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八

癸巳孟子说 四书类

提要

【臣】等谨案：《癸巳孟子说》七卷，宋代张栻撰写。此书也成书于乾道癸巳年，对于王霸、义利之辨论述得最为明白。张栻在自序中说：“戊子年，我把自己所见的见解编撰成《孟子说》。第二年冬天，恰逢有前往严陵任职的命令，没能写完。辛卯年，我从都司罢官回家，秋冬时节在大江的船中，阅读旧日的解说大多不满意，于是加以删改订正。回到故居，又过了两年，才完成缮写。”大概是他由左司员外郎出任严州知州，退居家乡时所作。张栻出仕，是因为进谏废除张说担任执政，所以这部书在臧仓阻挠孟子以及王驩作为辅行这两章，都暗含对时事的寄托。至于解释“交邻”章时说：“所谓敬畏上天，难道只是侍奉大国而没有作为吗？大概是不曾把一切委之于命运罢了。所以修养德行、施行政教、光大开启王业的，是太王；养育百姓、训练军队、最终消灭仇敌的，是勾践。”最后提到周平王只因不愤怒于骊山之事，所以东周最终衰败不振，其言辞感慨愤激，也是为南宋南渡而发，然而这些都是推阐经义中本有的内容，与胡安国《春秋传》务必借事抒发义理，而多失却笔削之旨的，确实有所不同。乾隆四十四年正月恭校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孟子说原序

戊子年，我与几位学者在长沙的家塾中讲习诵读，往往不自量力，把自己所见的见解编撰成《孟子说》。第二年冬天，恰逢有前往严陵任职的命令，没能写完。辛卯年我从都司罢官回家，秋冬时节在大江的船中，阅读旧日的解说大多不满意，于是加以删改订正，保留下来的很少了。回到故居，又过了两年，才完成缮写，抚摸着书卷感叹说：“唉！孔夫子的道至高无上啊！如果没有孟子，谁能发扬光大它呢？正当战国时期，在上位的人只知道以强大威力为事，而在下位的人则异端邪说并起，充塞仁义。孟子独自以身体践行道义，从容地身处其间。体现在行动上，则进退辞受，无往而不得；体现在言论上，则精微曲折，没有不详尽的。大概他笃实而光辉，左右逢源，无非是天理所存之处。假使后来的人知道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而政治必定以王道为本，邪说暴行无处隐藏其踪迹，而人类免于沦为夷狄禽兽，这对于圣人的门庭岂是小小的补益呢！如今这七篇书，广大包容，至深至远而循求有序，扩充有方，在于学者如何笃信力行罢了。虽然如此，我对于此书，大概将终身研习，岂敢把它当作定论来传授给别人呢？只是把它作为与志同道合者讲论切磋的资料罢了。题名为《癸巳孟子说》，大概是为了断代以便日后考证。乾道九年十月二十日，广汉张栻序。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说卷一 宋张栻著《梁惠王上》

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也将有使我国获利的方法吗？”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有仁义罢了。”惠王说：“怎样使我国获利？”大夫说：“怎样使我家获利？”士和庶人说：“怎样使我自身获利？”上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其君主的，必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家族；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其君主的，必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家族。从万辆中取千辆，从千辆中取百辆，不能说不多了【取：程子说：《齐语》中说某处取某，远近】如果认为义在后而利在先，不夺取就不会满足。没有施行仁义却遗弃其亲人的，没有施行义理却怠慢其君主的。大王也只说仁义罢了，何必说利呢？

梁惠王与孟子初次相见，就立刻发出“怎样使我国获利”的问话，大概自从王者的踪迹熄灭，而霸道的学说盛行，一时谋划国家的人，不再知道义理的可贵，专门图谋所以为利的方法。惠王习惯于言利的风俗，只看到强弱的相凌，巧智的相乘，知道谋国有利而已，所以此问在见到贤者之初就发出了。孟子告诉他“大王何必说利，只要有仁义罢了”，先端正他的心，而引导他走上正道。于是说言利的危害，大概惠王想使我国获利，则大夫想使自家获利，士庶人想使自身获利了。上下交相追逐利益，而国家有不危险的吗？所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弑君的必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家族；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弑君的必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家族。只因为以利为先，而不顾义，那么其势必至于不夺取就不会满足。利所在之处，岂还知道有君亲为重呢？然而想要利，反而所以害它。如果在上位的人亲身以仁义为本，那么在下面的人也将只趋向仁义。仁没有比爱亲更大的，义没有比尊君更先的。人知道趋向仁义，那么岂有遗弃其亲而怠慢其君的呢？这对于人的国家，可以说是大益了。大概施行仁义，不是想要它的利，而仁义的施行，本来没有不利的。他之所以反复警告，深切明显，王道的根本，实在在于此。所以重复说：“只要有仁义罢了，何必说利。”

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站在池沼上，看着鸿雁麋鹿，说：“贤者

译（大王）也喜欢这样吗？」孟子回答说：「只有贤德的人才能享受这种快乐，不贤德的人即使拥有这些，也无法快乐。《诗经》说：『开始营造灵台，规划经营它，百姓们努力建造它，不久就建成了。开始营造时不要急于求成，百姓们像儿子为父亲做事一样踊跃前来。文王在灵囿中，母鹿和幼鹿安然伏卧，母鹿和幼鹿肥壮润泽，白鸟洁白鲜明。文王在灵沼中，鱼儿满池跳跃。文王动用民力建造台沼，百姓却为此感到欢乐，称他的台为灵台，称他的沼为灵沼，为他拥有麋鹿鱼鳖而高兴。古代贤君与百姓共同享乐，所以能够真正快乐。《汤誓》说：『这太阳何时灭亡？我愿与你一同灭亡。』百姓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使拥有台池鸟兽，难道能独自享乐吗？

译梁惠王看着鸿雁麋鹿，对孟子说。如果孟子回答说：“贤人为什么喜欢这些？”这不仅不是教导别人的恰当道理，而且在义理上也有不完备的地方。孟子回答说：“只有贤人才能享受这些，不贤的人即使拥有这些，也不会快乐。”言辞语气不逼迫，但义理却完备了。因为梁惠王所说的快乐，是人欲的私心，旨在让自己安逸；孟子所说的贤人才能享受这些，是天理的公心，与百姓共同快乐。《诗经》中歌颂周文王的诗句说：“开始建造灵台，规划经营它，百姓都来效力，不久就建成了。”意思是文王起初想要建造这座台，正在规划经营的时候，百姓都来贡献他们的力量，不久就建成了。因为文王没有私欲，以百姓为主，百姓已经安乐了，而文王建造台，那么百姓难道不乐于君主所乐的吗？“开始建造不要急于求成，百姓像儿子奔向父亲一样前来。”说不要急于求成，是为了显示文王的心只担心劳苦百姓；说像儿子奔向父亲，是为了说明百姓乐于做事就像儿子奔赴父亲的事务一样。文王不急于求成，百姓像儿子一样前来，君民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文王在灵囿，母鹿安然伏卧。”又说：“母鹿肥壮洁白，白鸟飞翔自在。文王在灵沼，鱼儿满池跳跃。”反复强调万物乐于生存，以此显示文王的仁德遍及所有生物，而百姓也乐于文王的园林如此繁茂美好。说：“古代的人与百姓共同快乐，所以能够快乐。”这就是贤人才能享受这些的意思。《汤誓》说：“这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愿与你同归于尽！”百姓说：“什么时候太阳灭亡呢？我想与你同归于尽。”他们厌恶痛苦到了这种地步。说：“百姓想与你同归于尽，即使拥有台池鸟兽，难道能独自快乐吗？”这就是不贤的人即使拥有这些，也不会快乐的意思。唉！百姓是一样的，得到他们的心，就会像儿子一样前来并乐于君主所乐；失去他们的心，就会希望君主灭亡并随之灭亡。探究其根本，就在于顺从天理与顺从人欲的区别罢了。君主如果常怀不敢独自快乐的心，就足以遏制人欲了；常怀与百姓共同快乐的心，就足以扩充天理了。能不深思吗！

梁惠王说：“我对于国家，算是尽心竭力了。河内发生灾荒，就把那里的百姓迁移到河东，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河东发生灾荒也这样做。考察邻国的政事，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邻国的百姓没有减少，我的百姓没有增多，这是为什么呢？”孟子回答说：“大王喜欢战争，请让我用战争来作比喻。咚咚地敲起战鼓，兵器已经相接，丢下铠甲拖着兵器逃跑。有的人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人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凭借跑了五十步来嘲笑跑了一百步的人，怎么样？”梁惠王说：“不行，只不过没有跑到一百步罢了，这也是逃跑啊。”孟子说：“大王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要希望您的百姓比邻国多了。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细密的渔网不进入池塘，鱼鳖就吃不完；按照时节进入山林砍伐，木材就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这就使百姓供养活着的人、安葬死去的人没有遗憾了。供养活着的人、安葬死去的人没有遗憾，是王道的开端。在五亩大的宅院周围，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织品了。鸡、猪、狗等家畜，不要错过繁殖的时节，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上肉了。百亩的田地，不耽误农时，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认真地兴办学校教育，把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反复告诫他们，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背着或顶着东西在路上行走了。七十岁的人穿丝织品吃肉，普通百姓不挨饿不受冻，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的，是从来没有过的。猪狗吃人的粮食却不知道制止，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赈济，人死了，就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是年成不好。’这和刺人把人杀死，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是兵器’有什么不同呢？大王不要归罪于年成，那么天下的百姓就会来归顺了。”

