉球、朝鲜都是我国东方的属国，靠近日本；琉球不能复国，朝鲜难道能不寒心吗？这又关系到东方藩属各国的观望听闻，并不只是国家军政方面的利害。我私下听说，关于辨论琉球一事，日本借口何如璋的照会措辞过于激烈，拖延推诿。如今转而不必急于责令它归还琉球。但如果它施行诡计调停，把土地割开而归属两方，也不能允许。因为如果允许它这样做，它就得到利益，而我国没有可以据以问罪的名义；如果不允许，日本贪图土地而不归还，理亏的终究在它。现在日本坚称琉球本来是它的属国，还把这种说法刊登在外国报纸上，传播给各国；我国也应当明确斥责它捏造冒认，使各国知道真相。否则各国反而会认为这件事是日本有理了。我私下认为，办理这件事的方法，首先在于慎重选择使臣。明年正值更换使臣之期，这一任使命比各国公使的职责更重要，不是一般文士所能胜任的。一定要选用熟悉军营事务、朴实沉毅、坚忍有为的文员担任，不设置副使，以免相互牵制；要让他广泛设置耳目，使日本内部的虚实大小都完全了解。长崎、横滨及各岛现有中国理事官，应由使臣挑选调派，以求彼此呼应、消息灵通。各岛有许多中国商民，应由使臣命令各理事官不动声色地按户派丁，暗中按照兵法编制，使他们彼此联络、守望相助，托称保护乡里，务必用恩德信义结纳他们，使他们愿意暗中为我国效力。日本与中国使用同一种文字，购买日本山川形势图，还比较容易办到。得到地图后，可以发交南、北洋大臣，派人讲习，作为行军向导的准备。琉球的遗臣义士，有来归附求救的，应酌情收容抚恤，不要断绝他们的希望。既要借此详细了解日本的地形，又要让人侦探日本的动静。灭亡日本而使其复兴，正是振扬天威；这实在关系到我朝以字小之道维系属国存亡的体统，不能把它看成乡邻之间的争斗。即使天下臣民，也都能够体谅圣主的心意，这并不是因为贪图功名而浪费财力。一旦海防稍稍完备，兵船足以使用，就把日本违约、挑起战争的各种罪行公布给各国，然后像雷霆轰击、狂风席卷一样出兵，使它措手不及；收集琉球遗民，调出朝鲜的牵制之兵，战舰直捣日本巢穴，华民也在各岛响应。以堂堂正正的军队，攻取众叛亲离的土地，一举就可以完成大事。然后乘战胜的威势，清除俄国人占据的越界旧疆，确定泰西各国通商的限制。胜势在我国，那么进退和轻重，怎样施行都合宜。高宗驾驭远方的宏大规划，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再次出现呢？朝廷如果不出兵来威服四方夷国就罢了；朝廷如果果真出兵来威服四方夷国，或许一定应当从这件事做起。三、振作士气。古今人才的作用不会枯竭，只在于上位者培养、振兴他们罢了。没有培养，人才就不会产生；没有振兴，人才就不能成才。实际使用在人才，而人才之所以可以使用，在于气势。若居上位的人不加振作，官员、军队和百姓都会有颓废涣散的趋势，气势不能振起，人才也会随之消亡。人本来有不必驱策就竭尽诚心的人，正如孟子所说：“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会奋发兴起。”这种天资高明的人，不能多得。所以供驱使奔走的，多数是中等资质的人；不加磨炼，就会逐渐归于无用。本朝大臣如阿桂、舒赫德，都是一代勋臣辅佐，但也经历了几番挫折，然后才郁积成长为栋梁之才。大概不经过这些足以使人动心忍性、增加能力的磨炼，就不能成才；资质在他们之下的人更不用说了。乾隆二十四年十月，高宗纯皇帝因为平定新疆下谕说：“这次边远地区得到安定，我的将军、参赞以及一个手执兵器的士卒，没有不熟悉行军作战的，这对国家的气势和人才大有裨益。然而如果不是朕竭力振作，用赏罚分明来磨炼激励他们，那么谁不会畏惧困难、苟且偷安地坐着，只希望得到无事的福分呢？”钦此。圣明的谋略深远，这些话很值得玩味。所谓国家的气势，就是士气。臣每次恭敬诵读这些话，总是低头徘徊、反复思量，仰首企慕，不能自己停止。

译如今谈论办理洋务的人，动不动就担心没有人才可以使用。臣认为，这也在于上位者振作人才做得怎样。嘉庆年间，李长庚、王得禄、邱良功等人都因歼灭、擒获海盗，在重洋之外建立了功绩。如果真正办理洋务，却说没有人才，臣不相信。事物一定要等待时机才显露，人才一定要经过办事才能成长。其他方面都可以通过书本教授、老师传授，唯独用兵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就不能完全了解。本朝如果不办理新疆事务，就不会有平定金川的阿桂等人；不办理金川，就不会有平定台湾、廓尔喀的福康安、海兰察等人；没有廓尔喀、苗疆的战事，额勒登保等人又凭什么被人知道并平定教匪呢？没有平定教匪的战事，长龄等人又凭什么受命执掌兵权而平定回疆呢？道光以来，太平日久，人们不知道战争，一旦草莽盗乱兴起，流毒遍及四海。然而如果没有这次战事，曾国藩、李鸿章或许只会以文学侍从的身份终其一生，而左宗棠、彭玉麟一类人也将老死在荒山中，哪里能够为国家效命呢？如今天下刚刚安定，老将还很多，如果不及时驱使、磨炼他们，万一将来遇到不得不用兵的时候，恐怕真的没有可以使用的人才了。人情本来大多怯懦而少有勇气，即使禁令已经颁行，也仍然担心他们不肯遵从；如果任由他们拖延迁就，最终只会把事情办坏，再也无法挽回。高宗纯皇帝临朝面对臣工时，赏罚有时出人意料；圣意所到，大抵是勇往直前的人即使获罪也一定宽宥，畏缩胆怯的人即使善于保全自己也一定惩罚。至于筹办边疆事务，更不徇情宽容，所以能够使众多人才听命效力，武功达到十全。汉朝沟通外域时，谷吉等十多人奉命出使，即使被杀害丧命也不顾惜；当时担任都护的人，多能便宜行事、张扬国威。这也体现了前代法令的严明。如今各国通好，使臣事务频繁，似乎应当严格规定辱没使命的惩罚，使人人有所顾忌，不敢只为自身谋划，对国事大概会有裨益。这就是在任用官员和选择使臣两件事上，臣认为官府应当急切振作的地方。自古以来，没有永远不衰敝的兵制；本朝军政原本尽善尽美，强兵所向无敌。自发匪、捻匪肆意活动以来，湘军、淮军义勇闻名天下，营兵反而有时受到世人诟病，于是有裁减兵员、合并军饷的主张，也有把勇丁改为正规兵的主张。臣认为，这些说法都没有通观全局，只是在求取表面的实际效果。裁兵并饷，是认为军饷充足，士兵自然精锐；但这样会使汛地不足以巡防，奸邪盗贼更多地暗中发生，利益还没有得到，危害却先显现了。把勇丁改为正规兵，是因为认为正规兵没有用，而勇丁有用。两者都是人，拿锄头的百姓可以让他杀贼，军队中的士兵反而被认为不如他们，这叫舍弃根本而整齐末节，大概不是通达的论断。军队的弊病在于将领与士兵平时不熟习，而平日的形势是分离的；勇丁的好处在于将领和士兵一体，平日的形势是合在一起的。但在警急时，勇丁可以屯扎在一处；太平时，正规兵却不能屯扎在一处。比如长江水师，最初以攻剿为要务，不能不合在一起；等到改为正规兵后，主要任务变成汛防，不能不分散。然而改编以后，规制已经不同，操练较难；一旦有战事，就很难保证完全像当日那样精锐得力。即使由彭玉麟亲自统领，亲自改编，也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推及陆军营制，又何尝不是这样。如果把部队分散到各汛地来查缉奸邪，另设屯军以备调遣，或许还可以实行。然而没有这样的军制，也就没有这样巨大的军饷。何况长期驻屯的军队，锋芒锐气已经消耗，突然面对战阵，又怎么能保证一定可靠呢？既然如此，怎样才可以呢？也只有勤加训练、严明节制军队，使用他们刚刚形成的锐气罢了。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命将军富德等追捕霍集占于巴达克山。谕旨说：“我们满洲的风尚一向以淳朴勇往著称，但太平日子长久了，八旗子弟大多沉溺安逸，偶然遇到军旅之事，反而不能熟练习得。朕这次举动，正是要训练督率他们，使他们习惯勤劳而熟悉韬略。然而诸臣中有的仍然拘泥于眼前小利和近期功效，不懂得事情的缓急。古人在无事时也不废弃训练军队、讲习武事；如今面对依法不可逃脱的逆贼，又遇到功业必定成功的时机，而且还可以借此训练我军杀敌取胜的将材，又有什么可顾虑的，竟然被浮泛的议论迷惑呢？”钦此。恭敬推究圣训，实在是把借军事行动训练军队看作妙用。战争是圣人不得已才使用的，但并不是忌讳谈战争而把它抛弃。只是时机到来便顺势而行，面对事情有所戒惧；上天的讨伐已经施行，却没有穷兵黩武的心意罢了。如果不得已却不使用军队，国家的威望就会逐渐受损，最终必定变得孱弱而不能振作；空谈训练也没有用处。如今训练军队已经实行并见到成效，可以逐步推广。中兴以后，民间百姓子弟都有强悍勇烈的气概、急公赴难的心志；如果果真使用他们，十万雄师很快就可以建立起来，选择将领、部署军队，几个月就能确定，至于此后会怎样，就难以预知了。臣认为，兵气应当急切思考振作它的办法，正是这个道理。我朝恩泽深厚，远远超过历代典籍所记载的盛况，编户百姓都受到深入骨髓、浸润肌肤的恩泽，根基深厚而不可动摇。自从天主教传入中国，至今十多年，奸民起来奔走其间，善良怯弱的人把它视为平常，而忠诚愤激的气节也逐渐衰退了。民心不安定，是由于国威没有树立起来，难道是小事吗？宋太祖凭神武开创基业，后代却因长期积弱而失去它；不过宋朝历世仁厚，积累的恩泽很深。到了中原沦陷于金、元，没有一个人拿起武器、仗义而起。百姓难道没有善良的人吗？只是被形势逼迫，实在无可奈何罢了。俄国人占据伊犁，使索伦、锡伯人众流离困苦，不能自行脱离而归附；我国兵力所不能到达的地方，也无法杀贼复正。由此可见，凝聚团结的人心固然可以依靠，却不能专门依靠人心。臣从前在湖南，看见士民听说传教士将要到来，都想抓住他们泄愤；询问各省，没有不是如此的。这固然是因为乡愚不懂得当时的禁令，但他们自认为尊崇孔孟，就不能容忍异教；拥戴朝廷，就要排斥外夷。这种忠义正直的气节，实在是列祖列宗二百多年涵养熏陶逐渐形成的，并不容易得到。既然百姓共同憎恶这些事情，居上位的人却晓谕他们应当顺从，又用法令逼迫他们；奸民入教比良善百姓更安乐，发生事情时官府还调停袒护他们；官府不这样做，朝廷又跟着加以责罚。起初愚民还不知道，只怨恨官府；如今知道了，渐渐就要把怨恨牵连到朝廷了。臣也知道国家办理这件事有深远的苦心，目前更没有别的办法。但再过许多年，愚昧百姓的耳目、心志受到的污染会越来越深。若想再得到如今这样忠义正直的风气，以备选拔守卫国家、成为腹心的人才，臣私下担心将会加倍困难。臣认为，民气应当急切思考振作它的办法，正是这个道理。

译要振作官员、军队和百姓的气势，又完全在于圣主持掌这件事。以一心作出统筹全局的高明谋划，抱定坚忍不移的见解；对应该办的事情，依次分派责任，督促完成；对可以任用的人才，无论大小都储备起来以待使用。奇谋在宫廷中决定，威名声势已经树立于海内。外夷听到这些，必将自行收敛。譬如孟贲、夏育患有不仁之症，儿童也能轻易欺侮他们；一旦他们突然痊愈起立，即使强健勇猛的人，也会在百步之外变色流汗。对于强敌的欺侮、小丑般的敌人难以平定，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四、筹措经费。洋人进入中国已经很久，朝廷深思密谋，寻求制胜的方法，却还没有取得很大成效。这大概是因为财政匮乏，没有资金可以调拨补充，所以筹措经费已经十分紧迫。其要点大约有几项，谨向圣主陈述。一、开垦荒地。臣从前奏报经费应当充裕，奏折中已经详细说明，现已承蒙敕令交户部议奏。查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御史卢浙奏报，直隶省官有荒地的田亩以及各项入官田亩，积压的案件长期拖延。仁宗睿皇帝谕旨说：“户部已经多次奏准，降旨命令该督等派员勘查丈量，招人开垦并登记赋税，竟然因循拖延已久，有的经过十多年或几十年还没有勘报，实在是怠惰玩忽、疲沓懈怠。如果是官吏本家的私田，谁肯听任它荒废呢？先公后私的良臣竟然很少，实在令人深深叹息！”钦此。在太平无事的时候，查办数十万亩官有荒地，尚且要屡次烦劳圣心。如今江浙等省荒田的事情关系重大，查察弊端尤其困难。所能依靠的，是疆吏公正忠诚，把国事看得如同家事；尤其在于上级专心责成他们办理罢了。一、开采矿产。这是中外臣工多次请求举行的事情。泰西各国都靠开矿达到富强，中国煤铁较少，轮船所需必定要取给于外国，这就使中国增加一个漏洞，使外国增加一个获利的源头。所以从前可以不办理，如今形势上很难再拖延。国家无事时，行动往往不如安静；有事时就应当随时势变化而变通。而且土地不会吝惜宝藏，隐藏久了终究会显露出来，这也是自然的道理。以前李鸿章曾在磁州等处试办，不知成效如何。刘长佑也曾请求在云南筹办，因为经费不足而停止。臣常常探求各省难以创办的原因，主要是机器费用巨大，事情又没有把握。臣私下认为，开矿不必一开始就使用机器。外国有许多精通地质学的人，中国也不缺少这样的人。滇、黔、川边的老百姓尤其熟悉矿产，测量矿脉的兴衰，十次中有九次不会失误。可以由各督抚雇用招募人员试采，如果果真发现大矿，再用机器辅助，这样费用不会白白浪费，事情也能取得实际成效。滇、黔道路遥远、运输困难，东北各省可开采的地方很多，应当逐步办理。由官府开创端绪，招募商人接办；购买机器时，如果商人的力量不足，官府可以借给资本，分年扣除归还。大体说来，兴办有利事业，官办不如民办；官办则浪费严重，中饱私囊的人也多。但如果官府不首先开创，商民就难以同心谋划开办，也一定会疑惧而止步。只要期望逐步推广，不必把利益全部归于官府，而国家所得到的好处会非常大。这就是所谓把美好的利益施惠于天下，不必说明究竟从中取得什么利益。有人因为前明的弊端而产生疑虑。臣又曾深入探究明代的失误。万历二十四年，开矿遍及天下，命宦官担任矿使，把富民编作矿头；矿中没有所得，就勒令百姓交银。百姓无力承担，便借库银给富家大族，又诬陷他们盗矿，把良田美宅指认为矿脉。征收赋税的使者急如星火，搜刮的命令密如牛毛。当时谏臣说，陛下所谓从山泽矿产中取财，实际上是在夺取百姓的财产。他们恳切地陈说危急之言，神宗却没有醒悟，流毒二十年，国家根本受到严重伤害。嘉靖三十五年开矿，一年中耗费三万多两金，而得到的银只有二万八千五百两，不足以抵偿损失。成化十年在湖广宝庆等郡采金，每年役使五十五万人，死亡者无法计算，却只得到三十多两金；官吏欺骗蒙蔽，恰好成为笑柄。这些都是明代事情中清清楚楚、可以指出的例子。大凡国家举办公共事业，先要问本意究竟在哪里，这样能不能实行便可以直接决定。若目的是替国家聚敛财富，即使事情小而容易，也没有不失败的；若目的是替百姓兴办有利事业，即使事情大而困难，也没有不成功的。明代开采的是金银矿，以聚敛财富为急务；如今臣工请求开采的是煤铁矿，以替百姓兴利为重。如今天下所使用的煤、铁、铜、铅，没有一种不是来自矿产；旧矿可以使用，却说不能增加新矿，似乎不合情理。各省山中的矿脉，因为矿洞年久而奏请封闭，发现矿脉而请求开采的事情，历代实录中都有记载，史书多得写不完，从来没有听说因此另生异议。如今只笼统地说开矿，不再分别说明，而前代民间的隐痛仍留在人心中，所以人们产生疑虑，也就不足为怪了。乾隆五十二年十月，给事中孟生蕙奏请停止直隶总督刘峨提出的昌平州开采磺矿之议。他论说：京城外西山、北山一带开采煤窑以及凿取石块，自元、明以来直到今天已有数百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未听说因为关系风水而设置禁例，难道开采硫磺就会妨碍地脉吗？即使说开设磺厂恐怕聚集许多人，滋扰地方，那么每年开采煤、石，所使用的人夫不知有多少，难道全都是良善安分的人吗？为什么却从未见有因此滋生事端的地方？圣谕详尽明白，实在足以破除世俗迂腐迷惑的见解。如今各省有留防兵，也有许多人，足以用来弹压，可以不必另有忧虑。只是商人承办以后，一定要让该督抚选择廉洁正直的人员专门管理，不经州县官吏经手，以免盘剥百姓、滋生弊端。至于开采金银，我朝向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伊犁淘金、和阗采玉，都是乾隆、嘉庆年间制定制度，听任百姓自行流通，由官府加以稽查禁止并规定税则。这是因为一旦归官府办理，弊端就无穷无尽。将来宝藏兴起，如果有自然显露出来的，那么就不能让货物埋没在土地中；这也在于疆臣办理得是否得法。

译一、严格裁汰冗员。各省道、府、州、县的佐贰官，少则数百人，多则一千几百人，其中完全有不少才华奇特、聪颖出众、可以成就事业的人。一旦把他们赶入仕途，他们便一心谋求差委。为了衣食，才力消磨在放纵安逸中，心思困顿于钻营求进，这正是有节义的人不能兴起的原因。自捐输减成以后，不但对国库没有好处，人才也因此日益败坏。各省差委的事务，本来可以计算出来；候补人员既然很多，疆吏不能不勉强增派，以应酬情面。圣经说，生财的大道，首先在于使众人生产而减少供养的人数。如今把本来可以自行谋生的人全都袖手旁观，仰赖官府供养，即使天子富有四海，也无法凭自身力量供给，所以尧、舜也以不能广泛施舍为忧。可否命令各督抚把差委人员认真裁汰，以节省糜费？如今虽然已经停止捐官，但这半年中，报捐后分发的人数反而增加了一倍多，应当命令督抚严密考试，文理不通的人停止差委；到省后长期没有补署、差委日期无定的人，听任他们呈请回籍，静候咨取，免得被候补之事拖累。现在办理洋务需要人才，其中有熟悉外国文字、语言、测算、舆图、机器、化学、电气等学问的人，应令他们自行呈明，由督抚试验其能力，分列等级，汇总咨送总理衙门存档，以备将来咨取任用。有的人回籍数年以后，才学习精通这些事务，也准许他们呈报本省督抚考验后汇总咨送。这样既堵塞侥幸求进的门路，又开辟他们报效国家的道路。只要转变一下办法，就能把无用之人变成有用之才，办理洋务的人才也可以借此振兴。一、整顿厘金征收。厘捐的数额一天比一天少，固然是由于洋船包揽运输，实际办理也没有完全得法。查得稍微严密一些，本意是防止侵吞隐匿，结果商民所受的困苦更加严重；分设许多关卡，本意是防止偷漏，结果胥役敲诈勒索的事情更加繁多。这就是本应放宽的地方没有放宽，本应合并的关卡没有合并。至于委员侵吞巨款、上司徇私隐瞒、设法弥缝，是从前没有而近来才出现的事情。国家在万不得已时采取的措施，竟至于肥了劣员的腰包，百姓和国家两方面都没有得到好处，实在令人痛惜！要挽救这种弊端，仍应参用士人。官场习气很重，衣食逐渐追求华美，应酬容易造成亏空挪用；等到得到差委，已经千疮百孔，胆大妄为的人便敢公然侵蚀，等到事情被发觉、差委被撤，国库所损失的钱已经很多了。士人爱惜身家，又顾忌名声和道义，生活愿意不过分奢侈，一年得到十千、二十千钱，就足以维持他的廉洁，也足以供给他的办事力量。官府再加以查察约束，就不必担心作弊。刘晏在唐代之所以能奏效，前任抚臣胡林翼在湖北任职时之所以收到成效，都是这个道理。近来候补人员很多，厘捐全归官办；但是安置冗员与慎重使用国库，哪一方面得、哪一方面失，实在明白易见。一、增加洋药的税厘。臣从前在镇江询问得知，洋药局委员说，洋药进口每年约七万多箱，洋人每箱卖银五百两，总计三千五六百万两。中国每箱收税三十两，总计不过二百一二十万两；洋药厘捐各省多少不同，总计也只有二百数十万两。中国所得的这些钱，都是百姓缴纳、官府使用，并不是从洋人那里取得的。而外国凭借这种毒物，每年从中国收取的银两多达三千数百万两，中国怎么能不贫穷呢？朝廷屡次申明禁止吸烟的各种严禁措施，确实是治本的办法。但只禁止内地种植，却不能禁止洋人出售，那么吸食的人仍然照旧，反而把垄断利益送给洋人，除害不到一半，利益却全丢失了。查英国条约说：洋药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烟台条约》也议定税厘一并征收。当时只有这一条对中国稍有便利，却各项都由中国照办，唯独此事拖延至今。现在威妥玛来到中国，应当同他坚持已经议定的条款，把税增加一倍；如果因此滞销，进口逐渐减少，就可以挽救民生；如果仍然畅行，也可以借此缓解国用。如果威妥玛坚持不答应，我应当提出几个方面逐一抵驳，使他不得不接受限制。每多争取一分，就多得到一分利益。一、仿造织造机器。洋人用买自中国的丝和棉织成呢布，每年卖得的银两也有三千多万。实在是因为机器便利快捷，获利非常丰厚。我们如果加以仿造，也可以堵住这条漏财之口。或者由南、北洋大臣招募可靠的商人，借款办理。乾隆五十一年，商人王世荣请求借用国库银两；嘉庆十七年，芦商义和泰恳请借用运输资本，都经敕令有关部门议定施行。这些都是已有先例可以援引的办法，对国家没有损害而对百姓大有便利。自古以来，王道不专门谈功利；但在外患正盛的时候，也很难把富强视为可以慢慢筹划的事情。谈强盛必先谈富裕，而富裕没有比把财富留给百姓更大的。现在估计洋药、呢布两项，每年流出国外的银两已经有六七千万。如果再不筹划，将来发生匮乏，恐怕问题不只在国家财政，还在于民生，后患哪里能设想！嘉庆十九年正月上谕说：夷商交易，原本命令彼此以货物相抵，使中外互通有无，以便利民用。如果内地银两每年被偷运出洋一百数十万，年积月累，对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都有关系，着令蒋攸▯祥绍查明每年夷商等偷运足色银两出洋确有多少，应当如何酌定章程、严密禁止，会同妥善议定后具奏。钦此。由此可见，圣上的思虑深远，对于中国银两流出海外的祸患，早已洞察无遗。如今的时局更不是过去可比，为什么反而不设法处理呢？

译以上几条，臣只是特别提出其中较大的事项。说到今天筹措经费，也实在困难。既然不能增加我们本来没有的财物，就应当设法取得我们本来拥有的财物。臣所拟定的后四条，专门用来防止侵吞损耗、堵塞漏财之口。如果从根本上筹划，应该把开垦荒地、开采矿藏作为大项，而开矿获利尤其迅速。朝廷如果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延，似乎就应当断然实行。开办之初既不用机器，测量的人也不用外国人，自然不用担心惊动耳目。果真发现大矿，需要使用机器时，再恳切地向地方晓谕，说明这是为百姓兴利、也是为了防御外国人的意思，那么民情自然大为顺从，事情就没有什么阻碍。外国人所需要我们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茶和丝；近来听说英国养蚕种桑逐渐兴盛，印度的茶种也很好，再过一二十年，我们将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西方研究化学的人常说，中国的物产富饶居五大洲之首，煤铁资源的利益外国比不上，却不明白为什么会贫困。所以如今如果把矿业充分发展起来，不仅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还可以独占外国所享有的利益。至于想要掌握财用的纲领，权力一定应当操在上面。臣恭敬地读到高宗纯皇帝御批的《通鉴辑览》说：明代财用不足，是因为上面不知道府库储藏的数目，臣下于是得以肆意私自盗窃侵吞。如果平时能够谨慎核查，再加上制度始终严密，怎么会很快就入不敷出呢？等到国家费用告竭，才想从山林湖泽取得财物，不仅是口渴了才挖井，来不及等待，而且像用一杯水去浇灭车载的柴薪，又能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呢？圣上的谋略广大深远，臣尤其希望圣上敬慎地遵循并深入思考，这实在是国家无穷的福气。中外臣工对于洋人，都想一举消灭他们，所以之所以束手低声下气，只是因为没有经费罢了。自同治以来，朝廷议论边防，只有这件事最为紧迫；可是经费至今仍没有筹备好，天下哪有坐着就能取得成功的事情呢？一、准备船只和器械。洋人之所以蛮横地与我国为难，并不是不知道中国民心团结，也不是不知道平定各地群匪以后我国的兵力仍然强盛；他们敢于如此，只是认为他们能够来到中国，而我们不能到他们那里去。因此准备轮船是最紧迫的。我们不能只靠空船就打败敌人，枪炮和机器也不能不具备，所以准备器械同样紧迫。福建、上海船厂设立多年，商船相当多，兵船却太少。臣认为当前的要务全在战守，兵船最为紧迫，商船还在其次。招商轮船本来是借此分取洋人的利益，办理时确实费尽苦心。但凡是营利的事情，官办一定难以长久维持。船政总理大臣屡次更换，经管人员很多，头绪纷杂，照察不周，时间一久弊端就会产生；而且国库经费有限，扩充也很困难。现在成效渐渐显著，人人都知道其中有利可图，应当广泛招徕，使富商听到风声后踊跃集资合办。每增加一艘能够出洋航行的船，中国就多得到一艘船的利益，外国就少得到一分利益。只是商民因为成本重大，又害怕风涛，求利之心敌不过避害之心，所以还应当用爵位品秩加以奖励。如今外捐已经停止，名器十分贵重，鼓舞人心的权力正在于此。可否明确制定章程，把每艘船制造、修理、往来驾驶的费用若干、运输货物的利益若干，由船局综合核算、开列公布，刊布各省，使人人都知道；同时命令督抚仿照盐务招商的办法，向天下广泛晓谕，说明朝廷整顿船政的意图。凡是筹集资金制造一艘船出洋的，按照军功的例子酌情给予等级和记录功劳；驾驶三年而获利丰厚的，酌情赏给顶戴和虚衔；船只多而经营年久的，奖赏也逐级增加。人们知道有利可图、有赏可得，又有船政大臣为之维持，有兵船为之保护，而公家起初并不从中取利分毫，谁会不欣然听从呢？将来风气大为开放，对于损害外国、使国内获益的事业，自然会有实际成效。西方人的富强，全在于官府和商人合为一体。本朝海禁森严，商民不准出洋贸易。如今事情已经不同于过去，就应当借助敌人的利益，寻求制敌的方法；首先应当了解通商的情势，以后才能借助商人的力量。至于兵船如何制造办理，督抚中如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人都一向讲求，必然会选择精要、详细说明，不是臣愚昧所敢擅自议论的。但臣私下听说，英、法、俄诸国都凭铁甲船取得胜利，各有几十艘；美国从前有四十多艘，近年认为铁甲船可以不用，便把大半分售给各国，专门制造一种碰船。碰船的前锋利如锥子，遇到铁甲船便径直撞去，轰然一声就能撞出洞来，使船破裂。如果日本的木质铁甲船外面所包的铁，厚度只有三四寸左右，用这种船去撞破它就更容易了。将来出洋征讨，应当有十几艘铁甲船，作为攻战之用；目前经费不足，似乎可以仿照美国，先准备几十艘碰船。估计一艘铁甲船费用在一百万两金以上，碰船约二十多万两金。节省一艘铁甲船的费用，就可以制造五六艘碰船；用它们防守海疆、制服敌人，可以期待取得成效；即使防卫出洋商船、保护海运漕粮，也足以凭借而无忧。至于各省制造准备的小轮船太多，每增加一艘，就多一名管带人员和一笔支销费用。这些船既不能在内河缉捕，又不能出洋作战，只不过有利于应付差事、行动灵便，并没有多大益处，今后应停止增加制造，以节省虚耗。大体说来，外国人发动事情时声势特别嚣张，然而他们的优势在于上下同心，勇猛坚忍，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成功。中国办事沉着有余，但弊病在于彼此情意隔阂，瞻前顾后、推诿责任，最终一事无成。嘉庆十一年正月，广东省奏报，俄罗斯有商船来到广州，朝廷命令以后申明旧例，杜绝他们再来。当时俄国人本来有恰克图贸易的旧章，却因为意在逐利，不怕深谋远虑、长途跋涉；他们能够达到富强，也正在于此。西方各国中，美国和普鲁士是最晚兴起的。美国总统华盛顿在乾隆四十三年据英国在美洲的土地建立国家；四十九年便派商船到中国购买茶叶；五十九年制造战舰；嘉庆十二年制造轮船；又过十几年，兴利的事业大为完备，强盛程度已经和英、法相当。普鲁士国王佛得力在康熙四十年从日耳曼的属国中独立建国；他的孙子福达利弗修整武备，后来两代逐渐衰弱，到嘉庆十一年被法国人袭击，从此更加困顿。同治以后，威廉大力整顿船只器械，一战击败法国国王，于是成为强国。由此说来，国家不论大小，只看自己能否自立。哪里有堂堂天朝反而转而逊色于海外那些微小国家的道理呢！

译各省设立机器局，本来是为了学习制造、熟悉技术，免得临事时购买而受人控制。虽然眼前有所耗费，将来一定能取得成效。丁宝桢在四川设局，奏明获准施行；等到恩承等人查办，又再次奏请撤销。一方主张利用，一方主张节省费用，朝廷两种意见都听取，本来属于虚心广泛采纳意见。但各省设局制造，唯独四川因为别人的议论而突然停止，国库的钱已经白白花费，政令也没有统一。这是讲求西法的事情，朝廷尚且不能自信，怎么能使人人都相信呢？臣私下认为，正当安定内部、排除外患的时候，稍有变通、能够尽量利用的事情，动辄被不同意见牵制，哪里能形成成功的谋划？何况遇事总是游移不决，勇于任事的疆吏就无所遵循，苟且偷安的人反而可以推卸责任；天下许多应当兴办的利益事业不能兴办，许多应当革除的弊病不能革除。这就希望圣上在上面掌握权柄，枢臣在下面竭力赞助。康熙年间议论开挖陶庄、引河水，未能决定；乾隆年间开挖之后，黄河逐渐向北迁徙。嘉庆年间议论实行海运而没有决定，道光年间实行以后，利益一直延续到今天。非同寻常的事情，开始时大家都惊疑，等到成功以后才相信。臣也希望朝廷在制造准备船只器械方面坚持自己的见解，消除群臣的疑惑。至于水雷、炮台、电线、铁路，都是海防不可缺少的设施，也应当依次筹办；船厂还应适当迁往内地，以免有警报时临时迁移困难，这尤其是当前最紧迫的事务。以上四条，士气应当振作，审察敌情，然后才有努力的方向；船只器械应当准备，筹足经费，然后才有开办的条件。四者之中，经费最为紧迫，应当专心致力于此，勇于在基础上作出决断，然后才能保证长期维持而不致匮乏。臣思考，自古以来外患所潜伏的地方，常常正是在国家极盛之时；祸患在尚未显露时加以消弭，人们往往察觉不到，一旦稍有差错，就会形成巨大的仇隙。后续处理不善，更加令人忧虑。西方人对中国怀有野心，已经不是一天了。追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英国夷人前来进贡，凡是该国派人驻留京城、浙江、宁波、舟山、天津、广东等处停船贸易，以及货物减免税收等事项，他们要求由本国传教士传达办理；这些今天已经实行的事项，当时都已奏请过，应当下令严词驳斥。乾隆六十年进贡时，他们稍微恭顺了一些。嘉庆年间，德天赐以传教为名制造案件，▯司当▯东又把描绘中国山川的图画进呈皇帝。疆臣办事松弛拖沓，于是酿成祸根、埋下兵患。其中最严重的，是嘉庆十三年，夷人的兵船径直进入澳门，占据炮台；两广督臣吴熊光任凭他们停留，迟迟不上报。仁宗睿皇帝多次严令训饬，该督才向他们说明道理，但办理过于软弱，夷人拖延数月后扬帆径直离去，这才窥见中国的虚实。嘉庆二十一年七月进贡时，他们竟敢在觐见之时让正、副使一同称病，这已经是有意制造事端。幸蒙圣上宽容，以六合之外的事情暂且存而不论，把夷使驱逐回国。道光中期以后，外国人接连侵犯内地，议论的人把责任归咎于当时的和议，却不知道脚上先踩到霜，后来才会结成坚冰，事情本来就是逐渐发展的。俄国夷人一向号称大国，如果不是康熙、乾隆时期办理得当，它的威胁也不会等到今天才出现。所以当年制服倭寇没有采取坚决手段，今天的倭寇也已经不同于过去的英、俄。当天之所以议和，只是因为战备尚未修整，仓促应战，只能暂时安定反复不定的局面，并不是可以永远安定天下的良策。时间久了，彼此习惯，几乎以为只凭言辞就可以永远依靠。每发生一次教案，每到一次换约之期，他们必定增加新的条款；他们的智慧越来越增长，我们的谋略却越来越困窘。今年威妥玛为了中国抽收洋货厘税一事，竟联合十多个国家的公使，聚集在都城，企图实行要挟中国的计划。俄国的定约中，伊犁各城还没有全部归还，白彦虎又没有交出，而领事官的设置竟延伸到大理，通商直达陕西、甘肃；东南的门户已经洞开，西北的屏障又凭什么守卫？忠臣义士听到这些，无不抚胸叹息、愤懑不已！我们明知和议不可以凭信，外国人的贪心没有止境，却一切设施都没有完全安排，只能彼此相顾、束手无策。如今河运逐渐废弃，漕粮全靠海运；万一外国人联合起来谋害我们，用几艘船横在海面上，整个局势所受的影响就非同小可。他们提出的要求，恐怕还会有超出情理之外的内容，难道我们也要安然坐视而已吗？本朝国家的家法明确垂示，政事由皇帝乾纲独断，辅佐赞助则必须依靠臣下，而主持全局完全在于圣心。何况军务和夷情关系重大，上面有安抚百姓的责任，诸臣难道敢不群起赴事建功；皇上心怀体恤众人的仁德，诸臣也就可以相安无事。全局的枢纽由皇帝亲自掌握，不是群臣各自出谋出力所能承担的。自古筹划对敌之策，固然应当审察彼此强弱，更在于斟酌事情和道理是否恰当、民情是否顺从。如今事情和道理本来没有什么可疑，民情实际上大有可用，圣主本来就深知这一点。至于军事行动的利害得失，并不是人能够预先看见的。本朝的武功远远超过前代；然而平定准噶尔，经过三朝筹划用兵，平定金川也经过两次才成功；即使在同治初年平定粤匪、捻军，又有谁敢相信曾国藩等人一定能够奏效？但他们意志坚定、勇往直前，终于取得成功。由此可见，只要任用得人，就不必担心事情不能成功。国家任用贤才没有固定的办法，文武兼备、守备和进取都优秀的人，千百人中或许只有一两个；至于乘着时机建功立名的人，什么时候会没有呢？臣下功名成就以后，也应当想办法为晚年保全名节；他们的智略可以依靠来成就事业，但长期奔走劳作并不是人人都能承受。因此，应当提拔和引进人才，以备任用，这才符合臣下以人才侍奉君主的道理。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都竭尽心力办理军务，以公心忠诚报效国家；大臣彭玉麟统辖长江，怀着赤诚任事，对水军战士尤其熟悉；岑毓英志在消灭敌虏，不畏艰难。

译似乎可以命令诸臣，把自己部下中才干足以担任将帅、偏裨的人选，秘密上疏登记，专门作为海防的臂助。至于沿海水师的规模，一定要有专员统辖；南、北洋分别设置总统，彼此隔阂，呼应不灵。在总统之上，应当特派大臣兼管海防：守备时巡阅、操练、防御，作战时发布命令、指挥调度，罢免、升降、调动等一切事务都由他主持；沿海各省督抚分别设置防务，补助他的不足，同心同力，气象就会因此振作起来。眼下筹措经费、准备船械，本来是为了先巩固海防，并不是轻率地谈论海战。然而南北九千里的海面，必须处处筹划防守，不能有一点漏洞。我们不敢向海外迈出一步，只能坐等敌人来进攻，然后竭力抵御；即使愚人也知道，这样单靠防守并不完全可靠。因此必须能够作战，然后才能防守。既然能够作战，哪里有遇到可以利用的机会却不利用，反而坐等别人来欺侮我们的道理呢？宋臣苏轼说：圣人不能制造时势，却也不会错过时机，时机不是圣人所能制造的，只能做到不失去它。臣认为目前洋务的形势，仍处于可以作为的时机，也只愿圣主能够不失去它而已。策略在一时决定，基础在万世巩固；疑难可交给卿大夫和众人讨论，而关键决断则在宫廷。所以说：上面没有卧薪尝胆的谋略，却想让下面有闻鸡起舞、枕戈待旦的志向，这在道理上是一定不可能的。臣充任讲幄之臣，亲眼看见时局的艰难，内心这点愚拙而诚挚的情意无法自我抑制，因此冒昧上陈，惶恐至极，等待圣上命令。《紫石泉山房文集》序 歙县吴澹泉先生，和桐城姚惜抱、王滨麓一同向刘海峰先生学习古文。唯独姚惜抱的名声最为显著，门徒也尤其众多，大家共同推扬他，把他作为宗师。先生的文章高过王滨麓，只是有时有人不能完全了解。是因为他的文章流传得不广，还是因为门徒不如惜抱兴盛，没有人能够替他推扬呢？我看刘海峰评论先生的文章，倾倒赞叹到了极点，似乎不应当只把他列在弟子之中。先生写文章，抒发胸中的思想，光明磊落、气势雄健，有浩然自得之气；从不揣摩模仿、亦步亦趋，但对文章的规矩又没有不合的地方。可见他确实自成一家之言。求学的人所学习的是见识，写文章的人所表现的是志趣。我们的见识既然足以通达，志趣既然足以彰明，那么今天写文章，就不应被前日所学限制。因此凡是要借助某种东西来抬高自己的人，内心必定都有不足。先生确实可以说是雄俊的君子。先生天性孝顺友爱，有廉洁正直的操守。从年轻时起就专心于道学，深深以没有成就为惭愧和忧惧，多次在文章中显露这种心意。所以他的根基本来就盛大，发为文章，和世俗追求辞藻工巧的人相距很远。我过去选录了十几篇收入《续古文辞类纂》，以此表达敬仰。如今李君辉廷重新刊刻全集，我知道先生的文章会流传得更加广泛。天下人都能读到先生的文章，也会使喜爱先生之道的风气日益昌盛。因此再次作这篇序。《▯半湖文集》序 巴陵吴南屏先生曾经亲自刊刻自己的文章，题为《▯半湖录》。去世二十年后，思贤书局筹集资金重新刊刻。我先谦有幸参加校勘工作，于是搜集补足散失的篇章，得到文章一千篇左右，编为十二卷，并恭敬地在卷首写道：自咸丰年间战乱兴起，楚地人才纷纷奋起，而曾文正、左文襄是其中的领袖。有志于功名事业的士人，无不奔赴军营，依附权势以求通达显贵。先生与这两位公卿交往亲密，却终身没有向他们求请过什么。文正想把幕府中的职务寄给先生，先生最终推辞不去。先生以举人大挑任浏阳教谕，意见稍有不合，便自行辞去。先生广泛阅读典籍，洞察精微；对于古人作文的方法，则独自深入领会，思想深沉，经常有自己的心得。他曾经往来岳州城南白鹤山的吕仙亭、君山的九江楼，寄居数月甚至一年，快乐得忘记返回。天空的形态、水的色彩，晴日明亮、雨夜幽暗，千姿万态，全都奔集到他的席前。有时他扶着竹杖行走，有时拿着钓竿垂钓，都是为了抒发笔墨的兴趣；寄托越来越深远，文章也越来越高妙。他起初居住京师时，凭文章受到梅郎中曾亮的推重。当时梅先生正以桐城文派的主张启发指导后辈。梅先生认为，文章应当从本朝姚鼐、刘大櫆、方苞三位先生上溯到前代归有光，继承晋、唐、宋而成为古文的正宗。先生认为文章一定要从古书中获得力量，不应当树立某一位先生的说法来限制自己。后来曾公写文章论述文派，提到先生；先生便给友人写信，对此极力加以评论，明确表示自己与这种说法不同。因为先生的文章辞采高洁，确实能够自行进入古文传统；而世俗追逐声影的说法，在他心中没有位置。所以考察他的文章和一生经历，足以壮大独立前行者的胸襟，激励懦弱者的志气，难道不能称为卓然雄俊的君子吗？我们楚地近来通过功名取得富贵的道路日益开放，而山林中的遗逸之士，世人有时很少能够留意。作序叙述并传播这部文集，是为了让人知道，像先生这样天性完整、品德高尚的人尤其可贵。▯半湖，是洞庭湖支流汇入的地方，俗人形容它，称作铜▯半湖；《水经·湘水注》所说的同▯半口就是这里。先生居所靠近那里，因此自号▯半湖渔叟。

译《续古文辞类纂》序 自从桐城方望溪先生以古文专门之学倡导后辈，刘海峰继承了他，遗留下来的风气于是广泛流传。姚惜抱承受老师的传授，潜心深入地追随探究，又加入自己的心得，推究文章的奥妙，开辟门径，天下人一致称为正宗。继承这门学问的士人，像蓬草随风而倒，像河水奔向山谷；追逐声音、仰望影子，颈项相接，前后相望。一百多年来，辗转传述，遍及东南；凭借这条道路在文坛成名的，数以几十计。唉！这是多么兴盛啊！自从圣清统治天下，以正学激励天下，德高望重的学者不断出现，讲明心性，发扬义理。后来博学的大儒纵情发挥宏大广博的志趣，钩稽研究训诂，广泛引用、曲折考证，树立汉学的名目，斥责宋儒那些谈义理的人。惜抱独自守护自己的高洁，坚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缺一不可。义理是主干，然后文章才有所依附，考据才有归宿，所以他的文章兼备源流，纯粹出于醇厚高雅。当时接受他传授的，不过是几代门弟子，但最终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韵，浸润影响达一百年，成就远大。于是末流虽不宏大，真正懂得这门学问的人却常常胜过他们。这难道不可信吗？道光末年，士人多喜欢高谈周、秦、汉、魏，轻视清淡简朴的文章，认为不值得写。梅郎中、曾文正这一类人共同修明道术、树立教化，惜抱留下的传统依靠他们才没有坠落。等到粤寇开始作乱，祸患蔓延全国，文物荡然无存，士人流离迁徙，辗转到今天，困顿仍未恢复。京师是天下首善之区，是人文荟萃的地方，但要寻找像从前梅、曾诸位老先生那样声气相通、相互唱和的局面，已经遥远得无法再得到。何况山角海边，闭塞浅陋而少有同道，有志之士出生在那里，谁能为他们洗涤振作、引导兴起呢？考察学术兴衰升降的根源，难道不是有心于世道的君子应负的责任吗？惜抱的《古文辞类纂》开示了文章的标准和准则，幸亏这部书保存下来，学者还知道遵循。我便遵循他的用意，推求义理和文法的源流，从乾隆到咸丰年间选取三十八人，评论他们的得失，区别文章类别，私下附在姚氏的书后，也算是当代著作中的一部。后来有君子可以拿来阅读考察。《郡斋读书志》序 自从《班书》设置《艺文志》，隋、唐、宋各代史书都沿用这个例子，把各家著作分类汇总，古今书籍都集中在一起。上千百年的著述，依靠它们才没有湮没。然而世代越来越久远，作者不断出现而没有穷尽，经籍纷繁复杂，难以搜寻考察。本朝修《明史》，设置《艺文志》，按朝代断限编书，也是形势所必然。因此私家书目把前代书籍合在一起汇编，可以考证书籍的存亡佚失，补正史的缺漏，关系非常重大；而且史书的《艺文志》只列书名，不如私家书目能够阐明要旨，并把作者的姓氏、籍贯、居处、生平事迹一并列出，打开书卷便灿然可见，对增长学者的见识尤其有益。自宋代晁子止创立这门学问，陈氏晁公武继承发展，成为后世儒者共同仰望的对象，而晁氏尤其卓绝。大概是因为子止继承了他的家族文元公四代的学问，藏书丰富，博览不倦，又得到井宪孟赠送的书籍，更加深入探究幽深隐微之处，发挥自己的心得。他辨析订正精密核实，是陈氏所不能比的。他说孔子的教化可以分别为六艺，但它的要旨不外乎修身。如果用修身来观察六艺，就像处在璇玑的位置上观察七政运行，没有不相合的地方；否则便会悖谬乖离，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又说，人只是因为有意追求完美，所以心中才会忧惧。事先筹划事情，却有不敢做的事情；有所不敢做，那么它造成的弊害就很大。他又说，儒者的道理虽然知道寿命长短、困穷显达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决定，仍然应当修身以等待命运。知道耳目对于声色有本性上的需要，就把声色当作快乐，却使这种外在的快乐不改变自己的内心。用这个道理要求自己，就是爱护自己；用它教导别人，就是爱护别人。对于求学的道路，他确实能够看见宏大的道理而回到简约的实践。他评论佛、老二教，认为它们无意于世事，也不把自己依附于圣人；如果学习它们又因此失去儒道，便担心会造成祸害。他认为熙宁、元丰以后，学者用心过度；像东坡一类人仍然犯了这个错误。他叙述评论本朝诸人，直率地指斥批评，对于夏子乔、王介甫、张天觉，一点也不姑息。即使评论当时的事实，也有很多足以和正史相互参校订正的地方。他推明京氏《易》学，说明汉代《易》学的源流；认为萧颖士的赋、刘知几的《唐书》褒贬都有失实之处。读《商君书》而订正《索隐》的错误，采用《文选》来校正陶渊明的文字。总的说来，大的方面在于阐明经术、维护世道人心，小的方面也足以使后来的笺注考订之士受益。确实可以说贯通广博深远，不拘守一家。陈氏说他的发明有足以观览之处，阮元称赞他的编次有法，仍然是浅薄地估量晁氏啊。虽然其中有时兼引错误的说法而没有加以考辨，有时编排分类不够审慎，姓氏也有相互抵牾之处；正如陈直斋、马贵与、焦弱侯所评论的，这些缺点确实难以避免。然而总体上精密严谨，言论归于最正确的道理，已经足以辅翼圣道、取信后世了。旧有衢州本、袁州本两种版本，得失各有不同，于是把两本合在一起校勘。校成以后在长沙刊刻。我对于晁氏一家的学问，差不多算是尽了心力。姑且追随姚氏、赵氏之后，来满足钱氏、瞿氏多年的愿望。如果因为我不贤而受到见识浅陋的讥笑，那我就更加惭愧了。

译《苇野诗文合钞》序 自从文字兴起，圣人经典便光耀起来，孔子集大成。他教人首先称说《诗经》，而一生所致力的，又独独赞扬《易》以探究天、人、性、命的根源，作《春秋》以创始按年月编年、据义裁断的体例。难道不是因为这两部书阐明天道、说明人事，足以昭示无穷的道理吗？至于《诗》，则通过吟咏感发，使人自己体会性情的正当之处，求学者在进入道的初步阶段可以从中有所取益。但扶助世道、辅翼教化，并不曾专门依靠诗歌。龟山、彼妇、获麟、泰山等歌，是孔子在劳苦哀伤之际偶然抒发出来的，其他时候没有听说他这样做，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吗？从汉代到明代，诗人不断出现，流传下来的却没有多少；即使有幸保存下来而符合温柔敦厚的教化、美刺劝惩的宗旨，也同样没有多少。在君子看来，这些不过是玩弄外物罢了。其中名家才俊、大儒巨子，随着时代接连出现，或混入史志，或精研义理；喜好古代而学问深厚的，有笺注、校订一类的学问；通晓当今而能实际应用的，有掌故、经世一类的书籍。这些都取法于圣人经典，以人的实际作为根基。譬如江河，万世流传而不会废弃；维系它们的力量大，所以传习得久远。儒者难道可以不选择道路而遵循它们吗？光绪七年，越南阮君述来到京师，把他们国家的《苇野诗文合钞》给我看。苇野是当今国王的叔父，也是仓山的弟弟。仓山擅长作诗，中国见到他诗作的人没有不惊叹的。苇野的诗传来后，见过仓山诗的人都惊讶地说不比仓山差，我尤其喜爱并看重他的文章，例如论黄钟为万事根本、辨析春王正月等篇。由此可见，他能够钻研精深的朴学，并不只是凭诗歌称雄。越南与中国文字相同，承受孔子的教化，自前黎以来，文治大为兴盛。直到如今人才蓬勃兴起，著述文采斐然，而王族中又有如此贤能的人，难道不是很盛大吗？阮君说，苇野年将七十，笃实好学而不知疲倦，穿戴儒者的朴素服饰，与人谈话从来不涉及诗文，只用道义、政术一类的书教导诱发后辈。理学昌盛，节义就会兴起；儒术明白，浮华之士就会被排斥，这才是真正建立国家、培养人才的方法。苇野作为王室的至亲，肩负着为国家宗族所仰望的责任，责任在于维系纲常、端正风俗，纠正士人。假如他确实拿自己所学出来教化众人、引导他们的趋向，我知道那些仰望归附、随影而行的人，将会像水往低处流、弹丸沿坡滚下那样无法阻止。至于小小的辞章末技，苇野却把它做得如此精工，而谈论时并不涉及它。后来的学者，应当能够由此得到苇野的用心。辛巳年季夏。《悔全堂诗集》序 光绪纪元的冬天，外舅周筱楼先生编定了若干卷诗，从东湖寄信来命令先谦说：真正深知我诗的人，没有谁比得上你，你替我作一篇序。于是先谦拜手作揖写道：山中产生大木，又能合乎音律，这是绳墨砍削的技巧恰好相合；干将从洪炉中炼出，锋芒足以刺穿一切坚硬之物，这是冶炼功夫神妙的结果。道光年间，天下清平安定，士人都以文章技艺相互切磋。先生跟随他的兄长自庵先生交游，如郭筠仙、孙芝房、吴▯台、凌荻舟，都是当时号称文章卓异的儒者。先生和他们上下讨论，年龄最小而资质敏锐，一开口说话就常常使在座的人折服。尤其受到监利诗人王子寿的衷心敬服，彼此唱和，积年累月。他得到师友学问的帮助，就是这样。粤寇势力已经壮大以后，楚地奋起从武，人人争相奔赴军营求取富贵。先生却在一室之中长啸高歌，傲然不屑。后来在官府中屡遭困顿，晚年才沉浮于一个官职之间，希望取得一点成绩。向南奔走，跋涉于崎岖险阻之地，身世的感慨、经历的奇异，无法自我抑制，便涵养酝酿而写成文章。到了困穷衰老之时，笔仍没有停，嘴也没有停止吟诵，他的心力就是这样专一勤勉。所以他的诗取材于境遇必定真实，表达旨意必定畅达，古雅却不违背世情，华美却不掩盖质朴。从不拘拘然步趋于某一家之言，但他的气势浩然，在寻常笔墨和写作路径之外自得其趣。唉！这实在值得珍视。我回忆癸丑年，先生在湖北巡抚严公的幕府中，拿诗出来给先谦阅读，都是在军务咨询的空闲中写成的。到了庚午年，先谦沿汉水上行，经过岳家口，在榷局中与先生相见。岳家口处于水陆交通要冲，公务繁多，又没有名胜古迹可以舒展志趣，而先生在那里写成的诗却特别多。如今先生离开那里，跟随严公来到东湖；东湖就是古代的夷陵，那里的山水清秀雄奇，阳光照耀时明丽，背阴处又妩媚，已经分别见于袁松山的记载、郦善长的著作，也见证过吴越与陆抗的战争，是王宏中、欧阳永叔被贬居住的地方。如果有许多富于古意、擅长写作的人居住在那里，足以凭吊古迹、激发兴致，抒写胸中的郁结。既然如此，那么上天造就先生，实在太奇异了；您的诗歌日益增长而更加精工，哪里知道它的边际会在何处消淡呢！自古以来的诗人未必都通达显贵，但从穷愁困顿中发为歌咏的人，他们的光辉反而流传得更加久远。以先生这样的才华，如果肯降低心志去追逐时俗所趋，应该没有什么不能如愿的；可是您却[字词有误]，竭尽力量用于文章辞藻，信守这一方面，反而舍弃了另一方面。这就是天道。先生也可以不必遗憾了。

译《寿梅山房诗存》序 古人说过，《诗经》三百篇中，因怀才不遇而发愤创作的很多。我考察汉、魏以来，那些奇异不凡的文人骚客，胸怀非凡抱负，却默默无闻、不得施展，姓名也不见于史册。唯有他们发而为文章，流传在若显若晦之间，有心人能够得到并珍重保存，而且急切希望它们流传后世。这不只是因为他们的文章值得珍贵，更是因为他们的志向令人悲悯。等到流传久了，其中有的因此大为显扬，百代之后讽诵并感慕他们的人，确实是有的。但也有身处荒僻鄙陋之地，行迹不能远播，终于归于湮没。后世的传记，只能详细记下他们的姓名、籍贯居所、文章卷帙，像这样的情况哪里说得尽呢？于是又感叹：那些身负有为之才、文采足以自我表彰，却沉没在天地之间、使魂魄在九泉之下叹息遗憾的人，尤其多啊！大凡都是因为怀才不遇的缘故，难道不悲哀吗？以我所交往的当世才俊，老死而不得志的，往往就有这样的人。至于他们所写的作品，可以供人阅览，我们共同爱重它们，并思量如何使它们流传下去，这也是我这个后来死者的责任。它们将来是否会在百代之后大为显扬，被评论古人的学者采录；或者只是在无穷的年代中保存他们的姓名、籍贯居所和文章卷帙，这些我不得而知。总之，我怜悯他们的志向而珍视他们的文章，希望它们不至于沉没，以慰藉九泉之下的魂魄；我的用意难道和古人有什么不同吗？大概与我交往最早、而又遭遇最困顿以至死去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黄士畸，字晋臣；一个叫李谟，字禹臣。禹臣是晋臣的中表亲戚，和我的亡兄会廷，年轻时一同在晋臣的祖父禹田先生门下求学。后来二十多年彼此没有音信。咸丰辛酉年，我到了武昌，前往水军船次拜访晋臣，当时禹臣正掌管向道营的书记事务，这才和我相见。谈话间提到亡兄，他总是为此抽泣长叹。后来他推荐我代替自己任职，便归去了。之后他又出仕，最终也没有得到契合。同治辛未年，死在九江旅店中。禹臣喜欢作诗，谈论诗歌一定称道杜甫。他又常常用学习杜甫来勉励我。我偶有作品，禹臣总要挑剔搜求其中的瑕疵毛病，丝毫不宽贷。我非常赞同他。禹臣作诗，确实能够掌握其中的根本道理。然而他一生颠沛困顿，没有地方抒发自己的情怀；当时事有可歌可泣之处时，便全都寄托在诗中，诗篇多有沉郁悲凉的声调。但他最终因为家贫，不能完成所学，漂泊作客，直到老年并死去。他自身所遭遇的境况，以及心中所造就的诗篇，仓促之间就止于此了。可悲啊！我从前作诗哭悼禹臣。如今他的弟弟汤臣，搜集他的遗诗给我看，我替他删定保存了若干首，刊刻流传。禹臣天性孝顺友爱，我已经见过他所作的诗。汤臣深深爱护他的兄长，所以为兄长身后之事经营筹办，十分周到，家境也稍稍宽裕了。然而禹臣却来不及看到了。唉，这难道不是命运吗！光绪十年夏四月。《磨绮室诗存》序 同年朋友丁君竺云去世的第二年，他的弟弟蕃绶托朋友把他的遗诗交给先谦，请我校订。我替他刊刻保存了若干首，并为之作序说：自古以来宏达深厚、卓异不凡的人，将要在功名事业上奋发，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和志向，对于文章辞藻往往有所忽略，因为认为文章之道并不尊贵。但如果一个人的学问广大而且渊博，没有什么不做；一旦做了，往往就很精工。幸运而乘青云直上、佩金印紫绶，声名光耀后世，天下人敬重他这个人，于是连同他旁及所做的事业，也一并珍重爱惜，不忍使它湮没。不幸而怀才不遇，直到老死；或者正当壮年便遭受摧折，他的才华和志向都没有机会显现于世，反而是他不太用心经营的文章，借此略微显露他的生平。这样，即使只是残篇断稿，人们仍共同加以保护，并急切使之流传，像我们的竺云这样的人，实在更加令人悲痛啊！竺云二十多岁时，在乡试中举，才华见识通达敏捷，人们都把他看作伟大的栋梁之才。竺云自己也很自负。我的文章两次考试落第后，入赀捐纳成为户部主事，全年闭门读书，对各种书无不浏览，研治经史能够得到精微的义理。擅长时文，小楷尤其端正秀美，取得高等名次就像拾取芥草一样容易。然而他最终困顿而不能进用，终于四十一岁去世。竺云接连不得志，心中有所感慨愤懑，便写成诗篇，却不常常创作。有时朋友督促，他才作一首，间或拿来给我看。于是我们讲论声调高低、字体欹正，每一丝一毫都要校验，调和妥当才停止。竺云做学问，务必穷究深奥之处，像这样对自己也毫不宽容。如今看他的诗，清新深厚、典雅刚健的作品，往往追踪唐代贤人的风格。他的性情和操守，清峻而不受污染，也都可以在吟咏中看出来。虽然事业没有完成，名声没有树立，保存下来的诗也不多，但后来传述竺云的人，或许会从这些诗中有所取法，那么竺云也就可以不朽了。我和竺云在同治甲子年一同参加乡试。当时我县中式二十四人，在朝廷做官的，只有我以及竺云、萧庭、彭稷初几人。三个人所学各不相同，却都是诚实笃厚的君子。我在光绪壬午年因父母丧事回乡，八月竺云也来到。如今这一年四月，我又哭悼萧庭。想到岁月不停流逝，国家多灾多难，二三位旧友忽然相继离世，独自站在庭院中，四下望去一片苍茫。手里拿着这部诗集，怎能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呢！光绪十年甲申夏五月。

译《频罗庵遗集》序 镇海鲍君景溪，重新刊刻梁山舟先生的遗集，共有诗五卷，文章、题跋各四卷，《直语补证》《日贯斋途说》《笔史》各一卷，托我的朋友萧君敬甫请我作序。先生以擅长书法闻名海内，到了老年名望更加尊崇。读集中与孔谷园论书的几封信，以及答王禹卿索书次韵的三首诗，文章书法的精妙，确实可以说是兼美了。但先生对于诗文，因为不喜欢受人役使，所以并不经常创作；现存的作品都完全摆脱了摹拟，抒发自己的胸臆，多有平和愉悦、清朗旷达的情致。《直语补证》等编颇有助于考证订正，但他的用意并不在于把它们作为著述，只是取以自我适意罢了。先生论书，认为学习古人不应刻意追求相似；又说不可存有求取名声的心。我认为其他文章事业也应如此，这正是他的品德情操超凡脱俗、所以尤其难以企及的地方吧。当先生壮年时，凭借门第和科举功名，很容易获得高位，但他却在山林丘壑之间迟滞隐居了六十多年。他对荣华权势的淡泊，已经足以使那些贪恋俸禄、沉溺宠荣的人惭愧；对于文艺声名，也仿佛躲避它还唯恐躲得不够远。这不是像蝉蜕皮一样脱离尘嚣、把世俗事务置之度外，而是内心确实有所获得，便不能这样做。然而他终于终其一生如此。到了今天，他的声望反而日益显著，遗文旧稿不用脚走路便传遍天下。古人说过，逃避名声，名声反而跟随我。这难道就是扬雄所说的“以德为几”吗？每当我反复阅览这部文集，想起先生的高尚风范，总是不免茫然自失。频罗庵，是先生晚年居住的地方，因此自号“频罗居士”，并且把这个名号写入诗歌。先生曾给朋友写信，说守持家法而不修习佛事，那么他采用这个名号，大概只是姑且寄托超然旷达的心意，并不是仰慕佛教的法术。《汲古阁说文校勘记》序 如今世上流行的《汲古阁说文》，是毛斧季五次修改的本子。以毛氏刻书的精美，斧季又能够读懂父亲的书稿，怎么竟然没有坚持自己的见解呢？善于继承先人事业实在太难了。洪琴西都转运使家中收藏的，未必是经毛斧季改动的《说文》原本，而是斧季弟弟第四次亲手校订的样本，光绪七年刊刻于淮南书局。求学之人一致归美称许。今年秋天我经过扬州，张君乳伯把《说文校勘记》拿给我看，这才知道当年刊书时，乳伯参与其事，于是写成了这部校勘记。都转运使认为它过于繁琐而没有采用，只把两种本子的异同附录在书末。我笑着说：这就像郑人买椟还珠一类的事情。都转运使怎么会这样做呢？从前段氏依据斧季亲校本，为《说文》作订补，如今已由湖北书局刊行，人们都珍爱它。这部校勘记考察详尽、审慎精密，超过段氏之书，实在是研究《说文》不可缺少的书。因此我劝说乳伯赶紧筹集资金付梓，使它能够和书局刊刻的《说文》相辅而行，并把事情的缘起这样写下来。后世阅读这部书的人，不要因为它过于繁琐便弃置不看，这就是我的幸运了。《宗子相先生诗集》序 兴化宗子相先生，是前明嘉靖年间七子之一。当先生任稽勋员外郎时，被严嵩憎恨，具有刚正不阿的操守。出任福建藩司参议，抵御倭寇，有保障城池社稷的功劳。升任提学副使，巡视郡县时穿破衣、吃粗粮，拒绝一切供应和宴饮，亲自实行规范来教导诸生；看见百姓的疾苦，便谆谆告诫，不能停止。三十六岁去世，士人百姓聚集哭悼。人们建祠祭祀他。《素丝》诗和桐乡传记，人们认为没有多少可以超过的。我考察先生的志向品行，他从未想以文人闻名，但后人却大多称道他的诗。大概在他年轻时，才华高、气势锐利，落笔就超出当时一般人；一两个有气力的文人相互为他张扬，把他看作我们这一派的人，结社盟誓，主持夸耀奇异。而当时追求名声的人，没有不在声华意气之中奔走颠倒的。这是有明中叶以后士人风气的弊病造成的。像先生这样成就卓著，却不以此自我夸耀，是完全可以断定的。学者如果不愿意做一代普通士人，那么他应该怎样自处呢？先生起初与谢榛、李攀龙、王世贞、梁有誉并称“五子”，后来又加上徐中行、吴国伦，成为“七子”。谢榛内心轻视吴国伦，和李攀龙意见不合。王世贞等人于是极力排斥谢榛，不把他的作品收入诸人的集子，各自作《五子诗》，意思是把自己算在内成为六人，并把谢榛从七子之列删去。如今看先生的《五子诗》，开头独列谢榛，没有吴国伦，接下来便是寄给李顺德的诗。这说明先生作《五子诗》时，已经是在李、谢失和之后；他没有因为一时的私情而废弃天下公论，对于朋友交往的情谊和风义，是值得记载的。先生的十一世孙礼堂广文拿着诗集请我作序，因此我详细论述这些事情。至于先生的诗，古人已经说得很详尽了，所以不再赘述。《明史·文苑传》说，倭寇逼近城池时，先生和主事者共同把他们击退。《日本传》没有详细记载此事。如今诗集中有明代巡按福建御史樊献科所作的序，说主事者离开以后，才从戈矛交战之中秘密和子相商议战守之策。那么主事者就是樊献科，这也足以补充史书的缺漏了。

译《行素堂汇刻经学丛书》序 经学总集，大概从齐代衡阳王钧开始。经学的总汇，则从《五经正义》开始。等到版本流行以后，宋代朱子刊于临漳的四经、岳氏《相台经传》，实在是汇刻经学著作的开端。元、明以来，流传日益繁多。大清圣代文教昌明，世人崇尚经术，纳兰氏《通志》的编纂、大梁氏《经苑》的刊刻，搜集往代典籍，蔚然成为宏大的景观。但对于当代的大儒却没有全部涉及。张金吾《续经解目录》偶尔涉及本朝，璜川吴氏《经学丛书》收录本朝著作较多，却仍夹杂前代著作。只有仪征阮氏学海堂刊本，多达一千数百卷，全是本朝人自己撰写的书，足以彰显儒学先辈尊崇古学的勤奋，也足以发扬本朝重视文教的盛况，可以说美好完善极了！如今距离阮氏刊书的时代又过去几十年，中间经历了丧乱，人民流离失所，但诵读弦歌没有中断，博学之士接连兴起。想要广泛续辑，以便查访求取，难道不是有赖于有心人的努力吗？吴县朱君懋之，博览群书而且通达，喜爱刻书。他先依照顾氏《汇刻书目》的体例，编成《行素堂目睹书目》十卷；又把自己最欣赏的书，编成《槐庐丛书》四编。近来他又把自己刊刻的《经学丛书》托叶君槐生向我请求作序。我阅览之后，发现其中全是本朝人的著作，除《九经古义》之外，其余都不是阮氏拜本所收录的。阮氏的书选择精严，是治经者的高标准。朱君此套丛书的体例仿效阮氏，但编书宗旨略有不同；他搜集考察勤奋努力，意在彰明本朝经学，这在以往的丛书中是很少见的。大概所托之名越尊重，所用的心力也就越加周密。如今撰述著作的儒者日益接踵而出，朱君应当坚持这一志向，广泛阅览并宏大收纳。将来评论维持文献的功劳，一定会首先数到朱君。行素堂这个名号，也将和勤于搜求古籍的声誉争相辉耀了。《思益堂集》序 周自[字形残缺]先生去世的第二年，他的长子芋生大令因过度哀毁而去世。他的孙子椿圃遭逢两代人的大丧，匍匐奔走料理，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先谦担心先生的著作日渐湮没散失，便到他家访求，得到诗、文、词、日记、书札若干卷，赶紧同瞿子玖学士商议共同捐资刊刻。刊成以后，谨作序说：先生在咸丰初年，凭文学才华入侍左右，受到皇帝知遇，特命充任巡防大臣，兼办京畿团防事务，本来不久就会升到显要职位。先生感激奋发，弹劾他人毫不避讳，权贵因此侧目，他的职位也由此岌岌不安。适逢因父母丧事回乡，曾文正再次出任督师，招引他共同办事；但胡文忠和先生早有嫌隙，阻挠他们不能合并共事。晚年回到朝廷，很久以后才得到升迁。同治、光绪交替之际，两人都任侍郎，而先生却突然因病辞官，终其一生。处在进退、显达与隐晦之间，竟是这样艰难！然而先生自从罢官以后，寄居京师，开辟一间小轩，每天坐在其中，以朱笔墨笔校读书籍自娱，寒暑都不停止。又过了几十年，他所作的《四史补注》以及日记、札记等书，都在这段时间完成，仿佛上天早已安排先生如此。只是我感叹先生没有早日知道自己与功名无缘，不能专心走学问的道路，从而大力昌明自己的著述，这是可悲的！但如果先生老年身体强健，爵位越来越高，国家处于太平时期，那么他未必会有另外的表现；即使没有这十年心力，也会被仕宦生活消磨，来不及专心从事学问。究竟哪一方面是得、哪一方面是失，明白事理的人应当能够辨别。先生在世时，我曾经拿这一番议论来安慰先生。直到如今每次想起这件事，我没有一次不替先生感到庆幸。先生对于历代诗人，没有不探究其精华、洞察其奥妙的，所以他作诗兼有众家妙处，总的归宿在李商隐、陆游，晚年遭逢困厄，转而达到平淡的境界，大概是因为所得更加深厚了。他的日记、札记广泛综罗而且[字形有误]，尤其详细记载掌故；他的文章都清新绝妙而值得称善，骈体文的义理和法度尤其精湛。他曾说：我学习胡稚威的博大，却不取他的僻涩；喜爱洪稚存的俊逸，却不学他的纤巧。我就是这样自我要求的。曾文正屡次推重他的才能。先生四十岁以前，积存的稿子堆满了一寸厚；他南归时，家人在京城靠卖书维持生活，却误把这些稿子卖掉了，只保存三十多篇，如今又只能见到其中一半。我已经把它们刊入《十家四六》中。文章遭遇这样的厄运，难道也有命数吗！可悲啊！《四史补注》由先生亲自在京师刊刻，如今已经另行流通。此外，他的奏疏、应奉文字若干卷，书信若干卷，考订金石、题跋书画的文章，搜集起来而尚未刊刻的，还有几十卷，等待椿圃将来完成它们。《[书名首字有误]东诗钞》序 在嘉庆、道光年间，我们楚地以诗歌闻名于资、邵一带的，是邓湘皋、欧阳[名有误]东两位先生。湘皋年纪比[名有误]东小，却极其推重佩服他的诗。曾文公作湘皋的表，说两位先生以诗歌相互砥砺，分析细微之处，甚至一封书信要往返三次。困滞之处终于得到贯通，便互相欣慰而大为欢喜，他们专心精研到了这种地步。因此两位先生的诗最为著名。然而湘皋宣扬前代贤达，奖掖后辈，交游遍及天下；而[名有误]东筑起高墙，少有认可，中年以后闭门不出。他为人通达而耿介，非常与众不同，所以邓先生的声望日益显著，而不是楚地人的，很少有人称述欧阳先生。光绪年间，国史馆续修《儒林文苑传》，我的朋友缪筱珊编修主持其事，给我看《文苑传》稿，其中有邓先生，没有欧阳先生。起初续修的规矩是，只有专门的诗集而没有其他经史著作的人，不列入传中，以防止浮滥。然而像宋大樽、吴嵩梁一类人，都是因为诗歌精工，所以能够列传；筱珊没有读到先生的诗，也确实不知道有先生这个人。大概湖湘之外与湖湘之间，文章声气隔绝已经很久了。以先生人品的高洁、学问的深厚，如今读他的诗，仍然可以想见他的为人。可是他的姓氏没有登载在朝廷的高阁之中，文章也不能传播到天下士大夫的口中。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他的遗集处在若有若无之间，恐怕连我们楚地人也没有谁能够谈及，而先生的真实面貌就要湮没了，难道不可惜吗！先生的诗共有十卷，陶文毅公在道光六年刊刻于淮阳，《沅湘耆旧集》刊录了其中三卷。我取来校对，彼此各有得失，于是删定保存为二卷，精深高妙的作品大致齐备了。又仿照阮文达公以史传集句体例作传的方法，为先生作了一篇传记。刻成后寄给筱珊，也借此扩大它的流传。希望将来海内称道诗歌的人，或许不会让先生最终湮没吧？这就是我个人微小的愿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译《诗余偶钞》序 先谦年轻时喜爱吟咏，但不曾学习依声填词，偶尔动笔写几句，也不是自己的爱好。我在京师做官时，跟随周自庵先生交游。先生晚年患病残废，不能多读书，有空便作小词，强迫先谦和他唱和。他曾对先谦说：我的词不拘守旧有常规，只是用来自我娱乐罢了；但清新精妙的地方，我自认为不比宋人差。于是又说，道光、咸丰年间，他和孙芝房侍读、李舜卿孝廉等人以文章饮酒。每当舜卿作出一首词，芝房和我都收敛双手，赞叹佩服。芝房归乡后去世，舜卿因失明残废而死去，三十年没有过这样的乐趣了。芝房的遗集已经刊刻在湖南，可惜舜卿的词没有流传下来的刻本，你何不设法求取呢？先谦把这话记在心里，不敢忘记。张雨珊说：我在乡里前辈的词人中，最推重舜卿先生。近人中敬服他的，王壬秋、杜仲丹尤其突出。雨珊每次进京，一定把近来所作的词给先谦看，从来没有写得不工的。先谦辞官归乡以后，雨珊来往更加密切，我索取他的词，看到的比从前多了一倍。他一生在这方面尤其专精。芝房先生是雨珊的姻亲，雨珊到他家访求，又得到几首尚未刊刻的词送给先谦。壬秋、仲丹恰好都在长沙，先谦又分别向他们求取词作来读。李君筱屏是舜卿先生的从孙，也从新化把先生的词送来。先谦于是请求雨珊，从自庵先生的词中选出最好的，加上其他五家，共六家编成一集刊刻。听闻而未能见到的作品，留待日后搜集补充。过去新安孙默编选王渔洋以下十五家的词，从三家、六家逐渐增加，历时十四年才完成。先谦这次刊刻，也有孙默的意思。雨珊说，他以前并不认识仲丹；在巴黎的旅舍中，听见有人吟诵新词，询问后得知是仲丹所作，于是前去拜见并结为朋友。他又说：我认识海内许多词人，将来一定帮助你访求作品，完成一部大集。唉！像雨珊这样，可以说是诚心诚意喜爱并奖掖善人了。《合校水经注》序 年轻时我读《汉书·地理志》，惊叹它是绝妙的著作。可惜它上溯古代遗迹，旁及各地水道，只是宏大的纲要已经列出，细小的条目还不完备。虽然这是史书体例本来如此，但对于我探寻奇异、爱好古迹的心情来说，仍然觉得有所欠缺而不能满足。后来读到郦善长的《水经注》，深深赞美它的用心，认为它足以补助班固所未能达到的地方。班固记载水道，只概括说明它们的源流始末，对所经过的地方从略。郦道元则把汉代的郡县沿革和详情全部包罗，曲折贯通，旁及支流，多到一千数百条，使后来搜寻沟渠、访察水道的人，打开一卷书就如同面对古代地图。班固记载地理，以经籍为依据，使三代以来的重要典籍不至于散失而无从考察。郦道元尤其依据地理写得详尽，元魏以前的旧事旧文，都可以考求而得到实证。两人的繁简虽然不同，精心思考其实相同，确实是广博考察山川、掌握天下地理的关键。土地没有不依靠古迹而建立的，水道也没有不因土地而显明的；郦氏作书的宗旨，在于借水道考证土地，又借土地保存古迹。因此迁徙变更的情况全部陈列，往昔事实也一一排列。世人有时责怪它喜好猎奇、炫耀博闻，等到看见文学作品从中取材，即使说他们对于地理学全无所知，也可以了。如今并非没有专门疏理水道的书，拿来和《水经注》比较，它们的优劣究竟如何呢？我沉迷于这件事已经三十年，足迹所到之处，一定随身带着这部书。我考察地志史乘，核对水道源流，依据注文绘制地图，参照排列今天的地名，同时还想为各史作补证；凡涉及水地事迹的，以及经文和注文没有完备记载的水道，都替它们作疏证。可是人事总有牵累，担心不能最终完成这个愿望。曾经利用官校宋本，参照合并各家版本，辑成一篇，长期收藏在箱笥中。现在先交给刻工，拿来请海内喜欢读这部书的人评正，并把它的主要义旨推论如下。至于合校的细微用意，都详细列在凡例中。《心言》序 自从宣尼去世以后，大道横向分裂。周代末年至汉代，诸子争相发声。兰陵人荀子、成都人扬雄，源流较为接近正道，而扬雄尤其擅长修饰文辞。此后徐、王二家还保存着古意。宋、明以来，义理更加畅达，却不再是文人所擅长的事业。柱史老子的精深旨趣、漆园庄子的寓言，在文章方面没有哪一家诸子能够超过，但他们的言论没有列入儒家。我认为，风虎云龙的比喻、张弓而载鬼的奇异，以及《盘庚》《诰命》的诘屈难读、《公羊》《谷梁》的问答辩难，这些都是经书开创了体制，诸子推演了它的余绪。如果取用诸子的精华，却不违背经书的旨意，难道不就是天下最好的文章吗？我们县的张蔗泉先生，从年轻时起就沉浸于百家之言，洞察幽微、通达深奥；雷霆般的声势和光怪陆离的意象，盘结郁积在胸中。因此他把这些宣发在文章里，古义彼此根柢相通，奇趣间或显现，同辈聚集观看，都惊叹这是从未见过的作品。他曾作《心言》一书，以深沉精湛的思想，阐明幽微细妙的道理，体制包罗万象，道理贯通天地四方。他的文章则呕心沥血地写出，庄重与诙谐交错陈列，奇正相互启发。高远的言论追踪老、庄，精微的义理贯通周公、孔子；这难道就是《大易》所说的修饰文辞、树立诚信吗？曾文正公称赞他能够以六经为约束来成就文章，并非虚假的美誉。当道光末年，益阳汤君鹏以文章闻名京师，写成数万言的书，号称《浮邱子》。他常向人夸耀说：有谁能跟着我读一遍《浮邱子》吗？等看到这部《心言》，便大为叹服。郭筠仙侍郎为先生墓志铭说：浮邱子汤君，雄视并折服一世之人；见到您的《心言》，气势也输却，精神也移动。可见当时人们推重他到了这种程度。先生去世以后，稿本被人刊刻在四川，其中间有错误。先生的长子雨珊谋划重新刊刻，托我为它作序，说明事情的始末。我见先生较晚，没有机会充分听闻他的言论；但我一向敬服先生的文章，又和雨珊、冶秋结为兄弟般的朋友，不能默然不说。雨珊已经为这部书作了注，于是一起刊刻。注语能够洞察幽微，简洁而有要旨；扬雄、乌有先生与元后之间的文章，也不值得拿来相比了。

译《庄子集释》序 郭君子[字形有误]完成《庄子集释》，把书交给先谦阅读。恰好这一年发生了东夷之乱，我起身叹道：庄子内心难道有不得已的苦衷吗！他遭逢世道闭塞，无法挽救，精神在广大空旷之境中彷徨，验证大小没有边际，探究天地的始终，因为恐惧不安而写下这些言论。驺衍说：儒者所谓的中国，在天下只占八十一分之一。赤县神州以外还有九州，外围有小海环绕，再外面又有大瀛海环绕。惠施说：我知道天下的中央，在燕国以北、楚国以南。庄子也称说这些，还说[专名有误]和忽凿开混沌而死；他的学说仿佛预先看见了未来，又推究其最终结果，也真是奇异的人啊！子贡制作汲水的槔，汉阴的老人却笑话他。如今的机械和机巧之事，比槔多了万倍，假使庄子看见这些，会怎么想呢？蛮氏和触氏在蜗牛角上争夺土地，死尸有数万人，追赶败军十天。如今的蛮触之类不知有多少，庄子又将怎么办呢？所以即使以黄帝为君，也有蚩尤；即使以尧为君，也有丛枝、宗脍、胥敖。黄帝、尧并不好事，但想使国家空虚、刑罚人民，却不能用虚静之道治理，这已经决定了。那个庄子，寻求治理天下的方法却没有得到，最终只能独自站立在寥廓旷野之中，希望保全自身、享受生命，这哪里足以顾及天下呢？况且他的著作曾经显露于后世。晋代尊崇它为玄学，却不能消除胡羯的祸患；唐代尊崇它为真经，也不能挽救安史之乱。只能用来劝诫君主不要淫逸奢侈，冲淡末世风俗的利欲，或许多少有一点帮助罢了。而他的文章又极其奇特。郭君爱好玩味它，不能停止，于是有了《集释》的创作。他把文章附在书后，使内容更加广博；假使庄子看见了，会不会说：这仍然只是我的糟粕呢？即便如此，没有遗迹凭什么考察足迹，没有糟粕凭什么观察古人呢？郭君的书美好了，它是庄子副墨的传承；您将使天下人都成为洛诵的后代了。《庄子集解》序 古代的作者难道一定要依靠隐居山林、与鱼鸟为群吗？我看庄子甘愿承受曳尾泥中的屈辱，却拒绝担任祭祀牺牛的聘任，可以说是把尘世的富贵看得很轻的人。然而他也曾请求借粮，主动与监河侯交往；系好鞋带便出行，向梁、魏君主通报求见；在赵王殿上游说剑术，他心中仍然存有拯救世人的想法。遭到惠施派人搜查三天，他的心志和行迹不能被同声相应的朋友谅解，更何况其他人呢？由此我知道庄子并不是果真能够回避世事来保全自己的道术。况且他的学说说：天下有道，圣人便成就事业；天下无道，圣人才得以生存。又说：我将处在有用与无用之间。他以无用来尊重生命，而所谓有用，只是借助空洞的文章来自我表现。老子说：华美的言辞并不真实。庄子的言论已经很华美了，他自己又说明了它未必真实。所以他把给马装饰络头、鞭打马匹说成伯乐的罪过，却又不曾不用马鞭去敲击骷髅。他内心追慕容成氏、太庭氏结绳而无文字的时代，却总是借用最高的言论来修养心性；这难道是希望后世的人实行他的言论吗？不过是憎恨时世罢了。所以《君德天杀》说轻易用民众的生命，是讽刺暴虐的君主；说世俗喜好阿谀，严于侍奉亲人而尊崇君主，是对污浊世道的愤怒。登上无道的朝廷，口头上称颂尧而内心像桀；走出无道的荒野，外貌像伯夷而行为像盗跖；那么又何必取用空洞名义上的仁义，鼓吹没有定准的是非呢？他的志向已经受到伤害，所以言辞过于激烈。假如把天下换成有道的天下，庄生大概就不会走到这一步。后世之人浮泛地仰慕他，竟形成一种风俗，这是读庄子之书的人的过错，过错难道在书本身吗！我研究这部书多年，领会了其中的要旨，得到两句话：喜怒哀乐，不进入胸怀。我私下曾把这句话作为养生的原则，果然很有益处。唉，这就是我的老师啊！旧注已经完备，我便择取各家长处，间或加入自己的意见，辑成八卷，命名为《集解》。世上如有通达之人，希望共同阐明它。宣统元年七月。《方言》序 从前班孟坚为扬子云作传，详细列举他所作的书，却没有记载《方言》。《艺文志》也没有这部书的目录。宋代洪迈于是怀疑此书是伪托的。然而考察常璩《华阳国志》，其中记述蜀都先贤赞，说扬子云作《方言》。常璩之书本于陈承祚《耆旧传》，这些话是可信的。班氏独独遗漏它，大概是因为此书不见于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没有依据可以收入史志，于是连传记中删去了自序的两句话。看本书所载子云与刘歆往返的两封信，便知道当时编纂尚未完成，扬雄秘藏而不肯刊出，以致世上没有流传记述；事情的始末由此可以明白。应劭《风俗通义》说：周、秦时代乘轻车采集民间言语的使者，到各地访求方言，回来后便登记上奏。嬴秦灭亡，资料遗弃散失，蜀地严君平、林闾翁孺才保存了一些大概。子云依次为它作注并续补。这与常璩书中所说子云师从严君平、林闾翁孺而作《方言》相合。至于其中词义坚实深奥，内外都符合经书训诂，不是博览深思的儒者不能撰成。西汉虽然有很多文人，但除了子云，没有人能够承担这样的著作。因此由此可以推知，前代采风的使者巡行各国，并不只是记录诗篇而已。对于各地不同的风俗和语言，也一定会详备记录其声音训诂，随后进呈天子；展开书卷，连缀文辞，依据文字来了解意义。这样一来，天下政治的治乱、国家的兴衰原因，就可以得到考察了。只是这部书藏在秘室，民间很少有人见到。周公作《尔雅》来垂示教化，后来诗书中的文字才可以阅读；至于音义的来源，却始终没有明说。综合考察《方言》中记载的周、召二南以及齐、秦、卫、郑等地的语言，足以和经文互相考核，完全可以断定这是天府旧记所传。至于其中采自朝鲜、冽水、西瓯、桂林等地区的材料，或许出自后人订正脱落、搜集遗佚的功劳。于是令人感叹：《方言》和《尔雅》同出一源，经历千年而相继续成。严君平、林闾翁孺等人的用心，与叔孙通、梁文等人相同。这两部书，创始于姬旦，编成于子云，确实是圣人创作、贤者阐述的最高典范。《方言》以戴东原考证本、卢绍弓校正本为最好。郭子[字形有误]观察使取来合并刊刻，因此请我作序。我论述这部书的大略，并这样推究古义。至于合刊的体例，观察使自己的序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这里不再具述。

