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3/3）

译那么，赵宋以来把远方之人另眼相看的痼疾，已经深入人心；即使我朝圣祖、仁宗极力消除这种习气，为什么仍然奈何不了诸臣呢？等到同斯当冬一同到来的三艘船先行返回广东，广东官府对它们更加苛刻，认为这是贡船，不许上岸贸易，于是把它们挡在黄埔之外，待遇比暹罗贡船还轻慢。英国人长期无法平心，便驾驶亚尔雪船驶入内河，炮台上的军士开炮抵御。不久船炮一齐发射，军士立刻奔逃溃散，官府只好找借口谦逊赔罪。但这次事情没有发展成大规模冲突，是因为英国人虽然没有觐见皇帝，却确实知道我国朝廷仍按礼节遣送使者，并不像和、蒋二公那样冒昧；而且他们所争的是商务、边界等大事，对于礼节之争，他们本来就坚忍而不愿挑起。至于几乎要用兵的事情，则有嘉庆十三年图礼之役。图礼恼怒葡萄牙占据澳门，请求会见粤督而没有获准，声称过半个时辰，城就要自行攻破；其实并没有攻城的意思，只要见上一面就可以无事。后来他又到广东城墙处，总兵黄飞鹏派军船横截江面。图礼乘小船想同他交谈，却无法接近，于是突然开炮，打伤一名英国士兵，英国船立即退去。广东人因这次战事得意，认为英国人容易对付，后来便多次惹出事端。当时中国非常憎恨公局，不允许公局役使本地人。公局的船在港内航行，官府一定多次加以骚扰。即使斯当东请求解除禁止役使本地人的禁令，中西交涉仍然是掌权者所不喜欢的事情。况且上下彼此欺骗蒙蔽，中外相互隔阂，事例没有统一标准，时常发生变故。道光八年，西方人带家眷来到广东，官吏大为喧哗，几乎酿成大祸。到了道光二十年禁烟事件发生，领事义律桀骜不驯，不肯接受安抚，于是发生了大角、沙角的战事，战争持续两年，祸乱波及三省。从此开始订立五口通商条约，中西之间的局势才发生巨大变化。西方人逐渐知道中国大官只接受武力威胁，于是每次都低头顺从，进入他们划定的圈套。这样一来，每兴一次兵，就增加一项利益；一个国家得到利益，其他国家就跟着效仿。于是中国从前各地官吏压制外国人的做法，也转而被外国人压制中国，而且没有止境。假如道光、咸丰以前的大臣确实知道通商的利益，以及各国共同的法律、政事、风俗、土地情况，同他们从容商议，斟酌制定约章，怎么会像这样错误百出、处处受亏呢？鱼因为反复烦琐地烹煮而碎裂，熊因为贪恋饮酒而被捕；苛刻勒索、贪食卑鄙，终于堵塞了祸患的阶梯。这就是中国越闭塞反而越被迫开放，关上门户却打破门闩。也有人责怪前人没有严厉惩治西人，以断绝他们的觊觎。如今大略列举中西积累的深仇，难道还能说中国的威势和恩惠没有施加到西方人身上吗？还是说，正是中国自己以钳制、夸张的做法造成了溃裂？而且当时在广东海面活动的，不过是一两个大班和几十个散商，并没有纵横驰骋的豪杰人物。冰洋的险阻、地心的火焰、星球之间的阻隔，尚且都能被观察、被贯通而不停止，难道只有中国能够凭借庞大身躯独自闭关吗？鼓之所以响亮，是因为内部空虚；虫之所以滋生，是因为质体腐败。中国难道还能够相信守着卧榻打鼾的【原文“[B220]”疑为缺字】说法，骄纵士人、愚弄百姓吗！所以不明白从前傲慢、强硬、虚浮的做法为什么失败，又怎么能在一隅之地激发愤懑、谋求日后转圜呢？不明白西方人从前屡次受到摧抑却百折不回，又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受到他们摧抑时，也应当以坚忍沉毅的力量支撑自己呢？按照前一种说法，可以去除我们的骄心和固步自封之心；按照后一种说法，可以去除我们的畏惧心和怯懦心。这样以后，才不会违背我朝圣祖、仁宗所怀抱的中外一家之深意。诗说：不争竞，不拘缠；不刚硬，也不柔弱。这样或许就可以了。

译○《师统说》唐才常在孔子之后二千四百四十九年，读到孔子的遗书，悲伤流泪说：为什么呢？难道古人所说血气尊亲的盛况、太平睢麟的教化，只是古人用大话欺骗人吗？难道我们要穷尽冰洋，绵延亿劫，也不能亲眼见到这种盛会吗？于是猛然醒悟说：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师统没有得到发扬罢了。有人惊诧地问：君统是有的，师统又是什么呢？回答说：不是这样。君统可以治理一个国家，却不能治理天下；可以达到小康，却不能达到大同。从前尧、舜、禹、汤、文、武治理天下，几乎达到大同盛世，是因为既有君统又兼有师统。孔子祖述尧舜、效法文武，却不居帝王之位，这是上天为万世开启师统命运的安排。《尚书》说：上天降生百姓，给他们设立君主，又给他们设立老师。这是古代君、师并重的明证。《周礼》说：联合师儒；又说：老师以道义取得民众。孟子说：圣人是百世的老师。既然说取得民众、说百世流传，不是统治又是什么呢？《春秋》拨乱反正，首先建立一个文章家的标志，称作文王，称作大一统；其余则称王者、新王。文王、王者、新王，都是孔子借以成为万世之王的称号。所以孔子说：文王去世以后，文道不在我这里吗？又说：我根据现实中的事情，把王道之心加进去。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董仲舒说：《春秋》是顺应天意，做新王之事；当时以黑色为正统，鲁国的王统崇尚黑色。这些话都明确把王者之事归属于孔子。如果说，孔子自从有百姓以来便为自己建立了正统，也就罢了。但《春秋》学派则把孔子称为素王。有人说，素就是空；孔子没有天子之位，只是凭空用言论称王。有人说，鲁国称王而崇尚黑色，素就是黑色。却不知道“素王”的“素”，是质家所说的概念。《史记·殷本纪》明确说：伊尹用素王、九皇的道理劝说商汤；殷代的治道崇尚质朴，所以才有素王的意义。这样一来，它正同周代崇尚文饰、文家建立文王标志的说法相对。文饰胜过质朴，就用质朴来挽救；质朴胜过文饰，就仍用文饰来挽救。文、质两种统治传统相互循环，素王、文王的意义就全在其中了。总而言之，数千年以后之所以能够使全球达到大同、使世界进入极乐境界，终究不会超出大一统的文家学说。伟大啊！质家治理小康，文家治理大同。质家明确规定、重新制定的制度，是素王之法；两千年来人们暗中使用它，却没有察觉。文家繁盛而无穷尽的微言大义，是文王之法；两千年以后，还可以无限扩充。总括它的宗旨，就是元，就是大一统。所谓大一统是什么？就是统一归属于老师而已。然而在今天，孔子的统绪几乎不足以同彼族的耶稣相抗衡；孔子所建立的天统，也几乎不足以同彼教的耶和华相抗衡，为什么呢？彼教以耶稣为教主，并用耶稣纪年，所以师统有所依托；我们既不能以孔子为教主，又不用孔子纪年，所以师统没有依托。彼教人人都有遵循教义的心，又凭借师统的权力来改制变法；我们只是空言尊崇教义，却终究没有可以凭借的权力来发扬师统、改制变法。这是用君统来对抗师统，绝对不可能取胜，结果中国的君统、师统都将陷入穷困。摩西做君主时，尚且知道创立教统来传给后世；谟罕默德做君主时，尚且应当窃取教统来愚弄百姓。何况中国本来就有大教主，却不建立以纪年为标志的教统来辅助君统并推行教化；再衰败一百几十年以后，谁还知道有孔子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有人说：历代以来，尊孔子为圣人、为王、为先师，教统难道还没有得到发扬吗？回答说：还没有。不以孔子纪年，就没有统绪；不建立统绪，就没有师统；不能以师统为系统，就没有中国。譬如风雪严寒，别人穿着厚重皮裘，而我穿着【原文“▯▯”疑误】却想让身体不发抖、不僵硬，是不可能的。有人说：既然建立师统，岂不是会严重削弱君统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孔子的教化以天统摄君主，君主和老师都受天道治理。当今之时，确实应当同天下一起重新开始。可以说：光绪若干年，就是孔子降生若干年；内政、外交都采用这种纪年方式。虽然这只是形式上的文字，但人人尊奉教主、尊重师统的心，应当更加牢固而不可动摇；国家力量的稳固会因此加强，君统的稳固也会因此加强。然后一切政治和学术都参照君、师并重的精神，产生动力，谋求公义，那么政治和教化相互贯通，谁还敢背叛老师、忘记君主呢？而且难道只是君统稳固而已吗？血气尊亲的盛况、太平睢麟的教化，或许也可以在大地上实行了。

译○《辨惑》沉沉的东西，是蛤利邪吗？团聚厚重的东西，是坤灵邪吗？自从天地开辟以来，在其中胎生、湿生、化生、卵生的生物，不知有几万亿种，但没有比人更灵性的。人的形体和魂魄虽在轮回之中，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但道理和时代会随时变迁，所以人的智慧、知识和权力也随着时代增长。《春秋》说由据乱世上升到升平世、太平世；西方人说石器、铜器、铁器；佛教说铁轮、铜轮、银轮、金轮，这些都是明证。如今为世变急剧而惊恐的人，无不心中惊骇、眼前纷乱、头脑炫惑，以为时代的运数已经穷尽，将无所归宿，却不知道这正是上天错综交织、相互激荡、鼓舞推动，从而开启大同运数的方式。我们在此时正应当扩充心力，开拓眼界，承受天意而行动，顺应天时而变化，一概按照至平、至常、至实的道理来处理。这就是《周易》所说的先天不违背，后天奉行时势。然而唐才常曾苦口婆心地对天下说：如今最大的弊病有两种，有完全聋瞎的，有半聋半瞎的。完全聋瞎的人，被老师、宿儒的说法束缚，把自己眼前狭隘的见闻神圣化，叫嚣自大。半聋半瞎的人，只抄袭西方政治的一两个枝节，依仗权力压制的私心，粉饰夸张，屡次尝试而失败，反而给完全聋瞎的人提供嘲讽的口实，说：变法的效果，不过如此罢了。唉！这使天下所有的人都走上狐疑观望的道路。唐才常日夜苦思，认为一日之内有一个【原文“▯格”疑为缺字】没有融会，世界的文明就迟延一天；一个人的症结没有化解，世界上就少一个可以扶持他人的人。因此把当世最大的疑惑列举出来，郑重告诉大家。如今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从会盟、征伐、爵禄、赏罚、刑律，一直到里巷中细小琐碎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和国人共同商议；其大旨尤其重视使全民得以生存，消除人民的祸害，保障人民的权利。中国则在秦汉以来二千多年的桎梏中辗转，到近来才有人倡导民政、民权之说。有几个庸人突然听到这个主张，便惊恐害怕。稍微读过西方历史的人，就拿法国和奥地利的事情来变色相戒。次一等的人甚至不知道民权是什么，只是怀疑民权不利于官权，惊诧地说：这是西方的办法、【原文“[B220]”疑为缺字】的言论，我们为什么要跟着它走？其实随便从《孟子》《公羊传》和六经中举出一句话、一个事例，都没有不重视人民、尊贵人民、把公权交给人民的。如今却惊诧地把它说成西方的办法，诋毁为【原文“[B220]”疑为缺字】言，不是太荒谬了吗？这是第一种迷惑。国家不是一个人的国家，君主也不是一个人的君主。假如我能够使我的君主把权力公之于国家，使国家公之于天，像俄国的大彼得、日本的睦仁那样，彻底改变祖宗的成法，同天下重新开始，那么即使我触犯天下人所认为的大忌，背负天下人的恶名，粉身碎骨，我也会欣然向往。若只是把尧舜的美名奉献给我的君主，实际上却把我的君主推入不可预测的奇险之中，只希望死后获得改换谥号的荣典，用忠、壮、节、愍之类的字眼来光耀史册，那就是极端自私了。邹君沅帆常常叹息说：诸位君子不要有这种妄想。我们不会西文、不通西语，仓促同西方人相遇，想仿效颜杲卿、段秀实的故事，他们正茫然不懂我们骂的是什么，只会把它当作笑谈置之不理；想让他们杀我、煮我，以便自己获得荣名，也是做不到的。他的话虽然像是雅谑，却可以说深深刺痛人心。我们正拿宋明以来谈忠、谈愤的狭小气节，把国家孤注一掷，喧嚣地鼓动天下虚浮的气势，以为尊重中国、压抑外国。古书说：皮不存在了，毛附着在哪里呢？种族都将渐渐灭尽，名号、谥号还有什么用！从前欧洲的著名种族称为亚利安，大半是从亚洲中部葱岭以西的巴米耳迁来的。他们的先民中有土番旧种，多次怀抱志向和愤怒，同亚利安族不断争斗，但最终不能取胜，只好逃到遥远荒僻的贫瘠土地，渐渐灭亡。由此可知，如果不修治自己的政治和教化，却一味想阻塞新旧种族之间的交流，还向众人喋喋不休地喊什么忠诚、愤怒，那也不过是误信老子“死不相往来”的说法，甘心让不美好的本地人自我残杀、毁灭种族罢了。何况世俗的是非毁誉，确实像《列子》所说的那样：把美的看成丑的，把白的指成黑的，把香的当成臭的。即使想顺从这种舆论，又从哪里顺从呢？这是第二种迷惑。求新的人既然已经洞悉十九周以后这颗地球，必然会有文明的大开启；又明白孔教舍身成仁、佛氏大雄大无畏的宗旨，加上意大利、奥斯曼、日本的变法，都是由一两个奇人侠士推动的，于是便决然坚毅，舍弃自身来拯救世人，以捍卫天下的危难，无所【原文“于ぃ”疑为缺字】。那些守旧、阻止他们的人，不过是把老子、杨朱的柔弱清静作为自己的办法，像臧武仲所讥讽的齐侯那样抱守旧有智术，暗中牵制、排斥他们；又把个人的身家性命横在心头，在内心激烈交战。他们的愚蠢固然可笑，但他们巧妙地加以牵制，等待西方人把我们当作刀俎、关进牢笼，更是可怕而可怜。这是第三种迷惑。那些专门写词章、吟咏文章的儒生，只知道雕刻虫鱼、评点风月，既不明白也不昏昧，耗尽精力、丧失精神；他们突然谈起新学，而头脑根本没有容纳新学的地方，难怪会这样。如果他们对于孔孟的微言大义已经灼然无疑，那么稍微转变一下，万事万物的道理都会因此改变。我曾说，能够贯通旧学的人，没有不能贯通新学的，难道这话是欺骗吗？然而也有人钻研异义，超然高出庸师俗儒之上；一旦同他们谈平等、平权以及改制护教的大道理，他们就张口结舌、目光不定。他们不是不知道沟通新旧的界限，而是想：过去我凭借旧学闻名天下，如今怎么能低头顺从新学呢？如今颜子、子路、蘧伯玉都因为能够认识自己的过错而成为贤者，毕士马克还因为善于改变而称霸欧洲。若能在这个时候深入阐发孔孟仁爱人民、爱护万物的思想，以元统摄天、以天统摄君主这些重要原则，成为我们教中的救世复原之道，使尼山的真面目重新显现，那么同西方宗教就会既不迎合而自然相合，既不排斥而自然有别；其中精深的部分甚至可以超越它，再慢慢规范它，我们的教化或许就能延续亿劫、横越冰洋。若不致力于此，只把破旧扫帚当成千金之宝，躲在角落里苟且自守，那么我看见天地轰鸣震动时，必定不会再有设置讲席、安排经学老师的地方。这样替自己谋划，也只是自私而拙劣罢了。这是第四种迷惑。【承上句】我看见天地轰鸣震动时，必定不会再有设置讲席、安排经学老师的地方。这样替自己谋划，也只是自私而拙劣罢了。这是第四种迷惑。

译地球的形成，是由流质变成定质；由定质形成凹凸，凹处成为海，凸处成为陆地；由凹凸地势产生大草、大树、大鸟、大兽；由大草、大树、大鸟、大兽产生猕猴；由猕猴发展为野番部落，再发展为狩猎游牧、人的世界、多君并立，最后发展为一君统治。西方地理学家根据沙石层次考察，认为人类世界出现至今不过五千多年。然而万物繁衍变化、山河变迁的虚幻、帝王卿相士民的纷杂纷乱，乃至像恒河沙数一样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日日更新而从不停息。因此西方人除了没有事情不推尊教主之外，一切政治、学术、格物致知，都认为今天胜过古代。比如在中国周匡王时期，曾有一个埃及王法老尼古，驱使十二万人开凿红海，未能成功而死；近代法国人勒塞拍斯，从咸丰十年到同治八年终于把它沟通。这就是胜过古人的一端。其他近百年来翻天覆地的举动，更是数也数不清。何况造物日新这一道理，已经明显储存在电化无穷的学问中，供日后大同时代取用。既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即使不能穷究事物的根源和始末，也应当略微引出端绪，作为后人遵循的准则。然而缙绅先生号称研究古学，往往以向别人学习为可耻，甚至威吓自己的子弟，把谈论新学列为禁戒。假如他们的子弟果真愚蠢，贸然听从他们，那就是亲手铲除自己的种族；假如子弟终于明白他们错了，卓然兴起、响应新学，那就是给子弟留下轻视先人的工具。天时、人事接连逼迫而来，我看近来世家巨族中，英俊少年大多已经抛弃陈旧言论，努力突破界限。而父亲、兄长还不考虑自己会被后人羞辱，却一味阻挡天地自然的气运，子孙中将要强盛起来的新机会，这可以说是不爱惜自己的羽毛了。这是第五种迷惑。“中国”“夷狄”是《春秋》中的称号，难道只在于根据人民所在的地域来划分界限吗？温城董君说：《春秋》通常不把礼义给予夷狄，而把礼义给予中国；到了必阝之战，却偏偏反过来，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没有一成不变的说法，而是随着事变转移。如今晋国改变而成为夷狄，楚国改变而成为君子，所以改变用词来符合事实。由此说来，类别并不相同。因此晋国攻打鲜虞而称其为夷狄，卫国攻打凡伯而称其为夷狄，郑国攻打许国而称其为夷狄，鲁国攻打朱刂娄葭、参加殊钟离之会，也同样称其为夷狄。至于潞子施行仁义，潞国就成为中国；吴国在伯莒黄池改变而合乎道义，吴国也就成为中国。所以夷狄，是野蛮土番的称号；中国，是礼义文明的称号。《麟经》全都记载着这些，明亮得如同日月星辰。即使在召陵之役中，《左传》称之为攘夷狄，邵公注释说：攘，就是排斥。齐国攻打山戎，《左传》说：只是把它们赶走罢了。邵公说：戎也是天地所生，却这样逼迫杀戮它们，实在太痛苦。大概是因为它们表现出夷狄的行为，所以把它们赶走、排斥；否则就应当接纳它们进入中国。这个道理十分精密，不是唐宋以来那些斤斤计较夷夏界限的人所能理解的。即使那些主张公法、却不以公法对待野蛮人的人，或许还会为这种道理感到惭愧。如今一些沟犹【原文词语疑误】、糊涂的儒生，不明白圣经的大义，妄自守着迂腐儒生的臆说，一遇到中西交涉，就挽起袖子说：夷狄罢了，夷狄罢了。哪里知道，我们把他们视为夷狄，而他们早已把我们看作三等土番了。这是第六种迷惑。通商和传教，是天地间自然存在的公理。外国同我们通商，我们也可以同外国通商；外国向我们传教，我们也可以向外国传教。不自我充实、拓展通商和传教的抵抗力、发展力，彼此相应应付，却只责怪外国人的通商传教是阴谋、是外道、是使弱种自取其祸的毒害，这就是只知二五而不知一十。过去罗马以统一天下自居，禁止人民通商，禁止人民传教，国际法学者斥责这种法律是野蛮的法律。日本明治以前，大将军家定、家茂等还曾因开放港口、与外国交好而触犯众怒，引起纷争。如今日本却大开禁例，国家因此富强。那么，今天自命为有心人的人，一见教士就惊疑，听说开放商埠就喧哗警戒；甚至倡导英国因商业而亡国、法国因传教而亡国的说法，煽惑天下。他们不知道，我国如果自己不讲求商务、不研究教旨，即使没有外国人乘虚而入，也会因自身疲惫衰老、消磨败坏而同弱种为伍，哪里还看得见所谓自存呢？这是第七种迷惑。前面有千古，后面有万古；纵向有东西，横向有南北。一定要斟酌确定：哪些是天下共同认可的是非，哪些是天下共同认可的好恶。由谁来主持，又由谁来相信呢？不过，一时的是非好恶，自有其共同趋向，不能强行改变。比如人人都穿着厚皮衣，唯独我穿着单薄的葛衣，不仅自己受苦，也难以支撑。因此，心力和眼光必须放眼千万年、五大洲的全局，以此决定取舍，不可把一隅的鄙陋习俗和眼前乡愿者的议论，当作天下公认的是非好恶。然而那些迂腐、狭隘、乖张悖谬的人，却不知道这一点，也不以此为耻。这是第八种迷惑。如今中国兴办一项事业、议定一项政令、创办一个团体、设置一个机构，只要有衡量中西而制定的人，必定会引起一片惊骇喧哗。假如事情果真出自外国人，众人却又万马齐喑、群蝉寒噤，徘徊叹息，不敢置一词。因此，内河不许通行轮船，外国人开通了，大家就安然无事；内地不许开设商埠，外国人开设了，大家就安然无事；关税、盐厘稍稍议论变通，便众议沸腾、群起攻击，外国人夺去权柄掌握了，大家却又安然无事。甲午年遭受创伤以来，凡有二三位豪杰，不顾力量微薄，出来披肝沥胆地辨析是非，希望明智的君主能够醒悟，即使遭受谗言交相攻击，也会被指责为妄自树立党援、诋毁朝政、逞少年意气、无病呻吟、以夷变夏。邹阳说过：女子无论美丑，一进门就会遭到嫉妒；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一入朝廷就会遭到嫉恨。如今不问这些人究竟是否真心忧念君主和国家，只要说到新政、新学，就一定从旁牵制、暗中阻挠，鄙视讥笑，以施行钳制罗织的手段。到了把天下豪杰钳制罗织起来便感到痛快的时候，自己的腹心已经被剖开，这恰恰成了外国人犁庭捣穴的先声。这就是里克之所以忠于夷吾、宁喜之所以忠于卫国、贾似道和张濡之所以忠于蒙古，然而即使他们手持扫帚为之驱尘，仍然不免横尸于西市的原因。这是第九种迷惑。

译《佐治刍言》说：世上有些人与世人断绝关系，偏居山林，自称是千古以来的高人。究其一生，不过枯槁终老、悠悠死去，矫情背理，对自己有什么补益呢？佛家也把沉溺枯禅、只求自了的人斥为顽空，另列为小乘。如今士大夫痛心于世局的奇祸，便愤然说：我宁愿让双脚缠裹起来，隐居荒山，不闻天下治乱，终此一生自在徜徉罢了。可是，如果不在此时出来谋划挽救，等到全球沸腾，揭竿斩木的人乘机取利，箕山颖水都成为鲜血涂满肝脑的战场，难道还能侥幸吗？即使不至于此，而巡捕、议院、国会、学堂、保民以及治理地方的大权，事先一点也没有安排，一旦被外国人逼迫而占有，那么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一丝一毫的事情，他们都能听见、看见，并把我们圈禁束缚起来。他们看待深山穷谷的人，不会认为是隐士，而会认为是野蛮人，必定想尽办法开发荒地，务求排挤他们，使他们同南洋巫来由、美洲土著、台湾生番等相同。想求得一根薇、一根蕨，以保持首阳山隐士的节操，哪里办得到呢？既然如此，轻视君民、独自逃离尘世，进退都无处安顿，首鼠两端而陷入困境，这种人同生存者还有多少差别呢？这是第十种迷惑。以上这些种种迷惑，再换许多人来讲也难以说完。中兴的道路已经衰落，正值阳九之厄。鬼神难以谋划挽救曹社，世人又缺少在秦庭痛哭求援的人。将要飘落的树叶，已经没有风可以借来助其悲鸣；已经落下的眼泪，也不值得再劳烦哀声来应和。后人俯仰之间感到悲忧，追究祸患的起源，难道能不把罪责归于疆域观念横生、彼此肝胆如楚越、至死也不醒悟的士大夫吗？人即使极其愚蠢、极其不肖，也没有谁甘愿做棕黑诸奴；也没有谁在伤害自己的子孙和族类时不悲痛动念。假如人果真忍心抛弃子孙、把生命视为草芥、像蝉蜕壳一样抛弃衣冠，那么我也不能使自己从枯木死灰中振作起来，给它添炭养护、使它重新呼吸。若不是这样，那么何不趁一息尚存之际，充分发挥自己的心思才力，同当世豪杰和任侠之士一道，早晚忧惧奔走，剖心泣血，寻求万中有一的策略，以平息内乱、保存遗留下来的种族，推广智慧和学术，扩大公民权利？即使海口丧失殆尽、税务丧失殆尽、军械败坏殆尽，仍能像瑞士那样研究国际公法，使政治和技艺精良强盛，屹立在群雄交错之间。万一各国发生变故，便乘时崛起，那么像华盛顿凭一成一旅而兴起，像意大利、普鲁士、日本由危险转为安定、由弱小转为强盛，仍将可以在后日努力谋划；奋发兴起的气概也不会衰竭。不过，说起来不难，实行起来才难。凡是各位君子，如果不想谋求生存就算了；如果想谋求生存，就必须由独自行动转为结成群体，由只顾私利转为顾全公义，把倾轧、排斥、猜忌之心改为彼此守望扶持，使胸襟光明广大；像擦拭镜子一样，除去污垢而磨亮光泽；像治理河流一样，疏浚源头而使水流通畅。这样，就必须从去除迷惑开始。

译○《公法通义》我考察国际公法所治理的范围，上至戴冠束带的人群，下及北极、北冰洋，东南到尽头的澳大利亚，西南折向好望角，向西越过西半球并以矩尺测量它。凡轮船、铁路、电线所能通达之处，阿屯姆力所积聚之地，没有不凭借性法、例法二者作为结盟交好的关键。范围是多么广大啊！《春秋》开篇以来，从来无不详写内部而略写外部，内列诸夏，外列四夷，从来无不把会见夷狄视为不同。到了《春秋》末世，中国也成了夷狄；夷狄进入中国，便成为中国人。子思子阐发其中的微旨说：凡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尊敬亲人的。董江都说：要端正早晚方向，就看北辰；要端正疑难是非，就看圣人。贬抑周王而尊崇鲁国，并不是尊崇《春秋》中的某一位君王，而是尊崇万世。所谓尊崇万世，是什么意思？就是尊崇经权之学。孟子说：经义端正，百姓就会振作；百姓振作，就没有邪恶。民气郁结，怎么能够振作？民智闭塞，怎么能够端正？性法，是开启民智的大经。孔子精通权变之学，可以从《蔡仲》保存君位一事看出；孟子精通权变之学，可以从子莫执中取衡一事看出。例法，是疏通民气的微妙权术。秦朝用罗网禁锢经学，宋、元、明三代又用闭塞聪明的办法禁锢经学和权学。于是，管中窥天的士人竟受到尊崇，荒疏衰落的儒者竟以腐朽土壤为技艺。即使没有性法、例法之学乘虚而入，大概也已经像昆仑山的绳结断绝、正义的缰绳长期不能驰骋一样了。何况外国的儒者每天都抱持着沟通君民、审察时机、决定和战的公义，辨明黑白，评判异同，议论如波涛翻涌，整个世界都受到约束；而我国却聚集千万读书人，只给虫鱼作注，批评涂抹风月。连中朝的法律条例都没有听说，哪里还谈得上罗马法？眼前的外交事务都不了解，哪里还会问及虎哥？如果喧嚷着同他们谈国际公法，他们就惊诧地说是异端。等到他们得志，面对国家受逼迫、欺凌、蒙蔽的耻辱，却像秦国人与越国人互不关心彼此的肥瘦一样，漠然置之。唉！同文馆设立至今三十年了，能够精通政治和法律学问的人，大概很难找到；难道这不是士大夫的责任吗？如今议论者说：国际公法的道理，说得很动听，但不过是凭借空虚的道理。弱者无法仰望追赶，强者却随意违背。众人彼此观望，谁也不敢追究。甚至还给强者以用枷锁禁锢弱者的权力，等于给盗贼送粮、给仇敌送兵器。何况公法学者所论，有正法，有权宜之法，本来就游移两可，时而为奴，时而为主，高下全凭内心，究竟应当听从哪一种呢？尤其可疑的是，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英、法等国允许土耳其为自主国，并且屡次宣称：土耳其人从今以后进入国际公法范围。同年，英、法、俄、意四国订约，规定以后不得把中国视为国际公法范围之外的国家；又申明可以共同享受国际公法的利益。然而它们同土耳其偶有交涉，最终仍以异教为由加以诋毁排斥；对于中国，则在商务、界务、教务、税务等方面，没有一项允许附着于平等权利的原则。这样看来，国际公法不但无益于国家，反而增加了国家的牢笼陷阱。▯▯子说：不是这样。国际公法就是万国的《春秋》。《春秋》断狱的作用，只在西汉时代实行过一两次，此后便没有听闻了。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汉代以来研究经学变成求取俸禄利益的道路，士气已经衰败。因此要压制百姓，先要压制士人；要压制士人，先要压制士人拍掌扬眉、权衡天下事务的工具。后世连求取俸禄利益的经义道路也夺去了，另立所谓词章、帖括之学。幸而这些人对于政治学问昏暗无知，才没有把我彻底束缚；看看西方国家的平民和下层士人，凭借抽象道理来争论天下事务，逐渐登上日报，逐渐被政府采用，逐渐推行于公共论坛，他们存心公私，难道不是相同的吗？所以，《春秋》消亡，法律学问晦暗，祸根迅速滋长。以聋者面对聪者，以盲者面对明者，以口吃者面对善辩者，以困守狭小窗户、精疲力竭地苟延残喘的生命，面对能够在上下平等基础上同五洲人士抗论的人，怎么能不穷困跌倒呢？如今西方国家的政事，也有许多不为国际公法学者所允许。遇到疑难棘手之处，有时彼此争执而不能完全实行公理，也可能迁就强弱大小，偶尔划分界限，以迎合政府含混的心意。其实，虎哥的宗旨本来并不是这样。因此，公法学在西方国家的实行，不过达到十分之五六。大概只是文治达到太平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罢了。西方国家的政府尚且不能完全按照公法学者的本意来调和各方、实现平等，却说中西交涉中没有公法学者同它抗争，难道它反而能够把本国不愿实行的东西输送给中国吗？这是道理上绝不可能的。目光短浅的人，不责怪外国不遵守公法的人，也不责怪我国不研究公法的过失，却想连同公法本身一起指责、废弃，这不是荒谬吗？丁韪良长期居住中国，深知外国国际公法的宗旨，并且认为它同我国的教义同出一源。他所谓的性法，就是《春秋》守经的学问；他所谓的例法，就是《春秋》通达权变的学问，于是撰写《中国古世公法考》，引用经传中的若干条文来证明这一点。虽然其中关于义理和条例的论述还不完备，但中国借《春秋》通晓国际公法的萌芽已经出现了。如今的《春秋》，上面依据天道，是性法出于上帝的源头；中间运用王法，是例法出于条约的源头；下面体察人情，是民权伸张于国会的源头。所以内圣外王的学问，不过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平等这一义理，是亿万年国家存在而不改变的经常原则。即使是西方深通公法的人，也无不把使一国权力平等、使万国权力平等，看作公法登峰造极的境界。唉！自孟子、公羊的嫡传断绝以后，《春秋》晦暗剥蚀，邪恶障碍丛生，到胡安国时达到极点。如果不依靠平等这一义理拨开昏暗迷雾、看见苍穹，就不能使一国平等，又怎么能够使五洲平等？恐怕将来不平等造成的祸患，不会只停留在约章和法律上。▯▯子对于国际公法全无深入见解，只是略知公法的根源，即维系这个地球、使它日益昌盛的趋势。因此就近翻译有关书籍，先列举其中的微言大义，全部以《春秋》的法则为准。至于其中繁复深奥的条例，容以后再分类考订，作为我们这一派的资助。也许研究外交学的人不会嫌弃它，反而会教导它吧？

译○《觉颠冥斋内言》自叙 佛教说：一切微尘般的国土，显现一切形相，成就一切法，全都不是真实的。如今黄帝是中国人的始祖，这是最确实的事实；可是百家借黄帝之名立说，人人说法不同，那么用来衡量他的标准就没有固定的中心了。尧、舜是最确实的事实，可是孔子、墨子以及诸子对他们的叙述人人不同，那么用来衡量他们的标准也没有固定的中心。任何事情都是如此：称明为明，若有极明之明，小明就成为暗；称寒为寒，若有极寒之寒，小寒就成为热；称动为动，若有极动之动，小动就成为静；称智为智，若有极智之智，小智就成为愚。因此，凡事若没有确定的中心作为衡量标准，又哪里会有确定的真知来照察它呢？列举大地有人以来的政治、教育和技艺，哪一种算新，哪一种算旧？今天看作新的，明天又会看作旧的；明天看作新的，后天又会看作旧的。世界没有止境，新世界的心力也没有止境。把它充实并推到极致，甚至可以达到毁灭地球、超脱躯壳，让灵魂在三千大千华严性海中游行的境地，仍然没有止境。如今想综合四千年的政治学术并使之贯通，不过是庄子所说的陈迹、佛氏所说的过去生中的事物，只是捕鱼的筌、捕兔的蹄罢了，也只是泡影幻象罢了。然而，我所阐发的微言大义，其教统纵贯亿万劫，横跨冰海，通达各个星球；世界可以有边界，而素王之道不可有边界。为什么？因为它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公理。公理是什么？就是大同之道。一国更新，便一国达到大同；万国更新，便万国达到大同。一世更新，便一世达到大同；万世更新，便万世达到大同。大同的外在表现，是打破国界、种族界、宗教界；大同的精神，则打破整个世界的隔阂。可悲啊！那些茫然愚昧的人，沿袭街巷传闻，固守某位先生的学说；擅长帖括，就把自己限制在帖括之内；擅长词章考据，就把自己限制在词章考据之内；擅长乡愿忠义，就把自己限制在乡愿忠义之内。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之外还有另一个我，国之外还有别的国家，天之外还有更高的天。蜗牛角上的蛮国、触国，为争夺土地而交战；蜂蚁竞相维护君臣等级，争论纲常以求存续。他们争战和求存本身未必错，但这种争战和求存如果对生生不息没有益处，就不足以称道。▯▯子游历于颠冥之乡，看见那些行走的、居住的、坐着的、躺着的、醉饱的、纵情歌唱的，群儒和乐融融，仿佛登上春台，如同生活在怀葛时代的百姓。我向他们显示大同的道理和求生存的方法，他们便聚集起来辱骂我说：这是异端。我又庄重地讲述瓜分的惨祸、种族灭亡的灾难，他们却惊愕地相互询问：世上难道真有这种事！然而又说：这不过是气数如此，不可挽回。于是我恍然明白，我为过去感到羞耻的事，人们却以为是新颖；我自己惭愧于无知的事，人们却倚仗它自称真知。回来后，我搜集自己数年来粗略明白的公理条文，整理它们，以记载自己的过错。至于万物繁衍变化的原因、政治学术纷繁复杂的根源，我所知道的还不到百分之一；但拯救世界、普度众生的大愿，颇又在这里萌发了。沿着它继续求索，道并不远离人啊！其中关于君主制、民主制、君民共主制的三种表述，是武陵蔡钟浚替我撰写的。时在孔子降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浏阳唐才常佛尘自叙。

译○《湘报叙》抓住一个路人对他说：中国是一个极其疲弱、极其停滞笨拙的国家吗？他一定勃然变色说：我不相信。又对他说：中国是一个极其聪明、强盛、文明的国家吗？他一定惊愕地说：我不相信。再对他说：中国既是极其疲弱、极其停滞笨拙的国家，又是极其聪明、强盛、文明的国家。他一定更加变色说：你把我当作儿童和昏愚之人吗？为什么如此轻视人？如今那些居住在绳枢瓮牖之中的儒者、像井中之蚌和篱边之犬一样的人，近在咫尺也看不见，迅雷震响也听不到，我没有工夫同他们说话。至于少数能够打开耳目、发挥郁结心力的人，对于造成疲弱、停滞、笨拙的原因，只要逐一同中西相比较，哪里还需要我多说？但我所关注的是从反比例中得到正比例。为什么？为什么？回答说：黑暗中出现光明，佛道便由此成就；烦恼产生，智慧便由此出现。它的运转极其奇妙，机理极其迅速，道理极其平正。轮船、电线、铁路，都是今天以前五千多年的人坐在黑屋里、面对粉墙时无法想见的，而我却亲眼看到了。织造、矿业，以及工商杂业遍布天下，也是今天以前五千多年郁闭、积藏的奇异事物，揭开其覆盖、阐明其珍贵，而我亲眼看到了。学堂、学会，以及官员、绅士、百姓共同尽力合作，也都是今天以前五千多年磅礴而闭塞的气势，开启其钥匙、打破其门扉，而我亲眼看到了。所以按照我所看见的情况，同欧美各国相比，我们确实疲弱、停滞而笨拙；但同今天以前的中国相比，却是聪明、强盛、文明的起点，而且还没有止境。尤其奇异的是，古代想要沟通上下情意、确定君民之间的规范，于是命太史陈述诗歌，瞽蒙进献诵读，乐工演奏乐曲来进谏，商人订立国家盟约，气象和谐、礼仪文雅，和我们共同追求太平。残暴的秦朝以后，依靠沉重的压力，私自占据天子的地位，严厉惩罚街巷议论，制定腹诽之律，诛杀豪侠家族，制造党锢之狱。把臣民视作草芥，把士人视作牛马，百姓有什么罪，却遭逢这样的厄运？大概自开天辟地以来，君民上下之间的界限，才从此断绝交通、堵塞往来，各自只顾私利，这都是秦朝造成的。渐渐延续到前明，科条越来越严密，法律越来越苛刻，时事和天文都被列为严厉禁止的事项。终于发展到士大夫以受廷杖为荣耀，奸邪庸人以讲学来丑化正直之士，天地惨痛，日月昏暗，到了这个时候最为严重。圣清承受天命，仁德如天，禁网大大放宽，士气宽舒平和。近来国内各位君子深切体察朝廷培育人才的至诚心意，广泛开设报馆，代替遒人传达政令，大声疾呼，海内海外共同响应。于是秦汉以来的愚昧障碍，开始像云开雾散一样重新看见光明。于是四民被小儒腐说困住、辗转受枷锁束缚的状况开始改变，人人的头脑受到震动，都产生了衡量国家大事的心思，谋求变通，并产生行动的动力。至于从今天以前那些有志之士和仁人，他们想抚摩旧有府库、钻研政治典章，想找寻残缺不全的朝廷报章却不可得，只能带着遗恨终身的人，哪里说得完呢？如今天下交通大开，朝廷和民间同心一气，政治、学术、格物致知，各种事物森然罗列，都可以在报章中看到。这一下便打破了二千多年的积习，一个人就兼有百人、千人的智慧和力量。不出门户，就能得到五洲大地的概况；不必经历相应的时间，就能收到延长寿命、珍惜光阴的巨大效果。凡是做官的、读书的、经商的、务农和做工的，只要能够读书识字，就可以触类旁通，不亚于把千万部秘籍和十位、百位优秀老师益友集中到自己的案旁。中国成为极其聪明、强盛、文明的国家，我由此断定这是必然的。熊庶常秉三看到民智刚刚开启，想普遍渡人，于是召集同志、筹集巨资，设立湘报馆；主张平实，竭力戒除浮泛空谈，以弥补《时务》《知新》《湘学》等报纸的不足，也使圆头方足、能够辨别有无的人，都容易通晓。它的愿力宏大，转移社会的速度更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之势。古今不可思议的奇迹，没有比电机更大的了。谁掌管它的关键？谁承担它的传递？这个道理，在人身上就是大脑、小脑，在天上就是空气中极其微小而神妙的东西。没有名称可以称呼它，姑且称为以太。以太一运动，电就随之运动。即使相隔八万多里的地球，也没有一根头发那么长的间隔，日报传播消息的功效竟然神奇而迅速到这种程度，我实在不敢相信。它之所以能够感动以太，原理是相同的。唉！焚烧般的灾祸迫在旦夕，而士大夫却懈怠拖沓，卑琐地说：像这样的人用心已经很深厚了。可是破旧的船篷不能挽救盐池的咸水，一杯水也不能扑灭车载柴薪燃起的大火。既然确实可以停止，那就停止吧；秉三难道不愿意安逸吗？明知万万不能停止，明知它不会停止，只要能够对聪明、强盛、文明的运势有所补益，即使摩顶放踵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才常不聪敏，只能勉力帮助这项事业。谨将大旨揭示出来，告诉我们支那。文辞浅陋，我不以此为忧。

译○《各国种类考》自叙 我从前读到侯官严复的《原强》篇，合上书痛心地说：如今最令人忧虑的，难道是各个种族的处境吗？难道是各个种族的处境吗？严复说：英国有个叫达尔文的人，著书启发他的同胞，说万物种类不断繁衍。他认为万物种类的繁多开始于同一个根源；随着日月推移而纷纷变化，大多由于天时地势以及一切所处事势不同，终于差距极大，几乎不能再归为一体。其中最精要的道理有两篇：一篇叫作争取自存，一篇叫作遗传适宜的种类。所谓争取自存，是说万民万物生存在世上，纷纷并生，共同享有天地的利益。起初是种与种相争；等到形成群体和国家，就成为群与群相争、国与国相争，于是弱者被强者吞食，聪明者役使愚昧者。等到它们能够自我保存并使种类延续，必定是因为强悍坚忍、魁伟杰出、敏捷巧慧，并且同当时的天时地利以及一切事势最为相关。况且这种争斗未必一定要使用爪牙、杀伐来显示。让习惯安逸的人去劳作，让习惯山地的人居住水泽之地，不用两代，它的种类就会灭绝。因此，常有上古时代最繁盛的种类，随着风气逐渐改变，经过数百年或一千多年，消磨衰绝，连一个遗留者也没有。这正如地学家所见的古代禽兽。后来英国人锡彭塞揭示其中的微旨，创立学说，称之为“群”。群是什么？荀卿说过：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人能够结成群体。▯▯子说：这话说得多么正确啊！如今天下的主要种族有四类。北起雅库特士克，南到印度洋，东临日本海，西包昆仑虚，神州大地深奥广阔，人物荟萃，其种为黄种。乌拉尔山以西、耶路撒冷以北，拥有十六个国家，人口繁盛、土地富丽，是地球的冠冕；并且逼近西半球而在那里建立国家，其种为白种。越裳、交趾以南，东边环绕吕宋，西边拂过痕都，东南抵达阿德腊特，那里的人瞪眼粗悍，情况无法详尽论述；再向西南到达阿非利加，以及环绕赤道的各地区，沙漠延伸到天边，人与禽兽杂处，其种为黑种。亚美利加土著住在洞穴中，游猎为生，饮食起居没有固定处所，其种为红种。马来一带的人，绵延分布在小吕宋、婆罗洲、加拉巴、苏门答腊、马达加斯加等岛，其种为棕种。黄种、白种聪明，红种、黑种愚昧；黄种、白种居于主导地位，红种、黑种成为奴隶；黄种、白种聚集，红种、黑种离散。那么，苍天在这些种族最初降生时，难道特别公正而又偏私地划定了界限，赋予他们灵慧或愚顽的资质，给予他们丰厚或贫乏的遭遇吗？还是说，低贱种族进步成为优良种族是顺应天道，愚顽种族沦为非种族、由非种族走向灭种是违背天道呢？春秋时代的中国，不过是弹丸般的一小块黑斑。吴、楚、南北燕、徐、越、顿、胡、闽、濮，全都是夷族；其余山戎、淮夷、白狄、赤狄、潞氏、酆瞒、陆浑、无终、大卤、解虞，也都以穿毡衣皮裘的族类杂居在有文明礼制的国家中。逐渐到了秦汉，种族彼此错杂，已经难以辨清。再经过晋、唐、宋、元，氐、羌、匈奴、鲜卑、北狄、戎、蛮、羯、貊等族，氏族相通，政治和教化也相通，古代所谓夷夏，远近大小已经大体相同。然而试着把今天吴、楚、滇、粤的人聚集起来，追问他们种族的源头，没有不是从中原一隅迁徙而来的。再追究他们族姓的根源，没有不是伏羲、神农、黄帝支流繁衍而来的；若是这样，常常会有攀附夸耀、牵强附会的过失。再进一步观察当地土著，如粤地的犭童、黎人，黔楚的犭▯，四川的▯和生番，云南的猓和野人，他们自居深山穷谷的洞穴，抗拒政治和学术，既没有技艺才能，也没有力量；自从同汉族接触以来，逐渐消灭、沦为夷类，直到全部灭亡。再过一千年、几百年，他们将不再有任何遗存。由此才知道，我们神明的种族、衣冠的后代，其智慧学术开明，根基深厚有力，确实有条件绵延存在于天地之间。不仅如此，新嘉坡、檀香山的土著，巫来由的旧族，不到几十年，便日益少于迁来的华人、欧洲人种族。起初并不是华人、欧洲人逼迫并铲除他们，而是他们自己甘愿成为弱种，在风吹雨蚀中，再也不能同新种抗衡。这是眼前显然的证据，不再是对洪荒时代的高谈阔论可比的了。既然如此，西方史籍动辄说那些种族都源出挪亚，起初听来确实很惊骇；后来观察他们罗马政治和宗教的宏大、希腊格物致知的精密，自古以来就已经如此。如今他们还把向全球播种的办法用于美洲、印度、澳洲、非洲以及南洋群岛，尚未满足；或许正如我们伏羲、神农、黄帝这一贵种繁衍后裔、遍布亚洲的道理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子说：上古时代，人种同禽种相争，人种获胜，形成群体，而禽类离散。中古时代，汉种同番种相争，汉种获胜，因为汉人聪明而番人愚昧。这几种种族平定以后，亚洲的种族灾祸暂时平静。如今渐渐出现欧洲种族同亚洲种族相争的形势。亚洲种族如果稍不振作，就几乎会辗转被羁绊在外国的缰绳控制之下，没有能力抵抗。有见识的人洞察亚洲衰弱的根源，认为不过是军事和商业。我的看法是，军事和商业只是表面的后果，而士人被科举科目和文法束缚，才是毒害弱种、腐种的鸩毒。因此，强盛种族的方法有三种：以开通而强，以智学而强，以仁爱群体而强。外国以种族来到这里，我们以种族走向外国；士人和商人相互交杂，四面张开网络，这叫作开通。格物致知既然开辟，天道、人事便可以穷究；政治、法律、条例能够灵活应对，这叫作智学。使一国权力平等，使万国权力平等，大同的轨道由此萌芽，这叫作仁群。前两种方法，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差不多已经实行；仁群则还没有。中国则一种也没有，怎么能不寒心呢？然而我们种族分布在暹罗、安南、旧金山、新嘉坡、槟榔屿、古巴，实在人数众多。这或许是正在逐渐实行以开通而强吧？如果接着以智学来发展，最后以仁群来完成，直到阳光照耀、黄昏消失、雾气散尽、阴暗豁然开朗，使所有有血气的人都同我共享太平，那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强盛。我于是公开揭示种族生灭的微妙道理，一方面用来策励、抚慰那些拥有贵种的人赶快谋求生存；另一方面用来说明只凭旧有种族而不修习实际学术，是多么可惜。于是写成《各国种类考》。以亚洲为首，其次是欧洲，再次是美洲、非洲、澳洲。

译☆张鹤龄 ○《彼我篇》天下的道理叫作阴阳，进一步说叫作奇偶，再进一步说叫作多少，再进一步说叫作强弱，再进一步说叫作消长，再进一步说叫作生灭。这些范畴层层演进、不断推进，不能自行停止。古今天下始终都处在这种力量运行之中，没有什么能够超脱其外。我们儒者的说法是只谈道理而不谈力量。哪里知道所依据的力量正是所依据的道理，根本没有脱离力量而独立存在的道理呢？我从力量运行的角度谈论人的治理。力量分为运动和静止。事物不可能永远静止，所以在运动中显现的道理尤其多。柰端所说的运动力学有三种：第一是匀速运动，即每天、每时、每刻、每分、每秒运动的速率均匀；第二是加速运动，即施加力量，可以使静止的东西运动，使运动的东西进一步增加速率；第三是彼我运动，即两个物体所显现的相互抵抗的力量。天地之间不可能只有一种力量独自存在，必然有彼和我。彼我同时运动、两种力量相互抵抗，强弱才会显现。如今要考察彼我强弱的道理，那么所谓彼我运动，就是人类社会中永远存在、消长生灭的机理由此开始的运动。格物学家验证彼我之力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一动一静之间的抵抗力；另一种是两个运动物体之间的抵抗力。他们说：比如竖立一块石碑，用小石球撞击它。石球同人的力量合计为十斤，那么石碑受到撞击时，也会发出十斤的力量来抵抗。两种力量相互抵消，石球必然下坠；如果石碑的力量较大，石球必然反弹。又比如用一个同石碑等重、再加上人的力量的物体撞击石碑，石碑必然倒下。或者用枪弹射击石碑，子弹形体虽小，枪的力量却很大；石碑受击处面积很小，无法发出大的力量抵抗，石碑便必然被打穿。这就是强弱的表现。又说：比如两只牙球同列在一个槽中，一球自东向西，一球自西向东。两球发出的力量相同，两球的速率也必然相等。到了中间相遇之处，两种力量相互抵消，球便都不动。若东球的力量是西球的两倍，东球的速率必然增加，西球还会受到它的撞击而改变方向向西运动。因为牙球能够圆转，是它的体质所发出的自生力量，这种力量本来相同。如今给东球加力，使它增加速率，西球便失去抵抗力；它自身圆转的力量反而被东球利用，改变方向而受东球驱使。这就是由于强弱而产生消长的表现。唉，宇宙的大势难道不是这样吗？万物自古以来始终匀速运行而不受外力加速的，只有天上的日月星辰和人体的脏腑，它们另属于一类。（这一类极少，比如海水的流动、空气的运动，都有外力可以使其增加速率。）除此以外，都有力量可以施加，也都有速率可以增加。人一旦出生，身体器官和心智都有自生之力，用来自我养护、自我防卫、抵抗伤害自己的事物。由个人积累成为众人，由众人积累成为国家，也都是这样的事物。君主、霸主把极大的力量施加在它们之上，而它们自身的力量以及抵抗我的力量，都在我的力量中消融，增加成为我的力量的体积，进一步帮助我的力量提高速率。这就是扩张者日益扩张、收缩者终将日益收缩的原因。然而，这种抵抗力的验证到处都是，不只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此；即使在一国之中，人与人、事与事之间也无不如此。人与人之间，不仅贤者和不肖者相互对立时如此，即使贤者同贤者、不肖者同不肖者之间，也无不如此。（这是朋党产生的根源。）事情之中，不仅利益与危害相互对立时如此，即使利益与利益、危害与危害之间，也无不如此。（这是政治沿革的根源。） 因此，群生纷纷扰扰，最终形成彼此角力的状态。事情一旦发动，仍有许多牵制阻碍的忧患。治理不会立即实现治理，混乱也不会立即造成混乱。然而两种力量相持，最终必有一方获胜。所以常常起点极其微小，而成效却大到不可计数，实在是因为这些逐渐增加的力量节点，支配着消长生灭的根源。人的力量彼此承受，同物质力量彼此承受，遵循的是同一个公例。爱力、结力、粘力、吸力，力量所能运行的地方本来没有边界可以限制它；但有时相爱者不能立即结合，结交者不能立即聚集，粘合者不能立即团结，吸引者不能立即牵引；又有时刚结合便分离，刚聚集又散开，将要团结又重新解散，突然牵引后又立即离开。之所以如此，必定是其中存在阻力。因此，我的力量能否运行，以及能否最终完成运行，总要看对方的力量如何来决定。柰端所说力学公例之所以一定要以彼我运动来验证抵抗力，就是这个原因。然而，对方的力量能否阻碍我，我最终是否受到阻碍，仍要看我的力量如何决定。这正是柰端所说运动学公例之所以一定要以彼我运动来验证抵抗力，同时又用来补足加速运动的意义。明白抵抗力量的比例，也就知道加速力量的比例了。古人说：观察自己的生命，观察他人的生命，是寻求两种力量相互抵抗的比例。又说：了解对方，也了解自己，就能百战百胜。得到两种力量的比例，就可以增加我方力量的速率。力量一旦施加，大小、多少的形势就会因此退让。世上本来就有弱小而人数少却越来越强的，也有庞大而人数多却越来越弱的。君子观察柰端氏的力学，再考察事务消长的根源，难道不能彻底明白其中的公例吗？

译○《法人篇》古语说：有能够治理的人，没有能够自行治理的法律。如今许多大臣拿这句话来反对变法的议论，认为当今社会，官场如此卑劣、贪婪、奸诈虚伪，人才如此衰败，风俗如此浇薄浮薄；不从人的方面追究，却要从法律方面追究，必然会出现法律更新而人仍旧，利益增加而弊病也多得不可胜说的情况。但是反过来问他们：卑劣、贪婪、奸诈如何整治剔除？人才和风俗如何维持？他们又束手无策。这样说来，难道要忍受这一切直到永远吗？难道要相继沉沦而灭亡吗？也不能这样。唉！像这样的人到处都是。我国怎么能够迎来转机呢？我曾经深入探究人与法相互维系的关系，并考察了它的始末。大体说来，小规模改变政治，人的作用是根本，法只是末节；要改变法，必须先改变人。大规模改变政治，法是根本，人的作用是末节；要改变人，必须先改变法。人已经败坏而改变用人的办法，就像官员不办事，只需更换他的职位；官员借法律舞弊，只需诛罚一个来警戒一百个。这叫作小规模变革。至于法律的大弊病，执行法律的人也跟着败坏，受法律约束的人也随之全部败坏。在这种情况下还只从人身上寻找原因，确实会陷入杀之不尽；如果不杀，又只能眼看着上级死亡而不去救助的境地。这就不是改变法律，人也没有办法得到改变。我曾考察当今的法律，其中按惯例办理、最可笑的事情，例如违背伦常的罪犯，必定说是疯癫或误伤；发生越狱的州县，必定说是官员出公差；企图规避责任的省分，必定说是亲族、寄籍或游幕；请假的官吏，必定说是探望父母、修理坟墓或筹措资金；告近乞养，必定说父母亲年已六十五岁。明知是粉饰欺骗，却故意这样做，而且一概没有责问。试问这是法律败坏了，还是人败坏了？然而还要说：这无关紧要。又如枢密事务总归军机处办理，于是宰相成了备员。各种政务归六部办理，于是卿寺成了多余的官署。两司总管辖县府，于是巡守道成了虚设。州县包揽民政，于是丞尉成了赘疣。胥吏成为实际办事的人，而各堂、各司的官员成了木偶。成案和条例成了舞文弄法的工具，而胥吏这一途径成了谋利的渊薮。要求别人清廉，却克扣廉俸，使他们无法养活自己；禁止别人贪污，却又以平余、火耗等名目巧妙地为贪污打开门路。漕运和仓储托名为征收正供，实际上对国库的耗损尤其严重。武营失去规制，虚报兵额、扣减军饷的事情接连不断。盐务税章不敢改革，因而私盐贩子充斥。银币的成色和平码不统一，因而给奸徒提供了便利。其他如河工的冒领滥支，驿传的虚耗浪费，水利的废弛，织造的浮侵，卫所屯田的虚设，八旗生计的凋零，以及获利轻微而弊端严重的事情、名义存在而实际败亡的政务，动辄关系国家大计，而积弊相沿不断。起初，是因为法律有弊，给营私舞弊、欺骗上级的人提供了便利；后来，即使有贤能之士奋力谋求改革，也动辄受到牵制而获罪。于是法律既驱迫他们、束缚他们，又使他们只能走苟且偷安这一条路。因循敷衍、虚浮便捷，侵害百姓、损害国家，而自身和名声却安然无恙。法律又诱导、扶助并鼓励他们，使他们走上贪婪欺诈的道路。所以说：法律败坏，执行法律的人也跟着它一起败坏。究竟应当先改变人，还是先改变法律？自从词章和楷法之学兴盛以来，所学的并不是实际所用的，士人阶层因此日渐衰败。科举和保举的途径泛滥，选拔任用没有大公之心，仕途因此变得冗杂。朝廷内外隔绝于高远之处，臣下因此得以欺骗蒙蔽。官吏按资历积累来升迁转调，豪杰因此坐困。吏役无度地苛索，盗贼因此越来越多。案件不能由众人共同审决，奸猾之徒因此得以舞文弄法。上级出卖官职，行贿者因此得志；上级听信邪说，旁门左道之徒因此作乱。农业政务不修治，农民全都懒惰；军事政务不修治，士兵全都疲弱；工商政务不修治，工匠技艺粗劣，商人困顿。治理国家需要法律，正如治水需要堤坝；堤坝毁坏，水就横流。今天天下各种弊病一齐兴起。综合其中的大要，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学术丧失，人才衰败；政治失误，风俗败坏。孟子所说的“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就是我所说的法律败坏，受法律约束的人也随之全部败坏。究竟应当以改变人为根本，还是以改变法律为根本？况且就今天的情形而言，新的东西既没有改变，旧的东西也已经无可守持。哪里只是法律败坏，简直可以说已经没有可用的法律了。至于人，却不能说没有。不在朝廷任职，却有隐伏在民间的人；不居于津要之地，却有投闲置散的人；不寄身于中国，却有隐居在夷地的人；不经过培养，却有因发愤而成才的人；不经过师传，却有通过游学而有所成就的人。这些人全都是可以任用的，只是不能用今天的法律来任用他们。况且法律改变以后，人也有跟着一起改变的；这正是进化种族、改善群体的公例，其效果确定得如同握有券契。裁减冗官，人就没有侥幸占据闲位的念头；责求实际成效，人就没有苟且偷安的想法；革除弊端和漏洞，人就会产生自重自爱的情感；解除压制，人就会有竭诚效忠的希望；打破按资历升迁的惯例，人就会产生显露自身才能的想法；贬斥顽固，人就有接受开化的机会；排斥伪学，人就有专门从业的事业；去掉浮华文饰，人就有质朴正直的品行；断绝买卖官职和行贿，人就有廉耻气节；厚给俸禄和粮食，人就没有家庭生计上的忧虑；赏罚取信于人，人就没有非分希求的心思。这还只是从浅近处说。至于伸张民权以联结上下的情谊，联合人群以扩大智力和勇力的作用，推广公共正义以彰明正大原则，开启民智以拓展觉悟的领域，我知道开明以后的社会，其人类认识所达到的境界，以及风气所形成的气象，将远远不是今天的人类所能相比的。认识精确了，公私的界限就会分明；风气进步了，忠诚和仁爱的道路就会兴盛。这就是生物学家所说的进化种族的奇妙作用，能够把原有的资质全部改变到再也无法辨认的程度，并不是空话。

译这样说来，今天应当把无人可用和人破坏法律视为忧患；到了那时，大概就不必忧虑了。是非有公共的准则，议院便可以实行；毁誉有众人的公论，公众推举便可以信任。到这时才知道，人才是检验国家法律的凭据。考察一个国家的朝廷，观察它如何治理国家，同它的人民接触，就可以大致看出国家法律的兴盛或污败。如今那些不明白根本、末节以及先后关系的人，不说是法律使人败坏，只说是人使法律败坏；更换一百次人，也会一百次重蹈覆辙。偶然得到人才，却不能让他充分发挥才能，这和没有人才相同；更严重的，是有人利用才能经营私利，祸患反而比没有人才更大。那么为什么不赶快改变法律呢？法律一改变，人就会全部改变，成效快得如同影随形、声随响。如果说不是这样，我还有铁证。拳匪刚开始兴起时，附和灭洋说法的人很多；朝廷下令惩办，明诏颁布以后，原先仇视洋人的人反而转过来求媚。人的改变竟然可以这样迅速！这种改变的迅速，实在可怕，也实在可以利用；只看我们的法律究竟是什么样罢了。○学豫篇 改变法律也不是容易的事。同一种政治制度，施行于不同的社会，有的能够实行，有的不能实行；实行了，有的有效，有的无效。议论的人有时迂回曲折地解释，把原因推给时势，推给命数。其实并不是这样。事情的是非只有两条路：认为这种政事是对的，就坚决实行；认为这种政事是错的，就坚决舍弃。那么，对于这种明显的不能实行、不能见效的情况，应当怎样处理呢？回答说：用珍贵的木材建造栋梁，必须先看地基能否承受；把美玉雕成器物，必须先看工匠是否精良。如今把极其美好的政治制度施加在与它毫不相合的社会上，就好比用氍毹装饰泥泞低湿的地面，用丹ぬ涂抹粪土，只会明显地被弃置罢了。今天谈论治理国家的人，必定说要改变法律；谈论改变法律的人，必定说要实行西方政治。然而面对那些只会声病和小楷的人才，贪赃枉法的官吏，流于失败和败坏的风俗，以及萎靡浮薄的人心，我不知道政治从哪里能够实行？例如主张自由，本来是高尚的道理；但施行于今天，就会使抢夺盗窃的风气更加兴起，使忠孝之心更加淡薄。设置议院，是公共正义；但施行于今天，十之八九将是迂腐荒谬的言论，开明的言论只有一二。重视公众推举，是正直的道路；但施行于今天，将使沽名钓誉的风气日益盛行，公正的好恶反而混乱。重视武事，是重要的谋略；但施行于今天，招募来的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军需储备也不过是虎▯郭。国债本来是用来充裕财用的，可在今天却会欺骗官民。公司本来是用来集合力量的，可在今天却会被主持者侵吞。也曾经兴办商业，但商人大多亏损；也曾经提倡工业，但工匠都技艺粗劣。还有海关的税务官员、海船的管驾、船厂炮局的洋员、铁政矿所的洋匠，以及大小学堂的洋教习，全都借用异地人才；他们不是我族之人，形势和情感彼此隔绝，只能低头顺从。如果改用本国人，弊病和失败就会立刻显现。难道是那些外国人全都贤能，而我们的人全都不肖吗？这一切都有根本原因。大概不是政治不能实行的过错，而是学术没有预先准备的过错。天下的政治，不过就是天下的学术。学术同当时的政治相合，学术兴盛，政治也就成功；学术同政治分离，学术败坏，政治也就失败。况且天下执行政治的人，都是由学术陶冶出来的。学习这种政治而实行这种政治，政治正好用来贯彻他的学术，政治就能实行；没有学习这种政治，却强行实行这种政治，政治就违背了他的学术，政治就不能实行。天下接受治理的人，也同样受到学术熏陶。人有学术，就会对政治聪明，并且对政治有亲近和助力，政治就会有效；人没有学术，就会在政治上愚昧，并且产生抵触之力，政治就不会见效。由此说来，政治可以保卫国家，学术能够使种族进步。种族进步的效果，能使顽固的人受到感化，使闭塞的人通达，使低劣的人变得纯正

译，使鄙陋的人变得有文采。就像树木经过园艺工人的移植嫁接，果实繁多而硕大，同原来的品种大不相同；又像养蚕的方法，察看蚕的病害，加以整理剔除，于是蚕茧和蚕丝都纯美整齐。学术对于人生的益处也是这样。从前《周礼》六官，各类士人都世代学习他们的学业，长期专治他们的职业。七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学习三物六行，在乡里考察士人，再把他们荐举到朝廷。政治事务无论大小，没有不完备举出的。如今西方人七岁不入学堂，就要归罪于他的父母。从儿童时期起，读书、算术、化学、天文、地理以及公共事务的道理，无不全面学习，称为普通学。成年以后，衡量他的资质，考察他的才能，按类别分群，各自求得深入造诣，称为专门学。一个国家中，学堂有数十万所，经费有数千万镑；王侯的子弟、农夫、牧童，没有不受同样的教师教育、接受同样的学习的。公卿大夫、兵士、农民、工匠、商人，都各自专门学习自己的学业，各自熟悉自己的政务。如今我国的达官贵人，身居高位、衣着厚重，却不知道天地是什么；即使把明理、天演的精微、进化种族和开启文明的证据告诉他们，也好像让盲人观察秋毫，让聋人辨别七种声音。更何况那些愚昧的百姓，要让他们保全族类、爱护君国、善于群体治理、奉行教化义理，这怎么可能呢？这就是地基承载力的道理。况且事物的变化彼此相因，有本来可以实行而最终不能实行的，有本来不能实行而实际上可以实行的；有兴办这一项必须先兴办另一项的，有兴办这一项必须先废除另一项的。大体说来，牵动一个部分，也会牵动全身；百种事务的废兴，都由一个根本决定。这些深奥细微的道理，不应只称为政治，而应当称为原理。原理隐藏之处，不通过学术就无法显现。学术的道路，是汇集人的精力和智虑，同政治的原理一起切磋琢磨，彼此引导而共同深入。对外有见闻的启迪，对内有研究探索的开辟；一个细小的事项，也能反复推进。未来的利弊、尚未显现的曲折，即使极其幽深微妙，隐藏得极深，也各有专门精研，各有独到心得。心力没有旁骛，认识却不断加深。就像算学家分门别类地推演解释难题，以等待日常应用；又像科场文章，题目只有一个，文章却有万篇，各种美善都达到，而义理和文法几乎无不完备。因此，国家万端事务的筹划办理，都汇集众人策略，取其精华而广泛运用，制定成一份预先筹算的表格。（西方人的各种政务，都有预算表和决算表。）工部的图样因此能够因时制宜、应对恰当，疑难也随之冰释。这就是工匠精良的道理。如今我国所从事的学术，把心思耗费在文学艺术这一门上；从事政务，又把精神困顿在几卷成案条例上。仅这两者已经属于彼此不相适合的方面。何况遇到事变，创造出古来从未有过的局面，接连发生、彼此逼迫，都是见闻从未经历、思虑从未达到的事情。这就像走在平坦大道上，忽然出现险峻的山峰和幽暗的深谷，四面都是深险阻隔，使人心惊目骇，一试着迈步就跌倒。因此，交涉的时代，不是统一国内的时代可比的。国家学术的盛衰、国际地位的荣辱，都由此决定。为什么呢？谋划国家事务者的见识不同，采取的办法也因此大不相同。彼此互相竞争时，他们设下陷阱使我们陷入而我们却不知道的事情，暂且不说；有时他们以公法对待我们，我们却以私见应付他们；他们以开明对待我们，我们却以粗野对待他们。（例如通商不考察税则，只责备商人的礼貌；交际不讲权利，只争论觐见的礼仪文字，竟使商务成为漏卮，使传教成为祸乱的阶梯。到了今年，杀害使者、焚烧使馆，就说各国使臣必定要遭到诛戮；毁坏教堂、杀害教士，就说各埠寄居的工商人员必定会遭到惨酷对待；商议交还都城，就说这是设下计谋诱骗我们，要俘虏我们的贵近之人。

译商议退兵日期，就说这是用甜言蜜语欺骗我们，实际上暗中想要夺取我们的土地。他们急切地拿来作为深重忧惧的，都是别人不屑于做、也不必做的事情；至于那些虎视眈眈、乘势进占、足以关系我们命脉的事情，反而好像并不十分珍惜。唉！荒谬竟到了这种地步，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学识有愚昧和聪明的不同，施政措施也就有昏暗和明智的差异。我们所忧虑的，完全不是他们所挟持的；他们所忌惮的，也从来不是我们梦见过的。我们和他们的交涉，是国际关系，也是一场物竞。让蒙昧的孩子同输墨比拼智力，让盲人同离朱争论光明，遇到一百次就失败一百次，这是显而易见的。试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不归罪于不学习、没有方法的人误害国家。○兴学篇 学术是天下公共的东西，不是西方人所能私有的。西方人先得到它，所以才成为西方的学术。如今天下那些鼓唇摇舌、谄媚西方的人，我见得太多了。他们读几卷《西学启蒙》，翻几页新闻日报，读几册西文拼法；穿着▯毳衣，穿着皮鞋，嘴里卷着芋，眼睛戴着金丝镜，说着爱皮西提的语言，交往时大写细崽。稍微高明一些的，就把工艺、商务当作谈资，把面积、起点写进文字，把保教、保种拿来演说，把平等、自由当作宗旨，便以此自称开明人才。哪里知道这只是虚浮粉饰，对实际应用没有帮助，早已踏入中国不能治理的痼疾！况且以他们那点学术，西方国家五尺高的儿童都可以凭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来傲视他们。然而这些人却在王侯公卿面前夸夸其谈，我国的王侯公卿有时还受到他们欺骗；在缙绅士大夫面前炫耀于市，我国的缙绅士大夫有时还助长他们的气焰。唉！几十年前我国所任用的洋务人才，既然全都从奸商污吏之流中选取，于是用他们出卖国家，用他们败坏事业。到了今天要改变法律，又将接受轻佻巧诈、浮薄之徒的欺骗，使国事一天比一天更加不可收拾。有识见、能察微知著的人，审视时势，已经在斗室之中暗自忧虑危险。而起身看待当时的局势，一两个怀有远大谋虑、防备隐患的大臣，也忧闷地说：没有人才，没有人才！人才虽然并不是完全没有，但不足以满足变法所需，这是明摆着的。法律要改变，必须先改变执行法律的人，这样法律才不会被人破坏；尤其必须改变接受法律约束的人，这样法律才不会被人阻挠。改变执行法律的人，就是培养人才；改变接受法律的人，就是促进种族进步。人才从哪里培养？种族从哪里进步？就是兴办学校。兴学的道路，基础在普通教育，而成效尤其在专门教育。普通教育，只是大略明白事理的途径而已；要追求实际应用、求得真正人才，不经过专门教育就不能成功。但就今天谈兴学而言，筹集经费不容易，这是第一难；学习的书籍没有统一版本，这是第二难；教师没有统一规范，这是第三难。因此贫瘠困苦的州县，创办几所蒙学堂，力量就已经无暇顾及；省会和商埠所设的学堂，也只能办到普通教育为止。（普通学的门类很多，分别聘请教习，最消耗财力。如果有统一的课程和教材，寻找途径就比较容易，成效反而更大，自然不至于耗费太多经费。）书籍没有统一版本，人人就各自学习；教师没有统一规范，各家就各自教导。这样谈论办学，普通教育尚且办不好，专门教育又能怎样呢？即使经过多年，所见所闻也只是皮相附会的学问，所培养的也只是浅尝辄止、浮慕表面的才人，对国家有什么帮助，距离实际功业就更远了。事情本来就有兴办它却不合方法，因而百办百废的；这是我国的通病，而仿效西方法律时尤其严重。现在主张：国家设立学部，聘请中西两方面博通经学的人，翻译编纂教材。从蒙学教材直到普通教育，依次分门编成统一的定本，通行天下，整齐划一地遵守。百姓听说后，儿童八九人结成一群，就可以自行设立蒙学。即使到了中等学堂，购买书籍、置办器具，也以课本作为指导。合力兴办，能够事半功倍。至于教师的统一规范，各省应当设立一所师范总学堂，分设若干学堂。由学部派员考察，评定等级。取得足以胜任教习的文凭，才准许收徒授学。教学的勤惰，也由学官访察，分别奖惩。教材和教师两项都确定了，学校就兴盛了吗？回答说：还没有。还必须破除成见，重新制定法制，罢黜虚浮无用的学术，彻底改变科举取士的方法，使天下才俊把学堂作为汇聚之地，使各族进身把学堂作为阶梯。方向既然专一，精神就会各自振奋。百姓受到新学鼓舞，就会如同今天受功令、文艺鼓舞一样，家家诵读，户户传唱，不必烦劳劝告。这样看来，中小学堂的设立将遍布乡村，天下都会一致向往新学。这样以后，国家的筹拨、公款的储存、绅士富人的捐助，才会全部集中力量，用来振兴专门学堂。专门学堂的办法，不适合集中建设，而适合分区占有。贫瘠地区可以一府占有一个专门学科，富裕地区可以一县占有一个专门学科。例如甲府专攻天算，乙府就专攻地理；甲县专攻矿业，乙县就专攻电学。筹得的款项丰厚，规制就可以更加宏大。可以聘请外国著名的专门教师，可以广泛储备各国新出的图书器具。至于省会和重要城镇，适合专攻陆军；海军船坞，适合专攻水师；枪炮局厂，适合专攻军械；总理衙门，适合专攻公法；海关各署，适合专攻商业学；著名矿区，适合专攻矿务；铁路公司，适合专攻工程。这一类安排，尤其有实事求是的好处，也有因势利导、利用便利的功效。凡是普通教育毕业的人，都应衡量其才质，令其学习专门学科；专门学科已经精通的人，再到海外游学，补充国内尚未具备的知识。（专门学科兴盛以后，出国游历才有益处。法国人薄柳说：中国的学艺尚未兴盛，游历经费全都白白浪费了。大概求学之道，在国内有所根基，才会从国外有所收获。） 这样实行十年，如果人才不兴起、风气不改变，我是不相信的。这样一来，空疏无能、雷同剽窃言论的人，就会像小火把自行熄灭、蹄窝中的积水自行干涸一样。实学兴盛，伪学就不值得忧虑；事业功效显著，横行的议论就没有可乘之机。所谓保教保种的精辟言论、平等自由的公共原理，经名理学家阐发之后，将同星辰和太阳一样光明。国家更新各种制度，正需要借鉴。完全足以恢弘政治教化的宏大规划，使君民共同蒙受福祉。怎么会被犯上作乱的人拿来作为借口和凭借呢？就今天的情况来说，必定有人说西方人多聪明，而我国人多愚昧；西方人多公正，而我国人多自私。却不知道这些都可以通过学术来治理。愚昧，是自私逐渐形成的；聪明，是公正逐渐形成的。学问日益开启，理义就会大为明白。西方人关于进化种族、改善群体的方法，说得非常详尽，没有一项不是从学术发源的。如今我国人认为学问能使人聪明，这一点或许还相信；说学问能使人公正，却根本不相信。更有甚者，斥责西学会败坏人的心术。他们对于西方国家政治、教化、风俗的本源，大概还没有任何认识。模棱两可、因循迁就，只是由于见解肤浅、不明白道理罢了。

译中国考据和词章之学，浩瀚如烟海。读经的人有成百上千，通晓经义的人却不到一两个。《劝学篇》所说守约的宗旨，极为恰当。我私下认为，应当选取各部经典中的精微言语和重大意义，训释名物，按门类分别编排，提纲挈领、探究本源，编成《群经通义》。史学方面，应当选取历代重大政治和重大事件，列明它们的沿革，记载它们的始末，编成《历代通史》。性理学方面，西方儒者中的名理学专家，近来大概更加深邃；唐宋以来儒家的各个派别，应当摘取其精要，各自保存学术门径，以备考察参考，这也关系到重要义理。周秦诸子的学术途径比较繁杂，他们对于治理国家各有见解。明代以前，专心研究这些的人大概很少；本朝学者很重视校勘，但实际上仍未能洞察源流。应当分别真伪，大略仿照《班志》的体例，分析各家派别，并引申阐明它们的意义，刻成一部书。以上四项，就是中国学术的大致基础。取舍详略的适中，辨别精粗的次序，必须由博学通才来负责整理。普通课本就从这些内容中取舍编订。至于旧学专家，能够成为伏生、辕固、马融、郑元那样的人，也仍然是圣教的功臣，是儒林不能废弃的人才。至于词章之学，如古文、诗、赋、词、曲之类，真正爱好的人可以自行专门研究。书法、楷法、绘画（西法测绘不包括在这里面）、篆刻这一类，靠它谋生的人可以另列为艺术。在求取人才、选拔士人的途径中，不应把它们列入。实在是担心耗费力量而没有用处的人太多。○文敝篇 文字，是关于名称的学问。孔子说：“名称不正确，言语就不能顺畅；言语不能顺畅，事情就不能办成。”（采用郑注。）这话意义多么重大啊！文字之学同国家政治的关系，竟然这样明显。文字，就是给事物命名；给事物命名，就是把握事物的道理。道理存在于事物之间，极其深奥微妙。要使它附着于人的心志之中，只有依靠文字把它阐明、传递出去。道理有精粗浅深，人有聪明愚昧、贤能不肖；但他们对文字的阐明和传递都有同样的急切需要。因此文字的道路，必须达到容易认识、容易使用的程度，然后它的功用才能广泛普及，万族都能依赖。我曾私下感叹，我国民智难以开启，正是因为文字繁难，隔绝了事物和心志相互沟通的道路。这就像开启严密关隘的锁钥，实在非常困难。试作比较。文字简易的国家，就像电报同驿传相比，速度快慢相差悬殊；人民智慧的进步速度，也因此相差悬殊。总的说来，原因有三：一是字义难以认识，二是语法规则不统一，三是宗派过于繁多。为什么说字义难以认识呢？文字的根源有三方面：声音、形体、意义。有啼哭和笑声，声音就显现；有了语言，声音就完备。声音是没有人不能认识的。形体必须用眼睛验证、用手触摸；眼睛不能验证、手不能触摸的地方，形体的道路就穷尽了。形体有能认识的，也有不能认识的。意义来自心灵；心灵不断寻绎，道理才显现。意义是认识它的人少，不认识它的人多。远古初期的人民，知觉能力短浅，只认识具体实象，不认识抽象道理。所以中国文字采用象形，西墨斯科、埃及的古文字也采用象形。（文字的源头出自图画，这是西方人多半赞同的说法。）后来知道象形的用途有限，不能广泛适用，所以各国都相继改变。西方勇于变革，用声音来构成文字。（腊丁文也是以声音为纽结。）中国怯于变革，于是发展成六书。六书的体制彼此交错复杂，概括其大意，不过是用意义来联系文字罢了。用声音联系文字，道路简易。因此，凡是有语言的国家，就有文字。像欧美、非洲、澳洲以及我国的亚洲、满洲、蒙古、西域、东洋，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拼音文字。而且会说语言的人，就能够学习文字。所以欧美各国的农夫、商贩、妇女、儿童，没有不识字的。用意义联系文字，道路就繁难。因此文字源流繁多，部类和归属需要分别安排；音韵有古今差异，体制有正体俗体之不同，训诂有雅言和变体的区别。博学的人沉思广览，才能勉强全部知道；那些只读几篇书的小儒，即使到白头也茫然无知，如同走进烟雾之中。刘熙《释名》，是从声音推求意义；孙炎《反切》，是考察字形、确定读音。这些人都暗中怀有觉悟，想稍微打通声音和意义之间的通道，但方法仍然狭窄。后来守温提出三十六字母的说法，在中国流行，意在整齐文字、考见原始读音，可惜信从的人不广。国初的古韵学家承袭了他的说法。到后来又转而排斥守温，几乎像杀死邓析而采用他的竹刑一样。只是按照今天文字读音的参差不齐，想用字母的方法把它们统一起来，已经非常困难；而声音同形体又完全不相联系。恐怕勉强制造分别，最终仍然没有条理。卢氏赣章、蔡氏锡勇、沈氏学等诸家，都想通过省减笔画来改造字形，纯粹用声音来构成文字。这些主张全都有各自的根据。西方人的字形简便，足以促成富强；他们新创的速记方法，所谓旭特亨时（Short-hands），尤其方便易用。快速书写公文檄文，已经逐渐通行。而我国六书文字，就像峨冠博带，古老笨重。它消耗思考力量，阻滞事务办理，已经是错误；它把深奥道理关闭起来，使庸众如聋如盲，不是更加造成愚昧吗？为什么说语法规则不统一呢？考察西方人的文法书，名称叫格拉埋（Grammar）。它区分文字，共分九等；虚实、动静、连接、统属，各有规则。中国三千年来，号称尊崇文字，著作林立，却唯独没有这种文字规则的书。原因有三：一是语言同文字相分离。语言是四民共同拥有的事，文字却是士林独有的事。大概是因为文字的理解繁杂，如果从事别的职业，就绝不能兼通文字。因此文字对于民生来说，尊贵却不亲近。（中国有敬惜字纸的说法，这是世界各国都不能理解的。）学士文人专门精研这一事业，研究所得被视为秘藏珍宝，不许俗人窥探。至于文字的使用方法，则是先由心志经营成文字，这是一重翻译；再由文字传达成语言，这是二重翻译。这两重翻译都白白耗费心神，却无益于实际应用。况且文字越演变越艰深，语言也越演变越歧异。古代和今天的俗语不同，南方和北方的方音相差悬殊。谈论学术的人，连文字都治理不过来，哪里还有闲暇再治理语言？所以语言支离聒噪，听任它自行发展。像福建的漳州、泉州，广东的惠州、潮州，浙江的温州、处州，安徽的徽州、宁国，单凭口耳传授，都很难熟悉。因此各地的方言按照声音确定字形，足以使名称错乱、人与物混淆。这又是由于语言没有得到治理，灾祸波及文字。这样一来，文字在各地之间就不能用统一规则施行。二是文字同政治教化不相联系。每一代兴起，都重新制定各种制度，唯独文字这一项，从未有博士议论，也没有学官修改，任凭混杂，再不加以整齐。以致《玉篇》《字林》都成为残缺的书，《正韵》《字会》全都属于沿袭讹误。四声起始于南朝，但意义并不统一。（例如帝、王同样是尊号，帝只有一个读音，而王有两种读法；六艺中，礼书只有一个读音，乐、射、御等字多有三四种读法，意义的宽狭也因此不同。）

译韵书在唐宋时期屡次修订，却离原始读音越来越远。这些琐碎奇零的事情，本来无关宏旨；但字积成句、句积成章，正是义理和文法的大纲，足以明确显示并传给实际应用。却从来没有整治正名考文的工作，任凭分析言语、破坏规则的做法流行至今。直到现在，簿册记录堆满仓库，著述充满庭院，奇异不同的文字参杂其中，参差错杂。积弊如此深重，已经难以挽回，又怎么整理呢？只能留下千秋遗憾，造成亘古疑团。而文字用于书籍，也更加不能用统一规则来规定。（又如偏远地区的方言，名称依从当地人的叫法；按照声音确定字形，翻译书写彼此不同。像辽、金、元三史，一地有数个名称，一人有两种传记。近来的公私著作，讹误尤其繁多。至于翻译西方书籍，实在是当今急务。如果没有预先制定规则，造成的错误将数不胜数。福州高凤谦说：应当列出罗马字母，拼合成字，注以汉语读音，以后翻译的字都按照这个标准转写，不容许产生歧异。确实如此的话，只须取中西字典，统一注音，颁发给译员，使他们有所遵守，方法极其容易。只是这件事必须由官府制定，才容易遵守。这里附带记下，也算是整齐文字的一种方法。） 三是文字有守旧的弊病。酢、醋、犭童、种等字，沿用中彼此讹误；治理、扰乱、驯服等字，训释相反，另成一类，没有遵循的准则。又如“风人”“雨人”，不能轻易改成“霜雪”；“门焉”“闺焉”，也不能代换成“栋梁”。大体说来，古人已有的字，即使承袭讹误，也没有什么妨碍；古人没有的字，即使字形顺当、文理通顺，也要排斥。至于两个字连接起来，必定要搜寻出处；一句话如果是杜撰的，马上就会受到讥毁。因此文字的运用，如果没有遵守的规则，就必须靠长期诵读积累。即使有绝顶聪明的人，也必须伏案十年，才能粗略窥见古书雅记；下笔作文，才不至于贻笑大方。而文字用于课程教学，又不能用统一规则来教授。（《马氏文通》用心苦苦，分析分明，但仍未完全妥协。大概我国文字经历数千年的混杂，任意使用，已经成为荆棘丛生的废墟，很难整齐划一。） 为什么说宗派过于繁多呢？唐代以前，学派虽然广泛，但道路还没有纷乱；体制虽然很多，文章义理却是一致的。到了今天，目录编排、部类次序已经分析到极尽，专家接连出现，评论却无法确定高下。往往一个宗派之中又分为许多派别，一个派别之内又各自分途；彼此攻击异同，流派分支无穷无尽。一旦有不知道的地方，博通之人便会讥笑指责。至于奏疏有奏疏立言的体制，书信以运用典故为工；功令文字，涂改极其严格；官府文书，格式也不止一种。私人著述尤其崇尚各自不同的流派。笺疏繁杂，语录浅俗；摹仿汉魏，越艰深越被认为精妙；仿效唐宋，浅薄空疏又彼此沿袭。至于鼎、钟、砖、印之学，书法、绘画、篆刻之工，博雅好古的人夸耀博杂、炫示奇异，嗜好琐碎的人标新立异。综合其大致情况，这种艰难辛苦、疲精耗神，已经违背了游艺怡情的意义。至于文章辞藻的美，能使哀乐无穷、心魂荡漾；喜爱它的人，把它同声色之娱相比，沉溺其中的人大多会受到性情的蒙蔽。可是竟把它看作学问的大端、人的治理的宗旨，岂不是荒谬吗！人的一生，只有这些精力。人世事务繁多复杂，需要考察研究的地方比远古多出百倍；而文学这一条道路又日益增加，已经耗费了人们大半的精神思虑。再加上其他方面，实际上将使人不胜疲惫。这就是无用的学问日益兴盛，而有用的学问日益衰落的原因。这是此消彼长的一般规律。士人本来应当考察政治道理、研究学术，对上为国家效力，对下以先知先觉启发引导百姓。如今的制度，除了词章和书法之外，禁止其他学问作为进身之途；而世人所推为最高的人品，也只是博通雅正之士，仍不超出文学专长。于是有志于表现自身的士人，既呕心沥血、费尽肝脑来求取科举功名，又穷尽思虑、极力求学，希望附属于博通全才。记忆力和悟性全都用尽，脑力每日反复运转数万次。等到学业优长、取得出身、进入仕籍、出来任事时，心里已经空虚，容易遗忘，气力怯弱，不能振作。这些人本来就已经病弱疲惫了。奔走办事的能力，科举出身还不如杂途；查考稽核的精密，文士还不如奸商。因此因循推诿，败坏吏治，难道没有原因吗？何况学习古文同进入官场，其所用的方法根本完全不相合。要让病弱疲惫的人改弦更张，另学一种精专的事业，正是他们万万不能承受的事。既然如此，怎么能不思考呢？总而言之，文字和语言存在隔阂，这就是所谓名分不正，言语便不能顺畅。文字艰深，政治和学术方面的人才都受到它的损害，这就是所谓言语不顺，事情便办不成。我听说西方教导人的方法，有普通教育；无论聪明愚笨、贤能不肖，学习几年都可以毕业。又有专门教育，必定先让医师检验人的体格，考察其性质所能胜任的方面，然后再授予相应的学业。脑筋缜密的人，就让他学习名理深微的学问；肌骨坚实有力的人，就让他学习工艺、强武之学。因此，心力不会被白白耗费，各种技艺也就能专门精通。至于教育的起点，则以文字这一门最为浅显。儿童能够说话，读过几卷书，熟悉九等律例，就能记事述言。这就是西方学艺早成、人才容易造就的原因。至于我国人士，文理方面有长处的，往往在文学之事上困顿沮丧、消磨一生，正是欧阳水叔所说的“穷而后工”。这样一来，脑筋和肌骨都已经受到损害。若采用西医选拔人才的方法，恐怕都不能合格，又怎么能够学习新学、推行新政呢！然而，如果中文尚未学完，就贸然把语言西化、文字西化、学业西化，那么承载它没有工具，表达它没有方法，将会同我国人民彼此不能相类、不能传授接受，对政治事业反而没有益处。因此，日本在变法改政的那一年，全国上下通用西文西语，然后推行西方政治、学习西方学术，像水流动、风运行一样，自然而畅达，彼此很快就能相互适应。他们难道是喜欢多事才这样做吗？实在是因为语言文字是政治事务和学术事业的根本；要排除阻碍、疏通壅塞，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成效就不会迅速。这种道理本来就是世俗之人所惊疑的，但它的成效已经清楚显著，所以是公理中可信的道理。

译政治和学术好比食物，文字好比器皿。如今文字精深，而政治衰败、学术浅陋，就像器皿华美而食物已经不存在。智慧、思虑和理解，好比电；文字，好比传导电的器具。如今使用最难通晓的文字，却想使智慧和道理流通传播，就好比想传送电，却没有传电的器具。现在议论者说，我国人的聪明才力一定不在西方人之下，这话确实如此。但是在地球上，人民与人民较量智慧，国家与国家较量力量，就必须采用同一标准，然后长短高下才可以列在同一表中比较。如今我国和西方，在思想意识、技艺学业方面截然不同，还不能列在同一张表上。若比较两者的难易、类别，中学实在极难，而西学确实较为容易。因为文学的精深功夫，虚悬无着，无法凭借有形的体量来求得；往往从儿童时代学起，到老死仍然没有成就。至于西方专门技艺，即使极其精微，也要落实在具体事物上，经过年深月久，功效和进程都明显可见。因此我国的文人多数体弱多病，而西方的技艺之士反而越来越精强。至于名理之学，深奥广博而幽深难测，似乎尤其微妙难明；算术难题，需要穷尽思索，也要加倍费力研究探求。但它的道理以达到实际应用为主，耗费心力却不会白白抛掷。他们的学业以专门精通为功，考察人的性质，使各人分别从事自己有利的方面。本来并不是要用繁难的事情束缚这些人，使他们困坐其中不能自拔。况且文字之道，因为难易不同，流传的广狭也就不同。如今各国民众的心志，被圣经贤传占据的只有十分之一二，被稗官小说占据的却有十分之八九。（不过是淫乱、盗贼、鬼怪之类的内容罢了。）这是一难一易。全世界各国民众，使用按声音构成的文字的有十分之八九，使用按意义构成的文字的有十分之一二，也是一难一易。如今闽、粤、宁、沪的人，稍微通晓西文的，在书信问答中往往喜欢用西文而苦于用中文；趋易避难的心情，已经可以概见。公例就是如此。少数受多数改变，也同样是公例。自仓颉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延续了这么久；旁行斜上的文字逼迫又如此严重，难道还能不发生改变吗！（文学的盛衰，关系着国民的盛衰。考察《汉书》，像匈奴、西域诸国，都各自有文字；后来逐渐衰败灭亡，文字也随之消失。它们的事实和源流，转而寄托在中国的记载中，但记述已经不详细了。欧洲在法兰西创立霸业时，通行法文；如今英文流传越来越广。满文、蒙古文虽设有专门科目，但学习的人极少。文字的盛衰，难道是人力所能强行决定的吗！）

译恭亲王 奏请开设同文馆疏 臣等因为制造机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议定在同文馆内增设分馆等事，于十一月初五日上奏，奉旨依议，钦此。现已敬谨遵办。臣等查考此次招考天文、算学的建议，并不是追求奇异、喜好新奇，也不是被西方人的术数之学震慑。因为西方人制造器物的方法，无不由度数产生。如今中国想要讲求制造轮船、机器等各种方法，如果不借助西方人士作为先导，使他们讲明机械技巧的原理和制造的根本，臣等私下恐怕我们自以为是，白白耗费钱粮，仍然无益于实际。因此臣等反复权衡，才有这份奏疏。议论此事的人如果不了解情况，必定有人认为臣等所做的是不急之务，有人认为舍弃中国方法而采用西方方法是错误，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人向西方人学习是非常可耻的；这些都是不识时务。中国应当谋求自强，到今天已经十分紧迫了。懂得时务的人无不认为，采用西学、制造洋器是自强之道。疆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都深明这个道理，坚持这种主张，常常在奏牍中详细陈述。去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机器局，从京营中选派士兵前往学习。近日左宗棠也请求在福建设立艺局，选取聪颖敏悟的少年子弟，聘请洋人，教他们语言文字、算法、画法，作为将来制造轮船、机器的根本。由此看来，西学不可不赶紧学习，这本来就不是臣等几个人的私见。有人说，雇用轮船、购买洋枪，各口岸都曾经办理过，既方便又节省，何必为此劳心费力？却不知道中国应当学习的，本来不只是轮船、枪炮一件事。即使只谈轮船、枪炮，雇用、购买以应急，计策虽然方便，但方法终究掌握在别人手中；如果认真研究而彻底通晓其中原理，方法既然明白，使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一种是权宜之策，一种是长远谋划，哪种得、哪种失，不用辨析也很清楚了。至于认为舍弃中国方法而采用西方方法是错误，也只是主观臆说。查考西方术数中的代数，实际上本出于中国术数中的天元术；西方人还把它称为从东方传来的方法。只是西方人性情缜密，善于运用思考，于是能够推陈出新，在海外获得声名罢了。其实方法本来就是中国的方法。天文、算学如此，其余各方面也无不如此。中国创制了方法，西方人继承使用；中国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超过他们，那么我们既然已经彻底明白根本原理，遇到事情就不必向外求取，其利益实在很大。况且西方人的学术，我们的圣祖仁皇帝已经深表赞许。当时把它列入钦天监官员所掌之学，制定为历法，兼容并包，智慧周遍而不排斥外来知识。本朝的掌故，也不应当数典忘祖。何况六艺之中，数术本来就是其中之一。古代农夫、戍卒都懂得天文，后世设置严禁，知晓的人才逐渐减少。我朝康熙年间，解除私自学习天文的禁令，从此人文兴盛，天文学盛行，研究经学的儒者也都兼治算学，各家的著述、考证都很精密。有句话说：一件事都不知道，是儒者的耻辱。士子走出门户，抬头看见天空，却竟不懂列宿是什么，也足以感到羞愧。即使今天不设立这个馆，也尤其应当学习这门学问，何况现在还公开设定名额来招考呢。至于以向西方人学习为耻，这种说法尤其荒谬。天下的耻辱，没有比不如别人更可耻的了。查考西洋各国，几十年来都在研究轮船的制造，彼此相互学习，制造技术日新月异。东洋日本近来也派人到英国学习英国文字，研究它的象数之学，为仿造轮船打下基础，不出几年也一定会有所成就。西洋各国在海上称雄，彼此不相上下，这更不用说了。至于日本，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却还知道发愤图强、争取称雄。唯独中国拘泥于因循积习，不想振作，哪有比这更可耻的！如今不以不如别人为耻，却偏偏以向别人学习为耻，甘愿处于不如人的地位而始终不学习，这样就能洗雪耻辱吗？有人说，制造是工匠的事情，儒者不屑于做。臣等对此还有话要说。查考《周礼·考工》一篇，记载的都是木匠、工匠、造车和制车器具之事，几千年来学校都把它奉为经术，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工匠学习具体事务，儒者明白其中的道理；道理明白了，应用就能广大。今天的学习是学习其中的道理，是儒者格物致知的事情，并不是强迫士大夫亲自执掌工艺。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总而言之，学习应当适合实际应用，办事贵在顺应时势。外人的疑虑议论虽然很多，当局的权衡应当恰当。这件事臣等已经熟思详筹。只是事情属于创始阶段，制定章法应当详细。大体说来，想要严格课程，就必须优厚发给廪饩；想要以此鼓励人才，就必须酌情给予升迁途径。臣等谨共同斟酌拟定章程六条，抄缮呈上供皇帝阅览，恭候钦定。又查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员，学问一向优秀，差事比较简少，如果命令他们学习这项天文、算学，完成课程一定容易。又有进士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官、外官，以及举人、五项贡生，情况也一样，应当请求一并推广招考，以便广泛选取人才。

译盛宣怀 拟设天津中西学堂请奏明立案 敬谨禀告：我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九日接到宪台札文，内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八日，接到军机大臣寄来的公文，奉上谕说：自古以来求得治理国家的方法，必须顺应时势、因时制宜。何况如今国事艰难，更应当君臣上下同心协力，图谋自强，消除隐患。朕日夜忧劳，惩戒前事以防后患，只把革除积习、努力实行实际政务放在首位。近来屡次接到中外臣工陈述时务的奏章，朕已详细阅览，择取其中可行的施行。如修筑铁路、铸造钞币、制造机器、开采矿产、改折南漕、裁减兵额、创办邮政、训练陆军、整顿海军、设立学堂，大体都应当以铸造军饷、训练军队为急务，以体恤商人、惠及工人为根本，都应当及时举办。至于整顿厘金、严格核查关税、稽察荒地、裁汰冗员等事项，只要能够破除情面，切实力求，也一定会对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都有益处。各直省将军、督抚对于以上各条，应当结合本省情况，同藩司、臬司两司以及各地方官悉心筹划，斟酌办法，限令在公文到达一个月内分别详细复奏。如今正值创伤巨大、痛苦深重之日，正是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位将军、督抚承受国恩深重，又都具有良知，想来不至于畏难苟安，只用空话敷衍塞责。原奏片均抄发给你们阅看，现将这些谕旨一并传达知悉。钦此，谨敬遵办。现寄信前来。应当恭敬抄录谕旨，抄录原奏，札令你们认真筹议。札文到达后，该司、道等官立即敬谨遵办，迅速妥善筹议回复，以便据此斟酌核定具奏。等因。奉到此札。再次查考，自强之道以培养人才为根本，求取人才的方法尤其应当把设立学堂放在首位。光绪十二年，前任津海关道周馥禀请在天津府设立博文书院，招收学生，教授中西有用的学问。后来因为同税务司德璀琳意见不合，筹款困难，已经建成的房屋只好抵押给银行，拖延了十年，到现在仍未开办。由此可见，创办事业空谈容易，实行困难；制定法规容易，取得成效困难。况且培养人才如同栽种树木，学堂晚设十年，人才就会晚出现一年。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方法式，广泛开设学堂、书院；不只是陆军、海军的将领和官员都从学堂中选取，甚至出使外国的官员，也都从律例科中选取。制造枪炮、开矿、修筑道路等工作，也都从机器工程科、地学科、化学科中选取人才。仅仅十多年，人才和学术就灿然完备。中国有才智的人，哪里会没有呢？只是从普通人群中选拔将才，从诗文、帖括之中选拔出使人才；至于制造工艺，却都从不通文理、不懂测算的工匠中取材。这样还想同各国较量长短，绝对办不到。我愚见认为，应当赶紧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作为后来者的规范。只是二等学堂的课程必须学习四年，才能升入头等学堂；头等学堂的课程也必须学习四年，才能进入专门学科，不能越级，这样就难免有年华老去、进度迟缓的遗憾。现在拟定变通求速的办法：二等学堂今年拟从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先招收已经学完小学堂第三年课程的学生三十名，列为头班；已经学完第二年课程的三十名，列为二班；已经学完第一年课程的三十名，列为三班；明年再继续招收三十名，列为四班，共以一百二十名为定额。第二年起，每年可以选出头班三十名，升入头等学堂；其余各班依次升入，每年仍选三十名进入学堂补足四班名额，如此源源不断。此外，外国所谓小学堂就是这种层次。至于头等学堂，今年拟先招收已经学完大学堂第一年课程的学生，精选三十名，列为末班；明年即可升为三班，同时选取二等学堂的第一班三十名，升入头等学堂补足四班的缺额；以后按年递升，也以一百二十名为定额。到头等学堂第四年末，头班三十名准许发给考单，选拔出堂；或者派往海外，分途历练，或者酌情派任洋务职务。此外，外国所谓大学堂就是这种层次。我同曾经担任教习的美国驻津副领事丁家立反复考察研究，酌情拟定头等、二等学堂章程，课程务必切合实际而容易完成。大约头等学堂每年需要经费银三万九千余两，二等学堂每年需要经费银一万三千余两，共需银五万二千两左右。现在正值国家用度繁多，公款枯竭，事情虽然应当办理，费用实在难以筹措。我查天津海关钞关近年征收开平煤税，每年约有库平银一万四五千两，这是从前没有的税款，似乎可以全部专门提取，用作学堂经费。又天津米麦进口，自光绪十九年禀明每石专抽博文书院经费银三厘，每年约收捐银三四千两；拟将每石改收银五厘，也不算多。又电报局禀明，从天津到奉天借用官线转递海兰泡出洋电报，每字津贴洋银一角；电线畅通时，每年约应缴洋三四千元。营口一带线路中断以后，已经停止；以后锦州至奉天改造商线，只借用天津至锦州官线一段，贴费更加微薄。拟令电报局以后不按字数计算，每年捐缴英洋二万元。

