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经疑贯通卷一

译愠怪不知为何称为君子，而《中庸》却以隐居避世、不被世人了解却不后悔的人为圣人，这是因为君子是贯通上下而言的，成就德行的君子，也就是圣人罢了。

译曾子“一贯”这一章，以前的儒者说：“忠是天道，恕是人道。”《中庸》第二十一章，以前的儒者说：“由真诚而达到明理，是圣人的德行，本性中具有的，属于天道；由明理而达到真诚，是贤人的学问，通过教育而进入，属于人道。”这两本书的说法不同，以前的儒者都将其分别归属于天与人，为什么呢？由真诚而明理与忠，由明理而真诚与恕，难道有相同之处吗？

凡是出于天的都是自然的，出于人的都是需要努力的。所以《中庸》把真诚作为天道，把追求真诚作为人道。大概真诚是由真诚而明理，圣人的德行是本性中具有的，出于自然，所以将其归属于天道；由明理而真诚，是贤人的学问，通过教育而进入，出于努力，所以将其归属于人道。程子把忠恕分别归属于天与人，大概也是模仿《中庸》而发表言论的。忠，是竭尽己心而没有丝毫虚伪妄念，不借助人力，出于自然，所以说它是天道；恕，是以己度人并推及万物，不能不运用人力，所以说它是人道。起初并不是认为真诚明理与忠恕有相同之处。

孔子说：“有谁能一天把力气用在仁上吗？我没见过力气不足的。”颜渊问仁，孔子又说：“一天克制自己使行为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归向仁。”又称赞颜回说，他的心三个月不违背仁，其余的人则只是偶尔达到罢了。又说：“君子没有吃完一顿饭的时间违背仁。”“如果有王者兴起，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使仁德盛行。”仁是一样的，其岁月长短、功效快慢的不同，为什么呢？

有谁能一天把力气用在仁上，这是感叹人们不肯在仁上用力。一天克制自己使行为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归向仁，这是说在仁上用力，那么其效果就非常迅速。颜渊三个月不违背仁，是能够在仁上用力的；其他弟子偶尔达到，是在用力但未能达到。论仁作为大道，就不能在吃完一顿饭的时间内违背，天理周流没有间隙，可以容许喘息吗？论王者改朝换代接受天命，就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使仁德盛行，大概教化普及，不是积累很久不能达到的。岁月的长短，功效的快慢，所以有不同吗？

子夏说：“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孔子从十五岁立志学习，一直到七十岁随心所欲不越出规矩，这确实足以看出圣人始终的学问了。至于说可以一起求学、可以一起走向道、可以一起坚守，但不能一起权衡变通，难道学者最终不能谈论圣人的最终境界吗？假如学者达到可以权衡变通的地步，不知道与圣人不越出规矩，果真可以相同吗？这两章所说的学与立，难道又有不同吗？后来孟子用善人、信人来称赞乐正子，那么有始有终，又不仅仅是圣人如此，为什么呢？而且不越出规矩是圣人不可知的神妙，难道又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圣人随心所欲不越出规矩，这是虽然应对变化而不失去常态；学者可以坚守而不能权衡变通，这是能够守常而尤其不能应对变化。凭借圣人还要等到七十岁才能随心所欲，难道学者突然就能达到吗？假如学习达到可以权衡变通的地步，那么与圣人随心所欲就没有不同了。那么起初可以一起求学，与圣人十五岁立志学习没有不同；可以一起坚守，与圣人三十岁而立也没有太大差别。圣人不轻易把权衡变通许诺给学者，而孟子期望乐正子成为圣人成为神妙，大概认为圣神地位不出于善信之间，充实极致与否取决于个人罢了。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圣学所达到的境界难道不是人所能达到的吗？只是担心不去做罢了。圣而达到神妙，就不是众人所能测度认识的。然而其道实在不离乎日常之间，其与随心所欲，似乎不能用法度拘束，而实际上未曾逾越规矩之外，本来没有什么不同。

