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賸言卷三

译《学记》说：“三位先王祭祀河流时，一定先祭黄河后祭大海，因为黄河是源头，大海是归宿，这就叫做致力于根本。”那么致力于根本，正是致力于草木的根株、江海的大源。这是经文自身提供的训诂，为什么要改动注疏呢？

译《后汉书·延笃传》说：“功业虽然显赫于外，但根本在于内心；末节虽然繁盛华丽，但导致它的是根本。仁人拥有孝道，就像四肢拥有心腹，枝叶拥有根本一样。”所以说：“孝，是天地的常道，是人的行为准则。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产生了。孝悌，大概是仁的根本吧！”

班昭《女诫》第七章说：“礼制规定，八岁开始教孩子读书”，指的是小学，这里引用了《周官》的文字。

柳宗元的诗：“小学新翻墨沼波”，这里的小学是指文字学。

《孟子》说：“大夫对士有赏赐，士不能在家里接受，就要去大夫的家门口拜谢。”这是大夫的礼节，却用来形容阳货，这是最奇怪的事，而注释者茫然不解。我曾以此询问在座的客人，大家都四顾惊愕。殊不知季氏的家臣原本就称为大夫，季氏是司徒，下面有大夫二人，一个叫小宰，一个叫小司徒，这是大国任命卿之臣的明确称呼。所以邑宰、家臣当时可以通称为大夫，比如郈邑大夫、郕邑大夫、孔子父亲鄹邑大夫，这些是邑大夫。陈子车的妻子与家大夫谋划，季康子想攻打邾国，询问各位大夫，季氏的家臣申丰，杜预注释为属大夫，公叔文子的家臣，《论语》称为臣大夫，这些是家大夫。那么阳货就是大夫了，注释者不认识罢了。

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注释不明白，于是导致解释者说春秋的书写体例就是这样，冤枉得很。春秋并没有大夫、臣并称的情况，臣大夫就是家大夫。说“同升诸公”，就是家臣升任大夫的书写体例罢了。《左传》：子伯季氏最初是孔氏的家臣【即孔悝的家臣】新升任为公卿。

《后汉书·列女传》：“行为有羞耻之心，动静有法度，适时而言，不让人厌烦。”又说：“仁难道遥远吗？我想要仁，仁就来了。”

滕文公询问孟子，才确定实行三年之丧，这本来就很奇怪。难道战国诸侯都不实行三年之丧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齐宣王想缩短丧期，又怎么说呢？然而齐宣王却说：“我的宗国鲁国的先君不实行，我的先君也不实行。”那么鲁国的周公、伯禽、滕国的叔绣都没有实行过三年之丧。注释者本来就不明白，特别不知道天下的学者为什么都能忍受而不怀疑，这是大怪事。我曾经说治学贵在通晓经义，认为通过这部经可以通晓那部经。以前读《论语》：“子张问高宗三年不言。孔子说：‘何必是高宗，古人都是这样的。’”于是怀疑子张这个问题、孔子的这个回答，在周制中一定没有这件事。为什么呢？子张把高宗当作创见，而孔子又说古人，说明这不是当时的制度，很明显。等到读《周书·康王之诰》，成王去世才九天，康王就即位，戴着冕服出来发布命令告诫诸侯，与三年不言完全不同。然而还可以说这是天子的事。后来读《春秋传》，晋平公刚即位，就改穿丧服任命官员，并参与各国盟誓告诫的事，才开始明白孟子所确定的三年之丧，引用三年不言作为训诫，而滕文公奉行，又说“五月住在庐墓，没有发布命令告诫”，这些都是商朝以前的制度，并不是周制。周公制定的礼并没有这一条，所以理直气壮地说周公不实行，叔绣不实行，违背先祖，违反传授，历历在目，而世人读他的书却不通晓不考察。大概他说确定三年之丧，是指确定三年之丧的制度。那么孟子为什么让滕国实行商制呢？回答说：让滕国实行助法，也是商制。孟子说“君主去世，百官总揽职责听命于冢宰三年”，与《论语》相同。只有《檀弓》说“天子去世，王世子听命于冢宰三年”，《尚书大传》作“君主去世，与王世子听命于冢宰”，这一定是古代制度遗留的文字有不同记载。