译又招商局承运漕粮、由上海到天津的轮船，一向援照沙宁船成案，装运土货按例准许免税二成，以此抵制洋商。拟令招商局以后在承运漕粮的运脚免税项下，每年捐缴规银二万两。以上合计每年捐银五万二千两左右，全部解交津海关道库储存，专门作为天津头等、二等学堂的常年经费。统筹计算，似乎可以有余而不会不足。所有头等学堂，应当立即按照原北洋大臣李批准前任周道所拟的办法，以博文书院房屋作为专门校舍。现在胡臬司顾全大局，由粮台设法筹款，从银行赎回，作为公产。房屋价格中原有总税务司赫德及津海税务司德璀琳的捐款在内，如果仍然作为学堂，税务司也一定乐意同意。所需购买的格致、化学器具和书籍等，以及聘请教习、旅费、创办应用等费用，不列入常年经费之内。查自光绪十九年起至二十一年四月止，米捐存银八千余两，拟立即从这笔款项中核实支用。二等学堂应当另找地点修建。拟在开办初年、教习和学生尚未齐备时，从经费中提用，不必请求拨发公款。在房屋尚未建成以前，应当立即借用头等学堂。房屋很宽敞，足够使用。所有学堂事务责任重大，必须选拔深通西学、兼备理论与实际才能的人员总理，才不至于有名无实。头等学堂拟请宪台札委二品衔候选道伍廷芳总理，二等学堂拟请札委同知衔候补知县蔡绍基总理。并拟定请美国人丁家立担任总教习。该堂聘请中西教习、考取学生、购买机器书籍等事，都由我同伍道、蔡令及总教习商议，在年内妥善迅速开办，以免因循拖延、虚度岁月。过去学堂有会办、提调、监督等名目，一概删去，以节省开支，杜绝纷杂。谨抄缮呈上章程清单，是否妥当，恭请宪台俯加鉴核，迅速批示遵行。并请奏明立案，以便长久实行，实在是公事上的便利。谨此敬请勋安，恭请鉴察。现将拟设天津头等、二等学堂的章程、课程、经费，以及同总教习丁家立商定的各项内容，分别抄成清单，恭呈鉴阅。北洋大臣王批示：据禀创设头等、二等学堂，遴选学生各以一百二十名为定额，所需经费每年约共银五万五千两。该道能够体察时局艰难，就从自己任内以及所经管的招商、电报各局设法筹款，不动用丝毫公款，确实属于讲求时务、公而忘私。所拟章程、课程都很妥当。伍道廷芳、蔡令绍基深通西学，准许派任学堂总办，各自负责其事；并准许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一切应办事宜责成该道会同商议，妥善安排，立即在年内开办。各项捐款每年全部解存关库，随时支用，年终汇编账册报查，不得有丝毫含混。其余按所议办理。等候具奏后，另行发文通知。仍将章程、课程照样抄两份，迅速呈送，以便分别咨送军机处、总理衙门查核，并等候札令伍道等照办。缴回奏摺存案。初四日。拟办铁路说帖 我认为，芦汉铁路是贯通南北的一条大干线，对于拱卫京师大有益处，至于转运商货还在其次。这里面的利弊，谨逐条详细陈述如下。

译有人说：由官府出本、官府办理，直接而痛快。无奈巨额款项难以筹集，尤其担心将来各督抚志趣不同、办理不一，因噎废食。比如福建船政，创办之初左宗棠、沈葆桢说得多么郑重，最后却白白耗费公款，仍不能推广造船。在别人看来是有利的利器，在我们这里却成了漏财的无底洞。以此类推，势必也会相同。这就是官办的困难。有人说：由商人出本、商人办理，方便而干净。无奈华商眼光极其短浅，魄力极其微小，求利又极其急切。问铁路哪天可以建成，回答说要四五年；问铁路实际需要多少本钱，回答说要四千余万；问每年可以获利多少，回答说四五年工程尚未完工，没有利润可分。听到这些话的人无不失望地离开。华商本来没有长远见识，绅士富户暗中置办田产，有钱唯恐别人知道；商人则带着资本经营，一天也不能没有利润。这就是筹集华商股本的困难。有人说：拼合洋人股本，资金充足，容易建成。无奈洋人合股的公司，事权全在洋人手中。这条铁路原本是为征调军队和物资而设立的。如果遇到紧急时期，他们遵守局外人的规例，不准运送军队和军饷，正好同修造铁路的本意相反。恐怕一旦给别人开了先例，各国都援引利益同沾的原则，彼此要求，最终每条铁路都被别人占去修造。今天铁路属于哪个国家，将来土地就属于哪个国家。这就是合用洋股的困难。有人说：借用洋债，可以事半功倍。无奈各国向来用海关实收款作为国债抵押，所以各国争相追逐。如果由公司出名义、商人借款商人偿还，就只能用铁路作抵押；而铁路尚未建成时，本金和利息全都没有着落。洋人一旦掌握操纵权，势必从各方面加以要挟，仍然必须由国家批准，保证其本利确有着落，然后才能实行。这就是借洋债的困难。又查芦汉地处上游，东南各省的商旅、江浙两省的漕粮，以及由上海到天津、由上海到汉口的轮船货运，所需时间相差不多。绝不可能先由轮船从上海运到汉口，再转用铁路运输。因此铁路运输所能承运的只有云、贵、川、湘一带的货物和商旅，路程长、费用多，本钱重而利润薄。华商已经详细筹划很久了，何况铁路经过鄂、豫、直三省，没有多少富商大贾。所以如果只指定芦汉铁路招股，恐怕根本无人过问。洋务、商务方面，只有粤、沪两地风气较早开放；但居住在粤、沪的商人，却已经认为芦汉公司的距离太远。这就是专门指定芦汉铁路招股更加困难。又查这条干线，据德国工程师锡乐巴说：从信阳州一带，线路形状像弓弦，约二千八百里；从襄樊一带，线路形状像弓背，约三千二百里。按照津卢铁路二百十六里的估价二百四十余万两计算，平地铁路每里将近一万二千两。再加上黄河大桥以及凿山、填湖等工程，共估计需要四千万两左右。勘测路线、绘制图纸、分段开工，最快也必须四五年。这样艰难、遥远而庞大的工程，交给职位低、声望浅的外行官员办理，读书考古的士大夫一定会惊诧为旷古未有的奇事。他们又不了解公司章程，不知道银钱都由股商公选的总董经手，或许仍会误以为利权操于一人之手，稍不合意，诽谤议论便纷纷而起。若能让工程成功后退出，成败自有定论；如果事情竟然半途失败，一个人的性命不足惜，但国家大局怎么办！这就是把铁路交给宣怀办理而任事更加困难的原因。以上情况，宣怀在天津、湖北时已经据实禀明。如今奉命被传到京城，承蒙询问涉及这些事情，我应当直抒所见，以备采择。一、请求特别设立铁路总公司，先修造芦汉干路；其余苏沪、粤汉等处，也准许由该公司依次议定请求扩展修造，不再另设公司。这样西北修路、东南招集商股，才能相互号召。而且可以消除各国窥伺的心思，截断无数纠葛。即使各国前来交涉，也可以援照电线办法，责令交给公司办理；按照公法理论，还可以多少借助国家的力量，暗中消除许多祸患的萌芽。谨查直隶总督、湖广总督会奏将苏沪铁路并入芦汉公司、不再另设公司的原因，是担心南北两路同时兴办，商人力量更加困难；更担心南方商人专力经营南路，反而导致北路落后。不如共同努力，也许可以先完成北路。到八月初四日，调回的新加坡领事张振勋抵达上海，当面说南洋各埠以及粤港华商都因为芦汉铁路而不愿入股，无法招集；如果准许他们带头修造广东铁路，广东人才愿意入股。查许应锵招股章程中，本来就有继续由汉口修到广东，以求线路连接畅通的话。拟请现设公司不以芦汉铁路为限制。这并不是有意扩大范围，而实在是重视干线铁路。一、请求由铁路总公司招集商股四十万股，每股银一百两，共收足银四千万两。从开工之日起到工程完工之日止，拟先收商股七百万两，作为公司的根基；并请求暂时投入官股三百万两，为天下商人倡导率先。官股也按商股办理，发给公司股票，送交户部存储。等到大工程完成之日，官股、商股一律收取利息。将来或永远列为官股，或等商股充足时随时归还，完全听凭官府处置。谨查南洋曾请求兴办吴淞至金陵铁路，原奏中说估计以七百万两为限。所借瑞记洋款尚余二百五十万两；估计两年以后两淮盐务还可以再筹一百万两，共计可得三百五十万两，足够成本的一半。其余一半全部招集商股。先修造吴淞至苏州一路，再修造苏州至镇江一路，以通达金陵等语。如今会奏请求把苏沪铁路并入芦汉，合为一个公司。所有预存的苏沪修路官款二百五十万两，能否照原奏拨作铁路总公司的官股？至于两淮盐务的一百万两，恐怕不可靠。拟请将直隶所收海防捐款拨银五十万两，共凑成官股三百万两。原先拟先修吴淞至上海一路、以后继续修造上海至苏州一路，都不必再请求官本。

译一、请求由公司先借官款一千万两，再续借洋款二千万两；五年以后分作二十五年偿还。每年应偿还官债本金四十万两、洋债本金八十万两。按商股四十万股计算，每股每年只需缴纳本金三两。中国商民虽然不富裕但人数众多，零星积攒，轻而易举。按照西方惯例，买票后如果需要用钱，股票可以卖给别人；但持票人不得不按期限继续缴款，如果不缴，就作废纸处理。大约十多年后，每个人已经持有五十两股票，按六厘利息计算，就可以用利息偿还本金了。公司以忠信为主，估计这种股票似乎可以推行。谨查商股一定要等铁路建成之日有利可收，才能招集；洋债也必须等工程将近完成一半、有铁路可以指认，才能抵押借款。所以除了官、商股本一千万两之外，必须先借官债一千万两，赶紧铺设轨道、分段开工。等建成一段轨道，再向洋商借贷□款，拟以实物抵押，不作空欠。先同该洋商订立合同，这样才不至于受到他的要挟。至于公司请求借官款，官府也不过是把借来的洋款挪拨使用。铁路工程一旦完工，就应当同公司的洋债一样，按期缴息，分期偿还本金。只是工程完工以前，暂时免缴利息；以后等余利充足，再按数补缴。并拟定公司股本获利超过一分五厘后，酌情提取余利的一半归官府，以此表示报效。一、请求铁路全部按照公司章程办理。应当选拔各省公正、富实、素有声望而体面稳重的绅商，推举十二人担任总董；又选身家富实、熟悉商务的帮董二十四人，共同招集股本。再由这三十六人公举银钱总管、工程总管、参赞、监察等办事人员。全部按照西方国家的规模办理，彻底革除官场习气。如果有丝毫弊端，准许有股的商人指明事实，查究办理；并由户部以及直隶、湖广两位总督随时派员到工地查察。如果查出办事人员或董事有弊端，就可以随时指明发落查办，同时由铁路督办另行议定撤换。谨查铁路必须先选拔一等工程洋师，勘察路线、绘制图纸，谋定之后再行动；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工程中途难以更改。拟借哪个国家的款项，就聘用哪个国家的工匠。美国没有贷给中国官债，对中国也没有觊觎之心，铁路工程尤其精良。如果借美国债、用美国工匠，各国的忌妒之心会稍微减弱。中国在铁路工程方面尚无专门学问。驾驭洋匠、教习华人徒工、考察工程材料、研究地形，处处都关系重大；至于用人理财，更不是精神专一贯注，就不能取精用宏、清除弊端。宣怀只是管中窥天、以蠡测海，略微贡献自己所知，实在难以驱策众多人才、承担这一重大责任。只请求另行选用贤能之人，早日完成这项大事业。国家大局幸甚！

译许景澄、徐用仪、袁昶 光绪二十六年谏阻纵容拳匪第一疏 我看到本月十六日起拳匪在京师倡乱，连续多日召见王贝勒以及内外廷臣，圣上为国事焦虑劳苦，深思保全宗庙社稷的计策，广泛咨询、向下询问；臣等不能在祸患发生之前加以消弭，解除君父的忧劳，罪责深重，内心既惭愧又愤懑。臣查嘉庆十三年七月的上谕中，就有山东、河南一带匪徒设立八卦教、义和团等名目，实为白莲教余孽，奉严旨秘密缉拿惩办。去年吴桥县知县劳乃宣的说帖，考察得最为详细。前月东抚袁世凯遵旨复奏，说绝没有招抚他们、编入营伍的道理，所说最为切实明白。前任东抚毓贤办理平原县邪匪一案时，称匪首朱红灯自称明朝后裔，用妖言煽动骚乱，各处纷纷响应。幸而被官兵包围捕获，就地正法，根本没有什么能够躲避枪炮刀斧的妖术，这就是明证。去年臣询问提督程文炳，该提督乙未年驻军京畿附近，当时有山东义和拳，又有自称金钟罩、红灯照等名目的四五十人前来投效。用火枪、利刀检验他们的技艺，立即见血受伤甚至毙命。可见所谓妖术完全不可信，确凿无疑。而且那些匪首广泛树立党羽，长久蓄谋叛乱，妄称明朝后裔以煽动骚乱，他们属于邪教、属于乱民，也同样确凿无疑。臣在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承蒙恩召见。当时山东拳匪借报仇为名滋事，臣曾当面奏报说这是邪教倡乱，应当预先加以扑灭等情形。随后东抚袁世凯全力禁止，扑灭了十多股大的匪帮，山东安定下来。起初士绅误信流言诽谤，说该抚不应该采用剿办手段；这些都是不读书、没有见识的人，把邪恶当成正义。近来他们也顺从信服，认为该抚办理得对。臣去年冬天曾拿劳乃宣的说帖同总署各位大臣商议，奏明请求下旨交东抚办理。后来因为东抚办理已有头绪，于是暂时搁置没有上奏。没想到山东逐渐肃清后，匪徒流入直隶。直隶督臣观望拖延，养痈成患，任凭他们蔓延；开始谋划不善，罪责实在难以推脱。等到涞水的官员被杀，督臣裕禄见这些邪匪借报仇、传教为名，叛乱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才发电奏请大力剿办。但朝廷内外意见不一，迟迟不能决定。涿州占据城池不止，祸乱蔓延到永清、霸州。涞水杀害官员的事情没有痛加办理，终于使匪徒胆气更加嚣张，焚毁芦保铁路和京津铁路的电杆，又毁坏京津至张家口的电线。这些都是国家派员、出帑并借用洋款经营建设的，一旦焚毁，数百万巨额资金毁于一旦，实在令人痛惜。他们又焚烧、杀害教堂和教民数百处，将来议定赔偿时也不够抵偿。伏望陛下明察：民众与教民彼此仇视，积累成愤恨和毒害，地方官依据国家法律，自有公正审理案件的办法；只能根据案件的是非曲直来处理，不分是民众还是教民，绝不容许匪徒自行报复。可是到了本月十六、十七日，这些匪徒竟敢潜入京师，在天子车驾所在之地盗乱，焚毁教堂，攻击各国使馆，横行肆虐，放火杀人，震惊宫阙，实在罪大恶极，万万不可赦免。二十日又焚烧前门外一千多家。京城是财产精华聚集之地，如今被焚烧抢掠一空；士民搬迁逃散，十家中有九家逃走；商人全都关门停业、失去生计，军饷也难以汇兑发放，景象萧条到了极点。如今竟有乱民任意焚烧、杀人、叫喊，实在给邻国留下笑柄。各国公使因为匪徒仇视教民，害怕他们的凶锋，情势紧急而自卫。现有兵力只有四百一十多人，都是为了各自保全性命，这才是真实情况。十六日，枢臣启秀等传达懿旨，慰问各国使馆以及公使的妻子。各公使等感激圣上的慈恩，感受深切入骨。他们口头表示，请求调派外国军队只是为了保护使馆、保全性命，绝不干预中国国家事务；匪患平息、事情无碍后，立即撤回。他们指天发誓，这些话决不是虚伪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七日〕 眼下的办法，只有先清除内城的匪徒，以安抚民心、安定洋人的情绪，才可以阻止他们继续调兵。必须由中国自行剿办，才可以避免洋兵来助剿。形势已经很明显了。臣私下思考，用兵最忌讳设置过多统帅，意见参差不齐，事权不统一，以致彼此观望，反而耽误战机。现在朝廷屡次奉到严旨，命令步军统领、武卫中军和各御营禁兵，严拿首要罪犯。立即解散被胁从者，在城内外设置的坛场和栅栏也全部拆除。然而官兵却彼此观望，拳匪仍像从前一样横行。步军统领和顺天府五城，先前遵照圣旨拟定的十条章程，实际上只是空文，哪里真正实行过？这正是事权不统一造成的。拳匪聚集京城，时间一久，煽惑的人越来越多，以致酿成巨大变乱。臣恭请皇太后、皇上大为震怒，亲自奉行上天讨伐罪人的使命，对上安定九庙，对下安靖亿万百姓。专门责成大学士荣禄，兼用剿抚并施的办法，使他可以相机办事。先肃清内城地面，遵旨立即张贴告示，遍告军民人等：凡遇到头裹红巾、身系红带、持刀放火杀人的匪徒，准许当场格杀，不予追究。并且悬重赏以鼓励捕拿：捆献匪首，即所谓老祖师、大师兄之类的，赏银二万两，并立即越级提升官阶。擒获并斩杀该匪团长，赏银五日两。其余匪徒按斩获首级计算，每级赏银一百两，都准许报名登记，预先等候上奏请奖。大学士是国家重臣，应当掌握要害、坐镇指挥，不宜让他劳神于琐碎事务。必须派得力人员协助，才可以分别办理。

译臣见武卫军幕僚、记名道府樊增祥，向来有谋略；内阁学士桂春，忠诚勇敢、明断果决；编修王廷相、御史黄桂▯，向来操守清正、通达事理；府丞兼署府尹陈夔龙，勇于任事。请下旨交给大学士荣禄，参与谋划军务。遴选武卫中军中得力的将领，挑选精锐士兵，分成十多队。只要队长得力，每队有枪手、刀斧手二三百人就足够了。请下旨暂时关闭前三门：严格禁止游民出入，只准出城，不准进城；分路搜捕匪徒，务必使所有空庙、废祠中的匪徒都被彻底清除。命提督衙门遴选多名精明能干的司员，分别驻扎在各汛段的官厅，随即对所捕匪徒略加审讯，问明口供，禀报统帅后，立即就地正法，以警戒凶顽。其余人员解散，驱逐到外城以外，递解回原籍。事情平定后，再把已正法的匪徒人数造册上报。有人说这些匪徒人数众多，无法剿灭，却不知道只是匪首倡乱，其余大多是愚蠢的乡村农民，老幼强弱各不相同。有人说匪徒有邪术。臣愚见认为，汉末的张角、黄巾，元末的破头潘关先生，都有妖术，最终仍然被擒获斩杀。这些匪徒白天潜伏、夜间活动，动辄说要请神，不过是画符念咒、扶鸾请外五鬼搬运的邪术。一遇到声光同时出现的东西，例如枪炮等阳气炽烈之物，就会立即被轰毙。如果说匪徒的法术能够躲避枪炮，那么十六、十七等日，匪徒连续进攻东交民巷使馆时，洋兵开枪，为什么当即打死了数名匪徒？昨天又在帅府胡同打死拳匪四十多人，毁掉了他们的坛场。京师军民数百万人，受国家厚恩，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图谋叛乱。叛逆的只是拳匪首要的几个人罢了。一旦将他们擒获斩杀，申明国法，警戒人心，匪徒的胆气立即会寒，百姓的志向自然会大定。外五城御史、街道厅，也应督同绿营、练勇、水会，一体照此办理。城内匪徒既已清除，各国使馆蒙受上天恩典而受到保护，感激再生之恩，那么继续调来的洋兵自然可以阻止他们前来。即使他们来了，也可以以城内匪徒已经清除、无需他们自行保护为理由，令其撤回。总而言之，《周礼》说：治理乱国要使用重典；《康诰》说：施用合乎义理的刑罚和杀戮。内城匪徒的势力已经到了非剿不可的地步，没有可以犹豫的余地。如果因循拖延不剿，想用安抚办法，他们也不会听命。各国势力强大而怨恨深重，又纷纷上报要求报复，一旦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与其让外兵干预、代替我们剿办，必然导致拳匪和洋兵互相哄斗，在京师血战，进而不分玉石、滥杀无数良民，使大局糜烂而无法收拾，不如由我们自行剿办。这样还可以把形势说明白，堵住外国人的借口，以维持大局，使宗庙社稷不受惊扰，万民都将感到幸运。大学士荣禄公忠体国。如果特意奉行明确圣旨，责成他的权限专一，收效就会迅速。在交涉过程中，也可以审察时机、随机应变。所有目前急于谋求补救、务在统一事权以消弭大患的原委，臣都披肝沥胆秘密陈述。恭请皇太后、皇上圣明裁断。谨奏。

译☆袁世凯 ○东抚复奏条陈变法疏 臣恭敬地奉到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上谕：命军机大臣、大学、十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都根据当前情形，参考中西方的政治要务，各自发表见解，限期两个月，详细分条陈奏等。钦此！臣拜读之下，敬畏震悚之情难以言表。由此仰见皇太后、皇上日夜忧劳，吸取过去的教训以警戒将来，询问并告诫百官，一心谋求振兴，下诏征求良策，诏词深切沉痛。天下臣民无不感动奋发，流泪不止。世界各国共同看见、听见这些事情，也一定会一同深深钦佩。臣忝任封疆，承受国家厚恩。正值时局艰难，却不能补救，早晚惭愧愤懑，无地自容。岂敢不努力贡献自己一得之愚，仰供圣明采纳。臣认为全局最为重要，各项政务又极其繁多。在积弊深重、难以挽回之时，谋划改变旧局、重新整顿，哪些应当沿袭、哪些应当改革、哪些应当减损、哪些应当增益，各有适宜之处。如今有时苦于人才不足，有时受限于才力不足；又有浮泛议论从中扰乱，陈旧习惯从中蒙蔽，即使有良法美意，也不容易一概施行。臣权衡轻重缓急，全面筹划，认为那些短期内难以兴办的事情，应当循序渐进，不可急躁冒进。那些急需变更的事情，又贵在明断力行，不被庞杂的言论所动摇。考察其要点，在于周密审慎地研究治理方法；能够慎重开始，才能谋划完成。探究其根本，在于广泛培养各种人才；能够得到人才，才能推行政务。其余如理财、讲求武备，都应依次逐步施行，因时制宜，兴办有利之事、革除弊害，这样成效才可以有所期待。臣愚见所及，不敢提出繁重而空阔遥远的议论。谨就那些容易实行、实行后容易见效的事情，列举十条，恭敬地向皇太后、皇上陈述。一、慎重发布号令。号令是国家的大权，也是臣民所敬仰的。必须精心审察、周详衡量，计算天下实际能够遵行的事项，然后果断发布，事理上不应反悔，务期一定实行。还要根据臣下奉行号令的勤惰，考核优劣，施加赏罚，这样上面的治理才会日益完善。如果一开始不慎重，或者发布一个号令便遇到各种阻碍，势必半途停止；或者施行一项命令却产生许多流弊，反而助长奸弊；甚至想破除积习，却使贪婪庸碌之人感到不便，于是群起摇撼、多方阻挠；如果坚持不坚决，最终必然废置。等到号令频繁更改，众人疑惑，即使遇到好的政令，也会相继观望，把它看作具文，不肯努力实行，怎么能够收到成效？现在正值明诏征求意见，内外臣工都可以抒发自己的积蓄见解。眼看各种奏章将纷纷呈进，群策群力都将陈述出来，广泛采纳兼收并蓄，因此尤其需要审慎选择。拟请选派几名明达干练的大臣，设立议政公所，选派司员，分别考核。那些退休的功臣旧臣，向来有声望、经历事情较多的，也可以征召安置其中，一同参与咨询议论。凡臣工条陈中有可采纳的，都发交这些大臣等，详细讨论，择善而从，根据众议作出决定。如有还需要进一步推究的事情，或者发还给原来上奏的人，让他明白详细答复；或者发交给资深望重的各地大臣，分条上奏讨论，内外共同谋划，不厌其精细周详。等到禀承朝廷的谋议，选择确定后施行，便形成不可更改的态势；无论怎样困难，也必须坚持既定意见，始终不改变。臣下知道再也没有拖延规避的余地，自然会谨慎奉行，奋力谋求功效。于是明确显示赏罚来鼓励他们：勤勉的人有破格提升，懒惰的人一概不宽贷处罚。这样百姓知道什么应当勉励、什么应当惩戒，各项废弛的事业就不难一并兴办了。一、教育官吏。人才的选拔晋升，历来重视正途。但究其实际，初次脱去布衣时，往往所任职位并非所学，大多精通文章义理，却不善于处理政务。又自咸丰、同治年间军务兴起以后，保举、捐纳不断增加，官员的出身类别更加混杂；京官一半受制于书吏，外官常常倚重幕友。不但通达时务、能够应对世变的人百中难得一二，即使只求他们能够称职，明白自己分内应做的事情，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人。看来迫切需要设法教育他们。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选派明达的王公大臣主持其事。由六部、九卿以及翰林院、詹事府、科道各衙门，精选品行学问敦厚、才识明通的人进入其中，分别聘请教习，教授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和一切西方的政事历史；根据各人所接近的专长分别分类，使他们各自专攻一门。严格规定课程，考核成绩优劣。对于成绩优异者，既按照其所掌握的专业考察，又考试其适宜办理的事务。志趣远大的人，或者派往海外游历，以检验其造诣，求得精通审慎；回到中国以后，优先奖励提升。并请下令各省，分别设立课吏馆，专门就吏治、时务、交涉等事项择要编书，发给候补人员学习，每月闭门考试，选取连续考得优等的人，酌情委任使用。不过一二年之间，京内外的官吏都知道讲求实际的经世之学，遇到事情自然容易着手办理。如今时局艰难而日益紧迫，需要人才尤其迫切。如果等到学校大为兴盛、人才成批出现以后，才让他们到官任事，势必来不及。还不如就现有官吏设法培养，使他们都成为有用的人才。他们既没有荒废原有事业的忧虑，就会受到鼓励而奋发振作，收到成效一定很快。救急的办法，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一、崇尚实学。百年大计，没有比培养人才更重要的。古今建立国家，得到人才就会昌盛；培养人才，实在是谋求治理的根本。考察五洲各国，最富强的国家，学校一定广泛，人才一定众多。中国的情势显得困窘，急需考虑改变办法。兴办学校、储备人才，实在刻不容缓。拟请下令把京师原有的大学堂认真整顿，竭力扩充；并命各省筹集经费，多设学校。或者仿照各国学校章程，区分等级，逐级推广。务必使偏僻的地方和贫穷的乡村都有学校。选择中外各类有益于实用的书籍，以及各国已经取得成效的各种学术，聘请教师讲授，分门学习。但目前教师不多，只有翻译书籍这一办法最为便捷。似宜专门派遣大员，考察各国书籍史料；已经译出的，多加刊印广泛发行；尚未译出的，精选译员，译成汉文。一方面分发咨文给出使各国的大臣，随地购买书籍，选译后咨送；近年来日本翻译的书很多，长期居住中国的洋人也有许多译本，都可以搜集互相考证，汇辑成书，发交京内外各学堂按次购买，以求学术统一而避免分歧。还可以酌情聘请洋员担任教习。等到所学逐渐掌握门径，再分别资助派遣他们出洋，以供历练。这样将会看到风气传遍全国，人才也不难蓬勃兴起。

译一、增加实科。如今世上没有深明大义的人，所以现在的人才不如古代；当世没有博通、通达时务的人，所以中国的人才不如外国。然而近来选拔士人，必须广泛寻求兼通古今中外的人。不要说没有这种本末兼备的士子，恐怕也没有这种体用兼备的考官。即使立法极其详尽，势必也有不能实行之处；即使勉强实行，最终也会有名无实。看来暂时应当酌情变通，旧科仍按期举行，不必一下子全部废除。但先把各省岁试、乡试录取的定额核减二成，另增设实学一科，把旧科减少的名额作为实科录取数。拟请先下令沿海各省，例如南洋、北洋、两广、闽、浙各省督臣，会同妥善议定章程，按照中西各门学问分门别类，招考实学。各省风气不同，不必拘泥于籍贯，也不必按省限定名额。集中到一处考试，先大致仿照童试规模，由各督臣等精选考官，认真校试；选取优秀者作为附生。再行复试，录取者作为举人；再咨送礼部，由礼部会同总理衙门，遴选调派考官，并奏请选派考官，约定日期会试，中式者为进士。但各项考试虽然都以经世济时的学问为重，也必须能够明白《四子书》的大义和宋代各位大儒的义理精髓，才准许录取，以免趋逐末流而忘记根本的弊病。成为进士后，一律参加殿试，考试时务策论，不拘泥格式，不回避忌讳，恭敬呈请皇帝裁定，赐予出身。留在京内任用的，各自执掌所学的专门学问，分发六部学习政务。深通各国语言文字、熟悉各国政治要务的，发交总理衙门和出使大臣差遣。派往外地任用的，发交各省督抚分别委用。并由各堂官、使臣、督抚认真考察。一年期满，出具切实考语，加以甄别，不准把考核当成具文。如果有品行不端、心地不可信的人，随时参奏革职。旧科录取名额每次递减一成，实科录取名额每次递增一成，以五成为限。使士子知道应当趋向何处，争相自我磨炼，逐渐都努力成为有用人才，以求在功名道路上奋进。等到举行几次考试以后，学校中有许多成材之士，考官中也有许多实学之人，就把旧科五成的录取名额一并按照实科取士章程办理；而实科也一定另成一条途径，仍归各省一律举行。这样逐渐转移，士人的风气就不难很快改变了。一、重视游历。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流亡在外，晋悼公游历周地，赵武灵王入关窥察秦王，滕文公经过宋国拜见孟子，都不怕长途跋涉，把这看作平常之事。至于会盟之事，国君亲自前往；聘问的使者，亲贵也一同派遣；从过去的策书中征引这类事例，数不胜数。这固然可以敦厚与邻国交往的情谊，也可以借此考察盟国的情形。近来西方各国，国君、亲王遨游各国，更是常见。推究其用意，实在与古代相合。拟请选派王公，分别前往海外各国，并慎重选取留心时务的京官随从游历。考察各国的政治、学术、工艺、风土人情，既可以借此扩大见闻，也可以借此窥察敌情。受到长期熏染以后，智慧会日益增长；海外情形都能掌握要领。回国任事，自然能够采取适当措施；遇到交涉，更不难随机应对。各国看到我国风气日益开放，必定会逐渐引以为重、与我国亲近。而且他们的底细已经被我国洞悉，也可以稍微收敛横暴行为，不至于任意欺凌。至于京师各衙门人员，如果有愿意出洋的，准许他们向总理衙门报名，由总理衙门详细考核。察看确实志趣正大、才具足以培养的，也可以从出使经费中酌量发给旅费，派往海外游学。回到中国后，切实询问考察他们，按照所得学问的深浅来判定优劣、决定升降。如果亲贵中有人担心海外风涛，不妨先到日本以及通商口岸，就近游览；这样也足以了解时局，略微认识洋情，未尝不是迅速成才的一条途径。一、制定使臣任用条例。各国欺凌我国贫弱，遇到需要威胁逼迫的事情，全在办理交涉的人员能否善于应对，以免错失时机、败坏大事。因此出使人员关系极其重大。考察各国使臣制度，以英国最为完善：公使这一途径，重在熟悉交涉；领事这一途径，重在熟悉商务。虽然统称为使员，其中实际上有区别。凡担任出使职务的人，必须一向受到本国政府信任，并且洞悉各国形势，才可以充任。到任后，考察该国的风土政治、一切利弊以及其意向动静，随时探察，据实报告本国。所掌职权既重，任用尤其专一；其品阶、资历、迁升，大体都不超出本途。通常由书记、翻译、参赞等职位逐级升迁。常有数十年不离开一个国家的，也有终身专任某项使命的。按照任职年限给假休息，差使俸禄仍旧保留。有时外交部门缺员，也从使员中选调任用。因此内外情形相通，熟悉洋务，交往应酬都能适宜，而本国利益处处都占先机。中国派遣使臣，向来没有专门的任用途径，随带人员尤其冗杂；任期届满接受替代，又永远难以熟悉事务。似宜精选有出使才能的人，先让他们在总理衙门任职，稍加历练，再根据职位空缺派往各国。其随带的各项重要差使人员，都由总署在实科出身、已经升进的各司员中考选派充，概不准许随意携带，也不准无故调换。自使臣以下，都以长期任职为主。有时使臣更换，所属各员仍可以照旧供职。仿照英国的制度，规定期限给假休息。总署需要人员，也分别从堂官、司员和使员中调用。这样总署和使馆人员就能联成一气，彼此息息相通，任职长久、职责专一，情况也能彻底了解。遇有各国事务，自然可以谋划周全而不留遗漏。而且使员选得其人，敌国情况了然于胸，即使有诡计，也能够预先防范。这些使员还可以借此牵制对方，缓解我国的祸患，并相机联络，以分化敌国势力。其中无形的作用，受益很多。

译一、辨明名义和实际。京内外各级官员的俸禄收入向来微薄，常常不足以供给生活；而经管财赋、厘金、税务等差缺，大多都看作肥缺富区。委派的人名义上说是调剂，任职的人却以中饱私囊为乐。这种积习已经蔚然成风，牢不可破，名义与实际混淆得太严重了。薪俸从公家得到的有限，而把盈余装入私人袋中的收入却没有限度。推究其中的原因，全是因为没有办法供养人的廉洁，于是也没有办法禁止人的贪婪。可是这种风气不除，最终很难核实名实。即使想振兴各项政务、努力谋求富强，恐怕一项法令实行，人人都会借法令作奸，利益还没有兴起，弊病已经潜伏，想要把治理做成也就无从着手。似宜把京内外各级官员的廉俸从优厘定，计算到足以供给办事和养家的程度；又根据各差缺的肥瘦、繁简，酌情规定经费，以供办公。对于闲散职位和冗员中无所事事的人，分别裁减合并，节省其薪俸用来调剂补贴。至于经手理财的人，不妨格外从优对待，以杜绝侵蚀。此外，凡财赋、厘金、税收，不论收入细如涓滴、微如锱铢，也必须列入公款，不准有丝毫损耗。明明白白给予千金，可以有所不吝惜；暗中拿取丝毫，却必须严禁。有坐实贪赃的，一律依法严厉惩办，绝不宽贷。如果真能事事核实，不但可以期待赋税收入增加一倍，将来仿照各国兴利致富的各种办法，也可以期待取得成效。总核名实的办法，必须把这件事作为首要事务；而理财的成败关键，也将系于此。过去原宪辞去俸禄，孔子曾加以制止。圣人的用心，显然一定不肯引导人走向贪婪。因为他考虑深远，思虑周密，而维护的事情十分重大。一、充裕财政。各国的财政途径繁多，大体在于开采矿产、修造铁路、振兴商务、改进货币，以及一切生财之道。凡是可以使国家和百姓获利的事情，没有不竭力经营的。官吏加以提倡、保护，又明确显示诚信，长久不变。上下相互信任，财利的来源日益开辟。它们的税收很重，名目也很多，从人口税、房屋税直到印花税之类，无不征税。然而它们教导百姓、保护百姓，并且替百姓谋求生计，实在细致周到到无微不至；又事事核实，推诚相待、公开办理。因此从百姓那里收取很多，百姓却不怨恨；名目虽多，百姓也不受扰乱。近年来铁路、矿务、邮政等事务，中国都已经举办，但收到成效还需要时间，不是目前能够解决急务的，应该赶紧振兴商务，以保护利权、厚养民生。现在各省也多有设立商务局的，不过只是具文，对商务没有帮助。这大概是由于官贵商贱，上下隔绝，官把商人视为鱼肉，商人害怕官府如同害怕狼虎。局所虽多，只是徒增纷扰。如果想切实整顿，办理商务局的人必须扫除官场习气，使官商一体、情意相通；并且在商人聚集的地方设立商会，分别推举董事、经纪在其中任事。遇到事情就联络声势，通力合作，以便同洋商竞争。有害处，官府替他们除去；有利益，官府替他们倡导；有压制欺凌，官府替他们保护；财力不足，官府替他们帮助成办。办理商务的人员还必须经常走访各个海口，随时接见各商人，讨论中外商务的情形，询问利弊，伺机兴革。还必须同出洋人员互通消息，共同筹划谋议，这样才可以日渐有起色。至于洋人让银圆畅行内地，中国却把实银熔铸掉；别人享受大利，我们遭受损耗，亏损非常巨大，流弊也日益产生。似宜按照历次议定的成法，通令各商人购置机器、设立局厂，赶紧铸造银元。银元统一按照库平一两的标准制造，小银元依次递减。务必使天下一律，不得有参差混杂的弊病；还可以制造纸币加以辅助流通，设立官办局所合办银行来使货币流通。农部发放薪饷等各项款项，都依次改用银币。只要办理得法，士人百姓取得信任，那么铸钱时提高或降低成色，银行收支中的利息本钱，纸币现存与调度周转，都自然可以循环不息，坐享厚利。至于各国税收既重又繁，想要仿行，必须先慎重选择。拟请下令出使大臣，访查各国的税收章程，选择那些能够充裕国库而不损害百姓、可以在中国推行的，汇录后上奏。再发交各地封疆大臣，让他们各自根据地方情形，会同议定增减，以求施行时没有弊病。等到利源逐渐拓展，国库财帛日益充足，然后再由富裕谋求强盛，形势自然顺利，事情也自然容易了。一、整修武备。各国的士、农、工、商和士兵，都有专门学问，而兵学尤其重要。这是因为各强国彼此犬牙交错、势力相当、互相敌对，各自都存有吞并别国的心思。想要谋求自立，不得不竞相修整武备。它们往往用尽全国力量，耗费数十年经营，竭尽千百万人的智慧技巧，切实研究、精益求精，又彼此学习借鉴，取长补短，日新月异，几乎没有止境，所以能够出奇制胜，武备日益完备。考察军事的根源，大多建立在学校教育之上。凡军中应用的物品、应有的道理、应当知道的原理，无不逐一讲求；将领都懂得军事学问，士兵都经过平时训练，这就是他们强大的原因。中国的军事本来没有专门学问。参加考试的士子，向来只考弓、箭、刀、石，拿这些用于今天，已经不合适；营兵中操练枪炮的人，又不知道运用的原理和方法。将领大半出身民间，士卒只是凭借血气，几乎没有谋略，这就是中国弱小的原因。似宜通令各省多设武备学堂，广泛储备将领人才。凡中外兵法、战法、天算、舆地、测绘、器械以及技艺、工程等各种学问，都必须切实讲习。南北洋各省原有学堂的学生，已经学习成形、具备基础的，就仿照文场实科取士的办法，酌情把各省武试定额减少一成，移作武备学生的录取名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译每次按照成数互相增减，使天下挽强弓、负重物的武士，都变成技艺精湛、谋略充足的人才。这样武试旧科也将不是强行废除，却会自行废止。至于各省军政，必须统一。拟请选派懂军事的大员，详细制定营制、操练方法以及选将募兵的各项章程，请旨颁发各省遵照办理；并随时特派大员分别前往查阅，严格规定赏罚，丝毫不许宽假。又应分调各省军营的弁目，按照各省大小、人数多少，每批以二百人至五百人为限，集中在一处，选派专员督率训练，选择武备中切实有用的学问，分别教授。二三年后，略有成规，就遣返回原省，转相传授学习；再另调新班，轮流训练。各省操练方法自然容易统一，遇到调发军队，也容易收到如臂使指的效果。至于器械是士卒的防卫工具，固然贵在精良锋利，尤其忌讳参差不齐。现在新约将要订立，增加军火本来就很困难；但既然不能向别人取得资源，就应当回头从自己这里寻求，决不能因为怕噎住就连饭也不吃。似宜下令给一向制造器械的各省，重金招募工匠，先研究炼钢炼铁各科的方法，再仿造机器，逐步推广，用来制造军火器械；考定统一式样，使它们免于歧异。各省需要使用时，准备价款购买。如果有粗劣等弊病，准许购买的省份据实严厉参奏，追回原价。只要能够切实兴办，就从多方面奖励扶助。中国人的智慧技巧并不逊于西方人，而且在海外谋生的华工很多，也可以设法招回来，优厚供养、任其使用。国家明确树立目标来追求，士人百姓听到风声就会奔赴。将会看到优秀工匠纷纷聚集、共同进步。逐渐实行得更扎实，考核得更详细，一定不会缺少精良机械和锐利器械，以供防卫使用。只是主管这件事的人，必须慎重选取那些深通制造原理和方法、性情又坚定、不怕繁难的人来任用，这样才可以提纲挈领，始终主持办理，直到取得成功。自强的要领，不过如此而已。一、开启民智。中国内地各省风气尚未开通，乡民局限于一隅，往往见闻很少。一遇到洋人，不是存有畏惧躲避的心理，就是产生仇视的意念。畏惧就甘愿受欺侮，仇视则容易激起事端。而且对于敌情、国势、物产、民风等，无法进行观察了解，隔膜必然更加严重。必须开启他们的智慧，扩大他们的见闻，才可以希望彼此相安，也可以增益百姓和商人的生计。臣查考开启民智的办法，各国都重视报馆。只是中国的报馆多借用洋商的牌号，对于中国朝廷章程、官吏治理中应当讳饰的地方，大多能够曲意加以回护。似宜通令各省一律开设官报局。报纸开头恭敬刊录谕旨，中间记载京内外各省的政务要点，后面附载各国新政和近来事务，以及农、工、商、矿等各种学术；选派公正明达的委员主持其事。由省局分发到外地城镇和乡村，使各处士人百姓都可以买来阅览。并申明报律，把外间一切谣传之说以及触犯忌讳的言辞，一概禁止清除，专以启发民智为主。这样风气可以日益开通，耳目可以日益更新，既可以有益民生，也可以稍微平息教案。以上十条，虽然都浅近而没有高深议论，但务求切实、容易施行。臣斗胆竭尽愚诚，恭敬地响应明诏。臣还要进一步陈述：中国自甲午以来，积弱已经很严重了！又遭逢大灾难，创伤巨大、痛苦深重，人才困乏、力量耗尽，既忧虑贫穷，又忧虑弱小。忧虑时局的士人都担心支撑不住。臣独自认为还不至于如此。过去越王勾践，困顿屈辱全都经历过，休养生息、繁殖人口十年，最终洗雪了大耻。近代普法战争中，法国几乎亡国；经营没有多久，又抗拒群雄。日本不过是一个岛国，疆域还不及我国三个省；经过明治维新，竟成为令人瞩目的国家。何况我国中国土地广阔、人口聚集、物产丰饶，都是万国所不能及的。如果真能诚心整顿，努力求取富强，吸取别人的长处，弥补我们的短处，就会看到事情只费一半力气而功效加倍。愿皇太后、皇上兢兢业业、专心一意，扩张各项政务，审慎选择重要政事，依次施行，向天下显示革新，与臣民一同重新开始。逐渐推行，持久坚持，不求眼前功效，不动摇既定意见，这样治理安定的道理已经掌握，强盛的成效就可以期待。臣至愚至庸，惭愧不能在上分担君主忧劳、在下补益时局；然而天良还在，忠诚愤懑之心难以忘怀。只能努力竭尽赤诚之心，尽力谋求振作。尤其应当谨慎遵守“公尔忘私、实事求是”的圣训，时时在内心警戒自己，希望可以稍微报答皇太后、皇上的高厚养育之恩于万一。所有遵照圣旨恭敬陈述管见、以备甄别选择的原由，是否恰当，谨恭敬地逐一详细陈述。恭请皇太后、皇上圣明训示。谨奏。

译☆张謇 ○变法平议 保护城墙来熏杀老鼠，老鼠还没有杀尽，城墙却被熏穿了；爱护树林而驱逐▯，▯一离去，树林反而受到扰乱。处在积弊之后，挟持极其锐利的气势，把一切法令都拿来更改，往上使人怀疑他专断，往下又使人不明白他的意图。自古以来，变法本来没有不导致动乱的。那么既然要鉴戒变法造成的祸患，只承袭旧法而不变革可以吗？回答说：怎么可以！孟子说：即使有智慧，也不如乘势而行；即使有锄头，也不如等待时机。变法的祸患既然已经显现，天下都清楚知道前后、彼此、反复、得失的原因，这才是可以变法的关键时机。法国的拿破仑、美国的华盛顿、德国的威廉、日本的明治，他们的变法都出于创伤巨大、痛苦深重，又随着事情曲折推进，屡次前进、屡次改变，大概几十年还没有停止。何况中国沿袭元、明制度，官吏在其中藏奸，官府又受弊病养成，日渐浸染，历时六百多年呢？戊戌、庚子年间，变乱接连兴起，新党与旧党的争斗，扩展成南北之争，支离变化，渐渐可以追究考察。如果用一句话断定，那就是彼此都有辱骂而没有商量，有意气而没有条理。如今有识见、能察微知著的人，有的认为应当修整前代圣贤的旧法，采纳列强的新法，这当然是对的。然而如果不斟酌中国今天弊政的表面和根本，以及百姓的风俗、士大夫的性情，来权衡沿袭、改革、减损、增益的适宜程度，只按意气行事走一百里，反而会在五十里处受阻。哪里比得上每天走二三十里，不至于受阻而仍然能够到达呢？何况道路平坦、车轨顺畅，就不止能够走一百里了。古今中外关于政治的言论有百家之多，梅生已经阐明了明确职责、任用人才的要旨；子培蛰先又整理了它的纲领。他们的话本来就是天下共同的言论。现在依据本朝廷除旧更新的谕旨，权衡沿袭、改革、裁省、合并的适宜之处，大约分为三类，以归于一致：有的必须先更新，之后才能清除旧弊；有的必须先除去旧制，之后新法才能实行；有的新旧制度可以相互参用。仍依照六典，分类分条列举。凡属吏部的事务有十项。一、设置议政院。日本明治初年，维新开始时设置公议所，不久废除；后来设置集议院，又设立元老院。凡是制定新法、修正旧章，朝廷有所建议，就交议院办理；下边有所陈述，就由议院上达。因此下面没有不能通达的情况，上面没有不能施行的法令。现在听说西安已经仿照设置公所，督促催办各省陈述新政条款，用意很好。但在新旧交替之际，本来贵在有改弦调瑟的办法，尤其不能忘记“从窗户接受劝谏”的告诫。何况根据时机审察形势，贯通变化、裁量取舍，事务千头万绪，国家大事都系于此。宜由京内外四五位大臣共同主持。这四五位大臣，应当授予自行选聘议员的权力，慎重选择通才，集思广益，分别辨明轻重缓急，采集古今中外有益于救治时变的政治制度和法令，厘定章程，分别交给行政、司法官员，依次举行；随时斟酌增减取舍，不必专门一味督促，以免再次走上急躁冒进的老路。一是设立课吏馆。立法的地方，是用来治理由人制定的法；施行法律的地方，是用来治理由法律产生的人的。如今议论制定法律，却惴惴不安地担心人才不足以任用，这是过虑了。然而如果仍像过去那样不加选择地任用人，京城就把尚书、侍郎分派到六部，外地则让户、礼、刑、工等事务由一个县兼管，那也只是徒有虚名而没有实际作用。议论者说，政事根本在于人才，人才根本在于学堂；学堂没有专门教师，所以人才没有专长，这话确实如此。但科举即将改革、学堂尚未兴办之时，也不能停止政务而等待人才。只有设立课吏馆这一办法。先选取中国的《文献通考》《续通考》《皇朝通考》《皇清奏议》《经世文编》，以及已经翻译的各国政书，分门别类，让京城的翰林院、国子监和六部司员，外地候补道以下官员，各自认领一门，声明愿意学习；京城由堂官、外地由督抚，每门各派一名主管，每月考课一次。考课依据章程，不依据议论；登记他们的等第，连同原卷一起保存，等待任用。那些尚未翻译的各国政治、文学、史法、经济学、伦理学、博物学、教育以及农、工、商业诸方面的史书，以及日本法科、理科、文科、工科、农科、医科各专业的书籍，另由译书馆随时译成，送到课吏馆备用。凡是实行一项政务，就选用专门学习这项政务且多次考试成绩优等的人；通过考察他的才能来决定升降。十年以后，学堂逐渐兴盛，专门人才日益增多，就可以继续任用了。停止捐纳。有课吏馆的办法来陶冶培养各类官职人才，捐纳也不能不停止。从前通过捐资取得官职，历史上就有人非议，外国人也很鄙视。不立即停止，就无法表示旧习必定革除、新政必定实行的决心。况且自光绪五年停止捐纳以后，一次因海防而重开，一次因郑工而重开，捐纳所得的数目一天比一天减少。近来銮辂西巡，关中遭灾歉收，陕西、直隶的捐纳条例一时同时开放；核计所得，也并没有多少。新政需要费用，岁币又需增加，每年不足的数目，直接以数千万计算。难道捧一把土就足以增高山陵，坠下几滴露水就足以增加海水吗？何况各种杂流官员一同进用，足以妨碍学堂出身者的仕进道路，分散年轻人求学的心志。实在应当明白陈述，永远停止。如果认为不能选择杂流，稍稍借助其力量，那么韩氏▯、冯氏桂芬已经议论过了；与其卖官，不如卖爵。（秦代有民爵，西洋各国的大商人有爵位。现在只保留公、侯、伯三等以表彰有功之人，子、男以下的爵位都可以出售；具体办法详见韩氏、冯氏的议论。）一是改设外部。总理衙门沿用理藩院的名称，却稍微改变其面貌，大概兼取安抚和统辖藩部之名，而专门办理与友邦交往的事务。如今各国既然已经请求改设外部，就不只是为了纠正本国臣民的名分而已。应当仿照日本外务省，由通晓时事的大臣主持，辅以才俊之士；同时设立学堂，讲求外交家的学问，以《左传》《国策》为基础，并以各国外交史的译本帮助他们广泛研究。每天早朝召见时，就在军机大臣之后增设外部大臣一班，这样既可避免与外国情况隔绝的忧虑，也可以成为圣学高深的助益。

译一是分掌职务，使各司其职。督抚本是统领军队的官员，可如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事务，无不汇集到督抚那里；州县本是治理百姓的官员，可如今教谕、主簿、县丞、巡检、典史所管的事务，无不由州县总揽。姑且不论才能未必全都擅长、学问未必全都通晓，即使才学超过常人，精力和视力也有所不及。向上考察《周礼》的官制，已经不相合；从旁参考欧美制度，也很难贯通。现在应当分别责任：督抚掌管外交、海军、陆军，纠察所属官员；布政司专掌赋税；按察司专掌刑法；把巡道改为警察道，专掌警察；把粮道改为农商道，专掌农商。（注：日本农商务省设有工务局，可以方便地隶属于它。轮路、器械、河防等事务，另设工部省。）另设两道，专掌文科、工科。各道都升为从三品。（注：品秩相当于盐运使。）府、州、县互不统属；地面广大者设为府。府有自治之地；一个地面只有一个首县的，裁撤县；有两个首县的，裁撤一个。其次为州，再次为县厅。根据地方大小，有的改为州，有的改为县；县升为从五品。（注：品秩相当于盐运使。） 府、州、县专门掌管法律。旧时府、州、县的属官，分别掌管赋税、警察、农商、工程、文学等事务，彼此不相统属；有事就各自直接报告给专门掌管此事的道员；各专掌事务的道员，再直接报告给专掌此事的部。各督抚、司、道、府、州、县，都可以自行任用属吏辅佐治理，仿照汉唐的幕职。督抚任用课吏馆多次考试成绩优等的候选、候补道员；司道任用课吏馆多次考试成绩优等的候选、候补府官；府任用课吏馆多次考试成绩优等的候选、候补州县官；州县任用课吏馆多次考试成绩优等的候选、候补佐贰、杂职。仿照日本的例子，明确规定权限，这样下层就有仕进和求学相互磨砺的道路，上层也有新旧制度彼此调节的空间。（注：日本筹措经费、征收税款、划区开垦、兴办土木工程、管理矿山，都属于知府的事务，由县令负责。刑事归裁判所，税务归收税吏；另有警部、区长、郡长、户长等属官，现在权宜变通，作为初级官员。） 一是裁减官员，以提高官员的作用。为什么可以裁官？就是吴起所说的那些不急需的枝节官员。既然有督抚专掌外交、海军、陆军，将军、都统等官职就可以裁减；既然有布政司以下专掌赋税的官员，并实行折漕办法，（注：见后面户部部分。）漕运总督以下、各屯卫官以及关监督就可以裁减；既然有农商道，盐运使、织造以下的官员就可以裁减；既然有工科道，河督以下的官员就可以裁减。这是裁并外官的大致办法。至于京官，六部每部由一名尚书、两名侍郎主持。各部所分管的事务，按照旧制来说，如理藩院归同于外部，大理寺归同于刑部，太常、鸿胪、光禄、銮仪归同于礼部，太仆归同于兵部；按照新法来说，钦天监可以隶属于文部，内务府、太医院可以隶属于内部。把九卿等官并入各部，列在次侍郎一级，酌情仿照西方制度增设各局，使各局专任一项事务；把各局的主事、员外郎、中书等官作为递升侍郎的阶梯。这样，九卿以下的官员都有实际职掌来配合名位，只是合并而不至于废除。都察院掌管警察，通政司归入议院。议院官员都称为卿，兼掌谏诤议论。这是裁并京官的大致办法。任官只看人是否合适，不分满汉；道路开阔，充分显示大公无私。顾炎武说过：大官多就混乱，小官多就治理。如今裁减那些层层叠叠、互相监临牵制的官员，增加分门别类、专责办事的官员，难道不是更好吗？一是让长官自行任用僚属。变法开始时，也要替候选、候补人员筹划出路，既然已经可以从课吏馆取得人才。十年以后，各专门学科兴起，学生人才济济，其中必定有杰出而博通的人才。如果不给他们开辟升迁进用的阶梯，又凭什么端正他们的进取方向呢？日本陆军出身的大尉、中尉、少尉，有士官户山二学校；文、法、理、工、农、医六科出身的判事、律师、技师、医士、学士、博士，有大学校、大学院。边学习边做官，边做官边学习，用意深远，制度完备。现在借鉴它的意思，分设各级阶次：京官中的侍郎、卿，外官中的督抚、司道，凡是专任一职的人，都给予自行任用僚属的权力。凡专门学堂中有凭证的人员，不论何种出身，均准其作为奏任官。府、州、县的次等官，也仿照判任官制度，自行任用僚属；奏任官报请朝廷，判任官报告政府；并以三年为一任，任期届满后考核其政绩，决定升降。一是胥吏必须任用士人。旧制度规定，各部衙门的胥吏任期三年，不允许长期占据职位。如今有的把它作为世代职业，有的兼做贩卖贸易，舞弄文书、窃取权柄，互相勾结以谋取奸利。吏治败坏，大半由此造成。现在府、州、县以下既然各自专掌一项职务，除僚属以外，必定还要任用胥吏。现在的胥吏，本来就是《周礼》中太宰所属的殷辅之士众。任用他们有两条途径。第一，从变法分职之日起，有的由府、州、县以下官员自行选召；或者暂时照旧章办理，让原有胥吏端正自身，供职三年。三年之内没有过失、没有被人告发获罪的，发给凭照，允许其子孙入仕。设立普通学堂时，三年不收膳食费；毕业后领取凭证，再进入专门学堂的，由各学堂就近送到京内外各衙门，由各衙门官员选用。第二，现任府、州、县学的诸生，年龄三四十岁以上，平素行为谨慎诚实而文学平常、不能进入学堂的，由各学学官、院长就近选择，送到各衙门，由各衙门官员选用，并且三年更换一次。胥吏的升降以俸禄为标准：督抚、司、道衙门的俸禄优于府衙门，府属衙门的俸禄优于州属衙门，州属衙门的俸禄优于县属衙门。

译一是优厚官吏的俸禄。本朝沿袭元、明制度，官俸特别微薄。日本仿效欧美制度，俸禄也并不丰厚，然而日本十等官每月尚且给四十五元。中国佐杂官的俸禄还不及此，而佐杂官却把做官当作谋利的市场所得。地理肥沃而贪取财物的，收入何止是俸禄的十倍。雍正、乾隆两朝增加恩俸和养廉银。如今京官有减折俸禄的命令，外官有摊扣俸禄的命令。哪里只是养廉银和恩俸没有所得，渐渐连正式俸禄也受到影响；朝廷天天依靠法令要求官员廉洁，而贿赂却日益公开，这就很自然了。所以想要变法并要求它见效，必须从优厚俸禄开始。暂且仿照日本优厚俸禄的办法增加俸禄。俸禄按月发给，从一等官到十八等官，最多的每月三千元，最少的每月五十元。官员等级相同，再按照地方大小、事务繁简、税赋多寡划分等级；胥吏多的每月三十元，少的每月十五元，分为五等。凡是做官所得而不属于俸禄的，一律收入公库；凡因公使用的钱，也都定额从公款中支取。把暗中的收入改为明面的收入，看起来好像俸禄增加而费用无从支付；把暗中的费用合并到明面上来，则官员收益增加而俸禄反而可以节省。试着核算一次，就一定能够看清这一点。一是设立府县议会。改革官制的办法大体已经具备了。然而国家有兴革，怎样才能使百姓不怀疑？国家有征收，怎样才能使百姓不怨恨？兴革关系到百姓的富裕，怎样才能消除他们的疑虑，使他们和顺？征收取决于百姓的财力，怎样才能平息他们的怨恨，使他们服从？权衡利弊、沟通枢纽，必定在议会。《周礼》说，卿大夫各自掌管本乡的政教禁令；其属吏有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年终汇总政务，报告所办事务；又有向众人询问意见的办法。这就是日本府县议会的起源。府县议会的办法，根据地方大小确定议员多少，最多不过五人。议长及副议长从议员中选出，将姓名上报内务省。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由有家产或有品望的人充任。公布日期后投票，票数多的当选；票数相同，就比较年龄；年龄相同，就用抽签决定。选定后公布姓名。每两年用抽签决定更换一半、留任一半。议员没有俸禄，但有往来和滞留的费用。常会每年三月召开一次；临时有事立即召开。议事草案由知事交付议会，由议会对所议事项作出决定。府县中凡用地方税办理的事务，其预算数额和征收办法，都由议会决定。议案是否通过，以赞成者的多少决定；赞成票可以计数的，就按票数多少决定；票数相同，就由议长裁决。遇到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事情，议员可以把议案上呈内务卿。如果妨碍国家、违背法律制度，知事有权命令停止该议案。允许民众到议场旁听，同时严格禁止毁谤、贬斥、喧闹、扰乱和混杂。这样做，意义极其美好。有人认为民智尚未开启，议论一定会互相驳斥而不能统一。他不知道，正是要用议会来开启民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必定是绅士。绅士虽然未必完全懂得新法，但有文告向他们说明，有权限向他们展示，他们必定与普通愚民有所不同。从今以后，调解百姓在教育上的争论，筹办学堂、警察、农、工、商业、公司等所需的费用和事务，并沟通上下情意，使人猛然产生君民休戚相关的感受，难道不是要靠这个吗？户部的事务共有十二项。一是征集地丁图籍。《周礼》说，大司徒掌管土地的图籍和人民的数目。东西方各国尤其重视这件事。中国旧例，何尝不是十年进行一次大规模丈量？但所谓丈量，不过是州县按照旧册填写申报罢了；而且幸亏它还没有真正实行，官府上下的胥吏虽有索取，仍有旧规，百姓不至于受到很大扰害。如今联军进入京城，新修会典中的地图已经焚毁，正应趁此时机，命令各州县使用测绘学生，核实测量并绘制地图，规定期限，发给器具式样。期限从呈报测量之日起算：府、州、县大的三十个月，中等的十二个月，小的十个月。器具共有五种：冯氏桂芬所说的规和罗经，一辆记里车（注：用来测量道路），一根英国量地钢丝绳（注：用来丈量田地），一套德国画图器，一种开方图纸（注：每方计一里）。式样有六项：一，采用冯氏所说以各州县城门的主石柱为主表的方法；表柱方圆一尺五寸，带有底座，底座方三尺、厚一尺五寸，以底座表面作为测定地面高低的起点。（注：这稍微改变了冯氏的方法。）以表柱作为测定其他表柱远近的标准。二，记录方里以内地面的高低。三，记录水道的宽窄。四，记录物产和工事。五，记录山地、水泽及荒地。六，记录村镇、房舍、寺观、渡口、桥梁的名称。负责测绘的人员，就是由本地学堂的测绘学生担任。大府、州、县分为八班，共十六人；中等府、州、县分为六班，共十二人；小府、州、县分为四班，共八人。具体办法详见学校一项。每班另派两人负责牵引测绳和推车。只要不是雨雪天气，都可以进行测量。征集地图的大致办法就是这样。有人动辄说中国有人民四百兆，这个数字是依据《赋役全书》中各府、州、厅、县呈报的丁口数得出的，不能完全相信。要寻求一种简便的核查办法，只有在测量绘图时，先令地甲呈报，再让学生随时抽查各户，分别把图、堡、圩、甲、案、团（注：各处城乡的名称）标明；每画成一图，就把相关情况附记在图后。全部地图完成后，就制成表格张贴公布。这样总数就可以得到了。征集丁籍的大致办法就是这样。仍然规定为制度：内地每三年修订一次，沿江沿海地区每年修订一次。各国无不每年修订。

译颁布权度的法式。权度，是整顿工商业、使上下彼此信任的根本。泰西各国谈到度量衡，都推崇法国。大概是因为拿破仑按照黄道制定标准，并细分各项分数，所以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瑞士、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瑞士、巴西、秘鲁等国都以法国为师。中国的商业以英国最先兴盛，所以通用英国的度量标准。然而，度量衡是国家政令和权力的标志，就像文书必须有玺印，军令必须有徽章一样。康熙朝三藩之乱时，天下震动。圣祖不想再次惊扰百姓的视听，所以户部、礼部、工部虽然制定了权衡、斗斛的式样，却听任民间自行使用，不准许廷臣提出统一律度量权衡的请求。如今各国都有统一制度的美好做法，而我国仍然各人自定制度、各家自成习俗。像侏儒观看事物只看到一节，难道足以用来显示古老国家的文物制度吗！应当由户部依照旧制校订权、度、升、斗、斛的长短、大小、轻重，铸成铜制标准器，分别颁发给各省布政使。由布政使选派精通测绘计算的人，督率金工精细仿铸，并刻明铸造年月和铸造人的姓名。每一府、州、县各发给一套。各府、州、县掌管赋税的官员，选派精通测绘计算的人，督率木工采用坚实细密的木料精细仿造，也刻明年月和姓名，卖给民间。售价按照工料成本加一成计算，作为就地办理此事的费用。民间原有的器物，全部命令销毁，不准混乱使用。如果有人在普通学堂学成测绘计算，请求分别制造这些器物，就发给与准许考试的官员相同的凭照，并授予制造法式。仿照日本的度量税，每件照收税五圆，也作为就地办理此事的费用。一是实行金镑改钱的办法。货币制度败坏到极点了！金镑和银价，中外不同；权力操纵在别人手里，我们甘受它的弊害。自从通商以来，中国公私上下同外国人交涉所遭受的损失，几乎无法计算。即使没有赔款，形势也已经枯竭僵滞，何况前面偿还二百兆赔款所留下的漏洞尚未结束，后面数百兆赔款造成的决口又出现了呢？即使罗雀掘鼠，设法筹款，也不如把箭移到靶心，先从赔款中筹划。此次分年赔款，期限遥远；用白银偿还金镑，损失极大。因此应当同各国约定，按照英镑铸造并使用金币，各国货币都以英镑为准。以同治六年的镑价相比，光绪二十一年已经增加了一倍。每逢中国支付赔款，镑价必定上涨。中国使用银两，平色并不统一，不仅这个省和那个省不同、这个府和那个府不同，就是同一县内也没有统一标准；它所造成的不便，人人都知道。西洋各国把白银作为流通货币，通商口岸都使用墨西哥银圆。近年官府铸造龙元，稍稍分取了鹰元的利益，只因部款不收龙元、京城市场不流通，所以西北内地大多闭塞。如今京师市场使用畅通、价格平稳，风气已经开放，官民都感到便利。因此应当仿照禁止使用生银作为货币的办法，广泛铸造龙元。日本变法初期，也很像中国现在的困境；后来仿照辨士的办法自行铸造铜币。如今中国毁钱铸器的风气一天比一天严重。追究原因，是因为钱价昂贵。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每一千文钱重量超过七斤，熔化铸成器物，价值贵四倍；即使后来改为每千文四五斤，仍然不相称。百姓追逐利益，法律就穷困；官府失去权力，法令就受到轻蔑。咸丰、同治年间，本来曾经铸行当五、当十大钱。因此应当仿照日本铸造标准，铸行铜圆。三件事同时实行，金币流通，镑价就会稳定；银圆流通，市场价格就会平稳；铜圆流通，民间私自毁钱的风气就会清除。实行金圆、银圆，铜钱也能发挥金银的作用；实行铜圆，一枚铜圆的用途也不止一圆。所节省和增加的数目，应当不少于二三千万。（注：铸造金镑的局，只宜设在京师和江南两处；铸造银圆的局，宜限于京师、江南、湖北、广东；铜圆也先由这四处附带铸造。） 一是设立银行，使用钞币。纸币的办法，唐、宋、金、元、明都实行过。它的弊病是把票据当作货币，而票据和货物都是虚的；因为虚，所以不能长久。欧洲各国使用货币，则由国家设立贸易、兑换、储蓄存金以及奖励农工等机构，各银行为之输注资金。富商大户把家中所有的金银藏入银行，只拿着一张纸，就不再有招致盗贼的忧患；出行时也可以一人携带巨额财富，走数万里之远。日本维新初期，曾经发行纸币，以补救金、银、铜货币不足的困难。评论者说它利益很大，弊害也很大。然而中国各省民间的钱庄，正当资本充实的时候，人们何尝不把它们的票券看得很珍贵？各省市政司，应当各自设立官办银行。凡赋税收入，全部汇集到银行。大省以六十万为资本，中省以四十万，小省以三十万为资本。发行钞币的数额，以资本额增加三成为限。在城市市场实行，各府、州、县设官办银行分支机构，都设置储藏处。绅士和百姓用家财存入的，给利息二厘；民间公立银行领用钞币的，收利息四厘，作为代为保管储藏的费用。申请贷款时，联名相互作保，以实际产业作抵押，按季度收取利息。缴纳赋税时，官府也收取钞币。这样可以使虚与实相互流通，本金与利息相互资助，国家有利，百姓也没有损害。一是实行预算。日本维新初期，国家贫困极其严重。大隈重信开始仿照西方法制作会计预算表，人们还不相信；等到决算表公布，款项清楚、数字核实，预算的作用才完全显明。拿别人的财物供自己使用，和拿别人的财物替那个人使用却不让他知道用途，都能引起嫌疑；嫌疑产生阻碍，阻碍造成困顿。用预算、决算来消除嫌疑，也就是消除困顿。规定每年七月初一至次年六月最后一天为一年。把年度支出、收入分为经常和准备两部；经常项目中又分为经常和减债两部。每年收入、支出的各项款目，分别列出科目，制定为固定制度。经常收入项目称为租税、作业益金、杂收入；临时收入项目称为各项还纳款、杂收入。经常支出项目称为国债偿还、帝室及皇族费用、赐金恩给款、官省院使局费用、营缮土木费用、府州费用、警察费用、神社费用、备荒储蓄、补助营业资本款；临时支出项目称为兴业费、杂支出、各厅营业资本、预备。正如黄遵宪所说：衡量一年的收入，按收入安排支出；衡量一年的支出，又按支出筹措收入。

译现在应当把每年还款和用款（注：如朝廷宫禁、官吏、军备以及官办制造、学校和一切经常兴作的费用）分别列出户部总收入和总支出的数目；户部再按照各省历来解送户部、外销数额的多少，分别列出各省的收入和支出；布政使又按照各府、州、县解送司库以及本地办理事务数额的多少，分别列出各府、州、县的收入和支出。各府、州、县把应解给布政使的列为一类，把本地已经办理的教养事务列为一类，把应兴办的学堂、警察、测量、水利、兴业、备荒等事务列为一类。每年支出多少，再把赋税列为一类、杂项收入列为一类；每年收入多少，收支相抵后不足多少，就应增加收入多少。事前编制预算，公布告知众人；事后编制决算，也公布告知众人。增加收入的办法，由议会筹划。总之，要使官府聚集的钱财分散到百姓中去，并让天下共同看见、共同听见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户〕 一是确定税目。西方人征税，几乎没有什么不包括的；日本的税目也有五十多项，似乎很苛刻。然而《周礼》天官、地官所属官员所征的赋税，细密到极点；考察它的用途，十分之九都返还给百姓，从未把收入私自占有，也不嫌支出公开给众人知道。本朝赋税收入才八千多万两，合看五洲各国，没有像这样廉价征取的。然而百姓却愁苦不堪，连一天也难以安生。评论者认为上下都困顿，唯独中间经手者获利，却不知道征税的方法本来就不完善。不完善的根源，在于隔绝和暗中操作。如今如果把一切耗费和陋规分别归入各税的正式数额，每月公布细数，每年公布总数并告知众人，就不再昏暗；收税官员每天有固定时间，直接同百姓接触，办事有固定法则，百姓容易了解，就不再隔绝。约取日本税目，适用于今日而可以实行的，有矿山税、邮便税、诉讼用纸及代言人（注：现在改名为辩护人，即律师）税、车船税、会社税（注：即公司）、度量税、版权执照税、铳猎税。原来已有而急需整理的，有契税、杂税。（注：烟、酒、鱼、屠宰、碾坊、码头等税。）其中学堂方面有专门规定，税法应当先仿照日本。（注：各省也有旧例。考察州县杂税的办法，然而上级没有所得，只是徒然饱了胥役的钱袋罢了。） 一是改革盐法。盐是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品，却设置专卖禁令加以控制来牟利，使天下百姓嗷嗷叫苦，无论智者愚者都认为不便；各种弊病由此产生，百姓被化为盗匪，自己树立敌人而承受其困扰。偷懒怯弱、害怕办事、抱守成规而不肯改变的，没有比引地食岸的盐法更严重的。顾炎武赞成李雯提出的在盐场确定数额、只征一种税而不问盐运到哪里的主张，有人认为不可实行。冯桂芬则赞成陶澍、陆建瀛实行票盐，又认为纲领是纲、细目是目；在票盐制度中提出清理盐引空额、减轻赋税、制造船只、修建仓库的办法。筹划已经很完备，却仍然没有实行。如今私盐既无法禁绝，洋盐又已经运到。洋盐到来，私盐的利益尚且会被夺走，更不用说官盐了。有人认为洋盐从印度运来，进口还要纳税，成本已经很高，运来不会造成危害；却不知道广东的盐，有的每斤只值一文钱，有的每斤值四文钱。洋商如果不懂商业就罢了，洋商如果懂得商业，必定会运销粤盐，用我们的矛刺穿我们的盾。想要抵御洋货侵夺，必须降低成本；想要降低成本，必须多产盐；想要多产盐，必须设置煎盐厂；设置煎盐厂以后，再在盐场征税。这样就像抓住了网的纲领，可以安坐而治理了。设置盐厂的办法是：盐商集合成立公司，先丈量草地，筑堤抵御暴涨的潮水，开渠引导每日涨落的潮水，除去芦苇、种植茅草，使草木繁盛；灰场、卤井等都妥善设置。然后建造厂房，安置▯敝，列出村庄，招集壮丁，雇用他们到厂里煎盐，按日发给工钱；盐厂每天收取所得，积存起来作为仓储。仍在堤外开地给壮丁耕种。盐的零售和批发都在盐厂办理，零售从一百斤起，批发必须五百斤。仿照唐代刘晏和印度的办法，税不分零售、批发，全部加在价格里面。官府只按▯敝进行稽查，就能知道产盐数量，也就能知道每年的收入。壮丁聚集在盐厂、分散在村庄，地面开阔，容易检查，不必担心私设盐灶；百姓能够贩运，盐枭也自然绝迹。盐枭绝迹，就不必缉私；百姓能够贩运，就不必督促销售；把税寓于价格中，收税就简便；价格中必定包含税，市场价格就会平稳。公司应当先吸收原有盐商，按现有分司管辖地办理。过去产优质盐而剩余土地多的地方，设立一个正厂、两三个分厂。远道贩运的，或者采用冯氏的建议，自己制造千吨小轮；或者装载商船；或者仍用民船，都听任商人自行方便。作为今天盐法的打算，通权达变而有利于百姓，大概没有超过这个办法的。（注：印度在盐场征税，每年收入约七百万金镑，约合中国白银四千九百万两。如今厘金和盐课合计，每年收入一千二百多万两，只相当于印度的四分之一。） 一是实行漕粮折银。论东南运输的办法，河运不如海运，民船不如轮船，而征收本色粮又不如折收银两。士大夫在私下和朝廷上争论的人很多，起初被户部的驳议阻挠，最终又困于乡曲老人的誓言，事情没有办成，真令人叹息。如今大乱刚刚平定，外国人用军队逼迫签约，索要岁币。为中国打算，尚且来不及开辟财源，先应当节省支出，难道还容许南漕继续成为弊病渊薮吗？漕粮改折以后，漕运项目的费用就可以节省；漕董、漕剥、帮官押运的费用可以节省；漕督、粮道等官职也可以裁减。况且州县每年征收的漕价，常常高于市场价格，劣绅奸吏从中层层分取余利。现在如果把江浙的漕粮全部改定为折色，所节省的已经不少。每年八月以后，只命令上海道招募商人承运，按照市场价格核定粮数，发给运输凭照并减免其关税。商人见有利益，必定及时聚集。仍然把节省下来的费用，在一两年内于京城和通州各仓储备一年的粮食；以后陆续买米，推陈出新。即使遇到灾荒，也不担心没有储备。那些主张改折的人，如果不是借抚恤沿河贫民来保护本部门利益的托词，就是借慎重天府正供来饱私囊的计策，都可以彻底辨明清理。

译一是实行印花税而裁撤厘金。厘金危害商人，即使西方人也天天议论要废除它。中国士人却想用印花税代替。英国的印花税法令严密如荼，骤然实行，势必造成很大扰乱。想要悄悄转移人们的视听，必须用令人喜爱的办法替代令人厌恶的办法。现在说实行印花税，百姓不知道它是否对自己有利；如果再说扩大厘卡来实行印花税，使百姓感受到上面知道自己的疾苦，那么疑虑和阻碍的心情就会减少。然而据光绪二十三、二十四年各省报送户部的厘金数目，大约总计一千五百万两。如今突然裁撤，征收不足，谁来承担责任？于是有各省先实行产地税、落地税这一办法：命令各省列表开列五年中各种物品的进出数额（进就是落地，出就是产地），以及经过各地所收厘金的数目，汇总到户部。户部加以分析，取其中数，平均把经过税在产地、落地各加收三成，包含在每张印花税票内；产地、落地各收一半。命令各府、州、县的赋税官，督促各行业成立税会，承领总额，使用印花，仿照江浙包捐的办法。稽查检验责成警察办理。下级省份一切船头查舱的红钱黑费，就从应发给的数额中扣除而不全部发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三四年〕 上级省份一切局、卡的员司、丁役薪俸费用，就从所收取的数额之外另有余款。事情和形势都很明白，何妨试办。只是这里说的是内地；如果运输贩卖出口，另由新关征税，也发给印花。一是集合公司，振兴农业。农业是旧有名称，公司是新法。如果仍用旧名称而不采用新法，那么山野的荒地、江海的荒滩，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光秃荒芜，即使竭尽中等人以上一个人、一家的力量也不足以治理，只能叹息停止设想，全部成为废弃之地。想要集合成立公司，先由官府劝导。凡有适合开垦经营的，命令其按土地绘图，划方计里，自行筹集资金成立公司，制定并说明利益和章程，报知各府、州、县农商官；由农商官勘察真假，报送农商道，订定后发给凭照。有佃户可招的就招佃户；深山穷谷交给寺院僧道经营；人力不足而适合使用机器的，就使用机器。从兴办之日起，三年以后，根据土地优劣向官府缴价；六年以后，按照股份申请领取执照，参照税契条例酌情减免并缴纳执照税。等到产业兴盛，股东中有人愿意分地自行管理的，就发给执照，换回股票，作为股东经营土地的凭据。凡各府、州、县辖境内，三年之内都责成农商官办理，不许有不长树木的山地、不长五谷也不放牧的土地。这样土地没有荒地，田野没有游民，国家就可以收到巨大的成效。一是清理屯卫田。如今漕政事务中，运输都交给水手办理了，但运丁的名目仍然存在；已经没有运丁，卫所的官员却仍然存在；卫官不筹措经费、不办理事务了，可供养官员和运丁的田地仍然存在。冯氏的《裁屯田议》说得十分详细完备。然而中外谈论经世济民的大臣，却彼此相看，没有人敢提出异议。急急忙忙寻求理财之道，却坐视这数千万、数百万可以治理的财产任其散失旁落，竟然不稍加顾惜，实在奇怪，实在奇怪！考察《会典》，乾隆十八年册籍记载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十六省，屯田共二十五万九千四百一十六顷四十八亩有余。虽然辗转买卖典当、隐占侵吞，但册籍仍然保存。奏请命令查核，并不难查出实数。即使卫官借口册籍毁于兵火来推托，而屯田所在之处，当地父老都知道；由州县确实查究，怎么能够隐藏逃避？查得数目后，只命令现在管理产业的人仿照江海滩地的办法，在限定期限内按亩缴价，严禁胥吏勒索额外费用。对于其中典卖▯▯▯葛的，也责成州县随事清理。隐占、侵吞的，一概允许申报缴纳，宽免而不加罪。大约计算每亩缴价五钱，可以得到一千二百九十七万一千多两。屯田清理后，卫官裁汰，每年大约可以节省数万两。仓促筹款的大宗来源，大概没有超过这个的了。一是征收僧道税。《周礼》说，住宅土地不长庄稼的，要罚夫里之布；施罚是为了警戒懒惰游荡。天下的懒惰游荡，没有比僧道更严重的，却没有处罚。百姓还要缴纳丁税，而僧道不务农、不务工、不经商，却不用缴税。如果于是把天下僧道所在之处都登记人口、丈量房舍，又会造成扰乱。现在议论变法，各府、州、县的事务所需费用很多，而筹措十分困难。士、农、工、商四民都必须出力奉公，僧道不受扰害是可以的；但让他们独自放纵逸乐、置身法律之外，却不可以。拟议征收僧道税，办法有四种：一是度牒税。凡是开坛传戒的，先把受戒人数、姓名报给赋税官，由官府发给度牒，每牒征收银圆五枚。二是香税。凡寺观香火旺盛的，由各府、州、县赋税官每年估量其收入的香火银，抽取百分之十，发给纳税凭照。这两项，唐、宋、元、明都曾实行。三是给封税。先由吏部从三品至九品拟定某某禅师以及真人的封号七等，允许僧道缴纳资财取得授予；三品三百银圆，四品二百，五品一百，六品八十，七品六十，八品四十，九品二十。一、赎免过错：凡有应受笞刑的过错而愿意赎免者，重罪罚五十，次罪罚四十。不请领度牒而私自为人传戒者，罚二十。然而，西方人认为赋税就是取民之财、办理民政之事。既然取僧道之财，还给僧道，其办法也有两条：一是僧道年满十岁以上者，也一律进入普通小学堂。二是如果寺观附近有荒山旷地，僧道能够开垦种植树木的，就免除其香税，并把土地给他们作为产业。根据他们所取得成效的大小，分别给予封赏；所给产业照章纳税，三年后缴纳地价，六年后按纳赋的规定办理，与平民相同。凡属礼部的事务，共八项。

译一、普遍兴办学校。国家依靠人才治理，人才依靠学习成就。必须做到人人都学习，然后才有可用的人才；必须做到各门学问都有专门研究，然后才有可用的学术。东西方各国学校遍布，分门别类的专门学校，约有数百种。前后相承，研究日益精密。只要能够选择其中好的加以学习，都足以作为我国的师法。奠定教育基础，首先在于端正蒙学。日本的普通小学和高等小学，就是各国的乡塾；寻常中学校和寻常高等师范学校，就是各国的郡学院；陆军学校及各专门学校，就是各国的实学、仕学院；大学院就是大学院。其学科分为法学、理学、文学，章程有初定的，也有改定的。为中国今天着想，不仅要学习它改定后的办法，也应当深入了解初定时的用意。懂得初定的用意，才不会有操之过急、轻率改易的心；学习改定后的办法，才不会有苟且简略、彼此歧异的弊端。比较其先后次序，宜先在各府州县城内设立一所小学堂。小学堂中，先专设寻常师范一班。选取各府州县学中的诸生，年龄二十至四十岁，品行自爱、文理通畅者四五十人至七八十人；人数多少，视学校大小酌定。聘请师范教师教导他们。三个月后，考试并让他们分班教授小学堂学生。由地方视学官每月会同师范教师，考察他们的学业和教学方法，评定其进步或退步，并分等评定优劣。第二年，在四乡分别设立小学堂：府州县大的设四十区，中等的设三十区，小的设二十区，酌情划分地段。有寺庙的，先借用寺庙办学。把师范生中优秀的分派为教习；其中优秀而愿意留在学堂专心学习的，听其自便。第一年师范生不收膳食费，考试优秀者分三等发给奖励：最优者五圆，优者四圆，次优者三圆。学生缴纳膳食费。第三年，就把先前设立的小学堂改为中学堂，仍把寻常师范学堂合并设在其中，同时教授西文，并另设高等师范学堂。所有学生都缴纳膳食费，数额各地酌定。这些属于官学。士绅富户私立，或由公众设立，也听其自便。开始建设时，报明视学官，由视学官转报文部，发给批准凭据。学堂教育章程和课本，均与官学相同；考试及发给凭证、确定出身，也都相同。第四年，各省城设立专门高等学堂；第五年，京师大学堂就可以设立了。凡第一次由官府创办的学校，书籍由学堂置备。其余学校，无论公立还是私立，都由学生自行置备书籍。有人捐资置备的，由官府给予奖励。凡各府州县公立、私立学堂，初设时以及设立以后经费不足的，由官府补助。这就是由各府州县小学、中学，依次发展到高等学堂、大学堂的次序。需要特别设立的，可仿照日本学习院，在京师五城扩设官学堂十区。凡宗室、八旗王公大臣的子弟，年满二十岁，或者达到入学年龄的（注：从六岁到十二岁，日本称为学龄，人人都入学），都进入其中。其普通及高等小学堂的课程等级，与各小学堂相同。毕业后，依次进入中学堂、大学堂，与汉族高才学生共同学习。对他们有所区别，是以特别尊崇而绝异的礼遇，使他们产生超出常人的上进心；与他们同等对待，则是平抑其倚仗尊贵的心理，消除显著区分彼此界限的看法。需要分别设立的，有各府州县的警察、法理、农业、工艺学堂，高等商业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可以稍缓设立的，有高等师范音乐学堂、盲哑学堂。凡官立学堂以及补助公立、私立学校的费用，都应列入预算。各省学堂由府州县税款支办。官办学堂则用停止八旗兵丁口粮的经费来办理。把从他们那里夺来的钱用于给他们以补偿，从而平息他们的怨恨；也就是用教育他们的办法来供养他们，这才合乎施政之道。听说普鲁士战胜法国时，群臣互相庆贺，其中一位卑微的士麦拿着小学校用的夏楚向众人展示，说：‘鞭打法就是这个！’这句话意义重大！考察三王的制度也不会错误，即使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对此感到疑惑。一、酌情改革科举。现在有一棵树，根扎在山崖深谷之间，上面压着巨石，生气只能向乙处四散而出。它的萌芽枝蘖经过很久，便长成丛生的荒莽。樵夫经过，砍掉其中三枝而留下另一枝。树根所受的生气，全都由这一枝通达，并且更加向旁边扩散。久而久之，树木森然，长成了树干；又过了很久，树干斜倚山崖，长到崖顶之外。石匠认为它可以做材料。树木的成长全靠这个樵夫了，却一定要说先前砍它三枝的人伤害了它的生命，不如丛莽因为没有材用，反而以无材为材，这是诬蔑树木的本性啊。科举妨碍学堂，正如砍掉树的三枝。怎么办呢？和科举一起妨碍学堂的，还有捐纳、保举。捐纳已经停止，但征召任用中的奏任、判任，任用某人办理事务，必须是他曾经学习过的内容，这仍然是保举，只不过不是从前那种保举了。这相当于砍掉树的两枝。凡应试科举而精通其门径的人，本来就是学堂中的上等人才。如今改革延续五百年的科举，使天下人才都从学堂这一条道路产生。天下士人中，二十五岁以下、天资聪颖而又有能力取得科举资格的人，一定没有不能进入学堂、学成一门专业的。二十六岁至四十岁的人，可以在师范学堂学习，研习小学堂师范课程和课本，教授乡里，或者接受各府州县以下官府的征召选拔，也不至于严重违背原来的专业。那些听说要改革科举便脸色惊变、惶惶不可终日的人，是四五十岁以上、以科举为业却不能凭此自立的人，希望科举不变，好守住旧有的根株。可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已经有子弟了。有人主张以策论代替制艺，有人主张学习经书，减少乡试、会试中制艺文章的篇数。学堂以学习为主，科举以文章为主；学问可以包含文章，文章却不能穷尽学问。与其以策论、制艺为主而在其中反复翻腾，不如摒弃策论、制艺，在它之外另求发展。二十五岁以下的诸生，从中学堂开始，也必须学习十年，毕业后才能为社会所用。在这十年中，三四五十岁的诸生，正可以选取学堂中关于文、理、法的课程书籍，如史学、哲学、地理、伦理、社会、教育、经济、财政、政治、数学、农学、商业十二门学科，凡已经翻译成书的，都普遍令其学习。考试时分为两场：第一场考试九经义一篇，擅长制艺的，听其作制艺一篇；第二场从十二门学科中分别提出问题考试。凡九经义、十二学中学习哪一门，都令考生自行申报。考试中式者，按所学门类登记，由考官咨送各专管部门，以便京内外各衙门征召选拔、任用。

译把期限定为十年。期限一满就停止。录取名额减半，大略依照嘉庆、道光年间的旧例。这也算是移花接木的近便方法，是吐故纳新的渐进途径。一、学堂首先学习绘图。山川、都邑，没有地图就不明白；户籍、水利，没有图就不清楚；警察事务，没有图就不灵便；海军、陆军，没有图就无法行动；矿山、铁路、工商，没有图就无法经营。地图确实是变法的轨道啊！测量绘图的学问，本来并不深奥，学习半年就能有所成就。日本初等小学就从事绘图。因此即使是工商人员出游，也没有不能右手拿铅笔、左手托着纸张，随所游览描绘各种地形地势的。现在拟在各府州县初设小学堂时，立即聘请一名测绘教习，专门教授测绘学生。地方大的二十人，中等的十六人，小的十二人。临时派出测量时，各减少四人，留下在堂学生，作为有人生病、发生事故，或学习不精、办事没有实效时的替补。图绘成后，由教习参照校订。一、分省设局翻译书籍。要收集一件皮衣的腋下毛皮，必须猎取千只狐狸；要寻找价值连城的璧玉，必须剖开万块璞石。这并不是喜欢故意把事情弄得烦难。西方政治制度和专门学术的书籍，经日本人列为学科的，大概已经超过百类；每一类之中，又有新旧不同的著作和各家的学说。大略估计我所知道的，数量大概又是上述的五六倍。至于西书的繁多，更是数不胜数。（注：据花之安《德国学校论》，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新撰书二万七百余种；英国一千八百七十年，新撰书三千四百八十九种。）如今中国要采取先从近处入手、再扩及远方的办法，应该先翻译日本的书。即使为了同种同文的便利，也应翻译日本的书。然而各省同时设立学堂，都需要课本；如果专靠一个省，来不及满足迫切需求，而各省争相兴办，又恐怕产生重复翻译的弊病。因此，应当大致划分门类，分给江南（注：苏州滩南书局并入）、上海、江西、湖北、湖南、山东、四川、浙江、福建、广东十处，利用原有书局经费，各自认领若干门类，聘请博通的人才，分年限加紧翻译。每完成一种，彼此分送；全部译完后，仍按门类分别汇集，由博通达识的人删去繁芜重复，汇集要旨、探取精微，编成一部书，供给求学者。这样既能收到通力合作的成效，也能成为博学详说的凭借。还有一种说法：如今天下新旧、南北的成见正喧嚣纷争。翻译书籍事务繁多，雅正的人才又难以得到。如果有人能够胜任，就应当打破疑忌，不只是借此实际事务来消除嫌隙、化解争端而已；以爱心和力量联合众人，大概也将由此开始。考察古代，有宋太祖修撰《太平御览》；考察近世，有我圣祖修撰《明史》，还有胡文忠的宝善堂、曾文正的忠义局。圣明的君主、贤哲的宰相，其神明的作用，难道不值得深思吗？一、权且设置文部总裁。中国教化方面的事务，由礼部负责；如果要开馆修书，就特派总裁，任用部、院、府、寺各官，分别承办编纂事务。日本的官制，旧日仿照《唐六典》；维新以后才建立文部，并设学务编习局。凡一切学校事务、设学区域、教育规则，都必须经过文部审定批准；授课书籍也不得不经文部检查。因此全国求学，轨道一致、途径相同。如今各省普遍设立学堂，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大学院各科的书籍，必须依次编成课本；又必须约定毕业年限。各家的学说既不遗漏，也不繁冗，使中等资质的人能够在限期内毕业。因此应请特派一位学问广博、通晓时事、素有声望的大臣担任总裁，设局编纂。或者让退休大臣仿照书局自行随带人员的旧例，在外地担任总裁，自行选聘宾客僚属，设局编纂。私人编拟课程书籍的，也全部由总裁审查核定，奏请朝廷敕定后颁行。一、明确规定学生的出身。南洋、北洋近三十年来，方言馆、武备学堂、水师学堂、陆师学堂日益增多。入学的学生，大多是中等资质及以下的人；那些资质高而优秀的，有的对此感到后悔。学成以后在仕途上又不被任用，社会也不看重，因为不足以和举人、进士的荣耀相比。因此贫困无聊的人，往往凭借所学，向外国人取得丰厚资财。既然如此，开始鼓舞天下的俊杰雄才，使他们的家人父子都愿意让家中有一人进入学堂、扬名成业，就必须先明确规定学生晋身进用的道路。凡读完小学至府州县寻常中学校毕业的，应发给凭证，作为生员；其中学校中师范、高等科成绩较多者，作为廪生。由此在文科方面，读完专门学校师范、高等科成绩较多者，作为贡生。由此在文科方面，读完专门学校文、法、理、学、农、医各科毕业的，应发给凭证，作为举人；又读完大学院文、法、理、农、工、医各科毕业的，应发给凭证，作为进士。专科中各专科成绩最多者，称为学士。武科方面，由贡生升入士官学校毕业的，应发给凭证，作为守备。又读完陆军大学校毕业的，应发给凭证，作为都司；内堂、外场各科成绩最多者，作为游击。学生最早入学，而学问丰富、聪明强健的人，从六七岁到成为进士、都司，已经二十多年。总计十七八年，一个学生在修金、衣食、住房、书籍方面的费用，宽泛估计每年六十圆，数目已经超过一千。何况专门学校在省城，大学在京城，又有舟车费用呢？士人之所以希望成为生员、举人、进士，是因为这些身份在国家中荣耀，日后又足以养活家庭。然而众多士人纷纷应试，中式者只有几百、几千人中的一人，未中者却屡次耗尽路费。直到白发苍苍、面色枯黄，仍不知悔改。逐人计算，这样的人数难道还少吗？一旦规定了学堂出身，那些沉溺于科举的人又将转移到学堂。风气一经鼓动，便会如云聚、如影随形。我没有见过非要等到官府普遍设立学校，学堂才会兴盛的道理。

译一、派遣亲贵出洋游历。国家初年规定，宗室王公不得私自出京，出京超过四十里便有罪。这是为汉民考虑，把宗室安置在没有事由的地方，实在是至仁之举。那些宗室王公，既然一出生就享有富贵，又不读书，也不亲近贤士大夫；入内就和宦官、园丁、差役、走卒、优伶一起骑马、蹴鞠，进行各种游戏，出外则面对显贵朝臣，凭神色举止表示自己的意向和可否。阁门差使，尽是前来拜跪。因此他们应当旁若无人地顾盼自得，专横自封，并说天下的事情已经全都知道了。西方人却不是这样，即使太子、诸王也无不进入学院，与学生按照同样的课程等级学习；而且无不经历军事官员的训练，受到提督的管束。这与《周礼》中师氏、保氏、大司乐会合太子而教育的制度相合。如今既然认为应当广设官学堂，教育宗室、八旗王公的子弟，那么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也应当采用各省因年力不能入学的诸生只读各科译本书的办法，令他们稍稍涉猎历代史鉴以及各国政治、外交史等书。每年春秋两季，朝廷轮流选派一二人，随同一位有文学、懂时务的卿贰出洋游历，考察各项事务。使他们经历道路和风涛震恐的危险，知道平时受宠逾分是可惭愧的；观察各国制造、警察、教育、武备等一切政治措施的精良，知道平时奢侈自大有多么荒谬；并亲自同外国诸王交往。他们通晓学问而我们浅陋，他们熟悉政务而我们疏忽，他们亲自到军队行伍中效力而我们懒惰。彼此相比而显出不足，就一定会惭愧奋发。子产说：安定国家，这是最大的事情。先使宗室王公、八旗大臣稍微知道天下有学问之事，天下就有安稳睡觉的日子了。一、省减官府仪卫。今上关于变法的谕旨说，要采取外国的长处，补足我国的短处；又令中外大臣酌量本省应当采用和合并的事项，并首先整顿朝廷典章。变法涉及朝廷典章，是治理确定、功业告成以后的议论，现在本来无暇顾及。而且礼俗方面的事情仍旧实行，也没有妨碍。我私下认为，只有警察官、弁、兵丁应采用西式短衣；此外，文武官员的仪卫可以裁减。本朝仪卫，一直沿用元、明制度；服役人员穿的也是元、明服装。西方人看见官员排开仪仗经过市集，曾经嗤笑，认为那像衣衫褴褛的乞丐，弯腰曲背、杂乱无章，拥挤在车舆前，既不美观又白白浪费。现在应当全部裁减。掌管军队的，用四名兵卫；掌管警察的，用两名警队。至于掌管文教、赋税、农业、商业的官员，本来没有使用卫队的必要。如果一定要保留古代命车、旗帜来区别等级威仪的礼制，那么文官可用车舆的帷幔，武官可用樊缨的区别来辨识。像《周礼》巾车所掌管的夏篆、夏镘、墨车、▯戋车、役车，以及龙勒、鹄缨的含义，都可以贯通采用。也可以使用旗帜，或者保留一把伞盖来代替九旗，并区别其名称和形制。司常所掌的旗、旃等物，以及旗、旌上绘画形象来象征事务、命名的办法，也可以类推采用。这样岂不是只需裁汰虚文，就能明显改变人们对变法的看法吗？合计二十二行省，文武大小各级官员每年支出的役食，节省的费用也不少。

译○凡属兵部的事务，共四项。一、把制兵衙役改编为警察，训练警察和巡逻队。变法怎样才能实行？这就像制造器物：国家是材料，学堂是工匠；但工匠不能徒手制造器物。刀锯、筑削、搏磨、梳理、雕刻，都必须依靠警察。西方警察有两种：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日本维新时，将行政警察兼理司法警察，隶属于内务省，另设总监统辖。厅、府、县的警察机关，共分十等，负责保护人民。其事务有四项：一是除害，二是卫生，三是查禁违法，四是搜捕罪犯。凡地方上有杀人、放火、殴斗、窃盗、越狱、伪造货币、欺诈、赌博、奸淫等事，发现就逮捕；民众告发的，就向官府说明，持传票前往逮捕。对路上的醉酒者、病人、老人、幼儿、妇女和外国人，予以保护。对异言异服、游戏而伤害败坏风俗、聚众横议和从事非法活动的，盘查禁止。查明道路、街市、村落、房屋的位置，居民的身份、家产和品行，清理道路沟渠，检查并保管遗失物，救助灾害。警察事务大致如此。因此，警察上通政府，下达偏僻乡土；平息教案，查问莽撞闹事者，稽查印花税，缉捕私铸，辅助学校，清理田赋，无不依赖警察。没有学堂，就没有警察的组织体制；没有警察，就没有实际功用。不过实行也要有次序。现在州县衙门有卯名和白役，多的超过一千，少的也有几百，长期成为百姓的祸害。制兵空额占十分之五六；留下的士兵又被镇将以下各级层层剥削，所得月饷连半个月的温饱都不够，大半只好靠做小贩维生。而户部每年计发马步战兵的军饷，仍有数百万。这两方面，一方面危害国家，一方面危害百姓。骤然裁撤，失业者就会很多，也难以安置。只有把他们改为警察，就能一举两得。办法应当是先在各府州县城设警察官，建立警察学堂，采用日本警察章程作为课本。调集各汛营制的兵丁以及各衙门差役，选取其中强壮的，进入学堂学习。三四个月后，先在城厢内外及大市镇实行，逐步扩展到四乡；并根据所辖户口多少酌定警察布置的疏密。制兵中年老体弱、未被选用的，发给一年口粮；有卯的差役中未被选用的，发给一年役食，使他们另谋生计。警察费用列入各府州县预算，用本地税款办理。这一办法，大概是把司市、司虣、司稽、匡人、掸人、野庐、修闾等职务合并为一。西方办法与古代制度相合，并且是变法的政务要领，这就是其中一项。一、为武科将领设立武备外院学。自从西学、西政的学说传入中国，有些人固守旧习，把一切混为一谈。即使有朝廷命令、疆吏帅臣的命令，最终也不能改变的，莫过于各营统兵官。他们自以为曾经跟随咸丰、同治年间的将帅，见过削平大寇的功劳，于是妄自尊大，轻视外国人为小敌。再加上钻营差事、克扣军饷，后来者依附前人，立功的念头本来就是虚假的，奉命行事的话也不真实。武科生学习使用刀弓，以取得科第；把这种本领用于行军作战，正如制艺不适合任官一样。与行伍出身相比，他们尤其在下。有人说，百姓贫困、财力枯竭，国内一片焦灼，为什么还要把拮据难得的资财用于应急时难以发挥作用的武备？裁减兵员、节省军饷，应当优先办理。然而弹压内部匪乱，难道能没有准备吗？作为斟酌变通的办法，应当停止武科，大量裁减营数。在各省水师、陆师武备学堂中设立外院学习班，各自限定人数名额，抽选武举人、武进士中曾经任职者，以及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中年力尚强、能够识字的人，另设简要课程，随班学习，按成绩评定高下。一两年后，把多次考试成绩优等的人，依次派充各留防营的营官、哨官。被替换下来的营官、哨官中，愿意到外院学习的，考核合格后，列入新班。营官、哨官也三年调换一次，使他们逐渐了解别人的长处，同时顾及自己原有的地位。轮流入学、改良进步，本来就是日本陆军户山学校的制度，可以仿效实行。一、另行设立毕业生练营。古语说：上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谁能废弃兵器？因为勇营将领不值得依靠、士卒又没有受过训练，主张大规模裁撤，这是对的。但军队如同潮水，不前进就会后退；又如轮机，每天使用就光洁明亮，间隔十天不用就会昏暗，一个月就会生锈，使用这部机器的人也会动作迟滞；而且工匠不熟悉机器性能，还将有不习惯的忧虑。对此怎能不设法呢？现在各省陆师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自亨利、康贝以及德国、日本军官来参观以后，都说学生的图画、操练等各项课程完全不违背他们的训练方法。学生中有志者也争相磨炼自己，希望得到一次实战机会。这种势头无法遏止。而且如果不让他们尝试，又有谁能验证所谓可用之人是否只是当面奉承，愿意尝试的人是否果真能够胜任呢？现在如果本应裁撤勇营十营，就裁撤十二营；把多裁两营省下的军饷，用来让已经毕业并领有凭证的学生自行募练两营，并用所学方法训练他们；营、哨官都从这里选取。仍然采用日本陆军经理学校的办法，按照课程实行，使他们能够练习军衣、粮饷、营幕、工程、疗病等事务。令课吏馆学习兵学的候补道、府官负责监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如果营务训练完成，由各督抚亲自检阅；把已经训练好的人分出五成，编入各营。再从各营抽选五成与他们互换。训练完成后，再把先前的五成继续分配到各营，如此交替更换。这样或许可以使教育成材的学生和留养兵勇的军饷两方面都不白白耗费，同时避免新旧之间不相协调的弊病。