译《谈瀛录》序 国家代替天子养育万物。常常不极力施展威势制胜，而使仁义逐渐遍及天下，从容教化而达到成功，不分内外，人民都像蚂蚁伏地一样接受命令。咸丰年间，内有盗贼相互争斗，外有洋船接踵而来，于是西北大小十多个国家立约通商。日本与中国不通往来，已经将近三百年。同治十年，它的使臣柳原前光等来请求通商，双方已经达成约定。过了四年，日本窥伺我国台湾，受到威慑而退却。皇帝即位后，特意派遣二品顶戴、翰林院侍讲何如璋等人，作为驻日本大臣来巩固邦交。然而光绪四年，日本突然出兵攻灭琉球，把它改为郡县。又有法国、西班牙人制造轮船和战具，改变衣冠，务求使本国民众变得剽悍狡猾，以此逞强武力，傲然要同各国争雄。但日本土地还不及中国两个行省，军队四处出动，赋税征收增加数倍，民生愁苦不安，没有人心安于国家。俄国人在卧榻之侧虎视眈眈，日本又背负英国债务至二千余万银元，每年收入全部用尽还不能偿还本金；难道不只是害怕国家覆灭，又为什么要多次得罪中朝呢？王君爵棠奉两江总督沈公的檄令，前往一个多月，完全了解日本的形势、险要、风俗和情状，回来编成《谈瀛录》三卷，文章丰富而事实核实。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黄衷的《海语》，都不能超过它。将来从事东方事务的人，应当可以从这部书中得到助益。爵棠长期经历军旅，谋划深远宏大，却也不遗漏细微之处。如果能够掌握权柄、振作奋发，他一定能够宏大地建立功业，以彰显大清安抚和攘除外患的功烈。至于他的著述能否不朽，反而是次要的。爵棠更加努力吧！光绪五年夏五月。《天禄琳琅》跋 自古以来书籍用纸代替竹帛，纸张的优劣很难显现。隋代平定陈朝以后，保存有《太建时书》作为古本，另行召集善于书写的人，在秘书省内补录为正、副两本，收藏在宫中，其余则放在秘书省内外的阁中。后来抄写副本，又分为上、中、下三品。这说明在当时的抄本中，已经包含鉴赏和分别选择的意思。唐末才开始雕版印刷，到了宋代大为兴盛。太平兴国年间，三馆六库的书籍正、副本共有八万卷，见于《青箱杂记》。史书称皇帝到国子监查看库书，询问经书雕版有多少。邢昺回答说，国初还不到四千，今天已有十多万，版本非常齐备。由此可知，馆库所收藏的也都是版本书籍。从此目录学家广泛搜罗考订，各种著作纷纷杂出。沿至元、明，刊刻摹印更加广泛。要想博览遗书，尤其应当重视精心研究版本。伟大的大清朝开创华夏，历代圣主崇尚文教，远远超过古代，天府收藏的各类典籍日益丰富更新。乾隆四十年乙未，命令取出内府藏书，重新整理由此编成，敕命编纂《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到嘉庆二年丁巳，因为秘藏典籍和珍贵书函，搜采更加丰富，又编成后编二十卷，共收书一千零六十三部。自宋至明，五朝的旧集全都具备；旁搜远绍，既广大到没有边际，又对刊印流传的时间地点、鉴赏采择的源流，以及收藏家的生平事略、图记真伪，都无不考究，尤其细密而没有遗漏。对于版本严格选择而广泛收集；明末的影本、抄本，也一并甄别收录。由此仰见圣学的博大，包罗万有，足以接引儒生，作为百代准绳，哪里是隋、宋所能相比的呢！前编已经收入《四库提要》，后编因为世上没有刊本，很少有人能够见到。光绪七年，我在京师购得旧抄本，带回长沙。同族弟先泰见到后惊喜不已，希望交付刊刻以公之于天下。又借用湘潭周氏抄本，与湘潭胡元常、王启原，善化刘钜，以及同族弟先豫，精心校勘。刻成以后，谨在简末缀写几句话，以显示圣代文治的隆盛，也显示儒者生逢盛世的幸运，这是前古从未有过的。光绪十年甲申闰五月。

译《故明督师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忠正公传》公的讳名是可法，字宪之，“道邻”是他的自号。他是河南祥符史氏人，祖籍直隶大兴，世代担任锦衣卫百户。祖父史应元乡试中举，官至黄平知县，有惠民政绩。父亲史从直，母亲姓尹。公年轻时以孝闻名，性情孤高刚直，有志向和谋略。左光斗任畿辅学政时，一天微服出行进入一座古寺，看见一个书生伏案而卧，文章刚刚写成草稿，读完后取下貂皮衣盖在他身上。询问寺僧，才知道公的姓名。等到考试呈上试卷，左光斗久久注视，在卷面上亲自批定第一，召公入内，让他拜见夫人，说：“我的几个儿子都庸碌无能，将来能继承我的志业的，就是这个人。”留在官署中，每逢公务之余评论时事，两人常常感慨愤激，气得眼眶欲裂。公于崇祯元年戊辰考中进士，授任西安推官，升为户部主事，历任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升任右参议，分守池州、太平。这年秋天，总理侍郎卢象升大举讨伐贼寇，改任公为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督江北军队，多次击败贼军。当初当权者认为安徽是南都上游，商议设置兵备以阻止贼军南下，众人都不肯去，公奋然请求前往。到了安徽，修筑城池、训练士兵，谋划攻守策略，安徽因此没有发生战事。卢象升改任宣大总督，接替他的是王家祯，不久又由熊文灿接替，熊文灿专意招抚贼寇，贼势更加猖獗。朝廷商议增设巡抚大臣为豫州、楚地声援，在六安开设都府，廷臣推举公。崇祯十年公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等地。公到六安后，建立六安营，捐出俸禄修缮城墙；兴办学校，惩治奸恶，改革点名差役制度，赈济饥民；上奏请求免除受灾田地的租税。州里发生蝗灾，公夜间祈祷焚香，三炷香一直烧到天亮，连续这样做了整整一个月。他的属官说：“辛劳吗？”公说：“我做秀才时，每月只睡七个夜晚；做官以后反而懒惰了，哪里谈得上辛劳？只是担心这样也不能救济百姓，辜负了他们罢了。”部下刘小全、马如龙作乱，率领一百多人在军中喧闹。夜里三更，城中起火，叛乱者闯入官署，看见公穿朱衣坐在堂上，手持蜡烛和宝剑，神采照人，都惊惧逃窜。第二天将他们讨伐平定。公身材矮小，面色黝黑，眼睛有光；性情精明敏捷，事情无论大小都亲自裁决，阅览、听取、批答的事务同时纷至沓来，也没有遗漏。士兵没有吃饱，自己不先吃；士兵还没有发衣服，自己不先穿，因此得到部下拼死效力。面对敌人总是率先冲锋，所向无敌。桐城、黄州、舒城、六安之间，纵横延伸几千里，贼军多次进入都多次受挫，连贼首顺天王也投降了。崇祯十二年因父亲去世离任服丧。朝廷派宦官在涿州等候，打开他的箱子，只有银杯二只、祭文三十二轴而已。朝廷听到报告后，皇帝为之动容。有人提出让公夺情起复，公坚决推辞。崇祯十四年服丧期满，起用为户部右侍郎，兼任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风纪清明严肃。疏浚南河，漕运事务得到大整顿。授任南京兵部尚书，参与筹划军务。因为武备长期废弛，上奏请求实行八项更新措施。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进犯燕京，公誓师救援君王，渡江抵达浦口，听说京城陷落、烈皇帝为国家殉难，极为悲痛，以头撞柱，流血不止，穿白衣为皇帝发丧。正逢南都商议拥立新君，尚书张慎言等给公发来公文说：“伏见陛下刚开始监国，福王朱由崧是神宗的孙子，按伦理次序应当即位，但他有七条不可立的理由：贪婪、淫乱、酗酒；不孝并虐待下属；不读书；干预有关官署。潞王朱常淓是神宗的侄子，贤明，可以拥立。”公认为有道理。凤阳总督马士英暗中与阮大铖谋划拥立福王，公把七条不可立的理由告诉他。但马士英已经联合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护送福王到仪真。于是公等迎接福王监国。五月授公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马士英、高宏图同时受命。马士英仍督师凤阳，公仍掌管兵部事务。于是按照北都旧例整顿京营，侍卫、锦衣卫各军入营操练；锦衣卫东、西两司房以及南、北两镇抚司暂不设置，以杜绝告密，安定人心。当时马士英希望入阁为相，任命下达后大怒。他借公的奏疏为名，拥兵入朝觐见，拜过表章便立即出发。公于是自行请求督师，出镇淮阳。十五日，福王即位，公入朝辞行，加太子太保，改任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而马士英就在这一天入内值班。于是江南士民跪伏在宫阙前上书说：“我们恭敬地看见陛下刚开始监国，便擢用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代为管理各部事务，万民欢呼，称颂陛下知人善任。先帝任用可法掌管南京兵部，实在是上天启发圣心，留下他辅佐陛下完成中兴大业。南都长期废弛，难以立即安定；枢臣可法没有私欲，善于识人，又勤勉不倦地办理政务，经营一年，渐渐可以任用驱策。如今陛下安定南方，准备振奋军威北伐，诸将所佩服的、逆贼所畏惧的，没有超过可法的。听说要让他出任督师，众人心中惶惑。淮阳虽然紧急，如果另派督臣，而让可法留在中央调度，那么军队和粮饷就不会有忧患。可法亲自出任督师，虽然身负督师之责，但中央必然要重新安排局面，于是战守事务纷扰，错失一次机会，形势就会全部改变。这就是江南士民奔走呼号、跪在宫阙前哀求的原因。”奏疏上达，皇帝没有省察。公奉命祭祀泗州、凤阳二陵完毕，上疏说：“陛下登基之初，只拜谒孝陵，哭泣极尽哀痛，道路上的人都受到感动。如果亲自拜谒二陵，看见泗州、凤阳满眼蒿草，鸡犬无声，应当更加悲痛愤慨。希望陛下慎终如始，警惕奋勉，不要懈怠。二祖列宗也将默默保佑陛下。” 如果安逸地处在东南，不思考长远谋略，贤能与奸邪不能辨别，威势和决断不能发挥，老成之臣辞官隐退，豪杰止步不前，祖宗怨恨悲痛，天命暗中转移，那么东南这一隅也未必保得住。皇帝嘉许并答复了他。

译当时把江北分为四镇，由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分别统辖。刘泽清等纵容军队大肆抢掠，彼此又相互攻伐，公前往调解，他们全都听命。高杰进攻扬州，听说公到来，害怕得第二天在军帐中朝见时汗流浃背。公用温和的话安抚他，上奏请求把他的军队驻屯在瓜州。于是公在扬州开设都府，征召士人。多次上奏请求军饷，马士英吝惜不给，公上疏催促他。公又说，近来人才消耗，仕途日益混乱，是因为追逐名声的心压倒了实际用心，议论多而成效少。如今形势更不同于过去，必须专心主持讨贼复仇。离开筹措军队和粮饷，就没有可议论的事情；离开整治军队和粮饷，就没有可用的人才。又说东南空缺官员不少，应把选择官吏放在首位；铨选制度已经穷尽，不能不改用征召。请仿照保举法，通行于巡抚、巡按、司道、九卿、科道等官署；有才干胆略超过常人的，不拘资格，各自举荐一人，送到京城或军前任用；酌情补授知州、知县，任满二年，平级升到优良地方；任满三年考选，优先擢升京官。有平定乱局、恢复疆土，功劳特别卓著的，立即授予节钺或京堂官职。又说北都诸臣中，南归后跟随逆贼的，应当从重处理；没有接受伪命、只是身受刑讯拷打的，置之不问；隐居北方、迟疑后才南来的人，允许他们戴罪到军前酌情任用，不要断绝他们南归的心。朝廷议论后采纳了这些意见。当时大清已经平定燕京，摄政王写信招降公，公写了数千字回信，丝毫没有屈服。恰逢和议没有成功，十月，公命高杰率军北上，派人到开封屯田，为经营中原作准备。各镇分守广阔地带，从王家营向北直到宿迁，其中最险要的地方，公亲自守卫，在黄河南岸沿线修筑堡垒。当时李自成逃往陕西，公上奏说：“从三月以来，大仇就在眼前，却一箭也没有射出。过去晋朝东渡时，君臣每天谋划中原，最后只保住江左；宋朝南渡时，君臣竭力经营楚、蜀，最后只保住临安。大概偏安是恢复事业的退步，从来没有立志偏安却能够自立的。大变开始时，百姓洒泪，接连遭受灾祸而悲哀，痛苦和愤怒交相叠加，仍然保有朝气。如今却军队骄纵、军饷匮乏，文官安逸、武将嬉游，暮气已经到来。黄河沿岸的防务，百事尚未整治；复仇之师还没有到达关陕；讨贼的诏令还没有传到燕地、齐地；君父之仇，似乎被置于度外。将领能够战胜敌人，靠的是士气；君主能够驾驭将领，靠的是志向。君主的志向不振奋，士气就不能振作。夏少康没有忘记逃出窦地的耻辱，汉光武帝没有忘记在薪中避难的时日。臣希望陛下成为少康、光武，不希望左右近臣拿晋元帝、宋高宗偏安的说法来进言。请迅速发布讨贼诏书，责成臣和各镇将领，全部选拔精锐，直指秦关。悬置上等爵位等待有功者，授予便宜行事之权而责成其取得成效，使诏令痛切淋漓地传布天下。这样或许天下忠义之士听闻后会感愤。国家惨遭大变，陛下继承帝位，不能同先朝一样；各位臣子只有罪当诛杀的，没有功劳值得记录的。” “请慎重授予爵禄，专门等待功臣，这样勇猛的将领和武夫才有所激励。军队困苦而没有粮饷，搜刮不能实行，劝导输送也难以持续，请把不急迫的工程停止，把可以省去的繁费取消，早晚宴饮、近臣进献的一切，都一律停止。即使关系到典礼，也应当节省。贼寇一天没有消灭，即使有深宫曲房、锦衣玉食，哪里能够安然享受？一定要时时刻刻想着复仇雪耻。振作全朝的精神，汇聚天下各地的物力，并集中办理选将、练兵一事，这样或许可以鼓舞人心，使天意回转。”公每次写奏疏，都反复吟诵，声音和眼泪一同流出，听到的人都感动哭泣。等到大清军队驻扎在邳州、宿迁一带，公飞速上章报告。马士英说：“他不过是想叙述防守黄河将士的功劳罢了。”便把奏章搁置不理。各镇将领又犹豫不前，没有进军的意思，彼此多次争夺地盘。第二年，即大清顺治二年，黄河沿线告急。公请求让刘良佐、黄得功率军扼守颍州、寿州，让高杰进军收复徐州。高杰到睢州，被许定国杀死，部下大乱，把州城附近二百里几乎屠杀殆尽。事变传来，公叹息说：“中原已经无法作为了。”于是前往徐州安定高杰的军队。高杰的军队退回后，大梁以南都没有守住。而马士英正忌惮公的威名，又加授原中允卫允文为兵部右侍郎、兴平军总督，以此削弱公的权力。二月，公回到扬州，还未到达，黄得功袭击兴平军，城中非常恐惧。公派官员调解，使他们退去。当时大清军队已经攻取山东、河南北部，逼近淮南。四月，公将军队移驻泗州，护守祖陵，正要出发时，左良玉发兵进犯宫阙，福王亲笔写诏书召公入援。公渡江抵达燕子矶，得知黄得功已经击败左良玉的军队。公于是赶往天长，传檄各将救援盱眙。但盱眙已经投降大清。泗州援将侯方岩全军覆没。公一天一夜奔回扬州，城中谣传许定国的军队将要到来，便把高氏部众全部斩杀，打开城门出逃，船只全都空了。公向各镇征调军队，但没有一支到来。二十日，大清军队大批到来，驻扎在班竹园。第二天，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歧凤率领所属军队投降。城中的形势更加孤立。公写信寄给母亲和妻子，并且说：“死后把我葬在高皇帝陵旁。”大清军队逼近城下，豫亲王前后七次写信劝降，公不再打开看，投进水里。二十五日，大军猛烈攻城，死者很多。豫亲王亲自督战，城池陷落。公自刎没有立即死去，一名参将扶持他从小东门出来。公大声呼喊：“我是史督师！”于是被擒。到了城楼上，豫亲王一向敬重公，让他坐下劝降，并拿洪承畴作比。公说：“我此时正准备一死，头可以被砍断，身体不能屈服。但扬州城百万生灵，请你幸勿杀戮。”豫亲王百般劝说，他都不答应，毅然赴死。这时是乙酉年四月二十五日。属官跟随他而死的很多，扬州城遭到屠杀。公担任督师时，出行不张伞盖，吃饭不吃两种以上的菜，夏天不穿【字形有误】衣，冬天不穿皮裘，睡觉也不解衣。四十多岁还没有儿子。他的妻子请求置妾，公叹息说：“国家大事正紧急，哪里敢考虑传宗接代呢！”他平素善于饮酒，喝几斗也不乱；在军中却完全戒酒。除夕派发公文，直到半夜卷宗还未完，便要酒喝。厨师报告说没有肉，已经分给将士，也没有可以下酒的东西，于是公取盐豉送饭。曾经独自居住，有人说应当加强戒备，公说：“命在天。”遇到敌人时几个月不睡觉，让将士轮流休息，自己却坐在帐幕外。挑选十名健卒，命两人蹲着背靠着自己，漏鼓一响便轮换。每逢寒夜起身站立，抖动衣裳，冰霜纷纷落下发出声响。有人劝他稍微休息，他哭着说：“我上怕辜负朝廷，下怕有愧于我的老师。”公死后寻找遗骸没有找到。过了一年，家人用袍服和笏板招魂，葬在扬州城外梅花岭后。四方起兵的人，多借用他的名号行动，所以当时有人说他没有死。

译公没有儿子，遗言让副将史德威作为后嗣。他的弟弟是史可模、史可程。史可程于崇祯十六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京师陷落后投降贼军。贼军败后南归，公请求处死他，福王特别宽赦了他。史可模早逝。公死后，史可模的妻子李氏侍奉公的母亲和妻子居住在金陵。浙江人厉韶伯相貌像公，冒充公的姓名，聚集数百亡命之徒，攻破巢县，进入无为州，被某提督擒获，众人都不能辨认。召公的母亲、妻子和李氏出来，才说出实情。李氏容貌美丽，被众人窥伺。正逢金声桓在豫章反叛，禁军前往讨伐，驻扎在金陵。有个叫聂三的人，讨好某少宰，又垂涎李氏，强行送聘礼求婚。李氏派婢女拒绝，他不听；婢女辱骂他，他也不听。不一会儿，婢女捧着盘子送到聂三面前，说：“奉夫人命，任凭你处置。”聂三一看，盘中是李氏的发髻、耳朵和鼻子各一件，鲜血淋漓。他仓皇告辞离去。乾隆四十一年乙未，皇帝特别赐给公谥号“忠正”。又御制题像诗，并将公写给摄政王的信摹刻在梅花岭祠堂的墙壁上。前史官王先谦说：“我诵读公的文章，感慨地想见他的见识谋略，悲叹他的志向困厄而言论没有被采用。假使上天眷顾新朝兴起，公就能专擅明察决断之权，也未必不能有所成就，何况还被束缚而不能施展呢！从前读钦定《明史》，没有详细记载公在明朝做官的事迹。由于改朝换代以后采访难以周全，即使有遗留下来的功德，也没有人搜集保存。直到皇帝亲自褒奖，前朝的孤臣才像天河中的星辰一样显耀。公的不朽，本来就在于自身；而本朝教导臣民尽忠的典制，实在超过千古。我因而阅览公的遗集，援引考据各书，为他补写这篇传记，使后人有所考查。” ○告祭大哥墓文 呜呼！兄长埋骨荒山，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弟弟每年按时祭扫，没有一次不感伤痛哭，伏在地上不忍看他。凭兄长的节操气概高峻，言论议论宏大博洽，本应成就事业、扬名天下，像暴风卷起、云气升腾一样迅速显达；却突然在这里躲避贼寇，遇到小病便长久地去世了。入殓的衣服没有准备齐全，棺木也不精美。衰老的双亲面容憔悴，几个弟弟年幼。英灵仿佛仍在，也应当为此不断流泪。想想宇宙的变化，把一瞬间看作千年；那些以文章著名的人，也不过同样把悲哀寄托在流逝的水上。只是想到兄长的高妙文章没有名声，壮年没有儿子；一个秀才功名的荣耀不能安慰他的心，千秋事业也没有完成他的志趣。古代有志之士值得悲伤的事情，从未有像这样怀着深深遗恨死去的。自从小弟于辛未年去世，弟弟我奉养母亲，带着全家寄居京城。大伯母于乙亥年去世，我嫂子因哀伤过度也去世。到了去年母亲去世，又把嫂子的棺材一同运回故乡。选择吉地合葬，希望借此安定兄长的魂魄和身体。旧日家门正冲着的地方，山水环绕对峙。仲秋二日，幽宅就在这里迁葬。现在特在此日，恭敬地进献美酒。幽灵不要惊扰，借这一抔土开启墓穴。谨此告祭。○祭奠嫂嫂杨宜人文 呜呼，悲痛啊！我的嫂嫂丧夫时，刚刚十九岁。结婚两年，突然遭逢凶祸。我的哥哥光明磊落，才华声名为众口称道。人们都说他应当飞黄腾达，是使国家显荣的杰出人才。鸾鸟折伤了它的文章，凤凰哀鸣着它的配偶。她的出生使邻里悲伤，亲戚朋友也为之感动；对着镜子停止梳妆，面对酒樽却推辞饮酒。她内心如金般坚贞，操守像冰一样清白长久。日月飞驰，松柏坚贞长青。四十七个春秋，转眼便到了暮年。嫂嫂奉养母亲二十八年，容貌端庄柔婉，心地深厚宽广；侍奉我的父亲，也确实使他心情愉悦；与前后妯娌相处，很少听到闲言。辛未年秋天，全家迁往北方。湖水江水浩荡，船舰相连；原野昏暗，车轿轻快而行。她担忧母亲的疾病，宽慰母亲的忧虑；早晚侍奉母亲，亲自料理母亲的衣服和棺木。妇女的道德都已完备，妇女的职责也极其虔敬。嫂嫂嫁来时，我还年幼。哀痛哥哥早亡，把嫂嫂看作哥哥尚未去世；看待嫂嫂如同哥哥，看待自己如同弟弟。财物不私藏，饮食不独享，共同生活出行三十年，始终一视同仁。自从我承受艰难，便与她一同回到故乡。她住在外面，我不断祈求照顾她；并不是没有缘由，实在令人流泪。孤独的心如白云，往事如流水。自己悲叹德行浅薄，为什么会遭遇这些？嫂嫂的志向虽然激烈，我的真诚却始终不变。她独居时有护卫，寄居时也有供养费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我从微薄的官职归来，和嫂嫂相对而泪流不止。想到命运困厄、年老而无子，再看看两位嫂嫂，实在应当享有荣誉。伯母和弟妇，都应当与世长存。一门之中有四位守节妇人，事迹美好而内心凄凉。我侍奉嫂嫂、照看嫂嫂，希望她安宁快乐。哪里料到几个月后，她便撒手人世长辞。嫂嫂死而无憾，却不知道我的悲痛。呜呼，悲哀啊！○女儿慰慈墓志铭 女儿慰慈出生两个月时，才取字为自庵先生的第三个孙女；又过了八个月便夭折了。女儿出生几个月就能说话，外表秀美而内心聪慧，问她家中人的居处，她逐一指出，没有错误。听到我的声音，总是欢跃呼叫。我如果隔一段时间见不到她，也会不高兴。每天傍晚，我抱着她到门外，面对门墙上的青草；青草葱郁可爱，女儿注视良久，笑着说话，然后才进去。她病重了几个月，稍有好转，到了门口还看着青草作出笑的样子，但嘴已经不能说话了，实在令人悲伤！周氏女婿的女儿出生才六个月，我多次到他家去，她穿着红裙，裹在绣花襁褓里，牵着我的手行拜跪礼，旁边的人都笑，我看着她却感到悲伤。我妻子怀女儿时，全家正在大江中航行。有人说：“这个孩子出生在船上，没有根基，容易夭折，是真的吗？”这又怎能向船上的人解释呢？她于同治甲戌年正月十三日夭折。安葬以后，为她作了这篇铭文。女儿出生时置酒，母女欢喜而醉；给女儿取名“娱祖”，字“慰慈”。她划然而逝，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是我德行浅薄，招致了她。呜呼！○长子荣祖墓志铭 京师南郭湖广义园的坟墓密集，数以千百计，起初却没有王氏的墓。同治壬申年我带着全家来到京城。前后四年间，我的伯母、妻子邱氏、两个侄女、一个女儿、一个妾、一个外甥、一个乳母的儿子，都去世而葬在这里。如今我的儿子又去了。悲哀啊！儿子名叫荣祖，死于光绪二年五月十二日，距离他出生的光绪元年正月八日，已经一年零一百二十多天了。呜呼！我家男子如今只有我还活着。我的母亲七十岁，我三十五岁；儿子的出生距离我的弟弟礼吾出生的那一年，已经二十七年了，在此以前家中一直没有添一个男丁。儿子出生一个月便生病，始终没有大好，病情又加重。又过了几个月，疑心他可以不死了，却竟然死去。难道是因为幼年聪慧反而缩短了他的寿命吗？呜呼！正因为他聪慧，所以我尤其悲伤他。铭文说：儿子的命并不是短促，只是被药物耽误；德行浅薄，不能承负祖宗。魂气安息于此，骨骸归于泥土；这块石碑即使磨损，遗恨也将终古不消。呜呼，我的儿子！还能够再说什么呢！☆孙诒让

译○《周礼正义》序 从前周公继承文王、武王的志业，光明地辅佐成王，居于天下中央营建洛邑，于是制定官府政务，以垂示后世成法。有周一代的典章，在这里明白而完备。然而它不只是周一代的典章。大概自黄帝、颛顼以来，就把民政事务记载下来，用以任命官员；经历八代，不断斟酌增减，因袭积累，到文王、武王时汇集完成，其治理国家的大法都精粹地包含在其中。所以即使古籍散佚，百篇中只存一篇，其政典的沿革仍大致可以考见。如《虞书》的羲和四子，是六官的开端；《甘誓》的六卿，是夏代的法制；《曲礼》所说的六大、五官，郑君认为是殷代制度，都与这部经书多有符合，这说明官职名称本来就源于古代。至于其中宏大繁密的制度，兼包远古内容，例如五礼、六乐、三兆、三易之类，都发端于五帝而在二王时发展。直到职方、州服，兼综四代；太史记载岁年，贯通三统；像这类内容，不可尽数列举。大概自洪荒以来，文明日益开启，治国之道没有不是从粗疏开始，逐渐进到精密详尽的。这部经书上承百王，汇集他们的优点而革除弊病，尤其精密详尽。因此其中的治理达到了纯粹太平的境界。作者的圣明、述作者的明察，纵贯天地，包罗万端；探究其条理，都有根源。这难道都是周公凭空确定、亲手创制的吗？其中宏大的意旨和精微的旨趣，贯通常道与变故；概括其大要，总不超出政教两类。政事方面，除典法、刑、礼等大端外，凡是天子、王后、世子宴饮游乐、饮食服饰的细节，嫔妃、宦官、守门人的亲近事务，都隶属于治官。宫廷和政府是一体的，天子不把政权当作私有之物。至于国家危亡、迁都、立君等非常重大事件，也无不详细制定制度，预先设置防范。三询之朝，从卿大夫直到万民，都到王庭，共同决定重大议题。又有匡人、撢人、大行人、小行人、掌交等官，巡行各国，沟通上下的意志。小行人还献上记载五类事物的书，王由此全面了解天下的情况。大司寇、大仆设置肺石、树立路鼓，以便穷困急迫之人申诉。诵训、土训夹随王车，带着地图和记载，以便王观察事物、辨识万物。因此，宣扬上层的德行、沟通下层的情实，做到无微不至。君民上下之间，就像四肢百脉会合而通达头脑，没有一点阻塞而不能畅通。教化方面，国家有大学、小学；从王世子、公卿大夫士的儿子，到各国进贡的众人、卿大夫所荐举的人，贤能之士都来入学。旁及宿卫之士、庶子、六军之士，也都分批从事学习，以德行、道艺相互切磋砥砺。乡、遂地区有六所乡学、三十所州学、一百五十所党学，遂的下属单位与乡相同。大概郊外和甸服之内，距离王城不过二百里，学校就已有三百七十多所；郊里以及甸服公邑的学校还没有计算在内。推及畿县的公邑、采邑，远至畿外各国，学校大概是这里的十倍、百倍、甚至更多，总数当以大数计算。九州之内，想来应当有数万所学校。教化典制的详备，确实几乎没有能超过它的了。政教完备到这种程度，所以四海之大，没有不接受职事的百姓，也没有不入学的士人。不学习而没有职事的人，就有罢民之刑。贤能秀异的人凭借才干，愚弱卑贱的人奉献诚意，都能自己通达于上，以达到纯粹太平的治理，难道是偶然的吗？这部经书在西周盛世时，大概各官府都分别掌握本官的法令，作为主管和存守之所；大宰掌管总汇，司会、天府、太史收藏其副本。成王、康王去世以后，昭王、夷王失德，国势衰落，终于发展成幽王、厉王之乱；平王东迁以后，周公的大经良法几乎荡然无存。然而那些典册散存在各官府之中，世代有时仍有人尊重遵守而不废弃。即使经历七雄并起、典籍散失之后，齐威王任用司马穰苴，仍推重阐明《司马法》作为兵家的职守准则；魏文侯的乐人窦公，在兵火丧乱之后，仍然保存着《大司乐》一经。其他如朝会礼仪，见于《大小戴记》的大行赞辞，以及列于《周书》的职方篇，都是其支流尚未完全消灭的遗存。这部全书经过秦火几乎灭亡。汉朝兴起后，景帝、武帝之间，五篇经文又从河间王府出现，随即收入秘府；西京礼学大师多未见过。直到刘歆、杜子春，才开始通晓其章句，把它写在竹帛上。三郑、贾、马诸儒接续诠释，这门学问大为兴盛。但儒者因为它的古文晚出，仍半信半疑；今文经师何休、临硕一类人彼此排斥它。唐代赵匡、陆淳直到宋元诸儒，议论非难它的人尤其多。有人说这是战国时期杂乱而不合经义的书，有人说是王莽、刘歆增补伪造的传文。这些说法大都任意臆断、没有依据。学者大多知道它们的错误，但那种抵牾、搜求考索直到今天仍未停止，是因为巧言邪说附会托名于经书，成为经书的累赘。大概秦汉以后，圣贤的思想传统长期断绝；这部经书虽然保存下来，却没有人能够把它用于治理。刘歆、苏绰借托此经，来辅佐王氏、宇文氏篡夺天下，最终反而使他们的国运倾覆。李林甫借托此经修订《六典》，唐朝于是发生祸乱。王安石借托此经推行新法，宋朝也因此动乱。他们凭诡谲的心思和苛刻的政治，想在朝夕之间偷取成效，在极细微的利益上计较得失，却错误地假托古经为自己文饰。对上欺骗君主，对下蒙蔽天下人的议论，不探求根本而粉饰末节；侥幸一时试行，很快便溃败得无法振作，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但惩戒这些人以后，竟有人因而把责任归咎于这部经书。即使少数博大通达的学者，也怀疑古代政教不能施行于今天，这都是拘泥成见、不知变通的看法。

译古今都是经过世代、年月积累而形成的。日月和行星相互牵引、相互环绕，天地运行仍然如此；人有圆头方足、横向的眼睛和直立的身体，人的本性仍然如此。不同的只是治理的形迹以及礼俗习惯罢了。所以画地分井而居、乘车作战、分割土地实行封建、按人口授田，如今的形势必定不能实行，而古人实行了。祭祀时让孙子坐着，向他祭拜献礼，把他当作祖父的尸；婚礼时让侄女、妹妹作媵妾，跟随姑姊出嫁；坐时席地而坐，行路时站在车上乘车，如今人的情感必定不能安然接受，而古人却安然接受。所有这些都是形迹，是习惯。沿袭日久而没有弊害，便共同遵循；时间久了感到不安，便共同变革。没有什么是绝对不能改变的。而且古人的形迹和习惯，也有至今不变的。日月与地球运行到同一度数便相互遮蔽而发生日月食，地气蒸腾形成风雨，这是人们熟知的。但日食月食时却跪拜祈救，水灾旱灾时便呼号祈祷；古人把这当作礼文，至今没有改变。以锣鼓拍击并没有合乎金石乐器的音律，血腥整只蒸煮也不合饮食之道，但如今的大祀仍沿用而不废。由此看来，古人的形迹和习惯不一定都符合事理实际，只要人们不感到厌恶，也就共同守着旧制，千百年不改变。至于那些政教的宏大意旨和精微旨趣，本来将贯通百代而不会衰败，难道还会有古今之别吗？如今泰西的强国，它们的治理并不是曾经考察过周公、成王的典章法度；但它们所实行的政教，致力于广泛议论、扩大教育，直到疏通道路、严格追捕巡察、开发土产等方面，都与这部经书暗中相合、遥相契合。政教修明，就能导致富强，仿佛手持左券。它本来就是天下共同的道理，推广到四海都适用。这又是古代政教必定可以施行于今天的明显效验。诒让从能够穿衣就学时，先父太仆君便把这部经书授给我；但郑玄注解简约深奥，贾公彦疏解疏略，因此不能完全通晓。长大以后，我大略窥见汉儒治经的方法，便用《尔雅》《说文》订正训诂，用《礼经》和大小《戴记》考证制度，研究考订多年，对经注中的微妙意义，略有所悟。我私下想到，本朝经学昌明，各经都有新的疏解，这部经书不应当独自缺少。于是广泛采集汉、唐、宋以来直到乾隆、嘉庆年间各位经学家的旧训诂，互相参证解释，用来阐发郑玄注的深奥，补足贾公彦疏的遗漏。草创于同治末年，起初编成长编，有几十册巨书。编缀尚未完成，举主南皮张尚书提议汇集刊刻本朝经疏，前来征求此书。于是删削整理其中的义理，写成一册以求指正。但其中抵牾很多，又多次抄录近代儒者的异说，辨论日益繁杂，私心仍不满意。后来又重新制定体例，删去繁冗、补足缺漏。二十多年来，稿本多次改易。最后编录成这部书。其中对于古义、古制的疏通证明，比旧疏大略详细。至于周公达到太平的事迹，宋元诸儒所论大多宏大夸张，枝蔓纷杂，没有完全揭示其精要。只是我的资质疏陋，平素又缺乏经世致用的才能，哪里能够有所发明；而且这也不是笺注训诂所能钩稽、推阐和衡量的。因此只略加引述，不敢放纵发挥自己的说法，希望学者深入思考而自行获得心得。中年早衰，孤独失依，心绪零落，得到一分便遗失十分。又因海疆多故，世变日益危急，忧心时局，抚卷更添叹息。我私下认为，当今最大的祸患，在于政教没有修明，而上下之间的情意隔绝阻塞，不能相互沟通。所以百姓愚陋而失去职分，谋生的道路便狭窄，诡诈越法的人也多了。士人不知道学习，就无法应对事变、尽忠守节，而世上常有缺乏人才的遗憾。舍弃政教而谈富强，就像渡过断流的河湾和废弃的港汊，却希望到达大海一样。那么处在今天谈论治理，最好莫过于从这部经书中求取治理之道。然而学习经书的人却只把《周礼》和汉代注解当作考证的渊薮，怎么能不把它看成已经陈旧的祭狗呢？书稿定成以后，我便略举其中可以切合今日、振兴弊病的一两项突出大事，用来树立标志，使人知道治理的形迹古今不能照搬，而政教的根本道理本来是百世等待圣人也不会迷惑的。世上的君子，如果有人能够贯通天人关系、明白治乱根源，或许取这部经书深入阐发其学说，从古义古制出发，沟通政教的宏大意旨和精微旨趣，整理讲贯，另写成专书，旁征广引以等待后世圣人；而本人的这部书，或许可以为他扫除道路、作先导。那么我私心所企望的，恐怕就是遇到这样的人了吧！

译○《古籀拾遗》自序 考察研读金文的学问，大概萌芽于秦汉之际。《礼记》都是先秦古书，其中《祭统》记述孙悝鼎上的铭文。这是用金文考证经书的开始。汉代许慎撰写《说文》，依据各郡国山川出土的鼎彝铭文款识，整理古文字，这是用金文解释文字的开始。确实因为制造器物而铸刻铭文，是九种才能的选择，文辞义理奇伟深奥，与经学相同。至于其文字，又上溯仓颉、史籀的古文，旁通雅正旧典，广泛考察精微奥妙之处，所获益处无穷。既然如此，宋元以后专门收录金石款识的书，虽说也是小学的支流，难道不也是秦汉经师的家法吗？宋人所录金文，著作保存下来的，有吕大临、王楚、王俅、王厚之诸家，而以薛尚功《钟鼎款识》最为完备。然而薛氏的宗旨在于鉴别书法，仍有如同不刊正集帖的陋习。因此他的摹勒颇为精细，而解释文字却多有错误。拿商周遗文，却把它同晋唐隶书、草书排列高下，这对于考证经书、解释文字的学问，难道合适吗？我朝乾隆、嘉庆以来，经学兴盛，治学的儒者研究篆书、籀文，往往用来考证金文。仪征阮文达公于是汇集各家拓本，接续薛氏的著作。南海吴中丞荣光撰写《筠清馆金石录》，也把五卷金文置于全书卷首。阮氏所收录的资料已经很丰富，又汇集一时博闻深学之士来辨证文字，所以他的考释精确，大多可以作为依据。书中的释文，大概沿袭礼部朱自珍所编定的文字；朱氏自负其学问，认为能够暗合仓颉、史籀的旨意。然而其中凭空穿凿、错误附会，几乎是暗中承袭庆、李阳冰的说法。但那些孤立的文字、零碎的义理，偶尔窥见幽深隐秘之处，也有间或符合考证经书、解释文字的地方，并非薛氏所能相比。诒让束发入学，略知古代训诂，曾感慨秦始皇焚书，另创小篆，仓颉、史籀的旧文字逐渐湮没废弃。汉人搜集散失的文字，仅能通晓四五分。孔壁经书重新出现，却很少流传老师的读法。新莽摄政时，甄丰校订文书，推崇奇字而贬抑大篆。建武中兴时，《史籀》十五篇已经残缺。魏正始石经有的依照科斗文形体制作古文。晋人校订汲冢书，用隶书确定古文，很多字怪异诡奇，不合六书。大概古文在秦代废弃，籀文在汉代残缺，到了魏晋更加衰微。学者想窥见三代遗迹，除了金文还能取什么呢？我闲居诵读古文字，颇涉猎薛氏、阮氏、吴氏三家的著作；展卷思考其中的错误，常常产生疑惑和烦闷。于是用字书及其他刻本互相考核，略有所悟，便依照高邮王氏《汉隶拾遗》的体例，作《发疑正读》，写成三卷。我自知只是末学浅见，不足以通晓古籀文字的本源；私下想拾取残缺零碎之文，稍稍附益考证经书、解释文字的学问。至于主观臆断造成的失误，仍未能全部删除。而且仅仅依据流传的摹本，很少见到墨迹原本，点画漫漶残缺，或许会滋生妄说。世上如果有像张敞、颜游秦那样喜爱古文字的人，希望能够整理订正它。

译○《卫宏诏定古文官书考》《隋书·经籍志》记载《古文官书》一卷，题为后汉议郎卫敬仲撰写。《旧唐书·经籍志》也记载卫宏《诏定古文官书》一卷，唐人的书中屡次引用它。有人把书名写作《古文字书》，有人写作《古文尚书》，有人写作《古文奇字》，这些都是《古文官书》的讹误。段玉裁字若膺所作《古文尚书撰异》中有《卫宏官书考》一篇，说《后汉书·卫宏传》没有记载此事，怀疑是南北朝人依托卫宏伪造的。我私下认为，诏定古文是儒林中的盛事。假使此书果真出自卫氏，范晔《后汉书》不应毫无记载，段氏怀疑它是对的。然而后人伪造古籍，也一定会依附历史旧事来出售欺骗。如今卫氏既然没有诏定古文这件事，伪托者却突然有“官书”这样的题名；事实既无凭据，名称尤其不相类。伪造者即使十分愚蠢，也一定不会这样做。按道理推测，我怀疑“官书”这个题名冠在卫宏名下，是流传中的错误，并不是伪托造成的。撰写这部书的人，不是汉代的卫宏，大概是晋代的卫恒。为什么这样说？《晋书·卫恒传》记载他所作《四体书势》，其中叙述古文说：汉武帝时，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得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当时人们因为已经不知道还有古文，便称它为科斗书。汉代把它秘藏起来，很少有人能够见到。魏初传授古文的人，出自邯郸淳。卫恒的祖父敬侯曾临写邯郸淳的《尚书》，后来拿给邯郸淳看，邯郸淳竟不能辨别。到了正始年间，树立三字石经，逐渐失去了邯郸淳的笔法，于是借用科斗书的名称，便仿效它的形体。太康元年，汲县人盗掘魏襄王墓，得到十多万字的竹简文书。考察敬侯所写的文字，还大致保留着古书的形貌，也有好几种。其中有一卷论述楚国事情的，最为精妙，卫恒私下喜爱它，所以竭尽浅陋的心力来赞美它的优点，这就是卫恒喜好古文的证据。唐代张怀瓘《书断》也说：卫恒字巨山，擅长古文，得到汲冢古文中论楚事的一篇，认为最为精妙，曾经玩味它，作《四体书势》。又说：古文章草书都达到了妙品。可见卫氏精心研究古文，本出于家学；他自己的作品也列入妙品。他又曾任秘书监，得以看见晋代秘府所收藏的汲冢竹书和古文官书，这恐怕就是抄录汲冢古文，以备小学一家的材料罢了。竹书是在太康元年得到的，曾经下诏命和峤、荀勖等人用隶书抄写校定，所以有“诏定古文官书”的名称。郭忠恕《汗简略叙》记载，卫□说科斗书是汉代秘藏之物，很少有人能见到；魏初传授古文的人出自邯郸淳。邯郸淳的祖父敬侯曾抄写《尚书》，后来拿给邯郸淳看，邯郸淳不能辨别；到正始年间树立三字石经，邯郸淳的科斗书名称于是沿用，并仿效它的形体。考察郭书卷首列出的书目，共有七十一家，其中有“卫宏《字说》”，这就是古文官书。《略叙》所引用的卫□之说，必定是卫宏《字说》中的话；今本讹误残缺，空缺了一个字。核对其文字，与《四体书势》完全相同。这样看来，古文官书出自卫恒，这就是确凿证据。至于卫恒为什么讹写成卫宏，是因为“恒”先讹作“弘”，“弘”又讹作“宏”。“宏”和“弘”是同音孳生字，古音与“恒”同属一部。自陆法言以来，才把“宏”分入耕韵，把“弘、恒”分入登韵。实际上六朝人读这三个字，差别也不大，所以古籍中常常互相讹误。例如《尚书大传》把恒山写作弘山，北魏因避讳把弘农写作恒农之类，都是由于声音转变而彼此通假。卫氏之书辗转讹误，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北宋以后，原书既已亡佚，更无从寻得它的踪迹。幸亏《汗简》引用了它的佚文，可以借此考订纠正；但传本讹误脱落，已经到了无法读通的地步。阅读的人也只是把它当作残缺本，随意搁置而不加理会。即使凭段氏的精审，也不能弄清楚，难道不可叹息吗！○给章太炎的信 太炎先生：我恭敬地说。我与你疏远，差不多将近十年了。远望苍茫的江海，深感惆怅。不久忽然收到您的来信，并蒙您赐示大著《新方言》，感激不尽。中国的大势到了今天，真可以令人痛哭。曲园老人也为旧友凋零而悲伤。弟独居少友，已经没有继续撰述的兴致。《礼疏》铸版数年，最近才印成，谨奉上一部给您，错漏很多，还来不及校改。日本古籍不时出现，近来看到岛田氏刊行的《皇侃丧服小记疏》，确实是奇书。此外如果还有所得，敬请把书目赐示。至于《佚存古佚》和《访古志》所著录的，多数我已经见过了。敬祝努力加餐，心中一直向往不已。弟某敬复。中秋前五日。大著我略读了几条，精密审慎，无与伦比，容我再仔细阅读推究。如果还有余暇和心得，当继续抄录奉上请您指正。弟已到了晚年，情绪萧索，脑力大为衰退，禁不起深沉的思考。近来只是以研习玩味古文、大篆来排遣。很气愤外国撰写文明史的人说中国的象形文字已经灭绝。最近从金文、龟甲文中得到十多个字，都是确实可以说明的，附上金文中的奇字，写成《名原》七篇。等抄定后当寄给您请教。比如爵弁这个字，《说文》写作“才”，《周官》写作“纟取”，最近从金文中找到了它的正字，于是写作“韦▯”。薛书所载齐侯▯钟又有“糸▯”字，这才知道表示爵色的“韦”应写作“韦▯”，表示爵色丝的“丝”应写作“糸▯”；古代各有正字，但都还不是本字。又如韩侯伯晨鼎有“糸虎胄”，现在确定为“皋比”的正字；“虢”是▯甲虎皮，“虢胄”就是甲胄。又《说文》叠字的说解引用扬子云的话，很让人觉得只是牵强附会；现在从金文中得到“犭叠”“叠々”两个字，才明白古文本来写作“叠”。其中从“囗多”的字，甲文、金文中常常见到，这是古文的“俎”字，怀疑它取的是参与祭俎的意义，扬雄、许慎从“宜”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又黄帝的妃子名叫参祖，我私下认为应写作“▯叠”，后世史籍错误地分成了两个字。这些虽然近于臆测，但也是四千年来未曾听闻的说法。旧学已经衰败废弃，没有人可以请教订正，谨略陈述一二，权当面对请教。想来您不会嘲笑我的迂腐疏陋吧。某再拜。

译○刘恭甫墓表 群经义疏之学，在六朝最为兴盛，皇侃、熊安生、沈重、刘焯之流，著作记录繁多。到了唐代，孔冲远修订《五经正义》，贾公彦、徐彦、杨士勋等人继续撰作，于是遍及各经。百川回旋汇注，积聚成深广的海洋，确实是经学发展的极盛阶段。南宋以后，解说经书的人喜欢任意发表己见，来取代旧有的训诂，义疏之学空阔地中断了，超过五百年。到了圣清统治天下，经学大为昌盛。于是博学通达的儒者又重新整理这门学问，各经新疏相继出现。有的改订旧说，补正阙漏、纠正错误，如邵氏、郝氏的《尔雅》，焦氏的《孟子》，胡氏的《仪礼》，陈氏的《毛诗》，刘氏的《论语》，陈氏的《公羊》；有的搜集考订散佚的旧训，阐明幽微的学理，如孙氏的《尚书》；有的全面搜括古义，兼作疏注，如惠氏的《周易》、江氏的《尚书》。各家的书，体例精密而义理广博，往往超过皇侃、孔颖达、贾公彦等人的旧疏。大概贞观年间修书，多沿袭南学，受时代制度牵制，取舍还不够精当。《易》学尊崇王弼而废弃郑玄、虞翻，左氏学尊崇杜预而排斥贾逵、服虔，《尚书》则崇信梅赜、姚方兴，使伏生、孔安国今古文之学一并消亡，这个过错实在太大。再加上义疏一味墨守成说，按惯例不敢突破旧注，遇到彼此矛盾的地方，便曲意加以弥合。孔冲远所作《五经正义》，各自尊奉原注，彼此不能协调，终于形成相互抵牾。这一类情况，尤其不能令人满意。近代儒者的新疏，则扶持隐微，搜集散佚，必定以汉代训诂为宗旨；而且义理考证宏通，旧注中有四处空缺，便都加以疏理。这些都是六朝、唐代的人所不能做到的。叔明的疏误，邵武的诬伪，更不值得一提。这样说来，谈经学的著作，没有比义疏更盛的；作义疏的人，又没有比乾嘉诸儒更高明的。后来的作者，再也不能超过他们了。嘉庆末年，研究义疏之学的又有刘先生孟瞻。他研究《春秋左氏传》，认为郑玄、贾逵、服虔三位先生的古义，长期被杜预遮蔽侵蚀，孔颖达的疏也不能辨明，于是钩稽三人的佚注，精心校勘，详细解释，依照孙氏《尚书疏例》，撰成《左氏疏证》。凡是杜预、孔颖达排斥攻击的，都加以纠正；被他们湮没的，都加以表明。草创四十年，长编已经十分宏大；疏证只写定了一卷，先生却突然去世。他的儿子伯山先生继承事业，也没有完成便去世了。伯山先生的长子恭甫任知县，继承发扬家学，志向宏远，想到三代人的学术尚未写成书，便制定期限，锐意研究编纂，稿子写到《襄公》四年，恭甫又去世了。千秋大业，功亏一篑，这尤其是学者们为之反复叹息而不能释怀的事！恭甫名寿曾，世代是扬州仪征人。曾祖锡瑜，是国子监生；祖父文淇，是优贡生、候选训导，就是孟瞻先生；父亲毓崧，是优贡生，荐入庭诰，于是通晓许慎、郑玄之学。他资质聪颖敏捷，品行纯厚笃实，侍奉继母黄氏以孝闻名。姑母嫁给田氏，守寡而贫困，去世后他替她料理丧事，又设法救济她的孤儿，这些都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湘乡曾文正公在江宁开府时，器重他的学问和品行，延请他进入书局；他所校刊的书史大多精审完善。同治甲子、光绪丙子，两次充任江南乡试副榜贡生。后来没有考中，于是凭借辅佐军幕的功劳保举为知县，加同知衔，这并不是他的志愿。他身体一向健壮，既专心研究《左氏疏》，又兼管书局事务，校勘文字，精力耗损，却仍不停手。光绪辛巳年秋，由江宁回扬州，得了小病竟然去世，享年四十五岁，这难道不是经学家的厄运吗！同治年间，我诒让陪侍父母在江宁，才得以认识恭甫。当时长江南北，闻名的学者都聚集在这里。宝应刘君叔亻免，正继承完成他父亲楚桢先生的《论语正义》；甘泉梅君延祖研究《谷梁》，也在作义疏；恭甫研究左氏，则尤其精深。我诒让愚钝昏昧，没有学问，幸而能够跟随诸位君子之后，也希望沾染光辉、仰望德行，着手重疏《周官》，以拾取贾氏遗漏的部分；遇到疑难停滞之处，便互相商量讨论，一定得到恰当的结论才停止。还没有几年，诸人的踪迹便四散了。我诒让回到南方后，叔亻免在湖北主持讲学，他的书刚刻成便去世。梅君的书只完成长编数卷也去世了。两位去世后，恭甫总是急忙写信告诉我，为师友凋零而悲伤，为大业难成而忧惧，好像有一件事始终不能释怀。他去世前两个月，还写信来询问笠毂的疑义。我依据《考工记》考察车轮、轮毂的尺寸，考定他的说法后回信。恭甫收到后十分高兴，回信说编写《左疏》已经到了《襄公》，并以早日完成《周官疏》来勉励我。我正感叹恭甫勤奋敏捷，认为他的书早晚就会定稿；再看看自己庸碌懒惰，《六官疏》还不到一半，深怕不能早日完成，以符合好友的期望。谁知道恭甫竟会突然止步于此呢？恭甫所著的书，除《左疏》外，还有《传雅堂集》若干卷；又著《昏礼重别论驳议》，是因循伯山先生的绪论而加以申证的。他在书局分校南北史，作有《校义集平》；在江宁跟随李大理联▯游学，作有《临川答问》。他论文章喜爱《包氏文谱》，又替它作了分类解释。这些书大都精密博洽，可以流传。其他分纂地志的著作尤其多，因为不是先生学业中的大宗，所以不再论述；唯独论他的《左疏》，以此表明三代经学事业将要完成却没有成功，实在令人惋惜！瑞安孙诒让谨撰。

译☆闵萃祥 ○《元诗选癸集》序 《元诗选癸集》，是席邻哉先生完成顾侠君顾氏未完成的事业，重新编纂的书。顾氏编纂的书，从甲集到壬集，都取自有专集的诗人；至于没有专集的，编成癸集，书还没有完成便去世了。席先生寻访残存遗篇，经过十多年才完成此书，他用力也很勤苦。前九集既然取有专集的作品加以选择、编排，与癸集的琐碎汇集相比，难易本来不同。顾氏没有完成书，席先生多年续集补缀，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吗？席氏世代喜好读书，多有著述，而校刊书籍尤其丰富。庚申年战乱，书大都被毁。先生的曾孙孟则明白经义，对此极为悲伤，多年来搜拾残篇，补缀使之完整，也已经有几十种了。这部书的原版，从灰烬中幸存的不过十分之六七。于是向收藏家访求，得到初印本，重新校对并补刻，终于恢复旧貌。唉！前人的著述，必定要依赖后人来使它流传。而为它流传的人，搜罗散佚，好像唯恐前人的一个字一句话不能显于世间，他们的用心是多么忠厚。顾氏作为他的子孙，对于先人留下的手泽遗稿，难道可以不尽孝敬之心，把继承述作当作急务吗？孟则修补残书、补足缺漏，是有道理的。工程完成后，他嘱托我萃祥为此书原委作序。我自知浅陋，哪里敢为先生的书作序？然而我对孟则所做的事深有感触，认为足以讽劝世人，因此写下这些话。○《南浦草堂诗》序 年轻时读王右丞《辋川集》、杜工部《何将军山林》等作品，总是闭目想象其中的境界，精神仿佛游历其间。山川、风月、花木、禽鱼的趣味萦绕心头眼前，使人留恋而不忍离去，原来竟忘了自己是因为诗才构造出这样的境界。后来才明白，古人抒写景物，一定先有高远旷达的胸怀，然后再用山川的美景来辅助，因此写出来便有感情。感情产生文章，文章产生境界，即使相隔千百年，也能使读者仿佛在方寸之间真实进入那一境界。由此可知，文章能够感动、改变人，必定是因为获得了真挚的感情。所以不论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景象，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景象。我朝诗教的兴盛，到乾嘉时期最为突出；巨公名宿大都崇尚声律，用诗歌歌咏太平。直到今天读他们的诗，还能想见他们处在熙熙攘攘的太平景象中，只是已经远不可追了。奉贤叶君读六，是乾嘉年间诗人愚峰先生的孙子，继承祖先的传统，只专心于诗歌，以教授蒙童自给，不过问世间其他事情。他迁居闵行，靠近黄歇浦，有时在水边漫步吟诗。春天的田野绣满绿色，秋天的畦地铺展金黄，晚潮早汐，烟波呈现万般形态，四季风景无穷无尽，而叶君的诗兴也随之无穷无尽。这不就是所谓获得了真挚感情吗？同门李君梯云与叶君同乡，同乡人因为叶君年过七十，商议刊刻他的诗集作为寿礼，便请李君托我为诗集作序，于是我得以读到叶君的诗。想到世风不断变化，诗教衰落，几乎像广陵散一曲将绝；而叶君仍能上溯诗歌源流，发扬乾嘉诸老的遗风，竟令人不知不觉间为之动情。仿佛在芦苇苍苍、白露为霜之中，听到了叶君的吟啸声。这样看来，他的诗可以流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请把这些话拿给李君看，认为如何？

译○《观看车利尼马戏记》意大利，就是《汉书》所说的大秦国，是西洋诸国中立国最早的国家。它同中国建立联系，也比今天通商的各国更早。不过它衰落已经很久了。从前它是欧洲统一的大国，现在却只能同自桧以下的国家相等。因此虽然列在通商各国之中，商务却特别衰微。只有这个国家的艺人车利尼所表演的马戏，在国外颇有名声。他曾两次到上海，观看的人都赞叹不已。丙午年夏四月，我偶然客居上海，正好马戏团来到，于是前去观看。马戏所在虹口，用竹子搭成房屋。买票进去，看见两辆铁栏车，分别养着狮子、老虎各三头。老虎还算是常能见到的动物，狮子却不常见；它的头很像狗，颜色黄中带黑，蓬松的毛覆盖着脸，脖子以下的毛纷纷披散；后半身完全像牛，只有尾巴末端稍大。这与图画传说中五色斑斓的狮子很不相像，但它敏捷神骏的气势，足以同老虎相比。右边站着两头大象，不加绳索拘束，用鼻子取稻草，卷起来送入口中，又伸展开来，仿佛把这当作游戏。大象旁边躺着一头牛，黑白相间，背部的肉隆起，好像背着赘瘤。有人说：它产于印度，是那里的人奉为神明的动物。再往前有一个大木笼，外面罩着铁丝网，养着三条大蛇，周长都约一尺，盘曲交结在里面。我害怕腥气，捂着鼻子走过。忽然听到嘤嘤的叫声，原来几只猴子抱在一起，在笼中嬉戏；笼旁有两只鸟，长颈耸肩，用两只脚行走而没有翅膀，大概就是蛇鸟。马有大有小，种类不一。刚刚绕着看完一周，便听见钟声从里面传出，客人全都进去。进去后是一个大圆棚，高约六丈，直径十多丈，中间有一个圆圈，直径四五丈，用木头作栏，后面开门，供人和马出入。栏杆外设置座椅供客人坐，分为两等，用布帘隔开。再往外层层铺设木板，盘旋向上，一直到圆棚四周，这是低于客座的位置。坐定后音乐响起，八名骑手一齐出场，男女各四人，沿着圆圈奔驰；又有一名女子骑马冲出。众马都朝着自己马头所向的东方奔驰，向西时便向西奔驰；有时向左旋转，有时向右旋转，忽然分开，忽然合拢，收缰、放缰、纵马、驱马，盘旋曲折，快慢相间，无不与乐声相互应和。音乐停止后又重新响起，一名少女骑着高大的青骢马疾驰，跳跃腾舞，表演种种舞姿。有时像轻燕的两只翅膀掠过，有时像商羊单足跳跃，有时像丽娟随风飞举，有时像绿珠从高处坠落。飘逸得像飞仙，矫健得像游龙，迷离恍惚，难以形容。又有人展开宽大的绸帛横在马道上，马从绸帛下面穿过，女子从绸帛上面腾跃而过；每当这时，我便吟诵杜工部“穿花蛱蝶点水蜻蜓”的诗句，但仍不足以比喻她的轻灵奇妙。又有人手持竹圈挡在马前，马照样奔驰；女子跃过竹圈，站在马背上，马仍照样奔驰。啊，真是神奇的技艺！车利尼亲自牵着两匹马，马虽小却骏健，手持长鞭左右挥动，使它们作人立姿，使它们像猕猴一样伏下，使它们相向奔驰、背向奔驰，一匹向前一匹向后奔驰，彼此交错，无不合乎节拍。表演了很久，才赶出大象。先抬来一个大木桶，倒扣在圈中，把大象牵上去，用鞭子指挥，它便昂起鼻子，抬起左右前后各只脚，舒展身躯向上。又把鸾铃系在它的两只脚上，音乐响起，它便左右腾跃踩踏，铃声琅琅，随着乐声抑扬顿挫。把它们牵下来后，一头象在前面走，另一头象耸起身体伏在它背上，蹒跚着走进来。大象本来十分庞大，姿态却像幼童，十分可爱好玩。最后打开前面的栏门，几十个人拉着栏车进来，原来是狮子。一人打开栏门进去抚摸狮子，狮子张开嘴，那人把头探入狮口，狮子发出呼呼的声音。抚弄完毕后，拿木板作成鸿沟的图形，挥手指挥一头狮子蹲在栏下，像隔岸观火一样，另两头狮子相对跳跃。又取出烟火点燃放在木板上，狮子发怒，冒着火冲撞跳掷，更加奋勇；火熄灭后跳跃停止，忽然响起仿佛破钲落地的声音，原来是狮吼。马戏到此结束。我因为没有看到老虎表演，心里不太满足。有朋友告诉我，他们表演老虎也不过如此。中间夹杂着一些诙谐滑稽的节目，必须通晓西方语言、了解西方风俗的人才能理解。其他如角▯、缘ㄅ之类，也是中国本来就有的，没有什么值得惊异。像马和其他野兽的表演，确实是我仅见的，所以值得惊异。然而我曾考察《山海经》所说的大乐之野，夏后启在那里舞九代。郭璞注说：“九代是马的名称；舞，是使马盘旋而作舞。”《汉书·张骞传》注说：“有骑在马上站立表演的技戏。”《北史·麦铁杖传》说，沈光善于表演马戏，天下无比。可见马能够表演技戏，由来已经很久，当然不只是如今的走解而已。又据《吴志》，贺齐任新都郡守时，孙权出城设祖道饯行，演奏音乐、表演舞象，这就是象戏的证据。《舜典》更说夔掌管音乐，百兽都随之起舞。《郑注》说：“百兽是由服不氏饲养的。”《周礼》中的服不氏，掌管饲养猛兽并训练驯服它们。《郑注》说：“就是老虎、豹子、熊、罴之类。”这样看来，老虎和其他野兽能够表演技戏，在经籍中已有明确记载。唉，马和大象本来就容易驯服。至于老虎一类，是最凶猛、能够吃人的野兽，按理不应当能够用人的方法训练；可是先王一定设置官职来训练它们，难道只是喜欢奇异吗？恐怕是要表明：像老虎这类最凶猛、能够吃人的野兽，尚且一定要教导它们，使它们习惯并驯服，那么凡是来自异域、经过多重翻译也能到达的人，以及所有具有血气的人，又怎么能置身于王者教化之外呢？这就是《郑注》所谓王者的教化没有不能使其服从的对象。那个车利尼虽然能够驯练各种野兽，不过是借此谋利，哪里知道所谓王者的教化呢？然而我观察他训练马、大象、狮子和老虎，大概并不使用同一种方法，总是分别察看它们的性情，顺着形势加以引导，逐渐使它们进入自己的控制范围。这种方法也很值得深思。如今万国通商，四夷偏远之地的人，连车利尼也能够列入梯航往来的行列，来沾受我国抚慰安定的恩德，那么他所献上的驯练野兽的技艺，也可以说是献给我们用来教导、驯服各异族的方法，这样说也未尝不可。而我更有感于先王设置官职、区分职掌，本来从未因为服不氏的职位细小，便忽略怀柔远方的大道理。

译○州判衔候选训导张先生行状 先生姓张，名文虎，字孟彪，又字啸山，是南汇周浦人。幼年聪颖奇异，出外跟随老师学习，诵读超过普通儿童；见到书架上的书，便自行翻阅，随手评论其中的是非。老师禁止他这样做，心里却很器重他，于是把情况告诉先生的父亲绍庭公。绍庭公家境本来贫困，但顺从先生的爱好，便勉励他读书。道光癸未年，先生十六岁，祖母和绍庭公相继去世，他竭力操办丧葬，一切都合乎礼制。但家境极为困窘，担心没有办法奉养母亲。第二年在乡里王家做童子老师，略得束脩，用来供养母亲。先生向来不喜欢八股帖括文，很用力于诗歌和古文辞，又因为家业艰难，不愿参加童子试。业师惺斋姚先生（炜琥）极力坚持让他应试。丙戌年补为县学生员。丁亥年母亲去世服丧，家境更加困窘，便到南唐张氏家中教授。后来读了元和惠氏、歙江氏、海阳戴氏、嘉定钱氏诸家的书，感慨地说，做学问本来有根本，奔驰于枝叶末节没有益处。于是取九经以及汉、唐、宋人的注疏和说经诸书，从形声入手贯通文字，从训诂会通义理，从度数、名物辨明制度，从言语、事迹窥见古代圣贤精义所在；又旁及诸子百家和史书，考察是非得失、源流异同，以参验古今风气的变化，于是更加无意于科举。壬辰年大比，亲戚朋友强迫他前往应试，他的试卷被墨水玷污了，便在号舍题诗后离开。从此不再参加考试。金山钱雪枝通守（熙祚）编纂《守山阁丛书》，把这件事托付给顾尚之先生（观光）。顾先生研究医术，不能专心办理，于是举荐先生代替自己。先生先后在钱氏馆舍三十年，所校的书，如《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以及鼎卿学博（熙辅）的《续辑世海珠尘壬癸集》、梦华少尹（培名）辑的《小万卷楼丛书》，不下数百种。一时考据家都称为善本。他曾三次到杭州文澜阁，纵览四库全书，亲手校录。绩溪胡竹村（培▯）、元和陈硕甫（奂）两位先生，也因为得以窥见内府秘书而同住西湖。胡先生正在撰《仪礼正义》，陈先生编纂《诗毛传疏》，彼此往来商讨，十分愉快。期间向西游历天目山，向南登临会稽山，尤其喜爱天目的景色，于是自号天目山樵。先生客居外地时，有两个弟弟又都从事经商，自己孤单无依。乙未年，二十八岁，才在金山娶姚氏为妻。姚夫人以贤能著称，因此没有家庭内顾之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癸卯年，与钱通守一同游历京师。通守死在旅舍，先生替他料理丧事，载着他的灵柩南归。路过维扬时，拿通守所编的书向阮文达公请教考证。阮公因此深深契合，书信往来不断。当时通守编纂《指海》尚未完成，他的嗣子伟甫（培杰）、子馨（培荪）两位司马，请先生完成此事。先生竭力承担，毫不推辞。海陵李壬叔先生（善兰）与先生谈论数学，见解相合。咸丰初年，李先生跟随英国人艾约瑟、伟烈亚力新译《重学》和《几何原本》后九卷；娄韩绿卿中书（应陛）负责刊刻《几何》，鼎卿学博负责刊刻《重学》，都由先生参与订正。艾约瑟等人都是深明数学原理和格致之学的学者，听到先生的名声，屡次登门拜访，向他质疑请教，全都十分折服，赞叹说即使本国专家也不能超过他。丙辰年把家迁到张泾堰，因为入赘姚家二十二年，到这时才算有了自己的家庭。粤匪之乱时，先生避难回乡，又辗转迁徙于奉贤、上海之间。同治癸亥年，锡卣病死，先生抑郁不堪，于是接受曾文正公的聘请。起初，郡守湘潭袁公（芳瑛）博雅好古，降低身份同先生交往，多次想延请他。但先生因为钱氏丛书的事务，不能答应。后来袁公多次向曾文正公称赞先生，文正公心中仰慕他。安庆收复后，长江轮船通行，文正公便写信托季壬叔先生来招请他，委托他办理内军械所的事务。当时制军威毅伯曾公正在刊刻乡先辈王船山先生的书籍，在安徽城中筹办书局，便邀请先生和仪征刘伯山先生（毓崧）分别负责校勘。甲子年，大军收复江宁，文正公调任江宁，先生随同前往，并把书局一同带去。乙丑年，船山遗书刊刻完成，先生仍留在幕府。他感叹过去所校的钱氏诸书都毁于战乱，而《几何》《重学》两书尤其切合当世的用途，于是请求文正公重新刻印流行。这年秋天，当今傅相肃毅伯李公接任两江总督，商议开设书局，刊刻经史诸书，由乌程周缦云侍御（学浚）总管其事，仍聘请先生校理。先生于是商定条例，呈给李公，李公连声称好。所刻的《四书》《十一经》《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文选》、王氏《读书杂志》《渔洋山人古诗选》，都由先生亲手校订。至于《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书，考索尤其深入。己巳年，开县李公（宗羲）任湖北巡抚，写信邀请先生；信送到制军马端敏公那里。马公想把先生留在书局，先生直接写信谢绝了他，之后才把这件事告诉马公。庚午年，文正公再次回任，过了一年便去世了。先生感念知己相继凋谢，看看自己也已经衰老，多次辞去书局职务。然而历任制军，如香山何公（▯）、合肥张公（树声）以及开县李公，都极力慰留。如今傅相李公总督直隶，听说先生想辞职，特意寄信挽留。制军李公也写信说，自己的学问固然远不及曾公、李公，但敬佩先生的心丝毫不敢改变；如果先生不认为不能共事，务必勉强留任。癸酉年冬天，先生归乡的心愿更加迫切，以年老为由坚决请求，才得以回乡。后来川督盱眙吴公（棠）新建尊经书院，又在成都设立书局，学使、今任粤督的南皮张公（之洞）托人请制军李公来聘请先生。先生写信恳切推辞。正准备谢绝一切事务，调养精神时，又遇到苏抚固始吴公（元炳）下令各县修纂地方志，县令秀水金公（福曾）登门诚恳邀请；先生迫于乡梓之情，勉强答应。光绪初年，奉贤县令萧山韩公（佩金）、华亭县令襄阳杨公（开第）也相继以修志之事来聘请。门生钱子馨司马商议编纂先世书目，把先生留在郡城复园。

译丙子年秋天，子馨去世，他的遗孤还年幼，先生替他料理丧事，恰好又听到姚夫人去世的讣告，悲伤不能自已，从此精神气力渐渐衰弱。丁丑年，子馨的家属迁回金山，以复园邀请先生居住，先生于是举家迁去。癸未年，当时的学使、少司马瑞安黄公（体芳）在江阴创建南菁书院，夏四月巡视到松江，亲自邀请先生主持讲席。当时先生双足痿弱，行动困难，再三推辞而未获准许。秋七月前往江阴，冬十一月回到家乡，足疾更加严重，于是写信请求退休，不再出任。甲申年冬至，痰火突然发作，像中风一样，医治后稍有好转。乙酉年正月病势再次发作，死于复园。先生的书无所不读，过目便能记住，尤其擅长比较校勘。遇到疑义，必定反复穷究，广泛举证、旁征博引，汇合成贯通的结论。往往阐发前人从未阐发的内容，确凿而不可更改，详见他所著各书。现在已经刊行的，有《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卷、《舒艺室随笔》六卷、《续笔》一卷、《余笔》三卷、《杂著甲编》二卷、《乙编》二卷、《剩稿》一卷、《诗存》七卷、《索笑词》二卷。尚未刊行而藏在家中的稿本，有《鼠壤余蔬》一卷、诗《续存》一卷、《尺牍偶存》一卷、《湖楼校书记》《杂记》《续记》《莲龛寻梦记》《梦因录》各一卷。名为《怀旧杂录》的，是稿子已经齐备而还没有编定的作品。他又曾认为，汉魏以来古乐失传，今天保存的古书只是更加助长后人的争论。近世王氏坦、凌氏廷堪、戴氏煦多有发明，然而仍然不能把各方面贯通起来，于是便从端绪入手考察乐器的数目、审辨声音气息，以探究古今的变化，写成《古今乐律考》一书。顾尚之先生作《殷秣考》，用来申述郑玄一家的说法。先生通过经传考证，认为郑氏错误地拘泥于纬书和《大传》的文字，导致《召诰》注破坏经文而依从“秣”字；刘韵又减少夏代、增加周代，把先前的五十七个数移来以求同经文密合，于是作《周初岁朔考》来疏通说明。两部书都在战乱中散佚，来不及整理编排。又因为世人谈论古文，动辄说“唐宋八家”，却不知道唐代和宋代的源流本来不同，门户各自有别，哪里可以笼统地评论！于是选录元代道州以后十八家的文章，编成《唐十八家录》若干卷，用来破除“唐宋八家”说法的固陋。先生的学问博大宏通，既以经学、小学、▯禾算、乐律作为根本，又广泛旁涉其他学问，没有不洞悉源流、洞察幽隐的；坚持实事求是，由博返约，不在著述中苟且，也不受门户之见限制。上溯惠、江、戴、钱诸家以后，可以说是集大成了。然而先生学问丰富，境遇却很贫乏。年轻时屡次遭逢大变故，家中屡屡空乏，几乎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从此客居游历的日子很多，头发斑白归来后，又常常怀有伯道无子的悲痛，但先生并没有因此荒废学业。面对盘根错节的困难，志向反而更加专一，手中除了一卷书外，没有其他嗜好，年老以后更加笃实。这虽然是先生天性好学，但能够历经百折而不回头，也由于涵养深厚。先生体貌敦厚庄重，性情端正严肃而沉默寡言，但同人交往极为谦和。曾文正公说他具有儒者的气象。他曾送给先生一副楹联，其中有“多闻寡欲”的话，确实是实录。江宁归来后，先生痛惜季弟文龙先去世，便招来仲弟共同居住。白头兄弟同处一室，和乐融洽。对朋友竭诚相待，有人贫困匮乏，便倾尽钱囊周济，毫不吝惜。如果朋友有过错，就直言指出，毫不隐瞒。有人怀疑他做得太过分，他便说：“这正是我报答知己的方式。”后辈拿文章来请教，他一定指出途径，对他们期望很高，敦厚笃实就是这样。他尤其喜欢阐明发扬潜藏不显的学问，见到有可以流传的著述，不论认识与否，都一定竭尽奔走来设法帮助。岳父姚坚香先生（前机）和他的兄长古然先生（前枢）以诗词闻名；江阴缪少薇先生（征甲）是他的诗友。缪先生去世后，后人没有力量刊行他的稿本，先生便一并替他刊刻。顾尚之先生是先生的老朋友，著作很多，却没有人能够承担刻印，先生便托上海县令独山莫公（祥芝）设法刊布。顾先生的数学学问独绝古今，但名声还没有远播；等到书刊行后，顾先生的学问于是大大显扬于天下。娄朱虞卿先生（大韶）精通经术，也有遗书藏在家中。适逢浏阳李勉林观察（兴锐）托先生刊刻有用的书，先生选录其中经义若干篇，校定后交给刻工，于是求学的人才知道本郡经学家中还有朱先生。如今学使黄公又把两位先生的书上报史馆，将把他们列入《儒林传》，这也借助了先生表彰的力量。顾先生还曾替钱氏校刊《素问》《灵枢》，又为此作校勘记二卷，版片也遭毁坏。这部书从道藏本到明代以来所刊各本，大都混乱得无法考究；顾先生精心研究，续正其中的讹误数百条，先生赞叹为精善。先生从江阴归来后，取顾先生的校本重新核对，又补正了一百多条，本想刊刻流传，但因卷帙繁重未能办成。病发时，他还亲手拿着这部书不肯放下。这就是先生没有完成的遗志。过去曾跟随文正公在军营，在江宁收复后，得到保举，按训导职位选用。光绪初年，援照惯例加授州判的官衔。生于嘉庆戊辰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于光绪乙酉年正月二十日，享年七十八岁。

译姚孺人去世后，他纳妾倪氏，但没有子女；他的两个弟弟也都没有娶妻。锡卣留下的遗腹女，招同邑附贡生王保如入赘，生了外曾孙孝曾，后来归来为先生承嗣。孝曾早夭，于是王保如遵从先生的意思，又让慰曾来归，承继先生。二月二十七日，先生的弟弟文豹扶送先生的灵柩，归葬于南汇长人乡十七保二区十图天字圩，墓向甲山庚向，墓地是先生生前自己营造的。王保如认为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应当立碑、作表、写诔文和传记，以流传后世。因为萃祥熟知先生的事迹，便嘱托他写行状，准备据此请人撰文。萃祥从甲戌年春天在复园客舍拜见先生起，先生不认为他不可教，时时加以诱导扶助。后来迁居复元，萃祥早晚前往拜谒，接受教诲更加频繁；有时十天没有前往，先生就亲笔写信来召唤，所以在门生中与先生的交往最为亲近。唉！先生已经逝世了。萃祥资质愚钝低下，对于先生的学问和品行，连万分之一也无法仰窥，哪里足以发扬先生的深厚学问呢！只能把平日从先生那里熟知和听闻的事情，竭尽自己浅陋的才力，粗略记述大概，希望能够供大人先生采择。门人闵萃祥谨慎撰写行状。缪荃荪 《聚学轩丛书》序 钱竹汀先生说：把古人的书汇集起来，编成一部，并且用自己的意思命名，始于左禹锡的《百川学海》。序文题作“昭阳作噩”，却没有署年号。其中收有李之彦的《东谷所见录》，成书于咸淳戊辰年。由此推断，所谓“昭阳作噩”，应当就是咸淳癸酉年。如今宗室伯希祭酒购得喻鼎孙的《儒学警悟》，刊刻于宋嘉定年间，比左禹锡早数十年，这才是真正丛书的祖本。不过前人通常各自刻书，另立名目；元、明直到国初，有《夷门广牍》《盐邑志林》《津逮秘书》这一类。至于以“丛书”著称，则始于明万历年间的《格致丛书》。以斋阁名称命名书籍，则始于本朝乾隆年间的《奇晋斋雅雨堂》。其中佳作，如黄氏的《士礼居》、秦氏的《石研斋》，最为雅正；规模宏大的，如伍氏的《粤雅堂》、我的朋友章氏的《式训堂》，最为合宜。自从有了这种丛刻，人们说它能够收集零散的小种书，使它们不至于湮没，对于文艺界的功劳非常大。贵池刘子葱石嗜好古籍，勤奋好学，竭尽力量搜集考订，所收藏的书不下十几万卷。[原文疑误：“九勹”]辑录近代儒者的著述，大多是研究经史、金石之学的，刊成《聚学轩丛书》若干种，都是外间少见的书。传承前贤的精神，给后学开启规范和门径，难道不会避免真伪不分、雅俗不辨以及删削脱漏错误，从而免受卢抱经学士的讥评吗？我通过朋友徐积余太守认识了葱石，两人气谊相投，常常往来。积余先刊刻《积学斋丛书》，我也刊刻了《云自在龛》两集，最近又选编了《藕香零拾》。在风窗灯下，日夜从事校勘，我们这些书蠹的生活情趣，也确实有真正的快乐。《说文段氏注匡谬》代序 乾隆中叶，汉学兴盛起来，经学大师逐渐增多。当时集小学之大成、阐明文字学深奥义理的，没有比金坛段先生的《说文解字注》更好的了。大概研究经书必须先认识文字，认识文字又必须先读《说文》。它确实是学问海洋的渡口桥梁，也是儒林中的通达路径。但从汉代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简册的脱落亡佚、浅陋之人的窜改混乱，到处都是。如果只把传刻的大小徐本当作许君的本旨，不仅是厚诬前贤，恐怕还会贻误博通的儒者。段先生兴起之后，缺失的加以补充，错乱的加以订正，幽深隐微的地方综合众说来阐明，讹误谬错的地方汇集各书加以考证。就像铲除高低不平的乱石，制服蔓延的灌木，开辟崎岖小路而通向宽阔大道；又像拨开阴翳，撤去屏障，使昏暗的房屋敞开而接受阳光。他的功劳可以说勤奋了，他的学问可以说博大了。只是这部书卷帙既多，抵牾之处在所难免。比如根据大小徐本以前引用的文字以及《广韵》《玉篇》等书，证明传本的疏漏，却改动原书的字；还有更有意增删文字，判定为许君的原文。这在段先生那里自成一家之说，但恐怕会使后学终于形成武断的弊病。同时，元和江氏、徐氏承庆、吴县钮氏树玉、乌程严氏可均、阳湖陆氏继辂，时时驳斥他的说法。钮氏、徐氏都写成了专书。钮氏的书已经广泛流行；徐氏的书成于钮氏之后，也比钮氏的书更为周密，稿本收藏在他的儿子让泉那里，世上很少有人知道。丙子年冬，觐元任监司在渝州任职，从文孙某某那里索取到此书，附在丛刻中刊行。从前冲远的疏注，是替后郑作辩护的谄媚之臣；斗南的补遗，实在是小颜的诤友。徐氏这部书，弥补空缺遗漏，剔除细微瑕疵，剥去浮泛的辞说，保存精微的义理，宁可做诤友，不做谄臣。世上读段注的人，也应当共同体谅他的苦心，他并不是苟且地进行辩驳诘难罢了。至于这里所引用的段注属于初稿本，与近来的刻本不大相同，不足以据此责难。《崔孺人文集》书后 癸酉年，我从邻水到合州，每天行走在万山之中。山势嶙峋崎岖，奇特险峻而诡谲，忽然发现一处地方，平坦的田野有几十里，修长的竹子形成美丽的树荫，流泉发出声响，小桥通向行人；其中有几间茅舍，野花点缀在零落的篱笆之间，红白相间，于是我留下住宿。当夜月轮刚刚圆满，明亮得像一面镜子，四周群山沉沉入静。入梦之后，我倚着枕头假寐，忽然听见鸟鸣，声音时高时低，流连反复。那声音幽深而清越，凄楚而感人，使人悲伤得不能自胜。第二天早晨，我向当地人询问，他们说：这是杜鹃。它昼夜鸣叫，一鸣叫就吐血。我摘下它栖息的树枝给我看，果然血迹斑斑，点滴还没有停止。可悲啊！天地间萧瑟肃杀的气息，偶然集中到某一处，便全都化为苦楚哀怨，于是比平常强烈百倍。屈灵均的《离骚》、刘更生的《封事》、李令伯的《陈情表》，千百年后读到这些文章，不知道流下的是泪还是血，手中的东西是笔还是墨，只觉得心中凄然感动，不能整天平复。如今读崔孺人的文集，其中的愁苦哀怨，有些是别人所不能承受的；而血、泪、笔、墨也合而为一。那种幽深沉痛、凄楚感人的境界，使十年前的情景恍惚间又如在眼前，也实在令人悲伤啊！

