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氏经说卷三
程氏经说卷三
<经部,五经总义类,程氏经说》>
钦定四库全书
程氏经説卷五
春秋
春秋》，鲁史记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于天下，于是因鲁《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东迁，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复兴先王之业，王道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适当隠公之初，故始于隠公。
隠公名息姑，惠公子。惠公元妃孟子，继室以声子，生隠公。《諡法》：「不尸其位曰隠。」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隠公之始年。春，天时。正月，王正。书「春王正月」，示人君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明此义，则知王与天同大，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尔。平王之时，王道絶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隠不书即位，明大法于始也。诸侯之立，必由王命。隠公自立，故不书即位，不与其为君也。法既立矣，诸公或书或不书，义各不同。既不受命于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继世者，则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继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书即位，不正其始也，庄、闵、僖是也。桓、宣、定之书即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贼之立，定为逐君者所立，皆无王无君，何命之受？故书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则又有间矣。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盟誓以结信，出于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后世屡盟而不信，则辠也。诸侯交相盟誓，乱世之事也。凡盟，内为主称及，外为主称防。在鲁地，虽外为主，亦称及，彼来而及之也。两国已上，则称防，彼盟而往防之也。邾，附庸国。邾子克，字仪父。附庸之君称字，同王臣也；夷狄则称名，降中国也。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爱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弗许。及庄公即位，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公諌而公弗聼故诗人讥其小不忍以致大乱也。段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啓之。公闻其期，命子封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失为君之道，无兄弟之义，故称伯而不言弟。克，胜也，言胜段之彊使之彊所以致其恶也。不书奔，义不系于奔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王者奉若天道，故称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讨曰天讨。尽此道者，王道也；后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称天王以奉天命。夫妇人伦之本，故当先正。春秋之时，嫡妾僣乱，圣人尤谨其名分。男女之配，终身不变者也，故无再配之礼。大夫而下，内无主则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礼。天子诸侯，内职具备，后夫人已可以摄治，无再娶之礼。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数特降。僖公而后，无复辩矣。春秋因其窃号而书之，以志僣乱。仲子系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谓惠公仲子，妾称也。以夫人礼赗人之妾，不天乱伦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义未见，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见其不王。王臣虽微不名，况于宰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鲁志》也。称及称人，皆非卿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祭伯，畿内诸侯，为王卿士，来朝鲁。不言朝，不与朝也。当时诸侯不脩朝觐之礼，失人臣之义，王所当治也。祭伯为王臣，不能辅王正典刑，而反与之交，又来朝之，故不与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无外交」之説，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诸侯顺轨，岂有由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礼也。然委官守而逺相朝，无是道也。《周礼》所谓「世相朝」，谓邻国尔。
公子益师卒
诸侯之卿，必受命于天子，当时不复请命，故诸侯之卿皆不书官，不与其为卿也。称公子，以公子故使为卿也。惟宋王者后，得命官，故独宋卿书官。卿者，佐君以治国，其卒，国之大事故书，于此见君臣之义
译程氏经说卷三