译一、统一制造枪炮的工厂。听说各国训练军队，凡一国的军队，步伐、行列相同，枪炮的膛线、表尺、准心相同；枪的机件和枪托、刺刀的轻重长短、炮的轮座，也没有不同。每当得到新的制造方法，制成试用后，如果性能超过旧式，就全部更换。所有被替换下来的武器都交给商人，等中西发生事端时再借给中国。中国急需时，便出高价购买，交给军营；军营并不问它与已有武器是否相同，只要得到器械就行。又有时得到新枪，因为不是平日所操练的，便把它看作与旧枪一样，不加珍视。听说英国戈登曾对某提督说：中国军队使用的枪只适合旧式，新式枪没有用。某提督嫌他的话是欺骗、轻视中国。假如真让一个人糊里糊涂地把文绣附在身上，却不知道它的名称；把美味吃进腹中，却不知道它的滋味，那么戈登的话确实是对的。既然不能免除用兵而又必须训练军队，那么枪炮就不能不统一规格、仔细审定。现在中国制造枪炮的，只有天津、上海、江宁、武昌四厂；天津一厂已经烧毁。其余三厂所制枪炮，规格都不统一。原因是主持者喜欢自夸，不愿向别人取法，却不知道工艺没有统一标准，国威也会因此衰落。现在应选一名通晓各国兵学的人，督理三厂，普遍检查江南、湖北武库所储以及各营所用的武器和器械，大致分为三等。上等是最新式、射程最远的，例如小口径快枪，由三厂共同仿造并研究，供毕业生练营使用；中等是式样稍旧的，如毛瑟枪之类，供各防营使用（注：这就是戈登的意思）；下等是旧式的，如哈气开士之类，供各府州县警察和士兵使用；极旧的前膛枪，全部收回熔化后重新铸造。德国全国制造枪炮的只有两厂，钢料都出自克虏伯。治军有条理，强盛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凡属刑部的事务，共四项。一、增订现行章程。刑律不能立即讨论改革，其中道理极其复杂，时机也还没有到；但条理不能不增加。事情已经出现，法律却还不完备。德国民法极其完备精密，日本仿照它来审判民事诉讼，法律与各国相同，于是彼此都能行使国际公认的审判权而没有阻碍。既然如此，法律不完备，却想凭司法官所依据的法律来约束各国人，是做不到的；事情牵涉外国人，却想让我国人民通过诉讼伸张道理，也做不到。这不一定是因为外国人傲慢蛮横、倚仗强势，或狡猾善辩；只是各国人民的嗜好、饮食、体质、教育、职业、知识、风俗，没有一项相同。我国官吏即使不昏庸，也没有法律依据可以用来争辩。这就像徒手同手持利刃的人搏斗，没有不失败的。以商务一方面来说，外国法律通常较轻，我国法律通常较重；外国法律有专门条文，我国法律多采用类推。开港以来，所受的弊害已经很多。与其让华商延请讼师、引用西方法律，听候西方官员审判，哪里比得上增加法律条文，以保护我国人民、维护我国权利呢？现在若立即把各国刑法书籍引用进来，编成固定法典，若没有专家通才详细审察、斟酌参订，也不能适用。而且如果真的改革法律，百姓一天天聪明，事务也将更加繁多，不能没有纠察、守卫、孝养、任职、恭敬等方面的规章。制定法典尚且需要稍微等待，但六部、二十二行省的办事章程，每年都在增加。为什么偏偏对中外交涉关系重大的事情反而害怕制定呢？大略列举其要点：教案应当制定章程，租界应当制定章程，报馆应当制定章程，工商业应当制定章程，公司应当制定章程，银行应当制定章程。其中尤其重要的，没有比矿山更重要的。新约签订后，外国人开矿，内地人也接踵而来，土地、人工、盗贼、争讼以及中外纠纷交织在一起，如果没有章程，凭什么查察治理？况且今天所谓章程，就是日后制定法律的基础。应当把日本刑法同我国的禁令、风俗结合起来，写成可实行、可遵守的纲要，作为各府州县执行法律、办理司法的依据；随着时势随时修改，不嫌精细详尽。《法拿破仑治罪法》一书，特别是各国刑法家的冠冕，明治十年以后日本也稍加参用。又因为各国认为日本法律不完备，笞、杖、斩、杀等罪不足以惩治外国人，于是依据拿破仑法编订成书。其情势与我国正相类似。我们可以选取其中内容，增删损益。总而言之，以华人和外国人一律平等为原则。一、增加轻罪条目。法律严厉就难以犯罪吗？轻微就容易犯罪吗？按通常情理，人们无不认为法律严厉就难以犯罪。谁知法律太重反而难以施行；难以施行，那么犯罪者有十个，实际执行处罚的势必不过一两个；实际处罚不过一两个，有法律也无异于没有法律，百姓为什么不犯罪呢？罚金见于《吕刑》，罚役见于汉律，禁锢、夺取劳作见于历代律法，都是三代沿袭下来的旧法。明代把这些一概废除，统统用笞杖代替，认为保留它们对治理没有好处；然而废除它们对治理造成的危害却非常大。没有限额的罚款、没有期限的拘禁、数以千计的鞭笞、坠石拖锁的虐待情状，都是因为杖笞太轻、不足以惩罚，因而溢出横行的结果。工商各业又没有轻罪条目，禁令不能实行的事情越来越多。自徒刑以上就必然会破家；因钱财引起的诉讼使人倾家荡产，仁慈的人本来不忍心，笞杖又会毁坏形体、使人裸体，稍有身份体面的人也难以施行。这样权衡，增加制定章程，遇到华洋杂处的事务，自然应仿照外国法律，增加轻罪。日本的重罪如下四等：重惩役、轻惩役、重禁狱、轻禁狱，已经是对徒刑的变通。轻罪的刑罚有三种：一是重禁锢，二是轻禁锢，三是罚金。违反警察禁令的罪有两种：一是拘留，二是科处罚款。附加刑有六种：一是剥夺公权，二是停止公权，三是禁止处分财产，四是监视，五是罚金，六是没收。各种刑罚共有十五等，都是中等法律中徒、流以下的笞杖之罪。条目虽繁多却不残酷，刑罚虽轻却不可逃免；保留人的廉耻心，却不宽恕违法行为。正因为如此，禁令无不实行，风俗无不整肃。如果不采纳这种意思，地方官凭个人意愿判决，残暴的人虐待百姓，仁慈的人又放过有罪者，只能徒然被外国人讥笑。日本近来修订刑法，草案稍显严厉，其辨护士曾上书抗辩。日本采用西方法律，以慈爱审慎为主，尚且如此。

译一、整顿监狱。法律对于狱囚，防止弊端已经很周密；应当监禁而不监禁，罪只到杖六十。因此应予监禁的罪从杖八十起，重的可到绞刑。衣食供应有专门条文，凌虐囚犯可以申诉告发；食铺、店铺私自拘押轻罪犯，也有明文规定，查出便严办。立法如此严密，却仍然有班房私押、差役私刑，以及寒暑、疾病、瘟疫造成的瘐死不断增加；轻重罪囚不能完全分开，都是狱室污秽狭迫造成的。西方国家的监狱制度极其整齐详备，为防止囚犯瘐死，准备得无微不至。日本有禁锢场、拘留所，用来收容轻罪犯，都是值得采用的良法。中国只有刑部有杖刑而不收监的规定；外省州县却有拖累牵连、店铺侵虐的情况，比监狱还严重。平民受牵累的痛苦，比罪犯还厉害。说起来令人痛心！近来湖北大规模修缮监房，严格禁止私自拘押，用意非常好。应把这件事推行到各省，令各地设法清理整顿。一、实行诉讼税。《周礼》说，司寇审理诉讼，必须先让原告、被告双方把束矢和钧金交到朝廷，三天后再审理。想要提起诉讼，必须缴纳三十斤金；如果一方理亏，金子就没收入官。诉讼开始时，谁是谁非尚未确定，罪的轻重也要等判决后才知道，而这三十斤金却是罪责之外的费用，只是作为取信的凭证。解释经书的人认为，这是先王爱护百姓，不轻易受理诉讼，以免使百姓陷入刑罚的办法。日本仿照西方制度设置律师，称为代言人，后来改名为辨护士。这些人都是高等学堂法科毕业生，经司法部门考试发给执照后才允许充任。每日须缴金十圆，每年还要缴纳执照税，违法者处罚。涉及诉讼时，告诉状、答辩书、证据凭据的抄写本，必须购买使用商售的官造纸；不用这种纸，官府不予受理。纸张根据案件类别分色：钱谷案件，从金不满十圆、米不满五石，到金千圆、米五百石以上，分别使用黄、黄绿、橙黄、绿、黑色；人身案件用青色；土地、房屋案件用紫色；杂事用红色；文告用赭色。税额从五厘到五钱不等。法庭判决所用纸张，也依案件类别分色。原告、被告所用以及传唤状、法庭判决所用的官造纸，都由理屈的一方偿付纸税。案件结束后三天内，连同裁判费一并缴清并领取票据。未经官府许可而出售这种纸的，罚一百倍；购买者罚一半。这其中有《周礼》的遗意。如今各府州县审理诉讼，没有这项制度；然而百姓一旦打官司，就有代书费、号钱、传呈费，也叫号钱。告期每号一条六圆，传呈则根据事情大小，增加二三条号不等；还有经承费、拘提费、号单费、铺堂费、和息费、酬谢酒食费。官府虽然不能明目张胆收受赃贿，百姓仍然十分怨恨。如果明确规定诉讼税，并收取裁判费用，岂不是比把国家执行法律的事情变成差役收受贿赂的凭据更好吗？何况其中还有其他好处呢？凡属工部的事务，共四项。一、开办工艺院兼博览所。考察、制作器物的事情，是三代所重视的。制作木器、金器，刮磨砖土陶器，世代都以此设置官职，都是后世所说的工艺。中国人口众多却不富裕；要使民生富厚，工业仍比商业更加迫切。日本凭商业同欧洲抗衡，出口额屡次增加，出口的都是制造品，不愿以原料供给欧洲工厂。把原料给别人，我国就失去加工制造的利益；把成品给别人，我国就能分得别人的利润。然而没有学堂，工艺本来就无法达到精良。各国关于工艺学的理论，新道理不断出现，如土木工程、机器工程、冶金、采矿、化学材料、材料构造等，日本各门学科都有专书。大学院设有工科，还特别设立工业学校、技手学校，从中学堂、小学堂选取学生充任。应当在沿江、沿海的省会和各通商大埠，仿照设立若干处，以振兴制造业。博览会尤其有益于工艺：各种优良器物并列陈设，能激发竞争心；见到许多新奇物品，能产生巧妙构思。凡通商大城市，如苏州、杭州、四川、广东，制造器物常常优于其他省份，就是因为见闻广博。江、鄂已经设立商务局，应令商人受到鼓励，从各行业公会的款项中酌情筹集专款，设立博览所。就在工艺学堂外院设立博览所，把它作为劝勉工艺的辅助。漆器、铜器、雕琢器、文玩和日用器具、竹制品、皮制品等，各省的能工巧匠都集中起来陈列。最精良的，发给奖牌，或者设法帮助销售。原料方便而手艺粗拙的，就进入工艺学堂学习。外国货畅销，器物尤其应当多加准备，以便仿造。日本的新政以工商为基础，而工业尤其是商业的源头。一、补助各地采用多种动力机器。机器动力有多种，各省都可以仿照办理制造，但所使用的都依靠火力。火力机器必定要用引擎。蒸汽锅炉购买价格既高，建造工厂的费用更大；除非是交通便利的大城市、商业力量雄厚的地方，否则很难筹办。日本民间使用风力、水力、电力制造当地产品的很多。江西、福建的水碓、水磨也不少；但长江以北完全没有这种做法。不知道靠近山的地方，悬泉飞瀑，水可以发电，利用价值最大。地势平坦的地方，也可以因地制宜，利用重力造成高低落差。美国的风车，农家惯常使用。中国若变通旧有方法，就可以仿行。成本不高，集资也容易。自从台湾割让以后，糖和樟脑的价格日益上涨，而洋面、洋盐输入也逐渐增多。若不在各府州县适宜生产特产的地方，多设置利用风力、水力、电力的动力机器，就不足以便利民用，也无法挽回外流的财货。如今如果各府州县特别设置农商官，这件事自然会有专人负责；可以各按当地情况制定适宜办法，劝导工商业，兴办实业。然而距离江海较远的地方，风气尚未开通，富人害怕官府，低头退缩。倡导、保护这些事业，应当责成官员办理。如果资金力量不足，就应当由官府给予补助，斟酌确定补助比例，制定章程。这项官府补助的费用，可以列入每年预先编定的预算之内；或者在创办之初酌情免税，以宽裕其经营力量，这就是招集资金、劝导兴办的方法。西方人的商业政务中，有拨出公共款项帮助制造业者的办法。日本把补助营业资本列入年度支出表，作为财政支出的常规。那个国家君臣上下竭力谋求富强，讲求理财致富的书籍多得装满牛车。难道不知道让百姓自行经营，然后从他们辛苦所得的剩余中取得利益吗？孟子说：“春天巡视耕作，补助不足的人；秋天巡视收获，帮助不够的人。”老子说：“想要牢固地取得它，必定先给予它。”这确实是明白取得事物的道理。

译一、劝导集资创办矿业、铁路公司。天下为什么能够得到治理？交通畅通就能治理，利益公办就能治理。怎样才算畅通？工商事业的运输，政令法律的推行，丰年与灾年的相互调剂，征税与守备经费的相互补足，这样才算畅通。这是铁路的事情。怎样才算公办？把储藏的资源拿出来，满足人们彼此非常需要的要求，即使其中有些事情看似不便，也应当公办；聚集所储藏的资源，办理我们应当办理的事情，并资助有利于彼此转运的事业，即使其中有些事情极为便利，也应当公办。这是矿业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会混乱？混乱产生于想求得治理，却没有治理的方法，于是就混乱了。矿路事业的混乱，一方面在坟墓，一方面在房屋。房屋妨碍道路，应优厚补偿迁移费用，一个县不过几十家而已。开矿会妨碍风水，有的地方开矿而另一个地方不开，人们便以为矿路将要到达自己这里，于是人人自危。人人都有自危之心，就必然会危害我方，使事情失败。那么，怎样消除这种情况？答道：在于合与分。合，是从力量上说；分，是从次序上说。应当按照各府州县预先编定预算的方法，把情况明白告知天下，并说明某项事务应缴给官府多少，某项事务由地方筹办多少，分别从赋税中支出多少；还要说明矿业的利益、铁路的利益，使百姓都清楚一个府州县的收入和支出数额。有产业的人就会谋求开发其所藏资源，以减少自己应当负担的出资。没有力量出资的人，就谋求加入其中，开发其所藏资源，以增加自己应当取得的收益。这样就是合。合并之后，必须成立公司，而民众的智慧也需要借助他人才能逐渐开启。各省应在各府州县矿产最丰富、交通便利而没有障碍的地区，先设立一个官办机构，聘请、约请矿业工程师先行开办，以作倡导；听任绅士、百姓认购股份。办事人员兼用官员和绅士，并明确规定官民资本和办事范围的章程。随着机构设立矿业学堂，教授本地文字、义理通顺的子弟。有愿意集资成立公司另行开采的，由官府勘察明确后发给许可证，给予公司矿山方面的法律，使其遵守；并让毕业学生分批试办。公司资本达到五万两以上的，分别给予奖励。铁路方面，除主要干线外，官府不能全部开办。民间商人的运输以及车夫、骡夫的生计，如果没有公路，最终不能畅通。也应当劝导集资成立公司，听任民间自行办理。有愿意修筑的，报官勘察明确利益所在后发给许可证，就地聘请工程师，设立道路工程学堂，作为逐渐推广的办法。这就是合。民众的智慧不能一下子开启，要有专管官负责，有议院把各方联系起来，有学堂教化，有警察使交通畅通，有章程使办事便利；还要根据实际情形斟酌，规定年限，依次推进。这就是分。能够既合并力量又分清次序，大概就可以畅通了吧？难道不比让外国人掠夺占据更好吗？一、讲求治理黄河的新方法。自从明代潘季驯以来，关于治河的书，大多只是胡言乱语。鲧因堵塞水道而被诛，禹却因疏导水患而建立了功业。鲧奉尧的命令行事时，堵塞并不是尧的意思；禹鉴于父亲的错误计划，改变方法而采用疏导。因此，禹的功业，是用鲧的罪过换来的。禹善于改变，鲧却不肯改悔，所以禹成为帝王而鲧死去。孟子说‘水从地中流行’，这才是得到禹治水的本意啊。自元代直到现在，数百年来，以治河著名的人，都是鲧这一类。他们的书又喜欢谈贾鲁。贾鲁的功劳究竟在哪里？不依据圣人的道理，不能领会贾让的本意，只是一味把培薄增高作为事情，把都水监成案、河兵办法、库储奏销当作耳目依据，却说自己能够治河。当时的大臣只是随着这些事情加以补救，而奏议和政书，恰好成为河督以下官员每年侵冒一百数十万钱款的护身法。河怎么能够治好？即使如此，如果不变法，今后治河的大臣就没有一个不是鲧，也没有疏导河流的器具，不能另开一条河道，只能用畚箕等疏浚这条河；也只有培薄增高，奉鲧为老师罢了。蒙人所说的变法，已经具备测量的方法了；而改变河道的方法，尤其应以测量为根本。从龙门以下直到今天黄河入海的河口，地势的高低应当测量，河身应当测量，河道的宽窄也应当测量。从每年桃汛、伏汛开始直到霜降，再到冬季，每一方里能够容纳多少水，都应当测量。如今水积在地面上，每一方里积存的厚度是多少，也应当测量。因此应当专门设立河工学堂，招收学生六七千人，学习测量和工程技术。学生毕业后，从龙门以下每隔二十里设立一个局，每隔五里在河岸竖立一根铁表，直到海口为止；每局驻扎一名学生，每天往来测量并记录水势，作为功课。聘请熟悉水土性质的西洋工程师，购买适宜的挖泥机船，每十里配置一艘，命令它们每天往返于十里之间；用天津、通州以及山东清河的运粮驳船来运输泥土。（注：南漕改折后，这类船没有用途，可以用此办法消化。）运输的泥土卸在旧堤外面，以加厚堤岸外侧。按一千里计算，大约需要一百艘船；每艘约值一万四千银圆，共需一百四十万银圆。又设立学堂，聘请河工教师，以及运输泥土、储存煤炭、修理船只和船坞等一切费用，每年二十万圆。裁减河督以下官兵以及奏销所用的每年款项，用来支付这些费用。即使超出二三十万，而每艘机船每天清除若干方土，河身就降低若干方，也就增加了若干方的蓄水量。不断疏浚，计划在平水时期使河床低于地面五尺；船只减去一半，水位每降低一尺，船只再减去七成，保留三成作为常备。若遇到大涨水，有河槽逼近堤岸、突出而成为险工的地方，就采用圣祖切滩抽沟的办法，把三数艘船聚集在河流中部，或者靠近对岸来疏解。各省的工科道以及各府州县的工科专官，都可以裁撤，河督以下的官员也都可以裁省。二十年以后，应当会有河流顺着河道安稳流行的日子，河工方面的旧案也都可以烧毁了。有人说裁官是为了节省费用，但又要用这些费用来治河，甚至还可能超过原数，这不是办法。哪里有既节省财力又能治理河流的方法呢？那么可以告诉他：英国在一千六百九十四年年末，曾经以一百万圆设立官办银行，有筹措归还水陆军饷的办法。

译以上各项事务，散见于六部的共有四十二篇。其实施的次序是：第一，设立议政院和课吏馆；各府州县城设置中学堂；先教授测绘和师范，教授警察学；各省设局编纂小学堂、中学堂的课本；翻译各国历史及各门学科的书籍；户部、各省布政司以及各府州县实行预算表。第二，划分职权，确定省级官员俸禄；各府州县实行测绘和警察制度，确定税目，增加法律章程；废除厘金，停止捐纳，改革科举，实行决算制度。第三，各府州县分别在各乡设置小学堂，振兴农业、工业和商业，抽调训练营兵，减少官府仪卫。而且每一项事务，有的按照事情办理的先后等级确定比例，有的按照各省的财力确定比例。比例确定后，分年就可以办理。由督抚自行确定，再由六部考核督促。☆总理衙门 ○议办邮政折 奏报：为遵奉圣旨议办邮政，请求利用海关现已设置的邮递机构加以推广，并与各国联合，以便利商民、收回利权，恭敬地上折请求圣上鉴察此事。臣衙门收到署理南洋大臣张之洞抄送的文书，拟请设立邮政并请求敕令议定章程一件。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恭敬地奉到电传谕旨：邮政一事，总理衙门已经筹议，粗略已有头绪。谨此敬奉遵行。由此可见圣明的君主周到体恤商旅、沟通意志、体察人情的深厚心意。查原奏中说，泰西各国的邮政，其重要性等同于铁路，特设大臣总管，所取费用很少而获得的利益很大；权力统一，商民都能受益。近来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上海以及各口岸设立邮局，实在违背万国通行的惯例。此前南洋大臣曾国荃根据道员薛福成、委员李圭、税务司葛显礼等往返讨论的条款，咨送总理衙门，责成总税务司赫德详细议定。赫德说，这项举措能够充裕国家、便利百姓，是可以办成的事情。至于由税关办理邮递，因为与国家设置的体制不同，所以推广时往往多有阻碍。现在又同葛显礼当面进一步筹议，知道他熟悉实际情形，各关税务司中熟悉办法的人应当也不少。请敕令总理衙门转行责成赫德，妥善议定章程后开办，并立即推广到沿江、沿海各省以及内地水陆各路；务必让各国全部撤回所设信局，并同各国联合，使彼此传递文书信件等。臣等查考，光绪二年间，赫德因议办滇案，请求设立传送信件的官局，这是邮政开始的起点。臣衙门在四年间写信同北洋大臣李鸿章商议，他又说，计划开设天津、京城、烟台、牛庄、上海五处，略仿泰西邮政的办法，交由赫德管理。后来由于各国纷纷在上海以及各口岸设立邮局，担心它们侵占华民的生计。九年间，适逢德国使臣巴兰德前来请求派员参加会议。十一年，曾国荃咨称州同李圭分条陈述邮政的各种利益。又据宁关税务司葛显礼申报，香港英国监督曾表示愿意把上海英国邮局改归华关自办。臣衙门先后命令江海关道、总税司筹议，并咨送南北洋大臣查核。十六年三月发文，赫德认为所拟办法既不损害民间局，于是就在各通商口岸推广办理，计划等办出规模后再行请旨确定设立。这就是大臣张之洞所说各税关试办邮递的起源。臣等又查阅宁海、江海各关道的来禀，他们常说税关邮局未经奏准，外国人可以借此为借口。十八年冬，赫德也说，创办数年来十分艰难，如果再不奏请正式设立官办邮政局，恐怕会另生枝节。十九年五月，接连收到李鸿章、刘坤一的咨文，据江海关道聂缉规禀报：上海英美工部局目前正在议设各口信局；将来中国再议推广，必定更加困难，等等。可见原奏所说体制不同、推广时多有阻碍，确实是洞察问题症结的论断。至于各国通行邮政每年收入巨额钱财一事，考察泰西邮政，自乾隆初年曾国开始议论代替民间办理，统一由地位相当于卿贰的大臣主管，各国认为这样上下都便利，于是仿效。光绪十九年，葛显礼呈送《万国邮政条例》，参加联合的国家有六十多个。大体上先购买邮票，把邮票贴在信面上送到邮局，以抵缴信资；每封口信重量五钱的，收银四分，路途遥远的酌情加收。所收费用既少，又有确定的递送期限而不会遗失折损，百货价格的涨跌、万里之外的起居消息，都可以随时直接传达。遇有事情时，还可以查禁敌国的私函。正如原奏所说，权力统一，既有利于商人和百姓，也是有利于国家的重要政务。又查自十八年以来，美国一国邮局清单中，一年收入银圆达到六十四兆二十万九千四百九十元之多。张之洞所举英国的收入，是三四千万两白银，大概只是约略的说法。利益等同于铁路，确实不是虚言。而且西方各国的邮政同电报局相辅相成，用火车、轮船递送邮件。近年法国设立公司轮船十艘，统称为信船，遇到口岸就停泊；信包没有送到，不能起锚。它们郑重到这种程度。中国在旧金山、檀香山、新加坡、槟榔屿、古巴、秘鲁经商、做工和居住的人，不下数百万人。据李圭禀称，这些工人有一封家书，十年都没有送到。原因是邮政联合组织有扣留、阻止与没有订约国家往来文书的规定。中国如果实行邮政，就可以用所得收入购置轮船出洋，借传递信件来流通商品。它对挽回利权所起的关系尤其重大。臣等广泛访察、周密咨询，知道这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因此在十九年发文命令赫德详细讨论，确认是否确实不妨碍小民的生计。上年六月至十二月，又同总税司当面商议多次。先后收到他递交的四项章程，共四十四款。臣等详细阅看，大体已经清楚明白，自然应当及时开办。现请求下旨敕令臣衙门，转行命令总税务司赫德专门负责此事，仍由臣衙门总揽其成，大致依照各口新关的规制办理。立即按照赫德现拟章程，定期举办。应当制作的单据纸张，也由赫德一手管理。遇到需要酌情修改、增加的地方，随时呈报，由臣衙门核定，以求有利而无弊。至于赫德原呈中所说的万国联约邮政公会，设在瑞士国，应当准备照会，由出使大臣转交该国执政大臣，作为申请入会的凭据。自然可以援引万国通例，转告各国，将在中国设立的信局一律撤回。按照咸丰八年俄约、光绪十二年法约，原本已经明确载有两国公文、信件互相递送的条款。中国既然入会并开设邮局，各国就没有借口。以上所议，如果蒙皇上允许，即由臣衙门敬谨遵行，分别咨议，发文命令办理。

译等到办事有了头绪，就推广到内地水陆各路，限期兴办。一面咨行沿江、沿海以及内地各直省的将军、督抚知照；到期便把简要办法交给地方州县，晓谕商民，使他们都知道其中的便利。凡是民间邮局，仍旧允许开设，不夺取小民的利益；并准许他们到官局报明，领取单据，按照章程协助传送。务求同各地电报互相配合。至于江海轮船以及将来铁路通达的地方，应当如何交寄文书信件，由总税务司同各局人员会商办理。邮政局每年的收入、支出款目，由总税司按期申报臣衙门汇总核查后奏报。所有遵照议定推广海关邮递、开设官局以及同各国联合的各种缘由，理应专折详细陈述。赫德所拟章程条款另列清单，恭敬呈给皇上御览，伏请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谨奏。☆容闳 ○请创办银行章程——银行总纲四条 一、开办权限。银行起源于泰西，英国、法国等国多次修改章程，越改越精良，其中以美国的最为完善，日本银行也多有采用。现在拟参照美国银行章程，先在京都设立总行，随后在各省省城及通商口岸分别设立分行。总银行资本以一千万元为限额，全部由户部筹拨；由皇帝钦派大臣监督办理，并专门派遣大员总办。分银行则由督办、总办陆续招募商人集资入股，选择地点开设。总行、分行一切应办理的事务，随时拟定章程，咨报户部办理。一、印发券票。泰西各国有国债券，无论数千万元还是数百万元，都由银行筹集款项缴付。现在拟借用商民的钱款，给他们凭据，称为债券；银元在市场流通，则用纸币代替，称为银票。这两种票券都由总银行用机器制造，或者暂时先到海外订制。借券年息为五厘，以便各分行缴银领取债券；凡商民愿意购买的，也可以照此领取。银票按照资本定额发行。例如资本为一千万元，应提取六成，即六百万元存入库中；这六百万元中又按八成制成银票，共四百八十万元。票面载明有库款作为抵押。资本多而票额少，随时可以兑现，与凭空发行纸币不同，因此自然没有折价贬值的忧虑。银票在各省通行，可以抵缴钱粮，缴入藩库后即可作为京饷起解。开办以后，京内外流通资本更加充足，就按照章程增加发行银票。银票的钢模、雕刻，纸张的定制，都经过数十道工序制成，正面用华文，背面用西文，花纹精细，绝难仿造；仍由户部编号、加盖印戳，然后发行流通。每月已经发行和未发行的各项数目，都详细登记在册。发行的银票如果日久破损，准许兑换新票。收回的旧票，要当众核对号码并销毁。一、扩大分行。总行既然拨出官款，分行就应当招募商人入股。京都繁华，可以设置几处分行；各省省会以及通商大埠，如上海等处，依次招募商人开设。泰西因发行、使用券票，称为国家银行；现在请求设立牌号，称为某某官银行。如果集资十万元，应先缴纳银三万元，按缴银数额发给借券；股本越多，借券就逐渐增加，总数以股本三分之一为限。这些借券在各地官银行开业时，仍缴存总银行，由总银行发给凭单；每年给付五厘利息，并按照缴存借券的多少，减成另领银票。减成比例又按照股本多少酌定等级。股本五十万以下的，按所缴借券领取九成银票；五十万以上的，领取八成；一百万元以上的，领取七成五；三百万元以上

译的，领取六成。这样，股本越多，所领取银票的比例反而越低。这些银票的需要量，须在总银行额定的四百八十万元银票之外，另行随时印造。万一分行亏损，已经存放在总行的借券可以抵保，而且借券数额多于银票数额。除去抵偿亏损之外，仍有余款，可以用来派员查账等。再有盈余，仍然退还给各股商，并按照西方惯例，凡是银票存款和股本，每年正月七日收税两次。每次把已经发行的银票总额核算后，发行部分收税五毫，存款部分二毫半，股本部分二毫半，合计一厘；两次共计二厘。税收极少，不会妨碍生意。其余尚未领取借券的票号、钱庄，如果愿意改办官银行，也准许缴银领取借券，一律办理；牌号听任沿用旧名，不必更改。一、兼管铸造。现在铜钱日益减少，金银两种钱币尤其缺乏。拟由京都总银行铸造金银钱。近来金钱方面，外国交涉逐渐增多；其重量和成色务必同西式统一，这样中外都能通行，不至于因为金价先行贬低而折价。既然如此，对金的需要将越来越多，金矿应当尽力开采。用土法淘洗，所得很少；应当聘请矿师、购买机器，广泛开采，以求迅速。开采出来的金，统一运到京都铸钱，不得私自出售运往海外，以杜绝财货外漏，这样可以收回不少利权。如果矿金不足以铸造，可以暂且等待时机；并且可以先铸造银元，以便利民用。现在查知各省官局已经铸造银钱，其成色高低务必统一；如果有参差不齐，关系很大。请敕令把各省新铸银钱的式样送总银行查验；每年共铸多少数目，也必须咨报，以便稽查核验。总行章程十二条 一、总银行替户部筹款，本来同分行专门经营生意不同；只是创办之初，分行尚未设立，拟请暂时收受官府和商人的存款，以及汇划支付等款项，以此倡导分行的商办。经营一切事务，尤其在于任用得人。应由总办聘请美国熟练人员，分别负责各项事务；详细核查收入和支出，以免遗漏，并彰显最大的信誉。逐渐同各国著名银行联络，使汇划能够畅通，紧急时可以依靠；款项都归于实际用途，人员不得虚设。所有职员，一概不得徇私滥用。一、总银行从总办以下人员的薪水以及公用费用，应准许列作正常开销，暂时从拨给的资本中支付。等到银票流通、铸钱获利以后，自然应当专门拨出若干成数作为行用。一切款目每月结报一次，每年总核一次；编成总册，分发各省分行，并详细报送户部备案。总银行的册簿，户部堂官和司官可以随时查阅。一、所拨资本一千万元，除六百万元存入库中外，还余四百万元，预备用于购地建屋、制造库房、机器、钢模、纸张以及铸造金银等。获准以后，请先拨出若干，以便布置一切。一、铸造金银所需费用较大；如果资本不足以周转，应当设法筹拨，使转运迅速，不致长期搁置资本。以后户部应当发放军饷，如果用金银钱和银票较为便利，就可以酌情搭配发放。若创办之初市场价格尚未稳定，或者有涨落等情形，再斟酌办理，以求完善。一、新开的金矿，或者全部归官府办理，或者招募商人集资入股。商股应得的金，拟按照当时市价发给铸成的金钱，以免金砂、金块转卖到海外。这里仍恐怕难以避免偷漏，必须命令经办人员随时稽查并结报。

译一、总行负有稽查分行的责任。买空卖空，自然应当严禁。如果各行有违反规定的事情，可以派委员到该行查账；如有应当修改、增加或撤销的事项，应核定办理费用，列入公款开销。如果派出的人员有滋扰、勒索等事情，准许分行详细报告，立即撤换。一、总行收藏在铁柜中的借券以及各种钢模，每年须由户部会同查看一次，检查有无损坏、泄漏，并登记在册。已经停办的银行，其印制银票的钢模，随时验明后销毁。一、收取的借券，除官银行按照规定领取外，其余绅士、商人、士人和百姓都可以买，应付年息五厘；无论在哪个官银行，都一律验票支付。所支付的银两，由官银行报明总银行，再提取款项划还。一、收取借券的现银，实际上同借用商人款项没有差别；因为有银行付息，比较容易取得信任。等到集成巨额款项后，可以用来整顿海军、陆军，以及一切保护疆土、振兴商务的事务。一、泰西的借券名目不一，用于哪项工程，就称为什么借券。有的期限二十年，有的三十年，券内都载明年限；只要按年付息，民众就都会信任。期限届满后，仍可延长若干年，换发新券。一、铁路招募商人承办，倡议已经很久了。只准华商承办，不许暗中招募洋股；而且铁路线路长、款项少，势必难以普遍修筑。只是总银行和分行设立以后，借券畅行，可以另发铁路借券，每张一百元至五百元，或者一千元。商民因为信赖银行，也就深信国家，必定会争相购买。全国铁路就不难同时修筑了。一、借券的式样，大约长方一尺多，上面列本票，下面排列四十张方寸大小的小票，即息票。到期时拿到银行，剪去一张小票，就可以当场领取利息；下一次到期，再剪去一张。每年付息两次。小票剪完，年限就已经届满，可以凭本票收回本金。这种办法很好，制度也很精密。现恭敬地把图式绘列在下：（缺图，见原书Ｐ１８０）分行章程二十四条 一、分设官银行的牌号、住址、董事人数、集资股数、每人持有股数以及每股先收款额，都应当设立合同册簿，刻制印记，开列报告总银行，转报户部，由户部发给准许开办的执照；并申报本省藩司以及地方官立案，以备查考。一、官银行如果集资十万元，应等开办获利以后，逐渐提存公积银，直到二万元为止，作为余本。万一股本亏损，除把余本全部用来赔偿外，不再追查各股商的私人财产。这是有限公司，可以使股商不受牵累。一、开设之日，按照西方惯例先定二十年期限；如果没有违反规定的事情，准许继续开办。如果期限未满，查出有违反规定的事情，就命令停办；或者三分之二的股商不愿继续开办，也可以随时开会决定停办。一、股商购买的股份，就是自己的产业。如果想转卖给别人，可以到本行报明，在册簿中更换新股商的姓名和住址。如果没有报明更换，假如有应当追究股商的事情，仍然只追究旧股商。一、股商公推董事，至少五人；董事中再推举一人为总董、一人为副董、一人为本行总理，都必须是持股稍多的人。至于雇用会计等人员，都必须有确实的担保，并制定奖惩办法。凡收买汇票、期票以及代为存储银两、办理抵押款项，都由总理主持。一、股本收进一半，就可以申报请求开办；尚未收齐的股本，分期继续收取。如果股商或代股商办事的人，在续收股本时到期不缴，就发出传单声明转售。假如没有人愿意购买，那么该股已经缴付的本金，准许在六个月内由董事会议决定处理；如果因此造成资本不足，就立即查账停办。一、如果想要扩大业务、增加资本，或者三分之二的股商想要减少资本，都必须详细报告总银行批准，以便确定借券多少，按照规定增减。一、每年正月、七月，由公推的董事聚集议决行务。董事任职期限以一年为限；如果众人一致同意，也可以连任。每个股商按照持股多少领取若干张议事单，上面备有“是”“否”字样；不能亲自到场的，可以托其他股商代为议决，但本行办事人员不参与其中。股商如果拖欠本行款项，不准参加会议。一、钱庄、票号如果资本充足，可以改办官银行，不必另换牌号；如果有数家合并为一家，牌号听任自行确定。都必须把资本数额报告总银行，按照规定核办。一、每六个月由董事查核，除去开销后有多少净利，每股就分派多少利息。所得净利应当先提取百分之十，划入下一期账内，作为公积银；等到公积银与股本合计达到二十成的数额，才停止提取。一、银行借给一家公司、一个商家或一个人的款项，期限规定为六个月。如果想延长期限，必须经董事议决批准；借款数额不得超过已收股本的百分之十。至于收买期票、汇票以及有抵押的生意，不在此限。一、银行股份票不准在本行抵押。本行资本不得移作各项公共事业的字号资本。如果股商拖欠本行银款，超过期限仍不偿还，可以收回其股份，准许在六个月内售出，或者当众拍卖归款；否则总银行可以查账并勒令停业。一、银行领取的银票，原本是为了随时使用，不准拿来抵押现银、作为增加股本；也不准抽出原定股本，用银票充作股本。一、各银行应在每年正月、七月期间十日以内，开列上期已经发行的银票、收进的存款；除去存放在总行的借券外，把全部股本合并核算，各项分别是多少，由首董、账房等签字，呈缴总银行备查。如果有不按期报告的，议定罚款若干元，并在应付借券利息中扣除。一、官银行领取的银票，如果遭遇水灾、火灾等意外，准许由该银行提出实际凭据，具结后请求总银行换发新票，补足损失的数额。一、官银行领取的银票，虽然有缴存的借券作为抵保，但银行内部仍须存放现银二十五成。（指已发行银票和收进存款两项合计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以备兑现，使其没有缺乏现银的忧虑。

译一、外省各官银行，应在所备现银二十五成之内酌情提取若干，存放在京都总银行。总银行把这笔银另立款项储存，不经营、不计息，以备各省官银行到京都兑现。总银行收银以后，给各省官银行收条；官银行也可以把这张收条作为本行存银数额。总的目的是使京城内外银票流通，以彰明信用。一、各处官银行领取的银票，准许用来缴纳地丁钱粮、厘金、监课等款项，和现银一样，不打折扣。只有进出口关税仍然使用现银。一、京城内外各处官府的款项、军饷，如果有可以交银行存放的，就在附近交存生息；应当解送京饷、协饷的，也可以命令该行汇解，以求简便。一、银行借款、拆息、期票、汇票等，应收利息须按照各地市场通常的标准议定，不得超过限额。如果有违反规定、收取过重利息的，就没收其存放在总银行的借券利息，并准许人控告，命令银行偿还。一、银行不得收买地基。除建造本行及分行房屋所需的地基外，如果因欠款抵押，或者债务人无从追索而取得地基作为还款，暂时掌管后就必须出售，不得超过两年半期限。凡抵押的地基、房产，其价值也必须超过抵押款一倍，以表示慎重。一、银行银票如果有人持票到该行兑现而银行不按规定支付，准许持票人控告；由总银行查明属实后议罚，或者收管该银行的资本簿据，代为管理各项账目。一、银行停办以后，应把所存现银缴给总银行，用来代付已经发行的银票；总行收回银票并支付现银以后，就把该行牌号的银票销毁，不再发行。以前缴存、用作银票抵保的借券，可以仍然发还，任凭持有人作何种开支。一、银行自己准备停办，却暗中把期票、汇票抵押的产业文据改换成他人姓名，企图巧妙逃避责任，一经查出，从重议罚。

译☆王文韶 ○奏请开设天津中西学堂疏 为道员创办西学学堂，倡导捐款集资，不动用公款，奏明立案，恭敬地上折请求圣上鉴察此事。臣私下根据津海关道盛宣怀禀报：自强的方法，以培养造就人才为根本；求取人才的方法，以设立学堂为先。光绪十二年以前，关道周馥曾请在津郡设立博文书院，招募学生，教授中西有用之学；后来由于同税务司德璀琳意见不合，筹款十分艰难，以致已经建成的房屋抵押给银行，始终不能开办。只是学堂晚设一年，人才就晚出一年。日本援照西方法令，广泛开设学堂、书院；不只是海军、陆军将领和军官从学堂中选取，外交部门出使人员以及制造、采矿等方面的工人，也都从学堂中选取。中国聪明有才智的人，哪里会没有？只是从众人之中选取将帅人才，却在诗文、帖括中选拔出使人才；至于制造工艺，则都使用不通文理、不懂测算的工匠，却想同各国比较长短，实在困难。该道拟请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用来培养造就人才。只是二等学堂的课程，必须学习四年，才能升入头等学堂。头等学堂的课程也必须学习四年，才能进入专门学科，不得越级。现在拟议变通办法以求加快进度：二等学堂今年即从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先招收已经学完小学堂第三年课程的学生三十名，编为第一班；已经学完第二年课程的三十名，编为第二班；已经学完第一年课程的三十名，编为第三班。明年再招三十名，编为第四班，共计一百二十名。第二年起，每年即可从第一班选拔三十名，升入头等学堂，其余学生依次递升；仍然每年选拔三十名入堂，补充第四班的名额，如此源源不断。这就是外国所谓小学堂。至于头等学堂，今年先招收已经学完大学堂第一年课程的学生，精选三十名，编为末班；明年即可升入第三班，并从二等学堂第一班选取三十名，升补头等学堂第四班的空缺。以后按年递升，也以一百二十名为定额。到第四年，头等学堂第一班的三十名学生，准许领取考试凭单，选拔出堂：或者派往海外，分途历练；或者酌情委派担任洋务职务。这就是外国所谓大学堂。该道与曾经担任教习的美国驻天津副领事丁家立反复考察研究，斟酌拟定了头等、二等学堂的章程和课程，务求切实可行、容易办成。估计头等学堂每年需要经费银四万多两，二等学堂需要经费银一万五千多两，共需银五万五千多两。如今国事用款繁多，国库空虚，事情虽然应当办理，但经费实在难以筹集。查天津海关税务，近来税收还算旺盛，该道愿意每年捐助银一万五千两；又自光绪十九年禀明，天津米麦进口每石专门抽取银三厘，作为博文书院经费，每年可收到捐银三四千两。现在拟议每石改收银五厘，也不算多。又电报局各商号每年拟捐缴英洋二万元，招商局各商号每年捐缴规银二万两，合计每年可收银五万四五千两，以此拨充学堂经费，基本可以相抵。头等学堂，全部依照前督臣李鸿章批准的周馥原议，以博文书院的房屋作为专门校舍。现已由广西臬司胡▯▯▯设法筹款，向银行赎回。至于应当购买的格致、化学器具和书籍，以及聘请教习的路费、创办时所需的各项费用，都不列入常年经费。从光绪十九年起至本年四月止，米捐存银八千多两，应当立即核实后动用。二等学堂必须另找地点建造房屋。拟定开办初年，教习和学生尚未齐备，应从结余经费中拨用，不必请求发给公款。在房屋建成以前，借用头等学堂暂时居住。现拟定章程和课程，禀请具奏立案。臣查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八日奉到上谕：自古以来，求得天下治理的方法，必须顺应时势、因时制宜，何况如今国事艰难，更应当上下一心，谋求自强，消除隐患。朕日夜忧劳，吸取以往的教训以警戒后来，只把革除积久的陋习、努力推行实际政务作为首要之事。近来屡次接到中外臣工陈述时务的奏章，朕详细阅读，择取其中可行者施行。比如修筑铁路、铸造钱币、制造机器、开采矿产、折征南漕、减少兵额、创办邮政、训练陆军、整顿海军、设立学堂，大体都以筹措军饷、训练军队为急务，以体恤商人、惠及工人为根本，都应及时举办。钦此。设立学堂，就是其中应当办理的一项。凡铁路、机器、开矿、治军等事务，都可以以西法为准则；那么培养人才尤其应当以学堂为急务。该道等人仰体时局艰难，就在自己任内以及经营招商、电报各局的范围内设法筹款创办，完全不动用公款，实在是讲求时务、公而忘私。所拟章程也都周密妥当，应当立即照办。只是学堂事务繁多、责任重大，必须由通晓西学、能够全面核查的人员认真管理，才不至于徒有其名而没有实际成效。查二品衔候选道伍廷芳，可以委派为头等学堂总办；同知衔候补知县蔡绍基，可以委派为二等学堂总办；并聘请美国人丁家立担任总教习。一切应办事务，仍责成盛宣怀会同伍廷芳等妥善迅速办理，以免因循拖延，虚度岁月。会办、提调、监督等名目，一概删除，借以节省开支并杜绝事务纷杂。除分别发文饬令办理，以及将章程咨送军机处、总理衙门查核以外，所有创设北洋西学学堂的缘由，理应恭敬地缮写奏折呈上，恭请皇上明察裁示。谨奏。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具奏。十四日奉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译☆孙家鼐 ○奏请官书局开办章程疏 奏请圣旨裁定此事。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奉到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新设官书局、派大员管理的一份奏折，着派孙家鼐管理。钦此。臣恭敬地接受谕旨，日夜筹划思考，并且与原来办理书局的各位臣僚尽心商议斟酌，谨慎拟定开办章程，分条列出，恭呈御览。一、收藏书籍。拟设藏书院，恭敬收藏历朝圣训、钦定诸书，以及各衙门现行则例、各省通志和有关河运、漕运、盐运的政书。并请准许向各处发文索取，储存陈列其中。对于古今经、史、子、集四部书中涉及政治、学业的，一律购买置于院内，以备留心时事、讲求学问的人入院借阅，扩大他们的知识。一、刊刻书籍。拟设刊书处，翻译、刊刻各国书籍。凡律例、公法、商务、农务、制造、测算等学问，以及武备、工程等书籍，只要有益于国家经济、民生和交涉事务的，都译成中国文字，广泛流传。一、准备仪器。拟设游艺院，广泛购买化学、电学、光学等各种新式机器，以及矿物、地质、动物、植物等各种异产，分别归类，逐门陈列，使学习者用心观察、亲手试验，考察研究，眼前看得明白，心里也理解清楚。将来如果制造船只、枪炮等物，就可以辨别材料的优劣、物价的高低和使用方法的利钝，不至于受人蒙蔽。一、广泛教授学习。拟设学堂一所，聘请一名精通中外文理的人担任教习。凡京官中年富力强者，其子弟资质聪颖、性情安详端正，如果愿意学习语言文字及制造等方法，听凭他们酌量缴纳学费，入馆学习。一、筹措经费。总理衙门原奏每月拨银一千两。查局中用款以聘请教习、翻译书籍为大宗，此外翻译报纸以及书手、工匠、役夫等人的工钱和伙食，费用也不少；每月一千两，只够供给各项日常开支。至于购买图书、器具等款项，尚无来源。原来零星招募、投办的方式过于琐碎，自应遵照原奏，斟酌核定收纳。现在事情属于创办阶段，所需款数难以预先确定，只有利用现有经费，逐步兴办；总要把节省开支作为扩充事业的基础，切实戒除滥费，以求收到实际成效。一、划分职掌。上年部院诸臣开设书局，仓促举办，只草率定下规模，议事还没有统一。拟将局中各项事务分别划定职责，使各人心志专一，可以期待每天都有成效。所有在局办事诸臣的职名，另列清单呈请御览。一、刊刻印信。拟刻制一方木质关防，上面刻作“管理官书局大臣之关防”。凡向总理衙门领取经费以及办理公文事务，就以此作为凭信。以上七条，如果蒙准许，臣就恭敬谨慎地遵行，从今天起开办。臣私下认为，同治初年总理衙门请求设立同文馆，倭文端公上疏竭力争辩，立即使这项议案受阻。假如这个书局在三十年前就已开办，那么当年在其中学习的编修、检讨等官员，如今都已经位居卿贰了。用这些人来更新百般政务，努力谋求富强，怎么能断定不能超过泰西各国呢？唉！香隐。臣开办初期所拟的章程，事务归于简明扼要；尚未办到的事情，今后逐渐谋划扩充。对于藏书、刊书、游艺、学堂等处的一切事务，设置人员查考其课业，设置总理人员统筹管理，总的要求是建立纲纪。各人都应敬业乐群，尊重贤者、敬重年长者，善于借助众人的议论，汇集众人的长处。这样或许可以使已经成才的人扩大相互切磋、融会贯通的思想，使有志求学的人得到师友之间观摩学习的益处。至于局中的用款，只包括聘请人员翻译、抄写书籍，典收文簿，登记账目，以及工匠、制造人员的薪水。除此之外，办理局务的翰林、詹事、科道、部院诸臣，都是出于诚恳之心和忠勤之念，只希望开创风气、增长见闻，作为将来报效国家的用途。臣也体察他们的初衷，一概不请奖叙，也不支取薪资。至于印送各地的电报，只选择有用的，照原文抄录，不加评论。凡是涉及时政、褒贬人物的内容，一概不刊载，以符合总理衙门原奏的规定。所有议定条款以及请求圣旨批准施行的缘由，谨缮写奏折陈述，恭请皇上明察训示。谨奏。同治初年，恭亲王上奏请求开办同文馆，倭文端公上疏竭力抗争，仓促间使议案受阻。假使这个书局在三十年前开办，那么当时在其中学习的编修、检讨等官员，如今都已经位居卿贰了。用他们来更新各项政务，努力谋求富强，怎么知道不能驾临泰西各国之上呢！香隐。

译☆熊亦奇 ○关于在京师创立大学堂的条议 自暴秦以来，先王之道还存在，但先王之法却亡失了。在亡失之中，有一部分传到了西方。西方人取得这些东西，又进一步使它精益求精，所以他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教化制度得以分立。谈论他们所谈论的道，道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而效法我们的法，法反而转为优胜。自通商立约以来，他们没有懂得取用我国的道来补益自己原本没有的东西，我却能够采纳他们的法，来恢复我国原有的东西。用道来驾驭法，法能够施行，道也能够施行。他们的法先传过来，我国的道最终传过去，全球大一统的制度，大概就要以此为基础了。道只有一个罢了。法在下层表现为技艺，在上层表现为政治。前面拟议官书局时设立一所新学馆，开启风气、培养人才，不过是粗略地开了个头。因此必须加以扩充，不能不广泛设立学堂。所谓学堂，就是以我国的道为根本，参照西方的法，兼以技艺和政治作为应用的地方。古代百姓有四类，即士、农、工、商；如今百姓有五类，增加了一类兵。士不能从事农、工、商，而军人却不能不通晓农、工、商。军人学习农、工、商，不必能够掌握士人所学，但不能不专门学习农、工、商各自的学问。只是这些学问的起点，都必须出自小学。请为小学设置两科，选送聪颖的子弟入学：一是音训，学习中国六书，同时学习各国的语言文字，这是学问入门的途径；二是测算，同时学习天文、地理、法律、度量衡，这是学问开始着手的地方。士人是农、工、商、兵的耳目，也是农、工、商、兵的枢纽。士人所学叫大学。请为大学设置两科，选取小学学业有成而又特别聪颖的子弟入学：一是格致，包括水、光、火、气、声、力、化、电等学，无不涵盖，这是学习技艺，以备农、工、商、兵之用；二是政治，包括职官、赋税、典礼、法律、军政、邮政、工程、交涉等，无不具备，这是学习政治制度，以适合农、工、商、兵的需要。有了士人，才可以有农、工、商、兵的学问；这不叫大学，而叫专学。请为专学设置六科，选取小学学业有成、性情有所专长的子弟入学。农业是工业的根本。农业设两科：一是种植，根据天时，考察土壤适宜性，尽力做好人的事情，地面上的利益就没有不兴起的；二是矿石，明白勘测的方法，善于开采，精于冶炼，地下的宝藏就没有不被发掘的。这样，工业就有了资材。工业是农业的成果，也是商业的源头。工业设一科，叫制造：把谷物果实制成酒和糖，把丝麻变成布帛，把金、木、石、土制成船、车、宫室和器用；机械装置必定精巧，人工力量必定节省。这样，农业就有了供给，商业也有了凭借。商业是农、工之利的流通。商业设一科，叫转运：公司用来充实资本，银行用来调通有无；汽船、火车用来加快运输，电报、信局用来使消息灵通；利益和权力必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利益的来源必定要扩大，这样农业和工业就有了流通渠道。军队是农、工、商的保卫者。军事设两科：一是水师，对外洋、内港、风潮、沙礁都必须详细了解，对兵船、炮台、雷弹、机轮都必须熟悉；二是陆师，马队、步队、枪队、炮队、工程队，以及奇兵正兵的分合，都必须熟练；进攻、守御、追击、退却、安营，以及行动的快慢、隐蔽和显现，都必须娴熟。这样，农、工、商就都有了保障。大学是士人所独有的，小学和专学则是士、农、工、商、兵共同学习的地方。总共分为三学、六类、十科，每科设一堂；每堂分设若干斋，每斋分管若干事务。纲领提举，细目张列，无论大小事务都加以办理，可以没有混杂的忧虑。或兼学，或专学，根据人的才质而笃实培养；不要遗漏，不要杂糅，不要时作时辍，不要越级超次。另设总堂，每天集合十堂中的优秀学生，讲明我国道统、纲常、名教的重大原则，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道理。探求其中应当如此的道理，也探求所以如此的原因，使他们受到浸润熏陶，宽裕从容地充分领会。以京师为起点，推行到各省，教师众多、人才济济，将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用道来驾驭法，法能够施行，道也能够施行；他们的法先传来，我国的道最终传去。三年后国势振兴，十年后国体尊严，几十年、上百年后成为大国的师长，成为万国的君王。全球大一统的制度，除了这条道路还将走向哪里呢？他们茫然地只从商业谋求富裕，却不知道应当从农业和工业中求取；惶惶然只要求军队强大，却不知道应当从士、农、工、商中求取。舍弃根本而追逐枝末，顾此失彼，我实在不能理解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至于课程项目的繁多琐细、修订安排的精密周详，不是一纸篇幅所能写完的。现在姑且从略。一、西学必须从语言文字入手，同时学习图画和算术，这是第一级课程。因为不通文字语言，就无法阅读西书；不学习图算，天文、地理、格致等学也都无法入门。所以西洋的蒙学馆无不把写字、绘画、笔算、心算等作为初步课程。一、语言文字虽然不必远寻希腊、罗马的古文，但英、法、德、俄四国的文字不可不具备。考察西方通达之士，没有不兼通数国文字的。如今各学生刚刚开始求学，不能要求他们有兼通多国的能力，只能各自专学一门。一、自从各国使节往来，又有贸易交涉，凡是士人、商人，不能不知道地球的大势以及其他国家兴衰强弱的原因。所以西方人教育初学者，必定先讲地球图说和各国史书，这些都是人人应当共同知道的，两者不可偏废。现在也仿照这种做法，定为第二级课程。一、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古人的诗教就是如此，西方的植物学、动物学也有相同的意思。不仅要认识它们的名称，更应当完全了解万物的性质。这两门学问最为浅显，应作为第二级课程的附属课程。格致学和化学是养育民众、使国家富强的根本；公法和条约，是与邻国和睦相处、抵御外侮的根本，定为第三级课程，让各位学生分途学习，以便成为专门人才、成为一家之学。人人都承受着天地的覆盖和大地的承载，怎么可以不知道天地呢？通晓天、地、人三方面的学问，才称得上儒，这也是古人的志向。因此，天学、地学也定为第三级课程，希望学生专精其中一门。天学与算学相互联系，算学与格致、化学等学科相互联系。凡是算学，从浅入深，从初学一直到学有所成，应用最为广泛，功夫不能间断，必须参合中西学术，所以洋文、汉文两门课程都要学习。地学有考察地形的，有考察地质的。地形学就是舆图学，第三条中已经记载了。地质学兼及金石学，实质上是农学、矿学的根本；它同格致、化学等学科，也相互联系。农学、矿学、商学固然以算学、格致学等为基础，但西洋近年已经分别设置专门科目，现在应当仿照实行，使学习格致、化学和算学的人各自专攻一门，以达到实用目的。制造学一科，凡是精通测算、格致的人，自然能够懂得，不再另列为专门科目。

译以上课程虽然以西学为主，但务求简约可行，不再完全拘泥于西方的规制。因此，道学、法学、医学三大科，在西洋大学中是最为专精而重要的学问，这里暂时无暇涉及。这只是对课程的大概说明，详细的科目安排，等延请、聘定教习以后，再斟酌使之完善。附：武学。有文事的，必然也要有武备。前面几条对文事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现在应当另设武学，与文学分院分别训练。武学以陆军、水师为两大宗，其课程科目等延请、聘定教习以后再议。船政学堂本来就应当专门设置，地点应在近海之处。凡是造船、行船的各种方法，不仅行军可以借助，也兼可用于通商，对于国家富强关系最大。现在姑且把它附在武学之中，日后再行扩充。电线、铁路等本来各自设有专门学堂，现在也附在武学之中，以便考察研究。《学条十规》仿照天津育材馆的成例。每天上午八点钟到馆，下午五点钟散馆，不得迟到早退。每天学习汉文四个钟头，洋文四个钟头，午膳一个钟头。所有课程由教习分班排定，按顺序学习，不得[原文“亻▯越”，疑为“逾越”]。应当尊重师道，请教求益时，都应当起立或起身。见到教习，礼貌必须恭敬，不得简慢。学习时，各人都应专心一意；彼此之间有质疑问难的地方，并不禁止，只是不许谈论闲话、嬉笑喧闹。亲友也不得前来访谈，以致荒废馆中的事务。各位学生每天功课完毕后散学，以及每月放学期间的休息游玩，原本不予禁止，只是必须自我防范检点，不得使心志放荡，以致不能专心进学。读书和修养品行这两件事要同时修习，各位学生来求学，不得自矜奇异、故意标新立异，要以世俗浮华虚伪的习气为戒。立定心志、处理事务，努力趋向笃实，彼此期望成就远大的事业。人贵在能够自立，不必等待反复叮咛。每月逢星、房、虚、昂日放学一天；夏月从入伏之日起放学二十天；十二月十六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五日止放学三十天。除此以外，一概不得放学。洋文所需的书籍、笔墨、纸张等物件，由馆中供给；汉文所需的各种书籍，由学生自己准备。馆中预备的各种书籍，只准在馆内阅读，不得携带出馆。杨选青。

译《华文西文利弊论》。唉！在今天谈论西学，也可以说容易，也可以说困难。为什么说容易？容易在只袭取西学的外表。为什么说困难？困难在于造诣达到西学的精髓。自从海禁大规模开放以后，西方各国博学的人士各自带着所学的知识，在中华显露才学，于是中国人知道西学上可以有益于国家的经济，下可以有利于百姓的生活，没有不专心致力于研究、孜孜不倦的。因此，京师有同文馆，福建有船政局，上海有方言馆，天津有武备学堂，都把西学作为首要事务。这样看来，讲求西学的人也不能说不切实，不能说不勤勉。然而几十年来，最终没有人登上西学的堂奥、进入西学的内室、造诣达到西学的极致、探究西学的精微，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讲西学的人只是使用华文，却不使用西文的弊端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西学所阐述的道理精微，类别又很广泛，必须广泛考察、博采众说，才可以得到它的宗旨而会通其归宿。如果只使用翻译成的华文，那么已经翻译的内容，尚且只能稍微涉足它的藩篱；没有翻译的内容，就不能深入窥见它的奥妙。这样却想掌握西学的妙处、进入西学的精微，就像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何况西学的大义与华文大不相同。同一个字，十个人翻译就有十种不同的译法，一百个人翻译就有一百种不同的译法，甚至同一个人翻译，前后也会不同，这里和那里也会不同。西文中同音的词没有两个字，而华文中同音字却有几十个。西文有两个字合音、三个字合音的情况，华文却没有这种字。因此，用华文翻译西语，不能完全吻合的地方本来就很多。这就是使用翻译的华文，不能避免差错弊端的原因。既然如此，中国人既然讲求西学，就显然不能不使用西文了。譬如宫墙，西学是房屋，西文是门；找不到门，就不能进入房屋。譬如事物，西学是末，西文是本；不明白根本，就不能了解末节。由此可见，不使用西文，就不能做到有利而无弊。西学并不只有一门，西学中适宜使用西文的情况也不尽相同。现在试着分类陈述，以观察利弊所在。第一是算学。中国算学也很完备，如御制《数里精蕴》，以及梅、戴、徐、李、项、刘诸家的著作，推陈出新，颇为精美，但还没有达到西学那样详备。因此，算学必须以西学为归宿。西方的算学非常精密，从加、减、乘、除、开方，以及代数、微积分、曲线等方法，无不推陈出新，足以用来推求测算。就已经翻译的书来说，讲加减乘除、开方的，有《几何原本》数本、《三角数理》六本、《算法统宗》四本、《算式集要》二本、《数学理》四本、《勾股六术》一本、《开方表》一本、《数根开方术》一本。讲代数的，有《代数术》二十五卷，《对数表》《八线简表》《弦切对数表》各一卷，《八线对数》全表二卷，《代数难题解法》四本。讲微积分的，有《代数积拾级》数卷、《微积溯源》八卷。只是《微积溯源》胜过《代微积拾级》的简略。因为《微积溯源》前四卷是微分术，后四卷是积分术，其中的道理最为深奥，意义最为深刻。近来广方言馆诸位先生新近翻译的算学等书，又有好几种。既然这样，那么算书如此之多、算法如此完备，假使讲求算学的人心思精专、精力充沛，每天勤奋不懈，即使只使用华文，又有什么不可呢？只是使用华文而不使用西文，实际上不能说毫无弊端。为什么呢？西文既然翻译成华文，词语意义常常多有[原文“▯格”，字义不明]，而且文章因翻译而改变，义理也因辞句而变得晦涩。所以往往有找不到解释的地方，这就是使用华文会有疑难弊端的原因。何况算学的道理十分精微，范围又很广大，如果不旁征博引、融会贯通，就无法由变化而入神妙境界。假如只是使用华文，那么已经翻译成华文的算书还可以学习，没有翻译的算学就无法学习；即使有聪明才智和能力，也苦于无从发挥。想要使自己的造诣达到算学的极致，就困难了。因此，讲习算学的人必须使用西文，才可以有利而无弊。第二是格致学。西方的格致学，始于希腊的阿虑力士托德尔。到了英国人贝根的著作问世，这门学问才开始精密；等到达文施本思的学说流行以后，这门学问更加完备。总称而言叫格致学，分别来说则有光学、重学、化学、汽学、声学、电学。近来中国人讲习格致学，大多使用翻译的华文，很少使用西文。即使是翻译的书，也有许多精美之作。光学方面，如英国人田大里编纂的《光学》，傅先生翻译的《量光力器图说》，伟列亚力翻译的《分光求原重学》。重学方面，如英国人艾约琴所著的《重学》，美国人丁韪良所著的《重学入门》，傅先生所著的《重学图说》《重学汇编》。化学方面，如英国人罗斯古编纂的《化学启蒙》，美国人嘉约翰翻译的《化学初阶》，英国人蒲陆山撰写的《化学分原》，英国人韦而司撰写的《化学鉴原》。汽学方面，如丁韪良翻译的《汽机入门》，英国人蒲而捺撰写的《汽机》，以及英国人白尔格撰写的《汽机新制》，英国人美以纳、白劳那合撰的《汽机发轫》。

译声学方面，如田大里所著的《声学》。电学方面，如英国人奴搭撰写的《电学》，丁韪良所著的《电学入门》，田大里所著的《电学纲目》，英国人瑙挨德所著的《电学源流》，这些书大都详尽周备，没有遗漏，足以供考察验证。然而西方书籍中尚未翻译的，仍然很多而且内容完备；如果必须使用西文，就可以把西学格致方面的书籍搜罗齐全，全部带到眼前，早晚研习玩味，即使天性愚钝，也不难逐步深入，探究格致学的根源。因此，讲习格致学的人必须使用西文，才可以有利而无弊。第三是地舆学。西方书籍说：地学与算学相通，其中的道理明白，可以推测。想知道整个地球的形状，先要明白地球属于行星一类；想知道地面的方位，先要明白天空的经纬。至于水陆的形势、气候变化的运行，必须用格致学的知识推究；人民的情状、物产的异同，必须考察记载这些内容的书籍。由此可知，地舆学广大而精深，不深入钻研就不能有所收获。至于风涛、沙线，以及一切测地、量地的方法，西方书籍说得最为详尽。近来也有几种翻译书，如《绘地法原》《测地绘图》《地学浅释》《地学指略》《大江图说》《海道图说》《航海简法》《海面测绘》《地理全志》《地理问答》等，这些书大都有益于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所以广方言馆以及各局的学生，大多有通晓地理的。只是他们所使用的多是华文，仍然不能避免浅尝辄止的弊端。姑且举出一个方面，来说明大概。比如行船，西方人中担任船主的，对于风涛、沙线以及测量、推度的方法，哪一样不是熟记于胸中？中国人虽然有懂得地理的，终究不能彻底明白航海的机宜，所以中国虽然有很多轮船，却都使用西人为船主，难道真的是中西人才不相等吗？实在是因为不能精通这门学问罢了。如果想精通这门学问，非使用西文不可。因为西文是西学的基础。既然通晓西文，那么西方一切航海、测地的方法，必然不难广泛征引、反复验证；遇到疑难之处，也可以同西方人士相互考核，自然能够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因此，讲习地舆学的人必须使用西文，才可以有利而无弊。第四是天文学。中国自古以来本来就重视天文，专门负责此事并由此出身的人员，称为天文生；又给他们优厚的俸禄，以官衔荣耀他们，例如钦天监的司晨博士、挈壶灵郎、主簿、五官、正、监副、监正等官，都是这样。我国对于天文的重视，可以说很深了。虽然钦天监通晓天文，确实能够推算测量而没有差错，但还必须恭敬地参照西学，才能更加达到神妙的境界。这就是讲求西学天文的人日益增多的原因。就西方书籍中已经翻译的来说，如英国人侯失勒撰写的《谈天》，英国人骆克优撰写的《格致启蒙》，其中天文学一向称得上精密细致，其他内容也多有可取之处。然而西方天文学是格致学的重要方面，记载观测气象有专门的簿册，安置仪器有专门的平台，谈天一类的书屡经删改增补，测算方法时时出现新奇变化，难道这些区区翻译的书能够穷尽它的奥妙吗？何况翻译成华文以后，更不能避免名称混乱的弊端。试举一件事，就可以概括其余。比如合信氏《博物新编》中的名目，并没有太大差错，翻译者本来可以沿用旧名；可是译书的人把它当作定名，几乎只由他一个人作主，而前人确定的名称全都置之不顾。所以有人把《博物新编》中的“淡气”改作“轻气”来使用。如果中国人阅读这两个人的著作，那么“淡气”和“轻气”的含义几乎就难以分辨了。何况各门学科的教师称呼创造化育万物的主宰，有的翻译为“天主”，有的翻译为“真神”，有的翻译为“上帝”，名称尚且混乱到这种程度，其他情况也可以类推。假如只是翻译成华文，怎么能够避免犹豫顾虑、反复辨析的劳苦呢？如果使用西文，既可以穷究深处、探索远方，也没有名称混乱、难以区别的忧虑，实际上比只使用华文更是既无损失又有所得。因此，讲习天文学的人必须使用西文，才可以有利而无弊。第五是武备学。中华关于武备的书籍很多，自孙子、管子以下，不下数百家。自从中外互市以来，西方人带着他们的枪炮、轮船，在海外树立威势，于是中国人知道弓箭不足以制服强敌，争相仿效西方人的武备方法。十多年来所讲习的枪炮、轮船等内容，多得无法一一计数；讲求武备，不能说不勤勉。虽然如此，有枪炮而没有精通学习、操演、发射的人，就和没有枪炮一样；有兵轮而没有精通学习、驾驶、操纵的人，就和没有兵轮一样。所以武备学不能不讲。天津武备学堂一切都学习西法，又聘请西方教师训练，近来颇有成效。如果能够让所有学生都学习、使用西文，再多购置西学武备书籍，全部储藏在堂内，白天练习各种方法，夜间博览群书，几年以后，即使是[原文“▯兔之才”，疑有OCR讹误]的人才，也没有不能遍布天下的道理。这只有使用西文才有益；如果使用华文，那么华文所翻译而尚未完备的书，终究有限，必定不足以增长见闻。因此，讲习武备学的人必须使用西文，才可以有利而无弊。第六是医学。中医和西医的医学本来不同：中医只崇尚王道，西医常常自夸霸道的功效。但究察它们存心救济世人的目的，却是相同的。然而中国人学习西医的极少，即使有人学习，也不过使用翻译的华文，例如舒高第所译的《西学总说》，以及合信氏的《全体新论》、柯为艮氏的《全体阐微》、海得兰氏的《儒门医学》、来拉氏与海得兰氏合撰的《医药大成》、德贞氏的《体骨考略》、图嘉约翰氏的《西药略释》《皮肤新编》《内科阐微》《裹扎新法》等书罢了，从来没有使用西文而广泛阅读各种医书的人。这就是只袭取西学的表面，而往往不能得到其真实内容的原因。如果使用西文，就可以汇集西医书籍，深入玩味、反复探究；这样以后，刀术、针术的秘诀就可以熟记于胸中，药物的新奇用法就可以运用于笔下。用不了几年，西学所能做到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全部掌握，也可以让中国人普遍知晓，使他们知道西医特别显著、奇异的功效，确实有值得取法之处。因此，讲习西医的人必须使用西文，才可以有利而无弊。

译统括这几个方面，也就可以知道利弊的大概了。总的来说，西文固然应该学习，但如果因为致力于西文，竟至于不通华文，那也就失去了华人的本色。我认为只有等到华文通晓以后，再尽力学习西文；这样，已经翻译的西学就可以涉猎，尚未翻译的西学也可以深入探究。既有兼听并观的明察，又没有【疑字】格不通的忧虑。这样谈论西学，西学才可以一天比一天扩大、一天比一天深入。况且华人讲求西学，也已经有些年头了。有识之士看见西学没有振兴，知道西学可以兴盛，于是想让利弊所在之处使天下人共同看见、共同听到；他们用情尤其深厚，用心也实在苦极了。但我认为，想振兴西学，不只在于辨明利弊，更重要的是国家要有宏大培养人才的途径，没有比德育更好的。除正学以外，像工艺、商贾、船务、武备、农桑、音乐、起建、制造各门学问，无不设立学堂，延请名师来教授，因此人才成批涌现，国家富裕而军队强盛。比如德属的拜晏国，在光绪初年，户籍人口只有四百九十余万，而国内设有农学堂三十四所，学生二千一百四十四人；树艺学堂一所，学生四十人；花卉栽培学堂一所，学生三十人；兽医学堂一所，学生一百四十人；商贾学堂二十所，学生二千人；工艺学堂二十九所；制造学堂三所；绘画学堂二所；雕刻学堂一所；起建学堂一所；音乐学堂十一所；绘图学堂二百六十一所，学生九千九百三十三人。又如德属的威而敦伯而克国，在光绪初年，户籍人口只有一百八十余万，却设有化学、重学、机器等学堂十一所，任教者五百三十九人，学生五千一百四十八人；工艺等学堂十一所，任教者二百八十六人，学生六千四百五十七人。至于德国全国，总计教师一千一百五十四人，文教馆学生一千七百九十五人，律法馆学生三千一百六十五人，格致馆学生四千五百四十七人，医学馆学生三千九百八十三人，共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人。其余杂学，如商贾、工艺等类，接受教育的人更是无法计算。这就是他们法制良善、用意美好、技艺精湛、专业专门，人才众多，简直超过欧洲各国的原因。如今中国虽然无暇顾及工艺、商贾等学，但对于西学中重要的门类，不妨多设学堂，仿照武备学堂的例子：算学就设算学学堂，格致就设格致学堂，使学生各自学习一门，精益求精，不得有广泛涉猎的心思，不得有兼营多门的念头。只是必须先设立华文讲学堂。凡是十岁以内、想学习各项西学的幼童，先进入总学堂，专门学习一切华文等书，等到华文通晓以后，再由总学堂考试。考试录取后，想学算学的就送往算学学堂，想学格致的就送往格致学堂，先致力于西文，后致力于西学。其余各门学问也都如此。这样以后，就不难由粗浅达到精细，由精深达到宏大。十年以后，如果人才还不能蓬勃兴起、西学还不能大为兴盛，以同海外强国争雄、以振兴国内利益，我是不相信的。请把这些话质询于了解时务的俊杰。

译○应当学习西文说 中国文辞的丰富华丽、字形书写的精美工整，远远胜过其他国家。正因为它丰富华丽、精美工整，所以学习起来也困难。读书人十年寒窗，辛苦钻研，如果能够学成，就是有成就的读书人；偶然荒废了所学，也必定会遗忘大半。求学的人应当趁年富力强的时候专心研求，至于其他事情，实在没有空闲顾及。至于洋文虽然也不容易学，终究不像华文那样需要很长时间。大抵西方人对于各种事务都追求简便的方法，即使学问也是如此。考察他们构成文字的方法，有使用二十五个字母的，有使用二十六个字母的，把字母连合起来组成声音。这种连合方法简便易懂，即使幼童也能学习，书写方式也相同。常常见到心灵手快的人，学习两三年就能运笔书写，有的甚至后来居上。用字母拼合的方法，可以审辨声音而造出新字。因此对于格致、化学等书籍，多有帮助。如果译成华文，有的字舍弃本来的意义而借用别的意义，有的仿照西文字音却没有意义，种种情况都难以理解。读者如果不是为了弄明白西学而替它寻求解释，势必无法探究其中的意义。将来这些字的用法逐渐普及，或许可以不用西文来讲授新学。然而讲授新学的人日益增多，万物的道理也日益明白。如果只想粗略了解皮毛，似乎只读华文也就够了；如果想明白深奥的宗旨，则不学习西学就不能取得成效。当局者洞悉其中情形，所以规定水师、武备等学堂一律学习洋文。这不只是水师、武备学堂的学生应该学习，凡是想了解洋务和一切新学的人，也都应该学习。这并不是人所不能做到的事。试想古人周游列国，无不学习各地的方言文字，以免【疑字】格。即使看今天的情况，旗人在京城供职，固然操用官话；其他如广东、福建等省，方言与官话相差悬殊，但这些地方的人也把学习官话当作要务。他们学习官话并不认为困难，由此可见，我们华人学习洋文，如果教育得法，绝不是难事。就“洋文”二字来说，考察欧洲各国的文字，英、法、德三国的文字是各国中最好的。求学者如果能精通这三国文字中的一种，再从事各种西学，自然可以绰绰有余。又考察近一百年来，英文的用途日益更新、日益兴盛，到今天北美洲、澳洲、印度国以及海外群岛，大半都使用英文。英国商务的兴盛天下第一，商人往来都以英文为便利。一个人如果能够操用这种语言，即使走遍天下，也自然可以在所到之处同士大夫交往。即使说英文是五洲的官话，谁能说不合适呢？至于德国、法国的文字，自然也应该学习，以备翻译之用，但终究不如英文用途广泛。开设武备学堂用德文教授，似乎还不够完善；不如仿照水师、电报等学堂，教授英文，这样或许使那些勇健之士都能同西方人融洽交往，或者阅读西书、西报，考察西方国家的兵法等事，期望同西方武官并驾齐驱，岂不是很好吗？不过，我们华人从事英文学习的，现在并不少；只是最终学成并成为大器的人，终究还有限。希望有志之士一定要达到最高境界，不要半途而废。国家如果能够多设英文书馆来培养人才，难道不是国家和百姓的福气吗？

译☆李瑞【疑字】○请推广学校疏 奏报当前时局多艰难，急需人才，请推广学校以激励人才、帮助抵御外侮，恭敬地上奏请求皇上鉴察此事。臣私下听说，国家立于天地之间，必定有赖以成立的根本。人才的多寡，关系着国势的强弱。去年军事大局已经确定，皇上顺应因时变通、长久维持的道理，将要更新各种政务，以图自强；又担心办理事务无人，百废不能兴举，于是特别颁下明诏，寻求通晓中外、能够适应时用的人才，各地都令其上表推荐，以备提拔任用。诏令一下，海内怀抱希望，以为豪杰将云集，富强很快就能实现。然而几个月以来，应召的人寥寥无几；即使有一两个，也不过是谨守自身、洁身自好之辈，很少有能够济世解难的奇伟人才。这未能完全符合皇上侧席而待贤才的殷切心意。中国拥有数万万民众，其中读书人有十几万，而人才竟绝少到这种地步，并不是上天不生人才，而是教育人才的方法还没有尽善。二十年来，京城设立同文馆，各省建立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都把中外学术结合起来共同讲习，各地也都有设立。但臣却说教育人才的方法还没有尽善，为什么呢？各馆都只是学习西语、西文，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使国家富强的根源，以及一切重要书籍，大多没有学习，这是第一处未尽。格致、制造等学问，如果不是终身从事其业、聚集众人共同研究，就不能达到精深。如今除湖北学堂外，其余各馆的学业没有分设斋院，学生也不重视专门学习，这是第二处未尽。各种学问有的非经过试验、测绘不能精通，有的非经过游历、察勘不能确实。如今各馆没有备置图表器械，也没有派人游历，于是每天只在故纸堆中寻求，最终成为空谈，无法实际应用，这是第三处未尽。取得利禄的道路不出科举，聪明才俊的子弟大多从事帖括以求富贵；等到取得科第，便同学问断绝，最终成为废弃的人才。如今各馆所教的学生大多是成童以下的人，一旦超过二十岁便已取得出身、列入仕籍，即使想向学，想从事学习也没有途径，这是第四处未尽。高大的屋厦不是一根木头所能支撑，泛滥的洪流也不是一根柱子所能抵挡。天下这样广大，事变这样急迫，成事需要许多人才，才能渡过艰难。如今十八行省只有几个学馆，每馆学生只有几十人；想求学的士人，有的因为地处偏远而不能到达，有的因为名额以外而不能容纳。即使在馆学习的学生，每个人各有一人的作用，但对于治理天下所需的人才来说，仍然万不足一；何况功课又不精深，学成的人没有几个，这是第五处未尽。这就是这些学馆设立二十多年，国家却始终没有得到奇才异能之士来任用的原因。有人说：那么，山林岩穴之间好学的人，难道没有能够自行积累学业、等待国家驱策的吗？回答说：格致、制造、农、商、兵、矿等学问，不像考据、词章、帖括那样可以闭门搜集书本材料就学成。书籍必须等翻译以后才能读，一个人的学问，能翻译成群的书籍吗？事业必须经过测验以后才能精通，一个人的力量，能买齐成套的器械吗？学问必须经过游历以后才能验证实际，一个人自身，能走遍各地吗？这就是虽然有一两个卓越而有志的人，有的学习了却不能学成，有的学成了却不能发扬光大的原因。近来恭敬地奉行明诏，在京畿设立官书局，由大臣主持，以彰显此事的重要。臣拜读诏旨，仰见皇上圣明，筹划深远，洞察根本。臣对于书局中的一切章程虽然还没有全部了解，但知道其中必定有良好的办法和美好的用意，用来宣达圣意、阐扬风化。将来奇才异能之士从这里产生，必定多得不可胜数！只是培养人才的方法不能局限于一条道路，造就人才的风气应当遍及全国。臣请求推广这一用意，从京师直到各省府州县，都设立学堂。府、州、县学从民间选取十二岁至二十岁的俊秀子弟入学；诸生以上愿意学习的，也听其入学。学堂课程诵读《四书》、《通鉴》、《小学》等书，并辅以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算学、天文、地理的浅近知识、万国古史和近事的简明内容、格致原理的浅显知识，以三年为期限。省学选取二十五岁以下的诸生入学；举人以上愿意学习的，也听其入学。课程诵读经、史、子以及国朝掌故等书，并辅以天文、地理、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学问，以三年为期限。京师大学堂选取三十岁以下的举人、贡生、监生入学；京官愿意学习的，也听其入学。课程同省学一样，只是更加专精，每个人专攻一门，不改变所学，以三年为期限。省学中的大学，所教授的门类很多，可以仿照宋代胡瑗经义、治事分斋讲习的办法，分斋学习，使其荣途等同，都归入科第，授予出身，一如通常官员。这样，人人争相磨炼，士人知道向往，风气日益开通，技能自然养成，人才就可以充分任用而不会用尽了。有人担心这样兴办学校，费用一定很多；如今国家正处于贫困之中，到哪里筹措这笔巨款呢？臣考察各省、各府、州、县，大都有书院，每年调集生徒入院学习，聘请教师讲授，本意美好，办法良善。只是施行日久，积习越来越深，大多教授帖括，难以培养奇异人才。如今可以命令每省、每县各改造其中一所书院，增加课程，变通章程，作为学堂。书院原有的公款，不足之处再拨官款补充。依托旧有书院加以扩充，事情顺利而容易施行；就近分别筹款，所需少而容易筹集。只是京师是首善之区，不宜因陋就简，向天下显示朴陋。似乎应当酌情动用国库，以提高制度规模；每年有十余万，规模就可以大体成就。中国这样大，难道会因为这十余万而变穷变富吗？又有人担心所设学堂既多，所需教习也多，恐怕缺少能够胜任的人。臣认为事情刚开始，学生应当从浅近处学起，教师也不必精深高妙。如今应当命令中外大臣各自推荐能够担任教习的人，全部报上姓名。可以就地聘请，也可以通过考试选拔补任；海内如此广大，一定有能够胜任的人。学堂一旦设立，远则取得三代庠序的意义，近则采纳西方人厂院教育的长处，兴贤育能的方法就大体具备了。然而只考查学生的记诵，却不拓展他们的见闻，这不是造就奇异人才的方法。能够入学的人有日益进步的功效，不能入学的人却没有讲习的帮助，这不是扩大教育风气的方法。如今进一步推广此事，还有同学校的益处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的几项措施。

译第一，设立藏书楼。好学之士有一半属于贫寒之人，买书苦于没有财力，借书又难以找到人，因此孤陋寡闻、毫无成就的人，不知有多少。高宗纯皇帝知道这个情况，特意在江南设置文宗、文汇、文澜三阁收藏秘籍，任人借阅。嘉庆年间，大学士阮元推广这一做法，在焦山、灵隐建立藏书处，接济后来的学者。从此以后，江浙的文风天下第一，造就人才的盛况，成效清楚可见。泰西各国很能采用这种办法，都会之地都有藏书楼，最丰富的达到千万卷，允许人入内阅览，学成的人众多，也由此而来。如今请求依照乾隆时期的旧例进一步扩充，从京师到十八行省的省会都设立大书楼，调取殿版书以及各官书局所刻的书籍，连同同文馆、制造局所翻译的西学书籍，按部类送往各省来充实书楼。有些切合实际需要的书，民间刻本和官局都没有的，就开列清单，查访书价，逐步购买补足。西学书籍陆续翻译出来的，由译局随时通知送达，妥善制定章程，允许人进入书楼阅读。由地方公开选择好学而明白事理的人，管理这件事。这样一来，从前没有书可读的人都能自我勉励求学，不会再有被废弃的人才了。古今中外有用的书籍，官书局有刻本的占十分之七八；每个书局酌情抽取若干部书，分别送往各省，费用最省，事情最顺利。一旦奉到明诏，事情立即可以办理，给求学者提供资助，增加人才，其益处实在不小。第二，创设仪器院。格致实学都借助试验。没有观察远处的镜子，就不能谈天文学；没有测量绘图的仪器，就不能谈地理学；没有多种矿物标本，就不能谈矿物学；不熟悉观察蒸汽机，就不能谈工程学。其余各门学问，大多也都如此。然而这类新式器械费用很大，即使家境一向富裕，也难以全部购置。学问从哪里进步？事业又怎么能够成功？如今请求在所设立的各学堂中，都另外设立一院，购买收藏仪器，让各位学生都来试验学习；这样实事求是，自然容易专精。各种器械选择重要的购买，每省拨款一万金以上，就可以大略备齐。以后再陆续添置，逐渐形成完备的规模，费用也还容易筹措，而学生所取得的成就，同从前纸上空谈相比，距离就大不相同了。第三，开设译书局。兵法说：了解自己，也了解对方，就能百战百胜。如今同西方人交涉，却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这是显露弱点的做法。想要了解对方，首先在于翻译书籍。近年以来，制造局、同文馆等处置办、翻译并刻成的书已经有一百多种，可以说已经知道应当从事什么了；但所翻译的书，详尽讲技术工艺，而简略谈政治事务，对于西方各国治国的根本和末流、时局的变迁，讲得还不充分。至于学校、农政、商务、铁路、邮政等事务，都是今天急需讲求的；这些国家都有专门书籍，详细说明各种章程条理。如今这些书全都没有译本。又如泰西格致新学、制造新法，月月变化、年年更新，后来居上；现在所译出的，大多还是十年以前的书，而且数量也很少，不能完全取得它们的长处。如今请求在京师设立大译书馆，广泛搜集西方谈政治、论时局、讲学校农商工矿，以及近年增加的新方法、新学问的书籍，分类翻译，不嫌详细广博，随时刊印发行，以低价出售；这样就可以增加见闻，开拓才智。第四，广泛设立报馆。只知道今天而不知道古代，就会成为庸俗之士；只知道古代而不知道今天，就会成为迂腐的儒生。想要博通古代，不如读书；想要通晓当今，不如阅报。二者相互配合才能成功，缺一不可。泰西各国，每国报馆多达数百所；每馆每天出版报纸，多达数万张。凡是时局、政要、商务、军事机密、新式工艺、奇异技术，以及五洲所有的事情，没有不谈到的。阅读报纸的人，上至君主、皇后，下至妇女、儿童，都可以足不出户而对天下大事明白无误。因此在上位的人能够办理各种政务，不受蒙蔽；在下位的人能够通晓政体，等待上级任用。富强的根源，就在于此。如今中国除邸报外，报馆只有上海、汉口、广州、香港十余所，主笔的人不学无术，所说的大多浅陋，不值得阅览。总署和海关近来翻译西报，但所译很少，又没有印行，外间无从看到。如今请求在京师及各省会，还有通商口岸繁盛的城镇，设立大报馆，选择购买西报中最好的，分别翻译；译成后，除恭敬抄录进呈供皇上阅览，并咨送京内外大小衙门外，还要广泛印刷、低价出售，传播到全国。各省的政情、风俗、物产，也由各报馆派人查验，随时报告。这样，了解时务的俊杰会日益增多，能够干预国事的人才会不断出现。第五，选派人员游历。学生学习数年、考试合格后，应当选拔其中的高才充任游历人员。游历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游历各国，在那里就读学校，纵览那里的工厂，精益求精，以期达到大成；二是游历各省，察验矿物，考核商务，测绘地理，查考物产。都限定年限，优厚发给薪俸，随时著书，回国后呈交有关官府。考察其中切实有用的，就为他们刊行，并给予优厚奖励。那些游荡懒惰而没有成绩的，官员就立即降职罢黜，士人就剥夺其出身。数年以后，乘轩车远游绝域的人才将文采斐然、著述成篇，记述各郡国利弊的著作，也会完备而灿烂。有人怀疑近年两次派遣游历学生没有收到大的成效，却不知道前次派遣游历的其实是职官而不是学生：在中国没有经过讲解学习，到了外国也没有真正接受教育，所以事情流于空泛，成就很少。所派的学生又血气尚未定型，读中国书太少，突然游历远方异域，容易沾染西方风气；即使略有奇能，也不适合实际使用。如今如果从学堂中选拔派出，这两个弊端都可以避免，他们的成就一定不是以前所能相比的。

译既有官书局、大学堂作为经线，又有这五项措施作为纬线，那么中等资质以下的人都可以自我勉励求学，而奇才异能之士的成就会更加深远宏大。十年以后，贤能俊杰充满朝廷，就会多得无法尽数任用！用来修治内政，还有什么政事不能办成？用来洗雪旧日耻辱，还有什么耻辱不能消除？对上可以扩大列圣长远的谋划，对下可以震慑强邻的【疑误：狡启】。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如果蒙受采纳，请求敕令中外大臣妥善议定章程，取得圣旨后施行。臣愚昧地提出一点见解，是否恰当，伏请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谨此上奏。○附：总署议复李侍郎推广学校摺 奏报遵照圣旨议奏此事：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军机处抄交刑部左侍郎李端【疑字】的奏折，请求推广学校以激励人才。本日奉上谕，命该衙门议奏。谨此。臣等查考该侍郎原奏所陈各节，大体认为时局多艰难，人才担心凋零匮乏，朝廷广泛求取人才虽然急切，但荐举的人才很少。因此从设立学校的方法、培养人才的策略上寻求根本，希望树立风气，开辟趋向，使浅学者扩大见闻，使通才更加便利于精研。这对于当前来说，确实是急切重要的事情。综观全世界各国，三十年来无不把兴办教育、劝勉求学作为安定内部、抵御外侮的根基。崇尚学问的国家，积累治理而达到富强；虚伪敷衍的国家，积累衰败而陷于贫弱。事情如同持有契券，成效明白可见；那么今天广泛鼓励兴办学堂，确实是自强的根本计划。只是施行应当有先后次序，条理必须做到极其精详。近来风气日益开放，士人崇尚新学，词林、郎署中愿意到同文馆学习的人相当不少。外间各省书院也多能斟酌时宜，在学习经书古籍之外，增加算学、制造等课程。臣衙门在去年十二月议复御史陈其璋关于推广学堂的奏折时，请求下旨命沿海将军、督抚，对于已经设立学堂的酌量扩充，尚未设立学堂的择要仿行，听任官绅集资，奏明办理。这也就是该侍郎所说推广学校、激励人才、帮助抵御外侮的意思。已经奉旨通行各省遵照办理。至于内地各府县的绅耆，如果闻风仰慕，自然可以由督抚酌情拟定办法：或者就原有书院适当增加课程，或者另建书院专门学习。果真学业有可观之处，三年后由督抚奏明臣衙门，再行议定章程，请旨考试录用，以彰明激励劝勉。藏书楼、仪器院、译书馆这三项，都可以在新设的学堂中兼办并行。西方人的报纸，有专门谈时务的，有专门谈技艺学问的。时务类报纸，翻译的还多；技艺学问类报纸，翻译的很少，但用途很广，也不妨令学堂选择翻译，以收到了解新知的帮助。这些事情都是朝廷乐于鼓励推动的，只在于地方官是否劝导得法。而兴办学校来嘉惠士林，终究还要看士人是否乐于向学。如果地方官自行安于偏僻闭塞，无意讲求，即使加以提倡，当然也没有益处。该侍郎所请求的选派游历一项，同臣衙门奏请派同文馆学生出洋学习时所议定的章程，大意略同。游历当然越多越好，但过多又担心经费难以支撑。应请求今后游历的各位学生，由学堂选派的，就由学堂筹给旅费；由商局选派的，就由商局筹给旅费。出洋时仍由督抚发给文凭，到外国后仍由出使大臣一体照料。推广之中仍保留限制，这样大概可以使事情没有阻碍，能够长久施行。以上各项，都是根据臣衙门已经奏定的成案，酌情加以扩充。如果蒙受皇上允许，恭敬等待命令下达后，就由臣衙门通行各省，责令切实奉行，以期取得实际成效。至于该侍郎请求在京师建设大学堂，是为了扩充官书局，应请下旨命管理书局的大臣察看估量情形，妥善筹划办理。臣衙门遵照议定的全部缘由，理应恭敬地上摺呈报，伏请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施行。谨此上奏。

译☆高凤谦 ○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 有声音以后才有语言，有语言以后才有文字。然而五方的声音，长短、高下、清浊、快慢既然万有不同，语言文字也因此各不相同。有王者兴起，忧虑天下不能统一，就把统一文字放在首要位置。于是读书人拿着方寸大小的书简，上下贯通千年，纵横遍及万里，没有什么不能沟通的。此后中国的文字才汇合为一。环绕中国而居的国家，如日本、朝鲜各国，虽然使用中国文字，仍然不可能完全没有差异。何况泰西远隔数万里，千年以来从未相通呢？自从互市以来，天下竞相崇尚西学，竞相学习西文。然而声音和意义奇异难懂，这是学习它的困难；教授的人缺乏，这是拜师的困难；由官府设学，难以普遍，这是推广的困难；由百姓自行学习，费用难以承担，这是经费的困难；文义深远难懂，这是取得成效的困难；各国各不相同，这是兼通各国文字的困难。只有用翻译书籍来解决这些困难，承担困难的人不过几十个，而得到利益的人将近千万人，并且还不止如此。泰西有用的书籍极其繁多而完备，大致不出格致、政事两类。格致学，近来人们还知道讲求；制造局所翻译的，大多属于这一类。至于政事类书籍，却很少有人留心，翻译的人也少。大概中国人被格致学的困难所震慑，都认为它是泰西最深奥的学问；而对于政事类书籍，则认为是我们中国本来就有的，不必向外求取。却不知道中国的祸患，在于学问落实在政事上的方面没有建立起来；而泰西能够治理安定，也并不专靠格致学。况且格致学各有附属范围，不是从事制造的人不能学习，即使学会了也没有地方应用；并且还需要仪器来帮助考验，不是只凭纸面上的空谈。至于政事类书籍，剖析事理，议论时政，只要通晓汉文，没有人不能学习。如果能够尽力考察各国政事的得失、兵力的强弱、邦交的合离、风俗崇尚的同异，哪些国家应当亲近，哪些国家应当疏远，哪些事情足以效法，哪些事情足以警戒，都清楚地记在心中，遇到交涉事务，办理起来就比较有把握。即使想要兴办一种新的治理事业，也不至于事事仰人鼻息，或者反而被人愚弄。这就是翻译政事类书籍比格致类书籍更加迫切的原因。翻译书籍的要点有两个。第一是辨明名物。泰西同中国自古以来互不往来，即使是一件器具、一种物品这样细小的东西，也各自形成不同的风气。有泰西拥有而中国没有的，有中国拥有而泰西没有的，有中西都有但用途各不相同的。至于名称更是完全不能相通。译者如果不能详细了解，就凭自己的意思给它命名，往往同一种东西在两部书中名称不同。而且有些东西是中国本来就有的，也不能直接用中国名称来指称它。更有人喜欢创立新名，强行附会文字意义，以显示自己博通，使人的耳目纷乱，不知道该遵从哪一种。应当把泰西所有的物品，如六十四种原质之类，以及一切日常用品，逐一考证。对于中国已有的，就用中国名称命名；中国没有的，就遍查已经翻译的书，选择通行的名称使用。对于尚未见于译书的，就斟酌该物的原质和功用，另行命名。凡是泰西使用的物品，都用中文字和西文字详细列举，刊成一部书，颁布通行。后来的译者以此为标准，不得再行更改。其他权衡、度量，各国制度不同，也应当制定一张对照表。例如英国磅合中国的权制多少，法国迈合中国的尺制多少，都详细逐项列举，附在前书之后。第二是统一声音。名物制度有意义可以寻求，即使有异同，还可以考察。地名、人名只有声音而没有意义，更容易混乱。西方人的语言曲折难读，快速读时是一个音节，缓慢读时却是两三个音节；而且齐地的人把它译成齐音，楚地的人把它译成楚音。因此同一个名称，一百个人翻译就有一百种不同的写法；即使同一个人翻译，前后也可能不同。《瀛寰志略》中所记载的国名歧异，多到无法尽数。应当把罗马字母编成一部书，从一字到十数字，按字母排列，注出中文读音。外国文字以英语为主，因为以前翻译书籍大多使用英文。中国文字以京音为主，因为京音通行天下。从今以后，无论用中文翻译西文，还是用西文翻译中文，都以此为依据；即使一两个音不能完全相合，也不得擅自更改，以归于统一。这部书如果编成，可以同名物书相互配合施行，译者和读者都有所依据。如果把这两部书呈给译署，请求圣旨颁行，命令各省译局及私人著述一体遵照执行，就更加便利了。这两项是翻译书籍的根本。至于翻译书籍的人，必须兼通中西文以后【语意未完】。至于有专精西文的人，可以由通晓中文的文士辅助。古书说：“言语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一定要使所翻译的书质朴而不流于庸俗，内容广博而不伤于荒诞，文辞义理值得观览，又不失去原书的意思。这样或许也能启发人心、开通风气，成为一种帮助。

译☆汪康年 ○中国自强策（上） 事情发展到今天，危急逼迫已经到了极点：被倭国挫败，被俄国逼迫，被英国侮辱；教案纷纷发生，回匪蠢蠢欲动，兵变、民变的事情不胜枚举。而瓜分中国的说法，西方报纸屡次刊载，西方人屡次谈论，即使极其愚昧的人也知道大势危殆。然而朝廷没有确定的策略，中外没有确定的议论，旧有弊病一件也没有革除，新的谋略一项也没有推行；这不是安于无所作为，就是认为没有办法。安于无所作为，那就不用说了；认为没有办法，却并不是这样。今天的中国，仍然像一只羊处在群虎之间，连累它们的爪牙都还不值得。然而群虎暂时不立即行动，是因为群雄正在角力，尚未有最终归属，所以发动祸难还很困难；而且无缘无故杀人性命、破坏商务，也是西方人不愿意做的事，所以还在迟疑等待。我们如果能够自我振兴，那么西方人对待我们，也会像对待日本一样；只有我们永远不能自我振兴，他们才担心被别人抢先得到，必然争先恐后地夺取我们。那么我国振兴的政策，如果不在今天实行，以后就来不及了。中国哪些利益应当兴办，哪些弊病应当革除，谁不知道呢？但最终不能形成定论，大概是因为靠弊病获利的人太多，于是必定多方制造说法来扰乱视听，另出许多途径来阻挠。这并不是因为不明智、不强盛的祸患，而是因为权力没有归属，所以没有人能够把它作为发挥光明和力量的地方。本朝承接明朝之后，鉴戒擅权、朋党造成的祸患，因此执政大臣名义上称为军机大臣。大臣人数多而权力不统一，只能在皇上面前唯唯诺诺，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只能恭敬地拟写谕旨，不能自行发布号令。既然如此，如果想集中权力来办理各种政务，除了设立宰相便没有别的办法。但如今突然设立宰相，我私下恐怕只会有互相牵制、阻碍的弊端，却未必有行使权力、决策办事的成效；那么就不能不先设立议院。有人说：设立宰相就免不了擅权的忧虑，开设议院则权力在下，而且分散不统一，只会增加议论，对办事不利。却不知道有议院同宰相相抗衡，宰相就不能擅权。议院中的人虽然多，并且有议事、推举的权力，却没有执行事务的权力；即使权力在下，又有什么妨害呢？而且议院的意见虽然不一致，西方的制度必定选择多数人的意见来执行，有什么喧闹混杂的忧患呢？况且凡事刚开始实行时，必然有许多疏漏，关键在于随时审查修正罢了。至于形成定规以后，西方人的议院章程，也可以选择其中可行的来实行。至于推行维新政治，有三件大事。第一，统一天下的议论。如今天下的意见极不统一，政府不加选择地采用，有时早晚更改，有时南北不同，必须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便施行。第二，安慰天下以及各国的期望。中国盼望维新，如果不能实现，就会离心；西方各国盼望维新，如果不能实现，就会轻视中国。应当明令天下，说明舍弃旧制、遵从新制的原因，并同各国订立共同维护太平的盟约，同时适当地给予它们权利，还要聘用其中的贤能豪杰，同他们共同议定法制，这样中外才会有更新的希望。第三，安定天下官吏和士兵的心。维新政治施行后，宗室、旗丁、冗员、士人、胥吏、军士都会有失去职位的忧虑。开始会用言语互相煽动，随后会竭力阻挠。应当预先筹划安置的方法。宗室、旗丁除了担任官员和士兵以外，或给予利益，或放宽对他们的禁限。新设、改设的官职，除了总理事务的人必须选用有才干者外，其余仍按旧官制依照班次补授。学校新设后，必须十年才有毕业生可供选用；那么从前的士人在十年之内仍然可以补授官职。胥吏、军士中被裁汰的人员，可以补充到各种差役中。这样，各人就没有失业的忧虑，新政也没有受到阻挠的祸患了。不过，这里只是说推行新政的大致要领，还没有谈到具体实行的事项。○《中国自强策》（中） 中国自古以来独立处在亚洲中部，外部各地都被视为蛮夷。向来以君主权力为根本，专力于保全君位、使国家不断壮大的宗旨。因此，它的治理多是禁止、防范、遏制、压抑的制度，很少有开拓扩充的意图。君主害怕臣下侵夺自己的权力，所以不让他们拥有丝毫权力；害怕臣下结党，所以尽力拆散他们的党羽，牵制他们，使其不能施行自己的意志；又禁锢蒙蔽他们，使其不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用天命使他们恐惧，用鬼神使他们害怕。臣下承袭这种风气，以避讳、修饰为能耐，以敷衍塞责为本领，以趋利避害、推诿卸责为聪明。他们对待百姓，只把压制欺吓当作事情，再也没有真诚相待的心意。因此，官吏习惯于弊病和混乱，百姓安于狡诈玩弄，士人养成浅陋卑劣，士兵惯于喧哗污浊。普通百姓都把闭门不问外事当作秘策，把积聚财产留给子孙当作得计。所以，上下之间的重大弊病不外乎四件：徇私，厌恶直言，崇尚空虚，沉溺安逸。沿袭这种习惯久了，全国百姓都失去了自主的权利，也没有彼此相助的心。上下隔绝，彼此离散，百姓把君主和父亲看作陌生人，把同一国家的人看作路人。百姓的软弱和离散，正是君主所希望的；积累到如今数千年，终于遭受了它带来的大祸。既然如此，到今天想要竭力扭转数千年来积累的弊病，求得同西方人抗衡，也不过是恢复民权、尊崇公理罢了。对于官吏，要裁汰冗职，删减没有实际职掌的官员，使每个官职都有事情可做。教育人民，必须使他们学习有用的学问，不要错误地使用他们的聪明才智。选用人才，必须使他们凭所学担任相应的官职，不要让所学与所任不相称。升迁补授，必须按照原有职务办理，不要让人早晨任此职、晚上又换到彼职。任用人才，要提高他们的俸禄；犯错就责罚，故意违法就斥退，勤奋就升迁，并逐步增加俸禄，使其终身没有失业的忧虑。制定法律，要依照罪行裁断，务求能够实行，不设空洞的法律，不立难以执行的条例。对待罪犯，缉捕要严密，惩治要宽缓。审理罪案，要查考罪行并让罪犯把全部供词说出。向百姓征取赋税，要各按其资财和产业征收，不得倒置，不得苛刻索取。治理财政，要使钱财归于实际用途，不要耗费在虚文上，不要被中饱私囊。过去重文轻武，现在必须使文武并重；过去优待文士而轻视吏治，现在必须把处理政务当作急务。裁汰繁重，求得迅速便捷；除去虚文，责求实际成效；删去矫饰虚诬、不合事实的言论，斥退虚伪无理的事情。崇尚创造而鄙视安闲，崇尚改变而鄙视守旧。把能够开辟财利来源看作能干，把能够增加新学看作令人忧虑。民众的本性必须得到宣达，士人的气势必须得到振作。过去不让百姓参与国家事务，现在一定要让他们共同治理国家；过去使百姓安于愚昧软弱，现在一定要使他们充分明智。务必使国内各方面的力量，到处都足以同外国人抗衡。这样做，或许可以侥幸同各国相持。不过，这里只是说治理之道的宗旨所在，还没有说明具体办法。