译《夏百初先生传》夏百初先生名子龄，号祝三，是江苏江阴人。七世祖维新，是明代举人；明清易代时，全家关门殉难，只有一个幼子由义仆翼护送而免于难。祖父名甸，父亲翼谋，是道光乙酉年举人。先生幼年聪慧，参加童子试时，被学使姚文僖公认识并选拔，取古学，进入县学。道光甲午年中举，丙申年会试第一，改任主事，分发礼部，在仪制司学习。他遇事勇敢果断，尤其以气节自负。一天散衙后，户部发来片文，查问库丁是否属于卑贱差役，以及是否应准许他们捐资参加考试。当时库丁势力很大，侵吞国库钱财，执政者都可以用钱打通。先生知道事情拖延就会发生变化，立即写成驳议。五更时分来到朝房，把意见呈给堂上官员，认为库丁确实是卑贱差役，不应准许捐资参加考试。但堂上官员果然已有成见，犹豫不决，有人提议调和，准许捐资但不准参加考试。先生说：“国家的名器不可滥用，既然准许捐资，就可以参加考试。况且这类人一旦进入仕途，靠贿赂钻营，还有什么得不到的？这既阻塞寒士进身的阶梯，又开启仕途上行贿送礼的弊端。”他竭力争辩不可，议论于是定下。当即到署中写片文答复。等到退朝用饭时，那些替库丁缓颊求情的人接连而来，但已经来不及了。他在礼部任职六年，因为父母年老改任外官，选授直隶深泽县。将要赴任时，改选河南汲县。到汲县任职后，汲县得到治理。文宗即位，巡抚潘忠毅公特意上疏明确保荐，吏部调他入京引见。事情办完回任后，又遭逢母亲去世。服丧期满，按选任次序任深泽县，未满一年，调任饶阳。饶阳是畿南的大县，土地盐碱，百姓强悍，向来被称为盗贼聚集之地。当时发、捻军务正十分紧迫，京畿连年旱灾蝗灾，盗贼抢劫蜂拥骚扰。先生亲眼看到贼寇所到之处，郡县防守剿匪却没有军费，以致天下有一半糜烂，于是慨然说守土官员不能没有军队，也不能不懂作战。他发愤研究兵家著作，让子弟和仆役都学习武艺。因此治理饶阳、捕盗捕蝗，都用兵法来部署。挑选强壮的胥役，教练武艺，制造枪炮；一百人分为十队，每夜由一队轮流守卫仓库，考核演练拳术器械，优秀者逐渐增加奖赏，训练到二百人。咸丰九年，英吉利侵犯天津，京师戒严。冀州王洛悦、河间刘四、贾氵隆等人，各自聚集一千多人起事。先生劝谕村镇团练和乡丁，各境分为四正四隅，各设置练董正副二人，号令听从他们。官府又亲自率领城中的勇士，分日到乡间点验，合并操练，声势彼此联络。刘四等人拦路进入饶阳境内，先生集合乡团一千人，亲自率城勇冲在前面，在小堤集西北攻击贼军。贼军马步兵二千多人，发炮抵抗。于是张开两翼，放倒旗帜伏在地上前进；贼炮如雨，越过了队伍。估计枪支已经能够射到贼军时，举旗开枪，贼阵大乱。我军大声呐喊冲击，斩杀一百多人，擒获五十多人；刘四受伤逃走，其余人众大败溃散。这一天王洛悦分兵骚扰冀州，听到消息也惊慌溃散。刘四逃到青县，被擒获处死，京畿南部平定。道、府以下官员有几十人得到优先叙功，先生也加授运同官衔。利用空闲疏浚老涧河，排泄滹沱河水患，修造五十丈长的桥，百姓称为夏公桥。不久升任宛平，又升任易州直隶州。易州是西陵的重要地区，由泰宁镇总兵官兼内务府大臣总管其事务。祭祀所用的牛羊、刍草、豆料，以及守陵官员和差役的俸禄粮饷，按例由州牧从布政使库中领取银两供给；从守陵各衙门到本署官吏，没有不把这里当作谋利之地的。先生看到积弊很多，无法施行自己的志向，竭力请求离任。调任署理保定府清军同知，不到一个月，长白衍秀公刚刚到任泰宁镇，便坚决向大吏请求，命令先生回任。两人秘密商议制定章程，上奏请求禁止并革除豆草折价的做法，不得折价，于是积弊一扫而清。七年正月，西捻张总愚侵犯京畿，勤王军队云集。陈国瑞以二等侍卫身份统军剿贼，夜间来到易州城外，拿令箭呼喊要求开城，城中拒绝接纳。天亮后，他才用绳索下城，告诉先生陵寝近在咫尺，请求严明军令，不要扰害百姓。陈国瑞当天便疾驰离去。当时守陵大臣已经把易州被围的情况上报，诏令派神机营七千人前往救援。匪徒乘机纵情抢掠，先生率领练勇巡逻防守，遇到抢掠者立即斩首示众，不问其来自哪里，于是全境安宁。那年夏天捻匪被肃清，叙功时以知府身份在任候补，赏赐花翎，加三品官衔。米利坚人山家立秘密来到易州，私下购买城内许氏的房屋作为耶稣教堂。先生查明此事后，便责令许氏退还价款。山家立坚决不肯，于是先生拿出条约与他辩论，说他没有携带游历执照，买房时也没有向地方官报告。况且易州接近陵寝，关系到风水，不仅易州境内不得建立教堂，所属的涞水、广昌，以及靠近东陵的遵化等地，也都不得建立。山家立理屈词穷，最终收回价款，撤销契约离去。事情上报制府，曾文正公（国藩）非常器重先生，总署文文忠公（祥）尤其认为他贤能。州署东侧有一块空地，原来有亭台池塘；他在北面筑台眺望西山，杂种花木，命名为憩园，于是用它作为自己的号。闲暇时便召集宾客僚属在其中饮酒吟咏，人们都认为这种政务简明、刑罚清平的乐趣无人能及。恰逢曾文正公上疏推荐奉行善政的官员，称先生通晓政体，历任官职所到之处都有良好的声誉，诏令特加嘉奖。因为年过六十，做官的心情更加淡泊，于是以知府候补的身份开缺离任。几个月后去世，享年六十五岁。易州士民请求把他奉祀在名宦祠中。过了几年，饶阳也以崇祀之事上报申请。前后奏请都得到皇帝批准。儿子三人：长子诒钰，任直隶永年县知县；次子诒绶，候选通判；三子诒镐，候补吏目。女儿一人，嫁给宜兴咸丰巳未年进士、通政使司通政使周公家楣。荃荪是先生同乡的后辈，又娶了先生的孙女为继室，耳闻熟知先生的美德，于是依次编述这些事，写成传记。评论说：我们县城首先枕临大江，山势清峻而陡削，水流冲刷而激荡，那里的人民也都胸襟磊落、才华出众，能够在世上有所作为。然而他们刚强果决而意气用事，往往得不到上级的赏识，难道是地理环境使他们这样吗？凭先生的才干和声望，如果早年遇到有大力量的人加以发现、振拔，他的作为难道只是这样吗！晚年遇到曾文正，在庸常众人之中识拔了他，把他列入奏牍。等到他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又再三慰留。当时文正所保荐的贤能官员，如任道▯、李文敏等，后来都做到督抚；但先生却因年老多病而去世了。这大概是命运吧！

译马建忠 《适可斋记言记行》序 我出生在道光五年五口通商之后的第三年。刚进私塾识字，发逆就攻陷了大江南北。我跟随家庭辗转迁徙，一共迁移了十八次，才到达上海。正拿起笔学习科举文章，苏州、松江又陷落了。不久，又发生了庚申之变。于是我深思：发逆蔓延到天下一半，其残忍嗜杀，势头像流寇一样，不过只能成为眼前的祸患。唯独洋人在数万里之外用军舰运来一旅军队北上议和，整支军队驻扎在上海，百姓与他们相安无事，仿佛不知道发生了变故一样。而我国朝廷士大夫彼此都把这看作极大的耻辱，只专心掩盖遮蔽，把闭口不谈海外事务当作高明，竟没有人深入探求其中得失的原因，希望得到一个妥善的办法。这样看来，将来那些外国人造成的祸害会多么猛烈，不用观察也可以知道了。于是我毅然放弃原来所学，改学所谓洋务。我开始寻找上海翻译的书来阅读，但仍不能满足心意。于是学习他们现在使用的文字以及古文词章，进一步探求他们研究事物、获得知识的方法，以及他们逐渐达到治理成效的要领。推究本源、穷尽始末，恍然在心中有所领悟。我私下曾想贯通中外古今，上下考察、纵横驰骋，探究兴衰的原因，形成一家之言，全部拿出来询问世人。不过有志向却没有实现。不久，我在天津任职，奔走于域外。当时有一些议论、记述的作品，虽然也以自己先前的心得为内容，但只是就事论事，用来答复询问，供人阅览而已。因此写成一篇便丢弃一篇，并不珍惜，散失佚亡的不知有多少。去年春天，我将要东行，重新整理箱笼，还剩下若干篇。朋友见到后，强行索取带走。到秋天回来时，听说已经交给刻字工人，分为《记言》《记行》若干卷。我也不再过问。但近来朋友中见到这部刻本的人，都想索取原稿一看。我于是取刻本来核对，发现颠倒错乱的地方很多。朋友说：“这只是因为还没有刊刻；一旦刊刻，必然会校正。”于是我仔细加以整理订正，重新补刻刊行。因而叙述我一生遭遇许多艰难，以及我考察研究洋务的缘起就是这样。至于刊刻这部书，只是勉强顺从几位朋友的意愿。至于贯通中外的大要，以及挽回世运的方法，我的志向还没有完成，这也不是这次刊刻的主旨。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南徐马建忠自记。《法国海军职要》叙 以上谈海军已经很详细了。然而不详细说明兵舰、火器以及水寨阵法和一切出奇制胜的器具，为什么呢？因为海军的要点在于运用人力、取得人心，而战备只是末节。战备随着时代变化；至于运用人力、取得人心的方法，则有不变的原则。试试看兵舰从风帆变成火轮，又从明轮变成艉轮，由此又变化为铁甲舰、快船、带甲快船。它们出没轰击的方式，又变化出蚊子、穹龟、水雷等名称。机器从冷度变为热度，又变为凝汽；将来还要舍弃蒸汽而使用电力。机器又从平置变为竖置、倒置；并且从单筒、双筒发展到三筒、四筒、五筒，反复变化而增加。火器的变化，则从前装炮变为螺膛炮，又变为后装螺膛炮，再变为后装钢铁套配炮，进而用钢丝缠束。炮的材质从铁变为铜、钢以及五金合金。制造方法又从范铸变为锤炼、挖膛、卷筒。炮弹从圆弹变为开花弹、椭圆弹、尖圆锥弹，而尖圆锥弹又能自行引火；材质也从铅变为铁，再变为钢。火药则从药末变为药包、圆饼、棱饼，又在棱饼上打孔，并且将要追求无烟无声。至于演习炮术和瞄准的方法，起初使用人力，后来使用机轮；由此又有平轮、螺轮、汽轮、冷水压力轮，反复变化而越来越灵活迅速。推广到水寨阵法以及一切出奇制胜的器具，也没有不随着时代变化的。从前面的情况看，它们的变化是这样的。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发展，将来必定还会有更加多变、更加奇特的东西。假如只根据今天的变化，就认为已经掌握了要领而详细谈论它，怎么知道转眼之间不会已经成为陈迹呢？变化达到极致的是物，而使变化神妙明察的却是人。所以船只器械并不是不坚固锋利，澳屿之间的风涛也不是不能驾船熟练通行；然而仍然不能取胜，是因为人的力量不整齐，人的意志不坚定。我曾游历欧洲，纵览各国海军，看到每有一件事务，就有一个职务；有一个担任职务的人，就有一项与之相称的事务。考察它们因事授职，既然职务有名称，就一定使事务有实际内容。从幼卒、稚卒逐步升到队长、艺长，从火轮夫升到总司轮，从考工生升到考工使，从少从升到统帅总领，全都经过多次考验，没有人能够侥幸晋升，这样人的能力就整齐了。又看到他们有优厚俸禄，有赡养抚恤，有审判机构，有巡洋礼仪，用这些来端正是非、产生羞恶之心、激发鼓舞士气、感召忠诚爱国之心，这样人心就稳固了。因此知道海军的要点，在于使人明白自己的职务，并尽到自己职务的本分。各国谈论海军，也已经细致完备了。但推究它们精微的旨意所在，大体相同。当时我依据法文翻译其中的要旨，取名为《法国海军职要》，放在行李中，已经十多年了。如今看来，海外各国的兵舰、火器以及制胜器具已经多次变化，但任用人力、取得人心的方法仍然如此。中国的兵舰、火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但使人明白职务、尽到本分的要领，仍然像从前一样有待讲求。由此更加相信，海军的要点即使经过百世也不会有所损益。朋友看了这部书，有人认为书中所叙述的海军官职，也像《周礼》所说的设置正职、建立副职、设立考核、陈列殷实之职、设置辅佐一样；书中所叙述的海军职掌，也像《周礼》所说的端正政务、接受会计、听取任职报告，并由君王下令罢免或任用。孔子说：“礼制在中原失传了，就到四方去寻找。”那么，这部书莫非就是班固所说的比中原之外还更好的东西吗？时在光绪十七年辛卯正月。

译《上李伯相谈出洋学习功课书》四月以来，政治学院的功课十分紧张，考试日期临近，没有空闲把日记抄录呈上。郭星使在四月下旬到达法国，五月初递交国书，并札令忠兼办翻译事务。还承蒙您多加薪水。长者的恩赐，忠哪里敢推辞！况且翻译事务不多，不会耽误学业，也不辜负当初来到欧洲的本意。五月下旬，是政治学院的考试期限，考八道策问。第一题是万国公法，共一千八百页，历来各国交涉、兴兵和疑难案件都保存在其中。第二题是各类条约，论述各国通商、译信、电报、铁路、权量、钱币、佃渔、监犯以及领事交涉等各项事务。第三题是各国商法，论述商会和汇票之所以能够取得信用，由此可以知道近一百年来西方人的富裕，不专在机器的发明兴起，而其要领完全在于保护商会。好的法律和美善的政治清楚可见，随时可以举出。因此铁路、电线、蒸汽机、矿务等工程成本极大，只要以信用维系，就不怕众人不能共同承担。金银有限，而需要用钱的地方无穷，以纸币代替货币，以信用约束它，一文钱就能发挥数百文钱的作用。第四题是各国外史，专门论述公使和外交部门的密札、要函，然后才能知道普鲁士为什么称雄、俄罗斯为什么能够统一，以及俄土之间的宿怨、英法两国的交替兴盛，其原因都可以逐条陈述。第五题是英国、美国、法国三国政治制度和教化的异同。上下相互维系的方法，利弊如何？英国能够持久而不变，美国不变却弊端很多，法国屡次变化而屡次败坏，原因在哪里？第六题是普鲁士、比利时、瑞典、奥地利四国的政治制度和教化。普鲁士吞并各邦，瑞典联络各部，比利时是局外之国，奥地利处于新败之后，处理各种政务，谁做得对，谁做得不对？第七题是各国吏治的异同。有的国家是君主制，有的是民主制，有的是君民共主制；它们把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审判法律的权力分别交给不同的人，不把责任归于一人，权力之间也互不侵犯，因此政事纲举目张，清楚鲜明。催征赋税不由长官一人决定，贪官无法任意满足私欲；罪名由乡老评定，酷吏也无法任意玩弄文辞。人人有自立的权利，也就人人有自爱的意识。第八题是赋税的等级和国家债务的多少。西方国家的赋税是中华的十倍，百姓却没有怨言；国家债务向百姓借贷，百姓也不怀疑，原因在哪里？这八道题，考试作策论共三天。所写策文不下二十本，策问的条目大约有一百项。我逐一详细作答，都得到老师的优等奖励，刊登在新报上，说我能够洞察隐微、提纲挈领，不是只会钻研旧纸堆的人可以相比的。这也是因为西方人与我们华人交往时间还短，往往存有轻视之心，所以只要有一知半解，便动辄称为奇才。那么，他们称奇，恰恰正是轻视我们。忠只有锐意考察求知，哪里敢因有一点所得就自我夸耀呢！

译忠自从到达巴黎以后，经常同当地当权者来往。其中最要好的，是他们所谓翰林院中的几个人，专门讲授算学、化学、格致学以及各国政事兴替的原因。各国都敬仰他们，尊崇得如同北斗。他们见忠考究西学，殷切地教诲我，每每劝忠考取他们国家的功名。忠回答说：远道而来学习，只求实际，不追求名声。劝我的人说：只追求名声而不讲求实际，我们西方人也担心这种弊病。然而名声不显扬，所学就不能彰明。因此华人与西人交涉时，常常会被欺骗蒙蔽。这不是华人的智慧短浅、才干疏陋，而是名声不显、学问不彰，就不足以使他们信服。况且办理交涉以文辞和法律为主，讲求富强以算学、化学、格致学为根本。中国不怕不能富裕，只怕拥有财富却不能利用。将来开采矿产、酿酒、制造机器、修筑铁路、架设电报等大事，处处都需要算学、化学、格致学。我国的功名，都是以这些为根本的。你想讲求实际，心意就在这里吗？凭你的所学，精心钻研，取得功名如同拾取小草，为什么害怕而不去做呢？忠把这些话同两位监督商量，他们答应让我参加考试。政治考试结束后，我又参加文词科考试。六月底考第一场，考试期限两天。第一天用腊丁文仿拟古代罗马皇帝祝贺大将提都征服犹太人的诏书；又用法文翻译埃及、希腊水战的腊丁歌章。第二天考舆图，以及希腊、腊丁和法国的著名诗文，同时询问各国史学。我又得到宗师的优等奖励，宗师说：“希望法国人中参加考试的，也都能像忠这样就好了。”一时间在考场听讲的人不下数百人，都鼓掌称好；而巴黎的报纸几乎传遍了此事，说日本、波斯、土尔基人到巴黎求学的，固然有人考取格致秀才和律例举人，但东方人中独自还没有考取文词秀才的；如果有，那就从忠开始。忠想到一点微小的名声竟能引起这样的震动，也可以看出西方人是多么看重名声。年终考试取文词秀才，第二场兼考格致秀才；来年春夏之交，可以考律例、格致举科。近来功课稍微宽松，我闲暇时到炫奇会游览。各地来到巴黎的人车马相撞、肩膀摩擦，比平日多了好几倍。但炫奇会是用来陈列各国新发明的东西，令人仔细观赏；会期结束时给最优者挂牌奖励，本来是为了激励有智谋的人。然而炮有前膛、后膛，究竟哪一种优、哪一种劣；炮弹储存棉药、火药，各有什么利弊；船上的铁甲有横式、直式之分；照亮海面的电灯有活动、固定之别；水雷有拖带、激射、浮沉等不同形式；炮垒有连环、犄角、重式、单式等不同结构，这些都没有定论，说明军事技术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煤瘴潜伏在矿中，没有固定方法可以避免；用真空帮助升降，也没有良好的办法可以施行，这是矿务仍然令人遗憾的地方。机器织成的布，速度快却不耐久；机器压制的呢，耐久却不光滑；机器纺织的绸，价格便宜却没有宝光，这是纺织业仍然有待考察研究的地方。下至印书、酿酒、农具，大体都仿照奥、美国炫奇会的旧式，并没有创制新的样式。至于用电线传声和用电报印声，只是使人惊骇见闻，究竟没有多大益处。只有英国太子的珠宝钻石玩物、法国世家的金石古器，独自开创了新奇样式，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然而这不过是夸耀陈设精美，供游览观赏取乐，以奢侈华丽相互炫耀罢了，难道是举办会展的本意吗！大概法国人设置这个会，目的不在于炫耀新奇，而在于铺张排场。法国战败赔款以后，几乎难以重新振兴，近来才大力讲求富强，特意设置这个会，向外国人夸耀自己的富裕。有人评论中国赛会所陈列的东西，认为挂一漏万。中华以丝、茶为大宗，可是各省出产的绸缎没有陈列，各山出产的茶叶也没有罗列；至于瓷器不古雅，顾绣不精美，没有一样值得取法。农具和人物陈列，又大多只是次等货物。堂堂中国，竟然还比不上日本这个岛国！难道是因为日本的会展由本国人主持，而中华却把它委托给西方人，所以才有这样的过失吗？由西方人来陈列中华土产，他们见闻浅薄也就很自然了。有人拿这些话来询问忠。忠只说：赛会另有负责监督的人，我不敢越俎代庖出谋划策，又哪里能详细说明其中的原因呢？这就是巴黎炫奇会的大概情况。我私下想到，忠这次来到欧洲已经一年多。刚到时，以为欧洲各国的富强完全在于制造精良、军纪严明。等到阅读他们的法律，考察他们的文治事务，才知道他们讲求富裕，是以保护商会为根本；追求强盛，是以取得民心为关键。保护商会而赋税可以增加，国家的储蓄就会充足；取得民心，百姓的忠诚爱戴就会更加深切，抵御外敌也就可以期待。其他如兴建学校使有才智的人日益增多，设立议院使下情能够上达；制造器械、军队、海军等大事，都是末节。于是我以为各国的政治已经尽善尽美。等到在政治学院听讲，又同他们的士大夫反复质证，才知道“完全相信书本，倒不如没有书”的说法并没有错。英国有君主，又有上下两院，似乎政事都由这里产生；却不知道君主只是办理签押，上下两院只是寄托空谈，而政权掌握在首相和二三个枢密大臣手中。遇到困难的事情，就拿议院当作借口。美国由民众选举总统监管国家，似乎公正无私；却不知道每逢选举，贿赂公行，更换一个总统就换一批人物。所有担任官职的，都是他的党羽。希望他们治理得好，可能吗？法国是民主国家，似乎入仕做官不靠世族；却不知道人们彼此结党营私。除非是才能特别杰出的人，如点耶诸君，否则如果不是同族而想得到一个优等差事、补一个好的职位，就会十分艰难。类似这样的事情多得数不清。忠自己思考各国政事，虽然还不能看透其中的底蕴，但已经得到大概。想汇编成一部书，取名《闻政》，取其不只是从口头诵读所得，也兼资耳闻，以求增益。西方人以利益为先，第一是开辟财源，第二是厚生养民，第三是充裕国用，第四是端正吏治，第五是广开言路，第六是严格考试，第七是讲求军政，最后以联络邦交结束。现在已经稍微收集了一些材料。只是遗憾自己年少时没有学问，涉猎不广，常常有辞不达意的苦恼。然而忠只是自行记录所听到的事情，对上不辜负中堂栽培的心意，对下不忘记西学根本的主张，哪里敢说是在树立学说呢！原稿已经散失，曾︱刚袭侯非常赞赏这篇文章，把它收入《使英法日记》中。于是抄录保存下来。

译《巴黎复友人书》接到九月二十六日您的教诲，您嘱托我把对于交涉学业有益的内容详细叙述出来，寄去核阅，以便写信转达总署。谨按办理交涉的方法，繁多广博而且错综复杂，大体都随着各国风俗习尚而变化，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尽的。至于它们因时而逐步变化的源流，以及能够顺应时势、通达变化的才识，都是政治学院考察论述的内容。政治学院孜孜不倦所讲求的，尤其是根据时势制定变化措施的实学。忠不揣度自己的愚陋，就把平日见闻综合成大概，恭谨地一一陈述如下。西方的政治和教化，起源于希腊，罗马继承了它。在希腊尚未开发以前，地中海东南沿岸的各部族，如范尼、埃及，人民富庶；流离的人向北渡海，迁徙到希腊，各自占据一方，专门从事兼并。等到外来寇敌屡次入侵，各部落合力拼死抵抗，斐理勃王才乘机提出联合的主张。他的继承者亚立山最终完成了他的志愿。于是战事在国内兴起，向东攻取土地，直到犹太、波斯、印度一带，绵延数万里。然而被征服的国家彼此都有不肯屈服的心意，没有割地求和的说法，交涉之道还没有兴起。罗马创建初期，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招徕流亡者，逐渐发展到人口繁盛。随后闭关拒绝使者，禁止同外界往来；即使有人来到，也不能与本国人民共同享有权利。等到国势强盛，夺取并吞并希腊，于是占有地中海周围的各国。追溯它战争时期，虽然没有派遣使者、订立盟约的明文规定，却还保留着不杀使臣的遗意，大概就是交涉之道的开端吧？罗马统一西方，长达三百多年，鞭打斥责、威势远播；远方前来朝贡的国家有，却没有听说有讲求信用、修好睦邻的邦国。君士但丁营造东都，于是用自己的名字为它命名。他的儿子把罗马分成东西两部分，势力分解而力量削弱。历经几代，北方入侵西罗马的，起初是高特，接着是亚第辣，西罗马于是灭亡。东罗马到了儒斯定王时大力修订法律，只有一时的兴盛。等到玛奥买的主张流行，多次受到回教势力侵扰，东罗马最终归于土尔基。这些都是凭借势力相互倾轧、兼并而取得成功，交涉之道大概已经完全缺失了。自从西方各国安定无事，不必担忧外敌以来，各国都听命于教皇。教皇遇到各国有事，便派人前往辅佐处理；各国遇到教皇继承统绪，就派专使朝贺。凡有争端，只向教皇申诉裁决，而不动用战争来解决一切问题。意大利一地分成几十个国家，如佛劳朗斯、维尼斯等城，都各自奉自己的君主。大事由教皇裁决，小事则彼此派使者交涉。大概在战乱消歇以后，各国崇尚文辞。使臣出访会见，常有专门应对、随机应变的人才。以佛劳朗斯这样一个小郡，竟能折服维尼斯的富豪，压倒法国的气焰，这难道不是由于玛基亚范肋的辞令所造成的吗？所以玛公的著述，直到今天仍被使臣奉为秘本。与他前后相继的，还有当特、贝大尔克、包加斯、奇基亚第尼诸公，都可算作意大利文学的祖师。有的以诗著名，有的以文章著名，总之都是充任皇华使臣的人选。他们措辞守礼，往往彼此借仁义相称，互相以忠信相待。这大概就是《春秋》时代晏婴、叔向、公孙侨一类的人吧？不过，他们所争论交涉的事情，只关系一个国家的安危，并不关系欧洲的均势。欧洲各国土地彼此接连，即使某一国在文治武功方面独断专行，也不能保证没有心怀叵测、企图扩张的人乘隙而动，给邻国造成祸患。因此，各国申明盟约要旨，以强国扶助弱国，大国维系小国，形成均势的格局。这就是战国时代合纵连横的学说，只是名称不同而事情相同罢了。欧洲从胜朝末年直到今天，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专门以此为主。追溯东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回教势力猖獗起来：向东侵袭翁加利，向西进入西班牙，中间进攻意大利。教王震惊恐惧，集合力量抵抗。回教的灾难平息以后，各国君主的权力削弱了，而教皇的权力巩固起来。日尔曼各邦的首领，有一半归于教皇掌握。于是罗代禄首先创立异说，自立一派，宗教事务从此分裂。日尔曼北部跟随他的人，就像回声响应影子一样迅速增加。西班牙国王加禄第五世表面奉行教皇的命令，暗中却实行侵夺的谋略。他仗恃同各国联姻，便借继承的名义，袭取意大利、日尔曼所属地区，尊奉加皇的名号；亚勃斯普朝的势力也逐渐炽盛。法国处在西班牙和日尔曼之间，害怕它们日益逼近，于是联合日尔曼北部各邦，历经三位国君、两位宰相，同噢大利王交战三十年，终于有了范斯法尼之会。这次会议建立瑞士和荷兰，降低噢大利皇位继承的地位，订立日尔曼各邦统属的制度。到此，均势的格局大体确定。会议又辨明使臣的等级威仪，申明聘问的礼仪制度。遇到嫌隙，可以讲信修睦，不再兴兵结怨。国际交涉的方式焕然一新。而欧洲信使往来和驻扎的制度，实际上也是由此产生的。

译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已经在范斯法尼之会上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他好大喜功，向北征伐荷兰，向南夺取蒲尔公地。恰逢西班牙国王加禄第二世去世，没有子嗣，遗命把王位传给盎稣公，即裴理勃。裴理勃是路易王的孙子。诸侯们正担心法国的威势一天天增大，如今又让他做西班牙国王，等于给老虎添上翅膀。当时英国正强盛，普国也逐渐兴盛。各国联合日尔曼、荷兰和沙孚亚等力量，同法国国王交战十三年，直到康熙五十一年，才有迂特来之会。这次会议虽然不足以阻止裴理勃继续做西班牙国王，却议定法国和西班牙两国不得合并为一国，确实足以消除势力过分集中的祸患。会议允许英国占据基不乐他这一地中海要塞，雄踞地中海的要害，并约定法国国王归还所侵占的土地，也足以压制法国的雄心。欧洲的均势于是再次确定。不久，普国正日益强盛，俄国的疆域大大扩张。到乾隆十三年，法国发生内乱，历时十五年，废黜国君，建立民主国家。那波伦原本只是一个偏将，后来进攻意大利，渡海向东，在埃及炫耀武力；继而篡取大位，穷兵黩武，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他削弱各国领地，废除各国爵位，几乎囊括欧洲，均势再次破坏。等到他失败以后，各国重新结盟，于是有了维也纳之会。这次会议归还被侵占的土地，重新划定疆界，建立日尔曼的盟属体系，扩充荷兰的领土，而法国人不再向东扩张。三分保兰，形成俄、噢、普三国相制的局面，并把使者分为四等，以明确各国使臣往来的礼仪。它用来维系欧洲均势的办法，可谓周密完备。均势的学说创始于范斯法尼之会，但参加会议的不过是法国、噢大利、瑞典、西班牙以及日尔曼诸邦；普国因信奉北教而被排除在外，英国因宗教不同而被排斥。因此，这种彼此维系的势力足以联合几个国家，却不足以统辖欧洲。到了迂特来之会，英国、普国参加了，而俄国没有参加，所以均势的同盟仍不够普遍。而且范斯法尼之会虽由各国共同订立条款，西班牙和荷兰另有孟斯德之约。日尔曼国王先率领所属各邦同瑞典订立奥斯纳勃卢克之约，随后又同法国订立孟斯德之约；法国又同西班牙订立比来纳山之约。前后纷繁复杂，总称为范斯法尼之约。迂特来之会也是如此：英国人先同法国国王结盟，继而同西班牙国王结盟，又分别同其他国王结盟。这样看来，这两次会议不过是几个国家之间的私盟，并不是各邦共同遵守的公约。会议是用来结合同盟之信的，参加结盟的国家越多，信用就越显著，遵守也越坚定。如今这两次会议的约束松散而没有条理，不能共同维持局面，难怪不久以后各国就把它们视为无关紧要的东西。维也纳之会却不是这样：俄国参加条约，均势原则因此成为公开的原则；友邦共同结盟，彼此约束的情谊也更加牢固。不过，社会风俗有不同的趋向，民众感情也有不同的爱好。分定疆界、建立国家，所凭借的不只是山河险阻，也要靠风俗趋向相同、民情爱好相近，以此维系群体，使君主能够统治人民、人民能够归附君主。维也纳会议确定各国疆界，只求土地分配均平，却不问各地民俗是否相合。因此，自从会议以来，比利斯从荷兰分出，噢大利失去东部疆土，意大利和德意志统一为所属邦国，希腊国和罗孟里不再受藩属封建，土尔基原来是局外之国，近来却加入欧洲各国之列。这样一来，西方的均势虽然暂时平定，东方的争论却又兴起了。可见，国际交涉的办法，开始时以互相吞并为高尚，却没有明确原则；继而用诡辩相互欺骗，结果又失败；最后以均势彼此维系，却还没有取得真正的信用。仅仅依靠一两项载在盟约档案中的、无关紧要的空文，怎么足以长久维持和平呢？各国既然已经犬牙交错地相互接触，自然存在唇齿相依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的权利所在，也就关系到其他国家的强弱。英国人的利益在于通商，所以港口遍布天下；俄国人的利益在于取得南方疆土，所以领土日益扩张；普国和法国势不两立，而且军力越来越精锐；意大利希望恢复旧日疆界，经营谋求也没有停止。所以，西方讲公法的人提出的议论充满朝廷，并不是道理没有讲明白，而是各国利益不同，以致同出一源却分成派别，各立门户。上下几十家，没有一致意见。于是办理交涉的人，不过借公法作口实，曲意迁就自己的私利。必须知道，国际交涉的源流既然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办理交涉的才识尤其贵在通达变化、适应时势。这就是国际交涉的关键在于人的原因。当佛劳朗斯强盛时，出使各国的人不过是一个普通使者，权力不重、地位不高，却能凭口舌这一点微小的权力，关系到朝廷的得失。到了从范斯法尼到维也纳这一时期，所派遣的使臣俨然代替国君行事。他们把暗中侦察作为本领，以奢侈浪费相互攀比，只看出身贵贱，不问本人贤愚。即使拥有专门任命的权力，也没有明确负责完成任务的职责。因此，甚至有让妇女出面办理交涉的。一个国家只要有一两位能臣坐镇国内，派使者到别国窥察对方的真伪虚实，详细报告回来，就足以暗中决定策略，采取相应措施。有时派出一名使者，随行人员却有几十人，专门同对方都城的士大夫交往，善于设法探听，以获取实情。遇到重大的征召会谈，才派一两位能臣，反复辩论事情可行与否。如今开放新报禁令，社会舆论更加繁多；重视议院的权力，民情也可以上达；轮船、铁路像星罗棋布一样分布，往来便利，社会风俗也在按日变化；水汽机的力量如雷鸣风行，工商因此富裕，财源也随着时代不断增长。所以，办理交涉的人不能像过去那样，只窥探一两个人的心思就自以为掌握胜算，还必须洞悉他国民众的好恶、风俗的取舍，以及土地物产的丰瘠，然后才足以订立和平协议、制定商约、确定税则，而不被别人愚弄。所以比过去要难上一倍。

译我曾读《鬼谷子》，其中游说诸侯各国，必定先看对方的才性、贤愚、刚柔、缓急，再根据对方的好恶、喜惧、哀乐来施展捭阖之术，表面打开、暗中闭塞，变化无穷。天下诸侯没有不落入他的圈套之中的。难道他有什么特殊法术吗？兵法说：“知彼知己。”国际交涉的道理，全在这里。可是，对方并不容易了解。因此，要阅读对方的新报以揣摩其主旨，进入对方议院观察其变化，上层结交士绅，暗中观察动静，下层联系商人，私下探寻机会。近一百年来，西方善于办理交涉的人，首先要推意大利的加孚尔、普国的壁斯玛、法国的大意郎、俄国的加且高弗、英国的巴末司东、奥国的墨代直客等几位。他们都曾长期游历各国，有的充任公使，有的以游览为乐。一旦进入政务机关，对他国的民情风俗便了如指掌；又能得到出使大臣不时传来的消息，虽相隔千里，也像同处一室。我方自身同样不容易了解。知道自己的长处，更应知道自己的短处。知道长处，就应加以掩藏，等待时机发挥；知道短处，就应把它显露出来，以便借机奋发改进。既然已经做到知己知彼，还尤其应当预先确定自己的方向。方向确定以后，心思就不会旁骛，力量也不会分散。所谋划的就能成功，所举措的就能实现。加孚尔以统一为目标，壁斯玛以称雄为志向，加且高弗以开拓疆域为抱负，最终都能实现愿望，正是因为预先确定了方向。法国国王那波伦第三世起初想在民众面前逞强，于是依附英国进攻俄国；后来又想向俄国示好，便停止战争而疏远英国。他进攻噢大利，是为了向意大利人卖好；讨伐墨西哥，是为了同噢国修好。普国人进攻丹国时，他暗中图谋从中获利；等到普国人进入奥地利，他又转而害怕普国的威势。后来普国人前来报怨，法国国王孤立无援，没有其他国家的一支军队来帮助他，正是因为他的方向没有确定。方向确定以后，才可以谈国际交涉的道理。天下的事情，众人共同抬举就容易成功，孤掌独拍就难以发出声响，这是常理。同处于天地之中，彼此划分疆界而建立国家，就必须小国尊重大国，大国体恤小国，忧患安危共同承担，战时守望相助，这样形势才不会孤立。因此，英国得到法国帮助，在黑海岸边建立功绩；意大利同法国联合，在绿毡之上实现了志愿。（西方议论公事，以绿毡铺桌作为礼仪。范斯法尼的绿毡至今还在，我曾亲眼见过。）比利斯同英法交好，便成为独立于局外的国家。合众国向法国国王求助，得以实行自主政治。这些都是邦交确实有所依靠的例子。也有人担心邻国偏袒自己的仇敌，于是转而同这个邻国交好。比如普国进攻噢大利时，结交法国人并以利益诱使法国支持自己，于是噢大利孤立而陷入危险；等到普国进攻法国时，法国善待俄国并重申同盟，于是法国孤立而失败。因此，自从均势格局确定以后，各国的安危所系，没有比邦交更大的了。只是交往不可没有，选择朋友也应当谨慎。英国人的交往只图利益：有利时就是朋友，无利时就是敌人。各国同英国交好，大多不是因为英国有什么实际德行可取，只是希望它不要帮助自己的敌人罢了。我常感叹，如今不善于交往的国家，没有比土人更严重的了。看见俄国一天比一天强大，所以依附它；可是俄国已经三次削减它的领土。看见法国喜欢建立功业，所以亲近它；可是法国已经两次夺取它的权力。又看见英国自称保护它，所以私下亲近英国；可是英国几乎把它的国土分掉了一半。唉！当回教徒灭掉东罗马帝国时，开疆拓土，欧洲人因此吓得两脚站立，进退不敢；他们派来的使臣，动辄加以鞭打，却没有人敢追究。如今却时运困厄、形势逼迫，国内的政治、教化、财赋，反而受外国人牵制。百姓贫困，国家局促，只能偏守一隅，几乎到了国家不像国家的地步，这是为什么呢？处在不断变化的时代，却不随着时代一起变化；内部没有确定的方向，懂得变化的人又很少；外部没有友邦，应对变化的方法也少。只守着千百年前玛奥买所著的《高朗》一书，却想用它来应对千百年后的世道变化，难怪一天天走向削弱灭亡，只给天下后世留下一个泥古不通今的反面鉴戒，岂不可惜！如今，适应时势、通达变化的才识，取决于实际运用，不能强求每个人一定具备；而观察时势、应变制宜的实际学问，关系到事理，也是努力学习可以求得的。然而，专门谈论事理的人，遇到事情常常仓皇失措；泛泛追求实用的人，临事又往往窒碍不通。必须兼备事理和实用，才大概可以广泛应对而恰当处理。事情到来时，有时援引文献创立先例，有时考察古事来证明今事，有时借助公法以求周全；事情相同而情势不同，就考察各国制度和法律来辨别其中细微差异；事情不同而环境相同，就考察当地地理和物产条件来穷究事情的始末。每逢办理交涉、订立条约，所确定的不过几十条，却往往要历时数年才能办成。这不仅因为几十条条款难以立即订定，也是因为在订约以前，要援引公法，考证往事，结合两国的制度法律，连同地势险易、物产条件，都要悉心研究，以求达到最恰当的结果。这就是各国选拔外交人才时，把国际交涉的实际学问严格考核的原因；这样或许可以使使馆中没有滥竽充数的人，使出使者没有辱没使命的忧虑。考察欧洲各国，办理外交、任用人才的制度各不相同。有内外隔绝的，外部设置使臣、参赞等官员，内部则由外部总办所属各司相互调任，往往到年老时仍专门负责一件事务，因此因熟悉而产生技巧。这是它的好处。然而内外之间容易产生嫌隙，事情难免多有迟滞，这是它的弊端。有内外相互调任的，如英国的新制度，外部的大小司事、出使时的随员和二等、三等参赞，都可以由领外部事大臣斟酌后相互调任。至于各国的制度，大致是参赞和随员不能调入内部。出使大臣则有不分内外的情况。选拔人才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有的从幼年进入官院，专门学习出使之学，每年考试，限定年限，考取后派往各使署试用，再按资历逐级升迁，这是噢国的制度。有的没有专门官学院教授这类学业，只按期报名投考，考试期限为三个月，逐项考察所试内容，成绩优异者进入试用班，内任六个月，外任十八个月；满两年后，由使臣出具考语，升为散秩三等参赞，再升为散秩二等参赞，最后升为使署参赞等员，这是英国制度的大概。所有考试章程，同法国新制定的制度大同小异，只是稍微简略一些。有的人考取律科后自愿效力，也有不考律科而被征用的。这就是各国制度不同的地方。只是各国录用外交人才，大都选择能够随机应变的人；至于家境贫寒以及出身微贱的人，却被排斥在外，不能参与。

译法国出使人才，自乾嘉以后，只有大意郎和基沙最为著名，其余都平庸无闻。原因有两个：一是议院中多有结党营私的人，常常同执政者不和。因此执政者一再更换以后，执政者的亲信，如一等公使，也势必频繁更换。新执政者任事不久，遇到各国公会，往往贸然亲自前往。难怪他们会被多次参加公会、熟悉外交事务的高且加弗、壁斯玛、盎得喇西等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这是第一个弊端。另一个原因是录用新进人员时，只选富豪子弟。富豪子弟大多性情浮躁，派往别国后，既不懂语言，也不熟悉风土；内心厌恶外交事务，又不愿考求，而本人拥有丰厚资财，足以供给交际应酬。按照这样的资历逐步升迁，怎么能够胜任呢？偶尔有精明能干的领事，长期居住异国，结交士人商人，能够洞悉真伪虚实，却又受到资历班次的限制，只能调任别处，这又是一个弊端。到了光绪三年春，公爵对加斯主持外部事务，任职多年，清楚了解其中的利弊，于是根据同治八年制定的出使章程，斟酌取舍，增删修订。现在姑且翻译其大意。一、凡是读过法律的后生，愿意出使或任领事的，准许在案卷房学习。一、凡已考取律例、格致、词章各一科，并且能够通晓两国文字的，准许归入试用班派遣任用。一、试用期以两年为限，外任满一年后，才准许参加部考。一、凡水陆军官、监工、矿师等人员，愿意改任出使或领事，只要能够通晓两国文字，便准许参加部考，不必试用两年，以表示优异。一、凡部考合格人员，按照下列次序升迁：起初授任本部司事，学习领事，地位同三等参赞；升任各房总司，摘由司员、正式领事，地位同二等参赞；再升任本部帮办，地位同总领事和一等参赞。凡地位相同者，一概准许调入本部。考核条章，经领国事麦玛韩行文咨报大臣，议定如下：一、部考。参加出使考试的，另有领事考试。每年冬季举行一次；如果在年中举行，须由外部提前两个月张榜公布。一、考生两次未被录取，即取消考试资格，不准再报名。一、出使考试应由外务总办监考，另行派考官四人。领事考试应由商务总办监考，另行派考官四人。考官由领外部事大臣从二等公使、本部帮办总办以及总领事中派出。一、考试章程。每次先进行面试，符合要求后再进行考问。一、考试项目分为六种。第一是国制，论述欧美两洲的政治体制，以及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力，并特别论述法国各部的条例和内外衙门详细核查、办理事务的规定。第二是公法源流，论述公法各学派门户不同的道理。第三是公法新论，论述讲约、立约、准约、守约、废约、续约的权力。条约有和好与连好的区别，有派兵援助、充当保证以及保持局外中立的不同；还有让地、划界、河流利益、赔款、关税、钱币、驿站、铃报、邮政、电报、铁路、关卡、商船往来以及印刷书籍、传奇等事项，都是因所订条约不同而有所区别的。论述外国人民的法律，包括户籍、婚嫁的条款，以及外国人民控告法国官长、法国人民控告外国官长时彼此诉讼的方式。论述各国交战情况，包括严守局外中立和排解双方争端的条款，以及举行期会、公会和商办等会议的方式。论述海疆事务，包括捕鱼界限、商船旗帜与军舰权利的区别，以及查验船舱、禁运货物的条例。还包括巡查海面、封锁港口、追回海船、捕捉驱逐海盗以及禁止贩卖黑奴的条款。论述出使和领事事务，包括使臣的权利、使员的规章、使署同领事交涉的礼仪，以及使署和领事署内制作卷册、报销账目、领取薪俸的格式；又论述驻扎东方的领事兼有审理案件的权力。第四是交涉纪略，从范斯法尼到普法交战，逐件叙述并详细评论其中的得失。第五是商务，论述法国商业政策的沿革和关税制度。税制有通行税制和订约税制的区别；查验进出口货物，税则有按估价征收和按货物抽税的区别；估价又有官定价格和时价的差别。进口货物如果原货转运出口，有趸船、总栈制度；如果加工成器物后出口，有暂存税款、以后交纳的制度。论述商民船只，有为保护商民而允许其往来本国及属地港口的，也有对外国商船加征旗税、栈税等使其受困的；有为招徕商人而大开港口、任人出入、相互争逐货利的。又有舵工短期雇佣和长期雇佣的工资，关卡制度中横征暴敛和免税便利的利弊。以上各项都属于商务考试范围。第六是舆图物产，论述各国的经界、河流的源流、山谷的形势，核查户口，查明兵额，辨别驻军防守和通商的港口，考察军舰和商船的数量。论述运输的便利，有铁路、轮船、船坞总栈以便利海上航行，有电线、邮船以沟通消息。还要考察各国邮船公司、铁路公司在官办和私设方面的区别。论述各国土地、物产、地产，尤其应当注意机器厂和煤矿厂。论述钱币，包含各国货币制度的不同，以及历来要求统一货币的公论；还要讨论各国财政支出的来源、借款期限的长短，以及国债券票流通是否通畅。所有这些都必须详尽贯通，才能应付考试。所谓面试，分为三场。第一场考英、普文字，共三题：一题翻译近期英、普两国的公文，以考察是否通晓；一题翻译英、普议院的议论，并概括其主旨，以考察能否融会贯通；一题用英、普文字写出事情的要旨，以考察文辞是否通达。第二场考交涉之学，共三题：一题公法新论，一题交涉纪略，一题或考舆图，或考商务，各出一道。这只是考察他们已经知道的内容，还没有考验实际运用。因此，第三场交给他们交涉案卷，让他们分条陈述应当办理的办法，以考察他们是否兼通事理和实际运用。考问分为两场。第一场问英、普文字，共三项：一项让考生朗诵英、普公文，考察发音是否相近；接着让他们翻译，考察是否融会贯通。一项由考官朗诵英、普公文，随即让考生摘录要点，看他是否能够听入于耳、通达于心。一项用英、普方言同考生交谈，随即要求应答，考察是否真的能够随方就圆、无所不应。第二场考交涉之学，各出数条，要求回答不出差错，以考察是否真正贯通事理和实用。

译这就是法国部考的新章程。依照它来求取人才，大概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评论者仍说：这是一种治理枝末而舍弃根本的办法。因为参加考试的人，必须先试用两年，考取后才授予职位并供给廪饩；试用期间没有多少俸禄可得，外任一年还要多准备旅费。这只会堵塞寒微之士的进身之路，却为侥幸求进者打开门路。何况廪饩很少，三等参赞的年俸还不到实际花费的四分之一。使臣既然身为使员，费用又必须节省，厨传供给不丰，交游范围不广，就像衰弱国家的鄙陋风气，尤其不是治理国家的盛大气象；凋敝寒酸，反而让外国人观看取笑。这也是执政者所不愿看到的。如果想稍微丰厚一些，俸禄又不够使用，势必只能从家产中取用。这样一来，有志之士会因财力困窘而少有人求进；所选取的人才不足，派出的人员势必只好滥竽充数。何况使员多年在外，只有津贴和升迁，最高不过二等公使；外部主持政务公会的大员和一等公使，往往任用议院新进之臣，他们对于出使事务一向并不熟练，而长期任职的使员反而受他们节制。于是出使人员不过借此名义资助自己游览。他们看准时机便退职，很少有人终老于外交职位。因此说，这是治理枝末而舍弃根本。那么，究竟怎样才可以呢？回答是：提高俸禄来培养他们的志向，严格考核来求取真正的人才，然后就让所选取的人专门办理外交事务。不论内任外任，都使用熟手。这样或许遇到大事时，能够有见机应变的人才，足以折服众人的意气，捍卫我国的利益和权利。处在今天这个时代，轮船和铁路交织遍布天下，若想把自己封闭在一隅、禁止外人往来，势必做不到。不如利用其中的便利来增进我国的利益，扩大我国的财源。推行得当，国家富裕，百姓殷实；订立条约，修好和平，国内安定，外部和睦；四境没有鸡犬受惊的警报，万国消除兵器带来的忧患。谁能说交涉之学只是小小的补益呢！

译○拟议设立翻译书院 我私下认为，今天的中国被外国人欺骗得太严重了。自道光末年以来，他们同我们订立的约款和税则，不过是把过去欺骗东方各国的办法转过来欺骗我们。于是，他们的公使在京师傲慢亲昵，借机凌辱我国政府；他们的领事在口岸强横蛮霸，对抗我国官长；他们大小商人在租界盘踞，剥削我国工商；他们各种教士散布内地，迷惑我国百姓。他们之所以悍然不顾、敢于这样做，是因为欺负我们不了解他们的真伪虚实。然而，他们的真伪虚实，并不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海外各国的政令宽严、国势强弱、民情顺逆，以及上下同心、彼此维系、形成风俗以抵御外侮的情况，大都用本国的语言文字，不怕繁琐地写成书籍。他们国内人人都可以知道，中间没有丝毫隐瞒。中国士大夫中那些泥古守旧的人暂且不说；即使一两个身居高位而有志于改革的人，又苦于语言不通、文字不达，不能遍览外国书籍，于是不能全面了解外国风俗。想让他们不受欺骗，做得到吗？虽然如此，前车倾覆，后车也应引以为鉴。那么，要使我国在位的士大夫完全知道外国的真实情况，彻底疏通被堵塞的见闻，从而相互参照、彼此验证，充分了解外国刚柔进退、操纵控制的原因，那么翻译书籍这件事，难道不是当今的急务吗？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疆场上取胜如此，在朝廷上取胜又为什么不是如此呢？西方各国自从明通市以来，他们的教士已经把中国的经传、纲鉴译成辣丁、法、英文字。康熙年间，巴黎斯设立了一所汉文书馆。近来各国的都会城市，不惜花费重金，都设有汉文馆。凡是能够把汉文古今书籍，下至稗官小说，翻译成他们本国文字的人，就给以优厚的廪禄。他们的使臣来到中国，在使署中都用重金另聘汉文教师，学习汉文，不完全通晓其中的深意绝不停止。各国求知汉文如此重视，而对翻译书籍这件事重视且坚持得这样长久，也同样如此。近来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以及京师译署，虽然都设有同文书馆，招收学生学习各国语言文字，但当初办事的本意，只是求得彼此通好，并不是专门翻译书籍。即使翻译成了几种，也往往只是为了某一件事或某一种技艺的需要。从来没有把外国政治、政令、治理和教化的根本源流条理翻译成完整的书籍，使人人都能看到其中的贯通联系。至于律例、公法一类，偶尔有摘译的，有的文辞艰涩，使原书的面貌完全失真；有的挂一漏万，割裂重复，不能充分作为考订的帮助。翻译这件事本来就很难，那么翻译时应该怎么办呢？平日里应当专心钩稽考证，首先把所要翻译的内容和翻译它所用的两国文字都深切爱好、认真钻研，逐字逐句比较，以考察彼此文字滋生的源头和异同的原因。凡是相应的真实含义，都要委曲推究；务必审察声调高低，分析字句繁简，穷尽文体变化，以及义理精深曲折的缘由。这样，一本书到手后，反复经营推敲，确实了解它主旨所在，又摹写它的神情，仿佛掌握它的语气，然后心领神会，提笔写下。翻译成的文章，只应同原作相称，不多不少，不能有丝毫出入。这样以后，才能使读者所得的益处同阅读原文没有区别，这才算善于翻译。如今的译者，大多对外国语言只略微涉猎其门墙，对外国文字中细微的言辞、深奥的旨意，以及各国所谓古文体的文章，大都茫然不识。有的仅仅通晓外国文字和口语，而汉文却粗俗鄙陋，连门径也没有窥见。让这样的人从事翻译书籍，读者打开书卷还没有读完，庸俗恶劣的气息就会使人恶心欲吐。还有的人转而请稍微懂汉语的西方人进行口述，旁听的人只把他话中想表达的意思大致摹写出来；没有表达出来的地方，又加入自己的意思，武断地补入其中。大概通晓洋文的人不通汉文，通晓汉文的人又不通洋文。所译书籍都驳杂、迂曲、错误，被天下有识之士鄙夷讥笑，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中国应当翻译的书既没有全部翻译，已经译出的一两种又都驳杂错误；而想要寻求一个精通外国语言文字、同时又擅长华文、深入外国学术堂奥、足以胜任翻译书籍的人，纵览中西，这样的人实在很少。因此，翻译书籍不能稍有迟缓，而翻译人才又不得不及时培养，这些都不用再说了。我出生得晚，外患刚刚兴起，内乱也接连发生。东南沦陷，考试没有条件参加。于是我在汉文之外，尽意钻研辣丁文字，上溯到希腊文字，并学习英、法语言。辣丁语毕竟是欧洲语言文字的祖先。不懂辣丁文字，就像不懂汉文小学一样，不能完全通晓字义。因此，英、法两国的博学之士每天学习辣丁古文，并把它转译成本国文章，就是这个道理。稍稍长大后，又旁涉各国历史、舆图、政治教化、历法算术，以及水、光、声音、电学，还有昆虫、草木、金石等学问。这样学习了五六年。又进而阅读他们所谓性理、格致之书。再过一两年，之后对于他们国家的一切书籍，大概就能贯穿融会，心中怡然通顺，疑惑如冰消解，终于同阅读汉文没有差别。此前郭侍郎出使，随同前往英、法两国。我闲暇时凭借过去所学，在法国考院同他们一起考文字、格致两科，侥幸都考中了。又参加律师、政治、出使三项考试，也都考中了。我曾经拟议把各国政治教化的源流、律例的异同、教育培养的方法、制度功用的纲要、古今沿革的大概以及财货聚散的原因，翻译成一部书。但被事务牵累，志愿没有实现。近来又受到世人的诟骂和猜忌，被排斥在家闲居。幸而有空闲的日子，可以重新整理旧日学业。如今倭人的气焰尚未平靖，而对外防御又没有办法。大概没有人不在海禁初开以后追悔：如果士大夫中当时能有一两个人深入了解海外的真实情况，及早为此改变策略，本来不至于有今天。我为时局的艰难而忧虑，私下认为中国应当赶快创设翻译书院。因此不惜笔墨，既在下面详细陈述翻译书籍的难易、得失，又在右边列述书院章程和课程。如果士大夫中有志于世道的人看到后内心赞同，采纳实行，那么中国就非常幸运了！

译一、设立翻译书院，专门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拟将入院学生分为两班。一班选取已经懂得英文或法文、年龄接近二十岁、资质在中等以上的十多人入院学习；根据他们英、法文造诣的深浅，酌情补习，每天翻译几篇新近发生的事情，作为功课。增加汉文学习，如唐宋诸家的文章，上至周、秦、汉诸子；每天学习论说，务求文辞通达、义理清楚。这样学习一年，就可以从事翻译，行文也可以避免阻塞艰涩的弊病。一班选取擅长汉文、年龄接近二十岁、天资特别出众的学生十多人。每天限定时间学习英、法文字，上至辣丁、希腊语言。如果确实能够不停完成功课，专心致志而不分心，又有善于循循诱导的人加以指点，不超过两年，洋文就可以通晓。然后集中力量从事翻译，取得成效一定很快。因为先通汉文、后学洋文，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原因是文理相通，中外不同的只是事物的名称。一、拟请一位兼通汉文和洋文的人，担任书院监理，并兼任洋文教师。凡是学生应当阅读的洋文书籍，以及每天翻译书籍的课程，都由他安排；应当翻译的书，也由他选择。学生的勤惰、进退以及学习是否有成效，全都由他负责考核。一、拟请四五位擅长古文辞章的人，专门润色已经翻译的书籍，并充任汉文教习，修改论说；有空时商定所译的名目，务必取其雅正通顺，既不违背今日语言，又能在古书中找到依据，逐一编录。这样就可以作为《同文字典》的底本。又拟聘用五六名书手，以备抄录。一、院中有职事的人，必须长期住在院内。各位学生每十天休假一次，准许请假，但一年不得超过一个月。年终时，由监理把学生勤奋或懒惰的情况上报，批示后张榜公布。一、应当翻译的事务，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各国的时政。外国各国国内治理的政务，如上下议院的议论；各国交涉的事项，如各国外交部门往来的信札、新议定的条款、使节公会的议论，其原文都有专门的报纸。这些必须随到随译，每十天刊印一期。这是书院刚设立时就应办理的事务。第二类是供任官者考订的书籍，如行政、治军、生财、交邻等重大事务所必需的书籍，数量很多。现在姑且举出其中最重要的。应当翻译的有若干种：如《罗马律》，大体是各国制定法律的祖本；《诸国律例异同》；《诸国商律考异》；《民主与君主经国之经》；关于山林渔泽治理的书；关于邮政、电报、铁路治理的书；《公法例案》，详载一切交涉事件的原委；《条约集成》，从古到今，天下各国凡有条约，无不收载，卷帙极为丰富，译成约可有三四百卷。《东方领事便览》；关于生财理财权衡的学问；关于国债消长、银行作用的书；《万舆集成》，凡五洲的险要之处，都有详细地图，共有图三千多幅，是舆图中最为详备的书；以及《罗马总王责撒尔行军日记》《法王那波伦第一行军日记》。这两位君王，西方人称为古今绝无仅有的将才。他们所记载的攻守方法，极其详备。其他应当翻译的书，数也数不清。而这些书大多是英、法文字，应当选择其中优秀的翻译。书院开办一年后，已经通晓外国文字的学生，就可以把前面所说的书分科翻译。两年以后，新学习外国文字的学生，也可以协助翻译。这样，书籍出版自然容易。第三类是外国学校应当阅读的书籍，应当依次翻译完成。这样对于外国的事情，才会有根基。例如《万国史乘》，讲历代兴亡以及政治、教化相互关联的根源；又如算术、几何、八线重学、热学、光学、声学、电学，以及飞禽、潜水生物、植物、动物、金石等学问，还有性理、格致一类的书，都选择其中最重要而且可以用来讨论的，列为每天的课程。一两年以后，就派学生重新翻译，附在旬报中印发，供人阅览。一、书院中拟设立书楼。除了创办初期已经购买的中外书籍之外，新出版的书应当随时添购。书籍必须派专人负责管理，按时开门、闭门；每月按照簿册查点一次。开始应购买的书，价值约数千金；每年增加数百金的费用，就可以补足尚未齐备的部分。一、一两年以后，拟在院中自行准备一副活字版，并聘请几名精于刻制图版的刻工。开始翻译的篇幅不多，可以请书坊代为印刷。一、书院的房屋，总要宽敞整洁。地点应当靠近通商口岸，以便传递快捷、消息灵通。而外国各报纸以及公司的船只一到，便立即送来，这样就可以分头翻译，不会耽搁。一、书院的费用，都应有固定数额。拟派一名支应人员，专门管理收支，按月呈报。至于书院内部各项额外开支，也都应预先筹措经费，按年拨给，以此为书院建立不可动摇的基础。王韬 《补▯、起废、药痼议》如今天下有三大弊病，而上下都安然无事，毫无察觉。这就是祸乱日益紧迫的原因。直到现在还不加以治理，病势会日益加深，将要达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从前扁鹊拜见齐桓公，开始时请求为他治病，后来见到病情便惊惧，最后退避远走。为什么呢？因为求治得太晚，后来即使想治，也没有办法了。天下的事情到了今天，几乎已经溃败决裂，而当权者却正彼此因循怠惰，粉饰铺张，想要蒙蔽天下人的耳目。唉，这也太难了！这正是贾生所为之痛哭流涕、长声叹息的事情。讳言疾病而不请医生，是危险的做法。从表面看，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内部却已经危急得无法安度一天。今天的弊病，与此有什么不同呢？既然如此，难道还可以缓慢治理吗？什么叫三大弊病？财力日益削弱，这种病叫作“▯”。治理国家如同治病，除掉盗贼如同驱除邪气。盗贼扰乱天下，就用武力威慑他们；邪气侵入营卫，就用药物和砭石攻治它。大盗被消灭而国家的元气受伤，外邪被驱逐而人体的元气枯竭，道理是相同的。国家自从军务兴起以来，搜括天下的财赋来填补巨大的亏空，民生更加困窘，国计更加凋敝。如今盗贼虽然稍有衰退，天下已经贫瘠了。今天所以向百姓征取的财物，全都不是正常的定额，所谓的只是苟且偷安、顾不得长远的办法。只是盗贼一天不消灭，这些弊政一天也不能革除。这就像喝毒酒汤来解渴，服用猪苓来养生，连暂时应付都不可行。邪气炽盛、精髓枯竭，病变就成为“▯”。现在还不治疗，病证将要危险了。那么补救“▯”病的办法，就应当赶快施行。

译手脚麻木不仁，这种病叫作“废”。江浙是天下的四肢，四肢受到伤害，整个身体将无从使用。善于治病的人，应当使它们断了以后重新接续起来。然而创伤巨大、疼痛深重，不可能突然痊愈。如今却想让受伤的手脚立即听从心腹的指挥，这能做到吗？何况心腹本身也都在患病，形势又来不及顾及它们，那么治理起来就更加困难了。盗贼攻陷浙江已经一年半了，所依靠的仅仅是上海这一弹丸之地。以一隅之地对抗全局，恐怕难以长久坚持。何况贼势▯▯，四处搜掠。靠近盗贼的地方，已经遭到极度蹂躏。即使一旦收复，户口和田籍减少，富裕人家离散灭亡，也已经万万不如从前。而镇抚地方、办理善后的一切事务，费用必将多出十倍、百倍甚至更多。想从百姓那里征取，百姓的力量承受不了；不从百姓那里取得，费用又将从哪里筹措？而收复的日期，还没有确定。治理天下，应当像身体使用手臂、手臂使用手指一样。如今一只手臂的手指，肿大得几乎像大腿一样，再有寒疾侵入，外邪乘机而来，使我受到牵制，必定会达到不能屈伸的地步。那么使废坏部分恢复，就应当赶快施行。拘泥牵制于义例，这种病叫作“痼”。如今天下的内政，动辄受部议拘持；外事则完全由吏员操办。即使有新的法律和美好的意图，可以施行于实际事务，只要偶然不合成例，就立刻被部议阻格。老成持重的人被视为精明能干，▯冗畏事的人被视为历练老成，而英明敏锐、不受拘束、奇异出众的人，一概没有机会进用。对外而言，郡县的民政，其权力不掌握在官员手中，而掌握在吏员手中。他们上下其手，颠倒是非，官员一概不能过问，因为只要认为不对，就会遭到部议驳回。任用人才时，一概依照资历，不问有没有才能；只求保全自身，蒙蔽也就日益加深。那么医治痼疾，就应当赶快施行。到了今天，想要补救“▯”、使废者复起、医治痼疾，那么将用什么办法处理呢？也不过是赶快思考改变办法罢了。为百姓的生计开辟增加财富的来源，为地方筹划消灭盗贼的成效，为朝廷扩大储备人才的途径，那么天下自然没有不能治理的事情了。上天施予、大地生长，山中蕴藏、河川包容，这是自然的利益；制造和操作，再辅以机器，这是人工的利益；船车运送到远方，贩运有无，这是商人的利益。关键在于上面的人加以教导和鼓舞。上面实行，下面自然效法，实行十年，应当会有可观的成效。这不是要同泰西各国争夺利益，而是想让我国固有的利益仍然归于百姓。百姓生活富足以后，国势自然强盛；然后一切事情才可以有所作为。对于远处的盗贼，主张堵截；对于近处的盗贼，主张进剿；对于投降的盗贼，主张安抚，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如今盗贼盘踞江浙，堵截、进剿的办法都已穷尽，议论者于是不得已想采用安抚。要知道这时谈安抚并不容易。江浙的盗贼，把上游的动静看作缓急的依据。按道理应当专门进攻金陵，同时分兵牵制江浙，使盗贼首尾不能相顾。金陵一旦攻下，这些人马上就会离散。然后才可以议论安抚。庚申以前，盗贼习惯于劳苦，气势锐利。庚申以后，盗贼安于逸乐，志气懈怠。如果得到强劲的军队去蹂躏他们，就可以一鼓作气将其歼灭。所以攻破今天金陵的盗贼并不困难。先修筑营垒、挖掘壕沟，长期包围、深挖阻隔；然后广泛购买火器，多使用地雷，必定很快就能奏效。等盗贼被发动进攻并肃清以后，再慢慢商议其他事情。天下的祸患，不在于盗贼，而在于没有人才。朝廷之上，各项措施，不怕没有法律，而怕没有人来实行法律。有了人，法律才得以建立。这样一来，蠲免赋税的恩典、条令教化的颁布、守御的方法、折冲的谋略，都能用真心实力去贯彻，而不会只成为具文。然而这样的人，不能在平常的科举中寻求，只能在平日储备。开始时用空泛的言论招揽天下人才，继而用实际事务考验天下人才，然后真正的人才才会出现。即使根据权宜和时势，斟酌增减损益而加以变通，也不是完全越出法律之外，而是在法律范围之内不受拘束。人才，是国家的元气，众生依靠他们来立身保命。如果确实能够使朝廷没有侥幸居位的人，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又何必把区区盗贼放在眼里呢？三种弊病都除去以后，天下的事情才可以着手办理。至于弘扬王道，施行善政，整顿军威，严肃边防，使强大的邻国和凶悍的国家都服从我国的规范，这是寄希望于能够实行变革的君子的。

译《变法》（上） 泰西人士曾经阅读中国史籍，认为中国五千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中国难道又何尝没有改变吗？巢、燧、羲、轩开辟蒙昧的时代，那是创制天下；唐、虞承继帝统，号称处于文明的中天，那是文明天下。三代以来，到秦时发生了一次变化；汉、唐以来，到今天又发生了一次变化。西方人常常讥笑儒者墨守孔子的道而不变，却不知道孔子如果处在今天，也不得不改变。因为孔子本来就是能够顺应时代的圣人。看他回答颜子关于治理国家的问题，说：“实行夏代的历法，乘坐殷代的车，穿戴周代的礼冠。”对于三代的典章制度，他斟酌取舍而取得适中，只求不违背古代而适合今天罢了。他回答子张的问题时说：“殷因袭夏的礼制，哪些有所损益是可以知道的；周因袭殷的礼制，哪些有所损益是可以知道的；如果有继承周的朝代，即使百世以后，也可以知道。”这大概是孔子在说常道，而不是在说变化。说常道，就是一代帝王继承治理，既有革新，也有因袭，按情势不可能把前代制度全部废弃而不用。说变化，则是还没有过几百年，祖龙便崛起，封建制废除而改为郡县制，焚烧《诗》《书》，坑杀儒生，乐坏礼崩，法律荡然无存。这也是孔子没有料想到的事情。汉朝承接秦朝的弊病，不能全部改变。从此以后，距离三代越来越远。三代的制度，不能施行于今天。如果拘泥古法而以此治理国家，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生在当今时代，却反而奉行古代的道路。由此看来，中国何尝没有改变呢！即使欧洲各国的治理，也是在逐渐过程中变化的，最初又何尝能够一步登天，便自夸变化迅速呢？铜龙、沙漏、▯玑玉衡，中国在唐虞时代已经有了。钟表的方法，也从中国传去。算法中的借根方，来自印度。火器的制造，宋代已经有了。比如金人守汴、元人攻襄阳，何尝不依靠炮火？可知它是从中国传入的。其他如火轮、舟车的兴起，也不过是近几十年间的事情。仅仅因此就想嘲笑我国不能善于变化，岂不是从未自行衡量过吗？我知道中国不到一百年，一定会全部采用泰西的方法，并且超过他们。同样是船，帆船和轮船的快慢不同；同样是车，驾马和用蒸汽轮机驱动，远近不同；同样是军械，弓箭刀矛和火器相比，胜败就有分别；同样是火器，旧法和新制，取得的效果各不相同。同样是工作，人工和机器的难易也各不相同。没有相应的方法，就不会想到变通；有了器具，就一定能够仿效。即使西方人不来指导，中国人也必定会竭尽心思和财力，专心致力于此。不过，这些都只是器物，而不是道。不能说它们就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根本。孔子的道，是人道。人类不灭，这一道也不会改变。三纲五伦，在人类诞生之初就已经具备；能够尽到人所应尽的本分，才可以没有遗憾。圣贤的学问，都以此为基础。舍弃这些而谈论死后的事情，谁能知道，谁又能看见呢？何况西方各国所谓死后获福，也必定以生前的修养为基础。这样说来，仍然是儒者所说的行善降祥、行恶降祸罢了。所以我从前曾说，几百年以后，道理必定大同。上天既然把地球的南北东西合并为一个天下，也必定使天下各教的异同归于一个本源。我国既然会完全采用泰西的长处，甚至在取士授官方面，也一定不会拘泥成法。到了这个时候，不得不改变古法以沟通今世，是形势所迫；但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时候。现在如果有人一定要废除自古以来的制度和制作，以满足一时纷乱更改的愿望，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出这种话，人们一定会认为这个人除非丧心病狂，绝不会这样做。唉，世人都明白已经发生的事情，却不明白将来的事情。只有深思远虑的人，才能默默推测而认识到它。上天的意旨在上面发生变化，人间的事务就在下面发生变化。上天使泰西各国的人心开通，赋予他们聪明智慧、器艺技巧，层出不穷；他们航海东来，把这些汇聚到一个中国之中。这本来就是古今以来的创举，是天地间的变化格局。各国既然凭借自己的长处，从远方来到这里，带着他们所有的东西，来傲视我国所没有的东西，并且天天扩大炫耀，肆意欺凌，彼此倾轧以图压倒对方，那么我国又怎能不思考改变办法呢？因此，引导我国不得不改变的，是上天的意旨；迫使我国不能不改变的，是人间的事务。这就像石头在高山上滚动，还没有落地时，人们还说它难以坠下，却不知道它一旦落下就是千仞之深。何况如今我国已经自行设立局、厂，制造枪炮，建造船舰，一切都按照西法办理。招商局已经建立，轮船遍及各地，而办理洋务的人员，往往得到优先提拔。台湾、福州已经小规模试行电气通标的方法。北方计划开采煤、铁等矿。尚未实行的只有轮车、铁路罢了，也许还在等待时机。这些都是发生一次变化的契机。可惜的是只袭取表面形式，就喧嚷着自以为满足；又都因循苟且，粉饰太平，终究不能在一天之内突然达到自强。不知道天时有寒暑，不可能突然改变；冰和炭有冷暖，也不可能立即不同。因此变化也不是一时就能完成的。总而言之，关键在人。尽力办好人事而听任天意，那么就请以一百年为期限来决定。

译《变法》（中） 《易经》说：“穷困就要改变，改变就能通达。”要知道天下的事情，没有能够长久不变的。上古的天下，一变而成为中古；中古的天下，一变而成为三代。自从祖龙崛起，兼并天下，废除封建而改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的礼乐、典章、制度全都荡然泯灭，没有一项留存。三代的天下，到这时又发生了一次变化。自汉代以来，各个朝代相继更替，征伐、诛讨、禅让，各有其格局。虽然疆域逐渐扩大，但能够登上王会、列为屏藩的，不过是东南海上的各岛国而已，此外再没有听闻。自从明朝末年利玛窦进入中国，才知道有东西两个半球。而海外各国，像棋子一样分布，像星星一样罗列。到了今天，泰西大小各国没有不互通和好、订立条约，叩关请求互市的。海外几十个国家，全都聚集在一个中国之中，见到了从未见过的事，听到了从未听过的事，几乎使六合成为一个国家、四海成为一家人。秦汉以来的天下，到这里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唉，到了今天，想要辨析天下的事情，必须从欧洲开始！欧洲各大国，是富强的纲领、制度制作的枢纽；不取法于此，就无法学习它们的长处而完成一次变化。中西都有船，但他们使用轮船；中西都有车，但他们使用火车；中西都有驿递，但他们使用电报；中西都有火器，但他们的枪炮尤其精良；中西都有防御设施，但他们的炮台、水雷尤其擅长；中西都有陆军、水师，但他们的兵法尤其高明。其他方面，他们所考察的，是我国所不知道的；他们所讲求的，是我国所达不到的。这样的事情，简直多得无法屈指计算。假如我国到了今天还不发生一次变化，怎么能够与欧洲各大国并列，并同它们较量权势和力量呢？然而，实行一次变法却很困难。今天西方各国所拥有的东西，那些强横而不顾一切的人，都把它看作不值得重视的东西。他们说：“我用我的方法来治理天下，自有圣人的道理在其中。”却不知道最可贵的道理在于顺应时代、因时制宜。即使孔子生在今天，也必定不会拘泥古昔而不知变通，这是可以确定的。如今看看中国所擅长的，没有别的，只是因循、苟且、蒙蔽、粉饰、贪婪欺罔、虚伪矫饰。喜欢阿谀奉承而厌恶直言，喜好财货而彼此争相牟利。那些有深谋远虑、卓然出众的人，必定被排斥而不得任用。假如有人以变法的主张进言，能够不喧嚷着驱逐他的人几乎没有。因为进言的人一定会美化言辞说：中国人才众多，土地广大，甲兵强盛，财力富足，法度优美，都是西方各国望尘莫及的。唉，这些话都不错。只是他们知道人才多，却不知道怎样培养人才使其为我所用；知道土地广大，却不知道怎样治理土地使其为我增益；知道甲兵强盛，却不知道训练甲兵使其成为我国的威势；知道财力富足，却不知道怎样充裕财力、开辟财源、节约流出，使财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知道法度优美，却不知道奉行公道、遵守法律必须靠有力地实行，不能让它只成为具文。凡此都是他们的蒙蔽。所以到了今天谈论治理国家，不实行一次变法就不能成功。变法的办法是什么？第一，取士的方法应当改变。八股文这一条道路，到了今天所趋向的境地更加低下，庸俗、腐朽、恶劣，简直不堪接近。然而还用它来取士，称为制科；每年选取数百上千个贸然无知的人，称他们为士。将来把治理百姓的责任交给他们，百姓难道能得到治理吗？所以我说，取士的方法不改变，人才始终不会出现。第二，练兵的方法应当改变。如今陆营、水师，登记在册的有名无实。当权者认为军队不可靠，又去招募勇士，只能聚集而不能遣散。今天驻防天津的军队达到十万人，虽然足以拱卫京城、翼护京畿，以壮大声威、遏制觊觎，但其他地方的海防也都必须整顿。绿旗营满营、水师战舰，都应当更换器械、改造船舶，使营垒焕然一新，不能仍旧使用戈矛弓箭作战。如果仍然沿袭旧制而不早作打算，这就等于不教百姓作战，却把他们赶到死地没有区别。所以我说，兵法不改变，军队就不能强大。第三，学校中的空文应当改变。如今设置的教谕、训导，小县一人，大县两人，白白消耗廪米，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而且这些人多半都是▯冗无能、老态龙钟而不知羞耻的人，不足以成为士人的表率。书院山长只取声誉，以所推荐之人的荣辱作为自己去留的依据，每月所讲授的课程，也不过是照例办理而已。这是朝廷有培养士人的名义，却没有培养士人的实际。不如汉代所设立的国子监，当时天下的士子还能够在那里读书。第四，法律条文中的繁琐文饰应当改变。从前高祖进入关中，只对百姓约定不过说“法三章”罢了。近代的官吏上下其手，法律条文越加严密，反而越加紊乱，不过是供他们舞文弄法罢了。拘泥于文字义理，弊病日益增多，动辄说成例难以违背、旧法应当遵守，一切事情都被它束缚得不能施展。这是朝廷有实行法律的名义，却没有奉行法律的实际。不如减少条文教令，省略号令，开诚布公，与百姓以天理相见。以上四件事，都应当赶快改变。四件事改变以后，然后把西法参酌使用在其中。而最重要的，是改变风俗习惯的权力掌握在上面，由上而下在无形中逐渐浸润，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转变。因为这种变化，应当由根本到末节，由内部到外部，由大处到小处，而不能只依靠西法。

译《变法》（下） 治理天下的人，应当确立根本，不能只整顿末节；应当从内部下功夫，不能只在外部扩张；应当着眼于大处，不能只在小处奔忙。天下气运的开通，会随时代而变化；天下事务的繁多，也会随时代而不同。试就西法的一端来说，现在与过去已经不同；中外的情况，也因经历时间而不同。从前只是崇尚西法，树立富强的根本，以求取得成效。即使在眼前，连泰西人士也都认为西学的振兴正在今天。凭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学习西国的长处，集思广益，今后的成就应当不可限量。泰西各国，谁还能与之抗衡呢？如今沿海各直省都设有专门机构，制造枪炮，建造船舰，选拔儿童，送到海外学习。从外表看，不能说不庞大显赫；可惜仍然只是袭取表面形式，有名而少有实际。福州以前制造的轮船，全是西方的旧式，懂行的人看了不免发笑。其他地方制造的器械，机件转动的巧妙，也不能不依赖西人的指导。然而看他们的意思，却已经喧嚷着自我满足，动辄认为自己的心思智慧足以同西方人匹敌，甚至还超过他们而有余。枪炮在于发射使用的巧妙，船舰在于驾驶的能力；行军作战的器械固然不能不精良，但使用精良武器的人才是关键。如今公使已经简派，领事已经设置，出使外国的使臣接连不断。有时恐怕会有像仪、秦那样的人，逞强辩说、任意鼓动，只凭口舌得到官职；更恐怕有人攀附权贵、奔走竞争、钻营请托，得以混入其中。所谓有才的未必真有才，所谓有能的未必真有能，不过是碌碌无为、借助他人成事罢了。所以今天我国的急务，首先在于治理百姓，其次在于治理军队，而总的纲领则在于储备人才。确实，有形的仿效终究不如无形的鼓舞；局、厂中的炉火锤炼，终究不如人心中的机器。朝廷在西方土地上设置官署，开始时尤其应当慎重，一切都应当任用正途出身的人员。如果人员流品过于混杂，恐怕会玷辱国体。在没有受到牵制的地方，可以先让西方人辅佐他们，为之披荆斩棘、开辟道路。至于通商口岸，所有中外交涉的案牍、往来的文书，都应汇辑成书，颁示远近；以后再译成西文。一旦发生事情，当局者就可以援引其他案件作为辩驳依据，而其中也有人主持办理。这也是讲求洋务的一种方法。总之，凡事必须实事求是、开诚布公；可以实行的立即实行，不可实行的也始终坚定不动摇。天下从来没有崇尚空文而能取得实际效果的。彻底改变，应该就在今天。至于治理百姓，必须从牧令开始；治理军队，必须从团练开始。牧令贤能与否，首先在于谨慎选任督抚，甄别才能，考察勤惰；有才能的破格升迁，不称职的立即罢免。这本来是督抚的事情。至于治理军队，就难说了。应当先改变营规，改换军制，裁减兵额，改变器械，必须像李光弼临阵那样，使营垒焕然一新，然后才可以。可是议论的人一定会指责这是变更制度。我认为，今天练兵如果不采用西法，那么火舰、火器也只是徒有其名罢了。不仅水师应当改变，陆军也应当改变；不仅绿营应当改变，旗丁、满兵也应当改变。而且长江水师同海上水师不同。我国必须在长江水师之外，专门设立海军，这样对内可以防范奸邪，对外可以抵御侮辱。储备人才的方法，应当在制科之外另设专门科目，以通达政体者为首选，通晓机务者次之。即使就制科来说，第二场的经义题，也应当考实学；第三场的策论题，应当考时务，并且同第一场同等重视。这样或许能够明白本体、通达实用，本末兼顾。这是在转移中寓含变通，确实可以逐渐挽回风气，加以裁成、鼓励。经过四五科以后，再连同八股文一起改变，那么议论者就不会责怪变革过于突然。学习水师和武备，国家应当另设学校，教他们操炮、驾驶船舰、布阵、制造器械，使各人都有专长；平时学习，临时使用。派往泰西的人，更不可只去一个国家，以表示兼收并蓄、同时取法。以上各项应当努力整顿，不要只做成具文。民心已经稳固、军力已经强盛以后，所有西法才可以依次实行。今天简派公使、设置领事，每年耗费朝廷数十万金，议论者有人认为过于仓促，有人惋惜只是浪费。不知道中外隔绝，如果没有这些，就不能使消息互通；这对大局并非没有帮助。只是关键不在事情本身，而在任用什么人。这就要看上面的人是否善于任用他们。外交往来、宴会交涉、在酒席上折冲樽俎，必定会有郭隗、毛遂那样的人出现；奉朝廷使命，向异域宣扬威德，必定会有班定远、傅介子那样的人出现。有人或许认为西法不值得依靠，那么为什么西方人使用它，就足以称雄欧洲、与天下争衡呢？不知道泰西各国国土虽小而百姓集中，民心齐一、意志坚定，同仇敌忾的情绪素来积蓄在心中。在国内，各人办理自己的事情，从事自己的职业，和谐安定而专一，所以国家容易治理。难道只是依靠器艺技巧、繁杂手段和小聪明，就足以取得成效吗？

