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卷二

译戚，是哭泣时的哀伤，前来吊唁的人非常高兴。

译三年的丧礼，从天子到百姓都通行。汉文帝想要减薄丧礼，本来就有悖于公理，而景帝孝心不笃，于是废除了先王的法度，泯灭了人子的天性，流毒后世，以万乘之尊，居于兆民之上，却率领天下人崇尚薄葬，不也太可悲了吗！然而考察滕国世子询问孟子的言辞，那么三年之丧，被废除已经很久了，大概是在周朝的末世吧？所以说：“我国鲁国的先君没有实行，我的先君也没有实行。”又说：“丧祭之事跟随先祖，我是有所承袭的。”那么它的被废除已经很久了。世道的治乱，这难道不是根本原因吗？到了景帝才开始明显地遵从易月之制而不怀疑，大概是沿袭已久，不认为这是大的变故。唉！三年之丧，是人子最真挚的情感，而圣人用天理来制定它。所以孟子回答世子的询问，都切中他的良心来告诉他。世子在宋国听到孟子的话，在心里始终不忘，大概礼义本来就是人心所共同认可的，孟子的话有所触动他心中共同认可的部分。至于遭遇重大变故，心里有所不安，于是派遣然友去询问，世子的资质也有可取之处。孟子告诉他：“父母的丧事，本来就是要自己尽力。”人子对于父母的丧事，那至深至痛的情感，是谁让他这样的呢？那哭泣、穿丧服的节度，祭祀的礼仪，都是为了让自己尽力罢了。如果只知道如何尽力，那么大概就有不待勉强就能做到的了。生前用礼侍奉，死后用礼安葬，用礼祭祀，这才叫做孝。所谓的礼，大概是不可以不勉强的。三年之丧，穿齐衰的丧服，喝糜粥，从天子到庶人，这就是所谓的礼。然友回报使命，而父兄百官都不愿意。那父兄百官，难道唯独不是人子吗？只是习惯于旧常，安于安逸欲望，而丧失天性到了这种地步，所以认为我们的先君没有实行，因而不可以恢复。唉！天下的事情，只有合乎道理罢了。前人偶然没有做到这一点，而后人侥幸知道了，于是就把前人没有做到的视为不可恢复，那么他们的过失将会相继出现直到无穷无尽才停止。不知道后人一旦能够改正以遵从正道，那么不仅事情从此变得正确，而且可以弥补过去的过失，这是前人希望后人做到的意思。丧祭跟随先祖，是说先王时代的丧祭而言。先王时代，丧祭都有定制，担心后世有所更改而荒废坠落，所以说丧祭跟随先祖。况且鲁国的先祖，是周公、鲁公；滕国的先祖，是武王的庶弟叔绣，在当时所实行的都是先王三年之丧。如果使用“丧祭跟随先祖”的说法，那么为什么不恢复旧制呢？后人已经废除了先祖的礼制，而来者正遵循已经废除的过失，却说：“我只是跟随先祖罢了。”怎么不去思考呢！大抵人心安于放纵，所以把复古复礼视为困难，却不知道克制私意求之于本心，有什么遥远的呢？世子虽然有好善之心，但见解不明，自信不笃，所以仍然被父兄百官的浮议所迷惑，又派遣然友去询问，他的毛病也在于平时不曾学问的缘故。孟子认为不可以向外寻求，大概是认为父兄百官的不愿意，也在于我有办法率领他们罢了。于是引用孔子的话来告诉他：“国君去世，听命于冢宰，喝糜粥，脸色深黑，就位而哭。百官有司没有敢不悲哀的，是我有办法率先示范的缘故。”这就是草上之风必偃。又说：“这在于世子。”这话是要世子立志为本，而不必向外求。世子听到这话，说：“这确实在于我。”这志向一旦确立，就没有人能改变了。世子的志向确立而丧礼明白，他的感化已经有可见之处。所以五个月住在庐舍，没有命令告诫，百官族人都认为可以，而称他为明智。那百官族人，为什么前几天认为不对，而今天认为明智？大概都是人，我有这个心，他们也有这个心。我有办法率先示范，那么他们将跟随而感动。不只是百官族人，四方来观看的人，看到他的脸色悲戚、哭泣哀痛，而没有不大大喜悦的，大概天下的心是一致的。唉！自从汉景帝以来，易月之制作为国论而不可更改，尧舜三王的事情则抛弃而不遵从，而文景的谬误则沿袭而不怀疑。以晋武帝慨然想要恢复旧制，而阻止他议论的，是当时所谓的名儒杜预等人。而魏孝文帝、周武帝却能申明事情的本情，而他们的品节大多令人遗憾。这是国家的大经、人伦的大节，谁说经历世代的英明君主，而唯独不能做到呢？实在是因为父兄百官用“至于子身而不可恢复”的论调，以及“丧祭跟随先祖”的说法有所阻止的缘故。唉！为什么不深入复归于孟子“这在于世子”的话呢？大概也没有人能以此启发告知吧？

滕文公询问治理国家。孟子说：“民事不可缓怠。《诗经》说：‘白天去割茅草，夜晚搓绳绞索，赶紧修缮屋顶，开始播种百谷。’民众的道理，有固定产业的人有恒心，没有固定产业的人没有恒心。如果没有恒心，放纵邪僻，无所不为。等到陷入罪过，然后接着用刑罚惩治他们，这是陷害民众。哪有仁人在位，陷害民众是可以做的呢？所以贤明的君主一定恭敬节俭，礼遇下属，向民众征税有制度。阳虎说：‘

译追求财富的人就不会仁爱，追求仁爱的人就不会富有。夏朝实行五十亩土地缴纳贡赋的制度，商朝实行七十亩土地实行助法的制度，周朝实行百亩土地实行彻法的制度，实际上都是十分抽一的税率。彻，就是通的意思。

译张横渠说：“‘彻’是透彻的彻，透彻地耕作，那么劳力就均衡，且相互督促率领，没有一家能懒惰的。等到收获时，就计算田亩数量按比例分配，按照分配的比例收取十分之一的税。”杨〇山说：“‘彻’就是贯通的意思，大概是兼用贡法和助法而通用。所以孟子说：‘请在郊野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在国都实行十分抽一让百姓自行缴纳赋税的贡法。’一平方里划分为井田，井田九百亩，八家各自私有一百亩，中间一百亩作为公田，这就是所谓的九分抽一的助法。在国都实行十分抽一让百姓自行缴纳赋税，那就是使用贡法了。这就是周人之所以称为‘彻’的原因。”郑氏认为周代的制度在王畿内使用贡法，在诸侯国使用助法，对此有所得吗？

助，就是借用的意思。龙子说：“治理土地没有比助法更好的，没有比贡法更不好的。”贡法，是考察几年的收成作为固定的标准。丰年米粒多得狼藉，多取也不算是暴虐，就少取一些；荒年粪肥田地还不够，却一定要取足定额。作为百姓的父母，让百姓怨恨的样子，整年辛勤劳动，不能用来赡养父母，又借债来增加负担，让老人小孩辗转死于沟壑，这哪里还算是百姓的父母呢？世袭的俸禄，滕国本来就已经实行了。《诗经》说：“先给我的公田下雨，然后才给我的私田下雨。”只有助法才有公田。由此看来，即使是周代也是实行助法。设立庠、序、学校来教育百姓。庠，是养育的意思；校，是教育的意思；序，是习射的意思。夏代叫校，殷代叫序，周代叫庠；学则是三代共有的，都是为了阐明人伦道理。人伦道理在上位者那里得到阐明，百姓在下位就相亲相爱。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会来取法于此，这就是王者的老师。《诗经》说：“周虽然是旧邦，它的天命却是新的。”这是说的文王。您努力实行它，也可以使您的国家焕然一新。