译○《中国自强策》（下） 请具体说明办理的方法。现在如果上面威严地下明诏，告诉天下竭力图谋自我振兴的原因，并让士人和百姓中聪明优秀的人互相推举为议员，使他们到京城进入议院；又让中外大员中三品以上的官员，都进入上议院。议院建立后，就设立宰相总管内外事务；设立户部掌管财用的收入和支出；设立刑部掌管天下的狱讼和巡捕事务；设立商部振兴商业，掌管税则以及考察工艺、物产的事务；设立农部教导种植；设立外部处理外交事务；设立兵部掌管军事；设立工部掌管营造事务；设立邮政部处理道路、河渠、铁路、轮船、邮政等事务；设立民部掌管各地地方事务；设立海部掌管海军；设立教部掌管学校事务。等到议员推举确定宰相后，由宰相自行选择任用各部大臣以及各省长官。大臣和各省长官又各自推举下属，但都由议院决定。十年之后，议员和各级官员都从学校中选取。依照西方国家的制度，在京师设立吏治局，征召天下贤能的官吏，使他们学习治理国家的方法，再分别派往各省，教导各地官员。十年之后，也都从学校中选取。各省的提督、总兵由兵部选任，提督、总兵再逐级选任下属。十年之后，才从水陆武备学堂中选取。外部官员和出使大臣，必须选取精通西文、通晓西方事务的人。十年之后，才从师范学堂中选取。宰相和各位大臣推举确定后，就派使者同各国订立共同维护亚洲太平的盟约，并大幅改革上下、内外的体制，务求简便易行，全部废除趋跄、拜跪等礼节。重新设立宪报馆，把新政改革的宗旨以及中外交涉的缘由全部刊载出来，各种振兴国家的政策乘时一并推行。同时停止捐纳，裁减冗员，废除调剂安插的途径，停止讲求资格班次的说法。既没有无事可做的官，也没有无人办理的事。机构中的人可以凭借官职施展才能，机构外的人可以凭借事务考核成效，这样职务就没有不能完成的了。一件事设一个官，既没有互相推诿的余地；一个官办一件事，又没有事务杂乱的忧虑，这样人们就会勤于职守。任职办事的人拥有处理事务的权力，事务之外的人拥有监察的权力，同时又有议员加以牵制，有日报加以揭发，官场的邪弊就会止息。提高俸禄，革除陋规。就任官职时，给他置装钱；辞去官职时，给他恩俸，或者供给终身，或者延及子孙。办公有经费，出行有资费，这样人们就会因廉洁而受到激励。改革衙署制度，加快禀报请示的办法，裁汰应酬的烦琐，删减迎送的礼节，这样官员办事就会敏捷，考察事务就会勤勉。省、府、州、县都设立议员，用来同官员相互制衡；官员不能独断专行，百姓的困苦就会缓解。根据所办理的事务来任用官员，根据官员的职务来设置学科，根据所学的学科来决定录取的对象。做官以后，除非犯罪不得斥退；心力不会徒然耗损，才能不会被置于无用之地，人人不会失去职位，官职也不随意变更，这样人们就知道专心于自己的学业。取士有多种途径，学校遍地设置，从都会直到州县，再由州县延及乡里；人人没有被埋没的才能，才能没有停滞不用的情况，这样人们就会受到鼓励而勤于学习。整理确定文字，使它归于浅近易懂；多编写教化书籍，使人容易明白；又普遍设置义塾、教堂，教育普通百姓，这样平常人也都可以读书明理。凡是刊刻书籍，由官府审核批准；其中便于使用的，准许专营印行，这样急需的书籍很快就可以得到。严格管理户口册，确定乡里的制度，产业在死者生前登记，婚姻必须注明，禁止零散户籍。城镇没有杂居的忧虑，乡里没有散居的担心；又到处设置巡捕，并设立侦探，于是逃犯可以清查，邪恶之民无处藏身。法律一律平等，没有偏私。罪重的处绞刑或死刑，罪轻的禁闭、罚款，这样罪案容易办理，实情也容易查明。刑官专门审理案件，不兼办其他事务；又设会审，以查察虚假诬陷；有律师为当事人申辩，不再有刑讯逼供的痛苦，也没有牵连拖累的祸患，这样冤枉和滥刑就会止息。官吏都有俸禄，差役都领取工钱；既然没有借口索取钱财的机会，也就没有贪婪受贿的弊病。这样，狱讼就容易处理了。有不遵从教化的人，就把他终身监禁。触动他的羞耻心，严格设置禁令防范，这样人们就会以做坏事为羞耻。整修道路，疏浚江河，铺设铁路，开通电报；招募商人来完成这些工程，借贷资金来充足经费。同时，到处设置路灯和自来水，使往来便利、消息灵通，这样用兵、赈灾、经商、旅行都会方便。开办矿务，设立银行，然后铸造金、银、铜三等货币，统一它们的轻重；又发行钞票，禁止兑换银钱的店铺，以便流通，使税收和军饷的收支一律使用通行货币。三年之后，估计新币已经足够，就全部禁止旧钱流通；这样货币制度便能实行，人们使用货币也方便了。制造钞币，设立银行，整顿税则，严禁中饱，国家经费就可以充足。设立商部，制定商业制度，严格赔偿的法律，确定欺骗诈伪的条文，革除厘税的苛重，打通水陆交通，考察各国物产，勘察各地工艺；内河、外海都准许航行轮船，能够联合成立公司的人给予奖励，商业成本重大的准许其专利，这样就能鼓励商业。能够仿效西方制造各种物品的，给予奖励并准许专利；能够用新方法制造器物的，授予功牌，这样就能鼓励工业。征税按财产计算，富人多缴、穷人少缴；征税按收益计算，商人多缴、农民少缴；储蓄和调剂有资金，种植有方法，这样百姓就会受到鼓励而经营田地。停止无用的武科考试，开设水陆军学堂，使凡是能够从事军事的人不再同普通百姓相等，这样人们就会争相学习武艺。严格选拔并提高军饷，严格训练并加强防范；年老退役就终身供给俸禄，战死就抚恤他的子孙，这样士兵都能作战，平时也不敢滋事。水陆防军部署周密，军官和将领全部由考试选拔，制定平时调遣的办法，这样军队就强大了。

译☆吴恒炜 ○《知新报》创刊缘起 眼睛不明，耳朵不灵，口齿不敏捷，叫作盲、聋、哑，这称为三种疾病。这是古今最深的忧患、天下最大的祸患。我曾经披着藻纹和火纹的衣服，佩戴明月般的美玉，怀抱韶乐，携带金玉，游历在没有光明的国度，来到听不见声音的乡土，登上言语反常的场所。向那里夸示色彩，它们却默然不看；向那里演奏声音，它们却隆然不听；向那里陈述言语，它们却漠然不辨，难道不是太令人痛心了吗！不过，若只是一个人患病，还可以说；一家患病，还可以说；一个邑、一个地方患病，也还可以说。若把古今相隔的远近、疆域的广大、帝王的尊贵、士大夫的高贵、工商百姓的众多、渔农的兴盛、妇女的众多、苗族和【原文“犭童”疑为少数族名】的繁盛，以及天下所有有血气的人，全都一个个中了盲、聋、哑的毒，哪里还说得了呢！唉！享受这种灾难、以这种祸患为乐的，如今中国四万万人都是这样。古代也有处于这种情形的人。周朝严厉实行监视访察的刑法，秦朝制定苛刻的禁止私下议论的法令。把关隘关闭、严加守卫，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安稳了，最终却不能免于田园荒废、故宫沦陷、子孙被俘的命运。终于使众多百姓遭受惨烈的灾祸，苍茫海边也同样承受栋梁崩塌的痛苦，成为天下人愤恨、后世【原文“﹃笑”疑有脱误】的对象，难道是偶然的吗！所以，眼睛看不清、口耳不灵，就是木然顽强的人；感情意志不能相互信任，规劝讽刺也听不进去，就是寄生的君主；声音气息不能通达，时势不能了解，就是闭塞不化的百姓；因袭华夏而不通达，不能辨明中外，就是长在身上的赘疣般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大概就类似这种情形。为什么不也回到根本上去呢？可是还有人说：这是周、秦以前的事情，不是今天的祸患。请让我试着说说近代的事情。英国占据香港，禁止商会，这是把我们当奴隶；法国灭亡安南，征收人头税，这是把我们当牲口贩卖；俄国挟制高丽，手持太阿之剑，这是把我们当仆役。除此之外，暹罗、琉球以及南洋各岛，本来都是中国旧日的藩属，也相继一个接一个地离去了。这些都是我们这一群人所听见、知道的，也是天下人亲眼看见的。做奴隶、被贩卖、做仆役，是人情所不愿意的，但我们却没有一两个人能够逃脱；他们聪明，而使我们盲；他们听敏，而使我们聋；他们敏捷，而使我们哑。他们将假造是非来欺骗我们，使我们奋发同心去做这些事，世世代代的子孙都不离开这种处境。既然已经这样做了，他们还要谄媚我们，我们也自我夸耀。眼看着形势一代接一代更替，又处在【原文“杌杌乎处第及之势”语意不详】的境地，这难道不令人寒心吗！如今不早作谋划，病势将不可救治；那时想做盲、聋、哑的人，也根本不可能了。孔子说：水清就洗帽缨，水浊就洗脚，这是自己造成的。如今这种病，中国是自己造成的。中国处在温带，土地肥沃，百姓聪明秀美，教化完备。数千年来，轩顼的治理，华夏的教化，素王的学说，儒术的美善，文采盛美、和乐安详，本来就是神明之类的国家。它的土地当然不是西比里葛逻巴的荒地可以相比；它的种族当然不是亚非利加、昆斯阑得的野人可以相比；它的开辟最早，当然不是美洲的新国家可以相比；它的形势稳固统一，当然不是欧洲的离散漫无秩序可以相比；它的聪明睿智，当然不在屈法、德、英、美等国的儒者之下。既然积累深厚，凭借又多，如果振作而整治它，改革而扩张它，对内就能拥有自主的权力，对外就能形成合纵的形势，最终就能达到大同的政治，实现太平的教化，逐渐登上智慧之地，游历聪明之城，嬉游于敏达之国。即使不能做到这些，难道还愿意长久昏昧、隆重闭塞、喑哑无声，甘心走向污浊、昏暗、蒙蔽、闭塞的坏道路，

译忍心做愚昧暗默的【原文“﹃民”疑有脱误】吗？即使最愚昧的人，也一定会愤然不屑于这样做。我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竟然坐视自己不聪慧、不聪敏、不敏捷呢？太阳和月亮相互映照，所以显现它们的光明；雷和电相互发作，所以显出它们的声势；气息和波浪相互吹拂，所以传播它们的言语。人生活在浩大的元气之中，处在生生不息的造化领域，承受天赋的灵性，流布成形于大地，本来没有什么不同。眼睛、口、耳本来仍然是那些器官。同样是眼、口、耳，保存它们就强盛，丧失它们就衰弱，只在于是否时时运用。假如现在有一个人，乘着浩荡的虚空，登上宽广的场地，悬赏千金向众人宣布：我现在要举行斗盲的游戏。在场地中立一根木柱，让盲人站在它西边，不盲的人站在它东边；击鼓时前进，鸣钲时后退，以一牛的距离为标准，胜者赏千金，若盲人获胜就加倍赏赐。由此看来，不等双方交锋，就可以断定盲人一定失败。为什么呢？因为道理和形势相违背。我对于内在的父母亲情、夫妻子女的亲密、兄弟的情谊、宗族的亲戚关系，对于外在朋友的交往、师徒的接触、宾主的欢聚、蛮夷的交往，对于上至阴阳的奥秘、造化的精微、人物的道理、古今的深奥，下至学术的根源、政治的要领、中外的情势、存亡的运数，以及宫室、舟车、衣裘、器物的名称，起居、饮食、喜怒哀乐的缘故，全都昏昧得像囚徒，懵懂得像仇敌，俯首弯腰得像驼背的人，茫茫然没有任何所听、所见、所说。而那些使自己摆脱困境的人，为此联合群体、订立盟约，筹集款项、建立会馆，谋划演说，聘请医生、制造器械，聚集天下有眼睛的人，竭尽万民耳目所能，没有什么不剖析、探究、吸收、研磨的，坚定地务求把三种疾病全部去除。走出去再看我们，这就是他们强大、我们弱小的原因。一身、一家、一个邑、一个地方尚且如此，何况全世界几十个强国、五大洲数十万亿的人群，个个勇猛精锐、强悍敏捷、办事迅速，凭借不盲、不聋、不哑的人群，奔驰压迫我们这个不聪慧、不聪敏、不敏捷的国家，蹂躏我们这些看不见、听不见、说不出的百姓呢！到那时，他们将更加穷尽我们所受的困苦并使我们愚昧；我们即使屈身伸腰、扶伏在地、撞破额头、磕碎脑袋，求他们除去盲、聋、哑的状态，也不可能得到，难道不可悲吗！人即使愚蠢到了极点，也一定不屑于这样做。然而，既然这样，为什么又不能免于盲、聋、哑呢？山岩沟壑空旷，水泽深沉，沙漠绵延，炎热瘴疠幽暗；苔藓艾草茂密，草木青翠芬芳，枝蔓挺拔伸展其上，却遭到斧斤砍凿，免不了被当作柴薪，为什么呢？鹏、鹄、鹅、鹩、鸿、雁、鹰、隼在其中鸣叫盘旋，却免不了遭受弹丸、箭矢、罗网的祸害，为什么呢？猛虎、骆驼、凶狼、巨象、恶蛇、毒蟒、鲲、鲸、鳄鱼、鲰鱼，在地下踩踏、留下足迹、居住洞穴，却免不了遭受木桩、栏槛的伤害和饵食、渔网的祸患，不能免于猎人、渔人的捕捉，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知识。没有知识就愚昧，愚昧就会盲，就会聋，就会哑；这样即使遭受剥削的惨痛，也无从申诉；即使遭到割宰的痛苦，也无从听闻；即使受到烹割的羞辱，也无从察觉；即使有帮助它们的人，也无法拘止灾害。人是三才之美、五行之秀、万物之灵、万类之长，竟然像这样不聪慧、不聪敏、不敏捷，和草木禽兽鱼介相差也没有多少了！这正是有志的儒者、愤激的士人捶胸呕心、长声叹息而流泪的原因。然而，人既然因为这个缘故而听不见、看不见、说不出，又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不通达。穷山高耸，险水浩荡，兽蹄鸟迹交错其中。相隔一里、五里，风俗各异，行人断绝，世世代代不相通，这是土司统治的旧国。道路绵延堵塞，行路艰难；曲折的河流深险，渡水十分困苦。聪明人知道这种情况，平整渡口道路，使车马通行，那

译么一瞬间就可以到达；疏通水源，开行船只，那么相隔千里也可以到达。聪明人还担心道路堵塞、厌恶行进迟缓，于是修筑铁路使速度加快，制造轮船来渡运，这样相隔万里的人半天就可以相见，四方的贡品也可以接踵而来。这就是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使中国到英国直达只需七天路程；法国开凿苏伊士运河，使从欧洲到亚洲省去二万里的路程。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道路相通罢了。道路不通，就会有愚钝闭塞之名，免不了受到“愚溪”的讥刺。既然这是苗族、侗族等的风俗，是土司统治的国家，怎么能同尧、舜、禹时代的旧都、以诗书礼乐为教化的儒国相比呢？由此看来，道路畅通的福处是这样，道路闭塞的祸患是那样，何况对于人呢？

译唉！盲、聋、哑的人，先王称他们为无所申诉的人，天下称他们为【原文“﹃民”疑有脱误】；这是仁人所应当怜悯、加以察看、收容救济并调护的人。人生有什么幸运，却遭遇这样的不幸，这也就罢了。无道德的人又不断蓄养、贩卖他们，少则千百，多则亿万，更多的甚至达到兆万，最多的竟达到数十兆、数百兆万；一个个加重征取，用来供自己放纵淫逸、挥霍享受。不够，就早晨卖一个；不够，就晚上卖一个；不够，就今天卖一个、明天再卖一个；还不够，就把他们全部卖掉也不后悔，一定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才停止。他们以为这些人不是自己的骨肉，不是自己的子孙，所以绝不为此悲痛。然而自己的骨肉子孙最终也不能免遭这种命运。不仅如此，父兄子弟、师徒亲友也将相继被罗致，转卖到欧美各国以谋取货利，日子久了，货物充盈，还会遭到排斥和拒绝。唉，难道不痛心吗！不通达的祸患，竟到了这样的地步。慈爱的父亲对于儿子，没有不爱护的；友爱的兄长对于弟弟，没有不爱护的。孩子有任何痛痒病疾，没有不调治的；起居出入，没有不提携照料的。等到他们稍稍长大，父兄还会称赞别人说：我的儿子、我的弟弟，将来会成为我家的阿东、我家的汝南【喻指杰出人物】。于是寻求天下通达之人，选择明敏、辨悟而有道术者做他们的老师、师傅，每天同子弟朝夕相处，教导、启发他们，使他们求得通达。子弟每天见到通达的事，听到通达的言论，前后左右没有不是通达之人。等到他们少年壮年，就让他们游历通达的地域，结交通达的士人，所接触、所居住的没有不是通达之处，所行所止也没有不是通达之处。迟一年，迟三年，迟五年、十年，即使想不通达，也不可能了。这就像身处火车之上并使它发电，不能不迅速；站在飞船中而驱动轮子，不能不快捷；否则就会堵塞。为什么呢？是因为教育他们的人不是合适的人，而求取通达的方法也不对。这就像骑牛渡过昆仑山，乘木筏漂过渤海，不可能一天到达。一家人对于子弟尚且如此，何况君主对于百姓、百姓对于国家呢？如果不寻求使国家通达的方法，百姓就不成其为本国的百姓，国家也不成其为本国的国家了。如今不能不仔细察看这一点。不能辨认鹿和马，不懂麦子和豆子，不能分辨黑白，不明白分寸，性情闭塞蒙昧，固然很差，但我还不至于因此大为恐惧。把头脑雕刻成死板的文字，腰间系缚束带，耳朵被钳穿，脚趾被捆缚，血脉凝滞，固然不通，我还不至于因此大为恐惧。整天困在帖括考试中，劳瘁于册页，擅长词曲歌辞，像奴隶一样受制于刀石文字，这难道叫通达吗？像仆役一样受制于声律，困顿于笺注传疏，像皂隶一样受制于金石文字，像厮役一样受困于章句，这难道叫通达吗？只是簿书文牍的徒隶，受资格年限束缚，依赖旧规，拘泥成制，这难道叫通达吗？人们还喋喋不休地说，这些可以用来通达政治；那么为什么政治学不能兴盛？说这些可以用来通达教化；那么为什么教育不能兴盛？所有医学、图学、星学、地学、【原文重复“地学”】、使学、礼学、机器、格致等学问，为什么不精通？为什么不能成就？唉！通晓古代，却堵塞于当今；通晓旧习，却堵塞于变化，本来想求得智慧、聪敏、敏捷，实际上却是在求取盲、聋、哑。用这种方法求通达，同废弃大雅乐章而仍然演奏土鼓，居住在朱明之地却不脱下厚重皮衣，有圆榫却把榫眼做成方形，车辕朝北而车辙向南，有什么不同？难道不是荒谬吗！难道不可怕吗！聪明人能在事物尚未坠落时察觉危险，在尚未灭亡时保全危局，因此有把柴薪搬开以防火灾的忧虑，有行走在薄冰上的戒惧，有【原文“践聋”疑为讹字】的恐惧，有捧着龟甲占卜时的叹息；没有不日日夜夜恭敬戒慎、早晚惊惧警惕的，忧惧地自我约束，不敢沉溺于蒙蔽之中。天下的大势正像倒悬一样，一个人牵拉，十个人跟着掣动；十个人抬举，百个人跟着套上车轭；百个人辗转牵制，千个人跟着使之纷乱；千个人冶炼，万人跟着搏击，务必要把天下人的眼睛全部闭上，把天下人的耳朵全部堵住，把天下人的嘴全部钳住，使他们低头屈膝、俯首听命，驯服而不违逆我，依恋而不背叛我，然后心里才觉得痛快。然而，深潭没有珍珠，鲛人就不会来采；童山没有树木，樵夫也不会停止。因而险峻山谷的美景，会使大人物为之息心；花鸟在春天鸣叫，会使行路的人因此赏玩心志，忘掉自身所处，忘掉苦乐所系。所以，他们害怕人的议论，后来便相互提携离去；给人以华美的衣绣，增添钟鼎之盛，用金石装饰，以珠玉为瑰宝，使仓廪富足，使宫室宏大，纵情声乐，优待仆妾，用这些招徕、携引、安抚、招致人们，只要有利于自己的私欲、合于自己的情感就行，别的并没有什么爱惜顾念。天下的人听到这种风气便喜欢它，没有不悬想揣测、奔走追逐的。他们凭借天下的广大，聚集天下的民众，劝导他们的父兄，率领他们的子弟，激励他们的亲戚朋友。从儿童到成人，从成人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年少时就学习这种风气，年长后就安于这种风气，乐意做盲人、聋人、哑人，争相起来共同响应。把骨头扔在地上，群狗争抢；把饵食投入深渊，群鱼争夺。标榜得越高，束缚得越窄，驱赶得越急，争夺得越用力。于是他们剖心呕血、焦灼精力、耗尽心思，昼夜不停，睡觉吃饭也不停止；为不通达而劳瘁，用不通达耗费元气，以不通达为业，炫耀不通达的名声，甚至不知道手脚如何动作，手舞足蹈，忘记自己是在做盲、聋、哑的人。还认为这尚未达到三种状态的标准，尚未完成三种状态的功业，即使弟子已经饥饿，也不容许稍有懈怠。登上垄断地位的人，居高临下，凭借利益、乘着便利，早早便蒙蔽他们的头脑，扼住他们的咽喉，抚摩他们的背脊，截断他们的手臂，随后鞭打、驱使、束缚他们，控制他们的开合，决定他们的进退和贵贱，决定他们的生死和荣辱。他们就像被栏槛击打的牛、被圈养笼罩的猪，只能唯唯诺诺地接受命令。于是追逐臭味、东施效颦的风气盛行，长眉高髻的习俗形成了。他们难道不会左顾右盼、后呼前叫，自鸣得意吗！把一国人都弄得愚昧了，环绕在周围的各国，还能用什么办法使他们盲、聋、哑呢！

译龙在深渊中争斗，虎在山中搏斗，老鼠在厅堂中争战，喜鹊在树林中格斗，风涛翻腾，云雾被踩踏；弱者当然失败，强者当然胜利。哪里知道捕猎者已经张开弓弩、布置众多器械、磨利牙形的钩矛、使刀锋锐利，正要从后面掩袭呢？主人果真安心了，上面没有畏惧，下面没有恐怖；把宫室朝向北方，早晨安坐受朝，晚上仰卧休息；向东开门，就用军队攻击盲人；向西开窗，就用锁钥对付聋人；向南开室，就用黑暗对付哑人；自称有金城汤池般的坚固、永不朽坏的事业，同人没有祸患，同世间没有争斗。山中堆积着丰厚珍宝，玉工便因此震动脸色；厨房中具备八珍美食，厨师便想伸手染指。在道路上遇到房屋，登徒子不会不看；在田野里挖到金子，华歆也不会放下手。收藏财物不谨慎，就是给盗贼的凭证；卧榻之旁，邻人也会嫉妒你的鼾声。一旦天下无道，有力量的人如同盗跖一类，烧毁炊烟、尘土飞扬，风起烟涌，揭竿持棍，弯拳露牙，呼啸而来。他们冲撞门户，砸破房屋，焚烧内室，水淹宫殿。在他们的地域纵横车辙，在宫室之中奏起笙鼓。形势必然要他们收取重器，藏入车舆和袋囊，然后离去。守卫者奔走悲悯，相互看着【原文“疒多々”疑为乱码】，彼此相望而疲弱，灾病已经无法救治。倒悬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自己给自己造成阻碍吗！不只是倒悬而已，又遭受溃裂。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愚昧罢了，只是不通达罢了。越国、暹罗、缅甸、韩国、波兰、波斯，以及阿剌伯、阿富汗、俾路芝、麻达加等国，都不必说了。亚非利加是世界上广大的洲，澳大利亚是海外巨大的岛。印度、土耳其是亚洲旧日的都会，是回部的强国。起初，它们的教法和技术并不是不强大，治理教化并不是不兴盛，声望名誉并不是不显赫；它们的版图广大，并不比中国小，甚至可以同欧洲抗衡；它们的户籍人口众多，并不比中国少，而且超过欧洲。然而在昏暗惨淡、蒙昧茫然之间，不过片刻、百年之内，无论君主臣下、士人百姓，全都接踵而来，成为怀帝、愍帝，徽宗、钦宗，张角、孔有德，朱由检、郑成功，车夫奴仆，童仆妾妇，象骆驼，犬羊，在欧洲独夫民贼面前污面蓬发、低头屈颈。这是因为没有开启民智。民智的开启，印度土地上的君臣并不是不知道。可是说起修筑铁路，就堵塞它；说起通行轮船，就堵塞它；说起开发地利，就堵塞它；说起联合外交，就堵塞它；说起改革官制，就堵塞它；说起改变科举，就堵塞它；说起设立教会，就堵塞它。说起设立学堂，就堵塞它；说起采用新法、革除旧习，就堵塞它。凡是写一本书、作一种议论、树立一种主张、举办一件事情，只要有益于开启民智，就没有不加以堵塞的。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只是他们的性情不同于常人吗！是厌恶我独断而民众强大，厌恶我愚昧而民众聪明。他们将不再被我役使，宁愿甘心被他人役使，也发誓不让百姓役使我。况且，普通人的智慧对国家能有多少补益呢？哪里知道压制得越用力，他们的智慧越要显露；抑制得越严厉，他们的智慧越要扩大；摧残、束缚得越牢固，他们的智慧越锐利、越强大。等到事变一发生，孑婴遭受临轵道的灾难，夏桀承受夏台的悔恨，百姓便袖手旁观、谈笑自若，没有人来救助他们。自己的父母之邦、桑梓之国，生死都在那里，难道还会有歌咏《葛覃》、吟诵《来苏》，为父师抱器奔赴，来取得牧野倒戈那样的效果吗？这是不得已的。为什么不看看台湾呢？这就是不通达的大祸。欧洲在北方强大，美洲在西方富裕，日本在东方振兴；人们以为这是因为它们的铠甲兵器廉利、舟车迅速、邮驿快捷、技术奇异吗？不是。人们以为这是因为它们贸易精明、货物丰富、盐铁充足、农业畜牧繁盛吗？不是。这些只是后来产生的结果，不是当前最紧要的原因。各国兴盛，有比这些更紧要的道路，那就是开启民智。欧洲曾经被罗马残害，美洲曾经被英、法兼并削弱，日本曾经被三国逼迫挟制；它们的危急、坠落和危险，本来同今天的土耳其、非洲、印度等国一样。遭受重大创伤以后，它们才开始知道强弱不能相敌，仁慈不能同暴虐相胜，文明不能同野蛮相抗，智慧不能同愚昧相衡。于是恍然有所思，突然觉醒，毅然把平日愚弄百姓的情状、愚弄百姓的方法、愚弄百姓的工具、愚弄百姓的禁令，一起感泣流涕地荡涤扫除。它们聚集天下的士人百姓，联合天下的大众，集中精神，鼓舞血气，冲决壅塞，拔除滞碍，刮去蒙蔽，才获得今天的富强，振兴百年的国威。假使各国坚持过去的制度而不改变，即使今天残亡也是应当的。这就是通达带来的大福。从前面的事情说，印度等国闭塞所造成的祸患是这样；从后面的事情说，欧美各国通达所得到的福泽是那样；这两者确实应当成为中国的目标。祸福是自己求来的，前车倾覆正是后车的警戒；舍弃和取用只以大局为重，应当乐于取法、广泛学习别人的长处。楚灵王采用胡服，赵国因此强盛；匈奴单于采用汉朝的制度，匈奴因此壮大。金人禁止学习南方服饰，《春秋》却厌恶使用夷狄的礼法。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一个是我的老师。关键只在于审慎选择取舍罢了。唉！明太祖朱元璋，是违背我孔子之道的人，是中国的蛀虫和祸害。他禁止私自著书，禁止谈论国事，禁止直言，禁止倡导清正的议论；妄自兴起文字大狱，竟有一百多人；又用祖宗成法束缚人民，长达三百年。他歪曲名分和实际，表面上假托圣门；拒绝杨朱、墨子的议论，因为害怕它们损害自己，暗中实行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诈术。读史的人只感到愤怒，认为他鲁莽粗暴、破坏过甚，却不知道他的心术险恶难测，这实在是极其可怕的。于是宗旨已经错误，是非也大为混淆。把民间粗俗之曲混入朝廷雅乐，把明堂的礼乐演奏得杂乱不堪；把夜光珠和鱼目混在一起，把后车上杂色的东西混淆一处。唯唯诺诺、互相吹捧，荡然形成风气；松弛怠惰、彼此争逐，又滋生了错误的种子。到了本朝纪昀之类的人，顺从这种风气并加以煽动，鼓动它的波浪并加以宣扬，天下的士人和大夫又跟着进一步谄媚；他们钳制人的口舌，囚禁人的手脚，甘心做奴隶，却没有人敢于轻视这种制度。直到今天，士气更加衰弱，民风更加萎靡。道光、咸丰以来，屡次遭遇重大创伤；同治、光绪以后，民俗逐渐改变。然而中国变法将近三十年，海军兴办了，船厂设立了，电线杆竖立了，车道修筑了，矿山开采了，租界开放了，钱币铸造了，图书翻译了。

译制造工厂、招商局、同文馆、格致院，没有不办理的。公使的职位、翻译的人员、领事的官员、聘请的教习，也没有不设置的。它仿效西方制度、谋求国家中兴，同日本一样。然而甲午战争中，军队溃败，战略要害失守，朝鲜藩属灭亡，台湾岛被放弃，赔偿巨款，割让口岸，最终竟羞惭地显出比日本弱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求取通达的方法成功了，中国求取通达的方法失败了。处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和形势，求取通达的方法将怎么办呢？违背今天而返回古代，会有执守礼制、贻误百姓的灾祸；废弃中国而遵从西方，会有采用夷俗、改变华夏的诽谤。开设议院，势力会分散而滋生混乱；倡导教会，道理高远而难以成功；广泛设立学堂，费用沉重而无法推行；扩充善会，事务庞杂而成效浅薄；编写部曲小说，谣言杂乱而接近俚俗；演出传奇，意旨诡谲而令人厌恶陈说；推广翻译，力量薄弱而延误时机；深入游历，势单力孤而耗费巨大。这些都是后来可能产生的效果，不是眼下最急迫的办法。现在即使想求得通达，也遥遥不可得。况且天下极大，人民极多，官员聚集在朝廷，士兵聚集在军营，士人聚集在学校，农民聚集在乡村，工人聚集在作坊，商人聚集在市场；舟车不能随时通行，家室也没有固定的联系，谁能不靠双脚奔走、无翼飞驰，把这些事情一个个口头传播、扩大宣扬呢？如果能够收拢已经涣散的精神，不仅联合众人，还能节省诵读经书的时间和精力，不必闭门无事，就可以考察古今，审察中外，观察风俗，探究事物的道理，熟悉时局变化，考核敌情，更新学术，增强智慧。吸收新知识，吐弃旧陈说；节制其弊端，扩大其益处；不必走出门户和地域，眼、耳、口没有不通达的，这并不是没有方法。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遒人巡行道路，摇动木铎发布政令；太史采集各地歌谣，乘坐辕车轩车远行出使。《诗经》的风、雅篇章，用来考察民间风俗的情状；《周官》记载诵读四方之诗，用来察知各国的弊病。唐宋以后，新闻的源流开始于邸报抄件；嘉庆以来，才创办报馆。名叫“新闻”，像风吹扇动文章一样，广泛叙述政事和风俗的存续情况。小的可以用来观察物价，琐碎的可以用来了解地方风气。清正的舆论得以流传，弥补乡校教育尚未完备之处，使见闻畅通，尽览天下的宏大景象。至于外国的农务、商业、天文、地学、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的报刊，争相标举宗旨；学习这些行业的人，便随着购买阅读，一有新的见解，就刊登在报章上。这样耳目都能相通，思想更加开阔，民情没有阻隔，对政治教化很有帮助。消息早晚都可以传到，和邮电的迅速相同；彼此互通见闻，又有如参加赛会的益处。因此欧美两洲一类一类的报刊共有二千三百多种，欧洲各国每天销售一千四百多万张。况且日本国的报纸，有“报王”的称号；瑞士召开会议，敦促嘉奖宾客的请求，也可以说盛大了！各种盛强国家，都是依靠新闻报刊的力量。报纸，是天下的枢纽和铃铎，是万民的喉舌。有了报纸，消息就能畅通；畅通就能明白；明白就能勇敢；相通就能强盛；强盛了，政事就能振兴，国家就能建立、敬慎而修治，人民也能增长智慧。所以国家越强盛，创办报纸的数量必然越多，翻译报纸的工作必然越详尽，传播报纸的地方必然越远，创办报纸的人必然越多，治理报业的学问必然越精，保护报纸的力量必然越大，掌管报纸的权力必然越尊贵，获得报纸益处的人必然越广。天下人的思想、知识、眼睛、耳朵和报馆相互依存，以报馆为命脉，正如一家人一样。因此英国所以称霸，《太晤士报》每天发行五六十万份，在海外居第一；日本所以日益更新，《朝日报》每天发行十五六万份，名列东亚前茅。中国人口号称四百兆，并不是说人口不多；但出版报纸的地方，竟不超过□□，报纸的种类大多不超过四十种，销售报纸的地方不超过十万，读报的人不超过百万。顺天是首善之区，然而读报的人很少；河洛是中原之地，然而报纸传播的步子受到限制。而且十天一月之内，随即倒闭亏损的报馆有；一年之间，随即中止的也有。其中还有十多种是教会报纸，阅读外国报纸的，仅有一百多人罢了。这样比较起来，实际上是欧美诸国的二千分之一、百万人中的二千人。譬如同诸大山中的微尘、沧海中的一滴水一样罢了。它同欧美各国相比，差距有如天地，究竟相差多远啊！而且还要求达到足以寄托理想的程度。甲午之变时，公车上书一万八千字，有一千三百人参加；车轮声辚辚作响，震动了中外，这是古今各国从未有过的事。虽然计策在中途受挫，事情终于没有实现劝谏的目的，但天下通塞的运势，已经渐渐开启了。京师士大夫于是设立强学会，就是今天的官书局。十天一月之间，上海也继而兴办。如今《时务报》又重新振作起来加以推动。到了中年，传播流行到海边，加上江学的提倡，湘地人民响应变法，湖北省发布札谕，这种风气更加畅达，真是魁伟盛大啊！然而，万间广厦，众多的灯架不是一根木头所能承担；千里道路，要到达远方也不是一小步的功劳。孤掌不能独自发声，一辆车轮不能并行前进。为什么呢？因为群体和个人的形势不同，南北之间的情形也相互隔绝。何况铁路还没有修通，邮政也不便利呢！赠人以言，并不是丈夫登临陇山；通过文章来体现道理，欣喜我们这一党人有了邻伴。这就是澳门《知新》报所以继承上海、响应上海的原因。如今粤省，是通往泰西的大道，是岭南的重要镇地，也是中原以外的府库。人民众多，户口稠密，商贾富足，市场繁盛，都超过其他州。十多年来，创设报馆不能说少，报纸的销售也不能说不多。只是宗旨一旦偏离，便会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风雅之文不再产生，只是徒然摘取芍药；王道之说不再宣讲，只能惭愧自己像樵夫。混淆改变是非，把鹿指作马；艳丽浮夸的言论接连而来，买下了装珍珠的盒子却丢掉了珍珠。这样只是陷害人心，败坏风俗，损害政术，荒废教育，亵渎国体罢了。不要怪有见识的人对它吐唾沫、视作污秽；甚至把执掌笔政的人同无品行的市侩看作不相上下。他们还对此得意，以自己像无品行的市侩为骄傲，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唉，不是使它通达，反而要使它闭塞吗！

译《诗经》说：讹传的话不要惩罚，《尚书》告诫人们不要采用无稽之谈。不要听信如今作者的言论，不要有任何取用。《春秋》以经世之道振兴先王的雅正言论，《百二宝书》翻译环球各地的近况；奇异的见闻一定记录，不袭用王者旧说；各种弊病都详细陈述，不作深切的忌讳；倡导、提举圣学，不昧于根本源流；采集翻译的新书，旁搜各种杂事；考察它们的技术，穷究它们的新理，那么明智的人势必不会抱守曲学，愚昧的人也会逐渐明白。考察各地的风俗，了解它们的形势，那么□者势必不会拘泥旧章，也会解除蒙蔽。明白各国的法律，熟悉它们的机能，强者势必不能固守成法，而会振救弱者。三种弊病的祸害也已经消除了，难道不是美善的事吗！然而，以中国人民四百兆之众、内地十八省之大，创设报馆应当有二千处，各类报纸应当有二万种，每种应当发行一千份，每日发行的总数应当有二千万份。这样比较起来，二十个人中仅有一人读报，二万人中仅购买一种报纸。于是中土如此广大，上海仅有一处；我粤人口如此众多，澳门仅有一处。现在只能依靠晋、郑这样的力量，借以获得唇齿相依的帮助；无论别人了解我、责怪我，都共同承担口舌上的诽谤。这大概仍不过是一株稗草、一粒糠秕那样微小，是一只蚊子、一只虻所作的劳苦罢了。想凭二三家报馆的力量改变天下，我知道形势实在很困难。只是因为心中怀着孤独的愤懑，不忘内心的忧急，便依据实际行动，把它寄托在空言上。讥笑我没有参与议论，并不是我所听闻的；我还要扩大并充实此事，深切期望后来的人。有志之士，同类之人，他们将奋然兴起，来帮助我们吗？中国二千年将要坠落的圣教，四百兆天天有所感受的生灵，大概可以有所依赖了吧！我每天都在盼望着。唉！后来有作者，如果能阐明这个道理，应当设立报学科目，使这条道理发扬光大，那是我们这一党的幸运，也是天下的幸运！钱恂 《通商综核表序》条约中所记载的进口免税等物品，起初是因为货物种类不多，与关税数额无关；而且都是外国日常使用的物品，对中国人没有关系，所以不予征税，以表示体恤远方人的最大诚意。哪里料到从前专供旅客使用的物品，如今却被视为获利的途径。并不是没有关员稍加争辩，但总税务司总是加以驳斥。商业利益和商税，都一起受到他们的侵害。又如同样是纸、墨、金银器、毡毯、衣服、蜜饯、烟叶和烟丝，出口都征税，进口却免税。中外互相贸易，贵在取得公平；免税就都免税，征税就都征税。如果沿用旧章而加以重新规定，斟酌使进出口都征税，那么坚持这个定论，对方必然无话可说。况且我国免税的各种货物，大半是日本税则中不免税的；为什么西人对日本甘愿缴纳，而对中国却总是表现得强横？折服他们，本来就是有道理的。按照西方的惯例，出口货物的税，有的很轻，有的免征，以求本国土货畅销；对进口货物则重征，以阻止货源流入，保护本国农民，不使农工受到侵害。从来没有进口货物征税而出口货物免税，舍弃自己耕作的人、压制国内而保护国外的做法。又读到泾口吴剑华《续罪言》中关于税务司的一条，说：江海关的制度，既有老关收取商税，又有新关收取洋税；商税总归洋关，而洋税另由外国人掌管，名叫税务司。各海关的税务司积累起来，由一名总税务司统辖，也使用外国人。这种局面形成已久，却没有人醒悟到它的错误，唉！怎么这样悖谬啊！当初创办时，确实因为洋人的货价是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所以不得不借助外国人的力量，以帮助此事办成。如今完全不同了：税则既已有专门条文，章程人人都能理解，为什么还要让碧眼黄发的人越俎代庖来治理呢？而且既设一名总税务司加以统辖，那么凡是担任税务司的人，都自以为不归关道管辖，俨然形成分庭抗礼的形势，往往因为小事而频频发生冲突。他们任用的洋人▯手，大多袒护洋商，对华商却冷漠旁观。同样一种货物，竟然估定两种价格。于是华商满腹不平，向关道控告；关道惶恐不安，去询问税务司；税务司茫然无措，又把事情推给▯手；结果一概按照最初的议定办理，使华商缴纳重税，关道瞪眼看着，也无可奈何。于是华商转而贿赂、请托洋商，把洋商当作护符；这样一来，华商的货物全都成了洋商的货物。华商既然贿赂并托付给洋商，而货物成本本来较高，不涨价就会亏本；涨价则华商的货物日益滞销，洋商的货物反而畅销了。而且广东各口之间以及往来港澳等处，轮船经过关口，必须停锚，等候税关人员下舱查验。如果是西人船主，就不必等候查验。为什么对本地人如此轻视，对外国人如此厚待？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税务司阶层造成的祸害。如今天下洋务日益兴盛，并不缺乏通晓税则、熟悉条规的人。如果曾任关道的人留心人才，时常同税务司考察研究，选择能干的官员加以推荐，作为税务司的副手，责成他们学习几年；如果有成效，就逐渐裁减外国人，让中国人代替他们。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奋发努力，依次更替，不到十年，各关就都没有其他民族的人了。然而税务司受总税务司管辖；如果不先废除这个总税务司，必然会多方阻挠，关道终究没有实权。各税务司也必然存有私心，这个建议就不可能实行。那日本不过是个小国，从前海关权力和税收也使用外国人，如今却全部举用本国官员来代替他们。唉！堂堂中国为什么反而不如倭国？把天下的利益和权力交到外国人手中，任由他们坐享并滋长奸利，来嘲笑中国没有人才吗？查考中外各国，请外国人担任税务司、监督征收本国税款的，只有印度、中国、日本三国。印度的税收以鸦片为最大，从前由英国商人承办，结果大权旁落，灾祸发展到丧失国土。日本起初聘请西人协理，如今已经全部换成本国人，不再使用西人了。只有我国仍然照旧。考察各口洋关，正式税务司三十人，副税务司十多人，代理税务司二人，署理税务司又十多人；此外还有征税、船钞、教习三类人员，分为内班、外班、海班，共有四千三百四十三人。其中华人三千五百七十四人，通晓西文并且在洋关担任司事的也不乏其人，为什么没有一个操守廉洁的人可以升任税务司呢？有人说华人难免舞弊，难道西人就能完全善良吗？没看见镇海关洋人美生的事情吗？如果说华人不完全如西人，为什么不在其中慎重选择任用呢？又有人说选择很难。那么西人难道就不需要选择，竟然人人都是贤能的吗？吴剑华的议论，确实说中了我的心意。我仔细考察，华人舞弊的人，大抵是因为西人的俸禄丰厚，足以支付开销；华人俸禄微薄，不够缴用。而且听说泰西各国没有关卡，只出售纳税印花；运输货物纳税的人，计算应纳银两若干，就贴上相应数量的印花，关卡委员便没有从中饱私、扰害商人的弊病。姑且贡献这些粗浅的意见，恭敬地等待采纳。

译镜存子 《治标庸言》查考厘捐用来补助军饷，实行将近四十年，统计各省每年征收总数，共有一千二三百万；但局、卡林立，百般留难索取，委员十人中有三四人，办事人员十人中有六七人，商民所受的拖累越来越深。如今为了严防中饱，应当对坐贾加重征收，对行商宽免体恤；这样既可以免除零星捐税，商人也会便利。户部已经陈奏，这确实是抓住要害、切中要点的议论。如今日本订约开放内地通商，改造土货，使江南、浙西数百万厘金确实受到损害。此外各省也难免受到牵连，军饷来源所系，急需改变办法。应当统一裁撤水陆局、卡，全部取消行商厘捐，大致仿效《周官》关于廛市的意思，妥善议定章程，在城乡镇市专门向坐贾征税，不要烦琐奇异，使人容易遵守。应请先颁发恩旨，把米、麦、杂粮等各种名目查明公布，永远免除捐税。然后把小民日常使用的物品分别从轻征收，此外酌量加重。无论行栈、店铺的一切货物，一律缴纳，填发捐单。已经由行户缴过捐税的货物，批发给铺面时，呈验捐单；如果分售给各铺，由行户报明，另发分单作为凭据。一经报明，便任其自由出入；并推举绅董成立商业公所，编号登记造册。凡有开设的商号，随时登记或注销，不分华商、洋商。如果有直接向乡村、城市作坊交易的，以偷漏税捐论处，依照洋关的条例拍卖并充公。办理运往海外以及转运其他口岸的，仿照报章运照，并参考沿江五处的章程，先在江南、浙西开办，再推广到各省。这样同局、卡林立、扰害商民相比，完全不同。与零星抽收的数目相比，必然不会短缺。而且苏杭既然已经行驶轮船，拖带船只的事项，等到商约议定后，势在必行。洋商轮船拖带货物，只应依照海关章程完税，不能经过卡口再抽厘金；华商轮船拖带船货，既应遇卡抽厘，又不能不报关纳税。既已向江海关报明，沿途局、卡就无法隐匿，只能依据关律抽厘，反而不能像从前那样少报、减收，商人的困苦就更加不堪了。因此水陆局、卡不能不裁撤，改为向坐贾征税，也是时势所决定的。罗浮山人说：致富的方法，应当同土地争利，不要同百姓争利。应当栽培工商，以抵抗洋货，堵塞财富外流的漏洞；不要搜刮税厘，使百姓受害，也使自己受害。既然还不能像西方惯例那样免除土货出口税，以扩大获利的来源，那么凡是从彼口运到此口的货物，也应当依照洋货税则一律免除厘金，或许可以避免华商日益减少。如果不设法维持，恐怕新建的铁路以及往来内河的各轮船，只会成为洋商广泛开辟获利来源的工具。

译萧诗言 《论中国各税轻出重入之弊》我私下认为，强兵必先富国，而富国的关键在于筹措军饷。自从逆乱发生，楚军兴起，胡文忠公创立抽厘济饷的方法，原本是为了救一时之急，并不是想让后世屡屡遵行而不改变。而且当时只有洪逆，夷患还不紧迫，抽取中国的税来供给中国的军饷，平定中国的乱事，公私双方都相安无事，大难也被消除，已经显现出成效。此后厘务相沿不改，逐步增加，百物价格腾贵，财力因此日益困窘。追逐锥刀般的微小利益，分剖秋毫般的细微剩余，都是逐渐形成的。如果不改变而求通变，怎么能不使百姓穷困、财力耗尽呢？然而，这还只是把重要的事情加重征收的一个方面。自从海道大为畅通，轮船聚集，洋商来到中国的，除英、法、俄、美、德五大国之外，载入和约的还有何止数十个国家。名义上是通商，心中却多有觊觎。于是燕台一场喧闹之后，子口税确定，进口洋货的厘金便减轻了。我国出口的货物，却每天增加而没有减少。因为进口税轻，洋货销售必然又多又快，获利也加倍；出口税重，中国货物必然滞销，销售困难，即使获利也很少，更何况还有货物无利可获、自己亏损成本的呢？这样一来，利益归于海外，中国于是贫困，财力也更加枯竭了。我偶然考察中外的大势，便知道它们得失的所在。海外的税并不是不轻，但对进口货物征得较重；对于本国土产出口的货物，除了烟、酒等有害人的物品必须加重征税外，其余一概从轻。这就是减轻出口税而加重进口税。出口税轻，利益在商人，百姓就会富裕；进口税重，利益归于公家，国家也会富强。而且百姓既然富裕了，一旦发生重大变故，也可以进入议院筹集民间款项。所以虽然有国债，仍不失为富强之国。我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却反而反其道而行，凭此想在洋人面前取得成功，本来就很困难了。然而天下的事情，必须先使自己强盛，不受制于别人，然后操纵权才在我手中，立法的轻重也由我决定；否则就像倒拿兵器，把刀刃交给别人，却想勉强求得万分之一的侥幸，事情不至于失败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所谓自强是什么？回答说：不过就是作战罢了。自古以来，能够作战，然后才能防守；能够防守，然后才能议和，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先前中法交战，刘军奋勇而起；那时洋人听到黑旗军获胜，就惶恐害怕，听到黑旗军失败，就惶恐而欢喜。为什么害怕？大概只是担心中国战胜，使商务发生变化，或者无法从中谋利。知道他们害怕什么，也就知道他们为什么欢喜了。可惜谅山一战，只是偶然获胜，便很快议和。假如当时乘胜直进，狠狠地惩创他们，那么法国人受到我国军威震慑，就会低头屈服；即使英、美诸国，也都会有所畏惧，不敢轻举妄动。然后再稍微改变旧法，对各种货物的进出口分别减轻或加重税收，使利益归于中国，而没有财富外流的祸患。然而此时还不能这样说。子口税已经载入和约，洋人坚持这一议定，便不能无故轻易改变，这一点也很明白。再说洋人每经营一个港埠，如新加坡、西贡等处，都对进口货物连同人一起征税，而对从其他国家运入本埠的货物则加重征税。我国进口货物中，只有洋药一项加重到原来的倍数以上，还可以说是得当；其他如洋呢、洋布以及各种货物，都征税极轻，和出口的茶叶、胡丝、大黄、牛皮等件件相反。洋货遍布天下，而中国却日益贫弱，也就不足为怪了。我曾经奇怪，中国对于西洋的算学、格致、机械、蒸汽等技艺，都想学习它们的长处，把它们作为自强的根本；但对于富国之道，反而不知道讲求，不能改变办法来挽救贫弱。想要凭此自强而不受制于人，不也是困难得很吗！我这个忧虑天下的人，姑且把所见写在书中。林纾 《续司马文正保身说》清正的舆论，是亡国者的悲哀声，也是小人的箭靶和砧板上的鱼肉；一个人如果不是对他有极深的怨恨，不会把他当作靶子和鱼肉，即使盗跖也不会这样做。直到揭开藩篱、掀开发覆的东西、探寻幽深隐秘之处，小人才没有顾忌地肆意施加毒害。埋伏在草莽中的盗贼，手持白刃砍杀人而夺取财物，起初未必有一定要杀人的心思；一声呼救，救援的人纷纷赶来，他就必定杀人以制止救援。清正的舆论，难道就是善于呼救却招致杀身之祸的东西吗？天下人鸣冤，而宫中却不知道；台谏官争取他的性命，而执法者不肯赦免；监狱中哭泣，街市上祭奠，悲哀感动行路的人，而有人却瞪眼视若无睹。究竟同他有什么仇恨，竟到了这种地步？揭开藩篱而唾弃他们隐藏的罪恶，掀开发覆而抓住他们溃败的地方，搜索幽隐而践踏他们蛇蝎居住的巢穴，使他们想逃避被咬噬，也无处可逃。他们收敛锋芒而不施展，积蓄智慧而不发露，是因为时机有不利之处，形势有不可行之处。以危险的话触犯我，张扬我的气势，壮大我的党羽，前面跌倒，后面接踵而来；刚刚振作又再次跌倒，却拿价值万金的身体去换取一字之史名。对国家没有救助，白白残害自身，这又是为什么呢？唉，这就是李杜所以灭亡、郭申所以得以保全的原因。一直勇往直前而不计利害，似乎郭、申容易做到，李、杜难以做到；把刀磨好收藏起来，不苟且试用，则郭、申难以做到，而李、杜反而容易做到。有人夜里经过江村，迎着北风吟诗。刚一开口，一群獒犬就冲出门来狂叫。他捡起石头投去，獒犬反而来得更多。一个人吟诗，獒犬尚且如此；如果结伴同行，彼此唱和接连不断，一定会有更加怪异、更加猛烈的事情。何况还捡石头投掷，激怒它们，使它们一定要咬人呢？高顾讲学，有什么罪于崔、魏？陈、吴结社，又同马、阮有什么仇恨？为什么一定要剃发、上夹、受拷打、下狱、遭受菹醢之刑？那么，身处东汉之时，处在李、杜的位置，究竟应当怎样对待群小呢？回答说：志向在于讨伐贼人，而才能达不到，不可行；才能足以讨伐贼人，而权力不属于自己，也不可行；权力已经在手，却没有得到时机、占据形势，更加不可行。郭、申是有智慧的人，所以▯然前行。文正公则确实鉴于元祐诸公的遭遇，预先知道章惇、蔡京之祸，因此作这篇文章来自我警戒。唉，我续写这篇文章，我知道怎样做郭泰和申屠蟠了！

译《金粟诗龛集序》天下文章的美，并不是侥幸得到的。一定要周游经历世事，详细阅览变故，洞察诗书的源流，游历著作的领域，然后发为文辞，才不是里巷之人的言语。深厚而光明，这才成为至美的文章。然而，其中有幸得以保存、广泛流传的，又仿佛有鬼神在蒙昧之中加以保护，必定使作者的光辉气韵不致湮灭，如同珍珠不会藏在河川深处、玉石不会埋没在璞石中一样。唐代的李、杜、王、孟，都多次经历兵火，他们的诗仍流传在人间，不能不说有鬼神的功劳。我的家乡在嘉庆、道光年间，陈苇仁太史是老师和大儒，主持倡导闽诗。同时张松寥、林芗溪、郑修楼、许秋史诸位先生，造诣深厚，指陈事理，各自表现出磊落慷慨的气概。一时之间，旗鼓张扬于东南。南台翁薰卿先生当时还是寄居山林的诸生，诗名已经很盛，和诸位先生相互追逐。当时侯官林文忠公、李兰卿观察都在家居，得到先生的诗，便驾车到茅屋下访问他。一时之间，二公惊叹他们能够降低身份礼遇士人。而先生也从未以私事求助于二公。先生晚年，诗的造诣更加深邃。即使有松寥的豪放恣肆、不可一世，先生也从不屈服于他。先生最初学习青莲，间或写出昌谷那样凄艳的风格。近世拘泥格调、专门追求艰涩文体的人，很以此为病。然而我乡欧斋林公，诗才在一时称雄，对于先生却大力推重引荐。先生遗留的诗，亲手编定为《金粟如来诗龛集》四卷，收藏在欧斋处。光绪某年，欧斋家失火，先生的稿本也随之焚毁。我为先生诗作不能流传而叹息、悲愤，又认为造化的心意同诗人往往多有抵牾。不久我见到先生的从孙仙孙上舍，急忙询问先生的副本是否还保存着。当时魏祯甫芝芳司马正在座，他也是先生的从子女婿，也催促上舍询问。上舍这才拿出先生亲手编定的全部稿本。我从座位间跃起，读完一卷又一卷，过了很久才放下心来。司马说同先生有旧日恩谊，请求出资刊刻。我为它校勘，从丁酉年开始，到戊戌年完成。其中诗篇次序略有颠倒的地方，因为稿本出自先生亲手编定，不敢擅自改动，全都保留原样。唉！先生没有在朝廷做官，姓名又没有传出乡里；一寸见方的稿本，几乎也不能自行保存。我想，上天既然使诗人遭受困厄，已经挫折了他的身世，就应当最终使他的诗昌盛。后来果然从上舍家中找到了稿本，又有祯甫为之刊刻。先生的诗，果然保存下来了！但我不知道世间那些怀抱幽深、将要失传的作品，是否都能有像上舍、司马这样的人来保存？这又说明诗人实在不容易做。《书杜袭喻繁钦语后》吴地有个妇人，衣服华丽，拥有几十套衣服，到了时节就更换一套；但她偏偏住在盗贼出没的乡里。盗贼垂涎她的衣服，而妇人却没有察觉，仍然每天在丛林荒莽之下炫耀她华美的刺绣。盗贼于是杀死她，夺走衣服。盗贼不值得谈论，我却非常奇怪这个妇人知道自己的衣服华丽，却不知道应当把自己安置在什么地方。假如她把自己托身于士绅之家，有强健的人守门，门窗严密，深居其中，盗贼怎么能夺取她的东西？只是因为她住在盗贼附近，却炫耀自己的服饰，这就是她死亡的原因。天下有才之士，不就像吴地妇人炫耀华衣一样吗？托身于不适当的人，就等于同盗贼为邻。盗贼贪利而嗜杀，所以在乱邦炫耀才能，没有谁能够保全。杜袭劝繁钦说：“你如果不断显露才能，就不是我的同道。”繁钦最终采用了他的话，因此免遭刘表的祸患。唉，杜袭可以说善于藏锋，繁钦也可以说善于听取意见；否则，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成为吴地那个妇人。《湖之鱼》林子在湖边的茶馆里饮茶。成丛的柳树遮蔽着窗户，湖水一片幽暗的碧色，仿佛染成的一样。几百条小鱼游来聚集在窗下。林子故意嚼碎豆脯吐给它们，群鱼争相啄食；然而一边啄食一边又游走了。接着只剩下三四条鱼。他再次吐食，鱼儿紧紧附着在菰草上，不再吃了。我起初以为，游走的鱼都是吃饱了。不久，在丈把远的地方，水纹聚集涌动，鱼儿仍像原来一样争相啄食别的东西。我这才明白，钓鱼的人将要下钩时，一定先投放食物来引诱鱼儿；鱼儿贪图食物，便连同鱼钩一起吞下。过了很久才知道，凡是投放食物的地方，都将有鱼钩。那么，名利的渊薮中，难道唯独没有鱼钩吗？不能在大量投放诱饵的时候离开，能够脱钩游走的有多少呢？《析廉》廉洁，是做官的一项品德，并不是能够廉洁就足以完全称得上好官。《周礼》的六计还把廉列为考察项目。汉代法律规定，官吏因受贿获罪的，都不得再做官。我认为，这只是用来匡正普通人。如果君子约束自身，本来已经廉洁了。一旦做官，就忧虑君主和国家的忧患，不忧虑自己的身家；宁静淡泊，这才叫真正的廉洁。至于那些任性逞气来袒护党羽，积累偏见来裁断国事，督责下属来推卸过错，胁迫上级来迁移权力，固执行事来造成祸患，挑动敌人来买取武功，压榨百姓来满足欲望，排斥忠臣来文饰昏暗的人，他们每天忄市然自以为正直，把自己的正直当作廉洁。公孙弘、卢杞的廉洁难道还在他们之后吗？君子所不称为廉洁的廉洁之人，就是国家的贼。贼人侥幸以廉洁自我掩饰，劫持君主、断绝百姓，颠覆国家，怎么可以因为他假冒廉洁就宽容他呢？何况对于这种人，我又怎么知道他不是外表像糠皮糟粕，内里却是精米肥肉呢？贪财是贪，贪恋权力、贪恋势力尤其是贪。权势达到极点，财货就由此进入。官属被他震慑，国人也被他震慑；夜间暗中的事情，即使知道，又有谁敢说呢？即使这个人极力宣称自己不贪财，送给他财物的人还会替他粉饰，说这是义举。何况日常起居和酬酢应酬中，他口口声声讲廉洁，谁又敢不把这些行为归为廉洁？唉，带着金帛走近豺狼老虎，难道他会舍弃人而只取金帛吗？那么，难道也要说豺狼老虎是廉洁的吗？既然如此，劫持君主、断绝百姓、颠覆国家的所谓廉洁，不过就是豺狼老虎罢了！我担心没有见识的人竟把豺狼老虎当作廉洁，所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分析。《黜骄》事业盛大就容易产生骄傲，骄傲会产生昏暗，昏暗会产生决断失误。对于骄傲昏暗的人还以果断来维护他，把权柄交给他的人一定没有好结果。王安石明白古代，却不明白时势，变法未成便失败；商鞅明白时势，却不明白祸患，变法成功后也失败了。王安石学问深邃，商鞅权术高强；然而使秦国富强，秦国却甘愿承受他的诛杀；使宋朝富裕，宋朝却幸而让他离去。可见他们因夸耀自己的学术和权术，明显违背了人情。以王商那样的人违背人情，尚且不能保全自身，何况不是王商，却想使天下人都愚昧聋瞎，全部服从自己的昏暗见解，能办得到吗？明智者果断行事，事后或许还可以有所希望；昏暗者果断行事，就什么也不要希望了。富贵而没有功业也可以；但想求取功业来巩固自己的富贵，爱好生事的小人就出现了。隐藏私欲的人谈论义理必然很巧妙，谋略浅薄的人议论事情容易激动。把这种谋术献给骄傲昏暗的人，就像在枯草上试火、在湿土上浇水一样。国家没有政治，而让骄傲昏暗的人得以施行其志向，我们这些人就成为俘虏了。

译《答周生书》您的来信过分地赞美、抬举我，甚至引用王君薇庵、林君述庵的事情，推许我为古代的义士。传闻并不符合事实，这正是我惭愧而不安的地方，不敢立即接受这样的称誉，必须加以辨明。我私下认为，五伦之中忽然增加朋友这一伦；亲属不是兄弟，名分上就是路人。然而古人对于处在忧患、危难、丧亡中的朋友，冒死保护，常常认为这是过分之举。等到我亲身遭受家庭灾难，学业不能成就，日夜震惊惶惧，不知如何谋划，问候我、诱导我、扶掖我、磨砺我、切磋我的，全都是朋友的力量。这时我才明白，古人把朋友列入五伦之中，如今果然享受到了它的好处。薇庵王先生天性孝顺友爱，我同他交往相处二十多年。他的夫人亲身遭受兄嫂摧残，先生却安然处之，对兄嫂反而更加厚道。我暗中观察他的心意，知道全都出于至诚，因此更加推重他。先生也把我像亲弟弟一样蓄养。对于学问一事，他尤其努力匡正、奖励。先生去世后，留下两个子女。我私下发誓要独自承担他们的婚嫁之事，幸而没有辜负对亡友的诺言。他的儿子元龙依靠我十年，已经进入邑庠，并且以诗文使当地长辈惊异。薇庵去世几年后，林述庵也因疫病死在乌麓道院，我奔去哭吊他。全族人都把幼子阿状托付给我，我也像从前对待元龙那样对待他，又过了将近十年。阿状进入邑庠，和元龙相同。他的诗笔雄健警拔，却不如元龙遒劲峭拔。我常常告诫他，作诗不足以立身，应当寻求有用的学问，达到儒者的道路。我这样做的时候，实在没有考虑自己的力量能不能达到；即便那两位先生知道我贫困，也没有料到我能够教养他们的儿子。我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抚养，并且替元龙娶妻，大概是上天的幸运安排，也是因为两个孩子有志趣，不忍忘记亡父，才达到今天的地步。究其根本，这些都不过是五伦中的常事。我熟悉其中的缘故，不敢把自己看得奇异；但您却认为我很奇异，这是什么原因呢？而且我尤其有所担心：假如那两个孩子骄纵荒废、败坏德行，反过来同我为难，那么我也不过叹息流泪，把一切归之于气数罢了，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推及中兴的功臣，竭力创建华夏事业，如果没有天意和人事相合，也未必立即成就巨大的功业。所以君子承担事务，能够把功劳归于上天，不但可以没有祸患，也能借此培养德行。何况我这点微小的善行，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您看重我、爱护我，于是给了我超过实际的赞誉，所以我不敢不加以辨明。暑气正盛，恭敬地希望您保重身体。《赠伍昭▯太守序》世上的士人从民间出身，考中甲科，做上级的必定下诏对他说：操守要坚定，学业要完成，距离做官已经不远了。时间一久，在当时获得荣誉，逐步进入显达的仕途；如果不是依循铨选资格，凭借请托援引，就没有越过次序、超越品秩，凭才能和地位自行升进的。西学传入中国以后，士人得到资助派遣，到西方求学，学成归来；做上级的又必定下诏对他说：操守要坚定，学业要完成，距离做官已经不远了。时间一久，到了入馆伴随使节出行的选任，以及同外国人争论岁币、订定盟约的时候，如果不是依循铨选资格，凭借援引请托，就没有越过次序、超越品秩，凭才能和地位自行升进的。唉，唉！太平时代的常规，却承袭它来求得解除时局的困厄，这就是我的朋友昭▯伍君一向不被时运际遇的原因吗？伍君才能强干，善于办事，博学善辩；对于西学，没有不曾探究的，尤其精通法律、宪章和外交交涉之学。起初在析津讲学，后来在江边隐居了三年，同朝廷贵人彼此都不知道。庚子年，兵祸在京畿爆发，国家再次安定。主张变法的人，无论朝廷内外，上下各处，声势喧腾。当时正是伍君施展才学的好时机。可是我看伍君正穿着破旧的衣裘悠然自得，纵情谈笑，穷究鸡碑雀录之类的琐细材料，把它们当作谈资，几乎闭口不谈西学。凭甲科出身谋求仕进，即使不能在资格的轨道上迅速进取，伏下身来等待，仍然会有际遇；至于西学，本来就没有比得到权贵的注意更有利的了，而您又借谈笑来隐藏自己。那么，难道要任凭那些讠尧讠尧之徒扰乱西学的真实内容，创立祖师之说，成为国家的凶恶蠹虫，使有职位的人把西学当作可耻之病吗？这又不能说不是伍君的责任。天下的事务，只要不是自己所熟悉的，就必定要仰赖懂得它的人来修治；等到依赖那个人之后又反过来责怪他，是苛刻的。如今伍君治学，大体整饬而趋向端正；整饬，就能明白地认识混乱；端正，就勇于振救违失。我听说某侍郎将要等待您，在京师建立学说、推行教化。这正是伍君能够充分施展所学的时候。何况我又亲近伍君，天下哪有亲近一个人却仍吝惜对他说话的道理呢？所以我根据自己的见闻，预先向伍君进言规劝。《林迪臣太守孤山补梅记》孤山实际位于西湖的北面。东南面对葛岭，湖水环绕它，像一条带子。我曾经乘船进入锦带桥，绕过孤山从西泠出来。万树积聚着浓绿，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小路。即使斜阳掩映，山色也总是苍翠得仿佛要滴下来。这大概是山间雾气蒸腾变幻而形成的景象。我三次到杭州，拜谒处士公墓，不下百余次；又有典史公的墓与之相配。我自以为孤山的胜景，只有我们林氏能够专享。如今守护杭州的是同郡的迪臣先生，也是我们林氏的人。先生治理杭州，取得了政绩；培养士人，施行了教育；为平民百姓谋取利益，可先生仍认为自己荒废职守、没有功劳。平日居处时，他总是忧思的样子，仿佛有所遗忘。他尤其喜欢我林处士能够在盛世逃避名声，不因做官而自我玷污，于是在孤山山麓补种梅树一百株。后来他叹息说：“今天难道是我游览观赏的时候吗？只是我的处士朋友隐居在这里，而我又在此地做官，种梅恰好可以修续林家旧事。若干年以后，樵夫和采薪者来到这里，那些杭州人又哪里知道有太守所种的梅树呢？”我说：先生这番话，正是处士的心意。当年处士公种梅养鹤，在这座山上结庐而居，况且没有妻子儿女的牵累，哪里还会图求名声？如今人们所称的处士，还不是像昨天才有的一样。因此，为了求名而隐居，号称“日充隐”；为了求名而做官，也一定不是能够真正做官的人。先生镇守杭州三年，政事安定，百姓和乐，自己却始终萧然自处，难道会区区地把心思放在一株梅树上吗？我恐怕后人看到这些梅树，反而会因此无穷地想起先生的政绩。这样一来，先生又哪里逃得掉名声呢？光绪己亥三月，梅图画成后，我把它送给先生，并为它写下这篇记。这也用来记录我们林家的祥瑞。

译《大学堂师范毕业生纪别图记》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京师大学堂师范科学生五年学业毕业，将要告别回乡。那些留下来的新师范生和预备科学生都十分悲伤，认为要和同伴分离了。大家约定某日集合，准备出行的人排列在大庭中，新旧分成两队；尊长者作为客人，留下者作为主人，行三次揖礼。主人朗读颂词，为客人祝福；客人也准备答词，回报主人。礼仪完成后，依次登上大堂，陈列筵席和器具，主客分队而坐。现任尚书右丞的岭南李公、浙西张公、北平袁公、湖北钱公、常州汪公以及我，都坐在主客之间，像作傧相一样。堂上设置高座，主人请右丞登座致辞，勉励即将出行的人。于是大家依次酬答。张公独自说，一定要作一幅图来记载此事，说：“林纾可以胜任。”我乐于看到我们这一团体的盛大聚会。虽然不擅长绘画，但也不敢推辞。图画成后，又为它写了这篇记，说：古代凭借宽广的居处聚集众多士人，只有汉代和宋代的太学最为盛大。汉成帝说，孔子平民出身，却能收纳弟子三千人。因此增加太学生名额，也达到三千人。宋元丰二年，下令太学生设置八十斋舍，每斋容纳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共计二千四百人。又赐给缗钱以及郡县田租和房屋课税，名为学费。其盛况是唐代、明代都未曾有过的。然而明代也有社事，如娄东金沙，几乎门左一千人、门右一千人，人数也不比太学少。从辛未到辛巳，天下文武将吏、朝廷大夫以及学校弟子，到娄东门下求学的有几万多人。（姓名都载在金孺人的会吊门籍中。）但他们颇多致力于声气交结和互相标榜，终于形成复社党籍。而这都不是今天所谓的大学堂。大学堂的制度，大概类似古代太学。不过，太学重在名义，而大学堂所研习的学业，重在实际。树立表率以取信于人。钟声一响，学生们成群进入，分科授业，新学旧学一并学习。考核他们的优劣，连续五年不荒废、不停辍，最终都完成自己的学业后离开。唉，这实在太难了！天下正多事，像鱼鳞一样聚集来的客人挤满我的居所，登堂来求取、吞噬我的心力。我国的士人，如果没有依靠忠诚、履行道义、致力学习来同他们抗争，形势危急，连自身也将无法保全。不过，如果不治理新学，只是谨慎守住自己的门墙，想用它来驱逐外来者，那么外来者将更加设法进来而无法阻挡。因此国家每天勉励士人，并大力资助他们学习，就是希望用他们所学的东西来改善天下。于是设置了师范科。如今诸位都怀有多年的学问，回去后要率领本乡本州的人，所承担的责任也更加重大了。我林纾没有学问，惭愧地侍立在诸位之后。感念诸位重情义、爱护同伴，并且能够把奖掖培养后进作为自己的责任，我本想向诸位进言，却又实在不知道该怎样措辞。我谨仿昌黎送别石先生的文章，为诸位祝愿说：天下只有有国之人，才开始舒展眉头，同强者并肩。愿诸位告诫学生思念国家，不要安于个人私利。又祝愿说：希望成功并不等于真正成功，只有力量坚定才是根本。愿诸位不要因为学生聪明或迟钝而区别对待，谨慎启发他们的内心，并以诚实作为根本。又祝愿说：愿各郡长官和统帅不要阻碍诸位的事业，使诸位各自抒发胸中所学，传播到自己的州里。州中的优秀百姓，都能因同先生交游而喜悦。又祝愿说：振救困顿、振作懦弱，只有彼此以师道相教。师道得到昌明，善良之人便会越来越多。愿诸位扶植幼弱，同他们一起进于正道。图画完成后，画幅宽超过二尺，无法把我的文章加在上面，只好另取纸张写下。诸位各自保存的诗歌韵文，全都收入这卷中。浙西张公为此作了序。《尊疑译书图记》周代、秦代诸子著书，除了扬雄、荀子以外，他们的学说大多同儒者相抗衡。在儒家书籍大为昌盛的时候，诸子的光焰本应熄灭而不能发扬，长期受到阻滞也无法伸展；然而它们竟能从幽暗隐蔽之处腾跃出来，屡屡震动治学者的眼目，那么它们的精神凝聚坚实，自然也有不可在世间磨灭的地方吧？我曾把他们的书全都取来阅读。只是有些纵论天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只简略举出其中的道理；如果追寻下去，想把它彻底探究明白，却又不曾明白说出所以然来。为什么呢？这是任凭一个人的精神思索，独自进入幽深渺远的境域，偶尔有所领会，却又没有依据来使自己确信，因此也无法取得别人的信任，聪明才智到了这里便受到限制了。唉，这大概是因为不通晓名数诸学，所以探究事理没有方法，规范万物也缺少尺度。虽然他们的书能够在一时自立名声，最终却不利于后世寻求、推究和阐释。自从我结识严几道先生，读到他翻译的斯宾塞《群学》，只见它树立一根巨大的主干，繁茂地生出许多枝条，不需要故意停留设置难题，也不压制客观事实而抬高主观意见；不以劫掠猎取、炫耀奇异来卖弄博学，而是揭示弊病、保存事理，顺着事物寻求验证；论述有层次，方向有目标，涉及许多道路，窥探细微而取得精华。一定要使全世界的人知道，所谓“群”果然是有学问的；而关于“群”的学问，必定要考察、涉猎万事万理，才能获得群学的实际验证。唉，如果不以名数诸学为根本，不精研深入造诣的功夫，又怎么能够综合万事万理而完全取得它们的实际验证呢？尊疑已经老了，声名震动于各位王公大臣之间，下至海内有志之士，没有人不知道有尊疑这样的人；而且正当朝廷勤奋寻求新学的时候，尊疑本应把所学全部拿出来，启发后进。可是他竟然驾着柴车、穿着乡野衣服，往来于京津之间，这是多么超然于世俗啊！他的学问是关于群体的，而他本人却不能同士大夫结群，这是为什么呢？我正打算在浙西山水优美的地方选择居所。尊疑是不是要把那个不合群于世的人变成同我结群的人呢？因此作图献给他。至于尊疑对此是高兴还是感慨，我实在不能确知。壬寅八月，林纾记。

译《畏庐记》没有灯火却在黑暗中行走，没有同伴却独自居处，这样的人通常害怕鬼。然而遇到醉酒或疲倦的人，他们反而不害怕。伸长脖子等待刀刃，靠着锅镬接受烹煮，这样的人通常害怕死亡；然而强悍的贼人和大盗却不害怕。天下只有鬼和死亡常常足以使人恐惧，而如果心中不把它们放在意念里，同那些丧失内心的人相处，也总像若无其事。这样说来，不害怕并不难；深深知道什么值得畏惧，却几乎能够达到无所畏惧，这才难。深知所畏而几乎无所畏，关键不在于遭遇变化，而在于平日坚持；不在于意气，而在于志向。一个人如果怀着空虚枯竭的气质，矫饰出高尚严厉的节操，碰上时运恰好符合他的情况，也可能凭借权势成为君子。可是不幸的是，重大的名声在前，美好的利益在后，乡里称誉他，朋友信任他，于是终身没有听到别人指出过他的过错。凭借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却又获得盛名和利益，乡里称誉，朋友信任，反而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最终走向失败，天下可怕的事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况且天下所谓的君子，难道也是可以凭借权术装出来的吗？只是没有害怕过失、自己治理自己的心，却矫饰粉刷、掩藏瑕疵、袒护污垢，希望终身保存名声而不沦为虚伪之人，这样的人也很少。处在平常环境中而不加警惕，天天浸染于世俗的议论，最初的志向渐渐松懈，也被它夺走了。于是终身都常常害怕别人。终身害怕别人的人，也不是我所说的那种深知所畏而几乎无所畏惧的人。我年届四十，检点自身、约束行为，还不足以自立。出门观察乡亲朋友之间，偶尔有人称誉我、信任我，我反而非常害怕自己会沦为虚伪之人。因此在龙潭浩然堂旁边修筑房屋，题名为“畏庐”，并写下这篇记来保存它。希望自己能够终身有所畏惧，或许终身不会成为虚伪的人。《游栖霞紫云洞记》栖霞共有五个洞，紫云洞最为优胜。我在光绪己亥四月，同陈吉士以及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弟弟，乘船到岳坟下，沿山路走到栖霞禅院停下。出去拜谒宋辅文侯墓，随后到了紫云洞。洞在僧房右侧偏处，依着石势建楼，四周围以曲折的矮墙，用高栏杆拦住；凭栏向下看，洞口幽深开阔。石阶湿滑，要盘旋散步才能下去。从下面抬头看，洞壁穹窿般斜向上延伸，正好同石楼相接。石根向下插入，幽深曲折，无法探到底。投下一块小石头，发出琅琅声，好像坠入深穴。离洞口几步以外，便有微光透射。石缝中露出一小块圆圆的天空，明亮得像镜子。蝙蝠擦着人的身体飞过。走不到十步，便常常落入岩石滴下的水中。向东有一扇小门，里面漆黑无比。弯着腰才开始进去，石壁上的苔藓阴湿滑润，像披着厚重的锦缎。渐渐走进去，洞势逐渐开阔，突然看见天光。洞中空旷，像一座深堂，约有半亩宽；四周石壁从地面拔起，斜斜伸出十多丈。石角朝向北方，石壁纹理丝丝缕缕，像云的纹路。南壁下有泉水洞穴，积聚着深青色和浓绿色的水，悄然无声。岩顶长着杂树，树根附着在石头的孔窍中。微风徐徐吹动，树叶轻轻摇曳，令人心神和眼目都感到清爽愉悦。怪石成排排列，有的向上，有的伏卧；有的倾斜，有的弯曲；有的尖锐，有的宽阔，形态奇异，俯仰之间姿态万千。坐着烧煮食物一顿饭的时间，便出了洞。在僧房饮茶时，我正闭目凝神，想着这里的胜景，打算画图收藏。高啸桐、林子忱忽然到来，相见十分欢喜，便命侍者重新带两位先生入洞。于是借来笔写下这篇记。《记云楼》五云山广大无边，无法穷尽。能够到达的，只是山西北面的云栖坞罢了。戊戌四月十日，我同李拔可、郑稚星、林晚翠叫来轿子，沿江岸行走。经过六和塔，到梵村，向右转，进入竹林小径。路旁有一块小碑，题写着“云栖”。万竿竹子直扫天空，中间没有杂树。幽深的门径露出一条细小道路，青翠湿润，像刚下过雨。泉水声潺潺，从竹根间流下。小溪曲折延伸，压着竹林向南流去。丛生的芦苇遮蔽水面，不知道它流到哪里才尽。竹林断开的地方，看见天空像倒扣的盆子。不足半里，风吹细竹发出声响，又进入幽深的竹林中了。竹干粗得一只手刚好握住，细叶被风吹动，抬头所见摇曳的碎光，便是天空。洗心亭面向北方修建，寒泉在亭前流过，水面像镜子；细小的水藻回旋，水底的纹理一缕缕都能数清。泉水从西面来，流势极快，坠入亭中，像玉佩和环玦相互碰撞发声。一条小路向北伸入苍翠之中，才开始看见杂树。有的是竹，有的是杉，有的是楠一类，交错种植，分辨不出树干和枝叶。只有宏师塔前有四株巨大的杉树，根部用编竹围护，笔直向上，仿佛没有尽头。树荫中有一座小亭，御碑还保存着。再走几十步，才到寺院。《记九溪十八涧》经过龙井山数里，溪水清澈地迎面而来，这是九溪向北流的一段。溪水发源于杨梅坞。我逆流而上，是从龙井开始的。溪流穿行在万山之中，山势不陡峭，却像沟壑一样交错；山脚和山峰错杂相接，苍翠一片，分辨不出道路。沿着溪水寻找道路，时而向东一瞥，时而向西隐入，前面仿佛有阻碍，转过来却又找到道路。水尚未流入溪中的，都称作涧。涧有十八道，数量是九溪的两倍。我遇到一条涧便停下。越过涧水，水流中必有大石横亘。水与石相互冲击，蒲草和水藻交错摇舞。溪身宽四五尺，浅处泥泞，水从草中流过；稍深的地方，即使水面停蓄，也仍能看见沙石。山中多茶树、多枫树、多松树。经过小石桥，向理安寺的道路走去，石头更加奇异。春笋刚刚脱壳，在岩顶聚集摇动，像老人披散着头发。怪石层层折叠，隐约隆起在山腹中，像柜子、几案，又像书函。即使从树林外望去，也只见烟气蒙蒙，仿佛带着云气。杜鹃开花，点缀着山路。岩石间的阳光时隐时现，出了山已经是正午了。时间是光绪己亥三月六日。同游的是达县吴小村、长乐高凤岐、钱塘邵伯纟▯。

译《记超山梅花》夏容伯名同声，是爱好古代事物的士人，隐居在栖溪。我同陈吉士、高啸桐乘船去拜访他，约定一起到超山寻找梅花。我们从溪上换乘小船，沿着浅滩到达超山北面。沿岸已经看见梅花，走了一里多，沿陆路到香海楼，观赏宋梅。梅树树身已经半枯，斜立在水边。古老的树干弯曲盘错，苔藓缠绕树身，层层像鱼鳞铠甲。年代久了，苔色变幻成青铜色。旁边排列着十多株树，容伯说都是明代遗存。景物凄清暗淡，没有什么可记载的。我兴味索然，准备返回。容伯引我经过唐玉潜祠下，梅花才突然大盛。梅树纵横交错，满眼都是玉雪般的白色。地势高低起伏，沿着梅树便能找到道路。远处香气弥漫山林，近处梅枝倒垂在坡地上。成片的花香堆积如白绢，充满山谷。走了将近四里才走出梅窝。阴暗的松树排列成队，下面可以听到溪水声。我来的船已经停在浅滩上了。我步行，船夫沿水而行，沿溪走去，路尽之处正好相遇。当晚仍然回到栖溪。天刚亮，便又乘小船绕到山南。南面的花比山北更多。野水和古树相间，水面空阔而清澈，水草停滞遮蔽；小路分岔成八九条，直到梅树处才结束。到了乾元观，观看所谓的水洞。潭水清澈冷冽，怪石猛烈地从水中突起，水流贴着石壁流到尽头。石头的缝隙形状开阔，阴暗的绿色惨淡。石脉同旱洞直接相连。旱洞在道观右侧偏处。走三十多级台阶，到达洞口；洞中深幽黑暗，传来风吹水荡、相互撞击的声音。同游的陈寄湖、涤寮兄弟拿着火把进去，没有走到洞底便出来了。潭的右侧偏处，刻着“海云洞”三个大字，是宋代赵清献的手笔。寻找丁酉轩父子的石像，已经剥落了；诗碑仍隐约可以读出。容伯在观中请我吃饭。我举杯叹息，认为平生所见的梅花，都没有这里这样多、这样盛。容伯说：“冬日雪后放晴，花更加奇丽，比西溪还好。然而我两次到西溪，都错过了梅花开放的时节。” 现在只作这篇《超山梅花记》，一份寄给容伯，一份寄给我在福州的朋友陈寿慈。寿慈也是爱梅的人。《游西溪记》西溪的胜景，从水路沿秦亭山行十多里，到留下，景色才开始不同。溪上的山多幽深青翠，而秦亭山尤其高耸，是西溪的镇山。沿溪转过几道弯，仍然看得见秦亭山。溪水深而清澈，狭窄处连船都容不下。野柳没有次序地覆盖在美丽的水面上，有的突然生长到溪心。停下船篙攀住柳条，船身侧转才能通过。石桥有十多座，柿树叶子茂盛，秋意清爽。桥洞映在水中，幻化出圆圆的影子像月亮，船就像行进在月亮中。交芦庵最为优美。离庵约一里时，回望溪路，被野竹合拢遮断，截然像道路断了；隐约可见水阁飞檐，斜斜伸出梅林上方。水阁下面砌着石阶，约有八九级。老柳垂下枝条，拂扫着水石，像一把捆扎起来的扫帚。大石桥向北进入乌桕林，渐渐看见红叶。登阁拜谒厉太鸿的灵位。在僧房吃饭。换乘小船，绕到庵后。秋林一色，水面洁净如擦拭过。西风吹过竹林，人家隐约可辨。溪面渐渐开阔，放眼望去一片白色。快到涡水了。涡水又名南漳湖，是一片芦苇荡。水荡分流成九道，芦花夹在其中。隔着芦苇望邻船上的人，只能看见半个身子；腰部以下，看到的只是芦花。溪水更加明亮清澈。古老的桧树成行，约有万株。秋山亭亭耸立在桧树之上。走完桧树林便向余杭方向行进，于是划船返回。不到半里，又看见芦庵。来时沿另一条弯曲的道路，回来走的是近路。这次出游是为了寻访江村高竹窗的旧居遗址，但船夫没有人认识。同游的是林迪臣先生、高啸桐、陈吉士父子、郭海容和我。己亥九日。《冷红生传》冷红生居住在福建的琼水，自称出自金陵某氏，却不详细说明自己的家族声望。家里贫穷，相貌丑陋，而且性情木讷刚强、容易发怒。年轻时见到妇人，总是羞惧地躲到角落里。曾经竭力拒绝一个私奔来的女子，严闭门户保护自己。后来两人相见，那个女子总是怨恨他。成年以后，他凭文章闻名当时。在苍霞洲上读书。洲的左右都是妓院。有个庄氏女子，姿色和技艺在当时都无人能比，设法求见他，他始终不答应。邻近的妓女谢氏嘲笑她，暗中打听到冷红生外出，便偷偷送来珍贵食物。馆中的仆童聚在一起把食物吃光了，冷红生漠然不知。有一天，大家在江楼饮酒，座中客人都是谢氏从前亲近的人。谢氏也以为冷红生既然收了礼物，或许应该对她有情，便强行来见他；冷红生却徘徊着逃走了。客人们都惊讶而发笑，认为他怪僻得不可接近。冷红生听到后叹息说：“我不是反感情爱而把它当作仇敌！只是我性情狭窄而且善于嫉妒，一旦同人亲近，至死也不会改变心意，别人未必能够谅解，所以宁愿早早脱身。”他住处有很多枫树，于是取“枫落吴江冷”的诗意，自号冷红生，也用来表明自己的癖性。他喜欢著书，所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尤其凄婉而富有情致。曾经自己读着译文笑道：“我竟能把人物情态描写到这种程度，难道还能说性情木强的人果真同感情为敌吗？” 《陈猴传》林先生说：“福建人不蓄养僮仆，而是雇佣佣人。用脸色发怒，他们还能承受；若用杖责打，他们就会反叛，大概很难驾驭。”同年高啸桐独自说起，他的亲戚王太守名贻燕，蓄养了一个僮仆，名叫陈猴。多次把他打得见血，但陈猴始终不离开。太守在浙江等待补缺任职。赭色贼寇进入浙江城，城中多次起火。城门关闭后，太守家的十多个仆人全都逃走了。陈猴找来一丈多长的布，催促太守登城。他自己径直下去，把布交给太守，让太守用它把家人缒下去。还没有全部缒完，便喧哗说贼人来了。太守的小儿子从城上跌落，陈猴迅速上前，用手接住他。少女接着坠下，陈猴张开右手，再次把她接住。坠落的女子恰好落在他怀中，好像有神鬼在暗中牵引一样。脱险后，夫人伤了脚，在路边呻吟。陈猴先背着太守的子女走了几百步，把他们放下；又回去背夫人。这样来回奔走，每天走不了二十里。经过十天，陈猴在路上病倒了。太守估计城中的贼人将要出来劫掠邻县，家人一定不能幸免，于是迟疑着进入附近村庄。村民中好像有人善待太守，其实其中有一个是盗贼。太守被押到杭州监狱审治。当时太守恰好代理杭州事务，便把陈猴释放出来。到了这时，陈猴才准备船只，使太守脱离灾难。在福建住了两年，太守去世，陈猴极其悲痛，几次哭得昏厥。尚书沈文肃公来吊唁，对此十分惊异。沈公想把陈猴安置在自己身边，陈猴不肯，请求护送灵柩回仙游。因为太守和陈猴都是仙游人。沈公于是写信给仙游县官，陈述陈猴的义行。县官每月供给陈猴十缗钱。陈猴为县官服役，仍把所得全部供奉给他的主人。县官更加认为他有义气，凡有差役，陈猴没有不跟随的。此后陈猴也渐渐置办田地、修筑房屋，并且娶妻生子。每到太守家，总是站在角落屏息而立，像平常的奴仆一样。乡里的士人中熟悉陈猴的，常常同他行抗礼，说：“这个人有古代的义气，能够侍奉主人的遗孤，怎么可以轻视他呢？”

译《僮遂小传》僮遂是福建福清海山人。他出生时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他在乙未年先太孺人生病时来到我家。后来僮遂帮助料理我的丧事，夜里同其他僮仆一起睡在草席上，陪我守丧。他说的话多半让人听不懂，我也没有完全追究。然而他极其忠诚。看到我家连续多年有人去世，常常半夜哭泣。亡妻刘孺人去世时，僮遂天快亮便起床，私下买来傅饣乇，煮茶跪在灵位前进献，拜个不停。其他僮仆嘲笑他，僮遂发怒说：“我是在孝敬主母，不像你们这样不孝！”曾经跟随我到荔城做客。经过绵亭山时，轿子翻了，僮遂责怪轿夫说：“明天如果再跌倒，应当选择平坦的道路，不要让主人的轿中物品摔碎！”他就是这样愚笨。僮遂的父亲年老，我第二次回去探望他。父亲送了他十里路，僮遂跪下说：“父亲请停步，不要再送了。”回来后，他向我说起父亲的情况。我责问他怎么懂得礼节，他说：“看见主人常常向太夫人跪拜，我现在才知道对父亲也应当跪拜。”我赏给他棉衣、食物和钱，都用厚纸包裹严实，寄给他的父亲。看见天气刮大风下大雨，他就常常责骂说：“僮遂的父亲正在田地西边淋雨呢！”心情不好连续好几天。我来到杭州城，僮遂哭着要跟随我，我增加他的月钱来安慰并阻止他。他家里寄来书信，僮遂才知道自己已在今年五月十八日感染疫病去世。唉，凭僮遂这样的愚笨和忠诚，如果没有损害他的天性，本来可以长寿！如今却也是这样吗？我听柳州说，南方多疫病，劳苦的人先死。这一定是我家使用他的方式不当造成的。为他作传，也正是为了记下我的过错。《先妣事略》先母陈宜人，名蓉，是已故太学生元培公的女儿。祖先在明代曾任显要官职。母亲郑孺人知书明理，懂得大义。宜人生于道光己丑年三月二十四日。十八岁时，嫁给府君云溪先生。丁未年生大姐，壬子年生我林纾；过了一年，生下二妹，但夭折。丁巳年生高氏妹妹，庚申年生秉耀。秉耀出生两天后，府君客游台湾，钱财用尽，困顿得不能回家。那一年发生大灾荒。澳门贼人用钢艇闯入内港，聚集在江南桥下，谎称要同南方船只争夺铁猫，开炮互相轰击。我当时恰好在横山家中，距江三里，炮弹呼啸着日夜从屋顶上飞过。邻近人家几乎全都逃走了。宜人因为没有食物，无法离开。祖母正生病，大姐稍微懂事一些，便把我锁在屋里不让出去，抱着弟弟和妹妹围在宜人身边哭泣。宜人当时正在缝制旗子，抚慰大姐说：“今晚缝完三面旗子，就可以得到四百多钱。明天，你们的祖父母和兄弟姐妹就能吃饱了。”我那时年幼，不知道母亲话中的悲哀。这年秋天，府君写信回家，寄来三十圆钱；从此每月照常寄来。到了庚午年，府君病重，回家四十天后去世。当时祖父正在停灵，祖母也接着去世，丧事和葬礼接连不断，悲痛、劳累交加。宜人因此极度困顿。秉耀已经十九岁，怜悯我贫穷而不能奉养母亲，便暗中同宜人商量，准备向东渡台湾，投靠叔父静庵先生，求得教书之职来帮助我。我哭泣着阻止他，但他不答应。戊寅五月十日，秉耀趁我赴试，拜别母亲径直出发。我回来时，看见宜人面带泪容，询问后才知道秉耀已经走了。过了九个月，我正夜里侍奉宜人坐着，堂弟华从门外哭喊着跑进来，拜见宜人，告诉她秉耀死了。宜人用头撞柱，悲惨忧戚得无法形容。两天没有生火做饭。我长跪叩头说道：“秉耀作为兄长客死在外，按照义理，不敢把他当作未成年夭亡者来办理丧礼。请让我林纾作为长子继承秉耀。母亲思念秉耀，应当更加思念我。林纾一定寻找能够安慰母亲的方法。母亲如今不能再这样悲伤了！”十月，我赶到台阳奔丧。第二年，华才带着秉耀的灵柩回来。华是叔父静庵的儿子，出生时母亲便去世了，是宜人抚养他长大。府君困顿时，华、高氏妹妹和秉耀都只有几岁，牵着宜人的衣服跟随她。宜人到厨房做饭，几个孩子都聚到厨房里；她揭开锅盖，孩子们又聚到她身边，都害怕自己吃得晚。可是厨房里得到一点肉，华总是吃其中最精好的部分。弟弟妹妹脸上露出嫉妒的神色，宜人抚摸着他们说：“华没有母亲，你们不知道吗？假如我不幸先去世，而叔母也去世了，叔母对待你们，难道不也会这样吗？”后来华娶何氏为妻，何氏去世，宜人替他又娶了高氏，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孩子们断奶后，都亲近宜人，亲昵地撒娇。宜人待他们同待孙子一样。壬午年，我考中乡荐，春官考试落榜。宜人看见我回来，非常高兴，竟顾不上问我落第的事情。壬辰年，我又要北行。宜人忽然梦见我在析津生病，猛地起身；开门看见月亮，才知道原来是梦，但也不再睡觉。天亮后，把床榻移到廊角，望着门口等待邮差，等了两天。析津的书信送到，得知我没有生病，但宜人已经疲惫不堪。高氏妹妹曾对我说：“母亲思念兄长，心思根本不在做官上。哥哥南归多在五月。苍霞洲的洪水刚刚退去，家具杂乱地横在地上，日影停留在窗纸上。母亲指挥家人替哥哥拆行李、安置书籍，来来回回笑容满面，哥哥还记得这些吗？” 唉，没有母亲的悲痛，听了妹妹这番话更使人无法承受了！宜人嫁给府君时，喉咙附近已经长了瘿瘤，细小得像一粒果核。经过五十年，最终还是没有治好。此前医生说，伤口一旦扩大，血就会大量崩出。林纾惊恐心悸，号哭悲恸，不知怎么办。后来又想到宜人一生有隐而不显的德行：有个郑某欠债很多，准备寻死，宜人命我拿出毒药，收留他的妻子儿女六七人在家中，养了一年；又有某人极其贫困，依靠宜人的力量，终于都娶妻生子。凭这两件事，或许可以向上天求情吧？后来病处果然没有出血，医生的话最终没有应验。唉，宜人去世，到这时已经超过一百天了，不孝的我才同妻子刘氏拿着扫帚，泛扫宜人的居室。帷帐陈设，全都没有改变原来的样子；茶铛和药具也一一映入眼中，无不足以使人悲伤流泪。回想母亲抚养和反复照料我的恩德，应该怎样报答呢？天啊，真是痛苦啊！

译《纪西安县知县吴公德潇全家被难事》唉，自从义和团在畿辅地区制造骚乱，天下汹汹，人们争相把杀死西方人为能事。一两个当权者又助长这种毒害，借此来消除外患。他们不知道我国的虚实早已被人窥探，军队又没有后续援助。列强合力攻打一个国家，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乱民。按道理说不通，按形势说又遭失败，灾祸的端倪已经十分明显。然而昏昧的人仍然利用这件事来满足一时的意愿。我的朋友筱村吴公的灾难于是发生了。吴公坚持道理抗争，不顺从私人请托去迎合上级。监司某人对他恨之入骨。西安县积存的粮食没有现粮，购买粮食的钱全部储存在豪强家中。吴公按照账册追问他们，不让他们侵吞。豪强又怨恨他。有个叫罗楠的人，向来善于打官司，勾结胥役，在乡里舞弄文书、搜刮民财。吴公查明实情，严厉斥责他。于是豪强和贪虐的差役都依附罗楠。有个都司周之德，同罗楠合谋，每天谋划对吴公不利。正好江山的事变发生，土匪以万人计，打着仇恨教民的名义，借机攻打劫掠城中。西安人都想响应他们。吴公说北方局势尚未稳定，洋人不应当全部歼灭。乱民喧哗躁动，斥责吴公偏袒洋人，于是杀害吴公的计划决定了。六月二十四日，吴公到监司衙门议事后出来。罗楠纠集数百人劫持吴公，把他送到监司那里，要求以勾结外国人的罪名杀掉他。监司本来就怨恨吴公，不肯救他，只装作抗拒地说：“我的力量不能立即赶到，你们自己处理就是了。”罗楠一伙便把吴公绑在监司衙门前，几乎拔光他的胡须，又用利刃乱刺，剖破腹部而死。吴公始终不停地辱骂他们。监司站在堂外，看到吴公死了才进去。当天又杀了六个洋人。有个童子腹部被剖开却没有立即死去，拖着肠子在地上爬行，过了两个时辰左右才断气。吴公的儿子仲韬赶来，在尸体下痛哭，又被杀死。群贼守住县门，杀掉吴公家四十多人后才平定。搜掠吴公的箱子，发现康有为的书信。监司大为高兴，认为这证明吴公确实通贼，杀他有了名义。唉！康有为从前在杭州，不过是一个年老的司官罢了。他遍访当权者，哪一个没有同他亲密交往？现在却拿康有为获罪以前的书信，陷害吴公，使他全家遭灭门之祸。那么，谭复生等六人的案件，为什么没有听说朝廷抚恤他们的妻子儿女呢？贼人擅自杀害县官，而长官反过来把被杀者附会成应受刑罚的人。国家政治的失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听说吴公的老母亲幸存下来，乳母身边还留下一个小孙子，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辗转到达杭州？吴公性情极其孝顺，博览群书，只因为不能善于侍奉长官，又纵容胥役，才遭到这样的灾难。我没有力量，不能把这件事上奏朝廷，为他申冤。只好摘录事实附在我的书中，也用来记下乱世中有德的官吏不能有所作为的情形。悲哀啊，悲哀啊！《书颜屠之妇》颜屠户的妻子，失去了她的姓氏记载，起初是倡女。她笨拙丑陋，不能胜任歌舞，于是故意装作恭敬节俭来提高自己的身价。四十岁时才跟随屠户。屠户有十多个孩子。屠户原先娶的妻子已经去世，留下了子女；孩子们没有母亲，彼此亲近。头发蓬乱，身上肮脏，靠近灶边吃饭，倚着门槛睡觉。屠户以此为忧，迎娶这个妇人，让她主持家务。妇人到了家，甚至不看屠户的子女。她走进厅堂看见糠屑，便呵斥说：“这是糠。”拿簸箕把它们收起。狗窝里堆着隔夜的剩饭，都被水泡腐了，她说：“这是粮食。”便把它们滤出来；墙上挂着三盏灯，她命人取下其中两盏。夜里就让自己的子女摸索着上床睡觉。她在锅里淘米，多留米汤来喝，不许饭煮得稠而厚。屠户亲戚家的庆贺和吊丧之事，甚至不敢让人到她门前告诉她；即便听见了，她也不回答。每年把积下的余财拿给屠户看，说：“这些是我费力节省下来的。”屠户非常宠爱她，完全听从她的话。于是屠户的兄弟、子女和亲属更加困苦，彼此到暗处牵手哭泣。妇人听不见，屠户也不理会。妇人吃完东西就睡觉。狗因为没有食物而发狂，咬屠户的孩子，扑倒了一个；另一个去救，也被扑倒。家里人全都聚集过来，狗才离开。妇人听到喧闹，只在房中喊道：“把狗赶走，不要打翻我的碗、弄坏我的汤！” 她竟然也始终不出来看。不是她不看自己的子女，而是害怕看见他们受伤后要用药，药一贵钱就会耗费。屠户家中有病人、呻吟的人、郁闷的人，有人寒冷得发抖，有人饥饿得哭泣。妇人的眼睛仿佛闭着，耳朵仿佛聋了；可是粮缸和酱瓮在深夜稍微一动，她就能察觉。妇人暗自盘算，众人已经决定要反抗，若再折辱他们，自己在道理上就会理亏。于是她假装又瞎又聋，握着钥匙坐着，钱始终不肯拿出来。然而她时时同娘家人来往，把珍馐美味装进袋子，关上门独自吃，身体一天比一天肥胖；面对屠户时仍然只给他吃糠和粗粝。一天夜里失火，妇人已经痴肥，又抱着钱箱，不能及时出去，于是被火焚烧而死。屠户和子女全都逃出幸免。这些事情是曹子在南方告诉我的。我说：唉！接受别人的聘用，治理他的子女，却只吝惜钱财，直到狗咬他的孩子、因为吝惜药物而不肯给他们治病，这样的人，说她没有恩义是必然的！家中有子女，就像国家有百姓。任用人的人如果都把吝惜钱财当作贤能，我恐怕那些在角落里彼此牵手哭泣的人会越来越多。