译《变法自强》（上） 唉，我今天观察中外交涉的缘故，不禁又深有感触！泰西各国同中国通商，已经三十多年了。然而内外各位当事者，大多还不能彻底明白其中的缘故，仿佛在烛光下计算、凭龟甲占卜一般。他们对于其中所涉及的利害，昏昧得像隔着十重帘幕。至于能够谋划、扩大局势，斟酌时宜，依据道理和法理进行抗辩的人，并非从来没有；但不知道他们所说的万国公法，必须先有强大的军队、富足的国家、强盛的形势和相当的力量，然后才能进入这个范围。否则受到束缚、驱使，也只好任凭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懂得这一点，就应当先尽力做好属于自己的事情，然后慢慢处理其他方面。比如讲求武备、整顿海防、慎重巩固守御、改变营制、训练士兵、精心制造器械，这六项实在是当务之急。而文、武两科，也都应当变通，全部更改旧制；否则人才不会产生。其次在于充裕财用。如开矿、铸银、重视机器、实行纺织、同远方通商、允许国内各地贸易，都可以用轮船运输；至于火轮、铁路、电气通标，也无不由我们自己制造施行。凡是泰西各国所密切注视、跃跃欲试的事情，一旦我们全部依次实行，使他们在其中无所觊觎、无所艳羡。这就是增强国内力量以驾驭外部的办法。上面所爱好的，下面一定更加爱好。只要雷厉风行，哪里会看到有什么不可行的呢？假如不是这样，动辄遵循旧例，拘守成法，因循苟且，不知道变化，那么我国就应当自己承受由此产生的弊病。为什么呢？泰西各国聚集起来环伺我国，是一种迫使我们不得不如此的形势。而且这里所改变的，不过是外在的形迹罢了。治理国家的道理，本来没有必要同过去不同。这就叫作在朝廷上战胜敌人。何况在今天的时代、今天的形势下，本来已经不是闭关自大之时。泰西各国进入中国居住，有公使，有领事，有水师，有陆军，战舰艨艟在海上来往不断；我国前往西方的人却寥落得像晨星。至于能够在酒席间折冲樽俎、在外交宴会上大显身手的人，还没有听说有谁。能够传达彼此情意、沟通中外消息的，有日报；有时辨析是非、裁断曲直。有时外国政府也采纳舆论、探察民情，这些也从日报中获得。我私下认为，其中有些做法是可以仿效的。中外交涉的事情，可以经常刊登在日报上，使泰西人士在其中秉持公道、发表意见。这难道没有益处吗？欧洲近来的形势，以及各国的强弱大小，已经清楚得如同掌上螺纹。普鲁士、俄国、英国、法国这四国，同中国的关系最为重要。三十年前，所担忧的是英国、法国；而今天所担忧的，尤其在普鲁士、俄国。俄国对于北方，如黑龙江、新疆，已经显露出形势；普鲁士则还没有显露端倪。近来因为晏拿帆船遭害、被劫一事，普鲁士决意索取赔偿。有见识的人认为，同邻国交往的道理，和与玉帛相交、以兵戎相见这两种情况实际上相互依存。因为和平时用玉帛相待，战争时用兵器相见，道理不能同时成立，事情也不能同时进行。那么，想治理这种局面的人将怎么办呢？应当回答说：开诚布公，以天理相见；一定要谨慎、迅速，不要欺诈，也不要猜疑。这样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至于英国、法国向东而来，都在东南洋设置港口作为外府；普鲁士、俄国却没有。如今俄国正把注意力放在北方，筹划经营，没有空闲兼顾其他地方；普鲁士想谋取那里已经很久了，只是没有可以乘隙而入的机会。各国通商的规模，英国最大。假如一旦发生战争，难道会没有妨碍吗？不知道英国早已考虑到这一点。普鲁士、俄国在中国境内▯▯奔驰，难道是英国、法国所乐意看到的吗？只是恐怕一旦形势汇合，即使英国、法国也会有不得不退让听从的时候。假如以后普鲁士和法国消除嫌隙、英国和俄国结交，这固然是欧洲的福气，却是天下的深忧。总而言之，欧洲太平的局面，有见识的人认为恐怕不能长久维持；而亚洲发生变故，又哪里是人力所能预料的呢？只能先尽力做好属于自己的事情，把结果交给天意罢了。尽力做好属于自己的事情，没有比变法自强更优先的了。今天应当改变的有四项：第一是取士，第二是练兵，第三是学校，第四是律例。

译《变法自强》（中） 那么取士应当怎么办呢？回答说：想要得到真正的人才，必须先从废除时文开始。人年幼时学习，成年后施行所学，离开家庭修养成才，便应当向朝廷贡献才学。如今却把无用的时文作为进身的阶梯，等到问他凭什么考察官吏、凭什么治理百姓，他就茫然不能回答。所学习的不是所使用的，所使用的又不是他的长处，那么为什么不利用有用的时间，讲习有用的学问呢？大体上必须像前代科举制度那样，分为几个科目。第一叫孝弟贤良，第二叫孝廉方正，第三叫德著行修，第四叫茂才异等。这四类都由乡里推举选拔。国家不必考察他们的文章，只应优厚地加以奖励，以敦厚风俗、端正教化。至于需要考试的科目，有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词章之学、舆图、格致、天算、律例、辨论时事、直言极谏，共分十科。不论通过什么途径进身，都可以选取为士，再用官职来考验他们。至于武科，也应当废除弓、刀、石，改为考察枪炮。上等的是有智谋方略，能够熟习韬略兵法，深明地理，掌握应敌的时机、制胜敌人的方法；次等的是有勇力谋略，能够在战场上击退敌人、抵御侮辱，斩杀敌将、夺取敌旗。再次一等是制造器械，能够制造防守的器具，明白堵御的适宜方法；建筑炮台、制造机器，全都属于这一科，务必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以上文武两条途径，都兼收并进，务必使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朝廷没有侥幸居位的人。这样天下的人才自然会日益兴盛。那么，练兵应当怎样进行呢？答道：陆军营队必须废除弓矛，水师必须废除小艇和帆船，一律把枪炮放在首位，把轮船作为崇尚的装备。这样以后，军队才可以强大。军队分为步兵、骑兵，队伍分为枪队、炮队。平时加以训练，自然没有不精熟的；临战使用，自然没有不准确的。这样以后，既能命中目标，又能射到远处，足以攻克坚固的防御，乘隙突破薄弱之处。水师首先在于驾驶，必须能够冲越波涛，熟悉台风飓风，测量风向、云势、沙线，足以把众人的性命托付给他，才可以胜任。船小的，用于内河；船大的，用于沿海；至于铁甲战舰，用来守卫防御，无不依靠水火二气的力量，而专门依仗双轮的迅速行驶。只有驾驶已经熟练，才能自然做到操纵自如。这样以后，渡海进入大洋，才足以驾御风势、冲破海浪。陆军和水师练兵，都一概以西法为准则。必须使军心坚定、步法整齐、队伍严肃，常常像面对强敌一样，随时可以使用。此外还要淘汰多余士兵，减少军队编额，增加军饷粮食，使其足以养活自身和家属；驻防士兵住在营房中，一概仿照西国制度。这样以后，各营各队的士兵才不是徒具形式。除兵勇之外，再增加团练。依照古代守望相助的方法，平时按期训练士兵，不得间断。附近的团练民兵，也可以进营来学习训练。这样，士兵都成为可以使用的士兵，百姓也都成为可以使用的民众。一旦发生事情，就不至于仓促慌乱、毫无办法。同时百姓和士兵彼此和睦，士兵和百姓彼此熟悉，也不至于兵民互相欺凌，以致发生事端。能够这样做而军队仍不能强大，我是不相信的。那么，设立学校，以取得教育士人的实际成效，应当怎样做呢？答道：设置学校、书院，应当让士子日夜在其中学习，必须学业确立、技艺成就以后才可以出学。第一类是文学，就是经史、掌故和词章之学。经学使人了解古代圣人的遗言和先儒的训诂，以此奠定基础；史学使人明白历代的存亡得失，以此充实见识；掌故使人了解古今事务的繁多变化、政事的纷繁更替和制度的沿革；词章不过是用来记载事情、使国家文采昌盛罢了。这四项，总不超出文学的范围。第二类是艺学，就是舆图、格致、天算和律例。舆图能够辨识地理的险易、山川的阻塞；格致能够了解造物、制器的精微奥妙，光学、化学都包括在内；天算是制造机器的基础；律例是任官、出使所必需的学问，小则用来判定案件、审决诉讼，大则用来应对四方，在外交宴席之间挫败对方。这四项，总不超出技艺的范围。文学和艺学这两端，都选拔专门的名家担任导师，务求归于实用，不崇尚空洞文章；还要讨论时事，直言极谏。这两方面，都是用来考察他们日后做官时的决断裁量和立朝时的风骨节操罢了。这样，士人既有受教育的途径，也有生活供养，自然没有不奋发的了。此外还设有武备院、艺术院，用来教导武科生和营官，使他们各自成就才能。那么，废除律例中繁琐的文饰，而采用律例的精髓，应当怎样做呢？答道：如今天下所谓的吏员，必须全部裁撤以后才可以。内自京师，外至直省，大到六部，小到州县，把二百多年来牢不可破的积习全部一扫而空；另选明白熟习律例的士人来充任其职。辨别他们的勤惰，考核他们的优劣；三年没有过错，就授予一个官职，以此加以鼓励。凡是过去拘泥文字、牵强义理，把一个字看作决定轻重、把片言作为评判高下，因而能够上下其手、任意操纵的人，全部付之一炬，这样以后才大为痛快。州县监狱必须大力整顿，拘禁罪囚不得虐待；夏冬之间，凡是用来体恤罪囚的措施，不得只做成空文。州县的胥吏和差役，限定固定人数，不得超过一百人。以上这些，都是为了彻底清除积弊。

译○变法自强（下） 处在今天来谈中国的大势，确实是四千年来从未有过的特殊局面。我朝一向严格实行海禁，闭关自守，不致力于远方的谋略。海外各国来到中华进贡，我们接受他们的贡物罢了，从未远行到他们的国土。因此天下有事时，危险常常系于西北，而不重视东南。自从同泰西各国通商立约以来，凭借航海技术的便利，历经环绕天下海域的遥远路程，把万里看得如同咫尺，经过沧海如同身处席榻。各国无论远近，都得以同我国相邻。如英国、俄国、普鲁士、法国，都是欧洲强国。现在按中国地图来看，俄国位于西北，距离最近。西南有英国所属的印度，与云南相连接；法国军队又驻扎在越南，于是南部边界也再次同各国相连，并且都以大海作为门户。轮船所到之处，一百天可以遍行地球。这样纵横出入，气势逼人，几乎形成了同中国鼎立的局面，很像春秋时期的列国。只是中国正遭受发捻回苗的骚扰，前后用兵将近二十多年，才刚刚平定。那么，在艰难窘迫之际，却同正值强盛的各国相邻，假如不深思审慎地处理，奋发有为，赶快达到富强以谋求自立，将来又凭什么妥善收拾局面呢？既然风气时势已经不同，就应当知道随着时事而改变。日本不过是海东的一个小国罢了，却一旦突然立志振兴，立即革除过去因循的弊病，国内一切制度大体都以泰西为法，仿效取法，唯恐学习得不深入。几年之间，竟能自己制造船舶、枪炮，训练军队、教导士人，开采矿产、铸造钱币，连同冠帽服饰、文字和房屋的制度，也无不改换而遵从西法。民间如果有不愿跟从的，也听其自便。他们认为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讨好泰西，而是学习它的长处、补救自己的短处；也想在泰西各大国之间立足，同它们较量长短而不感到畏缩。否则，在海上航行，他们使用轮船，我们使用帆船，速度就不同；在战阵中用兵，他们使用枪炮，我们使用刀矛，命中和制胜的能力又不同。他们凭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我们却用跳荡拍张、毫无纪律的士兵去抵挡，哪有不败的呢？这就是强弱的不同。他们开采地下宝藏、扩大财源，我们却任凭自然资源荒废，不懂得搜求，只知道向百姓征取罢了。这就是贫富的不同。所以日本才急切地考虑改变策略。那么，我中国为什么不反过来照这个方向去做呢？我中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疆域之广、财赋之充裕、才智之众多，遍察海内外，都没有谁能超过。追溯我国立国的规模，根基深厚而牢固。但是时势已经不同，今昔不能相比，因此因地制宜，当然不能不思考变通的方法。这方法是什么呢？答道：不要因循，不要苟且，不要玩忽，不要轻率忽视，不要粉饰，不要夸张，不要蒙蔽，不要安于无事，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拘泥于积习，不要只袭取表面，不要有开始而少有结束，不要开始勤奋而最后懈怠。必须有能够深明治理制度之道、周全了解通达权变之宜的人，然后才可以做到。否则，机器固然有了，方言馆固然有了，派遣子弟到美洲学习西学固然有了，行军作战也固然熟练洋枪了，可是为什么萎靡不振的状况仍旧如故呢？能够洞察时势变化、具有很大谋略的人，仍然没有见到。这样只会让议论者认为西法不值得效法罢了。有人认为这是浪费财物，有人认为这是多事，有人认为这对上面没有益处而只会损害下面。唉，这并不是西法不好，而是效法它的人还没有做到位！只是还没有找到所谓变革的方法。那些议论的人，不过是坐在井里窥看天空，用瓢来测量大海罢了。西法本身不应当承担罪责。况且西法只是治理的工具，并不是有了它就等于实现了治理。假如只是依仗西人的船坚炮利、器械精巧、计算精密，却不学习他们上下同心、严格而崇尚简便的地方，那么仍然不能同他们相提并论。大概我所说的师法西方，本来还包含更进一步的内容。那些迂腐的儒生，又哪里足以了解呢！议论者又说，本朝制度远远超出寻常。前代的谋略姑且不详细讨论，就说我国家康、雍、乾三朝，圣德和兵威震慑异俗，扩展疆域，直到教化所未及之地；当时选拔贤能、任用人才，张弛相济，即使三代以后也没有赶上它，又何必说汉唐呢！如今如果确实一心一意讲求治理，振作精神治理国家，首先用来晓谕天下兵民的志气，然后设法恢复河运，斟酌禁绝鸦片，那么闭关谢客又有什么不可以，难道不能保卫自己的疆土吗？又何必战战兢兢地学习西法呢？您所说的这些，恰好足以被豪杰之士耻笑，也足以自己玷污自己。您不知道当时所崇尚的是什么、形势趋向哪里，最终贵在因事制宜，以权宜之策通达变化。天时人事，都由西北传到东南。所以水路必须使用轮船，陆路必须使用火车，捷报必须依靠电线，这样以后整个地球才可以合成一家。中国变革的道路，大概是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不相信我的话，请在一百年以后加以验证。

译○答强弱论 从前《香港日报》曾经讨论国家盛衰强弱的原因，说祸福相因、变化无端；至于能够说明致弱的缘由、振兴积弱的形势、掌握自强的方法、建立长久强盛的基础，却还没有人做到。天下广大，人才众多，难道没有见识深远、能够在事变之前洞察先机、在事变之后斡旋补救，坐而论道便能起身实行的人吗？《香港日报》执笔的主人曾把这篇文章附在邮筒中，远寄到七万里之外，来询问甫里逸民。逸民还没有读完全文，便起身叹道：这个人的忧虑多么深啊！这正是忧虑国事的寡妇、倚柱而望的女子所产生的无可奈何的思绪。因此姑且根据自己的见闻来答复他。唉，世道变化已经到了这样的极端！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的典章法度，到这里几乎将要流散消灭，难道不可怕吗！古今的治理并没有不同，强弱所凭借的人民也没有不同；不是古代的强者远远胜过今天，也不是今天的强者远远不如古代。善于运用就强，不善于运用就弱。然而强弱的形势已经显现，这是为什么呢？是时势造成的。有心之人纵观往古，静观今后，便知道天道随着时势消长，人事也随着时势变通。处在东南的，常常由东南走向西北；处在西北的，常常由西北走向东南。而西北一向强盛，东南一向弱小。东南柔弱而安静，西北刚强而行动；安静便善于防守，刚强便能够制服别人。所以西北常常足以成为东南的祸患，而东南却不足以成为西北的忧患。不过，防守有时足以等待时机变化，柔弱有时也足以制伏刚强。但在迟速、久暂之间，善于审察先机的人往往也不能像拿着契券那样断定。因为采取守势必然承受其弊，柔弱也必定逐渐转化；弊端尚未形成，对方就会先乘隙困扰我们；变化尚未渐成，对方就会先发难使我们陷入困境。由此看来，正在扩张的势头不能遏止，刚刚显露的锋芒不能正面触犯。明智的人已经知道这一点。那么，应当怎样对待这种形势呢？答道：不如学习它的长处。因为天道在上面发生变化，人事在下面不得不随之改变。《易》说：困穷了就要变，变了就能通达。这正是君子因此自强不息的道理。有人说：一定要变革以后才能治理国家，难道要把东南的政事、教化、风俗、文物全都变成西北的样子吗？不是这样。我所说的变，是改变外在而不改变内在，改变应当改变的，而不是改变不可改变的；所谓变革，只在于由我们自己主动进行。不是我本来不变，而是对方强大逼得我不得不变；由对方迫使我变，利益就会被对方得到；由我自己主动变，权力就掌握在我手中。有人说：不对。弱是强的先机，强是变弱的开始。防守可以持久，而变革难以依仗；柔弱不致败坏，刚强却容易毁坏。你难道没有看见商代的鬼方、周代的玁狁、汉代的匈奴、晋代的拓跋五胡、唐代的吐蕃和回纥、宋代的契丹和女真、明代的也先吗？它们有的保存下来，有的灭亡了。又如罗马在汉代强盛，西域回部在唐代强盛，西班牙在宋代强盛，葡萄牙、荷兰在明代强盛，如今却都已经无人闻问。自古以仁义治理国家的，弊病形成后会衰弱；以武力治理国家的，最终灭亡时会迅速崩溃。元太祖兴起时，兵力天下无敌。可是自从进入中国以后，逐渐变得萎靡不振。因此，以最弱来驾驭最强、以最柔来制服最刚，是道的最高境界。何必一定要采用对方的办法来改变自己呢？唉，这是因为没有明白天道本来如此、人事所以如此的道理。我不必远远追溯三代以前的事情。春秋时期，疆域狭小，楚国、越国都被看作蛮夷之邦，遥远之地视同绝域。自此以后，唐汉的声教逐渐到达远方；元明的疆域又越过了朔漠。到了我圣朝，青山雪海近在肘腋，珠崖、台湾诸岛全都奉行衣冠礼制。这就是疆土逐渐广大开拓的情形。欧洲各国也逐渐从印度到南洋，再到东粤；一百多年间，大海无所阻挡，风气大开，海船商船如鸟群聚集、鱼群汇合。凡是前代史书没有记载、亘古以来没有往来的地方，无不叩关而来，要求互市。我朝也都以礼貌加以接纳，大体同它们通好、立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把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那样遥远的地方，全都聚集到一个中国之中。这是古今从未有过的创举，是天地间的变化格局。这难道是人的意料和谋划所能达到的吗？是上天的意志造成的。大概善于变化的，就是天心。上天把几十个西方国家聚集到一个中国周围，不是要削弱中国，正是要强盛中国；不是要给中国带来灾祸，正是要给中国带来福祉。所以善于利用它的人，可以转祸为福，变弱为强。不必担忧西方人天天到来，只须担忧中国自己封闭疆域。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于进行一次变革罢了。三十多年来，来到这里的西方人，纷纷施展他们的智慧、力量和才能，拿出各种奇妙技术和良好方法来取悦中国。而中国却熟视无睹，随意接触也不加以考察。所谓掌握关键、制服取胜的办法在哪里？所谓预先防备、先发制人的办法在哪里？有的人把深闭固拒当作良策，有的人把柔顺屈服、羁縻牵制当作最高计策。在朝廷中的人，不是主张像江统那样迁徙，就是主张像魏绛那样讲和；在野的人，不是像辛有那样叹息，就是像郇模那样激愤。即使稍有改变成法的，也只是小变而不是大变，表面变化而不是真正变化。粉饰蒙蔽，因循苟且。这正是贾长沙痛苦流泪、长声叹息的原因。用刀矛作战，一变而成为枪炮；航海使用舟舰，一变而成为轮船；陆路行走使用车马，一变而成为火车；做工使用器具，一变而成为机器。虽然刀矛和枪炮都用于作战，舟舰和轮船都用于航海，车马和火车都用于陆路行走，器具和机器都用于工作，但它们取得的功效是一样的。然而速度快慢、利钝优劣、困难容易、劳苦安逸，却不能同日而语。这四种东西，都是对方拥有而我国没有的。假如我国没有而对方拥有，彼此又没有关系，那么我国虽没有它们会成为弊病，对方拥有它们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我只要照旧做自己的事就可以了。唯独无奈对方咄咄逼人，使我们一比较便显得相形见绌。况且对方正想天天拿出这些技术，同我国争强争胜，较量长短，彼此角逐并欺凌我们，那么我国怎么能一天没有这些东西呢！变革的方法，在于学习对方所能做到的，夺去对方所依仗的。何况对方拥有这四种东西，也不过是在近百年、几十年之间的事，而传到中国却这样迅速。上天或许正要对中国大有作为吧？按照天道来推求，依据人事来衡量，可以预见不到一百年，这四种东西中国一定都会拥有；使用它们就像本来拥有一样，看待它们就像普通技艺一样。我本来不愿让自己的话得到验证，但形势有不得不验证的地方，也是时势造成的。

译上天大概是要把东西两个半球合在一起，联结成为一体。这样以后，世道的变化才达到极点，天道完全显明，人事也完全具备。我过去曾笑邵康节关于元会运世的说法荒诞不经。现在才知道，地球长久存在的时间，大概不过一万二千年罢了。开始开辟的一千年，是天地人从无到有的世界；将要毁坏的一千年，是天地人从有到无的世界。他所谓的世界，大约不过一万年。前五千年，是各国分立建立的天下；后五千年，是各国联合的天下。大概不这样变化，世道的变化就不会达到极点，地球不会毁灭，人类也不会灭亡。所以我说：善于变化的就是天心。庄子说：天地没有偏爱，把万物看作草扎的狗。这个意思说得多么深刻啊！不过，虚空之中并不只有一个地球。如果按照一颗行星就是一个地球来推算，那么地球多得如恒河沙数；把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放在其中，只不过像一粒芥子。人类彼此争斗，在造物主看来，不值得一笑。那么我所谈论的这些，也不过如同地球中的微尘罢了！唉，这篇议论发表以后，有人了解我，有人怪罪我，听凭他们罢了。○附：强弱论（佚名） 有人说，拥有国家的，弱是转强的先机，强是转弱的开始。这确实是循环变化的规律。不过，有时由弱可以变强，强却反而变弱，其中的道理却不是人们所了解的。老子、庄子的宗旨是，柔弱可以克制刚强，退让可以成为进取。只有善于运用自己的弱点，弱就可以转化为强。过分刚硬就一定折断，急躁冒进就一定失败。只有轻率地使用自己的强力，强就没有不变弱的。纵观古今，享有国祚最为长久的，没有超过周代的。然而自平王东迁以后，萎靡不振，几乎像多余的旒饰一样。天下却仍然把它奉为共同的君主，不敢妄图觊觎。强大的诸侯图谋称霸，还要借用周天子的名号来控制众人。凭楚庄王的雄强，势力凌驾中原，也不过传说有过问鼎这一句话罢了。因为诸侯中如果有谁兼并了周王室，众人一定会群起驱逐他。这就像驴披上虎皮，在草泽之间鸣叫，必然会遭到猛兽吞噬。赵宋在历代王朝中最为弱小，但仍能先后同辽、金、元三朝抗衡，延续到三百年，这就是以弱而能保存。假如它文雅守礼，不昏乱于举措张弛的道理，即使凭辽、金、元三朝的强大，也不能灭亡宋朝。所以北宋的灭亡，是亡于灭辽；南宋的灭亡，是亡于灭金。他们当时自以为因此能够强大，却不知道衰弱已经随着这种行为而到来了。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把礼义当作铠甲头盔，把忠信当作盾牌，把仁德当作城墙和壕沟，把谦逊当作玉帛。天下自然不敢妄动，国家就会像有金城汤池一样坚固，像磐石一样安稳。假如夸夸其谈地自负于训练军队、制造器械、修筑堡垒营寨，以为可以凭此一逞威风，恐怕强大还未可知，衰弱的形迹却已经显现了。有人说：那么由此看来，拥有国家的就不必讲求富强的方法了吗？答道：不是这样，也要看所处的时代和地方罢了。自强的方法，有用于守御的，有用于征伐的，有用于侵略兼并的，不止一种。应当先审察自己的力量是否足以战胜别人，做到万全而没有祸害，然后才可以发动战争。否则，宁可先考虑巩固自己。所以与其本来弱小却向人显示强大，不如内部强大却向人显示弱小。这才是善于谋划国家的人。处在今天的形势、当今的时代，明智的人不应把这些话视为荒诞。○给当权者论述时务的书 如今天下纷纷竞相崇尚洋务，难道不是因为把洋务当作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吗？谈论军事的人，就说枪炮精良、船舰坚固、军法严肃、营制整齐、边防周密、海防巩固，无一不是推崇西方人的高明之处，仿佛除了西方人以外，就没有可以谈论军事的人了。谈论技艺的人，就说舆图精确、星象天文透彻明了，制造器械、制作物品奇巧精妙，机器神妙，可以借助水火二气的力量代替人工；一切纺织、冶炼、制造，无不依赖这些，仿佛能够事半功倍，除了这些再没有能超过它们的东西；除此以外，更不值得谈论制造器械了。谈论富国成效的人，就说开矿、铸币，顺应土地的条件，充分利用地力，仿佛要使百姓富裕、使国家充足，非这些不可。至于学问这一方面，也把西方人作为崇尚的对象。化学、光学、重学、医学、植物学，都有专门的名家，辨析细微之处，几乎认为不靠这些就不足以谈学问；而一切文字词章，却无不全部废弃。自从东西方通商以来，留心时务的人，固然应当学习对方的长处，攻治对方的短处，明白对方的真伪，掌握对方的形势，了解对方的民情风俗和崇尚，知道对方的山川物产；还要考察他们古今以来的盛衰强弱、沿革升降，探究源头、追溯流变，然后我国才可以乘其弱点、伺其空隙来制服他们。这才叫作精通时务，驾驭对方的方法不外乎此；而修好睦邻的关键，也在于此。不过，从来没有舍弃自己而跟从别人的道理。今天时务中最急迫的事情，首先在于收拾人心。百姓可以顺从却不能违逆，可以使其富足却不能使其困乏，可以使其安定却不能使其动乱。那些表面上庞大喧嚣、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的事物，能够给百姓带来祸患，却不能给百姓带来福祉；能够给百姓造成危害，却不能给百姓带来利益。治理百姓的根本，只在于知道把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全部做到罢了。西学、西法并不是不能采用，但应当同我国原有的办法相辅相行就可以了。《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所以治理百姓是根本，仿效西法只是末节。西方国家之所以讲求强兵富国，大多把崇尚器械放在首位。然而使用器械的是人。有了器械而没有人，器械也只是空设罢了。孟子谈到用仁政治理百姓的成效时说：可以使他们拿着木棍制伏敌人。这并不是迂腐的空谈。百姓忠义激发出来的气概，确实有百折不回的力量。人心发挥作用，比影子随形、回声随响还要迅速；一个国家奋发振作的力量，比鼓槌击鼓还要快捷。关键在于居上位的人善于运用它罢了。治理百姓的要领，在于顺应百姓的利益来引导他们，顺着百姓的意愿来使事情畅通。就连泰西各国，也不是只顾驰骋于域外、追求表面的景象。它们中善于治理百姓的，没有比英国更好的。进入英国国内，人人都安闲自在，享受自己的天性；他们不崇尚急切暴躁的政令，也不把束缚、驱迫、催逼当作能干。这样以后，政事才能长久实行。又听说，治理国家的方法，首先在于保养国家的元气。西国的办法，恰恰是削弱元气最厉害的。一定要选择其中好的，去掉其中不好的，不必强迫我国迁就别人；应当用他们所学的东西来适合我国的范围，在神妙变化中使百姓不知不觉。现将时务所在略加陈述，幸望稍加察看并予以取舍。

译○《日本杂事诗》序 海外各国中，同我国最早互通音问的，没有比日本更早的。秦汉时期，方士常说海上有三座神山，可以望见却不能到达；徐福竟然最先到达了那里。后来接踵而去的人很多，也是应该的。然而最终并没有中断往来。隋唐之际，日本人士往来中土，大多都是学业有成、技艺精熟以后才回去；遇到奇异的编本、罕见的书籍，不惜高价购买。我国所没有的，往往是他们所拥有的。自明代通商以来，前往日本的都是商人子弟，从未有硕望名流到过那里。他们国内的书籍，谈到我国的土地风俗、崇尚习惯、物产民情、山川奇异、政事沿革，明察得如同烛照、犀角照水一般。而我国文士所撰述的，上至正史，下至稗官野史，往往说得简略而不详细，沿袭错误、承接讹传，不能完全符合事实。我私下感叹，爱好此事的人实在难得。咸丰年间，日本决定同美利坚国通商。泰西各国先后成群而来。没有几年，日本人就崇尚西学、仿效西法，大大改变了长期积存的习惯。我国一向是同文之国，而且彼此距离不远。前往那里从事贸易往来的商人，实在人数众多。为了守护商贸、和睦邻国，应当选派重臣，用来熟悉外国情况、宣扬国威。于是何子峨侍讲、张鲁生太守，确实承担了这一任务；黄君公度也参与筹划辅佐。公度是岭南著名士人，如今丰顺丁公尤其器重他，急切想延请他到幕府任职。然而当时黄君正因公车北上，因此错过了这个机会。等到他作为副使应选出使日本时，日本人士早已听闻他的名声，仰慕他如同仰望泰山北斗。带着礼物来求见的人，门外鞋子都摆满了。黄君为他们倡导风雅，对他们呈上的诗文，大都用心指出其中的错误。每篇文章出来以后，众人都把它奉为金科玉律。这是日本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日本文教的开创已经一千多年，而文章学问的兴盛，到今天最为昌盛。又得到公度来振兴它，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便如此，这也只是公度的余事罢了。如今外交日益扩大，时势变化日益紧迫，几乎到了礼仪往来和战争武力夹在两国之间的地步。使臣手持符节出使万里之外，可以根据情况便宜行事，本应当高明低下都能随心处理。然而刚硬就会失去邻国的欢心，柔弱又会损害国家体统。这就是所谓在酒席之间进行外交较量、在外交场合取得战争胜利，难道容易说吗！如今公度拿出美善的谋略和宏大的筹划，在两位使臣承担重大任务、接受艰难使命的时候加以辅佐，并且表现出从容揖让的美好风度；他的仪态端庄凝重，确实无人能够比得上。他又在政务之余访察风俗、采集民歌，著成《日本杂事诗》二卷，共一百五十四首。诗中叙述风土，记录方言，交错编排各种事迹，感慨古今。有时一首诗只记一件事，有时把几件事合写为一首，都足以供考证。大体上以记事为主，不在于修饰辞藻。其中寄托着劝善惩恶、表彰美好、讽刺过失的意味，深意都保存在其中；而且采集依据广博，搜罗编辑详尽明晰，同古人相比，确实也没有逊色多少。如阮阅了解彬州，曾极任职金陵，许尚居住华亭，信孺任官南海，都是把一地的事实寄托在吟咏之中。只是体例虽然相同，意趣却不一样。这部书所记，有扬子云未曾详述的，有周孝侯未曾记载的；奇异事物搜罗到山海经以外，事迹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仙岛神洲多编入日记，各地异方异俗全都写入民间歌谣。凡是名胜古迹的显现与湮没、人事的变迁、物类的美丑、岁时的送往迎来，也都细致周全，没有遗漏。确实足以成为一部宏大的著作。我从闰三月起，趁着养病之余，旅居江户，于是在节署同君相识。此后我们在别墅联句，在旗亭题画；停车探访忍冈的花，泛舟捕捉墨川的月色；出游时相互陪伴，几乎没有一天空闲。君同我的交往虽然开始不久，但彼此了解却由来已久。三天不见，君就写信来招呼我。每当酒意酣畅、耳朵发热时，便谈论天下大事。即使长沙太息，也没有这样精细周详；即使同甫激昂，也不如这般深沉痛切。君确实是当今难得的人才。我每提出一个意见，君也总是首先表示赞同。等到我将要离行，君拿出这部书给我看。我还没有读完全文，已经两次击节赞叹。这一定是可以流传的作品，应当赶快交给刻字工人刊印，使世人能够先睹为快。因此我向公度请求，想就在我那里用活字版排印。公度答应了，于是我带着书回去。不久听说此书已经在京师译馆刻成。真正有用的书，正是众人共同认识、共同看见的。排印完成以后，我就在书的开头写下这些话。若说要作序言，我哪里敢当呢！

译○《跋冈鹿门送西吉甫游俄文》后 我游历东瀛，借此调养旧病，侨居江户，躲避暑热、消解忧愁。所交往的多是名人雅士。如成斋诚卿，官至一等编修，是史官之长，职务接近禁廷，声望在文坛很高。鹿门、省轩以前都曾在朝廷任职，近来隐居不仕，优游于泉石之间。叔谋樱泉年少而才华优美，当时声誉很盛。每次见面，总是用文章互相质疑考证；从容饮酒，只谈风月。这几位君子，文章品行照耀东国，却仍不自满，都争着同我结交，唯恐落后，并且能得到我的一句话便引以为荣。临行时，鹿门拿出五十篇文章，托我删削审定，准备刊刻流传。但我回到东边以后，有时忙于旅途，有时卧床休息，完全没有空闲。药炉经卷相伴，长夜无聊，鼠须笔和侧理纸也不再想动，最近才从行李箱中拿出来阅读。原来其中多是忧虑国家、经世济民的话，他确实是世上有心之人。他的朋友西吉甫要游历俄国，鹿门写文章为他送行。文章说，萨摩的西吉甫将要游历俄国，我同各位朋友设下饯行宴，并且同他讨论天下的形势。说道：如今俄国同英、法、普、奥争雄于欧洲土地上，就像战国七雄，以合纵连横为主要手段。俄国处在最北方，占据形势险要的地方，窥伺各国的空隙，就像秦国据守崤山、函谷关而俯临六国。英、法、普、奥富国强兵、整顿政务、训练军队、蓄养锐气，同时环视各方；俄国迟疑徘徊，不敢侵犯它们，就像赵、楚在六国中称雄，却不向西窥伺秦国。英、法同四方讲求交往，开展互市，订立重要盟约，是六国的合纵。俄国开拓疆土、张扬国威，使邻近国家坐而折服，是秦国实行连横。秦国所以能够兼并六国，在于取得巴蜀、占有其财力。巴蜀没有兼并，国力就不能增长，秦国也不能向东用兵。现在俄国蚕食亚细亚东北部，大概已经像秦国取得巴蜀并占有其财力一样了。俄国往年进攻土耳其，几乎被英法扼制，未能成功而停止。于是它认为，与其同欧洲争夺，不如同亚洲争夺；因为争夺欧洲困难，争夺亚洲容易。俄国既然向东发展，兼并亚细亚各国，然后从背后袭击、扼住英法的咽喉，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志愿。俄国经营亚细亚东北部，派使者议论日本北部疆界，侵略勘察加、佐甲廉等地，它的预谋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最近听说，从佐甲廉到彼得堡七千里之间，已经修通了车马道路；又把美洲所辖的土地卖给合众国，所得数百万金，用来充作开拓东北的费用。趁着这个势头向南推进，谁知道将来不会凭借东北的全部力量逼近英法，实现它最大的欲望，像秦国统一六国那样呢？日本国在东海，是东洋的门户；然而北面受俄国凌辱，西面受英法威胁，这就像韩、魏在西北受到秦、赵逼迫，东南又处在齐、楚之间。天下一有事，韩魏一败一胜，对秦国没有得失，却总是由韩魏承受祸害。日本的多事，将要从这里开始了！话还没有说完，吉甫长叹道：这就是我所以要有这次游历的原因。唉，我一向喜欢谈论天下形势，私下感慨世风日下，士人的见识和力量不足以同人讨论当今的谋略。如今吉甫的志向十分壮大，所承担的任务十分重大。这次出行，必须了解那个国家的实情，不能没有一句话来壮大他的行色。因此就把所说的话写下来，赠给他作为告别。鹿门这篇文章对于日俄形势，真是了如指掌。鹿门的志向，常常是希望中日和睦，联合英国来抵御俄国。就亚洲的地势来看，中日两国本来就是所谓唇齿相连、车轮和车轴相互依靠的关系。鹿门过去酒意酣畅、耳朵发热时，总爱纵论天下大计，洋洋洒洒形成议论，几乎要击碎唾壶；但他看到时局艰难，想到近来的事情，常常为自己的志向不能实现而愤懑。唉，想要维持亚洲的大局，难道不应当更加重视中日两国的和睦吗？《晚清文选》卷下

译☆胡▯▯▯ ○上变法自强条陈疏 奏报为顺应时势实行变法，竭力谋求自强，谨慎分条陈述善后事宜，恭敬地上奏祈求圣上鉴察此事：臣听说，五帝处在不同的时代，礼乐不能相互沿袭；三王处在不同的世代，礼制不能相互照搬。这是因为困穷和通达、变化和长久各有不同，因时制宜的方法也不一样。去年倭人挑起事端，陆军统帅屡次受挫，海军接着失败，敌寇气焰猖狂，神人共同愤怒。皇上不忍心两国百姓长久遭受刀兵之灾，于是以大国对待小国，舍弃战争而谈和议。虽然这是在两种祸害中选择较轻的一种，谋划也不能不出于此。然而自古以来驾驭外夷的策略，绝没有一意主张和平就可以长久安定的道理。唐朝对吐蕃、宋朝对金人，就是明白的鉴戒。如今辽河以东，失去的土地虽然因为俄、德、法三国联合起来争取，答应归还故土，但俄国人仍有从容商议的说法，恐怕免不了又生出枝节。台湾交还土地的事情，近来又激成变端，倭人能否不再提出责难，本来就难以预料。然而这个风气一旦开了，事变就会一天比一天紧迫。到了今天还不思考改变策略，臣私下恐怕几年以后，大局会更加不堪设想。当前最紧迫的事情在于筹措军饷，其次是训练军队。而筹饷、练兵的根本，尤其在于勉励并发展工商，广泛兴办学校。臣恭敬地查考，国家赋税收入每年都有固定的经常数额，如今突然增加这二万万两的军费，若不借用洋债，还能从哪里筹措？按最低的六厘利息计算，每年就需要支付利息银一千二百万两，至于陆续偿还本金，还不包括在这个数目内。况且自上年用兵以来，关内外各路增添兵员、购买军械，所借华商洋商的款项，应该偿还的本息已经不少。此外，奉天、直隶两省的善后事务，还必须逐项增加经费，依次兴办。北洋海军也不能不重新创办，以图补救修整。大概计算购买船舰、置办军械，不有数千万金不能成军。此后水陆军队每年的费用，又不少于一千余万金。收入只有这些，支出却突然增加，即使每天责令司农筹划财政开支，恐怕也无从应付。臣私下观察泰西各国，无论军饷还是工程，需要千万之巨，都能立即办成。为什么呢？因为把财富藏在民间，从民众那里多取一些也不认为是暴虐，而民众也乐于输纳，以供奉国家公用。他们的器械日益制造而日益精良，商务日益开放而日益兴盛，水陆军队日益训练而日益强大。这是因为在督促劝导的开始，国家设置各类学校来培养人才；技艺学成后，再分别授予各类官职让他们任事。所以民众都有人人奋发自强的心志，政治也有蒸蒸日上的气象。如今中国土地之广、人口之多、物产之丰富，是泰西各国所没有的。办理洋务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像同文方言馆、船政制造局、水师武学堂，以及一切富强的办法，何尝没有逐一仿行？可是因为移植到的地方不适宜，常有“淮橘变为枳”的感叹。其中一方面只是袭取了皮毛，没有窥见精深奥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朝廷用来招引人才的首要途径，仍在科举。天下豪杰所看重的，仍不超出制艺、试帖、楷法一类，而对西学不过把它看作旁门别途。即使有人造诣已经很深，学业也有成效，也只能等同于保举、议叙一类，不能列入由正途出身的行列。这是因为施行的方法疏漏，所以收效很少。日本不过是弹丸小国，自明治维新以来，努力推行西法，也只有三十多年。然而它在工作技术上的精巧、出产物品的丰富，以及矿政、邮政、商政的兴旺，使国家每年租税收入总计约有八千余万元。这是采用西法而致富的明显成效。它的征兵、宪兵以及预备、后备军队，总计不过十数万人；快船、电艇总计不过二十余艘，但水陆各军都能同心协力，通晓并熟悉军事机宜。这又是采用西法而致强的明显成效。反过来照照自己，得失、利钝的原因，也就一览可知了。如今士大夫没有不把割地赔款等种种胁迫视为可耻的，然而时势所迫，已经无可奈何，那么就只有赶快寻求雪耻的力量。过去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名城几乎全都残破，电线、铁路处处毁坏断裂，赔偿和军费共计五千兆佛兰克，这个数目又是今天二万万两的十倍。可是法国人自从订立和约以后，上下一心，勤勉求治，把从前的弊政一概革除，不到十年，又重新达到富强，仍然成为欧洲强盛的大国。评论者说，这比拿破仑时代还要强盛。如今中国拥有二十二行省的土地、四百余兆的人口，失陷的地方不过六七个州县，却说不能复仇雪耻、建立我国威望，必定没有这个道理。只希望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旧有成例，改变弦调，全面实行维新。事情如果有益，即使朝野震惊疑虑、臣工坚持为难，也要毅然实行；事情如果无益，即使属于已有的成法、是耳目所习惯的，也要果断加以改变。以真心实意和实际力量推行十年，将会看到我国称雄海上，与欧洲并驾齐驱。使旧有国家获得新生的根基，从此更加巩固，难道只是为了洗雪割地赔款的耻辱而已吗！臣愚昧无知，哪里敢倚仗自己浅陋的见解，轻率谈论变法？但纵观世道运势，俯仰当前艰难，真是痛定思痛。实在担心朝野上下高谈理学的人，拘泥于清议，把功利鄙视为不值得谈论；至于贪图安逸便利的人，又认为和局已经确定，因循懈怠，彼此相沿。假如敌国外患突然再次发生，更担心抵御没有办法。从此卧薪尝胆，寻求医治弊病，怎么可以稍有片刻迟缓呢！微臣早晚思虑，今天即使孔子、孟子再生，舍弃富强也没有立国的根基；而舍弃实行西法这一条道路，也再没有达到富强的办法。因此臣斗胆冒昧，就自己的管见所及，把筹措军饷、训练军队、重视工商、兴办学校几件大事，恭敬地为皇上逐条清楚陈述。

译第一，开办铁路，以便利运输。中国关于铁路的议论，屡次提出又屡次废止；经过这次军事行动，利弊得失的原因，已经明白地为大家所看见。应当依照前两广总督张之洞原来的议议，从汉口到京城开办干线铁路。不过办理的次序，必须先确定大纲。第一，要劝导设立公司，准许民间自行招募股本；至于一切妨碍困难的地方，如购买土地、勘定界址之类，必须由官府予以保护。第二，要勘明道路里程。从前的原议是北边从芦沟桥到正定，南边从汉口到信阳州，分头兴办。查考汉口到信阳州一带山路崎岖，工程费用较大，不如改道襄樊，那里地势平坦。铁路渡河的路线，尤其应当选择在郑州以西、荥阳以东，已经出了山险、河流又不改道的地方。渡过黄河以后，向东沿着淇水、卫水，向西依傍太行山，向北通到保定，地势高、道路平坦，比较稳固。第三，要多开支线。从汉口到京城，延绵三千里，如果只有干线而没有支线，贸易必定不兴旺，商旅必定不多，铁路也势必难以长久维持。臣私下认为支线应当分为三路：南路由光山、固始出六安，用来运输茶叶；由应城、京山出荆门、当阳，用来运输煤铁。西路由怀庆出枳关，经蒲、解而通到关陇；东路由开封、归德经过宿、泗而抵达清淮。这样一来，天下大局就像网系在纲上，商务、工务、漕务、军务没有不四通八达的。第四，要议定规章制度。自从高脚铁轨的制度出现，火车发生了一次变化；自从电气传力的机器出现，火车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如今俄国人从加斯滨海到晖春的铁路，就是采用高脚轨电气车的方法。现在创办之初，应当选择最便利、最快捷的办法来办，以便将来纷纷改造时，不再有我国笨拙而别人便利的叹息。等到办成以后，每年除去公司的费用和修理费，剩余的利润由官府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果真各省一律举行，那么国家每年可以取得数百万金；而且东西南北逐段贯通，土产日益流通，商务日益兴旺，厘金、关税也日益增多。这样每年增加的收入，又不少于数百万金。一旦疆场有事，运送军饷、调运军队，早晨传令，晚上就能到达。今天把强盛寓于富裕之中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切实的了。第一，铸造钞票、银币，以充裕财源。过去元、明把钞票当作暴政，是因为拿一张空纸，想换取数万现银，实质上等同于欺骗。西方各国用钞票便利民众，是因为有一万两银子，就只有一万的钞票，没有丝毫虚假的膨胀。中国不自行设立银行、不自行印制钞票、不自行铸造银币，于是让西方人凭一方寸大小、带有花纹的纸张，抵换价值成千累万的银两，比如汇丰、德华、有利洋行的钞票就是这样；又拿成色低的银子按十成的价值兑换库平纹银，比如墨西哥、吕宋、日本等国的洋钱就是这样。如今如果确实能够同各省通商口岸一样，普遍设局，自行铸造金、银、铜三种货币，颁定相互兑换的价格，作为固定法令；同时在京城设立官办银行，由户部督理；各省省会设分行，由藩司经理；通商码头则由关道总核。购买最精良的机器，制造最精细的纸张，印行钞票，同时把相应的现银存放在银行。妥善制定章程，明白颁布谕旨，使民众可以用钞票、银币两种货币缴纳租赋、税、厘金。至于各省旗兵、绿营各营的军饷，以及京城内外文武百官的廉俸，也都用钞票、银币两种货币分别搭配、均匀发放；尤其必须在各处收付交接之间随时查核，使钞票不至于超过银币的实际价值，并且绝不发生丝毫短缺折扣，这样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长久推行。只是用人必须按照西法，采用办理商务的章程，杜绝官场习气，慎重选用精明廉洁的人，统筹计算收支。其余也必须杜绝人情关系，一律通过公开推举，不得私下推荐，才能避免弊端。至于放款收息，要责成殷实的人作保；即使发生亏折，也由保人代为偿还。抵押贷款则按抵押物价值十成中的七成放款，一旦逾期，就强行出售抵押物偿还；不足的仍向欠款人追讨。果真能够照这样认真办理，切实奉行，那么收回利权、孳生利息的款项，计算每年盈余的数目，至少应当在千万以上。这确实是今天最重要的事务。第一，开办民营工厂来制造机器。中国各省设立制造、船政、枪炮、子弹药等局，不下十余处，历来向外国购买机器、物件，不下千百万金，但对于制造的根本却没有真正领会。没有听说哪一家工厂新创制出一种大炮，自己制造的大炮能够超过泰西；也没有听说哪一个局自行制造出一种机器，能够创制出有益于民众的器物。一旦发生事情，每一件仍然必须从外国购买，难道真是中国人的智慧不如西方人吗？推究它的病根，有三个原因。各厂的设立，大多依靠洋人成事，而中国聘用的洋匠未必是通晓各门技术的全才。他们往往只懂粗浅的工艺，不知道精深的造诣，只袭取外在形迹而遗漏内在精神，这是第一个弊病。工厂属于官办，一切工料、资本每年都有定额。即使有人自行构思，想创造一种器械，所需成本也苦于没有办法报销。况且外国制造一种器械，如别色麻的钢、克鹿卜的炮，有的要经过数道工序，成本费数十万金，然后才能享有无穷的利润，建立长久宏大的事业。如今中国工匠既没有这种坚忍的力量，国家又没有别的鼓励途径，于是事事依样画葫芦，一成不变，这是第二个弊病。外国各厂的工匠、头目，都是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有学术根基；而监督、总理这些人没有不通晓工艺、深明重学、化学、光学、电学、算学等学问的，所以既能遵守成法，也能创造新法，做到精益求精。如今中国各局的总办、提调人员，有的连九九之数都不熟悉，给他矿石却不能辨认，问他机器器械却叫不出名称，只求不至于偷工减料，已经很难得了。器械的利钝，全听工匠指挥，自己茫然不明，这是第三个弊病。臣私下认为，中国想依靠官办工厂制造器械，即使一百年也终究不会有起色。必须准许各省广泛开办民营工厂，让民间自行研究讲求。如果国家要购买枪炮、船舰、器械、机器，都委托民营工厂承办。凡是承包制造、试验后不合规格的，即使已经造好，也一定剔除退回。这样人人都有争取利润的心，害怕亏本，自然会专心致志、切实研究，以期超过西方的制造水平。如此既堵塞了钱财外流的漏洞，一旦发生战事，取用供应也容易，不至于被洋商垄断居奇，承受高价的负担；也不至于被敌人封锁港口、拦截船只，冒着出海的危险。

译第一，开发矿产，以资利用。中国的煤、铁和各种金属到处都有，从前已经由各地报告商办开采，最后却落得股本耗尽、毫无成效。可见不是矿产不能开采，实在是办理方法不对。办理矿务的方法，又有四点。第一，在于重金聘请矿师。西洋真正有学问的矿师，在本国尚且难以聘到，所以往往不愿来到中国。愿意来的人，不过表面上冒充行家，暗中图谋牟利；即使能够识破他的欺骗，整个矿务也已经败坏。所以要开矿，首先要寻找矿师；要寻找矿师，首先必须以优厚待遇聘请。第二，在于慎重选择矿地。贵州的铁质并非不好，只是要转运到千里之外，成本就很高，价格也随之昂贵。漠河的金矿苗脉并非不旺，只是地处极边，百货价格飞涨，于是开采困难，产量也少。因此开矿地点必须选择水陆交通、转运便利的地方，这样工人往来和物资取用都容易。第三，在于详细考察矿质。同一种矿，矿质也有优劣，即矿质分贵贱。所以往往投入的资本相同，所得利润却不相等。假如当初以开平矿务的规模和资本，来开采齐、鲁、淄、潍的优质矿，那么今天获得的利润应当是这里的数倍。第四，在于厚实地筹集矿业资本。资本出自富裕人家，便有购置产业、留给子孙的打算；资本出自市侩之徒，则无非借股票涨跌来作买空卖空的计策，见效稍慢，就把它丢弃得像破鞋一样。从前公司受到股票牵制，一家倾败，百家倒闭，都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招募分散的小股，不如招募大股；招募商股，不如招募官股。而其中最重要的尤其在于选得合适的人来办理。必须正大光明，一片忠心为国，绝没有一丝私心；否则矿山没有办成，祸害就落在国家身上，矿山一旦办成，利益却归入私人家中。第一次选择时，绝不能顾及情面而徇私。果真能够把这四点都研究办理得完善，却说矿务不能办理、矿利不能取得，必定没有这个道理。何况将来要广泛修筑铁路，到处都需要铁轨和煤炭；要自行铸造货币，各局都需要金、银、铜；要自行开办民营工厂铸造枪炮、机器，也各自需要各种金属，以及硝、硫磺、铅、汞等物质。因此招股开矿，实在是今天最大的财源。第一，折除南漕，以节省经费。查考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员俸禄只占十分之一。八旗兵丁不习惯吃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取米粮换成钱，折给兵丁购买杂粮，大约南米一石，只合银一两有余。官员俸禄也是这样。四品以上官员还多亲自领取，其余官员领到以后，往往转手卖给米铺，每石也是一两有余。南漕从催收赋税、征调粮食，到督运、验收，历时五六个月，行程数千里，耗尽百姓无数的脂膏，养肥官吏胥役无数的贪虫，耗费国家无数的开销；运到京仓后，每石的价值，合计有的十两，有的五六两不等，但最后却只是用来兑换一两银子，这实在是最大的财物漏洞。只因为冗官、贪吏从中饱私囊，积久成习而不能改变，真令人长叹。推究其中原因，是朝廷深谋远虑，认为每年如果没有南漕二百万石流通于市场，所有杂粮必然受到牵制而突然涨价，兵民中就会有人挨饿，所以不惜繁重费用来办理。然而轮船通行以后，商人运来的米粮源源不断，哪里有利益，人人都争相趋赴。市场上有米，同官仓里有米是一样的。那么，缺米的忧患在今天已经可以不必担心了。应当请求通令各省，改为征收折色，相关耗费一概随粮赋征收，并归入藩库解送。至于旗丁和京官应领的俸米，或者援照已有成案，每石折银一两四钱；或者按照市场价格，每石折银也不过二两有余。这样一来，所有漕河工程、每次漕运的经费、漕督和粮道以下的官员、兵丁，以及仓场侍郎、监督、粮厅以下的胥吏差役，都可以裁撤，一律免除。国家每年可以节省数百万开销，反而多出数百万盈余；官员和兵丁两方面所领取的实银，也比从前领票转卖所得的价值增加。公私两方面，一举就都得到很大利益。有益于国家而不损害百姓，又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实行的呢！即使考虑到灾民缺乏粮食，那么每年从节余中拨出数十万两银子，在天津买入南米，储存在通仓，新米、陈米相互调换，以作有备无患的计划，这件事也轻易可行。如果担心海疆发生战事，运输道路可能阻塞，害怕将来商米、官米两方面都受损，也并不是这样。因为名义上是官米，敌船就可以捕捉；名义上是商米，即使是敌国也不能拦截。公法都在那里，也有先例可以援引，因此不必顾虑。第一，裁减兵额，使兵力归于实际。粤捻之乱平定以后，绿营没有功效，已经明显可见；但那些老成持重的人动不动就以不可裁减为说辞。于是有了裁减兵员、增加军饷的议论，各省有的把绿营改为练营。如今倭事平定，练军毫无功效，又可以明显看见。可是仍然白白养着这几十万无用的人，耗费这数千万有用的军饷；一旦发生事情，各省仍然纷纷招募勇丁，这就是兵员之外再加兵员，军饷之外再加军饷，国家费用怎么能不困窘呢？绿营之所以不能立即裁撤，只是因为有人认为，水上有巡泛，陆上有铺兵，负责缉捕防守，各有专责。殊不知近年来绿营的军饷，藩库收入不敷支出，往往每年只能按七八成或五成核发。每名士兵每月只领几钱银子，平时连养活自己都不够，大多靠做小买卖谋生，巡查缉捕都成了虚文。况且各省水陆交通汇集的地方，如闽浙的渔民、商人，已经雇船出洋自行保护，这样巡泛兵也没有用。直隶各省的会城，则另设保甲、守望等局来巡查，这样铺兵也没有用。现在的办法，不如斟酌各地事务的繁简，裁去老弱兵员，按年先裁减两成，五年裁完，国家每年可以节省一千余万。

译如今就把这项事务责成直隶各省办理，都按照西法先挑选老兵子弟，选择年纪合适、体力强壮、粗通文字的人，另行创立新军。现任实缺的提督、总兵、参将、游击，如果还能够培养造就，就充任统领、营官的职位；否则一概裁去。这样在转变之间，就能把无用变成有用。国家没有坐吃空饷的费用，军队有精心训练的实际力量。如果担心水陆各类巡查没有专门负责，或者可以把守望、保甲等局，依照西方各国巡捕的制度，在城乡市镇、人烟和人物聚集的地方改设巡捕。款项不足，也像西法一样征收巡捕捐。官府负责督率，同时把分区稽查的职责交给绅士、董事，事情就更能取得实际效果。只要朝廷排除众人的疑虑，破除旧例，毅然实行，没有不大见成效的。第一，创设邮政，以裁减驿递。中国各省都设置站铺递送，每年支出的钱粮合计三百余万金。其实各省递送的奏折公文有限，而官员往来的骚扰却越来越多。至于督抚，更有提塘、折差；每一个折差抵达京城的费用，按一百几十两计算。民间开设的信馆，索取费用既高，又常有遗失，这是公私双方都受到阻碍。查考泰西各国，无不由国家设立邮政局，无论什么邮件，都根据分量轻重确定递送费用的多少，由邮部刊刻信票、印花出售。凡寄信者预先购买，用时取下粘贴在信件角上，投入信箱收取。这种方法不但节省驿站费用，而且每年还能获得盈余，是泰西各国收入中的一大宗，应当仿照办理。第一个办法，是先借招商局作为开始。每艘船各派一名专门负责文报的人；通商各地的九个口岸都分别设局管理，公私信件则联合民间各信局办理。内地各码头、各市镇，令一家信局承包。第二个办法，是借助电报作为推广的途径。凡是有电报的地方，也派一人在电报局内，专门负责文报，代为递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两、十人〕 至于尚未设置电报的地方，也照前面的办法，令一家信局承包。第三个办法，等到火车畅通以后，再借铁路公司作为往来的总汇。凡干线、支线在火车停靠装卸的地方，都派一人在局内专门办理此事。将来如果要遍及内地各镇、各埠，首先各地都设置分局，派人管理。这样就像网中之网，没有遥远的地方不能到达。如今全世界各国的邮政章程，大体都是一个模式，到处通行，公私邮件的递送费用，并没有多少之别。日本也在其中。就英国来说，每年邮部除去开支，计算赢得的英国金钱有一百数十万英镑。唯独我们中国从未仿行。应当赶快参考西方制度，从速举办，这样每年可以节省驿站二百万的耗费，并取得邮部数百万的盈余。如果认为京城内外各官因公往来，按京城成例必须乘坐驿站，恐怕一旦裁去驿站会造成许多阻碍，那就只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如今东南十多个省，凡是官员往来，没有不雇用轮船乘坐的，只有山东、山西、河南、陕、甘五省还保留官站。若计算道路远近、差役多少，由户部、兵部酌情发给路费，沿途听任他们自行安排车马。对于应当出差的各官来说，这正是他们深切希望的事情，更不必多加忧虑。第一，创练新兵，以资控制驾驭。这次东征，军队并不是不多，却一点也不值得依靠。这不是士兵不能作战，实在是统将太多，每逢战事，往往心志不一致，彼此牵制，动辄重蹈唐朝九节度使的过失。东边召来老将，西边召来老臣，这边招募十营，那边招募万人，譬如治病，一个人有病，却请满屋子医生，寒凉温热的药杂乱投用，绝没有不产生弊病的道理。尤其有一些积久的习惯，应当痛下决心改掉，主要有四点。从前淮军、楚军的各位将领，起于田间，志在杀贼，人人朴实忠诚，弊病还少。太平以后，统兵的大将骄奢淫逸，受到的熏染已经很深，军需却仍和从前一样。勇丁名额日益缺额，上面虚报冒领，下面克扣侵吞，各种弊病丛生。士兵的口粮尚且不能养活自己一人，谁肯在疆场上效命？以至于众人离心，遇到战事纷纷溃散。这是第一种弊病。从前广东省发生战乱时，军火不精良，将领只要有百倍的勇气，就容易取胜。如今泰西各国选拔官兵，必须先从各类学校毕业；所考的学科包括本国文字、腊丁文、法文、地理学、几何学、代数学、古今史学、三角法和徒手绘图法。国家平日重视这种选拔，民间也以能够入选为荣。其中千总、把总的职位，大略如同中国词林中的清望之职，所以能够学业有余力来从事事务，事务之余又能继续学习。而如今中国事先一点也没有培养，听说招募，各营官员只把钻营谋求当作能事，不把韬略、军法当作实际政务。这样连兵官自己都不知道作战，怎么能指望他教士兵作战？这是第二种弊病。西方各国讲求武备，凡是枪炮新式武器一出现，试验认为良好，就命令各营一律改用。如今中国没有著名的工厂，每件武器都从外国购买。太平时期，部臣以款项缺乏为难，事先不能预备；等到事变仓促发生，疆臣各自办理，只把买到军火当作责任，没有研究讲求。以至于同属一支军队，然而这个营和那个营的武器不同。前膛、后膛只求数量充足，德国制造、广东制造混在一起，仿佛同属一家。因此一到临阵，号令不能统一，施行指挥不能有共同标准。这是第三种弊病。考察西方各国，每经历一次战争，就改进一次列阵的体制；每创制一种器械，就改变一次行军作战的方式。如今中国一切攻守方法，仍沿袭旧日湘军、楚军的做法，还有把大旗、刀、矛当作战具的，也有拿着新式武器却茫然不知道使用方法的。还要固执己见，认为从前曾经打过仗，就没有不能抵御的敌人，承袭错误和谬误，沿用下去而不改变。这是第四种弊病。

译如今想创练新军，应当通令各省一律改练近年来新出现的西法。最重要的首先是在直隶省设立武科、武备学堂，选取各州县的武生、武举，考察他们汉文是否通顺、年纪体力是否强壮，选出后令其入学，供给生活费用，同时聘请洋员担任教习。三年以后，由洋教习考核并发给文凭，然后分派到军营，充任哨官。其中学问尤其杰出的，充任营官。从此以后，武科乡试也可以把枪炮命中作为录取或淘汰的标准，这样将才就会接连出现，不必担心有军队却没有军官。现在都守以下的候补各员，如果汉文通顺、愿意投入学堂充当学生，也一律照此办理。这是训练军官的方法。至于招募士兵，不可过于混杂。如今各处招募勇丁，急于成军而来不及选择，乞丐、无赖混杂其中，技艺还没有练成，就驱赶他们上阵迎敌；一到阵前，见到风声就逃跑，反而把锋利武器送给敌人，沿途还肆意焚烧抢掠。以后又投奔别的军队，仍然重蹈覆辙，以至于屡战屡败。要挽救这种弊病，必须由本籍地方官查明住址和亲属，才准许入营充任勇丁，以杜绝将领、官吏逃亡的弊病。到营时先酌量身材，不合标准的立即剔除。编成队伍以后，先训练步法、手法，其次训练瞄准，同时训练行军操练的方法。年满四十岁，发给一年的军饷，让他回归乡里。在营服役期间，每三年酌情给一个月的假，准许他回原籍。但一听到征调，即使正在休假，也必须立即到达。这是训练士兵的方法。统领、营官、哨官各级官员的薪水，为了杜绝他们克扣的弊病，必须给得丰厚。兵丁、勇丁的军饷，分别根据事务情况，也应增加。由各省督抚设立粮台，每月由粮台点名发放。假如粮台少发军饷，准许统领官申报、详告、揭发，以杜绝侵吞克扣。新军编成之初，应当发给号衣、棉袄、皮衣等物件，一律不扣钱，体恤他们的饥寒，这样才能得到他们拼死效力。这是发放军饷的方法。新练各军，所取用的机器必须因时制宜，统一改用。就近年来的新式武器来说，步枪以曼里夏毛瑟小口径的为好，马枪以可尔脱的为好，步炮、轻炮以克虏伯、格鲁深的为好，快炮以拿登飞尔、哈乞开司的为好。这是选择武器的方法。至于兵力多少，统计起来，北洋应当训练五万人，作为一大枝；南洋应当训练三万人；广东、湖北应当训练两万人。其余各省每省有一万人，就足以供调遣。务必要扫除积弊，熟练操练方法，统一归于一套制度，这样征调时才会有力量。第一，重新整顿海军，以图恢复。中国创设海军之初，原本计划沿海七省先后举办，只因为经费不足，所以以北洋作为开始。春天威海相继失陷，水师全军覆没，虽然由于各军不肯出力，也由于援军没有接续而来。泰西各国都凭借铁甲快船的坚固锐利，称雄于五洲。因此从今天的情势来看，凡是濒临海洋的国家，如果没有强盛的海军，绝对没有立国的道理。查考中国从前的办法与西方制度有很多不同，所受的弊病也正是在这里。西方的制度是海军可以节制陆军，而陆军不能节制海军。因为海面辽阔，军情瞬息万变，绝不是陆军所能了解的。如今中国却是海军提督必须听从疆臣的指挥。第一点不同在这里。西方各国的海军提督，必须出身于水师学堂，逐级积累升任；此外，重学、汽学、算学、天文、地理等学问无一不通、无一不熟，为各船上的兵官所信服，所以志向趋向一致，号令也能实行。如今就北洋来说，已经革职的提督丁汝昌本来是淮军的陆军将领，水师方面的学问毫无根基。平时各位兵官本来就轻视他，一旦临阵，即使不说他不知道水战的方法，就是知道，又怎么能号令各船？第二点不同在这里。各国军舰年年考察、研究新的原理，做到精益求精。凡是器械不合规格的，必定更换；新器械有用的，必定训练使用。如今中国却像‘档雷之裙网’那样的器械，刚刚购置回来，还不知道使用方法。上年大东沟之战，拿本来用于攻击铁甲舰的火弹，去攻击倭人的钢皮快船，所以倭船虽然受伤，却没有受到大的损害，这是没有审慎选择、使用器械的缘故。第三点不同在这里。如今想重新整顿海军，除了购买军械以外，还应当改定章程，选拔寻求将帅，仿照西方的成规，海军提督只听从枢府的号令，不受疆臣节制。两国一旦宣战，就允许他便宜行事。尤其应当沿海七省一律举办海军事务。没有战事时分道巡游，有战事时联合成一体，不得稍稍分割界限。今年春天威海告急，南洋兵轮坐视而不救，重重受到泰西各国的讥笑。应当赶快统筹全局，等办理稍有头绪，就把沿海七省合在一起，特地选派一名总负责人。这样才可以使各处筋脉灵活贯通，声息相互联系，一方告警，全军立即赶到。眼下的办法，应当先向英国聘请从前像琅威里那样的水师宿将。多设水师学堂，以储备人才。派遣已经学成的学生，有的出洋游历，有的准备资费分派到各国军舰上，以资学习训练。天下没有不能办成的事情，只在于用真心和实际力量去求取罢了。第一，设立学堂，以储备人才。泰西各国近来人才不断涌现，其根本和源头全在广泛设立学校。商人有学校，经营谋利的方法就日益熟练；工匠有学校，创造和利用的智慧就日益开发；农、商各有学校，栽培种植、饲养牲畜的利益就日益广泛；矿务有学校，地下宝藏的财富就日益开发；医生有学校，养生救人的道理就日益深邃；声、光、化、电等各项格致学科有学校，新的原理和新的物品就不断出现；水师、陆师以及各种武备有学校，战争中的防守、进攻、攻取就日益熟习精练。甚至女子也有女学，聋哑人也有教育方法。因此国家没有被遗弃的民众，土地没有被遗弃的人才，富强的根基由此建立。至于学校的制度，不必全由官府设立，民间的绅士、富人也可以集资举办，只是由国家设立大的书院来考取人才。如今中国各地的书院、义塾，制度也很完备，却除了设置八股、试帖、词赋、经义之外，什么也不讲求。又明明知道这些没有用，却因为法令规定在那里，沿袭旧习而不改变，人才的消耗，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

译拟请皇上特别降旨，通令各直省督抚，务必破除成见，设法改变。抛弃只讲章句的浅陋儒生习气，寻求能够经世济民、匡救时世的人才，一概从实学入手。应当先把各省省会书院合并、裁改，创立各类学堂。将现在京师总署、上海制造局已经翻译的各种西学书籍，分别印刷颁发；同时仍然广泛搜罗《格致新闻》以及近年新出的西史，聘请学问积累深厚的西方人士和长期研究西学、能够有所作为的中国人，担任教习。尤其必须由朝廷妥善制定章程，考取人才，作为固定法典，务必使民间有一种学问，国家就有一种用途。几年以后，民众的智慧逐渐开启，然后由省到府再到县，逐级推广，把大小各书院一律裁改，开设各类学堂。民间也一定会有自行集资设立学校的。将会看到海内人士纷纷向往效法。如果说一切官办、商办的制造学问、货利之学、水军、陆军都不能与欧洲相比，臣不相信。日本自维新以来，不过一二十年，然而国家富裕、民众强盛，受到泰西各国推重，这是广泛兴办学校、努力推行西法的明显验证。今天中国的关键全在这里。人才是国家的根本，盛衰的关键彼此相互依存，正不能说成效来得迂缓遥远。以上各条，有的变通旧制度，有的创行新办法，臣愚昧，又哪里敢说所讲的全都可行？只是要把变通的利益发挥尽，竭力寻求富强的道路，除了这样谋划，再没有更好的策略。自古以来，深重的忧患能够启发圣明，艰难困苦能够使国家兴盛，时局转变的关键正在今天。恭敬地希望皇上效法五帝三皇创制事业的遗意，命令各部大臣、各疆臣共同筹划、合议决定，最后由皇上亲自裁断，俯察采纳并施行。对上用以巩固亿万年有道国家的根基，对下用以安慰四海臣民的愿望。臣不胜战栗迫切之至。谨恭敬地上呈奏折，恭请皇上圣明鉴察，谨请明示施行。谨此奏上。

译康祖诒等人 第二篇上呈皇帝的书信 为了国家安危的大计，恳请颁下明确诏书，实行重大的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堵塞议和的借口而拒绝外夷，保全疆土而延续国运。代为请奏事务如下：我私下听说同日本议和，将割让奉天沿边地区以及台湾一省，赔偿兵饷二万万两，并开放苏州、杭州通商，听任机器和洋货在内地流通，免除它们的厘金税等。此外还有献俘、迁民之说。我读了《上海新报》，天下震动，全国朝廷内外纷纷进谏，京城人心惶恐。又听说台湾的百姓和官员不敢奉行诏令，仍想拥戴本朝；这种人心的坚定，实在是列祖列宗以及皇上深厚仁慈的恩泽，长期涵养、温育数百年才形成的。然而我伏在地上听闻风声已有数日，换约日期又十分紧迫，却还没有听到皇上颁下赫然严厉的诏书，坚决拒绝日本夷人的要求，严正追究主张议和的大臣之罪，竟甘心忍受奇耻大辱，抛弃自己的百姓。列圣历尽艰难创立的基业，一旦因从容误听而抛弃，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又如何面对天下臣民？然而推想皇上以孝治天下的心意，难道会忍心上负宗庙、下弃百姓吗！实在是被议和大臣的话误导了，以为京师最重要，边省可以轻视；割地就能保住京城，不割地京城就会震动，所以姑且顺从权宜之计，应该忍心割地弃民。又因为众人的议论纷纷，即使竭力排斥和议，要保全大局，终究没有把握，不如暗中忍让求和，还可以苟延一时。又以为和议达成后，可以十几年无事，正如庚申以后一样。皇帝身边的贵近大臣，大多都这样议论。所以满朝的意见虽然恳切，却不能被采纳；议和大臣的主张虽然可耻，却容易实行。这就是甘心割地弃民而不顾的原因。我私下认为，抛弃台湾百姓是小事，离散天下百姓是大事；割地是小事，亡国是大事，国家的安危就在这一举。举人等人向朝廷说：朝廷既然可以抛弃台湾百姓，也就可以抛弃我们；一旦发生事情，接着还会继续割地弃民，最终很难保证还能做大清国的百姓。民心先行离散，将有土崩瓦解的祸患。《春秋》记载梁国灭亡，并不是说梁国已经灭亡，而是说自己抛弃百姓就等同于灭亡。所以说，抛弃台湾百姓是小事，离散天下百姓是大事。日本对台湾还没有发射一支箭，只是大声恫吓，整个台湾已经被割让了。各国夷人都知道中国容易欺凌，法国人将要索取滇、桂，英国人将要索取新疆，德、奥、意、日、葡、荷诸国都在狡猾地图谋扩张。只要有一个国家的要求没有答应，它们就都会学日本。京城必然震动。如果全都答应它们的要求，就是自己吞食自己的血肉，手足、腹心很快都会被吃尽，只剩下头颅，难道还能生存吗？况且各行省已经割尽，拿什么作为京畿呢？所以说，割地是小事，亡国是大事。这个道理极其浅显，连儿童和愚人都能明白。可是议和大臣自以为老成，竟说割地可以保全京畿，这就是敢于欺骗皇上、愚弄天下。此事正是中国所痛哭、日本所暗自欣喜、各夷所窃笑的。各夷知道我们专以保全京畿为要务，就都会表面上恐吓京城，暗中窥伺边省，它们的入侵必然很快。日本天天扬言要攻打都城，最终却没有一炮在大沽震响，大概正是深知我们的心思。恐怕各夷会很快以日本为榜样，这正是我们割地鼓励它们前来。皇上不妨召见主张割地议和的大臣，用这些话质问他们，料想这些大臣一定不敢保证其他夷人不会来、京城不会震动。那么如今议论割地弃民究竟是为了什么？皇上也就可以立即独自决断了。有人认为，庚申议和以后，才发生甲申之役；二十年中还可以谋求自强。现在虽然割地弃民，也可以慢慢设法补救。这又是用好听的话欺骗皇上、出卖天下。治理天下，凭借的是形势；形势可以安静维持，却不能任意发动改变，就像箭搭在弓弦上、马处在围栏中、堤坝决口后的水、从高山上运下的石头一样，稍一发动就无法禁止和压制。没有事情时，彼此观望，谁也不敢发难；一旦发生变化，连朽木都可能成为祸患。从前辛巳以前，我们的属国还没有祸患。自从日本灭亡琉球，我们不敢过问，于是法国夺取越南，英国灭亡缅甸，朝鲜开放通商，暹罗也被割去一半，不过三四年间，我们的属国就全都失去了。甲午以前，我的内地还没有祸患；如今东部边疆和台湾一旦割让，法国谋求滇、桂，英国谋求滇、粤及西藏，俄国谋求新疆以及吉林、黑龙江，必然会接踵而来，难道它们肯迟迟以礼让作为国策吗？何况后面还有数十个国家争相跟来呢？这就像大病之后，元气已经改变，外邪容易侵入，各种病变纷纷发生，岂能同同治时期我国国势还强盛、外夷窥伺的情势尚未完全形成相比！况且民心已经瓦解，溃散的士兵无所归依，外患和内讧转眼就会发生，却想苟且借议和求得眼前安定，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了！如今还只是开始。症状和脉象都已经显现，不必等卢扁诊察；这正是举人等人日夜忧惧、不顾越礼僭越而谋划国家大计的原因。主张作战，是为了凝聚民心，竭力筹划大局，可以谋求生存；主张议和，却会使民众离散，鼓舞夷人的气焰，更快促成灭亡。以皇上的圣明，反复详细考察，哪一方有利、哪一方有害，哪一方得利、哪一方失利，必定应当由圣上独断，立即改变计划。我不揣量自己狂妄愚昧，统筹国家大计：近处采取可和可战、但绝不割地弃民的策略，远处采取可以富国强兵、并断然不让外国侵患到来的策略。伏请皇上下诏鼓舞天下的士气，迁都以确定天下的根本，练兵以增强天下的力量，变法以成就天下的治理，仅此而已。

译什么叫作鼓舞天下的士气？天下这个东西，就好比器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而抛弃陈旧的弊端，弊病才不会存在。水积在淤泥中会腐败，流动起来就不会腐败；门户长期关闭必然损坏，门轴转动就不会生虫。炮火烧炼后会晶莹，长久放置就会生锈；身体活动就强健，长期卧床就衰弱。何况天下这个大器物，每天摩擦、洗涤、振动、刮磨，还怕有尘垢；放置不用，就会损坏废弃，日益走向衰败罢了。如今中国人民全都怀有忠义之心，并非不可使用；可是将领和官吏贪婪怯懦，士兵胆怯软弱，甚至一听到风声就喧哗溃逃，终于发展到屈辱国家、请求议和，莫非是皇上还没有办法鼓舞他们的士气吗？这就是拥有四万万百姓却不会善于使用他们。伏念世祖章皇帝亲手平定天下，是开创基业的圣人；可是顺治十八年中，责备自己的诏书屡次下达。穆宗毅皇帝亲手完成艰难中的中兴大业；可是同治元年至二年间，罪己诏也极其恳切。天下臣民拜读后感动哭泣，踊跃奋发，这才知道列圣创立、安定天下的功业是怎样来的。传记说，禹、汤归罪于自己，事业便蓬勃兴起。唐朝大臣陆贽说，用言语感动人，所能感动的已经浅薄；如果言语还不好，谁愿意存怀在心？如今日本侵入内地，震动盛京，执掌军务的人办事不力，丧师失地，几乎惊扰陵寝，列圣都在怨恨悲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年〕 皇上作为列圣的子孙，难道没有使内心震动的地方吗？然而至今已经过了一年，还没有听到罪己诏，责备自身、追究过失；这是枢臣辅佐引导不力的罪过，也是天下应当对皇上有所期待的原因。伏请皇上近取法于列圣，远取法于禹、汤，及时颁下明确诏书，责备自身的罪过，言辞深刻痛切，激励天下，共同洗雪国耻，使忠臣义士读诏后流泪而奋发，使骄横的将领和怯懦的士卒读后感到惭愧羞惭；士气因此振奋，慷慨赴死，人人心怀愤怒，再加上报私仇的意志。这样皇上使用这股刚刚振作的气势，使他们奔走驱驰，就可以让他们赴汤蹈火，哪里还会有一听风声便喧哗溃逃的人呢？这就是列圣善于使用百姓的成效。所以罪己诏应当下达。皇上既然赫然罪己，那么凡是辅佐失职、养成溃烂祸患、蒙蔽迷惑圣听、主张议和而使国家受辱的枢臣，临阵不力、听到风声便逃溃、克扣军饷、丧师失地的将帅，以及擅自答应割地、屈辱国家而与敌人议和的使臣，调度任用不当、守御没有准备的疆吏，有的应明正典刑，以堵住他们的胆量；有的可从轻给予剥夺官职、革职处分，以掩盖他们的罪过，并诏告天下，公开揭露他们的罪状。其余身居高位而尸位素餐、对当前艰难时局没有补益的人，都命令他们自陈请求，不要妨碍贤能者升进。这样或许朝廷肃然，四海百姓吐气，欢欣称颂圣明，愿意报答国耻；所以严明赏罚的诏书应当下达。大奸臣已经罢黜，刑典已经端正，然后悬挂奖赏功劳的标准，破格提拔人才。将帅如宋庆、依克唐阿，疆吏如张之洞、李秉衡，谅山旧日有功之臣如冯子材，都深得天下人的希望，应当有所表彰。有的在朝廷内总掌枢密权柄，有的在外统辖京畿疆土，以此鼓舞天下。按照资历任用，只能得到平庸谨慎的人，不能得到特殊人才；任用年老者，只能用来守常，不能用来应变。不敢说远处的例子，请以近事来说。同治初年，沈葆桢、李鸿章、韩超都从道员提升为巡抚，阎敬铭则由臬司升任山东巡抚，左宗棠以举人身份由吏部授予三品卿，督办军务，刘蓉又以诸生身份升任四川藩司，一个多月后授为陕西巡抚，因此都能充分发挥才干，成功辅佐中兴。汉武帝任用人才、明太祖任用官吏，也都采用破格提拔和不可预测的刑罚威势，因此能够使人才奔走效力，完成功业。伏读世祖章皇帝的圣训，曾多次下诏推荐天下人才，下至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都召来引见并提拔任用。这实在是圣明君主鼓舞天下的盛大心意。

译今天的变局极其紧急，天下并不是缺乏人才，却没有听到明确诏书征求人才的举措，这似乎不是应对非常变局的办法。既然有非常的变故，就必然有非常的人才来应对。同治中兴的大臣，大多是民间人才。宋朝大臣苏轼说，有智慧名望、勇力功业的人，必定要有办法培养他们。伏请下诏命九卿、翰林院及詹事府官员、科道官、督抚、两司，各自举荐所知道的人，不论已经做官还是尚未做官，都召来引见、提拔任用，按照才能器量使用。从前汉高祖对樊哙，每立一次战功就增加他的爵位；对韩信，一见面就授予大将之职。凡有高才的人，都破格提拔，天下士人既怀有国耻，又感激皇上知遇，必定全都竭尽死力报答皇上。所以求才的诏书应当下达。君主用来驾驭天下的，不外乎爵位、赏赐、刑罚。赏罚不能施行，就无法振作士气；赏罚颠倒，必然导致民心离散。如今听说日本要求我国释放那些丧师的将领，这是想使众人的意志离散并激起民变。假如三道诏书都已下达，赏罚得当，士气全都得到伸张，天下人必定踊跃振奋，奔走效力，神情振作，以赴国家的急难。这就是所谓下诏鼓舞天下士气。什么叫作确定天下的根本？自古以来，京畿都凭借险要地势。周公德业盛大，尚且不敢把洛邑作为都城。所以娄敬拉住车驾进谏，汉高祖迁移车驾；宋朝汴梁没有险要，导致敌军长驱直入，徽宗、钦宗受辱，也不只是失德造成的。如今旅顺已经失守，威海也已经毁坏，险要全都没有了，京师孤立。从北塘、芦台、神堂、涧河，远至山海、抚宁、昌黎、乐亭、清河、蚕沙，处处都可以进入，没有防守的办法。这次议和即使成功，各夷窥伺，也都可以扬帆抵达津沽。《易经》说：王公设置险要，是用来守护国家的。险要既然失去了，国家还怎么守护？所以今天的国家大计，必定在于迁都。请用以前的事情来说明。我朝道光年间，天下正处于全盛时期，林则徐督办广东，邓廷桢督办□，接连击败英国军队朴鼎查、额尔金的兵力；但英军一移师天津，我国就开放五口，赔偿二千万。此后道光二十九年、咸丰六年、咸丰八年，都是开始作战而最终议和，借京师作为要挟。通商口岸越来越多，巨额赔款接连支付。到了庚申之变，文宗显皇帝甚至巡幸热河，御园被焚烧，宗庙受到震惊。直到今天，万寿山的营建修缮虽然已经翻新，残余的灰烬还在。由此洋人可以扬臂直逼京畿，知道我们的虚实。这件事并不遥远，都是各位大臣从五十年来的事情中亲眼鉴戒过的，却还把它当作孤注一掷吗！难道独独不害怕徽宗、钦宗所受的羞辱吗？有人说，国君有为社稷而死的道义；这尤其是不懂经义的先导之言。所谓国君，是指诸侯；社稷既由天子交给他，就应当誓死守护，就像今天地方官有守卫城池的责任一样。天子若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家，四方都可以建立都城、安置社稷，何必拘泥于一座城呢？明庄烈帝已经被迂腐的儒生误导，明朝社稷于是灭亡，难道可以再次用这种说法误害我国吗！况且一朝设有数个都城，自古就是如此。商朝七次迁都，周朝营建三座城邑，汉朝有二京，唐朝有两都；到了明太祖在金陵定都，永乐年间才迁往蓟燕，同时让太子留守南京，并保留宫殿和官僚制度。旧有制度全部保留，选择有关官员随驾护从，在行在设置庙社和官署，随时增修，永久分设两京，可以作为法式。至于建都的地点，向北到热河、辽沈，就更加逼近强敌；向南进入汴梁、金梁，就不能控制天下险要；进入四川则太过深入，建都晋地则离敌太近。关中土地肥沃、崤函地势险固，没有比秦中更合适的。那里虽然水利尚未开通，漕运难以到达，但都城一旦建立，各种货物自然会汇集。若借助机器疏导军队，又有什么水利不能开通呢？京都自辽、金以来建立，规模超过元、明，至今已有千年，精华几乎耗尽。近年西山崩裂，多年发生大水，城墙毁坏倾圮，民间房屋倒塌无数。甚至太和正门、祈年法殿也无缘无故发生灾害。怀疑那里地气已经泄尽。君王顺应上天，革除旧弊、创立新制，应当顺应天命，也就是说，舍弃燕蓟旧都，把都城迁到长安作为行在。然而人情喜欢守常，难以迁移。盘庚迁殷时，还要用两次告谕、三次诰命来开导；魏文帝迁都洛阳，世代显贵大臣仍有反对的话。大概世袭大臣和大家族辎重繁多，迁徙不易，容易因留恋旧地而发怒，造成阻挠；如果不是大有作为的君主，就难以打破通常的议论。魏文帝南征、永乐帝北伐，都借巡幸之名停留在那里而建立都城。皇上既然已经讲明利害，远则防止各夷联兵而来，近则拒绝日本的挟制，就必须迅速决断才能成功。赶快效法汉高祖，当天移驾，奉皇太后巡幸陕西。皇帝车驾向西巡幸，天下万人欢庆。幸好正值议和之时，民心稍微安定，可以选择宗室中威望深重的人留守旧京，皇帝从容西巡。再选择各部门官员随驾护从，用重兵护卫，必然不用担心宵小生出异心。日本即使想用轻兵袭击，几天后才抵达津沽，而我国大军已经云集京畿，仍然可以一战。它们难道敢深入内地，飞越四天门、潼关这样的险要吗？然后扼守函谷、潼关，安定丰镐，建立行在，权宜营建设置，激励天下，精心选拔将才，总屯重兵，把二万万赔款改充为军饷。向它们表明：即使沿海地区百战百败、糜烂不堪，也一定不肯议和。日本既然失去用来胁迫我们的和议，即使攻破旧京，也不足以决定轻重，必定不会前来进攻，都城就可以保住。这样，事情就能顺利驾驭，不割地而议和也可以成功；即使和议不成，也可以公开说要作战。所以说，迁都以确定天下根本，就是这个道理。什么叫作增强天下的力量？凡是两个事物相互接触，必然有外患。野兽有爪牙防卫，人有铠甲遮蔽；列国并立，军队就是国家的铠甲。过去战国时期，魏国有武卒，齐国有轻骑，秦国有武士。楚庄王一甩衣袖，鞋子和佩剑都来不及穿好，当天就攻打宋国。大概各国都在相互竞争，没有一天不训练、整治军事实力，国家才可以立足。如今地球周围有五十多个国家，而泰西各国争强，都是把百姓训练成精锐军队。大国练兵达到一百多万。选兵时先让医生检查强弱，然后进入学堂学习布阵、骑击、测量、绘图。阵法、营垒、器械、枪炮，早晚都在研究，确实有严格的章程。操练如同真实作战，平时也像面对敌人，因此能够雄视天下。日本跟随泰西之后，于是前来欺侮我国；而我国还守着一统天下的旧制度来对付它，不训练军队、准备武备，终于发生割地议和之事。如今战事气氛尚未消退，来不及训练精兵；但只要将领和士卒彼此熟悉，共同承担甘苦，器械精良强健，磨炼他们的胆气，也仍然可以为我所用。选拔将领、购买器械，仍然可以练成军队。

