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賸言卷二

译回去吧，来吧！』」又如《离骚》中“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一句，王逸注解说：“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濵，闻文王作兴”，这正是引用孟子的文字，而以“兴”字断句。汉代儒者的句读与后世不同，此类情况很多。

译孟子论百里奚之事，赵岐注说：“百里奚自己卖五张黑羊皮，替人养牛，卖掉自己的东西来养活别人，牛虽贫贱却不吝啬，这可以作为博取名誉的凭借。”这是根据文字推测事情，他的解释不过如此。实际上，关于百里奚与五张羊皮的事，有必然无法解释的地方。百里奚旧称“五羖大夫”，他完全因此得名，必定有一件关于五张羊皮的实事流传人间，但说法各不相同。如扊扅之歌说：“百里奚新娶我啊，五张羊皮，是聘礼。”又说：“西入秦国，五张羊皮。”那么这是作为客居的资财。《史记》说：“百里奚逃离秦国跑到宛地，楚国边邑的人抓了他，秦穆公用五张羊皮赎回他，回到秦国。”这又是赎回百里奚的物品。其不可凭信就是这样。如果朱熹注说得到五张羊皮而用来喂牛，这是主观臆断，从来没有什么这种说法，况且这也哪里值得博取名誉？赵岐距离古代不算太远，或许有师承，如果以今人虚构古事，怎么能这样呢？

孟子“放饭流歠”，出自《曲礼》。然而《曲礼》对“放饭”的解释又不同。古代的礼仪，吃饭必定与他人共用一器，不用匙筷，用手抓取，所以饭黏在手上，就不能拂去放回原来的器皿中，应当把剩余的丢弃在篚里，没有篚就丢弃在防上。防，是簋的盖子。其说法确凿如此，那么似乎不可以有别的解释了，只是儒者因循陋习已久，恐怕突然听到这种说法，反而令人惊讶罢了。

阎若璩曾说：“孟子‘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火，是尧时的官名，即火正。《左传》‘阏伯为尧火正’就是证明。《周礼》‘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也就是这个官。朱熹不懂火是官名，在《尚书》‘命益作虞’处，说尧只是让益清除障碍、驱赶禽兽，未必让他担任虞官，到舜时才任命他作虞官，这是不知道火是官名，又错误地把烈山泽当作虞官的事，两方面都错了。”按照这个说法，那么益起初担任火官，到舜时改任虞官，《尚书》传注自明【赵注：火，官名】

宋代孙奕《示儿编》以“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说是孔子愤怒于在齐国，所以到了忘记味道的地步，所说的“不图至斯”，斯就是指齐国。这是旧说，但在道理上有所不足。《史记》明确说“学之三月”，怎么会相互愤怒？即使愤怒，又怎么会忘记味道？据《论语》说“食防不甘”，是悲伤而不知道；“愤忘食”，是愤怒而不知道。如果把愤当作愤怒，那么孔子为人愤怒到老，哪有这种道理？

《大学》“格物”，只是量度事物的本末，其“格”字的释义，已在《广韵》中见过。后来阎若璩读李善《文选》〈运命论〉注引《仓颉篇》“格，量度之也”，恍然大悟，说《大学》“格物”仅此而已，已见尚何他疑矣！大概《仓颉》、《训纂》、《滂喜》为三仓，是字书中最古老的，这并非“格至”、“格正”所能争辩的，况且“穷致物理”显然是宋以后增入的呢？《魏志·和洽传》记载，因为尚书毛玠等人以节俭选拔人物，和洽曾说：“节俭超过中道，用来修身是可以的，如果用来衡量人物，损失实在很多。”这正是以“格物”为品量人物的解释，与《大学》“格物”正同。须知“格物”二字向来就有，然而释义只是如此。看这个，那么后儒纷纷议论做什么？知行不分，不是说知可以兼行、行可以兼知，而是说知者知这个，行者即行这个。如果把“格物”当作穷尽事物之理，那么未有所知在事物，而所行在诚意。如果说事物只是知，诚意只是行，这是知与行断港绝流；如果说事物既知，诚意又须知，这是事物少一行，诚意又多一知。如果这样，那么所说的“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恐怕未必如此。有人说：“朱熹所说的物，也就是心身家国天下之物，原本不是泛泛的事物。”那么在补传所说的“天下之物，即凡天下之物”，又说不过去了。朱熹明确说：“十件物格到九件不妨，一件物格到九分不可。”那么心身家国，即使以朱熹自己来说，也只说三纲领、八条目，有多少条件，而说十件、九件呢？