《论语》用君主去世回答高宗的事，这是随手举出相应的例子，因为天子、诸侯本来通礼。当时有无锡客人在座，怀疑天子也可以称薨，我否定他。第二天他给我信说：“昨天说的崩就是薨，不是妄语。孟子称舜死在鸣条，文王死在毕郢，而《尚书》且称舜巡视南方而死，为什么呢？而且《尔雅》说崩、薨、无禄、卒、殂、落、殪，都是死。郭璞注释说：‘古代死亡尊卑同称。’难道崩、薨本来相通吗？”我说：“礼有周制，有商制、夏制，只有唐、虞制度未定，所以尊卑同称。郭璞所说的古代，正指唐、虞以前。如果商、周有定制，那么一定像《曲礼》‘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明确不可改变。这就像朕我，古代君臣都称朕，《孟子》中象也称朕，《离骚》中屈原也称朕，到秦朝制定为天子之称，就不能称朕了。所以定制之后，天子、诸侯反而有时降称，如《周本纪》王都称崩，而唯独厉王说死于彘；《春秋》记载天子崩、公薨极严，而在列国诸侯则又称卒。这就像二世皇帝也说‘为什么不告诉我’，不止虞舜野死、文王死在毕郢可以借口。如果有人在这里，一定援引古经而称崩、薨，称朕，不是疯子吗？何不思考一下。”

几个月后，客人又托钱景舒

译收到来信，信中仍然以“‘薨’不一定专指诸侯，《曲礼》的条文不一定就是周代的制度”为论点。我于是不再回复，只是对景舒说：“他一定是认为我无法引用周代制度的文献罢了。《春秋》记载周平王去世，用‘崩’字，《公羊传》引用周代制度说‘天子去世叫崩，诸侯去世叫薨，大夫去世叫卒’，而范寗就引用这段文字来注释《谷梁传》【宋公和卒传】，明确说‘这是周代的制度’，那么这确实是周代的制度了。他读书不能举一反三，却又喜欢发表像生姜、树生那样荒诞不经的言论，真是让人无可奈何！”

译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赵岐注解说：“周公认为管叔是弟弟，所以爱护他；管叔认为周公是哥哥，所以怨恨他。”那么周公就是哥哥，管叔就是弟弟，这也是件怪事。后来读《尚书·金縢》孔氏传，其中关于管叔及其众弟说：“周公摄政，他的弟弟管叔及蔡叔、霍叔在国中散布流言，来诬陷周公。”这才知道管叔果然是周公的弟弟。那些认为管叔是哥哥的说法，都本于《史记·管蔡世家》的文字，实际上司马迁受学于孔氏却未见孔传，且未见《古文尚书》，所以导致错误，世人却不明白。我曾拿这个去质问仲兄和张南士，他们也说这件事有三点可疑：周公称公，而管叔以下都称叔，这是第一点；周公先封于周，后来又封于鲁，而管叔并没有畿内的封地，这是第二点；周朝制度建立宗法，以嫡系弟弟中的长者为大宗，周公、管叔、蔡叔都是嫡弟，而周公为大宗，被称为鲁国的宗国，这是第三点。如果《尚书》孔疏解释流言产生的原因，说是殷朝制度是兄终弟及，三叔怀疑周公作为武王的弟弟，有继位的趋势，那么也就认为周公排在武王之后，其弟继位与殷朝制度相合，所以产生流言，那么赵氏的注解也不是没有依据的。

三家（季孙氏等）用《雍》诗来撤除祭品，《雍》是武王祭祀文王的诗，所以其中有“既佑烈考，亦佑文母”的句子。如果鲁国歌唱《雍》诗，那么因为鲁国是宗国，应当祭祀文王作为大宗所由出的祖先，因此设立文王的一座庙，名叫出王庙，在祭祀文王时也跟着歌唱《雍》诗，本来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季氏是宗卿，也应当祭祀桓公作为大宗所由出的祖先，也设立桓公的一座庙，名叫出公庙，于是在祭祀桓公时也歌唱这首诗，大概只知道祭祀所由出的祖先，却不知道所由出的祖先有所不同。至于《雍》诗的小序，又错误地注解为“禘祭太祖的诗”。如果是禘祭太祖，那么就应当颂扬太祖以下先公的功德，而只称文考文母，在义理上不相合。考察其错误，正是以鲁国歌唱《雍》诗为祭祀大宗所由出的祖先，而不明白宗法，怀疑凡是追祭所由出的祖先必定是不王不禘的祭祀，于是用大禘来对应，这是只知道追祭所由出的祖先必定是禘祭，却不知道所由出的祖先也有所不同。考察《丧服小记》、《大传》原本有三种所由出的祖先：一大禘，一大宗，一庶子王，明确列出三等，而历来注解礼书的人都不能明白。而且仅就这首《雍》诗而言，作序的人因为对“所由出”的错误理解，而将后王的诗提升到先公的地位；僭越的人又因为对“所由出”的错误理解，而将先王的诗降低到后代的群公地位。这在春秋战国时浅陋的情形，历经千百世未曾纠正，而到今天才清楚地指出来。唉！读书人怎么能不自勉呢。

