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賸言卷一

译“仁”字本是“人”字，与宰我所说的“井有仁焉”中的“仁”字相同，都是因为字音相近而造成的讹误。即使是《周易·系辞》中“何以守位曰仁”一句，晁以道所见的伪古本作“人”字，也属于这类情况。班昭在上疏中说：“《论语》说：‘能以礼让治国，对于从政来说有什么困难呢？’”贾逵在上书中也说：“孔子说：‘能以礼让治国，对于从政来说有什么困难呢？’”那么汉代《论语》的版本必定有多出“于从政”这三个字的，而且这样比原文更为明白。有人说这是《古论》或《齐论》的版本，而不是《鲁论》的版本，然而这也无法考证。

译《家语》在《论语》“其未得之也，患弗得之”一句中，多了一个“弗”字。王符在《潜夫论·爱日篇》中说：“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这与《家语》相同。

《论语》中“贫而乐，富而好礼”一句，《坊记》引用时作“子云：‘作贫而好乐，富而好礼’”，多了一个“好”字。我曾经在史馆任职，益都相公私下说：“入值时，有位词臣进献颂文，用‘贫乐’和‘好礼’对仗，但句式不相称。”旁边一位大臣引用《坊记》来纠正他，众人沉默不语，只有……

当今皇上说：“不对。《史记·弟子传》和后汉东平王的论述都写作‘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对仗完全工整，从未有过不对仗的情况。”群臣都伏在地上，咋舌说不出话来，无法起身。这才知道经学没有穷尽，那些效法八股文侍奉君主、动辄自夸为学者的士子，他们的惭愧之情哪里说得尽呢！

《注疏》引用孔安国的注也说：“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汉书·王吉传》记载，当时百姓大饥荒而死，死后又无法安葬，被狗猪啃食，甚至人吃人，而马厩里的马吃着粟米，苦于太肥壮，气息旺盛而发怒，于是每天让马步行来消耗体力。君王受命于天，是百姓的父母，难道本该如此吗？这是借用孟子的话，加以疏解阐述。

《南史》记载，临汝侯嘲笑罗研说：“蜀人喜欢作乱。”罗研说：“如果让家里富有五只母鸡、一头母猪，床上有百钱和布被，甑中有几升麦饭，即使苏秦、张仪在面前巧言劝说，韩信、白起在背后按剑威胁，也不能让一个人去当盗贼，何况贪图作乱呢？”这也是疏解孟子的话而言。

《论语》中“人不知而不愠”一句，孔颖达的疏原本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不了解学问，一种是不了解我。现在的人只知道后一种说法，似乎对于本章谈论学问的意思反而不够切近。何晏说：“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他所说的“有所不知”，是指学问上有不理解的地方；“君子不怒”，是说君子容易侍奉、不苛求完备。大概独自学习、共同学习、教导别人学习，都是学问中的事。孔子一生只是学习不厌倦、教导不疲倦，他自己这样说【见《默识》节】，门弟子这样说【见《公西华》节】，后人也这样说【见《孟子》】，所以首章就用这个〇来阐明，并且分作节次，这正是指教导人这一节。所以魏文靖在佘山讲学，有学者辩论不止，脸色不悦。文靖说：“别人自己不了解，与我何干，我何必生气？”正符合这个意思。如果说“隐居避世而没有烦闷”，且不说隐居避世不是学问中的事，即使从做官的角度来说，学问是为了入世，反而以遗弃世务为可取，这怎么行呢？

孔颖达解释《易经》中的“不见是而无闷”，也说：“眼中所见没有一处是对的，不因此烦闷，那么隐居避世就是不了解我，不见是就是不了解。”从学问的角度分别观察，更加明白。