滕文公询问治理国家，孟子首先告诉他“民事不可迟缓”，这一句话真是治国的珍宝，几乎可以说是一句话就能振兴国家。周公《七月》这首诗，之所以如此谆谆恳切，都是因为民事不可迟缓的缘故。所谓“白天你去割茅草，晚上你去搓绳，赶紧修缮屋顶，因为将要开始播种百谷”的话，大概是说在农闲时节急切地修缮房屋，因为来年将要再次播种百谷而没有空闲时间做这些的缘故。下面所说的与告诉梁惠王的一样，大概是因为道理非常深切。贤明的君主恭敬节俭、礼遇下属，向百姓征税有制度，大概是因为恭敬节俭就自我奉养有节制，礼遇下属就不敢以权势欺凌百姓，而又按照十分之一的制度向百姓征税，这就是所谓的制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是桀的做法，达不到这个限度就是貉的做法。“追求富裕就不仁，追求仁德就不富裕”，大概是因为想要富裕就只追求富裕，即使对人有害也不顾恤，所以一定不仁；追求仁德就以爱护百姓为心，怎么会以使自己富裕为事呢？天理和人欲不能并存。这话值得采纳，即使是阳虎也不废弃，虽然不因为话说得好就取用人，但也不因为人不好就废弃他的话，这是圣贤的公心。夏、商、周的制度，有的以五十亩，有的以七十亩，有的以百亩，但都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大概五十亩的是以五亩作为贡税，七十亩的是以七亩作为助耕，百亩的是以十亩作为彻税，这都是十分之一。彻的意思是，彻底耕作并通盘计算；助的意思是，借百姓的劳力帮助公家耕作。夏后氏的贡法，虽然也是取十分之一，但难免有弊端，大概是考察几年的收成而制定固定制度的缘故。只有助法精密，让百姓出力耕种公田，公家只收取公田的收成，收成的多少看年成的好坏，与百姓同享丰歉。然而夏后氏的时候，弊端还没有像龙子所说的那样严重。春秋战国之际，使用夏代的贡法，昏庸的君主和贪婪的官吏虐待百姓征收赋税，所以让百姓整年辛勤劳动却无以为养父母，看到百姓无法自养，就以借贷的名义施恩惠，而实际上收取加倍的利息来增加自己的利益，让老弱辗转死于沟壑才罢休。大概先王的制度本来是为了仁爱百姓，而后人的做法只是为了致富。成周的法度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败坏，但略有保留的，比如世袭俸禄，而井田制则败坏很久了。助法周人也兼用在郊野，所以引用“先给我的公田下雨，然后才给我的私田下雨”的诗句，只有助法才有公田，以此看出周代也有助法。公家与百姓同享丰歉，而百姓乐于共同承担公家的事务，所以百姓的情欲先求公田下雨，然后才轮到我的私田，可见百姓亲近爱戴他们的君主。助法的实行，本来就有养育百姓良心的作用。百姓既然能够自养，那么庠序学校的教育就可以实行了。三代的学校，叫校，叫庠，叫序，名称虽然不同，但作为学校的目的则是一样的。庠说的是养育，养育人才；校说的是教育，用道来教育；序说的是习射，通过射箭考核德行。他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阐明人伦。人的大伦，是天所安排的，也是人性中固有的。人只是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不能尽到自己的本分，以至于伤害恩义，沦丧常性。圣人对此感到忧虑，设立学校来教育他们，使他们明白君臣之间有义，父子之间有亲，夫妇之间有别，长幼之间有序，力求尽到自己的本分而不丧失本性。所以人伦道理在上位者那里得到阐明，而百姓也笃行孝爱，亲近他们的君主而不可解脱，这就是三代风化美好的原因。后来有王者兴起，不取法于此还能寻求什么呢？大概三代的治理，实在是万世王者的老师。这就是《中庸》所说的“王天下有三重焉”的意思。

译《周书》说周朝虽然是古老的邦国，但其天命却是新的，意思是说周邦虽然古老，但天命的眷顾却是新的，这是因为德行的流行，能够感动天心。既然如此，那么滕国虽然小，用来革新它的人，难道不在文公吗？只有努力施行王道政治才可以。

译毕战向孟子请教井田制度。孟子说：“您的君主将要施行仁政，选拔任用您，您一定要努力去做。仁政必定从划定土地疆界开始【治理土地并划定界限】。疆界不正，井田分配就不均，粮食俸禄就不平。因此暴君和贪官必定轻视疆界的划定。疆界划定正确了，分配田地、制定俸禄就可以轻易决定了。滕国土地狭小，将如何对待君子，将如何对待平民呢？没有君子就无法治理平民，没有平民就无法供养君子。请在郊野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在国都实行十分抽一的赋税，让百姓自行缴纳。卿以下的官员必须拥有圭田，圭田五十亩，多余的男丁二十五亩。生老病死、迁徙都不离开乡里，乡里的田地同在一井，出入互相结伴，防守守望互相帮助，疾病互相扶持，那么百姓就会亲近和睦。一平方里为一井，一井九百亩，其中一百亩作为公田。八家各自私有一百亩，共同耕种公田，公田的农事完毕后才敢处理私田的事，这是用来区别平民的方法。这是井田的大致情况。至于如何使其更加完善，就在您和您的君主了。”

井田制度真是伟大啊！圣人已经穷尽了心思，接着施行不忍人之心为出发点的政治，从而仁爱覆盖天下，难道还有比井田更大的吗？井田制度，以治理土地为根本。所谓“经”，就是治理它，使它的分界明确。疆界正确，那么井田就可以均分；井田均分，那么粮食俸禄就可以公平。从公卿一直到士，各自有固定的俸禄；从普通男女，各自有固定的产业；而鳏寡孤独，也各自有所供养。从五人编为一伍，那么军队就可以寓于民中；从五家编为一比，那么百姓就可以和睦。乡庠、党塾，春天诵读、夏天演习，那么教化就可以推行，贤能的人就可以兴起。治理国家有要领，就像提起渔网的总绳而所有网眼都张开一样，大概只有井田制度吧！暴君和贪官，使用它没有节制，所以索取没有止境，于是开始轻视疆界的划定。因为疆界的法度明确，就无法肆意施行掠夺的计谋，不得不最终废除它。在孟子的时代，井田制度大概已经废除很久了。滕文公慷慨激昂地有意治理国家，派毕战来询问这些，孟子乐于听闻并深深勉励他是理所当然的。孟子想要以纠正疆界为先，因为井田是王政的根本，而疆界又是井田的根本。一个国家之中，有君子，有小民，其大要在于分田、制禄两件事而已。田地得到合理的分配，那么小民就安居乐业；俸禄得到合理的制定，那么君子就依靠它来供养。上下相互依存而各得其所，这就是治理兴盛的原因。只有那些作为君子的人，掠夺无度；作为小民的人，离散而不归属。这就是井田制度败坏，而周朝成为末世的原因。于是考察先王的制度并斟酌它，使它坦荡而易行。请在郊野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在国都实行十分抽一的赋税，让百姓自行缴纳。郊野，指郊外，九分抽一助，私田占九分而助耕公田占一分；国都，指靠近城墙的地方，让百姓自行缴纳，私田占九分而赋税占一分。两者都是十分抽一。百姓受田百亩，卿大夫各自拥有圭田五十亩，百姓有多余男丁的，又授予二十五亩，这就是所谓公平均一、轻重有序。百姓有固定的产业，就有恒定的心。生老病死、迁徙不离开乡里，乡里的田地同在一井，他们出入互相结伴，守望互相帮助，疾病互相扶持。他们之所以如此亲近和睦，是因为先王的井田制度有培养他们良心的作用。一平方里为一井，一井九百亩，八家受田八百亩，其中一百亩就是公田。八家各自私有所受的一百亩，而共同耕种公田，先治理公田而后才治理私田，大概他们尊君爱上的心也是由此产生的。说：“这是用来区别平民的方法。”意思是这是治理平民的事。孟子既已说了大致情况，又说：“至于如何使其更加完善，就在您和您的君主了。”大概立制定法，大纲既已举起，而其细微条理，要使精密没有遗憾然后才能实行。有人说：人们都知道商鞅辅佐秦孝公，废除井田，开辟阡陌，现在根据孟子的话考察，那么井田的废除已经很久了。大概孟子之时，井田制度虽然废除，但井田的名称还在；暴君贪官虽然去除了它的户籍，但还不敢更改它的名称。如果名称还在，有王者兴起，推演寻求它，或许可以恢复。直到商鞅才彻底抹去它的痕迹，而开辟阡陌，连同名称也灭亡了。这是商鞅的罪过难道可以尽数诛杀吗！虽然如此，秦国因暴虐而灭亡，汉朝继承它。凭借高祖的英杰，如果有王佐之臣，用正学引导他，在当时考察论述王政而寻求恢复，那么它的痕迹还可以寻找。一旦失去不再返回，寥寥一千多年，先王的制度几乎与《韶》《濩》《大武》的音乐一样寂静而不传，天下的法度日益趋向弊端。偶尔有善治，终究不能让人满意，因此先觉之士往往以复古为心。然而议论的人认为它废除已久，那么恢复就难，不仅人情事理有所不协调，而且幅员之广、山川险夷的不相同，一概用一种法度，而且将有很多不可行的地方。然而这是终究不可恢复吗？这是百姓终究不能再见三代的盛世吗？唉！世间有今古，而道理所在不可改变。有圣君贤相兴起，本着先王仁爱百姓的原则，穷尽心思，衡量天道，符合时宜而损益它，其公平均一之道，大概有可以寻求的。难道会有世道不同而事情特殊、固执而不可行的祸患吗！

有主张神农学说的人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登门告诉文公说：“远方的人，听说您施行

译（有人）说：“实行仁政，我愿意接受一家的住宅而成为百姓。”文公让他居住在那里。他的门徒有几十人，都穿着粗布衣服，编草鞋、织席子来维持生计。陈良的门徒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背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说：“听说您施行圣人的政治，这也是圣人啊，我们愿意成为圣人的百姓。”陈相见到许行后非常高兴，完全抛弃了自己原来的学问而向许行学习。陈相去见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滕君确实是一位贤明的君主；虽然如此，但他还没有懂得治国的大道。贤明的人应当和百姓一起耕种来获取食物，自己做饭来治理国家。现在滕国有粮仓和国库，这就是侵害百姓来供养自己，怎么能算是贤明呢？”孟子说：“许子一定要自己种粮食然后才吃饭吗？”陈相说：“是的。”“许子一定要自己织布然后才穿衣服吗？”陈相说：“不，许子穿粗布衣服。”“许子戴帽子吗？”陈相说：“戴。”孟子说：“戴什么样的帽子？”陈相说：“戴白色的帽子。”孟子说：“是自己织的吗？”陈相说：“不，是用粮食换来的。”孟子说：“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陈相说：“因为会妨碍耕种。”孟子说：“许子用锅甑做饭，用铁器耕种吗？”陈相说：“是的。”“是自己做的吗？”陈相说：“不，是用粮食换来的。”孟子说：“用粮食换取器具，不算侵害陶工铁匠；陶工铁匠也用他们的器具换取粮食，难道算是侵害农夫吗？况且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烧陶炼铁，停止从家里取用各种器具呢？为什么忙忙碌碌地和各行各业的工匠进行交易？为什么许子不怕麻烦呢？”陈相说：“各行各业工匠的工作，本来就不能一边耕种一边去做。”孟子说：“那么治理天下，难道就可以一边耕种一边去做吗？”