明堂在鲁地，后来被齐国占有，然而不知道它始于何时。注解的人只说：“是王者听政的地方。”听政自有朝堂和寝宫，没听说周王在东鲁听政的。如果说泰山明堂是因为巡狩而设立的，那么西南各岳是否有明堂，经传中没有记载。而且想要推行王政，却只拿文王治理岐山来说事，这与立言的本意，也多少不相合。不知道这就是出王配帝的地方。古代明堂的规制，原本是为了享祭天帝而设立的，自黄帝以来，唐、虞、夏、商都有。但享祭天帝必定要有配享，后稷既已在郊祀配享上天，而文王则在明堂配享上天。而且天子继祖为宗，必定有宗祀，而周朝制度由文王担任。《孝经》所说“在明堂宗祀文王”，是宗祖的祭祀；《周颂·我将》诗小序所说“在明堂祭祀文王”，则是配帝的祭祀。只是鲁国本是侯国，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那么祖文宗武不是鲁国应有的，而唯独文王因为出王的缘故，大宗之国不祖而宗，因此特别在祖庙之外设立周庙，又因为文王应当配帝，特别设立明堂作为出王配帝的地方。大概天子在二郊既已祭祀昊天上帝，而在明堂则兼及五帝，原本是减杀礼制，所以明堂九室，只以中央太室与东西南北的太庙合称为五室，而在其中祭祀方明。方明，上面青下面黄，东青西白，南赤北黑，是一个木主。所以天子在明堂祖祭文王，而鲁国得以以大宗宗祭；天子每年在明堂享祭上帝，而鲁国也得以四时迎气、五方飨帝、十二月听朔降及之。大概周朝郊祀在二至，而鲁国郊祀只在孟春祈谷、季秋报享；镐京明堂并祀文武，而泰山明堂则只祀文王。《孝经》所称“严父配天，就是周公其人”，专指这泰山明堂而言，而世人又不明白。如果这样，那么它列举文王治理岐山，也就是因为祭祀文王而推本及之，认为治理岐山的人实在是宗祀所由来的，哪里是泛泛提及呢？

孔子做卫君（辄）的臣子，不知道该如何做？难道孔子是做拒绝父亲的人吗？根据《公羊传》，卫辄的即位，是受命于灵公。古代立国的典礼，不因为父命而废黜祖父的命令。辄拒绝蒯瞆，是遵从祖父的命令，是可以的。根据《左传》，卫灵公、齐景公、鲁定公同盟伐晋，而晋国趁着卫灵公刚死，采用阳货的计策，挟持蒯瞆来攻打卫国的丧事。那么攻打丧事应当拒绝，借纳君来报宿怨，其意图不可测，又应当拒绝。而且晋国所怨恨的，是灵公。灵公刚在殡，而报怨的人已在边境，即使不是蒯瞆，也必定不会拱手而

