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
《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其大宗旨如上章之所述，读者既知之矣。除主人公不计外，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以视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等，若藐姑射神人，▯乎不可及矣。夫此数人者，曷尝无生活之欲，曷尝无苦痛？而书中既不及写其生活之欲，则其苦痛自不得而写之。足以见二者如骖之靳，而永远的正义，无往不逞其权力也。又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红楼梦》则不然，赵姨、凤姊之死，非鬼神之罚，彼良心自己之苦痛也。若李纨之受封，彼于《红楼梦》十四曲中，固已明说之曰：〔晚韶华〕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韶华去之何迅，再休题绣帐鸳衾。只这戴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第五回）此足以知其非诗歌的正义，而既有世界人生以上，无非永远的正义之所统辖也。故曰《红楼梦》一书，彻头彻尾的悲剧也。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之语（第八十一回），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由此之故，此书中壮美之部分，较多于优美之部分，而眩惑之原质殆绝焉。作者于开卷即申明之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欲写出自己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此又上节所言之一证）兹举其最壮美者之一例，即宝玉与黛玉最后之相见一节曰：那黛玉听着傻大姐说宝玉娶宝钗的话，此时心里竟是油儿酱儿糖儿醋儿倒在一处的一般，甜苦酸咸，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自己转身，要回潇湘馆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两只脚却像踏着棉花一般，早已软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将下来。走了半天，还没到沁芳桥畔，脚下愈加软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痴痴，信着脚从那边绕过来，更添了两箭地路。这时刚到沁芳桥畔，却又不知不觉的顺着堤往回里走起来。紫鹃取了绢子来，却不见黛玉。正在那里看时，只见黛玉颜色雪白，身子恍恍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只得赶过来轻轻的问道：“姑娘怎么又回去？是要往那里去？”黛玉也只模糊听见，随口答道：“我问问宝玉去。”紫鹃只得搀他进去。那黛玉却又奇怪了，这时不似先前那样软了，也不用紫鹃打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进来。
译《红楼梦》这部书同一切喜剧相反，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它的大旨已经如上一章所述，读者已经知道了。除主人公暂且不论，凡是书中同生活欲望有关的人，无不以痛苦相伴始终；相比之下，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等人，仿佛藐姑射山的神人，高远得不可企及。这几个人难道没有生活欲望，难道没有痛苦吗？只是书中既没有写她们的生活欲望，自然也无法写她们的痛苦。这足以说明两者如同骖马的缰绳，永远的正义无处不在施展它的力量。我国文学因为带有乐天精神，所以往往宣扬诗歌式的正义：善人一定得到善终，恶人一定受到惩罚。这也是我国戏曲、小说的特征。《红楼梦》却不是这样。赵姨、凤姊的死，不是鬼神的惩罚，而是她们自己良心上的痛苦。至于李纨受封，在《红楼梦》十四支曲子中早已明确说过：〔晚韶华〕镜中的恩情，更何况梦里的功名。青春年华逝去得多么迅速，从此不要再提绣帐鸳衾。即使戴上珠冠、披上凤袄，也抵不过无常的性命。虽说人生最怕老来贫困，也还必须积下阴德，留给子孙。气势昂扬地头戴簪缨，光彩灿烂地胸悬金印，威势显赫地爵禄高升，昏暗惨淡的黄泉路却已经临近——试问自古以来的将相如今还存在吗？留下的也只是供后人钦佩敬仰的虚名。（第五回） 由此足以知道，这不是诗歌式的正义；在世界和人生之上，无不受永恒正义的统辖。