译许行的学说，起初看似浅显易懂，却在当时盛行，追随者有几十人。凭借滕文公的贤明，一旦听信了他的话，就迷惑不解。陈相原本师从周公、孔子的道统，却一下子抛弃所学去追随许行，他之所以能打动人心，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大概许行也是清苦高洁之士，仰慕远古，但明理不明，看到世上有神农的传说，不知道那是后世传习中的谬误，就跟着祖述它，认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善于治理的人一定要让百姓尽力从事农业，而国君必须亲自耕种来带头，不应该让百姓劳苦而自己安逸。他认为这才是用道治理天下，后世所不及的，这种说法看似高尚，因而能迷惑人。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如果不是孔子挽救他，大概也几乎陷入这种误区了。唉！帝王之道，如同长江大道，无处不通达，因为它阐述的是天理。异端之说，如同断流的港口和荒芜的小路，最终归于不可行，因为它们出于私意。我每次读到这一章，没有不为滕文公惋惜的。滕文公一听到孟子性善的论述，就铭记于心；听到丧礼的隆重，就知道这确实在于自己；以至于询问治国、讲论井田，使得远方的人有的拿着农具愿意成为他的百姓，也可以说是贤君了。但不能始终采用孟子的学说，在后世默默无闻，大概是许行的言论动摇了他。说：“滕文公与他相处。”就知道滕文公亲近并信任他了。滕文公虽然被孟子的论述警醒，但内心并没有真正领悟。正因为内心没有领悟，所以别人能够改变他。滕文公迷惑于许行，大概也是有志于治国的人，只是明理不明，而不知道自己错了。许行的言论，认为贤者应当与百姓一起耕种吃饭，自己做饭然后治理，认为拥有仓廪府库是害民以自养。孟子针对陈相的言论进行明辨，不仅为了消除陈相的疑惑，也希望能让滕文公听到后醒悟自己的过失。于是问：“一定要种粟然后才吃饭吗？”回答说：“是的。”问：“一定要织布然后才穿衣吗？”还试图逃避，说：“许子穿粗布衣服。”问：“戴帽子吗？”说：“戴。”问：“戴什么帽子？”说：“戴白绢帽子。”说：“自己织的吗？”又问：“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而他的说法已经穷尽了。大概许子难道只吃粟米而已吗？他不可没有衣冠是明显的。许子的衣冠，难道不依赖别人吗？于是又就他吃粟米的事问：“许子的粟米，也必须种植然后才能煮熟？”然后才能吃，那么种植和煮饭的工具，难道能不依赖别人吗？用粟米交换器具，不算害陶工铁匠；而用器具交换粟米的人，难道能算害农夫吗？大概百工各自从事自己的工作来互通有无，是天下的常理。许子如果只想专门以种粟为事，那么为什么不从事陶工铁匠来自己制作工具，使所有用于种粟的东西都从自己家中获取并使用，以至于纷纷交易，又何必这么麻烦呢？到这里，道理不可行，不再可以迁就，所以陈相只说：“百工的事，本来就不能一边耕种一边做。”而他的实情无处可逃了。于是阐明大义来开导他说：“治理天下，难道可以一边耕种一边做吗？”既然百工的事尚且不能一边耕种一边做，那么治理天下不能一边耕种一边做也就明白了。到这里，许行的学说将置于何地呢？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况且一个人身上，百工所制作的东西都具备，如果一定要自己做然后才使用，这是率领天下人奔波劳碌。所以说：有的人劳心，有的人劳力；劳心的人治理别人，劳力的人被别人治理；被别人治理的人供养别人，治理别人的人被别人供养，这是天下的通义。在尧的时候，天下还没有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茂盛，禽兽繁殖，五谷不丰收，禽兽逼近人。兽蹄鸟迹的道路，交错在中国。尧独自担忧，举用舜来治理。舜让益掌管火，益焚烧山泽，禽兽逃匿。禹疏导九河，疏通济水漯水而注入大海；决开汝水汉水，排泄淮水泗水而注入长江，然后中国才可以食用。在这个时候，禹在外八年，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即使想耕种，能吗？后稷教导百姓耕种，种植五谷，五谷成熟而百姓养育。人是有道的，吃饱穿暖，安逸居住而没有教化就接近禽兽。圣人担忧，让契做司徒，教化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说：“慰劳他们，安抚他们，纠正他们，辅助他们，使他们自得，又从而振兴德行。”圣人担忧百姓如此，有空耕种吗？尧以得不到舜为自己担忧，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自己担忧。那些以百亩田地不耕种为自己担忧的，是农夫。分给人财物叫做惠，教导人向善叫做忠，为天下得到人才叫做仁。因此把天下给别人容易，为天下得到人才难。孔子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它，荡荡的样子，百姓无法命名！君主啊，舜也！巍巍的样子，拥有天下而不参与。”尧舜治理天下，难道没有用心吗？只是不用于耕种罢了。我听说用夏文化改变夷狄的，没

译这是听到蛮夷之地的变故而有所感动的。陈良是楚国人，喜爱周公、孔子的学说，向北到中原地区求学。北方的学者中，没有人能超过他，他可以说是豪杰之士了。你的兄弟侍奉他几十年，老师死后就背叛了他。从前孔子去世，过了三年，学生们收拾行装准备回家，向子贡作揖告别，相对痛哭，都哭得失去了声音，然后才回去。子贡返回，在墓旁筑屋，独自居住了三年，然后才回去。后来，子夏、子张、子游因为认为有若像圣人，想按照侍奉孔子的礼节来侍奉他，勉强曾子同意。曾子说：“不行。孔子的美德，就像用江汉的水洗涤过，用秋天的太阳暴晒过，洁白明亮，是不可超越的。现在这个南蛮夷狄、说话声音像伯劳鸟一样的人，不推崇先王的正道，你背叛自己的老师而去向他学习，这也和曾子的做法大不相同了。我听说过鸟儿从幽深的山谷飞出来，迁居到高大的树木上，没听说过从高大的树木飞下来进入幽深山谷的。《鲁颂》说：‘抵御戎狄，惩戒荆舒。’周公尚且要抵御他们，你却向他学习，这也是不善变通啊。如果遵循许子的主张，那么市场上的物价就不会有高低之分，国内就不会有欺诈。即使让五尺高的儿童到市场上去，也没有人欺骗他。布匹和丝织品长度相同，价格就一样；麻线、丝絮重量相同，价格就一样；粮食数量相同，价格就一样；鞋子大小相同，价格就一样。我说：‘物品之间的差异，是物品的本性。有的相差一倍、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倍、万倍。你把它们等同起来，这是扰乱天下。如果粗鞋和细鞋价格相同，人们谁还会去做细鞋呢？遵循许子的主张，人们就会竞相欺诈，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译于是进一步推究阐明：所谓大人，是在上位治理大人的事务；而小民，则在下位从事小民的事务。在上位的人，费心劳神来治理百姓；而在下位的人，听从上位者的治理。听从治理的人，出力劳作来供养上位者；而治理百姓的人，则享用他们的供养。这个道理是天意所确立的，是万世共同遵循的，所以说是天下的普遍准则。如果按照许行的说法，那就是蒙昧了道理的本然，追求小恩小惠而妨害大德，亲近私情而损害正道，最终归于不可行。况且一个人的生存，本来依赖百工的各种劳作，如果一定要一一亲自去做，那就是把天下人驱赶到一条路上罢了，这怎么能行得通呢？于是列举尧舜的事迹，以表明帝王治理天下大概就是这样。洪水造成的祸患，从上古以来，百姓住在巢穴中，到了尧的时候，仍然没有平息。尧既然承担了治理百姓的责任，所以唯独对此感到忧虑。如何忧虑呢？推举舜来治理罢了。舜与尧同样忧虑，就推举益来治理山泽，推举禹来治理水患，推举稷来播种罢了。等到禽兽逃匿，中原地区可以耕种，五谷成熟而百姓赖以生存，那么尧舜为百姓忧虑的心情大概可以稍微宽慰了，但并没有停止。这是因为认为天降中正之性于百姓，而人之所以不同于众物，是因为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当洪水未平，禽兽未远，粮食未播，百姓正惊慌失措、困顿憔悴地谋求生存，本来没有闲暇去议论这些。现在百姓既然能够吃饱穿暖而安逸地居住在这个时代，如果不加以教化，就会安于欲望而不知义理，这将与禽兽有什么差别呢？圣人是赞颂天地化育万物的，怎么忍心坐视百姓失去常性而沦为众物呢？应当为此深深忧虑。如何忧虑呢？推举契来教化他们罢了。在父子之间有亲爱，在君臣之间有义理，在夫妇之间有区别，在长幼之间有序列，在朋友之间有诚信。这些道理本来具备在百姓的本性中，并不是契给予他们的，契只是开导他们，使他们自己获得本有的东西罢了。所以尧说：“慰劳他们，招抚他们，纠正他们，扶正他们，辅助他们，使他们自己获得道理，然后又进一步振奋他们的德行。”慰劳招抚，是说安抚他们；纠正扶正，是说匡正挽救他们；辅助扶持，是说支持帮助他们。之所以慰劳招抚、纠正扶正、辅助扶持，是穷尽了教化的方法，至于他们自己获得道理，则取决于百姓自身，于是又在这中间推举有德行的人作为表率。凡此种种，都是圣人吉凶与百姓同患，至诚无息，这是天道。所以尧以得不到舜为自己的忧虑，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自己的忧虑，大概是因为没有得到合适的人，百姓就没有受到我的恩泽的缘故。前面提到禹、益、稷、契，这里唯独提到禹、皋陶，山杨氏说：“舜只得到这两个人天下就已经治理好了，禹总领百官而皋陶施行刑罚，内外的治理都具备了。”古代兵刑之官合而为一，看舜命令皋陶处理蛮夷扰乱华夏之事，就是他的职责。皋陶虽然不能没有禹，但禹也不能没有皋陶，所以在传位之际，禹唯独推举他，而子夏也说舜选拔众人而推举皋陶。圣人为天下考虑，大概就是这样，哪里比得上农夫只考虑百亩田地呢？那么为他推究阐明大小的分别，认为用财物分配给人叫做恩惠，是可以的；至于教人向善，那就宏大得多了。因为人都可以行善，用善道告知他们，所以叫做忠；至于为天下得到合适的人才，就足以成就天地化育万物的功绩。这样之后才可以担当仁者的名声。把天下让给别人，比起为天下得到合适的人才，还要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尧舜从来没有占据天下的意思。把天下让给别人，对尧舜来说有什么呢？而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托付的人不合适，那就不是天意了。所以尧以得不到舜为自己的忧虑，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自己的忧虑。“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它，浩荡啊百姓无法形容”，是说尧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效法天道，所以百姓无法形容。“真是君主啊舜！崇高啊拥有天下却不参与私利！”是说舜确实是万民的主宰，拥有天下却不参与私利。所以说：“尧舜治理天下，难道没有用心吗？只是不用于耕种罢了。”玩味孟子的话，那么尧舜的用心就可以知道了。由此看来，许行的私意小惠，真是井底之蛙、夏虫之见罢了。既然驳斥了许行的学说，又进一步补救陈相学习他的过失。大概诸夏，是圣帝明王之道，中正和平，礼义的宗奉；夷狄，是背弃礼义的人。春秋的法度，如果诸夏遵循夷狄的做法，就视同夷狄；如果夷狄知道礼义的向往，就提升他们。使万世为治论学的人，兢兢业业遵循这个准则，以自免于沦为夷狄禽兽。至于异端的学说沉溺于偏颇，以贼害礼义的正道，那就是沦落为夷狄而不自知。孟子论许行，视他为鴃舌之类，甚至引用周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的话而不认为过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许行从楚国到滕国，本来就是楚国人，而陈良也是楚国人。孟子对许行视同戎狄而夷视他，对陈良视同豪杰之士。那么孟子夷视其人，难道是因为土地吗？因为陈良所学的是周公、仲尼之道，而许行的学说沦入夷狄的归宿。