《尔雅》中有“如切如磋者，道学也”等十二句，就是《大学》的文字。相传《尔雅》是周公所作，那么周公不应该解释孔子的书。如果说《尔雅·释言》以后是仲尼的弟子子夏等人增加的，那么在没有曾子门人编纂的书之前，子夏等人怎么能将其解释并收入《尔雅》呢？因为曾子晚于子夏等人，曾子的门人又晚于曾子。如果说《尔雅》不必确定是谁所作，那么怎么见得《大学》可以确定是曾子所作的呢？试着想一想。相传庄烈帝进入小学时，问司礼官：“什么叫子程子？”回答说：“子，是尊称。”庄烈帝说：“为什么不叫子孔子？”司礼官无言以对。查《公羊传》中“子沈子曰”，注解说：“沈子称子，冠在字上，是为了表明他是老师。不冠以子的，是其他老师。”那么《大学》朱熹的传称程伊川为子程子，难道也是把伊川当作自己的老师吗？如果《国语》中吴国派王孙雄到越国求和，范蠡不答应，王孙雄呼喊说：“子范子！”又说：“子范子！”那么王孙雄并没有以范蠡为师，却也加了子字。古人偶尔的称谓，原本没有固定的解释，何必沿袭这种说法。陆石庵在《防语》中说：“《易经》说：‘八卦而小成。’《孟子》说：‘孔子之谓集大成。’却不知道有中成的说法。大概伏羲的易是小成，神农的易是中成，黄帝的易是大成。”我认为《尚书》有古文、今文，却不知道有中文。《后汉书》中有《中文尚书》。又曾编纂《通韵》，见《广韵》平声有上平、下平，而金朝韩道昭作《五音集韵》，又有中平。同年尤悔庵进入史馆，作《外国竹枝词》，注释说西洋欧罗巴国有小学，有大学，有中学。

邹文庄读《中庸》，曾经怀疑《大学》中程朱补了格物致知，而《中庸》开头说慎独，没有提到格物，这种说法的依据在哪里？心中积累疑惑，恰逢王阳明讲学，前往台州拜谒，叩问辩论反复，平日的疑惑顿时消散。又罗近溪常常苦于格物的意义难以理解，参究三年，一夜忽然领悟，向父亲求证，父亲也欣然赞同。太常殷公也苦于格致之说求而不得，终日哽咽，后来看到《礼记·大学》注中有“诚意为本”一句，便豁然开朗。又山阴张阳和也曾读书到格致篇，沉思未得，后来潜心研究文成王阳明的良知之学，等到举……

译殿试考取第一名，担任东宫讲官，每次讲解《大学》，必定首先阐明“诚意”的道理，说：“所谓‘格物’，就是格除这个（私欲）；所谓‘致知’，就是知晓这个（本心）罢了。”四位贤者所疑惑和所证实的观点颇为相似，因此一并记载于此，详见陆石庵的《防语支言》。

译《大学》，是学问中大的部分；《小学》，是学问中小的部分。《汉书》、《大戴礼记》都说：“《小学》学习小的技艺，《大学》学习大的技艺。”而贾谊《新书》引用《容经》说：“《小学》遵循小的节操，从事小的道术；《大学》遵循大的节操，从事大的道术。”这总归是一个意思。《容经》就是《仪礼》，古人用“容”字代替“仪”字，所谓《容礼》、《容台礼》，这一定是《仪礼》中散佚的文字。朱熹注解《大学》，不知依据什么，说：“《大学》，是成年人的学问。”而探究其含义，则说：“用来区别于未成年人的学问。”因为当时他正编写《小学》一书，打算在洒扫应对之间补充涵养这一环节，所以注解中用“大人”，以便让“大人”与“小子”相对称。但是《白虎通》说：“古时候八岁进入《小学》。”而贾谊引用的经典就说：“九岁进入《小学》。”等到伏生作《尚书大传》，甚至说：“十三岁进入《小学》。”那么年龄尚未确定，却可以确定大小吗？