孔子所说的确立就确立，引导就前行，安抚就前来，行动就和谐，与尧的辛劳招徕、匡正、辅助、振奋德行，以及孟子所说的所经过的地方就教化、所停留的地方就神妙，相同吗？

辛劳招徕、匡正、辅助、振奋德行，这是尧命令契施行教化的方法，只有这样，所以有办法鼓舞天下的百姓，共同趋向于变时雍的境界。孔子得到国家或家族，或者确立他们，或者引导他们，或者安抚他们，或者行动他们，其鼓舞众人也就像这样罢了。确立他们无不确立，引导他们无不前行，安抚他们前来而行动他们和谐，其效果快于桴鼓影响，难道不是所说的所经过的地方就教化、所停留的地方就神妙的意思吗？

孔子说“本性相近，习染相远，只有上智和下愚不移”，而《中庸》说“虽然愚笨必定明理，虽然柔弱必定刚强”，为什么呢？

上智和下愚不移，这是从先天禀赋来说的；愚笨必定明理，柔弱必定刚强，这是从学问来说的。从先天禀赋来说，聪明的人是聪明，愚笨的人是愚笨。愚笨的人不肯成为聪明，就像聪明的人不肯成为愚笨，这本来是固定不变的。从学问来说，愚笨的人知道选择善，那么也有时候通达；柔弱的人能够坚持，那么也有时候确立。这就是学问之所以能变化气质的原因。愚笨的人难道真的不可改变吗？人自己不肯改变罢了。

孔子说：“君子以义为根本，用礼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用诚信来完成。”又说：“智慧能达到，仁德能守住，庄重能治理，行动不依礼。”有的说义、礼、信而不提及仁、智，有的说仁、智、礼而不提及信、义，为什么呢？

仁义礼智信这五者，它们的应用虽然各不相同，然而其道未曾分离。所以君子没有

译能够以义为根本、用礼来践行、用信来成就，却有不仁不智的人；也从来没有智慧足以达到仁、用礼来规范行为，却有不信不义的人。

译子张向孔子请教如何求得官职俸禄。孔子说：“多听，谨慎地说话；多看，谨慎地行动。”子张又请教什么是通达。孔子说：“本质正直且崇尚道义，体察言语并观察脸色，思虑谦卑以居于人下。”子张又请教如何行事。孔子说：“言语要忠诚守信，行为要笃实恭敬。”这三章问答的内容固然不同，先儒在解释“问行”这一章时，说它仍然包含回答“求禄”和“问达”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呢？

子张致力于外在表现且喜好高谈阔论，所以孔子针对他的提问，每次教导他都要反求诸己。孔子的言语不必完全相同，但希望他反躬自省、自我修养而不羡慕外物的意图，则未曾不同。

《论语》中说“修养自己以安定百姓”，这也类似于《中庸》所说的“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然而《中庸》首章说“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程子在这一章也说“上下都统一于恭敬，那么天地自然各安其位，万物自然生长发育”，并且推究到极致，认为聪明睿智都由此产生，并以此祭祀天帝，这是为什么呢？

天下太平本源于笃实恭敬，而安定百姓则源于修养自己，恭敬就是专一而已。达到中和就是做到笃实恭敬，所以天地各安其位，万物生长发育，都根本于恭敬。并且推究到极致，那么聪明睿智都由此产生。大概人持守恭敬，那么内心没有私欲而静定虚空、行动正直，聪明睿智怎能不由此产生？用这种恭敬去郊祀，那么天神就会降临；用这种恭敬去宗庙祭祀，那么人鬼就会享用。这难道不足以用来祭祀天帝吗？恭敬的功效就是这样啊！

孔子说：“从日常事物中学习，从而通达高深的道理。”又说：“君子通达高深的道理，小人通达低下的事物。”曾子关于忠恕的章节，先儒说：“《中庸》中‘忠恕离道不远’，这就是下学上达的意思。”孟子关于求放心（找回迷失的本心）的章节，先儒说从能够寻求向上提升，就是下学上达。梓匠轮舆（工匠）的章节，先儒说下学可以通过言语传授，上达必须通过内心领悟。这些说法相同吗？