译所以如此。从孟子的言论来看，像陈良这样的人，虽然不知道他从圣人之道中领悟到了什么程度，但关键在于他信念坚定、不迷不惑，能够自拔于世俗风气的吹拂之中。陈相不能坚守陈良的学问，反而自己向夷狄之俗转变，所以称他为“不善变”。那么陈相虽然向陈良学习，却没有真正得到陈良学问的精髓。假使陈相真的有所见解，就会认为水必定是寒的，火必定是热的，谁能改变它们呢？所以列举孔子门人的事例来告诉他。孔子去世后，门人守丧三年，等到离开时，相对而哭，甚至哭到失声，这难道是勉强做出来的吗？这一定是心中有无法排解的悲痛。门人回去后，只有子贡独自留下，在墓旁筑室居住，又过了三年才回去，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一定是有所侍奉，而不是别人所能替代的。子夏、子游、子张，大概是圣门的高材生，却想用侍奉孔子的态度来侍奉有若。大概是因为有若在圣门中年纪最长，也是德行成就、行为尊贵的人。说他有若像孔子，是因为他的气象似乎有圣人的样子。只有曾子不同意，这是因为曾子看到了圣人卓越超群、不可企及的地方。他说：“江汉之水洗涤他，秋日之阳曝晒他，洁白明亮得不可超越啊。”这是说孔夫子的道，其不可企及，如此明显且显著，大概是他领悟得很深。现在陈相却轻易背离陈良的学问，打算与夷狄同流，从高大的树木下到幽深的山谷，舍弃高明而趋向卑暗，这显然没有从陈良那里得到什么，是显而易见的。陈相听了这些话，仍然没有醒悟，仍然用许行的说法来说，认为如果让许行的学说实行，其效果可以使天下回归淳朴，凡是天下的物品都可以整齐划一。唉！哪有这种道理呢？有天地就有万物，它们大小、多少、高低、美丑的不齐，是事物的本性，实在是天理。让万物各自安于其位，我何必在其中增减呢？如果强行想要整齐划一，私意横生，徒然造成混乱，而万物终究无法整齐。所以庄周的齐物论，强行想要以理来整齐万物，尚且是损害了道，何况许子竟然想要统一天下的物品，而泯灭其一定的分别，他的弊端难道不严重吗？孟子回答说：“万物不齐，是万物的……本性。”这两句话，足以阐明天理的伟大，不仅可以驳斥许行，而且庄周的学说，也可以坐视其偏颇了。所以说：“遵循许子的道，是相率而为虚伪。”强行让大的变小，多的变少，高的变低，美的变丑，难道不是相率而为虚伪吗？

译墨家学者夷子通过徐辟请求拜见孟子。孟子说：“我本来愿意见他，现在我还生病，病好了，我将去见他，夷子不来。”过了几天，夷子又请求拜见孟子。孟子说：“我现在可以见他了。如果不直截了当，正道就无法显现，我要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夷子是墨家学者，墨家办理丧事，以简薄作为他们的原则。夷子想以此改变天下的风俗，难道认为简薄不对而不重视它吗？然而夷子厚葬他的亲人，这就是用他所轻视的态度来侍奉亲人了。”徐子把这话告诉夷子。夷子说：“儒家的道理，古人说像保护婴儿一样，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是说爱没有等级差别，只是施行从亲人开始。”徐子把这话告诉孟子。孟子说：“夷子真的认为人们爱自己兄弟的儿子就像爱邻居的婴儿一样吗？他这话有可取之处。婴儿爬着将要掉进井里，这不是婴儿的过错。况且天生万物，使它们只有一个根本，而夷子却有两个根本，所以错了。大概上古曾经有不埋葬亲人的人，他的亲人死了，就把尸体抬起来扔在山沟里。过了几天，他经过那里，狐狸吃它，苍蝇蚊虫叮咬它，他的额头出汗，斜着眼不敢看。那额头出汗，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内心的情感流露到面部。于是回去拿土筐和锹来掩埋它。掩埋它确实是正确的，那么孝子仁人掩埋他们的亲人，也一定有道理了。”徐子把这话告诉夷子。夷子怅然若失，过了一会儿说：“您教导我了。”

仁德没有比爱亲人更大的了，把它推广到天下，都是这颗心的推演，所以它的等级差别轻重，没有不有所区别的，这是仁义之道相互作用的。如果爱没有等级差别，那就是没有义，没有义也就损害了仁的根本，因为失去了作为根本的那一个缘故。所以孟子对于墨家的学说，之所以深入驳斥，而提出二本的理论。在这一章，夷子想见孟子，孟子以生病推辞，而夷子不来。过了几天又请求见孟子，起初没有拒绝的意思。然而夷子既然想见，就应当赶快来，却只让徐子在中间往来，这是夷子想见的意思迟疑了。孟子认为不直截了当正道就无法显现，所以指出端倪，让徐子转达。只举出他办理丧事的事，难道没有父母之心吗，所以在这至亲至切的地方感发他。说墨家办理丧事以简薄，想以此改变天下的风俗，是重视简薄。如果夷子厚葬他的亲人，那就是用他所轻视的态度来侍奉亲人了，这一定不是这样。夷子听到这话，大概难以回答，所以只攻击儒家的道理，认为儒家说像保护婴儿，像这样的话，那么看待他人与自己的儿子固然有区别了。以自己所见，起初没有等级差别，只是施行从亲人开始，是说从亲近的开始罢了。孟子早已洞悉其邪说的所在，认为夷子的意思也有可取之处才这样说。他所可取的，是说婴儿爬着将要掉进井里，在这个时候，人们救他，不分是兄弟的儿子还是邻居的儿子。大概婴儿无罪而死，所以虽然是别人的儿子，人们看见也一定同情而赶快救他，却只举出重要的，就认为爱兄弟的儿子等同，不也很迷惑吗？然而即使想强行等同，也本来不能等同了。所以说：“天生万物，使它们只有一个根本，而夷子有两个根本。”凡天生万物，没有一个不是有一个根本，大概从父母推演，等级差别由此显著，所谓一个根本。如果爱他人与爱亲人等同，那就是有两个根本了。于是为他讲述古人埋葬亲人的道理，大概上古虽然没有棺椁的制度，而人心不忍心对待亲人的情感本来就已经具备了。所以看见亲人被扔在山沟里被虫兽吃，那痛愧之情泚然流露在额头，有不可抑制的。斜着眼不看，不是不看，是不忍心看。说：“那额头出汗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内心的情感流露到面部。”说无所为而汗自出，这是发自良心而流露到面部，不可以掩盖的。孟子每当在节制的地方必定提起纲领来告诉人，大都像这样。正因为那汗出不可以抑制，所以从而掩埋它。掩埋它确实是正确的。圣人制定埋葬的方法、棺椁的规格，也是本于人心罢了。本于人心而制定礼节，孝子仁人掩埋他们的亲人，他们的道理大概就是这样，这是让知道一个根本所在的地方。夷子虽然沉溺于邪说，然而他的本性不容完全灭绝，听到孟子的话，怅然若失不知如何回答，就说：“您教导我了！”还说“孟子有教导我”，而他沉溺之深，终究无法自拔。异说沉溺人，能不畏惧吗！