译对于这种情形，是不能不加以拒绝的。况且晋国被齐、鲁、卫三国共同仇视，卫国即使想要与齐、鲁两国讲和，又怎么能做到呢？因此又不得不加以拒绝。所以当时卫国的人，没有不把拒绝晋国当作能事的，这又是可以做的。根据这两层意思，孔子在卫国时，原本似乎是在为卫君（卫出公辄）谋划。然而他是为了卫国拒绝晋国，而不是为了拒绝父亲（卫灵公之子蒯聩）。怎么知道他是为了拒绝晋国呢？看孔子在《春秋》中记载“晋赵鞅率领军队护送卫世子蒯聩进入戚地”，又记载“齐国夏、卫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地”，认为这是晋国讨伐卫国，而齐、卫两国加以抗拒，并没有提及卫君，这就是为了拒绝晋国。怎么知道他不是为了拒绝父亲呢？伯夷、叔齐兄弟尚且追求仁义，难道说父亲是可以对抗的吗？这就是不是为了拒绝父亲。那么作为卫出公辄，就可以知道该如何自处了。至于《公羊传》的说法，则是卫出公并没有接受祖父（卫灵公）的命令，卫灵公立子郢为嗣，并没有任命卫出公辄。孔子为卫君谋划，完全不在于此，说法见于《论语稽求篇》。

译孟子说：“建造高台必须依托丘陵，挖掘低洼必须依托川泽。”这是《礼器》篇中的文字。

孟子说：“礼服礼帽不齐全，不敢用来祭祀；牺牲不齐全，不敢用来祭祀；祭品不洁净，不敢用来祭祀。”这与《谷梁传》成公十七年的传文：“宫室不设置，不可以祭祀；衣服不齐全，不可以祭祀；车马器械不齐全，不可以祭祀；执事官员有一人不齐全，不可以祭祀。”意思相同。

我在病中无法入睡，与兄孙诗讨论《孟子·万章上》“禹之声”一章：“钟磬的钟锤为什么磨损得像蠡一样？”回答说：“因为使用的人多。”“城门的轨道为什么不是两匹马的力量造成的？”回答说：“因为使用的时间久。”然而，那么小孩子对于书中的道理完全不通晓了。大路宽九轨，而每座城门只有三门，各只有一轨，那么大路只用一次，而城门必定是三倍，这正是使用之多，而说时间久可以吗？车子经过轨道时，城门和大路是同时存在的，没有久暂的区别。工匠建造城门，也就同时建造大路，未曾有前年有城门，今年才有大路的，为什么说时间久呢？当时儿子远宗、侄子文辉也在旁边，都惊讶得不能回答。随后各自请求我解释，我想让他们自我反省，只说：“解释经文必须阅读经文。现在的人只凭私意猜测，而对于经文本身未曾阅读，难怪他们错误。试着再诵读‘于是奚足哉’这句话吗？”过了一会儿，远宗恍然大悟说：“明白了！孟子的文章多有含蓄之词，在这里则是含蓄之词中又斩钉截铁，急切地堵住他的口而让他自我解释，只是‘奚足哉’四个字概括了全部。大概这句话专门驳斥禹的钟锤磨损与敲击无关，并不涉及文王的音乐，就像城门轨道的磨损与马力无关，并不涉及大路轨道。大概一比较，多少就产生了，而只论这个钟锤，也只论这个轨道，那么久暂的意思自然在言外显现。所以说：‘这是钟锤磨损的原因。’钟锤磨损是由敲击造成的，难道城门轨道的磨损是马力造成的吗？只凭这一句话，而年代久远，不是一朝一夕用力所能达到的，意思隐隐约约可以验证，所谓急切破除他的疑惑，不需要繁琐的证明，天下有含蓄之词而严厉正告的，注释者不明白。”