先仲氏说：“六艺在小学已经应当传习，何况大学？那么如果想要格物，没有比六艺更先的。生平曾讲礼、说乐，穷尽心力，而且多年岁月，然而按之于身心性命，毫无干系。生年易尽，精力有限，不要令人欺骗。如果说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无论众物，试格六艺之一物。格射如后羿，如养由基，必定不能达到；假使能达到，也断不能使后羿、养由基其心之全体大用有一毫能明，何况说无不明呢？冤枉啊！”

魏文靖骥在道南书院讲学，即宋代杨〇山旧祠【〇山为萧山令，故祠此】，当时有人问《大学》改本是否，公说：“我不能确定其是否。虽然，有说于此。向来此祠作西北向，不正，今改作正西

译先前，那就改正了。只是不知道各位都认为是正确的吗？」众人都说：「正确。」（公）说：「可以再改吗？」众人都说：「不能再改。」（公）说：「假使有个人，又认为不正确，再次改正，怎么样？」众人都说：「哪有这种事！凡是说改正，只在于一次改正，如果可以再次改正，那么现在所说的正确，仍然不正确；可以再次改正，那么先前所说的不正确，原本就不不正确。」公说：「那么一部《大学》，明道改正它，伊川改正它，朱子又改正它，应当怎么样呢？」众人都沉默不语。后来公去世，皇帝下诏赐给公与〇山共同建祠，将道南书院改为徳惠祠，至今祭祀他。

译《大学》中若有一个“臣”字，尚书便作一个“臣”字。“介”这个字是通假字。《左传》襄公八年：“不派一个行李。”注解说：“‘个’字另一版本写作‘介’。”可以验证。大概“个”与“介”是相同的。《荀子》：“背着五十支箭。”《国语》：“一个背着箭的人，率领百官都奔跑。”

《大学》“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姚立方说：“‘壹’，专一的意思，见于《说文解字》。说专一都是把修身作为根本【郑玄的注也是这样】这如同《孟子》‘志意专一则能感动气’，《谷梁传》‘葵丘之会专一明确天子的禁令’，都注释作专一，可以验证。有的地方‘壹’通‘一’，如《毛诗》‘壹发五豝’的，是通假字罢了。朱子不知依据什么，注释作‘一切’。所谓‘一切’，是便宜苟且的意思，如《汉书·礼乐志》‘凭主观臆断穿凿附会，各自采取苟且的办法’，《后汉书·王霸传》‘以图取苟且的胜利’，都是苟且从事，譬如用刀切东西，苟且求得整齐，不顾长短，称为‘一切’。如果把‘一切’当作大凡、大概，这是佛家语，如‘一切功德、一切冤家’之类，读音为‘砌’，不读‘窃’，怎么能用来注释经典？自从朱子《章句》有此说法，而宋以后编写字书的人，都载入大凡、大概的意思，并且引用《大学》这句话作为证据。唉！古文从此就没有分辨了。”先仲先生说：“读书应当区分时代，不要被宋元以后编纂的书籍所迷惑，正是说的这个意思。”