上达、下达，与下学、上达是不同的。君子每天进步于高明之处，这叫做上达；小人每天沉溺于污浊低下之处，这叫做下达。至于下学，则是学习人事；上达，则是通达天理。因为人事属于形而下，天理属于形而上，所以如此。下学忠恕，从而可以上达一贯之道，这就是下学上达，从事于求放心的人。下学的功夫就是这样，此心常存，就可以穷尽事理、尽人性以至于知天命，这不是上达又是什么？然而人事有可以指陈展示给人的地方，所以说下学可以通过言语传授；天理无形而难以知晓，不是默默体悟于言语意思之外的人做不到，所以说上达必须通过内心领悟。这三章所指的未必完全相同，但它们所说的下学、上达，则是一个道理。

孔子说：“如果任用我，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就能取得成功。”又说：“如果有王者兴起，必须三十年后才能实现仁政。”又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可以让他们参军作战了。”又说：“善人治理国家百年，也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了。”孟子说：“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定能在天下执政。”时间长短，为什么如此不同？

先儒说这类问题应当知道他们的作为如何，因为他们的作为不同，所以时间的久近、功效的迟速也不同，这大概没有值得怀疑的。圣人有圣人的作为，善人有善人的作为。圣人的作为，如尧、舜、禹、汤、文、武治理天下，孟子所论述的王政，是由圣人实行的，一年就颁布纲纪，三年考核政绩，所以三年就有成效，积累到三十年，那么耕种的人有九年的积蓄，就可以兴办礼乐了，所以必须三十年后才能实现仁政。至于善人的作为，则不能像圣人那样，所以必须百年后才能战胜残暴、废除杀戮，他们教导百姓也必须七年后才能让他们参军作战。比起子路治理国家三年，使百姓勇敢且懂得方向，已经不及了，何况圣人呢？至于孟子论述实行王政，那么大国的情况和小国的情况不同，都是效法文王，然而用大国来实行，那么成功容易，如齐国方圆千里，有它的土地，人口繁衍众多且有它的百姓，实行仁政而称王，没有人能抵挡；用小国来实行，那么它的势力有所不及，所以成功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七年后才能能在天下执政的原因。

子张问政，孔子说：“居于职位不懈怠，实行政令要忠诚。”季康子问政，孔子说：“你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子路问政，孔子说：“走在前面，使百姓勤劳。”仲弓问政，孔子说：“先任用官吏，赦免小过错，举荐贤才。”子夏问政，孔子说：“不要追求快速，不要贪图小利。”叶公问政，孔子说：“使近处的人喜悦，远处的人来归附。”子张问政，孔子说：“尊崇五种美德，摒弃四种恶行。”各位弟子问政是一样的，为什么回答各不相同呢？

圣人的言语，根据人而变化，或者补救他的过失，或者顺应他的才能，或者就着他所能做的，或者辅助他所不足的。所以他们的提问虽然相同，但回答各不相同，然而切合提问者自身的情况，则是一样的。

子张问如何提升道德、辨别迷惑。孔子说：“以忠信为主，迁善从义，就是提升道德。爱他时希望他活着，厌恶他时希望他死，这就是迷惑。”樊迟问如何提升道德、辨别迷惑。孔子说：“先做事后求利，不就是提升道德吗？一时的愤怒，忘记自身，甚至牵连到亲人，不就是迷惑吗？”这两个人的提问是一样的，回答不同，为什么呢？

各自根据这两个人所不足的方面来告诉他们，所以不同。

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使言行归于礼就是仁。”原宪问：“好胜、自夸、怨恨、贪欲都不实行，可以吗？”

译做到仁德了吗？」回答说：「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至于是否算作仁德，我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呢？

译什么是仁？就是内心纯粹符合天理，没有一丝一毫个人私欲的人，这才叫做仁。能够克制去除自身的私欲，以恢复天理，因此足以称为仁。如果只是禁止克制那些好胜、自夸、怨恨、贪欲的私心，使它们不表现出来，与普通人相比，固然已经很难了，然而其病根终究还在，遇到事情时有时还会显露出来。这与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自然没有好胜、自夸、怨恨、贪欲的人相比，相差甚远。这就是孔子说它难，而不允许它称为仁的原因。