梁惠王自以为迁移粮食和百姓是尽心治理国家，却奇怪百姓没有比邻国多，不知道他的施政方法既然相同，虽然说是尽心去做，又怎么能相差很远呢！所以孟子设置了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想要让他变革当时的做法，而效法先王的政治。因为梁惠王喜欢战争而用战争作比喻，这也是教导别人的一种方法。考察孟子所陈述的，不过是想要百姓供养活着的人、安葬死去的人没有遗憾罢了，老年人穿丝织品吃肉，普通百姓不挨饿不受冻罢了。因为王者以得到民心为根本，而得到民心的方法实际上就在这里。不违背农时，细密的渔网不进入池塘，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就有供给百姓供养活着的人、安葬死去的人的需要，使他们没有遗憾。说这是王道的开端，是因为让百姓供养活着的人、安葬死去的人没有遗憾，然后王政才可以依次推行，如下面所陈述的，这是它的大纲。规定百姓的居住，每家五亩，教导他们种植和饲养以赡养老人，这样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丝织品，七十岁的人就能吃肉；规定百姓的田地，每个成年男子授予百亩，不耽误农时，这样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说穿丝织品吃肉一定要说是五十岁和七十岁的人，是因为百姓的欲望无穷，而桑蚕饲养的利益有限，如果不加以制度限制，就会争夺欲望，而老年人或许就不能穿丝织品吃肉了。又让百姓知道老年人应当赡养，而老幼有区别，教化也就在其中实行了。于是设立学校来认真进行教育，学校教育，以孝悌为先，申说，是反复阐明其意义来告知。从乡里之间各自设立学校来教导百姓孝悌，熏陶浸染之深，其中的君子自然能够发现自己的良心，而其中的小人也知道敬畏道义而远离罪恶。至于头发花白的老人不背着或顶着东西在路上行走

译这样，就足以看出孝悌的教化推行到了普通百姓之中，即使是背负重物的人也知道有亲人，王道也就成就了。最后又说：“老年人能够穿丝绸、吃肉类，百姓不挨饿受冻，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的，是从来没有过的。”老年人穿丝绸、吃肉类，百姓不挨饿受冻，都得到这样的安置，这就是天下人心归附、王道得以成就的原因。猪狗吃人的粮食却不知道制止，是说对浪费粮食供养之物却不知道收敛检点；道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赈济，是说看着百姓死去却不知道打开粮仓来救济。采取这样的治国方法，却把百姓的死亡归咎于年成不好，这与拿刀刺人然后杀人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指望百姓归附自己，不也很难吗！所以又说：“君王不要归罪于年成，这样天下的百姓就会来归附了。”这是想要让他们深刻自我反省。

译梁惠王说：“我希望能安心地接受您的教导。”孟子回答说：“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杀死人，有区别吗？”惠王说：“没有区别。”孟子说：“用刀杀死人和用暴政害死人，有区别吗？”惠王说：“没有区别。”孟子说：“厨房里堆满了肥肉，马厩里养肥了骏马，百姓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简直是率领野兽来吃人。野兽互相吞食，人们尚且厌恶；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治理政事，却免不了率领野兽来吃人，哪里还配称为百姓的父母呢？孔子说：‘最初制作俑来陪葬的人，大概会断绝后代吧！’因为俑像人形而被用来陪葬。既然这样，怎么能让百姓饿死呢？”

惠王听到孟子的话非常深切，于是有了愿意安心接受教导的询问。大概孟子是接着前面所说的话，再次晓谕他。既然知道用木棍和用刀杀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么用刀和用政令杀人难道有区别吗？这是承接前面所说的“这与刺人杀人的意思有什么不同呢”的含义。既然知道野兽互相吞食人人们尚且厌恶，那么率领野兽吃人的人又岂不是很可怕呢？这是承接前面所说的“猪狗吃人的食物，路上有饿死的人”的含义。他对自己供养的奢侈，只知道让厨房的肉和马厩的马肥壮，而不顾百姓的死活。难道他也不知道百姓的可贵，超过禽兽吗？只是因为崇尚私欲的缘故，所以冥然安行于率领野兽吃人的事情而察觉不到罢了。古代用涂车、刍灵，有形但不完备。到了制作木偶，就模仿人形而使用，也是很不仁道的。所以孔子因殉葬的祸害而感叹制作俑的人没有后代，因为这种行为不能长久传世。模仿人形而使用尚且不可以，何况是让百姓饿死呢？那么他亡国败家，还会等到哪一天呢？孟子的话，难道只是惠王的良药吗？后世拥有国家的人，也应该深深地反复思考这一点。

梁惠王说：“晋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这是老先生您所知道的。到了我这一代，东面被齐国打败，长子战死；西面丧失给秦国七百里土地；南面受辱于楚国。我对此感到羞耻，愿意为死去的将士报仇雪恨。怎样做才可以呢？”孟子回答说：“拥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天下。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刑罚，减轻赋税，深耕细作，及时除草；让壮年人在闲暇日子修养孝悌忠信的品德，在家侍奉父兄，在外侍奉长官，就可以让他们拿着木棍去抵挡秦国和楚国坚甲利兵的军队了。那些国家剥夺百姓的农时，使他们不能耕种除草来供养父母，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离散。他们像防堵溺水一样压迫百姓，大王去征讨他们，有谁会和大王作对呢？所以说：‘仁爱的人没有敌手。’大王请不要怀疑。”

惠王畏惧秦国、楚国的强大，愤恨军队战败，想要为死去的将士报仇雪恨，这是不能克制愤怒和私欲的表现。孟子告诉他的，是治国的常道，说：“拥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天下。”孟子难道只是说说而已吗？他所施行的都有实事，并且知道必然如此。下面所陈述的也是大纲：减少刑罚，减轻赋税，深耕细作，及时除草，使百姓安居乐业。正因为有办法奉养父母、养育子女，所以可以让壮年人在闲暇日子修养孝悌忠信的品德。古代乡里有庠，党里有塾，都是为了阐明修养孝悌忠信的教育。百姓知道孝悌忠信的可贵，那么在家就有办法侍奉父兄，在外就有办法侍奉长官。爱敬之心深厚，那么对于君主的事，就会像子弟对待父兄一样，有不期然而然的效果。民心一致，天下谁能抵挡呢？所以说：“可以让他们拿着木棍去抵挡秦国和楚国坚甲利兵的军队。”这是因为民心一致，能够赢得我国百姓的心，那么其他国家的百姓也将归心了。他们正在压迫百姓，我们去征讨他们，有谁会和我们作对呢？所以说：“仁爱的人没有敌手。”无敌，是说天下人都归心而没有我们的敌手。又说：“大王请不要怀疑。”王政之所以不能实行，是因为当时的君主谋求利益和功利的念头太深，常常怀疑而不肯努力实行。如果让他们以先王的治理为必定可以效法的，以圣贤的话为必定可以相信的，而努力实行，那么谁能抵挡呢？

孟子拜见梁襄王，出来后，对别人说：“远远望去不像个君主，走近了也看不到令人敬畏的地方。突然问：‘天下怎样才能安定？’我回答说：‘统一才能安定。’‘谁能统一天下？’回答说：‘不喜欢杀人的人能统一天下。’‘谁能和他一起呢？’回答说：‘天下没有人不和他一起。大王知道禾苗吗？七八月之间干旱，禾苗就枯干了。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禾苗就蓬勃地生长起来了。像这样，谁能抵挡呢？现在天下的君主，没有不喜欢杀人的。如果有不喜欢杀人的君主，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伸长脖子盼望他了。如果真的这样，百姓归附他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沛然谁能抵挡呢？”

远远望去不像个君主，是没有可敬的仪态；走近了也看不到令人敬畏的地方，是没有可畏的威严；突然发问，又是发言没有条理。观察他的威仪，听他的发言，君子对于人，大概也可以了解了。孟子回答“统一才能安定”，是说有人能统一天下，那么天下就安定了。襄王问“谁能统一天下”，又回答“不喜欢杀人的人能统一天下”。大概不喜欢杀人的人，是本于良心能够爱人的人。人都有这种心，战国时期的君主为什么偏偏到了喜欢杀人而不顾惜的地步呢？只是因为他们沦陷溺毙到了这种极点。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保存不喜欢杀人的志向

译如果这样，那么天下归顺，谁能抵挡呢？好比禾苗干枯的时候，天忽然兴起云彩，大雨倾盆而下，禾苗就蓬勃地生长起来，说的是响应之迅速就像这样；又好比水往低处流，说的是顺从之容易就像这样。只要保持不喜好杀戮的心，推广并贯彻它，那么心气所感动的，政教所熏陶的，亿万民众虽然众多，全都处于我的仁爱之中，那么他们的心谁能不统一于此呢？所以在我这里亲近他们，就没有不喜悦依附的；在我这里疏远他们，就没有不涣散离去的；在我这里忍心对待他们，在他们那里也会忍心对待我了。既然这样，不喜好杀戮的心，君主难道可以不兢兢业业地培养其本源吗？

译齐宣王问道：“齐桓公、晋文公称霸天下的事迹，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孟子回答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讲述齐桓公、晋文公事迹的，因此后世没有流传下来，我没有听说过。如果一定要说，那就谈谈王道吧？”齐宣王问：“德行怎样才可以称王天下呢？”孟子说：“保护百姓而称王天下，没有人能抵挡得住。”齐宣王问：“像我这样的人，可以保护百姓吗？”孟子说：“可以。”齐宣王问：“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孟子说：“我听胡龁说：‘大王坐在堂上，有人牵着牛从堂下经过，大王看见了，问道：‘这牛要牵到哪里去？’回答说：‘要用来祭钟。’大王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它恐惧发抖的样子，好像没有罪过却要走向死地。’那人说：‘那么废除祭钟的仪式吗？’大王说：‘怎么可以废除呢？用羊来替换它吧。’’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齐宣王说：“有这回事。”孟子说：“这种心足以称王天下了。百姓都以为大王吝啬，我本来就知道大王是不忍心。”齐宣王说：“是的。确实有百姓这样说。齐国虽然狭小，我怎么会吝啬一头牛呢？只是不忍心看它恐惧发抖的样子，好像没有罪过却要走向死地，所以用羊替换它罢了。”孟子说：“大王不要对百姓认为您吝啬感到奇怪。用小的替换大的，他们哪里知道您的心思呢？大王如果怜悯它没有罪过却走向死地，那么牛和羊有什么区别呢？”齐宣王笑着说：“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我不是吝啬钱财才用羊替换牛的。百姓说我吝啬，确实是应该的。”孟子说：“没有关系，这正是仁爱的方法。您看见了牛而没有看见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见它们活着，就不忍心看见它们死去；听见它们的叫声，就不忍心吃它们的肉。因此君子远离厨房。”齐宣王高兴地说：“《诗经》说：‘别人有什么心思，我能揣度出来。’说的就是先生您啊。我做了这件事，反过来思考它，却找不到自己的心思。先生您一说，我心里就有所触动。这种心之所以符合王道，是什么原因呢？”孟子说：“有人向大王报告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三千斤，却不足以举起一根羽毛；我的眼力足以看清秋天鸟兽细毛的尖端，却看不见一车柴草。’大王会相信他吗？”齐宣王说：“不会。”孟子说：“如今您的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功德却达不到百姓身上，这是为什么呢？那么，一根羽毛举不起来，是不用力气的缘故；一车柴草看不见，是不用眼睛的缘故；百姓得不到保护，是不施恩惠的缘故。所以大王不能称王天下，是不去做，而不是不能做。”齐宣王问：“不去做和不能做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孟子说：“挟着泰山跳过北海，对人说：‘我做不到。’这是真的做不到。为长辈按摩肢体，对人说：‘我做不到。’这是不去做，而不是做不到。所以大王不能称王天下，不是挟着泰山跳过北海那一类的事；大王不能称王天下，是为长辈按摩肢体那一类的事。尊敬自己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晚辈，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晚辈，天下就可以在手掌上运转了。《诗经》说：‘给妻子做榜样，推广到兄弟，从而治理好家国。’说的是把这种心推广到别人身上罢了。所以推广恩惠足以安定天下，不推广恩惠连妻子儿女都保护不了。古代的人超过别人没有别的，只是善于推广他们所做的罢了。如今您的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功德却达不到百姓身上，这是为什么呢？称量，然后才知道轻重；度量，然后才知道长短。万物都是这样，人心尤其如此，大王请度量一下。