明代儒者薛应旂担任两浙提学副使，用《大学》的道理考问诸生。有学生用“三达尊”来回答，薛应旂斥责了他。那人说：“这是《章句》中的说法。大人舍弃德、位、齿，还有别的含义吗？”薛应旂起初沉默不语，随后开导他说：“如果以德为标准，那么难以说《小学》、《大学》是大人，那就意味着《小学》是小人了；如果以地位为标准，那么从天子到平民，原文说的又是什么？如果以年龄为标准，那么没听说过有称长年、高年为‘大人’的，文学作品中通俗说法或许有，但经典中没有这样的说法。况且十五岁刚成童，还未成丁，高年也未达到。”那人答应着退下。那么十五岁进入《大学》，尚且不能称为大人，即使《尚书大传》说二十岁进入《大学》，也还是年轻力壮、未算长大罢了【史长翟称大人与大人拥树而驰，都是指身体长大而言，不是指年龄而言】

《汉书·艺文志》所载八岁进入《小学》，乃是天子世子的礼制，其学校设在师氏虎门的左边。而《尚书大传》也说十三岁进入《小学》的，是因为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在年幼时不便进入天子世子的学校，所以十岁出来跟随外傅学习，并且在家塾中学习，直到十三岁才让他们进入师氏所掌管的虎门《小学》。那么虎门《小学》乃是天子与公卿大夫元士之子所学习的学校，而且天子与公卿以下，其年龄各有大小不等，不一定都是孩童。所以唐高祖武德九年，下诏让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在秘书外省另外设立《小学》，专门归属皇族及公卿大夫之子，而士庶不参与，这就还接近古意。但是周代制度《小学》专门练习写字，所谓《周礼》八岁进入《小学》，保氏教以六书，而《白虎通》等书多说要进入《小学》而学习书数，那么是兼学写字和算术。那么《小学》本是天子诸侯世子的学校，而所学的又只是写字和算术，民间小子洒扫应对怎么能参与呢！

杨终告诫马廖不教导儿子读书有话说：“人君的儿子，八岁设置外傅，教以书数，以开启他的聪明；十五岁设置太傅，教以经典，以引导他的志向。”也说《小学》教书数，而且也说这是人君儿子的事。

《汉书·律历志》说：“其方法在算术，宣扬于天下《小学》。”那么算就是计。那么所谓书数，即是写字和算术，因为写字、计数都是《小学》中的事。有人以为许慎《说文解字序》有说：“尉律不考，小学不修。”似乎《小学》兼习律令，那就错了。大概汉朝到和帝时，萧何所起草的律法已不施行，学童不试古文，那时进入《小学》的只有两人，所以一并提及。律历与律令两个“律”不同，如果是律令，难道是《小学》的事吗？

《南史·陆澄传》：陆澄曾经给王俭写信说：“世间有《孝经》，题为郑玄注。查郑玄不注《孝经》，而且这本书是《小学》之属，不宜列在帝王典籍中。”王俭回答说：“《孝经》虽然不是郑玄注，我认为这本书阐明百行之首，不与《仓颉》、《凡将》之类同日而语。”仓颉，是古代造字的人；司马相如作《凡将篇》，也是字学。

《杜邺传》：杜邺跟随张吉学习，张吉的儿子张竦又自幼丧父，跟随杜邺学习，都闻名于世。但尤其擅长《小学》，即字学。颜之推《家训》说：“惟有姚元标工于楷书，留心《小学》。”都指写字而言，略见于我的《大学证文》一书。北魏高祐担任兖州刺史，命令各县设立讲学，各党设立教学，各村设立《小学》。这是民间设立《小学》的开始，但仍然是写字之学，所以与教学、讲学分别，可以验证。

《中庸》“素隐行怪”，《汉书·艺文志》作“索隐行怪”。“吾弗为之矣”作“吾不为之矣”。“好学近乎知”，《汉书》作“好问近乎知”。

《中庸》“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经解》作“礼经三百，曲礼三千”，所以有人以礼仪为经礼、威仪为曲礼。查梁徐勉上表、晋《刑法志》、尚书陈宠上疏及汉《陈忠传》，都作“礼经三百，威仪三千”，那么礼仪或许是礼经之误，不然，礼仪、威仪有何分别，而两个“仪”字连出呢？