译《吟边燕语序》欧洲人要倾覆我国，总是说我国见识狭隘、思想陈旧、拘泥古代而惊惧今日、喜欢谈论神怪，因此一天比一天衰弱，逐渐走向衰败。于是我国有志于强国的年轻人，便一心追求新学，丑化诋毁旧人，抛弃前代的一切，只听从新说。我认为这样做本来是对的。不过，如果一定要说西方人的早期行为和早期言论全都比中国的新，那也只是赞美一个人时增加他的好处，诋毁一个人时加重他的坏处罢了。英国文学家哈葛得、诗人莎士比，难道不是文明大国英格兰的人吗？我曾经翻译过哈葛得的书，其中屡屡出现禁蛇役鬼之事。莎士比亚的诗，正好可以同我国杜甫的诗抗衡。然而他的立意遣词，往往把神怪作为寄托。如果西方人果真文明，就应当焚毁、抛弃并禁止这些作品，不让它们扰乱世人的知识。可是据我所听说的情况，那里有名望的人家，沉溺于莎士比亚诗作的，家家弦歌、户户诵读；还把它们交给戏班，作为剧本，男女士女联袂观看，抽泣感动、流泪不止，竟没有一个人斥责它思想陈旧，也没有人因它喜欢谈神怪而发怒，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些古代彝器、鼎、樽等，古色斑驳，而且沉重累赘，是最不适合实际使用的东西；可是名门望族不惜花费千金，也一定要得到它们来陈列。这也是因为锦绣衣物和美食肉食，日常生活中应有的东西早已准备充足，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于是追寻古人的踪迹，用来增加自己的趣味。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长久吃腻了美味佳肴，反而思念螺蛤之类。政治和教化，是两回事，同文章没有关系。政治教化已经美好，应当再用文章来润泽它；文章即使美好，如果对政治教化没有帮助，也没有意义。因此西方人只把政治教化当作要务，充实国家、增强军力，使外来的侮辱者不能乘机侵犯。然后利用余暇，用文学作品来愉悦自己的心目。即使哈葛得、莎士比的思想陈旧，寄托于神怪，文明之士也坦然相待，并不把这看作弊病。我已经老了，既没有广泛涉猎哈葛得和莎士比的作品，只是特别喜欢翻译他们的书。我的挚友、仁和人魏君春叔，年轻而英俊博学，精通西文。长沙张尚书在京师主持翻译事务时，我同魏君恰好一起参加译席。魏君口头翻译，我则把它整理成文章。计算两年以来，我们二人分工翻译的作品，有三四种。《拿破仑本纪》是最大的一部，初秋可以完成了。夜间有空时，魏君偶尔举出莎士比亚笔记中的一两则，我便在灯下起草。积累二十天，书就写成了。书中内容都是莎士比亚诗作中的故事。唉！英国人固然以新学治理国家，却并没有废弃莎士比亚的诗。我如今翻译莎士比亚诗作中的故事，或许不会被我国的新学家屏弃吧？莎士比亚诗作中的故事，流传的版本很多，互相校勘后颇有同有异，也有所取舍。本书只收录二十则。我逐一为它们拟定新名，用来标明篇目。光绪三十年五月，闽县林纾作序。

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伍昭▯太守到了京师，到春觉斋来拜访我。相见后叙说旧交，纵论英国文学家，他极力推重司各德，认为可以和我国的司马迁相提并论。不过司各德的措辞格外隽永精妙，所有史书都很难赶得上。我恰好正在翻译这篇作品，正是司各德的书，所以追问太守所说的“隽妙”究竟指什么。太守说：“我熟读《吕贝珈传》中叙述壳漫黑司得善于射箭、胜过养叔的部分，已经把这件事摘取出来编入英文课本了。”我大笑，立即查找这篇稿子给太守看，自夸同太守的见解相合。太守也非常高兴，反过来追问我这部书精妙之处在哪里，催促我把它写出来。我说：我不通西文，但每次听人讲述传记中的事情，往往在伏笔照应、情节转折、脉络转换之处，极像我国古文家。单就这部书来说，大约有几处妙处。古人写书，能够累积到十二万字之多，那么所经历的年月必定绵长，事实也必定繁多，人物必定层出不穷。然而这篇作品写的人物不过十五个，时间也相同，却使读者仿佛经历了十多年之久，这是第一妙处。我福建有个叫苏三的人，能演唱盲人弹词。他在广场中背着相声艺人的琵琶弹唱，唱到越人就说越语，唱到吴人、楚人，就又改说吴楚语；不论晋、豫、燕、齐，各地口音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听众无不倾倒。这部书也是这样：写英雄说话，就像英雄；写盗贼说话，就像盗贼；写顽固的人说话，就像顽固的人。虽然每个人一开口常常说到一千几百字，读者却不觉得重复累赘，这是第二妙处。书中的主旨，是同天主教徒为难。它描写大姆不拉壮士英姿飒爽、所向无敌，但见到美色就软弱，遇到钱财便流涎，攻掠、劫夺、椎埋等坏事无所不做。其中稍有文采的人，又装出狡黠的容貌、诡秘的笑容来媚惑妇女，把丑态暴露到无地自容。这又是一处妙处。《汉书·东方曼倩传》叙述东方曼倩回答侏儒的话，以及拔剑割肉的事情。班固的文章，色彩比司马迁的史文更加浓厚。在我这样的守旧人看来，西文中似乎一定没有这样诙谐奇诡的笔法。然而司各德描写弄儿汪霸，往往用简短的话泄露天机般的趣味，使人捧腹大笑。他的文心奇幻，并不逊于班固，这是又一妙处。而且，犹太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欧洲人的鄙弃：遭到狗一样的斥骂和奴役践踏，财富被吸吮殆尽，家庭也被毁掉；欧洲人却不但不同情，反而把这看作天道公理的报应。然而国家有急难时，又常常向他们借钱。借钱时春天般温和、还钱时秋天般严酷，态度随着借贷而骤然改变。犹太人在欧洲寄居，比幕乌还危险。但他们只知道有自己的家庭，不知道有国家，抱着金钱自尽，至死也不知道国家是什么。这部书如果让黄种人读到，也足以使他们产生警惕之心。这又是一处妙处。包本王裔对拿破仑，漆身吞炭，历经百死也不顾惜，又日日为秦廷哭泣。英国、俄国同情他，借此挟持普鲁士、奥地利的愤怒，于是使他复辟。虽然他的王业没有修治长久，但他复仇、念国的心志值得肯定。如今书中描写撒克逊王孙，却贪恋烤肉和美色，形状像土偶，于是使一个垂暮亡国的英雄激发出悲壮凄厉的声音；愚蠢与智慧相互映照，美与丑彼此对比，令人又悲又笑，交相发生。这又是一处妙处。吕贝珈是一个犹太姑娘，深明大义，敬爱英雄，又能凭坚果般坚强的力量，严厉斥责豪强暴徒。犹太人中未必真有这样的人，但司各德既然厌恶天主教徒，便抬高犹太人来摧辱他们，构思十分奇幻。这又是一处妙处。华德马是把贾充、成济合为一人的形象。他劝说各位将领，连那些奸诈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天下没有什么比义理更能感动人，人本来就容易被感动。从未听说有人用篡夺、偷窃的话来公开宣讲，竟然还句句仿佛都值得听取；由此可见司各德辞令的优美，我简直无法测知它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这又是一处妙处。综合这几处妙处，太守于是非常赞同我的议论。我已经五十四岁，不能抱着书跟在学生后面，到西方老师门下求学。凡是各种翻译著作，都只能依靠耳朵而不能依靠眼睛。这实在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西方各国的文章大家，在法国我知道大仲马父子，在英国我知道司各德、哈葛德两位先生；但司各德的写法尤其独特。只是中西文字不同，即使想私下取法，也没有可以从师学习的途径。唉，青年学生怎么可以不把我这个老而昏悖的人作为鉴戒呢！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六日夜，闽县林纾畏庐刚刚在春觉斋写完。《爱国二童子传》达旨 畏庐林纾翻译完这部书，在几案前焚香，洗手行再拜礼，恭敬地告诉国内人士：对于至宝至贵、亲如骨肉、尊如圣贤的青年和有志向的学生，我恭敬地叩首再拜，说明我的意旨，告诉他们说：唉，保卫国家，靠军队吗？然而喜欢穷兵黩武并不是吉祥。靠语言进行外交吗？然而国力衰弱，即使有子产、端木赐那样的口才，也无济于事。至于只有名义而没有实际的衣冠、音乐、礼制、节义和文章，这些道路都不足以使国家强盛。使国家强盛要靠什么？要说，靠学问，靠学生，靠学生有志于国家，尤其要靠每个学生都精通实业。比利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小得像比阝▯，而且尤其处在几个大国之间，直到今天人们也不曾像看待波兰、印度那样看待它，靠的就是实业足以支撑国家。实业，是人人附着于自身的能力。国家可以灭亡，但掌握实业的人不能灭亡。即使卑贱如犹太人，也不留恋故土废墟；他们钱多而善于经商，竟吸取了西方人的精髓。西方人虽然极其鄙视他们，却也拿他们没有办法。能够经商，也就是实业。凭犹太人在废墟余烬中保存下来的实业，尚且可以幸存，何况我国正处在群雄彼此猜疑、连鸡都不能同栖的时代，为什么不趁此时讲求实业，潜心谋求生存，反而竞相制造空洞声响、张扬浮夸气势呢？

译李闯对他的部下说：凡是守城的规律，在炮火震天的时候，还可以偷闲睡觉；如果万帐无声，刁斗不响，这时正是最紧急的关头，万万不能懈怠。一懈怠，城池就会立即被攻破。如今俄国和日本的事情平息，正是所谓“万帐无声”的时候，形势正处于紧要关头。然而枢府诸公另有打算，我们这些小人物不敢轻易议论。只是告诉我的同学、告诉我的同胞，这些话不妨明目张胆地说出来：现在决不是酣睡的时候。早晨说练兵，晚上说变法，都未必切合实际；如果不讲求实业，那么所讲的一切都是空话，对事情有什么好处！从前八股文存在时，父兄教导子弟，人人都把成为宰相当作自己的实业。下至三家村里的学究，也都抱着一本宰相的教科书。那本书是什么？就是《大学》。《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正是宰相的事情吗？我国宰相不过六人，而学习这套本领的人却多达二十万万。如今八股文的火焰已经熄灭了，但学生所学的东西，明白事理的还会留意普通学问，到了二十岁以后，便专心致力于法政。法政又接近宰相的实业了。试问：没有小人物，靠什么来供养君子？人人羡慕做执政官，其志向本来是想救国，这一点可以相信。然而这样一来，实业这一条道路，就应当交给下等社会了。西方人的实业，是由学问产生的；我国的实业，却交给无知无识、粗鄙荒陋的人去做，而且把做实业的人和实业本身都看成贱役。这就像高筑城墙、厚储兵甲，却根本没有筹备粮食，结果又能有什么用！必须知道，实业就是强国的粮储。不把它当作急务，反而把缓慢的事情当作急务，眼前的道理已经黑得像漆一样明显了。畏庐曾经说过令人悲痛至极的话：宁可在国外损失十万大军，也不能年年让国家的财政支出没有限度。鱼靠水而生，抽干池水捕鱼，还要留下水；再放下鱼苗，鱼还可以继续生长繁殖。若自行决断水流，使水干涸，以后再放鱼苗，鱼怎么生长呢？国家不怕受到别人践踏蔑视，也不怕受到别人剥削侵蚀，只要青年人人有志于求学，人人致力于实业。即使不能大量取得敌人的财富，也可以限制国内的金钱，不让它流到国外。管仲的女闾，也不过是设置闸门来阻止水向外流罢了，何况是值得依靠的实业呢！今天学堂几乎遍布十八省。试问，商业学堂有多少？农业学堂有多少？工业学堂有多少？医学堂有多少？朝廷选取士人，不是学习法政的人就不能考取上等，于是已经把实业看作低贱的行当。中国人的积习是，不做官就得不到尊贵地位，人们不能不随风气而趋附。以后又人人储备成为宰相的人才，等待进入揆席，国家选拔人才岂不是要疲劳不堪吗？唉，外国人对于一剪、一线、一针这样微小的物件，尚且竭尽力量设法制造，以求卖到我国。我难道还要说这是小道，不值得计较吗？难道要听任这涓涓细流不停地汇成江河吗？这正是畏庐泣血捶心、无法释怀的地方。本书第二十六章中有一个叫孟叔的人，在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法国全境几乎被敌人侵烂。孟叔和同志嘉纳▯覃思考制造器械的办法，竭力谋求在对外战争中取胜；培养子弟成为工程师，创办了无数实业学堂。直到今天，铜像仍然高高矗立。唉，孟叔是多么仁厚啊！拿破仑凭武力鞭笞列强，欧洲几乎人人畏服，最终却导致覆亡。英国能够制服天下的霸王；后来这两个国家终于都归向实业，才得以重新振作。既然如此，靠空话使国家强盛又有什么用呢？沛那是天下第一仁厚的人。他未必需要以哲学家著称，只是能够朴实诚恳地写出这部关于实业的小说。当时法国人读了这部书，人人受到鼓舞；它既有益于教育界，又有益于商业界，归根到底，政治界也大受其益。畏庐是闽海的一个老学究，年轻时卑贱，不被人看重，如今老了，也没有别的长处，只是跟在我的朋友魏生易、曾生宗巩、陈生杜蘅、李生世中之后，听他们朗诵西文，翻译成华语，我便迅速把它写下来。也希望凭一片诚心，告诉国内那些至宝至贵、亲如骨肉、尊如圣贤的青年学生，请他们阅读此书，以振奋爱国的志气。人们说这就是畏庐的实业。唉，畏庐哪里有什么实业！如果真能像称赞我的话那样，使国内挚爱的青年学生人人归本于实业，那么畏庐赤心报国的志愿稍稍得到伸展，这或许才可以称为实业。谨此叩首再拜，希望国内青年学生怜悯我这个老朽，哀怜地听取这些话。畏庐是个狂人，一生倔强，不肯屈居人下，尤其不甘心屈服在虎视眈眈的强邻之下。至于投湘江自尽的举动，我又舍不得性命而没有去做。这样说来，畏庐难道长生不死了吗？回答：不是。死亡本来就有期限。我只要还留有一天的生命，就要多哭一天的血，告诉天下学生请求学习实业，以求自强；如果还能继续活着，就要在这段不死的时间里，多翻译一些有益的书，来代替弹词，作为劝导的帮助。不过，我挚爱的青年学生们，还须委婉地谅解畏庐，不要说畏庐自以为是，一个没有学问的老人，喋喋不休地说学究话。须知樵夫的献言，圣人也不废弃；我挚爱的青年学生，也应当把我看作樵夫的献言罢了。畏庐小时候读《杨椒山年谱》，就独自关在空房里哭泣。然而我的父母仁爱，兄弟和睦，所遭遇的困厄并不像椒山那样，我为什么要哭呢？因为椒山所记的事情，确实有令人哭泣的地方。椒山年少时就被父兄摒弃，分家时只得到几斗米豆。椒山早晨起来做饭后，便用手指在米豆上一粒粒地划字，然后出门去放牧；有父亲、有兄长，却简直像孤儿一样。把这样的遭遇移到椒山的忠节上，也就不必再说了。然而他治理音乐时，能够自己购买胶、漆、刀、锯之类的东西，亲手制作乐器，这也说明他留心实业。如今恩忒舒利亚兄弟果真成了孤儿，他们的困苦比椒山还要加倍，最终却能在国力衰败之后，历尽艰难回到祖国。试问当时法国正处于什么时期？不正是师丹大败之后吗？兄弟二人一路上看到法国百姓人人都从事实业，于是也不再追求做官显达，而一心回乡务农。这和我国小说中的人物不同，我国小说中的人物总是从患难开始，最后以做官作为人生终点，只图一人的私利，对国家没有益处。像这部书这样，全部精神都不违背爱国宗旨。我叙述它，也将含着眼泪来叙述它。

译天下爱国的方法，应当争论有心还是无心，不应争论有职位还是无职位。有职位的人爱国，行动速度比平民快；但这只是就专制政体而言。若是立宪政体，平民一旦有爱国之心，并且能够谋划有益于国家的事情，就可以立即把意见送达议院。因此郡县各自推举代表做议员，正是这个道理。像我国这样，只能依靠条陈；条陈是大官看了便头痛的东西。平心而论，所谓条陈，都是爱护自身、谋求升进的条陈，不是爱国图强的条陈。唉，什么时候变法？什么时候立宪？上天如果果真帮助我中华，黄河变清还可以等待。然而在这时候，如果不是我国青年有用的学生人人先以实业自任，便万万不会有帮助。为什么呢？学生是根基，国家是城墙；学生先成为坚实的根基，根基已经厚重牢固，城墙怎么会倾倒？只愿人人都把“国家”二字戴在脑中，中兴或许还有希望。若高谈革命，专门从事暗杀，那只是替强敌清除障碍罢了。我们这些人恐怕会一个个成为俘虏，可悲啊，可悲啊！写到这里，实在不忍再写下去了。大清皇帝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畏庐林纾序。《不如归》序 小说能够打动人的，没有什么比男女之情更强；作品所写的悲欢，读者也几乎会跟着一起悲欢。明知是虚构的言谈，但情状描写得逼真，读完以后仍仿佛有事情沉沉压在心上，有时还会因此惋惜和遗憾。我翻译的书将近六十种，其中最悲惨的是《吁天录》，其次是《茶花女》，再次就是这部书。书中所说的片冈中将，似乎确有其人；浪子的事情也确实有其事。不过，把它作为规劝和惩戒家庭的作品，用意是好的；而且其中还夹叙了甲午战争的详细情况。我翻译完以后，仿佛有难以排遣的冤抑之情，非要借这篇序言一抒胸臆，并请国内的君子评议不可。威海水师覆灭，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责怪将帅不肯效命，于是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固然有道理，但他们不知道军港的形势：首先依靠炮台防卫，后港的舰船才能得到屏蔽，不被敌人袭击。渤海战事结束时，虽然毁掉了一两艘船，舰队起初并没有受到重大损失。后来敌军夜袭岸上军队，炮台守军却先行溃败，于是敌人就用我方山台上的大炮，向下轰击港中集中停泊的船只。全军只是出于意料之外，但仍然奋力支撑，用巨炮仰击，甚至毁坏了自己失守的炮台，竭力替朝廷保全水师，不能说没有尽力。不久敌人冒死驾驶鱼雷艇进入港内，炸碎了我方几艘船。当时既没有快船能够捕捉雷艇，海军应当准备的物资又被有关部门一项项压制，不准筹备。门户既已失守，孤军没有依凭，覆灭也是理所当然的。有人又说渤海之战时，水师船只望见敌人便逃跑，这又是[B220]之言。我亲戚林少谷都督战死海上，这是人人都看见的；同时殉难的人，多得无法数清。文襄、文肃所教育培养的人才，到这时几乎损失殆尽。我过去想写《甲午海军覆盆录》，还没来得及完成。但海上的恶战，我却清清楚楚地知道。可是我想说出来，别人也不会相信。现在得到这部书，才知道它出自日本名士之手。书中说镇定二舰面对敌军，如铁山一般屹立；松岛旗船上死者堆积如山。大战持续一整天，而我国两艘军舰最终都得以保全，没有被敌军摧毁。这还能够说它们临敌逃跑吗？我国史家喜欢放言夸大。既然战胜了敌人，就一定极力渲染敌人的丑陋、破败和胆怯，把我军杀敌取胜说得凛然如天神，以此为快。所谓下马便写捷报，我又怎么知道那篇捷报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呢？文明国家却不是这样，因为观看战事的人很多，为防止受到讥议，措辞不能不符合事实。既然记录事实，那么按照日本名士所说，中国的两艘军舰既然能够这样作战，就可以知道它们决不是仓皇逃跑的。如果当时在大败之后收拢残余败兵，加以供养，让他们成为新兵的教导者，又广泛设立水师将弁学校，教育英俊人才，那么即使水师尚未成军，后来成长起来的人才也本来人人都可以成为水师将弁。必须知道，不经历失败挫折，也就不知道军队为什么会失败；知道失败的原因并加以改革，仍然可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当时普鲁士、奥地利两国的大将，都是屡次败给拿破仑的人。正因为屡次失败，他们也熟悉了拿破仑用兵的奥妙，避开他的长处，攻击他的短处，于是拿破仑就失败了。如果真能为国家效力，即使失败又有什么伤害？勾践对吴国、汉高祖对楚国，不都是屡次失败而最终取得一次胜利吗？如今朝廷议论，争相说要建立海军；然而还没有培养人才，只是在讨论船和炮。把精良的火炮、坚固的军舰交给不熟悉作战的人，又有什么用呢？只愿当权的诸公先培养人才，再积蓄资金购买军舰、制造大炮，还不算晚。我林纾年纪已经老了，没有一天可以报国，所以每天都像报晓的鸡一样鸣叫，希望我的同胞惊醒。我常常在小说序言中抒发胸中的情怀，并不敢胡乱放声狂吠，只希望诸位鉴察我的一片血诚！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日，闽县林纾在望瀛楼作序。

译《孝女耐儿传》序 我不懂西文，勉强置身翻译界，是依靠两三位君子为我口头讲述原文，我用耳朵接受、用手记录。他们的声音一停，我的笔也就停了。每天分出四个小时，可以写下六千字。其中错误很多。承蒙国内名公不嫌弃我的粗率浅陋而收录它，这是我的大幸。我曾经静居一室，可以连续一个月，户外家人的脚步声，我大多能清清楚楚地辨别出来，但我的眼睛本来就没有见过他们。如今我的几位同志偶尔把西方人的文字拿给我看。我虽不懂西文，但每天听他们口译，也能辨别文章的流派，就像辨认家人的脚步声一样。其中有高亢严厉的，有清幽虚静的，有绵密婉转的，有雄奇伟大的，有悲凉梗塞的，有淫荡妖冶的，总归都合乎端正的性情，严明地表彰善、贬斥恶；这是万世共同的公理，中外都不能僭越。只是都不如▯而司迭更司文字的奇特。天下的文章，没有比叙写悲哀更容易的；其次是叙写战争，再其次是铺陈男女之情。再往上说，像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决心流血，精神凛然；如果用雄健深厚、典雅刚劲的笔法来写，也还有人能够做到。从来没有人把市井中卑贱污秽、琐陋龌龊的事情刻画到二三十万字之多，却不重复、不支离，如同把一面明镜悬在空中，收纳各种虫鱼百怪，万物都包含其中，经过清光洗涤后显现出来，使人凭栏观看鱼鳖虾蟹一样；而迭更司却以最清明的心灵，描写最污浊的社会，使我增加无数阅历，产生无穷感慨。中国的说部作品，达到最高境界的，没有比《石头记》更好的了。它描写人间富贵，感叹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色彩繁丽，结构精严，实在达到了顶点。其中点缀清客，间杂村妇，牵连小人，以败家子收束，也可以说善于描摹万物。但终究雅正的内容多，俗鄙的内容少，人的本性并没有完全表现出来。迭更司则扫荡名士美人的格局，专门为下等社会画像，写奸诈、狡猾、粗暴、残酷，甚至写出人意从未想象过的境界，幻化为空中楼阁，使读者时而发笑，时而愤怒，一时神魂颠倒，直到不能自已。那么，他文心的深邃曲折，哪里是可以赶得上的呢？我曾经说过，古文中叙述事情，只有叙写家常平淡之事最难下笔。《史记·外戚传》叙述窦长君自我陈说，说姐姐在旅店里同我分别，讨来洗澡水给我洗，又给我饭吃才离开；能够使活人感到惋惜悲怆的，也不过这几句话罢了。至于《北史》所说隋朝的苦桃姑，也正是仿效这种写法。但即使百般摹写，也不能立刻达到这种境界，正是因为没有司马迁那样的笔才，所以不能曲折描绘日常生活的恒常状态。究竟说来，司马迁这样的笔墨也不多见；司马迁的书本来就不专门写家常事情。如今迭更司却专心写家常语言，而且专门写下等社会的家常事情，用心下笔就更加困难。我的朋友魏春叔买到了迭更司全集。听说其中的事实，大半都属于这一类，而这部书只是全集中的一种。全书精神集中在耐儿之死。读者沿着耐儿此前奇异的孝行读下去，会以为她临死时一定有一番诀别的悲怆话语，就像我翻译的《茶花女》中的日记。然而迭更司不写耐儿本人，而专门写耐儿的祖父凄凉眷恋耐儿的情状，似睡似死，从昏昧迷乱中流露出至情，这又是在《茶花女日记》之外另创的一种写法。因为直接写耐儿，恐怕显得过于高雅；只有写一个贫困窘迫、百无聊赖的老糊涂，才不违背他专门描写下等社会的宗旨。这足以看出迭更司的用心。迭更司的书多得无法全部翻译，国内诸位请稍稍等待。我将继续把粗鄙荒陋的人和粗鄙荒陋的事情翻译出来，为诸位解酒醒睡罢了。书写完毕，不禁一笑。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日，闽县林纾畏庐父在京师望瀛楼作序。《贼史》序 贼怎么会有史呢？这也是《鬼董》的例子。英国在一百多年以前，各项政务的腐败，实在和中国没有不同，只是水师强大罢了。迭更司竭力揭露下等社会积累的弊病，写成小说，使政府知道并加以改革。他每部书都一定树立一个主旨。这部书专门叙写一群盗贼，但用意却在于说明贫民院和育婴堂办得不好。育婴堂办得不好，只养育而不教育，简直是在培育盗贼的材料；而掌管这件事的人，实际上又成为制造盗贼的机器。必须知道，偷窃别人的东西是贼，却不知道偷窃国家的公款同样是贼；而偷窃公款的贼，竟被任用来办理捕盗事务。英国的执政者反而信任他们，简直可以说是用大贼去治小贼。天下的事情，外表炫耀的往往没有实际。穷巷之中，粗鄙人群聚集，毫无礼法约束，人人都鄙视他们；然而豪门朱邸之中，沉沉黑暗里逾越礼法、侵犯名分的事情，却有百倍于穷巷粗人的地方，只是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很像英国的强盛，人们几乎以为天下人的耳目所及之处，没有一处不能成为全世界的法则。如果没有迭更司描绘这种状况，人们又哪里知道其中还存在贼窟呢？不过，英国之所以能够强盛，正是因为能够改革并改过向善。我国如果跟着改革，也正是很容易的事。可惜没有迭更司这样的人，能够把社会中积累的弊病写成小说，告诉当权者，或许还差不多。唉，李伯元已经不在了！如今健在的，只有孟朴和老残两位先生。如果他们能够拿出自己的余力，仿效吴道子描绘地狱变相，社会所受到的益处难道会有穷尽吗？我只好擦亮眼睛等待，叩首为他们祝愿！闽县林纾在春觉斋作序。

译《块肉余生述前编》序 这部书是迭更司一生中最用心写作的作品，分为前后两篇，共约二十多万字。他的思考和心力达到这里，已经登上绝顶了！古人所说的锁骨观音，是用关节骨钩连皮肤，腐化以后揭起捧持，骨架仍完整铿然，没有一片碎屑掉落。用它来比这部书，确实像锁骨一样严密。大体说来，文章开合的规律，全在于讲究骨力和气势；放笔写到浩瀚处，往往会遗漏细节繁节，不再逐一照应，于是让读者找到空隙来攻击。这固然不是能文者的通病，但精神终究容易不够周密。迭更司的作品每当写到山穷水尽之处，便会产生奇思，如同孤峰突起，使看见的人惊异。然而都不如这部书伏笔脉络极细：一句话必定暗含微旨，一件事必定埋下长远的因由；写到某处时，全局中应当出现的人物便逐处涌现，随处照应结合。即使偶尔出现一次，读者几乎又会忘记；但在看似闲笔之间，已经接近把线索拾取齐全。读它会使人突然想起前文；按照篇章逐节追索，又一一能找到这个人的行迹、这件事的来源。总而言之，就像善于下棋的人落子，偶然下一着，却不知道后来全都能派上用场。这正是他成为国手的原因。施耐庵写《水浒》，从史实入手，点染几十个人物，都疏落有致。到了后来，却像一群同类的禽兽，不再加以分别。那是由于他的构思才力已经用尽，也是精神不能长久保持周遍的缘故。然而他仍然叙写盗侠的事情，写神奸巨蠹，使人惊惧。至于这部书，专门叙写极其琐碎、细小而平凡的家常事迹，若由不善于运笔的人来写，必定使人生厌困倦、昏昏欲睡；迭更司却能化腐朽为神奇，把散乱的事情撮合成完整结构，收纳五虫万怪，用精神融汇贯通，实在是特殊的笔法。司马迁、班固叙写妇女琐事，已经绵密细致、耐人寻味了，但没有可以反复寻绎的长篇，只有一部《石头记》。然而《石头记》炫耀富贵、叙述旧家，又用男女艳情来加以遮掩，所以容易吸引目光。迭更司这部书，种种描写下等社会中虽可呕吐、可鄙弃的事情，一经优美笔法运用，都足以令人喷饭。英国半开化时期民间的弊病和陋俗，也清清楚楚地揭示在眼前。假使我国人读了它，真正加以教育，社会也足以得到改良；不必心醉于西方风气，说欧洲人全都胜过亚洲，仿佛个个都是生而知之、具有良知良能的人，那么我这个鄙人的翻译就没有辜负了。闽县林纾在宣南春觉斋作序。

译《鬼山狼侠传》原序 我亲手写成这部书，本来怀着勇敢的心，编写野人的历史，满足当时喜爱我作品的人们的眼睛。这部书是我十七年前在南亚斐利加时写的。当时我年纪还小，寄居在外，侍奉几位长者，他们都已超过五十岁。我住在苏噜，和当地土著相处得像朋友一样，于是得以询问他们的历史，了解其中壮士的风概以及古老习俗。听到前所未闻的事情，便把它们传述出来，众人说法一致。不过那个国家后来灭亡、人民死亡，之后也没有再出现崛起的人。如今残存的百姓寥寥无几，恐怕过了这以后，也没有能够讲述这些事情的人了。我们这一行人到来时，苏噜还只是一个有影无声的国家；如今声影都已经沉寂。白种人盘踞其地，侵蚀它的根本，以至于腐烂殆尽。但在此前，它尚武的精神却凛然无比，没有什么能超过它。白种人却用和平的方式慢慢酝酿，逐渐消磨这种精神，使它濒临灭绝，实在可悲！苏噜刚强勇敢、所向无敌的风概，曾经显赫为天下奇观，竟转眼便像风一样飘散了。大概安阔地一战之后，它就彻底覆灭了。然而它的军制、士气、经营和激励，都起源于查革一人。他起初结成一支小小的营队，在这一百年中建立起部落的权力，起点极其微小。考察他的灭亡，则是在一千八百二十八年，死在他的手足安黎根那邓革和他的奴仆摩波的矛下。当他尚未死亡时，东南部亚斐利加全都处在他的裁制之下。有人说他的国力强大，杀人不止一百兆。在这一百年最初的年代，东南部亚斐利加人几乎被查革一人屠杀殆尽。以下我书中叙述的，实在是天下的英雄、最为凶悍侠烈的首领的实录，把拿破仑和特伯利斯合为一人，所以暴烈到了极点。至于后来的国王邓革，事情琐碎，没有什么可记载的。然而作者写书的宗旨，是遵循小说的途径，必须曲折细致地描绘查革的事迹，即使细微之处也一一写出，使有地位的人产生尚武精神；尤其不能不稍加点染，使读者看得畅快，代替亚斐利加的外史。不过我书中所说的，大半是其他书没有记载的轶事；不是专门研究史学的人，在仓促之间也不能详细了解斐洲的事情。所以我的书必须清楚详尽地说出，以供读者选择参考。只是下笔实在困难。凡是外史家的写法，应当舍弃文化，只说它粗野蒙昧的状态、残杀和崇尚勇力的风气，保存国家的旧事，模拟古老的声调，以发出幽微的回响。因此我书中叙述苏噜的事情，强劲剽悍无与伦比，呼喝之间便有十万尸体倒下，情状也可说惨烈了。然而由于它属于野蛮世界，不能在文明世界中显现，因为文明人本来没有这样的野蛮想象。近来炸药、鱼雷杀人也很惨烈，但仍不如查革；只是人们不称查革而称炸药、鱼雷，这就是正文野蛮与文明的区别。不过即使如此，我的书既然要保存这些故事，也不能不叙述野蛮人的语言。那些责难我的人一定会说：这部书描写杀戮过度，不是文明人的语言；或者说，只有专门的报纸才会叙写这些事情。又有人说：这部书一出版，就可以立即毁掉它。我们还拥有自由，为什么要用霸王专制的事情使人精神沮丧？他们不知道我这部书只是记载事实，供史家采择，并不是喜欢妄言，以招致大雅君子的责难。如今那里的人还说查革亲自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安莺谛杀母的原因，我书中已经详细叙述了；而且他曾在达底耶纳山谷一举覆灭麦革丹马全族，刑罚惨烈，听见的人都毛发直竖。他又肯定了自己临死前的预言，说白种人将践踏他的族人，后来果然全部应验。这三件事，斐洲的遗老时时都在讲述。至于邓革杀害教徒、焚烧杀戮健儿以显示威武这两件事，我就不能辨别它们究竟是真是假了。传述这些事情的人，大概是一个在苏噜游食的人，他把情状告诉作者，于是作者记录下来，实际上没有确实证据。然而邓革为人残暴，没有人性，应该把人的性命视如草芥，起初就不会十分珍惜。至于摩波，在我编写时这个人还活着。他亲手杀死查革以后逃入深山，与人世隔绝。不知他是被长矛所杀，还是隐居在斯登角，改名为瑞德，这就无法知道了。至于那位绝世美人死在岩洞中，父老都把这件事传作事实。这件事我已经在书中一一保存了她的面貌，不敢擅自掺入自己的意思。后来有个黎西利，在一千八百七十年间死去。死后有人传出他的遗书，书中正好叙述苏噜的事情；我取来加以考证，此后才听说作者的身世。他曾说：凭我的才能，如果写小说，一定要写一部汇合人生第一等感情的作品。他所说的话和宗旨，果然在我的书中得到了发现。书中还说，洛巴革凭借诡计夺取苏合西；苏合西是天然险要之地，竟然轻易取得。黎西利又说：这件事更加确实。苏噜人从战场回来，告诉我他们进入险地取得成功，娶了妻子后返回。黎西利能够写成这部书，得到朋友的帮助很多。朋友名叫西尼，是苏噜最边远地区的商人，见闻极其广博，对内地流传的事情全都熟悉，因此把这些事情讲给黎西利。黎西利也写成一部书，名叫《苏噜内地记》。又有一个叫约翰的人，把日记编成一册，也叙述苏噜的事情。他居住在那达勒，担任度支使，日记中逐年记录那达勒的时政。我得到这部书，凭它对苏噜这个新开辟世界中的故事，颇能追究到各种细节。至于洛巴革这样的野蛮人，以及拉革氏跟随群狼行猎的事情，荒诞得尤其厉害，实在像小说中的妄言。这些内容我姑且也任其存在。苏噜内地其实没有狼；从有见识的人看来，或许是把壮士任侠的事迹托称为狼名，也未必能够确定。若按照那几部书所传的事实来推测，在荒野蒙昧的环境中，常常会有这样夸大的叙述。例如倭西沙革的书，就总是清清楚楚地说到这些事。至于鱼鹰之椎，苏噜人称它为[C043]那路拉麦西布库。在喀拉威教士的书中，也说它是古代的利器，蛮族中曾有人使用过。那个人叫安利卑，是自由人。不论其他族群如何纷扰，他只要带着这把椎冲入其中镇压，便全都平定。即使苏噜军队冒险迎击他的锋芒，一椎之下，死者也要以二十人计算。矛队遇到它，简直像坚硬芦苇的茎秆一样，鞭子一挥，压倒小草，立即毙命。他的力气极大，杀豹就像拍打苍蝇一样。正如我书中叙述洛巴革扭断叛奴的身体使其死亡一样，都显示出同样的英武。

译平心而论，我这部书多是旷远渺茫的谈论，实际上其中含有玄妙的道理，却也不能拿来向人显示征兆。若说言辞超过了事实，我也不会立即甘心接受这种批评。我曾听前辈讲过一个故事：古代苏噜有位明神，似乎曾降临照临苏噜，激发了那里人的英勇侠义之气，所以该国百姓果然如此勇毅。这一段与西尼所说的极为相似。他说：部落中有位神，名叫南柯布鲁万，是天上的女王；她拖着白衣，形状像少女，是天帝的使者。她显现神通时，大多选择某个人来显现。无论她说什么，外人都完全听不见。正当苏噜还没有大战以前，这位神又降临向人显示，预言将有大灾祸，并且说灾害马上就要发生。后来天降大火，烧到古皇帝的殡宫，宫中的火也烧得非常旺。她第二次降临苏噜时，使一群妇女神志迷乱，让她们把自己的孩子活埋，只把头露在地面上；等孩子死了，她们便悠然自得地回去了。但孩子们还能哭叫，全都没有死。到了傍晚，人们挖开土地取出孩子，孩子竟然还活着。由此看来，这位神确实掌握着方术。听到这些的人恐怕要唾骂我的脸了。却不知道苏噜人迷信这位神，人人都怀有这种思想：尊贵的人极其尊贵，富有的人极其富有，都相信自己得到神的保佑，所以富贵永远不会衰败。读者若想知道本书的详细内容，应当逐一查阅喀拉威的书。那部书本来多讲古代苏噜的宗教。现在简略地说，苏噜人所崇拜祭祀的，只有自己的祖先；从祖先往上追溯，一直追到祭祀的源头，直到天帝为止。摩波并不是卑微低贱的人。他天生才智出众，能把故事记得清清楚楚，像串珠一样连贯；实际上，他以专制为宗旨。我的书只是采撷其中的精华，希望借此振作国民精神而已，并且把它的色彩加以增强，使读者心神受到震动。这件事难道容易吗！书中的图画详细丰富，而且都有凭据；又有很多内容是从文法中推导出来的，临时拿来验证，没有不相符合的。至于书中所说的摩波，即使报仇杀人，触犯了上天的律法，不能使他的部民获得自由，但在他内心深处，却安然自得，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由此才知道，自由是多么可令人快乐。哈葛德叙。这篇文章实在太冗长了，但原作就是这样，不能不保存它的真实面貌。译者翻译叙事文字时，有时颇多删节；至于议论文字，却不敢任意删减。因此这篇文章很不合篇幅规范。中西文法略有不同，希望有见识的人予以谅解。译者记。畏庐说：我先前翻译《孝子火山报仇录》，自认为对社会非常有益。至于这部书，内容奇异诡谲，不合常理，与今天的社会大不相同；翻译它，似乎又没有什么益处。却不知道世界上的事物，轻重常常相互资助、彼此发挥作用。过于柔弱，当然无济于事；但善于运用柔弱，便足以医治刚强。过于刚硬，就会招来祸患；但善于运用刚强，又足以振作柔弱。这部书写了许多残暴凶恶的事情，但盗侠的气概，如果我国人民能够用来抵御外来侮辱，那么对社会也未尝没有益处，而且足以印证古今风俗。宋代孟珙《蒙鞑备录》说：凡是占卜吉凶，常常使用羊胛骨。而这部书写神巫占卜时，也使用牛骨。《虏廷事实》说：富贵人家有人死了，便取出他的肠胃，填入热盐。而这部书写腌制尸体，也使用盐。最奇特的是，苏噜杀人的惨烈情形，竟然一件件都像《蜀碧》所记载的张献忠。查革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则与《汉书·孝成赵皇后传》中所记的事情也没有不同。我最佩服班孟坚记载赵昭仪的那一段：她用绿色绨布做成方底，取走牛官令家产妇所生的孩子。两次杀害孩子，一次写作绿色绨布方底，一次写作绿色囊书，曲折幽深，真是高手笔法。稗官野史百般摹写，也没有一篇能够比得上它。如今这部书写摩波保存孩子的事情，情节也极其曲折。我间或用《汉书》的笔法来写。虽然比不上孟坚那样高古简练、刚劲曲折，但我的心力也已经全用在这里了。以上所说的，都不是这部书的精神所在。这部书的精神，在于狼侠洛巴革。洛巴革这个人，始终独立，不依靠别人苟且求生。大凡野蛮国家的人，不是具有奴性，就是具有盗贼性。具有奴性的人，大酋长一声斥责要杀他，便立刻叩头伏地，像牛狗一样哀叫；既然不能活下去，才爬着接受刑罚。即使受到凌辱、践踏、蹴踏，惨无人道，也甘愿承受，这就是奴性。至于盗贼性的人，不论势力敌不过别人，也一定要奋起抗争；即使死上百次也不气馁，即使失败千次也不胆怯，非要恢复自由才肯罢休。盗贼性虽然十分猛烈，但用来振作积弱的社会，很能鼓舞已经衰败的精神。所以西方人的小说，除了言情一类之外，在探险和崇尚武力两类作品中，难道有哪一个人不曾偏向盗贼性吗？明明知道不驯服于法律，足以预示祸乱，但他横刀策马，气概凛然，读来没有人不为之变色动容。我国《水浒》一类作品流传至今、不能磨灭，也正是因为崇尚武力的精神足以振作平庸鄙陋。须知人心忍辱求安的行为，极其违背人的常性。苏味道、娄师德，是中国最下等的奴才，人的火气全都消失，枯槁得像死人，这就不用说了。至于普通人，明知自己的力量不能抗拒无道之人，但遇到能够抗拒无道之人的人，没有不大为高兴的。只是怕死的心太强，所以不敢挺身而出与之较量。至于那些败类，则压制柔弱者、逢迎强暴者，往往欺凌侵蚀幼弱的人，以此夸耀自己的勇敢。如今那些害怕外国人、却欺压善良百姓的人，就是这样。假如让勇猛侠义之士都能获得学识，懂得顺逆，明白强弱，人人都为国耻而斗争，不为个人私愤而斗争，难道能说具有盗贼性的人没有用吗？至于安于做奴隶、习惯做奴隶，萎靡不振、像没有气力一样的人，我对这种人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这样看来，说这部书对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益，也是可以的。闽县林纾叙。

译☆（美国华盛顿·欧文著，林纾译） ○李迫大梦 凡是渡过黑逞河、讲到加齿几而山的人，一定都能记得它。这座山是亚巴拉姜山的支脉，高高耸立在河的西岸。它高耸入云，实在是河上的镇山。四季更替，早晚阴晴不同，山的形貌总随着时令而变化。因此村庄里主持家务的妇女，常常把这座山当作寒暑表来看。天气晴朗稳定时，山色青紫相杂，映接于蔚蓝天空之中，空濛的翠色清爽宜人。有时天空淡远无云，峰尖仿佛被云气笼罩，蓊郁地升起白气。斜阳倒映照耀，片片云彩顿时幻化成圆光，环绕岩顶旋转，仿佛仙人显现他的圆明之相。山脚下，村人的炊烟缕缕上升；树荫从楼角和瓦缝间显露出来，隐隐约约像一幅画。这个村子很古老。美洲刚建立时，荷兰人曾在这里殖民。年代久了，村民便不再全是荷兰人，但仍有老一辈人留存。住宅的墙壁都用小砖砌成，据说砖是从荷兰传来的。窗孔做成木格，古老的制度触目可见；屋角四面翘起，屋顶放置箭羽，借信风转动，用来显示风向。村中有个叫李迫·樊温格耳的人，性情温顺，很少犯错，是一位有旧日声望的人。他的祖先一向以武功著称，但祖先的勇猛资质并没有传到他本人身上。他不只是温顺而已，还和睦邻里、善于侍奉妻子。只是他怕老婆，于是村中的主妇都说李迫忠厚，能够侍奉妇人，礼数庄重得像长者。天下人只要受到闺门中的教训约束，没有不伏地屈服、像鼠猬一样的。他在外面待人接物时，哪里还能长期保持威势呢？这就像铁的质地，放在烈火中锻炼，长短全随锻造者的命令而定。由此可知，密帐温帏中的教养，比牧师的演说改变人的气质，效果要强十倍。这样看来，家中有悍妻，反而成了男子的福气。若这果然叫作福气，那么李迫的福气已经和常人很不一样了。李迫每次出门遇到邻家妇女，总是呜呜诉说自己的苦处，于是邻妇都怜悯他。偶然聚会时，她们也责怪他的妻子做得过分。村里的小孩子见李迫驯顺而不反抗，便喧闹着跟在他身后，和他开玩笑。李迫和孩子们相处也十分融洽，受到百般窘弄都看不出恼怒的样子，还帮助他们嬉戏，给他们讲古代红人的事迹。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因此李迫每次出门，孩子们便拉着衣襟跟着走，脚印一个接着一个。有时孩子们径直跑到他背后，捻他的胡须，他虽然被亲昵戏弄，却并不发怒。就连凶恶的狗见到他，也闭嘴不叫，好像喜欢他似的。李迫受到村民的敬重就是这样。但他独独懒于经营生计。其实李迫的为人本来并不懒惰。比如垂竿钓鱼，整天钓不到一条鱼，他也安然无事。有时扛枪登上山峰，进谷搜寻一整天，到了晚上只得到几只松鼠，便认为足够了，此外不再希求什么。邻居有事，他就竭尽全力帮助；即使是肮脏劳苦的差事，以及打稻、编篱笆，他也都踊跃勤快地去做，没有一件推辞。妇女如果交给他书信，他便替她送信。凡是邻居丈夫不屑做的事，只要交给李迫，李迫都答应。总而言之，李迫大概是忠于替别人做事，却懒于替自己做事的人。如果要他亲自耕种自己的田地，他便推托退缩，认为那是苦事。他说自己的田地贫瘠，全村的田地大概没有比他的更差的；即使竭力耕种，一年的收成也未必有。因此他自家田地的篱笆任其倒在泥滓里，所养的牛就自己啃食园中的蔬菜，李迫也不在意。大概李迫田里的杂草，若得到人的培植，便会一天天长得更高。有时李迫也振作精神准备下田，可是天又恰好下起雨来。因此大片田地全都荒芜了，只留下二亩种▯尤和薯蓣。李迫的儿子衣衫褴褛，像孤儿露宿一样。儿子叫小李迫，性情竟和父亲极其相像。他穿着父亲的旧衣服，活像另一个李迫；出门总跟在母亲脚后，穿着父亲的破鞋，每走一步就跌一跤。然而李迫是个乐天的人。整天昏昏沉沉，好像机器的轨道上涂满了油，浸得无法转动。他自认为人生只要这样度过，就是平安而没有忧患的日子。吃东西从不讲究，遇到便宜的食物就拿来当作每日的食物，心里觉得接受一个辩士的饥饿也很甘美。如果稍微出一点力，做一点活，就会感到疲惫。整天摇头叹气，悠然自得，心安理得。假如不是他的妻子每天唠叨，竭力在他耳边责骂，李迫在人世间原本没有什么忧烦。李迫的一举一动，他妻子都必定丑骂，久而久之成了惯例。他挨骂时，便耸起肩膀、抬起眼睛，抿着嘴唇看向别处，久而久之形成了固定的性情。不过他还会巧妙地躲藏并暗自苦笑，否则也会遭到更多骂责。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便偷偷跑到村外去躲避。这种躲法，正是古往今来怕老婆的人所采用的长久策略；除了这样，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李迫家中亲近李迫的，只有一条名叫狼的狗。狼害怕女主人的威势，也和主人一样。女主人发怒时，常指着狗和李迫说：这两个东西，都是天生的僵死货！她还斥责狗说：李迫的懒惰，都是你引导出来的！你是李迫的老师！然而这条狗一到野外，便能狂吠着抵挡成群的恶狗。可是，即使是勇士和凶狗，虽然有任性横行的力量，一经女主人整天唠叨，也会气馁力尽。所以这条狗一进家门，勇猛的样子立刻改变：尾巴下垂，贴着墙走，斜眼看女主人，走路像一条病狗。女主人偶尔一举扫帚，它便哀叫着冲出门去。李迫日积月累，自己也明白家庭中的日月漫长而难以度过。然而悍妇的威势却不能随着岁月流逝而削弱，反而因为她的尖利舌头天天使用而更加锋利。李迫受到逼迫时，便常到朋友的小聚会中来舒展胸怀。不过聚会中的人也多半没有固定职业。聚会地点就在一家旅店门外，墙上画着乔治第三的像，作为旅店的标志。这里树荫浓密，闲人常在午后张开双腿仰卧，纵谈古代荒诞不经的事情。若得到过路客人遗下的报纸，捡起来后便大肆发表空论。聚会中有个特立克，略有知识，每次得到报纸，便对众人朗读；大家都伸长脖子倾听。特立克自称是饱学之士，字典里极大的字，见到都能认得，从不畏怯。听众听到几个月来的事情，便聚在一起筹划；人人发表完意见后，一定请旅店主人尼古拉司出来裁决。主人一裁决，众人的争论便安静下来。这个主人从早到晚总是倚靠木榻，长久坐在门边不动；只有太阳照到脚边时，才把木榻稍稍移开。普通人只要看主人把木榻移向哪里，就能立即知道是什么时辰，丝毫不会有误。主人很少笑，也很少说话，但烟斗整天不离手。

译而树荫下这些谈论的门客，都能从烟斗看出主人的态度和赞成或反对。凡是谈话符合主人的意旨，烟斗便慢慢移开，胡须间的烟纹缓缓形成重重圆圈，直升到额头处才消失。若违背、触怒了他的意旨，他便用力吸烟斗，烟雾浓烈喷出，直到迷漫满脸，这就表示主人发怒了。李迫受到妻子逼迫时，便赶到这里躲避，仿佛筑起坚固堡垒来自卫。后来他的妻子查明了这个地方，突然直闯而来，像雷轰电扫一般，聚会中的人立刻被驱散。就连旅店主人到这时也无法抵挡，竟被弄得像秋叶一样轻易受辱。李迫的妻子还叉着手指大骂主人，斥责他是盗贼藏匿之所。此后李迫便穷困得无处可去，只扛着枪、带着狗到林中打猎。他选择树荫浓密的地方，拿出干粮自己吃，也给狗吃，但人和狗都吃不饱。李迫把狗看作同病相怜者，因此爱狗胜过爱人。他有时对狗说：可怜的狼啊！你的女主人本来就把你当作狗看待！但有我在，你自然不会缺少朋友。狼听了，摇着尾巴，抬头看着主人，仿佛得到了一些安慰。☆冯▯ ○三岩游记 三岩在丽水西北，清幽空寂而高峻，▯然耸立在尘境之外。宋代李尧俞在右边题名“清虚”，中间题名“白云”，左边题名“朝曦”。庚子年四月，我和俞君仲鲁游览这里。清虚岩形势饱满，好像把一个大圆瓮剖成两半，云气景物开朗，没有洞穴深谷那种阴森之气。外面修长的竹子一望无际，阳光回照岩壁，蒙蒙呈现黛色。旁边有石谷，谷口含着石牙，像一道门。沿着门向左走，就是白云岩。白云岩最深也最曲折，四面岩壁高大空洞，好像大宫殿高屋。岩前有▯崖倒悬，瀑布从高空落下，被陡峭的岩石激荡，终年氵从氵从作响。石头下面另有一潭，杂花杂木三两株，丛生遮蔽在潭上。天光水色在忽明忽暗之间荡漾，使人亻希然生出无穷的思绪。它的南面是朝曦岩。岩顶大石陡峭突出，层层积翠，阴沉沉地压近眉额。岩中空旷而向上开列，空虚的风声在其中聚合，咳嗽吐唾都铿然有声。夏日的风侵入其中也寒冷，石头的寒气逼得人想打喷嚏。这里距离清虚岩只有咫尺，冷暖的变化却几乎像春冬之别。后面石壁像洞穴，暗水从缝隙流出，凿小池将它拦住。水声氵亭氵亭，水深一尺，幽暗之中却空明清澈；用手捧起，凉冷得像用冰雪洗濯，这水名叫丹泉，即使大旱也不会干涸。岩石南面，石阶曲折盘旋而上，上面有一处岩石像小阁，宽度仅能容下一席之地。我仰卧在上面，听中岩瀑布的声音，萧瑟空旷而绝远，仿佛在小楼中点着篝灯，深夜听春雨一样。它的北面有石谷，黑黝黝的，深邃得几乎无法测量。我说其中应当有佳妙的景境，但却不能进去。○应醉吾传 应寄仙，名清瑞，是慈溪人，因为善于饮酒，自己取字叫醉吾。醉吾胸怀奇气，喜欢读书，尤其喜爱诸子百家和杂家著作；能写文章，性情洒脱而自得。但他的文章不合主考官的尺度，参加小规模科举考试十多次，也没有取得生员资格。家境本来就不富裕，到这时更加衰落。醉吾既然在当时不得志，便纵情饮酒、放任自己，把一切困顿失意、无聊难遣的情绪全都寄托在酒中。酒意浓时，有时唱歌，有时大笑，什么也顾不得。后来患了癫狂病，赤身裸体跑在大街上。家人把Ａ１他带回家，引到一座楼中，反锁房门，不让他出去。醉吾便靠着窗户大声喊：下来，下来！随后一跃落地，大腿几乎摔断。过了几年病情稍缓，他饮酒更加豪放，进入酒家，几十上百杯酒转眼就喝完，因此得了呕血病。每次喝醉就呕血，呕起来便淋漓不止，但他仍像从前一样纵情饮酒。乡里有人娶妻，宾客满座，场面十分热闹。醉吾便穿上新娘的衣服，假装成新娘，让轿夫抬着他前往。到了那里，宾客全都离席出来观看。醉吾从轿子外探出头来，慢慢说：为什么不斟酒给新娘喝？满座的人又惊又笑。他玩世不恭，大多就是这样。不久便死了，死时二十八岁。冯鸿墀说：我十一岁时，才在舅父俞君那里认识醉吾，到现在已经十年了。醉吾性情慷慨直率，处世常常与人不合，但却认为我很好，时常拿诗篇来同我相互质证。他尤其擅长填词，得意之处往往可以压倒北宋词人，最终却困顿不得志而死。唉！

译○先兄莲青先生事略 君名鸿薰，字莲青，是仲父溪桥公的儿子。兄弟三人，长兄和次兄早年去世，君是最小的弟弟。十岁时母亲去世，他侍奉继母钱恭人，像侍奉亲生母亲一样。因此仲父非常疼爱他。稍稍长大后，进入松江府幕府，辅佐他的老师办理度支事务，受到郡太守某公的器重。二十四岁才开始学习科举业，不到三年，就补为宁波府学生。他天性明亮正直，凡是认为不可的事情，言辞神色都毫不留情，常常当面指出别人的过错。但他以至诚待人，因此别人有时起初很怨恨他，最终却没有不被他感动的。他尤其谨守礼法，一生的足迹从未接近女闾。同伴有人招他游狭邪之地，他总是正色拒绝。别人笑他迂腐，他也不理会。他喜欢读书，精力远超常人，一眼能看下几行文字，总是致力于深入精微的思考。有时遇到疑难的义理，不怕广泛查考旁证，一定要寻求最恰当的折中结论才停止。遍陈群书时，他坐处的左右前后总是堆满书籍。他曾对鸿墀说：铭记山川、刻画金石，我不如弟弟；考察文字的异同，验证古今的得失，实事求是，则我比你多一天的长处。他成为诸生以后，更加锐意进取。写文章喜欢铺陈古义，不屑于在辞藻修饰的末节上费心。正因为这样，他屡次参加考试都不得志。癸巳年参加秋试，因病回家后便去世了，人们都为他感到惋惜。君在家庭内部的品行淳厚笃实，侍奉双亲温和周到，能使他们欢心。在家庭内外，他不分亲疏界限，以恭敬相待、以和睦相处；侍奉各位叔伯，也推及同族的兄弟们。他和鸿墀尤其相亲相爱。鸿墀十六岁时父亲去世，君督促他求学，十分严厉。曾有一次春日朋友聚会，鸿墀屡屡荒废课程，君便非常悲伤。叔父临终时把弟弟托付给兄长说：我把他交给你，能否成才只由你负责。如今弟弟不致力于实际学问，却在这里悠闲饮酒吟诗，白白丧失美好时光，那还对得起我的遗命吗？难道忍心背弃它吗！鸿墀哭了，君也哭了。从此鸿墀痛自约束勉励，不敢懈怠。鸿墀身体一向羸弱，君更加爱护怜惜他，饮食寒暖都像慈母一样细心体察。十天半月见不到他，便ぉぉ不安。君赴试时，鸿墀和他一同前往。君生病后，有人劝他回去，他不愿意，说：弟弟一个人在这里，令人挂念。鸿墀察觉了君的心意，于是没有参加考试，陪他一同回去。君虽然是鸿墀的堂兄弟，但兄弟之情深厚，关怀之心真挚，比亲兄弟几乎还要深。还记得君病重时，鸿墀一大早进来看望，君握住鸿墀的手，觉得他的手很冷，仍微弱地说：弟弟的衣服不会太单薄吧？到了临终时，君已经不能说话了。鸿墀进来，痛哭着呼喊“哥哥”，君还用尽力气答应了一声。唉，真令人悲痛啊！君比鸿墀年长九岁，从小跟随仲父住在松江，过了很久，仲父因续娶而回到慈溪。那时鸿墀十一岁，君一见到他就喜欢，常常和他一起起居。两个月后两人分别。鸿墀十三岁时，陪先父出松江，才开始时时跟随君读书。随后遭逢大故，鸿墀爬着扶送灵柩回去，这期间又和君分别了一年左右。不久君又召鸿墀前往。没过多久，鸿墀又因为思念母亲而回去。最后仲父举家迁回甬上，从此才得以和君整年相聚。然而不到三年，君便突然去世了。唉！鸿墀和君做兄弟一共二十年。这二十年中，离别把它分隔开来，人事又加以夺取，真正能够享有兄弟欢乐的前后只有六七年罢了。鸿墀和君的兄弟情谊如此深厚，相处的日子却这样短暂。可悲啊，可悲啊！这难道不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也是无法追问天道的事情吗？君死于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享年三十岁。曾祖父名应翥。亲生曾祖父名应翱，是廪生。祖父名梦香。父亲名允▯癸，诰授朝议大夫，按照常例封赠先世。母亲姓俞，继母姓钱。我们冯氏自高祖以上数代都读书并有清正德行，却都没有显达。到了亲生曾祖白于公，以诸生身份成为一县大师，他的文章尤其有名，却也因怀才不遇而终身困顿。此后我的祖父、父亲一辈，都因家贫而学习经商谋生的办法，家学渐渐衰微。到了君和鸿墀，才又渐渐凭借读书显名。我们本来希望继承先人未完成的事业，或许能由我们兄弟把它振兴起来。如今不幸君又去世了。君固然已经结束了生命，但鸿墀独自求学而又忧伤，将来还凭借什么使自己振作呢？唉，这大概也是命运吧！君先娶朱氏，继娶钱氏。有两个儿子，崇福、崇禄。崇禄又在君去世的第二年夭折。崇福原先过继给伯兄，到这时仲父便命他兼承君的后嗣，这就是礼法所说的一个儿子承继两房。女儿两个，都许配给徐姓人家。君不喜欢著书，凡有所考核都不编纂成文，只在心中明白其意义而已。死后仅留下诗文稿两卷。君去世两年后，鸿墀才搜集君的志向和品行，略述一二，使崇福长大后有所效法，也借此寄托我的哀思。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月，从弟鸿墀谨慎撰述。

译☆樊增祥 ○《东溪草堂词选》自叙 叙说：阳湖张皋文先生选录唐宋词一百十六首，名为《词选》；他的外孙董毅续编，又得到一百二十二首。先生说：自宋朝灭亡，正声就断绝了；到元朝末年，词的规矩又毁坏了。如今只选录这部编本，几乎是为了堵塞词坛的下流、疏导词学的源流，希望它能和诗赋一样，归入同类而共同传诵，可以说标准很严格了。可是自李唐创制这种文体以后，西蜀、南唐的君臣争相创作；到了两宋，词日益优美完备。这就像天机织成的锦，按尺寸来衡量也难以穷尽；像合浦的珍珠，用斛来量还会溢出。若限制篇幅，遗落的美处就会很多。如今张氏并不轻视苏轼、辛弃疾，却把梦窗列在黄柳之后；若论取舍和评定，怎么能说公平呢？又如醇厚典雅的清真、清峭峻拔的白石，所选不过几阕；梅溪、玉田也只尝取一斑，却对希真、樵歌急忙选入五首；若论取舍，怎么能说公允呢？评定标准极严，收录却似乎太滥，这当然不能不受到后人的议论。董君的才识又有所不及，综合他所录的词，玉田最多；其他名家仍然遗漏很多。我从年轻时起就专心研究词坛，私下认为作者虽然众多，但同类而格外出众的，大致可以指明并数出来。唐代一朝，金荃词最为高妙，张氏的说法是对的。五代时期，二李最擅长作词；后主思致深远而义理简约，兼具风雅，不仅是一朝的俊杰，也是百世的宗师。再往下是端己《浣花集》的作品，正中《阳春》的选本；借所寄托之意，归于忠诚和爱国，大概也仅次于二李。北宋时期，名家灿然，如云气兴起。南渡以后，词声更加宏大。综合其中的得失，可以大略说一说。北宋盛世的名臣，大多熟悉这种文体，偶尔写些华丽的词语，却还不能算专门名家。小山一有作品，便胜过群骏。伊川平日一本正经，却也把情思移到谢桥；对洛浦的幽深思绪，几乎可以和团扇并称。这难道不是同叔的凤毛、颖昌的麟角吗？子野的歌词仅次于小晏，晁无咎称赞他的高雅韵致，说是柳永所没有的，真是恰当的评论！少游俊秀明朗，世上很少有能与他匹敌的人。他的婉约词多有风致，▯单缓而合乎音律；慢词和令词两者都很美，难以分出高下。方回的乐府，受到宛邱称誉；即使说它极其妖丽，恐怕也还不足以尽其美。至于他歌声圆润、徐徐婉转，姿态明丽而不浓艳，意境周密而合乎调式，情感又超过文辞本身，确实也是三影的埙篪、淮海的鼓吹。宣和年间，有了美成。他集乐府之大成，是词林中的韶乐。抚弦而触动征音，吹律而含有商声，以至于北里闻名，宫禁之中也侧耳倾听，难道不是极盛吗！高宗、孝宗以来，词的流派大为增多。只有白石，实在是词坛盟主。于是史邦卿、吴君特在前面辅翼，王圣与、张叔夏在后面相互辉映。这五个人，好比渥洼出的良马、荆山和舒山出产的明珠美玉。只要词学一日不湮没，这些人也一日不会被遗忘。邦卿亲近韩氏，是清议所羞，但他的词文采绮丽而组织精密，宫商声律纟酋斐，即使不因人废言，也应当这样说吧。君特以Ο粹的资质，抒发瑰丽的构想，采集万花，熔合五种美味。把他的词比作七宝楼台，恐怕是乐笑翁说得过分了吧？碧山感物而作的咏词，往上可与《离骚》相比；玉田寄托兴致的词，义理可同宋赋相比。若拿他和石帚相比，可以说形体大致具备而规模稍小。其他如庐申之、高宾王、蒋胜欲、周公谨一类人，也各能引出一端，彼此同声相应，确实是长城之外的偏师、正殿廊庑中的高足弟子。总的说来，声音感人、回肠荡气的，以李重光为首；铺陈演绎和谐流畅、华丽而有法度的，以周美成为极致；清劲有骨力、淡雅为主的，以姜尧章最为突出。至于长调短调都合适，音调高低都应节拍，也终究没有超过美成的。其他如子瞻，天才横溢，超绝一世；稼轩承接其余韵，世人并称苏辛。只是纵笔直写，一往无前，便没有曲折幽微的情致和精妙含蓄的声音；他的长处如明珠宝剑一同发光，短处却如泥沙一起下落。若以变徵之音相比，恐怕不能算正声。柳七、黄九都负有盛名；但《乐章》九卷，瑕疵不能掩盖美处。除了吟咏关河残照、杨柳晓风的几阕外，一半都成了郑声，带领元人词的末流，流入《桑中》那样的鄙俗言语。按照宣圣的标准，放弃它们是合宜的。山谷的词鄙俗，又比耆卿更甚；竹▯自矜严整，红友则极力诋毁。这些确实只是郐国以下的作品，不值得褒贬。又如完颜朝代，吴郎的乐府天下有名；如今看他的词品，只能列在中下等。这大概是女真人中没有别人，才让这位先生有机会称霸吧。遗山的诗学北宋放翁，词也一样，都不是最高境界。元代的作者，被排斥在宛邻之外；然而像蜕岩的清丽、蛾术的明密，也不是容易达到的。如今这部选录，一概归于雅正。凡是符合标准的，不论时代，都收入篇中；不合标准的，即使有名于当世，也不附和收录。我的用意在于补足宛邻的遗漏，作为词林中的南董，不让筝琶之声混杂在正始的雅音之中。已经见于《词选》的就不再收录，只收它未曾选入的作品；从唐到元，共一百四十二家，四百二十九首。间或加以诠释注解，密加校勘，朱笔黄笔交相使用。乘小船、坐巾车时，它不离怀袖；花朝雨夜，常常伴着香灯。不是说要靠刻书牟利，只是姑且同爱吃枣子的人一样自得。如今拿出来问世，还要等待什么呢？戊寅年五月初九日，恩施樊增祥。

译○《草窗诗》叙 崇阳傅蕙友同年拿出他已故兄长久成先生的遗稿两卷，名为《草窗诗存》，托我校订。第一卷全是古体诗，第二卷只有五言律诗二十七首，大概是校对刊刻尚未完成。我的家乡自道光以来，号称能作诗的人，没有谁比得上监利王比部；他和同县的蔡黄楼、天门的刘孝长、钟祥的张觉山，并称楚地四家。又和龚九尊、郭南村等人并称监利十子。他的《漆室吟》《百柱堂集》传播开来，声势如风行雷动，一时震动文坛。流派延续发展，争相追求高声美采。五言诗一定宗法《萧选》，律诗争相仰慕杜陵。如今制府张孝达老师从前巡察楚地学政，设立《经义治事学》学舍，乐于培育人才，奇伟明达博学之士如云兴鳞跃。同治以来，楚地人才极盛，山川与文藻彼此映照。以我所知道的，难以一一说尽。如今看久成的作品，冲和平淡古朴，一扫信阳、北地的积习，却也没有落入公安、竟陵那种轻浮浅易、纤细偏狭的流派。他的源流出自陶潜、韦应物，而又取法宋代的柯山、具茨，清代的苇间、陋轩；采撷芳华，品味精液，遗忘工具而不拘泥于表象，大概差不多得到了言外之味。我反复吟咏玩味，赞叹并涵泳他的词句，同时又惊讶他不争逐当时的名声，不追随流俗声气。等到蕙友拿出他的尊父铁椽年丈的《崇质堂集》，我读了三遍才读完，这才知道他们家学相承，杰出子弟确实有来由。我又感叹，瑰宝善于隐藏，潜藏的光辉不向外炫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彼此以师友相待，沉浸于古籍之中，屏弃并谢绝浮名。他们胸襟高远，所以气骨峻拔；传授学习的源流端正，所以文辞情致醇厚。我们这些人在诗坛奔走二十多年，自以为已经遍交天下名士，却没有想到在山林深远、乡间几乎不为人知之处，在我们乡里的耳目之前，竟有这样的人才，始终未能和他交谈。如今只能在蠹虫蛀残、篇卷散佚、文字错乱之际，流连吟咏，久久不能停止。正担心空山寒谷中，藏名避世、像草窗这样的人，或许还有不少。这部诗集继《崇质堂集》之后刊出，应当和监利一派并驾齐驱。若拿明代来比，监利如李何，虽有兴衰，崇阳则如徐高，后继不绝。光绪十六年太岁庚寅除夕前二日，恩施樊增祥在都城寓所叙。

译☆简朝亮 ○《朱九江先生集》序 学者问道：听说文集开始编纂时，是后人编集，并不是作者自己编的。朱先生去世已经十六年了，却还没有文集，为什么呢？朝亮说：搜集还不完备，既然不能仓促完成，又时常觉得还应有所等待。不过拖延的过错，我本来就知道。学者于是拿出他所得的诗文一百多篇，又有几策记录所听到的事。问道：这些都是真的吗？我便检查他所得的材料，说：诗文并不是先生所作，却有十分之二三被妄称为先生的作品。至于所听到的事情，则不能没有差异，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唉，悲痛啊！先生去世后，朝亮听到消息赶去，当时父亲的丧服还在礻覃期，因为老师去世本来就是应当奔丧的事，所以戴星赶路。到达时，先生已经入殓，正要盖棺，家人听说我来了，便哭着阻止盖棺。于是我进去哭吊，还来得及看见先生面色如生。行省两院作祭文说：才智不自我夸耀，遗留下来的书是否存在。朝亮听了这些话十分悲伤。先生有书，却又等于没有书；但先生的才智终究不可能湮没。先生七十一岁时，朝亮在他门下求学；冬天回家举行婚礼，回来后进见拜谢，先生赐我酒。我陪侍饮酒后，恭敬地询问先生的著述，先生把自己想写书的打算全部告诉我。总共要写七部书，自认为要在儒家宗旨和性理学方面加以阐发，向上将它推演为治国之术，向下将它推及社会风俗。即使得失细微，只要关系到中国人伦的大道、天下强弱安危的根本，他就尤其用心，不敢草率。先生七十五岁时，对家人说将要整理稿本，完成著作。不久疾病发作，于是烧掉了稿本，一个多月后去世。这就是有书而又没有书。从前有人因为服膺程子的明达而传播他的学说，先生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而来。即使如此，先生的著作没有流传给世人，但先生的品行和言论，人们本来已经能够看见并听到。何况他晚年讲学，上面辨析古人，下面穷究今日；他勤恳告诫人的内容，必定就是他想写成书的精义，难道还会有隐藏而不宣说的吗？先生讲学时，曾陈说当时的弊病，竭力驳斥错误，拍案说道：即使著述，也应当写这些内容。那么，先生的才智已经传下来的，是著作的精义；没有来得及传下来的，只是文字罢了。古代有修养自身、教育士人的人，一生没有写下一句话，但他的言论最终仍传遍天下；士大夫因此能够自我反省，妇女儿童也都交口称誉。史官依靠他的言论，于是一朝之中时论的是非便得以确定。像这样的情形，为什么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呢？因为有人为他表彰传记并把它写下来。这就是没有书而又有书。先生去世一年多后，同门准备为他表彰传记，嘱托我商议编书。那时朝亮正在服母丧，没有能够承担此事。服丧期满后，我感念他们的心意，曾想为先生编一部年谱，但人事纷乱，过了很久也没有完成。我深居静坐，回忆当日在席间所见所闻，忧伤而有所感触；即使在风雨之中的深夜，也一定把它记下来，害怕将来遗失。虽然记下了，却不敢立即拿给别人看，怕其中有不合先生本意之处。话还没有说完，学者看着我怀中的稿本沉思，于是说：请你完成年谱，拿给求学的人看，使他们不要对所听到的事情产生疑惑。并且先编先生的诗文，他还没有搜集到的，可以继续搜寻补足。难道不应该关闭正当的材料而把妄说投弃吗？在这样的时刻，能等待多久呢？朝亮因为学者的请求，本来出于情义就不敢推辞。然而迟疑徘徊了很久，是因为这情义太重大，最终还是要为他完成此事。假如有一句话失误，就会因此获罪；如果不完成，使先生不能显彰，所获的罪还算小；如果让天下人不能听到先生的品行和言论，使他们都失去可以遵循的方向，那所获的罪实在太大了。既然不可以停止，便答应了这件事。从夏天到冬天，编成先生诗五卷、文四卷，以及记载先生事迹的附录一卷，又完成年谱，列在卷首。希望阅读这部文集的人，先能有所考察。这些诗，有的是先生家人搜集得到的，有的是宗族中人已经刊刻的；现在考察它们的年代，分类编次。壮年时期的诗较少，大多是四十岁以后所作。从诗推及文章，再逐步考察先生的一生，所以这样编次，这也是《韩集》的体例。年谱中，三十八岁以前的材料，根据先生的《公车纪程》和家人所得的纪年事略；以后则根据先生任官期间的日记、《襄陵碑录》以及先生亲自编定的门人文卷。年谱按年份编次，其中有先叙述、合并叙述的地方。这样可以使文章不至于散失，《左传》这种编年体的书已经开创了这个先例。《论语》和《诗经》都可以使人受到感发，陆稼书说，读朱子的年谱可以受到感发。今年谱又记录诗歌，那么诵读诗篇而评论世事，其中所受到的感发，难道不会蓬勃而成为风教的源头吗？诗歌出于人的天性，民间歌谣与古代相同，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百代以后，即使稍加询问它如何，诗歌也一定不会断绝。先生作诗，义理本于《诗经》三百篇，正如古代诗人一样，不是当今诗人所能局限的。记录其中重要的诗篇，可以敦厚人伦，这本来就是前辈以诗篇编年谱的传统。按照年谱的体例，文章应当记录，年谱置于文集之前，只记录篇题。现在有时仍把文章也记录下来，并和诗歌排列在一起，这是因为年谱本来就是谱录，先生风教义理的高尚之处，希望使人普遍看到它的大概。先生的年谱，是为人而作的年谱；只记载值得记载的事情，不能按照通常的体例来编写。有学者问：如今这部年谱所说的，难道一定都是古人没有说过的吗？回答说：这个问题不能不加以辨析。从前顾亭林编《日知录》，自己说凡是古人已经首先说过的都删去。现在考察他的书，章句、名物等细微内容，大体确实如他自己所说。然而这部书的作用，并不在于这些细微之处。凡是所论说的天下根本大法，正是这部书的作用所在；这些也都是古人先已说过而顾氏加以申述的。既然加以申述，古人的话才前后重新明白，天下即使有邪说，也不能遮蔽它。如果不加申述，那么古人虽然已经说过，也仍然等于没有说。历代以来，那些独立不惧的君子，天下人争相说的事情，往往只有一个人不说；天下人不敢说的事情，往往只有一个人独自说，这都是在申明古人的义理，以求后人明白。为什么呢？天下的变化没有常态，变化虽然无常，而义理却有常；君子得到公正的义理，接续公正的言论，没有不应验的。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割裂曲解义理来当作新说，砍削浅小的言论来当作判断，说那是古人没有说过的，这对于天下难道不是很有害吗？后来学者一再请求说：书已经写成了，我们这些学者传抄记录它，既困难又容易讹误。现在大家筹备了刊刻费用，请求刊印它，于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学者们在琴书草堂校勘刊刻。

译《尚书集注述疏序》孔子说：进入一个国家，看它的教化，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情况。一个人的为人，若能通达事理、见识深远，这就是《尚书》的教化。因此，治《尚书》而有所失误，就会流于虚诬；一个人的为人若通达事理、见识深远而不虚诬，那就是深于《尚书》的人。如今研究《尚书》的人，其虚诬有三种：东晋伪造的古文《尚书》，是第一种；说《书序》为孔子所作，是第二种；拘守汉学的失误，是第三种。从前汉代孔安国献上古文《尚书》，这是秦代焚书时藏在墙壁中的本子。其中与伏生壁藏本今文相同的有二十九篇，失传的篇章又多出十六篇，可惜最终没有全部立为正本。晋代永嘉之乱以后，古文《尚书》失传了。东晋梅赜献上的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其中与今文相同的部分，除《大誓》外，都是取自马融、郑玄所传的古文本；其余则有二十五篇是伪造的，大概是把经文附在传文中一起伪造出来的。伪传的罪过较小，因为传文可以遵从，也可以不遵从；伪经的罪过很大，因为经文可以遵从，却不能违背。宋代朱子不是已经怀疑东晋古文了吗？蔡沈接受朱子的命令而作《书传》，本来就对此有所怀疑。所以他解释《牧誓》说：这篇与《汤誓》相互表里，确实是圣人的话。《大誓》和《武成》两篇，其中似乎不是全部出自一个人的口，难道只有这篇独自是完整的全书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他大概已经怀疑其中有伪作，只是还没有把它们全部辨明罢了。如今辨伪的人，都已经说明了这些伪作的来源。然而像惠氏那样辨伪，仍说伪古文在大义上没有违背。那么，怎么能使天下人明白伪古文扰乱经书、残害道统的罪过呢？伪《大禹谟》说舜把帝位让给禹，禹又把舜的帝位让给皋陶，这是把帝位和臣位等同起来，是虚诬。《尧典》说舜任命禹为百揆，禹把百揆之职让给稷、契和皋陶。百揆是臣位，禹可以把这个职位让出。舜的帝位，只有舜本人可以说让出，禹不能把舜的帝位让给皋陶。所以《尧典》说尧把帝位让给四岳，四岳没有接受。四岳虽然知道有舜，却没有把帝位让给他；举荐舜，是奉行帝王的命令举荐他，并不是四岳自行把帝位让给他。后来又说尧把帝位让给舜，舜推让给有德之人，哪里曾说舜把帝位让给什么人呢？伪《大禹谟》又说‘逐一卜问功臣’，是不对的。禹如果认为各位功臣都可以把帝位让给他们，那么起初为什么唯独把帝位让给皋陶呢？既然唯独让给皋陶，那么皋陶就应当在各位功臣之上，这同所谓德义相当、听从卜问的说法不同。即使禹有所推让而帝王没有应允，禹为什么不再提皋陶，反而说要逐一卜问功臣呢？如果各位功臣都可以通过卜问来决定让位，那么先前唯独让给皋陶，就不是禹的真心。圣人难道还会有不诚实的吗？伪《大禹谟》说益向禹进言，是想让禹感化苗民，于是拿舜感化瞽瞍的话来作说辞；又说至诚可以感动神灵，何况是这些有苗人。这就把益说成舜的臣子，把天下人的父亲贬得不如有苗人。顾氏说，这不是人臣所应当说的话，都是虚诬。《周语》称引《尚书》说：百姓可以亲近，却不能凌驾其上。反过来说，就是百姓可以被轻贱。《易经》所说‘以贵下贱，大得民也’，正是可以亲近百姓的意思。伪《五子之歌》说：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轻贱。反过来说，就是百姓可以凌驾其上，这就违背道理了。难道不是有害吗？这是虚诬。《左传》称吴公子光说：我听说，做事时威势胜过仁爱，即使事情很小也一定能成功。阎氏沿袭这种任凭威势、消灭仁爱的说法，而像公子光这样图谋叛逆的人，喜欢听到的正是这种话，并不是《尚书》的言辞。伪《允征》说：威势胜过仁爱，就一定能成功；仁爱胜过威势，就一定没有功效。这是把所听到的话当成《尚书》的言辞，是虚诬。孙子说：士卒还没有亲近归附就处罚他们，他们就不会服从；已经亲近归附而仍不执行军法，军队就不能使用。这才是威势与仁爱应当兼顾、共同发挥作用的道理。难道古代《尚书》的言辞，反而比不上兵家之言吗？伪《咸有一德》说：只有伊尹本人和商汤共同具有纯一的德行，能够承受上天的心意，接受上天的明命，从而拥有九州的民众。这是袭取《礼记·缁衣》所称的‘尹吉’而窜改进去的。这样说来，伊尹难道是贪取上天的功劳，把它说成自己的力量吗？还是说伊尹也拥有九州，并与商汤共同统治天下呢？这是虚诬。《左传》说：楚子讨伐陆浑之戎，于是到达雒地，在周的疆界上炫耀武力，这是楚国不臣服的表现。《史记》说楚子讨伐随国，却说：我有破旧的铠甲，想用它来观察中原的政教。观察政教，也就是观察武力。《史记》还说，武王在讨伐纣王之前两年，就向东方炫耀武力。伪《大誓》说在商地观察政教，是用《史记》的虚诬来造成虚诬。《左传》把以武力进谏说成爱护君主，这是《春秋》时代的邪说。程子认为，如果当时天命已经断绝，纣就是独夫，讨伐他何必等待三年？如果当时天命还没有断绝，纣就是君主；武王身为臣子，怎么敢以武力威胁君主？《礼记·大传》说：牧野之战，是武王的大事。事情办成以后，武王退下，在上帝面前燔柴祭告。大概武王事情办成后，诸侯奉立他为天子，所以才燔柴祭天。伪《大誓》说‘在上帝面前举行类祭’，这是说武王开始讨伐纣王时，以诸侯的身份祭天，是虚诬。《易经》说：汤、武革命，顺应天命而响应民心。民心，就是天命的实际表现；所谓响应民心，也就是顺应天命。孟子所说的‘天吏’，正是这个意思。孟子称引《大誓》说：上天的视察就是根据我的百姓所看，上天的听闻就是根据我的百姓所听。因此，拯救百姓，难道是凭诸侯身份祭天，妄自制造响应天命的说法吗？伪《汤诰》说：谨敢用黑色公牛，明白地向上天神祇和后土神告祭，请求降罪于夏。这是袭取《论语》所称商汤祭祀上帝的话而窜改进去的，也是虚诬。祭祀上帝是天子的礼制，商汤将要讨伐桀而祭祀上帝，就等于先自行把自己当作天子。孟子为什么说商汤不是以富有天下为乐呢？《论语》所称的这件事，是墨子引用的，称作‘汤说’；其中有今天发生大旱的言辞。大概商汤灭夏以后，大旱七年，于是向上天祈雨。周官所说大祝掌管六种祈祷，其中第六种叫‘说’。今天所谓‘汤说’，仍如同《金縢》中的‘说’。礼书说殷人祭祀用白色牲畜；这里却用黑色公牛，大概黑色属水，是因为祈雨，并不是还没有改变夏代的礼制。

译就像周人祭祀用黑色牲畜，而《诗经》说兴起雨水时，却说‘来到四方举行禋祀’，正是因为所用牲畜是黑色。因此，祈雨的‘说’，不是将要讨伐桀时祭祀上帝。所以上《汤誓》说：我敬畏上帝，不敢不整治，不说祭祀上帝。《牧誓》说：现在我发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也不说祭天。这同《论语》说‘上天厌弃他’，又说‘获罪于天’一样，都是从天道方面说，并不是祭天以后才说这些话。所以礼书对于祭天说得很详细，但礼制中没有将要讨伐桀、纣时祭天的规定；礼制区别嫌疑，其中的意义是精密的。《曲礼》说诸侯临祭祀时，对外事称‘曾孙某侯某’。《诗经》说武王兴起时：在牧野发誓，只有我诸侯兴起。大概讨伐纣王时还没有自称为王。伪《武成》说：我使商朝的罪行得到终结，向皇天后土以及所经过的名山大川告祭，说：只有有道的曾孙周王发，将要对商施行大惩罚。这是虚诬。将要讨伐纣王时，武王便擅自自称为王，是贪图商朝的天下，这样武王的志向就荒谬了。《乐记》称孔子辨析武乐的说法，也正是这个意思。有人说：‘周王’是史官后来追记的。至于《牧誓》称王，也是史官后来追记的；但这里是祝告之辞，就不应有后来追记的字样。《礼记·坊记》说：孔子说，行善就称说是父母的功德，有过错就归于自己，这样百姓就会兴起孝行。《大誓》说：我战胜纣王，不是我的武勇，而是我已故父亲文王没有罪过；纣王战胜我，不是我父亲文王有罪，而是我这个年轻人没有良能。孔子又说：有善事就称说君主的功德，有过错就归于自己，这样百姓就会兴起忠诚。《君陈》说：你有好的谋略和主张，就进宫告诉你的君主；你只需在外面顺承实行，并说：这个谋略和主张，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啊，这才是贤良而显著的表现！大概《君陈》是臣下爱护君主的言辞，就像《大誓》是臣子爱护父亲的言辞。如今伪作者把《君陈》说成成王告诫君陈的话，就成了君主告诫臣下的言辞，是引导臣下阿谀奉承，是虚诬。阎氏说：引导阿谀奉承，是中等资质的君主都不会做的事，难道要说三代那些善治的君主，如成王，反而会这样做吗？伪《毕命》说：美好的功绩超过先王。这是在赞美子孙一代的臣下，却称说先王而自夸，不符合‘有善事就称说父母’的义理，也是虚诬。蔡仲的祖先是文王，也就是成王的祖父。《雒诰》称周公告诉成王说：继承并保有你文祖接受天命所统治的民众。这样说来，成王告诫蔡仲时，应当说‘我文祖’。伪《蔡仲之命》却说遵循你祖先文王的常法教训；成王称文王为‘你的祖先’，既没有赞美之辞，而且好像成王与蔡仲不是同一个祖先，这就是歪曲他的祖先，是虚诬。《左传》说：百姓承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出生。所谓‘中’，就是民心本来具有的东西，是孟子所说‘我本来就有它’，也就是性善。伪《君牙》说：民心没有中和，只有你具有中和。伪《孔传》解释说，民心本来没有中和，要从你那里取得中和。民心如果果真没有中和，又怎么能从你那里取得中和呢？荀子说：人的本性本来没有礼义，所以必须勉强学习，努力求得礼义。这是荀子以性恶之说诋毁孟子。如今伪《君牙》采用荀子性恶的意思来伪造，就是诬蔑百姓。伏生传下来的今文《尚书》本来没有《书序》。如今说孔子作了《书序》，不是虚诬吗？朱子认为《书序》是周、秦之间的人所作。蔡氏承接朱子的说法加以辨析，大义已经明白。《甘誓》说：在甘地进行大战，就如同《易经》所说的龙在旷野交战。《书序》却说：启与有扈在甘地的郊野交战。天子的军队进行大战，不可以说成与敌国交战，这是诬蔑启不能取胜。蔡氏说，‘大战’是极力攻打有扈的说法；作《书序》的人应当像《春秋》用笔那样。《春秋》中，桓王失政而与郑国在繻葛交战，仍写作‘王伐郑’，不说‘与郑交战’，是为了保存天下的防范。凭启的贤德，征讨有扈的不义，征伐本应出自天子。《书序》却说‘与有扈交战’，仿佛是敌国相对，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汤去世，太丁没有即位，外丙在位二年，仲壬在位四年，太甲败坏了汤制定的法度。书序却说：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这不是很疏略吗？所以伪《伊训》说：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在先王的宗庙祭祀，奉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伪《太甲》说：三年十二月初一，伊尹穿着礼服，奉嗣王返回亳。大概伪作者认为太甲以孙子的身份继承祖父，汤去世后太甲即位，便称为元年，而汤是在元年十一月去世的。汤去世一个月后，太甲便即位，于是到二十六个月时除去丧服；这是极大的不合礼制。《公羊传》说：根据事情终始的义理，一年之中不能有两个君主；如今在先君去世的那一年即位并改元，就是一年有两个君主。这等于现任君主忍心不等先君去世。曾经有说伊尹任宰相会做这种事吗？可见伪古文由于《书序》的疏略，又进一步增加了虚诬。然而汉学家如马融、郑玄，没有不遵从《书序》的；《书序》既然有错误，汉学的失误便有因循《书序》而造成虚诬的。 《君奭》说‘在家’，并不是不知道‘在家’是退居养老的意思。这是周公让召公留在国中，以便处理政事，根据经文就可以明白。《书序》却说：召公辅佐成王，周公任太师，二人辅佐成王，成为左右大臣；召公不高兴，周公作《君奭》来劝说他。若说这不是虚诬，就不行了，而马融、郑玄都遵从它。若没有蔡氏的《书传》，岂不是要使周公、召公这些元老永远受到怀疑吗？《康诰》的开头，苏氏认为是《雒诰》脱简的部分，这是对的。经文说‘在东国雒地建造新的大城’，又说‘于是发布宏大的治国诰令’，可知这应当是《雒诰》的开头。作《书序》的人没有察觉，却认为这是成王封康叔时的诰书，错误很大。《康诰》开头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康叔是武王的弟弟，这应是武王封康叔时对他发布的诰令。康叔监督诸侯，所以称为‘孟侯’。康叔对于成王来说是叔父，不是弟弟。若说是周公奉成王之命发布诰令，既然是成王的话，为什么又称康叔为弟弟？这就是蔡氏据以辨析《书序》的地方，但他为什么不辨析这一点呢？这给乱臣贼子留下了托辞。汉代王莽把它解释为周公摄政居位、称王时的文辞，这种虚诬多么严重啊！

译考察《左传》，楚子革谈到分封财物的缘由时说：晋国以及鲁、卫，都是王的母弟。祝佗说康叔分封财物、奉命接受《康诰》，于是被封在殷的旧都；并且把周公、唐叔放在一起说：三个人都是叔。‘叔’是同母弟的称呼。鲁、卫是武王的同母弟，晋是成王的同母弟。既然说卫是王的同母弟，分配财物给他封国，那就是武王封他的。若是成王封他，就应说是王的叔父，不是王的同母弟，也不能称为叔。所以祝佗说：从前武王战胜商，成王安定天下，选立有明德的人，来作为周的藩篱屏障。他一定把武王和成王接连说，是有原因的。古代所称的王，是天子，不是后世所谓的诸侯王。《大诰》称‘王若曰猷’，这是周公奉成王的命令东征。郑玄说：这里的王是周公，周公摄政，遇到发布重大命令时，权且称王。唉！周公身为臣子，难道可以摄取王位而权且称王吗？王莽仿作《大诰》，写成‘摄皇帝若曰’的文辞，为什么郑玄没有从王莽这个乱臣贼子那里得到警戒呢？君主年幼而由臣下摄政是可以的，摄取王位、称王却不可以；这就是《春秋》不记载隐公摄取君位的原因。周公是摄政，不是摄位；郑玄解释《大诰》时产生虚诬，是因为受《康诰》书序的影响。如今江氏、王氏、孙氏在这一点上都遵从郑玄，难道不是拘守汉学的错误而不加辨析吗？凡是像上述这样的内容，都是应当去除的三种虚诬。因此，必须去掉这三种虚诬，孔子所说的《尚书》教化才应当明白；《尚书》的教化明白了，孔子所说的一个国家的教化也才应当明白。遵循朱子的意旨，探求汉学正确的地方，以阐明孔子的《尚书》；辨析并审察《书序》，使伪古文不能借托《书序》流传，这难道不是可以做的吗？《礼记》作为记录礼制的书，虽然仍有错误，但记录者原本不是伪造经书的人。扬雄仿作经书，《汉书》《史记》尚且以《春秋》诛讨僭越称王的人那样诛讨他，何况伪造经书的人呢？如今伪古文虽然找不到伪作者的姓名，也只须按照《春秋》诛讨那些无名的盗贼一样诛绝它罢了。伪作者有时袭取《尚书》的逸文而窜入其中，其他诸子百家的文字也杂采进去。那些明知是伪作却不加删去的人，难道不是因为害怕连同被袭取的义理也遗失，于是忘记了被窜入的内容本身是不合义理的吗？如今汇集逸文并加以说明，那么其中袭取逸文的义理都还保存在里面，他们又有什么会遗失的呢？其中杂采百家而有义理的内容，在所袭取的百家书籍中加以说明，这些义理又怎么会遗失呢？伪作者即使袭取了有意义的内容，但既然它们已经进入伪古文，就都失去了那种浩然之气，为什么呢？孟子说：浩然之气是积累义理产生的，不是偶然袭取义理来取得的；行为有一点不能使内心满足，气就会馁弱。现在有一件法度所规定的器物被盗了，好古的人想观览这件法器，与其到盗贼家中去看，使法器同盗物混杂而不再受尊重，不如拘捕盗贼并诛罚他，把法器归还主人，再到主人家中去观看；这样以后，才能看见法器像原来一样光明完整。高宗纯皇帝编定《四库全书》，凡是辨析伪古文的著作，无不采录。大概是因为经书义理是天下共同的公义，要把它留给后人考察。孔子说通过《尚书》的教化来了解一个国家，那么应当从哪里观察它的深处呢？《大传》称孔子对颜渊说：《尧典》可以观察美德，《禹贡》可以观察政事，《皋陶谟》可以观察治理，《鸿范》可以观察法度，六篇《誓》可以观察义理，五篇《诰》可以观察仁德，《甫刑》可以观察诚信。这七种观察，都是观察一个国家的光辉；其余各篇也可以由此推知。《鸿范》是把皇极贯通于四海的篇章。它记载上天的数理，但无不从人事上验证；没有百姓，就无法建立政事；没有政事，也无法运用天数。因此八政中的第八项是师。师就是军队；没有军队，各项政事必然混乱，粮食和财货都可能被夺取，四海来宾也将不再归附。军队列在八政的末尾，并不是认为它可以放在后面，而是因为它用来完成各项政事的最后成果。虽然军队不可放在后面，但只说重视军队也不行。建立政事的人若能任用合适的人来治理，军队就会强大。若任用心术不正、只看外表的人，政事就不能建立，军队也不能强盛；若任用有吉善之心的人，政事必然建立，军队也必然强盛。所以《立政》说：能够考察并任用你的军队，使它沿着禹的足迹前进，遍行天下，直到海的外边，没有不服从的。就是说，能够任用合适的人来建立政事，军队就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这不正是《尧典》所说的安抚远方、亲近近处吗？《皋陶谟》主张了解人的才德而使百姓安定，没有比这更能使百姓安定的了。《顾命》的训诫说，安抚远方、亲近近处，要张大整饬六军；说到从前的文王、武王，则说：还有像熊罴一样勇武的将士、专一无二心的臣子，保卫辅佐王室。这些都是同一个意思。《文侯之命》如果不只是说‘你回去检阅你的军队’，而是平王与文侯共同谋划整顿六军、建立政事，那么东周难道不可以重新兴盛吗？由此推论，《尚书》的教化之所以与一个国家相联系，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解释《尚书》不可不慎重。《史记》说成王诛杀武庚，于是命令微子代替殷朝后裔的地位，奉祀殷的先祖。大概微子离开殷地，最终以宾客的身份被封在宋国。因此，《史记》所说武王战胜殷，微子手持祭器，到军门前，反绑双手、跪行向前，并不是用来教导孝道的。《大传》说武王释放被囚禁的箕子，箕子逃往朝鲜，武王于是把朝鲜封给他；大概箕子不曾接受封爵。所谓‘我不做臣仆’正是这个意思。箕子虽然在朝鲜，终身仍称为箕子而已。箕子原本是商代受封的贵族，所以《大传》说箕子接受封爵、以臣下之礼朝见周王，并不是用来教导忠道的。这只是一个人的说法，而且是古说，其中一半正确、一半错误，并不全是古代的义理。这样看来，选择各种说法时，难道能不慎重吗？凡是解释经书，即使增加文字来阐明经义，对于经文实际上也不应增加原本没有的内容。孟子称孔子解释《蒸民》诗篇的事，现在仍然可以考察。《金縢》说：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这是向天下显示成王的明达，足以作为教化。郑玄把它解释成‘想要责备却不敢’，在经文中添加了‘想要’二字，便损害了经义。经文没有‘想要责备’的意思，郑玄却加上它，那么成王没有怀疑周公的内心，就无法向天下表明了。

译《汉书·艺文志》说：《尚书》是古代的号令；向众人发布号令，如果言辞没有明确陈述完备，那么听取、接受并执行的人就不能明白。古文的读法应当符合《尔雅》，所以通过解释古今词语便可以理解，这个说法是对的。然而《尔雅》的训诂，有时一个名称包含几个意义，有时又不完备；如果不旁通其他经书，依据本文考察，就会失去大义。《尔雅》说‘食，伪也’，这是《左传》所说‘食言’的意义。孙氏拘守这一说法，认为伪古文中‘伪’通作‘为’，用来解释《尧典》的‘食哉惟时’，但对于蔡氏依据孟子解释为‘不违背农时’，反而不接受。这是不懂《尧典》询问群牧之官，主旨在于养育百姓，应当教导百姓重视粮食。《尚书》古文梅本中，与今文相同而取自马融、郑玄古文本的有二十八篇，其中窜改的地方很少。如今幸好还有依据，便都恢复它们的本来面貌。今文、古文虽然分流，源头却相同，应当融会贯通。取各自的长处，就如同今天的《论语》汇合古文、齐论、鲁论的优点。现在除《雒诰》开头有脱简之外，各篇都没有脱简，也没有缺文；只是考察篇次时略有失误罢了。有人怀疑其中有讹误和脱漏，以为是壁藏本残缺；有人又受伪孔传《书序》的牵连，认为是伏生口传造成的遗漏。有人因为文字曲折艰涩，便不联系各部经书加以考察，却不知道古代圣贤作文的方法。因此，必须知道各部经书中有代替他人设辞的文章，然后《梓材》的意义才能全部贯通；必须知道各部经书中有倒叙、逆叙以及中断后远相承接的写法，然后《雒诰》的意义才能贯通；必须知道各部经书中有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称谓的写法，然后《顾命》的意义才能贯通。义理就在文字之中，圣门把经学称为文学，是说这些文章全都体现着这些道理。我朝亮才智不敏，谨慎编写《尚书集注述疏》：其中《尚书经》二十九卷，《逸文》三卷，置于全书卷首和卷末，总共三十五卷。辨明今文、古文传承的内容，详列在卷首《尚书大名》之下。《大誓逸文》择取并编次在二十九卷经文中，保存二十九篇的大略。《书序辩》附在卷末上，伪《古文》附在卷末下，是希望备供考察。伪《逸文》则附在伪《古文》之后。《礼记》说：不要剽窃别人的说法。如今所汇集的内容，都是记述，难道敢剽窃别人的说法吗？完全采自某人之说的，就标明姓名；不是完全采自某人、其中或有公共通行的言论的，就不标明姓名，但无不属于记述。《易·文言》说四种德性，采自穆姜而没有标出姓名。现在考察《传》，大概是没有完全采录，而且其中或许也有公共通行的言论。《论语》中回答颜渊、仲弓关于仁的问题，语言都是孔子自己的话，与所称引的周任之言不同。如果那些没有完全采录的内容也标出姓名，就一定要全部记录并加以辨析，那就会芜杂。这就是孔子所谓‘述而不作’，都是为了说明《文言》的道理。朱子称苏氏解释《尚书》的文字，认为超过常人，大概是懂得识别言论的人。后世谈经，往往只说义理而不顾文章，有时又苦于内容芜杂；现在我不敢不对此加以警戒。凡是重要的经义，都写入注文；异文、异说中重要的内容，则保存在疏文中。征引材料，选取其中义理显著的；义理相同的，选取文字较文雅的。注文应当简要，疏文应当详细。有时征引材料在注文中写得较详，是因为经文的古代语言和古代义理，不这样就无法明白，这是遵循郑玄《礼记》注的体例。征引文字如果彼此不同，就用可以相通的说法加以说明，这是遵循《释文》和各经疏的体例。义理的先后贯穿在章句之中，外注有时申明其中义理，有时概括其中义理，都与内注相互参照，这样经文的脉络就贯通了。这是遵循朱子《四书注》的体例。古经的文章优美，有时一句之中包含图象；现在在疏文之后有时附图，《雒诰》就是依据图象和献卜的意义来说明的。疏文追溯义理的源头：前人作注，后人作疏；也有自己作注又自己作疏的，不是遵循唐代《道德经》注疏的体例，而是《易传》本来就有这种先例。《易·说卦》说：帝从震方出现，在巽方整齐万物；又自己申说：帝从震方出现，震是东方；在巽方整齐万物，巽是东南方。所谓整齐，是说万物洁净整齐。大概解释八卦都是这样。伪孔传不是没有大量袭取前人的说法；应当考察它所袭取的义理，恢复它所袭取的名称。这样注文中就不收录伪孔传，也就是要诛绝它。这并不是像郑玄抛弃邓析而采用他的竹刑那样，正如《左传》所说的情形。伪传中那些不合义理而又容易使人迷惑的地方，疏文都加以辨析。我自知见识浅陋，年少时亲手抄写《尚书》，把篇章连缀起来诵读。等到游学于九江朱先生门下，时常讲习此书，仿佛有所觉悟。此后不敢自我止息，广泛考察历代《尚书》学者的说法，其中朴实的学问值得观览，但其中义理仍将有待发明。后来长期居住乡里草堂，与各位学子辩论疑难，并让他们抄写属于草稿的部分。八年后，又因为时事和义理，旅居阳山将军山，与各位学子住在山堂，早晚多半像在乡居时那样从事此业。又过了三年，百事都荒废了，但终日吃饭也没有忘记，大家都勤勉地从事《尚书述草》。从开始草创算起，已经十一年了。我之所以在艰难困顿中仍不后悔，一定要争取把草稿完成，是因为自认为读书报国，却惭愧自己才力不足；只是平日所学习的孔子之书，也许还可以在这件事上竭尽力量，以不辱没君父的教诲罢了。如今草稿刚刚完成，各位学子多次请求校勘刊刻，希望把它作为学习礼制的简册。于是依照他们的意愿，把草稿交给他们。希望大家共同阐明《尚书》的教化，从而懂得广求远取，并深入探求。