滕文公下

陈代说：“不见诸侯，似乎太小气；现在一见他们，大则可以称王，小则可以称霸。而且《志》说：‘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似乎可以做。”孟子说：“从前齐景公打猎，用旌旗召唤虞人，虞人不到，将要杀他。志士不忘身死沟壑，勇士不忘丧失头颅。孔子为什么取法他？取法他不用正确的召唤就不去。如果不等待召唤就去，为什么呢？而且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是从利益来说的。如果从利益来说，弯曲八尺而伸直一尺而有利，也可以做吗？从前赵简子让王良给嬖奚驾车，整天没有猎获一只禽鸟。嬖奚回报说：‘天下最差的工匠。’有人告诉王良。王良说：‘请再试一次。’强迫之后才肯，一天就猎获十只禽鸟。嬖奚回报说：‘天下最好的工匠。’简子说：‘我让

译“我与你一起乘车。”对王良说，王良不肯，说：“我按照规范驾车，整天也打不到一只猎物；如果采用投机取巧的方式，一个早晨就能打到十只。《诗经》说：‘驾车不偏离正道，放箭就能射中。’我不习惯与小人一起乘车，请允许我辞去这个职务。”驾车的人尚且羞于与射手并列，如果并列而猎获禽兽，即使多得像山丘一样，也不去做。如果违背正道而顺从他们，为什么呢？况且你错了，歪曲自己的人，从来没有能使人正直的。”

译孟子并非不想让道得以施行，而不去拜见诸侯，正是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歪曲自己的道，从而无法施行。陈代不明白这一点，把它比作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认为委屈自己的事情小，而成就王霸的功业大。这大概是从春秋以来，当时的风俗习惯于霸主计较功利的学说，才产生这种言论。孟子开头举出虞人的例子，结尾举出王良的事例来告诉他，意义可以说是完备了。召唤虞人应当用皮帽，而景公用旌旗召唤他，虞人坚守自己的职守，出于道义不敢前往，因为道义比死还重要。假如虞人一旦有了畏死之心，回应不符合礼制的召唤，那就是见利忘义了。然而从常人的角度来看，必定看重一条性命，而把不符合礼制的召唤当作小事，不知道道义所在，事情无论大小，如果爱惜自身的性命，而毁坏天命所赋予的正道，那么凡是能够避死的事情，没有不做的，弑父杀君的行为也就由此产生了。充实虞人的心志，践行“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也不做”的心志，这是人伦纲纪得以确立的原因。因此孔子推崇他。既然不符合礼制的召唤尚且不可前往，何况是不等召唤就主动前往呢？说弯曲一尺而想要伸直八尺，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说的。既然从利益来说，那么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将要弯曲八尺而伸直一尺也可以做了。于是又举出王良的事例来阐明。古代射箭和驾车必须相互配合才能成功，所以说：“不偏离驾车的一定规范，射出的箭就能射中靶心。”不偏离驾车的一定规范，是说驾车的人按照一定的法度；射出的箭就能射中靶心，是说射手按照一定的法度而合乎节度。现在王良为嬖奚驾车，按照规范驾车就不能射中，采用投机取巧的方法就能有所收获，这是王良所羞耻的。所以他认为不能习惯与小人同乘而推辞了。投机取巧获得的猎物，驾车的人尚且感到羞耻，假使获得的猎物像山丘一样多，也不会接受，何况君子肯歪曲道义来侥幸获得利益呢？所以说：“歪曲自己的人，从来没有能使别人正直的。”君子之所以能使别人正直，是因为他自己正直。自己先歪曲了，怎么能使别人正直呢？唉！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存有义利两端的。只有保持恭敬的人才能审察其细微之处，不然，很少有不失误的。说：“投机取巧而获得禽兽，即使像山丘一样多也不做。”求学的人应当立下这样的志向，然后才能保全自身。

景春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诸侯就害怕；他们安居下来，天下就太平无事。”孟子说：“这怎么能算是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行冠礼时，父亲给予训导；女子出嫁时，母亲给予训导。送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的夫家，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丈夫！’把顺从当作正道，这是妾妇之道。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行走在天下最宽阔的道路——义上。得志的时候，与百姓一同遵循正道而行；不得志的时候，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使他的思想迷惑，贫贱不能使他的操守动摇，威武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这才叫作大丈夫。”

公孙衍、张仪主张合纵、连横的学说以动摇诸侯，景春只看到他们的言辞足以摆弄、摇撼诸侯，就认为他们是大丈夫，这种说法本来就很浅陋。而孟子把公孙衍和张仪比作妾妇之道，大概是因为侍奉君主以纠正其过失为义，不应当顺从其欲望。公孙衍和张仪不知道端正挽救他们的心术，只是探求他们心中想要做的来进献自己的学说，这与妾妇之道中“不要违背丈夫，把顺从当作正道”有什么不同呢？广居，就是仁；正位，就是礼；大道，就是义。大概因为人禀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与天地万物本来没有间隔，只是因为私意自设界限而失去了广居，失去了广居就会迁徙、掠夺、流荡，也就无法立足于正位而践行大道了。只有君子能够反躬自省而寻求它，所以豁然通达，物我之间没有遮蔽，这就是所说的居广居；视听言动一定符合理，这就是所说的立正位；简易平直，行所无事，这就是所说的行大道。得志的时候与百姓一同遵循它，就是与他们共同遵循这个；不得志的时候独自践行他的道，即使不得志，这个道也没有不在自己身上实行的。富贵不能使他的思想迷惑，就是不能迷惑这个；贫贱不能使他的操守动摇，就是不能动摇这个；威武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就是不能屈服这个。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广居、正位、大道。大概因为内心得到了它，外物就不足以使其分心了。所谓大丈夫，就是这样的。那么景春的见识，难道不浅陋吗！

周霄问道：“古代的君子做官吗？”孟子说：“做官。《传》说：‘孔子三个月没有君主，就惶惶不安，出国境必定携带见面礼。’公明仪说：‘古代的人三个月没有君主，就予以吊唁。’”“三个月没有君主就予以吊唁，不也太急切了吗？”孟子说：“士人失去职位，就像诸侯失去国家一样。《礼》说：‘诸侯耕种助祭的田地，来供给祭品；夫人养蚕缫丝，来做衣服。’牺牲不齐全，祭品不洁净，衣服不备齐，不敢用来祭祀。只有士人没有田地，也就不祭祀。牲口宰杀、器皿、衣服不备齐，不敢用来祭祀，也就不敢用来宴饮，这也不值得吊唁吗？”“出国境必定携带见面礼，为什么呢？”孟子说：“士人做官，就像农夫耕种一样，农夫难道会因为出国境就舍弃他的农具吗？”周霄说：“晋国也是做官的国家，未曾听说做官像这样急切。做官像这样急切，君子难以做官，为什么呢？”孟子说：“男子生下来就希望有妻子，女子生下来就希望有丈夫，父母的心，人人都有。不等待父母的命令、媒人的介绍，钻墙洞互相窥视，翻墙墙互相跟随，那么

译父母和国人都轻视他。古人并非不想做官，只是厌恶不通过正当途径去做官。不通过正当途径而去做官的，就和挖墙洞钻缝隙的人同类了。」周霄大概对孟子有所疑惑，见他屡次应聘于诸侯而不知疲倦，怀疑他想要做官；但见他从未有所成就，又怀疑他好像不想做官，所以接着向他提问。孟子认为古代的君子并非不想做官，孔子三个月没有君主就惶惶不安，所谓惶惶不安，是寻求却得不到的意思。古代臣子拿着信物去拜见君主，士人离开本国疆界必定带着信物出行，这也是从未忘记拜见君主啊。而公明仪又认为古人三个月没有君主，朋友就会去慰问。从这三点来看，古人难道不想做官吗？周霄疑惑三个月没有君主就慰问是否过于急切，孟子则认为士人失去职位，就像诸侯失去国家。诸侯失去国家，就无法祭祀；士人失去职位，没有田地来准备祭品，而牺牲、器皿、衣服都不齐备，也就无法祭祀，这是可以慰问的。大概古人对祭祀非常看重，诸侯必定亲自率领耕作，夫人必定亲自养蚕，做士人的也必定亲自治理田地，准备牺牲、器皿、衣服，来侍奉祖先，所以自我尽心的程度是这样的。周霄又对出疆携带信物感到疑惑，孟子将士人携带信物比作农夫携带农具，这大概是理所应当的，就像饮食、衣服不可缺少于身体一样。周霄又疑惑做官如此急切，为什么君子却难以做官，孟子说男子生来就希望有妻子，女子生来就希望有丈夫，这本来就是常理。然而必须等待父母的命令、媒人的介绍，依礼而行才可以。不然，认为室家是急务，抛弃礼制而不顾，这可以吗？士人想要做官，也是常理。然而必须坚守正道以等待时机，可以进取时才进取。如果认为做官是急务，而不通过正当途径去谋求，那么和那些挖墙洞钻缝隙的男女有什么区别呢？虽然如此，不仅仅如此。凡是一饮一食、一言一默、一动一静之间，都应当以此体察。如果只见利益而忘记道义，都是挖墙洞钻缝隙的心态。虽然如此，在自己方面学业未成，就想要做官，这可以吗？孔子让漆雕开去做官，他回答说：「我对这一点还没有信心。」孔子为此感到高兴。如果仅仅因为所学未至，不能克制私欲，借引圣贤之言而想要轻率尝试，这也是挖墙洞钻缝隙的心态罢了。