“一切”见于前代史书，如果凭主观臆断去解释，很少有不作一概解释的。如《王莽传》“继续任用冯茂，苟且施行一切的政令”，这里明明有“苟”字，又何须多言？如《平帝纪》“一概评定官秩如同正式官员”，《张敞传》“愿意一概接受任命”，难道不是一概吗？然而看它们的原注，都说权且补任吏职，草率行事，那么仍然是苟且的意思，才知道读书应当虚心，不要认为一见就明白，可以草率从事。《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这个“壹”字是“殪”字。《尚书·康诰》说：“殪戎殷”，意思是灭掉大殷。所以《中庸》注解说“衣读如殷，齐人说话殷的声音像衣”，现在有姓衣的人，是殷的后裔。至于“戎殷”，则与《泰誓》称“戎商”正好相同。自从注释《武成》的人，大多误解作一穿着戎衣，竟然用“壹”字解释“一”字，而朱子也就以“一穿着戎衣”为注。把兵衣当作戎衣，如甲衣、甲裳等，不知有没有依据？如果“一穿着戎衣”，添一个“着”字，便难以讲通。“著”是附着的意思，衣服附着在身上叫“着”。如果是铠甲，只是穿在身上，所以《左传》“亲自穿戴甲胄”，又说“穿戴铠甲手持兵器”，没有说“著”的。经学严谨确切，怎么能容许疏义如此含糊不清！

《中庸》“衣锦尚防”，必定不是《硕人》及《丰》诗，没有“衣锦褧衣”而可以改作“衣锦尚防”的，这必定是逸诗。但是“防”通“褧”，作禅衣解释。《玉藻》说：“禅衣为防。”大概妇人临嫁，在路上加穿锦缎而覆盖以禅衣，其用意实在是为了遮挡尘土。现在说“厌恶纹饰显露”的，是断章取义罢了。诗虽然不同，其义理自然相通。如果说这是泛指，不必就是临嫁时的服饰，那么为什么穿锦缎？为什么穿锦缎而又加穿禅衣？这不是其他衣服可以胡乱认定的。如果庾信《乌石兰氏墓志铭》说“邢姨褧服”，则是直接引用《硕人》诗句，与此不同。

《论语》“自行束修以上”，束脩是拜见时的薄礼，见于经传很多，如《檀弓》“束脩之问”、《谷梁传》“束脩之肉”、《后汉书·第五伦传》“束条之馈”，都是泛泛地说大夫士出境聘问的礼节。如《孔丛子》说：“子思居贫，有人送来酒和束脩，子思不认为这是应当的。”这还是偶然馈赠的礼节。到《北史·儒林传》“冯伟门徒送束脩，一毫不受”，则直接指教学的事了。又《隋书》“刘焯博学，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来，但他吝啬钱财，不送束脩的，未曾有所教诲，时人因此轻视他”，则直接与《论语》“未尝无诲”作相反的话。又《唐六典》“国子生刚入学，放置束帛一篚、酒一壶、脩一案，作为束脩之礼”，则把束帛与脩分为二，但也是教学的贽礼。近儒因为汉后史书多有束修字，作“约束修饬”解释，如《盐铁论》桑弘羊说“臣结发束修”、《元和诏》“郑均束修安贫”、三国魏桓范推荐管宁“束修其躬”之类，于是说束修不是物品，历引各种束修词作为辨析。天下词字相同的很多，龙星不必是龙王，良又不必是星，一定要强求相同，就错了！试读本文，有“行”字，又有“以上”字，如果“束修其躬”，何必又“行”？自身束修，怎么能把它带上呢？

姚立方曾说：“《论语》‘觚不觚’，觚是酒器。上古器物多用角，所以字从角，瓜声。三代开始铸造金属制作，但其形状本是方的，方则有四个棱角，直下至足，其腹部又突起四”

