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説卷四

译孟子说卷四

《经部，四书类，癸巳孟子说》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说卷五 宋 张栻 著 万章上

万章问道：“舜到田野里去，向苍天号哭，为什么他要号哭呢？”孟子说：“是因为怨恨和思念。”万章说：“父母喜爱他，他高兴而不忘怀；父母厌恶他，他辛劳而不怨恨。那么舜是怨恨吗？”孟子说：“长息问公明高说：‘舜到田野里去，我已经听说了；向苍天、向父母号哭，我就不懂了。’公明高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公明高认为孝子的心，不是这样冷漠的：我尽力耕田，供给做儿子的职分罢了，父母不喜爱我，对我有什么呢？尧派他的九个儿子、两个女儿、百官、牛羊、粮仓都备齐，在田间侍奉舜。天下的士人多归附他，尧将要把天下让给他。因为不顺从父母，就像穷人没有归宿。天下士人喜爱他，这是人们想要的，却不足以解除忧愁；喜好美色，这是人们想要的，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却不足以解除忧愁；富有，这是人们想要的，富有天下，却不足以解除忧愁；尊贵，这是人们想要的，尊贵为天子，却不足以解除忧愁。人们喜爱他、美色、富贵，都没有足以解除忧愁的，只有顺从父母才能解除忧愁。人年少时思念父母，懂得喜好美色就思念年轻美貌的人，有了妻子儿女就思念妻子儿女，做官就思念君主，得不到君主的赏识就内心焦灼。大孝的人终身思念父母，五十岁还思念父母的，我在大舜身上看到了。”

圣人是穷尽本性的人，能穷尽自己的本性，所以成为人伦的极致。帝舜的怨恨和思念，是学者应当深思力行的，不可以轻易论断。公明高大概知道这一点，所以孟子举出他的话并借此阐发，说公明高的意思认为孝子的心不是这样冷漠的。大概孝子对于双亲，爱敬很深笃，所以期望很深切。不可激怒被视为不孝，过于疏远也被视为不孝，大概亲爱父母的心在这里达到了极致。我尽力耕田，供给做儿子的职分罢了，父母不喜爱我，对我有什么呢？这是叙述舜的心意，意思是说我知道尽力耕田以供给做儿子的职分罢了，而父母不喜爱我，难道是我有什么未尽之处而导致这样吗？不把它归咎于命运而存于本性，反复思念寻求道理而没有得到，以至于向苍天号哭，这就是舜之所以怨恨和思念的原因。所谓“对我有什么呢”，这是应当在言语意思之外深深体味帝舜的心。当时，尧派他的九个儿子、两个女儿、百官、牛羊、粮仓都备齐，在田间侍奉他，而天下的士人也都归附他，尧且要把天下让给他，按理舜应当对此有所得。但因为不顺从父母的缘故，就像穷人没有归宿，那么舜的心究竟是怎样的呢？回答说：像穷人没有归宿，就见他惶惶然有所求而不得。人们喜爱他、美色、富贵，是众人想要的，在圣人那里则这些欲望不存在。欲望不存在于此，却有极深的忧愁，只有顺从父母才能解除忧愁。大概父母的心意对我有所不顺，这是我顺从父母的地方没有达到极致，这是舜所忧愁的。人没有不有所思念的，舜也有所思念。人们所思念的，是物欲的诱惑；而舜所思念的，则是天性中不可解除的。他对于世间万物没有一丝一毫存于心中，终身只思念父母罢了。说思念，就没有须臾不在这里，至诚无息。这就叫做大孝，以至于瞽瞍最终喜悦而天下感化，这是至诚能够感动的力量。孟子反复阐发，可以说是极致了。仲弓问仁，孔子回答以在朝廷没有怨恨、在家里没有怨恨，而《易经》说：“乐天知命，所以不忧愁。”舜也有怨恨和忧愁吗？唉！明白了这一点然后才知道圣人之心，是天所造就的。