译彭更问道：“后面跟着几十辆车，随从有几百人，在各国之间辗转接受供养，不觉得太过分了吗？”孟子说：“如果不合乎道义，那么即使是一筐饭也不可以接受别人；如果合乎道义，那么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觉得过分，你觉得过分吗？”彭更说：“不是的，士人没有做事却白吃饭，是不可以的。”孟子说：“如果你不互通有无、交换物品，用多余的来补充不足的，那么农民就会有剩余的粮食，妇女就会有剩余的布匹；如果你互通有无，那么木匠、造车工匠等都能从你这里得到食物。在这里有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在外敬爱兄长，坚守先王的道义，以等待后来的学者，却得不到你的供养，你为什么尊重木匠、造车工匠而轻视实行仁义的人呢？”彭更说：“木匠、造车工匠，他们的志向是为了求得食物；君子实行道义，他们的志向也是为了求得食物吗？”孟子说：“你为什么根据他们的志向呢？只要他们对你有功劳，可以供养就供养他们。况且你是供养志向呢，还是供养功劳呢？”彭更说：“供养志向。”孟子说：“假设有个人在这里，毁坏瓦片，粉刷墙壁，他的志向是为了求得食物，那么你供养他吗？”彭更说：“不供养。”孟子说：“那么你并不是供养志向，而是供养功劳。”

孟子处在战国时代，亲身承担道义的责任。他历次出访各国，后面跟着几十辆车，随从有几百人，这难道是尊重自己而自高自大吗？也是时势义理所应当如此，有不能回避的。彭更这类人怀疑辗转接受供养太过分，是用世俗的利害贵贱的眼光看待圣贤。孟子用来告诫他的话，不过是常理罢了。如果不合乎道义，那么即使是一筐饭也不可以接受别人；如果合乎道义，那么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觉得过分。所谓合乎道义，就是天理所安顿的。所以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粮食的心，就是舜、禹接受天下的心；而孟子后面跟着几十辆车、随从几百人，在各国之间辗转接受供养的心，就是颜回一筐饭、一瓢水在陋巷中的心，都是因为合乎道义。认为士人没有做事却白吃饭不可以，看彭更的意思，也是许行之类的人吗？孟子又进而开导他，认为“假使你不通功易事，那么农民的剩余粮食、妇女的剩余布匹就没有用处，而人的饥寒也就多了”，这本来是不可行的。“你如果通功易事，那么木匠、造车工匠本来就可以凭借他们的技艺从你这里得到食物。现在有贤人反而得不到你的供养，这是你把木匠、造车工匠当作有用而尊重他们，把仁义的人当作无用而轻视他们。”他的话说：“在家孝顺父母，在外敬爱兄长，坚守先王的道义，以等待后来的学者。”玩味这四句话，那么像这样的人，他是亲身实行仁义就可以知道了。彭更则认为木匠、造车工匠的志向本在于求得食物，所以供养他们；而君子实行道义，志向不是为了食物。孟子认为君子的志向固然不在食物，而在为国者则应当供养他们。如果按照彭更的话，那就是供养志向而不供养功劳。毁坏瓦片粉刷墙壁而志向为了求得食物，那么也将供养他了。彭更到这里他的说法就穷尽了。王者给士人俸禄，是因为有依靠他们的用处而可以给予俸禄，难道一定要根据他们的志向想要而给予俸禄吗？如果根据他们的志向，那就是率领天下追求利益了。看孟子用来告诫他的话，反复曲折，言辞语气不急促，也不厌烦，也可以窥见他所修养的极致了。

万章问道：“宋国，是个小国，现在将要实行王道政治，齐国、楚国厌恶而攻打它，那该怎么办？”孟子说：“商汤居住在亳，与葛国相邻。葛伯放纵而不祭祀。商汤派人问他：‘为什么不祭祀？’回答说：‘没有用来祭祀的牺牲。’商汤派人送给他牛羊，葛伯吃了，又不用来祭祀。商汤又派人问他：‘为什么不祭祀？’回答说：‘没有用来祭祀的谷物。’商汤派亳地的民众去为他们耕种，老人孩子送饭。葛伯率领他的民众，拦截那些有酒食黍稻的人抢夺，不给予的就杀死。有个童子带着黍肉去送饭，被杀死并抢夺了食物。《尚书》说：‘葛伯仇视送饭的人。’说的就是这件事。因为杀了这个童子而征伐他，四海之内都说：‘不是为了富有天下，而是为平民百姓报仇。’商汤开始征伐，从葛国开始。十一次征伐而无敌于天下。向东征伐，西边的夷人抱怨；向南征伐，北边的狄人抱怨，说：‘为什么后轮到我们？’百姓盼望他，就像大旱时盼望雨水一样。赶集的人不停止，耕种的人不改变。诛杀他们的君主，慰问他们的百姓，如同及时雨降临，百姓非常喜悦。《尚书》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就没有惩罚。’‘有不臣服的，向东征伐，安抚那里的男女，他们的财物，继承我们周王的荣耀，只有臣服依附于大邑周。’那里的君子确实拿出财物来迎接他们的君子，那里的百姓用饭筐和酒壶来迎接他们的百姓。把百姓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只是除去残暴的人罢了。《泰誓》说：‘我的武力发扬光大，侵入他们的疆域，就除去残暴的人，杀伐张扬，对商汤有光耀。’不实行王道政治罢了，如果实行王道政治，四海之内都抬头盼望他，想让他做君主。齐国、楚国虽然大，怕什么呢？”

万章的提问，大概宋国的君臣看到孟子谈论王道政治，而认为它是迂阔迟缓的事情，担心王道政治的利益还没看到，而齐楚的祸患立刻到来，所以产生疑问。唉！说这种话的人，是不了解王道政治之所以为王道政治的原因。所以孟子引用商汤、周武王的事情来告诉他。葛伯放纵而不祭祀，而商汤派人问他，因为他没有牺牲，就送给他牛羊；又不拿来祭祀，而又

译询问原因，是因为葛国没有祭祀的供品，于是让亳国的百姓为他们耕种。商汤为什么对葛伯如此勤勉呢？大概是因为商汤把天下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葛伯与我国相邻，却荒废了对祖先的祭祀，这是商汤所担忧的，所以派人去询问。至于让亳国的百姓为他们耕种，然而葛伯却杀害了送饭的童子，这说明他违背天意、放纵私欲到了极点，所以商汤因为葛伯杀害童子这件事而征伐他。但是夏桀在位而商汤独自征伐，可以吗？大概是因为商汤当时担任方伯连率的职务，诸侯中有罪过的，本来就可以纠察，奉夏桀的命令去征伐，就像周文王、周武王作为商朝的西方诸侯长一样。四海之内都知道商汤没有贪图天下的野心，只是为平民百姓报仇罢了，因此大家都起来响应他。周武王的事情又有什么不同呢？“有攸不爲臣，东征”，意思是说有不臣服于商朝的人，武王就奉纣王的命令去征伐，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安抚那里的百姓而已。所以殷国的百姓捧着装有黄帛的竹篮，希望见到周王，没有不臣服归附而没有二心的。那些士人用黄帛来迎接周朝的君子，而平民则拿着食物和浆水来迎接周朝的平民，之所以如此乐意跟随，是因为武王的心意在解救百姓的急难并除去他们的祸害。说“于汤有光”这句话，是说他们的德行相互发扬光大罢了。从这两位君主来看，实行王道政治的人，天下人正将倾慕爱戴，反而怨恨征伐得太晚，又何必畏惧强大的敌人呢？唉！后来的君主，不要把王道政治当作迂腐空泛而不致力于实行，不要把敌人的强大当作可怕，深刻体会孟子的言论，来探究商汤和周武王的心意，那么其中的纲领就可以知道了。

译孟子对戴不胜说：“您希望您的君王向善吗？我明确地告诉您。假如有位楚国大夫在这里，希望他的儿子学会说齐国话，那么是让齐国人教导他呢？还是让楚国人教导他呢？”戴不胜说：“让齐国人教导他。”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教导他，许多楚国人干扰他，即使每天鞭打他要求他说齐国话，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带他到齐国的庄岳街巷居住几年，即使每天鞭打他要求他说楚国话，也是不可能的。您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让他住在君王身边。如果在君王身边的人，无论长幼尊卑都是像薛居州那样的人，君王能和谁一起做坏事呢？如果在君王身边的人，无论长幼尊卑都不是像薛居州那样的人，君王能和谁一起做好事呢？仅凭一个薛居州，能对宋王有什么办法呢？”