译棱（俗称为飞防），横向上也有棱。《通俗文》说：“木头四方形叫棱，八边形叫觚。”这是对的。它足部的四棱，汉代宫殿的凤凰阙取来作为角隅，所以《西都赋》说：“登上觚棱栖息着金爵。”现在孔子说“不觚”，是什么意思呢？大概觚的不像觚，是逐渐形成的。当时有做成圆形的，《史记·酷吏传》说“破觚为圆”，就是这种情况。这必定是当时的成语，史官引用罢了，这是最初的不像觚。然而那种圆形的制式，先前仍然从腹部以上到口部，周身雕刻绘画成四大棱（俗称为蕉叶，是模拟它的形状），其余横向突起、垂直下垂的地方都有细棱如旧，还不至于失去觚的含义。到了后来，则从腹部以下到足部，仅仅做成饕餮、云雷的形状；从腹部以上到口部，已经平整光滑没有棱了，这是接着出现的不像觚。然而还有在足部内部藏着四个小棱的，似乎也不敢完全抹去它的含义。等到后来连这些也没有了，那就最终不像觚了。大概是因为世俗日益趋向简便，所以完全失去了圣人将典章法度寄托在器物制作中的精微意旨。一件器物如此，其他可想而知，所以孔子感叹。如果又认为木简是觚，这出自《汉书·艺文志》，颜师古说：“学习写字的木板，或者用来记事，削木头做成。”这是对的。它的角隅有棱，然而没有人把木简的角削成圆形的。况且木简的字从“柧”，竹简的字从“防”，都是“觚”字衍生出来的，不是本字。大概后世古器流传日益稀少残缺，其中质地属于金玉的，人们知道珍视爱惜，所以还能凭借流传千分之一、百分之一。然而喜欢收藏的人大多不能考证，比如鼎、彛，本是烹饪盛酒的器具，后世却当作焚香的用具，称为鼎炉、彛炉；觚、觯，本是饮酒的器具，后世却当作养花的用具，称为花觚、花觯。俗语失真，反而让人连古器都怀疑起来，岂不可叹！我起初采纳这种说法，收入《稽求篇》中。后来想起小时候，曾在祁忠敏府第见到慈女觚，那是汉代价值千金的器物，形状颇长而腰部很细，不能盛酒，而且口部也反向，我还怀疑它与酒器不太符合，所以搁置了。然而那种说法怎么能泯灭呢，因此记下这些以等待明白的人。

译孟子说“郁陶思君尔”，赵岐在注中引用《檀弓》“人喜斯陶”，将“陶”解释为“喜”，这与“象喜亦喜”正好相合。然而，这并没有完全得其真义。等到看到《尔雅》说：“郁陶，喜也。”而郭璞在注释此处时，直接引用《孟子》“郁陶思君”作为证据，这才知道“喜”是正解，应当将“郁陶”二字合起来解释，不仅仅是“陶”字的意思。只有张楫在《广雅》中说：“喜也，忧也。”这才兼有喜、忧两方面的意思，所以后来有“喜极未伸”的解释。大抵喜爱之情不能舒展，郁结而成思念，所以《楚辞》说“岂不郁陶而思君兮”、曹植诗说“郁陶思君未敢言”，都是以“郁陶”连着“思君”作为词句。而谢灵运诗说“嘤鸣已恱豫，幽居犹郁陶”，则是直接将“恱豫”（喜悦安乐）与“郁陶”并列出现，这就是所谓的“见到则喜，不见则郁”。这是阎潜丘告诉我的。现在朱熹在《孟子》注中说：“思之甚而气不得伸。”只是用“不得伸”来解释“郁陶”，却不识“喜”字，反而添了个“气”字，这难道是善于解释经书的人吗？【有人说：“陶是烧瓦的窑室，火气难以通达，所以说气不伸。”这又是误认了别字。郁陶的“陶”音姚，陶瓦器的“陶”音桃，读音不同】

孟子奋起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气息不断。古文排比句式的词例就是这样，说的是兴起于前以及延续到后。如果把“百世之下”连着下文读，就失去了词例的本意了。汉代王吉传中说：“孟子说：‘奋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兴起。’”

后汉《党锢传》叙述“矫枉故直必过”，注解说：“纠正枉曲必然超过其直”，出自《孟子》。又仲长统《昌言》说：“如果偏执的情性强行使用，那么枉直必然过度”，注引《孟子》说：“矫枉过直”。现在《孟子》中都没有这些文字。

孟子说“不日成之”，朱熹注：“不终日也。”如果这样，那么对于下面的“勿亟”、“子来”就有阻碍了。哪有台已经建成却还说“子来”的？况且台已经建成却还告诫不要急迫的？查考本诗郑玄笺注说：“不日，不约定日期而完成它。”这与《国语》引用此诗韦昭注说：“不日，不规定时日。”正好相同。其中说“成之”的，不是说已经完成，而是说由此以至于完成，就像《国语》中“其日不废时务，俟田时之隙而于以成之”一样。正因为不限定时日，所以可以告诫“勿亟”；正因为未完成，所以趋事如“子来”。这在孟子之前的春秋时期就有明确的注释了，怎么可以到了今天还妄加解释呢？