《中庸》“蒲

译“卢”，旧注认为是蜾蠃的名称。《尔雅》说：“蜾蠃，就是蒲卢。”也就是现在的细腰蜂。又《解颐新语》说：“瓠瓜的细腰部位叫蒲卢，细腰蜂的细腰也叫蒲卢。”大概是因为蜾蠃捕捉螟蛉当作自己的儿子，通过祝祷使其转化。《诗经》说：“螟蛉有子，蜾蠃背负它。”所以用它来作为“作人存政举”的例证，意思是百姓容易教化。朱熹采纳同时代沈括的说法，认为这是蒲苇，这不仅没有根据，而且还将“卢”字改成了“芦”字。查考《孔子家语》说：“天道利于万物生长，人道利于政事推行，地道利于树木种植。所谓政事，就像蒲卢一样，等待教化才能成功。”其中特别写出“等待教化才能成功”这四个字，正是依据蜾蠃的习性作为比喻来解释，这是同一个名物，孔子自己陈述又自己注解，何必强行解释为其他意思呢？

译《中庸》一书，《集注》仅仅以分配比合为能事，恐怕谈论义理的书不必如此。例如首章的“性”、“道”，原本只说人，注释却分配给人和物，那么在“率性”、“修道”上就都说不过去了。至于修道的功夫，全在于慎独，与《大学》的首要功夫相合，却又分别动静，把隐微归属于动，那么所谓“不睹不闻”的，就不是在梦寐之间不可了。然而大本、达道，致中、致和，动静到底实在难以解释。张仲诚说：“心意有动察，性情没有动察。喜怒哀乐之未发，就是天命之性；发而皆中节，就是性所发之情。哪里见过喜可以察而后喜，怒可以察而后怒，哀可以察而后哀，乐可以察而后乐的呢？喜之所发，一察便不能复喜，如果能复喜，那就是伪喜了。所以夫子不动察，看他遇到旧馆人之丧，一哀出涕，如果动察，那么随之而下的眼泪从何而来？”儒者却不是这样。程伊川遇到明堂大飨，不肯吊唁司马相公的丧事。虽然属于吊丧还可以借口，万一遇到父兄的凶讯，能说“唱歌就不哭”吗？至于知、仁、勇三者，不过是知、行二字作为功夫的要领，何必节节分配。小时候在私塾中，听先教谕兄讲哀公章而怀疑，进问说：“生知为知，学知为仁，困知为勇，未能释然。如果说‘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为勇，那么疑惑加倍产生了。这是什么解释？果真理道是这样吗？还是功夫是这样吗？还是文字语气是这样吗？”先兄无法回答。至于尊德性而道问学，这是《中庸》的关键处，却一个认为是知，一个认为是行，一个认为是存心，一个认为是致知，先后次序杂乱不分。起初没想到《中庸》一书，其分配比合竟然如此。

《汉书·武五子传》壶关三老上书：“所以父不像父，那么子就不像子；君不像君，那么臣就不像臣。”《后汉书》引用《论语》也多如此说，然而这是断章取义的话。

范滂对王甫说：“臣听说仲尼的话，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这里把“不善”字改为“恶”字。而且注释说：“探汤，比喻去疾。”按《扁鹊传》，汤液醴洒，是用来治病的，所以以探汤去疾作为去恶的比喻。如果作探热水解，那么世上没有洗热水而俨然畏惧的，不是恰当的比喻。此字《集注》没有解释。

先仲氏说：“陈晦伯作《经典稽疑》，引用任昉《王俭集序》有说：‘攻乎异端，归之正义。’刘勰《文心雕龙序》也说：‘周公设辨，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那么‘攻’本是攻击的‘攻’，不知道朱子注《论语》为什么作‘专治’解呢？曾经异端为害而需要专治吗？但朱子既然自立说，那么必定屡屡回防之。看他回答汪尚书说：‘君子反经而已，经正斯无邪慝。今恶邪说之害正而攻之，则适所以自敝而已。’这都是回防的话。”