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使言行回归礼，就是仁。”仲弓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出门如同接待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办重大祭祀。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司马牛问什么是仁，孔子说：“说话要谨慎迟缓。”子张问什么是仁，孔子说：“恭敬、宽厚、诚信、勤勉、慈惠。”樊迟三次问什么是仁，孔子第一次说：“日常起居要恭敬，处理事务要严肃，对待他人要忠诚。”第二次说：“仁者先付出艰辛而后收获。”第三次说：“爱人。”问的都是仁，孔子的回答却各不相同，为什么呢？

孔子的言论，根据对象的不同而变化，随着提问而回答，他的话虽然看起来有所不同，但对于求学之人切身有益，且都足以引导人进入道德境界，这本来就没有区别。

孔子说：“智慧的人不迷惑，仁爱的人不忧愁，勇敢的人不畏惧。”又说：“仁爱的人不忧愁，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畏惧。”有时先说智慧，有时先说仁爱，为什么呢？又说：“君子不忧愁不畏惧，自我反省没有愧疚，还有什么可忧愁畏惧的呢？”自我反省没有愧疚，似乎不足以概括仁和勇，却说可以不忧愁不畏惧，又为什么呢？

不迷惑然后不忧愁，不忧愁然后不畏惧，这是进入道德境界的次序；不忧愁则自然不迷惑，不迷惑则自然不畏惧，这是道德成就的验证。因为道德已成就，所以以仁为先；因为正在进修学问，所以以智慧为先。君子反求诸己，那么行为都符合天理，内心没有丝毫愧疚，这就是成为仁的原因。仁者必定有勇，即使刀锯在前，鼎镬在后，也有不回避的时候，外来的祸患到来，哪里能动摇他的内心呢？这不是实践纯粹、修养熟练的人，不足以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只有君子能做到。

孔子在河边说：“流逝的时光就像这河水啊！日夜不停。”孟子说：“源头涌出的泉水滚滚流淌，日夜不停。”又说：“观察水有方法，一定要观察它的波澜。”它们的旨意相同吗？

孔子通过河水流动，阐发道体生生不息的道理来示人。孟子借徐子之口，取其有本源这一节来作为解说。至于观察波澜，也是为了验证它有本源而已，都不足以完全表达孔子的意思。

孔子说：“我对你们没有隐瞒！我做的每一件事都不离开你们，这就是我孔丘。”又说：“我想不说话。天说了什么吗？四季运行，百物生长。”这又不能说没有隐瞒了。那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圣人教导人，说话、沉默、行动、静止，都是用来教育的，而求学之人不体察，只在言语上寻求。所以圣人用“没有隐瞒”来开导他们，又用“无言”来警示他们。用“没有隐瞒”来开导，让他们知道圣人日常动静中的道理，就是精深之处，起初并没有深奥微妙不可测度而不示人的；用“无言”来警示，是为了让求学之人学习成为圣人，只需观察他的行为，不必在言语的末节上寻求。这两章的意思互相阐发，而圣人教导求学之人，难道是沉默就隐藏，说话就显露吗？

孔子说：“上天赋予我德行，桓魋能把我怎么样？”这是从德行方面说的。又说：“上天还没有毁灭这种文化，匡人能把我怎么样？”这是从文化方面说的。又说：“道将要实行吗，是命；道将要废弃吗，是命。公伯寮能把命怎么样？”又是从道方面说的。三者不同，为什么呢？两次说“能把我怎么样”，一次说“能把命怎么样”，又为什么呢？

公伯寮想阻止孔子推行道，宋桓魋则嫉妒孔子有德行，所以孔子一次从道来说，一次从德来说。匡人因为误会而围困孔子，并非有意要害孔子，所以孔子虽然以道自任，必定认为他们不能害自己，然而因为自己继承文王之后，所以用谦退的话，不直接说道，而说文化。桓魋、匡人都想害孔子的身体，所以把身体的生死归于天，而说“能把我怎么样”？伯寮的谗言不能使圣道实行或废弃，所以借此开导景伯、安抚子路，而说“能把命怎么样”？对于普通人必须听命于天，对于圣人则天命在我，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先付出艰辛而后收获。”司马牛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做起来很难。”原宪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好胜、自夸、怨恨、贪欲都不表现出来。”孔子说可以称为难，却不知是否算仁，为什么呢？