所以说，《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根据叔本华的说法，悲剧又有三种。第一种悲剧，是由极恶的人用尽自己的能力彼此交织、构成的。第二种悲剧，是由盲目的命运造成的。第三种悲剧，是由于剧中人物所处的位置和彼此的关系而不得不发生的；不一定有蛇蝎般的性情，也不一定有意外的变故，只是普通人物处在普通境遇中，被逼得不得不这样做。他们明知这样会造成伤害，却彼此施加、彼此承受，各自用力，却各自无法承担责任。这种悲剧感动人的地方远胜前两种。为什么呢？因为它显示人生最大的悲剧并非例外，而是人生本来就固有的。前两种悲剧中，我们面对蛇蝎般的人物和盲目的命运，固然不免惊惧战栗；但因为它们罕见，我们还庆幸自己的人生可能躲过，不必急于寻找卸下负担的地方。第三种却让我们看见，这种足以毁坏人生幸福的非凡力量，随时都可能降临眼前；而且这种残酷的行为，不仅随时可能施加于自己，也可能由自己施加给别人，亲身遭受其残酷，却没有任何不平可以申诉。这可以说是天下最惨的事情了。《红楼梦》正是第三种悲剧。现在就宝玉、黛玉的事情来说：贾母喜爱宝钗的婉媚，却责罚黛玉的孤僻；又相信金玉良缘的邪说，想用这种办法压住宝玉的病。王夫人本来就同薛家亲近。凤姐因为掌管家务，嫉妒黛玉的才华，担心她会给自己带来不便。袭人因为尤二姐、香菱的事情，听到黛玉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第八十一回），害怕祸患牵连到自己，于是同凤姐站在一起，这也是自然形成的局势。宝玉对黛玉发下坚定的誓言，却不能把心意告诉最疼爱他的祖母，这是普通道德规范所造成的，何况黛玉只是一个女子呢？由于种种原因，金玉因此结合，木石因此分离；其中难道有蛇蝎般的人物和非同寻常的变故吗？不过是通常的道德、通常的人情和通常的境遇造成的罢了。由此看来，《红楼梦》可以说是悲剧中的悲剧。正因为如此，这部书中壮美的部分多于优美的部分，而眩惑的成分几乎绝迹。作者一开卷就申明说：还有一种描写男女风月的文字，淫秽污浊、臭恶不堪，最容易败坏年轻子弟。至于才子佳人一类的书，一开口就是卓文君，满篇都是曹子建，千部作品一个腔调，千个人物一副面孔，而且终究不能不涉及淫乱放荡。作者不过想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所以假造男女两个人的姓名，还一定要另外添上一个小人从中搅乱，就像戏里的小丑一样。（这又是上一节所说的一条证据。） 现在举出其中最壮美的一个例子，就是宝玉和黛玉最后一次相见的一节：黛玉听傻大姐说宝玉要娶宝钗，这时心里仿佛油、酱、糖、醋全倒在了一起，甜苦酸咸混杂，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了！……她转身要回潇湘馆去，身子仿佛有千百斤重，两只脚却像踩在棉花上，早已软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走下去。走了半天，还没到沁芳桥边，脚下更加无力。她走得慢，又神情恍惚，任凭双脚从那边绕回来，平白又多走了两箭地的路。这时刚到沁芳桥边，却又不知不觉顺着堤岸往回走。紫鹃拿了绢子来，却不见黛玉。正在那里张望，只见黛玉脸色雪白，身子恍恍荡荡，眼睛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紫鹃只得赶过去，轻轻问道：“姑娘怎么又往回走？这是要到哪里去？”黛玉只模模糊糊听见，随口答道：“我去问问宝玉。”紫鹃只得扶她进去。黛玉却觉得奇怪，这时不像先前那样软弱了，也不用紫鹃替她掀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走了进去。
……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坐，只瞧着嘻嘻的呆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瞧着宝玉笑。两个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无推让，只管对着脸呆笑起来。忽然听着黛玉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袭人、紫鹃两个吓得面目改色，连忙用言语来岔。两个却又不答言，仍旧呆笑起来。……紫鹃搀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来，瞧着宝玉，只管笑，只管点头儿。紫鹃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罢。”黛玉道：“可不是，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儿了。”说着，便回身笑着出来了，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第九十六回）如此之文，此书中随处有之，其动吾人之感情何如，凡稍有审美的嗜好者，无人不经验之也。