乘车大多用四匹马，说的是两匹服马和两匹骖马。去掉四说两，已经不可理解，何况诘问的意思，正是要彰显马力的多，反而减少马匹，这是什么意思？等到看赵岐的注，说两马是公马、国马，引用《春秋外传》“国马行关，公马称赋”作为证据。然而国马、公马也没有解释清楚的。古代关隘邮驿，都有都鄙所赋的马，供往来使用，称为国马，这是民间所出的马。至于公家乘车及乡遂赋兵，牵载任器，则马都是官方供给，称为公马，这是总畜于公牧的马。所以《周礼》牧人所掌的都称为国马，而驭夫、趣马又分别公马而驾治之，虽然没有大分别，但行城之马，则只有这两等。那么两马说的是两等马。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出自《史记列传》。然而隋秘书监王劭说“人”是衍字。《汉书艺文志》：“孟子十七篇，名轲，子思弟子。”则似乎亲自受业于子思，赵岐注也是这样。曾经拿这个询问座客，大多没有认识的。只有王草堂辨析得极其详细，说《史记世家》子思年六十二，然而考证春秋，孔子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而伯鱼先孔子卒已三年了。假如子思生于伯鱼所卒之年，也只当在威烈王三四年之间。然而《三迁志》及《孟子》所载，则孟子实生于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时已相去五十年之远，怎么能受业呢？又说鲁缪公曾尊礼子思，然而缪公即位在威烈王十九年，那么《史记》所云思年六十二者，或是八十二之误，也未可知。若孟子，则断不能亲受业也。我说《史记》、《汉书》尚且不足据，何况《三迁》诸志，则是后人撰造，又怎么能相信？我只以《孟子》本文计算，梁惠王三十年，齐虏太子申，那么孟子游梁自当在三十年之后。为什么呢？因为本文有“东败于齐，长子死焉”的话。然而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又立。为什么呢？因为本文有“见梁襄王”的话。那么实计其时，梁惠即位之年，距鲁缪即位之年止三十零年，即梁惠卒年，距鲁缪卒年亦不过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那么受业子思，或未可尽非者与？《左传》“赵叟”注：“尊老之称”，《曲礼》六十曰老。

我向来轻视讲学，认为学宜躬行，不宜讲，所宜讲的，唯独经而已。曾在道南书院讲《曾子问》首章而不能续，仁和钱升岩辈借沈昭嗣园亭拟续斯议，而座客杂辨《大学》，因有《大学讲义》一卷，见别录。但当时亦有剩言可记的。我问：“右经一章，大概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有据否？”

当时嘉兴陈自曾【佑】在坐，起曰：“古经文是经，经注是传，皆是两书，无有分割一书作经传者。如

译《易经》有《易传》、周氏《传》、京房《传》等；《书经》有《书传》、伏生《大传》等；《诗经》有《诗传》、毛《传》、韩婴《传》等；《春秋经》有《春秋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三部传；《周官经》有《周官传》，即李氏所献的《周官传》四篇。自从仲长统不明白“传”就是“注”的意思，因而有了“《周礼》是礼的经，《礼记》是礼的传”这样的说法，而朱熹也不明白这两部书的性质，对于《大学》《孝经》则都依据一部书而将其分为经和传，所谓经、传二字不过是依据仲长统的话而错误地加以区分的。至于孔子的言论、曾子的意旨，则一概没有依据。

译王草堂（复礼）也说：“过去认为《大学》是孔子的遗著，必定有确凿的根据，所以从元代至今的科举法令，都直接将此书置于《论语》之上。等到看他撰写《大学或问》，反而说：‘孔子作《大学》，没有别的佐证，这或许是古时先民的书。’这就荒唐了。至于曾子的意思，自然也是虚构的，天下没有跨越千百年以上的意念，而只有朱文公一人能知晓。至于补写‘格物’一节，说是窃取了程子的意思，那肯定是不错的。然而遍查《二程全书》，其中都有《大学》的改定本，却都没有这个意思。等到看他自己写的《大学序》，又说：‘间或也窃取自己的意思，补其缺略。’那么究竟是谁的意思呢？”

“格物”依照《礼记·大学》，只是度量本末，因为原文说“物有本末”，格物，就是格度这个本末。有人说量度的意思太浅，那么张鹤门（于康）说：“此处正需要浅显的解释，否则就侵入了‘知止’、‘毋自欺’的地位，那就是‘诚意’了。”虽然《礼记·大学》不分章节，也不分纲领、条目，如果一定要区分，那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直接说这一节解释“格物”、“致知”，有什么不可以呢？钱升岩（彦隽）说：“《大学》以‘格物’开始，以‘絜矩’结束。格物就是量度本末，絜矩就是量度人与己。所以《广韵》说：‘格，量度也。’《汉书》说：‘度长絜大。’絜也是量度的意思。这样前后就贯通一致了。”

这天有位无锡的客人坐在席间，说：“《尔雅》、《说文》都将‘格’解释为‘至’，这‘格物’应当解释为‘至物’。‘物’是指人、己，也就是‘明明德’、‘新民’。‘格物’，是说以前远离了物，现在到达它了，就像《中庸》所说的‘成己成物’。”我说：“如果这样，那么‘格物’二字，‘明’、‘新’就已经完成了，更不必谈‘诚意’、‘修身’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了。郑康成将‘格’解释为‘来’，于是有了‘来物’的解释，开启了后世儒者的非议。难道有仅仅执着于一种训诂就能解释经典的吗？”