仁者固然先付出艰辛而后收获，仁者固然认为做起来很难而说话谨慎，但终究不能把难当作仁。知道难是难，仁是仁，就知道如何在仁上下功夫了。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用礼来约束自己。”颜渊说：“用文献来丰富我的知识，用礼来约束我的行为。”孟子说：“广泛学习并详细解说，是为了反过来用简明的道理来解说。”又说：“坚守简约而施予广博。”这四处谈到博与约，它们的旨意有相同之处吗？

广泛学习文献，用礼来约束自己，这是从知识和实践两方面来说，而以实践为重。用文献来丰富我的知识，用礼来约束我的行为【原文此处缺失】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日常起居要恭敬，处理事务要严肃，对待他人要忠诚。”后篇樊迟问什么是智慧，则说：“致力于民众的道义”

译恭敬地对待鬼神，但远离它们。”问什么是仁，就说：“仁者先付出艰辛，后获得成果。”在《十三篇》中，樊迟问什么是仁，就说：“爱人。”问什么是智，就说：“了解人。”为什么回答不同呢？

译圣人教导学者，有时顺着他们明白的地方去贯通，有时针对他们的过失去补救，所以虽然是一个人每次提问，而圣人每次回答却有所不同，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先儒有人说：“樊迟三次问仁，恭敬忠的解说应当排在最先，先难后获排在其次，爱人则是最后吧？”由此就可以推知其余的了。所以告诉他恭敬忠，是想让他知道用力的方向；接着告诉他先难后获，是让他勤勉做事而不急于求成、算计功效；最后告诉他爱人，则是德行在自己身上成就后推己及人的事。致力于民众的道义，尊敬鬼神而疏远他们，这也是针对他不足之处而告诉他要在智慧上用功；至于知人，也是说到推己及人的应用。然而先后回答虽然不同，但所讲的仁智之道却没有差异。

《论语·先进》篇中，夫子所说的“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先儒说这分明是天地的气象；曾皙所说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说这有尧舜的气象。尧舜的气象与天地的气象，为什么要区分呢？子路所说的“车马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这件事很微小，说它次于曾皙的浴沂，为什么呢？后文子路立志治国，本来就被夫子讥笑，却说如果通达就是这种气象，为什么呢？况且子路两次言志为什么不同？夫子与曾皙言志不同，为什么说曾皙能知晓夫子的志向？

天地气象，是说它广大而无所不包；尧舜气象，是说它治理太平到了极点，而人们都熙熙融融、自得自在。曾皙浴沂咏归，他胸中悠然自得，有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的妙处。子路车马轻裘与朋友共享，即使破旧也不遗憾，这件事虽然微小，但他的心与万物大同而不偏私一己，气象难道不次于曾皙的浴沂吗？尧舜在上，礼教大行，而贵贱有章法，上下有等级，所以万物没有不顺应其本性的。假如子路通达而治国以礼，那么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他的气象果真与尧舜之时有什么不同呢？子路车马轻裘的话，是直说自己的志向；有勇知方的话，是因为夫子有“如果有人了解你，你将怎么做”的问话，所以才有得到国家而治理的话，先后不同是因为这个原因。童子与成人浴沂咏归，长者幼者都快乐而各得其所，这就是夫子老者安之、少者怀之的意思，说曾皙不是知晓夫子的志向又是什么呢？

子路、颜渊、夫子三人言志，子路的车马轻裘，破旧也不遗憾；颜渊的不夸耀善行、不张扬功劳；夫子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先儒为什么有安于仁、利于仁、不违背仁的区别？

圣贤所说的志向，他们的心都与万物共通，而气象有大小不同。夫子对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好比天地化育万物，万物各自交付给万物罢了，不劳烦最初未曾有意在其中，这不是安于仁又是什么呢？颜渊的不夸耀善行、不张扬功劳，是不偏私自己；子路的与朋友共享破旧也不遗憾，是知道与他人相同。知道与他人相同，是想推己及人，不如颜渊的不偏私自己，那么不知道有自己为高；不知道有自己，又不如夫子的物我两忘为极致。以此推求，那么他们的高下难道不是明显可见吗？