译用兵，凭借的是士气。老将声望资历已经足够，也没有什么愿望；有的则声色已经衰竭，精力衰退，暮气深重，完全不能作战。即使想效忠，也不过是一死而已；丧师辱国，无法挽救。近来杨芳在粤城违犯军纪，鲍超在西蜀骄横傲慢。如果让这两人在如今重新做士兵时，跳上身来坐在炮眼上，难道还做得到吗？这就是赵惠王对廉颇产生疑虑、光武帝不任用马援的原因。伏读圣祖仁皇帝圣训，也说老将气力衰弱便不能作战，这正是圣人的深远谋略。只有年轻力壮的人，哪怕是地位卑贱的士卒，只要怀有求赏之心，所以才敢轻生赴死以求取功名。因此选将的原则，重在新进而不重老成，使用地位卑微者而不专用显贵者。况且外夷的战备日日更新，老将大多依仗旧日功劳，不懂得改变谋略，所以造成无功。如今请重新训练重兵，以应对敌情变化。京畿是根本重地，必须有忠勇、有谋略而又能礼贤下士、爱护百姓的督抚，如李秉衡一类，专门统领京畿军队，授予便宜行事之权。秘密选派十名有将才的人，不拘资格，各自训练十营，日夜操练，用忠义激励，用国耻刺激；挑选其中精锐强悍者，优厚供给粮饷，作为先锋。这样就有李克用的义儿、李成梁的家丁，缓急之时可以依靠。得到这样的军队五万人，京畿就可以守住。再有将才，还可以继续训练。前线的宋庆、魏光焘、李光久，以及宿将冯子材，都是一时人望，可以向他们征询将才，授予便宜行事之权，全都使用选拔、激励的办法来报仇雪耻。沿边疆臣也应当选拔有作为的人，不应任用衰老而只凭资格的旧人；各自选拔将才，各自训练精兵一万人。还应命令绅士各自组织团练，遇到警报紧迫时坚壁清野。并请下令给群臣，直到地方守令，传告绅士中忠义沉毅、慷慨知兵的人，不拘资格，全部命令举荐，召来引见并提拔任用，或者交给关内外军队差遣。各县民间都有身材魁梧、任性尚气而有忠义谋略的人，责令州县各荐一人，选拔十人得到一人，人才必然多得使用不尽。一定会有足以捍卫国家、应对国家急难的人才。这就叫选将。管子说，器械不精良，就只能让士卒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外夷讲究枪炮，制造技术日益更新。枪械方面，德国有得来斯枪、毛瑟枪，法国有沙士钵枪，英国有亨利马梯尼枪，美国有哈乞开司枪、林明敦枪、秘薄马地尼枪，俄国有俾尔达奴枪。近来英国的黎姆斯炮尤其精良。火炮有克虏伯炮、嘉立炮，近来又有毒烟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以及暗炮台、水底自行船、机器飞车、防弹军衣、测量表，炮弹的精巧制造也日益更新。日本跟随泰西，也能自行制造新式武器，叫作苗也理枪。而我国还不能制造，只购买旧式武器；经办委员不懂制造，对坚、轻、远、准、速等性能都不熟悉，有的把旧枪改充毛瑟枪，只贪图价格便宜，结果根本不能使用。其中质量低劣的更不用说，听说近来购买的武器，多是暹罗的废旧器械，香港以二两八钱买到，中国却用十二两购买。查同治十三年，德国攻打法国时，每分钟枪响十余次；光绪三年，俄国攻打土耳其时，每分钟枪响三十余次；到了日本侵犯我国时，每分钟枪响竟达六十余次。我军溃败，虽然有将士不用力的原因，也因为器械不精良，胆气不足，因而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如果不悬重赏来制定新策略，就不足以取胜。如今来不及办理，应当精选制造器械、操守廉洁的人，专门购买十几万门英国黎姆斯炮，以备前线；并广泛购买毒烟炮、空气炮和防弹衣，使器械精良锋利，有备无患。这就叫购买器械。我国南洋各岛的四百万居民，虽然长期在异域经商，却都拥戴本朝。他们认为丧师割地被各夷讥笑，心中的愤怒超过内地百姓。这些人拥有数以千万计的巨额财富，通晓夷情，都想回归中国，组织成一支军队，以洗雪国耻；只是距离京城万里，没有道路自行联系。如果派富有的商人，秘密命令他们办理此事，再派忠诚、有智慧谋略、通晓商业情势的大臣统领。或者防守京畿，或者进攻前线，并让他们联络外国，协助进攻日本，或许能够建立奇功。这就是所谓练兵以增强天下根本。然而以上所陈述的，都是权宜应敌的谋略，不是建立国家、实现自强的根本办法。伏念本朝的法度，沿袭明朝制度已经数百年了。事物长久就会废坏，器物长久就会损坏，法令长久就会产生弊病。官制冗员散职无数，甚至卖官鬻爵以及卖及监司；教育没有根本，选拔没有标准，所以营私、结交、行贿、欺骗粉饰成为风气，而忠信的官吏很少。学校只教授词章、诗歌、书法，能够讲求圣人之道的很少；任用的人不是所学的，所学的又不是所用的。因此知识空疏、见识浅陋，错误的种子代代相传，而才智之人很少。军队只是训练营兵，却把老弱充作募勇，都是乌合之众；农业方面土地利益没有开发，工商业又没有制造业。其他各种积弊，难以一一列举。外国奇技淫巧流行于内地，百姓日益贫困，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使没有外患，国家精华也已经耗尽，将要发生其他变故。如今正面对数十国的觊觎，又处在四千年未有的变局中。盛暑已经到来，却还不脱下厚重皮衣；病情已经变化，却仍使用旧药方，没有不因此差一点死去而更加危重的。我私下认为，今天治理国家，应当用开创局面的形势来治理，不应当用守成的形势来治理；应当用列国并立的形势来治理，不应当用一统天下、垂衣拱手的形势来治理。因为开创就会更新各种制度，守成则一味遵循旧章；列国并立，就会争雄斗智，一统垂裳，就会拱手无为。如果一味说遵循旧制，外部变化逼迫而来，必然会连旧制也守不住、基业也成不了；如果一味说无为，而各夷彼此争夺，必然会四分五裂，无法挽救。《易经》说：穷困就要变化，变化就能通达。董仲舒说：施政如果不协调，到了严重程度，必须改弦更张才可以称为治理。如果说祖宗之法不可改变，那么世祖章皇帝何尝没有改变太宗文皇帝的制度呢？如果仍然用八贝勒的旧法治理，我大清圣朝难道能长久安定吗！不变法却割掉祖宗的疆土，逐渐走向灭亡；变法却光大宗庙的威灵，使国家大大强盛，哪一方面轻、哪一方面重，哪一方面得、哪一方面失，必定能够分辨。我不揣自己狂妄愚昧，私下为皇上筹划自强的策略，谋求万世的安定；不变通旧法，就没有办法治理国家。变法的办法，应以富国为先。户部每年收入白银七千万两，平常年份也已经苦于贫困；大农仰面对屋梁叹息，搜罗挖掘也没有办法，卖官、收税、禁赌等可耻手段也忍心去做，但所得仍然很少。

译然而即使遇到旱灾、水灾、河患，船炮等巨额费用也都无法筹办。听说日本索要二万万赔款，这将使我国上下臣民三年不吃饭，才能凑足支付。如果借洋债，连同利息、扣除折损，百年也无法偿还，这是自取灭亡的办法。与其用二万万赔偿日本，为什么不把二万万用来对外修整战备、对内改革法度呢？富国的方法有六种：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如今在极度贫困之后急于筹集巨款，而能够聚集全国财富、收取全国利益的，没有比钞法更好的。现在天下银号申报的资本，都把现银存放在户部和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工印制钞票，从一到一百，按照数额，都给予相当于现银的数目，并加上其中一半，允许用来缴纳赋税、发放俸禄军饷。大的银号由户部帮助资本，亏损的由户部代为分担赔偿，帮助其流通，以显示国家的大信用。巨商乐意借助国力，富户也不担心倒闭亏损。按十八行省计算，可以得到万万。既有官办银行，上下相通，若有铁路、船厂等大工程，就可以代为筹办军务、赈济事务；急需之事可以立即办理，国家借款不必支付重利而被中间人侵吞，外国汇款也不必用关票作抵押。公款存放其中，可以获得利息；钞票流通，可以扩大商业。如今各省都有银票，而银票有万种伪造，利益也不能归于国家，哪里比得上由官府来办理，立即就可以使国家富裕呢？所以钞票应当实行，这是第一项。铁路可以把万里缩短为咫尺，把十天数月的路程合并到昼夜之间；便于运兵，便于运输器械，便于赈济灾荒，便于漕运，便于各部门官员往来会集，便于普通士人通学，便于商人运输货物，便于百姓承担运输、谋求生计，便于沟通语言、统一风气。有这些便利，不耗费国库反而可以获得数千万收入，没有比铁路更好的。铁路的利益，天下都知道。山海关以外，早已兴建铁路。现在刚用来运输军队，它的成效已经显现。还没有推广到直省，是因为费用巨大、难以筹集。如果把它交给民间，出资后发给牌照，听任他们分段修筑。官府选择通晓铁路工程的人，划定各行省、郡县的官路，明确章程，负责弹压保护。凡是军务、运兵、运械、赈荒，都归官府使用。根据所筑道路的远近、人数的多寡收取牌费；我国百姓集资出力，自然能够办成，不要让外国收取我们的利权。天下铁路车牌费用，西方人估算可以得到七千万，而且可以把移民迁到边塞，使荒地开垦为肥沃田地；商货流出境外，使贫困的乡里变成富民。俄国珲春铁路将要建成，边患更加紧迫；仅仅为了防守边疆就应当赶快修筑，何况还可以得到巨款呢！而且可以裁减漕运，节省千里运输的费用，撤去驿站，增加三百万的收入。这是铁路应当实行的第二项。机器厂可以兴办工业，小轮船可以便利交通。如今各省都为了谋利而禁止，导致我国技术不能日益更新，制造业不能日益发展，机器不能日益精良，日用器具和兵器大多粗劣破败；这只是让洋货流行，却禁止我国百姓制造，是自己收缩、削弱自己的国家。官府办厂，大多减省偷工、敷衍塞责、欺骗粉饰，难以希望达到精良，那么我国军械怎么会有起色？德国的克虏伯炮厂、英国的黎姆斯炮厂，闻名天下、对国家有大用，都是民营工厂。应当放开让民间制造，并加以保护。凡是开办机器厂的，出资后领取牌照，听任他们创造。轮船的好处与铁路相同。官府、民间和商人都能共同获得利益，也应当放开民间经营，出钱领取牌照，听任他们航行，可以得到巨额收入。这是机器、轮船应当实行的第三项。《周官》中的矿人、汉代的铁官，开矿的方法由来已久。美国人凭借开采金银矿而富甲四海，英国人凭借开采煤铁矿而雄视五洲，其他各国开矿后都富裕了十倍。把财富藏在地下，中国最为丰富，例如云南的铜锡、山西和贵州的煤铁、湖广和江西的铜铁铅锡煤、山东和湖北的铅、四川的铜铅煤铁，都是最著名的矿产。自古封禁，正是留待今天开发。如今国计日益窘迫，即使极力节俭，难道能救济这种艰难吗？家里有珍贵的宝物，却只能仰面向屋梁叹穷而无计可施。实在太可惜了！山西的煤铁尤其丰富，星罗棋布，面积有一百三十万方里，矿苗都平缓易采，品质也极好。德国人认为它在五洲中居首，地球使用一千年也不会采尽。又如外蒙古，阿尔泰山就是金山，绵延数千里，金产最丰富，矿苗也平缓易采，有整块重达数斤的金矿，俄国人还在加以勘察绘图。云南、广东的矿产尤其受到英、法窥伺；我们如果不开采，别人就会进入家中。如今云南已经专门设置矿务大臣，热河、开平也设置官局，并且已经显现成效。但还没有看到巨大利益，都是因为矿学尚未发展、采办人员任用不当。矿学以比利时最为高明，从山的颜色、石头的纹理，到草木的矿苗、脉络和颜色，都有专门的书籍。应当发展矿学，专门聘请比利时人教授，并让他们负责勘察；购买机器以节省人工，修筑铁路以节省转运；每开采二十份取一份作为税收而不设定额，选拔人才督办而不滥用私人，那么我国金银煤铁的财富就可以超过全世界。这是矿务应当开放的第四项。钱币分为三种，用来沟通有无，它的制度最为古老。自从濠镜通商以来，洋银流入中国，逐渐遍及内地，甚至流到京师。看它使用的历法，竟是耶稣的年号，而不是我国的纪元，这就叫没有正朔。考察财富外流的漏洞，每年运入约数百万，进口不纳税，八成还夹有铅，却换走我国的足银；市场价格涨跌中，每枚银币还要折损七钱二分的重量，有的甚至涨到八钱。这就是巨大的漏洞。名义和实际都丧失了，我国政务的过失，还有什么比这更大！而我国的元宝和银锭形体既难以握持携带，分两又没有统一标准；有加耗、减水色、折贴费的差别，又有库平、规平、湘平、漕平的不同，轻重难以确定，亏损折耗越来越多。外国银币的重量大多有定制，形状圆整便于握持，符合人情需要，所以自然容易流通。考察泰西各国都使用本国的银币，如俄国用卢布，法国用马克，奥国用福禄林，英国用善林，外国银钱不许通用。我国应当自行铸造银币，每刻可以铸成大圆一千二百枚，每枚银圆的利润拿出三分作为制造费用，仍有剩余，利润也很丰厚！请命令户部预先筹集巨款，并命令各直省都设立铸银局；银币的花纹、年号、式样、成色，都按照广东铸造的标准，增加铸造大圆。

译由督抚选拔精明廉洁的官吏专门管理铸银局。给他们优厚薪俸，严定刑罚。督抚按时把银币送交户部，由户部用化学方法检验。将来矿产兴盛后，再增加铸造金币，以抵制、禁止洋圆，改铸钱两。法令严明而百姓信服，就可以堵塞财富外流的漏洞，保存我国的正朔。这是铸造银币应当实行的第五项。我朝的公文、文书、谕旨、奏折，都由塘驿和铺递传送；军务紧急时，又有驿马遍布天下。设置官员数百名，供养驿夫数万人，每年耗费国库三百万两，而民间书信却不能过问。费用高昂，仍然难以远寄，消息传递时断时续，极为不便。考察美国设有邮政局，寄送公私文书，境内信件邮费二十钱，用马车急递，及时而没有差错，百姓都感到便利，每年收入一千六百余万。我国有四万万人，书信更多；如果设立邮政局，由官府管理，也递送私人书信，发给凭证，与铁路相互配合，消息容易沟通，见闻容易扩大，同时可以获得一千多万收入，退一步又可以节省三百万的驿站费用；对上有利于国家，对下便利于百姓。这是邮政应当实行的第六项。实行这六项，国家就不必担心贫穷了。然而百姓贫困，国家也无法因此富裕。中国人口从道光年间就已经有四万万，如今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不止这个数目；但工商业不兴，生计困窘。有的流散到别国去做奴隶，有的聚集在民间成为盗匪，危害乡邑；即使没有外患，内部忧患也已经十分紧迫。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不思考如何养活他们，就是自己拔掉根本。养民的方法有四项：一是致力于农业，二是劝勉发展工业，三是使商业得到优惠，四是救济贫困。天下各种物产都出自农业，我皇上亲自耕田，皇后亲自养蚕，督促劝勉已经很充分了，但主管田务的官员尚未设立，改良土地的学问也没有发展。北方苦于水利没有开辟，物产不多；南方则忧患人口日益繁多，而土地有限。遇到不合时令的水旱灾害，百姓流离失所，甚至死于沟壑，尤其令人悲痛。应当赶快思考良法来救济他们。外国讲求种植技术，城镇村落都有农学会，考察土质，研究适宜种植的物产。加入农学会后，从各种谷物、花木、果蔬，到牛羊等牧畜，都比较它们的优劣，奖励其中的优良品种。田地有各种样式，农机有各种式样，农夫人人都可以加以研究。鸟粪可以用来施肥培土，电气可以加速生长成熟，沸水可以温暖地脉，玻璃罩可以抵御寒气。收割禾稻时，一人可以兼做数百人的工作；播种时，一天可以播三百亩。选对一粒种子，可以收获一万零八百粒；一千粒种子可以供一人吃一年，两亩地可以养活一家人。贫瘠坏地可以变成肥沃田地，小种可以变成大种，一熟可以变成数熟。我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只是研究推广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应当命令使者选取外国农书，在各城镇普遍设立农学会，由农官督促管理。农民力量薄弱，国家应当帮助他们。通过比较，就会舍弃劣种而采用良种；通过鼓舞，就会采用新法而弃去旧法，农业自然会兴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八百粒〕 如果说丝和茶是中国独有的产业，可以凭借它们获取巨大利益，那么近年以来，意大利、法兰西、日本都在讲求蚕桑，印度、锡兰的茶叶也在同我们竞争，夺走我们的利益，使我们的收入减少到一千余万。可是我们养蚕还没有做好，种茶也没有推广；如果再不讲求，中国的利源就要枯竭了。应当设立丝茶局，创办丝茶学会，尽力求得振兴，并推广考察各省的情形。其余地区，东南种植棉花、甘蔗，西北讲求牧畜；棉花用来纺织，甘蔗用来制糖，牛毛等兽毛可以织成呢绒、毡毯。还可以在沙漠中开河种树，在海滨用渔网捕捞鱼类。种树的利益，俄国在西伯利亚一带每年收入数百万；捕鱼的办法，美国沿海每年可获得一千余万。如今木材运输和罐头鱼在中国销路很旺，应当设法抵制它们。又如美国养蜂，西方人认为能够充分利用其利益，所得收入相当于旧金山的金矿，也应当加以鼓励。这是应当实行的第一项农务措施。《周官》的《考工记》讲求工艺，《中庸》也劝勉从事工艺。诸葛亮治理蜀地时，器械和技艺都追求极致；管仲治理齐国时，发展三类女工，使齐国的衣被供给天下。制造大牛车、指南车，都是使国家富强的成效。我曾考察欧洲迅速强盛的原因：自嘉庆十二年英国人开始制造轮船，道光十二年就侵犯广州，随后开辟四洲的属地四万里。自道光二十五年以后，铁路建成。俄国人在光绪二年修筑铁路，从黑海、里海开辟基瓦、阿尔巴等国六千里。其余如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铜、留声筒、轻气球、电灯、农务机器，虽然只是小技和奇器，却都同民生国计有关。至于铁甲舰、火炮、军械的精良，更是一个国家所不能缺少的。前大学士曾国藩亲自筹划平定大难，考察出西方人自强的原因，首先倡议创办机器制造局。近来各直省逐渐增设，但只是守着旧式，完全没有精心研究、创制新法。大概是国家从来没有教导他们。应当命令各州县都设立考工院，翻译外国制造方面的书籍，选取通晓测量、计算的学生，分门学习，并进入制造厂实习数年。考工院多了，图纸器物逐渐增多，见闻日益开阔，制造日益更新；把图样、绘图、模型和说明文字呈给有关官员，由官员检验后，发给执照，授予功牌，并允许享有专利。工人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利益，一定会竭尽精力、苦心思考，以求制造出新的器物。枪炮的锋利、器具的精良，一定会有能够满足国家需要的产品。外国的克虏伯炮、毛瑟枪，是各国都需要的东西，全都是民间制造的。据查，美国每年颁发新器物功牌一万三千多枚，英国三千多枚，法国一千多枚，德国八百枚，奥国六百枚，意大利四百枚，比利时、▯连国、瑞士都二百多枚，俄国只有一百多枚，所以美国的富强冠绝五洲。劝勉工艺，没有比这种办法更好的了。这是应当实行的第二项劝工措施。

译凡是统一的时代，必定以农业立国，才可以安定民心；处在列国并争的时代，必定以商业立国，才可以利用地利；如果把这个次序倒过来，就会困顿衰敝。所以管仲用调节物价和货物流通的办法使齐国强盛，马希范依靠工商来建设湖南。况且古代用兵力灭亡国家，人人都知道；如今用商业灭亡国家，人人却都忽视。用兵力灭掉别人，国家灭亡而百姓还存在；用商业灭掉别人，百姓灭亡，国家也随之灭亡。中国所受的弊害，大概就在这里。如今外国鸦片消耗我国的财富，每年总计三千三百万，这一点人人都痛恨，哪里知道洋纱洋布每年消耗的财富总计五千三百万呢？除了洋布之外，日用品还有洋绸、洋缎、洋呢、漳绒、羽纱、毡毯、手巾、花边、钮扣、针、线、伞、灯、颜料、箱箧、磁器、牙刷、牙粉、胰皂、火油；食品有咖啡、吕宋烟、夏湾拿烟、纸卷、烟纸、鼻烟、酒、火腿、洋肉脯、洋饼、洋糖、洋盐、药水、丸粉、洋干糖、洋水果；此外还有煤、铁、铅、铜、马口铁、各种材料、木器、钟表、日规、寒暑针、风雨针、电灯、自来水、玻璃镜、照相片以及各种好玩而淫巧的器具，家家都置办，人人都喜欢。甚至新疆、西藏也都在流通这些洋货，使我国的财富损耗以万万计。而我国自产的东西，自从丝和茶衰落以后，已经抵不上鸦片；其余如草帽辫、驼毛、羊皮、大黄、麝香、药材、绸缎、磁器、杂货，价值不到三千万，只相当于洋布价值的一半。我们的百姓在内地要缴厘捐，出口还要缴重税，而外国货物都没有这些负担。我国物产虽然丰富，每年出口价值以万万计，但按五十年计算，已经损失万兆，我们的商人怎么能不贫穷？如今日本还想把通商扩展到苏、杭、重庆、梧州，又增加二万万的赔款；我国百姓的精华已经耗尽，膏血全无，坐等衰亡。弱者转死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即使没有外患，也必然会发生不可言说的祸患。看来应当特设通商院，派遣廉洁而精于理财的大臣主持此事。现在各直省设立商会和商学比较厂，再由商务大臣统辖，使上下沟通、共同办理商务，也许可以求得振兴。什么叫商学？全球各国贸易的条理十分繁多，商人愚昧浅陋，不能周遍了解；应当翻译外国商学书籍，选人学习，再普遍教给各直省，知识开阔以后，才能取得外国贸易中的利益。什么叫商会？一个人的见识不能周全，不如集合众人商议；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不如合并公共股本。所以有大会、大公司，国家加以帮助，力量就容易雄厚，商务才可以远及四洲。明代葡萄牙人同澳门通商，荷兰人占有南洋，英国人在乾隆时夺取印度、道光时侵犯广州，都不是单靠政府的力量，而是凭借公司的权力。民间力量既然联合，又有国家帮助，不仅可以致富，还可以开辟土地。商会所涉及的事务，也很不少。什么叫比较厂？西方的博览会，并不是为了游玩享乐，而是为了扩大见闻、启发思考、辨别优劣。凡是各种物品有了比较，优劣就容易看出来；劣者就会滞销，优者必然畅行。外国货物能够流行于中国，主要就是由于这种方法。如今我们也应当设立这种工厂。于是扩大纺织业来抵制洋布，制造日用品来抵制洋货。上海制造纸张，关东生产卷烟，景德镇烧制瓷器，苏州、杭州发展织造，北方开辟葡萄园酿酒，山东加工野蚕茧制丝，江北改良土棉纺纱，南方扩大甘蔗园制糖，都同洋货进行比较，务求精美华丽，超过它们。又命令我们主持这些事务，探察外国人的爱好，投合他们的需要，再制造出新的产品，不仅要夺取他们的利益，也要抵制他们的货物。然后免除厘金造成的危害，以安慰民心；取消出口税，以扩大商业。此外，开发金、银、铁、煤的利益，足以夺取五洲的市场；制造精良的军舰、枪炮，就可以纵横四海。所以，惠助商人是应当实行的第三项措施。我国人口已经很多，铁路还没有开通，运输货物十分困难。比如北口的皮货、京师的煤、天津的货物，生产货物的人有四百，而运输货物的人却有六百；主持生产的人少，靠它吃饭的人多。其余贫困无业、游荡无赖的人，到处都是。京师是四方观望的地方，然而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残疾之人，没有人收养救济，死在道路上的，每天都有。公卿士大夫的车声隆隆，车毂相接，却不闻不问，各直省也是如此。这些人全都是皇上的赤子。皇上不忍心看到一个百姓无处安身，只是居于深宫，出行时又清道，所以不知道罢了。如果亲眼看到他们呼号，以及无数脓疮满身的人躺在道路上，哪里忍心目睹呢？靠一个人来养活天下，势力实在做不到，应当设法收养救济他们。救济的方法，第一是迁移百姓开垦荒地。西北各省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东三省、蒙古、新疆更加空旷疏落，人迹既少，土地利益也因此不能开发。及早谋划迁徙，可以开辟利益来源，可以充实边防，不只是为了养活贫民。迁移有三种：一是罪犯遣徙。如今俄国把希利尼党迁到西伯利亚一带，于是西伯利亚一带得以开发。二是认领耕地。英国的加拿大、新疆、般鸟各岛，美国的密士必失河流域，东南各省和巴西全国，都是这种情形。三是通过贸易迁徙。荷兰在南洋的各个岛屿，都是商人留下来的；英国自从迁移移民以后，开辟的土地超过本国七十倍，人口更加繁盛，哪里会因为人口繁多而感到困苦并抛弃他们呢？如今我国百姓贫困，游荡者最多，给美国人做奴仆，却还不被允许，反而被驱逐；澳洲和南洋各岛也仿效这种做法，于是数百倍数量的失业百姓回来，怎样安置他们？不及早谋划，他们有的会成为盗贼，有的会成为间谍，局面就无法收拾。如今铁路还没有建成，迁移百姓不容易；如果铁路建成以后，专门派遣大臣负责此事，给他们谋生的道路，使他们共同享有乐土的安定，那么百姓乐于生存，边境富足充实，一举而有多种好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第二是教他们工艺。《周礼》有以里布惩罚不从事生产的人，有圜土警戒游荡懒惰的人。游荡无赖之民，小则作奸犯科，大则成为盗贼。应当命令州县设立警惰院，选善堂绅士主持管理。凡是无业游民，都收入其中，按照各人的能力，教给他们技艺。绅士管理者把他们的劳动产品出售，用所得供给他们的食物，并抽取十分之一充作经费；限制出入，一切都有规定。遇到大型工程和劳役，就按照军法编组调度，使他们充当役夫。能够改过自新的人才释放；再次犯罪的，不予赦免。

译对于犯有轻微过错的人，都附属于有关人家，按照罪过轻重规定服役年限。那些不是老弱残疾的乞丐，也全部收容到外院，工作方式同样如此。这样，穷人可以得到食物，良民也能安居；仁政的施行，看来不能再拖延了。第三是养济穷人。鳏寡孤独、疲病残疾、盲聋喑哑、肢体残缺和侏儒，都是百姓中无可告助的人，先王最为怜悯，常常供给他们粮食。应当命令各州县、城市、集镇、村落，都设立各种救济院，全部收养这些人，并让有关官员会同善堂，劝募筹集巨款，妥善经营管理此事。主管者如果管理有效，穷人得到安乐，可以联名请求给予奖励；允许按照军功劳绩的标准奖赏他们，那么就没有一个人会无处安身，这对于彰显皇上的仁慈，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民心牢固凝聚，国家的形势自然也会像苞桑一样稳固。所以救济穷人是应当实行的第四项措施。然而，只使人富裕而不施教，不是治理的好办法；人愚昧而不学习，就无法扩大才智。这就在于教育百姓。设置学校、实行选举科举，是先王的盛大制度。然而魏、汉以经学选拔孝廉，唐、宋重视词赋来选取进士，明代用八股文取士，我朝沿袭了这些制度，诵习朱子的学说，讲明义理，也可以说法令良善、用意美好。但是，法令禁止使用后世的书籍，于是空疏浅陋成为风气；科举又限制名额，因此才高的人多半老死于科场。考中以后就进入翰林词馆，转眼间便可成为公卿；考不中，即使年高德劭，也无人征召，终老于茅屋草野。题目艰难，所以许多人困于割裂截取；只知道应试格式，而义理的范围又很狭窄，所以老人也被迫追逐科第，只求富贵而荒废学业。标准定得极高，束缚又极其狭窄，甚至鉴于明末的弊病，因噎废食，上面把讲学列为禁令，下面把道学视为笑谈。因此，真正承担道义的儒者越来越少，有才智的人也不多。以至于贪图利益而不知羞耻，放荡逐利成为风俗，国家遇到缓急也无从使用人才。制度的弊病到了这种地步，也不得不有所变革。至于百姓识字的人本来就少，有的省连讲礼义、法律的书都没有，一个县甚至连启蒙儿童的学校都没有，这种不施教育的情况实在太严重了。天下百姓多而士人少。百姓不学习，农、工、商、贾就没有才能；生产物品、制造器具、便利生活、增厚民生，既不能做到精良；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使人迁善改过，也难以治理，这不是覆盖养育众生的本意。因此，教育既要达到士人，也要惠及百姓；既要使他们明白道理，也要扩大他们的智慧。能够教育百姓，士人的品德就会更加美好；能够扩大志趣，义理就会更加明晰。如今全球已经开辟，轮船、铁路四通八达，外来侵侮交相而至，既然不能闭关自守，就应当讲求各国所学习的知识。宋臣姚燮说过：我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全都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有我们不知道，怎么能不受他们控制呢？我曾考察西方富强的原因，不在炮械军器，而在于穷究事理、劝勉学习。他们从七八岁起人人入学，有不学习的，就责备他的父母。因此乡村私塾很多。各国读书识字的人，每一百人中大约有七十人。学校经费，美国甚至达到八千万。英国的大学生，甚至有一万多人。美国每年著书，甚至多达一万余种。各郡县都有藏书，英国甚至达到一百余万册，所以用来开启百姓智慧的途径也很广。而我国中国是文物之邦，读书识字的人却只有百分之二十，教育经费比军饷少几十倍。士人中能够通晓古今、了解中外的，郡县里有时竟一个也没有。才智之民多，国家就强；才智之士少，国家就弱。土耳其曾经拥有天下第一的陆军，却仍被削弱；节度使崇尚道术、无所作为，最后导致灭亡，这就是明白的证据。因此，今天的教育，应当首先开启人的智慧。武科所考的弓、刀、步射、举石，实在没有什么用处。《王制》说：强健手臂，决胜于射御；出了乡里就不许同士人并列，这是武后的错误，难道还可以继续采用吗？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桢请求废除武科；近年词臣潘衍桐请求开设艺学。如今应当把武科改为艺学，命令各省州县普遍开设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理、矿学、医学、法律、光学、重学、化学、电学、机器、武备、驾驶，分别设立学堂；测量、绘图、语言、文字，也都是艺学所选的课程。十五岁以上的学生进入学堂学习，同时专攻一部经书，把它作为根本。延请教师分别教授，各有专门。学政和有关官员会同院师，以经题写一篇论说，再考专门学业；两项中有一半合格的，不限名额，可以推荐到省学，称为秀才，地位等同诸生。五年仍不能完成学业的，令其退学。省学的书籍器物逐渐增多，见闻更加广博。学政、督抚会同教师，每年考查专门学业，增加经学一篇、史论一篇、考察掌故一策；两项中有一半合格的，不限名额，贡送到京师，称为举人。五年仍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令其退学。京师广泛延请各国教师，图书器物尤其丰富。每年由礼部总裁会同大教师考试，办法同省学一样，不限名次，达到一半合格的，称为进士。三年仍不能完成学业的，令其退学。进士可以回去担任艺学县的总教习，举人可以回去担任分教习，也听凭别人聘用；诸生可以回去教授本乡私塾，也可以到各工厂任职。文科童试，把经古场作为正场，分别考经解一篇、专门学问一篇。第二场考《四书》文一篇、中外时务策一篇、诗一首，合格即取，不限名额。每场考试录取人数不超过三百人。增设学政，每道一人，就可以从容尽力办理了。乡试、会试第一场，考《四书》义一篇、《五经》解一篇、诗一首；放宽才力限制，不拘泥于格式，允许引用各种材料，但必须讲明义理，以孔子为宗旨。第二场考掌故策五道。第三场考外国事务五道，合格者即取，不限名额。殿试策问，不论楷书工拙，只取能够直言极谏、条理回答恳切的人，进入翰林。文科、艺科愿意互相应试的，听其自便。凡创作一部书、阐发新的义理、确实有用的人，都收入翰林。进士授予检讨，举人授予庶吉士，诸生授予待诏；这样一来，天下士人的才智就会大为开启，奔走鼓舞，等待皇上任用。其余州县乡镇，都设立藏书处，以扩大见闻。如果能够多方筹措经费，广泛加以劝募，使乡村都设立私塾，让平民百姓的孩子人人都能入学，通晓训诂，熟悉名物，学习绘图和算法，了解中外地理、古今史事，那么人才就会多得无法尽数使用。

译《周官》记载诵读四方的训令，都是为了考察各地的弊病；《诗经》的《国风》《小雅》，是为了了解民间风俗的情状。近来开设报馆，名叫新闻，政治和风俗都得到保存，文学也兼有记载。小处可以观察物价，琐碎之处可以看见地方风土；清议有时保存在其中，相当于乡校，见闻日益扩大，可以了解时务。外国的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治法律、格致、武备，都各有专门报刊；这些新知识尤其足以开拓心思、发扬聪明，同铁路开通相互配合，应当放任百姓创办，并加以奖励鼓励，也许有助于政治和教化。然而近来风俗人心败坏，更应当讲求挽救的方法。风俗败坏，大概是由于没有教育。士人不勉励廉耻，于是欺诈圆滑的风气形成；大臣借口畏惧谨慎，于是苟且废弛的弊病产生。可是六经本来是有用的书，孔子本来是经世致用的学问，却很少有人承担、推行和宣扬，于是外国的邪教得以兴起，煽惑我们的百姓。各直省之间，教堂遍地分布，而我们每个县却只有一座孔子庙，难道不可痛惜吗？如今应当赶快设立道学一科。凡是讲学的大儒，能够阐明孔子之道的，不论资格，都应当征召礼聘，酌情授予国子监官职，或者列入学政选任。举人愿意进入道学科的，可以担任州县教官；诸生愿意进入道学科做讲学生的，都分派到乡村，讲明孔子之道，并筹集充足经费。还要命令各善堂帮助他们，并把乡村中的淫祠全部改为孔子庙。各善堂、会馆，都命令专门祭祀孔子，希望借此教化愚民、扶助圣教、堵塞异端。道学科中若有才高学博、希望把孔子之道传播到外国的人，应当明令诏告，加以奖励，授予国子监、翰林院的官衔，资助经费，令所在国的使臣、领事保护他们，发给凭照，供其游历。如果在外国建立学堂，聚集学生一千人，确实取得明显成效，就授予世袭爵位。其余人投递文书给学政，以通晓语言文字、测量绘图、算法为合格，全部依照前例授予。像南洋一带我国百姓有数百万人，隔绝于圣教，只能受到异教诱惑，将要沦为左衽之民的地方，都应当每个岛屿派设教官，建立孔子庙，多招收讲学生，分派去教化。将来圣教施行于蛮貊之地，以中夏文明改变夷俗，就在这一举措了。并且借传教之名进行游历，可以窥察夷人的情形，可以宣扬国家的声誉，使人无不尊敬亲近，这尤其是大义所在。教育和养民的事情，都取决于国家政治。而如今官制极其冗滥，俸禄又太微薄，对外则使臣没有供养，对内则民情不能上达；如果不加变通，就没有养民的根本。天下的治理，必定要从乡里开始。如今知县的选任，既没有选择有声望、能任事的人，又兼管六曹的事务；下属只有一两个巡检、典史，而且都出自杂流，哪里能够担任百姓的牧养者？上面则有藩臬、道、府，徒然增加冗员，同吏治有什么关系？至于京官，枢垣、台谏以外，大多是闲散之职；各部除主稿、掌印之外，也只是白白消耗俸禄。堂官每个衙署有三四人，而兼差反而更多；文书每天有几尺厚，而成例案件又繁琐。以至于官职可以用钱买到监司一级，吏治败坏泛滥到了极点。如今请求首先停止捐纳，继而改革官制，采用汉代太守统领令长的制度、唐代节度使兼领观察使的办法；每一道设置一名巡抚，对上通达章奏，对下统领知县，由四、五品京堂官以及藩臬中有才望的人充任。把知县升为四品，授予御史、编修、检讨、郎官等以及道府中爱民的人。巡抚之下，增设参议、参军、支判；凡道、府官员一并改授这些职位。知县之下，分别设置公曹、决曹、贼曹、金曹，由州县进士分别补充这些空缺。其余各类吏员，都听凭诸生考试充任，逐渐提拔为曹长，再行选取为郎官。上面的总督，都由巡抚兼管；各依大都会设置，作为重要镇地。这样，吏胥积累的弊病就可以转化为士人任职，乡里的三老等官，也都由百姓推举。经过整顿和疏通，才可以实现治理。京官方面，太常、光禄、鸿胪可以统属于礼部；大理可以并入刑部；太仆、兵部、通政可以并入都察院；其余额外的冗官都可以裁撤，各部门一人任一职，不得兼任多官。章京统领天下事务，应当分属各曹；翰林是皇帝近侍之臣，应当轮班入值，随时顾问。各部吏员都听凭举人、贡生学习，逐渐升为郎官；通政使应当准许百官上奏，以此开通言路。枝蔓冗余的职位去掉以后，仕途就会清明许多。把裁减冗员节省下来的俸禄增加到现有官员的俸禄中，使高级官员有足够的钱供给马匹、仆从和随员的费用，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任事；使小吏有足够的钱供养上司、下属和家人，然后才可以责令他们守廉。若采用魏、隋的制度，赐给官员世袭俸禄的田地，既能体恤群臣，也许可以得到许多廉吏。内部弊病已经除去以后，对外关系也应当讲求。春秋时子羽能够了解四国的情况，汉武帝下诏寻求通往绝域的使者；苏武出使不辱使命，富弼出使能够据理力争。列国彼此交往和争衡，使臣的责任十分重大。然而如今使臣人才没有得到培养，不熟悉外务，屡屡使国体受辱，被夷人讥笑。如今应当设立使才馆，选取举人、贡生、监生中聪敏的人进入馆中学习；翰林和各部曹官愿意入馆的，也听其自便。各国的语言文字、政治教化、法律制度、风俗习惯、条约章程，都命令学习。学成以后，有的任游历官，有的任随员，出任领事，再升为公使，这样也许能够通晓外务，可以在外交上折冲制胜。俄国、日本的强盛，是因为派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派英俊子弟到外国读书。俄国皇帝彼得大帝甚至改装成工人，亲自学习工艺，回国后改革政治，所以能够迅速强盛。我朝亲藩大臣，身有世袭爵位，同国家休戚相关，是启发皇上聪明的人，却不走出都城，几乎没有人能够学习，不只是因为不通晓外国，也因为不知道日本正在日益省悟。一旦让他们执掌政务，哪里能够有所补益？大臣固守旧法，习惯于因循，即使有利于国家、便利于百姓，也极力阻挠废止，错误一次又一次，国家日益衰败。应当选派他们出国游历三年，讲求各种学问，回来后能够著书，才授予政事。其余官员分别派遣，激励士人和百姓，出洋学习，或者资助他们游历，并发给凭照；能够著成新书的，都给予优厚奖励，回来后授予教习之职，希望借此开创新的学问。这样，对上可以帮助皇上开阔听闻，对下可以开启社会风气。

译中国的大病，首先在于闭塞；气机郁滞就会生病，咽喉堵塞就会致死。能够服用补药，也应当先除去咽喉的病，使血脉畅通，身体的元气自然强健。如今天下的事情都只有文书形式而没有实际内容，官员全都奸诈营私。上面有仁德的意旨却不能宣布，下层有呼号却无人上达。同样的兴办事业，同样的法令，外国实行就取得成效，中国实行却更加败坏，都是上下隔绝、民情不能沟通造成的。一个省有千里土地，却只有一两个督抚能够通达章奏；百官士民人数众多，却只有三五个枢轴大臣每天能够见到皇上。即使这样，清廉的官署也相隔遥远，大臣畏惧谨慎而不敢进言；州县各自专权，小民的冤屈又没有途径申诉。因此，君主同臣下隔绝，官府同百姓隔绝，大臣同小臣也彼此隔绝。像佛塔有一百级，级级都难以相通；又像高大的房屋有千间，层层都相互阻隔。天下万物如此繁多，疆土绵延千里，即使督抚和枢轴大臣都是大贤，他们几个人的心思耳目所能达到的，也一定不能周全；才力和精神的运用，也必然有所不足。靠他们突然治理四海、安排百务，本来就已经狭窄而不够了，何况知人之明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唐帝曾错用了共兜，诸葛亮也错用了马谡。一旦任用偶然失误，一切事情都违背正道，却想依靠这样的人扶助危局、安定倾覆，经营天下八方，难道不困难吗？天下百姓有四万万，普通士人有亿万之多，人情真伪千差万别，才智极其广泛；皇上却只把耳目寄托在少数人身上，而这些人又畏缩怯懦、只求保住俸禄，不敢竭尽所能，甚至还会结党营私、蒙蔽贤才，堵塞皇上的聪听。皇上即使想了解中外的情况、通达小民的困苦，也没有道路。名义上虽然尊贵，实际上却孤立于上，终于导致割让土地、抛弃百姓的举动；皇上又怎么会乐于这种孤独尊贵的处境呢？先王治理天下，是同百姓共同治理。《洪范》所说的大疑大事，要同众人谋议，才算大同。孟子说进用贤能、诛杀恶人，要等到国人都认可。盘庚曾命令众人到朝廷来议论，周文王也同国人交往。《尚书》所说广开四方耳目，都是由于敞开门户。《周礼》所说询问谋议、选择迁徙，也都要合于大众意见。我曾推究先王的用意，并不只是集中众人智慧、扩大益处、通达民情，实在还要使大家共同承担忧患，使百姓心志相合。从前汉代有辟征贤才的制度，宋代有给事中封驳诏书的制度。现在伏乞皇上特地下诏，颁行海内士民，命令公推博通古今、通晓中外、明白政体、方正敢于直言的人，按府县大约十万户推举一人，不论已经做官还是尚未做官，都可以参加选拔；沿用汉代制度，称为议郎。皇上在武英殿广泛悬置图书，令他们轮班入值，以备顾问；并准许他们随时请求入对，上可驳正诏书，下可传达民间言辞。凡内外兴革以及重大政务、筹措粮饷等事，都令在太和门共同会议。三人占卜，听从其中两人的意见；议定后交给各部施行。所有人员每年更换一次；如果得到民心拥护，就留下领班，制定为固定制度，向天下宣布。这样，对上可以扩大皇上的圣明耳目，使皇上坐在一室之中也能知道四海情况；对下可以使天下人的心志相合，共同承担忧乐而忘却公私。如果皇上施行这一合乎经典义理的制度，实行这一空前的盛典，天下人就会鼓舞奔走，有才能的人竭尽力量，富有的人拿出财力，共同赞助富强事业，君民同心同德，彼此信任，中国成为一家，休戚与共。用这种办法筹措军饷，还有什么军饷筹不到？用这种办法训练军队，还有什么军队练不好？把四万万人的心合成一颗心，天下就没有比它更强的力量了！然后采用府兵制度，人人都可以成为士兵；讲求铁甲舰的精良，海上就可以作战。凭此恢复琉球，扫荡日本，大雪国家的耻辱，显示我国的威势。从前德国宰相毕士麻克曾说，中国土地广阔，在四洲中无与伦比，将来恐怕会成为欧洲的祸患，于是想同各国分割中国；后来认为中国因循守旧、不足畏惧，这个计划才停止。如今如果全面更新各种制度，以二万里的土地、四万万的人口和二十六万种物产，竭力谋求自强，这正是日本最担忧的事情，也是毕士麻克最忌惮的事情，更是欧洲各国暗中忧虑的事情。凭借这样的力量，向西可以抵达俄国、英国，向南可以收取海岛还有余力，哪里至于含垢忍耻，向小夷割地赔款呢？趁现在实行，还来得及补救。假如徘徊迟疑，苟且度日，沿袭因循、固守旧法，坐失时机，那么各国环伺，形势间不容发；拖延一两个月，事变必然到来。等到后悔而想改革时，大势已经败坏，无法收拾，即使有圣人，也没有办法善后了。况且天下是一个巨大的器物，难以造成却容易毁坏；百姓众多，难以安定却容易动乱。因此先王驾驭天下，常常害怕像驾驭朽烂的缰绳牵着的马，忧虑天命无常，战战兢兢，如同站在深渊和薄冰之上。楚庄王建立国家时，没有一天不训练、整顿军事实力，总担心祸患随时到来，因此戒惧而不敢懈怠。诸葛亮辅佐蜀国时，把工械做到极致，用兵不止，屡次显示武力。大抵都是君臣上下振作精神、整顿磨砺，才能自立；稍有因循，就会出现怀愍二帝蒙尘、徽钦二帝被俘的局面。近来土耳其是回教大国，却不改变旧法，于是被六大国割地、废黜君主并掌握其政权。日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海岛夷国，却能改变旧法，竟然灭掉我国的琉球，侵犯我国这个大国。前车覆辙，可以作为鉴戒。自古以来，非同寻常的大事，必定要等待大有作为的君主。自强，是顺应天道运行的刚健；志向刚强，是大君应有的德行。《洪范》把柔弱列为六种极端灾祸之首，《大易》把顺从视为阴柔之德。《诗经》说：上天正在放晴，不要做柔弱谄媚的人。解释者说，夸毗是体性柔弱的人。伏望皇上英明如天，下承先王武德而顺应时运，鉴戒历代重蹈覆辙的事，独自振作乾纲，不要被左右近臣的话动摇，不要被流俗的议论迷惑，破除旧习，更新大政，这将是宗庙的大幸，也是天下的大幸！平安无事时，即使勋旧大臣的话也不能被采纳；有事发生时，即使平民的话也有可能值得采用。我们这些举人，身处草野，地位疏远，哪里敢妄谈国家大计，自取罪责？只是同处一家，深深担心大家一起沉沦。譬如父亲身患重病，庶出的子弟懂得医术，即使不能亲自尝试汤药，也想把验方呈上。按照《公羊传》的义理，臣子都应如此。因此斗胆竭尽愚见，只求皇上加以选择采用。冒昧越礼，惶恐至极。伏望代为奏达，请皇上圣明鉴察。谨此呈上。

译康有为 《上海强学会后序》凡是物类中大的，叫作骆驼、大象、骡、马、牛，都高大膨胀，体形比人高大许多。然而把它们关在栏里、拴住、役使、骑乘，甚至宰割、切割它们；骆驼、牛、马低头走过江边，辗转悲啼，遭受捆绑、驾驭、骑乘和宰割，呼号始终无人拯救，仇怨始终无人替它们昭雪，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们弱小。牛马无罪无辜，服勤供役，劳苦也很重，却仍免不了被宰割，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们愚昧。《尚书》说：兼并弱小，攻取昏昧；既然弱小又昏昧，就会自行招来兼并和攻伐，那又能怎么办呢？我曾考察三千年青史的记载和五大洲各国的历史，像刘氏、石氏攻破洛阳，耶律氏攻取石晋，金国斡离不攻破汴京，驱逐俘虏、拆毁劫掠，像对待犬羊一样；使骨肉分离，在道路上辗转，把性命托付给异族，在鼎镬刀俎之间苟且偷生。处在这种时候，他们同大象、骆驼、牛、马受到拘系、驾驭、骑乘和宰割，难道有什么不同吗？难道有什么不同吗？马其顿攻破波斯，回教突厥攻破罗马，以及近来西方列强瓜分非洲，俘虏、掠夺、凌辱异种异族，都是因为愚昧弱小而被吞食的。这样说来，天道似乎没有知觉，只保佑强者。《易经》开头系于乾卦，讲自强不息；《洪范》的六极中，柔弱居于最下。大概弱者终究会被强者吞并，即使圣人也不能不顺奉天道吧？既然如此，就只有自强罢了。强大有两种：有力量强，有智慧强。虎豹虽然凶猛，却受制于人。虎豹不能学习、考察、论究，所以愚昧；人能够学习、考察、论究，所以有智慧，这是智慧战胜力量。至于天地鬼神、昆虫草木，没有不加以考察论究的，智慧就会更加增长。因此贵在学习。美国人学会繁盛，建国一百年所著书立说的数量超过希腊、罗马三千年，所以军队只有二万人，却没有哪个国家敢对它怎么样；这是凭智慧强大。单独的事物就弱小，联合起来就强大；联合到十、百、千、万、亿、兆、京、垓等极大数量，就更加强大。荀子说，万物不能结成群体，人能够结群；大象、马、牛、骆驼不能结群，所以人能控制它们。假如它们能够结群，那么即使极其微小的蝗虫，成群飞起也会遮蔽天空，天下都会畏惧它们，何况巨大的大象能够结群呢？所以一个人独自学习，不如众人共同学习；众人共同学习，又不如联合十、百、亿、兆人共同学习。学习就会强大，结群就会强大；积累万亿兆人的智慧，人就会强大到没有谁能与之相比。我国中国的土地合起来与欧洲相当，人口又是欧洲的两倍，可以说庞大雄伟了，却被日本吞并割取土地，大概就是分散而不能结群、愚昧而不学习的过错。如今想要自保，就在于学习并结群。从前我在京师，已经同各位君子召开会议，讲求中国自强之学，朝廷士大夫参加的有一百多人，但仍不足以汇集天下人才。海内年高有德、通晓学问的贤者，拱手推襟相助，希望推广京师的会议，选择适合聚集众人的地方，进一步扩大它的规章。上海位于南北交通汇集之处，是士大夫聚集的地方，于是集中中外的图书、器物和技艺，聚集南北的通人志士，在这里讲习，并由此推广到各直省。凡是我们神明后裔、衣冠之族，想要保全自己的教化，想要保全自己的族类，避免成为骆驼、大象、牛、马那样受栏禁、捆缚、骑乘和宰割，难道没有同心同德的人吗？还是甘心沦为异族呢？诸位是否愿意以会友辅仁为乐呢？仁是什么？不就是我们神明后裔的先圣孔子所教导的吗？

译《应诏统筹全局疏》我私下想到，近来德国人割据胶州，俄国人窥伺旅大，各国环伺，形势危急，仿佛随时就要灭亡。自甲午和议订立以后，臣屡次上书，极力陈述时局危急，竭力请求变法，但奏章未能上达，不久便告假归乡。在土屋中抚胸长叹，闭门泣血，还不到三年，果然发生了这样的变故。臣漂渡万里海路，再次来到宫阙。承蒙皇上不嫌弃臣的浅陋意见，特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传召询问，向臣询问国家大计；又命臣详细写成奏折上陈，并宣召臣所著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进呈御览。这实在是历朝从未有过的特殊恩遇，也是圣明至极、能够采纳微贱意见的大德。臣愚昧无能，是什么人，竟承受这样的特殊待遇？遭逢时局艰难，岂敢不竭尽余力，以供皇上采择。臣听说，如今世界上守旧的国家，没有一个不被瓜分而走向灭亡的。有的国家被逐步胁迫，割让土地和人民，终于灭亡，波兰就是这样。有的国家被一次性夺尽利权，随即灭亡，缅甸就是这样。有的国家土地和人民全被夺去，只留下一个空名号，安南就是这样。有的国家先被夺去利权，后来灭亡，印度就是这样。有的国家利权被控制，土地又逐步被分割，终于灭亡，土耳其、埃及就是这样。我国如今没有士兵、没有军队，没有军饷、没有船舰和武器。虽然名义上还是一个国家，但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都只能听从敌人的命令，任凭外国人索取；虽然还没有亡国的外形，却已经有亡国的实质了。以后还会发生什么变化，臣不忍心说。纵观世界各国，无不因变法而强盛，因守旧而灭亡。那么守旧和开新的效果，已经完全可以看到了。凭皇上的英明，观察万国的形势，可以变法就能生存，不变法就会灭亡；彻底变法就能强盛，小范围变法仍然会灭亡。皇上和诸位大臣如果确实明白国家病根所在，那么救治的方法，就在这里了。如今国家的病症，在于死守旧法而不知道变通。处在列国竞争的时代，却实行统一天下、垂衣而治的办法，这就像已经到了夏天还穿着厚皮衣，渡水却乘坐高大的车子一样，没有不生病、相继沉沦的。《大学》说：每天更新，而且不断更新。孟子称道“更新你的国家”。《论语》说，孝子不改变父亲的治道，不过是说三年之内不改；那么三年以后必须改变，是可以知道的。万物更新就强壮，陈旧就衰老；更新就鲜活，陈旧就腐败；更新就有生气，陈旧就僵硬；更新就通达，陈旧就滞塞，这是万物的道理。法令积久之后，弊病必然丛生，所以没有一种法律能百年不变。何况如今的法律，都是汉、唐、元、明的弊政，哪里是什么祖宗的法度呢？又都成了胥吏舞文弄法、营私作弊的巢穴，哪里还保留着祖宗当初的一丝本意呢？如今还借口祖宗之法，实际上已经欺罔祖宗了。况且法律，是用来守护土地的。如今祖宗的土地既然守不住，要祖宗的法律又有什么用呢？假如能够守住祖宗的法律，却守不住祖宗的土地；或者稍微改变祖宗的法律，却能够守住祖宗的土地，这两者哪一个得当、哪一个失当，哪一个重要、哪一个次要，恐怕不必再争辩了。然而，既然想要变法，而国家的根本立场还没有确定，众人的意见又不一致，那么从哪里下手，才能舍弃旧法、谋求更新呢？国家的根本立场，就像船有舵、方向有指南针一样，是用来决定一国趋向、确定天下人服从还是违背的。如果指南针的子午方向尚未确定，船舵又在东西之间摇摆，那么就会徘徊不定，不知该往哪里去。行走的人不知道跟随谁，停留的人不知道往哪里去。船漂在江心却不知道在哪里停下，指向南北却不知道哪里是尽头。用这样的船去驾驶横渡大海的大船，冲破滔天巨浪，又正好遭遇风沙和大雾交相袭来，哪里有不沉没的呢？如今朝廷并不是完全没有稍稍变法。然而皇上推行它，大臣却加以阻挠；有才之士提出它，旧官僚却攻击它。有人说这是用夷变夏，有人说这是扰乱祖制。谣言诽谤一齐兴起，彼此像水火一样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求变法取得成效，就像倒退着走却想追上前面的人，必定不可能做到。皇上既然已经审察到时势不能不变，也知道旧法不能不废。臣请求皇上从圣心独断，首先确定国家的根本立场而已。国家根本立场既已确定，但具体着手的方法，在本末、轻重、刚柔、缓急上各不相同；安排措施的适宜与否，在规模、条理、纲领、细节上差异很大，稍有错误，也不会成功。臣曾愚拙地斟酌古今、考察中外。唐虞三代的法度最为完美，但上古距今已经很远。臣希望皇上每天读《孟子》，学习它爱护人民的用心。汉、唐、宋、明的沿革有可以取法之处，但列国时代与统一国家截然不同。臣希望皇上向上考察《管子》，学习它治理国家的意旨。至于西方美、法的民政，英国、德国的共和制度，距离遥远、风俗不同，变法年代久远，踪迹也已隔绝。因此臣请求皇上以俄国彼得大帝的用心作为变法的心法，以日本明治时期的政务作为施政的准则。因为它与我国地理距离不远，教化风俗大致相同，成效又已经显现，推行起来正合适。就像名家书法、佳人图画，墨迹还保存着，容易临摹；又像宫室衣裳，尺寸裁量恰好相合，马上就可以铺设制作。因此，最适合拿来借鉴的，莫过于日本的维新。日本起初守旧、排斥外夷，与我国相同；但它的幕府封建制度与我国不同。日本国君受幕府制约，因此变法更加困难。然而它成功得很快，是因为变法一开始，就确定了行动的方向和方针，掌握了措施的条理。考察日本维新初期，改革事项很多，但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向群臣发出大誓，确定国家大事；第二，设立对策机构，用来征求贤才；第三，开设制度局，制定宪法。誓文的宗旨，是通过公论决定一切政务，采用万国的良法；协调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志，不分种族；统一上下的议论，不论藩臣还是平民。于是命群臣都发誓上表，革除旧习，努力服从维新，否则就自行陈述理由，辞职免官，以此激励众人的志向，统一舆论。这样，国家的根本立场确定了，议论也统一了。又召集天下的征士、贡士，都到对策所上书，五日接见一次，其中符合旨意的就提拔任用。这样，下情就通达了，各类人才也进用了。又在宫中开设制度局，选取公卿、诸侯、大夫以及民间才士二十人充任总裁，讨论确定参与政务的职责，商议新政，草拟宪法。这样，谋议就详细，章程也严密了。日本的强盛，根源就在这里。

译皇上如果决定变法，请先实行这三件事：把群臣大规模召集到天坛、太庙，或者御乾清门，诏告确定国家大事，亲自申明誓约和戒令，革除旧制、推行新政，与人民重新开始。命群臣署名上表，都革除旧习，努力实行维新；否则就自行陈述理由、辞去官职，以此激励众人的志气，统一舆论。在午门设置上书所，每天轮流派两名御史监收，允许天下士人和百姓都来上书。各级官员所陈述的政事，都允许自行上达，不得由堂官代为递送，以免阻挠。有符合旨意的，就召见询问，量才提拔任用。这样下情就能全部通达，各种人才也会像车轮辐条一样汇集而来。在内廷设置制度局，选天下十几名通晓事务的人入值其中。王公、卿士，议论一律平等，大致仿照圣祖设置南书房、世宗设置军机处的先例。皇上每天亲自临局商议：哪些应该增加？哪些应该修改？哪些应当保留？哪些应当删去？对各项政务有所损益，重新确定章程，然后公布施行，这样才不会错乱。近来西方的政治论著都说有三种权力：有议政的官员，有行政的官员，有司法的官员。三权确立以后，政体才完备。以我朝的情况来说，皇上是元首，是百官百事所共同遵从的；军机处号称政府，负责传达和执行皇命。然而大臣跪着应对片刻，不能进行谋议，只是充当传达旨意的喉舌，不能承担论议思考的职责。至于各部、各寺和督抚，只不过是行政官员。把他们比作手脚，只能供奔走执行，哪里参与谋划呢？而且各部大臣以遵守成例为职责，若与他们讨论新政，因为事情已经违背成例，他们势必只会反驳，哪里能让手脚来参与谋划呢？近来许多新政都交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总署只负责外交，哪里能够兼办商务？况且官员年老，有的还兼任数项差使，共同讨论新政，片刻之间就要作出决定，想要它详细完善，势必做不到。如果御史是负责听察的官员，刑部承担司法职责，那么百官的职能都齐备了，却唯独没有专门负责左右谋议、承担论思职责的人。然而新政能否施行，实际上关系到军国安危。提出意见的人随意请求施行，主持的人又不知道区别选择，没有专门机构为此讨论，没有宪政加以明确，便草率交给有关部门，任凭它们压制或抬举。厌恶新政的人就驳斥，使它不能施行；作决定的人仓促行事，又不能周全；犹豫不决的人狐疑而不能确定；赞成的人所拟条目又不详细。这就像塑造一个人，有头目、手足、口舌和身体，却唯独没有思想，必然会昏暗地行走在泥土中，颠倒昏乱而后停止。这样还想求新政能够施行，怎么可能呢？所以设置制度局，尤其是变法的根本。然而如今各部寺大多是守旧的官员，突然让他们负责改革，实际上很难推行。既然已经设立制度局总管纲领，就应当再设立十二局分掌各项事务。第一，法律局。外国人来到我国，可以自行治理本国人民，却不与我国享有平等权利，这实在是极大的国耻。对方以我国刑律过重、法律制度不同为由。如今应当采纳罗马以及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的法律，重新制定施行；不能立即在内地推行，也应先在各通商口岸施行。民法、民律、商法、市政条例、航海条例、诉讼法、军法、国际公法，西方人都规定得极其详细。既然不能闭关绝市，那么通商交往之中，势必不能不普遍采用这些法律。但既然没有法律，官民就无所遵循，必然会使各种弊病更加滋长。况且各种新法，都是我国过去没有、而形势所需要的，可以补足我国尚未完备之处。因此应当设置专门机构，采集制定各项法律，以确定遵循的规范。第二，度支局。我国土地面积与欧洲相当，人口却是欧洲的数倍。然而我国实在非常贫困，国家收入竟低于智利、希腊等小国，是因为没有理财的政策。西方的新法，如纸币、银行、印花税、证券、诉讼纸、信纸、烟酒税、矿产、山林、公债，都能带来数以万万计的收入，许多都是我国没有的，应当开设新局专门负责。第三，学校局。从京师设立大学，各省设立中学，各府县设立小学，以及各种专门学校，如海军、陆军、医学、法律、师范等学校，编译西方书籍，分别确定课程等级，这些不是礼部所能办理的，应当设局负责办理。第四，农局。负责全国的农田、山林、水产、畜牧，衡量各地土壤物产的适宜情况，研究促进其进步和改良。第五，工局。负责全国的机器制造和工艺美术，特别许可新的制造方法并加以鼓励。船舶、市场，以及新建的桥梁、堤岸、道路，都归它管辖。第六，商局。全国的商务、商业教育、商会、商业情报、商品和商法，都专门负责研究并加以激励。第七，铁路局。全国应当修建的铁路，以及绘图、制定规章和权限，都归它管辖。第八，邮政局。全国都实行邮政以互通消息，命各省、府、县、乡都设立分局，电报线路也归它管理。第九，矿务局。全国矿产税和矿业学都归它管辖。第十，游会局。凡全国各种政治团体、学会、教会，以及游历、游学和各国的会务，都负责管理其章程并加以鼓励。第十一，陆军局。选编国民为士兵，负责训练。第十二，海军局。负责铁甲舰和海军训练等事务。十二局设立以后，各项政务才可以兴办。然而国家政务的建立，都是为了人民。民政不能兴办，就等于只有空文而已。地方治理都应当从人民那里开始，但县令以下只有一两个主簿、县尉以及杂流官员，从来没有把民政托付给他们。县令责任重大，选任却被视为低贱；俸禄微薄，官位也低。除了审理案件、催征赋税之外，其余事情都置之度外。县令之上又有藩、臬、道、府层层管辖，经过四重机构，最后才到督抚，之后才能上达朝廷。藩、臬、道、府拱手无事，都是多余的官员，只是徒增文书、费用和俸禄罢了。一省的权力都在督抚手中，但必须长期积累资历和劳绩，才能升到这个位置。地方广大、事务繁多，而督抚年老精力衰退，对旧制度尚且望而生畏，指望他们研究并推行新政，必定做不到。从前有关学校、农业、商业的诏令屡次下达，各省大多只用空文敷衍塞责，这也可以看出来。日本把知县直属中央，汉代制度则让全国百郡由太守上达天子。我国土地广大，不能完全仿效日本，应当采用汉制，每一道设置一个民政局，精心选拔通晓事务的人，督办民政。仿照南书房和学政的先例，从一品到七品的京官都可以担任，准许他们专折奏事，体制上与督抚平等。仿照出使外国的先例，允许他们自行选聘参赞和随员，使他们能够得到得力助手。本道有才能的人，也可以特别授予此职。

译否则就让他离职，另候简拔任用，仍把道员的缺额给他。先拨给厘金税收，使他创办新政。每县设置民政分局负责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治理。除刑狱和赋税暂时仍归知县管理外，凡地图、户口、道路、山林、学校、农业、工业、商业、卫生、治安和缉捕，都要依次举办。三个月形成规模，一年考核成效。这样，内外一齐推进，手臂和手指就能灵活贯通。宪章草拟确定，奉行有了准则，然后法律才能制定，新政才会有效。至于广泛派遣亲王、大臣出国游历，以了解外国情况；大量翻译西方书籍；派人到外国留学，以获得新学，这些都应当先行办理。只是还担心强邻从四面逼迫，不能容许我国从容谋划治理。而且我国人民贫困、国家财力匮乏，新政凭什么推行？听说日本变法时，先发行纸币，设立银行，使财源流通，于是有了足够的维新经费。如今应当筹集数万万款项，设局制造纸币，各省分别设立银行。采用印度征收田税的办法，仿照各国征收印花税。我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收入可以增加十倍。然后在郡县普遍设立各种学校，沿海赶紧设立武备学堂，大量购买铁甲舰五十艘，迅速训练民兵一百万人，那么国家气象就会大为改变，维新便有了基础。虽然不敢指望立即自强，也差不多可以自保了。臣日夜忧虑国事，统筹全局，思考得非常详细。能否举措施行，只在于皇上的英明；不能举措施行，则是诸位大臣的罪过。如今国势危急，谨竭尽愚诚，恭请皇上圣明鉴察。谨此呈上。○《日本书目志》序 圣人可以比作医生。医生制定药方，是根据病情开药；如果病情发生变化，药方也随之变化。圣人制定治理的方法，也是随着时代建立义理；时代迁移，法制也随之改变。孔子编作六经，最终归结于《易》和《春秋》。《易》讲的是顺应时势而变化，事情到了穷尽就要变化，变化了才能通达。孔子担心人们固守旧药方来医治已经变化的病症，那样造成的祸害将会达到死亡的地步。《春秋》阐明三世的道理，有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各自的治道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质三统，条理循序详备，以等待后世在困穷时采用。唉！孔子的忧虑深远而周全啊！我国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国，如今却衰耗了。可悲啊！这是因为世界各国都在更新，而中国还在固守旧制。伊尹，是古代善于治理病弱国家的人，他说：采用新的，去掉陈旧的，病就不会存在。商汤接受了他的教导，所以说“每天更新，而且不断更新”。池水积存而不更换，就会产生臭味和腐败；人的身体和脸面不洗浴，污垢就会堆积。天地之间若没有风来扫荡和变换，万物就不能生长。万物更新就强壮，陈旧就衰老；更新就鲜明，陈旧就黯淡；更新就洁净，陈旧就败坏，这是天道。如今中国也急切地想要自强、改变旧制。然而尊重资格、让老年人占据职位的风气还没有消除，楷书割截式的文章和弓、刀、步、石一类的旧制度还没有废除。只是修补其中一两项，用空文来推行，就像在漏雨的房屋和破船下面补缀纸张，最终也只能灭亡。即使把旧习扫除震荡，摧毁陷落，再重新整顿改变它。然而西方的强盛，不在军队、炮械这些末节，而在于士人的学问。新法的书籍中，凡是一个名物、一件器物，无不有专门的学问。道理方面有心理、伦理、生物；气方面有化学、光学、电学、重学；实业方面有农业、工业、商业、矿业，都由专门人才来研究。这就是他们能够开拓地球、横行天下的原因。而我国数百万官员和士人，问到世界的道理、国土、人民、物产，就茫然如坠入烟雾之中，瞪着眼、张着嘴不能回答。更何况生物、心理、伦理、质学、化学、光学、电学、重学、农业、工业、商业

译、矿业等方面的专门学问和新书呢？我国还没有开辟道路，本来就是如此。所以想开矿，却没有矿业学，也没有矿业书；想种植，却没有植物学，也没有植物书；想发展畜牧，却没有畜牧学，也没有畜牧书；想制造，却没有工学，也没有工学书；想振兴商业，却没有商业学，也没有商业书，仍然只是沿用旧法。就拿开矿来说，已经造成很多亏损失败了。西方各门学问，经过数百年的考察，由几十个国家的学者共同讲求，又用功牌、科第来激励。他们的学堂、门类和制度，条理精密详尽，已经深入到极微妙之处。我国如今才开始舍弃旧法自行研究，没有数百年不能达到他们的境界。他们已经建成房屋，我们只管住进去；他们已经耕种，我们只管取食，既安逸又迅速，绝没有舍弃现成成果而另行研究的道理。如今我国面对世界各国，譬如驾着一艘载有万石货物的木船，在大海上同众多铁甲舰争胜。而船舵上的舵工，全是盲人，黑夜里没有灯火，昏昏然在烟雾中操舵。即使没有敌船攻击，也必定会被风涛和沙石撞破。何况四面环绕着数百艘熟悉风涛、惯于出没的铁甲舰，操舵和划船的人却全是渔民；对方点亮灯火、张挂旗帜前来进攻，难道会等我们从容寻找火种吗？然而趁各国舰船还没有前来进攻，我们赶快用金针刮眼取明、用槐柳取火，更是一刻也不能迟缓。可是即使想刮眼取火来求得光明，西方近百年来各行业的书籍，多到万、百、亿、千，而我国懂得西文的人很少。若等我国数百万官员和士人都懂西文以后再来阅读，那就要等一百年后才行，我们终究没有点灯的一天。所以今天想要自强，只有翻译书籍而已。如今明达的公卿大臣中，也有人知道翻译书籍的重要。曾文正公开设制造局来翻译书籍，已经三十年了，却只有一百多种。现在即使各省同时兴办，聘请西方博学的专门人才，每年没有数千金也请不到一个。即使请到一个人，又不能通晓中国的语言文字，仍然不能翻译。西方人中有通晓各门学问、游历中国并掌握我国语言文字的，除了少数一两个传教士以外，几乎没有。因此想翻译西方各门学问的要书，也必然要等一百年以后才行。那些环绕我国的几十个国家，正狡猾地图谋侵略，哪里能长期等待呢？这样各门学问终究不能兴起，我国也终究不能求得光明、自求强盛。我国今天如果不变法、不日日更新，就不行；只稍微改变而不彻底改变，也不行；彻底改变却不兴办农业、工业、商业、矿业的学问，也不行。要兴办农工商矿的学问，非让士人通晓自然物理不可。所有这些学问，我国都没有相应的书，必须等士人认识西方文字以后才能学习。西方文字，不经过七年不能通晓，怎么能让所有人才都通晓西方学问呢？不等认识西方文字就通晓它的学问，非翻译书籍不可。要翻译书籍，非二十个行省同时兴办不可。即使二十个行省全都兴起翻译事业，译书的人也有了，但我国国势危急，哪里有这样从容的岁月呢？这样看来，法律终究不能改变，国家终究不能强盛。康有为暗自深思说：“天道是后来兴起的胜过先前兴起的，人道是后来的人的安逸胜过前人的劳苦。”西方变法最晚，所以从培根到现在，经过五百年，政治和技艺才取得成就。日本学习西方最快，所以从维新到现在，三十年政治和技艺已经有成就。世界各国之中，变法后迅速强盛的，只有俄国和日本。俄国距离我国遥远，治理成效不明显，是因为文字不同。如今我们取距离最近的日本，考察它变法的先后条理，那么我国治理见效，三年就可以完成，尤其快捷。况且日本文字仍然是我国文字，只不过其中夹杂空海的伊吕波文约十分之三罢了。西方各门学问的书籍，其中精要的部分，日本人已

译经大致翻译了。我们借用它成功的成果，就等于把西方当作牛，把日本当作农夫，而我国坐享其成；费用不用上千万金，重要书籍就可以全部得到。让聪明明达的士人学习日本文字，几个月就能通晓。于是把这些书全部翻译出来，翻译后刊刻，传播到全国；用几年的时间、数万金的费用，就能把西方数百年、数万万人所得的新学全部集中在这里。

译我国数百万识字的官员和士人，都可以研究这些学问。然后把他们送入学校教育，或者提高它们在科举中的地位以资鼓励，天下闻风而动，读书求学的人纷纷汇集，人才就会多得用不完。这样一来，讲矿业学，矿山没有不开采的；讲农业、工业、商业，各种行业没有不更新的；讲化学、光学、电学、重学、天文学、地理学，没有一点细微之处不能探究。凭借我国温带的土地、数千万士人和四万万农工商，经过更新而变得聪明，我国赶上英、美，超过俄、日，也是可以等待的。日本变法二十年就大有成就，我国人民和土地是日本的十倍，十年以内就可以达到同样成效。近来我国购买铁甲舰、枪炮，修筑营垒，花费以万万计，却被小小的日本挫败，公卿士大夫恐惧震动，国家几乎不能成立。至于一艘铁甲舰的费用，就有数百万；一门小小的克虏伯炮，也要花费数万金。用几金就能翻译书籍，开启四万万人的智慧，作为各种政务的根本、国家自强的谋略，却不肯这样做；反而只购买一两门炮，作为资助敌人、借给寇盗的资本，这样的智愚究竟如何呢？唉！日本造成的祸患，我从戊子年上书时就已经说过了。有人想防患于未然，却没有被采纳，只能回来了。我想组织翻译日本书籍的会很久了，但力量微薄，不能办成。唉！假使我的会能够成立，把日本书籍全部翻译出来，上呈给公卿，传布天下，难道会有割让台湾的事情吗？所以如今即使是平民，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挽救国家。然而现在如果不早作谋划，将来又会成为台湾事件的继续。我翻译书籍的会，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立？我私下怜悯那些忧虑国事的公卿，他们只要付出很容易的力量，就能收到极快的成效，却不知道去做。于是大量购买日本书籍，编写提要，希望我国人共同了解。依照《汉志》的体例，摘取其中精要，删去无用内容，先编成简明的目录，等待忧国之士来求取。☆谭嗣同 ○《史例自叙》韩宣子观看《易》象和《春秋》后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了。”所以凡是记载都属于史书，而礼制正是由史书彰显出来的。我年少时学习《易》，因而接触三礼；唯独对《春秋》不喜欢谈论史例。我认为，史例是史官通用的法则，并不是圣人褒贬的精微用意所在。不过我还是多次阅读杜元凯的《释例》。我认为史例并非圣人褒贬的精微用意所在，本来就是史官的通用法则。法则完备，史书才明白；史书明白，礼制才兴起。圣人我已经不能见到了，掌握这套方法，难道会少有收获吗？我曾经忧虑现有条目疏略，又有缺损不全的地方，不足以规范周公制作礼制的完整内容，也不足以供后世记载、传述使用。因此我研究校订四库辑本，列举杜氏所解释的内容，又以《陆氏春秋》《集传纂例》《刘氏春秋传说例》加以辅助，进一步推演各种类别，广泛搜求诸经、史书和诸子百家，选择其中最雅正的，详细用训诂和小学加以说明，阐释字义，以《易》为根本来探究天人、古今的变化，最终都归结于礼。分别疏理部类，附在各条史例之后，用来补足缺漏、疏通废滞，使学习的人不失去依据，或许可以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至于崔氏的《本例》和《例要》、张氏的《五礼例宗》、丁氏的《公羊释例》、许氏的《谷梁释例》，各家的说法都不相同。如今专门标举史例，并不是说要研究经学，所以只选取论说史例最早的著作，其余不一一涉及。《易》讲变化，《礼》讲不变。所谓变化，是在六虚之间周流运行，不能固定成为典要；所谓新的义理、变化的条例和归宿，不属于固定的史例。因此删削史文，虽表现为微显之处，所依据的不只是文字，而是其中的道，圣人的《春秋》就是如此。不变，是说事物的质文虽有损益，万般变化却不离根本；所谓发凡正例，就是这样。因此科条法则严谨，都足以远远示范给后代，史官的史例就是如此。想要阐明史例，必须先考察小学，说明事物和情状所处的位置，然后再反复研究史籍，以三代、两汉的书籍作为证据。在《礼》中获得体制，在《易》中获得通达。史学固然如此，凡是学问没有不是如此的。能够神妙地领会并阐明它，又哪里只是说“史例、史例”而已呢？

译○《城南思旧铭并叙》过去八九岁时，我在京师宣武城南读书，塾师是大兴韩荪农先生，我的大哥、二哥也都在那里。那里极其萧条空旷，巷子里没有住户，只有二三间小屋，清洁得没有一点尘埃。屋后临近一片荒野，叫作南下洼，周围宽广数十里，芦苇塘和麦田纵横，平坦辽远，仿佛没有尽头。西山在傍晚放晴，青翠的山色映照大地；城墙的女墙隐约可见，高低连绵不断，像一条带子；又像飞离的雁群横列在天边，朦胧而遥远。城中很少有空地，民间埋葬的死者全都归葬在这里。坟头一个接一个，坑谷都填满了，直到无处可容，就把坟墓层叠在上面。甚至还挖掘无主坟墓，把尸骨抛在荒草中；埋葬者又助长这种暴行，穿掘坟墓取乐，头骨像瓜一样，辗转散落在道路上。加上北方风俗多有忌讳，把棺材放在野外，两天就会腐蚀渗漏，棺中尸骨洞开。因此城南人少而鬼多。我夜里读书，听到白杨在风中呼号，间杂着鬼的啸声，非常害怕，便跑去找两个哥哥，他们都抚慰我、责备我、安抚我。不过龙泉寺、龙爪槐、陶然亭、瑶台、枣林等名胜错落其间，有空闲时我就请求两个哥哥带我游览。大哥性情庄重，不常出门，出门时却健步独行，同辈没有人能赶上他。二哥通达而喜欢游乐，多次冒险轻快地涉行，池塘、湖泽、沼薮，没有不去探寻的。城角的井水甘甜清冽，用车运到远处，车轮发出啾啾声，与吟唱般凄楚的虫声相和，令人感动肺腑。每当清秋水落、万顷芦苇被霜打折，破毁的庙宇没有瓦片，偶像裸露着坐在那里，蔓草覆盖道路，寂静得遇不到一个人，树木婆娑，我悲叹得不能自胜。看到道路便欣然前往，带着怜悯悲伤回来。我本来就是多愁善感的人，童年时就已经如此了吗？回头看来，成年人一同游览，大概没有不是这样：是水泽和废墟使人欢乐，还是坟墓使人悲哀，也许只是因为所处之境不同吧。自从大哥去世、韩老师不久也突然离世以后，我十五年没有再到城南。后来我带着侄子传简进入京师，寻找曾经走过的地方，一一指给传简看，并且说起我的悲伤。传简完全没有感触。我心里很惆怅遗憾，认为除了二哥，再没有人可以谈论这些事了。然而二哥竟然也去世了。我身穿白车，像流星一样赶路，取道南下洼；佛寺里的梵呗和钟磬声清亮澄澈，与眼前所见交相触发，我猛然大惊，以为这就是过去的景象，慢慢才醒悟并不是，悲痛得几乎昏厥。如今传简去世又已经四年，我对于城南怎么能忘情，又还能和谁谈论呢？湖广义园也是城南偏僻的地方。亲属死在京师，就寄葬在园中，逢年过节带鸡、酒、麦饭到坟上祭奠。按照民间礼俗，乘坐盖着白布的小车，纸钱在车旁飘散；到了坟前，把纸钱挂在树枝上，男女都穿白衣、戴白帽，拜两拜后哭着祭奠。祭奠完毕，哭声更加悲哀，过了很久才离开。有一位年轻妇人和一个年幼的孩子，伏在地上哭泣不起，祭品也格外丰盛，那就是新坟了。当我在城南读书时，正值春雨中青蛙鸣叫、棠梨开花，哭声震响在旷野，纸灰不时飞入庭院，我就知道清明节到了。于是起身跟随家人上坟，祭毕一定游览大悲院。大悲院邻近义园，寺僧与我兄弟相识已久，带着我到处游览幽深曲折的地方。僧人的墓地有数十顷，许多树木遮蔽其间，昏暗的乌鸦欢叫，更显得空旷幽静。蓬蒿长得有时遮住人，野鸡和兔子在蓬蒿中窜跳。回来后读到高菊涧的诗，读到“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触动了心事，哽咽得再也不能诵读。塾师惊讶地责问我，追究其中缘故，我又不能自我辩解。长大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二哥，二哥茫然了一会儿。于是我每天诵读三遍，使骨肉之情更加深重。唉！这种思念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还是这种铭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高大的华美屋舍，幽暗的丘陵山岗。人已经离去，鬼魂在其中悲鸣。每当鬼魂来到面前，我就能辨认出你的声音。二十年的时光里，你歌唱，我在旁边倾听。我与你是旧交，你却不再触动我。过去我听见你和众位同族亲人和睦相处，妄想着永远保持这样，却没有想到交往并不能永远维系。只有你巍然独存，也只有我孤单一人。我要舍弃你吗？我又还能走向哪里？星光明亮在天空，雾气昏暗覆盖原野。我披散头发奔走呼喊，却寂静得没有应答的人。唉，唉，悲叹啊！我考察其中的根源：你已经不再【原文疑字】（原文“汝之不{▯郭}”有缺损），你也已经不复存在。寒暑晦明循环往来，来者接续离者而去。人的道理本来如此，难道鬼魂独独能够例外吗？难道不需要鬼魂吗？新死的人【原文疑误】。难道不【原文疑误】？只留下寒冷的尸骨。唉，唉，悲叹啊！鬼魂没有故人，忧愁由谁来抒写？不停止地像烈火焚烧。狂风卷地，沙尘飞扬，成群野兽感到寒冷。残缺的墓碑躺在田垄间，白露弥漫在田间小路。我所思念的人啊，你将在这里寄托吗？坟土厚达一丈，长久幽闭而不【原文疑字】，斟酒洒在荆棘荒草之间，又有谁能够与你交谈？遥想平生，也充满悲痛和冤屈。酸楚的泪水藏在腹中，带着它一同进入黄泉。黄泉之下有什么呢？只是幽暗昏昧。以死亡使我得到安息，于是我决意冲破它的藩篱。怜悯我还留在人世，实在是承担着这种处境。豪情欢乐和细微的悲哀，纷纷汇聚而来。明亮的城南啊，怎么能忘记？城南如此明亮，却带来千里的悲怆！