《红楼梦》之为悲剧也如此。昔雅里大德勒于《诗论》中，谓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殊如恐惧与悲悯之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故其目的，伦理学上之目的也。叔本华置诗歌于美术之顶点，又置悲剧于诗歌之顶点，而于悲剧之中，又特重第三种，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故。故美学上最终之目的，与伦理学上最终之目的合。由是《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亦与其伦理学上之价值相联络也。△第四章 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自上章观之，《红楼梦》者，悲剧中之悲剧也。其美学上之价值，即存乎此。然使无伦理学上之价值以继之，则其于美术上之价值，尚未可知也。今使为宝玉者，于黛玉既死之后，或感愤而自杀，或放废以终其身，则虽谓此书一无价值可也。何则？欲达解脱之域者，固不可不尝人世之忧患，然所贵乎忧患者，以其为解脱之手段故，非重忧患自身之价值也。今使人日日居忧患，言忧患，而无希求解脱之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其所领之境界，除阴云蔽天，沮洳弥望外，固无所获焉。黄仲则《绮怀诗》曰：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又其卒章曰：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其一例也。《红楼梦》则不然。其精神之存于解脱，如前二章所说，兹固不俟喋喋也。然则解脱者，果足为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否乎？自通常之道德观之，夫人知其不可也。夫宝玉者，固世俗所谓绝父子、弃人伦、不忠不孝之罪人也。然自太虚中有今日之世界，自世界中有今日之人类，乃不得不有普通之道德，以为人类之法则。顺之者安，逆之者危；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于今日之人类中，吾固不能不认普通之道德之价值也。然所以有世界人生者，果有合理的根据欤？抑出于盲目的动作，而别无意义存乎其间欤？使世界人生之存在，而有合理的根据，则人生中所有普通之道德，谓之绝对的道德可也。然吾人从各方面观之，则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实由吾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误谬。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若第二章所引《红楼梦》第一回之神话的解释，亦于无意识中暗示此理，较之《创世记》所述人类犯罪之历史，尤为有味者也！夫人之有生，既为鼻祖之误谬矣，则夫吾人之同胞，凡为此鼻祖之子孙者，苟有一人焉，未入解脱之域，则鼻祖之罪，终无时而赎，而一时之误谬，反复至数千万年而未有已也！则夫绝弃人伦如宝玉其人者，自普通之道德言之，固无所辞其不忠不孝之罪。若开天眼而观之，则彼固可谓干父之蛊者也。知祖父之误谬，而不忍反复之以重其罪，顾得谓之不孝哉！然则宝玉“一子出家，七祖升天”之说，诚有见乎所谓孝者在此不在彼，非徒自辩护而已！然则，举世界之人类，而尽入于解脱之域，则所谓宇宙者，不诚无物也欤？然有无之说，盖难言之矣。夫以人生之无常，而知识之不可恃，安知吾人之所谓有，非所谓真有者乎？则自其反而言之，又安知吾人之所谓无，非所谓真无者乎？即真无矣，而使吾人自空乏与满足、希望与恐怖之中，出而获永远息肩之所，不犹愈于世之所谓有者乎？然则吾人之畏无也，与小儿之畏暗黑何以异？自已解脱者观之，安知解脱之后，山川之美，日月之华，不有过于今日之世界者乎？读“飞鸟各投林”之曲，所谓“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者，有欤无欤，吾人且勿问，但立乎今日之人生而观之，彼诚有味乎其言之也。