君主没有比所交往的人更重要的了。因为上智贤明的君主，小人自然无法接近，他所交往的人，本来无非是天下的贤人。如果天资低于这种程度，不幸有小人在身边，受其熏染积习而随之改变的人就多了。试着考察史籍所载，亡国败家的君主，固然有天资很不好的，然而其中难道没有稍好一点的吗？只是因为他们处在众多小人之间，一同沉沦而灭亡的也很多。因此善于论述治国的人，必定以君主自身为根本；而善于匡正君主的人，必定希望多引荐好人让君主与之共处，是希望凭借熏陶渐染来改变君主。虽然如此，君子难以亲近而小人容易亲近，不幸在众君子之间夹杂一个小人，或许足以败坏整体；如果让一个君子遭遇众多小人，那么他决不能自立，这是必然的。我读“一个薛居州，能对宋王有什么办法”这句话，没有不叹息的。长幼尊卑都是众多楚人的干扰，而指望一个薛居州来改变君王的本质，难道不难吗？不仅力量不能取胜，薛居州在前面进言，而众人在后面阻挠，薛居州尚且不能自立，何况敢指望对君王有益呢？那么作为戴不胜将怎么办？引荐一个薛居州是不值得说的，一定要广泛引荐薛居州这类人，或许君子的道义能增长，而有望君王感悟。虽然如此，薛居州是好人，大概只能辅助成就君王的德行罢了。如果说匡正君主的事，那就不是薛居州的职责了。有孟子在，戴不胜难道不知道吗？如果孟子的学说得以实行，那么君心可以匡正，群贤都会聚集，而众多楚人的干扰就会像冰晒在阳光下一样消融了。然而能否遇到这样的机遇则是天命，戴不胜又怎能做主呢！

公孙丑问道：“不见诸侯，有什么道义？”孟子说：“古时候不做臣子就不去见君主。段干木翻墙躲避魏文侯，泄柳关门不让魏文侯进来，这都太过分了；如果君主迫切地想见，那就可以去见。阳货想见孔子却怕失礼，大夫有赏赐给士人，士人不能在家里接受，就要去大夫家拜谢。阳货趁孔子不在家，送给孔子蒸熟的小猪；孔子也趁阳货不在家，去拜谢他。当时，阳货先送礼，孔子怎能不见他？”曾子说：“耸肩作态、强颜欢笑，比夏天在田里除草还要痛苦。”子路说：“内心没有认同却勉强说话，看那脸色羞愧的样子，不是我子路所理解的。”由此看来，君子的修养，就可以知道了。

公孙丑认为孟子不见诸侯，必定有道义在其中。孟子认为古时候不做臣子就不去见君主，这就是道义。做臣子，是指委身侍奉君主。如果君臣名分未定，诸侯尊重德行、喜爱道义，那么本来应当去拜见，因为想见的意思在于对方。至于段干木翻墙躲避、泄柳关门不接纳，那就太过分了。因为魏文侯屈尊去拜见，可以说是迫切地想见。他能否听从任用虽然不可知，但既然怀着这样的心意来，就可以去见。在可以见的时候不见，那也是不合道义的。至于孔子，可以说是处世尽到道义的人了。阳货想让孔子来见，知道孔子不可屈从，怕没有名义。礼制规定：“大夫有赏赐给士人，对着使者拜谢并接受赏赐；如果不能拜谢使者，就要去大夫家拜谢。”孔子是士人，阳货是大夫。阳货送给孔子小猪，并趁孔子不在家，是想让孔子不能拜谢使者，而必定会经过我家。孔子去拜谢也趁阳货不在家，为什么呢？既然先送给孔子小猪，按礼应当去拜谢，怎么能不去呢？然而阳货的心意不真诚，所以去拜谢礼节而不愿见他本人。从这件事，也可以窥见圣人一言一行之间处事的精妙了。孟子的意思，认为自己所师法仰慕的是孔子。曾子说“耸肩作态、强颜欢笑，比夏天在田里除草还要痛苦”，是说耸肩作态、强颜欢笑的劳累比盛夏在田里除草更甚。耸肩作态、强颜欢笑，强装这样来取悦于人，试着推想其发端，那种趣味迂回艰窘，也很严重了。从君子看来，见其非常劳累，而小人却安然行之而不顾。知道耸肩作态、强颜欢笑比夏天除草更痛苦，那么也可以知道良心发出的容易直率了。子路说“内心没有认同却勉强说话，看那脸色羞愧的样子，不是我子路所理解的”。内心没有认同却强与之言，虽然说了但羞愧显现在脸色上，羞愧的样子，那种自欺，大概有无法掩盖的了。从曾子、子路的话来看，君子的修养就可以知道了。大概心中有一丝不满足，君子就不会去做。如果在不该见的时候去见，那就是勉强以求迎合，与耸肩作态、强颜欢笑、内心不认同却勉强说话有什么不同？谁说君子会这样做呢？

戴盈之说：“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免除关卡

译这种征敛，今年还无法免除。请减轻一些，等到明年，然后再停止，怎么样？」孟子说：「现在有个人每天偷邻居的鸡，有人告诉他：『这不是君子的行为。』他说：『请让我减少一些，每月偷一只鸡，等到明年，然后再停止。』如果知道这样做不合道义，就应当立刻停止，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呢？」

译戴盈之的说法，大概也是知道十分取一的税制以及关卡市场不征税是善政，而横征暴敛是不对的。虽然不能立刻恢复古代的制度，但请求减轻赋税等到明年，在春秋时代，不也更好吗？然而孟子为什么拒绝得如此严厉呢？大概君子远离不义，就像厌恶恶臭一样；不敢接近它，就像试探沸水一样；不敢片刻安宁，就像坐在涂炭之中一样。而他迁向善道，只怕来不及。大概因为他见识的明察和决断的勇敢，认为不这样做，不足以自拔并日日更新，所以如此。现在戴盈之既然知道横征暴敛是不对的，先王的制度是应当效法的，那么应当一天都不敢安于自己所认为不对的做法，却想要减轻赋税等到明年，这是被私意牵制而不能果断。像这样的人，最终不能舍弃旧习而谋求革新，归于平庸罢了。所以孟子举出偷鸡的比喻来告诉他。每月偷一只鸡，论其数量虽然比每天偷鸡的好，但偷窃的本质是一样的。说：“如果知道它是不义的，就赶快停止，为什么要等到明年？”言辞语气凛然严厉，大概是为了破除他私意的牵制。唉！士人在改过迁善的时候，如果持守戴盈之的说法，就会终身沉沦在过失之中；人臣在革除弊端、恢复古制的事情上，如果持守戴盈之的说法，就会最终陷入因循苟且的境地。所以从修身到治国，所谓的知、仁、勇这三种德行，缺少一种都不行。用知来认识它，用仁来坚守它，用勇来决断它，能不致力于此吗！

公都子说：“外人都说先生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天下百姓生存已经很久了，有时太平有时混乱。在尧的时候，洪水逆行，泛滥于中原，蛇龙居住其中，百姓无处安身，低处的人筑巢而居，高处的人挖穴而住。《尚书》说：‘洪水警戒我。’洚水，就是洪水。尧派禹去治理它。禹挖掘土地将水导入大海，驱赶蛇龙将它们放逐到沼泽，水在地中流淌，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就是这样。险阻既已远离，鸟兽害人的情况消失，然后百姓得以在平坦的土地上居住。尧、舜去世后，圣人的道统衰微，暴君相继出现，毁坏宫室作为水池，百姓无处安息；抛弃农田作为园林，使百姓无法获得衣食。邪说暴行又兴起，园林、水池、沼泽增多，禽兽也随之而来。到了纣王的时候，天下又大乱。周公辅佐武王，诛杀纣王讨伐奄国，三年讨伐其君主，将飞廉驱逐到海边并杀死他，灭掉的国家有五十个，驱赶虎豹犀象将它们远离，天下非常喜悦。《尚书》说：‘多么显赫啊，文王的谋略！多么继承啊，武王的功烈！保佑启发我们的后人，都使正道没有缺失。’世道衰微，正道隐没，邪说暴行兴起，臣子杀害君主的事有了，儿子杀害父亲的事也有了。孔子感到恐惧，作《春秋》。《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圣王不再出现，诸侯放纵恣意，隐士横加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满天下。天下的言论，不归附杨朱，就归附墨翟。杨氏为我，这是无君；墨氏兼爱，这是无父。无父无君，这是禽兽。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百姓有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是率领野兽吃人。’杨、墨的道统不停止，孔子的道统不彰显，这是邪说欺骗百姓，充塞仁义。仁义被充塞，就会率领野兽吃人，人将互相残食。我为此感到恐惧，捍卫先圣的道统，抵制杨、墨，放逐淫辞，使邪说不能兴起。兴起于心，危害于事；兴起于事，危害于政。圣人再兴起，也不会改变我的话了。从前禹抑制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而百姓安宁，孔子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畏惧。《诗经》说：‘抵御戎狄，惩戒荆舒，就没有谁敢抵挡我。’无父无君，这是周公所抵御的。我也想要端正人心，平息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放逐淫辞，以继承三位圣人。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能够言论抵制杨、墨的人，是圣人的门徒。”

孟子的时候，杨墨的学说盛行，当时的人不知道它们的危害。孟子独自为此感到恐惧，极力排斥并深加罪责。当时的人不了解孟子的心意，就认为他只是喜欢辩论罢了。孟子回答公都子的提问，首先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言辞不迫切，但意思却深远。他之所以不得已，是因为天理不可停止。所以禹抑制洪水，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孔子作《春秋》，都是不可停止而不停止的。大概圣人成就天地的化育，而确立人的准则。如果古代没有圣人出现，那么人类早就沦丧灭绝了。所以孟子历举三位圣人的事迹，以显示其不可停止。自从有人类以来，治乱交替。当洪水为患的时候，下民昏乱沉溺得很厉害。尧命令禹去治理它，禹把这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疏导水流而消除其危害，使百姓得以在平坦的土地上居住，这在禹是不可停止的。尧舜去世之后，圣道衰微，暴君相继出现，不仅不体恤百姓，只崇尚自己的逸乐欲望，使百姓无法获得安息和衣食，邪说暴行趁机而起，沼泽更加兴盛，而禽兽增多。大概人是天地的正气，而禽兽是繁盛的气。