孟子说“为长者折枝”，赵岐注：“折枝，按摩折手节、解罢枝也。”这是卑贱者侍奉尊长的礼节。《内则》说：“媳妇侍奉公婆，询问疾痛、苛痒而为之抑搔。”郑玄注：“抑搔，就是按摩，屈抑肢体，与折义正同。”因为这些都是卑贱的役使，非凡人屑于去做，所以说这不是不能做。看后汉张皓、王龚的议论说：“难道同于为长者折枝，以不做为难吗？”刘熙注：“按摩不做并非难做”，可以验证。如果刘峻《广绝交论》“折枝防痔”，卢思道《北齐论》“韩髙之徒，人皆折枝防痔”，《朝野佥载》“薛稷等防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这类都明显是作为谄媚的工具。而朱熹注说“折草木之枝”，则无理无据，并无事类可证。况且问折草木之枝，是为了什么呢？

孟子称五霸，赵岐注：“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这是汉代儒者的说法，如果是周代则不是这样。查考《荀子·王霸篇》：“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称为五霸，这是战国时所确定的，与后来的儒者不同。所以明代卢东元说：“秦穆公凭借它而称霸，这是根据《春秋传》‘秦用孟明，遂霸西戎’的话，未曾称霸中国。”这话很对。如果丁公着把夏昆吾、商大彭、豕韦与齐桓、晋文合为五霸，那么对于“桓、文为盛，就当时盟防较量优劣”来说就不相合了。公着是唐人，他的话也不知道依据什么，引用它做什么呢？

孟子说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的事，查考《左传》襄公十四年，卫侯出奔齐，孙林父派尹公佗、庾公差追赶卫侯，而驾车保卫卫侯的是公孙丁。起初，尹公佗曾向庾公差学射箭，庾公差向公孙丁学射箭。这时庾公差想射公孙丁，却说：“射是背师，不射是被杀，射合乎礼吗？”于是射了两根车轭上的横木而返回。尹公佗说：“你是老师，我就远了。”因为他是他老师的老师，于是独自返回射公孙丁。公孙丁接过卫侯的缰绳射尹公佗，反而射中了尹公佗的手臂。事情就是这样，那么这是孙林父追赶卫献公的事，不是郑国侵卫而卫国派兵追赶。况且是尹公佗向庾公差学射箭，不是庾公差向尹公佗学射箭。其中或射或不射，即此事也不甚符合，大抵春秋战国间记事不同多属此类。

孟子引用《尚书》“若药不瞑〇，厥疾不瘳”，赵岐注：“《尚书》逸篇。因为汉代古文《尚书》未立学官，所以凡在今文之外的

译都称为逸书，因为它们不是官方认可的书籍。凡是古文被称为逸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译《论语》中的子桑伯子，王肃认为不见于经传，只有郑玄的注以秦国有公孙枝字子桑作为依据，那么伯子是一个人，子桑又是另一个人了。如果包咸的旧注只称伯子，那必定是姓子桑字伯子的人，所以宋代的胡氏对此表示怀疑。即使是庄子所称的子桑户，或许可能存在。只是《孔子家语》记载桑户不穿衣戴帽而居处，与人道混同于牛马，这就放荡越礼，不止是过于简略了。恐怕仲弓所引用的，未必就是这类人吧。