五霸以利益驱使天下，堵塞仁义的正道，他们对天下后世的危害太严重了！齐桓公、晋文公作为五霸中最显赫的，他们的危害就更严重了。大概后来的人看到他们一时的功效，羡慕并追随他们，他们的心先被蛀空，仁义的说法就很难进入了。齐宣王向孟子询问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也是他平日心里所羡慕向往的。孟子说：“如果一定要说，那就谈谈王道吧？”改变他旧的习气，使他清爽地知道王道是值得珍视的。齐宣王突然听到这话，心里一定认为有很高难行的事情，于是问：“德行怎样才可以称王天下呢？”孟子用一句话概括，说：“保护百姓而称王。”唉！这句话，本来足以概括王道了。保护，就像保护婴儿那样的保护。齐宣王自视不足，担心力量不够，却不知道保护百姓的道理虽然很大，但它的开端并不遥远，只怕不能体察和扩充罢了。所以孟子引用看见牛的事来告诉他，让他知道不忍之心确实已经存在，反过来推广它就可以了。齐宣王坐在堂上，牵牛从堂下经过，不忍之心在这里大概不是出于计较作为，而是它的开端因事物而显现。孟子说：“这种心足以称王天下了。”意思是不忍之心，是大王所固有的，这足以称王天下。于是反复阐明他当时的心思，并开导告知他，而且说百姓只看见大王怜悯牛而不怜悯羊，所以认为用小换大，但这没有关系。这是仁爱的方法，就是说仁的道理。看见牛而没有看见羊，爱心表现在所看见的事物上，这就是仁爱的方法。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见它们活着不忍心看见它们死去，听见它们的叫声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远离厨房，这也是这个意思。齐宣王听到这话，心里有所收获而高兴，说自己虽然做了，等到反过来思考，却有不能自己明白的地方。等到孟子抽出头绪来告诉他，就戚戚然内心有所触动，当时不忍的意思宛然呈现。所以问这种心符合王道的原因。大概亲爱亲人从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从而爱护万物，这是人理的大同

译（仁心）源自一个根本，而它的施行是有次序的。哪有对一头牛尚且不忍心，却不能够保全百姓的人呢？大概当时看到牛而不忍心，没有什么遮蔽它，所以爱护事物的萌芽显现出来了；而不能把恩惠施加给百姓，是因为有东西遮蔽了它，所以仁爱百姓的道理不明显。然而，从爱护事物的萌芽，可以知道仁爱百姓的道理本来就具备；能够反过来遵循那不忍心的实情，那么所谓仁爱百姓的道理本来就可以得到。所以用不能举起一根羽毛、看不见一车柴草作比喻，说是并非他的力气和视力不足以做到这些，而是不肯去用的缘故罢了。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功德却达不到百姓，也是因为不肯施用他的恩惠的缘故。那不肯施用的原因，是不愿意做而不是不能够做。尊敬自己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晚辈，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晚辈，这就是所说的从一个根本推广开去的意思。治理天下可以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是说它很容易。周文王给妻子做榜样，推广到兄弟，从而治理好家庭和邦国，是说把这种心推广到那些对象罢了，大概没有不是这种心所存留的。圣人虽然不需要刻意推广，然而从他自身到家庭，从家庭到国家，也本来是有次序的。推广恩惠足以保全天下，是因为爱没有不被覆盖的；不推广恩惠连妻子儿女都保全不了，是因为停止了那种爱的道理。所以古人之所以远远超过别人的原因没有别的，在于善于推广自己所做的事罢了，就像尊敬自己的长辈、爱护自己的晚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别人的晚辈一样。孟子的意思，不是让他用那爱护事物的心去对待人，而是让他凭借那爱护事物的心去遵循不忍心的实情，从而回归那所谓的一个根本，即亲近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事物，这就是所说的王道。又重复说：“现在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功德却达不到百姓，唯独这是为什么呢？”想要他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称量之后才知道轻重，度量之后才知道长短，事物没有不是这样的，而人心尤其如此，是说道理的轻重长短，存在于心中的尤其贵在度量而知晓。何不试着思考那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功德却达不到百姓，唯独这是为什么呢？那么就可以看出他不是不能够，只是不愿意做罢了。反复开导告知，这就是所说的引导他的君主走上正道的意思啊！

译难道大王发动战争，使将士们陷于危险，与诸侯结下怨恨，然后心里才痛快吗？齐宣王说：“不，我怎么会对此感到痛快呢？我是为了追求我最大的欲望。”孟子说：“大王最大的欲望，可以让我听听吗？”齐宣王笑着不回答。孟子说：“是因为美味佳肴不够吃吗？轻暖的衣物不够穿吗？还是因为艳丽的色彩不够看吗？美妙的音乐不够听吗？宠幸的侍从不够使唤吗？大王的臣子都足以供给这些，而大王难道是为了这些吗？”齐宣王说：“不，我不是为了这些。”孟子说：“那么大王最大的欲望就可以知道了，是想扩张领土，使秦、楚两国来朝见，统治中原地区并安抚四方少数民族。凭您现在的做法，去追求您想要的，就像爬到树上去抓鱼一样。”齐宣王说：“竟然严重到这种地步吗？”孟子说：“恐怕比这更严重。爬到树上去抓鱼，虽然抓不到鱼，但不会有后患。凭您现在的做法，去追求您想要的，费尽心力去做，后患一定会到来。”齐宣王说：“可以让我听听吗？”孟子说：“如果邹国人和楚国人打仗，大王认为谁会获胜？”齐宣王说：“楚国人会获胜。”孟子说：“那么小国本来就不能抵挡大国，人少本来就不能抵挡人多，弱小本来就不能抵挡强大。天下的土地，纵横千里的有九块，齐国总共只占其中一块，凭这一块去使其他八块服从，这和邹国抵挡楚国有什么不同呢？大王还是回到根本上来吧。现在大王施行仁政，让天下的读书人都愿意在大王的朝廷做官，耕种的人都愿意在大王的田野耕种，做生意的人都愿意在大王的市场储存货物，旅行的人都愿意走大王的大道，天下那些憎恨他们君主的人都愿意来向大王申诉。如果达到这种地步，谁能抵挡得住呢？”

孟子再次展开话题来询问，说大王的欲望在于扩张领土、使秦楚朝见、统治中原并安抚四方，想要实现自己的欲望，却偏偏只专注于发动战争、使将士陷于危险、与诸侯结怨，这不仅没有道理，而且将招致后患。如果以兵力决定胜负，就应当推算小大、强弱、众寡的形势，用我们这一块去抵挡天下其他八块，不失败灭亡的可能性极小！然而这里有道理可循，小大、强弱、众寡本来不必论，只要回到根本就行了。根本在哪里？只在于施行仁政罢了。施行仁政，那么我们国家的读书人没有不能施展才华的，天下的士人都愿意在我们朝廷做官；我们国家的耕种者各得其时，天下的农夫都愿意在我们田野耕种；在我们国家的商人没有苛捐杂税的忧患，天下的商人都愿意在我们市场储存货物；经过我们国家的旅行者没有困乏的忧虑，天下的旅行者都愿意走我们的大道；其他国家受虐政困扰的人听到我们的风气，都愿意来向我们申诉，谁能抵挡得住呢？实行王政的人，心里并不是想颠覆他国来谋取私利，只是把百姓的困苦当作自己的责任，做我们应当做的事，天下人心自然归附。想要扩张领土、使秦楚朝见、统治中原并安抚四方，从世俗追求功名的人来说，认为是有志向；但从圣贤的角度看，如果不基于公理，就只是出于嫉妒索取、夸耀功劳的私心罢了。齐宣王急于满足私欲，所以颠沛错乱，不仅不能成功，而且祸患随之而来，沉溺于欲望的人，本来就是危险的道路。如果按照孟子所说的，以施行仁政为事，这就是公理所在，伟大的事业自然会逐渐实现，这是天理与人欲的区别。有人怀疑孟子劝当时的君主实行王政，是违背了孔子尊崇周朝的道义，程子曾经论述过，说：“孔子的时代，诸侯非常强大，但都是周朝分封的。周朝的礼制虽然很废坏，但没有完全灭绝，所以齐、晋的霸主，如果不挟持尊王的道义，就不能自立。到了孟子的时代，就不同了。天下的大国有七个，不是周朝所封命的有四个，先王的政教断绝而恩泽枯竭了。所谓王者，是天下道义上的王。百姓认为他是王，就称他为天王、天子；百姓不认为他是王，他就是独夫罢了。两周的君主虽然没有大恶，但被天下所抛弃，也是独夫。所以孟子勉励齐、梁实行王政，与孔子的时代不同。君子救世，顺应时势而行罢了。”我认为孔子作《春秋》，是文王侍奉殷商的意思，孟子劝当时的君主实行王政，是商汤、周武顺应天心的意思，学者应当深思并明辨。