万章问道：“《诗经》说：‘娶妻怎么样？必须告诉父母。’相信这话，没有比舜更合适的了。舜不告诉父母就娶妻，为什么呢？”孟子说：“告诉了就不能娶妻。男女居室，是人伦的大道理。如果告诉，就废除了人伦的大道理来怨恨父母，所以不告诉。”万章说：“舜不告诉父母就娶妻，我已经听说了。尧把女儿嫁给舜而不告诉，为什么呢？”孟子说：“尧也知道告诉了就不能嫁女。”万章说：“父母让舜修好粮仓，撤去梯子，瞽瞍放火烧粮仓。让舜疏通井，舜出来后，瞽瞍就填井。象说：‘谋划杀死舜都是我的功劳，牛羊归父母，粮仓归父母，干戈归我，琴归我，弓归我，两个嫂子让她们治理我的住所。’象走进舜的宫室，舜在床上弹琴。象说：‘我思念你啊。’神色惭愧。舜说：‘这些臣民，你替我治理吧。’不知道舜不知道象将要杀自己吗？”孟子说：“怎么会不知道呢？象忧愁他也忧愁，象欢喜他也欢喜。”万章说：“那么舜是假装欢喜吗？”孟子说：“不是。从前有人送给郑国子产生鱼，子产让管理池塘的小吏养在池里。小吏把鱼煮了吃了，回报说：‘刚放下去时，还困倦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就悠然自得的样子；忽然就游走了。’子产说：‘找到它合适的地方了！找到它合适的地方了！’小吏出来后说：‘谁说子产聪明？你既然煮了吃了，还说：找到它合适的地方了！找到它合适的地方了！’所以君子可以用合乎情理的方式欺骗他，难以用不合道理的方式欺骗他。象用爱兄长的道理来，所以诚信而欢喜他，哪里是假装呢？”

译舜不告父母就娶妻，这与常人不同，前一篇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至于“完廪浚井”（象帮舜修粮仓、挖井）这些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程子说：“从道理上讲，尧在位时，百官都在田野间侍奉舜，哪里容得下象去杀害兄长，而两个嫂嫂去治理他的居所呢？学习《孟子》的人，应当通过自己的心意去推求作者的本意。”所以孟子没有闲暇去考证这些事情的有无，只是回答其中的大意，以阐明舜的心意，说舜并非不知道象将要杀害自己，但是象忧愁他也忧愁，象欢喜他也欢喜。程子说：“天理人情在这里达到了极致。舜对待象，周公对待管叔，用心是一样的。”大概象忧愁欢喜，舜也忧愁欢喜，是因为他的心与象合而为一，亲近他、爱护他，从未有过隔阂。象所忧愁的，是憎恨舜，所以谋划要害死他；而舜也忧愁，是忧愁自己为什么会让象走到这一步。象所欢喜的，有时是他带着欢喜来，那么舜固然不怀疑他的欺诈，也跟着为他欢喜。他的忧愁，是纯粹的忧愁；他的欢喜，是纯粹的欢喜。亲近他、爱护他，而不知道其他，这是仁人对待弟弟的态度，是天理人情的极致。如果象忧愁而舜漠然不以为忧，象欢喜而舜怀疑他不以为喜，那么我内心的诚意就先不坚定了，这难道是圣人的心意吗？所以周公不知道管叔将要叛乱，就是大舜的这种心意。万章还不懂得这一点，心里想：忧愁或许可以，欢喜难道不是虚伪吗？孟子在这里引用了子产的事。子产虽然不足以进入圣贤的事业境界，但他不欺诈校人（管鱼的小吏）的心，却是君子的心。所以说：“君子可以用合乎情理的方式欺骗他，却难以用不合道理的方式蒙蔽他。”所谓可以用合乎情理的方式欺骗他，是因为他用忠信待人；难以用不合道理的方式蒙蔽他，是因为他平日明晓理义。子产尚且能用忠信对待校人，何况圣人呢？圣人是人伦的极致，他在兄弟之间会有丝毫未尽之处吗？象用爱护兄长的道理来，来了我就诚信地欢喜他，哪里有虚伪呢？这应当深深体味并默默领会，总之不能用言语完全表达出来。唉！舜处在愚蠢的父亲、愚昧的母亲、傲慢的弟弟之间，却能温和恭顺地治理，不陷入邪恶，最终教化天下，只是因为他纯粹拥有这种心意罢了。纯粹拥有这种心意，就是纯粹顺应天道。还需要做什么呢？恭敬地端正自己，面南而坐治理天下罢了，这就是这种心意。