<经部，五经总义类，程氏经说>
钦定四库全书
程氏经说卷五
春秋
《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孔子的道既不能行于天下，于是便依据鲁国的《春秋》，确立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大法。周平王东迁，在位五十一年，最终未能复兴先王的功业，王道断绝了。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也就消亡了，《诗》消亡之后《春秋》才出现。”正值鲁隐公即位之初，所以《春秋》从隐公开始记载。
隐公名息姑，是鲁惠公的儿子。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继室声子，生下了隐公。《谥法》说：“不居其位而去世的称为‘隐’。”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是隐公即位的第一年。春，是天时的象征。正月，是周王所定的正朔。记载“春王正月”，是显示人君应当上承天时，下顺王政。明白了这个意义，就知道王与天同样伟大，人伦之道就确立了。周的正月并非春季，是借天时来确立大义罢了。平王之时，王道已经断绝，《春秋》借周王的名义来匡正王法。隐公不记载即位，是为了在开端就彰显大法。诸侯的即位，必须由天子任命。隐公自立，所以不记载即位，不承认他为君主。大法既已确立，后来的国君有的记载即位，有的不记载，意义各不相同。既没有接受天子的任命，而是凭借先君的遗命继承君位的，就肯定其开端，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就是这样。继承君位既不是天子的任命，也不是先君的遗命，就不记载即位，不肯定其开端，庄公、闵公、僖公就是这样。桓公、宣公、定公记载即位，桓公是杀害国君后自立，宣公是接受弑君贼臣的拥立，定公是被驱逐国君的人所拥立，都既无天子也无国君，接受谁的任命呢？所以记载他们自行即位。定公相比宣公，情况又有不同。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盟誓用来结下信用，出于人之常情，先王并不禁止。后世屡次盟誓却不守信，那就是罪过了。诸侯互相盟誓，是乱世的事情。凡是盟会，以鲁国为主称“及”，以外邦为主称“会”。在鲁国境内，即使是外邦为主，也称“及”，那是对方来而与之相会。两个以上国家，则称“会”，那是对方盟会而前往参加。邾，是附庸国。邾子名克，字仪父。附庸国的君主称字，等同于天子的臣子；夷狄则称名，是降低其地位，视同中国之人。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郑武公在申国娶妻，名叫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偏爱段，想立他为太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没有答应。等到庄公即位，段请求京地，庄公让他居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大叔。段违背道义而庄公不加制止，祭仲劝谏而庄公不听，所以诗人讥讽他因小不忍而导致大乱。段积聚财物，修缮甲兵，备齐兵车，将要袭击郑国，武姜打算为他做内应。庄公得知日期，命令子封攻打京地。京地的人背叛了段，段逃入鄢地，庄公在鄢地攻打他。大叔逃奔到共国。《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失去了为君之道，没有兄弟之义，所以称“伯”而不称“弟”。克，是战胜的意思，说战胜段，是因为庄公纵容段变得强大，从而招致了他的恶行。不记载“奔”，是因为意义不在于他的逃亡。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王者奉行天道，所以称“天王”，他的命令叫“天命”，他的征伐叫“天讨”。尽到这种道的，是王道；后世凭借智谋武力把持天下的，是霸道。《春秋》依据王命来匡正王法，称“天王”以奉行天命。夫妇是人伦的根本，所以应当首先匡正。《春秋》之时，嫡庶僭越混乱，圣人尤其谨慎地辨别名分。男女的婚配，是终身不变的，所以没有再嫁的礼仪。大夫及以下的人，家中没有主妇则家道不能确立，所以不得已而有再娶的礼仪。天子诸侯，内职完备，后夫人已经可以代理治理，没有再娶的礼仪。《春秋》之初，对此还有疑问，所以仲子的葬礼规格特别降低。僖公之后，就不再辩白了。《春秋》依据他们窃用名号而记载，以记录僭越混乱。仲子依附惠公而言，所以匡正其名分，不称“夫人”，称“惠公仲子”，意思是惠公的妾仲子，这是妾的称呼。用夫人的礼仪赠送死者的赗赠之物给别人的妾，不是大乱人伦吗？然而《春秋》之初，天王的意义尚未显现，所以不能去掉“天”字而直呼宰咺的名字，以显示他不尊王。天子的臣子即使地位卑微也不称名，何况是宰官呢！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晚年，在黄地打败了宋国的军队。隐公即位后寻求和解，在宿地结盟。这是《鲁志》的记载。称“及”称“人”，都不是卿大夫。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祭伯，是王畿内的诸侯，担任天子的卿士，来朝见鲁国。不说“朝”，是不承认他朝见。当时诸侯不修朝觐之礼，丧失了人臣的道义，这是天子应当治理的。祭伯作为天子的臣子，不能辅佐天子匡正典刑，反而与之交往，又来朝见，所以不承认他的朝见，以明示他的罪过。先儒有“王臣无外交”的说法，非常不对。如果天下有道，诸侯顺从法度，哪里会有内外交往的限制？他们相交好，乃是常礼。然而放弃官职而远道相朝，是没有这种道理的。《周礼》所说的“世相朝”，是指邻国罢了。
公子益师卒
诸侯的卿，必须接受天子的任命，当时不再请求任命，所以诸侯的卿都不记载官职，不承认他们为卿。称“公子”，是因为因为是公子所以被派去做卿。只有宋国是王者的后裔，得以任命官职，所以唯独宋国的卿记载官职。卿，是辅佐国君治理国家的人，他的去世，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在这里体现了君臣的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