齐宣王说：“我愚笨，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希望先生辅助我的志向，明确地教导我。我虽然不聪明，也请让我尝试一下。”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而有固定的道德信念的，只有士人能做到。至于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因而就没有固定的道德信念。如果没有固定的道德信念，就会放纵邪僻，无所不为。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接着用刑法处罚他们，这是陷害百姓。哪有仁爱的人在位，却陷害百姓而可以做的呢？所以贤明的君主规定百姓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向上足以赡养父母，向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好年景终身吃饱，坏年景免于死亡。然后驱使他们向善，所以百姓跟随他们很容易。现在规定百姓的产业，向上不足以赡养父母，向下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好年景终身困苦，坏年景不免于死亡。这仅仅是救死都怕不够，哪里有空闲去讲求礼义呢？大王想要实行，为什么不回到根本呢！在五亩大的宅院周围，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织品了。鸡、猪、狗等家畜，不要错过繁殖的时节，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上肉了。百亩的田地，不要耽误耕种的季节，八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认真办好学校教育，反复教导孝悌的道理，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在路上背负重物了。老年人穿丝织品吃肉，百姓不挨饿不受冻，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来没有过。”

译孟子已经详细告知并反复申说了，而齐宣王却说“我确实无法做到”，意思是希望孟子能扶持他的志向，把可行的方法告诉他，想要尝试一下，这正说明他认识得不够明白，信念也不够坚定。孟子于是再次为他指明事实，使这些措施可以举荐并实行。大概王者之政，大抵是要让百姓有恒心罢了。百姓都有了恒心，那么礼义就会兴起推行，王政就能通达四方而不违背常理。然而，没有固定产业却有恒心的人，只有士人才能做到。因为士人遵循先王的教化，所以追求道义而忘记私利，身体可以困顿但操守不变。至于普通百姓，又怎么能这样要求他们呢？一旦有饥寒的逼迫，私利欲望就会萌动，恒心也就丧失了。恒心既然丧失，那么什么事做不出来呢，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以至于陷入罪过，又接着用刑罚惩治他们，这难道是百姓的罪过吗？我没有办法养活他们，使他们颠沛流离到这种地步，这和设置罗网来陷害他们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说这是陷害百姓。仁爱的人怎么忍心这样做呢？所以一定要规定百姓的产业，使他们能够上奉养父母，下养育妻儿，丰收之年固然能吃饱，灾荒之年也没有死亡的忧虑，然后再用礼义来教导他们，所以百姓顺从起来就轻松。所谓轻松，就是身上没有其他顾虑，只听从君上的命令罢了。不然的话，连救活自己都不暇，即使每天强迫他们，他们能做到吗？君王想要实行仁人的作为，只要回到根本就行了。根本是什么呢？就是下面所陈述的农桑之事。这些事与告诉梁惠王的相同，因为这是治国的根本。难道只是当时应当这样吗？实在是万世的常法啊。唉！这本书的纲领，从首篇的意义也可以大致看出来了。况且考察孟子对当时人的告诫，比如回答关于鸿雁麋鹿的问题，就说“贤人然后才能享受这些”；回答关于喜好音乐的问题，就说“君王如果非常喜好音乐，那么齐国大概就接近治好了”；回答关于喜好美色、财货的问题，就说“太王喜好美色，公刘喜好财货”，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道，他的言辞语气是多么不紧迫啊！至于梁惠王提出“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的问题，就回答说“何必说利”；齐宣王提出“齐桓公、晋文公”的问题，就回答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桓文之事的”；公孙丑谈论管仲、晏子的功绩，就说“管仲，曾西都不愿做，你却希望我那样吗”；宋牼将要讲交战不利的话，就说“先生的称号就不可以”。没有不反复辩驳并驳斥的，又是多么严厉啊！从后世看来，后面几种说法比起前面几种，似乎危害不大，但攻击反而更激烈，为什么呢？大概前面几种，一种弊病对应一件事罢了，所以推演他们善性的开端来展示给他们，使他们清楚地知道反省自身的要点，那么天理就可以明了，人欲就可以遏制了。至于像霸者功利之说，容易迷惑人，人们如果趋向它，那么大体一旦偏差，无处不是弊病，即使有美好的言论和善道，又从哪里进入呢？战国时期的诸侯，他们的过失正在于此，所以驳斥不能不严厉，圣贤的大原则也可以看到了。

译梁惠王下

庄暴拜见孟子，说：“我拜见齐王，齐王把喜爱音乐的事告诉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孟子说：“喜爱音乐怎么样？”孟子说：“大王如果非常喜爱音乐，那么齐国大概就接近治好了！”过了几天，庄暴拜见齐王，说：“大王曾经把喜爱音乐的事告诉庄暴，有这回事吗？”齐王脸色变了，说：“我不是能喜爱先王的音乐，只是喜爱世俗的音乐罢了。”孟子说：“大王如果非常喜爱音乐，那么齐国大概就接近治好了！现在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是一样的。”齐王说：“可以让我听听吗？”孟子说：“一个人独自欣赏音乐快乐，和别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哪一种更快乐？”齐王说：“不如和别人一起。”孟子说：“和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和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哪一种更快乐？”齐王说：“不如和多数人一起。”孟子说：“请让我为大王谈谈音乐。现在大王在这里奏乐，百姓听到大王钟鼓的声音、管籥的乐声，全都头痛皱眉，互相诉说：‘我们的君王喜爱奏乐，为什么使我们痛苦到这种地步？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现在大王在这里打猎，百姓听到大王车马的声音，看到羽毛旗帜的美丽，全都头痛皱眉，互相诉说：‘我们的君王喜爱打猎，为什么使我们痛苦到这种地步？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不与百姓共同快乐。现在大王在这里奏乐，百姓听到大王钟鼓的声音、管籥的乐声，全都高兴起来，脸上露出喜色，互相诉说：‘我们的君王大概没有疾病吧，不然怎么能奏乐呢？’现在大王在这里打猎，百姓听到大王车马的声音，看到羽毛旗帜的美丽，全都高兴起来，脸上露出喜色，互相诉说：‘我们的君王大概没有疾病吧，不然怎么能打猎呢？’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与百姓共同快乐。现在大王与百姓共同快乐，就能称王天下了。”

庄暴把齐宣王喜爱音乐的问话，拿来问孟子，孟子把庄暴的话转告给齐王，进而用公理加以扩充，可以说是善于启发教导的人了。说：“现在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是一样的。”意思是认为只要掌握了与百姓共同快乐的方法，那么现在和古代的音乐就没有什么不同了。问：“一个人独自欣赏音乐快乐，和别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齐王回答说：“不如和别人一起。”又问：“和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和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齐王回答说：“不如和多数人一起。”这说明齐王是非之心并没有丧失，于是顺此推论快乐的原因。如果在这里奏乐，在这里打猎，却使百姓头痛皱眉互相诉说，这是君主不体恤百姓，而百姓也把君主当作仇敌，那么还有什么快乐呢？如果听到钟鼓的声音、管籥车马的声音，看到羽毛旗帜的美丽，却高兴起来，脸上露出喜色互相诉说，为君王没有疾病而高兴，这是君主把百姓当作一体，而百姓也把君主当作心腹，那么这种快乐会怎样呢！由此看来，与百姓共同快乐，本来就是快乐的根本。如果真能保持这种心，扩充它，那么百姓将会受到恩泽，归附的人唯恐落后，这样难道还不能称王天下吗？有人说：“按照孟子的说法，与百姓共同快乐，那么喜爱世俗的音乐，果真没有害处吗？”回答说：“喜爱世俗的音乐是私欲，而与百姓共同快乐是公心。能够扩充这种公心，就一定能实行先王的政治，追求先王的治理，世俗的音乐将会逐渐消减而随之改变。”孟子不立即指责君王所喜爱的，而只是用公理加以扩充，可以说是善于启发君主的人了。

齐宣王问：“周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说：“在史传中有记载。”齐王说：“真的有这么大吗？”孟子说：“百姓还觉得它太小呢。”齐王说：“我的园林方圆四十里，百姓还觉得它太大，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砍柴的人可以去，打猎的人可以去，与百姓共同享用，百姓觉得它小，不也很合理吗？我刚到齐国边境时，询问国家的重要禁令，然后才敢入境。我听说都城郊外有方圆四十里的园林，杀死那里的麋鹿的人，如同杀人的罪行，那么这方圆四十里就是在国家中设下的陷阱。百姓觉得它大，不也很合理吗？”

齐宣王拿文王的园林来发问，大概齐宣王想要扩大他的园林禽兽的观赏规模，而那些奸邪谄媚的臣子在旁边迎合他的欲望，借文王的事作为借口。自古以来，奸邪谄媚的臣子迎合君主，没有不从这里开始的。文王哪里是崇尚方圆七十里的园林呢？大概方圆七十里之间，是文王四季狩猎所到的地方，而百姓把它当作文王的园林。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因为砍柴的人可以去，打猎的人可以去，从而知道是这样。与百姓共同享用，百姓觉得它小，不也很合理吗？现在齐国的园林，只是君王私自占有，用来尽情娱乐的地方，所以有严厉的禁令。方圆四十里之间，杀死麋鹿的人如同杀人的罪行，爱惜麋鹿超过爱惜人命，大概是被耳目欲望蒙蔽而不知道人命的宝贵。那么这园林，和设置陷阱等待人有什么差别？百姓看到君王自己寻欢作乐而不体恤我们，又看到君王设立严厉禁令，轻视人命而看重物品，正担忧害怕都来不及，难道不觉得它广大吗？我读“我刚到齐国边境，询问国家的重要禁令，然后才敢入境”，又看到圣贤举措的精微严密。居住在这个国家，就应当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入境询问，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事，圣贤没有不这样做的。他们条理严密，防微杜渐，深思远虑，求学的人不能把它当作小事忽视而不深入思考。