《论语》中“八佾舞于庭”，又说“雍彻于三家之堂”，因为庙就是堂，堂前有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但是季氏是大夫，怎么能僭越使用天子的礼乐呢？况且三家，是指仲孙、叔孙、季孙。仲孙是庆父的后代；叔孙是叔牙的后代。这两人都因获罪而死，本来不适宜世代享有祭祀，即使祭祀也不适宜三家合庙，即使合庙也断然不能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庆父、叔牙、季友三人。既然合祭三人，又怎么能单独称季氏，好像是为季氏专设庙宇一样？所有这些，都是汉、晋、唐、宋至今糊涂而没有解释清楚的。我曾与近世儒者讨论宗子问题，撰写了《大小宗通绎》，于是通过大小宗的道理得以解释这个问题。书中说鲁国是宗国，因为周公是武王的母弟，得以称为别子，作为文王的宗子。礼制规定别子立宗，应当祭祀别子所由出的祖先【见《大传》】，因此在鲁国立文王庙【见《史记》】，作为周公所由出的祖先。称为出王庙【见《左传》】。祭祀文王难道可以不用天子的礼乐吗？使用天子礼乐，是因为他是出王；祭祀出王，是因为他是宗子。至于三桓是鲁桓公的儿子，季友因为是嫡子而成为宗卿，也得以祭祀所由出的祖先而立桓公一庙。汉儒不理解，有人说公庙设在私家【见《郊特牲》所说】，这正是三桓所由出的庙，因为三桓都出自桓公，所以称三家堂；因为季氏是大宗，所以又单独称季氏。之所以使用天子礼乐，是因为桓公；而桓公得以使用，是因为文王使用，而群公以下都相继沿用的缘故。然而这是僭越！文王周庙得以使用，那么周公太庙、伯禽世室都不得使用，难道可以用到群公以下吗？所以昭公十二年《公羊传》记载昭公对子家驹说：“我有什么僭越呢？”回答说：“拿着朱干玉戚舞蹈《大夏》，用八佾舞蹈《大武》，这是天子的礼乐。”这正与孔子的感叹意思相同。世人给予这本书却不能读懂，这个义理千秋万代终究被遮蔽隔绝了。幸好我归隐田园尚未死去，偶然得以见到，世间有学者，希望取我的《大小宗通绎》一并观看。

《孟子》中滕文公作为世子，滕定公去世。旧注说：古代《纪世本》记录诸侯的世系，滕国有考公麋，与文公的父亲定公相值；他的儿子元公〇，与文公相值，似乎是后世避讳改考为定、改元为文。如果是《万章》篇中“于卫孝公公养之仕”这一句，那么《春秋》、《史记》中并没有孝公。只有孔子在卫灵公死后，在哀公七年，正当出公辄在位时，也曾到卫国，所以朱熹注怀疑是出公。但是出公并不谥号为孝，然而舍此又没有别的公。宋代孙奭疏说仍是灵公，《史记·春秋年表》：卫灵公三十八年，孔子来，给予俸禄如同在鲁国。又《孔子世家》：卫灵公问孔子：“在鲁国得到多少俸禄？”回答说：“奉粟六万。”卫人也给予粟六万，这正是公养的实际证据。然而明明有孝公的字，怎么能不信孟子而反信《史记》呢？只有赵岐注说：卫孝公用国君养贤的礼仪供养孔子，所以孔子住宿停留以报答他。其中说“养贤之礼”、说“宿留”，似乎古代原本有成文而邠卿引用它。汉代距离古代不远，必定有师承，不可以用当今所见去怀疑古人。

《孟子》中“则变置社稷”，朱注说毁坏其坛壝而重新设置。如果孙氏疏说变，是改变其主神。大概先王设立五土之神祭祀作为社，设立五谷之神祭祀作为稷。以古代推究，自从颛顼以来用句龙为社，柱为稷。等到商汤有七年大旱，于是用弃代替柱，这叫做变置，是说改变其主神而设置，不是毁坏坛壝。只是颛顼到周代，水旱灾害不一，而更换祭祀的只有一位柱，似乎也不能作为依据。况且这也是宋人的疏义，旧注不是这样。

四书賸言卷二

<经部,四书类,四书賸言》>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賸言卷三

翰林院检讨毛竒龄撰

《论语》中“君子务本”，本字不作始字解释。这就像《大学》中“物有本末”，不是“事有终始”。子夏的“门人小子”章中“抑末也，本之则亡”，不是先传授后疲倦、有始有卒。大概本末是体段，始终先后是功次，截然不同。如果说始就是本，那么“始立道生”、“物有终始”、“抑末也，始之则亡”，就不通了。况且《大学》中的始字还贴近本字来说，如果子夏的始字则直接贴近末字。“孝弟为仁末”，尤其不通。我曾说只有经可以解经，六经中的本字原是明白的，而且有显然的“务本”二字自为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