译正气衰微，邪气便兴盛，这是消长变化的常理。到了商纣王的时候，混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周公出来辅佐武王，把匡正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讨伐纣王，征讨奄国，诛杀其君主，处死其臣子，灭亡了五十个国家，驱逐异族而使他们远离，这些是周公不得不做的事。所以《尚书》称颂文王的谋略、武王的功业，认为他们开启了后世的福祉，全都以正道而没有缺失。文王、武王之所以垂范后世，大概无非是天下的大义正道罢了。等到周朝的末世，王道再次衰微，邪说横行又兴起。所谓邪说横行，起初只是毫厘的偏差，但其造成的祸患不可胜数，甚至发展到儿子弑杀父亲、臣子弑杀君主的地步，这都是邪说横行所导致的。孔子对此感到恐惧，却得不到时机和地位来拯救百姓，那么《春秋》的写作，难道可以停止吗？《春秋》阐明天理，遏制人欲，向万世拥有国家的人展示大法，所以说：“这是天子的事。”又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大概了解的人，认为圣人继承天心而确立人的准则，有不可停止的责任；不了解的人，则认为他专断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或许说是僭越了。没有大禹，洪水的灾祸就会遍布四海；没有周公，戎狄的灾祸就会遍及中原；没有我们的孔子，三纲就不明，五常就不序，天下人就会迷迷糊糊地日益趋向于异族的归宿。三位圣人的心意是一致的。孟子的时代，距离孔子的时代还不算远，而杨朱、墨翟出现，宣扬他们的“为我”和“兼爱”学说，扰乱仁义的真实内涵。孟子认为：“杨朱的‘为我’，就是没有君主；墨翟的‘兼爱’，就是没有父亲。没有父亲和君主，就是禽兽。”那“为我”和“兼爱”，不过是他们见解偏颇罢了，而孟子竟然把他们比作禽兽，为什么呢？因为“为我”就是自私，自私就会损害义，而君臣的名分于是就可以废除了；“兼爱”就是没有根本，没有根本就会损害仁，而父子的亲情于是就可以泯灭了。人区别于其他万物，是因为有君臣父子。没有父亲和君主，那与禽兽有什么不同呢？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却不顾百姓的饿死，这就是率领野兽来吃人。”孟子则认为，如果杨墨的学说不停止，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彰显，这是邪说欺骗陷害百姓的良心，而堵塞了仁义的道路。仁义被堵塞，就会发展到率领野兽来吃人的地步。不只是禽兽吃人，人如果没有相互亲爱的道理，那就将发展到互相残杀的地步。大概事理必然如此。捍卫先圣的大道，“捍卫”一词，是树立防范的意思。抵制杨墨，驳斥荒谬的言论，使人心端正而邪说不能侵扰，这就是所谓的“捍卫”。大禹抑制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而百姓安宁，孔子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恐惧。所谓“兼并夷狄”，是用华夏文明改变夷狄的意思。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恐惧，是因为乱臣贼子的虚伪情态完全暴露，而讨伐断绝的法度确立下来，施行于万世都无处隐藏他们的踪迹，所以如此。孟子之所以想要端正人心、平息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驳斥荒谬的言论，是为了继承三位圣人的心意。所以最后又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并认为能够言论抵制杨墨的人，是圣人的门徒。大概学者一旦有一丝一毫陷入杨墨的归宿，就终身不能自拔。一定要卓然自立，发誓绝不稍加沾染，那么或许就可以自我进取到圣人的门墙之内了。

译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确实是个廉洁的人吗？他住在於陵，三天不吃东西，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井边有李子，被蛀虫吃去大半了，他爬过去要吃，咽下三口之后，耳朵才听得见，眼睛才看得见。”孟子说：“在齐国的士人中，我必定认为仲子是最杰出的人。虽然如此，仲子怎么能算廉洁呢？如果把仲子的操守推到极致，只有像蚯蚓那样才可以。蚯蚓，向上吃干燥的泥土，向下喝地下水。仲子住的屋子，是伯夷建造的吗？还是盗跖建造的呢？他吃的粮食，是伯夷种植的吗？还是盗跖种植的呢？这是无法知道的。”匡章说：“这有什么妨碍呢？他亲自编织草鞋，妻子搓麻线，用来交换粮食。”孟子说：“仲子是齐国的世家大族。他的哥哥戴，在盖地享有万钟的俸禄。仲子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的，所以不吃；认为哥哥的屋子是不义的，所以不住。他避开哥哥，离开母亲，住在於陵。有一天他回家，有人送给他哥哥一只活鹅，他皱着眉头说：‘哪里用得着这种嘎嘎叫的东西呢？’后来，他的母亲杀了这只鹅，给他吃。他的哥哥从外面回来，说：‘这是那只嘎嘎叫的鹅的肉。’仲子就吐了出来。因为母亲给的就不吃，因为妻子给的却吃；因为哥哥的屋子就不住，因为於陵的屋子却住。这还能说是把他的原则贯彻到底吗？像仲子这样的人，只有像蚯蚓那样，才能贯彻他的操守。”

於陵的陈仲子，对于他本该享受的东西感到不安，引退躲避，以至于穷困到没东西吃而吃井边被蛀虫啃过的李子。在当时有人称赞他廉洁，认为他能做到不取别人的一丝一毫。却不知道伊尹不给予别人一丝一毫，也不从别人那里索取一丝一毫，是因为不符合道义、不符合正道罢了。如果对于本该居住的地方不居住，反而有害于道义了。所以孟子极力指出他的弊病并加以攻击，认为仲子在齐国的士人中，号称比其他人贤能，就像大拇指在众指中一样突出，然而怎么能叫他廉洁呢！如果把他的操守推到极致，必须像蚯蚓那样做，他的心才会满足。仲子并没有做到住的屋子不依赖房屋，吃的粮食不依赖谷物。以仲子自我处身的情况来说，难道也要等到伯夷建造的屋子才住，伯夷种植的粮食才吃吗？假使这些出自盗跖之手，那么仲子能安心吗？这是说如果把仲子的操守贯彻到底，是行不通的，必须像这样才行。匡章认为仲子亲自编织草鞋，妻子搓麻线，用来交换粮食，是可以安心的。孟子顺着他的话，列举他不能贯彻原则的事实来告诉他，说：“仲子是齐国的世家大族。哥哥戴，在盖地享有万钟的俸禄。”孟子的意思，认为仲子的家在齐国，不能说不显赫。仲子如果认为不应该空享俸禄和食物，就应当和哥哥一起思考国家的大计，辅佐君主，治理国家，保护百姓，那么齐国就有无穷的功业，而仲子的家也有无穷的名声，这才相称。现在却蒙蔽了正大的见识，产生狭隘的想法，认为吃粮食、接受鹅是不义的，却不知道避开哥哥、离开母亲是不对的，只想洁身自好以显示清高，却不知道废弃人伦大道是邪恶的，小廉洁妨害大德行，私意损害公义。推究仲子的本心，难道不知道母子之性重于妻子，哥哥的居所优于於陵吗？只是私意萌发，扰乱了伦理纲常，到了这种地步。众人被他的行为迷惑，因为他清苦高洁而推崇他，却不知道推究他的动机，差别如此之大。唉！世上贪婪冒进、苟且求利、放肆作恶的人很多，而孟子唯独对仲子这类人批判得深刻，大概是因为世上的恶人，过失容易看见，而仲子这类人，过错难以察觉。正因为难以察觉，所以能迷惑世俗而祸害仁义，孟子反复批判他们，是有原因的。

孟子说：“离娄视力好，公输子手艺巧，不使用圆规和曲尺，也不能画出方形和圆形；师旷听力好，不使用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尧舜的道理，不施行仁政，也不能平治天下。现在有仁爱和仁爱的名声，但百姓没有受到恩泽，不能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是因为不实行先王的正道。所以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仅有法度不能自动施行。《诗经》说：‘不犯错误不遗忘，遵循旧有的章程。’遵循先王的法度而有过错的，从来没有过。圣人已经用尽了目力，接着使用圆规、曲尺、水准、墨线，来制作方形、圆形、平整、笔直，用之不竭；已经用尽了耳力，接着使用六律来校正五音，用之不竭；已经用尽了心思，接着施行不忍心的政治，仁爱就覆盖天下了。所以说，筑高台必须凭借丘陵，挖深池必须凭借川泽；治理政事不凭借先王的正道，能叫明智吗？因此只有仁者才适合处在高位。不仁而处在高位，是把恶行传播给众人。上面没有道义作为准则，下面没有法度可以遵守，朝廷不信任道义，工匠不信任尺度，君子违犯道义，小人触犯刑律，国家能够存在是侥幸的。所以说，城墙不完整，兵器不多，不是国家的灾难；田野不开垦，财物不聚集，不是国家的祸害；上面没有礼制，下面没有教化，害民的坏人兴起，国家灭亡就没有几天了。《诗经》说：‘上天正在震动，不要这样懈怠。’懈怠，就是懈怠的样子。侍奉君主没有道义，进退没有礼节，言论违背先王的正道，就是懈怠的样子。所以说，对君主提出高标准的要求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