译齐宣王问道：“与邻国交往有原则吗？”孟子回答说：“有。只有仁爱的人才能以大国的身份侍奉小国，所以商汤侍奉葛国，周文王侍奉昆夷。只有聪明的人才能以小国的身份侍奉大国，所以周太王侍奉獯鬻，越王勾践侍奉吴国。以大国的身份侍奉小国的人，是顺从天意的人；以小国的身份侍奉大国的人，是敬畏天意的人。顺从天意的人能保有天下，敬畏天意的人能保全自己的国家。《诗经》说：‘敬畏上天的威严，因此得以保全。’”齐宣王说：“这番话太伟大了！我有一个毛病，我喜欢勇武。”孟子回答说：“大王请不要喜好小勇。那种手按着剑，怒目而视，说：‘他怎么敢抵挡我呢！’这是普通人的勇武，只能抵挡一个人。大王请扩大这种勇武！《诗经》说：‘文王勃然大怒，于是整顿军队，去阻止侵犯莒国的敌人，以巩固周朝的福佑，以回应天下的期望。’这是周文王的勇武。文王一发怒就使天下的百姓得到安宁。《尚书》说：‘上天降生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是说让他们辅助上帝爱护百姓。四方无论有罪无罪，都在于我，天下谁敢超越他的本分？’如果有一人在天下横行霸道，武王以此为耻。这是武王的勇武。而武王也是一发怒就使天下的百姓得到安宁。现在大王如果也能一发怒就使天下的百姓得到安宁，百姓只怕大王不喜欢勇武呢。”

译齐宣王也厌恶战争接连不断，因此有了如何与邻国交往的疑问。孟子于是陈述了与邻国交往的道理，主要有两个方面：如果是像商汤、周文王那样的仁心，大概是不忍心坐视百姓困苦贫穷，不害怕委屈自己来感化他们，希望能以此拯救百姓；如果是像周太王对待獯鬻、越王勾践对待吴国那样，他们的势力确实无法与对方抗衡，如果强行与之对抗，国家就会随之灭亡，所以顺从并侍奉对方。仁爱的人爱护他人，所以能够以大国的身份侍奉小国；智慧的人能洞察事理，所以能够以小国的身份侍奉大国。乐天的人，是安于天理的人；畏天的人，是敬重天命的人。他的仁爱像天一样，那么天下谁不归附他呢？所以乐天的人能保有天下，而畏天的人也能保有他的国家。仁与智的区别，本来就有不同。虽然如此，所谓畏天的人，难道只是侍奉大国而无所作为吗？大概是没有把一切委之于命运罢了。所以修养德行、施行政教以光大王业的，是周太王；养育百姓、训练军队以最终消灭仇敌的，是越王勾践。齐宣王知道孟子的话道理宏大，但内心反省自己不能战胜愤怒乖戾的私心，所以用喜好勇武来辩解。孟子因而加以扩充，以此来彰明天理而遏制人欲。勇有大小之分：血气之勇，是小的勇；义理之勇，是大的勇。以血气为勇，那么这种勇不出于血气之内，势力可以战胜它，利害可以削弱它；义理之勇，不依赖血气，势力无法施加影响，利害无法削弱它。所以说：“大王请不要喜好小勇。”希望大王能将勇扩充到义理上去。圣人并非没有愤怒，他的行动不凭借血气而凭借道理，可怒之事在对方而道理在此，圣人怎么会增加丝毫的怒气呢？从周文王、周武王的事迹来看，就可以明白了。诗人歌颂文王，有这样的话：“文王勃然大怒，于是整顿他的军队，以遏止前往莒地的敌军，以巩固周家的福运，以回应天下盼望周朝的心情。”意思是说，文王看到密国人成为百姓的祸害，就勃然大怒整顿军队，以遏止他们行动的众人，从而巩固周家的福运，以回应天下盼望周朝的心情，这是文王为了天下而怒，而不是为了自己而怒。所以说：“文王一发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逸书中称赞武王，有这样的话：“上天降下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说他们要协助上帝，恩宠安抚四方。有罪的没有罪的，责任都在我身上，天下谁敢超越这个志向呢？”意思是说，君主和师长的责任，应当协助上帝来恩宠安抚百姓，四方有罪无罪，责任都在我身上，天下谁敢超越这个志向呢？一个人违背道理而行动，武王就认为是自己的耻辱，这是武王以天下为己任。所以说：“武王也是一发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孟子陈述了文王、武王的事迹后，就告诫齐宣王说：“现在大王如果也能一发怒就安定天下的百姓，百姓只怕大王不喜好勇武呢。”正值战国时期，百姓在暴政下憔悴不堪已经到了极点，却在此时唯独不发怒，而只在寻找干戈较量强弱上费尽心机，不也太悖理了吗？如果大王慷慨地以天下为公，不遵循血气的小节，与邻国交往之道就会笃实，拯救百姓的志向就会确立，王道政治就会有序地推行，不期望求得天下，而天下归附拥戴都来不及了。唉！血气之怒，君主不可以有；而义理之怒，君主不可以无。憎恶逆耳的忠言，以至于杀害进谏的大臣；愤恨小夷不服从，以至于侵伐中原；厌恶奢侈欲望不广泛，以至于耗尽天下的膏血：这些都是血气驱使的结果，不导致亡国的几率极小。这种愤怒难道应该存在吗？至于汉高祖愤怒项羽放逐弑杀他的君主，于是楚汉的势力于是分开；光武帝愤怒王莽灭绝他的宗族，于是炎汉的正统于是恢复；周平王只是不愤怒犬戎在骊山的事，所以东周最终不振作；晋元帝只是不愤怒刘聪青衣的耻辱，所以神州最终沦亡。那么这种愤怒又怎么可以没有呢？知道那种愤怒不可以有而这种愤怒不可以无，就可以看见情性的正，而识别天理与人欲的区别了。

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子。齐宣王说：“贤人也有这种快乐吗？”孟子回答说：“有人得不到这种快乐，就非议他们的君主。得不到就非议君主，是不对的；作为百姓的君主而不与百姓同乐，也是不对的。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以百姓的忧愁为忧愁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忧愁为忧愁。以天下为乐，以天下为忧，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来没有过。从前齐景公问晏子说：‘我想去转附、朝儛（都是山名，或说朝是水名）游览，沿着海边向南，直到琅邪，我怎样修治才能比得上先王的巡狩呢？’晏子回答说：‘问得好啊！天子到诸侯国去叫巡狩，巡狩，就是巡视诸侯所守的疆土。诸侯朝见天子叫述职，述职，就是陈述所担任的职务。没有不是为公事去的。春天视察耕种情况而补助不足，秋天视察收获情况而帮助不给力的人。夏代的谚语说：‘我们的君王不巡游，我们怎么休息？我们的君王不视察，我们怎么得到帮助？’君王的一次巡游一次视察，成为诸侯的楷模。现在却不是这样，军队出行就要征集粮食，饥饿的人吃不到，劳累的人得不到休息。百姓侧目相视，互相谗毁，百姓于是作恶。违背天命，虐待百姓，饮食像流水一样浪费。沉溺于游乐而忘返，成为诸侯的忧患。顺流而下而忘了返回叫流，逆流而上而忘了返回叫连，追逐野兽没有满足叫荒，沉溺于酒没有满足叫亡。先王没有沉溺于游乐的荒亡之行。就看君王的行为了。’齐景公很高兴，在国内大加告诫，出城住在郊外。于是开始征发财物补助不足。召见太师说：‘为我创作君臣相互喜悦的

译快乐啊！’大概指的就是《徴招》、《角招》这两首乐曲【徴招、角招是所作乐章的名称】。其中的诗句说：‘劝诫君主有什么过错呢？’劝诫君主，就是爱护君主的意思。”

译齐宣王问孟子：“贤德的人也有这样的快乐吗？”这与梁惠王所说的“贤德的人也快乐于此吗”意思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有不同。大抵梁惠王的资质又低于齐宣王。梁惠王当他顾盼鸿雁麋鹿时，大概有矜持夸耀的意思；而齐宣王则怀疑贤德的人不肯拥有这样的快乐，这比梁惠王要好一些。孟子的回答，则是根据他们的资质而加以笃实引导。他回答梁惠王时，告诉他独自享乐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明确说出夏桀的事情，用来警戒他的骄傲懒惰；他回答齐宣王时，则陈述大义来扩展他的心志，用来引导他进步。然而大意都主张不应该独自享乐，应当与百姓同乐罢了。如果百姓得不到快乐，那么百姓就会非议他们的君主。说本来就有百姓得不到快乐却非议君主的情况，百姓得不到快乐就非议君主，这本来是不对的；然而从君主的角度来说，就不应该责怪百姓非议自己，而以自我反省为可贵。身为百姓的君主却不与百姓同乐，这也是不对的。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忧愁和快乐不为了自己而为了天下，这是天理的公正。于是又举出齐景公、晏子的事情，大概是讲述他们国家的旧典来告诉齐宣王。齐景公看到先王也有游观的事情，想要效仿去做，所以询问其中的缘故。晏子说古代天子有巡狩的典制，诸侯有述职的礼仪，没有不是为了民事的缘故。除了巡狩、述职之外，还有春秋两季视察耕种和收获。天子在王畿之内，诸侯在国内，视察耕种以补助不足，视察收获以帮助匮乏，大概也都是为了民事。百姓就说：“我们的君王不游观，我们凭什么休息？我们的君王不游乐，我们凭什么得到帮助？”意思是说君王出来视察耕种和收获，而我们得以蒙受休息并依靠他的帮助，那么我们本来就会乐于君王的出行。既然如此，那么一次游观和一次游乐之间，也足以成为诸侯的法则了。现在却不是这样，君王出行，只是放纵自己的欲望罢了。军队行进，带着众多的人马行进。带着众多的人马行进却没有粮食，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而劳累的人又得不到休息，竟然不加以体恤。百姓既然困苦，就怨恨地互相进谗言来作恶罢了。违背天命，是说违背上天的命令。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百姓，虐待百姓就是违背天命。饮食像流水一样放纵，是说放纵极尽饮食的欲望。顺着水流向下而忘记返回叫做“流”，顺着水流向上而忘记返回叫做“连”，是说他们顺着水流上下游乐而忘记回家。追逐野兽没有满足叫做“荒”，喜欢喝酒没有满足叫做“亡”，是说他们追逐欲望而不疲倦。先王的游观难道有这些吗？齐景公听到晏子的这些话而高兴，就改变了游观的想法，而做了体恤百姓的举动，住在郊外，发放财物以补助不足的人，命令乐师创作《徵招》、《角招》的音乐，以显示君臣相悦的意思，因为晏子的话是爱护君主而感动了他内心。齐宣王如果能采纳晏子的话，那么差不多就知道如何效法先王了。有人说：“孟子不称道齐桓公、晋文公而羞于提及管仲、晏子，现在却引用晏子的话，怎么样？”大概不称道齐桓公、晋文公而羞于提及管仲、晏子，这是大的法度；他们的言论和事情有可取之处，也不可埋没，这是乐于与人共同行善的心意。