译《尚书集注述疏后序》唉！治经的事情，难道是一天就能完成的吗？各位学子校勘刊刻《尚书述草》，为此已经花了五年；他们大多租住在广州城，集合同门的一千金作为刊刻费用。草稿则从阳山山堂出发，经过八百里，按月递送到这里，都是一边修改确定，一边发送过去。当初我亲手写信交给校勘者说：从前程子作《易传》，草稿没有马上交给别人；有人来询问，他就说：还希望稍微有所进步吗？等到卧病以后才把它交出去，这是他谨慎的地方。朱子作《论语集注》《孟子章句》，先后得到他草稿的人，多次刊刻它们；从中可以看见他多次修改，甚至临死前还在修改，所修改的就是《大学》诚意章的注文。朱子难道不想像程子那样吗？只是世道变化越来越大，如果不刊刻，草稿就难以保存，这是不得已。如今《尚书述草》不敢自认为已经达到那样的程度，只是其中还有可以修改的地方，就是我心中所挂念的。二三位君子，能够在校刊时帮助我吗？后汉武侯说：从前董幼宰参与政务七年，事情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甚至反复十次来启发告知我；这是从政务方面想到幼宰勤勉周到。书籍用来说明政事，如今我们从事的是书的工作，难道不也可以说是在办理政事吗？即使反复十次讨论，也是应当的。凡是经书义理都博大而精微，有些是平素一直存疑，到这里才在片刻之间解决的。如今发送草稿时，有时刚刚传到山下，便急忙追赶过去修改确定；这就是所谓思考到了不能贯通之处，鬼神也将替你贯通，那么对于相互辩难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二三位君子，你们心力正强，只有经书义理足以产生浩然之气。古人之所以成为无人能胜过的人，他们的成就都保存到了今天。完整的文章是如此，逸失的文章也是如此；其中的大略，不可不先行明白。太甲的《逸文》说：百姓没有君主，就不能彼此共同安定；君主没有百姓，就没有办法治理四方。‘后’就是君主；‘胥’如同《诗经》‘载胥及溺’中的‘胥’，是相互、共同的意思，按古义可以通作‘与’，指百姓彼此相互；‘宁’是安定，意思是百姓没有君主就不能彼此共同安定。《洪范》说：天子做百姓的父母，作为天下的君王。大概君主把百姓当作子女，百姓就都能得到父母般的庇护而安定；这就是百姓必然尊敬、亲近君主的原因。《易经》说：阳爻象征一个君主和两个百姓，这是君子之道。君子知道尊敬、亲近君主，所以一个君主就能使百姓期待他安定百姓，这就是百姓把君主当作君主，百姓便能彼此共同安定。《易经》又说：阴爻象征两个君主和一个百姓，这是小人之道。小人不知道尊敬、亲近君主，所以两个君主就会引发争夺百姓；这就是百姓不把君主当作君主，百姓便不能彼此共同安定。‘无以’就是没有与之相互依靠的对象。《论语》说：百姓不足，君主同谁富足呢？就是说没有共同依靠。‘辟’也是君主的意思，说君主没有百姓，就没有人同他共同治理四方。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因此，得到丘民的拥护就可以成为天子。大概天子的尊贵，是因为百姓拥立他为君主；应当没有轻贱百姓的心，所以君主必须安定并尊重百姓。《易经》说：以尊贵者的身份居于卑贱者之下，就能大大得到民众。只要得到百姓，四方就都与君主相亲相助；如果得不到百姓，四方就没有人与君主相亲相助。《大学》说：百姓所喜爱的，君主也喜爱；百姓所厌恶的，君主也厌恶，这就叫作百姓的父母。所以说，君主就是天下的父母，明确说明不能没有百姓与君主相互依靠。由此说来，百姓依靠君主，君主也依靠百姓，政事才得以建立。因此，经书凡是说到百姓，讲的是民心、民生，而不称说民权；因为百姓没有君主就不能彼此共同安定，所以道理在于尊敬君主。经书凡是说到君主，讲的是君德、君职，而不放纵君主的权力；因为君主没有百姓就没有人与他共同治理四方，所以道理在于安定百姓。这就是人道以天道为根本，是万世都不能到别处寻求的道理。《夏书》的逸文说：民众没有大德的君主，拥戴谁呢？君主没有民众，就没有办法守住国家。‘众’就是民众；‘元后’就是具有大德的君主。‘戴’如同《左传》‘戴皇天’的‘戴’，是共同拥戴、奉事的意思。《易经》说：乾元多么伟大！又说：元是众善之首。君主以仁爱对待子民，就足以长久。因此说，乾卦代表天，也代表君主；又说，君主居于万物之首，万国都得到安宁。这说明万国的民众尊敬自己的君主，称他为大德之君，像敬奉皇天一样拥戴他。所以《召诰》说：大概只有王的地位建立在最高的德行上，百姓才会以法度来治理天下。这由此可以知道，百姓不应当凭借人多势众而自行作主。大概民众没有大德的君主，又拥戴谁呢？‘以’字，如《易经》所说‘能以众正’，是说在左右辅佐之中加以使用。守邦，就是守住国家而使它不可侵犯。《易经》说，天地之气相交而成泰卦，君主因此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运行的适宜之处，从而左右、治理百姓。正因为君主左右辅佐百姓，所以民众才能被左右、任用；这样便能够守住国家，即使敌国也必然畏惧它，这就是守住国家而使它不可侵犯。因此，古代能够任用民众的人，必然取信于民。孟子说与百姓共同守卫国家，直到献出生命，百姓也不会离去；唐代凭借睢阳的守卫而得以保存，也是这个道理。《论语》说，即使去掉军队、去掉粮食，也不能去掉信用；又说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明确说明百姓不能守住国家。所以《大学》说：失去民众，就失去国家。由此可知，君主应当养育民众，使自己强盛。大概君主没有民众，就没有办法守住国家。《召诰》有一处说到‘王的长子’：要因百姓的险难而顾念、警惧。‘岩’是险难；君主没有百姓，就没有人与他共同治理四方，那么百姓就会陷于险难。而君主用来守卫国家的，也正是百姓的险难。《易经》说：天险无法登攀；地险就是山川丘陵。庄子说：人的内心比山川更险，比了解天意更难。如今《召诰》所说的‘民岩’，难道正是指人心的险难吗？

译这是说，上天赋予民众生命，民性的正直，以及民心好恶的公正，是应当守护、不可侵犯的。天下所有应当守护、不可侵犯的事物，有什么能超过民心好恶的公正呢？所以称它为“民岩”，大概是把它看作民众的险要。天道极其公正，就有天险；地道极其公正，就有地险；人道极其公正，就有民险。所谓民险，就是应当守护、不可侵犯的东西。《论语》说：“这民众，正是夏、商、周三代能够遵循正直之道而行的原因。”所以《召诰》说，敬畏天德，调节性情使之和顺。以敬畏来使民众和顺，便是实行正直之道的公正原则。大概这就是王元子之所以能够实现【П】和的原因，也是王元子之所以像兄弟友爱一样友爱民众的原因。这样一来，民险全都平定了。天险得到平定，是因为天道和顺；地险得到平定，是因为地道和顺；民险得到平定，是因为人道和顺。自古以来，敌国外患如果不能得到平定，那么用来守护国家的一切依仗都不足以依仗，只有依靠民岩这一险要。所以上古的敌国，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顾忌、可畏惧的了，最终却不敢不有所顾忌和畏惧，是因为有民岩存在。宋朝的义民就是这样。既然有王元子，反而会对这些不顾忌、不畏惧吗？《多士》说：“不要不顾念上天的显明和民众的敬畏。”《酒诰》说：“引导民众敬畏显明的上天。”这些话都没有说“民岩”，但其中的险要已经十分明显了。不明白的人却把“民岩”理解为《庄子》所说的人心险恶：挟持众人而发表非议，冒犯上位而发动叛乱，这些都叫民岩。又因此把它称作民权，这同《召诰》的意义相差何其远啊！《太誓》说：“民众所希望的，上天一定顺从他们。”民众就是人，民众的愿望根本上出于天性之正。《孝经》说：“天地万物的本性，以人为最尊贵。”《大学》说：“把人们所厌恶的当作自己所喜好，把人们所喜好的当作自己所厌恶。”这叫违背人的本性，正说明民众的欲求是正当的。所谓上天一定顺从民众，是因为上天以民众之心为自己的心。《礼运》说：“人，是天地的心。”所以民心所希望的，都是天心所希望的，因而没有不顺从的。至于天、人、天理和人欲的说法，诬蔑民众的人把它说成迂腐。他们借托《太誓》的话，是把人的欲望说成上天必然顺从的东西，这难道不是荒谬吗？《乐记》说：“人生下来本来是宁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受到外物感动而发生变化，这是本性的欲望。”人的本性所产生的欲望，有些源于天理，并不因外物而改变。所以《乐记》又说：“人被外物所化，就是灭绝天理而放纵人欲。”这是本性之欲发生偏失的情形；既然如此，上天必定要断绝它，怎么能妄说上天一定顺从它呢？《夏书》的佚文说：“遒人手执木铎在道路上巡行传告，官吏和众人互相规劝，百工执掌自己的技艺事务来进谏。”所谓“遒”，就是聚集；摇动木铎而行，是为了聚集众人前来听取，所以称为“遒人”。“徇”是巡行传遍的意思。杜氏说：“遒人，是行人这一官职。”木铎，是木制的铃舌、金属的铃身；在道路上巡行传告，是为了采求歌谣中的言论。这就是《汉志》所说的行人采诗。师，是众人的意思；官师，就是百官之众。规，是匡正。《诗序》说：“《沔水》，是用来规劝宣王的。”所谓互相规劝，就是共同匡正他们的君主，如《无逸》所说的互相教诲。工，是百工，就像《立政》所说的艺人。《国语》说：鲁庄公把桓公宫殿的柱子涂成丹色，又在椽子上雕刻花纹，匠师庆对工匠们说：“这对君主没有益处，反而损害了先人的美德。”这大概就是“百工执掌技艺事务来进谏”的意思。《孝经》说：“天子有七位敢于谏诤的臣子，即使没有道义，也不会失去天下；诸侯有五位敢于谏诤的臣子，即使没有道义，也不会失去国家。”何况敢于进谏的人更多呢？所谓谏，就是争辩，是以公义来争辩君主的不义。天子统治天下，诸侯统治自己的国家。古代的明君都战战兢兢，不敢独断专行，而愿意听到自己的过失。因此，进谏并没有固定的职务，人人都可以向我们的君主尽情陈说。遒人所采集的言论、百官所匡正的事情，都属于进谏。推广到所有百工，人数就更多了。《诗》说：“君王的职事有缺失，只有仲山甫来补救。”又说：“先民有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国语》说：“庶人传递言语。”又说：“在市井中听取并传播众人的言论。”这些都体现了广泛接受进谏的意义。然而，古代的士人和民众，他们的气势为什么不喧嚣呢？不是因为挟持众人。是把合乎义理的正当性看作公正，而不是把说话人数众多看作公正。那么，进谏者凭什么知道什么是义理的正当性呢？因为古代学校所传授的六经之学是明白的。盘庚说：“我大大地诚恳告诫你们，民众都到这里来，不要在王庭上轻慢。”这是盘庚将要迁都时告诫民众的话。“诞”是大的意思；“▯”是诚实、诚恳的意思；“有众”就是民众；“造”是到达；“勿亵”是告诫他们不要怠慢；“庭”就像《周官》所说外朝的位置。古代君主遇到大事，就有在朝廷询问的制度，臣民都聚集而来。这就是《洪范》所说的向自己的内心谋划，向卿士谋划，向庶民谋划。古代做君主的，正是因此不与臣民隔绝。然而，难道只是询问而不加考察，只听取朝廷上议论的人数吗？《论语》说：“众人都喜欢他，一定要加以考察；众人都厌恶他，也一定要加以考察。”孟子说：“身边的人都说贤能，还不能相信；大夫们都说贤能，还不能相信；全国的人都说贤能，然后考察他，发现确实贤能，这才任用他。身边的人都说不行，不要听；大夫们都说不行，也不要听；全国的人都说不行，然后考察他，发现确实不行，这才罢免他。” 所以，凡是在朝廷询问，并不是不加考察而只是听从众人的意见。然而，如果不是君主明察，凭什么能够考察清楚呢？《大学》所说的使民众更新，是因为必须先彰明光明的德性；彰明光明的德性，是因为必须先穷究事物、取得知识。朱子之所以一定说穷究事理是格物的要旨，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臣子入朝进言时，总是反复把格物、穷究事理作为劝告内容。大概按照臣子的义务，端正君主、拯救民众，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盘庚时，因为黄河水患而迁徙殷都，他的臣下散布流言迷惑民众，民众受到迷惑而违抗君主；即使民众有规劝之言，也都被压下而听不到。盘庚如果不加考察，只听从众人的意见，难道不会因为朝廷上的议论而使国家沉沦吗？盘庚的明察真是高明啊：他考察臣下的邪恶，消除民众的疑惑，不废止朝廷询问，而使朝廷询问能够发挥匡正作用，不让人数众多成为挟制。若不是他有广大而深刻的格物功夫，在内心确立了正确的尺度，怎么能做到这样呢？

译《大诰》说：“不能作成智者来引导民众安康，何况说能够穷极认识天命呢？”这是周公东征时发布的大诰。管叔率领群弟散布流言诬陷周公，殷人武庚跟随管叔反叛周，成王发布大诰进行东征，并考察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不是空洞的言辞，而是实际的事情；实际的道理，是实际事情的原因。“造”是作成的意思；“为”也就是作成；“哲”是智慧。《洪范》说：“明白通达就叫作哲。” “迪”是道路，指引导而使之实行。君主用智慧引导民众实行，民众就没有不安定的。“康”是安定；“格”是到达、达到。蔡氏认为《大学》“格物”的“格”就是这个意思。“格知”就是《大学》所说的“致知”达到极致，这是《大学》的根本宗旨，也是朱子据此解释《大学》的地方。现在说不能作成智者来引导民众安康，何况还说有人能够达到对天命的认识呢？《皋陶谟》说：“上天显示威严，凭借我们的民众来显示威严。”大概天命存在于民众之中，君主有智慧而民众安康，然后才能认识天命。君主想要成为有智慧的人，如果没有能够引导君主成为有智慧的人，凭什么引导民众安康呢？下文说民众不得安康，而寻求使民众安康的方法，就说：“使国家明白，依靠的是智慧。”又说：“也只有十个人能够引导人认识上帝的命令。”说的就是这个。“爽”是明白的意思。《诗》说：“这个国家的人，不可同他们一起明察。”《君奭》说：“那混乱，是因为使我新建立的国家明白起来。”现在说使国家明白，必定要依靠智慧，是因为“明白”才能成为“智慧”。“十人”，就是所谓民间贤能的十位大夫，都是民众中的贤者。能够认识上帝命令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十个人引导民众认识上帝的命令，就如《无逸》所说的训导而使人明智，也如《君奭》所说的引导人认识上天的威严。大概上帝下令讨伐有罪之人，如今奉行上帝命令的人，是十个人引导而实行；没有认识就无法实行，所以说“引导而知”。十个人引导人认识上帝的命令，那么上文所说作成智者、引导民众安康的道理，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正是凭借他们的智慧，才能使国家明白。十个人引导人明智，于是天命讨伐叛贼的道理就明白了，民众的不安也都得到平定。国家因此而明白，也就是国家因此而安定，不再是昏暗混乱的国家了。当时三位叔父散布流言，许多国家放纵地发动讨伐，而专门负责征伐的是周公。这说明成王把天下的军队交给周公统率，却毫不怀疑他。成王是年幼的君王，只有十三岁，为什么竟然如此明察呢？十个人引导他明智，周公与另一位公卿应当就在其中；成王不疑惑，大概是有原因的。所以成王所说的“达到认识”，是极其广大的认识，是能够察觉奸谋、平定天下重大艰难的认识，岂是那些小聪明而不明察的人所谓的格物之知所能相比的呢？《仲虺之诰》的佚文说：“诸侯自己能够得到老师的就能成王，得到朋友的就能成霸，得到能够参与谋议的人的就能保存；自以为谋略无人能及的就会灭亡。”所谓“自己能够做到”，就是亲自去做。得到朋友、得到能够参与谋议的人，没有再说“自己做到”，是承接上文省略了文字。“疑”同《礼》中“师保疑丞”的“疑”，即参与谋议的臣子。所以把它和老师、朋友并列来说，大概是说有疑问就应当同人谋划。诸侯自己能够得到老师，就能成王，正如孟子所说，商汤对于伊尹，是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任命他为臣。得到朋友就能成霸，正如《国语》所说晋文公长期侍奉贾它。得到能够参与谋议的人就能保存，正如《战国策》所说燕昭王向郭隗询问，于是乐毅前来。这些都是自己主动求得的，并不是敌国替自己求得的，也不是异国替自己求得的。士人即使从敌国、异国而来，只要不是奉本国君臣的命令前来刺探我们，我们就可以得到他而为己所用。该以谁为老师，就以谁为老师；该以谁为朋友，就以谁为朋友；该同谁谋议，就同谁谋议；这是真正得到他们的长处并且喜爱它。孟子说“喜爱善行，就能优胜于天下”，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所以说：“如果确实不喜爱善行，那么人们将会说，‘讠▯讠▯。’我已经知道这种情形了：讠▯讠▯的声音、脸色，会把人拒于千里之外。”士人被拒于千里之外，那么谗媚奉承、当面阿谀的人就来了。同谗媚奉承、当面阿谀的人相处，国家还想得到治理，可能吗？《诗》说：“他们都说自己是圣人，谁能辨别乌鸦的雌雄？”这就是周幽王灭亡的原因。所以说：“自以为谋略无人能及的就会灭亡。”仲虺的话，谋划国家的人应当怎样自我反省啊！《左传》说，楚国的析公、雍子、子灵、苗贲皇逃奔晋国，都是因为怨恨楚国，于是替晋国谋划，以此危害楚国。所以说：“楚国虽然有才士，实际上却被晋国所用。”这就是霸国余留下来的威势罢了。他们难道有近似于自己主动求得人才的地方吗？《周书》的佚文说：“农民不出动生产，粮食就会匮乏；工匠不出动生产，器物和事务就会匮乏；商人不出动经营，流通财货的三种宝物就会断绝；虞官不出动管理山林川泽，财物就会匮乏而减少。”农，是平地、山林、川泽中的三种农事。空缺而没有，就是“乏”。事，是百工所准备的各种器物和事务，就像孟子所说的工匠互通其业。三宝，是用来流通有无的东西。《史记》说，虞、夏时代的货币，金属分为三等，有黄色的、白色的、赤色的，这就是《禹贡》所说的“只有三种金属”。周朝借鉴夏朝的制度，那么周朝的三宝也可以推知了。中断而不能接续，叫作“绝”。虞，是管理山林川泽的虞官。财，是货物财物。竭尽而不能再生，叫作“匮”；微少而不多，叫作“少”。大概使民众的粮食充足，根源出于农业；供应人们日常所需的器物，根源出于手工业；流通货币和宝物，根源出于商业；取得土地山林川泽的财物，根源出于虞官。因此《史记》引用这段话并解释说：“这四项，是民众衣食的根源。”意思是说，根源出自这四项。如今它们不生产、不流通，就会失去根源而不利。《周官》说：“太宰用九种职业来安置万民。第一，三农生产九谷；第二，园圃培育草木；第三，虞官和衡官制作山林川泽的材物；第四，薮牧饲养繁殖鸟兽。” 第五，百工整治、加工八类材料；第六，商人和贾人使货物财物流通充盛；第七，妇女纺织治理丝麻；第八，臣妾聚集收取疏材；第九，闲散民众没有固定职业，随着需要转移到各种事务中去。如今《周书》把九种职业概括起来而统称。它说农，就包括三农、园圃和臣妾；说工，就包括百工、嫔妇和闲民；说商，就包括商和贾；说虞，就包括虞衡和薮牧。所以农业是民众生存的根本，但手工业不是淫巧的工艺，商业也不是垄断牟利的商业。工商业，是帮助农业并资助虞业的；虞业，是农、工、商所依赖的。这同九职的次序不同，却又道理相同，都是中夏的利益，都是中夏民众所得到的利益。用这些来使民众获利，就没有失去任何职业安排，利益也没有遗漏，哪里还需要另寻什么呢？《论语》说：“顺着民众所能得到的利益而使他们获利，这不也是惠民而不耗费吗？”为什么反而要剥夺他们、使他们失去职业，让利益的源头不能产生呢？有人问：“三宝中的金属，不会使国家陷入困乏吗？”回答说：从《周书》的话来看，不必忧虑。农业生产三农的货物，手工业生产百工的货物，虞业生产山林川泽的货物，中原的货物都汇集在这里。

译商人于是出来，在这些货物之间进行流通经营。商业所凭借的是货物，数量很多；所凭借的是金属货币，数量并不多。货物的生产没有穷尽，而金属的产出是有限的。这就是用根本的富足来驾驭末端的富足，谁能使它陷入困乏呢？《说命》的佚文说：“只有言语会招致羞辱，只有甲胄会引起战争，只有衣裳应当收藏在箱笥中，只有干戈应当反省自身。”所谓口，是言语发出的地方。从殷高宗的话来说，就是天子的言语，是向天下发布命令的，所以应当首先说它。“起”是祸患由此发生；“羞”如《易》所说的“有人承受这种羞辱”。郑氏认为“羞”就是耻辱。所谓“只有口会招致羞辱”，郑氏认为是说应当谨慎言语。《诗》说：“好听的话出自口，恶劣的话也出自口。”《诗》因此说没有一句话不受到报应。甲胄，是身体的武器装备。武器装备穿戴在身上，人人都能看见并知道，其他事情却未必都能知道，所以特别说甲胄。所谓“只有甲胄会引起战争”，是说应当暗中准备，不要使人产生疑忌。兵法说：“使军势显形的极致，是达到无形。”如今却反而把甲胄显露出来吗？《史记》记载子贡的话说：“有报复别人的意图，却让别人知道，这是危险的。事情尚未发生而先被听闻，是危险的。”这就是战争之所以发生。有人说，甲就是铠甲。礼书说：“穿戴铠甲头盔，就会显出不可侵犯的神色。”所以君子戒慎，不在人前失去应有的神色。如果失去这种神色，军容不严肃，就一定不能作战，反而会使窥伺我国的人轻视我们而发动战争。大概祸患发生的原因，口舌和甲胄是其中最大的两项。衣裳，是国家的章服；笥，是用来收藏衣裳的。所谓“衣裳在笥中”，是说应当把它收藏起来，等待有德之人，不敢随意赏赐。正如《诗》赞美彤弓，说得到它的人接受命令后把它珍藏起来。《史》记载韩昭侯有一件破旧的袴子，尚且把它收藏起来等待有功之人，何况国家的章服呢？干戈，是国家用来征伐的兵器。“省”是自我反省；“厥躬”是指那个谋划发动战争的人自身。《大学》说：“藏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不能推己及人，却能够晓谕别人，这是从来没有的。”所谓“只有干戈应当反省自身”，郑氏认为是说应当推恕自己，不应当伤害别人。《左传》说，周文王听说崇国德行败坏，便讨伐它；军队围攻三十天仍未投降，于是退兵修明教化，之后再次讨伐，依靠原来的营垒使其投降，这是因为他能够自我反省。大概喜怒所使用的东西，衣裳和干戈是其中最大的两项。况且《说命》说衣裳，把它放在口舌之下、甲胄干戈之间，为什么呢？《易》的诗说：“在军队中统领作战吉利，没有灾咎，君王三次赐予命令。”又说：“大君有命令，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小人不可任用。”这是说行军作战的道理，赐予任命不可施及小人。口，是发布赐命的言语。衣裳，是用来执行赐命的凭借；甲胄、干戈，是用来行军作战的凭借。如果让不配的人玷辱这身衣裳，谁来掌管君主的言语，天下都会以此为耻。这样一来，甲胄就没有谋略，干戈也不会收敛了。《诗》说：“那个人，佩戴着三百个赤色蔽膝。”又说：“那个人，不配穿戴这样的服饰。”这就是晋文公讨伐曹国并责数其罪的原因。唉！凡是这些内容，难道不正是经义的大要所在吗？所谓经义，就是经学之术。古人对此加以考察，所以都卓然立于方圆九万里的大地之中，而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与之争胜。这是几位君子所应当辨明的。后世处理事务，有时迂曲地违背经义；巧诈的人又借托经义来发表自己的言论。比如宋代对待《周官》的事情，就是巧诈了；想要纠正它的人，如果不明白经学之术，又怎么能够纠正呢？况且治理学术贵在知道纲要。孔子赞述《易》，为什么一定要三次陈说九卦？为什么一定要在颜氏之子身上称赞“不会离开正道太远而很快复归”呢？《春秋》并不只是记载乱臣贼子。孟子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就感到恐惧。”这些都是因为懂得纲要。如今将要有所说明，也可以说相距很远了。浩瀚的书籍啊，希望不要忽视这些内容。不久，诸位学生收到亲笔信后，敏捷地开始办理此事；有疑问传来，就用笔写信回答。虽然相距八百里，却如同同在一堂之中，因此所得到的帮助很多。比如有人仍然问《尧典》“日觐四岳群牧”，并怀疑“觐见”是上下通用的称呼；问《召诰》中的“节性”，并怀疑它同孟子的说法不同，于是便借此增补疏文，详加说明。陈汝廉问《尧典》“如五器”，想要采用马氏“五玉”的说法，却怀疑“三帛、二生、一死”不能称作器物。于是也借此增补疏文，详细说明。张子沂问古文《太誓》，马氏为它作传，他却怀疑马氏所说的只是今文《太誓》。他又问“金▯”，关于周公居东，依据《通鉴》的论说，本于《诗序》，却怀疑成王当时并不知道周公，于是醒悟到旧本中马氏的说法有伪误。实际应当说的是今文《太誓》。对于《鸱鸮》诗，也增补疏文，详细说明。《高宗肜日疏》中谈到“祢义”的地方，都是因为各种疑问而增益详尽的。从前范氏为《谷梁传》汇集诸家的说法，把他们的姓名都列在其中。如今所问的问题不固定，难以用统一方式列出，所以没有遵循范氏的体例。因此写作后序来记载此事，也用来记载校刊完成的日期。古代的序只放在书后；如今这部书既作前序，又作后序，是从杜氏《左传集解序》的体例推衍而来的。凡是在校刊时以及校刊以前提出的问题，张子沂编成一卷，名为《读书堂答问》。现在把它附在《尚书述草》之后，使读者可以参看。《尚书述草》历时十五年，而朝亮已经五十七岁了。愿意同诸位学生共同用心用力，立志于古学而探究它的深奥。韩子有句话说：“直到终身而已。”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晦日。

译○复康太学书 邮寄给我《新学伪经考》，我稍有空闲读完之后，私下认为您的说法过分了。您说汉代的古文经书都是伪造的，伪造它们的人是刘歆。刘歆继承父亲校书的事业，遇到新莽时代，于是伪造之说得以实行，二千年来没有人察觉。唉！您的话为什么这样过分呢？《诗序》有传述者造成的失误，《书序》不可信，《礼记》杂出于汉人之手，《明堂位》尤其荒诞，《月令》是吕氏所修，《易说》中的《卦》《杂卦》《序卦》出现在后世，值得怀疑，《左传》受到邪说迷惑；古人对此考察得已经非常详尽了，只是没有都把罪责归给刘歆而已。乾隆初年，馆臣辨析《周官》时说：《周官》中有刘歆伪造窜改的地方，所以史书称刘歆颂扬王莽的功劳说：“发现《周礼》，以说明因循前代制度。”公孙禄数说刘歆的罪过说：“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辨析考察得如此清楚，刘歆的罪过早已在天下人面前大白了。秦朝焚烧天下书籍时，藏在博士官府中的书没有被焚毁。您说博士所保存的书，就是萧何收集的那些，六经并没有亡佚缺失。唉！您的话为什么这样过分呢？《史记》说：沛公到达咸阳，将领们都争先奔向金帛财物的府库，分取其中财物；只有萧何先进入，收取秦朝丞相、御史府的律令、地图和文书，把它们收藏起来。项王和诸侯屠杀、焚烧咸阳后离去，汉王之所以能够全面知道天下险要之处、各地户口多少和强弱情况，以及民众疾苦，是因为萧何完整地取得了秦朝的图书。既然这样，萧何所收取的就是版图之书，所以司马迁把它排列在律令之下。当时丞相府中一定也有博士所掌的书，但萧何实际上只是刀笔吏，不知道收取这些书。古人之所以对咸阳的一把火痛惜怨恨，就是这个原因。《礼》十七篇，亡失的篇章不知道有多少。《公食大夫礼》说：“解说洗手之事，如同飨礼。”如果这些篇章没有亡失，那么飨礼如今在哪里呢？您说伏生没有收藏书籍。伏生作为博士，本来就是不受焚书禁令限制的人。然而伏生知道秦朝将乱，准备弃官逃亡，想要携带书籍逃走，难道不会仍然担心触犯禁令吗？《史记》说：秦朝焚书时，伏生把书藏在墙壁中；后来大规模战乱兴起，他流亡在外。汉朝平定天下后，伏生寻找那些书，已经亡失了几十篇。这件事确实可信。《史记》又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解释它，并因此振兴了自己的家学；又得到十多篇《逸书》，大概《尚书》到这时就比原来多了许多。这是司马迁所说的古文。您却认为这些是刘歆伪造窜改的。您又担心别人说司马迁没有提到古文，是因为古文尚未确立；那么，您又说司马迁已经用这件事提到古文，这两者难道不互相矛盾吗？《史记》说：各位儒生在孔子墓前讲习乡饮酒礼和大射礼，后世于是收藏孔子的衣冠、琴、车和书籍，直到汉代二百多年没有中断。司马迁大概是根据自己所见来叙述的。您认为这就是孔子收藏的书。然而焚书之时，假如庙中收藏的书不藏在墙壁里，能够不触犯禁令吗？何况孔氏尤其痛恨秦朝的暴政呢？那么，孔壁中的古文书，当然是有来由的。《史记·鲁共王世家》没有说得到古文，是疏略之处；司马迁叙事疏略的地方，成百上千。您攻击古文，把罪责断定归于奸贼刘歆；推崇今文，把传授源流断定归于孔子。我认为，六经遗留下来的文字，传抄者有时会产生失误；学者不能考察，那么今文也同样可能成为刘歆那样的败坏者。比如《公羊》，就是今文。《公羊》说：“权变是先违反经常之道，然后能够产生善果。”这是援引嫂子溺水时应当救援的道理。但《公羊》把祭仲废黜君主说成行权，那么董卓、司马师、孙琳、桓温岂不都成了权变之道吗？这难道不是同刘歆一类的错误吗？解释《公羊》的人说“王鲁、新周、故宋”，这正是《明堂位》把鲁尊为王的谬误。而您攻击《毛诗》时，却说它不知道“三颂”是孔子寄托王鲁、新周、故宋之义的。唉！您的话为什么这样过分呢？☆廖平

译○《公羊春秋补证》后序 学校内部的议论，以尊崇经学、分设官职为宗旨。贾子说，皇帝进入五学，各学所崇尚的不同。《学记》说，春季、秋季教授《诗》《书》，冬季、夏季教授《礼》《乐》，这是依据六艺设立六所大学堂。东学以尊亲为上，南学以尊长为上，西学以尊贤为上，北学以尊贵为上；太学分为左、右两学，以上学《易》，下学《春秋》。之所以必须设立六学，是因为上下四方的情性不同、好恶相反，各自依据人的短处施教。每一学分别专治一经，各自建立宗派，也如六家各有旨趣。把六学分开，分别专门独立，能够事半功倍，教化容易实行。如果一所学校兼包六艺，事务杂乱、言论庞杂，教学都会困顿。《王制》所说的左学、右学，有互相转移的办法。大概左右两学所分的经书和教法不同，人的性情、才思若不适合这一学，必定适合另一学。如果两学只是重复规矩、彼此重叠，何必还要互相转移？这就是设立学校、分别经学的道理。如今以七经分设五学。蒙学学习《孝经》《礼乐》《容经》，小学学习《王制》，中学学习《春秋》，高等学学习《诗》和《周礼》，大学学习《易》；方言和实业另设专门学校，听任资质性情相近的人去学习，不同各学互相牵扰。蒙学用来修身，凡是俊秀的士、农、工、商子弟都进入其中。《孝经》标明宗旨，以礼仪、容止修治自身；不只是做官的人，普通民众也都必须学习。小学以上属于仕学，设置官职、治理人民的学问都归属于此。以《王制》为主，统摄考察中外政治制度，律例学也归于其中。《王制》是普通学科，专业则选择一门。例如司徒、司马、司空、冢宰、乐正、司寇、市官等，选择自己性情所接近的作为专门研习。蒙学的内容详细说明，这里不再另立课程。考察典章制度，如同识字，记忆认识的功夫多，思考事务的功夫少，适合小学。小学毕业后进入中学，用《春秋》教授。《春秋》如同会典、律例，先师判决狱讼都取法于此。进入中学后，修身和掌故已经明白，便从《春秋》推究详察当世成败；以全经作为普通学科。关于《王制》的官职事务，各自就本门推考得失；治理国家、整齐家庭，从天王、二公直到卿、大夫、士，都从实际行为推论经常之道和权变之道；君臣、父子、夫妇、邻国外交，也分别从各门求取道理。《王制》如同阵图，《春秋》则是掌握进退变化，全在人的心中。古代没有专门的史学家，《班志》把史学附在《春秋》之下；中外史书多得读不完。然而精华全都包含在《春秋》中。或者按书籍、按官职事务分别学习，既然已经贯通，余力还可以涉猎其他史书。凡是国家以下的事务，都能综合掌握而无所遗漏。《春秋》是治理方法的基础；董氏、刘氏、公孙氏专门研究经学，文章和事业都光耀于史册。《春秋》既已通晓，治理的方法就已经思考了一大半，然后升入高等学。将时局贯通起来，不像汉、唐那样只治理《春秋》便以为没有别的事情，所以必须进一步学习《周礼》《尚书》。《周礼》是大统，《王制》《尚书》是小统。《春秋》从小处验证、推及大处，简易而容易实行，可以借此证明大统。家庭、国家因天下而更加显明，所以即使承担的是小职务，也必须知道皇帝的宗旨。又有道家所说的君主安逸、臣下勤劳：安逸的是天下，勤劳的是家国。积累家庭成为国家，积累国家成为天下；了解人才、善于任用人才，这是其中的要领。学问到这里就可以说达到极致了。补充官吏、授予职位之后，不再进入学校。京师的太学，专门用来教授《易》。皇帝取法上天，调和、补救、增减损益，以达到最高的功效；常常根据事情的变化行事，例如学校有装饰修整，就修整彰明盛德的篇章；有狱讼，就据此修整政事。六官分别掌管事务，分担职务、办理政事，尊崇法度而无为。又有六仪，其中有礼乐；帝学也有礼乐。六仪用于修治自身，帝学用于教化民众。二者宗旨不同，所取得的功效也各不相同。以一万名蒙学生计算，进入小学的不过一百人，进入中学的不过三十人，进入高等学的不过五人，进入大学的不足一人。蒙学毕业后，分散回到实业中从事农、工、商、贾。中学毕业后，都补任官吏。考察汉代，博士多补任为吏、郎，后来由吏、郎升到宰辅；不做官而担任教职的，有的成为博士，有的在乡里教授。当时儒者和官吏并不分开。《秦本纪》说，凡是学习的人都以官吏为老师。官吏就是由博士出仕的人。人才通过阅历而成长，学成之后一定先做官吏，以磨炼才识、验证学术。既有升迁进用的道路，又没有学业与实际事务脱节的弊病。所以小学以上都属于仕宦之学，官职和学业分开设置，终身不改变。人才多了，取得成效就容易。后世多次更换官吏，官职如同旅舍，于是人们相继不再学习，权力归于书吏。由学业和仕途分开，便在事务功业之外另有所谓道德，导致儒者与官吏分途，这是应当整顿纠正的地方。如今以《春秋》确立王道、霸道的标准，又以年时兼论皇帝之道，推究事物的起始、考察最终结果，道理就完备了。如今中外交通，群雄对立，天下没有正道，政权掌握在诸侯手中。然而大小虽有不同，却同过去的轨道大不相同。所谓拨乱世而等待后世的尧、舜，本来就是针对今天而言的。读这部书的人，应先通晓《王制》，详细考察国家大小政务的缘故，再推演经传，观察其中的变化，以及等级差别、经常原则和应变方略。所有京师、国都、城邑、郊野、山川，都是今天万国的地理法则。王侯、卿、大夫，如同地球上的各国人物传记；征伐胜败、灭国取邑，如同世界大事表，记载三百年间战争、争夺、攻取的事情。朝聘、盟会，如同各国条约、会盟和国际公法。所褒扬的忠臣、孝子、名士、烈女，树立纲常，作为万国的法律，这是孝教。所诛绝的乱臣、贼子，用来拨乱世，作为当世的法则，这是乐教。世卿、同姓婚姻、三年之丧而不亲自迎接、郊祀宗庙不合礼制，是建立新制度、革除旧弊而求改良，这是礼教。彰明王法，严厉讨伐叛贼，明辨嫡庶，辨别等级威仪，强化根本而削弱枝末，谨慎小事、慎重细微，以断绝祸乱的根源，这是书教。对内以本国为中心，对外先以诸夏为外部；以诸夏为内，以夷狄为外；用中夏教化改变夷狄，视民众如同胞、视万物为同类，具有天下一家的气度，这是诗教。张列三世，区分九种旨趣，贯通三统，阐明六历，随着世运的升降来建立法则，循环无端，变化无穷，这是易教。大的方面，从治理国家、经划郊野、设置官职、分掌事务；小的方面，到一个家庭、一个人的自身、一句话、一个行动，没有不具备。举凡二十四史中的典章制度、成败得失，大的无不包含。地球上百个《春秋》时代的土地，兴利除害、革故鼎新、损益裁成的法则，不只是反复套用规矩而已。

译《春秋》依据鲁国史书，在王、伯、方伯、卒正、连帅五等之中作出裁判；五学把《春秋》分别置于大学、高等学、小学、蒙学之中。蒙学、小学所学的修身礼容和治理国家的典章，是基础和来源；高等学、大学则推验皇帝的大同之道，是归宿。以《春秋》概括始终，掌握其中，首尾就都完备了。所以中学是掌握纲要的图式，不必详求自身和家庭的琐小事务，也不涉及皇帝高远而未能直接实行的事情；一年之内掌握纲领和条目流别，就可以大体贯通。再用两年，仿照董氏、刘氏的旧法，涉猎普通学问，以一经应对万事，左右逢源，广泛应对而各得其宜。始终三年，上下各方面都能通达。高等学、大学各用一年，把小的推化为大的，取得成效并不困难。小学的学习，放宽到三年。蒙学以后合计八年，平治天下、修身齐家，完全可以毕业。得到依归，成效就可以预期。况且各学相互衔接，事情贯通为一体。提纲挈领，成效自然迅速。这样或许可以洗刷学业缺少纲要、功效微薄的耻辱。保存这番私下议论，用来发扬旧有制度。野人把芹菜当作美味，愿意同好者共同分享。把危险变为平安，把失败转为胜利，关键或许就在这里吧！○《群经大义序》经学有微妙的言辞，有宏大的义理，有具体的史事文献，还有取□□□篇。计划编写《群经大义》，大概是除去幽深难懂的内容，选取显明易懂的内容；舍弃糟粕，选取精华。儒者的章句繁多，内容广博却缺少要领，劳苦而功效很少。解释《尧典》两个字，竟然达到三万字。年轻人入学，直到头发花白还不能贯通一部经书。儒学没有用处，实际上是经学拖累了它。如今距离古代越来越远，史册政典日积月累，数量是经传的几十倍、上百倍。西学渡海而来，篇章卷帙繁博，超过中原典籍和诸子史书，流派尤其杂乱；书籍简册繁多，正是古今局势变化的表现。担心学人以烦琐言论主张废弃经学，所以想要摘取其中精华，以便诵习。只是这件事体大而思虑精密，知道困难便退缩，本来就是常情。苏子瞻说：“药物虽然经医生之手使用，药方大多传自古人；如果已经在世间验证有效，也不必都由自己创制。”思虑穷尽而智慧产生，把旧学化为新学。因此取《白虎通义》作为底本，略加编排次序，综合考察原书；对其中长篇义理加以简要概括，略举大纲，共有十二项不可替代之处。东汉初年，中国的经学最为兴盛，天子亲临辟雍讲学，题目和讲义的盛况，远不是贫寒学者所能相比。西汉石渠阁的讲论，其书早已亡佚；各书引用的，也只有几条。只有《白虎通义》巍然独存，是中外独一无二的著作，这是第一点。两汉博士由少逐渐增多，增设到十四位，成为古今盛大的会合。博士严守师法，专门成家；魏、晋以后不能再有这样的规模，何况十四位。而且博士身份尊贵，供养很难。明帝时正值全盛，凭借国家的俸禄和官位尊养他们，才能供给他们聚集京师，同堂讲论，这是第二点。东汉距离古代不远，孔门传授的师说渊源可考，不像魏、晋以后分门立户、党同伐异。东汉以后，师法绝传；《白虎通义》纯粹保存了邹、鲁之学的微言大义，远非后世所能达到，这是第三点。古代典章制度，一部经书不能全部完备，所以汉代经师围绕设置明堂、兴建辟雍等问题彼此辩难。十四位博士聚集一堂，各自拿出所藏的学说来应答诏命，能够达到完善美善，没有抱残守缺的遗憾，这是第四点。参加讲论的既然都是高明贤者，诏命又让班孟坚为他们的学说编次整理，文章斐然，条理通畅而文辞丰赡。所以，这虽然是一部谈论经学的书，文辞和旨意都深厚繁富，却没有注疏支离繁杂、理学空泛敷衍等弊病。即使从文章方面来说，也不是后世作品所能赶上的，这是第五点。它如何划分古今、调和弥合各种争论，使儒林中的争辩归于一致？当时古文虽然兴起，却还没有形成流派；辨析异同，不敢掺入各位先儒的说法，严格遵守师法，志趣相投，尊仰孔子，古文后出的说法，百条中也不取一条。不像魏晋时期，事情杂乱、言辞繁多，以伪乱真，这是第六点。《艺文志》所著录的各书，当时全都收藏在旧府库中，如今却百不存一。以现存的《公羊传》《▯传》来看，当时原本都还保存着，所以其中有许多后来散佚的文字。例如“伯姬归于纪”，说明她在等待婚期；以及讥讽娶母族之女的文字，都是今本所没有的。《乐记》引用八音配八风的话，今本也已经散佚。《▯》《梁》写作“三军”，传文中有脱漏，范氏因此怀疑传文。这部书独自保存了古本全文，比范本优胜得多，足以补正今本的地方很多，这是第七点。魏晋以后，儒生专门尊奉郑学，完全失去了各家本来的师法，逐渐流传到六朝。唐初的正义不知取舍，这是经学的一大灾难。这部书中遗留下来的古文典籍，一字价值千金；例如“三公从守”、顺应八风来施行政事，《论语》中天子一天吃四顿饭、取自四岳所贡等，保存了数十上百条古文遗义。又如伪《古文经传》以及《毛诗》古书中所说的“《周礼》公孤百十二女”、周制七千里、司空缺官之类，在那些伪书中根本没有记载；这些真实的文章和秘传的记载，实在值得珍藏，这是第八点。道德、天命、阴阳、五行，是皇帝治国的家法。后来的儒者错误解释，在平治天下、修身齐家之外，另立所谓的道德，引导天下学人一同归于禅寂。这部书阐明皇帝之道出于上天，不像后儒那样只谈王道、霸道而没有天下大局，使圣人之教局限于一隅，不能收到使人尊亲、继承前代、开创太平的功效，这是第九点。自从马融、郑玄的学说兴盛以后，孔子之外又另立周公、文王为宗主，和博士们天天寻求仇隙。比如《五经异义》，固守成说而病入膏肓，今文、古文互相争斗攻伐不止；如果仍然任其异同纷争，经义怎么能够统一？这部原书不分别标明姓氏，本来就是为了阐明长远的大义。又把史书当作解释经书的材料，把经书看成糟粕和刍狗，开启了后人废弃经书的说法。这部书开头论述六艺，推及各种德行，承继过去并思考未来，可以成为万世师表。儒者还不如吏员，学校蒙受羞辱而忍受诟骂，顽固之气反而更加坚强。以此书建立根基，便另有一片学术天地，可以使我纵览遨游；既获得真正的权衡标准，足以夺去迷惘，这是第十点。国朝经学起初夹杂心性之说，后来又困于音韵训诂。列举记录虽然很多，却仍然属于门外之学。陈氏的疏证承接前人的事业而增饰润色，后来居上。既然学习了这部书，阮王的经解都可以束之高阁。再说，原文不过五万字，纲领全部具备；义理虽然深奥，文辞却极其显明通达，蒙学儿童诵读此书，难道还要再读全经吗？小学以上，专门研究王道、霸道，就可以读《春秋》。一开始学习便得到宗旨，不会迷失在歧路上；功效巨大而事情简易。从此经籍光明昌盛，这是第十一点。汉、宋的章句烦琐破碎，夹杂鄙俗语言，旧日学究把经学当作钻研音训、空泛议论的学问，一旦进入仕途，心思便完全改变，平日所学没有一点用处。这部书可以代替专门讲说政法的普通教材，使人洞悉纲领，然后再选择一部经书专门研治，以简明驾驭繁杂，容易取得成效。而且经学切合人事，和史学、政治掌故、地理沿革彼此相互印证。读经是各门学问的准绳，博览群书又是经学的辅助。研究这部书，才知道经学统摄中外学术，应当与地球相始终。后来的一切论说，都可以屏弃不用。学术一旦明确，人才就会日益增多，这是第十二点。

译只是现在设置学堂，专门招收中等资质的学生；古代那些成就学业的人，隔很久才能见到一个。董、匡、刘、韦四人，有的学问通达天人，有的是功勋世家、宰辅之才。考察他们所用的功夫，仍然是专治一经。这四位先生的事业，二千年来不可多得，尚且都专治经学。如今中学堂中百千万亿的学生，能够做到这样，也就足够了。却偏偏拿古代聪明绝世的伟人都不能、不敢做的事情，强加给芸芸学生，这有什么仇怨，竟要把他们陷入深坑呢？况且专治一经，经学反而能够保存；兼学各种经书，经学反而会灭亡。前车之鉴清楚可见，正是前代贤人所叹息的。学生借这部书作为经学的普通学习，选择一经作为专业；又把全经作为普通学习，再选择一种官职作为专业。道路虽有千条万径，最终都以适合国家需要为归宿。既然已经达到为国效力的目的，何必一定要偏走歧途，白白劳苦车马呢？从管中窥见太阳，终究胜过在雾里看花。至于董、刘诸人的政事文章，都是从宫廷事务中取得，在处理身边事务时随时遇到原理；由精深而博大，能够应变而没有固定限制。这是因为各部经书包罗万象，能够广泛应对而无穷尽。然而不专精就会熟视无睹，只有在本业之外尚有余力，才可以学习文章。一个国家同时设置三位公卿，最终仍会一事无成；求学的人也不过是随众进退，敷衍度日罢了。所以古人的博学，是由专精而成的。过去关于经传博大与简约的说法，全都被误解了。心中没有主旨，所以功课繁多；即使是教书的人，也苦于贪求广博、追逐繁多，实在难以成就学业。借这部书作为老马，改道在前面引路，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因为它简明扼要，便把各种学问兼收并览，就会辜负编录者的苦心。《王制》一册，包含典章考证而且还有余裕；《春秋》一编，就是二十四史的范本。必须先分别划分学科、经书、官职和事务，各自研究其所长，合起来才成为完整的善治。学堂有数百万人，每个人都有一方面的长处，那么每一门学问可用之才不会少于万人。即使是专门人才，又何必担忧没有用处？如果要求一切都完备，拿周公的才艺来要求每个学生，人在清静夜晚反省自己，也应该会发笑。即使人人都是周公，任职之外的那些学习也都属于徒劳。时局需要人才，还想另辟快速成才的道路，本来就有迫不及待的形势。与其一天学习十多件事情，让一个人遍读四库全书，内容庞大却没有实际用处，徒然仰面靠屋叹息，不如改弦更张，仿照速成科目：一个人十年的课程，分给十个人学习，一年就能学完；再分给二十个人，半年就能学完。中外学术各有专科和老师，一年都可以取得成就。用这种办法追求速成，那么“三年之艾”，怎么能说终身都得不到呢！外国学校的章程，译者恐怕会失去它的宗旨；否则，就会明白于局厂事务而昧于学校教育。广泛考察四国的情况，原本并不完全相同，彼此商议斟酌，或许可以得到改良吧？严复

译上皇帝万言书 臣听说，跛脚的人不会忘记鞋子，独眼的人不会忘记视觉；一个人尚且如此，何况国家呢？古今中外的君主，那些奋发振作、平定乱局、奠定基业，功绩显著于当时、福泽流传给后代的人，大多是在国家积弱难治的形势下，在关系存亡危急的时刻奋起，最终大有作为，并不一定要承受先人的恩泽、继承前人的光明，坐享富强的余烈之后才可以有所作为。中国是大国，土地广大、人民众多，拥有四五千年的教化；五洲各地的国家，与中国相比都相形见绌。只是如今大势危急，若不治理就将灭亡，这是有识之士共同忧虑的事情；可是朝廷却松懈怠惰、贪图安逸，只求苟延岁月，一隅发生警报，君臣便相顾失色，严重时甚至停止上朝、痛哭流涕，不知道该怎么办。满朝官员，没有一个能替陛下谋划一策、提出一谋来抵御侮辱、威慑敌人的，只是一味容忍【疑误字】、顺从敌人的要求，好像偿还欠债一样，求得责任解除，彼此相对欢喜，仿佛打败了强敌。见到兔子以后，仍不想起回头叫猎犬；羊已经逃失，也不想修补羊圈。臣身居草野，抬头观察朝廷的作为，私下实在为此痛心。臣听说，古今有不能治理的国家，却没有天下永远不可治理的时代。陛下如果果真想有所作为，那么臣如今所说的话，未必没有可以采纳选择的地方，惟愿陛下留心明察。臣认为中国积弱，到今天已经达到极点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十分之七在于内政，十分之三在于外患罢了。可是天下人喧嚣不安，好像专门把外患当作最紧急的事情；这就是所谓只从表面议论。即使只谈外患，它发展到今天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其先机发动于明代和国朝之间，而在道光、咸丰年间明显发展出来。假如当时已经看见它显著的迹象，我国君臣上下能够坚决而深切地探究、详察它的由来，预先准备好应对的方法，那么所谓外患，只出现一次便不会再出现了。可惜当时骄傲而不加谋划，使它再次出现、第三次出现、屡次出现，却始终不加以解决，于是才有甲午东方之战。这次战败所受的耻辱还不算全部，更有超过战败本身的耻辱。我国的权力，于是被天下各国完全看透；即使想像以前那样苟且延续岁月，也已经做不到了。然而各国还不敢轻视中国。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振兴，只是因为不知道外部情况、不求自我奋发罢了。假使中国一旦了解外情、寻求自强，那么凭借它土地广大、物产丰富、君权集中，富强的成效谁能抵挡呢？如今中国这样的大国却受辱于日本，他们想来会认为中国将要了解外情，深深以不能振兴为忧虑，并努力追求所谓自强吧？这就是东方战事以来，外国人对中国的关注和观察，比从前深十倍的原因。我国朝廷内外上下的一举一动和意向，无不被他们深入探究、详细议论。为什么呢？因为对中国寄予的希望很深，所以观察得特别仔细。然而，说他们是出于爱护中国，那又不是这样。不爱护中国，为什么还要对它寄予深切希望？答案是：他们害怕中国最终不能振兴，从而激起战乱之心，破坏各国相互平等制约的局面，引发大规模战争，使百姓陷入涂炭。因为今天各国的形势，与古代战国不同。古代战国以兼并为目的，而今天各国谨守平等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宋、卫、中山不能存在于七雄争霸的时代，而荷兰、瑞士、丹麦却还能在英、法、德、俄之间保存国家。况且一百年来，船舶和武器日益更新，军事开支日益增加，各国衡量长短、谋划攻守的方法也日益精密；两军交战，即使最强的国家也没有万全的胜算。胜负有时不同，死伤却都很多，而且一旦争端形成，往往世代相互仇恨，所以各国都很重视战争。假使中国一旦自强，能够同各国比较权力、衡量实力，那么它们就会暗中消除侮辱、掠夺和觊觎中国的念头，对我国的要求不过是通商利益罢了，不必图谋我国的土地和人民。只有中国最终不能振兴、无法自立，那么这片五洲最肥沃的土地无论被哪个国家得到，都可以凭此鞭笞天下，平等权利相互制约的局面也就会毁坏。由于担忧这种情况，各国势必要争夺，争夺就不能不尽力。这样看来，必须等中国自主的权力丧失，全球的杀机才会发动。可是，各国哪里愿意这样做呢？只是为了争取生存、自我保全，形势逼迫它们不得不如此。所以臣说：各国都希望中国自强，正因为希望深切，所以观察得格外仔细。如今外患乘隙侵入中国，古代早已有过。然而那些外患都是因为中国衰弱而且混乱，对方才能从中获利、达到目的；而今天各国大体说来，它们的用心起初并不是这样。所以，单从外患来谈，今天治理国家反而还比古代衰乱末世容易。事情容易做却不能做，原因就在于内政没有整治，积弊深重而难以挽回；外患虽然紧急，却还不是我国病根所在。因此臣说：今日积弱，十分之三由于外患，十分之七由于内政。内政究竟怎样呢？就是法制已经败坏，却不知道改变。臣听说，天下有万世不变的道理，却没有百年不变的政法。所谓道，是凡有国家、有人民都不能违背的。从远古直到今天，从中国到五洲，只要形成群体，就没有不发生彼此生养、彼此保持的事情。既然有相互生养、相互保持的事情，那么仁义、忠信、公平、廉耻这些实质性的原则，就必然要在其中实行；否则群体就会立即衰败，种族也会逐渐灭亡。至于法制却不是这样。古代圣贤根据一时的需要，以不变的道理制定可以变化的法制，只是为了有利于群体彼此生养、彼此保持罢了。所以，社会的质朴与文饰交替变化，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是如此。即使有神圣的祖宗，明白地告诫并切切训诫后代，希望子孙世世代代遵守，他们的意思也只是说：假如国内的人民财物、国外的敌国永远与今天没有不同，那么我们的法制本来可以使天下处于极安定的状态，历久而没有弊病。绝不会说，情势已经不同、事情已经变迁，世道变化正急迫，所制定的法拿来衡量现实已经无法实行，却还责令子孙谨慎守法直到国家危亡；这是明摆着的。

译臣曾私下读过中外各国的史书，看见海外各国一旦建立，作为统治者的往往都是一姓相传，历经一千多年而不改变。即使中间改行民主制度，废掉旧君，后来复辟时，也一定重新寻找他的后裔来继承，例如法兰西从前的庐夷就是这样。至于英、德、奥、日、比、义等国，旧有的政治制度尚未毁坏，做君主的始终只有一家。唯独中国却说一姓不能再次兴起。三代以前以来，统治这片土地的姓氏不知更换了多少，治乱兴废像循环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司马迁说：“事物走到穷尽就会发生变化，发生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穷尽、变化、通达、长久，使人民不会厌倦。外国在困窘时知道改变，所以能够随时代推移而长久存在。中国厌倦了却不思通变，所以必定要等新朝建立后重新改革制度、增减损益。假如中国厌倦时能够通变，吸取后来制度的得失，预先加以调整，顺应时代变化而与时俱新，那么从夏禹直到今天，只会有改革制度而不会有更换君主，子孙承受祖业、千年不坠也是可能的，何必像汉臣刘向所说，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呢？况且君主的大事，没有比效法祖宗、敬畏上天更大的了。敬天，就应当考察上天意旨所趋向的地方；法祖，就应当体察祖宗遗留下来的谋略中最重要的内容。上天的意旨从哪里考察？从亿万百姓的情况中就可以知道。祖宗留下的谋略从哪里体察？从自身的实际处境中就可以得到验证。近年以来，四海百姓哀号不已，捶胸顿足；无论知情还是不知情的人，都争相谈论变法，而且说中国如果长久这样下去，永远不再改变方针，就会有土地分裂的忧患，臣民被奴役俘虏的祸患。民情如此，上天的意旨也就可知了。并且臣知道陛下之所以谦让迟疑，始终不忍谈变法，是因为看重子孙不应轻易改变祖宗之道。这确实是陛下以孝治国的崇高表现，是无人能及的盛德。然而臣愚昧地私下认为，这样做错了。请允许臣就陛下个人的心意来说明这一点。假设现在陛下因循守旧导致国家衰弱而愤慨，不得已审察形势、顺应时势，制定一整套法令来补救；这些也不过是陛下一时的谋划。可是千秋万岁以后，陛下圣明的子孙所处的时代，即使当初需要救治的情势已经不存在，他们仍然战战兢兢地遵守陛下的法令，以至于法令已经无法再实行。甚至由于拘泥于法令，使人才匮乏、财赋困穷，内忧外患纷纷到来而无法支撑；到了这种地步仍不改变，宁愿让宗庙社稷倾覆、族姓降为奴仆，陛下认为这算孝吗？难道还会害怕改变道路、改换弦索，同天下重新开始吗？臣愚昧，却知道陛下必定不会这样做。既然如此，上天的意旨没有比使天下百姓获利安宁更急切的，祖宗留下的谋略没有比保全世代、延续统绪更重要的。已经败坏的法度，就像祭祀后的刍狗，不能重新拿来使用；正是上天和祖宗日夜希望陛下及早改革的地方。普通人的智慧尚且能够明白这一点，何况陛下至圣至明，难道会不懂这个道理吗？如今陛下统治九万里中国，抚育四百兆人民，所拥有的荣盛事业可以说达到极点了。然而仔细说来，陛下所承受的责任，实际上比古代帝王重百倍；陛下所处的时代，也是古代从未有过的危急。关于国家的富强、人民的智慧勇敢，臣愚昧而不知避讳，不敢只说悦耳的话欺骗陛下，私下认为没有一件事赶得上海外各国。中国之所以至今还能保全，是因为过去外国人不知道中国的虚实。甲午年以来，中国的真实情况已经暴露，形势也已经屈服；可是外国还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是由于各国彼此牵制。因此中国今天最大的祸患，是让外国人完全知道我国无力有所作为，然后暗中相互约定、放纵其欲望，不用战争就瓜分我国。假如它们的约定已经定下，即使有圣人，也无法替陛下谋划了。替陛下谋划，务必要赶在这个约定尚未形成之时；这就是臣所说的时势极其危急。何况去年德国人占夺胶州，外国人想要做什么，已经更加明白，不必再观察了。东方的俄国和日本气势汹汹，议论者推测它们一定会发动战争。战争一旦发生，无论谁胜谁负，我国都将有池鱼之忧。臣恭敬地思念上天和祖宗把宏大的基业交付给陛下，皇太后又扶立有德之君，本来都是希望祖宗的江山万世安定。而且假使中国一旦分裂，这四百兆黄炎子孙的种族，无论满、汉、蒙人，都将永远成为下等民众，遭到欧洲人的轻蔑和践踏。陛下即使把帝位看得如破鞋一样，不替自己谋划，又怎能面对九庙在天之灵以及皇太后千秋万岁的奉养呢？又怎能面对中国普天之下臣民爱戴陛下的心意呢？这就是臣所说陛下承受的责任比古代帝王重百倍的原因。陛下承受的责任如此重大，所处的时代又如此危急，那么陛下即使只想应付眼前、忍耐到永远，也不可能了。然而处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想要讲求变革、谋求富强，即使臣极其愚昧，也深知陛下难以做到。古今谋划国家、挽救时局的方法，综合考察其轻重缓急，不过是“标”和“本”两方面罢了。标在整顿财政、讲求武备、选择盟友、与邻国友好之间；本在建立政治制度、培养人才、改变风俗、收拾人心之际。形势紧急，就不能不先处理标；形势缓和，就可以深入考虑根本。因为形势紧迫而不先处理表面危机，立刻就会覆亡，根本又从何谈起？不过，标也绝不能孤立地建立。假使根本已经大坏，那么标就没有可以依附的基础；即使竭力治理表面问题，最终也不会成功。因此，标与本都是治理国家不可偏废的方面；若不是对二者都极其明达，权衡得十分恰当，并且按次序谋划实施，本来就不可能成功。要审慎权衡，就必须审察时势，使内政外交的症结所在都清楚显现，不存只有表面影响的疑惑；这本来就是事情中最困难的地方。

译而且臣说：如今我国的富强、人民的智慧勇敢，没有一项赶得上海外各国，并不是我敢于毫无根据地说这种话，压低自己、抬高别人来欺骗陛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来历已经很久远了。请允许臣为陛下深入说明。臣听说，建立国家、形成社会的道理，在统一而没有外患的时代，以长久安定、长期治理为主要谋划；在人民分散、土地分割、【原文“地▯鬼德齐”疑误】的时代，则以富国强兵为紧要策略。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不过，富强达到盛大，必须等到人民有智慧以后才可能；而人民的智慧勇敢，又必须经过竞争和磨炼才能日益进步，这同样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欧洲的土地，相当于我国殷、周之间的时代，其中以希腊最为强盛，文物制度和政治都很文雅完备。希腊中途衰落，于是有了罗马。罗马，就是汉代所称的大秦。它差不多实现统一了，后来政治混乱，民俗相互抗拒，上下都争逐利益，背弃公义而营求私利。在这个时候，哥特、日耳曼等种族起来乘隙进攻。于是从此欧洲分散成十多个国家。各自建立君长，种族之间互相矜夸，彼此磨炼，以胜利为荣，以失败为耻。他们所争的，不仅限于军队和疆场之间；从农业、工业、商业，到文辞、学问，甚至一名称、一技艺这样细微的事情，也无不如此。这就是它们开始时互相猜忌，最终却彼此成就，日益进步，直到近一百年来，富强的成效竟达到其他洲所不能相比的程度的原因。虽然说是人为的事情，但也由于它们的地势分离破碎，才造成了这种结果。到了中国，北起龙庭、天山，西边沿着葱岭、轮台一带的界限，东南以大海为界，中间数万里土地，山河相连，完整绵延；这种地势有利于统一而不利于分裂。所以在先秦、魏晋、六朝、五代这些动乱时期，即使一度处于分裂局面，最终仍归于统一。统一之后，若有君王兴起，对内修整纲纪、用法制使之整齐，对外收服藩属、以宽厚的羁縻政策安抚它们，那么用来抵御四夷、安抚百姓、求取长治久安的措施就已经齐备了。圣人的治理方法虽然不同，但他们谋求使天下达到极度安定、不再陷入危乱的心愿却是相同的。圣人的意思是：天下已经得到治理、已经安定了，我把治理安排得极其周密细致，使后世子孙谨慎遵守我的法制，彼此生养、彼此保持，永远享受安乐利益，不再发生动乱；治理之道达到这种程度，也就足够了。我哪里还需要富强呢？因此他们留下谋略、著成训诫，崇尚沿用而慎重改作，重视述说古法而轻视谋求创新。他们谈到理财，就重视农业根本而抑制工商末业，致力于节约支出而不急于开辟财源，告诫人们不要进取冒险、重视知足，关键只在于使百姓不受冻挨饿，并能够调剂丰歉、供应租税罢了。他们谈到武备，就只取用来查究奸邪、预防非常，以表示安定时不忘危险的意义。对外没有值得较量长短、足以成为强大敌人的对手，就没有必要每天讲求攻守方法，使武备越发精密。对内让百姓休养生息，免除养兵运粮的烦琐苛刻，也就没有办法积蓄大规模的精锐军队。而且圣人并不是不知道有智慧勇敢的人民很可贵，只是认为这对治理安定没有益处，或许还会危害自己的治理；因此凡是使百姓勉力求学、形成风气的政策，大体都去除异端、趋于相同，表彰纯厚善良、谨慎诚实的人。至于豪侠勇健、重信守诺、树立节操气概的风尚，则都惩治它的流弊而加以排斥。这样做，经过几代以后，天下人就会软弱顺从，容易安定而难以发生危乱，作乱的百姓没有机会兴起。圣人为安置天下所寻求的方法，于是就大为成功了。这种用意也并不一定是要使百姓愚昧、从天下谋利、偏爱子孙，只是认为使百姓长久安定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罢了。假使天下曾经统一而没有外患，那么按照这种道路使上下相互维系，君子亲近贤人，小人享受利益，长久无穷，不再发生动乱危亡；这是一件极其美好、值得愿望的事情，本来远远超过富强。不幸的是，治理国家的事情，弊病常常隐藏在长久安定之中；谋划国家的困难，祸患常常出现在防备之外，从前世以来就是如此。可是今天出现了西方国家，上天借给它们船车交通的便利，使它们突然闯入，打破中国数千年来统一的局面；而且它们凭借一千多年竞争磨炼所得的智慧、勇气和富强，来同我国较量，于是我国所谓长治久安，已经呈现出岌岌可危、不能维持一天的形势。唉！这件事难道只是祖宗没有能够预见吗？即使周公、孔子那样的圣人，程颐、朱熹那样的贤人，他们谈论治理之道、为后世谋虑，可以说已经详尽周全了；然而今天这样的变化，却是他们从未预先考虑过的。今天陛下治理国家、各位大臣辅佐治理，不过是近处考察祖宗留下的成法，远处考察古代圣贤所著述和留下的道理，详细选择其中的内容来施行于政治罢了。然而近来的外交事务，既然是前人没有能够知道、也从未预先谋划的，那么陛下治理国家以及各位大臣辅佐治理，就都没有可以遵循、仿效、依据的成例，来作为应对一切情况的工具了。过去曾想不察外部情况而完全任用我国的法制，可是外国人不但不接受我国的驱使，反而常常导致关系决裂，我国的病势也更加严重。于是又改用柔弱的办法，委曲顺从对方，苛求换得片刻安宁。然而对方的欲望永无穷尽，这种委曲顺从总有一天必然无法忍受。于是陛下才起用寻求能够折冲御侮的大臣，以及能够在下雨前做好准备的辅佐。可是平日国家既没有用这些事情来培养人才，士人也从未把这些事情作为学问，于是人才消耗匮乏的弊病就显现了。陛下又思考整顿武备、修缮边疆以及一切能够建立国威、消除敌人萌芽的办法；而如今船舰武器的费用动辄数百巨万，我国的财政支出用来应付太平时期尚且有余，用来应付非常时期必然不足，于是财赋匮乏的弊病又显现了。

译人才和财赋这两方面，是兴办事业的人必然要依靠的；可是二者都匮乏到这种程度，那么陛下即使想有所作为，又从哪里取得凭借呢？而且臣听说，天下并不是筹集财富困难，而是治理财富困难；也不是人才难得，而是识别人才实在困难。今天中国所处的时势，既然和古代大不相同，那么今天的人才，与过去相比，即使忠、孝、廉、贞的品德不能不相同；他们所具备的、用来应对时艰、谋划外交、辅佐内政的才干，也一定要建立在详细考察古今不同、全面了解四国情况的基础上。既然如此，他们所研究的学问和所提出的意见，也将不同于古代。至于这种不同，并不是陛下和朝廷内的几位大臣、朝廷外的十几位疆吏所曾学习并深刻了解的。既然这样，也就没有办法认识这种人才、区分他们的贤能与否。没有办法认识人才、区分贤否，那么所求取的人才就会隐藏不出，而以游谈惑众、混淆真相的人却日益增多。所以陛下虽然屡次颁下明诏，督促各位大臣办理荐举人才的事情，但他们对外不能不依据虚名来采择，对内不能不根据自己的心意来求取；人才被推荐后，陛下也任用了他们，然而到了实际事务中，事实却不能被欺骗。这样一来，不幸往往会失败，而陛下又不能觉察这些人才并不真实，反而说：如今所谓人才，我已经选取并任用了，可是办理我的事情竟然是这样。于是便认为天下本来就没有人才，或者即使有才也对我国的事业没有益处。这样一来，陛下求取人才的意愿就会衰减，中国的人才也会更加不肯出仕。人才，是国家的栋梁；没有人才，所谓标本兼治都无法实行。在这种时候，陛下想亲自从根本上治理，事情却不会在早晚之间见效；即使做得十分急切，也总担心赶不上挽救国家灭亡。若急于救亡而先治理表面危机，陛下又处处没有人才相助。因此臣说：处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想要讲求变革、谋求富强，即使臣极其愚昧，也深知陛下难以做到。假使中国的人民都像西方各国的人民一样，那么看见国势危急到这种地步，就会相互结伴自行行动，不必惊扰仓皇，按次序安排，自然会有办法挽救纠正。陛下只要恭敬地约束自己、少加干预，顺从人民的愿望，经过几年，我国本来就已经富强了。英国的维多利亚不过是一位慈祥的女君主，并没有特别聪明神武；至于前代君主若耳治，则尤其庸碌昏暗而没有才能。然而英国富强的成效，一百年来横越四海，远远超过古代，靠的就是它的人民自行作为。只是中国人民有不能自行作为的地方，因为几千年来治理国家、更新人民的事情，其所处形势和所用方法与西方人完全不同。人民既然不能自行作为，那么这件事如果不是陛下在上面倡导，就确实无法实现。臣平日曾说，今天中国的法制虽然已经大为败坏，但它之所以形成现在这样，大多是数千年来自然形势流衍而来的结果，各种因素相互对待、相互生成，牢不可破。所以今天审察形势、顺应时机而想有所变革，就必须变甲之前先变乙；想到变乙，又应先变丙。这样继续下去，牵连纠葛、纷繁复杂；如果只从枝节上处理，不但徒劳无功，而且所改的制度也不能长久存在。又何况兴办的事情很多，动不动就耗费财力；如果做了许多事情却成效很少，日久以后必然支撑不住，这也是事情中极其值得忧虑的地方。近年以来，朝廷内外谈论变法以谋求自强的人也不少。有的说巩固边防最紧急，于是请求训练陆军、重新建立海军；有的说理财最重要，于是请求修造铁路、开采各矿、设立官办银行；又认为事事雇用洋人不方便，于是议论广泛开设学馆来培养人才。大体上都致力于增加新的措施，却从未说过一句改变旧有制度的话。国家每年的收入和支出有限，而新政日益增加、没有穷尽；新旧措施同时存在，财政自然会困窘。所以臣听说，治理政事的方法，在于除去旧弊、推行新政，并使二者相互配合、各尽其用。比如一个患有痞块的人想要恢复强健，良医诊察病情用药，必定要补益和攻泻同时施行，然后积聚的邪气才会除去，元气才会恢复，慢慢取得滋补的功效。假使他拘泥于不能攻削、恐怕损伤病人的说法，只补不泻，每天服用人参、黄芪，那么即使花费很多钱求取良药，恐怕痞病最终也不能痊愈，积聚的邪气日益坚固，生命的倾覆也就指日可待了。陛下试看看今天各位大臣所做的事情，和这有什么不同？所以臣私下认为，前面所说的各项措施，从治理表面危机来看，形势太过紧迫，恐怕不能救国家于危亡；从治理根本来看，积弊尚未【原文“未▯”疑误】清除，对贫弱也没有帮助。这些事情确实都是各国富强的工具，也是今天不能不谋划的；只是施行时没有得到正确的次序，远处有资助敌人的忧患，近处有耗费财力的忧患，对于真正的自强，取得它们还很遥远。为什么呢？把它们当作标，救亡图存还有比这更紧急的事情；把它们当作本，追溯源头、求得终局，又还有比这更优先的事情。臣曾放眼观察时局变化，早晚思考，既深知大局极其难以谋划，又非常希望陛下不能不努力。在变法以前，陛下最急切应当实行的有三件事；变法以后，陛下首先应当实行的有四件事。狂妄之人的话，圣人也会加以选择。屈原不是说过吗：“如果我所说的不是忠言，就指着苍天来证明吧。”只希望陛下俯身听取臣的意见罢了。臣所谓变法以前最急切应当实行的三件事，第一是联合各国的友好关系。如今欧洲各国的事务极其纷繁；概括说来，大体不过是英国、俄国两大势力所采取的行动罢了。英国最为孤立，俄国则有法国、德国同它结盟。它们之所以联合，是因为三国都把倾覆英国作为谋划。英国的海权最大，商业利益也最为丰厚。它拥有五个最大的属地：印度、南澳洲、北美的康纳达、非洲的好望角等。尤其重要的是，从本国绕过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经过苏尔斯、红海，抵达印度洋，再经过新加坡北端进入我国东部海域。沿途的岛屿和港埠，好像设置的驿站一样，首尾相连、不断延续，用来储存煤炭、转运粮饷；再以遍布全球的海上航线作为辅助，这可以说是掌握了五洲交通的锁钥。其他国家出海经商，都要仰赖英国，而英国却不需要依靠其他国家。然而因为设置港埠很多，所以即使国家耗费极大，也不能不大量设置海军加以弹压；这两件事彼此表里相应。

译至于俄国的国势，则和英国相差很远。英国是岛国，俄国处在大陆，地势平坦开阔，跨有两洲，游牧、农业、渔业的利益最为丰富；陆军编制人数之多，天下第一。若能善于治理并守住本国，再收服葱岭以西的部落，就已经蔚然成为强国了。然而自大彼得兴起以来，俄国始终遗憾没有四季不冻的出海口，因而商业利益不能扩张，国威不能畅达。一百几十年来，俄国君臣处心积虑、不遗余力的事情，只有这一件；拓展土地、开辟疆域还在其次。维特海、白海都结冰，不足以停泊船只；黑海虽然宽阔，内有君士但丁的限制，外面地中海东西两端又都由英国人控制门户，俄国无法施展志向。从前俄国想向南打通波斯、阿富汗，进入印度洋；可是这又是英国人必定争夺的地方，俄国即使死伤惨重，也不能进入一寸土地。咸丰末年，英国因中国多事而伺隙蹈瑕，轻易取得我国黑龙江以东地区，于是俄国开始拥有海参【原文“山威”疑误】自由港口，它在东方的谋略也以此为起点。从彼得堡到海参威，一条道路贯通两海，中间有六七千迷卢，多是偏远荒寒之地；俄国不惜筹集数百兆的费用，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来使它们相通。英国打通海路，俄国打通陆路；道路建成以后，就可以夺取英国的商业权力，大大实现其志愿。唉！这样的谋划，可以说是高瞻远瞩、掌握长远形势了。不幸道路尚未建成就发生了甲午之事，高丽失去【原文“失▯”疑误】，我国军队又遭败亡。日本不断蚕食这个上国，而且已经有可能妨碍俄国几十年惨淡经营的大业；从形势看，这是俄国不能不争的事情。于是俄国既然以援助我国为名，英国自然不能不联合日本；至于法国、德国，则是俄国明知自己兵力单薄，所以拉来作为重要助力的。法国支持俄国已经很久；它支持俄国，是因为憎恨英国，并且想报复德国。俄国一旦采取行动，就会影响两国的轻重得失；德国不能树立腹背受敌的局面，所以不得已转而加入俄国一方。然而过去俄、法相衡，而德、奥想要结成同盟。假使法国报复德国的志愿日久衰退，那么俄、法的交情也许就不可依靠了，大体上不过是各自适应自己的事情罢了。这就是西方各国的大致情形。至于泰东今天的局势，俄国和日本几乎有解不开的深仇。日本对于俄国援助我国，怨恨较浅；对于俄国借我国之名谋取自身利益，怨恨很深。而且俄国人在韩国所做的事，更使日本人【疑误】无法出这口气。所以从乙未年到现在，两国仓促紧张地争相备战，整顿军队、储备粮食，没有片刻安闲，致使我国沿海米价因此上涨。我估计日本还没有同俄国彻底决裂，只是因为英国的援助还不足以深信依靠罢了。英国本来是海上的强国，过去泰东西方一有事情，英国没有不主持其间的。但近些年来，它却独自像是谦让不及，不敢首先行动，这也是有原因的。海军军费已经很重，属地又多，恐怕贫困的巢穴容不下它，这是第一点；它的政治已经形成民主制度，民主国家不太把兼并土地看作利益，这是第二点；它深受各国嫉妒，自己也担心孤立，这是第三点；非洲南北都在移民开拓新土地，同各国每天发生争议，国事已经繁多，这是第四点；过去的成就极其宏大，如今即使不再争夺，也已经拥有许多厚实的基础；争夺而获胜，所得并不多，争夺而失败，国家荣誉却会骤减，所以它常以保持盈满、保全安泰为务，这是第五点；君王后已经享有国政六十年了。她即位以来，国家日益富强，自己的身世和声名也都安泰，这是前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因此执政者都想着保全晚节，不忍轻率行动，这是第六点。由于这六个原因，虽然武备日益修整，力量足以同人争先，却无论做什么都采取慎重态度；这大概是去年以前英国人的政策。然而我听说，近几个月以来它稍有改变。既然改变，那么英国、日本这两个岛国就一定会相互扶持，共同阻挡俄国向东扩张；俄国如果不肯退让，东方的战事就开始激烈了。至于开战以后，各国的离合错综，以及胜败的可能，虽然有明智之人，也无法预先判断。过去甲午战争时，各国都认为日本必定危险；去年土耳其与希腊交战，评论者又都认为希腊应当获胜，等到事实明白后，却全都同先前所说不同。因此事变到来时，实在不是我这样的愚人所能预先决定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我国必定会受到它的敌害。外国的事情，仿佛海流一样：海面波澜平静时，蛟龙鲸鲲在涛波中飞翔游动、奔突奋进，尽情嬉游，都有宽阔余地，不足以造成祸患；等到海流聚成海啸，水势混乱激荡，水中的各种怪物都郁积暴发，任意横行，只求发泄而无法抵御，凡是被冲击的地方，田地、房屋和百姓住宅没有不遭灾的。因此，对于眼前东方的祸患，如果有办法可以消除，就应当赶快及早安排。我遍观欧、亚两洲，能够消除这一祸患的，只有中国；中国之中，又只有一个人，就是皇帝陛下。假如现在陛下果断作出圣断，颁下降恩的诏令，让负责筹划的臣下筹集数千万款项，准备十多艘战舰护卫；上请皇太后暂时监国，率领数百名亲信贤能和亲近重臣，渡海访问西国，逐一拜访所有订有条约的国家，同它们平等相见。宣告说：中国天子有意治理国家，如今前来访问，是希望有办法联合各国君主的友好关系，以维持东方太平的局面，保护中外百姓。从今以后，凡彼此有利的事情，如通商、公法等，合乎道义而可以答应的，我们都将全部答应，毫不吝惜。并且我们将变法图治，使中西永远和协，只希望各国帮助我国。至于那些暗中谋划、无视道义、侮辱并夺取我国土地、践踏我国人民的国家，我们将同有道义的国家联合起来抵御并讨伐它们。这样一来，还不等陛下的话说完，五洲就会称颂陛下圣明英武，东方各国争斗的祸患也就消除了。

译我恭敬地想，陛下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今帝王从未遇到过的；那么陛下因应时势、开创事业，也应当做出帝王从未做过的举动。陛下如果采纳我的意见，对上可以使宗庙永远安定，对下可以拯救亿万百姓、振作他们的志气，对外可以解除东西方各国不断的战争，消除它们的祸患。陛下这一举动，远远胜过尧、舜、禹、汤、文、武。这是我恨不得替陛下极力祈愿的大事。帝王之间的会同，在西国也是年年都做的事；但如果由陛下来实行，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在西国虽屡见不鲜，在中国却是旷古未有、极其非凡的事。至于亲自踏上那些国家的土地，还可以了解中西政治和风俗的异同。了解异同，就可以据此施行因时应变、改革治理的政策，其益处非常多，不是我所能一一详细列举论述的。第二，是凝聚百姓的心。我听孟子说过：“兵器铠甲不是不坚固锋利，粮食不是不多；丢下这些逃走，是因为地利不如人和。”贾谊也说：“圣人有坚固的城池，是因为百姓将为我而死，所以我能同他们一起生存；百姓将为我而亡，所以我能同他们一起灭亡；一旦失守将使我危险，所以我能同他们一起安定。”到了宋朝大臣苏轼告诫他的君主时，也反复强调，深深凝聚人心是根本。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建立国家的道理，从来没有在人心尚未离散时国家根本就已经动摇的。处在天下一统、没有外患的时代，这一点本来就很重要；处在势力相当、彼此抗衡的时期，它的重要性更增加一倍。这实在是陛下应当警戒、畏惧，并且始终放在心上的事。我恭敬地想，圣清受命以来，自从入关定鼎，首先革除了有明一代的弊政，建立法则、垂示制度，特别重视优待百姓；刑罚、赋税、差役等，尤其反复审慎详察。大约本朝十有一叶、二百五十余年之间，从未使用过一种虐刑，从未增加过一项苛税，从未兴办过一次暴虐的徭役。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安乐和谐，有的人甚至不知道征税和差役是什么事情。这种爱民的德行，不仅远远超过前代，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无论大小，都从未有过的。国家如此惠泽保护百姓，而我仍然以深深凝聚人心来告诫陛下，并没有别的原因：善政实行久了，百姓就习以为常，把它当作本来如此，不再知道感恩；鄙陋的旧规太多，官吏就会借机屯积私利，下面的百姓便会憎恨他们。尤其严重的问题，在于尊卑之间隔绝太远，上下的感情不能沟通。亿万军民即使想向陛下表达爱戴、效尽忠诚，也没有途径做到。我私下曾观察西方国家，大体说来，民主国家的军队最能苦战，也不容易失败；如果有能干的人做将领，所遇之敌都会溃败，华盛顿争取自主、拿破仑起兵初期就是如此。君臣上下，彼此看得见、相互亲近，安抚、教导、训练，完全像一家人。次一等的是将领尊贵、君主高高在上，双方地位隔绝，用利益招募、靠威势驱使；最下等的就是这种情况。百姓勇敢或怯懦的资质虽有不同，但贪生怕死的感情却是一样的。在战阵之间，之所以能坚守作战至死而不离开，必定是因为有无法推辞的恩义或利害关系。真正民主的国家，军队之所以最强，大概是因为它表面上说是公共战争，实际上却像每个人为自身而战。所保护的是公共的产业和国土，所讨伐的是全国共同的害虫和仇敌。胜利，人人都荣耀安宁；失败，人人都忧虑受辱，所以临阵时争先向前，即使受挫也不溃散。其次一等的，是因为受到恩遇、顾念道义，不忍抛弃国家。而且君臣上下既然彼此亲近，赏罚必然分明，对士兵个人的体恤也一定周到。伤残了有供养残废者的俸禄，战死了妻子儿女也不受饥寒。这样一来，士兵自然会拼死效命而不离开。至于君主尊贵、将领显赫而遥远不亲近，只用利益招募、用威势驱使，百姓报名当兵，就像牛马一样，内心本来冷漠而没有归向，只是迫于饥寒，指望几文钱的口粮来维持生活罢了。到了临阵的时候，他们既不爱自己的君主，也不仇恨敌人；在全军尚未溃败之前，只是因为军法严厉而不敢逃走罢了。然而有时这种军队也可以使用，那一定是国内战争，因为前面有攻城掠夺的收益，后面有官职和保举的优待；其中有一项不存在，军队就会失去作用。至于今天战争如此激烈、火器如此威猛，枪炮性能的优劣相差悬殊，将领贤能或不肖也相差悬殊，这些本来不用说了。若两方力量完全相当，那么胜败的关键，全在士气的振奋和人心的坚固、脆弱。后来的军队如果面对前两种军队，必然会摧枯拉朽，哪里还用说呢！外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各国的君主、将领和官员一谈到治军，没有不把安抚士大夫和士兵作为最急迫的事情。德国君主在宫禁之内专门设立武备学堂，亲自选拔英俊少年，聘请教师，亲自训练。甲午战争时，日本国主也亲自前往广岛，收容抚恤伤亡人员；日本皇后以中宫的尊贵身份，亲自率领妃嫔为军士编织绷带、调制药物，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至于今天中国的事情，可以说令人叹息流泪的，已经太多了。而人心涣散，不知道保护、顾念同胞，忠于君主、热爱国家的真诚最令人悲痛。甲午战争中的辽东，去年的胶州、澳大利亚【疑误，当指澳门或胶澳】地区，其中的文武官员所作所为，以及民情所显露的端倪，我作为一个有廉耻心的人，为国家避讳丑恶，有些事情实在不忍全部向陛下说尽。陛下听说过格物的学说吗？格物的道理认为，一件东西要完整而不毁坏、坚固而难以破坏，必定是因为其中各质点之间的吸引力很大，就像磁石吸铁一样，彼此吸引维系，然后才有抵御外力、自我保存的能力。等它腐败了，质点之间的吸引力逐渐消失，彼此抵抗、离散，这件东西就会解体。如今中国各个质点之间，也可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凭这种状况面对外国，就像拿腐肉去碰锋利的宝剑一样。不过陛下千万不要怨恨百姓没有良善，也应反过来问自己：凭什么来使百姓依附呢？使百姓依附的关键在于取得他们的心，而人心的精微之处，绝不是靠漂亮言辞和表面文饰就能取得的。如今替陛下施惠养活这些百姓的，不过是几千名州县官；替陛下统辖军队的，不过几百名将领；这些人中十之八九都是接受俸禄却偷取百姓草料的人，百姓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们的恩德了。陛下的尊贵，譬如上天；官吏和将领的可怕，犹如鬼神。他们不替百姓谋求生养，百姓穷困受屈又无处申诉，官吏还日日夜夜用征求财物、敲打鞭笞之类的事情来威逼他们。百姓生活在这样的群体中，不知道有什么值得留恋；士兵服役于这样的军队中，不知道是在替谁作战。那么他们忘记陛下的帝王之力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译况且百姓既然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有什么值得热爱，陛下即使每年筹集无限经费，制造新武器、训练新军，编制整顿、使之步调齐一，全都采用西洋的新方法；平时无事，常派大臣为他们检阅，他们的技巧精密、训练精良，都可以成为无穷的壮观；可是到一旦有紧急情况，就相继重蹈先前覆军的旧路。这就是列御寇所说的“君主的外在形势已经灭亡”，哪里值得使用呢？何况他们未必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议论者会说，从前中国的军队也曾经强大，不必一定像西方人那样做才可以使用。对此我回答说：不是这样。事情的利弊，是比较出来的；军队尤其如此。战争就是同敌人交战，必须经过权变，奇正相生，事事都能同敌人抗衡，才可以称为战争，才有希望取得一次胜利。假如不是这样，那么还没有开战，失败的形势就已经形成了。过去中国的敌人不是西方人，至于国内叛乱，也不过是草寇。和草寇作战，所以即使采用对付草寇的办法，也能建立功劳。这就是湘军、淮军在过去是精锐部队，而如今却非常不足称道的原因。仍然采用它们原来的制度，必定失败无疑。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所面对的对手已经不同了。现在中国的制度本来就同外国相差悬殊，君民之间也必定不能像外国那样简易亲近。然而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应该赶快大略学习它的精神而行动起来。我愚昧的计划，是请陛下利用我前面所说出洋归国的机会，亲自到沿海各省巡察守土，让百姓聚集高呼万岁，瞻仰并认识共同的君主；又亲自训练防军、练军各部队，发布誓告，击鼓激励，振作他们的志气。最近俄皇即位加冕、英国君王后举行金刚钻婚礼，都巡游宴请各部门，听任百姓观看，亲自加以慰劳；当时全国百姓欢欣感泣，人人都有为君主死敌、奋不顾身的心，见识者都说这样的百姓可以使用。中国百姓爱戴君主的心，也正是这样，只是陛下忽然疏远他们，所以隐藏而没有显现罢了。一旦把这种心气振作起来，它就会增强百倍；敌国看到这种情形，自然会产生戒惧。假如四百兆人都爱戴陛下，那么陛下做什么不能成功？想求什么得不到呢？这是最重要的计策，不可忽视。第三，是打破把持的局面。我听说国家变法时，困难有两个：第一是抑制侥幸求进的门路，第二是打破把持的局面。所谓侥幸，是就新进之人而言；所谓把持，是就守旧之人而言。然而抑制侥幸已经困难，打破把持尤其困难。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国家正在奋发有为的时候，势必要打开功名之门，打破常规来等待非同寻常的人才。那些靠侥幸求进的人，内在本来没有什么才德，却有意于天子的爵禄，于是广泛结交、谈论，严重的甚至拜访私人门第，馈赠财物以求进取。即使这样取得进身机会，如果这个人极不贤能，任用他的人就会感到为难；议论他的人也可能揭露他的短处，或者他因才不称位而失败，那么终究不会有侥幸可言。所以压制他们虽然困难，实际上却容易。至于把持的局面难以打破，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靠侥幸求进的人都是小人，但在把持局面的人中，也不乏君子。只是这些人不了解当世事务，不审察实际的道理和形势，于是坚持自己的偏见，凡是可以共同治理国家的人，他们都要竭力争辩，即使刑罚贬黜也不顾惜；他们所援引的，往往是祖宗的法制、贤圣留下的文章，以及君主应当效法遵守的原则。而且人情常常喜欢因循守旧、害怕改革，所以持论平和的人往往很多。等这样的人多了，即使凭君主的权力，也有不能同臣下争胜的时候。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可以说是英明君主的壮大计划，然而同他的臣子公孙成反复争论十多次，才得以实行自己的意图。宋朝王安石的新法，虽然实行后不全都合乎道理，但也是挽救时局不得已的办法；当时帮助和辅佐他的人少，攻击排斥他的人多，于是党派争论混乱，宋朝的政治也振作不起来了。不过这还只是君子的把持，它对国家的危害就已经如此。至于小人的把持，手段更加巧妙，它造成的祸害多得无法一一指点。大体说来，君子的把持产生于智慧思虑不周、意见偏激；小人的把持，则只是出于谋求私利。国家太平已久，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凡是一种制度、一项命令，都有依靠法律规章来获取利益的家族。况且法律实行久了，弊端丛生，其中靠它获利的人就越来越多；一旦有人说国家要改革某项法律，那么某人和某些人所获取的利益，也将随着这项改革一起消失。于是他们就制造各种借口，拼死同主张改革的人为难。因此，法律越是弊病严重，改革就越不能迟缓；而正因为改革越不能迟缓，想要改革就越困难。法律的弊病多少，同私人利益的多少成正比；私人利益的多少，又同改革的难易成正比。小人不是不知道变法有利于国家，只是如果不变法，全国就会失去公共利益；如果变法，自己却会遭受眼前的灾祸。公共利益遥远而难以看见，眼前灾祸迫切而令人忧虑，所以他们终究不会用前者来交换后者。唉！这就是西方讲群体学的人所说的：一定要有能够为群体舍弃自身利益的人，群体才能强盛并不断进步。而且现在中国的困难，并不是一定要改用西方法才会出现。只要使失去私人利益的人很多，那么即使是经典中记载的、祖训中传下的道理，也不能凭借它们抵挡把持的势力。统一律、度量衡并谨慎实行圜法，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大政，记载在《礼经》中，载入《会典》。况且度量不统一、圜法不严谨的国家一定贫穷，这也是计学中的公例。如今中国的数字和钱币制度放任纷乱杂乱，是全世界所没有的。过去曾有人想替陛下制定圜法，以一两五钱为标准，使成色相同、权衡相等；这项制度一旦建立，百姓就无法利用它制造巧诈，官吏也无法借此行奸，货币流通大为顺畅，对中国有无穷利益，这也是富国的根本谋略。可是为什么事情经过户部大臣议覆后，却认为障碍很多，万万不可实行呢？厘金是天下的弊政。我们同外国谈到加税时，英国人常常以此为理由，说他们并不是反对中国征收厘金，也不太计较税率轻重；只是商人出本钱经营货物，必须先知道确定的税则，才能计算利润，不至于亏折。而中国每十里设一卡，百里设一牙，疏密轻重，完全没有固定制度。

译向百姓征取财物而有制度，也是历代君王共同的原则。况且向百姓征税没有法度，上面得到的利益有限，下面受到的损害却很多。把天下合起来计算，国家财富在无形中被耗损的也不少。现在陛下如果试着取来这项制度加以整顿，再看看各省的督抚和官吏，会认为怎么样呢？由此推论，陛下想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就一定会有靠科举考试获利的人认为不方便。陛下想废除弓箭、使用枪炮，毁掉沙艇、改换轮船，停止漕运，收取折色，讲求河工，采用西法，凡此种种，都一定会有从旧制度中获利的人，认为今后的变法极为不便。总之，正如我前面所说，制度越是弊病严重，把持它的人就越多，改革就越困难，无须问它是中国制度还是西方制度。孔子说：“鄙陋小人，难道可以同他共事、侍奉君主吗？如果他害怕失去利益，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近人评论李斯，也说：小人宁可坐视国家危亡，也不肯拿自己一时的富贵去交换。这样的话实在令人痛心！然而我认为，那些把持者的打算也很短浅。譬如树木生了虫子，人身上生了虫子，它们聚集起来吸食，以为自己得计，却没有想到【疑误】：树木会僵死，人会死亡，自己也会随之灭亡。这就是庄周所说的濡需豕虱。假如他们突然改变计策，把国家放在自身之前，把群体放在自己之前，那么自身虽然一定不能获利，仍然可以使利益延及子孙。何况处在富强的国家中，自己未必就一定不利，不过是转变之间的事罢了！因此我的愚见认为，陛下治理今天的中国，不变法也就罢了；既然一定要变法，就千万不要被谋求私利的人所把持。法律制度一旦建立，就不会有人能够独自享受其利益，所以即使到了不得不谋求改革的时候，对某些人来说也一定会有抵触和不安。历代衰末的君主，也都知道国家将要倾覆，想振作整顿。假如改革不会引起抵触，实行起来也不困难，那么古今怎么会有亡国呢？我听说帝王的用心，同普通百姓不同。普通百姓只急切顾虑自己和一家人的利益罢了，但仁人贤士尚且有忘却自身来救助万物的；至于陛下的用心，则只在于有利于社稷、使百姓安定罢了。《淮南子》说：“梳头的人会掉头发。”然而梳头不停，损失的头发少，而得到的好处多。难道还能够因为几个人的私人忧愁，就废弃天下的公共利益吗！所以不打破把持的局面，变法就只是空话。陛下如果确实有意图谋改革、讲求富强，也只在于果断决断罢了。以上三件事，都是变法以前急切应当实行的。因为不联合各国的友好关系，侮辱、侵夺的事情就会接连而来，陛下即使变法也无暇顾及；不凝聚百姓的心，民情就会离散，士气就会衰败，没有抵御外侮的凭借，即使联合了各国的友好关系，也不能依靠；不打破把持的局面，就会动弹不得，即使想变法也不能实行。第一件事关系各国，第二件事关系万民，第三件事则在于陛下的决心。陛下如果采纳我的建议，依次实行，就会成为旷古未有的盛大节略，使政治机关开合运转，使数千年的治运重新转动起来，然后再顺应形势加以引导。至于所谓变法后应当先做的事情，我请求竭尽愚虑，从现在起继续说明。

译《译〈天演论〉自序》英国著名逻辑学家约翰·穆勒说过：“想要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字语言，并且能够看见其中的道理极致，不通晓几个国家的语言文字是不可能的。”这句话起初我还怀疑，如今才深深理解并坚定相信，感叹这种说法实在无法改变。哪里只是零散的语言文字而已！即使是宏大的义理、精微的言论，古人也穷尽一生的精力来研究一门学问。当他有所获得时，把它藏在心中就是道理，运用于口舌、写在竹简书册上就是言辞。这些道理本来都有它们所以获得的原因，也有它们所以被记载流传的缘故。唉！难道是偶然的吗？后人阅读古人的书，却没有研究古人的学问，那么对于古人所获得、作为道理的东西，已经有了切身而精微【疑误】的差异。何况时代久远，简牍沿袭讹误，声音随时代变化，文字的通晓就更加困难；风俗各异，所崇尚的不同，事情和意义也互有差别。这样一来，即使有人勤勉地考订古训、疏解义理，对于古人告诫后学的宗旨，也会更加隐晦。所以说，读古书是困难的。虽然如此，他们所寄托并流传的道理本身仍然如此；假如那些道理确实精深，事情确实真实，那么年代和国俗也不能把它们隔绝。因此，这里没有流传的，在那里可能出现；事情彼此并不谋合，却各自有所相合。考察道理的人，把自己从那里得到的知识，反过来用来验证我国古人所传的道理，便会澄澈精莹，像刚从睡梦中醒来一样。它的亲切有味，比起只靠诵读简册做学问的人，优胜万万。这才是研究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最大的快乐。六经对于中国来说，就像太阳月亮运行于天空、江河流行于大地一样，是不可缺少的经典。而孔仲尼对于六经，最严密的是《易》和《春秋》。司马迁说：“《易》从隐微的道理出发而推到显明；《春秋》从已见的事迹推到隐微的意义。”这是天下最精深的话。起初我以为，所谓从隐微推到显明，只是观察卦象、系辞来判定吉凶；所谓从已见推到隐微，只是诛责用意、褒贬人物罢了。后来看到西方的逻辑学，才知道他们在研究事物、求取知识时，有内籀的方法，有外籀的方法。所谓内籀，就是考察事物的曲折细节而知道整体，掌握微小部分而汇通整体；所谓外籀，就是依据公理来判断各种事情，设定规律来推测尚未发生的情况。于是我推开书卷起身说道：原来如此，这本来就是我国《易》和《春秋》的学问！司马迁所说从隐微推到显明，就是外籀；所说从已见推到隐微，就是内籀。他的话仿佛已经明白告诫我们了。这两种方法，就是从事物探究道理的最重要途径和方法。后人不知道扩大并运用它们，只是因为从未实际研究这些事情，也就从未考察这些方法罢了。近二百年来，欧洲学术的兴盛远远超过古代。它所得到的名理、公例，到处都显示出极高的成就，已经不能再动摇。然而我国古人的所得，往往早在他们之前；这不是牵强附会、自我夸扬的话。我将试举明显而无可欺骗的例子，来向天下人证明。四门学问中最切实、掌握其规律便可以用来应对各种变化的，就是名、数、质、力四种学问。我们的《易》，以名、数为经，以质、力为纬，合起来称为“易”。宇宙之内，物质和力量相互推动；没有物质，就无法显现力量；没有力量，也无法呈现物质。凡是力量，都属于乾；凡是物质，都属于坤。牛顿关于运动的三条定律中，第一条说：“静止的物体不会自行运动，运动的物体不会自行停止；运动的路径必定是直线，速度必定均匀。”这就是旷古以来的深思。自从这些规律提出以后，天文学和物理学才明白，人类事务也因此受益。《易》却说：“乾，静止时专一，运动时正直。”后二百年，有一个叫斯宾塞的人，以天演、自然和进化来说明万物，著书立说，把大地上的人类贯通为一个道理。这也是近代杰出的著作。他给天演下的定义是：“聚合是物质的合成，扩张是力量的发出，开始简单，最终复杂混合。” 而《易》却说：“坤，静止时收敛，运动时扩张。”至于能量不增加也不减少的学说，早已有“自强不息”在它之前；一切运动必然回复的学说，早已有“消息”的意义作为开端。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停止”的旨意，尤其同“热力平均，天地于是毁灭”的说法相互发明。这难道可以全都说成偶然相合吗？不过，由此就一定说西方人所阐明的一切，都是我国中原早已有的，甚至说他们的学问都来自东方，那又是不合事实、反而自我蒙蔽的说法。古人虽然开创了端绪，后人却不能完成它的头绪；古人虽然拟定了大体，后人却不能讨论其中的精微，这仍然同没有学问、没有方法、尚未开化的民众一样。祖父即使圣明，又怎么能挽救子孙的幼稚呢！大体说来，古书难读，中国尤其如此。两千年来，士人追逐利禄，守着残缺的旧典，没有独自开辟新见的思虑。因此，生活在今天的人，才转而研究西学，从而懂得古代学问的用途。这些话可以同有知识的人说，却难以同无知的人说。风气渐渐开放，士人知道闭塞浅陋是可耻的。询问、学习西学的人日益增多。然而也有一两个大人物，满口断言西方精深的东西不过是象数、形而下的末流；他们所务求的，不过是功利之事。他们任凭臆测发表议论，却不考察事实。至于讨论各国情况、审察敌情以反观自身的方法，又绝不是这样。赫胥黎这部书的宗旨，本来是要挽救斯宾塞把任凭天演自然当作政治的末流；其中所论，同我国古人有非常契合的地方。而且对于自强保种的事情，反复三次郑重说明。夏日漫长如年，姑且把它翻译出来。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堆积许多空话，对实际政治没有帮助，因而加以责难，那本来就不是我所顾虑的。