第二天，客人递交了几千字的札记，大略说“格物”是“至物”，不应当解释为量度。而且“物”兼指人、己，也不必涵盖家、国、天下。《礼记》说：“成身不过乎物。”身，就是己。又说：“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仁人、孝子，就是人。人、己都达到了，就是“不过”，意思是到达物而不能离开。这才是“物”字、“格”字的真实依据。如果先儒说人、己涵盖了身、心、意、知、家、国、天下，那就不对了。譬如家、国，是城郭；城郭里有人民，而说城郭就是人民，可以吗？

当时王百朋（锡）、罗苍怀（肇桢）在座，我拿出札记询问他们。百朋说：“客人只得到了《礼记》中的两个‘物’字，就夸耀为创见，不知道这是〈哀公问〉篇，其中所说的‘物’是指言语行动。他把‘言不过词，动不过则’叫做‘不过’，而这里说‘成身不过身，仁人不过人’，这话难以讲通。况且‘新民’既然是物，那么家、国、天下就是民，民就是物，却又说家、国、天下是城郭而不是人，那么齐家治国，是要整顿这些家室、治理这些城郭呢？还是要整顿治理这些家、国之中的人呢？而且六经中的‘物’字不止在〈哀公问〉中出现，其意义也不止于人、己。‘物’有虚指，有实指。如《诗经》‘有物有则’，是从质地来说；《易经》的‘阴物阳物’，是从气来说；《国语》‘神之见也不过其物’，又是从数目来说，这些都是虚指。如果实指事物，那么《系辞》‘物以群分’，是从爻画来说；‘天生神物’，是从著龟来说；《大司马》‘乡遂载物’，是从旗帜来说；《仪礼·乡射》‘礼物长如笴，其间容弓’，是从射位来说；《檀弓》‘衰与其不当物也，宁无衰’，是从麻缕的升数来说，为什么唯独对家、国、天下产生怀疑呢？”

苍怀说：“‘格’训为量度，这是李丞相斯及太史令胡母敬所确定的字义，不学习的人反而觉得奇怪。殊不知‘物’字也有训为量度的，《周礼》载师氏以物地事，《春秋》昭公十三年传物土方，《仪礼》既夕礼物人物土，都是量度的意思。如果一定要执着于一部经书去驳难另一部经书，那么关于‘格’、‘物’的争论就永无止境了。人不可不读书，但怎么能随便阅读就如此固执地驳难呢？”

先兄旧时对格物的议论，认为《大学》并出“物”字，不应当一个字作两种解释。假如其他经书中“物”字杂乱出现、不伦不类，《周礼·宗伯》“辨名物”，《春秋传》“纳民轨物”，《国语》“毛以示物”，《乐记》“物以群分”，《礼记·缁衣》“言有物而行有格”，《尚书》“克勤小物”，那就是一部经一种意义，一个字一种训诂，任由其方便。至于《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就不能说六德之物不是六行之物；《哀公问》“仁人不过

译“不超越事物，孝子不超越事物”，那么就不能说仁人是一类事物，孝子又是另一类事物。如今《大学》既然把根本和枝节称为“物”，那么“格物”中的“物”，就是根本和枝节中的“物”，却又举出其他事物来解释“格物”，这就使得原文中同一个“物”字前后意义不同，怎么可以作为正确的训释呢？