孙奕《示儿编》说：“攻，如‘攻人之恶’的‘攻’；己，如‘末之也’、‘已之’的己。”

先仲氏说：“齐鲁韩三家以《凯风》为母责子诗，我向来取其说以说《国风》。既读《孟子》，则尤与‘不可矶’并幽王逐子、尹吉甫杀子义合。他们都戕害其子，所以过大；这里只是责子过情，所以过小。如果不安室，那么过就不小了。况且比拟必以伦，母不安室与父不爱子，何足比拟？而且诗有劬劳、劳苦诸字，则尤非泛指。大凡经传‘劳’字都作困剧解，如《孟子》‘父母恶之，劳而不怨’、《论语》‘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都是困剧其子。所以《内则》则直说：‘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为‘劳而不怨’的解释，分明可验。如果不安室，不安则有之矣，劳则未也。至于《小弁》诗，赵岐注作尹吉甫杀孝子伯奇事，是《韩诗》；朱注作周幽王逐子宜臼事，是《毛诗》，各不相同。”

孟子或问乎曾西，朱注：“曾子之孙。”按《经典序录》谓曾申字子西，子夏以《诗》传曾申，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那么是曾西即曾申，为曾子之子，非孙也。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为西方之辰，如春秋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验。

孟子：“《尧典》曰：‘二十有八载’，至‘四海遏密八音’。”今所行《尚书》在《舜典》中，故朱注云：“古书二篇，岂或合为一耶？”案伏生《尚书》原只《尧典》一篇，无“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旧别有《舜典》，而其时已亡，故东晋梅赜献《尚书》《孔传》，亦无《舜典》。至齐建武年，吴兴姚方兴于大航头得孔氏传古文，始分《尧典》为二

译将“慎徽五典”至末尾的部分称为《舜典》，并在其中加入二十八个字，这是伪书。所以汉光武帝时张纯上奏说：“应当遵循唐尧的典章，在二月巡狩。”到了汉章帝时陈宠上奏说：“唐尧著述典章，对于因灾祸造成的过失予以赦免。”这些都是《舜典》中的文字，却都冠以《尧典》的名称。就连前汉《王莽传》所引用的“十有二州”，也都称引自《尧典》。后来西晋武帝初年，幽州秀才张髦上疏，引用“肆类上帝”等文字，也称引自《尧典》。自从伪书出现，众人便纷纷改而遵从，这说明是古代的两篇书如今被错误地分开了，而不是古代的两篇书如今被错误地合并了。大概“二十八载”以前是古《尧典》，“月正元日”以后是古《舜典》，那么那二十八个字是伪作就可以验证了。如果朱熹竟然怀疑古文是伪作，这真是极其没有道理。

译孟子说“顽夫廉”，“顽”字在古代都是“贪”字。《汉书·王吉传》记载：“孟子说：‘听到伯夷的风范，贪婪的人变得廉洁，懦弱的人有了坚定的志向。’”《晋书·羊祜传》也说：“贪婪的人反而廉洁，懦弱的人确立志向，即使是伯夷、柳下惠的操守，也不能超过他们。”《南史》称赞任昉能使贪婪的人不取非分之财，懦弱的人有了坚定的志向。

汉代的常侍乐松对皇帝说：“从前周文王的苑囿方圆百里，人们认为它小；齐宣王的苑囿方圆五里，人们认为它大。”这与孟子的说法不同。

孟子说：“今兹未能。”赵岐注解说：“今年未能做到。”“兹”字就是“年”字。阎若璩说：“杜预在《左传》注中将‘兹’解释为‘岁’。古诗‘为乐当及时，安能待来兹’，‘来兹’就是‘来年’。《吕览》中有‘今兹美禾，来兹美麦’的话，明确以‘今兹’为‘今年’，可以验证。”