译《英文汉诂叙》扬子云说：“语言是心声。”心声发于自然的天籁，必定不是有人制定法令，大家再依照它来求得合乎规范。但它既然发于自然，又能从内心发出而合适，进入耳中而通达，自然有不可违背的规律。这样，把这些规律也说成出于自然，是可以的。研究事物的人，考察形体和气的规律；冯相官，观察天体运行的规律；研究名学的人，把规律体现在思虑中；阐明群体道理的人，在人伦中加以验证。这些全都是从自然中求取规律，揭示其大概原则，作为遵循守持的依据。文谱只是在语言文字之间研究这些规律罢了。所以文法有两种：一种是普遍相同的，是一切语言文字共同具有的；一种是某一国家特有的，是某一种人独自使用的。这两种文法，都从已经形成的语言痕迹中考察，举出其中会通的地方来编成谱。它并不像议定礼仪、典章、刑法那样，需要另行制作颁布，因此本来就只有一种。庄周说：“生在齐国的人，不能不说齐国话；生在楚国的人，不能不说楚国话。”小孩子学习说话，耳朵听熟了，嘴巴跟着说，只是习惯如此罢了，哪里有所谓法呢！所以文谱是讲解已经习惯的语言，并不是靠它来获得这种习惯，十年以前以来，我国学习英文的人越来越多，但学习者常常苦于英文语法难以贯通；从浅近处去寻求解释，又很少有人能够解除他们的疑惑、满足他们的心意。癸卯年，南昌熊子到京师来拜访我，恳切地劝请，认为一定要编纂这部书，才有办法回答全国学习者的困惑。我私下想到，我国近来正在寻求西学，如果不从它的文字语言入手，最终必然耗费时间而没有成效。于是用几个月的力量，杂采英国人马孙、摩栗思等人的学说，直到分析词句为止。采用旁行斜上的排版，用汉文加以解释，广泛设置譬喻，题名为《英文汉诂》。或许可以解除学习者的疑惑、满足他们的心意吧？也未可知。即便如此，文谱只是讲解已经习惯的语言，并不是靠它来获得这种习惯。确实想精通英文，就在于广泛学习、融会贯通，熟练它罢了。假如只把这部书当作满足要求，那就如同抄下食谱便以为可以填饱肚子，诵读书法谱牒便废弃临池练字，这样就没有希望了。《蒙养镜序》晋代有人说：“子弟同世间事务有什么关系，不过是希望使他们美好罢了。”有人回答说：“这就像玉树琼林，只希望它们生长在我的庭院台阶之间罢了。”这话听起来似乎通达，然而大错特错。东晋之所以不能振兴，姬周、汉朝逐渐衰落，终于成为腥膻之族驰骋的场所，直到隋、唐以后才大略安定，未尝不是因为燕、冀一带的风气过于轻薄而造成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盛衰强弱，是由百姓造成的。而百姓的性质，是趋向优胜还是劣败，年少时的教育和养成起着很大作用。国家存在于天地之间，经过数千百年，一旦关塞开放，民族同民族相见，物竞天择就产生了，往往会被外部民族大大压迫。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存亡危急的时刻，环视自己的群体，清楚看到智慧、仁爱、勇敢三方面都不如人，想要自我奋发，以成就保存民族、拯救国家的功劳，却对着镜子欺骗自己说：我也已经老了。随后又考察自己的内心，回顾一生，即使名位显达、生活富足，详细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一件事可以安慰自己。又不幸性情习惯已经形成，即使希望努力追求优胜、去除劣败，往往也做不到，于是侧目看着自己的儿子或孙子，叹息说：或许他们还能替我做我想做的事情吧！难道他们将来不会崇尚公共、崇尚实际、崇尚武力，借此联合群体、推进进化，成为我们民族的荣光吗？唉！有一个面貌丑陋的人半夜生了孩子，取火照看，急切地只怕孩子长得像自己。深入推究他的想法，也可以说是极大的悲哀了！于是由此振作起来，从事教育，设立学堂，设置课程，培养教师，讲求普及教育。姑且不论成效如何，单看他的志向，也值得称许。不过还没有达到目的，请让我追溯根本。从前九方皋认为子綦的儿子生出木根状的东西是吉祥之兆，子綦却忧伤地流泪说：“我从未做过牧人，羊却在屋内生了羔；我从未喜欢打猎，鹌鹑却在【缺字】生了幼鸟；你为什么不觉得奇怪呢？”由这句话看来，一切道理没有比因果更重要的了。子弟的品德、家业建筑的美好，都不是偶然得来的，这已经很明白了。所以谢安的妻子曾经责怪丈夫不教育孩子，谢安说：“我曾经亲自教育他们。”斯宾塞说：“子孙是你自身蜕下来的影子。”如今的人自己不停地做着沉溺、败坏之事，却希望自己的孩子光明正大；每天做着卑鄙而不清白的事，却希望孩子高尚纯洁。你以为孩子不知道你吗？又是大错。还有些自私到了极点的人，看待自己生的孩子也像草芥一样，彼此没有丝毫痛痒相关，精神昏乱，喜怒反常。这样的人却默默祈祷说：天地并不偏私地覆盖承载万物，我们黄种人是神明的子孙，应当每天进步，同整个世界抗衡。这同拿奔跑的蜂去化育藿蜀鸟、用越地的鸡去孵鹄鸟的蛋有什么不同？如果真有一个成功的例子，那么一切天演学说都可以烧掉了。这样看来，家庭教育难道不重要吗！况且国家衰弱、民族困顿，就会对后代寄予厚望，这并不只是我们今天的事情。欧洲各国无不如此。我曾读过英国洛克、法国卢梭等人的教育著作，看到其中语气和蔼恳切，同他们平日反对政府的文章大不相同。然而他们都大声疾呼，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国家和民族必定灭亡。德国最困苦的时期，莫过于十八、十九世纪交替之际，于是教育思想家如斐希特、康德诸位先生相继出现。这部书的作者撒氏的著作，也是在那个时期写成的。不过他的写作意图同各家不同，他认为多谈反面事例，正面的道理自然就会显明。这就像庄周用不是“指”的东西来譬喻“指”，用不是“马”的东西来譬喻“马”；齐桓公也说，仲父教我善行，不如教我不善行。这正是它的特色，天下父母应当自行理解。此书已经译成日文，如今桐城吴君燕来凭借通达雅正的才华，亲自从事翻译，文字明白晓畅，对普通家庭尤其方便。《礼记》说：“教学相长。”假如各位先生知道后生可畏，想到将来的大难，各自拿着这部书，深入考察其中的道理，那么它不但会对教育子弟有极大造就，长者的心性、品德和仪表也会每天趋向优胜；它给国家带来的福分，难道会有尽头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九两〕 它给国家带来的福分，难道会有尽头吗！

译《群己权界论序》严子说：唉！扬子云大概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所以《法言》说：“周地的人多能行事，秦地的人多有疾病。”十年来，我国考察西方政治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自由的学说常常被士大夫听到。然而守旧的人已经惊恐，视它为洪水猛兽般的邪说；喜欢新奇的人又任意放纵，使其泛滥，完全不知道它应当归于什么道理。因为这两种态度都受到讥责，所以我取来旧译的英国人穆勒的著作，题名为《群己权界论》，交给刻工印刷，使它流传于世。关于自由的学说很多，并不是穆勒这篇文章所能全部说明的。即使如此，学习者一定要明白个人同群体之间权利的界限，然后自由的学说才可以使用。谨以此作为序。《译〈社会通诠〉自序》我们中国的社会真奇异啊！天下的人群，考察其进化的阶段，没有不是开始于图腾社会，继而进入宗法社会，最后形成国家的。处在图腾社会时，人民以渔猎为业；到了宗法社会，人民以耕种为业。在二者之间，彼此承接、转变的阶段，是游牧社会；最后由宗法社会进到国家社会，而二者之间相互承接、蜕变的阶段，则是封建社会。处在封建社会时，人民的职业大体仍是耕种。只有到了国家社会，兵、农、工、商四类人民才完备，社会群体相互生存、相互养育的事业才达到极盛而和谐，国家强盛、人口繁衍，无法被征服灭亡。这种次序确实如天的四时、人的童年少年壮年老年一样，虽然时间有迟有速，却不可能有丝毫紊乱。我曾经考察欧洲世事的变迁，希腊、罗马时代已经很久远了。至于其他如今号称极盛的民族，它们进入封建社会，大略相当于中国唐宋之间；等到它们脱离封建社会，像法国、英国，也不过是距今一二百年而已。它们进化得多么迅速啊！再回头看我国历史，根据可信的典籍，从唐尧、虞舜直到周朝，中国两千多年全是封建时代，而所说的宗法制度，也在这个时期最为完备。那些圣人，是宗法社会的圣人；那些制度典籍，是宗法社会的制度典籍。物极必变，商君、始皇帝、李斯兴起，于是设置郡县，划分土地阡陌，焚烧《诗》《书》，坑杀儒士。他们制定的法律，只想使国君之外的人没有一点势力。这虽然是霸道王朝的行为，侵夺人民权利，但考察他们的作为，难道不是要改变宗法社会，建立军国社会吗？然而从秦朝直到今天，又过去两千多年了，统治这片土地的并非同一家族，其中有治有乱，却总是大体如此。唯独到了今天，考察它的政法，审察它的风俗，以及它的杰出人民所说、所议、所思、所想，仍然只是一个宗法社会的人民罢了。这样看来，这一阶段的天演过程，延续不去、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时间，大概已经有四千几百年以上了。唉！欧洲和亚洲虽然名称不同，实际上只是一片洲罢了。不同的类别、不同的变化，共同生长在其中；如果追溯到遥远古代的起初，又是同一种族。只是世事变迁的流向，在那里开始缓慢而最终迅速，在这里开始迅速而最终迟缓。由此固然知道，天演的过程把万年视为片刻；然而两者差异形成的原因，也不可能是毫无缘由的结果，而且这又不能不关系到我们群体今天的利害，这些也已经很明白了。这正是我翻译这部书时，几次放下笔长叹、绕室疾走的原因。《古今文钞序》有人来问我复，说：“如今世事变化极大，旧学渐渐衰微。家家研习右行的书，人们夸耀专门的选本，新词怪义，塞满口耳，泛滥于书籍之中。从前所谓圣人经典、贤人传记，那些纯粹精深的学问，以及博通之士、硕学大儒耗尽精力心神，才幸运获得的东西，大概已经束之高阁，成为老鼠蛀虫的居所很久了。文章这种东西，有的被时代珍视、向往，却不能流传；哪里还会有被天下背离、趋避，却仍能保存下来的呢？先生您知道，三十年以前，我国的古文辞，大概已经没有继承者了。” 我惶恐地回答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客人您产生这种忧虑，大概也是不明白事物存亡的道理。事物的存亡，取决于自身的精气，全都由自身决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造成它。它将要灭亡时，即使努力想保存它，仍然会灭亡；它能够保存时，即使看起来几乎要灭亡，仍然会保存。这不是人为力量能够使它存续，而是人力不能使它不存续。况且客人您认为当今是使古文辞灭亡的时代，难道不是把从前的时代看成保存古文辞的时代吗？如果真这样说，那就更错了。那些从前家家诵读、户户揣摩的帖括、讲章，对于使古文辞灭亡，反而更加急迫。然而从宋朝经过明朝直到今天，古文辞从来没有灭亡。既然从前不曾灭亡，那么后来必定还会保存，这本来就可以断定。学习的道路有千万条，而根本的差别在于目的。目的是什么？把获得学问当作最大的快乐，没有闲暇羡慕外物，这是为自己而学，是一种永远感到欣喜的事情。方法是什么？借用某种途径来谋求名利，一旦得到便立即抛弃，这是为他人而学，本来就不是所珍视的。做帖括、写院体字，渐渐又做汉人之学，写诗歌，写韩愈、欧阳修、苏轼一派的文章，表面上纷然不同，但用来猎取声誉、求取利禄，却是一样的。” 这些全都是我所说的方法，而不是我所说的目的。如果只是方法而没有目的，恰恰都会使我们的学问灭亡。功令的改变已经有几十年了，而天下学子所争相趋赴的，也只是认为这种新方法对我们的旧目的最为便利。他们对于客人您先前所说的事情，除了用它来猎取声誉、求取利禄之外，也没有别的爱好。既然如此，客人您却认为古文辞的存亡系于人们对它的趋避，不也相差太远了吗！至于古代那些研究文辞而终于达到极致的人，从他们身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难道不是因为心中有所愤懑，认为一定要借助这种文辞才能表达自己吗？难道不是与古人精神相通，独自前行，而不关心世俗的趋避吗？难道不是灵感与文辞会合，卓然自立，即使没有获得外在利益，也把它当作最大的收获吗？万物极其不同，士人各有自己急切追求的东西。客人不要说此后继承这些事业的人都将断绝，于是古文辞也会因此灭亡；如果真是这样，事情怎么会像客人先前所说的那样呢？近来同乡吴先生，上下搜罗数千年间的旧文，收集将近万篇，为它们整理体裁、区别篇目，编成一部《艺苑》巨著，用来供天下研究古文辞的人参考，而不必专门把它当作求取声名利禄的方法。吴先生是深通文章的人。客人想验证我的话吗？那就请以这部书的流行情况来判断吧。”宣统二年正月，严复作序。

译《孟德斯鸠列传》孟德斯鸠是法国南部几奄郡人，姓斯恭达，名察理。家族世代是贵族，家中承袭两处领地的封号，共有二百多年，一处叫布来德，一处叫孟德斯鸠。世人便按照其中一处封号称他为孟德斯鸠男爵。他生于一千六百八十九年，正值名王路易第十四在位。当时法国战胜攻取，声誉、文化冠绝欧洲；但政治、教育和学术正处于重视新事物、厌弃古旧的时期，人心和舆论已经发展到极点，正在发生变化。于是，谈论治国之道的人，英国有郝伯思、洛克，意大利有墨迦伏勒，法国有孟德斯鸠。他是引导福禄特尔、卢梭等人开辟道路的先驱。孟德斯鸠家在西方不过是中等资产，善于经营生计，从未贫困。家族地位和势力，向上不足以使他骄纵，向下却总足以使他自我砥砺；他节制感情、约束欲望，安于命运、观察变化，自幼好学，直到老年也没有衰退。他常对人说：我读书可以用来消除愤怒、解除忧愁，即使遭遇违逆之事，只要打开书读一会儿，就像回到温泉中消融冰雪，扇来清风解除炎热烦闷一样。他的姿态接近于道，竟达到了这种程度。二十五岁时，他进入博尔都郡议院担任议员。法国旧制中各郡的议院，是法律人士聚集的地方；人民有诉讼案件，就在公堂审理。此前，他的叔父出资进入该院，担任议院主席；父子二人都戴着高帽、穿着黑衣，当时把这看作荣耀。两年多以后，叔父去世，遗命把职位传给侄子孟德斯鸠。俸禄优厚，政务简易，时事和国政也多能参与听闻，但这并不是他的爱好。他任职十年，年近四十九岁，又把职位让给别人，退居林间别墅。从此直到去世，共三十年，除了探讨和著述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劳累他的心神；而如果不是历史和政治，也没有什么可以成为他探讨、著述的材料。像孟德斯鸠这样的人，难道是上天特意生来从事思想和学问的吗？”},{ 他很早就开始著书，年仅二十岁，已经写有《神学论》。他还曾考察罗马宗教同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然而，他并不太追求为世人所知，世人也不懂得重视他。三十二岁时，他完成了《波斯文录》。他借用波斯的文辞，讽刺本国的政治和教化，转移人们的情感，刺痛人们的眼目，于是全国轰动，而教会深深恨他。当他被免去博尔都议院主席一职时，恰逢巴黎国学有一个博士职位空缺，等待补授，孟德斯鸠非常想得到这个职位。但拥护教会的伏烈理使对他的长官说：“《波斯文录》对国教多有含蓄的讥讽；如果国学竟然容纳它的作者，国王将会怎么说呢？”他的长官害怕了，不敢答应。孟德斯鸠于是写信责问他，说：“阁下侮辱我，实在太过分了。我现在的打算，只有逃往别的国家，也许还能在那里度过余生，靠自己的力量谋生。不能从同胞那里得到的东西，我还希望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伏烈理使不得已停止阻挠，孟德斯鸠于是补任博士。不久，他游历奥地利的维也纳，又经过匈牙利，同当地所有贤士豪杰交游。他越过山岭，经过威匿思，进入罗马，拜见教王。教王以特别优厚的礼节接待他，并不把《波斯文录》放在心上。他向北返回，登上瑞士各山，沿来因河上溯，向北出境进入荷兰，渡海到达大不列颠，在伦敦居住将近两年。他尤其留心英国的法令制度，感慨地说：“只有英国的人民，才可以说是自由的。”他进入格致王会，被推举为会员。最后他才回去，在布来德和巴黎之间往来游历。一千七百三十四年，他完成了《罗马衰盛原因论》。评论者称赞此书考察裁断精密深入，结论切实恰当，其中关于古代的见解，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不过，他真正发愤著述的，是《法意》一书；在这个时候，这部书已经起草六七年了，前面的《罗马衰盛原因论》不过只是它的开端而已。他精心锐意地反复修订，昼夜不懈；原文“绠修”字样有疑误；经过总共十四年，《法意》终于流传于世。他广泛搜集远古资料，旁征博引，探究深奥隐微之处；凡是古今人事成败得失的领域，以及治理各种事务的经纬，都叙述得有始有终、条理分明。对于五大洲的礼俗、政治和教化，他无不考察其前因，指出其后果。书稿完成后，他先拿给当时的名家海罗怀纣看。海罗怀纣感叹说：“作者在宇宙间的大名，从此就要确立了。”印版刊布以后，各国纷纷翻译，一年之间重印了二十二次。它所造成的声势，由此也就可以知道了。福禄特尔曾称赞说：“人类的身契，失传已经很久了；有了这部书以后，才重新发扬光大。”拿破仑在军中随身携带八种书，《法意》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他为本国重新制定法典，编纂成专门的法典；近世的法学家把它推尊为绝作，而《法意》就是其中最光辉的星海。六十六岁时，他死在家中。他临终弥留之际，因为宗教有忏悔的礼仪，神甫们认为孟德斯鸠一生对教会的教法多有诽谤，很想听到他临终悔罪的话，但最终也未能如愿，只是问他：“孟德斯鸠，你知道上帝的力量很大吗？” 他回答说：“正因为它的力量很大，才显得我的力量这样微小。” 译史氏说：我读《法意》，看到孟德斯鸠大致区分政治制度，总共分为三种：民主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他的说法大概源自雅理斯多德。我国的缙绅士大夫把这当作奇异的见闻，担心这是背叛古说，因而不愿谈论。即便如此，司马迁《夏本纪》记载伊尹跟随商汤谈论九种君主之事，注家又引用《刘向别录》。所谓九主，是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共有九类；这又是多么纷繁的区别呢？刘向自称博览群书，他的话不应当没有根据。孟德斯鸠的三种制度和古代的九种君主，如果明显可以相互比附，那么孟德斯鸠的说法就不是前所未闻，只不过古代早已有这种说法，后来失去了传承罢了。

译○斯密亚丹传 斯密亚丹，姓斯密，名亚丹，是苏格兰噶谷邸人。他的父亲以律师为业，担任当地的监榷，去世一个多月后亚丹才出生。他的母亲守志不再嫁，抚养遗腹子十分慈爱，终于享有高寿，亲眼看到儿子成就大名。亚丹也很孝顺、敬爱母亲，终身没有娶妻；家门以内，始终和睦融洽。亚丹生来体弱，刚满三岁时，到外祖家游玩，被埃及来的流丐劫走。不久又被找回，进入乡里的小塾学习读书和计算。十四岁进入格拉斯高乡学，十八岁成为巴列窝选生，由官府供给廪饩，进入英国的鄂斯福国学。当时正值十七世纪中叶，英国的国政舆论最为混乱；教宗宣讲在政治事务上不得冒犯君上的宗旨。后来凡是严厉主张制定政治宪法的人，都被斥为背叛君上、亵渎上天的邪说。韩诺华氏新近进入英国成为国王，英国前王雅各的党人暗中聚集在他那里，秘密谋划反对现政权。因此国学的师资懈怠，规章也放任紊乱。斯密在这种环境中学习，却独自勤奋不懈，沉浸于典籍之中，居住六年，于是学术基础得以奠定。毕业后，他住在额丁白拉，以辞令学教授学生，一时之间，北部的名流大多聚集在他的门下。就在这时，他结识了休蒙大辟。休蒙大辟兼为哲学家和史学家，是近三百年来新学界的巨子。斯密同他深相结交，交往日久，感情更加亲密。后来，他主持格拉斯高名学讲习，第二年改为主持德行学，又时时讲授计学的要义。斯密一生流传下来的著作只有十多种，《原富》最好，《德性论》次之，这两部书都是在这时开始创作的。一千七百六十三年，有一位名叫拔古鲁的公爵带着斯密游历欧洲，在法国居住了三十个月。法国设有自然学会，会员都是著名学者；当时休蒙恰好以英国副使的身份住在巴黎，便介绍斯密同学会中的友人交游，于是斯密同拓尔古、格斯尼、摩礼利等人都结为亲密无间的挚友，他的见闻也因此更加广博。当时，欧洲民众的生活十分困苦，一场大变革即将发生。法国对外在东方失去印度，在西方丧失北美；对内则财赋空虚，政治和风俗极度败坏。华盛顿起兵同英国争取独立，两个大洲都陷入骚动。自由、平等的思想，在各地大为昌盛。民众身处困厄之中，找不到造成困苦的原因，便彼此把罪责归咎于古代制度。有见识的人，对于政治和宗教都写下了论著。斯密出生在这样的时代，具有深沉透彻的思想，又遇上社会变化的时机，所以创作了《原富》。这固然因为他知识丰富，也同样是时代对他的助力。回到故乡闭门十年后，《原富》流传于世。此书问世，各国纷纷翻译，研究经济学的人全都俯首尊奉它。当时英国宰相百弼德尤其信服他的学说，想要采用其中的主张，彻底改变英国的财政制度；恰逢英国同拿破仑对抗，战争接连发生，军务繁忙，因而暂时没有顾得上实施。然而，放宽爱尔兰进口的禁令，同法国重新订立条约，平定酒类专卖税，使双方不再“▯▯”（原文疑误），这些都出自斯密的筹划。战争，是国家的蛀虫；变法并同人民重新开始，如果四境没有警报，也不能实行。北美独立后，英国积累的债务已经很多；后来又联合普鲁士抵抗拿破仑，海陆两方面都仓促忙乱，使英国人没有一天能够卸下负担。可是英国虽然负债沉重，国库储藏却很充足。直到今天，它本应贫困衰弱却反而富裕强盛，难道不正是因为打开宫门，任凭人民自由发展的结果吗？由此可见，道理对于国家的作用实在太大了。过了很久，斯密担任格拉斯高国学祭酒，当时已经六十四岁；三年后去世，葬在额丁白拉刚囊门的某座园中。斯密对各种学问无不涉猎，年轻时就胸怀大志，想要取得治理世事的关键，把它们统一为一套道理；只是道路遥远、寿命短促，最终只完成了其中两部。《德性论》讲述风俗形成的原因。它与同时代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各家都说群体行为起源于利己经营，而《德性论》认为它起源于人心彼此感应。人的本性和善友爱，人们乐于亲近他人；同别人交谈时，他不主动开头，等对方有所发动之后才回应。他思维机敏周密，记忆力强而且见闻广博，满座的人都为之惊叹。他闲居时喜欢进行深沉精微的思考；当他独自思考时，几乎到了听不见、看不见外物的程度。他家本来只是中等资产，靠学问使生活富足，却乐于周济他人，最终把家产耗尽。去世时只剩下满屋的书，把它们留给了他的外弟窦格拉斯。译史氏说：德国人的《心学》最受重视，被认为是人类从未有过的著作，一定要寻找可以与它相配的书；如果一定要找，大概就是《原富》吧？这两部书的文辞和旨意，深奥与显明相差极大，然而德国人称许它们竟然如此。有人说：斯密游历法国时，距离法国革命爆发已经没有多少年了，可是他在革命发生以前从未听说发表过一篇议论。把这说成预见事变的见识，大概不对吧？唉！这正好说明斯密不苟且，而且立论有法。随意猜测一个国家的变故，即使是庸人也很容易做到；猜中了可以借此求名，猜不中也没有什么责罚。只有真正懂得言论的人，一旦发表一句话，就要经得起后来的验证；他们宁可沉默，是知道事物的因缘极其复杂，无法施展内在推演的方法。否则，只要根据已经发生的迹象，推断必然发展的趋势；在理财和限制人民之间，只要掺入一点私意，祸害便会随之而来。掌握原因而推究结果，以斯密所处的情况来说，就像历算家推算日食月食，良医判断人的死生，有什么困难呢！然而我读他的著作，发现斯密自称自己的学说已经被采用，所期待的却是乌托邦。他论述四民的爱国心时，把农民列在首位而贬低商人。可是他死后还不到三十年，全面发展商业、实行通商政策的，已不只是英国一个国家。而那些死守农业法规、联合地主以抗拒执政者的，正是农民而不是商人。事情尚未显现时，它的变化竟然如此不可知；即使具有圣人和智者的才识，有时也会受到蒙蔽。那么，后世谈论世事变迁的人，怎么能不谨慎发表自己的言论呢！

译《吴芝瑛传》夫人姓吴，名芝瑛，以字行世，已经四十一岁。她以慈善、爱国而闻名于中外女子之间。父亲宝三，在山东各州县任官几十年，有清廉能干的政绩。夫人是独女，父亲十分疼爱她。十九岁时，嫁给江苏举人、度支部郎中廉泉，可称得上是佳偶。生有一子三女。郎中早年崇尚道义，有才干谋略。光绪甲辰年，主事王某因党案牵连，被关进刑部监狱，郎中独自竭尽各种办法营救，终于使他脱身，天下人都称许他的义举。他仕途不得意，有一天带着妻子儿女迁居海上；然而夫妻彼此勉励，更加努力行义。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公益、朋友的患难，他总是赶去帮助，唯恐来不及。光绪三十二年，夫人认为庚子赔款给国家造成极大负担，应当由全国人民共同起来分担，这样巨额债务很快就可以解除，于是倡议女子国民捐，一时间响应者纷纷而来，募集数额非常大。她一向擅长书法，受到当时人的珍视，便亲自制作《小万柳堂帖》出售，所得钱款全部充作捐款。她忠于国家、尽力奋发，竟达到如此地步。父母相继去世后，她又没有兄弟，家中有将近万金的遗产。夫人认为国家衰弱、种族困窘，是因为坐失教育、没有学问；而兴办学校本来也是先人的遗志，于是拿这笔遗产在家乡创办小学堂，用父亲的字号命名为“鞠隐”。她能够追述先人的事业，行善而且懂得根本，竟然如此。杭州有个女子赵麟，父亲去世后，她长期住在墓旁守墓，终身不嫁；但孤苦无依，连粗食也将要接济不上。夫人与她偶然相遇，深受感动，于是出资修葺她父亲的坟墓，亲自起草募捐启事，为这位孝女募款买田，以供她衣食，募得二千金。她天性至孝，超过常人，推己及人的善意无穷无尽，竟然如此。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安徽有个狂妄的男子徐锡麟，携带火器，乘机突然发动袭击，杀死巡抚恩中丞。徐锡麟一向宣扬革命邪说，而且是浙江人。因此浙江官吏大为恐慌，上下搜查追捕，找到山阴女子秋瑾，听信绅士的话，认为她有足够力量制造叛乱，便辗转罗织罪名将她杀害。她被杀后，家族害怕受到连累，主张把棺柩弃置荒野，没有人敢为她料理安葬。遗骸四处漂泊，路人见了都为之悲哀。夫人一向认识秋瑾，悲伤她的尸体暴露在外，便认为掩埋尸骨，是经典所明示的道理。即使假定死者平日行为不轨，杀她并不冤枉，然而她的尸体和棺柩落到这种地步，也确实是同类人应当为之动心的。况且朝廷的法律条文，本来没有明文禁止掩埋罪人的尸骨。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她便和石门徐女士寄尘买下西泠桥旁的一块空地，把秋瑾安葬在那里。她暗中为受刑者和无辜者感到怜悯，不违背自己的本意，也达到了这种程度。假使行义不需要任何牺牲，不经历险难，却能坐享美名，那么这种事业就不必等待贤者去做了。这正是我对于廉夫人的事迹再次深受感慨的地方！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果然有御史常徽上奏，请求平毁秋瑾的坟墓，并严加逮捕惩办吴芝瑛、徐寄尘等人。朝廷下旨交给浙江巡抚察看办理。于是当时舆论纷纷，大为不平；中外报纸大多发表文章评论此事。江苏绅士尤其愤怒激烈，争相署名上书两江总督端制军、江苏巡抚陈中丞，争辩这件事，为吴芝瑛等辨明诬陷。当时夫人正患咯血，卧病在上海德国医院接受治疗。听到这件事，便立即回到家中，说：“我不愿再住在外国人的医院里，好像依托异族保护自己一样，以免被不了解情况的人讥议。”她始终是遵守法律的国民，到了危难关头也不肯侥幸逃避，竟然如此。北京公理教会、协和女书院院长、美国人麦美德女士，在庚子义和拳事变中曾与夫人共历患难，平素很了解夫人的品行，因此非常敬重爱护她。听到这件事，想到夫人一向刚强，必定不肯到官府受审；又担心事情紧急，万一她先于自己去世，便十分悲痛，于是赶紧写信郑重告诫夫人不要因为自己的处境而失望，并以国家大义责备她，言辞极其沉痛。她又自行承担一切能够使夫人免除灾难的事情，愿意竭尽全力去做。于是先在西方报纸上叙述夫人事迹的大概，想让中外都详细了解此事，并且准备联合各方力量。后来事情渐渐得到缓解。麦女士写信给廉郎中说：应当请侯官严复为夫人作传。所以我把这件事如上叙述下来。评论说：我国禁止女子参与外部事务，已经四千多年。参与外部事务的人，不用说做坏事的，即使做的是好事，也不被允许。世事变化极大，到了今天，思想和议论才稍微不同于从前。然而女子做事稍稍显露才华，循守常规的人就往往彼此惊诧，严重的甚至认为她应当被杀。唉！假使我国的礼俗永远这样下去，那也就算了；既然一定要以进步为目标，这些事情都是必然会出现、应当出现的，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廉夫人是我的先友挚甫先生的侄女，平生听闻过许多长者精深独到的言论，所以能够不因循旧习而自立，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唉！男子可以振作起来了。

译《原强》如今那些扼腕奋发、讲西学、谈洋务的人，难道也知道近五十年来西方人孜孜不倦地努力追求的一件大事吗？近可以保全自身、治理生计，远可以治理国家、造福人民。达尔文是英国研究动植物学的人。他继承家学，年轻时周游世界。对于各种奇异品种、奇特形态的草木禽鱼，搜集得非常丰富。他穷尽精细的研究和深远的思考，历经几十年，写成一部书，名叫《物种探原》。自从这部书问世，欧美两洲几乎家家都有；西方的学术、政治和教育，也因此一时发生巨大变化。评论者说，达尔文的学说刷新人的耳目、改变人的思想，超过奈端在自然科学、天文和算学方面的成就，这大概不是虚妄之言。他的书说：生物种类虽然繁多，起初都只有一个本源。后来不断下降演变而日益不同，大体是由于所受天地环境不同，以及生理上通常趋向于细微差异；等到源流逐渐分开，差异便越来越大，最终彼此悬殊，不能再合为一体。然而这些都是后天的变化，是由于自然条件，逐渐演变成这样，并不是最初生理状态的本来面目。这部书的第二篇尤其著名，西方博闻之士都能谈论，讲理论的人也把它当作口头依据。其中一篇讲“物竞”，另一篇讲“天择”。所谓物竞，就是各种生物争取自身生存；所谓天择，就是保存适宜生存的种类。意思是说，各种人民和生物纷纷共同生长在世上，窥伺并享用天地自然的利益；但它们彼此接触，就会发生竞争。各种生物相互争夺，以求保存自己。起初是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成为强者的食物，愚者常被智者役使。等到某一种类能够保存自身并留下后代时，留下来的必定是强悍坚忍、杰出勇猛、敏捷巧慧，并且最适合当时天地环境和人事条件的种类。这种竞争，不一定要使用爪牙，也不一定要进行杀伐。让习惯安逸的种类去劳作，让习惯山地的种类居住水泽；用这种方式同习惯劳作、熟悉水泽的种类竞争，不出几代，它的种类就会灭绝。物竞的事情，不过如此。因此，常有远古时代最为繁盛的种类，随着风气逐渐改变，经过几百年、几千年，渐渐消磨衰绝，最终一点遗留也没有，考据学家所说的古代禽兽就是这样。动植物如此，人类也一样。人本来就是动物的一类；达尔文总括一切有生命的事物，说明它的根本道理，大体就是这样。至于要证明、阐明得清楚确切，使人心悦诚服，那就不是没有亲自读过他的书的人所能相信的了。这就是所谓用天演学来说明生物之道。斯宾塞尔也是英国人，与达尔文同时代。他的著作比达尔文的《物种探原》问世稍晚，便遵循天演学的方法，大力阐明人伦和社会治理、教化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学问称为“群学”，这就像荀卿说人比禽兽尊贵，是因为人能够结成群体，所以称为“群学”。凡是人民相互生养、交换物品、互通功劳，直到刑法、政治、礼乐等大事，全都是人的群体本性产生的。他又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阐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精深微妙，繁富而深奥。他论述一件事，提出一个观点，必定根据根本原理，追溯源头到最真实的根本，推究结果直到不可逃避的效验。对于五洲不同的种族，从原始蒙昧的蛮夷，直到著名的开明国家，他纵横推演，旁征博引，几乎无不涉及。至于一个国家盛衰强弱的原因、人民道德淳厚或浇薄以及合群或衰败的由来，他尤其反复致意。他耗尽毕生精力五十年，著述事业才完成。他的宗旨全都集中在第一部书中，书名叫《第一义谛》，把天地、人类、禽兽、昆虫、草木都纳入论述，寻求它们贯通的道理：从“一气”开始，演化形成万物；继而论述生学、心学的道理，最终归结到群学。这也可以说是美好而完备了。斯宾塞尔的全书之外，杂著大约有几十篇，其中《明民论》和《劝学篇》最为著名。《明民论》讲的是教导人民的方法；《劝学篇》是勉励人们研究群学的书。他教导人民，以开发智慧、锻炼体力、砥砺德行为纲领。他勉励人们研究群学，是认为考察天下事物的流变、探究根源、根据原因追究结果，只有群学最为困难，不是平素没有研究过的人所能参与的。因此，拥有国家的人施行一项政令，本来是为了救治弊病、防止人民作乱，但最终所期望的结果常常不能实现，而未曾预期的结果却常常突然到来。至于时间久了以后，各种事情相互因袭，利害不断变化，其中更有无法穷究的地方。如果自然科学的研究没有先行，偏私片面的意见没有除尽，因而产生的思想损害政治，就没有不贻害家庭和国家的。所以想研究群学，必须先在其他各门学问上下功夫。不研究数学、名学，心思就不足以察知不可逃避的道理和必然的数理；不研究力学、质学，就不足以审察因果如何相生、功效如何相互依赖。数学、名学、力学、质学这四门学问已经研究之后，然而心的作用仍然只能谨慎考察少数事物，有时却会被纷繁事物迷惑；只能考察近处，有时却会迷失于远处，所以还必须用天地二学来扩充它。通过名学和数学，可以获得万物形成的法则；通过力学和质学，可以了解变化机制的不同能力；尤其还必须借助天地二学，把各方面结合起来观察，然后才能看见万物化成的踪迹。名数之学较为抽象，天地二学可以使它落实为事实；力质之学有所区分，天地二学可以使它会通为整体。这样以后，才能知道形成万物的长久过程、各种事物的广大繁多，以及万物变化的繁盛多端。然而对于群学来说，这还不够。所谓群，是人的集合；而人是各种有机体中最高的一类。想要明白生命繁衍的机制，就必须研究生学；想要知道感应变化的奥妙，就必须研究心学；这样以后才可以进入群学。况且一个群体的形成，其形体、作用和功能，与生物的一个有机整体无论大小都没有不同，虽然其官职治理也相互对应。知道我们身体为什么能够生成，就知道群体为什么能够建立；知道生命怎样延长寿命，就知道国家的命脉怎样长久旺盛。一个身体内部，形体和精神彼此资助；一个群体之中，力量和道德彼此完备。个人以自由为贵，国家以自主为贵。生命与群体相似到这种程度，原因没有别的，只是二者都有各种器官和等级罢了。因此，学问的最终归宿，以群学为最重要。只有群学明白了，才能知道国家治乱盛衰的原因，才能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才是真正伟大的学问啊！

译难道没有观察过作坊里砌墙的情形吗？每一块砖制成后，坚硬而有棱角，平整而端正，烧制火候又大小一致，就不需要泥水灰浆的黏合作用，很快便能砌成几仞高的墙。用它来抵御风雨、保护房屋和家庭，即使使用几百年也可以。假如制成的砖块崎岖不平、大小不一，那么即使遇到最巧的工匠，也只能把它们铺砌起来，成为一堵粪土墙罢了；要想棱角端正、坚实洁净、长久不坏，必定做不到。这一切由许多物件积聚而成的事情，无不如此。单个物件有法度，形成一定的形状；众多物件集合起来，才能形成有制度的整体。然而这还只是人做的东西。天地所生的万物，也无不如此。化学原质自然结晶时，形状和结构的精巧，几乎难以想象；它们的大小虽然不同，但作为一块晶体积聚成形，即使把它分解到极细微之处，也仍然不能破坏其晶体结构。晶体积聚所形成的面、角、层次，无不彼此相似。然而这还只是金石一类。至于动植物，近代学者都知道，最初的质胞是生命的起点；关于它所含的生命繁衍变化的理论，也都已经具备于此。只是事情非常深奥，难以同没有学习过的人谈论。至于其单个组成单位的法则、情状和性质，怎样形成整体的形态；要讨论整体的结合，必须先考察各个部分，那么这个道理就像揭开东西让人看见一样明白，是贯穿天地、永远不可改变的大法则。这样一来，一个种族为什么强盛，一个群体为什么能够建立，就完全可以明白了。人民最重要的方面有三种，强弱存亡无不取决于此：第一，血气和体力的强健；第二，聪明和思虑的强健；第三，德行和仁义的强健。因此，西方那些观察自然变化、治理国家的人，无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来判定人民和种族的高下。从来没有三者完备而人民生活不优良的，也没有三者完备而国威不振奋的。反过来看，假如人民各自懦弱苟且，只顾奋发追求私利，那么群体就会涣散。一个将要涣散的群体，遇到凶悍而多智、爱国并保护种族的人民，小则遭受俘虏和侮辱，大则灭亡。这不一定要动用武器、进行杀伐；磨损、消灭和溃败自然就会发生。史籍所记载的这种事已经不知有多少，在文字出现以前则更不知有多少。因此西方人谈论教化和政法，以一切有生命的事物各自保全生命为第一大法，保全种族次之。至于个体生命和种族存续相比较，又应当舍弃个体生命来保存种族；践行这条道理的人，称为义士，称为大人。至于发布政令、施行政策，归根到底，都以人民的力量、智慧和道德三者为准则。凡是能够促进这三者的，都应当努力实行；凡是能够使这三者退步的，都应当废除；还要调节其盈亏，使三者不至于有任何一项偏废。西方的政治和教化就是这样，从大的方面看，不过如此罢了。由此观察我国今天的人民，他们的力量、智慧、道德三方面究竟怎样呢？从前日本凭借寥寥数艘军舰、区区数万人的兵力，一战就剪除我国最亲近的藩属，二战就使陪都动摇，三战就夺取我国最坚固的海口，四战就使威海的海军覆灭了。假如从前议和没有成功，那么京畿一带戒严，也就是意料中的事。当时天子并不是不赫然震怒，也想改弦更张；但在内，从军机处直到六部九卿，在外，从各省督抚疆吏，四处徘徊咨询，最终竟没有一个人足以承担抵御外侮、折冲御敌的责任。所谓猛虎藏于深山，不过是空谈罢了。战争持续不到一年，公私财产一扫而空，贫困赤立；除了洋债之外，连民间百姓也不能不忧虑，财政匮乏竟到了这种程度。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脉络贯通，各个器官相互救助，所以击打头部，四肢都会响应；刺伤腹部，全身都会知道危亡。然而南北虽然同属一个君主，彼此却明显像分属两个境界；首善之区震动了，四海却安然无事，眼看国家倾覆危急，竟像秦国、越国的人只关心彼此的肥瘦。合肥说“凭北洋一隅的力量，抵御倭人的全国军队”，并不是夸张的话。这是因为君臣之间离心离德，彼此相爱、相保的情义淡薄。将领没有经过多少训练，士卒没有经过多少操练，武器也没有预先储备。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便像蚂蚁聚集、蜜蜂成群一样，发给他们[原文“▯格”疑误]这种未经操持的利器，他们拖着兵器逃跑，反而把它送给敌人。那些一时声称奋勇的将领，半数都是无赖小人，不过觊觎所发给的军饷罢了。到了临战之时，甚至不知道侦察敌情的作用，也不懂得遮蔽隐蔽的方法；更有甚者，连方阵、圆阵等古代阵法都不认识，这些阵法对今天的火器极不适用，更不用说精细周密的部勒，以及军队开合进退的精妙要领了。即使把当时的种种荒谬记录下来流传后世，也必将成为千百年的笑柄；可是我们的百姓对此却茫然无知，根本不曾以此为羞耻。边疆以外的事情既然如此，那么朝廷内部的事情又怎么样呢？法制弊坏到了极点，人人只顾私利，因此在朝廷谋划政事、辅佐皇上发布命令的人，往往把轻浮机巧、虚伪奸邪、污浊不堪的行为作为四方效法的榜样。其中稍微有些用心的人，也不过像息夫躬所说的“拘守马齿，保全眼前所见”那样，又有谁会认为这些区区之人最终不会把持我们呢？至于负责顾问、进谏和匡正政务的大臣，不仅对时事大势几乎没有认识，[原文“A３”疑为脱误]甚至连本朝、本国以及职责本来应该知道的事情，也从未稍稍用心思考。因此有时激愤地发表议论，往往都是[原文“ㄙ▯臬童▯”不可确释]，只是徒然招来侮辱和虐待，使功罪得失、毁誉是非混杂不清。那些迎合时势的人，自命为豪杰，却只是剽窃外国似是而非的说法，来迷惑皇上的明察。更不肖的人，甚至暗自庆幸政事纷乱，可以借机谋利；朝廷急于求才时，便可侥幸骤然升迁；兴办的事务多时，便可占据闲职从中自肥。唉！这真是天下士大夫亲眼所见的情形。我这样议论，难道不是事实吗？所谓人才，是民力、民智、民德三者的征验；在有官位的人中求取人才，情况已经如此。我想，难道人才都沉沦废弃、远走高飞而不可接近了吗？于是我转而到乡野里巷间去寻找，却又发现人才已经消散殆尽，千万人中只能存留一两个，竟然说天下已经没有人才了，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认为呢？既然如此，神州九万里土地上，四十京人口，广阔的土地只不过是荒地，众多的百姓只不过是徒然拥挤的人群罢了。至于那些仍然戴冠束带的人、灵秀的人种、受周公孔子教化并以礼义治理的人，让诸位姑且拿这些来自我娱乐也就罢了，和人世事务又有什么关系呢？况且真正值得忧虑和畏惧的，在于事物的实际状况；一场战争的胜败，并不值得计较。

译假如中国竟成了这样的中国，那么面对中东之事，即使不谈战败，就算边境没有被打开，或者打开后侥幸取胜，在有识之士看来，忧患反而会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因为民力已经[原文“ぃ”疑为脱字]，民智已经低下，民德已经浅薄。一场战争的失败，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如今即使有圣明神武的人主持政事，若不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使四海都知道亡国之危，使君臣同心同德，痛下决心铲除弊病并鼓舞民众，也不足以自立。可是岁月悠长，四邻虎视眈眈，恐怕还没来得及有所作为，就已经成为印度、波兰的后续；斯宾塞的学说尚未施行，达尔文的理论却已经先被证实。何况甲午年至今才过了多久？天下所受到震动、所发生的变化又有多少？这些本来都是诸位共同听到、共同看到的吧！唉！我们自身一条性命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可我们的子孙和四万万同胞又将怎么办呢！愿天地父母、山川神灵，仍然共同辅助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使他们能够启发内心，人人都知道奋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听到前面那些话的人，来到我面前问道：“先生的话未免太过分了，简直和杞人忧天、担心天会塌下来没有区别！异族给中国造成祸患，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自三代直到汉朝，南北各族互相争斗，彼此各有胜负。虽然有时受到侵扰，但总体上并没有损害，这本来就不用说了。魏晋时期纲纪败坏，发生了五胡乱华；黄河以北沦陷在穿皮衣、饮膻酪的民族手中，大概有数百年之久。当时百姓悲苦不堪，穿着皮衣、枕着兵器，不能得到休息，几乎到了没有遗民的地步，损耗实在太严重了！到了唐朝，人民才得以稍稍休养，人口增多，财富增加。可是李氏末年以及赵宋一代，百姓所遭受的祸患反而更加惨烈。金源女真逐渐强盛，交替兴起。成吉思汗从鄂诺河流域崛起，威势震撼欧洲。忽必烈汗不断吞并小朝廷，统一华夏，南到身毒，北至俄罗斯，疆域之大，古来未有。然而这个庞大的政权覆亡，不到一百年，长城以南又重新归于汉族。到了本朝兴起，辽沈地区圣哲之君降生，养育我们众多百姓，革除明朝的弊政，恩泽深厚广大，至今大约已有三百年了。这些都是古来明确记载的事实。其间虽有朝代更替，不过是一姓的兴亡；人民仍是这些人民，声教仍是古代的声教，因此即使直说今天的情形，也可以知道其中的得失。如此众多的人民，难道会没有留下活口吗？可是您却被达尔文的邪说所耸动：一方面说他们无法自存，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灭绝种族。这不就像众人兴高采烈，正登上春台游乐，而您却披头散发、疯狂呼喊，在大白天看见鬼魅一样吗？不然，您的忧虑为何这样荒诞而没有尽头，却唯独不担心被旁观者怜悯嘲笑呢？何况本朝深厚的恩泽和仁德，正隆盛而且长久，天命没有改变，民众歌颂归附，事情又万万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深切的忧患正是用来启发圣明的，何必这样大声呼喊呢！况且您没有看见回部的土耳其吗？它夹在俄国和英国之间，土地日益被蚕食，逼迫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没有听说它终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这又是为什么呢？您想想，万物强盛到了极点便会走向衰亡，事情到了穷尽之处形势必然反转，天道有剥落和复兴的变化，正如反复循环一样。怎么知道今天所谓的强邻不会先发笑、后来号哭，而您现在像漆室忧妇一样长叹忧虑，白白使自己受损的，今后不会转而低头吊唁、仰首庆贺呢？” 我回答说：“是，是！客人用来解除我的疑惑的话，不也很周全吗？不过，请允许我稍作申辩，好让客人彻底明白。像客人这样的人，确实是所谓明白古代却不明白今天，得到一点而失掉另一面的。暂且不谈客人所说的异族究竟是不是异族。天下大体有四种人种：黄、白、赭、黑罢了。北面并接西伯利亚，南面濒临中国海，东面抵达太平洋，西面通向昆仑山，这正是黄种人居住的地方。他们高颧骨、鼻梁较浅、眼睛细长、头发蓬张。乌拉盐泽以西直到大秦旧地，是白种人聚居的地方。他们碧眼、鬈发，额头高耸，眼窝深陷。越裳、交趾以南，东面环绕吕宋，西面接近身毒，其中有许多岛屿，是赭种人的居地。黑种人最为低下，亚非利加以及环绕赤道的各部族，就是所谓黑奴。如今满人、蒙古人、汉人都是黄种人。檀君的旧国，是箕子受封之地；冒顿的先祖，是由夏后氏降服而来的，客人还有什么疑问呢？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种人居住的地方，实在未曾有过什么外来异类混入。即使按照客人所说的来谈，客人仍然不知道不同人种彼此强弱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凶悍强壮、高大有力的强，一种是道德、智慧、技术、知识方面的强；有的凭体质取胜，有的凭文化取胜。凭体质取胜的，就是游牧射猎民族。他们国家的君臣上下截然如同一家人，有忧患就彼此体恤，有艰难就共同赴难。生聚、教训等事情简约而不繁复，骑马射箭，奔驰迅疾，聚集时如云，分散时如疾风；穿毡衣、吃肉酪，这些养生之物使他们更加有力，也能够耐寒。因此他们的百姓乐于作战而轻视死亡，有杰出首领，就由他为大家订立约束并驱使他们，这样的势力可以强盛于天下。虽然强盛，却还没有进入文明教化的阶段。至于中国百姓，则已经进入文明教化，是凭文化取胜的国家。耕种、挖井、养蚕、织布，修筑城郭、建立城邑居处，于是有礼乐刑政的治理，有学校教育。彼此交换劳动成果、互相调换职业，士农工商四民开始分立。法令、文章等制度历经变化而日益繁密，积累日久而日益丰富。奉养生者、安葬死者的资具无不齐备，君臣上下的等级无不明确，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无不举行。因此百姓贪图安生而畏惧法令，治理得法就容易相安无事，治理失当也容易一天天衰败，所以到了末流，常常转而受制于凭体质取胜的民族。然而中国内部的安定、富足、尊贵、荣华以及声名文物，本来都是游牧射猎民族深深羡慕、却远远不能达到的。因此他们进入中国以后，虽然名义上成为统治者，但传了几代之后，他们的子孙即使有祖宗留下的命令和严切告诫，往往也不能不厌恶劳苦而追求安逸享乐，抛弃淳厚德行而沾染浇薄风气，违背天性、背弃情理，忘掉自己所受的一切；能够不受熏染而与汉族同化的，实在很少。苏轼说：“中国凭法制取胜，匈奴凭无法制取胜。”但他们的无法制，开始时用来自治还有余力；等到进入中国并成为统治者，就必然不能抛弃中国的法制而用无制度的方式治理中国，于是也进入法制之中，同样受到法制弊端的损害。这就是中国屡次被征服却常常自我困苦、教化反而日益扩大、汉族人口反而日益繁衍的原因。为什么呢？万物本来存在无形的相互制胜，被征服的一方亲身经历了这种胜负，却往往还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因此，依据客人的话深入讨论，可以说异族常常受中国制约，却不能说异族制约了中国。

译至于今天的西洋，就不能与此同日而语了。为什么呢？西洋把无法制与法制并用，两方面都能胜过我们。从它们自由平等的情况来看，它们抛弃忌讳，去除繁琐苛细，打破闭塞遮蔽，使人人都能发表意见；上下之间的距离不大，君主不至于过分尊贵，百姓不至于过分卑贱，彼此联合如同一体，这是无法制方面的胜利。从它们官府、工业、军队、商业和法制的明备来看，人人知道自己的职责，不用督促也能办事，事情即使细微也无不准备周全；进退、作息都有一定的节度，无论远近，早晨下令、晚上改变，人民也不认为烦扰，这就是凭法制取胜。它们既在强悍、强壮、高大方面胜过我们，在道德、智慧、技术、知识方面又远远不是我们的百姓所能赶上的。因此，它们的耕种、开采、陶冶、纺织、养蚕、牧畜，以及上至官府刑政、战争防守、运输转运、邮驿交通等事务，还有一切用来团结民众、保护百姓的办法，都精密而宏大，比中国现有的一切强大许多。它们办事一件件都以学术为根本，而学术一件件都建立在接触事物、实际测验的基础上，层层积累、逐级推进，达到最精密、最宏大的境地，所以没有一件事可以坐着空谈而不值得起身实行。如果探究其中的原因，就是它们以自由为本体，以民主为作用。一个洲中分成七八个国家，彼此争先并进，互相磨炼；开始时互相猜忌，最终却互相成就，各自竭尽智慧和思虑；这个国家每天不同，那个国家每月更新，所以它们能够使用法制，却不至于受到法制弊端的损害，这正是它们令人畏惧的地方。过去中国的法制遇到的是无法制的民族，所以虽屡次取胜，仍能长久存在；如今西洋也用它的法制来同我们的法制较量，而我们的法制竟然已经衰败、毁坏、腐朽到这种地步，那么西洋的法制日益强盛，我们的法制日益消亡，也就势所必然了。为什么呢？法制如同器具，如同道路；经过长久时间而没有修治、精进的功夫，变得[原文“格▯”疑误]荒芜阻塞，是必然的。拿荒芜阻塞的法制同不断修治精进的法制并行，百姓自然会舍弃前者而选择后者，这也是必然的。这就是天演学家所说的物竞天择之道，本来就是如此。这正是我先前说四千年文物有转眼即将终结之势的原因。唉！这难道只是客人的深切遗憾吗？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如此，我难道能堵住耳朵、蒙住眼睛，不替我的同胞流泪，指出事实真相吗？” 况且我所说的无法自存、无法留下种族，难道一定要等到“死者国量，平泽若蕉”之后才算吗？如果总是他们做君主而我们总是做臣民，他们总是雄强而我们总是雌弱；我们耕作而他们享用成果，我们劳作而他们享受安逸；交战时总是我们冲在前面，发布命令时总是我们处在后面，他们还会把我们说成上天的[原文“﹃民”疑误]，认为这种族本来就不配自由和自治。于是他们加以束缚、驱驰、奴役、俘虏般使用，使我们的民智没有增长的机会，使我们的力量没有奋发的可能，这样我们就只会成为一群愚昧无知、长期困苦而无聊的百姓罢了。这样看来，距离不能自存、没有遗留种族，还有多远呢？不然，难道他们不知道黑种人和赭种人尚且常存于天地之间，何况我们这四万万黄种人呢！百姓固然有活着不如死去、存在不如灭亡的情形，也不过是在荣辱贵贱、自由与不自由之间有所不同罢了。客人说强盛的事物终将走向死亡，事情到了穷尽之处形势必然反转，这话本来不错。然而他没有领悟，事物发展到极点，必然有达到极点的原因；所以形势反转，也同样有促成反转的原因。善于保持强盛，强盛正是长久存在的原因；不善于运用柔弱，柔弱反而会成为迅速灭亡的原因。《周易》关于否泰的变化、老子关于雌雄的说法，本来是圣贤智慧的巧妙运用和深微权变，并不是说凡事都听任其自行发展。凡事不加经营而听其自然，这只是太甲所说的“自己作的罪孽不可逃避”罢了；上天什么时候曾经因为不织布的人而减少寒冷，因为不耕田的人而减少饥饿呢？土耳其之所以还能存在，是因为自从穆罕默德创立教法以来，本来就以武力强健、严酷，以及同异族死战的道路来训练和控制人民。因此它文化不足而体质有余，学术法度虽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强悍善战，尚且足以立国；这就是它夹在两个强国之间却尚未灭亡的原因。然而它日益削弱、月月受侵，生存也已经十分勉强。这实在不是中国百姓那种安逸柔弱、害怕做事的状态可以拿来宽慰自己的依据。可悲啊！”},{ 不过，若论国土的盛衰、强弱，也只不过是比较它们差别的数目罢了。从今天的中国看西洋，西洋确实强大而富裕；但如果说它已经达到天下大治、极盛的境地，那又是大错特错了。古人所谓天下大治、极盛，说的是：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家家都可以受到旌表；刑罚可以搁置而不用。这几项，都是西洋各国做不到的。况且岂止是做不到而已，按照西方那些研究群体学说的人的说法，恐怕还会与这些目标背道而驰，距离越来越远。世间之所以能够达到太平，必定是因为百姓没有特别富有的，也没有特别贫困的；没有特别尊贵的，也没有特别卑贱的。假如贫富贵贱相差过于悬殊，不平之声就会响起，争斗之心就会产生，大乱的缘由往往由此而生。近二百年来，西洋测算、格物之学大为盛行，制造技术的精巧，实在是亘古未有。民众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机具，几乎无处不用到这些技术。再加上电邮、汽舟、铁路这三项，其功能足以把天下之大尽行收拢，交给一两个人掌握都绰绰有余。这虽然有利于民生交通，却也极大便利了奸雄进行垄断。垄断一旦兴起，百姓之间贫富贵贱的差距就会更加遥远。

译还幸亏西洋施行政教，以平等、自由为宗旨，所以即使强豪势力盛大，尚且没有役使百姓、横行霸道的风气；但贫富之间的差距，即使想要使它平等，最终也没有办法。中国古语说：“富人田地连阡陌，贫人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富人把粱肉都弃置不食，贫人却连糟糠也吃不厌。”至于西洋，贫人吃不厌糟糠、没有立锥之地，与中国大致相同；而至于田地连阡陌、弃置粱肉这些情形，又不足以完全说明他们的富有。在中国，财富以亿兆计算，已经可以说是雄厚了；而在西洋，以京、该、梯载计算的人，多得数不胜数。这些人未必人人都比别人勤劳贤能、聪明智慧，不过是依靠机器牟利，役使万物来聚敛财富罢了。贫富如此不均，所以国家财富虽雄厚，民间风气却不振作；作奸犯科、流离颠沛的百姓，竟然同贫穷国家差不多，于是平均贫富的党派兴起，毁弃君臣关系的议论也出现了。再者，奢侈过度，人心有放纵任性的忧患；人口繁衍过快，户口又有过多的忧虑。因此，深明事理的人说，西洋的教化不异于唐花，虽然这话略有偏颇，却并非没有见地。达到极盛和大治，果真会是这样吗？然而，这种弊病又不是西洋那些谈论理财、讲求群学的人所不知道的。他们固然联合几个国家的贤能之士，汇集几千几百人的智慧谋虑来设法解决，却往往苦于没有办法。因为要挽救眼前的弊病，关键在于人心和风俗。要使贵贱贫富趋于均平，必须百姓都贤能而少有不肖，都有智慧而没有太愚蠢的人，这才可以；否则，即使今天把一个国家的财产全部拿出来平均分配，到了明天，不平等又会出现。为什么呢？喜欢懒惰的人，不能强迫他变得勤劳；喜欢奢侈的人，不能强迫他变得节俭。因此，一个国家的贫富、强弱、治乱，是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的微小征验，必须三者先确立，然后政法才能随之而行。这样一来，推行一项政令、施行一项法令，凡与民众的智慧、道德和能力相合的就保留，违背它们的就废止。在这种时候，即使有英明的君主、明察的宰相，如果不从根本上谋划，也只能补救偏失、挽救弊病，苟且求得一时的治理罢了。任其自然发展，渐渐地终将恢复原状，重新回到旧有的常态。而且往往在补救之时，根本弊病还没有除去，其他弊病却纷纷产生；偏重这一方面的弊病虽有所弥补，那一方面的弊病又突然显现出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严重啊，仅靠政令实在不足以用来治理国家。从前英国常常禁止饮酒，但百姓酗酒的反而更多；常常禁止高利贷盘剥，但民间债务的利息却更加沉重。瑞典禁止贫民不按时婚嫁，于是所谓非婚生子女却满街都是。法国反政之后，三次实行民主制度，但官吏的威势和权力仍旧横行。美国有华盛顿制定的精良法律，但苞苴贿赂的风气至今仍没有办法完全杜绝。斯宾塞尔说得好：“百姓是可以教化的，范围广大到没有穷尽；只是不能指望一下子就见效。”我们的孔子也说：“治理国家一百年，就能战胜残暴、废除杀戮”；又说：“即使有王者出现，也必须经过一代人，然后才能实现仁政。”程子说：“先有《关雎》《麟趾》那样的风气，然后才可以施行周礼。”古今哲人对此知道得非常清楚。所以说：想知道事物如何相合，先要考察它们各自的分际。天下万物，没有不是以各自单独的形体、法则和性情为根本，才形成聚合后的形体、法则和性情的。因此，贫穷的百姓不能造就富强的国家，孱弱的百姓不能造就强大的国家，混乱的百姓不能造就治理良好的国家。那么，现在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假如他因中国长期积弱积贫而愤怒，挽起袖子说道：“为什么不让我来治理？让我来治理，天下的事情屈指可数就能办完，过了十年，大概就差不多了！”那么，他将从什么途径着手呢？他会说：中国之所以不能振兴，并不是法制的罪过，问题在于执行法制不得力。祖宗的盛大法典都在，我宁可遵循它们，再加上实际力量去推行。于是督责的命令开始实行，考察弹劾的政治措施兴起。这样做上十年，我断定中国的贫穷和孱弱仍然会像原来一样。天下大势，就像水向东流，早已浩浩荡荡汇成江河，却要筑坝使它倒流、让它停在山上，这是人力必定无法胜任的。于是又有一个人说：法制不过是圣人的刍狗，是先王的暂居之所；一项陈旧制度不能再使用，一夜也不能再停留。宇宙的大势已经一天天趋向混同，如果不从人类共同的方面着手治理，就一定不行。现在的计策，只是求得富强罢了；西洋确实富强，所以今天的政治，除了向西洋学习，没有别的对象。于是，在朝廷中建立民主，确立真相；在民间修筑铁路，开办辨功。训练全国的陆军，设置数十、上百艘的海军舰船，这样也算近似可行，略能令人满意了。但是，如果沿着今天的道路走，却不改变今天的风俗，十年之后，我恐怕它造成的结果还不只是贫穷和孱弱而已。一个国家的事情，同人的身体一样。人的身体，安逸就会虚弱，劳作就会强健，这本来是常理。然而，如果是一个病人，天天从事于跳跃、奔跑之类的活动，以此求得强健，那只会加速他的死亡罢了。今天的中国，不正是这样的病人吗？况且，中国知道西洋的办法应当学习，并不是从甲午东事失败之后才开始的。海禁大开以来，兴办和废止的事情也不少。译署是一，同文馆是二，船政是三，出洋肄业局是四，轮船招商是五，制造是六，海军是七，海署是八，洋操是九，学堂是十，出使是十一，办务是十二，电邮是十三，铁路是十四。粗略数来，大概不止一二十件。这些事情大半都是西洋富强的根基，但由我们实行起来，却像淮南的橘树移到北方变成枳，似有似无，不能真正取得成效，这又是为什么呢？苏子瞻说：“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面发动而下面不响应更大的了。上面发动而下面不响应，那么上面也将困窘而自行停止。”

译斯宾塞尔说：“富强不能强行求得，单凭政令不足以治理国家。审察它是否适宜，发动它的机能，培植它的根本，保护它成长，那么成效就会在不期望中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所以，如果民力已经〔原文有缺字〕，民智已经低下，民德已经浅薄，即使有富强的政令，也没有人能够实行。政令就像草木一样，把它种在某一块土地上，能够生长壮大，必须是那块土地的肥瘠、燥湿、寒暑与它的种性最为相宜才行；否则，不过萎缩罢了，再严重就会僵硬枯槁。过去王介甫变法，法令并非不好，用意也并非不美，但其结果逐渐发展到宋朝灭亡，这个原因值得深思。管仲、商鞅的变法能够实行，王介甫的变法却失败，归根结底只是因为当时的风俗人心与其法令是否相宜不同罢了。达尔文说：“万物各自竞争而生存，最适宜的才能立足。”动植物如此，政治教化也如此。既然如此，那么今天中国所应当做的事情，就很清楚了。所谓富强，说到底，不过是使百姓获利罢了。但政治要使百姓获利，必须从百姓各自能够谋求自身利益开始；百姓各自能够谋求自身利益，又必须从人人都获得自由开始；要让他们都获得自由，更必须从人人都能够自治开始；反过来就会陷入混乱。然而，能够自治而且自由的百姓，都是他们的力量、智慧和道德确实优越的人。因此，今天的重要政务，总括起来有三项：第一，增强民力；第二，开发民智；第三，更新民德。一个弱小国家处在强国群集之中，施政本来就有治标治本、缓急先后的问题。只是如果这三方面确实进步，那么即使先治标，标也会随之确立；如果这三方面没有进步，那么表面的弊病即使得到治理，最终也不会有功效。这就是舍弃根本而只谈治标之所以不恰当的原因。虽然如此，这件事实在难以说清。今天中国百姓的力量、智慧和道德，若把三者综合来看，经过几千年的层层积累，根本上由于山川风土的差异，受刑政、教化、风俗反复变化的引导，又经过陶冶锤炼，才形成今天最后的状态。如今想凭朝夕之间的作为，就说能够淘洗改革，使它符合当前世局的变化，从而在〔原文有疑字〕的纷扰中自我保存，那么它成败、通塞的情势，恐怕不用再计算就可以知道了。然而，从微小积累而成变化的道理来看，曲折变化自有快慢；从力学的道理来说明，事物的运动都有原因，也都要借助外力。如今外力逼迫，正好成为我们的权宜借力之处，变化的速度将会非常快，时机正在这里。聪明的人如果谨慎地守住力量和时机，不让它被旁人夺走，那么天下的事情正可以从这里大有作为。即使是西洋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它的变化快速，往远说也不过二百年，往近说也不过五十年罢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奋发努力呢？那么，增强民力应该怎么办呢？现在谈论一个国家富强的成效，却把百姓的手足和身体力量作为基础，在那些追求功名的人看来，似乎十分迂阔而不切实际。但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私下说法，西洋那些谈论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把它列为最紧要的事情。考察中西历史传记所记载的事情，直到今天世界上五六十个国家之间贫富、弱强的差别，无不从这里开始分化。周代的希腊、汉代的罗马、唐代的突厥，以及近代的峨狄一类，无不因为身材壮健高大、能忍受艰苦、善于作战，而在一时称雄。中国过去各代分裂争战时，也都把取得三河、六郡作为夺取天下的先决条件。如今有人或许说，火器盛行以后，懦夫拿着枪械，效果也和壮士相同，这真是毫无见识的说法。不知道古今器械虽然不同，但都同样需要勇猛坚毅的气概。况且自从脑学大为昌明以后，没有人不知道形体与精神相互资助，意志与气概彼此激发；有最强健的精神，然后才有最卓越的智谋。因此，无论君子还是小人，凡是劳心或劳力的事情，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和气力，都不能取得功效。这一道理我们的古人早已知道，所以学校、乡学、私塾都不忘武事；投壶、勺仪之类的礼仪以及射箭、驾车的教育，都是用来锻炼百姓筋骨、振作百姓血气的。孔子、孟子两人也都有魁梧杰出的体格。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的阿克德美之中无不有津蒙那知安属；柏拉图还以骈胁著称。到了近代，欧罗化国天天忧心忡忡地担心人种日益衰退，操练身体，不遗余力。饮食养生的事情，医学记载得很详细，并且日益精密严谨；这种事情不只施行于男子，甚至妇女也无不如此。因为母亲健康，孩子才会肥壮；培植先天条件，种族才能进步。去年日本实行这项措施，《申报》评论它推广到妇女，但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唉，这实在不是那些把缠足当作美的、明智的人所赞同的啊！所以，中国的礼俗从损害民力、坐视种族日益衰弱这一点来看，从法制、学问的大处，直到饮食、居住的细节，几乎多得数不胜数。沿袭既久、危害最明显的，没有比吸食鸦片、女子缠足这两件事更严重的了；这是中国朝野上下、近臣大臣最难改变的事情。然而仔细考察实际情况，其中的说法也并不完全如此。现在就鸦片这一件事来说，官兵和士子本来就不在禁例所用的范围内。假如天子、观察、二品官以及诸位大臣，所谓高级官吏，必须是不染鸦片的人才能任用；近臣、大吏各自考察自己的近属；这样层层转相考察藩司、臬司，考察郡守、州县，州县考察佐贰，学臣考察士子，将帅考察士兵，也都采用这一办法，务必使接受考察的人数尽量少，以求一定能够周遍。如果这样确定连坐的办法并切实执行，官兵和士子染上鸦片的现象就会革除。官兵和士子不再染毒，那么天下百姓就会知道，凡染上鸦片毒害的人，必定不能做官、当兵或成为士子；那些爱惜自身、求取进步的人，就一定不会吸食。这样一来，吸食者会一天比一天少，等到已经很少以后，再颁布法令禁止；旧有的染毒逐渐消除，新的染毒不再增加，三十年之间就可以使鸦片的危害在天下完全断绝。至于缠足，本来并不是天下女子乐意做的事情，只是受习俗拘束，没有人敢违背它的范围罢了。假如有一天，天子下明诏，向百姓说明缠足的危害，并且说：“从今以后，从某年出生的女子起再缠足，我就不封她。”那么天下除去这一弊病，就会像热处除去火燎、寒处除去〔原文有缺字〕一样。还有什么难以改变的呢？像这样改变缠足和吸食鸦片两种风俗，并不是难以实行；不难实行却不实行，只是因为认为它们与国事、民生的利弊没有关系罢了。哪里知道种族因此衰弱、国家因此贫穷、军队因此衰败，都由此一步步造成灾害呢？鸦片、缠足这两件事如果不及早治理，那么所有谈论变法的人，都只是在说空话而已。

译那么，开发民智应该怎么办呢？如今崇尚学问的人，往往把事功放在后面；急于追求功名的人，又轻视学问。两方面彼此都失之偏颇，但实际上二者相互资助，不能偏废。只是追求功名的人很多，真正有学问的人难以寻求，所以学问尤其可贵。东方的人看到西方今天财富利益如此丰富充盈，常常对此感到疑惑而不相信；等到亲眼看见而相信了，又不能测知它所以然；直到考察西方谋生理财的各种方法，然后才知道它们都归功于亚丹斯密的一部书，这是西方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因此，制造器物的完备，可以追溯其根本到柰端；舟船车辆的神妙，可以推究其源头到瓦德；利用电气的便利，是法拉第的功劳；民众长寿，是哈尔斐的事业。至于近二百年来学术运势昌盛、文明发达，又不能不把柏庚氏摧毁旧说、廓清道路的功劳列为首要。做学问的人倡导新的理论，做事功的人窃取这些理论作为方法，于是取得巨大功效。所以说：民智，是富强的根源。这是可以悬之日月、不可磨灭的论断。然而，西洋把格物致知作为学问的根本起点，中国并不是不这样说；只是为什么民智彼此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呢？有人说：中国人的智慧思虑运用于空虚之处，西洋人的聪明才智寄托在实际事物上；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依我个人看来，中国是空虚的，西洋更加空虚；西洋是实际的，而中国更加实际，问题并不在空虚和实际之间。西洋对于学问，从明代以前来说，与中土也大致相等。到了近代，谈论学问先讲物理，后讲文辞；重视实际功用，轻视辞藻装饰。而且他们教育子弟，尤其一定要让他们亲自竭尽耳目之力，运用自己的心思；重视独立领悟，轻视因袭；乐于探求正确的东西而有所怀疑，谨慎相信。因此，他们所谓名数之学，是借此教人形成思考、穷究事理的方法；他们所谓力质之学，是借此引导人观察事物、考察变化的途径；至于这些学问的根本作用，不过像捕鱼捉兔所用的筌和蹄一样，是达到目的的工具罢了。所以赫胥黎说：“读书获得智慧，是第二手的事情；只有能够把宇宙当作我的书简，把万物名目当作我的文字，这才是真正的学问。”这就是西洋教育百姓的重要方法。再回头看中国，情况又怎样呢？朱子用接触事物、穷究事理来解释格物致知，这是对的；但如果只把读书、穷理作为格物致知，那么风气就会因此闭塞。况且中土的学问，必定寻求古人的训诫。古人的错误既不能辨明，即使古人正确的地方，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正确。记诵辞章已经造成误害，训诂注疏又更加拘泥，江河日下直到今天的经义八股，恰好只能败坏人才，又哪里谈得上开发民智呢？况且六七岁的儿童入学时，脑力还没有坚实，就教给他们探究玄妙深奥的文字，所依靠的只是强行记忆，这对心灵有什么补益呢？其中用来开发、疏浚聪明才智的，不过是区区对偶文字罢了。因此，审核物理、辨析是非的能力，全都没有。用这种方式求学，又有什么奇怪的，科举出身的人十个中有九个不明白人情物理，有时反而不如农民、工匠、商人呢？如今那些关心时事的人，常常感叹中国读书人太少；依我看来，照这样教育人，倒不如说读书的人太少。如今事物发展到了穷尽就要变化，谈论时务的人人人都说应当变通学校、设置学堂、讲授西学。即便如此，说十年以后中国一定能够获得好处，也未必如此。为什么呢？旧有制度还在，求取功名的道路却没有打开。这样一来，士人若能在这方面深入探求而不感到[原文“亻券”疑误]厌倦，必定是无所等待、自己兴起，能够就着实际事务而感到快乐的人。否则，钻研艰苦学业虽然辛苦，市场上悬赏千里马的奖励却始终落空；同辈知道了就互相猜忌，门外不知情的人又互相诬妄，怎么会不最终废然而返呢？所以要开启民智，不能不讲西学；要讲授实学，不能不改变科举取士的办法，打开任用人才的道路，并废除八股、试帖、策论等科举制度。至于更新民德，更是三件事中最难的。暂且不论西洋各国的教宗如何，但每逢七日礼拜，必定有人聚集民众，对他们反复教诲、当面提醒；他们施教的方法，则是向人显示上帝的威严，强调求生来世的道理。人无论是王侯公卿，还是贫困无助的百姓，从宗教的角度看，都是上天的赤子，于是平等的道理就明确了。平等的道理明确，所以百姓知道自尊，也受到鼓励去行善。如今所谓“上帝正在俯视你，不要三心二意”“看你独处室内时的表现，尚且不要对着屋漏感到惭愧”，本来是大人的修养，也是君子难以做到的事情；然而西洋的普通百姓，只要信教真诚深厚，早晚都能警惕勤勉，同我们的贤人君子没有区别。反省自己而内心没有愧疚，心志中没有邪恶，不因威势而恐惧，不因利禄而亏心，这确实是宗教中的常理，并不是特别奇异卓绝的行为。百姓心中有所主宰，所受的教化又有常规，所以效果能够这样显著。至于我们的百姓，姑且不说学校已经废弃很久，即使仍然像当初那样存在，也不过选择普通百姓中的俊秀者来教育。至于穷苦人家的孩子、编入户籍的平民，从襁褓直到成年，从来没有间断地有人教导他们。孟子说：“吃得饱、穿得暖，安逸地居住，却没有教育，就接近禽兽了。”那些吃得饱、穿得暖的百姓，没有教育尚且会这样；那么那些被饥寒逼迫驱赶、连救活自己都顾不上断的人，又会怎样呢？把义放在后面、把利放在前面，欺诈虚伪、奸邪欺骗，本来就是他们会做的事。过去甲午年办理海防时，有的水雷和开花炮弹竟用铁屑、沙土来代替火药。外国报纸评论说，我国百姓为了几枚金钱、锱铢般的小利，即使让国家灭亡、军队覆没、将领被杀，土地受辱、军队受损，也毫不顾惜；这样看来，中国今天的败退和将来的危亡，不能说不是不幸了。这件事足以使听到的人怒发冲冠，哪里还用多说！可是诸位也曾沿着根本去追究它所以如此的原因吗？自秦以来，治理国家虽有宽严不同，大体上都把我国百姓当作奴隶对待。即使有所宽宥，也不过是宽宥这些奴隶；即使有所抚慰，也不过是抚慰这些奴隶。上面既然把百姓当作奴隶，百姓也就把自己当作奴隶。奴隶对于主人，只是被形势劫持、被权势禁制，实在无可奈何罢了，并不是心悦诚服，也不是因为爱自己的国家和主人而共同维护它。因此，只要形势还可以凭借、国法还能够施行，他们就会竭力奉承上位者，把他抬到最高处，也把自己压到最低处；

译一旦形势失去、法律无法施行，他们就只知道谋求利益；大家一起起来反抗，也是他们本来会做的事，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如今中国骂人的话，骂作“畜生”，可以说是最严厉的了；但在西方人看来，这不过是没有根据的话。假如到他们国家去，骂人说“你是没有信用的骗子”，或者说“你是没有勇气的懦夫”，早晨这句话一出口，下午挑战决斗的书信就已经送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把这些话看作极大的侮辱，比“畜生”严重万万倍，所以宁可决斗而死，也不能和这种侮辱共存。可是中国人认为，说话守信、做事果断，只不过成了拘拘小节的小人，君子并不崇尚。东西两个洲的风气竟有这样的不同。若追究其中的原因，是可以说清楚的。西方的教化重视平等，所以用公共原则治理众人，并且尊重自由；重视自由，所以看重守信和果断。东方的教化建立纲常，所以用孝道治理天下，首先尊敬亲长；尊敬亲长，所以轻视守信和果断。然而这种教化流弊到了极点，就会变成心怀欺诈、彼此欺骗，上下互相隐瞒；这样一来，忠孝所保存的东西，反而不如那些重视守信果断的人多。况且西洋能够使百姓都像对国家和君主怀有深厚的私情和至爱一样，参加公共战争时如同为私仇而战，也是有道理的。法律从下院开始制定，是百姓各自遵守自己所拥护者共同订立的约定，而不是一味服从上面的制度；宰相以下的官员，也都由全国推举选择。这样，官员是百姓设置来治理各项事务的，并不是只供人尊奉仰戴的；至于他是抚慰我还是虐待我，都不是问题的关键。缴纳赋税来办理公共事务，无异于自己经营田宅；奔赴死地杀敌，无异于自己保卫家室。每当我听到英国人谈英国、法国人谈法国，乃至各国人谈论自己出生的国家，听到他们说出国名，就像我们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情感真挚而牢固，仿佛有无穷的爱。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只是把它当作自己的私有之物罢了。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想要提高我国百姓的道德，使他们同心协力、团结一致来抵御外来的变化，就不能没有一种办法，使每个人都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私有之物。处士顾某说：“百姓不能没有私心；圣人制定治理天下的制度，就是把天下人的私心合在一起成为公心。”既然如此，怎样才能使人人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私有之物呢？答案是：在京师设立议院，并让天下各郡县共同推举自己的守令和县宰。要使百姓忠于国家、热爱国家，必由此途；要使教化兴盛，必由此途；要使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必由此途；要开辟道路、振兴商务，也必由此途；要使百姓各自约束自己、谨慎自守，争相在善行上磨炼自己，也必由此途。唉！圣人如果再次出现，也不会改变我的话了！这三件事，是自强的根本。不这样做，即使有伊尹、吕尚为之谋划，有吴起、李牧为之作战，也将逐渐衰败、逐渐灭亡，决定不会有一天真正强盛起来。即便如此，难道就没有治标的办法吗？那么，治标应当怎样做呢？训练军队吗？筹措军饷吗？兴办实业吗？修通铁路吗？振兴商务吗？答案是：这些都可以做。有根本，这些事情就都能成立；没有根本，最终都会废弃。自甲午年以来，全国纷纷兴办的事情也已经很多了，效果究竟怎样？它们对富强究竟有无助益，识时审势的人自会说明，不必我再深入讨论。不过，从我看来，有一件事是治标之中最紧迫、丝毫不能拖延的。是什么事呢？就是朝廷必须革除旧弊、施行新政，采取一两项非同寻常的措施，对内安慰天下臣民的深切期望，对外粉碎敌国侮辱侵夺的阴谋，这样才差不多有希望挽救局面。否则，这些琐碎的举措即使有一百项，也没有用。我的朋友新会梁启超说得好：“万国都在蒸蒸向上，大势互相逼迫；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主动变化，变化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被动变化，变化的权力就让给别人。” 《左传》说：“不要让别的族类滋长，实际上已经逼迫着居住在这里了。”希望天下有志之士反复诵读这句话，及早采取措施挽救局势，就可以了。

译○论世变之亟 唉！观察今天的世局变化，大概自秦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急迫的了。世局发生变化，人们不知道它究竟由什么造成，勉强给它命名叫作“运会”。运会一旦形成，即使圣人也无能为力，因为圣人也是运会中的一个因素。既然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说他能够取得运会并把它转移，实在没有这样的道理。圣人只是知道运会将要趋向哪里，预先看见它最终的结果。因为知道它的趋向，所以顺应天时而行动；因为预先看见它的终极，所以先于事势行动，而天也不违背他。于是裁成万物、辅佐天地，把天下安置在最安定的境地。后人看到他的成功，便好像圣人真能转移运会，却不知道圣人起初其实并没有做什么。就像今天中日构成战祸，追究它的由来，难道是一朝一夕的原因吗？我曾说，中西的事情和道理，最不同、绝对不能混合的地方，没有比中国人喜好古代而忽视今天、西方人致力于今天而胜过古代更大的了。中国人把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看作天道运行和人事变化的自然规律；西方人则把日益进步、永无止境，已经兴盛就不能再衰败、已经治理就不能再混乱，看作学术和教化达到的最高原则。我国圣人的意思，是认为我们并非不知道宇宙万物可以全部藏纳，而人的心灵如果每天都得到开发疏导，其机巧和智慧可以逐渐达到不可测量的境地。但我偏偏把这些放置一边，不把它作为要务，是因为养育百姓的原则，只求彼此相安相养罢了。天地间的物产有限，而百姓的嗜好欲望无穷；人口繁衍日益增多，开采消耗日益扩大，这终究会形成物资不足的局面。物资不足就必然争夺，而争夺是人类社会的大患。所以宁可用知足守分来教育百姓，使他们各自安于朴拙蒙昧，耕种开凿来侍奉长上。因此《春秋》把大一统看作平息争乱的大局，秦朝销毁兵器、焚烧书籍，大概也是这个作用。降到宋以来的科举制度，它防止争乱尤其深远。取来人人尊信的书，使人反复沉潜研读，而其中的道理总处在若远若近、似有用又似无用之间。悬设科举等级作为诱饵，使上等聪明人担忧自己未必能取得功名，下等愚人又庆幸自己或许能够取得；于是把天下所有圣人、智者、豪杰，乃至一切有思虑的人，都收入这张八方的罗网。即使漏掉了能够吞下大船的大鱼，它也早已晒干鳃、折断腮须，衰老不堪，又哪里还能兴风作浪呢？唉！这真是圣人笼络天下、平息争斗、消弭祸乱的办法，却使百姓的力量因此日益衰弱，百姓的智慧因此日益衰退。最终竟到了不能同外国争夺片刻生存机会的地步，这就是圣人的谋划所没有料到的了。即使如此，假如一直到今天，我们实行自己的治理，而跨海而来的蒸汽船不来，缩地飞驰的车辆不到，那么神州百姓就会老死而不与异族往来。富人永远享有富裕，穷人永远安于贫穷。明白天赋恩泽的道义，贵贱尊卑的区别就会严明；崇尚柔顺谦让的教化，喧嚣凌人的风气就会消失。局部灾害虽然很多，也有补救的办法；盗贼虽然众多，也有剿灭的方略。这样的治理纵然难以称为太平盛世，至少也可以彼此相安。谁能想到，祸患常常出现在意料之外，竟有一种叫作泰西人的东西，大概从那些高额深目的族类中来，杂处在我们结发编发的人群之中；这样一来，我国四千年的文物声名，已经有顷刻不能保全的忧虑了。直到今天才知道危险，和齐桓公到了感到疼痛的那一天才把它当作患病开始，有什么不同呢？同中国人谈论西方的治理，常常苦于难以说明它的真实情况。抱有彼此之见的人不察事实，动辄说中国是仁义礼仪之邦，而东西南北凡是我国王威没有到达的地方，统统称为犬羊夷狄，这是第一种蔽塞。明智有识的人想让一国人明白彼此的真实情形，议论就不得不坚持公正的是非；但见识浅薄的人偏袒私情，常常辱骂那些赞誉仇敌、背离本国的人，这是另一种弊病。他们却不知道，这样只是堵塞自己的聪明来自我欺骗，并且不断受到别族侵侮，却没有人能同他们辨明是非。忠诚和爱国的道理，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周公、孔子的教化，难道也是这样吗？诸位请想一想：今天的夷狄，已经不是古代的夷狄了。现在称说西方人，只说他们善于会计，又说他们擅长机巧，却不知道我们如今所见所闻的蒸汽机、兵器之类，都只是形而下的粗浅末迹；即使所谓天文算学、格物致知中最精深的部分，也只是他们能力显露的端绪，并不是他们的命脉所在。他们的命脉是什么？简要说来，无非是在学术上排斥虚伪、崇尚真实，在刑法政令上克制私情、以公为准罢了。这两点同中国的道理本来没有不同，只是他们实行起来常常畅通，我们实行起来常常受阻，区别就在于自由与不自由。“自由”这个词，确实是中国历代圣贤深深畏惧、却从来没有立为教义的。西方人说：上天生下百姓，每个人都各有天赋，能够获得自由才算完全接受了天赋。因此人人都应获得自由，各国都应获得自由，只须使彼此不互相侵害损伤罢了。侵害他人的自由，就是违背天理、残害人道。杀人伤人以及盗窃侵吞他人财物，都是侵害他人自由的极端表现。所以侵害他人自由，即使国君也不能做；各种刑罚禁令和法律条文，全都是为此而设的。中国的道理同西方法律最相似的，是“恕”和“絜矩”。说相似还可以，说真正相同却万万不可。为什么？中国所说的恕和絜矩，专门是针对他人和万物而言的；西方所说的自由，虽然也涉及万物，实际上还包含保存自我的意义。自由观念既然不同，各种差异便纷纷产生。粗略举一两点来说：中国最重三纲，西方首先阐明平等；中国亲爱亲族，西方崇尚贤能；中国用孝道治理天下，西方用公共原则治理天下；中国尊崇君主，西方尊重人民；中国看重统一道路、风俗一致，西方喜欢结党而居、按州分处；中国多有忌讳，西方则有许多讥评和称许。在财用方面，中国重视节约流出，西方重视开辟来源；中国追求淳朴，西方追求进步发展。在待人接物方面，中国赞美谦退屈己，西方致力于舒展自我；中国崇尚礼节文饰，西方喜爱简便平易。在治学方面，中国夸耀博闻强识，西方尊重新知识。在面对灾祸方面，中国把它归于天命，西方依靠人的力量。像这些方面，都有用中国的道理与之相抗、并存于天地之间；但我实在还不敢立刻判定哪一方优、哪一方劣。

译自前朝末年，西方各族已经同中国往来。到了本朝，海路和航运日益扩大。马嘉尼的请求没有获准，东印度公司的军队接着到来。道光、咸丰以来，坚持驱逐夷人的人也知道这一定行不通，众人的议论稍稍停息，于是不得已接连开放二十三个口岸。这正是郭侍郎所说的：“天地间的气机一旦发动，就不可再遏止。士大夫自以为是、抱持私见，想要压制天地已经发动的气机，从来没有能够胜过它的。”依我看，岂只是不能胜过它而已，恐怕没有不反受其祸的。越是遏制得深，祸患爆发得就越猛烈。没见过激流吗？越是把水压住不让它向下流，它冲激得就越高。没见过火药吗？堵塞得越不严密，它爆炸得就越不迅猛。三十年来祸患接连不断，哪一件不是这种企图遏制气机的做法招来的灾祸呢？而且祸患还不止这些。推究我们这一派人的作为，恐怕不仅会毁灭四千年的文物，还会逐渐导致国家瓦解崩溃，一旦涣散便再也无法收拾。这种结果实在是昏昧之人、见识谋虑所绝对想不到的；听到这话的人，没有不指责它是奸人的言论，说它在帮助夷狄恐吓中国、煽动他们的气焰。作为中国的人民，说他们会做自我毁灭、残害同种的事，这样的说法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即便如此，请听我这浅陋的说法。当西方人最初到来时，他们拿着不义而害人的东西，同我们构成争端；这不只是有识之士共同怀疑的事情，即使西方本土的才俊，也至今把它看作极大的耻辱。而且中国承受历代圣明君主的恩泽，疆域广大辽远，文治昌明，超过前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自以为那些横目、蒙昧、【原文疑误】之类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们尊贵。谁知忽然有几万里之外的荒服岛夷，鸟语夔面，飘然来到，要求通商而请求不得，便冲入我国海疆，俘虏我国官员，甚至焚毁宫阙，使皇帝受到震惊。当时之所以没有把他们吃其肉、寝其皮，只是力量不够罢了。假如有人在那时低头屈心，研究他们的事情、请教他们的办法，那不是疯狂无耻的人，就不会做这种事。因此，道光、咸丰年间，斥责洋务、寻求驱逐夷人策略的人，虽然见识受限于无知，方法有时反而促成了局势恶化，但说他们不是忠孝节义之士，恐怕不可以。然而到了今天，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谋划国家事务的方法，没有比把祸患转化为福祉更好的；而臣子的罪过，也没有比只图私利、只顾自己更大的。士人生在今天，却看不见西洋富强的成效，那就是瞎子；说不讲求富强中国也能自行安定，说不用西洋的方法也能自行富强，说采用西洋方法不需要通晓时务的真正人才，这些话不是疯狂失常、丧失理智的人不会说。这样看来，那些身居印绶、累积官位的人，必定要故意翘尾巴、露棱角，同天地运行的气机作对，他们的用心也就可以看清了。姚郎中的话说得好：“世上本来就有宁可看着国家危亡，也不肯用自己一时的富贵去交换的人。”推想鄙夫的心思，大概会说：危亡不危亡，还不可知；即使真的危亡，也是天下共同承担。我为什么要让那些人志得意满，而自己退处到没有权势的地位呢？孔子说：“如果担心失去它，就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所以祸端起于士大夫的偏私固执，祸患可能发展到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从这个角度看，我先前的话，究竟过分不过分呢？唉！今天的倭患只是刚刚开始。俄国、法国、英国、德国纷纷在旁边调集军队，这是要做什么？这件事还值得再深说吗？还忍心再深说吗？《诗经》说：“它怎么能够得到善果，只会彼此一同沉溺。” 又说：“看看那乌鸦，哪里有可以停留的地方。”我内心动摇、意绪忧郁，只姑且说这些；是了解我、怪罪我的，任凭阅读报纸的诸位公论吧。

译○救亡决论 天下最明白的道理、形势上必然主导一切的事情，就是像今天这样，中国如果不变法就一定灭亡。既然如此，变法应当先从哪里开始？答案是：没有比废除八股更优先的了。八股本身并不是自动会危害国家，危害在于它使天下没有人才。它怎样使天下没有人才呢？有三大害处。第一害是禁锢智慧。人的谋划、智慧和知识要得到开发，必定要由粗浅进入精深，由明显达到幽奥，层层积累、一步一步踏实前进，然后才能思虑通达、明辨是非。开始学习时，必须没有荒诞空泛、似是而非的说法，后来处理事情才不会有颠倒支离的弊病。为什么？因为平时所学习的就是这样。然而八股的学习完全不同。刚刚垂髫、连五谷还分辨不清的儿童入学时，必先让他们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开头就讲明“明德”“新民”等义理；讲了既不能理解，背诵却只是勉强记忆。这样过了几年，将要拿着纸笔学习写经义，教师教给他们死板的套式，弟子靠抄袭来成篇。一篇文章写成，自己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等到学政来巡视，大家纷纷带着免考名册，裹着饼食，排队唱名，低头到考案前，只要不违背功令，竟都足以拿去求取功名，错误的种子流传开来，竟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这样考取了一个秀才，就可以用来在乡里夸耀；又这样考中乡试、取得乡荐，就可以希望治理一方百姓；至于成为贡士、进入翰林院，名声更加荣耀，对自己的看法也更加膨胀。出任一县之长，入朝主持官署，手执笔登上朝廷，离公卿只有几步，便认为这就是贯通天地人的儒者。经过朝廷选拔人才，又蒙皇帝亲自策问，这说明朝廷本来就认定我是儒者。成千上万人一起参加进试，人人失意，唯独我得意高中，这又仿佛冥冥中的鬼神也允许我做儒者。朝廷和鬼神都把我当作儒者，我当然真是儒者，而且是真正贯通天地人的儒者。从此天下的事情来了，我只用半部《论语》就足以治理，又有什么可疑惑、可困难的呢？做秀才时没有做不了的题目，做宰相时自然也没有办不了的事情；这也只是他平时所学习的就是这一套罢了。荒谬糊涂，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第二害是败坏心术。推想皇帝最初创设经义考试的用意，是否在于使百姓愚昧，我不敢断定。但天下后世之所以乐于接受这种愚化，难道不是因为圣贤经典没有一句不是吉祥之言，实行八股法，原本想用“忠信廉耻”的学说逐渐熏陶天下，使大家都走上同一条道路，风俗也因此变得淳厚吗？谁知今天的科举，实际效果反而同原先所期望的相反，其中有些后果更是前人绝对料想不到的。暂且不说考场中的大弊端，如通关节、冒名顶替、请人代写、串通字号等种种最为寡廉鲜耻的事，有权势的人往往去做，却从来不稍感惭愧。只说它没有这些弊病的一面，请先听孔子的话：“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智慧。”所以说话止于自己不知道的地方，本来是求学者的大戒。可是今天写八股的士人，竟然真的无所不知。无所不知，不是人所能做到的；但上面既然这样要求，下面自然就要这样应付。怎样应付呢？就是抄袭别人的说法。拿别人的文章词句，厚着脸皮说是自己写的，这个人的羞耻心本来已经很少了；如果又因此侥幸得利，日后掠夺他人美名、制造伪作的事情，就会更加忍心去做，而且自己还不知道这是可耻的。然而这还只是临场考试的情形。到了平日用功时，人人手里拿着一部书，名叫揣摩时尚风气。即使有一两个聪明的子弟，明知时下风气已经不对，但取舍关系到功名，如果想求得录取，势必要低头迎合才行。士人之所以可贵，国家培养士人的深远用心，难道不正是希望他们能够挺立自守，各自具有独立不随俗的风气，日后入朝为官，才有不苟且求取、也不苟且免祸的气概吗？可是如今，在他们做秀才的时候，偏偏一定要让他们习惯抄袭、迎合、随波逐流，致使羞恶之心和是非之心朝夕之间就被禁锢消灭，内心空空荡荡。又有什么可怪的呢？他们接受投帖、取得仕籍之后，把善于钻营做官当作传统，把迎合时势当作秘诀；闭塞昏暗，真像同一座山上的貉子。只顾一己私利罢了，哪里还会顾惜百姓生计和国家大计！而且它的害处还不止这些。每逢春秋两场乡试，考场内外张贴的文告，让没有学习过的人看见，没有人不想把头发剃成股弁式。等到亲眼看见实际情形，才发现不但大错特错，反而变本加厉。这哪里只是士子出身时先教给他们煌煌的皇帝言论，实际上简直等同于济窍飘风之类【原文疑误】、与人事无关的东西；又有什么可怪的呢？日后他们做了官吏，刑罚摆在眼前也不害怕，事后有人议论也不惊惧。为什么？凡是这些，也都是他们平时所学习、所习惯的结果。因此，今天科举的害处不只在于禁锢智慧、败坏心术，它还将使国家的法令和帝王的典章逐渐同粪土一样；可是知道这种危害的人，究竟是谁呢？第三害是滋养游手之民。杨子云说过：“语言，是内心的声音；

译文字，是内心的图画。” 所以可以知道，语言和文字这两件事，是人类必须具备的能力。人如果不识字，他同禽兽的距离，就只拉开了一半。中国把文字这一门本领专门归给士人，而西方和东洋则认为，所谓百姓大众，下降到妇女、差役、平民之类，本来没有不识字读书的人。况且士农工商四民并重，从来没有把士人奉为唯一尊贵；只有我国人，才开始傲然以识字读书自别于众人。至于西洋研究理财的人，还说农、工、商、贾都能开发天地自然的利益，除了养活自己，还能养活别人；唯独士人空空无能，只张口等待哺养。所以士人本来就是百姓的蛀虫。正因为士人会蛀蚀百姓，所以他们选拔士人时一定务求精良，最忌数量太多；人数太多就无事可做，成为游手好闲的百姓，弊端便会造成动乱、贫穷和衰弱。可是中国早已有“后车十乘，从者百人”的排场，孟子已经开了祸端。到了今天的士人，听不到崇尚志向的教诲，只听到“素餐”之类的讥诮。十年之中，正恩多次举行科举，朝廷既没有办法安置他们，士子又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原文“▯或朴丛生”疑有乱码】人文风气已经盛到极点。若按孙伯符因杀丹阳太守、坐视无知的事例来论，那么当今的公卿，也都不能容于尧舜的时代了。何况再加上保举制度，又加上捐纳官班，简直像挤破疮疡、脓血四溢，哪里还知道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中国就像一头大猪，成群的虱子密密麻麻地聚集在它的脚掌和曲折隐蔽处；总有一天，屠夫拿着刀、准备好热水来对付它，到那时虱子们才开始彼此哀叹，就已经太晚了。可悲啊！列举八股的三大害处，其中有一项发生在一个国家身上，这个国家就很少有不衰弱灭亡的，何况三项兼有呢！如今议论的人会说，八股取士本来没有真正辜负国家；明朝以来一直使用它，它所造就的贤哲和大官，多得数不清，宋代苏轼也曾经这样议论过。如果按照考察名义、核实实际的原则实行，八股又怎么会辜负天下呢？这种说法本身有道理，但他们不知道，既然把利禄的门槛高高悬在那里，那么无论采取什么办法来求取人才，聪明有才智的人都会进入它的圈套。假如国家用喂牛来选士，也会得到宁戚、百里奚；用放猪来选士，也会得到卜式、公孙丞相。假如当时看到这种办法确实得到了人才，便因此把它定为科举制度，诸位认为怎么样呢？科举取士，是为国家求取人才，是勉励人们求学；求人才和劝学这两件事，都必须以有用为根本。有用的效果，要在富强上验证；富强的基础，建立在格物致知上。不以格物致知为根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空疏荒废，正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苏轼的议论只是取得一时痛快，大概当时正同司马光、王安石立异争辩，又怎么能把它看作确切的定论呢？总之，用八股取士，使天下人在无用的地方消磨岁月，使志气节操在昏暗之中堕坏；它增长人的虚骄，使人的精神智慧昏昧；对上不足以辅佐国家，对下不足以资助事务、积蓄力量。人才被破坏，国家就会跟着贫穷衰弱。不废除这一制度，只是修补漏洞、夸张幽微玄妙之说，没有用；即使训练军队、讲求通商，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才，这几件事即使举行了，也会废弃。就像舔食糠皮最终会舔到米一样，最后只会导致危亡罢了。那么，挽救它的办法应当怎样呢？答案是：坚决废除八股，大力讲授西学，这样或许才有希望。即使东海能够倒流，我的话也一定不可改变。反对者说：八股禁锢智慧、败坏心术、滋养游手之民，积累了将近千年的弊病，流传下来造成失败和败坏；一旦外患大举压境，使国家完全没有可以依靠的东西，想要作战又担忧很快灭亡，忍受耻辱求和又害怕逐渐坐等灭亡。在这种时候，当然应该改弦更张，不必再说。只是如今正处于存亡危急的时期，想依靠学问取得成功，和播种养蚕、等待收获来献功，以挽救眼前饥寒的祸患，有什么不同？道理虽对，在这种道路上实行，恐怕未免迂缓吧？如今先生讨论救亡，认为西学中的格物致知不可改变；但格物致知何必一定是西学，本来就是我道统《大学》的起始根基，只是它的成效似乎太遥远，事情似乎太琐碎。朱晦翁的《补传》一篇，已经大受后贤争论；同时陆氏兄弟也有讥刺逐物而破坏道体的说法。前明姚江王伯安，是儒者中最有功业的人；他格窗前一竿竹，七天便生了病。他认为“格”字应当用孟子所说“格君心之非”和如今法律中“格杀勿论”的“格”来解释，认为应当排除外物，然后才能显现良知的作用和本体的光明。这尤其是做事建功不必等待格物致知的明证，可是先生却说富强以格物致知为先务，我私下对此很疑惑。其中的道理可以详细说给我听听吗？回答说：这不是很好吗，客人来询问这件事。中土的学术、政治和教化，自南渡以来之所以越来越没有什么可说的，哪一样不是陆王之学造成的祸害呢？以本朝圣祖那样圣明的君主、禹王和周文王以后少见的人，也不过只能挽救一时，随即又衰落下去。学术末流的最大祸害，在于追求高远的议论而远离实际事务，崇尚意气、自我矜夸而忘掉现实祸患。八股的害处，前面已经详细说过了。推而论之，中国应当摒弃而不再谋求的东西，还不只是八股。自从有了科举制度，士人如果不把求取功名看作进身荣显的阶梯，就不知道应当学习什么，这种人不足一提。超脱世俗的人厌恶制艺，便研究古文辞；不喜欢试律，便写古体今体诗；鄙视摺卷，便争相钻研碑版、篆书、隶书；轻视讲章，便高举汉学考据的大旗。于是有人追随秦汉，有人崇尚唐宋八大家；归有光、方苞、姚鼐、刘大櫆，恽敬、魏源、方东树、龚自珍；唐代尊奉李白、杜甫，宋代推崇苏轼、黄庭坚；前后七子像优伶模仿孟子门徒，六家则大肆吹捧。魏碑晋帖，分成南北两派；东汉刻石，北齐写经。戴震、阮元、秦蕙田、王鸣盛，直闯许慎、郑玄的门径；深衣几幅，明堂两个。钟鼎器物校订铭文，圭琮玉器撰写考证；秦代权器、汉代日晷，堆得满屋都是。