译○《报贝元征书》元征仁兄足下：您平安无恙吗？霜花已经凋谢，面对时序我不禁长叹，何况我们相隔遥远，怎能不思念您呢？从前我奉上第一封信时，恰逢您的舅父王先生屈尊来访，我们打开信件共同省阅，简略地长叹一番。我们认为您的资质和性情卓绝，成就的德业高隆深厚，发言深沉有内容，同辈都敬服您。可是您还收敛羽翼，徘徊于仕途，又兼有齐衰服丧之悲。在空谷中彼此声气相通，同道的雅正旧交，谁不向往您的风采而发出叹息呢？回想往年朋友簪缨汇聚的盛况，如今已经全都离散。王先生又到山东任职，从这里早早出发；如今谈论过去，彼此都不欢而散。因为知道您将向西远行，已经振策上路，所以没有及时写信，请您谅解，请您谅解。不久收到您的第二封信，过分承蒙您包容教诲，问候周到真挚，感激之情不能停止。您托付的各封书信，我将分别送达；爪霖近来上京，回来后当交给他。您改道前往河南，确实是很好的谋划。既接近尊外舅蔚庐先生的德业光辉，又处在中原山川淳厚之地，更能用来敦厚自己的内蕴。将来应当在嵩高山停留休息，在梁苑施展才华，一游一览，没有不是增进道业的资粮。然而纠正顽固思想的责任，本来应当由您和嗣同共同承担，您怎么反而来督责我呢？我谨慎地净心等待您的教诲。如今收到您的第三封信，忠诚的劝告和正直的言论，果然如我私下所盼望的那样。然而您又责怪自己进退不决，似乎近于妄言。事情有千头万绪，遇到它的人只有一个；万事没有完全相同的形态，一件事也有一定的道理。等到事情发生，便要随着具体情况改变，依照道理适应形势，本来不是事先确定的人能够预先推测的。在远方做官和求学，去留大概很难自由；只要随心说话，不必担心彼此有差异。嗣同性情疏放，没有什么束缚，常常妄想不立即被大雅之士抛弃，时常攻击您的缺失和疏略。我对您的感情如饥似渴，和过去没有不同；从前所写的答复，还没有满足我过分的愿望。如今听到您谈及纷扰的规矩，扩充宏大的义理，开启并疏通我的鄙陋胸怀；您不惜降低身份责备自己，委婉曲折地设喻说明，考察并指出我的弊病和要害。这确实正是嗣同终年忙碌经营、想要自我约束却做不到的事情。得到您的严厉神色和呵止，使我因此洗涤内心、改变情志，知道奋勉努力的所在，哪里敢不敬重地接受您的厚赐，因喜悦而不感到惭愧？只是担心心志久而懈怠，违背并错误地偏离当初。和缓过去，疾病又重新萌发；电雷收敛，震动却最终化为泥淖。白丝本来会染成什么颜色，只取决于染它的东西。因此今天所高兴的，或许就是将来所惭愧的。至于您为自己所作的说明，我愚见认为那是降低志向来诱导我，并不是您的本心。为什么呢？您的资质纯一，早年所成的德性坚定，似乎与嗣同略有相反，而您的过失也因此产生。嗣同的过失既然在这里，那么您的过失就应当在另一边。这是相对而言的说法。况且嗣同的过失往往自己觉察不到，而您却能够这样自我省察，这又是疏密不同的区别。考察病情、推求根源，这样说对不对呢？《易》观察天象，认为变化运动没有停息；四时相互宣行，并不沿用旧有状态。上天以更新作为运行，人类以更新获得生命。商汤把“日新”作为每天三省自身的准则，孔子把日新看作盛大的德行。孔子在川边感叹逝水，反复说“水啊，水啊”，都是因为每天更新。尚未生成的天地，就是今天的天地；已经生成的天地，也还是今天的天地，这同样是因为每天更新。喜怒哀乐发作而不合节度，不一定就是乖戾；正当情绪的机势已经在后方蓬勃兴起时，感情却还执着停滞在前面。这与鸿鹄已经飞翔在万仞高空，而捕鸟者还只看着薮泽，有什么不同？这样一来，形势总是处于来不及追赶的状态。智谋之名、勇武之功，儒者并不看重，也不一定是因为它们卑劣狭隘；正当事情最终成功时，祸害也就开始潜伏了。这与白昼和黑夜相互更替有什么不同？先前把船藏在岸上，自以为已经牢固，祸患却将从意料不到的地方发生，这又都是因为不能更新。早年盛强，到晚年已经变为衰弱；今天的神奇，明天就会化为腐臭。道理以无穷作为界限，学问以不停止造就自己，哪里能有一个义理可以概括一切、一个德性可以永久获得呢？常常变化，善难道只有一种吗？选择它，怎么能说是固执？俯仰之间反复思考，于是知道固守这一点，是为了将来选择另一点。不能守住阵地的人，本来不足以谈论作战；不能前进的人，又哪里能够长久保证不后退呢？这就是拳拳服膺于仁德的颜回，必定要等到想停止却不能停止之后，德性才纯粹。那位担心自己有所听闻的仲氏，也要等到明白仅仅听闻还不足以完善自己之后，才会继续前进。圣人重视谈论人的本性与天道，并不是因为能够做到才谈论，也大概是因为即使谈论了也未必能够做到。所谓日新，是实行以后才能显现；泛泛地谈论它，只会徒然增添陈旧的痕迹。庄子是疏放之人，但他的文章常常接近日新，因为他刚刚说出一种观点，随即又自行反驳它。嗣同的纷乱，大概是由于想要革新却终于不能真正革新。其原因在于性情急躁，又不喜欢小的成就。不喜欢小成，这是他的长处；性情急躁，则是他的短处。性情急躁就想求快，想求快就会越级。想求快而越级，最终就什么也得不到。不得已又回头转向别处；在别处仍无所得，又再转向别处。既有所失又有所迁移，越迁移失去的越多。这种弊病在于不遵循次序，所以自己纷扰自己，没完没了。所谓不停止，是日新之本体；循序渐进，是日新的实际功用。我很想用循序渐进来约束自己，并把‘不停止’赠给您。不停止，就一定不会拘守旧常，而会日日更新了。默默地抱守株木，哪里会有一点可取之处呢！不过，您自我约束非常严格，自我观察也非常周密；即使察觉有万分之一近似纷扰的地方，嗣同这个极其愚蠢而妄为的人，仍认为那只是明白得还不够融通，并不是守持得不坚定。至于读书忙乱，缺少沉潜玩味、反复探究的滋味，这种病并不难医治。假如抛开挥笔著书、工于作文的念头，立刻就会痊愈。嗣同深深感念您不因我身在远方而遗弃我的恩惠，又倚仗往日深厚亲爱的雅谊，妄想上则仰慕仲颜赠答交往的风范，下则取法苏武、李陵唱和的美事；远则取法圣贤勤勉自励的精神，近则陈述彼此所忧虑的祸患，竭尽心力把话说完，忘记自己的丑陋，将用这些话来大大叩问您，岂敢说这就是浅薄的报答。加之久冻之后新暖初来，万物渐趋复苏，筋力舒畅而坚固，视听清明，兴致一来提笔，已经不能停下。所以文章铺陈蔓延，写成这种样子，世俗的笺札套语，全都不再采用。只是时时想听到您的教诲，稍稍排解独自求学的寂寞。谭嗣同谨上。

译○答邹岳生书 来信敬悉。每每想到您为贫困忧虑得十分迫切，我私下认为您过虑了。人活在世上，上天必定会用某种事情使他困厄：用天下大事困住圣贤、英雄，用道德文章困住士人，用功名困住做官的人，用货财利益困住商人，用衣食困住平庸之人。上天一定要困住我，我却一定不被它困住，这只在局中的人自己领悟罢了。不被它困住，难道一定要舍弃天下大事以及道德文章、功名、货利、衣食而不顾吗？也只是尽力去做自己应当做的事。至于得失利害，还不足以扰乱我的心；勉强把事情做好，成功与否听凭上天，这就是孟子用来告诫滕文公的话。由此可见，事情到了极点，即使圣贤也只能任凭它发展罢了。何况您的事情还没有到极点呢。天地之间本来就有许多乐趣，哪里用得着这样长久忧愁呢！又如某件事，嗣同不过随意去做，起初没有成见，也不预先推测将来会怎样，完全任其自然，未必不合乎圣人所说的‘绝四’之道。因此遇到事情，向来没有把握，只以自己内心有愧还是无愧作为衡量标准。至于某件事，请您替我想一想：这样做有愧吗？无愧吗？至于您所忧虑的事情，这实在是无法理解。昌黎伯夷颂说：‘全世界都非难他，而仍努力实行自己的道义、毫不迷惑的人，天下只有一个罢了。’ 古人以道理作判断，从没有听说以人的言论作判断。内心是我自己的内心，怎么能听任它被毁誉所转移呢！假如您一定要停止这件事，那么请您把至理的极致深思透彻后来晓谕我，我就应当俯首听命了。○答刘淞芙书 淞芙仁兄足下：承蒙您来信谈论陶靖节的诗，和嗣同所见，仿佛规矩重叠、完全相合。现在再申说一下。真西山称陶公的学问根本在经术，这是最独到的见识。您所举出的‘区区诸老翁’等诗句，以及‘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醇。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等诗句，都足以作为证明。不过嗣同还有一种错误的解释，认为陶公是慷慨悲歌之士，并非对世事毫无用心。世人把他看作冲淡之人，实在相差很远。朱子依据《箕子》《荆轲》等篇，已经看出他不是冲淡的人。现在考察他的诗，还不只是这些。‘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说的是明白可以无须去死的缘故；‘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说的是怀有才德却没有遇到时机。他伤感自身、感慨时世，内心的感情如同诉说，真可以使鬼神哭泣、金石崩裂。兴亡交替之际，大概有许多难以言说的事情。假使他不幸处在晋朝的高位，一定会铮铮然以刚烈之声鸣于世。如今他的诗又显得中正和平，这正是涵养深厚纯正、经术所产生的作用。张南轩讥讽他‘委心’的话，却不知道那些都是他不得已而寄托出来的啊。况且南轩能知道他所寄托的究竟是什么心吗？后来像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储光羲、苏轼、特等人，各自形成一家诗风，都与陶公没有关系。浅薄的人动辄说：‘某诗源出于陶公。’这真是只看表面的说法。我曾说，学习诗歌应当穷究经书，才不会被浮华言辞所局限。听到的人有的并不相信。如今在陶公身上已经验证了这句话。即使宋代儒者先以性理作诗，曾经受到才人的讥诮，平心而论，也只有《击壤集》中有些诗过于俚俗率直。至于朱子、陈白沙，在声调对偶之中仍不缺少超然自得的情致；这种造诣又哪里容易接近呢？同县的蔚庐、瓣姜两位先生，确实能够出于风而进入雅，振续前贤没有失坠的传统。瓣姜先生向来珍重地秘藏自己的诗，不愿把这种表面粗浅的痕迹公开给人看，所以传抄并不广。我以愚见看，他对经义的理解深湛，自柴桑之后从未有过。蔚庐先生随心而发，绝不依傍他人，雍容而真挚，恰好表现出他内心所存。《翠华》《黄屋》《屯蒙隐见》等篇，如果没有穷究经学的深奥领域、贯通天人之理，又怎么能写得出来呢？我们这些人埋头雕琢声律，大概终究无法企及。谨检出这些诗呈上供您阅览。只有真正懂得德行的人才能懂得这些话，希望您不会责怪我偏袒私爱。嗣同过去曾妄言：后世没有欢乐，文章就是欢乐。善于观察的人，不仅可以由此看出人品的高下，还可以预知世运的盛衰。瓣姜先生对此极为赞叹。拿这个观点来观察两位先生的诗，如《遣兴》三十章、《海国》八章，其中‘匪风无王’‘下泉无霸’之意，讽咏再三，不知眼泪从何处流出！《海国》表达得还明显，《遣兴》则志意和文辞都较为隐晦。作者长久任职京官，词语没有泛泛设置，但也绝不肯自己说出不得已的原因。根据文辞推求作者的心志，十成中只得到二三分，竟已经如此感人。鸟筑巢便知道风将来，穴居便知道雨将至；悲哀思虑的声音从贤者那里发出，这大概不是天下的小事。凭两位先生的才华，如果不能写出《关雎》《鹿鸣》那样的乐章，是时世造成的。可悲啊！嗣同作韵文，起初也是从李长吉、温飞卿入手，后来转学李太白，又转学韩昌黎，再转学六朝诗，近来又想从事玉溪的诗风，只是特别苦于不能写得丰腴。大都气势高亢却不能下落，开辟纵横却不能收合。拔地而起千仞，高声唱入云端，瑕疵缝隙还不容易看见。等到转调换宫，徒然进入破调，便像琴弦绷得将断、吹打得将裂，突然迫促狭窄，不能自行承托自己的声势。不得已勉强为之，就会气血上涌、筋脉粗张、百脉沸腾，危险得无法继续。这其中的得失，只有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也最能说到要害。如今暂时停止不作，另求能够涵养它的途径，将来必定会有所不同。否则，不只是德行浅薄的征兆，也还是福分浅薄的象征。尊师巨湖山樵，也觉得自己稍有这种毛病。没有这种毛病而又不流于靡弱浅薄的，有唐初四杰、宋初西昆、明初青邱、国初渔洋；在国家开创昌盛之时，气运顺畅而形成相应的文章，万物显明复苏，确实有先兆，不可诬说。愚昧的人求不到其中的原因，便拘泥于一句一字的险易、华朴，把它当作吉凶祥祸的征兆；这对于声音之道又有什么相合呢！由此说来，《击壤集》的俚俗率直，终究不能完全非难。而陶公就更加卓异而遥远了！谭嗣同谨上。

译○上欧阳瓣姜师书 夫子大人函丈：船刚停泊在鄂地，我的车行绕道到达湘地；仲路跟随在后，我仓促前往朱因而失去了问候的机会。只是因为与您的美德相隔，内心如何能不惭愧忧惧？前些日子经过乡里，时常到笠耕世兄那里，欣喜地看到他的风气日益进步，剥去外表而全都真实质朴。他遵循荀氏的规范，有万石君那样的谨慎。两家交往深厚，彼此坦诚推心置腹。我贸然登门，便承蒙您像款待李膺那样设宴；您在外保存宾客之礼，又承受马援馈赠的损耗。事情纷杂，来去匆促，竟来不及写一封短信道谢，只有惭愧恐惧罢了。近来看到您给黄佩豹的信，也同时给嗣同看了。借此得知您的道途安泰舒畅，我很感到安慰。读到‘已经展拜新坟，稍稍满足了仰望昊天’等语，从此以后无论升沉顺逆，都可以稍稍安心。我看遍四方，局促不安而无法施展，什么言辞如此凄苦，而内心又如此仁厚啊！锋芒锐利的人往往仓促，圆滑多疑的人则谋求光耀；急于赴机的人迅速奋进，听任命运的人总是落后；投海赴死的人节操偏狭，拒绝金钱的人只知停止赎取；直言高论的人容易无所依凭，沉默闭塞的人又违背实情。天元地黄，五角六张，形势趋于极端，即使造物主也不能自行整饬。因此志士仁人之所以长久回顾而审慎思虑，必定是因为要筹划安排万端，最终归结于一个正确的原则；只是事情的变化尚未到来，不能预先设定一个成规来等待它。然而有一件事不能不使人自己怀疑。东征的军队既然挫败，再也无法振作，那么天下的大患不在于战争本身，而专门落在当初倡议主战的人身上。来信说：‘深夜思考这件事，芒刺在背，实在令人恐惧。’某某难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外在情状吗？只是还隔着一层未能了结家事的意思，尚未向外廷公开。一定要逆向探察其中隐微，使它再也无处隐藏，忍受惭愧而求一逞；也一定是深察密谋，看见时机已经发动、情势已经紧迫，所以说与不说都是如此，不如明白慷慨地直斥其非而毫不隐瞒，使天下人因此明白是非所在，或许可以同心拥戴，从人心向背的关键处改弦更张、改变思虑。事情成功是上天的安排，不成功又何必吝惜一身，成为三监借口的资助，大概正是他的深心所在。嗣同只是一个平民，哪里有资格参与人家的国家大事？我私下担心会割掉蓍草却遗失蓍簪，还不如旧剑和前鱼值得追念。一旦面对‘卿将怎样安置我’的责问，瞪着眼睛无法回答，不知不觉便参与到极其不仁的事情中，终身成为罪人。可悲啊！既然不能高飞远走，置身于人世之外，那么是否贞正与邪曲，也只差毫发。反复推求，想寻找一生自我安定的道路，终究无法得到。鸣毂的声音又传来，谁能承当剖肝相告的责任？算了吧，绕朝的计策徒然存在，只有士燮的祈求；我万万不敢因愤激而行事。只是临难时恐怕忘记在细席上的言语，倚柱的叹息又转而让人怀疑是在思嫁；如此郁结，又能向谁诉说呢？至于在帷幄中谋划、在酒宴间折冲，拿什么来谋求恢复？拿什么来平靖海上的祸患？如果把国家中枢托付给人，六翮顿时张开，那种需要不世出的智勇之才才能完成的事情，不是我这浅陋的心志所敢承担的。只希望上天保佑我国，使和议迅速达成，日月像从前一样明朗高悬，草野之民没有可供执持的言辞，那么杞人的忧虑确实就是愚蠢的了。幸甚，幸甚！承蒙赐教在即，其余不再详写。遥遥借江水相通，无任敬仰等待。谭嗣同谨上。○记洪山形势 洪山距武昌会城四三里，在山脊上建有塔，登上去，环城百里之内可以一览无余。建立国家，必定要有可以凭借来巩固自己的地方。武昌处在江汉交汇的要冲，江水从南方流来，掠过城西向北，再折向东流；汉水又在它的西面。其他山涧溪流、堤坡湖泽，从左右夹持，只有经过洪山向东才可通行。陆路通达咸宁、通山，以连接湖南、江西的形势。自魏、晋以及南北朝分裂割据以来，策士认为武昌上可控制荆州、襄阳，旁可制约湘、粤，斜视秦、蜀，鞭策中原，是南方山河上游的戒备之地，也是英雄用武时必争之处。直到今天，它仍然屹立为重要城镇。而咸宁、通山又位于武昌的咽喉和背后，洪山高耸，扼住武昌生死呼吸所由之处。并且它逼近城池对峙，俯视城中，城内一切都排列在眼前，实在是主人得到它便重要、客人得到它便有害的地方。从前洪秀全逃窜盘踞武昌，湘乡罗忠节公把军队驻扎在洪山，截断他的粮道，虽然亲身冒着刀箭，城池终于因此收复。然而洪山是绝地，站在那里必然失败，失败以后也无法作为。对主人有利，对客人却不利。为什么呢？争夺利益没有比前方更惨烈的，自我保全没有比后方更好。狼善于回头顾望并不是怯懦；如果没有可以退却的地方，就没有办法前进。洪山向东蜿蜒，形势雄险而孤立，夹在两条水之间，没有山冈丘阜作为辅助。远山都在几十里之外，而且被水阻隔无法通达；如果城中贼军潜行出兵截断它的后路，洪山就会不攻自破。罗公能够奏效，不是洪山本身造成的，而是金口造成的。罗公还未到达时，益阳胡文忠公已经先占据金口，并且向下控制沌水。罗公取得洪山后，又向南进攻贼军营垒，以便与金口军队相通，于是形成犄角之势，武昌以南便都不再是贼军所有。贼军窥伺洪山北面时，道路险峻，不利于仰攻；从北面绕到它后方，又不但无法返回。洪山既然与金口相通，就把金口作为后方，其他地方便无需忧虑。如今考察那些营垒都在洪山南面，大概营垒在南面可以取得远方的形势，营垒在北面就只能自我保守罢了。所以金口可以袭击洪山，洪山却一定不能远距离争夺金口，这就是险要与平易的区别。然而今天评论武昌，又不是天下必然看重的地方。古代重视武昌，是因为它掌握长江的要领。如今中外互通贸易，轮船上下往来，长江已经完全失去险要。长江完全失去险要，武昌作为主人便没有办法抵御客军；即使客军得到武昌，也不能守住一天。所以武昌譬如斗，而斗柄并不在这里。若想操持斗柄来斟酌天下、输送力量到八方，必须先以河南、陕西、四川、云贵、湖南、江西作为根本，再以武昌作为门户。合并形势、集中力量，来控制长江下游，然后东北各省才可以凭借它而更加重要。唉！古今的变化，也已经到了极点！变化的每天都在变化，不变的最终也仍然不变。强行求变反而不能变，勉强坚持不变，最终尚且不能不变，何况强行求不变却还要变化呢？我认为不要仓促地到变化中去寻求答案。先确立天下不变的根本，才可以安定天下的变化。从这里观察，假如权衡根本与枝末、顺势与逆势，那么又如同洪山与金口的区别一样了。

译○刘云田传 光绪初年，山西、陕西、湖南发生大饥荒，赤地绵延数千里，草芽不能生长，幼树直立枯死，沟渠中的泥土堵塞，水流壅滞不能前行，车辙纵横，车经过时发出声响，疫病接连兴起，行旅彼此告诫。光绪四年夏天，大人任甘肃职务，经过河南、陕西，冒着暑热赶路，几天合并吃一顿饭，宾客随从死了两人，仆役死了十多人，其他仆人也都病弱疲惫，形同无人，并且时时想着逃走，没有人肯努力做事。当时在宾客随从中亲自承担仆役工作的，是益阳刘君云田。云田瘦弱，好像衣服也承受不起，唯独他奋发努力，敢于担当，不挑剔劳苦和屈辱。大人卧病在陕州，一家人都不能起身，盘缠将尽，药物又不能及时买到。云田每天写信向亲友告急，夜里拿着火把走十里到集市买药；踩到死人，大惊之下断气般狂奔，跌倒在地，火把熄灭，便用手代替眼睛摸索前进，连续碰到死人的头，最终买药回来。回来时袜子和鞋都被血浸湿了，大概是跌伤了脚又踩到了死人的血。然而云田也始终没有生病。从此成为大人幕府中的属员，前后共十三年；捐纳粮食取得从九品职衔，出任榷关税务，最后协助安定防军的军务十六年。大人任湖北巡抚时，云田因病不能随行；三月，死在安定军中，享年三十七岁。云田名叫丙炎。父亲是某县学的附生，早年去世，因云田得官，追赠登仕佐郎。母亲赵氏追封孺人，以节孝著称。云田既因品行义举受到大人看重，又与他的二哥泗生以及嗣同特别亲近。表兄徐蓉侠、侄子传简，也都与他结为莫逆之交。嗣同兄弟年轻时意气旺盛，锐利无前；蓉侠也聪敏坚毅而自负；传简年纪更小，性情更加急躁偏狭，越出卓异和法度之外。云田性情独自迂缓，身材矮小，容貌丑陋，走路蹒跚盘旋，像圈里的猪。他把豪迈之人看得如同仇敌，时时称道乡村腐儒的话来规劝人，听的人打哈欠、流口水，他仍絮絮叨叨不停。然而这几个人相处几年、十几年，关系却一天比一天亲密，没有隔阂。聚在一起便用不合情理的事情欺骗他，百般戏弄；又逗弄他骑马，鞭打马匹飞奔，观看他弯腰伏在马鞍上，哭叫战栗，以此取笑作乐。云田却始终神色庄重地陈说这样做不行，最终也不把这些当作侮辱。安定防军隶属于大人的部下。嗣同偶尔到军中，大家都背着袋子、裹着头巾，以军礼相见，设酒席和军乐，陈列百般杂技，嗣同一概不看，只喜欢强拉云田并马奔驰在山谷中。当时私自出行接近边塞，遇到西北风大作，沙石打在人身上，如同强弩射中；明驼的鸣叫、雁鸣、狼嗥彼此应和。他们臂上架鹰，腰间带着弓箭，带领一百多名健儿，与那些凹眼凸鼻、黄胡须、雕题的胡人，大声呼喊，快速奔驰，争先追逐猛兽。夜里就在沙地上支起帐幕，椎髻箕踞，捧起掺着雪的黄羊血吞咽，拨动琵琶放声唱秦地的曲调。有时占据服匿，大家聚在一起饮酒赌博，欢呼直到天亮。回头看云田，正像青蛙一样蹲坐着闭目诵读《大学》的章句。嗣同也不惊讶他与众人不合，反而更加喜欢亲近云田。云田去世前一年，嗣同以武艺奔赴京师，传简随行。在安定与云田告别时，谈起往年路上的事情。云田感念过去，悲伤得不能自持。临行时，云田送他上马，站在马前哭泣，哭得抬不起头来。嗣同大为奇怪。平常不过是分别罢了，云田不应当如此。苍天悠悠，这一别又能相隔多久呢？二哥在云田前一年去世，传简在云田后一月去世。蓉侠不忍心终身困顿的缘故，逃到穷山深谷，打算老死不出；嗣同也将要拘谨地陷在腐儒的绳墨之中了。呜呼！

译○绍泗府君家传 律例规定独子出继，按照不合情理而情节严重论处，仍须改正。乾隆三十八年，和珅骤然掌权，浙江某人任户部员外郎；他的伯父去世，没有儿子，遗产余有八十万金，便拿一半贿赂和珅，倡议同族近亲一子两祧。其说是：大宗没有儿子，小宗只有一个独子，而同族确实没有可以承继的人，不能让大宗绝后。等到小宗独子生有两个儿子，再过继一个儿子作为大宗之孙。如果独子始终没有子嗣，或只生了一个儿子，就应当在同族孙辈中另过继一个孙子来承继大宗祭祀。这仍然只是借大宗作说辞，并且一定要独子生有两个儿子，才把一个儿子作为大宗后嗣。没有两个儿子，就已同立孙的意义相近，不是一个人有两个父亲，哪里像后来部臣所说的双祧那样，敢于公开破坏礼法防线。后来部臣议定服制，拘泥于‘不贰斩’的文字，擅自增加大宗双祧小宗的制度，议论说：哥哥的儿子为弟弟双祧，仍为大宗服重服；弟弟的儿子为哥哥双祧，则降低为父亲服丧的等级。既然降低了为父亲服丧的等级，与出继有什么不同？这样，独子出继的律例就被暗中废除了。又不知道古代宗子的尊贵，必定没有让小宗承继大宗的道理。甚至不能理解大宗、小宗的含义，贸然以兄弟的年龄长幼来对应，使父子亲情忽而归于此、忽而归于彼，这对于礼经来说又是多么疏漏错乱。这件事起初由奸相贪赃受贿、玩弄权力而创立，又因部臣不学无术而加以严厉推行。于是民间争夺承继、争夺双祧，诉讼案件日益繁多。有的一人有两个妻子，又各有妾，于是封赠没有成双并列的对象；有的一个儿子有两个母亲，又有亲生母亲，于是三年丧服没有嫡母的服制。到嘉庆十九年山东黄氏、道光元年河南俞氏，又有三祧的案件，各有三个妻子、三个妾。他们的儿子呈请确定服制，应不应该都比照嫡母，即使部臣也语塞气结，无法回答。先把法律制定到必然穷尽的地步，形势必定会发展到这里。然而笃厚仁爱的人，又因此得以伸展自己的遗憾。有的人本来不是独子，既可以出继，也可以兼祧，律例却没有明文规定。光禄公于是上疏请求说：臣幼年丧父，兄弟四人，姐妹又四人。家贫，臣母难以同时抚养，所以臣由叔母彭氏抚养直到成人，而叔父母没有子嗣。小弟早夭，二哥早已出继给另一位叔父。如今大哥又去世，请允许臣兼祧叔父母。特旨答应了。嗣同谨慎考察：兼祧的从祖考绍泗府君，是先曾祖考的第四个儿子。名学新，字绍泗，别字日池。年轻时给别人做雇工，起初不识字。县城南面出产石炭，肩挑运输的人不断经过道路，府君也靠挑担领取工钱。二十五岁以后，忽然发愤想要学习，同乡人都嘲笑他。府君不顾这些，越读越用功。夜里想睡觉，身体倾斜不能自持，因愤恨便点燃香火自我刺痛，顿时振作清醒；有时伏在几案上，用手臂枕着香，按刻度燃烧到手臂，感到非常疼痛，便起身继续读书。参加考试，却总是不利。因愤激把一道题写成两篇文章，挤在一格中书写，学政虽然大为惊叹，最终还是因不合规例而黜退。将近四十岁，才以高等资格补为县学附生，但精力已经非常疲惫。生于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十七日己时，卒于嘉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享年四十三岁。屡次追赠光禄大夫，奉旨旌表其乐善好施。彭夫人名七，屡次追赠一品夫人。夫人抚养光禄公，凡是做母亲的道义没有一样不完备。光禄公患严重的虚弱病，她便日夜抱护并温柔呵护他。他睡觉有时惊醒，即使在深夜，也一定抱着他穿过房间去吃奶；回来后，等光禄公睡熟，便悄悄起身夜里纺织，早晨用所得换取药饵，供给衣服。光禄公稍稍长大，她便教他礼义，使他就学受业。慈爱与训导，三十年如一日。所以兼祧这种做法，是为了救济人伦关系的穷困，出自至情而不能自已。夫人生于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午时，卒于咸丰六年五月二十日申时，享年八十一岁。光禄公既然兼祧，便让嗣同的二哥嗣襄作为他的后嗣。

译○海峤府君家传 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寅时，海峤府君去世；距离他生于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子时，享年七十一岁。因协助赈灾，议叙为九品顶戴；因团练之功上奏保举，先后加同知衔、保举尽先选用知县；因弟弟受封而追赠朝议大夫，屡次追赠光禄大夫；因儿子受封而追赠奉直大夫。去世八年后，他弟弟的儿子嗣同谨为府君作传说：府君名继升，字子惺，别字曙冈，海峤是他的号。道光、咸丰年间，天下骚乱而用兵不断；然而兵力日益减少，盗贼日益增多，府、厅、州、县于是开始各自组织团练，有的由在籍大臣统领。形势紧迫就守御，稍有余力就援助，使盗贼无论到哪里都遇到抵抗。名将人才相继出现，最终汇聚成大功。浏阳团练以府君为主，外有奸人侵犯，内有盗贼作乱，他连续挫败他们，使其不能得逞。洪秀全进犯长沙，分出的党羽快速逃窜到浏阳，夜里抵达城西北二十里的蕉溪岭下。官民惊惶，不知如何是好，府君派士卒在岭上到处张挂灯火，熊熊照亮山林谷地，光焰直冲云天，又夹杂着金鼓喧闹之声，贼军大为震动，当夜便逃走了。府君统领威镇营后，既然禀报说一项收入也不进入私囊，便把余下的钱财取得二十多亩田地，拿出来补助防守费用。县里的公费，他还几乎全部总管其收支，月月有盈余，年年有节余。他主持礼乐局，购买收藏书籍，督课经学，增加宾兴经费，在京师创办会馆，修订县志。充实义仓，几十年使用没有缺乏，使全县大为和睦。遇到大水灾，又拿出自己的资产赈济，同时聚集各方力量，使直隶、河南、山西的饥民得到饱食，而自己家中也从未有所匮乏；难道确实是才智超过常人吗？还是因为仁者必定有勇，他笃厚真挚的性情有所激发呢？光禄公有四个弟弟，府君是长兄。他生来相貌奇异，眼睛深碧，长时间直视太阳也不眩晕。然而先祖去世时，他才十三岁，家政事务纷乱，全都压在他一人身上；每日生活费用匮乏，眼看就要难以支撑。府君愤然放弃学业，全部变卖祖业来经营积蓄，忘却自身而谋划家庭。赡养父母，处理大事；督促几个弟弟读书，办妥婚姻，嫁出几个妹妹；家中食指多达数百，全靠他坐守供养。他又用余钱修缮先祖坟墓，增加祭田，资助宗族，供养内外亲戚，救济孤苦贫寒而无人申告的人。晚年重新修建家庙，订立族谱，兴办清明祭祀，扩建始迁祖的宅第。他心里认为有一件没有办好，就没有办法在地下见祖宗。因此即使年老多病，也多次到坟地巡视，流泪叹息，过了很久仍不忍离去。他苦苦思念在甘肃做官的光禄公，临死时还诵诗说：‘难道我不思念你吗？只是居室实在太远了。’声音停止，气息断绝。唉！我的世伯海峤府君，可以传述了。

译○忠义家传 嗣同说：自从有湘军以来，司马九伐的威势，畅行于荒远边地，纵横中原，震动水陆；刀剑直指西域，戈矛横行南交，向东攻打瓯粤，向北威逼辽海。四五十年中，平民升为节度镇守，掌握虎符，以特殊功勋担任督抚、提镇、司道的，全国有庆，接受赏赐常常位在诸侯众牧之上；生前拥有官位名号，死后获得谥号的，共有几百人。至于获得高大官衔、虚荣爵位，达到武臣品级的极致，退归埋身丘陵，或隐没在士卒行伍中的，数目更是无法记录。所到之处，无论通都大邑、偏远乡村、炎热边地，哪一个地方没有湘人的踪迹？于是遍及二十三行省，没有哪里不是这样，也没有哪里不对他们畏惧震慑。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风气强悍轻捷，没有生还的打算，拿百死来换取功名罢了。所以我感慨世人羡慕他们显赫荣耀，以为这是万世难逢一次的机会；地位低下的人又嫉妒、蒙蔽、诋毁，接连不断。他们哪里知道两军交战，炮石一起落下，寂静中鼓声震动，喉咙被割断，肢体被残创。谁没有父母？谁不是父母的儿子？抱着血肉轻脆、能够感觉疼痛的身体，转瞬之间就糜烂在交错的刀刃之中，肝脑涂满原野，只为争夺一时一刻的胜负，来宣扬国家的威灵；那种惨烈、割裂、哀号，有的人祈求赶快闭眼却不能，难道竟可以不忍看、不忍听吗？又不幸遇到不称职的将领，被抛弃而离去，连同为国战死的功劳，也吝惜不肯为他们表彰一下，所以湘军衰落了。他们习惯于累次胜利的形势，士人于是喧嚣地喜欢谈论兵事，人人都自比白起、王翦、廉颇、李牧，家家都谈孙武、吴起。他们朴实笃厚、坚忍刻苦的气概，百人中也没有一个赶得上前人。习俗受到侵染，并且一天天趋于浅薄。读圣人的书，却荒废圣人根本的意旨，把杀人当作学问，这是多么不仁到了极点的人啊！浏阳县处在山谷之间，耕种足以自给，百姓大多敦厚谨慎，不喜欢离开乡土；经过几代人老死都没有见过战争。所以应募从军的人，比其他县不到十分之一；即使因能征善战而获得丰厚资财和高官，也很少听说。我们谭氏又是衰落的家族，成年男子刚刚超过二百人，更加惴惴不安，不敢远行。然而仍有十二人死于四处战争。其他长期戍守而没有回来的人，最终没有一个能查清死亡情状，还有十多人，不列在这里。六品军功传本，父嗣彬，随军在江西去世，因而葬在那里；母刘氏，生于道光六年正月初十日亥时。江西阵亡。六品军功传生、传立，都是传本的弟弟：传生生于道光九年二月二十日亥时，陕西阵亡；传立生于道光十二年正月十六日亥时，浙江阵亡。传伦，是传本的堂兄。父嗣松，母罗氏。生于道光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子时，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江西抚州阵亡，享年三十九岁。能够把遗骨收回来的，只有传伦一人。传清、传录，都是传伦的弟弟：传清生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辰时，咸丰十年十月初十日在江西瑞州府阵亡，享年二十三岁；传录生于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巳时，在广西阵亡。守备传位，是传本的堂弟，父嗣椿，母李氏。生于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戌时，在福建阵亡。六品顶戴外委传舞，是传位的弟弟，生于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午时，在江西九江府阵亡。守备传海，是传舞的弟弟，生于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四日巳时，在甘肃阵亡。传健，是传海的弟弟，生于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寅时，在福建阵亡。传贽字辅臣，也是传本的堂弟。父嗣枫，母陈氏。生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二日巳时，在江西阵亡。恒达，是传本的堂侄。父传衿，母周氏。生于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子时，在陕西阵亡。嗣同对于这些人来说，是没有服丧关系的尊属，而年龄又特别小，没有机会亲自接受他们的教诲；等到听说父子兄弟彼此勉励为国效力，惨烈的甚至成排死于刀箭之下，尸体暴露而无人收殓，我没有一次不为之壮烈而悲痛。他们又都是文学世家的后裔，文学的妻子廖氏，起初以节孝在乡里宗族中著名，事迹记在《节孝传》中。不到五六代，意外的丧亡和尽义竟集中在这一家门；本来以为他的嫡系支派一定代代都会兴盛，为什么如今反而孤单微弱，大多困顿而不能振作？只有传舞有一个儿子，其余有的尚未娶妻，宗族祭祀几乎断绝。当时没有大力之人为他们请命，抚恤死者的典章没有涉及他们，志书史乘残缺简略，报功的祠祀也没有建立，他们将沉没在草莽之中，又有谁会再知道他们呢？难道上天偏偏苛刻地对待我们谭氏宗族吗？古今的兵祸，大概没有不如此的，何况湘军正处在炎盛隆盛之时呢？

译○先仲兄行述 兄长名嗣襄，原名嗣彭，字泗生。世系出自春秋时的谭子，以国名为姓氏。自宋代起是闽人，明代末年迁居今湖南浏阳县。曾祖名经义，追赠光禄大夫；祖母黎氏、李氏，追赠一品夫人。祖父名学琴，追赠光禄大夫；祖母毛氏，追赠一品夫人。父亲继洵，光禄大夫，赐进士出身，现任甘肃布政使，升任湖北巡抚；母亲徐氏，追赠一品夫人。咸丰七年九月辛卯，徐夫人梦见蛇而生下兄长。过继后的从祖祖父名学新，县学附生，追赠光禄大夫；祖母彭氏，追赠一品夫人。兄长四岁才会说话。同治二年，陪侍徐夫人到京师，教他诗书，起初他并不在意。等到责令他默诵，竟朗朗上口，一字不漏。给他讲明大意，稍加指示，他就能领悟。但他很爱惹事，喜欢攀登屋脊；又善于骑马，挥鞭飞驰，直到马力耗尽才停下。父亲和老师约束严厉，他始终不能自我收敛。鞭打之后，仍随即嬉笑。有的讥笑他资质低劣，有的称赞他天性完整，而有见识的人则认为他志向高远、才华挺拔、胸襟豁达，不拘泥于细节。光绪二年，五天之内，徐夫人以及伯兄、仲姐先后去世。兄长哀伤毁损身体超过常情，但安排丧事条理井然。那一年护送徐夫人的灵柩归葬，亲属中有六人在京师去世，也都一并带回。京师距离家乡将近四千里，山林阻隔，江河险恶，南北行走的人都惴惴不安。兄长因为平日贪玩而被人轻视，大家都担心他不能胜任；然而兄长戒惧谨慎，十分虔敬。他们到家后办理安葬，丰俭适当。选择地势高爽的墓穴，时间虽紧而事情仍办成了。前后一共安葬九具棺木，时间有先后，厚薄有差等，但都坚固结实，可以经久不坏。乡里的先生们一致称赞说：‘真有才能。’先前轻视他的人，也渐渐感到惊异。光绪四年，光禄公赴甘肃任官，兄长送他到襄阳。当时襄阳缺少运载车辆，行装都用人挽拉车，车夫却逃走了。于是把所载物品合并到其他车上。车辆迟缓沉重，车夫抱怨不肯前进，不久又逃走了几个人。把车停在旷野，徘徊而无计可施。远远看见一辆空车辘辘驶来，正打算租来承载重物，车到跟前才知道是兄长派来的。他谋划周详而且切中时宜，大多事情都像这样。归来后管理家政，勤奋敏捷异常。米盐钱币等琐碎事务，儒生有时鄙视而不肯做，兄长却一并核查、兼顾总理，计算没有遗漏；钱财的出入、取舍，根据时势的盈亏加以调节，条理清楚，人们无法欺骗他。不到十年，增加置办了一百多亩田地，又更加致力于慷慨施舍，把行义当作自己的责任。他曾说：‘使用钱财的方法，必须留下余财来舒缓自己的力量，才能补助不足，救济万物的困穷。’侄子某人学习经商而亏折，兄长借给他几百金偿还债务。族人某人去世，没有钱收殓，兄长借钱替他办理丧事。外家贫困窘迫，逢年过节便资助他们。凡是义举，他必定争先为人倡导；爱惜人才尤其迫切。秀才陶甄仰赖他来举火照明，次数很多，他也不厌烦。族人亲戚来告知贫乏的，没有不答应帮助的。因此得到奇士的称誉，而嫉妒他才华的人暗中讥讽议论，认为他耗费祖父的产业。然而实际花费都是他自己的钱。自己的钱用尽后，不得不向别人借贷。人们既然因信义而敬重兄长，急迫借款时，千金也能立即办妥。不过他也颇受拖累。两次到甘肃探亲，都能够有所供奉和帮助。四方来往的书信以及文书的得失、仆役的勤惰，甚至下至烹饪洒扫之事，他没有不亲自察看并详细督责的。他读书精心研究义理，不屑于做章句训诂之学；擅长制艺，文章精密深沉，接近明代名家。偶尔作诗，总是鲜明可喜，但不爱惜自己的作品，写成后随即丢弃。他尤其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和客人谈论天下大事，整天也不厌倦。他论述海防，主张联络海军，首尾一贯。他论述通商，认为红茶出口、洋烟进口，都应由官府经营。因为洋人所需要的是茶，茶价高低的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我国因此受困。洋烟既然不能禁止，就应核查它的进出，使这种权力也掌握在我国手中。可以观察烟、茶价格的高低和数量的多少，使两者相互平衡，以确定它们的价值。他论述兵法尤其详细。书籍中记载的战事，他都竭尽心力详细考察，探究胜败兴亡的原因，发表议论，见解都很卓越。遇到山川险阻，就指点描画地形胜势，以判断主客双方胜败的形势。拿古书来验证，向父老询问，又向宿将老兵请教，彼此都像符节相合。他对于兵制，主张使用乡兵；以武科录取的人充任将领，以武生充任士兵。这样士兵不必费力挑选，武科也不至于徒然设置。十年间，闽、粤发生战事，当权者有让百姓自行作战的议论，兄长首先倡议并捐助军饷。后来听说要议和，便停止了这件事，为此扼腕长叹，认为错过这个机会，就会永远受人奴役了。他三次参加乡试都没有中，到了四十岁，考试结束后，发愤出游。起初想上京城拜访负责铨选的官员，因为缺少路费，转而到了台湾。台湾道唐景崧是他的亲戚，便把兄长推荐给布政使沈应奎，沈应奎又把他推荐给巡抚刘铭传。刘铭传一见就认为他奇异出众，同他纵论时事，过了很久他才退下。第二天就委任他掌管凤山县盐税。凤山地处台南，百姓贫困而赋税沉重，到这里任职的人，都把盐税看作获利的渊薮。分局有二十多个，事务辗转纠葛，无法追究清楚。兄长对人说：“几个月之间，主管盐税的人已经换了三个；既然选中并任用我，我一定能够完成使命。”于是严格制定章程，杜绝侵吞，亲自管理账目，勤于考查核验，不到几个月弊端就全被革除了。当道官员非常赏识他的才能，于是把他留在台湾候补，还想把他推荐给朝廷，并以改任他主管台南府盐务作为确定的凭证。等到公文送到时，兄长已经去世了。起初兄长到台湾道署时，患了寒疾，医生说没有大碍。兄长笑着说：“我的肾经已经断绝了，哪里能够长久呢？”他写信给弟弟嗣同说：“我这一病不起，难道不是天意吗？希望你善待父亲，以慰藉我在九泉之下的心。我没有别的东西，只有文征明的画和友人物，当归还给人家。我所欠的债务已经偿清，有契券可以作证。”后来他想搬家，别人挽留也不能使他改变，大概是不愿死在官署里，以自身连累别人。他去世那天，还在和宾客、随从谈笑，神情安适自得。正午时分，他搬到蓬壶书院，过了一会儿就去世了。当时是光绪十五年五月庚戌日，享年三十三岁。

译圣人不轻易谈论天命，只有对于颜渊才说是天命，对于伯牛才说是命。难道不是因为反观内心，没有任何应当死去的道理，而死亡却降临到他身上，这才确实是天命吗？从前长兄去世时，说过：“我这一病不起，难道不是天意吗？”如今兄长也这样说。兄长孝顺友爱而英明笃厚，天性超过常人，临终之际首先想到的是年老的父亲。他一生喜欢交游，重视诺言，即使是一幅小小的画，临死时还担心遗失，从而辜负自己当初的心愿。他的聪明、才力，在颠沛困顿中也没有衰退，顺从地接受正当的命运，没有苟且偷安、畏惧贪恋之情，从这些便可以看出他的修养。他身体羸弱，多有疾病，却不肯彻底服用药物。从幼年到长大，每次吃饭总要呕吐。他遭遇不顺，平日常常忧郁，借悲歌感慨来发泄郁积之气。不祥的征兆，早在过去就已经显现。称之为天命，他和长兄都完全当之无愧。曾以国子监生身份充任实录馆誊录，议叙授予通判资格；因河南赈灾捐款，报捐盐运使司提举衔，后来又由新疆巡抚刘锦棠奏请保举，以直隶州知州任用。妻子是黎氏，儿子传炜，女儿两人。兄长身材高大挺拔，容貌光彩照人，双目炯炯有神，如岩石下闪动的电光，聪颖悟性非同寻常。幼年看别人下围棋，试着落下几子，往往就胜过对手。台湾的语言像鸟叫一样，长期客居那里的人也不能分辨，兄长几天之内就能仿效当地人的话。他善于诙谐，能够说出难以说清的道理，往往出人意料。每当朋友相聚交谈，他议论纵横，满座的人都被折服。他喜欢苦心思索，探索精深奥妙之处，没有细微之处不涉及。读书作文时，呻吟得像生病一样。这样好学却短命，实在令人遗憾！他去世后，台湾的高级官员叹息不止，沈布政尤其痛惜他的才华。乡里的长老说：“这未必不是一乡的命运啊。”唉，真令人悲痛！别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他的亲人呢？叔弟嗣同扶着灵柩回乡，安葬在冷水井的原野。谨慎地叙述他的品行事迹，等待著述者采录。梁启超

译《变法通议》自序（一） 为什么法律一定要变？凡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事物，没有不变化的。昼夜变化而形成一天，寒暑变化而形成一年。大地刚开始形成时，是流动炽热的物质，热熔冰移，经过多次变化才形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树、大鸟、飞鱼、飞龟、袋兽、脊兽，此生彼灭，交替变化，才形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出二氧化碳、吸入氧气，时刻连续变化，一天之中变化千次，才形成活人。假如说一成不变，那么天地和人类就会同时停止存在。所以，变化是古今共同的规律。贡法、助法变成租庸调，租庸调变成两税，两税变成一条鞭法。井田、乘法变成府兵制，府兵制变成▯广骑，▯广骑变成禁军。学校升造制度变成荐举征辟，荐辟变成九品中正，九品中正变成科举。上下千年，没有一个时代不变，没有一件事不变。这是公理本来如此，并不是某个人凭空造成的。主张不变的人，动不动就说要守古、守古。他们哪里知道，从太古、上古、中古、近古直到今天，本来已经经历了不知万千次变化！今天被人视为古法而加以守护的东西，同古人的本意相距，哪里能够用路程来计算呢！如今自然界的变化，是上天的规律，有的变化会使事物变好，有的变化会使事物败坏。至于其中的人为之道，就是智者所应审慎考察的了。俗话说：求学的人能够通达高深道理，不学习的人只能停留在浅近层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放任内心、听凭事物自然流变，就会一天比一天败坏；振作整顿，斟酌时势而通权达变，就会一天比一天改善。我考察古代情况：一个姓氏承受天命、创立法令制度以后，它的子孙所奉行的制度，一定会与祖父不同。然而那些君民上下，却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今天的法令就是祖先从前用来治理天下并取得治理成效的制度，{艹尔}然守着它，因循而不察觉，事情逐渐迁移、逐渐变化，百事废弛，最终疲敝不堪，无法收拾。后来兴起的朝代看出它的弊病并加以改变，这才成为新的王朝。如果它的子孙违背这一道理，自己看出弊病并自行改革，这就称为中兴。汉、唐的中兴，本来就是如此。《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是，治理旧国家必须采用新法。这个道理十分顺当，意义极其明白；有可以施行的时机，有可以采用的办法，有不得不实行的形势，有不能稍稍迟缓的理由。可是主张不变的人还在说守古、守古，坐视制度因循废弛，内心漠然无动于衷。唉！这难道不可以说是大惑而不解吗！《易经》说：“困穷了就要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伊尹说：“采用新的，去掉旧的，疾病才不会存在。夜里不点灯就昏暗，冬天不穿皮衣就寒冷，渡河却乘坐陆地车辆就危险，改变了病症却还服用旧药方就会死亡。”如今我专门阐明这个道理，大声疾呼：上承土训、诵训遗留下来的传统，下依照朦讽、鼓谏的意义。说出来没有罪过，听到的人足以因此振作。我写成六十篇，分类为十二类。无论你们理解我还是责怪我，都不必再说什么了。论不变的害处（二） 现在有一座高大的房屋，经历了千年，瓦片和墙面毁坏，椽子栋梁崩折；它并不是不空旷高大，但风雨突然袭来，必定就要倾塌。可是屋里的人仍然酣饮嬉戏、鼾声大睡，漠然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有的人看见危险，只知道痛哭，束手等死，不思考拯救；还有的人在上面修补缝隙、填塞蚂蚁洞，苟且求得一时安稳，希望侥幸取得功劳。这三种人的用心虽然不同，但房屋一同摇动，最终都归于死亡。善于居住和修缮房屋的人，会除去废坏之处，彻底清理并重新建造，召集工匠、准备材料，使房屋焕然一新。开始筹划时虽然艰难，等到建成后，房屋高大华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国家也是这样：按照前一种做法，没有不灭亡的；按照后一种做法，没有不强盛的。印度是大地上最古老的国家，因守旧不变，已经沦为英国的藩属。突厥的土地横跨三洲，立国已有千年，却因守旧不变，被六个大国控制权力、瓜分土地。非洲地域广大，是欧洲土地的三倍；除内地一带沙漠外，植物都很丰茂，畜牧业也很繁盛。但当地人不能开化，只能拱手把土地让给强敌。波兰是欧洲西部的名国，政事不修，内乱日益发生，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相约瓜分它，挑取它的土地来吞食。中亚的回部向来以富足强悍、善于战斗著称，却因守旧不变，被俄国人鲸吞蚕食，几乎将要灭尽。越南、缅甸、高丽，原来臣服于中国，逐渐染上因循守旧的习气，沿袭弊政，{艹尔}靡不变，汉官的威仪如今已不存在了。俄国处在苦寒之地，曾受蒙古统辖，先前的皇帝残暴，民气衰败，局势危急得不能过一天安稳日子。自从彼得大帝游历各国、学习工艺，回来后改革政务；后来的国王接受他的方略，国势强盛，开拓土地数万里。德国原先由各国分治，没有统一纲纪，受法律束缚，像奴隶一样。普鲁士人发愤兴办教育、训练军队，于是击败强大的法国，称霸中原。日本原来由幕府专政，各藩互相征伐，又受到俄国、德国、美国的重大打击，国家几乎不能成为国家；自明治维新以来，改弦更张不到三十年，就夺取了我国的琉球，割占了我国的台湾。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遍布天下，但国内治理稍有松弛，随即凌弱衰落，国土沦为四等国家。暹罗处在缅甸和越南之间，同样力量微弱，但稍稍振作自强，仍然屹立而保存下来。《礼记》说：不知道未来，就看看过去。又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就应引以为戒。大地上的万国，在上下百年之间，强盛、衰弱、灭亡的原因，丝毫没有差错。它们的关键竟如此可怕啊！

译中国立国的历史同印度一样古老，土地的肥沃超过突厥，却因为沿袭积累的弊病，不能振作改革，也同这两个国家差不多。因此土地没有得到开发，人口过多成为祸患。河北各省即使年成中等，沿途仍然到处可见饥民；京城一个冬天，死者就以千计。一旦发生水灾旱灾，道路不通，无法运输救济，就任凭尸体堆积，十家有九家空无所有。沿海的小民没有饭吃，逃到南洋、美洲等地，卖身为奴，还受到驱赶压迫，丢掉斧头等工具逃回来。驯顺的人转而填沟壑，狡黠的人流落成为盗贼。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机发动。工艺没有兴起，商务没有讲求，本国货物一天比一天失去色泽；而外国人投合我国人的爱好，制造各种物品，畅销内地，财富外流的漏洞日益严重，民脂民膏将要枯竭。学校没有建立，学生除了学习科举帖括以外什么都不知道。其中较高明的人钻研考据词章，崇尚支离破碎的学问，向他们谈到海外世界，他们瞪大眼睛不肯相信。又很难得到官职，没有谋生办法，习惯于无耻地苟且偷安，昏昧而不知道奇怪。兵学没有讲求，绿营、防勇都是老弱之人，沉溺烟毒，凶悍扰民，毫无用处。一旦战争兴起，临时招募士兵，大半属于流モ。武器粗劣，粮饷微薄。偏将以下的军官，出身品流混杂，连一个字也不认识，更不用说读书；连营务条例都不熟悉，更不用说兵法了。凭这样的军队遇到懂得学问的将领、纪律严明的军队，百战百败，不必等到交战就已经知道结果。官制不好，所学的不能用于任职，所任的又不是自己所学。权力全落在胥吏手中，各种弊病像刺猬一样纷纷出现。一个官职有几个人担任，一个人兼任几个官职，彼此牵制、推诿，一件事情也办不成。保举、奖励混乱不明，买卖爵位的人充满朝廷，早晨还是市侩，晚上就登上显要职位。做官的道路堵塞，错误的补授使人困窘憔悴；不钻营奔走，就不能解决饥饿。俸禄和养廉银微薄，供应和开支却极其繁多；不贪污卑鄙，就无法养活自己。按年限和条格限制官员，即使有奇才，也不能破格显达，非要等到精力已经衰退、暮气开始深重时，才任用他办事。所以朝廷上满是领取俸禄的官员，却以缺乏人才为忧患。法制弊病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敌国外患暂时没有声息，君子尚且有人为此忧虑，何况把一只羊放在群虎之间，又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睡在上面呢？孟子说：“国家一定先自取败亡，然后别人才来攻伐它。”又说：“没有听说拥有方圆千里的国家还会畏惧别人。”又说：“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侮辱它？”中国人口之多，冠绝天下；疆域的广大，也仅次于俄国和英国。矿产丰富，积累数千年而没有开采；土地肥沃，各种作物都适宜。国家处在温带，人民有才智。君权统一，想要兴办事业，不担心有人阻挠。这些都是欧洲各国所没有的。既然旧法不能依靠到这种地步，而新政又这样容易取得功效，那么舍弃什么、选择什么，不必等有智慧的人，也可以决定了。诘难者说：今天的制度，并不是今天才有，而是沿袭过去。五帝、三王相继传下来的制度，三祖、八宗留下的谋划，历代都率循执行，已经实行了很多年。如果一定说改变道路才可以治理国家，这种话我不敢听。回答说：不能创立法制，就不是圣人；不能随时代变化，也不是圣人。向上观察百代，向下观察百代，论经世大法，只有本朝最善于变化。入关之初，立即下令剃发，戴顶戴翎枝，穿端罩马褂，这些古代没有，于是改变了服饰。任用达海创制国书，借用蒙古文字来附合满洲语音，于是改变了文字。任用汤若望、罗雅谷制定宪书，参用欧洲方法来改订大统历，于是改变了历法。圣祖皇帝永远免除新生人口的赋税，把它并入地赋；自商鞅以来按人口计税的方法、汉武帝以来征收丁税的方法，都没有这样做过，于是改变了赋税法。所有城池工程、河道防务，以及内廷营造、皇帝行在和治跸，都雇用百姓并支付工钱；三王在农闲时役使百姓，每人服役三天，也没有这样做过，于是改变了徭役法。平民死刑另外分为两等，称为情实、缓决；即使判为情实也有不立即执行的，做官的人即使罪至死刑，子孙仍照旧可以参加考试做官。像前代沿袭的诛灭三族、发配乐籍、谏官受廷杖、下镇抚司狱等刑罚，本朝都没有，于是改变了刑法。至于立国根本的储位问题，历代都很重视。自理密亲王被废黜后，世宗创立密封建储的制度；高宗先后九次颁下诏书，编成《储贰金鉴》，作为后世的戒鉴，昏昧的儒生才开始懂得这一重大政务。巡幸制度是谏臣争论的事情，但圣祖、高宗都多次巡幸江南，木兰秋狝也年年举行；昏昧的人有时对此表示怀疑，直到仁宗贬谪松筠，公开说明讲习武艺、熟悉劳苦的用意，庸臣才开始理解其中的苦心。汉、魏、宋、明由旁支继承大统的人，往往有人议论大礼，纷纷争辩诉讼；高宗援引《礼经》，确定对本生父母的称谓，采用葬礼以士礼、祭礼以大夫礼的意义。圣人制定的礼法，万世不变；参照醇贤亲王所受的礼制，天下便一致称颂。以上这些，都是本朝改变前代制度，而且变得更加完善的例子。至于二百多年间，国运昌盛、恩泽累积，因时制宜而改变制度的事，难以一一列举。只列举其中显著的大事：崇德以前，由八位贝勒分别治理所属部众，太宗与各位同母弟上朝会见时一同就坐，军饷费用共同支出，俘虏平均分配；世祖入关后，才严格区分君臣尊卑，裁抑诸王骄纵傲慢的习气，于是统一天下，把谋划留传到今天。历朝用兵开拓土地数万里，承担边疆军政重任的官员，多任用满洲、蒙古人；到了文宗时，也兼用汉人，辅臣文庆竭力赞成此举，于是曾国藩、左宗棠等诸位最终成为名将。八旗精锐部队天下无敌，既削平前三藩、后三藩，乾隆年间又多次西征，仍然选调他们前往，早晨飞驰传送军情，晚上就报告胜利消息；到了宣宗时，连索伦兵也被认为不能使用。三十年来，歼灭荡平流寇，大半依靠招募来的勇丁才取得成功，于是同治年间终于被称为中兴。对内镇压盗寇，起初采用坚壁清野的办法，第一次改变成为长江水师，第二次改变成为防守黄河、圈禁盗匪。对外交邻，起初采用闭关绝市的办法，第一次改变为同十多个国家通商，第二次改变为向十多个国家派遣使者。这又是用本朝制度改变本朝旧法。听说圣人会审察时势而行动，假使圣祖、世宗生在今天，我知道他们改革法制的锐意进取，一定不会在彼得大帝、威廉第一、睦仁之下。《礼记》说：效法先王，要效法的是他们的本意。如今拘泥于祖宗的制度，却违背祖宗的本意，这怎么能算是善于法祖呢？

译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国家，四周排列的都是弱小蛮夷，只需担心内部忧患，不必害怕外来侵侮。因此防备的想法多，兴利的想法少；安于现状的念头重，考虑危险的念头轻。秦朝以后直到今天，将近两千年，时局没有太大差别，所以治理办法也可以不改变。清朝初年沿用明朝制度，稍作增减。赋税极轻，徭役几乎废除；用科举取士，虽然不讲求经世致用，却足以宣扬太平；从军队中选拔将领，虽然没有学问，却足以威服盗贼；任用官员按照资历，虽然得不到特殊人才，却足以制止奔走竞争；上天使外戚不参与政事，所以没有权臣奸臣专横的忧患；督抚、监司彼此牵制，所以没有藩镇跋扈的祸患。假使能够闭关划界，永远断绝外敌，始终成为独立国家，那么墨守这些制度，世世代代照旧实行，再稍加整顿，也未尝不足以治理天下。可是无奈它忽然同西方各国相遇了。西方各国大小并立，有几十个之多，个个狡黠地谋求扩张，彼此猜忌；稍不振作自强，灭亡就会随之而来。因此它们广设学校，奖励学会，是害怕人才不足，国家无法立足；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是害怕利源被别人夺去，国家因而贫困衰弱。将领一定要懂学问，士兵一定要识字，日夜训练，好像面对强大敌人。船只、武器不断采用新式，各国争相驾驭和改进，是害怕兵力稍弱，一次失败就无法振作。其余各种政务，没有不是这样：天天相互比较，天天相互磨砺。因此那里的人的才智，应当乐于互相学习；它们国家的强盛，常常足以彼此抗衡，因为除了这样就无法谋求生存。所谓独立国家，却因为眼睛没有见过大敌，便骄傲自尊，认为没有谁比得上自己；又欺凌驯弱的百姓，束缚有才智的百姓。积弱衰落，一天比一天严重。拿这种国家去面对那些国家，就像用破烂的疮疡抵挡千钧强弩，所以印度、突厥覆亡的旧路，在天地之间不断重演。诘难者说：法律固然应当因时而改变，也要因地制宜地施行。如今您所说的新法，是西方人习惯并安于实行的，所以能够取得功效；如果迁移到别的地方，就未必好了。回答说：西方治理国家的道路、使国家富强的根源，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如此，大概只是近百年才有的。官员选任的新制度，起于嘉庆十七年；民兵制度，起于嘉庆十七年；工艺会所，起于道光四年；农学会，起于道光二十八年；国家拨款兴办学校，起于道光十三年；报纸免税的议论，起于道光十六年；邮政售票，起于道光十七年；减轻刑律，起于嘉庆二十五年；蒸汽机制度，起于乾隆三十四年；海轮航行，起于嘉庆十二年；铁路，起于道光十年；电线，起于道光十七年。其余各种保卫国家的原则、便利百姓的策略，也相继出现，大体都在中国嘉庆、道光年间。自从法国皇帝拿破仑发动祸乱以后，欧洲忽然产生动力，因此更新制度；至于此前的旧风俗，同今天的中国相比并没有远远超过。只是他们突然改变，不到一百年便蓬勃兴盛起来了。那么，我所说的新法都不是西方人固有的，而是西方人改造出来的。改造后施行于西方，和改造后施行于东方，情形没有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何况在东方土地上蒸蒸日上的，还有明明白白因改革而强盛起来的日本呢？诘难者说：您的辩论很有道理。然而伊川披散头发，是君子所叹惜的；采用夷狄的办法改变中夏，究竟有什么可取之处？回答说：孔子说：“天子失去了官职，学问流传在四夷之中。”《春秋》的义例是，夷狄进入并达到中国的地位，就把它当作中国。古代圣人从来不以向别人学习为可耻。但这些还不足以说服您，请让我谈谈中国。中国有土地，测量它、绘制它、教化它、划分它，考察土地的适宜情况，教百姓种植树艺；神农、后稷，并不是西方人。测量土地、安置居民，年终制定用度，家户多少、六畜牛羊，纤细地记录下来；《周礼》《王制》，并不是西方书籍。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等学业完成后升进爵位、官职；庠序学校，并不是西方的名称。谋议要征求卿士意见，也要征求百姓意见，国家有疑难就询问，国家要迁都也询问；议郎、博士，并不是西方的官职。用宽宥来处理五刑，疑难案件由众人共同审理，减轻刑罚的制度、陪审官员，并不是西方的法律。三老、啬夫由百姓自行推举，征辟功曹不用别的郡，乡、亭的官员，并不是西方的官秩。你不要背叛我，我也不强行买卖给你；商订契约的文字，并不是西方的史例。与邻国交往有道，不辱没君主的使命；派使者到遥远地区，也不是西方的政事。国家有六种职事，工匠和居住百姓都包括在内；国家有九条根本政纲，工匠属于应当鼓励的对象。保护工艺，并不是西方的成例。君主面向北站立，臣下在▯前站立，礼仪无不相互回应；宾客作长揖以礼敬士人，这些礼经所陈述的，并不是西方的制度。天子巡守，以观察民风；皇王的大典，并不是西方的仪式。大地有四方运行，地震不停，太阳所产生的是星辰；瑟纬、雅言所说的，并不是西方的文章。腐水离木，物质均匀发散、均匀悬挂，面对镜子站立会出现影像，蜕水称为气，电由气产生；墨翟、元仓、关尹一类的人，并不是西方的儒者。所以法律是天下共同的器物，考察域外是这样，考察古代也是这样。但议论的人还说这是夷狄的东西、夷狄的东西，于是抛弃它；一定要把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说成自己没有，甘心让给别人，这又有什么可取呢？诘难者说：您的论述确实正确。然而中国正处在战败之后、困窘的时期，恐怕没有余力承担这件事；强敌从四面逼近，虎视眈眈地谋求进攻，也未必会等我们。回答说：日本在三国干涉下失败、被迫通商，反而借此成就了维新的功业。法国败给普鲁士，签订城下之盟，赔偿五千兆法郎，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两省；这种创伤比中国今天所受的还严重，但不到十年，法国的强盛反而超过过去。这样看来，战败并不是国家最大的忧患，忧患在于不能自强。孟子说：国家安闲无事，趁这个时候修明政治刑法，即使大国也一定会畏惧它。又说：国家安闲无事，趁这个时候纵情享乐、懒惰傲慢，这是自己招来祸患。西方各国磨牙吮血，在我国身旁伺机而动的固然有人；顾惜商务、不愿发动战争的，也未尝没有。只是我国昏昧太甚，招致祸患的根由太多，启发了他们的敌意，使他们急于图谋侵夺。趁现在尽早谋划，向万国显示更新的开端，订立十年保太平的约定，亡羊补牢，还不算晚。

译天下发表议论的人，动不动就说一劳永逸，这是误害国家的说法。一个人一天吃三顿饭，假如有人说吃一顿就永远饱，连愚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吃饱以后，过了几个时辰必定又会饿，饿了就必定要重新寻求食物。制定法律来治理天下，也是这样。法律施行十年，或几十年，或一百年，必定会产生弊病；有了弊病，就必定还要寻求改变，这是上天的规律。所以吃一顿饭却要求永远饱足的人，必定会饿死；辛劳一次却要求永远安逸的人，必定会灭亡。如今主张不变的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看见新法会危害百姓。他们以逢迎卑屈成为风气，害怕兴办事业，只求避免过错，不求建立功劳；又因为平时没有研究经世之学，内心没有主见，只会跟着别人叫喊。听他们的言论，天天痛哭；读他们的文章，字字孤愤；追问他们挽救国家的方法，却茫然没有回答，只说：天意罢了，国运罢了。于是放弃用心，袖手旁观，等待国家覆亡。唉，我真不明白他们究竟用心在哪里！概括地说，法律是天下共同的器物，变化是天下共同的规律。大地已经相互贯通，万国蒸蒸日上，一天天趋向进步，大势相互逼迫，不能阻止。变也要变，不变也会变。主动变化的人，变化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保卫国家，可以保全种族，可以保存教化；不变化而被迫变化的人，变化的权力让给别人，只能任人束缚、驱使。唉，这就不是我敢说下去的了！所以变化的道路有四种：第一种像日本，自己主动变化；第二种像突厥，别人掌握它的权力，替它变化；第三种像印度，被一个国家吞并，由别人替它变化；第四种像波兰，被几个国家瓜分，由别人替它变化。吉凶的原因、生死存亡的取舍，还能选择哪一种呢？《诗经》说：“可叹我们的兄弟，国家却成为别人的朋友。没有人肯考虑祸乱，谁没有父母呢？”《左传》说：寡妇不忧虑自己的织物，却忧虑周王室的覆亡，因为灾祸将要牵连到自己。这本来就是四万万人的共同忧患。那犹太人的种族，被驱逐追赶在欧洲东部；非洲的奴隶，充斥于大地。唉，他们难道不也是人类吗！论变法不知根本的害处（三） 诘难者说：中国的制度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多年间创行新政，种类很多，然而屡屡战败，没有能力振兴挽救，难道这说明新法果然对国家和百姓没有益处吗？回答说：此前所说的变化，并不是真正能够变化，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修补缝隙、填塞蚂蚁洞，房屋一同摇动，最终共同死亡；至于去掉旧法、采用新法、改弦更张的道路，却从来没有合乎这一点。从前同治初年，德国宰相俾斯麦对人说：“三十年后，日本会兴盛，中国会衰弱吗？”日本人游历欧洲，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回来后就实行；中国人游历欧洲，只询问某厂船舰火炮有什么好处、某厂价格如何便宜，买来就使用。强弱的根源，难道就在这里吗？唉，如今虽然不幸，却被他说中了！吸取以前的教训，谨慎防备后来的灾祸，亡羊补牢，肩负天下责任的人还可以知道应当走哪条路。如今谈论变法的人，所说的大事一定是练兵、开矿、通商，这当然是对的。然而将领和士兵不经过学校教育，能懂得军事吗？选兵不用医生检查，任意招募，大半属于流モ，身体是否羸弱不知道，识不识字也不计较，能为国效命吗？将领俸禄极少，士兵军饷极微，伤残废疾没有终身供养的制度，死亡没有抚恤家属的典章，能清白自守、效死尽忠吗？地图学不兴，险要关塞不明，能制胜吗？船舰武器不能自行制造，只能仰赖别人，能实现愿望吗？海军不在外国海域巡航，将领士兵不熟悉风浪，一旦遇到敌人，能立功吗？这样练兵就等于没有练兵。矿务学校不兴办，矿业工程师缺乏，即使花重金聘用西方人，尚且未必可靠，能充分利用矿产利益吗？机器制造不讲求，化验分析不精确，能不浪费材料吗？道路不通，从矿区运到海口，运费有时达到原价的数倍，能有利润吗？这样开矿就等于没有开矿。商务学校不建立，很少有人明白贸易规律，能保住财富吗？工艺不兴，制造不讲究，本国货物的销路寥寥无几，能争取利益吗？道路阻塞，运费沉重，能扩大销售吗？里卡满地，抑制勒索、强行扣留，▯膏削脂，像虎狼一样，能鼓励商人吗？领事不报告外国商务情况，国家不保护侨居海外的商民，能自立吗？这样通商就等于没有通商。稍微进步一些的人说：要谋求新政，必须兴办学校。这可以说是知道根本了。然而师范教育不讲求，教师缺乏，能培养人才吗？科举不改革，聪明的人都致力于学习帖括来取得富贵，改变志向、舍弃原来的道路，能屈就去学习新学吗？官制不改革，学成后却没有任用之处，只能闲置散处；如同以前留学出洋学生的情况，奇才异能之人能安心吗？既然想让省、府、州、县都设学校，但兴办学校的各项事务责任在官员身上，如今的地方长官能奉行得尽善尽美吗？这样兴学就等于没有兴学。其余各种政务，如铁路、轮船、银行、邮政、农务、制造，无不类似。大概每件事情都有相互依赖、逐步形成的条件，而万事都同出于一个根本。不提起纲领而握住关键，就像治理乱丝反而使它更乱，所以百般举措却没有一件见效。如今谈论变法的人，有两个弊病：第一，想把震古烁今的大事交给领取俸禄的官吏去完成；第二，认为黄种人没有一个值得谈论，甘心把一切交给异族，抱定就此结束的想法。在事情紧急、只能先治理表面问题的时候，我当然不是说西方人一定不应当使用；但是，难道可以长久如此吗？中国推行新政，使用西方人的事情大多成功，不使用西方人的事情大多失败。询问其中原因，就说：西方人明达，中国人固陋；西方人奉守法律，中国人谋求私利。我听说，日本开始变法时，客卿比中国还多。十年以后，按年裁减，到今天各个省署的事务都由日本人自己承担，欧洲人一百个中也留不下一个。如今中国谈论变法，已经几十年了，却仍然借用外国人才才能谋求成功，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呢？让西方人承担中国的事务，他们爱中国和爱自己的国家，哪一个更深？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何况我们所使用的西方人，又未必是他们国家的贤能之士。

译至于领取俸禄的官吏不足以任事，这当然是事实。不过，我本来也不把全部过错归咎于这些人。国家本来凭借粗陋低劣的帖括文章来选取他们，却忽然要求他们提出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怎么可能做到？国家本来借助混杂不堪的捐纳制度来卖官，却忽然要求他们具有奉公守廉的羞耻心，怎么可能做到？一个人身上，忽然要求他治理百姓，忽然要求他管理财政，又忽然要求他统领军队，却希望他条理清楚、安排一切适宜，怎么可能做到？处处设置防弊措施，责任却不专一，一件事必经数人办理，彼此牵制、推诿，希望事情能够成功，怎么可能做到？学校不教这些，考察政绩不以这些为标准，担任这些事务的人得不到奖赏，不担任的人也不受惩罚，希望他们振作勤勉、努力建功，怎么可能做到？仕途阻塞、俸禄微薄、长官层层压制；不奔走竞争就无法取得官职，不贪污就没有办法谋生，希望他们忍受饥寒、舍弃自身和家产来从事公义，若不是圣人，怎么可能做到？如今人的聪明愚笨、贤能不肖，彼此相差并不太远。如果一定说西方人全都聪明，中国人全都愚笨，西方人全都贤能，中国人全都不肖，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知道这不对。然而西方官员能够任事是那样，中国官员不能任事又是这样，所以我说不能把过错全归咎于这些人，是法制造成的。立法完善，中等人的品性也可以变得贤良，中等人的才能也可以变得聪明；立法不完善则相反，堵塞他的耳目，使他变得愚昧，捆住他的手脚，驱使他成为不肖之人。因此一旦发生事情，就没有一个人可以任用。却不改变这些根本问题，只小心翼翼地仿效西方人的一两件事情，就说这是自强。难怪谈论变法几十年，却一点利益也没有见到，弊病反而层出不穷，给守旧的人找到了可乘之隙，让他们尽情发表攻击言论。我现在用一句话概括说：变法的根本，在于培养人才；人才的兴起，在于开办学校。学校的建立，在于改革科举。而一切要取得大成，关键在于改革官制。有人为难说：您的议论已经探究根本、追溯源流，没有遗漏了。然而这件事关系重大，若不是天下有非凡才干的人，恐怕无人能够承担；我又担心听到的人会因这些话而惊恐，把它当作空谈，于是连先前所说的一两项西法也一并抛弃，不敢再谈，那该怎么办呢？您不如把论调降低些，不要提出太高远的主张，使它成为今天可以实行的办法。我解释说：不是这样！譬如渡江的人漂在江心，突然遇到暴风，便握住舵、敲击船桨，即使疲惫到了极点，也不敢说暂且偷安一刻，因为死亡就在身后。庸医面对病证犹豫不决，用药迟疑；精于审察病证的人，查明病源所在，知道不用这个方子就治不好这种病，即使要用三年积蓄的艾草，也不会推辞。事情虽然困难，又能到哪里去躲避呢！况且难道没有听说，东海之滨区区三个岛屿的日本，对外受到列强劫持和盟约压迫，对内又受到藩镇逼迫，处境艰难、灾难重重，濒临灭亡，却在转圜之间由弱变强，难道不正是由于实行这条道路吗？既然如此，又怎么知道今天的变法一定不能实行呢！有非凡的人才，就足以挽救非凡的变局。唉，这正是我所期望于大人君子的啊！去年李相国出使欧洲，向德国前任相国俾士麦询问治国之道。俾士麦说：我们德国之所以强盛，只在于训练军队。如今中国最大的祸患，在于军队少而且没有训练，船舰器械粗劣而又缺乏。如果把注意力放在这两件事上，中国就不难强盛。今年张侍郎出使欧洲，同德国某位爵员谈话，那人的话仍然与俾相所说相同。中国几十年来，士大夫已经很少谈论变法。即使有一两个人谈论，也只是把练兵当作唯一要务，认为外国人的长处、我国的当务之急，就只有这一件事。众口一词，几乎无法辩驳。既然没有人提出别的说法，他们便更加自我夸张，说西方的通达之士所谈论的本来也是这样。梁启超说：唉，亡掉天下的，必定就是这番话！我现在拿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墨翟反对攻伐、宋钅开主张停止战争的道理来告诉中国人。听到的人一定说：以这样一个衰弱的国家，却陈说高尚的道义来治理它，这是在加速它灭亡。不知道如果有一个国家处在这种情形，内部治理修明，工商兴盛，学校发达，人才智慧众多，即使没有军队，也仍然是强国。美国就是这样。美国的军队不过二万人，它的军事力量在欧洲连最小的国家都比不上；但强邻虎视眈眈，谁又敢轻视它呢？假使有一个国家，内部治理败坏，工商业粗劣，学校闭塞，人才智慧稀少，即使全国上下都去当兵，也仍然要灭亡。土耳其就是这样。土耳其以陆军冠绝天下；俄土战争中，五次交战土耳其胜了三次，却最终仍不能免于今天的处境。这样看来，国家的强弱似乎在于军队，而使国家强弱的根本却不在军队，这一点已经明明白白了。如今有一个病人，治疗他必须先清除体内的积滞，调养营卫，培育元气，使他的身体恢复到与健康人相同，然后才可以处理其他事情。这是不变的道理。现在却给病人甲胄，给他刀戈，并说‘你何不赶快去做战士的事情’，我看他还没有舞动一天，就已经死期将至了。西方人训练军队，就好比壮士披上甲胄、手执戈戟。如今的中国，却是病夫。不致力于治病，却去做壮士所做的事情，所以我说：亡掉天下的，必定就是这番话。然而西方人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回答是：唉！那些狡猾地想要开拓疆土、以灭亡别国社稷的人，哪个国家没有呢？我深感疑惑的是，我国所谓开新党的人，为什么对西方人的话总是深信不疑、谨慎奉行，却不敢稍加怀疑呢？西方人的政事中可以实行于中国的，如训练军队、置办器械、修筑铁路、制造轮船、开采矿产。

译在中国的西方官员，对内在我国政府中聒噪鼓吹，对外在我国各级官署中聒噪鼓吹，已经不是一天了。至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改革官制、发展工艺并开设机器厂、奖励农业、拓展商务，我却没有见过西方人为我们说过一句话。这是为什么呢？训练军队，那么将帅的人才必定要从他们那里取得；置办器械，那么船舰、枪炮的价钱就归他们所有；开通轮船和铁路，内地的商务就能由他们来流通；开采矿产，地下的储藏他们就能染指；而且每有一项建设，一切材料和一切工匠，都无不依赖他们供应。他们的士民因此得到养活。所以铁路、开矿等事情，在中国不能说不是急务。然而从西方人自己的角度看，他们替中国谋划的只有十分之一，替自己谋划的却有十分之九。至于科举、学校、官制、工艺、农业、商务等，这才是建立国家的元气，是使国家强盛的根本。如果西方人真的希望我们变得聪明而强盛，他们理应披肝沥胆、天天谈论这些事情。如今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操持大权、沾取巨大利益，是因为我们软弱、愚昧。他们哪里肯把使他们聪明、使他们强盛的道路全部交给我们呢？英国人李提摩太的话真令人震惊。他说：西方官员替中国谋划，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权利。我在光绪十年回到英国，默默想到，华人广泛学习西学的时期一定已经不远了。于是打算拜见英、法、德等国的学部大臣，请求指示振兴新学的方法，以便储备将来传播给中华使用的力量。到了某国，我递名片拜见该国学部的某位大臣，询问学校的新规，并请求给我一张文凭，使我可以遍游全国的大书院。大臣于是问我考察本国新学的意图，我如实回答说：想把这些学问传播给中华。话还没有说完，大臣便勃然变色说：你如果教华人全都通晓西学，那对我国怎么办？对我和各国怎么办？文凭于是没有能够得到。他又说：西方人见到中国官员，常常用谄媚的话奉承说：贵国的学问实在是各国之首，以此助长他们自以为是的心理，坚定他们轻视新学的志向，一定要使他们无法自强才肯罢休。如今李君也是西方人，他一定不是为了诬蔑西方人才说这种谎话，这一点无可怀疑。他的话既然如此，我希望我国政府和官署中同西方人交往的人，都认真考虑这番话。李相国经过德国时，德国的官吏和各厂厂主大摆筵席，恭敬行礼，尽力款待宴请他，并不是因为爱重相国，而是认为我们想购买的船舰、枪炮利润极其巨大，所以想弯腰献媚、抢先把这些买卖夺到手。等到在哭龙姆席间说了一句话，众人才全都扫兴。英、法等国大为哗然、讥笑。这样看来，德国人津津有味地劝勉我们练兵、置办器械，他们的用心从其他国家看来，仿佛肺肝都显露出来了。而且他们的内心还另有不可测度之处。德国本来就是欧洲新近兴起的强国，又认为如果不能在东方取得志愿，就不能同俄、英、法诸国争衡强弱。中国早已是案板上的肉，商务权利掌握在法、日以及其他国家手中。德国是后来者，越过国界、远赴边鄙去选择肥肉吞食，颇为困难，于是便打算掌握我国的兵权，控制全国的生死。因而中国要训练洋操、聘请教习时，德国政府一定选择懂军事而有才干的人交给我们，让他以教习身份兼任统领。今年湖北省武备学堂聘请某位德国军官，政令只允许他任教习，不允许兼任统领，德国政府竟至于致书总署，反复据理力争，这到底是想干什么呢？假使我国十八行省各自训练一支洋操部队，各自由德国军官统领，让他们教导训练，天天相互熟悉，逐月渐进、逐年磨合，一旦瓜分之事发生，我国的绿营和防军便毫无可依靠之处，其中一两个尚可使用的人，也只会听从德国人的号令。这样一来，德国所获得的利益，就不会在俄、英、法、日诸国之下了！这又是德国人隐忍不发的阴谋，只是没有人察觉。中日订立通商条约时，德国某日报说：我国一向把制造机器等物品卖给中国、日本。日本仿行西法，已经掌握了制造的要领。如今如果任由这些技术继续流入中国，恐怕德国的商务就会一败涂地。去年《字林西报》刊载某位日本人的来信说：从前上海的西方商人争着请求中国务必准许机器进口，欧格讷公使回国时，却说这件事对西方国家并没有好处。如今考察英国供养水陆各军，完全是为了扩大商务、保护工业，耗费极其巨大。如果把我们英国一向制造的东西交给所有人，使他们都能制造来夺走我们的利益，那就是自己造孽。唉，西方人谈学校和商务时，这样嫉妒我们；谈军事时，却那样‘爱护’我们。即使是躺在床上的小孩，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缘故。一艘铁甲舰的费用，可以供给学堂十多年；一艘快船的费用，可以翻译西书数百卷；一尊克虏伯炮的费用，可以设立三四所小型博物院；一营洋操军队的费用，可以派遣数十名留学生出国。我们不从事这些事情，却只顾替他们谋划。我非常痛惜户部官员仰面向屋、艰难筹措、搜刮所得的金钱，却安然送给敌国，用来换取那些实际上没有用处的东西。几年以后，又形成粮食被盗、财物被掠的局面。前面的车已经翻倒，后来的车轮正有力地驶来。唯独一谈到开启民智、培养人才的方法，大家就都说没有经费。虚度时日、拖延岁月，却始终不肯舍弃这一两项军备花费，来成就培养人才的千万倍大事！我又疑惑，改革科举、发展工艺、实行专利等事情，并不需要国家花费一分一厘的钱，大家却也相继观望、推诿。眼看着百姓失去这种关系生死、能够使人起死回生的机会，却不肯引导他们。我没有别的敢于怨恨，只好把责任归于西方民族谋划的巧妙，以及他们言论蛊惑人的深度。《诗经》说：不要相信别人的话，别人其实是在欺骗你。