子贡称赞夫子文章可以听到，夫子称赞尧说：“焕乎其有文章。”子思称赞文王说：“文王之所以称为文，纯粹而且不停止。”三位圣人的文章不容易说尽了，而孔文子的好学下问，公叔文子与臣下同等升迁，也可以称为文，为什么呢？

夫子、帝尧、文王之所以称为文，都是他们和顺积聚于中、英华发露于外，是全体之文。子文、文子得到谥号为文，只是取他们的一节，都不能与圣人同日而语。

夫子告诉曾子说：“我的道有一个根本贯穿始终。”曾子说：“夫子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夫子告诉子贡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多学而记住的吗？”子贡回答说：“是的。不是吗？”夫子说：“不是的，我有一个根本贯穿始终。”

曾子学习圣人之道，对于道有所未通达，所以夫子告诉他道的根本贯穿；子贡学习圣人而未能测度认识圣人，所以夫子告诉他自己的所得。他们说的根本贯穿相同，而一个说道、一个不说道，原因就在这里。借学者的忠恕来阐明夫子的根本贯穿，那么忠恕就是道，这是圣人的忠恕；下学忠恕而上达圣人之道，那么忠恕与道还是两回事，这是学者的忠恕。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事，没有一定怎样做，也没有一定不怎样做，只与义相亲近。”又说：“我与这不同，没有不可，也没有不可。”与《子罕》篇所说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相同吗？

圣人之所以没有一定怎样做、没有一定不怎样做、没有不可、也没有不可，是因为他没有意、必、固、我。他的心既然纯粹是天理，而没有丝毫计较私己的偏颇，所以表现在行事上，自然没有一定怎样做、一定不怎样做，只遵循义理所适宜罢了。假如不能像圣人那样杜绝四者，却想效仿圣人的无可不可，他不流于猖狂自恣的可能性就很少了。

《论语》中以君子、小人对举的有十三章：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

译在利益面前，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小人则与此相反；君子和谐相处但不盲目附和，小人盲目附和却不和谐相处；君子安详舒泰而不骄傲自大，小人骄傲自大而不安详舒泰；君子容易共事却难以取悦，小人难以共事却容易取悦；君子遇事反求诸己，小人遇事求诸于人；君子不可用小事去试探却可以承担重大责任，小人不可承担重大责任却可以用小事去试探；君子学习道义就会爱护他人，小人学习道义就容易驱使；君子有勇力却没有义就会成为暴徒，小人有勇力却没有义就会成为乱贼。这些区别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

译君子与小人的所作所为，如同阴阳与昼夜，每每相反。然而探究他们之所以区分的原因，只在于用心的公与私，所以他们行事，自然像香草与臭草、冰与炭那样不相容。圣人常常把君子和小人并列提及，正是想让求学的人在此处明察识别他们的不同，从而以君子作为自己的期许，以小人作为自己的警戒。

周朝借鉴了夏、商两代的制度，礼乐制度多么丰盛啊，我遵从周朝。又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出身平民的人，如果要用人的话，我就遵从先学习礼乐的人。”这两章的话，本来似乎相互矛盾。颜渊问治理国家的方法，孔子又说：“采用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佩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乐和《舞》乐。”这又是为什么呢？

遵从周朝，是尊重当时天子的制度；对夏、商、周、殷四代的礼乐进行增减损益，是确立万世常行的道理：这两者自然不同。孔子想要遵从先学习礼乐的人，也就是为了遵从周朝。因为周朝与夏、商相比，周朝的礼乐制度丰盛而值得观仰，所以孔子赞美并遵从它，遵从的是其盛世时的制度，并不是认为周朝末年礼乐过度繁盛是可以遵从的。如果论其值得观仰，那么质朴固然不如文饰；如果要其可以长久施行，那么文饰与质朴固然应当兼采。所以用文饰选取周朝的礼帽，又用质朴选取殷朝的车子；历法正当就选取夏朝，音乐美好就选取《韶》乐：各自选择其中好的方面而遵从，总之不仅仅是遵从周朝而已。