译……看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身让座，只是看着他傻傻地笑。黛玉自己坐下，也看着宝玉笑。两个人既不问候，也不说话，也不推让，只管面对面傻笑起来。忽然听见黛玉说：“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是为了林姑娘病的。”袭人、紫鹃两人吓得脸色都变了，连忙找话岔开。两个人却都不答话，仍旧傻笑起来。……紫鹃扶起黛玉，黛玉也站了起来，只管看着宝玉笑，不住地点头。紫鹃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息吧。”黛玉说：“可不是嘛，我就是该回去的时候了。”说着便转身笑着走出来，仍然不用丫头们搀扶，自己却比平常走得快得多！（第九十六回） 这样的文字，在这部书中随处可见；它对我们感情的震动有多么强烈，凡是稍有审美趣味的人，没有谁没有亲身体验过。《红楼梦》成为这样的悲剧，也是如此。过去，雅里大德勒在《诗论》中说，悲剧的作用在于激发人的情感并使之升华，尤其是恐惧与悲悯这两种情感，本来就是悲剧固有的东西；通过这种激发，人的精神便得到洗涤。因此，它的目的就是伦理学上的目的。叔本华把诗歌置于美术的顶点，又把悲剧置于诗歌的顶点；而在悲剧中，他又特别看重第三种，因为它既显示人生的真相，又显示解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美学上的最终目的，与伦理学上的最终目的相互契合。由此，《红楼梦》在美学上的价值，也同它在伦理学上的价值相互联系起来了。△第四章 《红楼梦》在伦理学上的价值 从上一章来看，《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它在美学上的价值，就存在于此。然而，如果没有伦理学上的价值接续它，那么它在美术上的价值也还无法确定。假如贾宝玉在林黛玉死后，或者因悲愤而自杀，或者消沉放纵以终其一生，那么即使说这部书完全没有价值，也未尝不可。为什么呢？想要达到解脱的境界，固然不能不经历人世的忧患；但忧患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通向解脱的手段，并不是因为忧患本身具有重要价值。假如一个人日日处在忧患之中，口口声声谈论忧患，却没有寻求解脱的勇气，那么天国和地狱，他将两者都失去。他所处的境界，除了阴云蔽天、低湿泥泞之地一望无际之外，本来什么也得不到。黄仲则《绮怀诗》说：这样的星辰已经不是昨夜的星辰，今夜又是为了谁在风露中站到半夜？他的诗篇末章又说：收拾去华丽的装饰，回归少年时的简朴；排除弦歌声，进入中年。茫茫的来日，忧愁如海；寄语羲和，快快扬鞭赶路吧！这就是一个例子。《红楼梦》却不是这样。它的精神寄托于解脱，正如前两章所说，这里本来不必再反复说明。那么，解脱果真足以成为伦理学上的最高理想吗？从通常的道德观来看，人们自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贾宝玉确实是世俗所谓断绝父子关系、抛弃人伦、不忠不孝的罪人。然而，既然太虚之中有今天的世界，世界之中有今天的人类，就不得不有普通道德，作为人类共同遵循的法则。顺从它的就安稳，违逆它的就危险；顺从它的得以生存，违逆它的便会灭亡。对于今天的人类，我当然不能不承认普通道德的价值。但是，世界和人生之所以存在，果真有合理的根据吗？还是出于盲目的运动，其中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呢？假如世界和人生的存在有合理根据，那么人生中所有的普通道德，都可以称为绝对道德。然而，我们从各个方面观察，世界和人生之所以存在，实际上是由于我们人类祖先一时的错误。诗人的悲歌、哲学家的沉思，以及古代各民族的传说，似乎都出自同一个源头。就连第二章所引用的《红楼梦》第一回神话式的解释，也在无意中暗示了这个道理；同《创世记》所叙述的人类犯罪史相比，尤其意味深长！人的出生既然是由于始祖的错误，那么我们的同胞，凡是这个始祖的子孙，只要还有一个人没有进入解脱的境界，始祖的罪就永远无法赎清，一时的错误也就反复延续数千万年而没有终止！因此，像贾宝玉这样断绝人伦的人，从普通道德来说，当然无法推卸不忠不孝的罪名。可是，如果睁开天眼来看，他也完全可以说是在继承父祖的事业。知道祖先的错误，又不忍心反复重蹈，以加重他们的罪过，难道能说这是不孝吗？那么，宝玉所说“一子出家，七祖升天”的话，确实看到了所谓孝道的真正所在：孝在这里而不在那里，并不只是为自己辩护而已！那么，如果全世界的人类都进入解脱的境界，所谓宇宙岂不就真的空无一物了吗？不过，有和无的问题，大概很难说清。人生既然无常，知识又不可靠，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所谓的“有”，不是所谓真正的“有”呢？反过来说，又怎么知道我们所谓的“无”，不是所谓真正的“无”呢？即使确实是“无”，假如能使我们从空虚与满足、希望与恐惧之中走出来，获得一个永远卸下重担、安息的地方，难道不仍然胜过世人所谓的“有”吗？那么，我们害怕“无”，同小孩子害怕黑暗又有什么不同？从已经解脱的人看来，谁知道解脱之后山川的美、日月的光辉，不会胜过今天的世界呢？读“飞鸟各投林”这支曲子，所谓“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究竟有还是没有，我们暂且不问；但站在今天的人生上来看，它的话确实很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