译○《少年中国说》日本人称呼我国中国，一次说是老大帝国，两次也说是老大帝国。这句话大概是承袭翻译自欧美人的说法。唉！我国中国果真已经老大了吗？任公说：呸，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在我的心目中，自有一个少年中国存在。要谈论国家是老年还是少年，请先谈人的老年和少年。老年人常常追念过去，少年人常常思考将来。因为追念过去，所以产生留恋之心；因为思考将来，所以产生希望之心。因为留恋，所以保守；因为希望，所以进取。因为保守，所以永远陈旧；因为进取，所以天天更新。因为思考过去，件件事情都是自己已经经历过的，所以只知道照例办事；因为思考将来，件件事情都是自己尚未经历过的，所以常常敢于突破常规。老年人常常忧虑很多，少年人常常喜欢行动和享乐。因为忧虑多，所以灰心；因为喜欢行动和享乐，所以意气旺盛。因为灰心，所以怯懦；因为意气旺盛，所以豪壮。因为怯懦，所以苟且；因为豪壮，所以冒险。因为苟且，所以能够毁灭世界；因为冒险，所以能够创造世界。老年人常常厌恶事情，少年人常常喜欢事情。因为厌恶事情，所以常常觉得一切事情都无可作为；因为喜欢事情，所以常常觉得一切事情没有什么不可以做。老年人像夕阳，少年人像朝阳；老年人像瘦牛，少年人像初生的老虎；老年人像和尚，少年人像侠客；老年人像字典，少年人像戏文；老年人像鸦片烟，少年人像白兰地酒；老年人像来自另一行星的陨石，少年人像大洋中的珊瑚岛；老年人像埃及沙漠中的金字塔，少年人像西伯利亚的铁路；老年人像秋后的柳树，少年人像春天前的草；老年人像死海积水形成的泽地，少年人像长江刚刚发源。以上是老年人与少年人性格不同的大致情形。任公说：人固然如此，国家也应当如此。任公说：老大真可悲啊！浔阳江头的琵琶妇，在明月照绕船身、枫叶瑟瑟作响、被子冷得像铁、似梦非梦的时候，追想洛阳尘世中春花秋月的美好情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女，在一盏灯如禾穗般微弱的光下，三五人相对而坐，谈论开元、天宝年间的遗事，谱写《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的人，左边对着妻子，回头逗弄孩子，回忆侯门深似海时贵人门下珠履杂沓的盛事。拿破仑流落厄蔑、阿剌飞幽禁锡兰时，同两三个看守官吏或偶尔来访的好事者谈论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而使强国震恐的丰功伟业，起初拍着桌案，接着抚摸大腿，最后对着镜子顾影自怜。唉，脸上布满皱纹，牙齿掉光，白发满把，颓然老去了！像这样的人，除了幽闷抑郁之外没有心事，除了悲惨之外没有天地，除了颓唐之外没有日月，除了叹息之外没有声音，除了等死之外没有事业。美人和豪杰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的碌碌之辈呢！平生的亲友都已埋在坟墓中，起居饮食都要听命于别人。今天且过一天，哪里顾得上知道明天；今年且过一年，哪里顾得上忧虑明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天下使人灰心丧气的事情，没有比老大更严重的了。对于这样的人，还想希望他凭借凌云的手段、挽回天局的功业和挟山超海的气概，能够做到吗，不能做到吗？唉！我国中国果真已经老大了吗？站在今天回头指看往昔，唐虞三代是多么的政治清明；秦皇汉武是多么的雄才杰出；汉、唐以来的文学是多么的兴盛；康熙、乾隆年间的武功是多么的显赫！历史学家所铺陈叙述的，文学家所歌咏赞叹的，哪一件不是我国人民少年时代美好时光、美丽景色和赏心乐事的遗迹呢？可是如今却颓然老去了。昨天割让五座城，明天割让十座城；到处连雀鼠都被搜尽，夜夜鸡犬惊鸣。十八省的土地财产，已经成了别人怀中的肉；四百兆父兄子弟，已经被别人登记在册、当作奴隶。这难道就是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吗？唉，请您不要谈论当年的事情，憔悴的青春年华实在不忍观看。楚囚相对，只能危险地顾看自己的影子；人的生命危浅，早晨还不能料想晚上。国家成了等死的国家，全国人民成了等死的人民；万事都交给‘怎么办’，一切任凭别人摆布，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任公说：我国中国果真已经老大了吗？这是今天整个地球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它确实老大了，那么中国就是过去的国家，也就是地球上过去本来有这样一个国家，而现在逐渐消灭，将来的命运大概就要终结了；如果它并不老大，那么中国就是未来的国家，也就是地球上过去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国家，而现在正逐渐发展，将来的前途还很长。要判断今天的中国究竟是老大还是少年，就不能不先弄清‘国’字的意义。国家是什么东西？有土地，有人民；让居住在土地上的人民治理他们所居住土地上的事情，自己制定法律并自己遵守；有主权，也有服从，人人都是主权者，人人也都是服从者。像这样，才叫作完全成立的国家。地球上出现完全成立的国家，是近百年以来的事情。完全成立，是壮年人的事情；尚未完全成立而逐渐走向完全成立，是少年的事情。所以我可以用一句话作出判断：欧洲各国在今天是壮年国家，而我国中国在今天是少年国家。古代的中国，虽然有国家的名义，却还没有形成国家的形态，有的是家族的国家，有的是酋长的国家，有的是诸侯封建的国家，有的是一位君王专制的国家。虽然种类不一，但总的说来，它们对于国家的体质，都是具备一部分而缺少一部分，正如婴儿从胚胎直到成长为儿童，身体的一两个器官先行长成，其他部分虽然大体具备，却还不能发挥作用。所以唐虞以前是胚胎时代，殷周之际是哺乳时代，从孔子以来直到今天是儿童时代，逐渐发展，而到今天才开始将要进入成童以上的少年阶段。它成长得这样迟缓，是因为历代的民贼阻塞了它的生机。正如儿童时期多病，转而显出老态，有人甚至怀疑他的死期将近，却不知道这都是因为尚未完全、尚未成立，而不是属于过去，恰恰是属于未来。

译而且我们中国过去哪里曾经有国家呢？不过只有朝廷罢了。我们的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足在这个地球上已经几千年了，可是要问我们的国家叫什么名字，却没有。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都只是朝代的名称。朝廷，是一家人的私产；国家，是人民的公产。朝廷有朝廷的老少，国家有国家的老少。朝廷和国家既然是不同的东西，就不能因为朝廷的老少而说成国家的老少，这一点很明白。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是周朝的少年时代；幽王、厉王、桓王、赧王时期，是它的老年时代。汉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时期，是汉朝的少年时代；元帝、平帝、桓帝、灵帝时期，是它的老年时代。其余各朝无不如此。凡是这些情形，说一个朝廷老了可以，说一个国家老了却不可以。一个朝廷老了并且死去，就像一个人老了并且死去一样；这同我所说的中国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我们中国此前还没有出现在世界上，如今才开始萌芽罢了。天地广大，前途辽阔，我少年中国多么美好啊！玛志尼，是意大利三杰中的领袖，因为国事获罪，逃亡到外国，于是创立了一个团体，名叫‘少年意大利’。全国的志士像云涌雾集一样响应他，最终恢复了旧有的国家，使意大利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国。意大利，是欧洲最老大的国家。自从罗马灭亡以后，土地隶属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地利，几乎就是所谓衰老而濒临死亡的国家了。然而有了一个玛志尼，尚且能够使全国变成少年，何况我国实际上正处于少年时代呢？堂堂四百多个州的国土，凛凛四百多兆的国民，难道竟然没有一个玛志尼那样的人吗？龚自珍的文集中有一首诗，题为《能令公少年行》。我一向喜爱诵读它，并且很能体会它寄托的用意。我国人民如果自己说自己的国家老了，那么它就真的老大了；我国人民如果自己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少年时代，那么它才是少年国家。西方谚语说：有三岁的老翁，也有百岁的儿童。这样看来，国家的老少也没有固定的形态，实际上随着国民的心力而消长。我看见玛志尼能够使国家变成少年，又看见我国的官吏、士人和百姓能够使国家变成老大，因此我为此感到忧惧。这样一个壮丽浓郁、风采翩翩、举世无双的少年中国，为什么会被欧美和日本人说成老大呢？这是因为掌握国家权力的都是衰老腐朽的人。他们如果不是吟诵几十年八股文，就是写几十年白折；如果不是当几十年差，就是熬几十年俸；如果不是递几十年手本，就是唱几十年诺；如果不是磕几十年头，就是请几十年安，否则就一定不能得到一官、升进一级。在内任卿贰以上、在外任监司以上的人，一百人中五官不全的，大概有九十六七人；不是眼睛瞎了，就是耳朵聋了；不是手发抖，就是脚跛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否则就是半身不遂。他们一身的饮食、行走、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理，必须有三四个人在身边扶着、搀着，才能度日；在这种情况下，却还想把国事责任交给他们，这同树立无数木偶让他们治理天下有什么区别呢！而且这些人从年轻力壮的时候起，就已经不知道亚细亚、欧罗巴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的皇帝，还嫌他们的顽钝腐败没有达到极点，又一定要反复搓磨、陶冶他们；等到他们脑髓已经枯竭，血管已经堵塞，气息奄奄、同鬼为邻的时候，然后把我国二万里的山河、四万万人的性命，一举交到他们手里。唉！老大帝国，确实老大了！而这些人，把几十年的八股、白折、当差、熬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积累起来，千辛万苦、历尽艰难，才得到红顶花翎的服色和中堂大人的名号，于是拿出全部精神、耗尽毕生力量来保持它。就像一个乞丐捡到一锭金子，即使雷声在头顶盘旋，两只手还紧紧抱住钱袋，其他事情既不顾也不知道，更听不见。在这种情况下告诉他们亡国、瓜分，他们哪里会听？哪里会相信？即使真的亡国了、真的被瓜分了，而我今年已经七十岁、八十岁，只求在一两年之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这一辈子就已经过得很快活了。万不得已，就割让三头两省的土地送上贺敬，来换取我的几个衙门；卖掉三几百万人民，让他们做仆人和奴隶，来赎回我这条老命，又有什么不可以？有什么难办的？唉！如今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都包含在这些事情里面了。西风一夜催人老，红颜凋尽，满头白发。假使让勾魂使者去做医生，带着催命符来祝寿。唉，真是悲痛啊！用这样的人治理国家，怎么能不衰老而死？而且我还担心它来不及成年就夭折了。

译任公说：造成今天这个老大中国的，是中国老朽之人的罪孽；造就未来少年中国的，是中国少年的责任。那些老朽之人有什么值得说的，他们同这个世界告别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而我们少年才刚刚到来，正要同世界建立关系。就像租房子的人一样，他们明天将搬到别处，而我今天才开始住进这所房子。即将搬走的人，不爱护窗棂，不清洁庭院，这是俗人的常情，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如果是我们少年，前途浩大，回望身后却茫茫无际。中国如果成为牛马、奴隶，那么被烹煮、切割、鞭打的惨酷，只有我们少年承受；中国如果称霸天下、主持地球盟约，那么指挥顾盼的尊荣，只有我们少年享有。这同那些气息奄奄、与鬼为邻的人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如果漠然置之，还可以说得过去；我们如果漠然置之，就不可饶恕了。假使全国的少年果真都是少年，那么我国中国就是未来的国家，它的进步不可估量；假使全国的少年也都已经老大，那么我国中国就是过去的国家，它的消亡就指日可待。所以今天的责任不在别人，而全在我们少年。少年聪明，国家就聪明；少年富裕，国家就富裕；少年强盛，国家就强盛；少年独立，国家就独立；少年自由，国家就自由；少年进步，国家就进步；少年胜过欧洲，国家就胜过欧洲；少年雄立于地球，国家就雄立于地球。红日刚刚升起，它的光芒照耀四方。黄河从伏流中涌出，一泻而成浩荡海洋。潜藏的蛟龙腾跃深渊，鳞片和爪牙飞舞。初生的老虎在山谷中长啸，百兽都震惊恐惧。鹰隼试展翅膀，风尘因而飞扬。奇异的花刚刚孕育，光彩盛大。干将剑刚在磨刀石上磨过，已经显露锋芒。天顶着苍苍青色，大地踏着黄色。纵向有千古历史，横向有八方荒远之地。前途像大海一样广阔，未来的日子还很长。美好啊，我少年中国，同天地一样永不衰老！雄壮啊，我中国少年，同国家一样没有疆界！‘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是岳武穆《满江红》中的词句。作者从六岁起就口头接受、背诵记忆，直到今天仍然喜爱诵读而不衰。从今以后，我要抛弃‘哀时客’这个称号，另外给自己取名为：‘少年中国之少年’。

译○《呵旁观者文》天下最令人厌恶、憎恨、鄙视的人，没有比旁观者更严重的了。旁观者，就像站在东岸观看西岸失火，把看见的红光当作乐趣；又像站在这条船上观看那条船沉没，把看见对方像水鸟一样扑腾当作欢乐。这样的人，说他阴险也不够，说他狠毒也不够。这种人无法给他命名，只能称作没有血性。唉！血性，是人类赖以生存、世界赖以建立的东西；没有血性，就没有人类，也没有世界。所以旁观者，是人类的蛀虫，是世界的仇敌。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各自都有责任。知道责任，是大丈夫的起点；履行责任，是大丈夫的终点。自己放弃责任，就是自己放弃了使自己成为人的条件。因此，人对于一个家庭有家庭的责任，对于一个国家有国家的责任，对于世界有世界的责任。一个家庭的人各自放弃责任，家庭就一定衰败；一个国家的人各自放弃责任，国家就一定灭亡；全世界的人各自放弃责任，世界就一定毁灭。所谓旁观，就是放弃责任。中国的词章家有两句警语，说：‘救济别人、造福万物不是我的事情，自有周公、孔圣人去做。’中国普通人有两句熟语说：‘各人只扫自己门前的雪，不管别人屋瓦上的霜。’这些话，实际上就是旁观派的经典，也是他们的口号。这种经典口号深入全国人的头脑，抹不掉，也洗不净。直截了当地说，‘旁观’二字代表了我们全国人的性质，也就是‘没有血性’三个字，成了我们全国人所独有的东西。唉，我为此感到忧惧！旁观者，意味着把自己置于客人的位置。天下的事情不能只有客人而没有主人。譬如一个家庭，大到教训子弟、总核财产，小到开关门户、洒扫庭院，都是主人的事情。主人是谁？就是一家人自己。一家人各自尽到主人的职责，家庭才能成立。如果一家人各自站在客人的位置，父亲把责任推给儿子，儿子推给父亲，哥哥推给弟弟，弟弟推给哥哥，丈夫推给妻子，妻子推给丈夫，这就叫没有主人的家庭。没有主人的家庭，它的败亡立刻就可以等待了。国家也一样。一个国家的主人是谁？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一个国家的人各自尽到主人的职责罢了。中国却不是这样。进入我国，问它的主人是谁？没有人承担这个责任。如果说百姓是主人，百姓就说：这是官吏的事情，同我有什么关系？如果说官吏是主人，官吏就说：我占据这个职位，是为了我的威势，是为了我的利益来源，其他事情我什么也不知道。这样，一个国家虽然很大，竟然没有一个主人。没有主人的国家，奴仆来戏弄它，盗贼来夺取它，当然是应该的。《诗经》说：‘你有庭院，却不洒扫；你有钟鼓，却不敲击。它就这样渐渐死去了，反而由别人来保有。’这就是天理必然达到的结果，对于人还能责怪谁呢？对于别人的家庭、别人的国家而采取旁观态度，还可以说得过去。为什么呢？我本来就是客人（按照侠义之道，即使面对别人的国家和家庭，也不应当旁观；现在姑且放置不谈）。可是对于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国家而采取旁观态度，就不可说了。为什么呢？我本来就是主人。我尚且旁观，又还能指望谁来代替我承担责任呢？大体说来，一个家庭、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常常根据其中旁观者有没有、多少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人没有一个旁观者，国家即使小也一定兴盛；一个国家的人全都成为旁观者，国家即使大也一定灭亡。如今我看中国四万万人，全都是旁观者。若有人不相信我，请看他们的流派。第一类叫浑沌派。这一派可以说是没有头脑的动物。他们不知道有所谓世界，不知道有所谓国家，不知道什么事情值得忧虑，不知道什么事情值得恐惧；直截地说，就是不知道人世间有应该做的事情。饿了就吃，饱了就游荡，困了就睡，醒了就起；房门以内就是他们的小天地，为争一文钱也可以丢掉性命。他们既不知道有事情，哪里谈得上办或不办；既不知道有国家，哪里谈得上亡国或不亡国。譬如游鱼处在将要沸腾的锅里，还误以为是水温暖的春江；燕子栖息在半边着火的厅堂里，还以为是照亮屋子的太阳刚刚升起。他们活着，就像机器制造出来的一样，能够运动却没有知觉；他们死去，就像被电击毙一样，只是坠落而没有痛苦，蠕蠕然度过几十个寒暑罢了。他们虽然是旁观者，却从不知道自己是旁观者。我把他们称作旁观派中的天民。四万万人中属于这一派的，大概不止三千五百万人。然而这又不只是那些不识字、不谋生的人。天下固然有不识字、不谋生却不浑沌的人，也有号称识字、能谋生而实际上非常浑沌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五千万人〕 大体说来，京城内外大小几十万官吏，应乡试、会试以及岁试、科试的数百万士子，遍天下的商人，其中十个人里有九个属于这一派。第二类叫为我派。这一派，就是俗话所说的遇到雷打也要按住钱袋的人。事情应当办理，他们并非不知道；国家将要灭亡，他们并非不知道。然而，办理这件事如果对我没有好处，那么我就只旁观；这个国家灭亡如果对我没有损害，那么我就只旁观。像冯道在五代纷乱之际，早晨事奉后梁、晚上归附后晋，还以五朝元老自夸；张之洞说瓜分以后自己还不失为小朝廷的大臣，也都是这类人。他们在世界上，似乎总是站在主人的位置而不是客人的位置。然而他们不过是拿公众的事业来计算自己的个人利害；至于公众的利害，他们始终采取旁观态度。我过去在日本报纸上见过一段最能描绘这类人情形的话。原文说：‘我曾经游历辽东半岛，看见沿途的人民，观察他们的情态，他们对于国家存亡的危机，仿佛毫无自觉。他们对待日本军队，不把它看作敌人，而把它看作商店的主顾；他们心目中不知道辽东半岛是否割让给日本这个问题，只知道日本银元和纹银之间兑换时补贴水钱多少的问题。’

译这实在把魑魅魍魉的情状描写出来了，就像禹鼎铸刻奸邪之形一样。为了自己，割让数千里土地，赔偿数百兆款项，用来换取自己衙门咫尺之地，却一点也不顾惜。为什么呢？我现在已经六七十岁，只求眼前几年没有事情，等我一闭眼之后，即使天翻地覆也与我无关。明明知道官场积习应当改革，却一定不肯改，那是我的衣领和饭碗所在；明明知道学校、科举应当改革，却不肯改，那是我子孙取得出身的途径。这一派以老聃为先圣，以杨朱为先师，一个国家中无论做官的、做绅士的、读书的、经商的，其中占据要津、掌握重权的人，都是这一类。因此，这一派具有左右世界的力量。一个国家中聪明才智的人，都奔走聚集在他们旗下；而正在萌芽、孵化、破卵而出的少年子弟，也往往转而仿效他们。就像麻风病、肺病患者把病种传给子孙一样，所以毒害遗遍天下。这是旁观派中最有魔力的一派。第三类叫呜呼派。什么叫呜呼派？就是把叹息、长叹、痛哭流泪当作唯一事业的人。他们脸上常有忧虑国家的神情，口中不断说着哀叹时局的话。告诉他事情应当办理，他就说：确实应当办理，可是又从哪里着手办理呢？告诉他国家已经危急，他就说：确实极其危急，可是已经没有办法挽救了。再追问下去，他就说：只是国运罢了，只是天意罢了。‘无可奈何’四个字是他们的口诀，‘束手待毙’一句话是他们的真传。看见火灾发生，不去设法扑灭，却只对火势炽烈叹息；看见有人溺水，不想办法救援，却只痛恨波涛汹涌。这一派本来就自认为不是旁观者。然而别人的旁观是用眼睛，他们的旁观是用嘴巴。他们并非不关心国事，只是把国事当作写诗的材料；并非不喜欢谈论时务，只是把时务当作谈话的资料。我们读到波兰灭亡的记载、埃及惨状的历史，何尝不为此感叹，可是对波兰、埃及没有帮助，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旁观者。我们看见菲律宾同美国浴血奋战，何尝不由此产生敬意，可是对菲律宾没有帮助，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旁观者。所谓呜呼派，同这种旁观又有什么不同呢？这一派似乎对世界没有补益，也没有损害。然而，他们使国民的志气灰心，阻碍将来的进步，罪责实在不小。这一派，在一个国家中凡是号称名士的人，都归属于其中。四是笑骂派。这一派，说是旁观者，宁可说是事后评论者，因为他们常常站在人背后，用冷言冷语、热嘲热讽来批评人。他们不仅自己充当旁观者，还想逼得别人不得不成为旁观者。他们既骂守旧，也骂维新；既骂小人，也骂君子；对老一辈，就骂他们暮气太深；对青年，就骂他们冒进、喜欢惹事。事情成功了，就说“这个小子成名了”；事情失败了，就说“我早就料到了”。他们总是把自己置于无可指责之地。为什么？因为自己不做事，所以无可指责；因为只是旁观，所以无可指责。自己不做事，却站在做事者后面，拿着绳墨挑剔根由，进行嘲笑攻击。这是最狡猾的手段，使勇敢的人因此丧失斗志，使怯懦的人因此灰心丧气。难道他们只是使人灰心丧气而已吗？正在形成的事情，他们一定用笑骂来阻挠；已经完成的事情，他们也能用笑骂来破坏。所以，这些人是世界上的阴险之徒。排斥别人并不是绝对不可以；自己有一种主义想要推行，因而排斥别人的主义，这是西方各国政党并不避讳的事。然而，笑骂派究竟有什么主义呢？这就像一叶孤舟在大洋上遇到风浪，他们骂风、骂浪、骂大洋、骂孤舟，甚至把同船的人也全都骂一遍。如果问这条船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到达彼岸，他们就瞪着眼睛无言以对。为什么？他们凭借旁观来进行笑骂，一旦失去旁观者的地位，也就无从笑骂了。五是暴弃派。所谓“呜呼派”，认为天下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所谓暴弃派，认为自己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人。笑骂派常常责备别人而不责备自己；暴弃派常常寄望于别人而不寄望于自己。他们的意思是：一个国家有四百兆人，在其余的三百九十九兆九亿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才智不知有多少，英杰不知有多少，我一个人又哪里有什么轻重可言？把这种思想推到极端，必然会变成：四百兆人，人人都把自己排除在外，把国事寄托给其余的三百九十九兆九亿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这样统计并相互抵消，四百兆人最终竟实际上一个人也没有。国事，是全国人民人人各自负有责任的事情。越贤明、越有才智，责任就越大；即使愚昧无能，也不过是责任稍小而已，不能说毫无责任。别人即使有极大的智慧和能力，也只能尽到自己本分以内的责任，哪里能有丝毫替我承担的分量？这就像不想吃饭，却让善于吃饭的人替我吃；不想睡觉，却让善于睡觉的人替我睡，能做到吗？况且我虽然愚昧无能，但既然已经是人，就是人类的一分子。既然生在这个国家，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国民。我放弃自己这一身，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污蔑人类的资格、损害国民的体面，就无法说得过去了。所以，暴弃者实际上是人道的罪人。六是待时派。这一派实际上实行旁观，却不以旁观者自居。“等待”这个说法，表示能不能得到还不能确定：我等到可以做事的时候，然后再去做；如果始终没有那个时候，就是始终不做事。普通的旁观，是旁观人事；他们的旁观，则是旁观天时。而且究竟怎样才算到了可以做事的时候，哪里有固定的形态呢？做事的人，没有什么时候不是可以做事的时候；不做事的人，也没有什么时候不是不可以做事的时候。所以有志之士，只是创造时势罢了，从没听说有等待时势的人。所谓待时，就是想窥探风潮的趋向，从旁边捡取剩余的利益：风向东就跟着向东，风向西就跟着向西。这正是乡愿的本色，也是旁观派中最巧妙的一种。

译以上六派，把我们中国人的性质全都概括在里面了。他们所属的派别不同，但都是旁观者这一点却相同。这样看来，我们中国四万万人，果真没有一个不是旁观者；我们中国虽然有四万万人，果真没有一个主人。一个没有任何主人的国家，站在世界生存竞争最剧烈、最残酷、万鬼环伺、百虎窥视的大舞台上，我不知道它究竟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六派之中，第一派是不知道责任的人，下面五派是不履行责任的人。知道却不去做，和不知道没有区别。况且那些不知道的人还有希望，希望他们将来知道后立即去做；至于知道却不去做，就是自己同天地断绝关系了。所以我责备第一派的人还较浅，责备下面五派的人最深。不过，按照阳明学“知行合一”的说法，那些知道却不去做的人，终究还是不知道罢了。如果真正知道得极其明白，行动就必定极其勇敢。猛虎追在身后，即使跛子也可能跳过数丈宽的山涧；大火烧到邻近，即使弱者也可能搬运千钧重物。为什么？因为他确实知道猛虎、大火一旦到来，自己的性命必定无法幸免。国家灭亡、种族灭绝的惨酷，又哪里只是猛虎和大火而已。我认为，全国的旁观者不过是没有真正知道罢了；或者知道一二，却不知道事情的究竟。如果真的知道了，如果真正知道了事情的究竟，我想，即使箝住他们的手、封住他们的口，也仍然不能使他们默默无声、僵坐不动。怎么会像今天这样，在悠悠岁月中歌舞太平，把这样的江山坐等着交给别的民族，袖手旁观，面缚着等待死亡到来呢？唉，如今那些身居高位、享有厚俸，以及号称前辈名士、在当时颇有声望的人，都是一个国家中已经过去的人了。他们就像已经退院的僧人，像已经闭门的妇女，只顾着自己寄居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还剩几年。因此，他们对国家抱着过客的态度。他们苟且偷安、贪图逸乐，袖手旁观来度过余年，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至于我们这一代青年，正是一个国家未来的主人。我们同这个国家结缘的日子还很长，前途茫茫，不知道将走向哪里。国家兴盛，我们将亲自享受它的荣光；国家灭亡，我们将亲自尝到它的惨痛。想躲避也无处可躲，想逃跑也无处可逃。它的荣光，不是别人可以夺走的；它的惨痛，也不是别人可以替代的。想到这里，难道还可以旁观吗？难道还可以旁观吗？我难道喜欢用深文刻薄的话把天下人都骂尽吗？不过是出于不忍旁观这一点苦心，不能不大声疾呼，来向我四万万同胞发出警告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万万人〕 反对旁观的人说：承担责任。孔子说：“天下有道，我就不参与改变它。”孟子说：“如果想使天下太平，处在今天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这就是承担责任的意思。

译○排外平议 我们中国以排外闻名天下，已经很久了。杀洋人，毁教堂，攻打使馆，杀害公使。天下人无不斥责这是人道的祸害、世界的公敌，是万国公法所不能容忍的。以至于攻陷它的都城、使它的人民丧亡、歼灭它的军队、割地赔款，主权完全丧失，国家几乎不成其为国家。排外的力量固然很大，但排外带来的灾祸也极其惨酷。伤心的人说：中国人哪里懂得排外！排外的方法有两种：野蛮人的排外，是用腕力排外；文明人的排外，是用心力排外。用腕力排外的人，愤恨外国人逼迫自己，把他们视为仇敌，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外国人来到我国，就一定会把门关得很紧、坚决拒绝他们；这样，外国人的文化和知识就不能用来取得益处、吸收长处。而一个人的腕力，又不是一百几十个人的腕力所能抵挡的，力量必然有所不及。力量既已不够，外国人来逼迫我国的情形就会比过去多出一百几十倍，而我们更没有办法抵拒。并且还冒犯了最不该冒犯的事情，违背公理，触怒万国。外国人就把我们贬作野蛮人，愤恨地视为公敌，联合各国力量进行报复；还借公义之名放纵自己的私谋，蛮横地不再顾忌，把极力践踏、束缚、压制我们，都看作对待野蛮人的公法所当然。排外者力量耗尽、道理理亏，无可再排，于是不得不低头忍声，接受他们的压制。用心力排外的人，对待外国人礼貌有加，善于外交而不失礼节。即使是世代仇恨的国家，即使受到对方逼迫侮辱、全国人都想得到而后快，彼此往来应酬时仍然殷勤周到，和姻亲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正因为积怨怀仇，所以更加学习对方的政治和学术，输入对方的文明；对外尊奉敌人为老师，对内改善本国的政治。至于本国自主的内政、国家的主权，直到国民所享有的权利，即使是最小最弱的国家，也绝不容许他人有丝毫干涉、有一件侵犯。外国人在旁边窥伺觊觎，也忌惮它的心力，受到抵抗，因而不敢施行干涉侵犯的阴谋。这两种排外，排外的心情虽然相同，排外的方法却完全不同；这正是国家盛衰兴亡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中国自通商以来，同外国人交涉已经几十年了。概括说来，对外的方法大约不出两种。开始时采取仇视主义。持仇视主义的人，拘泥于大一统、自立自尊的旧例，习惯于把氏、羌、胡、羯等事看作外族；自大时就称自己为“天朝”，鄙视别人时就称别人为“夷狄”。问他们的政策，不是说封锁港口，就是说闭关。他们把外国人看作毒蛇、猛兽、大火和仇敌盗贼；即使是外国文明的政治教化、精妙的学问，也无不视为鸩毒。一定要使外国人的足迹在我国境内绝迹，一次排斥，再次排斥，但力量终究敌不过对方。等到害怕排外会招来灾祸，于是突然转变为服从主义。他们被外国人的威势所劫持，因外国人的势力而恐惧，知道自己必定不是对方的敌手，于是狡猾的人便急忙借助对方的威势来巩固自己，把它作为保护，倚靠它来维持生活。下等人想保全自己的生产，上等人谋求保住自己的富贵。甚至有人挟持外国人剩下的威焰，骄傲地斜视同辈，残害同种人来取乐。愿意服从的人看见外国人的威势确实足以保护自己，便神色激动地相互告知，像野兽奔逐一样趋附，千方百计谋求成为附属，享受其余荫；即使把全部主权都交到他们手里，仍然战战兢兢，唯恐不能得到他们的接纳。他们看待外国人，就像看待鬼神、天帝，就像奴仆服侍主人、妾妇讨好丈夫。先前还愤怒地把外国人当作仇敌，如今却甘愿成为他们的奴隶。于是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国家是什么国家，也忘记了自己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唉，先前傲慢的人，后来必定恭顺。野蛮人的排外，最终没有不变成仇敌奴隶的。不仅如此，中国人痛恨外国人，不过是习惯了攘夷的旧说，随声附和、捕风捉影，所以听到外国人的名声便产生愤怒罢了；否则，就是愤恨教民势力逼迫自己，怨恨外国人待人刻薄；再否则，就是恼怒外国官吏傲慢无礼、逼迫人太过分。起初并不是知道国家受到屈辱而痛苦，不是因为主权被夺、国民人权受到侵犯而奋起争取独立。天下间用力过猛、行动过快的事，即使遇到最柔弱的东西，也不能没有反作用力。几年来，外国人瓜分中国的心思太急，侵略的谋略太突然，行动太仓促，因受到刺激而发生变化。如今西方人士纷纷指责他们的政府侵略得没有谋略。假如外国人改变政策，放弃急切激烈的手段，改用和平缓和的办法；停止有形的瓜分，改在无形中施行；用私人的恩惠笼络，用小利引诱，用虚名欺骗，那么我们中国人一向不讲国家的学问，又完全不懂外交的手段，必然会把他们当作心腹、倚为后援，陷入他们的牢笼后反而感恩戴德，必定不会发生抵抗。譬如狗一样，驱赶、逼迫、踢打它，它必定反咬并狂吠；如果抚摸顺服它，喂养豢养它，那么无论什么人，都会摇尾乞怜，依靠对方，把对方当作主人。唉，我们中国人一向被外国人鄙视，被说成具有奴隶性。奴隶哪里会有抵抗他人的事情？那么今天的举动，不过是攻击者用力过猛，而受到攻击者只有很少的反作用力罢了。中国人哪里懂得排外！中国人哪里能够排外！唉，天下的国家，没有排外而不覆亡失败的；天下的国家，也没有排外而能够独立的。排外从哪里产生？产生于界限，而界限是人类天赋的同类意识。把自己和自身划开界限，就称别人为外人；把自己的家庭和别人划开界限，就称别人为外家；把自己的国家和别国划开界限，就称别国为外国；把自己的种族和别的种族划开界限，就称别的种族为外种。既然划分了自身、家庭、国家、种族的界限，那么用情和做事时，自然不能不在其中有亲疏厚薄。所以我自己的弟弟，我爱他；秦人的弟弟，我就不爱。同室的人争斗，就戴好帽子赶去干预；乡邻争斗，就关门不管。即使圣人也公开这样说而不能避讳。因此在野蛮时代，排外之心最强，排外的规则也最严。家族、部落时代，无不仇视、对待外人。外人若没有内部人的担保，就不能居住在其境内；礼貌和刑律对内外人的轻重，也极不平等。罗马最早开化，曾经制定公共法律来保护外人；但受到这种保护的外人，仍不及罗马人的一半。如今欧洲以文明闻名天下，其民法、刑法都适用同一法律，不再因内外人的界限而有轻重之别。

译至于涉及国法的方面，规定仍然极其严格。公民的权利，只有本国臣民应当享有，外国人必定不能分得丝毫。而且本国人迁居他国，或嫁给外国人，就必定被取消本国国籍，剥夺公民权，被排除在外国人之列。唉，排外是上天赋予人的共同本性，是人道所不能避免的。既然有国界，即使耶稣做君主、墨翟做宰相，难道也能抹去国界，把外国人引入国内吗！如今古代所谓贤明的君主、贤能的宰辅，号称爱护人民，在田野间叹息，在宗庙中勤劳；问他们治理经营的实际目的，也不过说是保全我的子孙、保全我的百姓罢了。欧洲各国订立一项条约，就一定要求抵制；采取一项行动，就一定要求报复。耗费千万军饷，常备几十万军队；问其治理经营的实际目的，也不过说是防止外国人侵犯我的权利罢了。为什么不保全别人的子孙，而只保全我的子孙？为什么不保全别人的百姓，而只保全我的百姓？为什么不把权利公平地分给天下万国，而一定要防止外国人侵犯？难道不是因为国界既已建立，即使圣人也不能抹去国界、把外国人引进来吗？况且西方的伟大儒者和博学之士，公开宣讲、高声号召，以唤起国民的精神：不是说爱国，就是说自主；不是说竞争权利，就是说独立不受羁绊。他们天天谨慎地讲优胜劣败的道理，力求国家权力日益伸张、人民力量日益增长，走出去同外国人争胜。所以斯宾塞说：“把事情托付给同我利害相同的人最安全；托付给同我利害不同的人最危险。”他公开说出这种无所顾忌的话，煽动本国人民的排外之心。而美国人排斥英国以求独立，意大利人排斥奥地利以建立国家，也都实际实行了排外。然而，天下主持公论的人，还称赞他们民气旺盛、民力强大，却从未说一句话斥责他们违背公理。大概文明程度越高，排外的力量越强，排外的手段也越巧妙。他们隐藏排外的意义，换上美名，称作爱国、自主、竞争权利、独立不受羁绊。爱国、独立，同排外本来是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外国人看见这些行为，就斥责为排外；本国人看见这些行为，就称为爱国。然而为什么西方人排外而国权伸张，我国人排外而国权反而屈服呢？回答是：西方儒者所说的自由，以他人的自由为界限。排外固然也有界限：用政治手段排外，虽然严厉，却仍在界限之内，于是能够伸张国权并获得美誉；在交往中排外，一举手就越出界限之外，于是遭受实际祸害并得到恶名。我国人民不明白排外的界限，不懂得用政治手段排外，不能忍受小小的愤怒，冒昧采取这种野蛮行动。一次攻击没有成功，就精神丧失、气势沮败，竭力采取柔顺态度，以求外国人不排斥自己。然而外国人正分割国民，正严厉划分种族，他们排外的剧烈程度尤其超过我们。这样即使屈膝低头，最终也不能免于被人排斥。唉，他们排斥别人，是发泄个人愤怒，而不是为国家谋划；他们求免于被别人排斥，也是经营个人图谋，而不是为国家谋划；他们不懂得爱国，实在太严重了。哪里有不爱国而能够排外的呢？有人问：外国人驱逐我们的华工，他们用腕力排外，难道同我们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西方儒者已经说过，文明时代把道理当作力量，野蛮时代把力量当作道理。美国积蓄本国人民的力量，不断膨胀，横冲直闯，甚至触犯公理；即使犯了天下所不能容忍的事，但因为势力强盛，也没有谁敢把它怎么样。我国人民凭微薄的力量，触犯公众的愤怒；连一只小鸟也敌不过，却要抗拒乌获举起的鼎，当然鼎还没有举起来，膝骨就已经先断了。唉，在万国并立、彼此竞争的时候，不竞争就不足以生存。然而黄河奔流而下，必定先要蓄积水势；猛禽发起攻击，也必定先收拢翅膀。侥幸发动一次攻击，哪里会有真正的幸运！只有鼓舞爱国之心，张扬独立的气概，增强竞争的力量，抛弃野蛮的覆辙，遵循文明的正轨，那么今天腕力屈服的人，哪里知道将来心力不能伸张呢？如果对野蛮的横暴勇敢，对文明的竞争却怯懦，来日还很长，四万万同胞将把性命托付给什么呢？唉，希望我国人民记住美好愿望所能产生的成效，不要忘记斯宾塞的至理名言。

译○论国家思想 人类群体发展的初级阶段，有部民而没有国民。从部民进步成为国民，这正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部民和国民的区别在哪里？回答说：聚族而居、各自形成风俗的，叫作部民；具有国家思想、能够自行制定和施行政治的，叫作国民。天下没有没有国民却可以建立成国家的。国家思想是什么？第一，对于自身，要知道有国家；第二，对于朝廷，要知道有国家；第三，对于外族，要知道有国家；第四，对于世界，要知道有国家。所谓对于自身而知道有国家，是什么意思？人之所以比其他事物尊贵，是因为人能够结成群体。假如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大地上，那么飞行不如鸟，奔跑不如兽，人类早就灭绝了。因此从内部说，在太平时期，互通功劳、交换工作，分工合作，绝不是一个人能够兼备各种工艺；从外部说，在危急困难时，群策群力，守卫城池、抵御侮辱，更不是一个人能够保全七尺之躯。于是国家就产生了。国家建立起来，是由于不得已，也就是每个人都知道仅凭一己之身无法生存，于是另求彼此团结、互相补助、互相保护、互相救济、互相获利的方法。要使团结永远不解散，补助永远不亏缺，保护永远不失误，利益永远不穷尽，就必须人人都知道，在自己一身之上还有更宏大、更重要的存在。每产生一个念头、说出一句话、处理一件事，都必须时时注意到所谓超越个人自身的存在（这兼有兼爱主义的意思。不过，即使称作“为我主义”也未尝不可，因为不利于群体，就不能利于自己，这是天下共同的规律）。如果不是这样，团体终究不能形成，人道也几乎要灭绝了。这就是国家思想的第一层意义。所谓对于朝廷而知道有国家，是什么意思？国家好比一家公司，朝廷就是公司的办事处，而掌握朝廷权力的人，就是办事处的总办。国家好比一个村市，朝廷就是村市的会馆，而掌握朝廷权力的人，就是会馆的值理。究竟是办事处为公司而设，还是公司为办事处而设？是会馆为村市而设，还是村市为会馆而设？不用争辩就能知道。二者性质不同，大小轻重自然不可颠倒，所以法王路易第十四“朕即国家也”这句话，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欧美五尺高的儿童听到这句话，也没有不唾骂的。站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或许会认为没有什么奇怪；不过，譬如有一个公司的总办说“我就是公司”，有一个村市的值理说“我就是村市”，试想公司的股东、村市的居民，能接受这种话吗？国家固然不能没有朝廷。因此，常常把爱国之心推广到爱朝廷，不过是爱人以及房屋、爱房屋以及乌鸦的意思罢了。若竟把乌鸦当作房屋，把房屋当作人，把爱房屋、爱乌鸦当作爱人，渐渐爱乌鸦而忘记房屋，爱房屋而忘记人，想不说这是发疯，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有国家思想的人也常常爱朝廷，但爱朝廷的人未必都有国家思想。朝廷按照正式制度建立，朝廷就是国家的代表，爱朝廷正是爱国家；朝廷不是按照正式制度建立，朝廷就是国家的蛀虫，纠正朝廷正是爱国家。这是国家思想的第二层意义。所谓对于外族而知道有国家，是什么意思？国家，是相对于外部而言的名称。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国家”这个名称也就不能成立。所以身体同身体并列，才有我的身体；家庭同家庭相连接，才有我的家庭；国家同国家相对峙，才有我国。人类从千万年以前开始分散繁衍在各地，各自发展，从语言、风俗直到思想、制度，形体不同，精神不同，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国家作为国家。按照物竞天择的共同规律，人与人不能不冲突，国与国不能不冲突；国家这个名称，就是为了应对其他群体而建立的。所以真正爱国的人，即使外国有神圣的大哲，也一定不愿服从于外国主权之下；宁可全国人民流血粉身、一个也不剩，也一定不肯把丝毫权利让给其他种族。因为否则，构成国家的要素就会先行灭亡。这就像一家人，即使房屋已经贫困到空无所有，也从没有愿意让别人进入这所房子居住的。知道有“我”，所以“我”才能存在。这是国家思想的第三层意义。所谓对于世界而知道有国家，是什么意思？宗教家谈论时，动不动就说天国、大同、一切众生，所谓博爱主义、世界主义，难道不是最高的道德和深厚的仁爱吗？不过，这些主义要脱离理想世界而进入现实世界，果真可以期待吗？这件事也许要等到一万几千年以后，我不敢知道；但如果是今天，又到哪里去取得它呢？竞争是文明之母，竞争停止一天，文明的进步就立即停止。竞争从一个人发展到一个家庭，从一个家庭发展到一个乡族，从一个乡族发展到一个国家；国家是团体最大的范围，也是竞争达到的最高阶段。如果说要取消国界、打破国界，姑且不论这件事根本不能成功；即使成功了，竞争消失，难道文明也会随之消失吗？况且人的本性不能永远没有竞争。那么，大同以后，不出片刻，必定又会因其他事情在天国中展开竞争；那时已经退回到部民之间的竞争，而不再是国民之间的竞争，这就是率领天下重新归于野蛮。如今的学者并不是不知道这种主义很美，但因为它是心灵境界的美，而不是历史进程中的美，所以把国家确定为最高的团体，而不把世界确定为最高的团体，大概是有原因的。既然如此，谈博爱的人，可以牺牲一己之私来爱一家，可以牺牲一家的私利来爱一个乡族，可以牺牲个人、家庭、乡族的私利来爱一个国家。国家，是私人之爱的根本位置，也是博爱的最高限度；达不到国家这一层的，是野蛮，超过国家这一层的，也是野蛮。为什么？因为那样的人是部民而不是国民，这是同一个道理。这是国家思想的第四层意义。

译完了，悲哀啊！我们中国人竟然没有国家思想。下等人只关心个人和家庭的荣辱成败；上等人则高谈哲理而违背实际功用；不肖的人甚至把其他种族当作老虎，而自己做它的帮凶；贤能的人也只把尧、跖当作主人，而自己做他们的狗。说到第一层意义，如今四万万人中，眼光能够看到自身以上的，有几个人？他们来来往往，只要能够谋取眼前微小的私利，即使卖尽全国同胞来求取，也在所不辞。他们所谓第一等人，不过是独善其身、在乡党中自命清高的一类人，这就是我所说的逃避群体责任而不偿还的人。独善其身和私下作恶，虽然自立的方式不同，但归根到底足以招致国家衰亡，却是一样的。说到第二层意义，我们中国历来所传的天经地义，是忠和孝，当然很崇高。不过，说忠于国家，意义完整；说忠于君主，意义就偏颇。为什么？忠、孝这两种德性，是人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少其中任何一种，时常就不能算人。假如忠只施加于君主，那么天下做君主的人，难道不是断绝了别人尽忠的道路，使人生来就带有不完整人格的缺憾吗？那么，像今天美国、法国等国的人民，没有君主可以效忠，难道不就永远被排除在这种德性之外，不能再列入人类了吗？但我看，君主制国家的人和民主国家的国民所应尽的忠德，反而还有更加深重的地方。人不是父母不能出生，不是国家不能生存；孝敬父母、忠于国家，都是报恩的大义，不是那些做一姓之家奴走狗的人可以冒充的。而我们中国人把“忠”这个字专门用作主仆关系的名称，这是多么糊涂啊！（君主所应尽的忠，为什么比人民更重？人民的忠，只在报效国家这一项义务；君主的忠，又兼有不辜负托付的义务，哪里能说他的忠德可以不尽呢？孝，是子女对于父母的责任；可是做父亲的人，什么时候可以缺少孝德呢？父亲不可不孝，君主难道反而可以不忠吗？只说忠君，我看这种说法无法使自身完整。）说到第三层意义，那就是我国历史上大得遮天的耻辱，已经不是我所忍心再说的了。从汉末直到今天，大约一千七百多年间，我中国全部土地被其他种族占领过三百五十八年，其中黄河以北甚至达到七百五十九年。现在把它们的种族和时代列成表如下：国名　国祖　种族　都城　今地　起兴年代（西历）　灭亡年代 （西历） 汉　刘渊　匈奴　平阳　山西平阳府　三 ○四年　三二九年 成　李雄　巴氐　成都　四川成都府　三 ○四年　三四七年 后赵　石勒　羯　邺　直隶顺德府　三一八年　三五一年 燕　慕容▯　鲜卑　邺　直隶顺德府　三三七年　三七 ○年 代　拓跋猗卢　鲜卑　盛乐　山西大同府　三 ○九年　三七六年 秦　符健　氐　长安　陕西西安府　三五一年　三九四年 后燕　慕容垂　鲜卑　中山　直隶定州　三八三年　四 ○八年 后秦　姚苌　羌　长安　直隶定州　三八四年　四一七年 西燕　慕容冲　鲜卑　长子　山西潞州府　三八四年　三九四年 西秦　乞伏乾归　鲜卑　苑川　甘肃巩昌府　三八五年　四三一年 后凉　吕光　氐　姑臧　甘肃凉州府　三八六年　四 ○三年 南燕　慕容德　鲜卑　广固　山东青州府　三九八年　四一 ○年 南凉　秃发亻辱檀　鲜卑　廉川　甘肃西宁府　四 ○二年　四一四年 北凉　沮渠蒙逊　匈奴　张掖　甘肃甘州府　四 ○二年　四三九年 大夏　赫连勃勃　匈奴　统万　甘肃宁夏府　四 ○七年　四三一年 后魏　拓跋▯　鲜卑　平城　山西大同府　三八六年　五六四年　契丹　五代时燕云十六州 金　完颜阿骨打　女真　汴　河南开封府　一一二六年　一二三四年 元　成吉思汗　蒙古　北京　直隶顺天府　一二七七年　一三六七年 唉！黄帝神明华胄世代相传的公共产业，被别人纠缠夺取的事情屡见不鲜；而所谓黄帝子孙，有多少人迎接敌人，捧着酒浆，像山崩时折断额角那样卑躬屈膝；有多少人身居青紫官服，以臣妾自居，向敌人骄献；又有多少人残害同类，为敌人竭尽力量呢？陈白沙《崖山吊古诗》说：“在奇石上刻下功勋的是张宏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唉，唉！晋、宋以来的汉儿，其丰功伟绩同张宏范前后辉映的，哪里只是千百人！白沙先生，莫不是见闻不够广吗？国家思想的消亡，到这里已经达到极点。至于第四层意义，中国儒者动不动就说平天下、治天下；其中最为高尚的，如《江都〈繁露〉》的篇章、横渠《西铭》的著作，把国家看作微小的一物，根本不屑于放在心上。追究到底，所谓国家之上的那个大团体，哪里曾因这些精妙空泛的话而得到什么补益？国家反而越来越衰弱了。这样看来，我们中国人果真没有国家思想。危险啊，痛苦啊！我们中国人没有国家思想，竟然严重到了这种地步！我推究其中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只知道有天下而不知道有国家；第二，只知道有自己而不知道有国家。把国家误认为天下，又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地理方面的原因。欧洲的地形山河交错、支离破碎，形势自然趋向分立；中国的地形平原广大，交通险要，形势自然趋向统一。所以自秦以后两千多年间，只有三国、南北朝三百年间稍有分裂，其余时期都是四海一家。即使偶尔有割据，也很快就会合并。环绕中国外部的虽然有无数蛮族，但它们的疆域、人口、制度文物没有一样赶得上中国。至于葱岭以外，虽然有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文明国家，但彼此不相连接，也互不了解。因此中国人看待自己的国家，就像看待天下。这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地理形势造成的。国家，是相互对待而形成的。中国人的国家思想之所以比欧洲较难发展，是形势使然。第二是学说方面的原因。战国以前，地理形势尚未统一，群雄对峙，而国家主义也最为兴盛。不过它的弊端是争夺土地和城池，杀人遍野，百姓遭受涂炭的灾祸不知何时才能达到尽头。有道之士对此深感忧虑，于是矫正过度，以挽救后来的流弊。

译孔子作《春秋》，致力于打破国界，归于一个王统，以文字实现太平。孟子说天下将归于何处，回答是归于统一。其余先秦诸子，如墨翟、宋▯▯、老聃、关尹这一类人，虽然各自的哲理不同，但一谈到政治方法，没有不把统一各国作为第一要义的。这是因为要挽救当时的弊病，不得不这样。人心对分裂争斗已经厌恶到了极点，于是嬴政、刘邦等枭雄接连兴起。此前只是书生坐着空谈，忽然变成帝王的实际施行，中央集权的形势于是完全确立。帝王还担心它不够稳固，于是进一步焚烧诸子百家的言论，禁锢方术之士，专门摘取前代哲人的学说中有利于自己的内容，特别加以表彰，用来陶冶一代人的思想。于是国家主义便断绝了。它的断绝，也未尝不是由于孔子、墨子等哲人从中消长、削弱了它。不过，这当然不能归罪于先哲，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本来就应当如此；扶东倒西，也是人类无法避免的弱点。佛教本来是说法来度化众生，但执着于佛法的人，却又因佛法而产生迷惑。后人习惯于大一统而忘记爱国，难道也是先圣的志愿吗？况且人与人相处，不能没有彼此的界限，这是人的天性。国界已经破碎，可乡族界、身家界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这就等于除去一个数十万之众的大国，又产生出数百、数千乃至无数个小国，逐渐发展到四万万人便成了四万万个国家。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两千年来的状况。只是因为不知道有国家，所以他们看待朝廷，不把它当作国民的代表，而把它当作天帝的代表。朝廷屡次更换而不能动摇他们的心，并不是他们冷漠；苍天死了黄天就立，白帝被杀了赤帝就来，这同我们下界的普通百姓有什么关系呢！既然地理环境造成的影响如此，学说熏染造成的影响又是这样，我国人没有国家思想，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不过，知道有天下而不知道有国家，这只是一个时期的错误见解；时代发生变化，这种错误也可以自行消除。那些由地理环境产生的错误，如今全球交通往来，列强彼此为邻，闭关自守、一统天下的形势已经被打破，谁知道深重的忧患不足以使人彼此启发呢？那些由学说产生的错误，如今西学输入，古代义理得到调和，通晓变化、适合民情的言论兴盛起来，谁知道王道与霸道不可以归于同一条道路呢？最难改变的，是只知道有自己而不知道有国家的弊病，它已经深深扎根于人心。那些独善其身、在乡党中自命清高的人，是害怕国事成为自己的负担，因而逃避它；那些做一姓家奴走狗却自夸忠诚的人，是为了个人的爵禄。凡是有权势利益的地方，他们就像蚂蚁一样趋附，还另造出一种道德来掩饰丑行、美化名声。不然的话，两千年来同中国交往的各族，即使没有文明的大国，四面都是野蛮人，难道何尝不是国家吗？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有相对待的国家，又怎么可以呢？然而试试看，自刘渊、石勒以来，各种族的人进入中原做主人，难道曾有一个没有汉人作为辅佐建立功业的元勋吗？从前稽绍生在魏国，晋人篡夺他的君位并杀了他的父亲，稽绍却厚着脸皮侍奉这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还为他们而死，自以为是忠诚，后世盲目的史家也有人称许他为忠臣。我非常痛惜，至为完美、至为高尚的忠德，竟将要被这类人污蔑殆尽。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知道有自己罢了。有能使我富裕的人，我愿意替他吮吸疮疡；有能使我显贵的人，我愿意向他叩头。他是什么来历，难道一定要问吗？像这种人所患的弊病，完全不是地理、学说影响造成的。地理和学说虽然千变万化，奴隶的根性却始终无法改变。唉！我究竟能把他们怎么样呢？我究竟能把他们怎么样呢？难道没有看见联军进入北京时，顺民的旗子家家户户高高悬挂，歌颂德政的伞上题写着成百上千的官衔吗？唉，真令人痛心！我说到这些，不能做到双眼睁裂、头发竖起，我只有胆战心惊，我只有浑身肉麻；忠啊忠啊，不过是忠于权势罢了，忠于利益罢了。不妨考察将来，参照过去：将来整个地球上权势利益中心所在的地方，就是四万万忠臣中心所在的地方。只是那时不知道谁还会同在这里建立国家呢！唉，我不想再多说了！我不敢指望同胞把所怀抱的利己主义彻底除去，我只希望他们扩大这种主义、巩固这种主义，寻求怎样才是真正利己，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而永远不失；那么，若不养成国家思想，就不可能做到。同胞啊！同胞啊！不要以为疆土广大就足以凭恃，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的疆域，并不比我今天的小。不要以为民众众多就足以凭恃，印度的土著本来就有二百余兆。不要以为文明发达就足以凭恃，从前希腊的雅典，在它还是独立国家时，声名和文物冠绝天下；等到服从其他民族，便萎靡不振，直到消亡。我们中国在胡元时代，士大夫都学习蒙古文（《廿二史札记》说得很详细），而文学几乎中断。只有这个国家，才是我们的父母啊！没有父亲，依靠谁呢？没有母亲，依靠谁呢？孤苦凄凉，有谁来怜悯呢？时运一旦过去，我们也就完了！想一想，想一想啊，国家到了今天，难道还没有完全消失吗！

译《适可斋记言记行》序 中国人的软弱，其后果在今天达到了极点，而根源潜伏在数十年以前。西方人用武力使我们弱的因素只有一个，用商业使我们弱的因素却有一百个；中国不整顿武备，是显露弱势的一条途径，文学不兴盛，则是显露弱势的一百条途径。西方人最初到来，并不一定想夺取土地、灭亡国家，不过是为了通商。通商是万国共同的事情。客国得到五分利益，主国得到十分利益，也未必就会认为有害。害处究竟在哪里呢？中国士人身处黑暗的房间，坐在枯井之中，做梦也不知道外界的事情。又疲惫涣散、[原文疑误：“疲散{艹尔}要”]，只想苟且弥补一天的祸患，却习惯于千年的毒害。西方人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对待我们的办法就是欺骗和威胁；而我们接近他们，就像丛神同奕秋下棋一样，每一步都错，每一子都死，一错再错，直到今天。唉！不能说国家还有真正的人才了。我从十七岁起，就很为中外强弱的迹象感到警惕，只因居乡读书少，于是驾车往来南北，寻求所谓豪杰之士，遍访四方。我所见所闻的，大都是像[原文疑误：“象▯之流”]这一类人，往往把学习这些东西当作谋求衣食的手段，没有通达的见识，也没有长远的志向。有些是学问深厚、品行清正的人，锐意学习新学，但没有研习西文，没有到过西方，没有同西方人士接触，对此隔膜而只凭影响臆测，就像穷人谈论黄金，终究不得要领。大概真正能让我完全信服的，不过几个人。我听说马君眉叔已经将近十年了，称赞他的人有一个，诽谤他的人有一百个；我殷切希望见到他，也有好几年了。今年秋天在海上，忽然有机会同他会面，朝夕畅谈了十多天，这才豁然相信中国果然还有人才。世上诽谤马君的人不必说了，就是称赞他的人，也只认为他不过是曾经研习西文、到过西方、接触过西方人罢了。这样的人，自从被任命为使者以来，可以用斗来量。由此我得以窥见马君的学问。西方格致之学的原理，源头在希腊；政治法律的优长，肇始于罗马。马君研究西学，能够鉴察古代以了解今天，考察末流而返回根本，因而认识世代沿革递变的道理，通晓变化、走向富强的根源，从而审察中国受弱的所在。好比用无厚的刀刃进入有间隙的地方，他治理天下，就像用蜡烛照明而计算数目一样清楚。我还没有见到马君的著作，只见过两种书：《适可斋记言》和《适可斋记行》，这并不是马君专门撰写的书。然而每提出一个论点，往往都是数十年前谈论洋务的人所不能说的；每建立一个主张，也都是数十年以后治理中国的人不能改变的。唉！假使当初采用他的话，哪里会有今天！假使今天采用他的话，哪里会没有将来！宋殇公对于孔父嘉，明知其才却不任用，《春秋》因此责罪宋殇公。若其中或许有天命，那么又何必疑惑诽谤马君的百张嘴只是在吠叫呢？请允许我进一言，希望马君抛开杂虑，专心精研，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成一家之言，以留传给天下。荀卿不是说过吗：不断地刻下去，金石也可以雕刻。事情到了极点就必然发生变化，这是天道。四万万人民，难道要昏昧地一同沉沦吗？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日，新会梁启超谨慎作序。《日本国志》后序 中国人很少了解日本。黄子公度撰写《日本国志》，梁启超读后，欣喜赞叹，直到今天才真正了解日本，也直到今天才知道日本之所以强盛，是依靠黄子。可是我又愤懑地责怪黄子说：直到今天才知道中国，也知道中国之所以衰弱，是因为黄子成书十年，长久谦让而不流通，使中国人很少了解日本，不能借鉴、不能防备，既不忧患也不警惧，以至于到了今天。于是我诵读前人的话说：假使相隔千万里，或在千万年以后，读到我的书的人，能够像摊开眉目、分明黑白那样明白，像登上宗庙廊庑诵读昭穆次序那样清楚，像进入家庭而计算柴米盐粮那样熟悉，那就是优秀史家的才能。假使在千万里之外、千万年以后，读我这部书的人，能够由此了解我们的时代，审察我们的志向，并采用我的言论，那么治理国家的人会使国家荣耀，发表言论的人会有助于文章；如果不能采用，那么千万里之外、千万年以后，那些才疏学浅、只会讽诵谈说的人，也会为此叹息、长叹。这就叫作经世济民、效法先王的志向。这个道理，我从古代史家中寻求，只有司马子长值得取法。不过，叙述自己家中事情的人，只要不是愚昧蒙昧的孩子，没有不熟悉地谈论、深知并周详说明其中隐曲的。至于遥远的异地和不同族类、极其偏远奇特的地方，即使是大智大慧的长者，听了有关情况也未必理解，连梦游也到不了，何况还想像分辨闺房内事、谈论子侄、计算柴米盐粮那样详尽呢！这实在是极其困难、绝无仅有的事情。司马子长已经很了不起了，然而他写《史记》，其实只是像家中人叙述自家的事情一样。日本建国两千年，却没有正史，私人撰写的记述又污杂混乱，无法整理。日本本国的学者，能够彻底考究事情始末、把它说清楚并形成著作的，已经很少了。何况它是异域、风俗特殊，文字和语言不同，正朔服色、器物名号、度律量衡没有一样相同，谁又能把它们贯通理解呢？况且日本古代只是个狭小的国家，如今却成了强盛之国。三十年间，它把祸患变成福泽，把弱小变成强盛，一举夺取琉球，又举兵割取台湾。中国的士人还在鼾睡，面对这种异乎寻常的局面，张着嘴、伸着舌头，不知道它的缘由。所以政府从前一直无法得到警戒。我所读的《日本国志》，对于日本的政事、人民、土地以及维新变法的缘由，写得就像进入它的闺房、计算柴米盐粮，分辨黑白、诵读昭穆一样清楚。这些话，是十年以前的事情；对于今天的事情，却如同烛光照耀、计算数目一样清楚。又哪里只是对今天的事情有用而已呢？后人看今天，正如今天看过去；现在赶快修补破漏，还不算晚。孟子不是说过吗：有圣王兴起，一定会来取法。这部书，难道可以只把它看作一部史书吗？不过，古代的史书都有宗旨和义理，史家的志向深，旨意远。对于先生的学问，启超不敢说自己已经深知；但我知道先生做学问，不肯苟且依附古人来显扬自己，从上面的道术、中间的国政，到下面的文辞，都幽深地进入精微之处。我冒昧告诉读这部书的人：要考察它所处的时代，审察作者的志向，懂得应当警戒防备的地方，并据此用来治理国家，不要让后世的人叹息而连声抽泣。

译《西学书目表》序例 我已经写了《西书提要》，只是医学、兵政两门尚未完成；门人陈高第、梁作霖以及舍弟启勋，拿书来询问哪些西书值得阅读，以及阅读方法和先后次序。于是我编成《表》四卷、《札记》一卷，给他们看，并作序说：圣人的道理多么伟大啊！孔子到周朝去，求得一百二十国的宝贵书籍。圣祖仁皇帝亲自编纂《数理精蕴》，润色西方算学，把它放在各卷卷首。高宗纯皇帝钦定《四库总目》，凡是翻译出来的西书，全都予以著录。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所做的事情不同，但道理却完全一致。唉！它的广博、宏大、深远，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了！海禁开放以后，外来侵侮一天比一天紧迫。曾文正总督江南，创办制造局，把翻译西书首先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几年之间，译成的已有一百种。同时同文馆，以及西方人士在中国设立教会的，也相继翻译记录。到现在二十多年，可以阅读的书大约有三百种。从前纪文达编写提要，说《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书，是依仿中国邹衍的说法，夸张粉饰、变化离奇，无法考究。阮文达写《畴人传》，说第谷的天文学把上下位置颠倒、动静关系倒置，违背经义和正道，不可以作为规范。如今五洲万国的名称、太阳和地球的位置，西方五尺高的儿童都能说出来。像这两位先生，本来是近代博学通达的人，可是他们的见识反而在西方学生之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书籍完备与否不同。大凡一切有生命的种类，越是愚昧粗野，它的脑和神经就越粗，所知道的事情也越简单；越是文明，它的脑和神经就越细，所知道的事情也越复杂。禽兽所知道的最少，所以虎豹虽然凶猛，人还是能把它们关进笼子。野人所知道的也少，所以苗、黎、番、回虽然强悍，人还是能够制服他们；智力的高下，是强弱的根源。现在把西方人的声、光、化、电、农、矿、工、商等学问，同我们中国考据、词章、帖括一类的学问相比，它们所知道的简略和繁复，相差有多远啊！兵法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就能百战百胜。别人正天天在我们身边侦察，把我们的细节曲折、虚实情况全都看清了，而我们还空虚自大、安然高卧，不仅不能了解敌人，也昏昧于了解自己。坐视自己受到侵凌，本来就是应当的结果。所以国家想要自强，应以多翻译西书为根本；学子想要自立，应以多读西书为功业。这三百种书，选择其中的精要来阅读，对于世界繁盛变化的迹象、国土迁移变化的原因，就可以大致有所了解了。不过我听说，英国大书楼所收藏的书，足有八万种多一点。如今翻译出来的，简直只是九牛一毛。西方各国的一切条令教规，完备而灿烂，实在是政治的根本、富强的来源。如今译出的为什么这样少呢？西方的技艺每天都有新的发明，越变化越进步；新的东西一出现，旧的就全部废弃。现在这些书，大多是在二十年前译成的，在西方人看来已经是陈旧的话了。可是把它们讲给我们所谓的士大夫听，他们正装作没有见过，有的甚至瞪眼变色，好像不愿相信。唉，难道是人的见识和气量相差得太远吗？还是引导他们的方法没有找对呢？一、翻译出来的各类书，总共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学，第二类是政，第三类是教。现在除去教类的书不予著录，其余各书分为三卷。上卷是西学各书，分类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中卷是西政各书，分类为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下卷是杂类书，分类为游记、报章、格致，总称为西人议论之书，以及无可归类之书。一、明代末年和清代初年，利艾南、汤若望等人因为明代历法而被提拔任用。他们所著的书，见于《天学汇函》《新法算书》的有一百几十种；此外制造局、益智书会等处，翻译印刷但尚未完成的书有一百多种。通商以来，中国人著书谈论外国事务，其中切实可读的，也大约有几十种；现在把它们搜集汇编，命名为附卷。一、西学各书分类最困难。凡是一切政治都出于学问，政与学就不能分开；不通晓各种学问，就不能成就一门学问；不综合各项政务，就不能办成一项政务，因此某学、某政的各门也不能截然分开。现在为了便利学习者，只好勉强加以区别。有一本书可以归入两类的，就根据它所着重的方面归类。例如《行军测绘》不列入兵政而列入图学，《御风要术》不列入天学而列入船政，《化学卫生论》不列入化学而列入医学。又如《电气镀金》《电气镀镍》等书，本来可以列入电学；《脱影奇观》《色相留真》《照像略法》等书，本来可以列入光学；《汽机发轫》《汽机必以》《汽机新制》等书，本来可以列入汽学；现在都归入工艺，是因为工艺类书没有不以格致为根本的，不可能把它们全部取出而各归原类。又如《金石识别》，似乎应归入矿学类，也似乎应归入地学类，但归哪一类都不妥，所以归入化学。《海道图说》，似乎应归入地学类，也似乎应归入海军类，但归哪一类都不妥，所以归入船政。这些分类项目，也颇费思量斟酌。然而终究不能免除牵强附会的讥评。自《七略》《七录》直到《四库总目》，它们门类的分合、归部的异同，即使博学之士也有时加以非议。各种争论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止，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这件事的困难由来已久。天下的君子如果愿意赐教，我将感到无比荣幸！一、门类的先后。西学一类，先列抽象的，后列具体的。因为一切有形有质的学问，都是从无形无质的学问产生的。所以算学、重学列在最前，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等列在其次；天地人物等学又列在其次；医学、图学全都属于人事，所以列在最后。西政一类，以通晓四国情况为第一要义，所以史志列在最前；官制、学校是政务由此产生的根本，所以列在其次；法律是用来治理天下的，所以又列在其次；能够富裕之后才能强盛，所以农、矿、工、商列在其次，而兵政列在最后。农业是地面上的产物，矿业是地下的产物，工艺用来制造这两类东西，商业用来流通这三类东西，这是四者的先后次序。船政同海军有关，所以附列在后面。

译一、已经翻译的各类书，中国官局翻译的以兵政类最多。因为从前人的看法是，中国一切都胜过西方人，只有兵力不如而已。西方教会翻译的以医学类最多，因为传教士大多从事医学。制造局首先重视工艺，而工艺必定以格致为根本，所以格致各书虽然还不十分完备，但大致轮廓可以看见。只有西政各类书翻译得很少，官制、学制、农政等门类竟然没有完整的篇帙。如今仍把它们列为一门，是因为这是根本所在，不能不先购求并悬列其名目，以等待日后增补罢了。一、书目通常标明撰写人的姓名，现在标明翻译人；不标撰写人的，是因为所重视的是翻译。翻译的书大多是一人讲述口授，一人执笔记录。现在许多书只标出一人，原书没有同时标出两个人，所以仍照原样采用，这是尊重原书署名的主人。一、收藏家最重视善本，所以各家的书目对于某朝某地的刻本极其重视。现在所列的都是新书，极少有异本；仍然详细列出的目的，不过是便于购买阅读，和从前人的用意略有不同。书目说某书收在某某书中，表示没有单行本；说是《格致汇编本》《万国公报本》《时务报本》，而下面不注明本数和价格的，也表示没有单行本。一、古书使用卷子本，所以标明卷数。后世装订形式已经不同，却仍沿袭卷数的名称，实在没有意义。因此现在一概标明册数，不标卷数。一、目录家都不记载价格，是因为重视收藏，认为没有必要记载这个。现在为了便于购买阅读，所以按照各省官书局的惯例，详细列出价格。标明若干两、若干钱的，是银价；标明若干千、若干百的，是制钱价；标明若干元、若干角的，是洋银价。制造局、同文馆、天津学堂的书，一概根据原来的书单；私人刻本和西方人士自印的书，根据格致书室的书单。一、表下增加的识语、表上加的圈识，都是为学者购买阅读而设置的，体例不能算典雅驯顺，也就不计较了。可惜所作说明太简略，而且学识浅陋，未必恰当。世上的君子，希望加以纠正。一、附卷所收录的通商以前的西书，大多谈论天文算学和宗教两门。现在除去谈宗教的书不予著录外，其余各书无法按类别划分，所以以著书人为区别标准。一、附卷所收录的中国人谈论西学的书，搜集得很不全面。国内博学之士，有的书已经写成却尚未刊刻，有的已经刊刻但鄙人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书应当还有不少。我所见如同从管中窥豹、用蠡测海，知道自己孤陋寡闻。至于坊间流行的书，有的剽窃前人、割裂原书而编成，是市侩逐利的行为，有见识的人不屑谈论，一概不予著录，以表示谨慎严肃，并不是遗漏。一、中国人谈论西学的书，以游记最多。其余各种书也无法按类别划分。现在采用佛经所说“人、非人”和化学家所说“金、非金”的例子，分为游记类和非游记类两门。一、近来有人把译本的书列入自己撰著的书中，却不标明“译”字；凡是这种情况，只要属于疏通、证明性质的，仍列入译书表中，不援用“署名从原作者”的惯例。一、表后附有几十条札记，是从前回答门人询问的话，大略说明各书的长处和短处，以及哪些书适合先读、哪些书适合缓读。虽然不够详细，初学者读了，也可以大致认识入门的路径。所以我私下取用“有过错也保存下来”的意思，把它附在最后，题名为《读书法》。博雅的君子，想来不会讥笑它。至于我像樵夫那样浅陋的见解，大略都具列在所著《西书提要》中，这里不能多说。

译《大同译书局》叙例 翻译书籍，难道真是今天最紧迫的计划吗？天下有识时务的人天天谈论变法。然而想改革士人，却找不到学堂功课的书可读；想改革农业，却找不到农政的书可读；想改革工业，却找不到工艺的书可读；想改革商业，却找不到商务的书可读；想改革官制，却找不到官制的书可读；想改革军队，却找不到兵谋的书可读；想改革总纲，却找不到宪法的书可读；想改革各项细目，却找不到章程的书可读。盲人虽然没有忘记看东西，跛子虽然没有忘记走路，但他们距离真正能看、能走已经很远了。即使想改革，又从哪里着手改革呢？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使全国的才智全都从这一条道路上出发。因此如果到了今天还不赶快翻译书籍，所谓变法就全都成为空话，国家将不能收到任何变法的效果。不过，官府翻译的书，像京师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上海制造局，从开始办理直到现在将近三十年，翻译成的书不过一百种。近来又全都停业了。这样看来，如果把这件事寄希望于官局，再从现在算起过三十年，能够得到的书也许不过二百种；一切所谓学书、农书、工书、商书、兵书、宪法书、章程书，仍然万分不完备。可是国家大事失去的机会已经很久了。因此我心中愤懑，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创办了这个译书局。以东文为主，并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其次是艺学。至于过去译成但很少见的书，以及日本人新近著作的书，其中有精辟言论的，全都采纳。有的编成丛书，以便购买阅读；有的分卷单独刊行，以扩大流传。将借此洗刷空谈的讥讽，增加实学的功用，帮助官府弥补不足，挽救燃眉之急。这或许是忧虑天下的人所乐于听到的。一、本局首先翻译各国变法的事情，以及正在变法和将要变法之间一切情况的书，以备今天取法；翻译学堂各门功课的书，以便诵读；翻译宪法书，以说明建立国家的根本；翻译章程书，以供办理事务使用；翻译商务书，以振兴中国的商业学问、挽回经济权利。大致先翻译这几类。其余各门，随时翻译一两种。种类和部数很多，不必一一列举。农书有农学会专门翻译，医书有医学会专门翻译，兵书各省官局还时常继续翻译，所以暂缓办理。一、旧译的书，有的已经译成却没有刊刻，有的刊刻后已经散佚；随时搜集印行，或者编成丛书，以便新学学习者购买阅读。一、中国人撰写或编纂的书，只要同政教艺学有关、切实而有用的，都随时印行流布。一、国内名宿有自行翻译、自行撰写、自行辑录的书，愿意托本局代为印刷的，都可以承印。或者用金钱酬付，或者印成后以书酬付，都可以随时商议确定。志同道合的人，希望不要吝惜赐教。一、本局印行的各书，版式行款和装订形式全都相同。分开就是单行本，合起来就是丛书。对于收藏书籍的人，极为便利。一、本局是集资设立的，不募集捐款。印行各书，翻译费和印刷费所耗费的资金非常多。已经在上海道署备案。翻印图利的人将依法追究。

译麦孟华 论中国变法必须从官制开始 问中国自强的办法，博学通达、胸怀大志的人无不挽起袖子、振奋舌辩，说道：“变法啊！变法啊！”麦孟华说：中国变法大概已经三十年了，兴办轮船，设置电线，训练海军，创办船政，开设总署，派遣公使，开采煤矿，发展纺织，练习西式操法，购买枪炮，设立同文馆、武备学堂；凡是仿行西法、涉及洋务的事情，数不胜数，却仍然不能避免今天的局面。您的变法主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方说：“我今天所说的变法，同往日有所不同。往日铁路还没有开通，银行还没有创办，银币还没有铸造，矿务还没有开辟，制造业还没有兴盛，小轮船还没有运行，邮政还没有建立，学堂还没有设立；属于这些方面的西法，一概没有仿行。现在风气还没有开放，即使把这些都办起来，国家也不可能强盛。”麦孟华说：“从前主张变法的人，内心未尝不像您所说的那样。他们说，变革这些制度，就可以使我们的国家强盛；然而仍然不能避免今天。如今您的办法，仍然是他们的办法；您的话，仍然是他们的话；后人看您，也会像看他们一样。现在试问，兴办一条铁路，要筹款购买钢铁，招股集结工人，划定官办路线，订正章程，限定日期务必完成，材料没有劣质，官吏没有中饱，工程没有荒废停顿，负责这些事情的究竟是谁呢？” 创办一家银行，要同户部联合，召集商人和百姓，部署委员，使其中没有奸伪，使其中没有侵吞，负责这些事情的究竟是谁呢？铸造一种银圆，要成色不亏，重量比例不差，抽取提炼没有缺失，流通没有阻滞，推行没有阻碍，局中费用没有滥支，所属官吏没有偷窃，负责这些事情的究竟是谁呢？办理矿务，要聘请矿师，购置机器，勘察矿脉，熔炼矿砂，疏通运输，厘定税额，选拔人才督办，不滥用私人，开采冶炼，确实做出成效，负责这些事情的究竟是谁呢？建造制造小轮船，要铸铁制械，不使材料偷减；派员督理，不让工作敷衍；支出费用、领取牌照，不欺骗百姓和商人，负责这些事情的究竟是谁呢？建立邮政，不欺骗邮费，不耽误紧急递送，不把邮件交付给浮沉无定之人；主持邮局的人不要把它当作谋利之地，督办的人不要把它推诿为公事，负责这些事情的究竟是谁呢？设立学堂，要聘请教习，招集学生，商议课程，筹措拨付经费，充实收藏图书，考查课程学业，督促训练、奖勉学生，像教导子弟一样，负责这些事情的究竟是谁呢？此外一切纺纱织布、铁厂商局，以及类似的西法，凡是应当仿行的，它们的经营和监督由谁负责呢？如今全国有心之人的仰望，四万万生灵的寄托，千百万人推行新政的依据，难道不在那些高高在上、乘轩车、吃肉、等待早朝、手持笏板的官吏手中吗？这样重大的事情交给这类官吏去办，他们能不能办成，即使是蒙昧无知的孩子，也可以一句话断定。既然不能办成，却还天天挽臂振舌地说“我变法，我变法”，同过去所说的有什么不同呢？那么，难道中国的官吏本来全都冗弱无能吗？回答说：古代设置官职、让官员办理事务，礼乐刑政、兵农工户、进谏言论、守土安民，各有分属和职责。使他们专任其责，长期任职，充分赋予权力，保障其自身和家族，使他们不受牵制、不必顾虑内情，所以能够竭尽精力办理自己的事务，事情也就治理好了。后来称霸天下的人，是因为担心权臣藩镇的祸患，害怕他们专擅跋扈，于是设置副佐来削弱他们的势力；担心他们长期盘踞、放肆骄横，于是催促他们轮调来困窘其力量；担心他们挟持重权、凭借尊贵势力窥伺反抗，于是对他们下令、加以监察，以剪除他们的威势；担心他们奢侈放纵、没有节度，而且官员太多、俸禄难以供给，于是削薄俸禄，节省开支。权势受到削弱，才能受到削弱，财用受到削弱，这就是把臣下赶上作恶的道路。然而他们又在前面用才智、强权和巧妙的权术破格提拔，在后面用不可预测的威势紧紧逼迫；这样束缚他们、驱使他们，他们不敢不战战兢兢地履行职责。所以能够竭尽精力办理自己的事务，事情也就治理好了。等到那些称霸天下的人的子孙逐渐衰败，这种驱使也已经废弛了。然而长期受到钳制，压力一天比一天沉重，即使有才智，也无法自行摆脱。上等的官员逐渐驯顺，安坐仰俯于温存敷衍的文网之中，把做官看作传递文书；下等的官员则奸诈贪赃、聚集污辱而不知羞耻，把做官看作赶集。唉！难道古人一定都是才智杰出、方正廉洁的人，而今人一定都是疲弱软弱、贪污污浊的人吗？可见是制度制定得不好。况且，即使是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捆住他的手脚，他也不能胜过一只小雏鸟的[原文疑误：“亻垂输之巧”]；堵住他的耳目，他也不能制造一件器物。既然想使用人的耳目手足，却先把他捆住、禁锢住，使他极度拘束、耳聋眼昏，仓促遇到紧急事情时又大声呼喊要求他治理，向一个手脚拘束、耳聋眼昏的人责求才力、聪明和智慧，这就像到裸壤去寻找龙的纹章，赶到聋俗之地去寻求《韶》《濩》那样的雅乐。况且先王任用官员，是信任他们；后世任用官员，是怀疑他们。先王任用官员，是使用他们；后世任用官员，是困窘他们。下级也逐渐知道上级怀疑自己、困窘自己，于是专门制造安静无事的说法，于是懒惰、推诿、堕落，把朝廷看得如同粥市、如同路人。把全国交给如同路人和粥市商贩一样的人掌管，他们不欺骗、不出卖、不谋利，就已经是幸运了，又怎么能指望他们把事情办好呢？今天的官制，本来就是明太祖操纵臣下的办法，也是前代弊政的延续。然而在闭关自守的时代，浸润于太平之中，奉行文书、按资格办事，确实可以成为防止弊端、收揽权力的手段。至于强邻环伺、事变百出，却仍沿用这种束缚禁锢的旧制度，就必然彼此牵制、彼此推诿，拖延惊慌，一件事也办不成。即使同样是这种所谓善政，西方人实行它能取得很大成效，中国实行它却弊病更加严重，阻塞隔绝、侵吞腐蚀，最终导致废止停办。变法却不端正根本，这就像只灌溉枝叶却希望树木茂盛，只疏通港汊却希望水流清澈。董生不是说过吗：治理政事如果败坏得厉害，就应当解除旧制而重新整顿。没有一种制度能够百年不衰败，前代的美好政治到了今天尚且会弊坏，何况是延续数百年的弊政呢！要使国家由弱变强，使衰痿振作、坠落振兴，疏通政治上的闭塞，使大政彻底改革；事情极其重大、极其繁多，不从官制开始是不行的。然而要清除整个朝廷长期积存的弊病，医治千年来的沉疴，条理万端，不可能用一句话说完。请先考究它的病源，列出它的要旨，用这些办法医治国家，或许可以痊愈吧！