子贡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先实行自己要说的话，然后再说出来。”司马牛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以保持恭敬。”问的都是君子，回答却各不相同，为什么呢？

子贡能言善辩但行动跟不上，所以孔子告诉他先实行自己要说的话，然后再说出来。司马牛担忧患难，所以告诉他不要忧愁不要恐惧。子路喜好勇武，刚直有余，那么恭敬或许不足，所以告诉他修养自己以保持恭敬。大概是各自选取切合自身的情况来教导他们，有的用来发扬他们的优点，有的用来补救他们的过失，所以回答有所不同。

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孟武伯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只有在他生病时才担忧。”子游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如果只是供养而不恭敬，那和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子夏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保持和颜悦色最难。”问的都是孝，回答却各不相同，为什么呢？

孟氏僭越礼制，那么侍奉父母或许会有违背礼制的地方；武伯不能谨慎修身，那么或许会给父母带来忧虑；子游能够供养父母，但或许在恭敬方面有所不足；子夏能够直率守义，但或许缺少温和润泽的神色：各自根据他们的才性高低以及他们的过失来教导他们，所以回答不同。

《论语》中说“五十岁懂得天命”，“敬畏天命”，都是将天命合在一起说。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子也说：“所以事奉天的道理，所以确立命运的道理。”又说：“没有人去做却自然成就的，是天；没有人去招致却自然到来的，是命。”天和命为什么要区分？

从自然之理来说叫做天，从禀受承受来说叫做命。分开来说，那么天与命相对，而各自有所侧重；合起来说，就叫做天命，而所侧重的是命。大概命，是天所赋予的。天好比君主，命好比命令。分开来说，那么君主是君主，命令是命令；合起来说，就叫做君主的命令而已，并不是有两个不同的东西。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积累而达到随心所欲不越出规矩。”又说可以共同学习，直到可以通权达变。孟子说善人、信人，直到圣而不可知的神妙境界。《中庸》说其次致力于细微之处，直到至诚能够感化万物。这四章所进入的门径既然不同，所经历的次序也不同，那么所达到的境界会有不同吗？

《论语》、《中庸》都是论述学习所达到的境界，《孟子》论述德行所达到的极致。大概立志学习、共同学习、致力于细微之处都是从用功方面来说，而可欲之善则专门从德行方面来说。学习达到随心所欲不越出规矩，这就能够通权达变；德行达到神妙不可测，那么用它来感动人，人没有不被感化的。那么《论语》这两章所达到的境界本来没有不同，而《中庸》、《孟子》所说的极致也确实相通贯，大概充实而达到极致，没有不是圣人地位的，怎么会不同呢？子贡问广泛施予恩惠、救济众人是否为仁，孔子说：“仁人，自己想立身就帮助他人立身，自己想通达就帮助他人通达。能够从近处取譬，可以说是实行仁的方法了。”至于问终身可以实行的，就说：“大概是恕吧！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这与前面的话没有不同。等到他以“我不愿意别人强加给我，我也愿意不施加给别人”来问时，孔子又说：“赐啊，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为什么呢？

自己想立身就帮助他人立身，自己想通达就帮助他人通达，这是自然推己及人，所以是仁者的事。能够从近处取譬，而推己及人，就是恕的事，是实行仁的方法。恕的话，子贡或许能够勉强做到，所以根据他的提问告诉他“不要强加给别人”。仁的话，不是子贡所能做到的，所以说“不施加给别人”，孔子就不允许。大概“无”是自然而然，“勿”是禁止的意思。这就是仁与恕的作用。

四书经疑贯通卷二

<经部,四书类,四书经疑贯通>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经疑贯通卷三 元王充耘撰 有子说：“孝悌，大概是仁的根本吧！”这一章，先儒说：“仁，是爱的道理，心的德行。”子张说令尹子文这一章，先儒说：“符合道理而没有私心，就是仁了。”这些都是先说理而后说仁。孟子也有“仁义而已矣”这一章，先儒说：“仁，是心的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