孟子所说的五等爵位，把天子算作一等，这就与《尚书》“列爵惟五”的文字不合。哪有天子自己排列爵位，而把自己的位置也算在内的道理呢？所以《王制》说：“王者制定禄爵，分为公、侯、伯、子、男，共五等。”将子、男分为两等，而天子不列入这五等之中。对于诸侯的六等爵位，也是去掉君位这一等而列出五等。虽然《王制》成书较晚，但比起孟子的说法，稍微更合乎情理。不然的话，在分封禄位的制度上，孟子认为天子封地方圆千里，与公、侯、伯、子、男明确分为四等；而《尚书》“分土惟三”，只列出三等，正是以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作为分土的三等，哪里曾把天子算在其中呢？那么分封爵位不也是这样吗？

孟子说：“天子之地方千里，诸侯皆方百里。”其中的“地”字，《王制》改为“田”字。田就是地，但地包括山林、川泽、城郭、宫室、陂池、道路街巷等种种，而田则没有这些。所以田比起地来，每里要减少三分之一。因此，地有千里，田未必有千里。既然说是分封禄位，那么禄位出自于田，应当记录实际数目，怎么能用减少了三分之一的地而强行称为千里呢？汉代以后的儒者之所以议论纷纷，就是不明此理。不知道孟子所说的“地”字，也只是“田”字。看“鲁欲使慎子为将军”一章：“周公受封于鲁，方圆百里，土地并非不足，却节俭于百里。”又说：“不满百里，不足以守护宗庙的典籍。”那么衡量千里与百里，唯恐不足，应当一定是实际数目可知。而查看其上文仍然是“地”字，固然知道地就是田。

《论语》“则以学文”，姚立方说：“这个‘文’字是‘字’字，并非《诗》、《书》六艺的‘文’，是说弟子稍有空闲就学习写字。”《说文解字》：“文，交画也。”“吾犹及史之阙文”，是说字画有可疑之处就空缺不写；《孟子》“不以文害辞”，是说不要用字义损害句义。这是因为《周官》规定八岁入小学，保氏只教以六书，让儿童练习写字。如果这样，那么我认为小学是写字之学，就不是我个人的私见了。

《论语》“放于利而行”，孔安国说：“放，依也。”然而没有其他依据，字书中也从未有此解释。后来看到《檀弓》“梁木其坏，则吾将安放”，郑玄注有云：“梁木是众木所依放之处，是说椽子都依靠梁木而立。”比照众人依从夫子，才知道俗以“安放”为“安效”是错误的。如果《汉书》有“所放效”，《礼记》有“放而文”，这是“昉”字，与“放”不同。

四书剩言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剩言卷二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论语》“伯牛有疾”，包咸注：“牛有恶疾。”按：古代把恶疾称为癞病。《礼记》：“妇人有恶疾则休弃”，就是因为她得了癞病。所以《韩诗》解释《芣苡》这首诗，说是蔡人之妻哀伤丈夫得了恶疾，即使遇到癞病也不忍心断绝关系。而刘孝标作《辨命论》，于是说“冉耕歌其芣苡”，正是指此。又《淮南子》说：“伯牛得癞病。”又芣苡草可以治疗癞病，见于《列子》“生于陵屯则为陵舄，及防蠙之衣”的注。

《论语》“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朱熹注：“礼，病人住在北窗下。”这是本于《丧大记》而误将“墉”字当作“牖”字。但《乡党》篇“疾，君视之，东首”，邢昺疏引此也作“北牖”，不知道房屋建制只有一门一窗，北面不开窗，只有墙。《仪礼》称北墙为墉，如果北墙开窗，那么亡国之社之所以通阴气而绝天阳，难道是房屋建制吗？

孟子说“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舍”，停止。意思是只取宫中的，不需要向外求取。旧注“舍，止”，又以不肯为止，说不肯都从宫室之中取用，那么还是“止”字，但解释又不同。

孟子听说文王兴起，说：“何不归附他呢！”现在以“作”字断句，“兴”字连下读，但汉代的读法都不是这样。赵岐注“闻文王作兴”，以“兴”字断句，而疏云：“听说文王兴起，于是说：‘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