齐宣王问：“大家都说我拆毁了明堂，拆毁它呢还是不拆毁它呢？”孟子回答说：“明堂是施行王道之君的殿堂。君王想要施行王道政治，就不要拆毁它。”齐宣王说：“王道政治可以让我听听吗？”回答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地时，耕种的人实行九分抽一的税制，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关卡和市场只检查而不征税，湖泊和鱼梁没有禁令，犯罪的人不株连妻儿。年老没有妻子叫鳏，年老没有丈夫叫寡，年老没有儿子叫独，年幼没有父亲叫孤。这四类人，是天下穷困而没有依靠的人。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一定先照顾这四类人。《诗经》说：‘富人过得去，可怜这些孤苦无依的人。’”齐宣王说：“说得好啊！”孟子说：“君王如果觉得好，为什么不去施行呢？”齐宣王说：“我有毛病，我喜欢财货。”回答说：“从前公刘喜欢财货。《诗经》说：‘于是积蓄于是仓廪，于是包裹干粮，装在口袋里装在袋子里。想着安抚百姓以光大基业，弓箭张开，盾牌斧钺，于是开始启程。’所以居住的人有积蓄的仓廪，出行的人有包裹的干粮，然后才可以开始启程。君王如果喜欢财货，与百姓共同拥有，对于施行王道有什么困难呢？”齐宣王说：“我有毛病，我喜欢美色。”回答说：“从前太王喜欢美色，爱护他的妃子。《诗经》说：‘古公亶父，早晨骑马奔跑，沿着西边的水边，来到岐山脚下。于是带着姜女，一起来勘察居所。在这个时候，内宫没有怨女的，外间没有旷夫的。君王如果喜欢美色，与百姓共同拥有，对于施行王道有什么困难呢？’”

大家都说齐宣王拆毁明堂，是厌恶它对自己有害而去除它的籍制的意思，而孟子之所以让他不要拆毁，是不废除祭祀用羊的意义，大概是让王者兴起，那么制度典章还可以据此寻求，所以如此。于是用施行王道政治来告诉他。周朝的王道政治，从文王开始。治理岐地的方法，就是治理天下的方法。耕种的人实行九分抽一的税制，八家各

译耕种百亩土地，同时共同耕种公田，这是实行助法而不征收赋税。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这是赐予他们作为采邑的土地。关卡和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只是察访异常情况、禁止奇技淫巧罢了，并不征收货物税。沼泽和桥梁不设禁令，是与百姓共同使用。犯罪的人不株连其妻儿，是不牵连他的妻子和子女。所有这些，都是王道政治的大纲和条目。而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一定要先从鳏夫、寡妇、孤儿、独老这四类人开始，大概因为这四类人，是人之常情容易忽视的，而周文王却特别厚待他们，不让他们独自无处申诉。这可以看出公平统一，不遗漏任何平民百姓，是仁人的心意，也是王道政治的根本。周宣王听到这番话坦率平易、明白易懂，所以有“说得好啊”的感叹。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喜好善行却不能任用更严重的了，所以说“君王如果认为这些话好，为什么不去施行呢”，而宣王自己声称有喜好财货、喜好女色的毛病。孟子针对他自称有毛病，就像良医治病一样，顺势给予药方。喜好财货和喜好女色，是人欲的流露，是不可禁止的。现在君王自称毛病在于喜好财货，就告诉他公刘也喜好财货；君王自称毛病在于喜好女色，就告诉他太王也喜好女色，这其中是有深意的。公刘真的喜好财货吗？公刘将要迁都到豳地，让留守的人有积蓄的粮仓，出行的人有携带的干粮，弓箭斧钺等武器准备齐全后才启程，他所谓的喜好财货，是想让自己和百姓都没有匮乏的忧患罢了。太王真的喜好女色吗？太王和他的妃子来到岐山脚下相中居所，当时内外没有怨恨和失偶的人，他所谓的喜好女色，是想让自己和百姓都安于家庭的常态罢了。他们对于财货和女色的态度像这样，大概是天理中公正且恒常的部分。所以说再强调与百姓共同享有，对君王有什么困难呢？与百姓共同享有，那么对自己又有什么损失呢？人对于财货和女色，只因为占为己有，所以崇尚欲望而不知道节制，他所为自己谋取的，不过是为了这六尺之躯罢了，难道不危险吗！如果只推广与百姓共同享有的心意，就会宏大公正，遵循固有的常道，天理彰显而人欲消亡。这就是所说的引导君王走上正道。

译孟子对齐宣王说：“大王有一位臣子，把妻子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到楚国去游历，等他回来时，他的妻子儿女却在受冻挨饿，对这样的人该怎么办？”齐宣王说：“和他绝交。”孟子说：“司法官不能管理好下属，对这样的人该怎么办？”齐宣王说：“罢免他。”孟子说：“如果整个国家治理不好，那又该怎么办？”齐宣王环顾左右的人，把话题岔开了。

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就应当承担起治理这个国家的责任。如果有一个百姓没有得到妥善安置，都是我的罪过。能够秉持这种心态，然后才能以君临天下的姿态统治国家、以父母之心爱护百姓。接受朋友的托付照顾他的妻儿，却让妻儿受冻挨饿，这是辜负了朋友的托付；身为司法官却不能管理好下属，这是荒废了官职。朋友辜负托付、司法官荒废官职，大王您已经知道该怎么处理了，难道大王就不想想：我接受了一国百姓的托付，却让全国境内治理不好，这是谁的责任呢？大王环顾左右而岔开话题，大概是因为内心有所愧疚。大王虽然内心愧疚，但却有讳疾忌医的心态，所以只是环顾左右而岔开话题。假如大王在这个时候能够坦荡地面对自己的愧疚，反省自责，探求孟子治理全国的方法并加以实行，那难道不是很有希望吗！

孟子拜见齐宣王，说：“所谓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不是指有高大的古树，而是指有世代辅佐的忠臣。大王没有亲近信任的臣子了，过去所提拔的人，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世了。”齐宣王说：“我凭什么识别那些没有才能的人而舍弃他们呢？”孟子说：“国君提拔贤才，如果不得已，将要使地位低的人超越地位高的人，关系疏远的人超越关系亲近的人，能不慎重吗？左右亲信都说贤能，还不能轻信；各位大夫都说贤能，还不能轻信；全国百姓都说贤能，然后去考察他，发现确实贤能，然后才任用他。左右亲信都说不可，不要听信；各位大夫都说不可，不要听信；全国百姓都说不可，然后去考察他，发现确实不可，然后才罢免他。左右亲信都说可以杀，不要听信；各位大夫都说可以杀，不要听信；全国百姓都说可以杀，然后去考察他，发现确实该杀，然后才杀他。所以说这是全国百姓要杀他。只有这样，然后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

所谓世代辅佐的忠臣，是因为他们的德行功业与前辈相似。古代不世袭官职，只有贤能的人可以被任用，君主就举荐任用他。有世代辅佐的忠臣，那么国势就稳固，因为这是百姓期望所归属、君主内心所依赖的对象，而且他们世代忠诚坚贞，与国家同甘共苦，又有非其他人可比之处，像伊陟、吕伋、召虎这些人就是如此。自从周朝衰微，用人不凭贤能而凭世袭卿位，被《春秋》所讥讽，而世家子孙也不致力于自我修养，很少能遵循礼制，甚至窃取国家权柄、成为动乱的阶梯，哪里还有古代所说的世代忠臣呢！大王没有亲近信任的臣子了，亲近信任的心腹之臣称为世代忠臣。过去所提拔的人，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世了。既然没有亲近信任的臣子，那就从疏远的人中选取，而过去突然提拔的人，又都不是合适的人选，以至于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世了。“我凭什么识别那些没有才能的人而舍弃他们”，意思是说如何在最初就辨别出来。孟子于是陈述罢黜、晋升、进退人才的方法，用人首先应当在世家大族中寻求，如果不得已，就从地位低且关系疏远的人中选取。让地位低的人超越地位高的人、关系疏远的人超越关系亲近的人，这大概是破格的举措。所以说：“国君提拔贤才，如果不得已，一定要使地位低的人超越地位高的人、关系疏远的人超越关系亲近的人，能不慎重吗？”下面所说的是慎重的方法。左右亲信的话不要听信，各位大夫的话不要听信，一定要考察全国百姓的公论。虽然如此，各位大夫的话不要听信，这并不是在中间存疑，而是说即使大夫认为贤能，也必须符合全国百姓的公论，然后才可以。符合了公论，又要在自己心中审察，清楚地看到他贤能的原因、不可的原因，然后任用他就不会有二心，罢免他就不会有疑虑。既然说了进退人才的方法，又涉及到可以杀的人，为什么呢？大概像舜对待四凶、孔子对待少正卯那样，上天的讨伐，是有不可停止的时候的。说：“这是全国百姓要杀他。”意思是说不是我杀他，是顺应全国百姓的公心罢了。那么任用这个人，也不是我任用他，是全国百姓任用他；罢免这个人，也不是我罢免他，是全国百姓罢免他。因为上天的聪明来自百姓的聪明，上天的明察威严来自百姓的明察威严，全国百姓的公心就是天理所在，如果有一丝一毫的私意掺杂其中，就失去了大同的意义，不符合天理了。君主的责任，没有比保护百姓更大的了，而保护百姓的方法，没有比用人更优先的了。所以说：“只有这样，然后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