译要治理病源，第一是裁汰冗员。日本改革政制时，削除多余官员，把知县直接隶属于国主；亲王中尊贵的人，也出任知县。放宽对他们的监控制度，使他们可以自行上达；提高他们的权位，使他们能够任事。上面同君主相亲，下面同百姓相亲，所以上下情意相通、事情得以办成，不到二十年国家就强盛了。如今县令本来亲近百姓，却上受本府控制，又受监司控制，还受督抚控制。向上拜谒长官，像朝见天帝一样；向下处理民事，动不动就受到牵制。君主同臣下相隔绝，官员同百姓相隔绝，大臣同小臣又相隔绝；朝廷内外等级九重，廉正诚信已经相隔很远，于是上下噎塞郁结。上面的恩德从哪里宣达，下面的实情又从哪里上达？从前周朝把方圆百里的土地封给诸侯，使他们直接隶属于天子；汉朝让郡守统领县令，直到小民。如今我国土地广大、县令众多，即使不能远远师法成周，像日本那样让县令直隶国主，也应当效法汉代的良制，由巡抚统领，提高县令品秩，授予办事权力。这样或许能够寻求功绩、选拔贤能，便于考察监督；让他们专心治理一城、抚育百姓，也不必担心受到过度控制。汉宣帝说：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吧！每次任命郡守、国相，总要亲自召见询问，观察他所陈述的事务，核实他说的话，所以奉行善政的官员最为兴盛，终于实现中兴。唐太宗重视亲近百姓的职务，把督察郡守的姓名写在屏风上，逐条记载他们的善恶，所以各州治理大多有条理，贞观之治终于达到太平。他亲近和重视地方官员就是这样。钟离意、桓荣以尚书令、仆射的身份出任郡守，虞延、鲍昱以郡守身份入朝升为三公；精心选拔人才，提升官员品秩，简明其任职事务，对待他们的重视就是这样。如今即使监司地位尊贵，奏牍也不能上达，政治措施不能落实到百姓，孤立地居于中间，阻塞隔绝上下。至于县令，由吏部铨选，上级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参拜谒见长官，辛劳几乎同仆役一样。清正有才的士人以此为羞，不肯去做，难道还想靠这种制度求得治理吗？裁汰藩、臬、道、府的冗员，废除参拜、谒见、下跪等繁琐礼节，使人人知道自重，官吏能够办事，然后上级才可以收到任用人才的效果。至于卿寺中的冗员，更应一并裁汰。刑部掌管刑法，却又设置大理寺；礼部掌管礼仪，却又设置鸿胪寺；六部承担重要职务，可是堂官六七人各自都没有专责，衰颓而冗杂，竟像闲散机构。至于宰相，是天子的首要辅佐。古代三公的制度，二伯处在外部，一相治理内政，责任极其重大。后世则把职权转移为司徒、司马、司空，于是宰相有三人了。后来改为中书、尚书，三公也都成为有职官员了；改为“同三品平章事”，三省便形同虚设了；改为“同平章事、参知机务、参预政事”，其他官员兼摄宰相之职，宰相名衔甚至还保留在诏敕末尾。如今则有大学士四人，又加上协办大学士。然而枢密院的事务全都归军机处掌管，内阁的设置都成了闲散官职，官制混乱败坏，已经损害国体。何况每提出一项新政，既可以拿来会议，又可以加以阻挠、拖延和牵制；这就是豢养无实际事务的冗员，来给自己授予权力。小则白白耗费国库俸禄，大则推诿牵制朝政。如果还沿袭这种弊法，就好比渡江河时烧掉缆绳和船桨，根本不必等到风波的危险，船在江心就一定会倾覆了。一是专任。现在如果由一个人专断，千家万户便会很快奏起和谐的乐声；若由两个人互相牵制，就会像两个人牵着羊一样，走不了几步便倒在路上。一个人筹划，千门万户的事情片刻之间就能决定；若在路旁修筑房屋，三年也建不成一间。这并不是说一个人谋划就聪明有才，众人谋划就愚蠢昏暗，而是因为权力不能统一，意见不能相合，势力又彼此僵持不下，开始是互相牵制，继而互相推诿，最后互相倾轧，以至于智慧消磨，才能也削弱。所以专制的办法，用错人就会混乱，用对人就能治理；分任的办法，用错人也会混乱，用对人同样会混乱。专任的治理，治理时功劳归于一人，混乱时事务也由一人专断；分任的办法，治理时互相倾轧，混乱时互相推诿。因此先王设置官职，虽然广设僚属，却不再设置辅佐储君的副职，就是为了专一责成、统一事权。汉代的三公、魏代的九卿，都是沿袭这一制度而没有改变。后魏时期，才设置少卿，以分担九卿的职务；隋炀帝时期，才设置侍郎，以分割尚书的权力，于是控制牵制纷乱，政事琐碎，官制的败坏延续了近千年。如今舍弃周、汉的良法，沿袭魏、隋的积弊，就像踩着前车覆亡的旧车辙行走，却把它当作平坦大道。况且上面担心下面官员揽权专事，所以一个部里堂官已经有六人，又增加管部官员。这样一来，他们的权力被削弱了，事务也被分割了；又担心他们放纵懒惰、无所事事，于是让他们兼管其他部门，一个人身上兼任四五项差事，一天要到好几个衙署奔波，疲惫不堪，但每天到堂上也只是拱手站立、签字画诺罢了。他们不熟悉所办事务，权势也达不到，当然不能治理好任何一件事。几个人共同办理一件事，才能便受到束缚，事情便会失败；一个人办理多件事，才能不足，事情也会失败。与其如此，哪里比得上让人各自专办一项事务呢？有人说：各种事务繁多纷杂，当然不是一个人的见闻、才智所能全部顾及的；既然如此，不如议政与行政分开，各自委任专人。西国各部由一人担任部长，遇有兴革事项，先由议院集体讨论其利弊，然后下达各部推行。因此考虑事情周全，而成办事务迅速。如今略微仿效其意，修复虞帝敞开宫门听政的典制，恢复汉代议郎的制度，精选通晓中外事务的人才，召集到内廷，仔细审察机宜，详细考虑利弊，议定之后下达各部施行。谋划时广泛采纳众策，不使一条意见被遗漏；办理时则由一人专责。既不失去揽权统筹，又不必担心相互牵制，几年之间，各种废弛的事务都能兴办起来。舍弃良法而不实行，只是采取因噎废食、因怕割草而吹气的做法；过去用来困窘别人的办法，恰恰只会使自己更加困窘罢了。像这样却想求得国家安定，即使是尧、舜，也不可能治理好。

译一是要长期任职于当地。熟悉当地百姓，了解当地风俗，体察民情，察知民众的好恶，辨明土地的宜忌，权衡利害，经过多年规划，然后才能办成一件事。然而，如果不及早实行，又不会马上见效。张纲振作纲纪，影响逐渐浸润，有的实行几年才见效，有的实行十年才见效，有的实行几十年以后才见效。因此吴佑任胶东相，九年才显现政绩；杜诗镇守南阳，十年才使教化形成。如果催促期限，频繁计算调任次数，那么即使让皋繇主持司法、仲由治理赋税，让垄遂、文翁去守郡，也会束手低头，无法施展才能，何况拿这种办法向庸俗官吏责求成效呢！汉宣帝说过：郡守、县令是治理官民的根本，频繁更换，下面就不得安宁。百姓知道官员将长期任职，知道不能欺骗蒙蔽他，于是服从他的教化。所以汉代郡县官员都长期任职；其中才能特别出众的，便用玺书褒奖，逐级升到九卿，最终也不轻易调换职位。汉代循良之吏接连出现，固然由于人才兴盛，也由于上面能够让他们充分施展才能。后魏太和年间，才开始以六年为任期；后唐则缩短为二十五个月；宋代又规定任期为三年。到了今天，又常常让人代理官职，调换急促，不到几个月，刚开始筹划一件事，忽然又调往别的郡，接任的人便会改变前任的做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正在治理一个职位，却又奉檄兼管其他郡，就成了所谓“五日京兆”，因为不熟悉情况而推诿懈怠。况且铁路尚未开通，道路遥远阻隔的官员，赴任往往要超过一个月，还没来得及部署，又被调往别处。若不是圣人，谁能在这么短时间内使人受到教化呢？古代实行封建，分封土地、治理百姓，爱护亲族和国人，就像办理家事一样。因此土地废兴、事业成败，都能使土地开辟、百姓得到治理。封建制改变为郡县制以后，只有长期任职的办法还保存着封建制度的遗意。如果仓促调动，官署就像旅舍；过路客人即使有才能，又有谁能治理好旅舍的事务呢？反对者说：官员长期据守一城，势必骄横放纵；唐代藩镇的事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回答说：牵线的力度，要看起点；牵引的力量，要看重心。唐代把大郡交给武力之臣，他们私自掌握兵权，子孙世代相传，重心已经偏移，所以牵制力量不能达到。如今官员治理方圆百里的地方，兵权又不归他掌握，任职十多年以外就可以调动；即使有桀骜之人，又怎能专横放肆呢？况且古代治理官吏，担心的是他们专权；现在治理官吏，担心的是他们散漫。古代担心官吏擅自作主，现在担心他们推诿；制度不同、形势不同，专权擅断确实不是现在所担心的事。如今还借口唐代藩镇，说长期任职不如及时调换，那么为什么不援引汉代的旧事来看看呢？前三项实行了，但如果没有人辅佐治理，事情仍会败坏而不能兴办，仍会受到阻隔而不能通达。西国新宰相入朝后，各部部长都必然随之更换，由宰相自行选择，任用自己了解的人，就像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一样，命令下达如流水，不担心受到阻拦。因此意旨没有不能实行的，事务没有不能办成的。汉代三公都有属官，能够开府辟召士人，精心选拔英才。所以汉代公府得人最多；外面的州郡也都有僚属，别驾、治中、功曹、主簿，都是州里自行辟除，通常为百石官。王涣、仇览曾任主簿，宗资任命范滂为功曹，周景征召陈蕃为别驾，成晋任命张牧为赋曹；他们全心任用、办理政务，因此取得了特殊的政绩。魏代以后仍沿用这一制度。北齐政治败坏，佞幸侵夺官权，州官才开始由敕令任用。但隋唐时期的判官、推官，虽然须等待奏报，仍可自行辟召。后世担心官员借此长期任用私人，于是凡一命以上的官员，都由吏部铨选。内廷的阁部司员，全靠抽签，只能供主稿、署押使用，并不能帮助长官辅佐政务；外面的县丞、佐杂官，也都靠捐纳取得，无非是市井无赖中的败类，并不能增益辅佐。这样一来，官员智慧有不足，才能又不能独立办事，自然不可能治理好。何况文书有几尺高，可以高到遮住人的身体；积累的成案和惯例，官员都不熟悉，于是不能不把事务委托给胥吏，而胥吏本来就是天下的奸猾蛀虫。《诗经》说：同师友相处，就能治理；同奴隶相处，就会败亡。所接触的全是无赖和奸猾蛀虫，却还想靠这样求得治理，岂不是把错误的文书放在左边，把叹息放在右边吗？现在的办法，应当大略师法汉代制度：内而宰相、部官，外而督抚、县令，都听任他们自行辟召士人，略微设置品级，使幕府成为储备人才的地方，或许能够有益于政治。至于胥吏，就像树木中的大蛀虫。一署之中，书吏多达百人，上下盘隔，压制阻塞冤屈，制造牵连、增加讼费，比狼虎还凶狠；而且他们熟悉成例，借此作为要挟，虽然知道他们的祸害，没有人敢追究！蛀虫不除，树木必定不能茂盛。除去蛀虫的办法，应当用士人来替代他们。萧何主持刀笔事务，朱震任职办事，缪彤担任主簿，都用著名贤人亲自办理这些事务，因此上能匡正、弘扬清明教化，下能疏通、排解郁结阻滞。州县官员不熟悉吏事，一举一动都仰赖吏胥；吏胥于是抓住他们的急处，任意左右摆布他们，这就叫让羊去放牧狼。唐代士人刚考中科举以及尚未出仕的人，都到藩府接受辟召安置。金代设置主事，也和书吏相同，任用落第举人担任。现在应当从远处师法这种意旨，让参加科举而未中第的士人担任吏员，优厚礼遇他们，使他们有出身的机会；其中有办事才能的，提拔为部曹。上面重视他们，士人自然乐意前来任职。这样，上面有僚属参与谋议，下面凭借良吏奔走办事，治理百姓的官员就能不劳而治了。这种办法不实行，反而任由他们堵塞蒙蔽、让蛀虫造成败亡，不察看病根，却责怪自己求医治病，难道不是荒谬吗！难道不是奇怪吗！

译至于奔走各个官署、激励豪杰，资格制度本来就不适合用来取得人才。有人说：后来者居上，汲黯讽刺按资排辈如同堆积柴薪，宋臣李沆也说不能任用年轻而喜欢生事的人；这不正是靠资格来治理吗？回答说：资格制度可以治理安常守故的天下，却不能治理需要应变的天下；可以治理统一的天下，却不能治理列国并立的天下。闭关守成，不需要很多人才，一两个老成之人就足以供差遣；年轻而杰出的人，可以让他们把才华留到老年，以遗留给子孙。如今事变紧急，强邻逼迫，压抑人才已经很久，人才已经疲惫凋敝；即使厚礼寻访、低声下气地招求，还怕他们不肯应召；早晨刚选拔其中最优秀的，晚上就把政务交给他，还怕来不及任用，却又给他限定品级，把他投闲置散。一旦有紧急事务，谁还肯前来效力？况且主持大事、担任重任、兴办大利，精明果断、遇到众议也不畏惧的人，难道不正因为他的锐气可用、才力足以任事吗？却用科举困住他，用低级属官屈辱他，用奔走劳作挫折他，用岁月消磨他；他的壮年雄才伟略，以及乡里所说的精明果敢、不惧众议的锐气，都已经被摧残消磨殆尽。即使有魁伟杰出的老成硕德之士，忧国如同忧家，也将倒在仕途上，直到白头仍困守郎署。幸而能够进入枢要职位，已经昏聩衰老、迟钝不堪任用了。唉！使人才老去，他的才华就被遮蔽；让他长期习惯于琐事，事务也就会败坏。下面固然困窘，上面又能依靠什么呢？况且古代英明的君主，被称为能够网罗天下英才，难道不正是因为爵位赏赐由自己掌握，足以驱使、控制他们吗？汉武帝从奴仆俘虏中提拔霍光、金日磾，从平民奴隶中起用卫青、霍去病，把国事委托给他们，把兵权交给他们，因此能够剪除强劲的匈奴，辅佐汉昭帝受遗诏治理天下。明太祖任用人才出人意料，只要一句话合乎旨意，便立即升为显贵官员。萧滋以贡生身份担任大学士，曾敏以监生身份担任尚书。因此士人都感念皇帝以国士相待，奋不顾身地求取功名利禄；这并不是不尊荣，杰出人才也并没有因此而绝迹。然而如今用资格限制官员，爵禄只能按资历平流递进。得到高官厚禄，就说是凭日积月累的功劳，并非上面特别提拔我；得到显要官职，就说是按照成例取得，并非上面真正了解我。如果获得老寿富贵本来只是凭自己的资历，那么谁还会感激图报，献出国士之身来报答众人的待遇呢？古代官阶简略，几次升迁就可以达到公卿之位。所以汉代车千秋从大鸿胪起家，几个月便升为丞相。后汉黄琼从议郎经过四次升迁达到司空。沿袭到明代，官阶虽然较少，编修、检讨经过三阶升迁，也可以成为大学士。若按资格而言，还不算有害。如今官级排列严密，升转繁难，入仕为翰林，经过几十次升迁才到卿贰；出任县令几十年，也未必能升到督抚。即使有曾参、史鱼那样的美德，管仲、诸葛亮那样的奇才，仍将被资格束缚，无法自行显达；庸俗低劣的人却反而因为年资日久，明显优先得到任用。这就是杰出卓异之士转身离去、解体散去、鄙弃朝廷而不顾的原因。过去崔亮创立停年制度，不问贤愚，只按年资界限决定升迁，人才因此沉沦败坏，拓跋氏最终灭亡。魏代灭亡如此，汉代兴盛又那样；由此谈论，究竟什么有利、什么有害，什么得当、什么失误呢？《诗经》说：周王长寿，怎么会不培养人才呢？苏轼说：能够任用有智慧、名望、勇气、功绩的人，国家就能治理好。所以想振兴国势，必须培养人才；想培养人才，必须打破资格限制。听取他们的上书，考察他们办理事务的能力，广泛询问考察，普遍破格提拔；果真有特殊才能，就立即授予大官。这样，有智慧、名望、勇气、功绩的人，难道会不纷纷聚集到京城，奋身效力图报吗？人才已经得到，还担心事务不能治理好吗？使弱小变强盛，使危险转为安定，使混乱转为治理，只要转变一下，人才就会聚集，事务就会兴办；又有什么畏惧而不去做呢？况且上面明白发布诏令、发出号召，反复督促，诚恳地对臣下说，难道不是要求你们洁身守法，不要窥伺侵占我的利益，不要侵夺剥削我的百姓吗？然而上面以廉洁要求臣下，下面却用贪污来回应，这是什么原因呢？平日给人以生计，才能得到人的死力；使人家得到供养，才能得到人的身心。给予微薄而要求丰厚，并不是使臣下廉洁的办法。中国官吏有数千人，攀附钻营作奸，盘剥小民，贿赂馈赠盛行，彼此安然习惯而不觉得奇怪，只知道追逐利益，恐怕根本不顾及操守。更严重的，还欺骗君上来谋利，侵蚀国库，克扣军饷，卖官鬻缺、谋求差使，比较揣度肥瘠，君主有急难时，反而借机获利，可说是最没有操行义理的人了。然而这种做法沿袭成习，竟被视为理所当然。有人稍有操守、爱惜名节，洁身奉公，便已经被人瞪眼惊视，称为奇异行为。上自督抚，下至县令，因为贪墨败坏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至于京官的炭敬、部员的印结，本来就是公开宣扬而不加避讳的事情，甚至可以在朝廷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即使号称贤能的人，也坦然接受，没有谁加以非难。可是按国家法律衡量，依照古代义理判断，这究竟是污秽还是清白？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器物不整洁吗？唉！捐弃廉耻，竟到了这种地步！同样的头颅四肢，同样地呼吸生存，难道他们独独与常人不同吗？那么，是上面诱导他们这样做，本来就不合乎道理啊。古代劝勉士人，首先重视俸禄制度。给田地养士的制度，孟子说得很详细；平民出仕，俸禄足以代替耕作，这种制度非常良善。汉代以石数作为俸禄，拥有确定的制度。汉宣帝采纳张敞、萧望之的意见，增加天下官吏俸禄十五；后汉建武年间又增加官秩，所以家室没有牵累，人人都怀有自我激励的心。到了隋唐，俸禄制度仍然优厚。宋代官阶品级、官职、封勋、差遣都有俸禄；正俸、职钱、公用职田之外，又有衣粮、餐钱，并且设置祠禄以优待退老者，厚加恩赏以优待贤能之士。自秦以来，俸禄制度以宋代最为优厚。因此仁宗、真宗时期，名臣接踵而出，操守清白，政绩良好，吏治循良。到了明代，官员俸禄却变得很薄，一品官的俸禄还不到百石，折本色、折色以后，实际得到的更少。起初用钞折米，十贯钞只抵一石米，于是一石俸禄仅值二三十钱；后来又用布折钱，一匹布抵二百贯，于是一石俸禄仅值十四五钱。俸禄制度的微薄，是古代从未有过的。管子说：仓廪充实才知道礼节，衣食丰足才知道荣辱。自身尚且不能得到供养，却要求他廉洁守正，怎么可能做到呢？我朝兴起以后，沿袭明代的弊制，大学士这样尊贵的官职，俸禄只有二百五十金、二百五十斛米。

译一家连九个人的口粮都供不起，还不如周代的上等农民；俸禄连百石收入都没有，还不如汉代的小吏。雍正七年，才开始增加养廉银；然而中国礼节仪式繁多，费用日益巨大，长官耗费在仆役差役上的支出很多，下级官吏又困窘于供应接待，这一点点钱根本不够。何况遇到庆典、军役，俸禄往往还要折扣。太仓发放的俸米，因红腐而不能食用；名义上虽是达官，实际上几乎连生活都供给不起。以这样的俸禄要求官员清廉自守，即使前面用鞭策督促，后面用刀锯威胁，也未必能够做到，何况还妄想借此澄清整顿吏治呢！西国任用官员，职务分类很少，俸禄十分优厚，另有公费供其应酬。像土耳其这样败坏的国家，宰相每月俸禄尚且有一千八百磅，巡捕和下级官吏的工资也每月有数十金。他们如果违法受贿，必定受到重惩。因此没有额外陋规，物品也没有所谓官价，人们知道自爱，以触犯贪赃污秽为耻。把中外情况加以验证，考察古今事实，这难道不是明显而巨大的成效吗？人情没有不顾念家庭、顾惜妻儿的；毁掉家产来救济国家，是高尚节操，不能要求人人都做到。上面不给冗余的俸禄来供养他的家庭，他必然私下从下面取用来供养自己。与其让他向下索取而伤害百姓，哪里比得上由上面供给来勉励官吏？与其让他私下取用而损害公事，哪里比得上由公家发给来禁止私取？可惜只顾吝惜这点小费用，却滋长了这样的大祸患，实在看不出这种谋划有什么可取之处。按照职位缺额，增加俸禄等级，缓解他们的困窘，勉励他们守持廉节，那么士人一定会争相自我磨炼，约束自身来办理政务。如果担心国库空虚、费用无从支出，那么可以把数以千百计的冗滥官员裁汰，合并他们的额定俸禄；一举之间，粮饷费用就已经充裕了。俗话说：端正根本，万事就能治理。想端正根本，为什么不在这里多加考虑呢？根本端正了，但如果不清理流弊，仕途仍然混杂。清理仕途的办法，有两项：一是停止捐纳，二是严格保举。古代国家有大庆典，赐给百姓爵位等级，与百姓同乐，并不是为了从中获利。晁错开始提出纳粟拜爵的主张，以爵位为上策，擅自开放财政收入的口子无穷无尽，捐纳制度于是由此发端。爵位名器怎么可以假借给人呢？但如果只给虚爵，还没有造成什么祸害。桓帝、灵帝时期，发展到连实缺官职也可以出售，吏治污秽败坏，于是终于覆亡汉朝。这当然是足以使人和国家灭亡的弊政失德。然而议论的人动辄说这是权宜之计。于是把奇货赢利之术搬进朝廷，把朝廷变成市场。起初只是出售虚衔，渐渐发展到出售实缺；又渐渐出售监司职位；又渐渐出售科举名额。藏匿逃亡之人、商贩无赖之徒，都可以拿出赢余，佩挂符印、系上组绶，昂然与士大夫并列；他们缴纳钱粮，乘驿传到各地巡视。这就是贾谊所说的没有操行之人的极端。人们习惯知道佩符系绶的人中有一个是通过捐纳得来的，便想我也可以得到这种职位；于是轻视官吏，轻视朝廷，贬低功名，玷污爵禄。爵禄不足以劝勉人，官吏又不足以治理国家，这样还能够治理国家吗？何况清正一流的士人以与樊哙等人为伍为羞耻，全都自行退避隐匿，不肯承担国家事务。于是民生大计，以及兴利除弊的新政，全都托付给亡命无赖之徒。唉！这样下去，距离成为汉朝末年的后续还能有多久呢！况且捐纳制度本来是说要借此取得款项，以补助国用。元代捐一个县丞的虚衔，尚且需要十五万石；既然价格如此昂贵，国家还多少能有所收获。如今连低贱的侯、尉职位都可以出售，便宜得像狗一样。捐一个监司，不到万金，对国用没有丝毫补益。实行这种弊政，即使获得厚利、得到重金，也已经败坏朝政、损伤国体，何况坐受巨大危害，却只换来几十万这样的数目呢！中国土地广大肥沃，物产有二十六万种，矿产丰富，冠绝全球；如果真能开矿、垦荒、种植、畜牧，国用增加百倍还会有余裕，却偏偏抛弃这些大利，踏入这种弊政，实在无法解释。真是没有办法到了极点！至于凭借人才辅佐君主，本来就是臣子的公共义务，也是古今的盛事。鲍叔牙推荐管仲为上卿，萧何推荐曹参为丞相，齐国于是称霸，汉朝于是安定。如今的保举制度却成了弊病的聚集地；不是循袭旧例，就是延揽自己的私人。善于钻营的官吏得到升迁，真正的人才却受到压抑。所以疆臣大吏每年都有荐举，然而姓名写满文牍，却从来没有一个奇才。有时甚至靠谄媚讨好、谋求贿赂，若不是这几类人，根本不能让上面听到他们的名字。上面欺骗君主，中间败坏官场，下面使士气郁结。明明具有辨识能力，明明有人的天性，却偏偏谋害国家，竟有这样奸邪荒谬的做法吗？如今天下并不是缺乏人才，属官治理内务，见闻也并没有闭塞到相距遥远。因此应当严格责成大臣，精心选拔英俊之士，各自推荐所了解的人；推荐非其人的，要追究推荐者的责任。淘汰粗劣的陶器，显出珍贵的宝鼎；退掉驽钝的劣马，任用绝足的骏马。这样或许爵赏不会滥授，国家也可以取得任用人才的成效。事情极容易实行，效果也极容易看见，却还怯于改变。就像美味佳肴已经摆在面前，却害怕举筷子，天天高喊寻找充饥的方法，哪里能够做到呢！这几项都实行了，大纲就全部张举起来；郁结阻塞得以疏通，牵制得以消除，才能得以施展，芜杂得以清理，杰出人才得以通达，大政方针就可以确立了。然而既然革除了旧有弊病，就应当增加良好的制度。良制的关键，第一是设立商部。中国每年流入洋货，漏失千万财富；工艺技术却粗劣落后，上面从不过问。茶叶、蚕丝的优厚利润日渐衰落；西国把商务设为专门部门，商会力量不足时，国家便帮助它推行，专心经营，因此能够使印度衰败而使中国削弱。如今应当另设一个部门，交给专门官员掌管；集合众人研究谋划，帮助百姓推广实行。这样或许能够振兴已经断绝的产业，堵塞财富外流的漏洞。第二是农部。西国民间有农会，国家有农部，选种、察土、灌溉、培育、播种、收割，全都采用新法；国家督察，农官考核；养蚕事务由公共团体研究，考察饲养方法，检验疫病。直到种植、畜牧，也都由农部掌管，以完善这些事业。因此欧洲农田种植的产值每年计有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兆两；英国棉花税每年收入一千二百万金镑；俄国人在西伯利亚植树的收益每年数百万；美国人养蜂的收入，甚至可以抵得上旧金山的金矿。有农部负责督察考核，所以利益能够充分开发，事业能够办成。

译中国土地肥沃，按照欧洲新法推算，每县每年可以增加白银七十五万两。如果真能专门设立农部，教导百姓从事农业，研究新法，不到十年，就会富甲各国。难道还担心贫穷吗？第三是学部。西国大小学校以及各种专门学校遍布国内，由学部设置官员管理。百姓中识字的十人有八九，所著书籍每年有二万部。中国人很少读书，粗野如同苗族、犬戎一类，识字的人一百个中还不到十个。这并不是百姓在西方就聪明、在中国就愚笨，而是上面不设学校，不能开启他们的智慧。多设学堂，另创学部，任用专门官员办事，严格考核其责任；这样做了，百姓的智慧还不能开启，恐怕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像这样，增减适宜，兴利革弊，所立法制美善。普通人的性情可以变得贤能，普通人的资质可以变得聪明，普通人的力量可以变得有才干。实行新政，还有什么政事不能办成？兴办新法，还有什么法令不能推行？却反而战战兢兢，担心事情治理不好吗？有人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不容易承担。回答说：变法的根本，舍弃此事便没有其他途径。日本的强盛，实在以此为基础。俗话说：非常之举，百姓会感到畏惧；[缺字]疲弱不振，就会把它当成遥远无稽之谈。如果真正去实行，改变它也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若仍然畏惧艰难重大，害怕改革，只仿行一两种西法，委任一两个西方人，仓促之间自以为得计，那么一种好处还没有看见，各种弊病却纷纷聚集，弄得千疮百孔，反而给守旧派留下借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 如今通达时务的人说：中国的衰弱，是因为君权太重，民权太轻。善于谋划国家的人，应当按照泰西的道路，减轻他们所重视的君权，而重视他们所轻视的民权，这样国家就强盛了。麦孟华说：不是这样。中国的问题不是民权没有建立，而是君权没有建立。因此纵览五洲，横贯古今，君权轻的，没有像今天中国这样；君权重的，也没有像今天西国这样。把两者相比较，逐一细数，累倒了也说不尽。现在姑且略说其中一二。西国民间，一户一口，每年的出生和死亡，都要上报官府，由官府登记核查；隐瞒不报的，要依法治罪。中国则任其出生、死亡，自己养活自己，国家无法过问。西国产业要留给子孙，必须登记其家产，说明遗产所在，报达有关官署，缴纳遗嘱税，然后才能传给继承人。中国则任意授受，国家无法稽查。西国儿童满八岁，都要进入小学；溺爱孩子、使其废学的，要治父母的罪。中国百姓懒惰愚顽、粗野不文，不识字的人十之七八，国家无法加以劝导。西国人家的子弟都要经过学校教育，没有成就便不能自行通达。中国则早晨还是市井奴仆，晚上就可以挂上金印紫绶，国家无法节制。西国的货币制度由朝廷制定，哪种是镑，哪种是卢布，哪种是法郎，全国统一，没有人敢不同。中国十八行省的货币各不相同，币制也各不相同，民间各自习惯使用，国家无法整齐统一。西国的钞票和汇票，只有政府可以铸造发行，并通行于全国境内。中国则各省票号、各地钱庄自行发行、自行流通，国家无法查禁。西国凡是新建房屋，必定由官府查验，核查工程质量的好坏，以防止倒塌伤人。西国对于使用多年、已经老旧的房屋，也一定随时查勘，命令拆除修缮。中国则任意筑台建屋，即使有破损隐患，国家也无法督责。西国道路必须宽敞整洁，在路上抛弃污秽，有固定刑罚。中国即使都城大道，尿液粪便遍地，乞丐和饿死者横陈道路，国家也无法驱逐。西国医生必须经过医院学习，取得执照，才允许行医。中国读书

译不成的人，改行从医，庸医充斥，杀人无数，国家也无法惩罚。西国邮递由宫廷掌管；中国则民间邮局遍地，国家无法统一。西国商务有市官管理，粗劣的器物不得在市场出售；有新式制造的，取得专利凭证后，便禁止其他商人仿造，没有人敢擅自仿制。中国则奸邪之徒充斥，辗转抄袭冒充，百物粗制滥造，国家无法主持管理。西国铁路所经过的祠堂、庙宇、房屋、坟墓，都必须拆迁避让；开采矿产时，四面山地都可开发，没有人敢阻挠。中国则守旧党徒喧嚣鼓噪，阻塞大计，国家无法惩治。西国山林设置虞官管理，渔业设置专司掌管，砍伐有时限，密网不得入水。中国水泽山林没有主管，民间任意践踏破坏，国家无法知悉。西国的法律规定度量衡，都由官府制定；物品用的磅、银两用的磅，统一通行。中国则有市平、漕平、市平、工部尺、市尺，户部又各有不同的制度，人人使用自己的标准，国家无法整理订定。所以西国君主拥有权力的情形是那样，中国君主没有权力的情形是这样，凡是各种政事无不如此。千古万事，无法全部论述。由于没有权力的弊病到了极点，甚至天子的尊严也不能授予士人爵位，必须等他们自己通过科举、钻营保举、积累资历；如果不经过这些途径，君主便不能任用他。天子的威势不能杀死一个人，即使是败军之将、失地之官、贪赃之吏，经过多年监候，君主也不能把他们杀掉。事情无论大小，都要交给下属部门议论，君主不能独断；政事无论巨细，都要援引成例，君主不能自行创制。如今中外古今所谓的大权，难道不在于能够创制立事、决定人的生死吗？难道不在于能够钳制天下人的行动、整齐天下人的见闻吗？用西国君主来比照中国君主，用中国百姓来比照西国百姓，那么究竟谁的权力重，谁的权力轻，不就清楚了吗？先王治理天下，把百姓当作子女，把自己当作他们的父母；把百姓当作弟子，把自己当作他们的老师。百姓的衣服、饮食、居处、言语沉默、婚姻、丧葬、祭祀、师长、疾病、家中妇女儿童、井灶、六畜，无论大事小事、繁事简事，都亲自掌管一二，亲自了解其消长，这样君主才拥有权力。后世却不是这样，一概把百姓当作越人，一概把百姓当作土芥。父母的权力能够施行于子女，老师的权力能够施行于弟子；即使子女、弟子有杰出威势，父母、老师的权力也不能施行于土芥、越人，于是君主便没有权力了。人们常说：事权，事权。因为事情是权力的母体，办理一身的事情，就有一身的权力。天君安泰，百体服从命令，是心有权力；患心疾的人，举动失去分寸，言笑没有常态，便是身体各部分有权力，而心没有权力。办理一家事务的人，就有一家的权力。父兄教导子弟，使他们都谨慎守礼，是宗子的权力；家中婚丧、年老、倦于劳作、废弃事务，米盐有所亏漏，仆役任意包庇，便是旁支庶族和奴仆有权力，而宗子没有权力。办理天下事务的人，就有天下的权力。一个人有福庆，万民都依赖他，这是君主的权力。朝廷不能整肃，上面事务琐碎，中间阻塞不通，下面横行决裂，于是奸官毒吏有了权力，而君主没有权力。没有权力，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奸官毒吏有权力，也不是国家的福分。百姓中的优秀者起来倡导宏论，使每个人各自办理自己的事务，每个人各自拥有自己的权力，这种权力就称为民权。民权从哪里产生？产生于君主不办理百姓的事务。乡里的盗民听到这种说法，惊惧地说：这实际上是在夺取我的权力！于是竭尽力量去仇恨它、摧毁它、弥补它，却不知道自己的权力已经衰落，原本已经很久了。权力不是可以被别人夺走的东西；如

译果不是自己放弃，谁能够夺走它呢？既然如此，民权不也很好吗？麦孟华说：事情是权力的母体。中国百姓不能办理自己的事务，就不能拥有自己的权力。还不能办理各种事务，却把权力交给他们，那么权力就不在优秀百姓手中，而会落在恶劣百姓手中。所以今天的中国，不如尊重君权。假使拥护君权的人在全国搜遍权力，十天也找不到。君子说：为什么不去办理自己的事务呢？

译☆黄遵宪 ○《日本国志叙》《周礼》记载，小行人的职掌是出使四方，把各地百姓的利害写成一篇，把礼俗、政事、教化、治理、刑罚、禁令的顺逆写成一篇，回来向周王报告。春官所属的外史，则掌管四方的记载。郑玄说：这就像晋国的《乘》、楚国的《祷杌》一类。古代盛世，已经派遣轩车使者到四方，采集歌谣，询问风俗，又命令小行人编成书，让外史掌管。因此重视邦交、考察各国风俗，竟是如此周详郑重。自从封建制废除、改为郡县制以后，中国归于统一，不再修复派使臣出使列国的礼制。像汉代对匈奴、唐代对回纥，国家有大事时，偶尔派遣使者。至于南北朝以及辽、宋、金、元时期，虽然按时互通友好，也不过是一次聘问、一次宴享罢了。道光、咸丰以来，海禁大开，自古以来隔绝遥远、不能往来的国家，都像鱼鳞和麋鹿一样聚集而来，经过多重翻译到达中国。泰西的通行制度，是各国互相派遣使臣，常驻对方都城，以巩固邻国友好关系并窥察对方国政。内外大臣相继援引这一制度提出请求。朝廷于是派遣使者巡视各国。到今上光绪元、二年间，终于有了派使者驻扎外国的举动。丙子年秋，翰林侍讲何公实际承担出使日本大臣的职务，上奏任命遵宪充任参赞官。我私下想，如今的参赞官，就是古代小行人、外史氏的职务。使者手捧龙节，乘坐驷马车，奔驰奔走办理王事，没有时间顾及文字末务。如果作为他的属官，又不从事采集风俗、询问民情的工作，那么凭什么来符合朝廷咨询谋划的意旨呢？我在日本居住两年，渐渐熟悉那里的文字，阅读他们的书籍，同他们的士大夫交往。于是说明体例，创作《日本国志》一书，早晚编辑。刚完成草稿，又奉命担任美国总领事官；政务繁忙，没有时间完成，几乎中途停止了。乙酉年秋，我从美国回到中国。出使美国的郑公已经卸任，继任的是张公，他仍催促我前往。同时，两广总督张公又命令遵宪出行，巡察南洋诸岛。我想到这部书若弃置不用实在可惜，便一概推辞不去。在家居住有了空闲，便闭门打开书箱，重新进行编纂，又过了将近两年，书才完成。全书分为十二类，共四十卷。从前契丹主曾说：“宋国的事情，我无不细知；可是宋人看待我国的事情，却像隔着十重云雾。”依我看来，日本士大夫大都能读中国的书，考察中国的事情；而中国士大夫喜欢空谈古义，满足于此而自我封闭，对外事不屑一顾。更不用说泰西，即使日本同我国只隔着一衣带水，中间不过有击析相间，早晨出发晚上便可到达，却也把它看作海外三神山，只能望见而不能到达；又像邹衍所说的九州，仿佛在天地四方之外，荒诞得不足议论。这难道不可以说是狭隘吗？不过，士大夫的脚步没有到过那里，经历了几个世纪，又不了解那里的事情，他们凭借什么作为考证的材料呢？他们的狭隘，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我自知不自量力，把这些内容编成一部书，因为它的体例接近史志，便自称为“外史氏”。这也是因为外史氏的职责在于收集掌管史料，不敢把自己置于著述者的名位。又考察外史氏掌管五帝、三王的书籍，掌管四方的志书。如今的士大夫，难道也不应思考古人的学问，明白考察古代正是为了通晓今天，使二者不偏废吗？书既然完成，谨慎记下它的缘起，并把它拿来请教当世那些留心时务的士大夫。光绪十三年夏五月。☆唐才常

译○论唐、宋抵御夷患的得失 有亡国，也有亡天下。唐朝所遭受的夷患，只亡了它的国；到了宋朝，才有亡天下的祸患。为什么呢？吐蕃、回纥的本性，不过是肆意劫掠、饱以屠杀淫乱而已；而契丹、女真、蒙古，则凭借凶悍顽强的本性和狡黠的资质，践踏并残害宋朝的人民和社稷。成吉思汗最终凭借腥膻之种，占有中原，使万民臣服为妾，而黄帝的后裔、震旦的族类从此一蹶不振。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不过，我姑且就唐、宋所遭受的夷祸来谈，关于防御准备的机宜、疆域防守的得失，也有值得观察的地方。一是地势。唐朝都城在长安，从凤翔以西、▯州以北，以及河西、陇右各地，到处都被吐蕃蚕食，所以代宗时期任凭它往来蹂躏，如入无人之境。然而幸运的是，幽州、蓟州以北还没有强敌产生进取之心，使中原诸将能够合力守卫泾原、凤翔、渭北、▯宁等处，遏制敌人的锋芒。自从郭子仪提出建议，有事时凤翔、渭濮、▯宁、镇西、河南、淮西诸镇都出兵扼守要冲，于是使吐蕃不能在唐朝施展志向。宋朝则陕西路逼近西夏，既惊惧而不敢建都；汴京又是四面受敌的国家，没有幽州、蓟州作为屏障，所以西北藩篱全部撤除，防备分散兵力，鞭长莫及，武功因此消亡。即使在真宗太平时期，一听到辽国的警报，朝廷内外仍然忧惧慌乱，不知如何应对，何况国家多灾多难，又怎能挫败金、元正盛的锋芒呢？这样看来，燕云等州不能收复，太宗先前已经失策，徽宗后来又惊慌失措；无论归属于辽、金还是元，黄河南北始终没有安枕之日。与唐朝专心经营秦、陇交界相比，利弊相差悬殊，这也是地势造成的。一是人的谋略。唐朝面对回纥和吐蕃，双方势均力敌。吐蕃绵延万里，比回纥强大，而回纥却可以从后方牵制它。况且回纥多次为唐朝立功；即使仆固怀恩诱使它入侵，郭子仪也能单骑安抚它，随即利用它来抗击吐蕃。后来李泌又极力劝说与回纥和好，以共同讨伐吐蕃。这是以夷制夷的良策，而中国坐享其成效。宋朝则金兴起而辽灭亡，元兴起而金灭亡；它们专心谋取中国，后方没有反顾之忧，中间也没有可以彼此争斗的空隙。西夏李氏虽然强悍善战，却又常常向它们称藩，以此仇视宋朝，想求得像唐朝那样在两个强敌之间制造矛盾，已经不可能了。一是时势。自古以来，玉门关以西的各部落彼此争雄、彼此吞并，还没有非要夺取中国的念头，所以回纥虽然轻视唐朝而敢于深入，也不过想得到子女玉帛，没有其他愿望。吐蕃逼近川、陕，比回纥更加狡黠，但也没有深谋远虑，没有经营中国的根基。只有辽国自从德光进入晋地以后，才逐渐萌发统一南北的雄心。金、元每得到一块土地，就经营一块土地。它们建国的规模，也稍稍不同于打猎游牧，并非寻常的狼奔豕突罢了。或许西北地区的气势日新月异，是时势使然，到了宋朝终于再也无法遏制了吗？一是人才。吐蕃、回纥进犯唐朝，正值安史之乱之后；那时人才奋发兴起，郭子仪、李光弼是他们的领袖。所以广德元年的战役，令公郭子仪虽然闲散已久，只得到二千骑兵出征，却派王延昌收集商州的溃兵，又让长孙全绪率二百骑兵出蓝田。那时兵力还不到一万人，吐蕃因受到震慑而退去。此后又有马▯、李晟、浑▯、马燧等身经百战的将领，在▯、泾一带屡次挫败敌人的狂焰，吐蕃因此衰落。唐朝的人才，真是盛盛啊。宋朝却重文轻武，沉溺于科举；澶渊之战时，只有一两个书生，如毕士安、寇准之类，仓促筹划而已。最后能够用纳币结束，只不过是上天的侥幸罢了。到了金人长驱直入汴京，各州郡的官吏没有一个有折冲御侮的才能。即使种师道凭借老将身份勤王，李纲凭借忠义之气扌耆持危局，最终也困于奸邪庸臣，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等到金人再次到来，京城宫室已经成为废墟。然而南渡以后人才逐渐兴盛，像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吴玠等人，几乎可以同李光弼、郭子仪相抗衡；将帅之才，正是在屡经失败挫折之后产生的。耕田应当问奴仆，织布应当问婢女，哪里有只凭科举功名和诗酒才能在群雄对峙中治理国家的人呢？蒙古灭亡金朝、图谋宋朝时，锋锐不可抵挡。孟珙凭孤军据守荆襄、巫夔之间，多年坚定地成为东南的砥柱。孟珙死后，宋朝的局势便终于无法支撑；再加上贾似道昏庸骄横、丧心病国，直到临安被俘，即使有才干百倍于李纲、赵鼎的人，也无从施展自己的谋略了。可悲啊！一是藩镇是否建立。藩镇在唐朝，虽然有尾大不掉的势头，但用来抵御夷祸、保卫京师，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吐蕃的疆域斜贯川、陕，紧邻四川的松州、茂州等地；如果两川没有一个重镇抵挡它，整个蜀地就不会再归唐人所有。自从韦皋镇守蜀地二十多年，多次攻破敌军营垒，擒获其大将论莽热，吐蕃从此断绝了进取蜀地的念头。强大的镇将足以大有作为，就是如此。陕西通往陇地一带，也有节钺如星罗棋布，拱卫神京，评论者怎么可以因为河北三镇反叛归顺无常，就把藩镇一概指责呢？大概应当在强敌邻近的地区建立大镇，把一切练兵、筹饷等大事都授予它便宜行事的权力，朝廷不要遥相牵制，这样朝廷就不必为日夜忧虑，边疆也已经取得如臂使指的成效。宋朝废藩镇而改设都邑，任凭金人长驱直入，却没有人敢抵抗，这正是它亡天下的症结。后来吴氏镇守蜀地，金人难以越过大散关；孟珙镇守荆襄，元人也不能在江淮得志，其效果仍然可以清楚看见。然而没有能够推广这种做法，恢复藩镇旧制，说明私心造成的危害太重了。文文山曾说：“本朝鉴于五代的乱局，削弱藩镇，建立都邑，一时虽足以纠正藩镇尾大不掉的弊病，但日渐削弱。” 敌人到一个州，一个州就被攻破；到一个县，一个县就被攻破。中原陆沉，痛悔又有什么用呢？唉，这句话确实深刻揭示了宋朝祸患的根源啊！

译以上几项，都是唐、宋成败得失的原因，史书上写得明明白白。宋朝选拔将领的方法、侦察敌情的谋略，比唐朝差得远，本来就无可置喙。至于藩镇的废兴，更是古今成败的原因。因此读史的人应当对此再三留意。如果因为唐朝末年的祸乱而因噎废食，那么今天事机的破裂、祸变的奇异，将会有不止于唐朝、甚至也不止于宋朝的后果。我曾间或取用文山关于四镇的议论，替今天筹划全局：一是辽东，是京师的根本，万万不可抛弃给俄人，应在黑龙江、珲春等处设置重兵；以辽阳作为建立军府的地方。一是江南，是南方七省的腹地，应建立重镇，让藩王驻守，仿照前明陪京的制度，以备皇帝巡幸并锁钥长江。一是陕、甘、云、贵，逼近强邻，应各自建立诸侯作为专门镇守之地。一是湘、粤，应合并为一镇，并修筑铁路横贯其中，以取得南洋的大利。总之，必须使东南的命脉系于湘、粤；这样以后，中原全局即使脉动筋摇，西北即使危险，皇帝仍有六飞驻跸的地方，中国仍有复兴的希望。然而归根结底，必须迅速把矿务、铁路、兵械、学校、用人等大权，全部授予各大镇，使它们自行变法、自行防守，早晚勤勉不懈，努力图谋万一；这样以后能否稍稍避免宋朝亡天下的祸患，还未可知。否则，难道还只是亡天下而已吗？还将使黄帝的后裔、震旦的族类以及土番的种族，一同归于消灭，那祸患就比亡天下更加惨烈了。这样看来，宋太祖借酒宴解除兵权的私心和狡计，流毒延续到今天，更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步！所以我反复考察唐、宋以来夷祸的大小，忧心忡忡地怀抱着天地长存而祸患无尽的奇大忧虑。○史学论略 儒者把五千年前后的历史作为镜子，照见亿兆人的作为以及灵明或顽愚的本质。自三代开始直到明朝，所持的论断没有不可更改的。上面施行，下面就效法；长辈沿袭，幼者也跟随。当时，震旦的儒士被见闻所局限，即使汉、唐的史志对葱岭以西的地势、国名记载颇为详细，对于风俗教化却很欠缺。元代几乎囊括整个亚洲，等到进入中原，疆域过大，鞭长莫及。当时士大夫还没有听说要用心研究印度、波斯、突厥等地的事实，以考察政治风俗兴衰的轨迹。本朝大大开拓疆域，威势所到之处，陆地震动、水上战栗；可是三百年来气运逐渐穷尽。《易》说：穷则变，变则通。中国的闭塞，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但仍不改变，甚至至死不变。即使已经有所改变，百姓议论官府，士人弹劾国家；聚集成百上千万的儒冠缝掖之士，请他们依据《三通》《二十四史》来议论，能完整举出书名的人也不可多得，更何况整个世界呢？人溺水求救，连衣服还来不及脱；有人落井，却还往下投石，狼已经心满意足了。如果不先使他们洞察古今中外的情势，却希望他们奋发而起，就像向聋俗演奏《韶》《▯》，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荀子说：想观察圣王的踪迹，就应当看他们光明显著的地方；后来的君王也应如此。谢秋水说：从经书中学习明白道理，从史书中熟习实际事务。史书在学问中占十分之六，阅历和锻炼又占十分之四。因此，不通晓中国历史，就不知道秦汉以来的政治和学术，有的是真正的源流，有的是邪僻的支派，经过几千百次变化而不知归宿。至于制度、典章、文物那些明显容易看出其系统的内容，尚且不在此例。不通晓西方历史，就不知道欧洲几百年前世家掌握权力、百姓习惯旧俗、士人空谈道理的情形，同中国永和年间的遗风很相近。只是他们越变越实际，中国却越变越空虚。把中、西各国历史合起来互相考察，我私下疑惑的是，日益变化、成为皇王本意的精髓之处，仍然有人振振有词地以不变为理由；

译对于俄国大彼得、法国拿破仑、美国华盛顿的一切事迹，连梦也没有梦见过的人，却说“那是他们的旧俗”，哪里有所谓近百年来的政治呢？从前耶律德光对晋朝臣子说：“中国的事情，我全都知道；我国的事情，你们却不知道。”辽国与今天的泰西相比，它的智愚巧拙又怎样呢？尚且能够如此。这样看来，我们中国四万万人，竟然没有一个通晓泰西、泰东各国政治治乱、兴衰原因的人，这可以吗？古代六经全都是史书。《尚书》由左史掌管，《春秋》由右史掌管，已经如此。《易》是关于卜筮的史书，《诗》叙述各国得失的事迹，礼乐是史官掌管的制度；经书与史书互为表里。到了周代文饰改变、继承殷代质朴的时候，楚国的史书、晋国的史书，各自成为一家之言。于是，司马迁、班固的纂述成为正史；荀悦、袁宏的《纪事》以及司马光的《通鉴》成为编年史。至于兵制、刑法、谱系等不同门类，诏令、奏议等相应归类的文献，有的成为地理类的遗编，有的成为职官掌故，有的沿袭《周官》六礼的遗制，有的仍采用刘向《七略》的体例。辨析源流、周知派别，本来就是史家的常规。至于有志之士，尤其应当专心考察四民教养的根源，通考历代礼乐、兵刑制度，能够落实施行的才是要务。若是沿袭宋代诛心之论的余绪，承接明人评论末流的陋习，演变为空谈，以求博取科第，那就会每况愈下。总之，考察古代来验证今天，由中国推及西方，广泛观察而择取要点，针对时势而通达实用，这四点就是史学的宗旨。所以，阅读历代正史、编年史、纪传体史书的记录，是为了通晓古史。阅读《国朝东华录》《东华续录》、魏默深《圣武记》等书，是为了通晓今史。阅读黄遵宪《日本国志》、王韬《法国志略》、慕维廉《大英国志》、徐景罗《俄史辑译》、冈千仞《米利坚志》、沈敦和《英法俄德四国志略》，以及日本冈本监辅《万国史记》、艾约瑟《欧洲志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英国人博那《四裔编年表》、王韬《普法战纪》、林乐知、瞿昂来《东方交涉记》、林乐知、郑昌▯炎《列国岁计政要》、马恳西、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是为了通晓西史。只是中西文字迥然不同，各国史书又大多经过译者辗转翻译，词意繁杂，这是确实难免的。因此初学者多苦于文字艰涩，博学者又鄙视其琐碎。对此，儒者应平心静气，把西史中精要的部分同中国史互相参照研究罢了。我曾说，从前没有西学时，中国人很少能通晓史学。如今只学到西学的皮毛，中国人反而想废弃史学。没有西学，史学灭亡；有了西学，史学也灭亡。要挽救这种弊病，首先应明确揭示古今各国政治方法的异同，以了解强弱存亡的根本；其次考察各国立国的源流、种族的迁徙；再次排列帝王人物，比较中西；然后说明各教派的异同和善恶，知道将来环球各地不能超越素王改制的精心；再编列各国和战的关键，其中有关系全局的；最后详细说明各国古代土番与中国犭童、黎、蛮、苗等族逐渐消灭的道理。唐太宗说：以古代为镜子，可以知道得失。我说，把中西古代合起来作为镜子，它所收到的效果又会怎样呢？泰西不设史馆，大概报馆就是它的史馆。每当召开议院时，君主、王公大臣以及各位议员都到场，不论事情大小，各自发表意见，剖析判断是非；报馆便把这些记载下来，传遍全国，传播到五洲。《记》中说，史官记载文字，士人记载言论，大概就是它的遗意吧！所以言论没有禁忌，记载多为实录，比中国的史书更加值得信

译任。何况新闻纸发行极多，即使在酒楼茶馆，往往也有。这样，史馆就是一国共同享有的权力，史学也成为四民共同知晓的事业。而且凡是人口、土地、数量的多寡，火车、铁路、电线，方里、货殖出入的吨数，以及官制、教会、学校、国家财政、军队人数，无不登记核实，同中国史书中表、志的体例相同。考察《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出于稗官。如淳说，君王想知道民间巷里的风俗，所以设置稗官来记录民间言谈。大概今天的报章，就是后日的史料；政治家、格致家、法律家都从中权衡取舍，一件事具备三种好处。所以西方国家既有君史又有民史，确实是因为重视它，也确实是因为谨慎对待它。

译《使德日记》说，德国人芍克深通东方学问，翻译了清、汉、蒙古语以及《契丹国志》。他七十六岁了，还打算翻译辽、金、元三史。又说，爱尔勃的女儿十三岁，通晓六国语言，谈起中亚、细亚的事情非常熟悉，指出各国的形势，清楚得如同指掌。王韬编纂《法国志略》，自称这部书本来出自日本人冈千仞。因此书中多附录日本人重野安绎、荻原裕、河野通之、木原元礼等人的议论。海外男女士人如此留心中、西史书的人竟然如此众多，实在太厉害了！震旦的儒生，从束发读书开始，就纷纷抱着兔园册子，求取名利资本，低头屈心，闭目苦苦思索。天日昏暗，山河凄惨，孔、孟的事业，竟然被忽视而无人祭祀。那些稍微机灵的人，便从坊间的《易知录》《了凡鉴》以及胡致堂、邱琼山、林西仲等人的一两句▯率无理之语中摘取片段，喋喋不休地向众人喊道：“史学，史学！”唉，我真不知道他们的廉耻之心到哪里去了！有人说：“这确实如此。”我姑且不谈西史，敢问读中国史应当从哪里入手？回答说：《春秋》是素王改制的书，其中三统、三世的义理，足以规范亿劫恒河沙数的世界，没有什么能够违背它。除了《春秋》以外，就以《史记》《汉书》为要籍。《史记》得到素王的真正传派，《汉书》颇为庞杂，但其中八书、十志，古代的言语和旧例，森然具备于世，也是一部规模宏大、思想精深的著作。正史以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为详尽审慎。这部书采录杂史达三百二十二种，成书共用了十九年。天文、地理、礼乐、历数等重大内容，也颇为完备融通，并不只是记载政治治乱和兴衰的事迹。其余应当专心研究《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书，其中尤其以《通志》为重要。然而如果想把古今事实贯串起来，考察源流，那么《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纪事本末》也是重要典籍。大体说来，自汉代以来，史家的主要体例有纪事本末和编年两种。宋代袁枢把每件事情的始末分别详细叙述，既避免了纪传体中一件事在数篇中重复出现，也不像编年体那样一件事隔着数卷，确实是想通晓中国史不可缺少的书。至于西史翻译，既然没有好的版本，那么就对以上列举的书尽心查考，此外广泛阅读西方报纸，只作为通人的入门途径罢了。

译○各国政治教化公理总论 公理，是唐尧、虞舜和三代君民共同遵守的权衡。百姓居于器物之中，器物依舟载于法之中，法以人心为权衡，人心又以公理为万全的准则。古代的井田、学校，体与用相互贯通，上下融洽无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颗心、这个理。我读《周易》《尚书》《官礼》《春秋》《王制》《礼运》《礼器》《五帝德》以及《孟子》七篇，放下书叹息说：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孔、孟，把君民共同的心和理视为公义，耗尽心神谋划天下；一个人没有得到安置，便认为是自己的罪过，这是多么仁慈啊！《尔雅》说：“林▯”就是君，君就是众人的意思。君主聚集天下众多蒙昧的人，对他们进行教导和养育。桀、纣、幽、厉的用心没有别的，只是私心罢了。楚灵王说：“这区区一点东西，我还不肯给他。”这正是桀、纣、幽、厉的用心，也是秦始皇凭武力征伐、经营天下的原因。所以历代圣人的公心、公理到了秦朝便大为晦暗。汉文帝，是三代以后贤明的君主；他的臣子贾谊有仁爱天下的心，却没有治理天下的办法。宋神宗，是三代以后英明的君主；他的臣子王安石有尧、舜式君民一体的见识，却没有尧、舜式君民一体的才干。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明太祖，亚历山德、沙立曼、拿破仑、大彼得、华盛顿、林肯，是五洲的雄主。然而汉、唐、元、明那些强盛的君主使自己的民众处于弱势，压抑他们天赋的聪明，欺凌他们的天性和美好。这四位帝王又暗中采用秦始皇禁锢百姓的手段，纵横驰骋、任意决荡，没有人敢抵抗。这是千百年来的大毒瘤，是亿兆人的奇大疾病。亚历山德从马其顿崛起，囊括席卷各地，死时才三十三岁，余威震慑异域。然而他没有善政善教深入人心。沙立曼的战功不如亚历山德，但他扶持教化，西方人对他的称誉始终不衰。拿破仑雄伟绝世，震动整个欧洲；喜好战争终究不是吉祥之事，最后流落荒岛。弦绷得太紧就会折断，鼓敲得太猛烈就会破裂，大概是天道吧！然而他使欧洲人知道民心应当顺应，法律应当改革，政治教化应当因时变通；有人说他造成了极大的乱象，其实也开启了极大的治世契机，这话对，这话对。大彼得艰苦卓绝，放纵奇异，纵横无比，古今没有第二个。俄国受鞑靼人控制，同黑奴、土番没有区别。彼得把欧洲的文学、格致学、兵学、商业学带回去教导他的人民，点滴积累，成为天下强国。然而他残暴嗜杀，怀疑自己的妻子，诛杀自己的太子；大规模兴起狱案，杀戮百姓不计其数，他的残忍远远超过秦始皇、汉武帝、明太祖。幸而用刑杀戮百姓，只达到百人、千人的数量；相比之下，用权术杀戮百姓，祸害后世却有差别。至于遵循唐尧、虞舜盛大公心、延续仁学公理的，大概就是华盛顿、林肯这样的君主吧！他们视天位如旅舍，把民权当作居处，鄙弃功利，收束兵祸，胸怀广大而平和，这才称得上大公。他们痛斥买卖奴隶的行为，禁奴之事始于加利生，成于林肯；美国风云扰攘，最终完成了他们的志愿。因此，开启欧洲战祸的是亚历山德，扩展欧洲教化的是沙立曼，萌发欧洲新政治的是拿破仑，拓展欧洲技艺学术的是大彼得，成就五洲公理的是华盛顿和林肯。如今《春秋》的旨意，王道完备，人事周全，史家的体例、法则、道理无不具备。一句话概括，就是拨乱反正。即使释氏之学和唐、宋儒学，也竭尽全力攻击它。然而佛教全部经典，有一半在谈格致；慧眼、天眼、法眼、佛眼都具备，大地山河清清楚楚映入眼中，星球尘尘都分明灿烂；一句话概括，就是“度脱一切苦厄”。这两种教法，都是古代圣人悲悯世人、拯救世人的苦心。可惜儒教的真正传派，被李斯、刘歆所困；佛教的真正传派，被婆罗门以及顽空、枯禅、小乘九十六种外道所困。我们儒学中那些语录、时文，自称继承孔教的，就像佛门中有黄、红两个邪派一样。而胡安国解释《春秋》的学说，是邪说中的邪说。司马迁是深通孔教的人，他的文章洞察根本，直接刺入当时隐晦的弊病。他进列游侠，并不是喜好动乱，而是哀悼民权衰落；他称述货殖，并不是追逐末利，而是怜悯商业学问的失落。他陈述六家学说的要旨并加以评衡，不是把它们等同于儒、墨两家。他说拘泥于旧弊会产生弊端，向大同前进才有所救济。那些只凭眼前见解议论的儒者，却讥笑他说的是非同圣人不合。唉！孔教衰微，就没有公理；公理衰微，就没有可信的史书。后世史家所说的史例、史法、闰统、正统、道学、儒林，上等的还能整齐旧事，借以供参考；下等的则像魏收动怒变色，纷乱得如同乱丝。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两千年来政治和学术昏暗不明。不仅《春秋》文饰成太平的宏大旨意无法听闻，就连司马氏损益得失的精微权衡也无法恢复。读史的人习惯看到唐、宋以来拘守旧制，便认为这是老成；附会尊王攘夷，才称为忠义；竭力压抑民气，才尊崇朝廷权力；禁止谈论时务，才说是端正士习；极力阻遏新学，才说是端正人心。于是事事都要求符合唐太宗、元世祖、明太祖网罗钳束的私心，身穿官服而心灵被圈{艹立}，还说：“这本来就是应该如此。” 本朝历代圣主相承，超越唐朝，胜过汉朝。沟通君民的权力，打破中外的界限，拓展种族与教化的仁爱，皇帝的宏大功业光明正大，人与天都共同欢悦。然而自开国以来，从来没有通晓明白政治学术、斟酌古今的大臣来辅佐成就这番盛美。所以康熙年间，曾经在意大利拿破里城设立中华书院，后来却寂然无声。又曾废除时文九年，但守旧的大臣却上奏请求恢复。缠足的法律已经悬为严禁，内外臣工却阳奉阴违，完全把国家法令当作儿戏，好像没有听见、没有看见。同治初年，曾议论让词曹诸臣学习西语、西学，倭文端加以阻止。光绪初年，曾议论开办铁路，反对意见刚刚平息，刘锡鸿又煽动它。至于同文馆、海军水陆学堂等事，各位大臣还不断地表面嘲笑、内心非议。他们起初并不是想削弱中国、困害中国到这种地步，不过是沿袭历代以来只求苟安眼前的积习。议论和约，必定援引南宋作为理由；议论开矿，必定援引明末作为理由；议论设立议会，必定援引东林作为理由。一人倡议，百人附和，史文接连不断，以千金之物自比破旧扫帚，借此博取清流的声誉。大概使四万万各种族成为乡愿世界，使上面辜负圣德、下面拖累民生的，全都是这些大臣的罪过。

译唉！他们既不远学孔、孟改制的精心，又不近取欧美百年来的新政来承接教化、宣扬教化，只是斤斤计较于前朝的禁锢旧习，惊恐忿恨而张皇失措。这正如夏虫不能同它谈论寒冰，朝生暮死的菌类不能同它谈论日暮。这样却想使国家扩大能力、挽救时局，真是颠倒困顿了。要挽救这种弊病，应当以《春秋》为经，以《史记》为纬，以各国近百年来的史书为实际用途。对于唐、宋各史，要竭力揭发它们弊政的根源，竭力打破尊卑之间的隔阂以及正统论的谬误、夷夏论的臆说。就像用尺量布，长短才会显现；用秤称物，轻重就不会欺骗；这样以后，才可以治理今天，可以讲说古代，可以经营天下，可以拯救众生，可以推进大同。王韬说：欧洲各国一向没有史官，近代才有私家史书。它们搜罗散佚事实、网罗旧闻，大半出自各教士之手。那些教士的用心，难道只是增加见闻、准备查考材料而已吗？大概是要贯通黄、白、黑、红各族的性情，融会儒、墨、佛、耶各教的旨趣，储备公理，以治理地球上二十个世界。可惜各国君臣没有完全像那些教士一样用心，所以公理只在本国实行的，有英国、美国；在本国实行得参差不齐的，有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日本；本国毫无公理的，有俄国、土耳其。那么苍天暗中储备一部考察中西政治教化的书，以接续素王公理的契机和时机，难道用意正在这里吗，难道用意正在这里吗？为什么呢？英伦三岛由君主和人民共同治理，上下一心，可以说是公正的。它治理澳、二洲，开垦▯{艹▯}荆榛，修治学校，逐渐改变当地人的狼性，革除其▯音；安抚印度五千里土地，先平等对待其中良民和贱民的等级，再用教养的方法引导他们，这也是仁人君子的用心。然而英国役使印度将近一百年，只举用两名议员，而且贪图鸦片税利，以毒害亚洲东部的百姓；其中善良的人有的倡议禁烟会，而政府却一向不愿意，事情就这样罢了。土耳其是大国，疆土分裂，岌岌可危；英国人害怕它被俄国吞并，于是有黑海援助，事情平定以后，却只责备土耳其不变革，没听说真正把善政送给它。英国在埃及替它清理国债、掌握国权，但埃及仍然没有振兴。对于波斯、阿富汗、缅甸，英国奴役它们、鞭打它们、用绳索捆缚它们、用轭压制它们。修铁路、通电线，也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手足和头部，没有孕育当地人民、使他们成为文明开化国家的用心。这究竟是时机尚未到、力量有所不及，还是公理尚未明白呢？美国人摆脱英国人的枷锁，设立正、副总统；治理人民四年，任期届满便同平民一样。它释放黑奴，重视法律；养兵不如瑞士、挪威多，遇到战争遵守中立原则，所以人民非常和谐。然而美国对华工却加以虐待。中日战争时，没有听到它倡议停止战争的言论，反而贷款给日本来资助战争。法国、意大利的兴起，由于国会；但从前倚仗权势和世袭爵位的人，仍想乘机发动阴谋。而党人随着进退，动辄喧闹争论，这是它的弊病。法国在安南、西贡，政令繁多、赋税沉重，百姓不堪其命。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瓜分其国家、役使其人民，最后反被对方击败，大大损害国威，足以成为依仗权势而不依仗公理者的警戒。德国实行这样的政治：以前禁止人民选举官员，禁止人民建立议会，朝廷内外悖乱，束缚多端。到了道光二十八年，普王威廉第四才开始全面放宽禁令。随后俾士麦兴起，帮助保全王权，暗中沟通民气。同治七年，有人发文请求下议院考查相府所办各事是否有益于国家。当时议员二百三十人，都说相国对普鲁士大有裨益。然而他所谓寻求新的班底，内心渐渐不满；暗中忧虑的事情所涉及的范围，恐怕还没有停止。奥国君臣争权，比德国更加厉害。道光年间，奥王翻西严禁报馆谈论外事，害怕人民充分知道欧洲改变朝政的举动，于是社会喧嚣而不安，所以一定要▯然使人民愚昧。后来皇帝飞蝶南的情形尤其严重。于是从俄国迁来的恒加利人乘机蠢动，驱逐飞蝶南，杀害大臣赖兔儿。随后约瑟皇第一即位，削平恒加利，也稍稍议论更新政治。同治年间又败于普鲁士，才更加讲求新政、疏通民意，而国家仍然富强。日本痛切改正导致亡国的谋划，君民一心，勤勉不懈地谋求胜利。然而伊藤等人帮助保全王权，就像俾士麦对德国一样。其余衍物茂卿的余论、鼓动会党的人，也不乏其人。因此以上各国的公理参差不齐，将来不免有喧嚣不安的举动。俄国是无道的秦朝，倚仗强大的压力、官府和私会的怨恨，发动天网般猛烈的搜捕。它灭亡波兰时，禁止波兰人操波兰语、学习波兰文，把百姓驱赶去充实荒地，老幼成群死在道路上，无法计数。它的用心正是秦始皇禁止百姓私下议论、汉武帝把豪杰迁往关中的做法。俄国使臣侦察各国隐秘事情，必定带着艳姬同行，用酒色诱惑对方，从而廉价获取其隐情，这正是范蠡进献西施的诡计。所以五洲中破坏公理的国家，只有俄国最严重。土耳其历经大乱，直到死亡仍不改变。如今它的改革同盟会党白耳义府人布喇些路，已经传檄各处，将要废黜土耳其国王。西班牙因为古巴独立，才开始打破自尊自大的看法，考虑改革国政。暹罗国王对疆土日益缩小感到愤怒，于是仰慕俄皇彼得的为人，决定遍游欧亚，这真是有远见的君主啊！英国、法国对此不但不帮助他实现成为强国的愿望，反而因此嫉妒他、忌惮他。日本虽然战胜中国，但日本人在法国那里受到法国嫉妒，在波斯那里受到波斯猜疑；彼此最为敌视的，没有比俄国人更厉害的。由此说来，天下各处的战争争斗还没有停止，而波罗的海、君士但丁峡、波斯湾的祸患又将转移到太平洋，难道不可畏惧吗！难道不可畏惧吗！

译总的说来，西方人最严厉地辨别种族，他们争取自身生存的迫切性，急得像燎原之火，紧迫得像织布时赶救纬线。发生争斗就产生嫉妒，产生嫉妒就制造争端，这是公理难以维系的第一点。把人民投入圈禁，把土地划分疆界，以商业手段发动战争，用条约诱骗各国；忠于本国人民的不一定忠于君主，使本国公正的不一定对天下公正，这是公理难以维系的第二点。把骨头扔到地上，群犬便争抢；把诱饵投入深渊，群鱼便垂涎。英国夺取爹勒高亚海的海臂，德国和俄国便侧目；法国开凿苏彝士河，英国人便加以毁谤。中、俄约定修建东三省铁路，全球都震动不安，这是公理难以维系的第三点。强弱交错，形势分裂，此方有所盈余，彼方有所不足；细小的抵触会引发连锁反应，任凭机巧反而跌倒，守候时机又会迟误，这是公理难以维系的第四点。法律不同，关税不同，度量衡不同，君民所受的轻重不同；各国风俗不同，士人的学问不同，外交交涉的适宜方式也不同，这是公理难以维系的第五点。有这五种困难，却要谈论整齐划一，就像到裸壤之地寻找龙章，向聋俗演奏《韶》音，多半是没有审察清楚。▯▯子说：不是这样。心力所凝聚之处，教旨就会宏大；星球不能阻挡它的领域，脑力不能超过它的迅捷，苦海不能淹没它的波涛。《春秋》大一统的法、例、理，难道不广大而幽微、光明而显著吗？贯通十九个世界的伟大利器，难道还远吗？于是我综合列举各国政治教化中显著而重大的内容写在篇中，以显示公理郁结之后正在畅达，畅达之后正在萌发。内容包括国会、教会、太平弭兵会、君主制与民主制、上议院与下议院。○外交论 《春秋》所处的时代，是由据乱世上升到升平世，再上升到太平世。世道越乱，文章越能治理天下；纬书家牵强附会，说这是汉代制作的，并不是这样。宣尼孔子的教法，是治理万世的，也治理西人所说的二十周以后这颗地球，只是到了今天才开始萌芽。孟子，是孔子的真正传派，重视睦邻，称许法家，斥责以争战为务的贼臣，权衡君民之间的轻重。李斯，是孔子的奸邪支派，他把自己的国家看成夜郎，把本国百姓看成土番；这种闭塞聪明、堵塞视听的祸害，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环球各地、各种族、各种宗教——亚欧美非澳，黄白红黑棕各色人种，孔教、佛教、耶稣教、希伯来教、回教——正在贯通千万年的闭塞，开启大一统的关键，难道用意正在这里吗！用意正在这里吗！然而群雄环立，彼此像机牙一样肆意相应，大国役使小国，强者捕食弱者，聪明人吞并愚弱者，公使和领事遍布五洲。听他们的话，似乎彼此相助、共同促成太平；看他们的国家，却是在争夺权力、扩张利益，刀剑交加，矛盾冲突，既不分明也不隐晦。从前中国正强盛时，英国人惴惴不安，害怕被支那所占有。我国创办海军时，日本哗然议论对付中国的办法，只有一个驼背大臣说：中国容易对付罢了。谁知没有多久，情势就显露出来，力量也窘迫到这种地步。即便如此，也有凭借强大而振兴的，土耳其就是例子；有凭强大而灭亡的，拿破仑就是例子；有凭弱小而保存的，希腊就是例子；有从弱小变为强大的，法国、德国、日本就是例子。中国现在的弱，并不比法、德、日受创时更弱；而各国把中国看作弱者、自己互相猜忌争雄的时期，其中正暗藏着卧薪尝胆的机会，外表却以玉帛相交，这正是起死回生、使死者复生的时机。有人说：事情已经危急了，以柔弱的态度应对，但远东、近东两个病夫国家的言论，听了就令人愤怒；以刚强的态度应对，可是像瓜分非洲那样，狡猾地想要逞强的人很多。刚柔两种办法都困难，一切外交交涉中受了亏损的地方，即使有圣人的智慧，也无法挽回。譬如有特别忧患的人，喝醉酒后躺下，迷迷糊糊地忘了自身；等到突然惊醒，忧患就更加剧烈了。曾袭侯所说先睡后醒的理论，只会使人更加多虑。我说：不是这样。如今天下的危机十分激

译烈，要看清它的深处，不能只看一国的交涉，还必须了解各国之间的猜疑。英国和俄国用武力争夺经营，却忘了自己正像蚌鹬相争。英国说：俄国在土耳其、阿富汗和波斯湾不能得志，于是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寻找不结冰的海口；又借辽东之战，获得允许修建东三省铁路的条约，使中国人落入它的圈套，于是昂然掌握亚洲东部的主导权，并渐渐取得太平洋的全权，以满足彼得大帝临终前的愿望。俄国说：英国当年用商业亡取印度，现在又用商业诱饵来钓取中国；它的语言通行五洲，暗中掌握着五洲的大权。英俄之间的猜忌争雄就是这样。因此，合肥相国去祝贺俄国加冕时，各国报馆都认为他是携带密约前往；德国尊敬这件事，英国却嫉恨这件事。各报说：并不是尊敬中国，而是尊敬俄国；并不是嫉恨中国，而是嫉恨俄国。至于日本亲近英国，是因为借英国的强大来增强自己；它竟然忍心同中国构成冲突，是趁俄国铁路尚未修成，试图以武力立足。可是它对高丽，却成了俄国的帮凶。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剥开树枝的人会伤害树心；中国如果这样做，也不是日本的福分。法国和德国世代为仇，又不喜欢英国；在埃及事件中，双方几乎引发战端，于是法国转而投入俄国一边。德国害怕俄法从两面夹击自己，也亲近俄国以求自保。不过毕士马克还在世时，深藏机谋，观察事变，洞悉全局；即使有所振作，也不露出端倪。如果发生事情，它一定会同英国结盟。意大利因为得到罗马而同法国不合，必将亲近德国。奥地利和德国争夺欧洲中部的主导权，旧有嫌隙；但奥地利比德国弱，对德国无可奈何，只怕它依附俄国谋算德国，于是德国必定先削弱德国的力量而防备奥地利。不过德国同俄国没有怨仇，奥地利还不至于糊涂到这种地步。比利时、西班牙亲近法国，荷兰亲近英国，希腊亲近俄国。其余如瑞典、挪威、丹马、葡萄牙、赛土兰、绿马尼，有的中立，有的偏向相助，大体都是随着各国的盛衰而决定亲疏。土耳其非常孱弱，却残忍好战。它的阿喇伯教更加仇视西方宗教，战争的祸患没有一年停止过。自从希腊摆脱束缚以后，塞尔维亚等国也仿效它；近来又因为格拉脱岛同希腊交战，形势将要支撑不住。有人说：希腊实际上是俄国所主使的。将来俄国想在土耳其身上讨回本钱，黑海战争就是它的前车之鉴。英国对于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三方面都肩负重任，从没有片刻放松。美国遵守置身局外的惯例，养兵不超过数万；可是中日战争时，它曾资助日本，使中国覆亡，这究竟是什么心肠？必须深知各国猜忌之深，知道它们没有余暇急于图谋我国，也不能联合谋害我国；而我国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日，还能郁积着自强的机会，已经很久了。若说我国外交中最棘手的对象，莫过于英、俄、法、德、日本；无论边界事务、商务、税务、教务，都稍一放松就会错过机会。有人以为中俄三百年来没有发生战争，深可依靠；近来两国又联络牵裾，交谊日益亲密。可是独自坐在空山中，想放虎出来保护自己，明眼人是要为此担忧的。英国打算从缅甸修铁路到云南，法国打算从安南修铁路到广西，蓄谋已经很久。如今又垂涎俄国直达东三省的铁路，它们的谋划怎么能不紧急呢？各方都利用铁路开辟土地、扩张势力，阴谋纷纷而来，我们却昏昧于应付的方法，不思考拓展局势、训练人才，扩大铁路和轮船的利益来加以抵制，反而说不屑同西人交往。这就像围墙已经倒塌，还拆坏房门安睡一样。有些人还倚仗关中的雄强、巴蜀的险要，边境警报虽然紧急，却只知道迁移营地，像兔子搬窝一样。这等于挖空房屋、堵塞烟囱，盗贼还会趁机把房屋夷为平地，使我们变成骷髅。德国同中国一向号称亲善，但中日战争时，英国打算劝和，德国却加以拒绝，实在太不仁义了！然而如今应当联合英国来牵制俄国，联合俄国来牵制英国，联合法国、德国来对抗英俄，而我国从中慢慢收取利益。即使有苏秦、张仪那样的辩才，有孟贲、夏育那

译样的勇力，也没有什么用处。至于提出为寻仇而攻打日本的主张，就像昭烈帝不忍同孙权、吴国交战一样，更是错误的策略。为什么呢？两个瞎子相遇，争着道路不肯停止；两个聋子相持，彼此怒目而视。我所见到的，是排解的人借机把调解说成自己的功劳，而双方损失反而更多。所以对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日本，都应当开诚布公地同它们交往。

译我们所争取的，只在于使人民有智慧，使教育强盛，使国家根本富足，并不在于挟持愤怒、寻仇报复。只有圣人才能在国家强盛时忧虑危险、在事情尚未显露时看清祸患，也才能忍辱负重。从前日本尚未变法时，也曾有人主张闭关锁国；后来靠荷兰学者竭力沟通，才有今天。然而如今法律改变、约章改订，利益和权力遍布五洲，外国船只却在各处港汊绝迹，这正是由通而塞、由塞而通。中国同外界交往也通，不交往也通。与其向别人开放而失去自主权，哪如先使自己开放，扩大百姓的利益？况且我国人民的耳目和心思，不交流就无法更新；我国的农业、商业、工业和技艺，不交流就无法学习。何况上天造成了英俄互相猜忌、谁也不敢先发难的局面，正好给我们留下未雨绸缪、培植桑树根基的余地；又造成了法、德、日本政治和学术维新的局面，正好成为让我们驰骋在康庄大道上的先路。我们如果真能未雨绸缪，驰骋康庄大道，怎么知道我们神明的后裔、衣冠的民族，不能践行宣尼的太平之约，收取二十周大同的轨道呢？如果我们仍然昏暗糊涂，畏缩不前、柔弱怯懦，那么大地融化而成为江河，星球迸裂而成为铁石，延续千万年的帝王旧国、四百兆轩辕贵种，哪里还值得依恃呢！哪里还值得依恃呢！如今研究外交的人，不深入洞察各国的猜疑，不曲折而透彻地弄清其中的要害，不能在无形之中应对变化、及时奋发自强，却只斤斤计较旧案，琐琐拘泥于约章。这就像被枷锁禁锢在牢狱里，局促哭泣，不去查清诉讼的根源、设法平反，只希望狱吏稍微替自己缓颊说情一样。○《通塞塞通论》关于由通而塞、由塞而通，日本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不过从前郑成功在台湾建立伪国，同东南洋各岛通商，大力招徕商人，并同英国约定：英国公局到台湾出售货物，完全听其方便；台湾百姓伤害英国百姓，由台湾方面为其平反；英国百姓伤害台湾百姓，由英国公局长官为之审理。英国人觐见国王，不拘定时，有事就可以求见；出游没有固定地点，也不必由台湾百姓陪同。国王设置货物关卡而不收税，进口的米也一样；出售货物加税百分之三。然而英国无利可图，最后停止了厦门、台湾的贸易。这也是把开放变成闭塞。中国为什么直到今天仍然隔膜？回答说：中国受病的根源，难以一一列举完。中国从前的边疆官吏，以为汉朝对匈奴，就像天对地一样高；蜀地对南方人，就像上天施展威势一样。他们夸张失实，苛刻索取、压制勒索，对上欺骗朝廷，对下愚弄士人百姓，把忧患遗留到今天。西方人渐渐知道其中的真假，于是把同斐澳交往的方式用来同中国交往，而中国却没有醒悟。如今的条约章程把中国排除在友邦之外，凡是还有人心的人，没有不怒目切齿的；却不知道我们在把西方人排斥为异类的时候，给西方人造成的痛恨也已经历经多年。明朝末年，英国人抵达虎门，想通商缔结和约。中国人听信葡萄牙人的话，架设大炮轰击英国人，英国人也以炮相向。炮击持续了两个时辰，烧毁衙署，截断商船，中国才狼狈地答应英国贸易。这是因为商业而结怨、因昏昧又听信谗言的开端。康熙年间，英国人在澳门租屋，商议缴纳船钞，每条船请求缴纳一千金，华官却索取二千金，还派兵包围他们的住所，于是英国人怏怏离去。己巳年，英国人狄番斯又来，粤海监督索取的船钞更加过分。争辩了很久，打死一个中国百姓。中国百姓随即打死他的船夫和医士各一人，要求缴银五千两赎罪；英国人请求以二千两了结，没有获准，竟然离去而不再理会。从康熙到雍正，英国人屡次受到华官残酷对待，被千方百计苛索。当时英国货物出售，官府必定从中抽取百分之十六，凡是货物都必须贿赂官员。凡船只进出海口，都要缴银一千九百五十两。雍正戊申年，又对出口货物加征十分之一的税，英国人认为不公平。甲寅年税额更加增加，额外征收更加沉重，稽查严苛，

译洋商无法忍受。乾隆丙辰年洋船驶往宁波，宁波官员动辄更加恫吓勒索。当时朝廷已答应免除额外礼物，边疆官吏仍然收取。粤商又十分狡猾，对英国人说：这是官长的饬谕，是总督府定下的议案；对华官却说：西方人强悍无礼，愚昧而多诈。他们一心阻塞中西相见的道路，以便挑肥拣瘦、任意践踏；羞辱积累成愤怒，愤怒积累成激奋，于是有一个能仿效华言的英国人狒【原文字形疑误】德，列举五项难题，请求华官裁止。官府最终不答应，他便直接到天津拜见大臣，控诉监督额外收取货税和贿赂。朝廷认为他说得对，于是规定从货物中抽取百分之六。然而最终又以擅自进入天津之罪，将他交给广东监禁三年。法国、荷兰、瑞士、【原文“▯连”疑为国名或文字讹误】联合上书争辩，这才释放了他。这是华官残酷对待西方商人的一桩成案。至于不懂外交法律、办理案件过于激烈的情况，例如乾隆癸巳年，澳门华民遭到伤害突然死亡，讹传是英国人肆阁所杀；肆阁恰好住在葡萄牙官署，华官把他索来，事情没有任何旁证，便仓促将他杀死。西方人认为他受了冤屈。庚子年冬天，英国船上一名法国人打死一个葡萄牙人，法国人把他送交华官审讯。华官还没有询问是非曲直，就把他勒死了。英、法两国认为这是奇耻大辱。甲辰年，英国船停泊在广东，鸣炮庆贺新年，误伤旁边船上的三个人，其中一人死亡。逮捕鸣炮的官吏时，他已经年老；公局众商都替他证明无罪。西方法律对于故意和过失判别得很清楚，中国法律对于误杀也从轻减等。过了九天，竟然把他勒死。西方人认为受到了华官欺骗，极不认为这件事公正。然而以上各案，西方人都忍辱而没有同华官争辩。如果派遣使者修好，怀柔必须有一定的礼制；无论是藩属还是友邦，礼仪文书所规定的事情，都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又欺骗别人。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英国派遣使臣马甘尼斯从东方来，请求同宁波、舟山、天津通商；乙卯年带着国书到达。边疆官吏夸赞此事，说是入贡；礼官也把它写成入贡。西方国家除属部以外，即使是小国也一律平等相待，从来没有入贡的例子。等到广东官府发文责备英国入贡，英国人十分惊愕。嘉庆二十一年乙亥，英国又派使臣斯当冬、马礼孙带国书前来。等到抵达天津，有司设置黄幔，命令他们依照惯例叩头。他们回答说，过去马甘尼从未行过这种礼。此时广东方面的大官不愿英国使者入京，便想尽办法在朝廷面前阻挠他们。等他们同中国的押判使一同出发，抵达都城城门时，已是半夜；道路崎岖，车行颠簸，昏眩、烦闷、疲倦，想停车住一夜也不允许。有人前来请他们，说是要去见和公，指的就是户部尚书和世泰。于是突然被带到一个地方，看见诸王、大臣穿戴盛装准备上朝，这才知道受了欺骗。又有人来告诉他们，说定在第二天引见；又有人说和公正等着引见。斯当冬说：我们来得仓促，衣冠没有准备齐全，国书也没有带在身边，而且一路劳顿，希望改日再见。于是又召见副使，副使也以生病为理由推辞。仁庙大怒，下令押送他们回通州。有人说：和公等人厌恶斯当冬，因为他不肯遵行中国礼节，所以想用计谋阻止他。有人说：这是粤督蒋攸▯所造成的。然而仁庙虽然恼怒他们无礼，仍然派理藩院官员陪送他们到通州，并命令援引乾隆五十八年的例子，让他们从内地通行。后来又知道使臣失礼，实在是因为半夜昏倦、衣冠没有带到；当天迎接时，也没有按照礼仪办理。于是严厉谴责和世泰等人，又颁下敕谕，赐给英国国王珍玩，以答复他远道而来的诚意。这正是仁庙胸怀天地般宽广、怀柔之心无微不至的表现。只是当时和公、蒋公等人不明大体，招来外患而辜负圣恩，若按庸臣误国的罪名论处，实在无可辩解。其实这些大臣也并非存心误国，只是误在不懂外交学。不了解外交，便走一步都像踏入荆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