译钱景舒【防】说：“‘知止’这一节与《大学》全篇贯通，我过去作《大学问》，其主旨与此相合，现在全部抄录在这里。”其中说道：“《大学》在于止于至善，而其首要功夫则全在于‘知止’、‘得止’，以穷尽这至善，这就是诚意。诚意，就是喜好善的、厌恶恶的，因为不善所以不自我欺骗，这就是知止；内心自足快意，这就是得止。小人做不善的事，掩盖不善、彰显善，这是诚意的反面，叫做不能知善、得善。君子之道学、自我修养盛德，以止于至善，这是诚意的证明，叫做必定不自我欺骗以知晓这善，慎独、内心自足以得到这善。那么诚意没有别的，不过是谨慎自己的好恶以止于至善罢了。至于意诚，则总以‘好恶’二字顺推到底。如正心、修身中的愤怒、喜好，修身、齐家中的亲爱、贱恶，治国、平天下中的反对所好、衡量所恶，喜好百姓所好的、厌恶百姓所厌恶的，总只以‘絜矩’来概括。大概天下的法度出于圆和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放平矩以校正绳墨，仰视矩以测量高度，覆盖矩以测量深度，卧放矩以知晓距离，环绕矩以形成圆，合拢矩以形成方，那么只说一个‘矩’字，上下、前后、左右就都包括了。‘絜’，就是衡量这个罢了。衡量到这里而得到至善，就不只是知止了。所以至善兼括明德、新民，而知止、能得则兼括至善。平天下三次说到得失：一次说新民止于至善，得到民众、得到国家就是这样；第二次说明德止于至善，善则得，不善则失就是这样；第三次说诚意止于至善，忠信则得，骄泰则失就是这样。大概忠信，就是诚；骄泰，是诚的反面，慎独的反面，也就是小人在闲居时做不善的事、无所不至，也就是小人被任用治理国家，他们所谓的善也无可奈何。那么平天下道善的获得，都由于止于至善能得的‘得’，这就是一个诚意，而知止、得止，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包含在其中。难道不是根本吗？所以说：‘这就叫做知道根本。’”

华岳二山与河海对文，查考《周官·职方氏》九镇，河南叫豫州，其山镇叫华山；正西叫雍州，其山镇叫岳山，与《尔雅》五山“河南华，河西岳”相同【《地理志》汧县有吴岳】

四书剩言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剩言卷四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既然不是甘于隐居恬退，那么学习种庄稼有什么用？注释经书的人应当切实探求所以用稼的意义，却把它看作粗鄙，并且说应当排斥、斥责，好像樊迟真的想当农夫、园丁一样。这不仅与夫子所回答的三上四民的大义完全不相合，而且严重诬蔑古代贤人，反而肆意呵斥，太无理了。试想夫子明确说“焉用稼”，那么学稼自有用处。我曾以此问朱鹿田，鹿田应声说：“莫非是像后稷教民稼穑，想用稼穑来治理百姓吗？”等到看包咸的旧注，则直接说：“樊迟将用稼来教民。”那么世上原来也有见到这一点的。樊迟认为世道崇尚文治，百姓不信任顺从，不如用根本之治来治理，这也是时近战国，几乎有后来神农之言的意思，只是并非并耕罢了。然而这是小人的用法。古代凡是习练稼事的人都称为小人。《尚书·无逸》篇：“知道稼穑艰难，就知道小人的依靠。”又祖甲逃到民间，说“以前是小人”。高宗与农人相处，说“于是和小人在一起”。《孟子》说：“并耕是小人的事。”这历来称名如此。所以孔子说：“用稼并非不善，然而自身已成为小人而不自知。”因此用君民相感的三大端来教导他。大概好礼、义、信，则用大；学稼，则用小。古代“学”字就是“教”字，为教而学，所以教也叫学。《周礼》大宰九职，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注：“圃即载师所说的场圃，可以种植菜蔬果蓏。”也是治民的事。

孟懿子问孝，孔子说：“无违。”这是明白爽快的话，自我解释的人不明白，竟成了一则《四书》哑谜。曾在胡司寇家作酒，明府命令手举大杯，向在座客人说：“能解此免饮。”四座都沾醉，却必定不能解。后来用札问朱生鹿田，朱生回答说：“这是从亲就是孝。”我惊讶地说：“有这种事吗？唉！德不孤了！”于是让他说完，又用札说：“孟僖子是懿子的父亲，本是贤大夫，曾跟随昭公到楚国，生病不能相礼，回来讲礼学礼，如果能礼的人必定跟随。等到死，召其大夫说：‘礼，是人的主干，无礼无以立。我死，一定让説和何忌向孔子学习，让他们侍奉他，学礼。’所说的‘何忌’，就是懿子。现在懿子恰好来问孝，那么让他从亲，就是学礼，而特别这是未经显揭，那么与孟庄不改父臣、不改父政明明指出的，觉得有未尽，所以樊迟。”说：“什么叫不违亲？”孔子说：“所谓不违亲，就是尽礼的意思。”这样，则上下贯通，前后一辙了。我说：“对。”

不违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