齐宣王问：“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说：“史书上有记载。”齐宣王说：“臣子杀害君主，可以吗？”孟子说：“破坏仁的人叫做贼，破坏义的人叫做残，既残又贼的人叫做独夫。我只听说杀了独夫纣，没听说杀害君主。”孟子的回答，难道不是太刚直了吗？大概是为了明确说明道理所在，以警示齐宣王的心。仁义是人道的常理。破坏仁义，就是断绝人道。所以破坏恻隐之心的萌芽，以至于暴虐横行而无人顾及；破坏羞恶之心的萌芽，以至于放纵邪僻而无人制止。仁义在天下，他们怎么能破坏呢？实际上是自我残害罢了。做君主像这样，对上断绝天命，对下不拥有百姓万物，称他为独夫，不也很合适吗！唉！孟子这番话，昭示万世。身居高位的人听到这话，知道天命可畏，仁义重要，名位不可以依仗，他们也会兢兢业业地自我勉励吧！

孟子对齐

译宣王说：“要建造大房子，必定会让工匠师傅去寻找大木料。工匠师傅找到了大木料，大王就会高兴，认为他能胜任这个任务。如果木匠把大木料砍削变小了，大王就会发怒，认为他不能胜任这个任务了。一个人从小学习知识，壮年时想要实践它，大王却说：‘暂且放下你所学的去听从我。’这怎么行呢？现在这里有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即使价值万镒，也必定会让玉工去雕琢它。至于治理国家，却说：‘暂且放下你所学的去听从我。’这与教玉工雕琢玉石有什么不同呢？”

译古人的学问，根本在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道理就在于此，成就自己与成就他人没有两样。所以他们想要实行的，就是他们平日所学习的，其根本与枝节、先与后都有常理，不可稍有紊乱。如果不是君主相信得深切、任用得专一，那么宁可终身不被任用罢了，也不肯舍弃自己的原则去迎合别人。如果君主想要他们舍弃所学来顺从自己，那么哪里还能得到贤才而任用他们呢？砍削大木使其变小，就会认为它不能胜任；现在君子所学习的是先王的道，却让他们舍弃这些来顺从自己，这难道不是砍削使其变小的类比吗？委托玉工雕琢玉石，就听任他去做；依靠他来治理国家，不听任他去做，而只想要他顺从自己，这和委托玉工却教他如何雕琢有什么不同呢？那么君主也可以明察这一点了。

齐国攻打燕国，战胜了它。齐宣王问道：“有人说不要我夺取燕国，有人说让我夺取燕国。凭借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五十天就攻克了它，人力做不到这样。不夺取，必定会有上天的灾祸。夺取它，怎么样？”孟子回答说：“夺取它而燕国百姓高兴，就夺取它。古代有人这样做过，周武王就是这样。夺取它而燕国百姓不高兴，就不要夺取。古代有人这样做过，周文王就是这样。凭借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百姓用箪盛着饭、用壶装着酒来迎接王师，难道有别的原因吗？是为了躲避水深火热之苦。如果水更加深，火更加热，百姓也就只能辗转受苦罢了。”

燕王哙昏乱，把王位让给子之。子之南面称王处理国政三年，国家大乱，百姓恐惧怨恨。太子平起兵攻打子之，没有成功，双方交战数月，死了几万人，百姓离心离德。齐宣王发兵攻打燕国，因此如此容易。齐宣王看到战胜燕国如此容易，于是产生了夺取燕国的念头，所以拿这件事问孟子。孟子的意思，是想让齐宣王根据燕国百姓高兴或不高兴，来验证天命是顺从还是违背，所以举出周文王、周武王的事来告诉他。周文王、周武王难道有贪图天下的私心吗？只是顺应天命而不违背罢了。人心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命所在的地方。燕国的动乱像这样，百姓大概已经厌恶它了，所以凭借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百姓用箪盛着饭、用壶装着酒来迎接王师。齐宣王攻打燕国来拯救那里的百姓，是可以的；如果不明察人心和天命所在，怀着贪图燕国利益的念头想要夺取它，那就是以乱代乱，百姓的厌苦将会更加严重，怎么能够不辗转受苦而投向别人呢？所以说：“如果水更加深，火更加热，百姓也就只能辗转受苦罢了。”

齐国攻打燕国，夺取了燕国。诸侯们打算谋划救援燕国。齐宣王说：“诸侯大多谋划攻打我，用什么办法对付他们呢？”孟子回答说：“我听说凭借七十里土地就能统治天下的，是商汤；没听说过拥有千里土地却害怕别人的。《尚书》说：‘商汤第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天下人都信任他。向东征伐，西边的夷人抱怨；向南征伐，北边的狄人抱怨。说：‘为什么后轮到我们？’百姓盼望他，就像大旱时盼望云霓一样。回家做买卖的人不停止，耕田的人不改变。诛杀他们的君主而抚慰他们的百姓，就像及时雨降临，百姓非常高兴。《尚书》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复苏。’现在燕国虐待它的百姓，大王去征伐它，百姓认为将要把自己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所以用箪盛着饭、用壶装着酒来迎接王师。如果杀害他们的父兄，捆绑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迁移他们的宝器，怎么能行呢？天下本来就害怕齐国的强大，现在齐国土地加倍却不施行仁政，这是招致天下兵祸啊。大王赶快发出命令，送回燕国的老人和孩子，停止搬运宝器，与燕国众人商议，安立君主然后离开，那么还来得及阻止祸患。”

齐宣王已经夺取了燕国，诸侯们谋划攻打齐国。齐宣王有贪图燕国利益的心，那么诸侯就有贪图齐国利益的意思了。齐宣王听说诸侯将要攻打自己，于是又害怕起来。孟子说：“商汤凭借七十里土地就能统治天下，现在齐宣王拥有千里土地反而害怕别人。”是想让他明察义与利的区别。商汤征伐葛国，不是贪图它的土地，不是贪图它的人民，不是贪图它的财物，而是因为葛伯杀了送饭的童子才征伐他。所以天下人信任商汤的心。商汤十一次征伐，考察经典虽然不见得详细记载，但是他的征伐从葛国开始，一直到韦、顾、昆吾、夏桀，这是显著的。向东征伐而西边的夷人抱怨，向南征伐而北边的狄人抱怨，是说远到边远荒僻之地，也没有不盼望他的恩泽尽快加施于自己的。孟子说百姓盼望商汤，就说：“就像大旱时盼望云霓。”说商汤慰藉百姓的盼望，就说：“就像及时雨降临。”可见百姓盼望商汤，真诚迫切到了极点；而商汤安抚百姓，融洽满足到了如此程度。用兵攻打国家，回家做买卖的人在道路上不停止，耕田的人在田野不改变，像平常日子一样，那么他顺应民心而没有丝毫惊扰就可以知道了。大概他使用武力，只是诛杀君主的罪行，抚慰百姓长久遭受的暴虐罢了，没有别的意图。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复苏。”商汤还没有拥有天下，百姓就已经把他当作君主了，也就像《汝坟》这首诗称颂周文王为父母一样。现在齐宣王攻打燕国，百姓盼望他或许能把自己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却杀害他们的父兄，捆绑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迁移他们的宝器，这就是满足自己的私欲，图谋别人的利益，以乱代乱罢了。天下向来害怕齐国的强大，现在看到它的土地比过去加倍，而仁政不施行，那么就会共同憎恶它的贪利，争相起来图谋它，本来不足为怪，这正好足以自招天下的兵祸。然而在这里

译还有消除祸患的预防措施：归还燕国的老幼百姓，停止掠夺燕国的重器，与燕国众人商议，拥立燕君然后离去，这就是消除祸患的预防措施。虽然齐国起初已经失策，但如果这种悔过之心一旦回转，那么人心还可以挽回，上天的震怒还可以消解，四方诸侯也将畏惧齐国的道义而不敢图谋它了。这本来就像翻转手掌那样容易，但齐宣王私欲正盛，不能克制自己，所以诸侯痛恨他，燕人背叛他，等到一代人之后，燕昭王就报了先世的仇恨，齐湣王最终死于战乱，齐国的宗庙祭祀几乎断绝，这就是齐国攻取燕国最终招致天下兵祸的原因。难道不是确实可信的吗！

译邹国和鲁国交战，邹穆公问道：“我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而百姓却没有一个为他们去死的。杀了他们，又杀不完；不杀他们，却痛恨地看着长官死去而不施救，该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灾荒之年，您的百姓中老弱转死在沟壑中，青壮年逃散到四方去的，几乎有上千人；而您的粮仓充实，府库丰盈，官吏却不向您报告，这是在上位者怠慢并残害在下位者啊。曾子说：‘警惕啊，警惕啊！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回报你。’现在百姓才得到回报您的机会。您不要责怪他们！您施行仁政，百姓就会亲近他们的上级，为长官效死了。”

邹穆公怨恨百姓看着长官死去而不施救，孟子认为不能仅凭这一点来怪罪百姓，因为实在是我们自己招致了这样的结果。灾荒之年，百姓流离失所，而国君的粮食堆积在仓库，财物堆积在府库，官吏不报告也不发放，这是在上位者傲慢怠慢，残害百姓而不体恤。在上位者不把百姓放在心上，那么百姓又怎么会把在上位者放在心上呢？曾子的话说得好：“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回报你。”因为你的行为发出了，所以会有回报，天下没有没有回报的事情，只是人们没有察觉罢了。因此君子要谨慎自己的行为。说：“现在百姓才得到回报您的机会。”这话可谓深刻啊。官吏看着百姓死去而不施救，那么百姓看着官吏死去也就不会施救，这就是所谓的得到回报。既然如此，难道能不深深反省自己，而以施行仁政为急务吗？国君施行仁政，把百姓放在心上，百姓的疾苦病痛都如同切身之痛，那么百姓也会把国君放在心上，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这是感应之理。然而曾子“警惕啊，警惕啊”的话，不仅是在上位者不可片刻忘记，修身的人也应该深刻体会。