译像这一类事情，无法全部说尽。但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没有用。并不是真的毫无用处，而是这些东西要等到富强以后、物产丰富、百姓安康时，才可以用来怡情遣日；并不是今天用来急切挽救贫弱的实际需要。更高一层的人会说：不对不对，这些也都不足以称为真正的学问。学习是用来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用来辅助国家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罢了。于是夸张陈说礼乐，广泛谈论性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关学、闽学、濂学、洛学；几部学案，几百篇语录；《学【原文此处字形疑误】通辨》，《晚年定论》；关学讲求刻苦，永嘉学派重视经世制度；深宁、东发，后继有顾炎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著录其中。穿着宽大的衣服，迈着尧舜般的步子；【原文“讠▯讠▯声颜”疑为乱码】摆出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态；在灶上就要驱逐虏敌，折断杖子鞭打羌人；经营天下八方，笼罩天地。像这样，我又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没有实际效果。也不是果真没有一点实际内容，而是面对救死尚且来不及的现实，宏大的愿望总是遥不可及；所寄托的理想越高，离实际就越远。徒然增加许多伪饰的道理，对百姓生计有什么帮助呢？所以从后一个方面说，它虽然高于西学，却没有实际效果；从前一个方面说，它比西学更繁琐，却没有实际用途。总之，都不能挽救危亡罢了。客人说，处于国家存亡危急的时期，务必赶快谋求自救的方法，这个意思是对的。我本来就知道，如今谈论时，不只是破坏人才的八股应该废除，凡是宋学、汉学以及词章这些小道，也都应暂且束之高阁。即使“富强”二字，也应放在后面，首先要设法寻找能够救亡的道路。只是如果申说陆王两派的学说，认为格物致知对建功立业没有益处，或者认为建功立业不需要格物致知，那就绝对不可以。陆王之学，说得直白些，不过是只听从自己的内心、任意自用罢了。他们认为自己不出门户就能知道天下事，却不再追问天下的事情同自己所谓的认识究竟相合不相合、是不是完全相反；自以为闭门造车，出门就能合乎车辙，也不察看门外的车辙同自己造的车究竟合不合、是否相互龃龉。面向墙壁凭空制造说法，顺着错误加以润饰，持守它时似乎有根据，说出来仿佛很有道理。最严重的例子，就像骊山博士谈论瓜果，不问瓜究竟有没有，议论却先纷纷兴起；秦始皇坑杀他们，也不能算过分。陆氏对孟子，只选取“不学而能的良知”和“万物皆备于我”等话，却忘记了“求其故”、穷尽目力观察事物的说法；正因为他们自视太高，所以强行让外物迎合自己。后世学者喜欢这种直截简便、迎合懒惰怠慢心情的学说，于是群起趋附，没有人反省自己。它造成的祸害，开始于学术，最终波及国家。因此，对于自己，他们把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当作富强，却从未验证究竟是不是真富强；对于别人，他们认为神州之外全是夷狄，却从未考察究竟是不是夷狄。即使抵死坚持虚妄的说法，也从不稍稍屈服。然而天下的事情无法逃避的，只有事实罢了；不是虚浮的言词和粉饰的说法可以自我欺骗，也不是盛气凌人的高论可以强行压服。等到真正接触事实才知道，亲自实行才发现艰难，而天下的祸患已经无可挽救了。前朝所以灭亡、今天所以衰弱，不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前面的车已经翻倒，后面的车轮正要加速前进，实在可叹！至于词章这一路，本来同经世致用属于不同科目，不妨任意放达，所以即使写得像海市蜃楼、迷离恍惚，也足以移情遣意。一旦涉及建功立业，淫荡逃避、虚妄邪僻从心中产生，就会危害政治；苟且粉饰从政治中产生，就会危害实际事务。可是中土不幸，最崇尚词章，致使学者把这种习气养成性情，日益增加轻浮傲慢。何况又把利禄和声名荣华作为目标，只求讨人喜欢，哪里还需要讲求实际道理？于是轻浮傲慢之外，又加上险恶浮躁；这同武侯所说学习以成就人才的道理，何止是背道而驰。我先前说科举破坏人才，这又是其中的一种原因。然而西学的格物致知，其方法同这一切恰恰相反。一条道理得到阐明、一种方法得以建立，都必须用事物来验证；事物处处都如此，然后才能把它确定为不可改变的原则。验证贵在广泛，所以学问广大；取得的效果必须持久，所以影响长远；探究到最终，必然使各种道理融会贯通、左右都能找到根源，所以达到高明境界。正当研究它时，不能抱守成见，不能使用粉饰之词，不敢有丝毫主观武断，不能稍稍凭臆断行事；必须勤奋、耐心，必须公正、虚心，然后才能进入最精微的领域，走上最切实的道路。等到把它运用到百姓生活和日常事务中，就依据道理施行方法，掌握必然成功的凭据，要求尚未出现的效果；顺应天时而不违背它，就像泥土落到地上一样自然。况且西方士人有这样的话：一切求学，不只是为了求知；已经知道的还要追求能够做到，不能做到就不能停止。学习测算的人，并不是终身只去观察天体运行；学习化学的人，并不是随处只去检验物质；讲植物学的人，不一定亲自耕田种桑；讲动物学的人，不一定亲自放牧。学习最大的妙用，在于能够训练思虑、操持心志，使习惯沉静的人不至于浮躁，习惯诚实的人不能变得虚妄。因此，一条道理来到面前，就应当立即剖析清楚，黑白昭然，不让人听得迷惑。凡是那些把疑惧当作真实、把荒诞渺茫当作事实、把浮夸当作本领，结果一概无从施展其技艺的人，都是因为得到了这种道理；这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智慧达到之后，意念才会诚实”。况且，格物致知的事情，是用道的眼光观察一切事物；万物彼此平等，本来没有大小、久暂、贵贱、善恶的区别。庄子知道这一点，所以说“道存在于屎尿之中”，越是低下的地方，越能说明道无所不在。王阳明在窗前格竹子，七天便生病的事情，如果拿来同西洋植物学家谈论，他们不知会多么哄笑，也不知会有多少人冷笑。况且何必说西方人士，即使按照王氏的话，那么《豳诗》所歌咏的、《禹贡》所记载的，有哪一件不足以使这个人病倒呢？圣人创制事物、成就功用的用意，以及使百姓明白并加以利用的机理，也都将因此熄灭了。率领天下人来祸害实学的，难道不是王氏的言论吗？

译况且客人的说法错了。西学中的格物致知，并不是迂回的道路；若说到挽救国家危亡，就将除了它之外别无选择。假设有这样一个人，从出生以来从未走出门户，只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而对于门外的人情事理，一无所知。凡是舟车的运转通行，道路的险易、艰涩、平坦，岩墙必然压人，坑陷极其凶险，以及辨认土块、摸索道路等事情，全都忘了趋避，甚至不知道虎狼能够吃人，鸩毒能够致死。一旦被形势逼迫，把这个人放在肩摩毂击的场所、山巅水边，他没有被残害毁伤、跌倒僵卧的，能有多少呢？知道这个道理，就知道中国的情形：如果沿用今天的道路而不改变今天的习俗，想求得不亡国，必定没有希望。要想挽救中国的灭亡，即使尧、舜、周公、孔子生在今天，若不采用班孟坚所说的“通晓外国事务”的办法，也无从着手。要通晓外国事务，不能离开西学和洋文；要学习西学和洋文，也不能离开格物致知。因为没有西学和洋文，就无法充当耳目；而舍弃格物致知，只能得到皮毛，如同枯井中的人和盲人一样，对于挽救危亡实在毫无帮助。况且天下只有有才能的人，才可以傲视没有才能的人；只有有知识的人，才可以傲视没有知识的人；可是中土的士大夫，依仗私见和意气，反而拿自己的不能和无知去傲视别人的才能与知识。他们乘骏马，我却偏偏骑驴；他们驾驶飞舟，我却偏偏扎木筏，心里仿佛认为他们凭借的是富强，而我拥有的是仁义。可是回头看看一个国家内部，人人都怀有偷盗的行为，却不知道羞耻；百姓转徙在沟壑之中，却不知道救济。考察他们所做的事情，确实都是不仁不义造成的。凭这些去傲视别人，羞耻心在哪里！一旦外患接连而来，又茫然不知如何应付，狂妄悖逆、违背常理，招致失败，祈求灭亡。孟子说：“不仁的人却可以同他交谈，那么哪里还会有亡国败家的事情呢？”这不正是在说今天吗！

译况且客人说西学是迂回的道路，那么所谓使国家迅速变化的办法，又在哪里呢？难道不是训练军队、充实军备吗？不是充裕财赋吗？不是制造船炮、开办和辨别产业吗？不是讲求、沟通商务，发展畜牧吗？不是开启民智、端正人心吗？而这几件事情只要一涉及实际，便又没有西学和格物致知不可。如今按照层层累积、阶梯递进而不可混乱的道理，其中更加深远的部分，我不能同客人详细说明。现在姑且就最容易明白的练兵一端来说，可以吗？现在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军队，忧患在于没有将帅。中国的将帅都是奴才，忧患在于不学习而没有本领。至于爱护士卒的仁心、报效国家的勇气，即使不是那些自甘堕落、流品之外的人所能做到的，尚且还可以希望凭借天资的美好而得到。至于表面张扬、暗中闭塞，运用变化如同鬼神，这些所谓做将领的谋略，则非从事学习不可。比如行军必须先了解地形，了解地形必须依靠地图测绘，地图测绘必须审慎测量；这样一来，所谓三角、几何、推步等学问，不去学习就不行。火器杀伤人员，远在十里以外；发射时间只有一分，一门机炮可以发射数百发炮弹，这绝不是只靠袒臂奋勇呼喊、迎头痛击的人所能决死取胜的。于是就必须讲求台垒、壕堑等事情，其中勘察地势、设置险要、遮蔽扼守、钩连配合，也必定不是不了解地形、不懂工程计算的人所能参与的。况且将领不了解天时的规律，那么暑寒风雨都足以击破军队；没有听闻养生防病的要旨，那么疾病和伤亡都足以损耗军队。这两件事同扎营驻地息息相关。至于不懂曲线力学的道理，就无法充分发挥火炮瞄准和来复线的作用；不懂化学膨胀率的道理，就无法审定火棉、火药的适宜配方；不讲载重力学，又怎么懂得桥梁营造？不讲光、电、气、水，又怎么能够制造伏椿、旱雷以及通话、侦察敌情等器物呢？再进一步说，西洋凡是做将帅的人，必须通晓敌国的语言文字；如果不是这样，任凭怎样也一定不能取胜。这些事情若同我们这一类人说，他们只会更加狂妄而不相信。至于中国统领的伎俩，我也知道：不知道道路远近而迷失方向，就传话询问驿站的马夫；想探查敌人的去向，就临时雇用当地的无赖。尤其可哭的是，从前某军到了大同，没有船可以渡河，便争相传令州县办理差役；最近某军驻扎新河，海啸突然到来，淹死士兵数百人。这说明他们对于行军和勘察地势，完全一无所知。使用这样的将领，让他们率兵迎敌，我国不亡，也只能说是幸运了！又何必一定把议和看作耻辱呢？况且军队的强弱，只看实际情形如何罢了，又何必像某总兵所说的那样，铜头铁额如蚩尤，驱使虎豹如巨无霸。中国的史传早就不值得完全相信，演义流传之后，更加惑乱世人、欺骗百姓。中国武夫识字之后，所依仗而称为韬略的，不过就是这一类东西。难怪今天军营里多请奇门遁甲之士，希望在实际事情上不能取胜时，或许可以仰仗这套道术取胜。中国人民的智慧受到蒙蔽而浅陋，竟到了这种极点，即使圣人生在今天，大概也无能为力了。可悲啊！议论者又说：自从海上兴起战事以来，二十多年中，学习西方而不遗余力的，以北洋号称最突出，可是一到临事之时竟然像这样毫无表现，那么学习西方又有什么可贵呢？这又是那些道听途说的人不考察实际情形的过错。从明眼人看来，北洋实际上没有一件事真正实行了西法。详细情况无法尽说，姑且举一端作比喻。从前法越战争时，北洋聘请了几十名德国军官充任幕僚；条约签订以后，他们没有了用处，便分别派到各营担任教习。他们看到中国军事上有许多不可行的地方，常常请求改革。各统领厌恶他们妨害自己，便群起喧嚷将他们驱逐。上级筹划如何安置慰藉这几十个人，于是才设置了武备学堂。设置以后，虽然学生每年都有进出，却还没有听说培养成了什么人才，更没有听说如何任用他们；这就是北洋练兵练将不用西法的明证。窃取西法的虚名，却沿袭中土的实际弊病，这正是行百里路走到九十里才算一半的情形。唉！这也实在可悲啊！不过这些暂且不论。议论者看见今天练兵并非真正因为西学不可或缺。至于使百姓富裕、使国家富强的计划，中国掌管财赋的人由于不了解西方最重要的理财学，从来没有过问，致使一切施为都自我亏损，损害百姓、危害国家，自己还昏暗无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九十里〕 士大夫也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拼死反对铁路和机器，自己阻塞财利的源头，像今天京师李福明一案，尤其足以使人流泪叹息。不知道这两件事正是中土真正刻不容缓的计划，是富强的基础，怎么能说它们有害呢？如果果真有害，那么东西两洋早就因为它们而贫弱灭亡了。《淮南子》说：“梳头的人掉头发，却不会停止梳头，是因为掉落的头发少，而得到的利益多。”他们只看见眼前而看不见长远，只察见少数而看不见多数，养尊处优的人见识浅陋，正可以说就是这类人。中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谁说不是这样呢？土地广大在外国正是强盛的原因，在中国却正是衰弱的原因；人口众多在外国正是富裕的原因，在中国却正是贫困的原因。挽救这种局面的办法，不建造铁路、使用机器，就不能成功；而建造铁路、使用机器，又非明白西学和格物致知不可。这样说来，一旦说到富国裕民，在先后始终之间，必定处处都要从事西学，那么这件事又怎么能片刻迟延呢！

译简要说来，西洋今天，无论兵、农、工、商；治理无论家庭、国家、天下，没有一件事不依靠学问。锡彭塞在《劝学篇》中曾经说过。今后，将都把物理学明白与否看作人事兴废的依据。各国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百姓不读书，就归罪于他们的父母。日本近年来建立格物致知学校数千所，用来教育百姓；而中国却甘心让这种状况永远存在。二十年以后，百姓的愚昧与聪明将更加悬殊，要同各国争利求生，必定没有希望。《礼记》说：“学习以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诸位从事西学以后，平心静气地考察事理，然后会知道中国一向的政治教化少有正确而多有错误。即使是我们圣人的精深意旨和微妙言论，也一定要在通晓西学以后，回过头来反观求证，才能窥见其中的精微，并信服它不可改变。中国把学习看作明白善道、恢复本性，西方人把学习看作修身事奉上帝，根本意思是相同的。只是西方人认为修身事奉上帝，必须以安定生活、利用万物为基础，所以每当遇到中土旱灾、水灾、饥荒、流亡，我们认为是天灾流行，与人为无关；从他们看来，却认为件件都是我们谋划不善造成的，甚至说这是我们的罪过应当受到惩罚，而我们的百姓值得哀悯，可我们还傲慢地不屑一顾，难道不是极大的悲哀吗！唉！处在今天谈论挽救危亡，若不是圣祖复生，没有人能够做到。圣祖在本朝全盛之时，贤能将领在朝廷中相继并列，因而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收敛视听、安穆清静，应当没有谁比圣祖更适合这样做了！可是他却勤苦钻研有用的学问，研究考察外国事务，古往今来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所学习的“拉体诺”，就是今天的拉丁文，是西学文字的祖先。至于天文历算、兵法、医药、动植物等学问，没有不讲习的，也没有不精通的。朝廷谋略所留下的成果，群臣没有能超过的；南斋侍从之中，因通晓洋务而加授侍郎、卿衔的，不知有多少，这些人都是用来准备供圣人咨询的。这样一来，圣人一天比一天圣明，对于奠定国家根基、实现太平又有什么困难呢？不只是制艺八股没有用，圣祖早已知道；即使拿从祀文庙这一件事来说，汉人所看作极大的政治根本，圣祖尚且认为同治理国家无关，所以不许满人取得鼎甲，也不许满人从祀孔子庙廷，他的用意可以说是深远了。至于他之所以没有废除而仍然实行，是知道汉人的民智低下，改革并不容易，只是姑且顺从他们的愿望罢了。这样看来，圣祖的精神默默运转，直到二百年之后仍然如此。可是有道德的曾孙，处在今天世局剧烈变化之时，不追随祖宗活泼的精神，却固守祖宗僵死的法制；不知道不拘泥于祖宗的成法，正是深入效法祖宗。结果文饰形式空存，国家根基动摇，甚至宗庙社稷毁于屋宇之间，民族种类因此灭亡，孝子慈孙难道愿意看到这种情形吗！从前己丑、庚寅年间，祈年殿和太和门数月之内接连毁坏。一处是用来事奉上天的，一处是用来面对百姓、治理天下的，都是君王的大事啊！灾异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寒心；然而又怎知不是祖宗在天之灵，默默显示深切的悲痛呢！总之，驱逐夷人的主张既已被天下废弃而不可实行，就不能不通晓外国事务。要通晓外国事务，自然不能不把西学作为重要计划。这个道理不明白，就是丧失心智罢了。挽救危亡的道路在这里，自强的谋划也在这里。早一天改变计划，就早一天出现转机；如果还因循拖延，将要来不及了。日本并不是不痛恨西洋，但对于西学，却痛心疾首、卧薪尝胆地求取。它知道不这样做，不仅无法制服别人，甚至也无法使国家存续。中国因为憎恶西方人，便连同西学一起废弃，完全不问利害是非，这同看见仇人拿着刀，便告诫家人不要拿一寸铁，有什么不同呢；看见仇人囤积粮食，便禁止弟子不再努力耕田。唉，这实在太过分了。虽然如此，我和客人都错了。时运所趋，哪里是个人所能用力改变的。天下大势既已日益趋向混同，中国百姓的生活也已经日益显得狭窄，而今天的人心世道确实到了否极之时；穷究变化、通达事理、使事物长久的办法，上天已经谆谆地命令我们去实行了。从今以后，中法必然改变，改变之后必然强盛，这一点明明白白，再没有疑义，是可以知道的。至于由谁来改变，强盛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或者形成五裂四分的局面，或者最终归于一个姓氏，这些都是无法知道的。我和客人如同茫茫大海上的两片浮萍，只能安心听任命运罢了，又何必把心思放在鼠肝虫臂这样微末的事物上，成为不祥的金属呢！客人听后大悟，挥袖起身，俯仰进退着离去了。○论八股文与国家存亡的关系 抽蚕茧成丝、绩麻成线，极容易断；等到把它们织成布帛之后，若想只抽出其中一根线，整幅布就会因此毁坏。一拳大的石头、一尺长的木头，极容易搬动；等到把它们建成桥梁房屋之后，若想单独去掉其中一石一木，整个工程就会倾覆。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彼此交织而固定，互相依靠而坚固，想只取出其中一样是不可能的。一般事情尚且如此，何况国家的大政，实行了千年，天下士大夫无不把它奉为归宿，那么天下事务同它交织、相互依存，当然已经很久了。如今一旦废除它，却希望没有后续议论和后患，没有反复出入，这种形势也实在很难。现在皇上发布仁德的诏谕，下达明确的诏书，把八股改为策论，四海臣民本来没有不赞颂朝廷英明圣德的，即使东西方各个友邦，也无不把这看作革新的开始，并由此产生敬畏之心，这确实是千载难逢的盛事。但是，异乎寻常的起源，正是百姓所害怕的；一定有人不了解朝廷的深谋远虑，私下忧虑叹息，认为教宗应当保留、古制应当保存，并希望重新采用八股。所以我为此梳理源流，列举积习的明证，来说明废除八股正是为了恢复古制、保护教化，希望对于革新的政务并非没有一点微小的助力。

译从前孔子能够看见天下最幽深复杂的事理，考察它们的会通之处，用来施行典礼；在端门接受天命之后，制定百王的制度。他的教诲有微言，也有大义，这就是所谓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和中等资质以下的人所能分别理解的。传授微言之学的，有子游、子思、孟子；传授大义之言的，有曾子、仲弓、荀子。这两派在孔子时代便日渐彼此对立，到了末流，截然相反。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孟子称述尧舜，荀子取法后世君王；孟子论孔子，把根本推到《春秋》，荀子说孔子，把根本推到礼。这是它们的大端，至于细节，再换许多人来数也数不清。孟子去世以后，公孙丑、万章一类的人不能承担继承之责，他的道路便失去了传承。荀子本人虽然没有被任用，但他的弟子韩非、李斯等人在秦国大为显达。秦国的政治完全听从韩非、李斯，汉人沿袭它，于是形成了今天的局面。汉代六经的师法，大半是荀子所传；而传授经学的各位老师，又多是过去秦国传授经学之士的后人，那么他们的学问必定是荀子之学，这是无疑的。所以先秦两汉都是兰陵之学，而不是孔子正统的宗派。汉人学习经书既然十分笃实，每做一件事，必定要求同六经的文字相合。哀帝、平帝年间，新都侯王莽取得政权，凭借外戚的关系，便图谋非同寻常的权位；但一定要附会经文，才足以堵住满朝人的嘴。考察古人，只有周公可以拿来附会，于是便让人制作伪经，随着经文把它们窜入其中；力量不足时，又假借古书。古人削竹成书，在竹上涂漆书写；今天的一卷书，古代可以装满一辆车。这是因为制作很费工，所以流传下来的书很少；书籍搬运转移困难，所以很容易毁坏；制作费用很高，所以贫寒人家的士人不能得到书的很多。由于这三种原因，图书全都聚集在秘府。刘歆既然亲自掌管中书，便得意扬扬，任意删改窜入，凡是想要制作的，全都托名于经书，拿出来给人看，只说这是石渠阁的秘藏、民间没有的书，谁不会跟着相信呢？即使不相信，又有谁能跟着驳难它呢？何况还有君主的权力在暗中驱使督责，于鸿都大学采用他的书，把他奉为大师，看作本门的师法。新朝覆灭以后，光武帝也不能废除他的学说，正如汉高祖取代秦朝却不能排斥荀子之学一样。从此以后，直到唐代，穿着邹鲁式的衣服、吟诵《诗》《书》文字的人，全都不能超出它的范围。所以从东汉到唐代，都是绍休之学，而同孔子没有关系。关于教宗和文章体例：两种教化相遇，开始时必定互相争斗，后来必定互相融合。它们争斗时，教宗因此兴盛；它们融合时，教宗因此衰落。自从金人进入梦中、白马驮经东来，最初翻译的有《四十二章经》《遗教经》，最初来到中国的只有摄摩腾、竺法兰。历经魏晋直到南北朝、隋唐之间，佛法大为兴盛。佛教文章如海，杰出博大的人才如鲫鱼一样多，宏阔深广，无法窥其端绪。从贵族到平民，从聪明人到愚钝者，没有不把身命归依佛教、称扬赞叹它的。儒术在它面前瞠目落后。然而当时的儒者虽然没有伟大的豪杰，却能同僧侣相抗，他们都能守持古人的章句，一生谨慎钻研训诂、名物，从未羡慕释氏的兴盛，想窃取其余唾来壮大自己的教化。大概六朝、隋唐之间，只有奉行老庄的人纵横洋溢、放任自恣。至于儒者成为儒者、释者成为释者，都是从曲折繁重的学问中发展而来；它们各自依附于事物，不能轻易相互迁就。唐代中叶，曹溪的应化大为畅行宗风，直指人心，认为不诵经、不持戒，只要见性便可以成佛。这种说法对于不愿学习的人很方便，于是人们纷纷归附它。五宗既然深奥，佛法遍布沙界，佛教的传播从此日益广泛；佛教的力量也因此日渐衰弱。中间经历五代，战乱侵凌，两汉的风流一时完全断绝。只有赵州、夹山一类人还能够振作禅门的火焰，受到当时人的尊重。因此禅宗之学在当时的士大夫中，仍有许多人学习它的学说。宋朝兴起、天下刚刚安定，士大夫才渐渐从事学问，而老前辈已经全部凋零。于是他们发挥个人的聪明，浏览《诗》《书》，其中根本没有受到禅学浸润的人很多；等到读儒家书籍，看见其中有同禅相似的地方，便不禁豁然开朗，心情愉悦、义理顺畅，自以为从遗留的经书中得到了一门不传之学，却没有时间考察两汉经师的师法究竟如何。当时又因为唐代同西北、西南各国交往已久，波斯、犹太的古学流入中国；这些学说既没有立即消亡，又不足以独立存在，于是都并入神仙家。诸儒又得到它们而学习，便兼取这三家，揉合成一种学说，以建立教宗。起初不过是门徒推崇它，同时代的贤达，如眉山、临川一派的人，都退后发表议论，不能在世上大为流行。南宋以来，它日益兴盛。新安学派兴起之后，才力博大，志节清纯，足以举扬自己的学问，于是宋学得以传播。从宋元末年直到明初，朝廷便下诏规定不是朱子的注本就不许阅读。所以从宋代直到今天，都是紫阳之学，而同孔子的教化没有关系。由此看来，由孔子产生荀子，由荀子产生新师，又产生濂洛学派；它们对于圣人的道路究竟是对还是错，我已经无法知道了。然而天地运行，往来必然循环；一阴一阳就是道，社会也在文饰与质朴之间交替。孔子的道路在明代剥落到了极点，而明朝初年的顾炎武、阎若璩、钱大昕、戴震等诸儒，已经从名物制度入手，探求东京之学。明代中叶以后，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诸儒，又广泛探究群经大义，以求西京之学。由此推测，日后必定还会进一步探求西京之学，以求得六艺。循环往复的道路，大概也将回转了。只因为八股文还没有废除，挟持进士制度来维持其重要地位，横亘堵塞天下，蒙蔽障碍人的聪明，使大道的施行直到今天仍然受阻。这是西京、东京和两宋的儒者都没有料到的。

译○论中国不可分割 如今瓜分中国的大致计划已经确定，近邻长期想取得河北一带；黄河以南，德国从胶州向西扩张；法国又想取得岭南、云南、贵州；因此原本不愿取得土地的英国，也不得不收取长江两岸。形势已经接近成功，如果不产生阻力，还有什么不能实现的呢？不知道我所说的“不可”，不是说今天不能瓜分，而是担心瓜分之后没有一种妥善办法可以处理。中国既然不能自行保存，如果任由一个国家独吞，它的力量将加倍强大，恐怕会进一步吞并全球，所以不得不采取分割的办法。那些深谙均势学的人所忧虑的，未必不对。只是可惜他们只知道一面而不知道另一面，只看见显露的情形而没有看见隐藏的后果。中国土地既大，各地又不相同；南方像腹部的肥肉，富饶而柔弱，北方像骨干，贫瘠艰苦而刚强。现在英国得到长江南北，似乎最为便利，却不知道不但英国是错误盘算，德国、法国也不过是看一会儿短暂的花景罢了。先前虽然瓜分，后来必定仍归于独吞；想要维持均势，最终却不能均势。吞并全球的祸患不但仍然存在，而且实际上会加速。这是因为他们只看见今天的中国，从来没有远取中国三千年来的历史事实，综合考察，所以不能觉察这种潜伏的大祸。如今中国疆土的广大，是古代从未有过的。从东北三省、东蒙古和西蒙古直到青海，凡是长城以外的地方，虽然人种不一，前代总称为北狄；内地则另称中原。三千年来，每逢战事，只有汉、唐两朝偶尔追击北方敌人出塞十里，但这还有不可完全相信之处；拿近年的记载来加以验证，就可以看出其中有许多虚夸。除去这两朝，中原被北方蹂躏的次数，实在多得数不清。北狄善于作战，本来就是天性。如今满洲、蒙古都安逸居处、无所事事，这是喇嘛佛法毒害的结果，而且也是经过二百多年才形成的。正如猩猩被酒醉倒，儿童也足以把它捆绑；如果它醒来、力气恢复，就会照旧起来吃人。那么，假使强国安抚并占有这些人口，革除他们的旧习，全用自己的政治使他们振作起来，再增以欧洲的兵法器具，另用不怕死、敢于战斗的军队居后驱使他们冲锋，哪里会有想向南就向南、想向西就向西而做不到的呢？其他国家即使拥有同样的兵法器具，却没有这样轻生敢死的民众，难道能说可以抵敌吗？或者说，那些一向轻视各国的人，难道肯坐拥这样的强兵，守着这片贫瘠土地而始终不动吗？这就是我所说的瓜分中国，实际上会加速它吞并全球。有人说：既然目前这种分割办法不可行，为什么不改变分割路线，以纬线代替经线，从北向南操刀，依照经度径直剖分，这样或许各国都能取得南北两方，就不用担心偏向一边了。我说：这种办法我也熟思过了。不仅各国会依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利用有利条件来谋划，因此必定不会这样做；即使能够这样做，最终也会把中国的高山大川分给几个国家，使它们都有干涉的机会，无法清楚划定边界，容易引起争端，而且极难设置防守，所以也一定不可行。问：那么怎么办呢？答：横向分割、纵向分割，没有一种可行，那么只有反过来求不分割了。问：不分割的办法由谁承担呢？答：这是英国、日本和美国应当共同承担的责任。德国、法国既然甘愿做最后被宰的走狗，奥地利和意大利又不足以谈论此事；英国、日本不用说，就是美国也不能以隔着另一洲为借口自我满足。没有既先吞并亚洲、接着吞并欧洲，最终却不吞并美国，以实现全球统一的道理。问：怎样才能使它不被分割？答：这必须由三国联合起来，明确把八个字写在中国面前：“代御外侮，逼改内政。”这八个字不但一个也不能缺少，而且不能像对待土耳其那样，态度浮动、时作时辍。抵御外侮的办法，三国大多已经熟悉；只是改革内政，恐怕还有没有彻底了解内情的地方，那么姑且代为举出三项正务和三项附带措施中最重要的内容：第一要删减朝廷仪式，附带确定君权。中国上下相互蒙蔽，造成这样不堪的局面，全都是朝仪不合理造成的危害；而君权正因为没有限制，反而成为没有实权。第二要清理官吏的操守，附带改革科举；第三要核实财赋，附带增加固定俸禄。先实行这些，其他事情可以依次推行。这样以后，中国才有幸得以保存，五洲各国也将因此长久存在。

译○论中俄交谊 如今天下的谈论之士聚在一起说：“中国联合俄国不是好办法，俄国人同中国交结，恐怕不可靠。”唉！这对于那些忧虑深、考虑远的人来说，是因为痛惜内政没有修治，害怕外交不够稳固，所以用危言耸听的议论互相警醒，并不是一开始就对俄国人有什么憎恶。然而考察事势、依据情理，平心而论，今天中国同俄国结交，以及俄国人亲近中国，都是事势所必然、情理所当然的事情。西欧各国同我国建立交通往来，其中来贸易的商人和来传教的教士，自唐宋以来先后不断到来，到明朝末年才兴盛起来。然而这都是各国人民自行前来，并不是奉本国国王的命令。奉国王命令派使者到中国的，实际上以俄国最早。顺治十二年俄国聘使第一次到来，十七年聘使第二次到来。他们到来时都带有国书和地方特产。到了康熙年间，双方交往更加密切，中国也派遣使者前往俄国。比如康熙二十七年，有索额图、佟国纲出使；五十一年，又有图理琛出使，这说明俄国同中国的交往往来独早于其他国家。西欧各国同我国互市，康熙中叶荷兰首先请求，英国人接着到来；他们把澳门作为中转旅舍，在广东黄埔交易，又往来于浙江舟山。然而在道光二十二年以前，各国都还没有同中国订立约章。专门命令大臣会商边界条约、通商条约的，也以俄国最早。康熙二十八年订立了黑龙江条约，雍正五年、乾隆五十七年订立了恰克图条约。到了嘉庆朝，又特别设置库伦办事大臣，掌管蒙古同俄国的贸易事务；边疆战事此胜彼负，商人往来道路不断。这说明俄国订约互市也独早于其他国家。所谓邻国，必须是土地相连接、人民杂居错处，像车有辅木一样彼此依存。西欧各国，如英国、法国、德国，同我国都隔着重洋，彼此如风马牛毫不相及。近来虽然英国人进入缅甸，云南同英国相接；法国人进入越南，广西同法国相接，但仍不过是一隅之地，讲求信义、修好睦邻，还容易办到。至于俄国，西起葱岭、帕米尔，东到黑龙江、吉林二省，绵延一万多里；国界以经纬线相接，居民之间鸡犬相闻，即使处在陌生道路上，也像兄弟一样。这说明它的土地接近我国，又同其他国家不同。又听说，国与国交往，必须以信义相待；不能达成盟约时，即使有交涉冲突，也仍然彼此婉转商议，敦睦相见，不诉诸战争，这才是和好的实际根据。然而自道光、咸丰以来，英国、法国、美国等国，第一次有广东战事，第二次有江、浙战事，第三次有天津、北京战事，第四次有越南、闽海战事；有的俘虏我国疆臣，有的夺取我国要塞，有的逼迫我国朝廷，有的毁坏我国藩属，即使是同洲同种的日本，也还忍不住一时的愤怒，翻脸相加，以至于覆灭我国水师，割取我国行省。唯独俄国人自从订约以来二百多年，没有交战一兵，没有折损一箭；虽然咸丰、同治年间乘回民叛乱，占据伊犁，但崇厚已经承诺的事情，最终响应曾侯的请求，归还了我国故土，双方会见时衣冠整齐，祭祀用的匕鬯也没有受到惊扰。这说明它同我国的和好长久，又同其他国家不同。交往既然长久，感情便会相互吸引而增长；国土彼此相接，事情便会因相互熟悉而亲近；没有兵戎相见，一切猜忌之心和防备之事，也会因彼此亲近而忘却。所以我说，今天中国同俄国结交，确实是事势所必然，原因就在这里。然而这还只是就过去的事情而言，试着再谈近来的事情。乙未年夏天，中日刚刚停战，《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各国袖手旁观，没有一句赞成的话；这本来是局外国家应有的态度，我并不是因此责怪各国。然而俄国约同德国、法国两国，仗义执言，把辽东数郡的土地归还给我国；日本人对此恨入骨髓，每逢吃饭也不能忘记。俄国人难道不知道向中国卖个人情，就必定会得罪日本吗？可是它却毅然这样做而不顾，难道真如所谓替别人承担过错吗？是这样，还是不是这样？即使今天国内的舆论和局外人的闲评，也无不认为俄国索还辽东是出于自私自利。他们说：“日本人既然得到辽东，势必极力经营，那么俄国南下的谋划就不能再实现。俄国人的意思是，与其把辽东寄给中国，不如将来夺取东三省时像拉朽摧枯一样轻易，不必合力，简直就如同把它寄放在外府罢了。”唉！说出这种话的人，是非真伪如何，我暂且没有时间深究。然而天下立言的公理，只应当就事论事。若一定要拿未来的事情来推测他人有意欺诈，妄自断定其不可信，以此自托于能见微知几的人之列，那么我们脚所踏的地方，哪里不是危险之地；头所戴的地方，哪里没有险象？只要能够身居安定时想到危险、身处平地时考虑险境，本来就不必时时用不肖的心思去猜度别人。即使按照先前那种说法，认为俄国人的用心果真如此，那么也必须等中国决定不能自强之后，他们的计谋才可能实行。然而俄国又怎么能预料中国一定不能自强呢？如果中国果真不能自强，那么哪里只是俄国人，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只要带领一支军队来，都足以置我国于死地。又哪里只是东三省？福建、广东、江浙、云南、贵州、四川，只要有一处发生警报，都足以激起外国人的战争之心；可是人们偏偏只对归还辽东的俄国人暗暗怀疑，不把它看作恩德，反而把它当作仇敌。从就事论事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不近人情了。去年李中堂出使俄国，觐见俄国皇帝，拜访亲王、宰相和外交部门官员，他们无不勉励中国变法自强。俄国使臣吴王前来中国答聘，礼仪的隆重、情意文辞的周备，是过去外国使臣从未有过的。经过天津时，他捐赠一千二百金给俄文馆，作为学生的膏火费用；今年湖北发生灾荒，驻天津领事思齐先生率领驻津官员和商人，共同捐出五百金作为赈济。他们君民上下之间同我国在礼仪文辞和情意上，亲密得如同胶漆。

译大的恩德既然如此，小的惠助又是那样，吃荠菜也一定觉得甘甜，谁还说苦菜苦呢？饮用醇酒而醉，难道能说它是鸩毒吗？所以我说，今天中国同俄国结交，不仅是事势所必然，而且也是情理所当然，原因就在这里。然而这还只是就我国对俄国人而言，试着再谈俄国人对我国的情形。俄国建立国家以后，西起波罗的海，东到库页岛，横跨两大洲；它的西部同欧洲各国，如瑞典、丹麦、德国、奥地利、土耳其，水路山脉相连，彼此犬牙交错，防御计划一节也不能疏忽，一刻也不能松懈。强邻环伺，一举一言都容易成为引发祸端的媒介。唯独我国，谈到安定、谋划时动辄称说圣人，眼光只看到自家门庭，不勤于远大的谋略，所以俄国从中亚以来同我国绵延万里相接，能够利用空闲逐寸逐分地积累力量，从容布置。它在海参崴建立海军，争夺太平洋的利益；在西伯利亚修筑铁路，掌握大陆的权力，实在只有凭借中国的宽厚优待，才足以实现俄国人的宏大志向。假如图们江换成君士但丁堡海峡，蒙古、回部边界换成德国、奥地利的邻境，那么俄国向东顾虑的忧患，难道还能够安然无事吗？这就是从事势来看俄国不能不亲近中国的第一个原因。康熙二十八年，中俄订立黑龙江边界条约两项规定：第一，以格尔必齐河为界，沿河上游，经由大兴安岭直到海边；凡是岭南一带流入黑龙江的溪河，都属于我国，岭北一带的溪河，都属于俄国。一方面，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河的南岸属于中国，河的北岸属于俄国。从康熙年间直到道光、咸丰年间，二百多年没有改变盟约。到了咸丰八年，划分边界的争议兴起，将军弈山与俄国使臣木里斐兵共同勘察，订立约定。俄使以防备英国为借口，在江的左岸驻兵，并说两国边界从河北的比奈岭向东直到额尔古纳河，再进入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直到海边；沿河两岸的土地，一半可以归中国，一半可以归俄国。朝廷顾念两国邦交，不愿因为疆场上的争战而轻易挑起边境冲突。到了咸丰十一年，中俄两国大臣会同划定边界、订立条约，完全按照俄方先前的要求办理。于是，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河以东的土地，全都成了俄国的领土。这场战争中，俄国没有花费一支箭、一枚箭镞的代价，却坐收了数千里土地。东海水师的军港因此兴起，伯利铁路的工程因此创办，金河的森林和矿产资源也因此丰富起来。这是中国对俄国施以恩德，而俄国从中国得到的利益也就是如此。我曾经考察过西方历史：一七九五年，俄国取得波兰九个省，由普鲁士、奥地利分割。一八五四年，俄国取得土耳其的几座城池，却由英国、法国出面争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一千八百五十四年〕 这些行动都要劳师动众，耗费军饷，耽误很长时间；有的是几代人的经营，有的是连年血战，幸而后来获得成功，所得还往往抵不上损失。与中国这样彬彬有礼、谦让退守相比，谁有德、谁有怨，俄国人虽然嘴上不说感恩，心里本来知道感激。这又是从人情事理来衡量，俄国不能不亲近中国的第二个原因。东西横贯的悉毕尔铁路，是全世界各国都惊心关注的工程。然而俄国人原先勘定的路线，从赤塔折向东北，经过阿穆尔省，沿黑龙江北岸，跨过外兴安岭直到伯利；沿途河流阻隔，山路崎岖，费用极其庞大，工程又长期拖延，不能按期完成。自从中国允许它借道以后，路线便从赤塔折向东南，经过尼布楚进入黑龙江省，再经齐齐哈尔进入吉林，直到俄国境内。这样费用节省而工程迅速，铁路很快建成，也最早取得效益。将来它与中国关外的铁路接轨，轮轨相连之后，就可以从欧洲西部出发，车轮驰骋东西，火车南下，从而同英、德、美、日等国争夺太平洋上的利益和权力。这样说来，今天俄国因中国的通融而获得铁路的捷径，将来又一定要借助中国的赞成，才能取得铁路向外延伸的通道，它所得的利益难道还少吗？即使只就今天修筑铁路来说，工人来自三省的客民，粮食取自松花江两岸，土地购买的是八旗田庄和屯户的土地；一旦发生龃龉，往往立刻形成冰炭不容的局面。所以，俄国不仅同我朝廷有相互维持、彼此联络的情谊，即使下至民间，一尺土地、一亩粮食、一个男子和一个妇女的手足劳动，也都随地随时存在息息相关的关系。因此，俄国对中国不仅要同上层交往，也要同下层交往。这又是考察事情的形势和人情事理之后，俄国不能不亲近中国的第三个原因。由此说来，我以这样的方式施与，俄国也以这样的方式报答；我以这样的方式提出要求，俄国也以这样的方式回应。中俄交谊的亲密程度，理应成为朝廷上下共同看见、豪杰之士默默认可的事实了。然而，那些伤悼时局、怜悯世事的人，惶惶不安，仿佛登上虎尾、踩在春天的薄冰上，又仿佛今天中国同俄国联合，明天中国就会被俄国吞并。有的人独居时暗自叹息，有的人大声疾呼，都说国家外交的策略不应这样。唉！俄国人处心积虑地等待中国，未必真像当时舆论所说的那样严重；而当时舆论对联俄政策不满，难道也真是同俄国人有什么仇恨吗？这里面其实有深意。谋划国家大事的人，为什么不深入探求其中的原因，赶快想一想将来应当怎样善后呢？那么，善后应当怎么办？回答说：今天的中国，不仅应当联合俄国，而且还应当学习俄国。向别人取法，必须是对方的政治、教化和风俗同自己相近，然后顺应时势、因势利导，事情才有可能办成。直到今天，地球上实行君主权力无限制度的国家，只有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三个国家。君主权力的轻重，同人民才智的深浅成正比例。议论者动不动就说中国应当削弱君权、兴办议院。唉！以今天民智尚未开启的中国，却想仿效泰西君民共同执掌政权的美好政治，正是造成大乱的道路。

译可是，中国和俄国同样实行君主政治，却一强一弱、一富一贫，差距竟然如此悬殊，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从前曾读过西方历史：俄国从唐咸通三年起，它的君主鲁立克在波罗的海岸边起兵，占有俄国土地；直到明朝末年的七百多年间，农桑、矿产、制造工艺以及水陆军备等事业，一概没有兴盛起来，即使有些有所发展，也仍然不完备、不完善。其间，俄国一次遭受希腊的创伤，国王依国耳被杀；后来又遭到蒙古的逼迫，君王和各藩臣向可汗服役纳贡达四百多年；最后又受到波兰、瑞典的侵伐掳掠，军队损失、土地丧失，几乎亡国。过去的俄国经历艰难险阻，濒临乱亡，幸而保存下来的情况多次出现。拿今天的中国同它相比，中国目前的存亡危急形势，还没有达到元、明之间俄国那样严重。自大彼得从孤苦困厄中崛起，忧心于外敌侵扰，开始以深重忧患开启圣明，多难而使国家兴盛；同时又得到贤能的老师、苏格兰人美伊秀阿斯，担任他的保傅。大彼得年幼时，他的老师请法国人累甫卜得教他，把军事训练当作游戏。有一天彼得读老师教给他的书，流泪说道：“这些文治武备，全都胜过我国；为什么我国不早些讲求这些，以至于衰弱到这种地步？” 于是他选取五十名儿童，训练武艺，并且也作为士兵，号称游戏队；又聘请熟悉军事的外国人担任教师。后来终于凭借这些措施战胜土耳其，声威震动欧亚。然而大彼得求治的心刚刚兴起，还没有止息，便慨然说道：“俄国的习俗粗野强悍，不通文化；如果不与各国交往，就不足以增长见闻、改变政治和风俗。而这件事如果不是我亲自前往，就不会成功。”当时俄国的廷臣们纷纷跪伏在宫门前上书，说国王应当端坐在宫中，依法治理，慢慢教化；远行到异域，恐怕会遭遇危机，而且采用外国的方法，各项事情都会不方便。这同今天中国朝廷显贵们的议论，也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大彼得实行自己志向的决心已经确定，并不被浮泛的议论迷惑，于是把国内政事托付给累甫卜得等几个人。到一千六百九十七年四月，他命令三名使臣先行前往各国，而国王自己换上便服，混在随从中间，到了荷兰、苏格兰、伦敦等地。他向赛戴买学习造船，向路依格学习医术，向征得生学习格致，向法格胜学习算学和天文。又派遣三队新兵：一队前往荷兰，学习制造小船；一队前往意大利，学习建造巨舰；一队前往日耳曼，演练军队操练。后来听到警报，返回国内，平定重大祸乱，最终登上帝位。二十多年之间，增加了六个省的土地，增设两个海口，建造战船三百多艘，训练陆军二十万人，铸造巨炮一万四千多尊，使俄国雄视欧洲，所向无敌。同时又广泛招徕商人，兴盛发展工艺，在都城建立海军部，在各郡县设置巡捕，创办格物院，设立印书局。直到他临终时留下十四条遗命，仍然细致地以富国强兵告诫子孙后代。俄国的兴盛发展并达到今天的地位，实在是从大彼得开始的。二百几十年前的俄国，人民的粗鄙、国家的危弱以及大小臣工的拘泥浅陋，比今天的中国还要严重。那么，今天我们既然已经坚定不移地采取联俄政策，又为什么不以大彼得的心志为心志，以大彼得的政治为政治，屈尊离开深宫，考察各国的风俗；对内兴办文治，对外修治武备，探求别人文明的办法，来革除我们的粗鄙；探求别人强盛的办法，来挽救我们的危弱；探求别人开化的办法，来改变我们的拘泥浅陋？如果果真这样做，不仅同俄国的交往可以长久而不改变，即使泰西和东洋各国也将从容谦让，在无形无声之间消除兵戎之祸，不至于因为一个国家的危机而激起全世界的杀气。假如仍把侥幸能够同俄国成为友好国家、苟且偷安于朝夕当作愿望，那么一旦风云突变、事机紧迫，别人替我们谋划，必定不如我们自己替自己谋划那样迫切。到那时，即使想让俄国亲近我们、爱护我们，形势也会使它无法做到；那就不能把交往没有善终的责任归咎于别人了。人不能自立，就没有朋友；国家不能自立，就没有可以结交和依靠的对象，这是古今天下共同的道理。如今中国眼前的自救策略既然出于联俄，那么将来使自己强盛的策略，就应当学习俄国，以此来保全联俄的情谊。然而，俄国在东海的水师有二十多艘军舰，我国北海的水师怎么样呢？俄国在黑龙江上下游遍布炮台、兵库和军队，我国江、吉两省的防务怎么样呢？俄国满洲的铁路，议定之后就陆续开工；我国关外已经修建但尚未完成的铁路，还担心完工经费无从筹措，而自奉达吉的铁路又怎么样呢？这里还只是就同我国相交相接的一角来列举比较而已。若论俄国全国的规模，更不必说了。两国权力相差如此悬殊，大小已经判然不同。俄国亲近我、爱护我，不以同弱者交往为耻，我难道就不感到惭愧吗？我难道就不感到惭愧吗？知道惭愧，就知道怎样替自己考虑；知道替自己考虑，就知道怎样替自己谋划了！

译○刊载本报译报之后 本报创刊以来第一次刊登论说，是今年刊出《上皇帝书》九篇之后的事；此后匆匆过了八九十天，一直没有发表新的议论。大概自去年冬天德国人占领胶州海湾以来，情形就像天海之间本来风平浪静，连一声歌唱也听不见，忽然有巨浪从中突起，于是四周水面都不能平静；这一个浪还没有消退，另一个浪又起来，转眼之间，已经云层低垂、水势竖立，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预料最后会怎样。德国人冒犯胶澳，破坏了万国平权的大局。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接踵而起，从此天下的事情像波浪相接、云气相连，不知道成败将归于何处；天下的议论像蝉鸣喧噪、沸汤翻滚，不知道是非最终如何确定。不仅中国上下心中没有把握，即使在欧洲，同一个洲里，这个国家的议论也同那个国家截然不同；同一个国家里，这个党派的议论也同那个党派截然不同；甚至同一个党派，今天的议论也同昨天截然不同。千变万化，无法看出端倪。即使这些事情未必全都出自各国政府的本意，但天下的事情必先产生于人心，发端于公众议论，然后才会成为国家政策。所以，即使是此时的一句话、一种说法，进入有心人的耳中，也都可以用来观察世局变化的消息。在这个时候，本馆尽力运用平日的见闻，并凭借报纸版面的广大，全部刊登西方报纸的文章，以供观察各国的人选择参考；至于本馆像用竹管窥天、用瓢测海那样有限的见解，也就没有空闲妄加臆测了。又因为远近朋友惠赐佳作，有的谈内政，有的谈外交，都是针砭弊病、起废救弊的文章，本馆正忙于甄别收录还来不及，这也是本馆的幸运。如今胶州五十年之约，旅顺、大连湾、威海二十五年之约，以及云南、广东、海南不得让与其他国家的约定，大体已经确定。虽然还有金州的请求，英国人又想觊觎海陵江，但这不过是胶州、威海、旅顺问题的余波，不足以牵动大局。此时的中国，正像在狂风浓雾中划船：一叶小舟随波漂流；当它处在险境时，心神和视线都十分混乱，四面八方、上下高低全都无法辨认；等到风雾渐渐消散、烟波渐渐平定，才可能辨认山川城郭，知道自己的船已经漂泊到了什么地方。这只船今天究竟在哪里呢？同遭遇这场险难以前相比，现在可以看见的不同之处是：事情发生以前，还能防备有一天发生忧患，也还可以希望把灾祸转化为福；事情发生以后，或许侥幸能够有几十年无事，却只担心最终不足以保存自身。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地球上各国的大势，关键只在英国和俄国。俄国从波罗的海岸边兴起，经过悉毕尔直到东海岸，常常想取得一个不冻的海口，以便进行商业竞争。英国从不列颠群岛出发，向西取得美洲，向东经过非洲、印度，遍及东南洋的大小岛屿；在茫茫大海上，绵延数千万里，凡是要害之处，无不竭力经营，它的意图大概是想永远保持海上权力。因此，英国和俄国的国势都自西向东发展，只是一个凭借北方大陆，一个凭借海上航道。它们刚开始发展时，天地还很宽广，可以各自经营，彼此互不相见；后来俄国从北向南，英国从南向北，中间欧脱的土地日益减少，两国交涉也日益繁多。两国都凭借正在扩张而不受控制的气势，两强相遇，虽然未必像没有教化的国家那样，一定要互相吞噬才痛快，但只要各自怀有自保之心，就没有一天不存在可以交战的理由。最初两国在黑海、地中海的海峡相遇，俄国未能如愿，英国人从此也背负沉重负担，直到今天仍受牵制；后来也不是不可能在昆仑山西北的高原相遇，只是当时形势过于紧迫，一旦爆发就无法停止，所以双方各有顾忌，不敢立即发动战争。俄国人怀抱雄心，因此犹豫不决、四处观望；等到取得我国东海岸五千里的土地之后，国势才逐渐养成。然而混同江等口岸一年十二个月中只有几个月不结冰，俄国人却举全国之力，上下一心，经营东南悉毕尔铁路，它的意图大概另有所等待。日本见形势紧迫，于是想联合中国迫使高丽独立；中国没有答应它的意图，于是爆发中日战争。这样，最初想防备俄国的做法，反而恰好给俄国创造了机会。烟台换约之举，俄国人拍手称快，说天下大势已经确定。法国一向同俄国结盟，俄、法既然结盟，德国也不能置身其外；各国因共同利益而趋向联合，没有什么奇怪的。只有英国长期占有中国商务上的利益和权力，所以必然不利于中国的分裂，并想办法保全黄海的大局，于是不得不与俄国采取相反立场。日本既然怨恨俄国，自然同英国联合；于是全世界各国分为俄、德、法一党和英、日一党。两党的盛衰，关键集中在黄海；黄海的关键，又在旅顺、大连。于是天下各国议院的谋划、军工厂制造的武器、水陆军学校的训练以及几十年财政积存的资金，都跃跃欲试，准备在旅顺、大连这一小块土地上进行较量。当时，各国政府的心意和各报馆的议论，认为最终不会开战的约占十分之四五，认为最终不能避免战争的约占十分之五六。即使中国人，也担心英国和俄国最终不能两全并存。如果果真开战，就一定有一方获胜；既然有一方获胜，国家权力就会偏向一方，而中华的国势也将随着它来决定吉凶。如果俄国获胜，英国人在中国的权力就会日益削弱，俄国人在中国的权力就会日益增加；财政、军事、矿产、铁路等事务，都将被俄国尽数收入囊中，而法国人、德国人则会在南方插手。这样，中国虽然有自立的名义，实际上却会成为受俄国保护的国家。如果英国获胜，英国人在中国施加权力的轻重，必定以俄国战败边界的轻重作为衡量标准；但英国海军无论怎样取得全胜，也不可能凭借陆军把俄国人从亚洲北方的陆地上驱逐出去，使悉毕尔铁路永远不能重建。这一点本来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也不是英国人所希望的。因此，这一胜利之后，英国不过暂时取得威海、大连、烟台、旅顺等要隘，用来扩张它在黄海的海军；商务利益未必会立即增加。印度、突厥、埃及各个要口，必定日益戒严，以防俄、法联军报复。祸患接连而来，正方兴未艾。它们的胜败尚未确定，中国的安危也就没有确定。欧洲人如果有一天真的兵连祸结而不能立刻停止，那么欧洲人的祸患，也就是我们亚洲人争取自立的机会。所以说，能够防备有一天发生忧患，也还可以希望把灾祸转化为福祉，原因就在这里。

译然而，越是不文明开化的国家，发动战争越容易；越是文明开化的国家，发动战争越困难。因为战争必有胜败，战败就会在几个小时之内丧失几十、几百年积累的国威；战胜的一方也要流血耗财、结怨敌人、使士气骄逸，计算因战争得到的利益，未必超过因战争造成的危害。所谓兵器是凶器，只有不得已才使用；如果可以不使用，本来就没有谁会以喜好武力为乐。如今俄国取得旅顺，历代以来想得到一个不冻海口的愿望已经实现；德国取得胶州湾，想在远东获得一个水师驻泊、储存煤炭的港湾的愿望已经实现；法国取得云南、广东、海南，想在亚洲开拓殖民地、夺取英国商业利益的愿望也已经实现，本来没有什么必须动用战争的地方。只有英国似乎还感到不满足。然而只按我们旁观者的公论来说，英国即使得意，也没有永远独占中国商业权力的道理；如今它取得威海来对抗俄国，取得扬子江的利益和权力来扩展商业，又取得永久担任中国税司、管理财政的权力，所得利益也已经很优厚了，哪里能说它是没有得到满足呢？所以，各国厉兵秣马，几乎不能避免战争，是中国引起了这一祸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而战争最终能够不发生，也未尝不是中国赐给它们的。如今欧洲人向中国要求的利益，其计划已经没有不实现的；欧洲人彼此谋划相互制约的方法，其权力也已经没有不均衡的。因此，欧洲人在亚洲东部如果没有意外变化，似乎不至于让黄海成为一场大战的战场。从此以后，欧洲人在中国各自按照权力所能达到的范围，掌握财政权、军事权、矿产权、铁路权和邮政权，逐渐扩大，保全自己的利益。在他们看来，这已经等于把中国瓜分了；但由于中国人民的才智尚未开化，自古以来总是要到改换历法、改变服色，才认为王朝更替。如今中国没有改变历法，也没有改变衣冠，举人、进士的正途仍然分布在朝廷官列之中，吏、户、刑、工各部的规章制度仍然充满文书、耳目所及之处，同过去没有不同，于是中国人便以为依旧是统一国家。而且欧洲人向中国内地迁移，也是在逐渐进行。试看看英国人经营六十年，才有这样一个香港；经营五十年，才有这样一个上海，其他港口城市还远远比不上它们。这样看来，胶州这点星星之火，要等到大规模燃烧起来，还需要很长时间，更何况内地发生战争呢？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列强气势汹汹地提出要求的时候，所以还觉得事情确实发生了。再过几年，看到中国旧有的一切依然没有改变，外国人也没有充斥中原，必定会认为外国人所索取的是商业利益，所驻扎的是海口，同国家的根本并没有关系。年复一年地忍受下去，直到永久如此，于是中国就会变成印度、美洲那样。大凡有因循习性的人，总是自己编造一种解释来姑且安慰自己。中国人用这种办法自我解脱，大概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或许侥幸能够有几十年无事，却担心最终不足以保存自身，原因就在这里。不过，这还只是根据通常情形来谈罢了。如果宗▯西迁，天下震动，节省费用而增加捐税，内乱将要兴起，那么天下的变化就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结局，以上所说的一切也都将成为空话了。

译○驳韩愈 从前我读韩愈《原道》一篇文章，没有一次不遗憾它对道和治理的认识浅薄。他说：“古代的时候，人的祸害很多。有圣人出现，然后教导人们相互生存、相互养育的道理；替他们建立君主，做他们的老师；驱逐虫蛇禽兽，让他们居住在中原。天气寒冷，就替他们制作衣服；饥饿，就替他们准备食物。居住在树上会坠落，住在土穴中会生病，于是替他们建造宫室。替他们设置工匠来供应器物，设置商人来沟通有无，设置医药来救济夭折死亡，设置葬埋、祭祀来增长他们的恩爱，制定礼仪来排列长幼先后，制作音乐来宣泄郁结，制定政令来督率懒惰疲倦，设置刑罚来铲除强暴顽梗。人们彼此欺骗，于是替他们制作符节、印玺、斗斛、秤锤和秤杆，使他们彼此取得信任；人们彼此争夺，于是替他们修筑城郭、制造铠甲兵器来守卫自己。灾害到来就替他们作防备，祸患发生就替他们设防。”如果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羽毛、鳞甲和介壳来居住在寒热之中，也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照韩愈的话说，那么那些圣人以及他们的祖先父亲，一定都不是人以后才可以；一定都具有羽毛、鳞甲和介壳以后才可以；一定都具有爪牙以后才可以。假使圣人和他的祖先、父亲全都是人，那么他们还没有出生、还没有长大时，早已被虫蛇、禽兽、寒冷、饥饿以及树上、土中的灾害伤害而夭折了，又怎么能够为别人制定礼乐刑政，替别人防备祸患呢？老子之道是否胜过孔子，还是与孔子没有不同，我没有能力断定。至于它顺应自然这一点，即使孔子也无法改变。韩愈把它一概斥责为错误，只是思考得不够周密罢了。韩愈又说：“君主，是发布命令的人；臣子，是执行君主命令并把它施行到百姓身上的人；百姓，是出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财来侍奉上面的人。君主不发布命令，就失去了成为君主的依据；臣子不执行君主的命令，就失去了成为臣子的依据；百姓不出产粟米、麻丝，不制作器皿，不流通货财来侍奉上面的人，就应当被诛杀。”唉！君民彼此资助的事情，难道本来就只是这样吗？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桀、纣、秦朝政治的统治，同尧、舜、三王的统治起初有什么不同？况且假使百姓同禽兽杂居，寒冷来了不知道穿衣，饥饿来了不知道吃饭，凡是所谓宫室、器物、医药、葬埋等事情，全都要等圣人教导以后才知道去做，那么人类早就灭亡了，那些圣人又怎么能得到这些百姓，向他们发布命令并统治他们呢？况且韩愈本来没有说：百姓，是生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财来相互谋求生存和养育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彼此欺骗、彼此争夺而不能自行治理，所以才拿出十分之一的赋税，交给君主，让君主制定刑法政令、制造铠甲兵器，以铲除强暴顽梗、预备祸患。然而君主不能独自治理，于是设置臣子，让臣子执行他的命令、办理他的事务。因此，百姓不缴纳十分之一的赋税，就没有人能够供养君主；君主不能替百姓铲除强暴顽梗、防备祸患，就应当废黜；臣子不能执行铲除强暴顽梗、防备祸患的命令，就应当诛杀吗？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国家次之，君主最轻。”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韩愈不这样说，是因为他只知道有一个人，却不知道有亿万百姓。老子说：“偷窃腰带钩的人被诛杀，偷窃国家的人却被封侯。”自秦以来，做中国君主的人，都是其中最强暴顽梗、最善于欺骗掠夺的人。我曾听说：“道的根本源头出自上天。”如今韩愈却竭力尊崇那个最强暴、最善于欺骗掠夺的人，让他安坐在那里，发布自己想发布的命令；又让天下无数百姓各自拿出辛苦劳动、劳心费神所得的一切来供养他的欲望，稍有不如此就诛杀他们。上天的意志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道的根源也这样吗？“唉！韩愈幸好出生在三代以后，没有被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斥责；但他也不幸出生在三代以后，不能受到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匡正！况且韩愈难道不知道君臣关系是出于不得已吗？因为有彼此欺骗、彼此争夺、强暴顽梗和各种祸患，而百姓已经从事生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财以及一切相互生存、相互养育的事情；现在又让他们亲自掌管刑罚来铲除强暴，掌管斗斛、秤锤和秤杆来取得信任，建造城郭、制造铠甲兵器来守卫自己，形势上做不到。于是人们交换工作、互通功效，选择公正而贤能的人，拥立他做君主。他们的本意当然是说：我已经耕种、纺织、做工、经商了，如果还要让我亲自保卫自己的性命财产，就会耽误我的事情；哪里比得上让您专门负责保卫的事务，而我把耕织经商所得的一部分分给您，用来供养您、供给您，这样利益更大、事情也治理得更好呢？这就是天下拥立君主的根本意思。所以君主、臣子、刑罚、兵器，都是因为保护百姓的事情才产生的；而百姓需要保护，是因为存在强暴顽梗、欺骗掠夺和各种祸患。之所以有欺骗、掠夺、强暴、顽梗和祸患，是因为教化还没有进步，百姓还没有完全善良。所以，君主这种制度，是同天下的不善共同存在，而不是同天下的善相对待。假如采用仁义道德的学说，使天下都像韩愈所说的那样：“把它用于自身，就顺利吉祥而立身；用于待人，就仁爱而公正；把它作为内心，就和谐而平正。”那么这样的百姓，将没有不知道自己本性所固有的东西、职责所应当做的事情的人，还会有什么彼此造成祸患的事呢？又哪里还需要这样高高在上的人，养活我、向我发布命令、责问我所缴纳的东西而诛杀我，有时抚养我如同后代，有时虐待我如同仇敌呢？所以说，君臣关系是出于不得已！正因为出于不得已，所以不足以成为道的根源。佛教抛弃君臣关系，这一点是对的；但它抛弃君臣关系的理由不对。韩愈却认为君臣关系本来就同天地一起长存，又怎么能算是懂得道的人呢？那么到了今天，可以抛弃君臣关系吗？回答说：绝对不可以。为什么呢？时机还没有到，风俗还没有形成，人民还没有达到能够自治的程度。西洋那些善于治理的国家尚且不能完全做到，何况中国呢？如今西洋国家，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公共事务中，人民彼此共同办理的占七成，由朝廷办理的占三成；其中最重要、最重大的事情，只有明定刑法、治理军队两件事罢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件事，是人民对国家所依赖的最紧要事项。从前汉高祖进入关中，只约定三条法律，秦地百姓就非常信服。由此可知，百姓向上面所要求的，不过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和财产，也不过如此。若再贪求其他事情，就如所谓“代替大木匠砍木头，没有不伤手指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译所以，假使今天中国有圣人兴起，他将会说：“我凭着微小的身体处在亿万人民之上，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人民还不能自治。人民不能自治，是因为才智还没有达到，力量还没有增长，道德还没有调和。如今我要早晚勤勉不懈，寻求增进人民才智、道德、力量的方法，除去困阻人民才智、道德、力量的因素；使他们不再彼此欺骗、彼此争夺、彼此造成祸患，我将完全听任他们自由。人民的自由，是上天所赋予的，我又怎么能吝惜不给他们呢？这样，幸而人民达到能够自治的程度，我将把一切权力全部归还给他们。一个国家每天都在进步、富强，我个人和我的子孙也同样得到好处，我怎么会改变把天下当作私产的贵族观念呢？”如果真能这样，三十年后人民仍没有大大和谐，政治仍没有大大进步；六十年后国内还有不能同欧洲各国的富裕强盛相比的地方，那正是我的错误言论扰乱政治的罪过。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进步到今天这样的政治，也不过用了几百年、几十年。何况他们走的是困难的道路，我们走的是容易的道路。唉！有这样一个无所不有的国家、无所不能的人民，却听信庸人的议论，顾忌虚妄的禁忌，终于陷于贫弱而亡国，世上还有比这更令人痛恨的事情吗？因此，考察西洋各国，应当知道富强极其困难，我怎么可以苟且偷安？考察西洋各国，又应当知道富强其实很容易，我不能自暴自弃；关键在于除去妨碍富强的因素，每天寻求同人民共同治理国家罢了。有句话说：“见识浅陋的人不能同他谈论道，因为他被教条束缚了。”如果要求自强，那么古人的书尚且有不能拘泥的地方，何况秦以来的法制呢！像韩愈这样的人，只看见秦以来君主的作为。秦以来的君主，正是所谓偷窃国家的大盗。国家被谁偷窃？不过是君主反复从人民那里偷窃罢了。既然已经偷窃了，又惴惴不安地担心主人或许会觉察并把它收回，于是法律和命令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出现。实质上考察，这些法令有十分之八九都是用来损害人民的才智、消散人民的力量、败坏人民的道德的。人民本来就是这个天下真正的主人，君主一定要使他们衰弱而愚昧，让他们永远不能觉醒、永远没有能力有所作为，然后自己才可以长期保住所偷窃的东西，永远享有它。唉！谁知道祸患常常出现在预料之外呢？这就是庄周所以有“胠箧”之说的原因。因此，西洋谈论治理国家的人说：“国家，是人民共同拥有的财产；王侯将相，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公仆和奴仆。” 而中国尊崇君王的人却说：“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按照“臣妾”这个词在古文中的本义，它仍然是奴隶、俘虏的意思。这样看来，西洋的人民尊贵而有地位，超过王侯将相；而我们中国的人民卑下而低贱，全都是奴隶的子孙。假如发生战争，他们的人民是为了公共财产、公共利益而为自己战斗；而中国的人民却只是奴隶替主人战斗。驱赶奴隶去同贵人作战，当然无论到哪里都不会不失败。○论中国的阻力与离心力 西方讨论物理学的人说：凡是物体形成形状以后，如果没有别的物体施加作用，这个物体就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然而天下万物一点一点秘密移动，前后连续，表面上没有听说发生变化，是因为存在阻力和离心力。阻力，是指这个物体有想要运动的方向，却有另一种力量阻挡它，使它不能运动；或者四面都产生阻力，也可以使原来的物体受到极大的压迫，改变它原来的面貌。离心力，是由万物极其细微的部分聚合而成，内部本来具有向心力；如果失去彼此吸引的性质，每一点都相互推移，就可以使这个物体失去原有的形状和性质，化为乌有。这两种力量都能使物体发生变化，而离心力尤其严重。物体受到阻力时，如果没有离心力，它不过失去原来的形状，形成另一种新形状；假如再加上离心力，那么这个物体就会灭亡，再也没有别的物体形成。曾经拿这个道理来讨论社会群体，验证尤其准确。比如有这样一个家庭，本来不是富贵人家的后代，上面没有奥援，外面没有凭借，内部没有固定产业，想要谋求某件事情，力量总像有东西在限制它。限制它的东西，就是群体中的阻力。然而，如果这个家庭的父子兄弟同心同意，沉着坚毅、积极有为，既不急躁妄动，也不灰心失败，那么这样长期下去，就会看到阻力逐渐变小，最终达到没有阻力的地步。家庭事业兴起之初，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限制它；到了最后，却没有什么能够抵挡它，这说明阻力最终被向心力战胜了。如果这个家庭的父子兄弟彼此猜忌，借助外援，自相残杀，只求取得一时的快意，那么这个家庭所形成的离心力，在外来侵侮尚未逼近之前，内部争斗的形势已经无法支撑了。即使家庭本来富贵，也不能长久，何况它本来贫贱呢？所以说，离心力比阻力更加可怕。如今中国疆域百里，人民数百兆，天下的人全都惶惶不安，仿佛有活不到一天的危势。问他们是什么原因，必定会认为是欧洲各强国的阻力。从大事到小事，无论什么事情，考察它的情状，无不受到西方人的压制。说这是阻力，确实是阻力。然而试想，这种阻力为什么能够施加到我们的土地上，而我们竟然没有抵抗的力量？这样就知道中国存在离心力的原因了。所谓离心力，并不是指权臣、内奸、外藩跋扈、士民结党以及大盗转移国权这些事情。因为这几种事情，虽然可以使王朝迁移、神州动荡，势力所波及之处，或许要过几十年、上百年才停止；但在开始时，必定先有几十人或几百人同一心志、生死不改，然后才能造成滔天大祸。后来杀人已经很多，祸患的根由逐渐平息，也终究会有稍得安宁的一天，必定不至于无声无息地使整个民族一同沉沦。因此，这些事情只能说是阻力，而不是离心力。那么，离心力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呢？它的表现是：朝廷内外▯安，除了外来的奸佞之外，表面上安然无事；乡野没有盗贼，即使偶尔有盗贼，也很快被捕捉、搜查、荡平。士林中没有横加议论，谈论布帛、粮食等日常事务，远近大体相同；即使有轻佻放纵之人，也不过是小小的现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朝廷官员文雅有礼，神态从容，仪容威严而礼节繁多，超过古代初年。听天下人的言论，没有疾言厉色；观察天下人的脸色，没有仓促惊惧；考察天下人的行事，没有轻率妄动。然而二万里的土地、四百兆的人民，竟像云雾随风飘动、夕阳向西落下一样，人们长久注视也看不见它的变化，过了一段时间就连踪迹也消失了；这种惨痛恐惧，再也没有超过它的了。追究它的根源，其细微之处已经到了极点。

译我曾说，欧洲人的富强，来自欧洲人的学问和政治。当声学、光学、电学、化学、动植物学刚开始萌芽时，不过是一两个人利用闲暇相互讨论罢了。有人收藏一个炉子、一个锅，凡得到金石，就全都加热来观察它们的变化；有人揉搓猫皮，摩擦琥珀和风筝，来玩味它们相互吸引的现象；有人用三角玻璃映照太阳，观察它的色彩；有人看到水化为蒸汽时，推动蒸汽的盖子，计算它每小时的运动次数；其中尤其可笑的，有人收集许多微小虫子来玩赏，有人和禽兽一同起居来窥察它们。这些事情起初不过是一个孩子的劳作，但他锲而不舍，逐渐积累扩充，终于贯通了天地人的奥秘，探究了造化的根源。像这样的行为，假如发生在中国，大家一定会指着他说“呆子”。天下一切良好的政治，从民权、议院这样的重大制度，到洒扫、起居这样的细节，起初也都是一两个人寄托于空言，认为天理人心本来就应当如此；他们不避利害，不畏艰难，不断地说，言论渐渐显著，跟从的人渐渐增多，于是世事便不能不随着空言而改变。像这样的事情若移到中国，大家又一定会议论说他们“疯了”。那些轻视、嘲弄，实在不堪入耳入目：有时略加呵斥，婉转讥讽；有时只是斜眼发笑而不说话。开始做这件事的人本来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心得，看到众人如此，必然怀疑自己的学问错了，于是把它抛弃。所以不必有刀铲的威胁，也不必有放逐流徙的灾祸，仅仅用“呆子”“疯子”两个字，就足以使天下古今人才的进步受到挫折。人才既然没有进步，教育和政治制度自然守旧不变，以古代为宗旨。几千年前人们制定的章程，绝不能限制几千年后的世事变化；古代制度必然衰败，这是明白无疑的，若逐一列举，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不能全部论述。概括说来，不过是：政治和教化既已败坏，人心也就跟着败坏罢了。人心败坏，渐渐达到连合群的道理都无法再谈的地步；不肖之心流变为各种智巧，即使把好的政治制度化为形式，也会由不肖之心去实行，既然有邪恶的原因，必然结出恶果，守旧的见解因此更加牢固。在这个时候，走到乡野之间，看见那些号称士人的人，学习帖括，擅长摺卷，把应试当作生命。应试时偶尔不能如愿，便哗然声称停止科考。不久又有一个卑劣的人暗中盘算：别人都不应试，只有我一个人去应试，那么利益就归我了；结果却出乎意料，大家照旧一同应试。走到市集之间，实业方面的学问不明白，商业情势日益艰难，人们也曾奋然说要“齐心同行”。又有一个卑劣的人暗中盘算：别人那样做，而我暗中这样做，那么利益就归我；结果却出乎意料，大家仍旧各行其是，不能齐心。再看朝廷，今天的卿大夫，就是由士子所换取的帖括、由商贾用金钱买来的职位造成的。他们年轻时本来毫无根基，一旦做官，旧习气更加深重；任职办事时，各人彼此不了解，各凭私见，擅自作出决定。比如国家内部政务，没有一处不是虚伪的，用虚伪应付虚伪，无法考察谁是谁非，只看见件件事情都合乎成例。突然遇到外交事务时，本来没有成例可以援引，又绝不可能用自己的虚伪去应付别人的真实，于是不得不相互推诿、相互蒙蔽，直到事情逼近再也无法拖延的限期，才由一两个志气颓唐、本来没有学问、又彼此猜忌的人，凭借道听途说的见闻，以片刻间形成的意见作出决定。事情的体制越重要，相关见闻的来源反而辗转越多，所以它的影响越大，差错也越远。这个局面一旦形成，即使局中有明智通达的人，也必然随俗迁流，无法发挥作用。因为他明知只要一提出不同意见，自己就一天也不得安宁，对事情又毫无补益，不如仍旧周旋观望，等待时机；而这种等待竟延续了千古。今天中西人士谈论中国的弊政，都沾沾自喜地拿学校、官制、兵法来说；他们这样责备中国，是多么肤浅空泛啊！中国之所以不可救治，不在重大原则，而在细小事务；不在明显之处，而在隐微之处。因此有看得见的弊病，有看不见的弊病；有可以想到的弊病，也有无法想到的弊病。我们生长在乡里，见闻狭窄，社会上三途六道、千奇百怪、万般变化，没有办法全部知道；仅就平日从朋友那里听到的情况来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这种病根植于远古，发作在今日，积累已久，实在难以医治。没有别的名称可以称呼它，只好称作“离心力”。中国的实际情形，或许还有超过这些的，或许没有这么严重的，我不知道。

译○论中国分党 《论语》说“君子不党”，已经认为结党是不对的。屈原的赋开始用“党人”作为斥责之词。到了东汉末年，才有党祸。此后唐代有牛李党争，宋代有蜀洛党争，明代有东林党，几乎每一代都有，并且和国家的存亡始终相连。近几十年来，中国同欧美交往，才知道西方人也有类似党派的组织，如英国的保党、守党，法国的民党、王党，日本的宪政党、自由党之类，数不胜数。这些党派同中国过去所谓的党不同，不过是翻译者偶尔用“党”字称呼它们罢了。中国所谓的党，开始源于个人意气的私心，后来成为报复的势力，最后君子失败而小人得胜，国家也随之灭亡。这种党都是由形势造成的，并不一定由学识造成，所以最终总会有一方失败，不能并存。西方的党派则各有自己的学说，也各有自己的见解；既然各有见解，在没有事情的时候足以彼此相安；一旦有所凭借和行动，便不能不各行其意，在其中发生争论。由于双方所坚持的都各有道理，所以足以并立而不能彼此消灭。这就是中西党派的不同。按照前一种说法，今昔之间有差别；按照后一种说法，中外之间有差别；这些都不足以拿来说明今天的情况。后来又知道高丽有守旧、维新两党，这成为支那人谈论守旧、维新的开端。然而那时支那人守旧的太多，求新的太少，无法分成党派。甲午以后，国势大为不同。谈论变法的人渐渐多起来，先从各报馆开始，后来在朝廷上公开倡言；而王公大臣又常常认为不可，于是双方的见解逐渐互不相容，士大夫也渐渐有了分党的趋势。西方人见到这种情况，便立即认为支那人本来有三党：守旧党主张联合俄国，意在保全现存局面；中立党主张联合日本，意在保全国家而实行变法；维新党主张联合英国，意在把作乱作为自我振兴的机会。这话出自西方人之口，骤然听来似乎分辨得极其清楚真实；但深思起来，实在不是这样。我认为这不过是西方人以自己国家的情形，臆测支那的情形罢了，而支那的实际情形确实不是这样。现在试着逐条辨析。西方人所说的维新党，大概就是指孙文等人。西方人许可孙文，并没有别的深意：谋叛的罪名，在他们的法律中处罚很轻；孙文作为他们教派中的人，曾□□想把他的教义推行到中国，因此西方人容许他，并不是确实看中了这个人的□□。至于孙文的为人，□□□□，□□□□，广东人能够谈论这些的人很多。□□□□，□□□□，□□□□，大概已经没有疑问了。即使英国人从前在伦敦报馆中进行的辩论，也不过是为了保全本国的权利，同孙文没有关系。这样看来，他们所谓的维新党，不能形成一个党。西方人所谓的中立党，就是支那现在所称的维新党，大约是指主张变法的那些人。支那这个党的人，同守旧党相比，不过是千比一，人数极少。而且这个党中真正能够看出西方法律制度所以如此的道理，并且无所图谋而实行变法的，不过几个人；其余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把谈论新法当作极时髦的装饰，同戴扁眼镜、抽纸烟卷、穿窄袖衣服、乘钢丝车一样，只是随声附和，并非出于内心；第二类看见西方人的船坚炮利、横行强悍，自己无可奈何，便以为西方所以强大就在这些方面，不如跟着仿效；第三类是极端守旧的人，早已享有盛名，受到天下人的归依；他们见到西方法制，不愿有一件事情是自己所不知、所不能的，于是把声、光、化、电的粗浅现象，兵、商、工业、技艺的末流，逐项罗列，牵强附会于经书训诫，厚颜自夸而不感惭愧，天下人却一齐尊奉他们。郑声扰乱雅乐，乡愿败坏道德，维新的种子将要被他们断绝。这三类人都有维新的外貌，却没有维新的内心。这样看来，他们所谓的中立党，也不能形成一个党。至于最不配称为其名称的，莫过于守旧党。既然称作守旧，就必定有旧的东西可以守。所谓旧，是说支那立国几千年，今天虽然不如欧美兴盛，却也不是野蛮人和黑人，总该有它的道理。真正能够守住这些旧有道理，应该会有可观之处。可是今天的守旧之人，用七略九流的学术家法询问他们，他们不知道；用三千年的朝章国政考察他们，他们说不出；用子臣弟友、纲常名教的责任要求他们，他们又不能实行。旧学中最大最重要的，莫过于五伦，而这正是旧党用来攻击新党的东西。如今看看旧党，有父母之丧，所忧愁的不过是守丧时的苫块生活和朋友的慰问；他们所说的，不是某一科不能参加考试，就是某个官缺不能补授，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话。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所忧虑的，只是这三年里不能应试、不能做官，这才是他们认为的实际灾祸。至于饮酒、吃肉、接近女色，以及一切寻欢作乐、挑选美色，还有同名妓、骏马游玩的事情，却和没有丧事时一样。人人如此，安然不觉得奇怪。这样还有什么父子之伦呢？取得出仕资格以后，欺骗君上、谋求私利，唯恐落后。补授某个官缺，就比较职位肥瘠，从不谈地方的利弊；

译授予一个官职，就比较任职的快慢，从不谈责任是否容易胜任。总括他们一生所求，不过是国家给予富贵。他们入学时，父兄所期望的、师友所教导的，就已经是这些。所以国家的事情同士大夫的心意，永远不能相遇，严重的甚至没有一件不和法律相反。这样还有什么君臣之伦呢？至于夫妇，只能称作男女，不能称作夫妇。他们开始成婚时，靠拈阉探筹来决定，彼此没有学问和性情的基础；婚后有爱，就用花鸟来装饰它；有怨，就把对方践踏得像牛马；谈法律，就拿盗贼来防范；谈礼义，就拿圣贤来责备。花鸟、牛马、盗贼、圣贤能够由一个人同时兼有，恐怕是没有的。这样一来，关系溃败、决裂以及种种无法穷尽追究的事情，往往就会如此发生。看《大清律例》，死刑案件中因男女关系而起的，几乎占到十分之六七。这样还有什么夫妇之伦呢？其他如兄弟相争、朋友相互出卖，更是常事，不值得深责。伦常纲纪是旧学的根源，而守旧党却这样把它视若草芥，那么他们其实正是野蛮人和黑人，究竟守的是什么旧呢？他们所守的，不过是流俗习气和自己的私心罢了！他们看见上面这样议论的人很多，便跟着附和；内可以便利自己不学习的私心，外可以让自己冒充正人君子，还有什么顾忌而不这样做呢？这样的人，只能说是追逐时尚，不能说是守旧；把守旧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难道不是冤枉吗？这样看来，他们所谓的守旧党，也不能形成一个党。唉！树木老了就会枯萎，人老了就会生病，支那的教化大概已经衰老了！一千年以来，每天都在衰败，一代不如一代。看它的风气，随波逐流，再也不能树立自己的意志。想要成为汉代的党锢、唐代的牛李、宋代的蜀洛、明代的东林那样的党争，却也做不到，哪里能同东西方各国的党派相比呢？○论华人之可用 今天筹划时局的人，都忧心忡忡地把人才缺乏当作忧虑。忧虑这一点确实是对的，但所谓人才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并不一定非要有治理国家、经营天下的才略，或战胜敌人、攻取城池的勇气，才可以称为人才；即使只有一技之长，各自凭本领谋生，做事勤勉，谋划忠诚，也没有不可以称为人才的。如今若告诉人说：中国人的职业工作很勤勉，没有人不惊讶；又告诉人说：中国人办事很忠诚，没有人不哑然发笑。不知道这既不值得惊讶，也不值得发笑。姑且用浅近琐碎的事情来证明。通商互市的地方，凡是所谓洋关、洋行、领事馆等，主持的人是洋人，而在其中办事的华人，有的管理账目，有的执掌文书；再低一等，还有奔走听差的工作。每个部门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责任各有专属，不能推诿；时间有固定时刻，不能虚度荒废。不是礼拜日，不能办理私事；不是要紧事情，不能请假。凡是朋友交往、亲戚往来，即使有所疏忽，在自己方面可以解释，在别人方面也可以相互谅解，却不能因此说他们办事不勤勉。洋人在中国，不是传教经商，就是办理交涉事务；归根到底，关键在于熟悉人情，了解中国事务。但是要了解人情、熟悉中国事务，不通语言、不认识文字是不行的。洋人在中国，能够通晓我们的语言的，一百人中还不到十个；能够认识我们的文字的，一百人中还不到一个。然而他们往往能够从细微处推知整体，凡是华人的风俗、崇尚、好恶以及一切真情假意，没有不看得清楚如同看火一样的，难道真是他们有先知先觉的贤能吗？也多半是从替他们办事的华人那里得到的。华人得到他们的薪资，既勤恳替他们办事，又拿出额外精力，把细微曲折的缘故讲给他们听，使他们阅历更深、世故更熟，同中国之间没有丝毫隔膜；要说他们谋事不忠诚，是不可能的。有人说：您的话过分了。照前一种说法，作为吃中国饭、踩中国土地的人，不想着为国家效力，却甘心替洋人做事，即使勤勉又有什么值得取的？照后一种说法，以中国人身份向洋人讲述中国的弊病，就像不肖子弟把家庭的隐私传播给邻里乡党，忍心害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可是您反而称许他们忠诚，不是很荒谬吗？唉，说这种话的人，恐怕实在太不肯思考了。天下立言的道理，只应当根据事情责备人；责备人的方式，也不应当过分。中国人为洋人办事的，大多不过是能说洋语、善于揣摩主人心意，本来不能同读书明理的人相比。若一定用大义来衡量他们，实在太不宽恕了。况且领取谁的俸禄，就忠于谁的主人；桀的狗对尧吠叫，并不是尧不仁，只是尧不是它的主人。反过来对照观察，他们竭尽心力，希望得到报偿，也是天理所当然、人情所必然的。有人说：华人为洋人办事，既然这样勤勉而忠诚，而替中国办事却往往不是这样。即使把替洋人办事的华人交给他办理中国的事务，似乎也有换了地方便不能发挥作用的遗憾，这又怎么解释？回答说：这不是办事者的过错，而是任用者的罪过。洋人用人，功劳和过错一定分明，赏罚一定明确；如果办坏了事，立即遭到斥退。那些谨慎小心、始终不懈怠的人，不仅优厚增加薪水，有时还以其他事情为借口，替他提前谋划；有时遇到新旧交替，又替他郑重安排托付。不幸因积劳成疾而死，还有抚恤的典礼和捐助的钱款，使他的父母妻子能够凭此生活、立足。这虽然本来是外国的公共惯例，然而仁义已经做到极尽，确实足以感动人心，难怪人们乐意为他们效力。中国则不是这样，任用人往往只顾自己的私情，不问人的才能。偷懒怠惰的人未必受到责罚，辛勤劳作的人未必得到奖赏。人情相差并不很远，既然其中没有利害关系，何苦单独替它承担困难？时间久了，锐气逐渐消失，颓丧成为习惯，对于应当做的事情便废弛败坏，终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由此说来，这种弊病所以形成的原因，也就清楚明白了。又听西方人说：华人经营贸易，尤其擅长；至于开垦耕种、能够忍耐劳苦，更是其他国家的人所不能及。华人越多，市镇港埠就越繁盛。唉！洋人倚重中国人，竟到了这样的程度。中国却不能鼓励人才，把人才丢在荒地上也毫不吝惜，以致灰心丧气、到四方去糊口的人实在很多。这不只是楚国的人才不被晋国任用，甚至晋国的人才反而被楚国任用了。怎能不令人感慨！怎能不令人感慨！

译○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 新明执事：承蒙您赠送寄来的《丛报》三期，我从头到尾反复诵读，只觉得文势如风起潮涨，正是亚洲二十世纪文明运动的先声。文章辞意恳切悲痛，对祖国就像孝子侍奉父母，既不忘进谏，更显示出您自从游学以来道德修养进步之迅速。向东望着曙光，延颈盼望，哪里有穷尽呢！三期所刊，都是极有关系的文章，而我尤其喜爱的，是第一期的《新史学》、第二期的《论保教》、第三期的《论中国学术变迁》。这些内容，都不是习惯受限、拘泥空虚的人所能说出片言只语的。《大报》曾说学理深奥，应当用流畅锐利的笔来表达，确实是流畅锐利。编中多次举出我过去说过的话，又介绍新著；对于我所译《原富》的前二编，称许它精美完善。这些都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至于竟说我在中学、西学两方面都是第一流人物，那不只是使受称许的人增加惭愧，也将使神州当代的贤者豪杰感到羞惭，并且大大成为您善于知人的讥责。我对于西学，只是在众人还不做的时候稍稍先行一步，因此窃取了一日之长罢了。近来圣上广泛振兴学校，打算把中西学术熔于一炉而冶炼，那么十年以后，人才贤者成批出现，而把我放在前鱼之列，是可以想见的。何况也不必等到很远的将来，仅仅您同社的诸位贤者，以及那些挥手而来的亲朋，他们的才能日益丰富，又哪里有尽头呢？根据现在来推测将来，也完全可以断定，我这点微末成就不足挂齿。至于我的中学造诣深浅，尤其是朋友们共同看见的，并不是谦虚。道理不能同时在两方面都兴盛，有所舍弃之后才有所取得。加上我晚年求学而没有老师，对于圣经贤传中所谓宫室的富丽、百官的盛美，都还没有找到门径进入。我的劳苦仅仅得到的只是文章辞藻，而且还不知道怎样使它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听到您对我积习的议论批评，不但不认为冒犯，反而感到欣喜。我私下认为，文章辞藻是承载理想的翅膀，也是传达感情的声音。因此，精微的道理不能用粗犷的词语承载，正直的感情不能用鄙俗的气息传达。中国文章之美，没有比得上司马迁、韩愈的。司马迁说：“志向高洁的人，他所称述的事物也芬芳。”韩愈说：“文章没有难易之分，只看是否合乎正确。”我写文章，不追求深奥典雅，只追求正确。您既然知道文章体裁的变化同时代文明程度成比例；而您谈论中国学术时，又说战国、隋、唐是达到全盛、放出巨大光明的时代，那么应当采用的文章体裁，除了二代还能属于谁呢？文章界又谈什么革命呢？有人拿欧洲近代的文章同古代文章比较，它的进步在于理想；至于感情的高妙，尚且不能同古人并肩；至于格律法式，直可以说没有丝毫差别。至于翻译的文体，在中国确实同古人所说的文体不同，佛教经典就是如此。但必须先为它制定格律和名义，然后才能使人明白。假如今天的译者还没有制定格律名义，贸然依照西文的法则来翻译，而读这些书的人就都能理解吗？恐怕不是这样。假如只是写成接近俗语的言辞，以便市井乡僻中没有学问的人阅读，那么对于文章界来说，这叫做衰落，并不叫革命。况且我所从事的是学理深奥的书，不是写给学生吃用、指望他们因此受益的；我的翻译正是等待那些多读中国古书的人。假如读者从未读过中国古书，却想贩卖式地利用我的译文，那么过错在读者，译者不应承担责备。著述和翻译的事业，哪一样不是为了把文明思想传播给国民？只是从事它们时，功效有深浅，境界有等差，不能混为一谈。不必羡慕藏在名山以求不朽的名誉。若只那样做，言辞细弱，文章流行于当世，就像蜉蝣到了黄昏便已化去。这种报馆文章，也是大雅之士所忌讳的。所以说：微妙的声音不能同众人的耳朵相混，美丽的形体不能同世俗的眼睛相混，繁衍华丽的言辞不能同庸人的听闻相混。并不是不想让人人都明白，而是形势使然。关于您所见的重点，大致有两件事：本书的对照表，友人嘉兴张氏已经承担了这项劳作；至于叙述学派的源流，这在本学科又是一门专科，工程浩大、头绪纷繁，不另写成一本书就无法说明清楚。如今所做的，仅涉及斯密氏的本传，又写了几十条翻译凡例，阐发本书的旨趣。这部书完成，已经一年了。之所以迟迟没有出版，是因为译稿散在朋友那里，遭逢动乱而受阻停滞；收集起来以后还要校勘，也需要时间。幸而现在已依次就绪，四五月间应当可以问世。至于您自己承担再译最后一部书的事情，这确实是我时时刻刻不敢忘怀的愿望；只是我先前已经同朋友约定翻译《穆勒名学》，按情势必须先完成这部书，才能从容着手下一部。我出生在震旦十九、二十世纪交会之际，亲眼看见同种民族陷于危亡、新旧剥换，如同巨蛇蜕皮，却没有机会借此出一分力。我用来报答四恩、对扬三世、完成国民天责的微小事情，就在这里。谨慎勤勉地努力，死而后已；只希望爱护我的人安静等待罢了。旅居中请珍重，恕不再详述。严复顿首。再说“计学”这个名称，是从Economics一词的本义着想，就像“名学”这个名称是从Logos一词的本义着想一样。这门学科最新的著作，多称作Economics，并删去Political这个字样。我又看见中国古代有“计相”“计偕”等名称，以及通行的“国计”“家计”“生计”等词语。私下认为，要创立一个名称，使它的意义深广同原名相称，除了“计”字没有别的选择。给事物正名、下定义，不是亲自把这门学问从头到尾融会贯通的人，必然无法共同体会其中甘苦；骤然看见这个名称，没有人不认为它不通。计学的道理就像日常饮食，片刻也不能离开；但它成为一门专门学问，不过是近二百年的事。所以它的道理虽然中国过去也有，而这门学问却是中国本来没有的，无须忌讳。有人说中国开化几千年，关于人生所必需的学问，古籍中应当有专门名称；我恐怕没有专门名称的，不止“计学”一项。名理中最重要、最常用的字，例如“因果”、Rights、Obligation，试问古籍中有哪个字能够同它们完全吻合？学者亲自执笔翻译几十卷书，然后才会知道，正名定义要做到合意而恰当，是多么不容易。

译比如您现在改用“平准”这个名称，但“平准”绝不足以对应这门学问。因为平准只是西汉的一项法令，后来又用来称官职，内容是低价收购、高价出售，类似均输、常平等政制。计学的书所讨论的，果真是这些吗？恐怕不是。因此我反复思考，认为这门学问的名称若想通俗，莫如直接用“理财”；若担心意义范围不清，必定要求典雅驯顺，而又要处处使用不受拘格限制的名称，那么我所取“计学”这个名称，似乎还稍有一天的先见之明。至于将来的人，应当自会知道取舍。○论沪上创兴女学堂 中国四百兆人，妇女占一半；妇女不识字的，又占十分之八九。即使偶尔有一两个读过书的，也不过利用余力粗略懂得辞章，因物以稀为贵，便自称通人。她们根本不知道，所谓学问，就是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地方。既然名义上是人，就应当学习，不应因男女而有差别。只认识几个字，有什么值得奇怪呢？自从不修治求学之道以来，男子写八股文，擅长摺卷，对于兵、农、礼、乐的事情丝毫不相干。士大夫如此，农民商人也就可想而知；男子如此，妇女也就可想而知。妇女既没有学问，历来妇女一生的事情，不过是搽粉、缠足、坐着吃饭等死罢了。一家几口，依靠男子养活，女子没有办法共同承担责任。流通停滞到了极点，男子也不能养活自己，又要仰赖别人供给。辗转无穷，彼此相互救济，实际上都是分食利益的人。因此无论男女，在加冠、及笄的年纪，尚且有雄心壮志；到了中年以后，精神、志向、器量逐渐消磨在衣食之中。壮年人的意气本来应该比少年人更为扩充，却反而不如少年人，原因也就可知了。国家衰弱，百姓贫困，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即使永远这样下去，也并不难想见。中日议和以后，忧虑时世的人争相谈论学校；最近又在沪上创办女学堂。从今以后，有志向的女子如果能够努力，哪里还担心不能同西方人并肩而立？一家少一个白吃饭的人，家庭负担就轻；家庭负担减轻以后，人们才有余力去做自己的事业。或许可以挽回衰败的风俗，使国家由弱转强吧？不过，人的学问不只是读书，尤其应当阅历世事。读书，是读古人的世界；阅世，就是读今天人的书，二者本来相互需要，不能废弃任何一个。中国妇女常常不如男子，不是她们的天性不如人，而是生活阅历不如人。从《烈女传》《女诫》以来，人们压制妇女，把她们当奴隶对待，像防盗贼一样防范她们，像要求圣贤一样要求她们。男子把这种做法当作使自己强大的办法，却不知道妇女既然不被视为人，日积月累，便也不再把自己当人。愚昧的人变得粗野强悍、毫无知识，不再具有人理；聪明的人也只是空手饱食，终身受到禁锢，男子反而承受了巨大的拖累。西方妇女都能远涉重洋，自行来去，所以能够同男子平等享有权利。我国却苦于政治教化不明，即使有天资，也无法发挥作用。妇女见不到天日，已经很久了。如今既然兴办女学，效法泰西，如果还不让她们扩大见闻，那么有学堂和没有学堂就没有区别。难道看不见乡村的老学究每天只是▯尹▯吾，而实际上毫无用处吗？读书却不阅历世事，正是这样。如今假如有人独自排除众议，成立一个团体，说明妇女应当出门的理由，风气或许就会逐渐开启。如果说既然没有限制，就难保不会发生越礼的事情，那么暂且不说西方人，即使以中国的情形来说，大家庭的妇女防范严密，难道就完全没有越礼的事情吗？小家庭的妇女防范较疏，难道人人都越礼吗？这样的话是不值得辩论的。因此，使国内妇女自强，是国政最深的根本；而妇女要能够自强，必须给她们可以自强的权利，造成不得不自强的形势。禁止缠足、设立学堂当然是对的；但是婚姻媒妁的方式不改变，买妾的惯例不废除，妇女仍然没有自立的日子。不过，这件事很难说清。翻开《大清律例》来看，所引用的成案中，灾祸起因于男女关系的，几乎占到一大半；至于穷凶极丑、已经不合人情的案件，也比其他事情多得多。今天县里的案件，也常常如此。上海会审公堂的琐碎案件，每天见于《申报》的，更不用说了。西方人记载各国娼妓数目，认为中国最多，甚至超过法国。法国的妓院虽然兴盛，却都在大都市；不像中国的穷乡僻壤，只要有人迹的地方，几乎没有不设娼妓的。把这两方面合起来看，中国教化败坏的情形，任凭多少人也无法替它辩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中国的礼俗，本来把严格男女界限作为一件大事。六经之中反复教诲，百家诸子没有不这样说的，为什么竟到了这种地步呢？原因就在于区别男女区别得太严格了。天下的事情，大概隔得越远、越不能接近，就越觉得它有可乐之处；如果每天看见它，便以为是平常事情，不再放在心上。如今读《士礼》《小戴记》中论礼的文章，说中国三代时男女界限不严格，是无法做到的；又读《春秋》内外传、《国风》的诗，说中国三代时男女防范不混乱，也是无法做到的。既然如此，礼对事情又有什么益处呢？有人又说，《士礼》《小戴记》记载的是礼制盛行时，《左传》《国语》《国风》《诗经》说的是礼制衰败时，不能拿末流来指责本源本来就不正确。然而如果果真如此，只要严格规定范围，就可以维持世道；礼法既已确立，应该没有衰败时期，为什么又会有最初作乱的人呢？所以按照名学的道理来说，这个说法不能成立。这个说法不能成立，那么防范越严格，反而越多地开启混乱的道理就成立了。然而这个道理，不过是证明古人的说法不对，仍然不能挽救今天的风俗。如今我国的法律，比欧洲人的法律严厉十倍。平安无事时，防范周密到这种程度；事情已经发生后，刑罚又残酷到这种程度，可是仍有人冒着刀刃去试探。假如一旦放宽杀戮，愚昧风俗的倾颓，将更加不知道会到什么地步。这是万万不能实行的。

译再如泰西的风俗，男女自行选择配偶，也是处理婚姻最好的办法。中国守旧的人听见，一定觉得奇怪。但可以设一件事情来说明。比如有人建造一所房屋、置办一件衣服，即使成本稍大，也会自己决定而不会把后果交给别人；如果没有别的原因，也没有别人代替他作决定，绝不会不告知本人。小事尚且如此，难道夫妻这样重大的关系，一旦结合便终身不改，而开始结合时却采用抽签拈阉的办法吗？这个道理必然说不通。然而如果按照我国今天的风俗立即实行自行择配，流弊又多得说不尽，这是为什么呢？我曾说中国妇女本来没有自主的权利，但中国妇女中做娼妓的，却未尝没有自主的权利。暂且不论她们平日所做的事情，即使只看选择配偶一事，她们确实明明是自行选择。可是愚昧的常常被客人欺骗，狡猾的又能够欺骗客人；真情假意相互攻击，机巧诡计百般出现，忽来忽去，最终还是回到原来的道路。假如天下妇女全都这样，这个世界一天也无法安居。因此，妇女出门交往和自行选择配偶这两件事，确实是天理所应当，也是将来必然形成的风俗。但按照今天的风俗来看，这两件事都没有实行的道理。那么，这种风俗又凭什么实行呢？仍然不超出前面所说的读书和阅世二者。大家庭的妇女并不是不识字，但她们不能同男子平等，是因为没有阅历世事。妓院女子每天参加宴饮游乐，行为又这样狼藉，是因为不读书。读书、阅世二者都具备，就能知道天下的变化，观察古今的贯通，既有美好的风俗，又没有流弊。不过，男女平权的说法由西方人创始；从今天看，这种说法什么时候实行，还不知道。我国以及突厥、印度、波斯等国的妇女遭受的烦闷、冤屈、压抑，不必说了。即使欧洲妇女，除了没有妾这一点确实胜过泰东以外，其余仍然同男子不平等。上不能成为百里玺天德，中不能成为议员，下不能成为军士，不过在起居饮食、仪容举止之间，改变身份而同样受到优待罢了。大概同一种不平等的待遇，在不开化的国家，就表现为欺凌弱者；在开化的国家，则表现为保护弱者。唉！雌雄牝牡之间的不平等，人和非人之间，也没有不是这样；这种情形由来已久，哪里是一朝一夕的力量能够改变的呢！☆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第一章　人生及美术之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