滕文公问道：“滕国是个小国，夹在齐国和楚国之间。侍奉齐国呢？还是侍奉楚国呢？”孟子回答说：“这种谋划不是我所能决定的。如果一定要说，那就有一条：挖深护城河，筑高城墙，与百姓一起守卫它，百姓愿意效死而不离去，这样就可以有所作为了。”滕文公问道：“齐国人将要修筑薛城，我非常害怕。该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从前太王居住在邠地，狄人侵犯他。他离开邠地，迁到岐山脚下居住。这不是他选择而取得的，是不得已啊。只要行善，后世子孙必定有称王天下的。君子创立基业，留下传统，是为了可以继承。至于能否成功，那是天命。您能拿齐国怎么样呢？尽力行善罢了。”滕文公问道：“滕国是个小国，竭尽全力侍奉大国，还是不能免于祸患，该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从前太王居住在邠地，狄人侵犯他。用皮革丝织品侍奉他们，不能免于祸患；用狗马侍奉他们，不能免于祸患；用珠玉侍奉他们，不能免于祸患。于是召集长老们告诉他们说：‘狄人所想要的，是我的土地。我听说：君子不拿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去害人。各位何必担心没有君主呢？我将离开这里。’离开邠地，越过梁山，在岐山脚下建城居住。邠人说：‘这是仁人啊，不能失去他。’跟随他的人像赶集一样。有人说：‘世代守护的国土，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效死也不离开。’请您在这两者之间选择。”

滕文公因为国家弱小且受大国逼迫而忧虑，一共问了孟子三次。孟子的回答，也可以说是详尽周全了。起初因为夹在齐、楚之间而想选择强者侍奉，孟子说这种谋划不是我所能决定的，意思是与其指望两国怜悯自己以求安宁，不如思考如何自强立国。因为别人的事情不可预料，而自己的事情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挖池筑城，与百姓一起效死守卫，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做我们该做的罢了。虽然如此，巩固国家的根本在于得民心，挖池筑城固然应该做，但如果民心不附，即使有金城汤池，谁跟你一起守卫呢？孟子的意思，又在于百姓效死而不忍离去。要使百姓达到效死而不忍离去的程度，不是平时有所积累，不会突然这样的。齐人有修筑薛城的举动，文公再次发问，孟子陈述太王的事情来开导他。国君为社稷而死，是常法。太王离开邠地而迁往岐山，可以吗？太王的离开，不是抛弃社稷，而是为了创立基业留下传统。说邠地逼近北狄，防备抵御都来不及，想要立国并留给子孙谋略，担心难以实现，所以向东迁徙。向东迁徙，到了岐山而居住，不是选择而取此地，是不得不迁徙。只要行善，后世子孙必定有称王天下的。所谓行善，是遵循天理而不以私欲行事。行善的人，起初不期望后世有称王天下的，但必定有称王天下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说：“君子创立基业，留下传统，是为了可以继承。至于能否成功，那是天命。”开辟长久的规划，只在于其可以继承罢了，而不必在乎其成功。如果有期望成功的意思，就会急于求成而见利，私意产生，就没有可以继承的实质了。上古的圣人，有制作耒耜的，有制作书契的，有改变宫室棺椁的，这些事情看似一个圣人可以全部完成，但必须等待历代圣人然后完备，是因为圣人因时制宜，可以继承的规划本来就是这样。后世的事业往往像浮花过眼，随即消散，无可玩味，是因为急求近功而不做可以继承的事情。又从而勉励他说：“您能拿齐国怎么样呢？尽力行善罢了。”意思是别人的事情不可禁止，而在

译已经发生的事是可以努力补救的。文公后来又有疑问，孟子在前日已经陈述过其中的义理，于是又并举两种说法来告诉他，因为除此之外，都是浅薄智谋的末节，而不是天理的正道，君子是不讲的。用皮币去侍奉，用犬马去侍奉，用珠玉去侍奉，原本都是希望以此保全百姓，但狄人的侵凌却不停止，这说明他们想要的是我们的土地。孟子说：“君子不拿用来养育人的东西去害人。”意思是土地本来是养育百姓的，现在为了土地的缘故，却让百姓遭受杀戮伤害，这是我所不忍心的。他的话多么忠厚而不急切啊！太王迁徙，本来是为了保全百姓，而且不敢肯定百姓一定会跟随，更不敢强迫百姓迁徙，只是说：“你们这些人何必担心没有君主呢？”这是天地之心，真是保全百姓的君主，民心自然不用怀疑会离散。太王被称为“仁人，不可失去”，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话有感动人的力量，而是因为百姓一向拥戴他的仁德。所以说：“跟随他的人就像赶集一样。”人们去赶集，都是带着各自想要的东西，唯恐落后。以此来显示他们诚心乐意前往，没有丝毫勉强之意。虽然如此，太王的事情，不是德行深厚且能通达权变的人，不足以做到；其次就是为社稷而死的气节，这才是常道。世守是指从先王那里继承下来的，不是个人所能随意处置的，既然从先王那里继承，就应当为先王守护它，至死方休。孟子的说法没有超出这两种情况，如果在这之外图谋保全，未见其可行。

译鲁平公准备出行，宠臣臧仓请求说：“以前您出行，必定命令主管官员告知去向。现在车马已经套好，主管官员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冒昧请问。”平公说：“将要去见孟子。”臧仓说：“您为什么看轻自己，反而要先到一个平民那里去呢？认为他贤德吗？礼义是由贤者发出的，而孟子办后丧超过了前丧，您不要见他了。”平公说：“好吧。”乐正子入宫拜见，说：“您为什么不接见孟轲呢？”平公说：“有人告诉我：‘孟子办后丧超过了前丧’，因此不去见他。”乐正子说：“您所说的超过，是指什么？是指以前按士的规格，后来按大夫的规格；以前用三鼎，后来用五鼎吗？”平公说：“不是；是指棺椁衣衾的华美。”乐正子说：“这不是所说的超过，而是贫富不同罢了。”乐正子去见孟子，说：“我告诉了君主，君主因此要来见您。宠臣臧仓阻挠了君主，君主因此最终没有来。”孟子说：“行动，有人促使；停止，有人阻止。行动或停止，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我不能被鲁侯任用，是天命。臧家那个小子，怎么能使我不能被任用呢？”臧仓知道平公想要见孟子的原因，是因为孟子有礼义，就指摘孟子礼义上的过失，使平公的念头自行消解，小人的情态大概就是这样。臧仓之所以一定要阻挠平公，大概是因为他知道孟子的言论如果被信用，自己就不能在君主身边安稳了，所以如此。推究平公起初想要见孟子，并不是因为明察善道，只是因为乐正子的话而兴起敬意罢了。假使他的明察确实透彻，那么信任必定坚定，怎么会因为臧仓一句话就立刻停止呢？乐正子于是进行辩白，说丧礼应根据家庭的贫富，君子不因天下而俭省对亲人的礼节。前后贫富不同，那么棺椁衣衾的华美，有什么奇怪会有差异呢？然而平公的心意已经被蒙蔽了，无可奈何。孟子回答乐正子的话，言辞语气不紧迫，但道理也没有不尽之处。“行动，有人促使；停止，有人阻止”，是说鲁侯想要行动，是因为乐正子促使他；而中途停止，是因为臧仓阻止他。虽然有人促使、有人阻止，但行动或停止，实际上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我不能被任用，大概是天命罢了。假使天想要平治天下，那么哪里是臧仓所能阻挠的呢？大概没有谁做而自然发生的，是天。众人违背它，君子顺从它，圣人纯粹地体现它。所以孟子说“我不能被鲁侯任用，是天命”，而孔子说“上天还没有丧尽这种文化，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玩味他们的辞意，也可以看出圣贤的区别了。

孟子说卷一

<经部,四书类,癸巳孟子说》>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说》卷二宋·张栻着《公孙丑上》

公孙丑问道：“夫子如果在齐国掌握政权，管仲、晏子的功业，可以重新实现吗？”孟子说：“你确实是齐国人，只知道管仲、晏子罢了！有人问曾西说：‘您和子路谁更贤德？’曾西不安地说：‘我的先父所敬畏的人啊！’那人说：‘那么您和管仲谁更贤德？’曾西很不高兴地说：‘你为什么把我比作管仲？管仲得到君主的信任像那样专一，执掌国家政事像那样长久，功业像那样卑微，你为什么把我比作他？’孟子说：‘管仲，是曾西所不屑做的，而你却希望我这样做吗？’”公孙丑说：“管仲使他的君主称霸，晏子使他的君主显赫。管仲、晏子还不足以效法吗？”孟子说：“在齐国行王道，易如反掌。”

子路只是一个平民，事业在当时尚未显著，而曾西听到他的名字，就不安地畏惧，认为自己怎么敢与他并列？管仲是齐国的卿相，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功业如此显著，而曾西听到他的名字，就很生气，认为为什么要把自己与他相比？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学者应该精心思考、努力体会，以探究其所以然的。一言以蔽之，也在于义利的区别罢了。子路在圣门，虽然未列入颜回、闵子骞的行列，但看他进德之勇，克己之严，大概有内在的充实，他在这条道路上用力很久了。虽然他的事业在当时不显著，但他的规模固然是王者的道。至于管仲、晏子，朝夕之间对待自己和他人，无非是图功计利罢了。所以得到君主的专一信任，执行政事很久，而他们的事业有限，大概不出于功利之中，君子不看重。那么他们的意味相差，难道不像碔砆与美玉的区别吗？学者不要羡慕管仲、晏子的功业，而深求子路的心，那么圣人的门径就可以循着进入了。虽然如此，子路曾经认为管仲不仁，孔子的话却好像取法他，为什么呢？子路兼有他人之长，他的进取非常勇猛，对于管仲，大概清楚地看到他的过失，认为不足道。而孔子的意思，是说观察人的方法，虽然看到他的过失，但可取之处也不可废弃。所以举出他的事功而取法，用来涵养子路的恕心。至于孟子回答公孙丑，则是正本清源地说，使公孙丑知道方向。圣贤回答问话，抑扬自有深意。

公孙丑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弟子的疑惑更加严重了。况且以文王的德行，百年之后才去世，还没有遍及天下。武王、周公继承他，然后大行其道。现在说行王道像那样容易，那么文王不足以效法吗？”孟子说：“文王怎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