译万章问道：“象天天把杀害舜当作自己的事，舜立为天子后却只将他放逐，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是封给他土地，有的人说是放逐。”万章说：“舜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驩兜放逐到崇山，把三苗诛杀在三危，把鲧殛死在羽山，惩处了这四个罪人，天下人都心服，这是因为诛杀不仁之人。象是最不仁的，却封他在有庳。有庳的百姓有什么罪呢？仁人本来就是这样吗？对别人就诛杀他，对弟弟就封给他土地。”孟子说：“仁人对于弟弟，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只是亲近爱护他罢了。亲近他，就希望他尊贵；爱护他，就希望他富有。封他在有庳，就是让他尊贵富有。自己身为天子，弟弟却是平民，这能叫亲近爱护吗？”万章问：“‘有的人说是放逐’，这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象不能在他的国家有所作为，天子派官吏治理他的国家并收取那里的贡税，所以叫做放逐。难道能让象残害那里的百姓吗？虽然如此，舜又想常常见到他，所以象源源不断地前来，不等贡期，就以政事为由到有庳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舜对待象，可以说是尽心了。象虽然不道德，但他是我的弟弟，仁人对于弟弟，只是亲近爱护罢了。我身为天子，能让弟弟做平民吗？所以封他在有庳。然而象不道德，难道可以让他统治国家、治理百姓吗？所以派官吏治理他的国家，收取贡税，不让他残害那里的百姓。而他极度亲近爱护，又想常常见到他，所以让他不拘泥于朝贡的时间，源源不断地前来，就像天子以政事接见有庳的国君一样。他处理这件事，曲折详尽如此，这是仁的极致、义的尽善，是亲爱亲人的心，也是大公无私的体现。虽然如此，仁人对于弟弟，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对于别人，又当如何呢？那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的心是一样的。那么对于别人就有可以疏远断绝的道理，而对于弟弟则只应当亲近爱护罢了，这就是不同之处。有人说：“周公对待管叔、蔡叔，又是怎样的呢？”大概是因为管叔、蔡叔勾结武庚叛乱，忧患在于宗庙社稷，祸害在于百姓，周公是为了国家讨伐叛乱。象想要杀害舜，事情只关乎舜个人，本来是不同的。舜和周公如果互换位置，做法都会一样，因为他们存心都是天理人情的极致，这一点是相同的。

咸丘蒙问道：“古话说：‘德行盛大的人，君主不能让他做臣下，父亲不能让他做儿子。舜面朝南站立，尧率领诸侯面朝北朝见他，瞽瞍也面朝北朝见他。舜见到瞽瞍，脸色显得局促不安。’孔子说：‘在这个时候，天下危险啊，岌岌可危！’不知道这话是真的吗？”孟子说：“不是。这不是君子的话，是齐国东部乡下人的话。尧年老时，舜代理天子职务。《尧典》说：‘过了二十八年，尧去世，百姓像死了父母一样，三年，四海之内停止了一切音乐。’孔子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百姓没有两个君王。’舜既然已经是天子了，又率领天下诸侯为尧守三年丧，这就有两个天子了。”

尧年老时命令舜代理天下事务，这时尧还是君主，而舜是臣子。尧去世后，舜率领天下的臣民为尧守三年丧，这还是在天下推行尧的事。等到尧的三年丧期结束，舜避让尧的儿子，但天下的诉讼、歌颂都归向舜，不容许他推辞，然后舜才开始登上天子之位。尧舜交接之际，史传记载没有比这更详细的，唯独在《孟子》一书中可以看到。唉！圣人奉行天命，他们的处理都是义理的精微之处，而后世用私意去揣测，怎能不成为齐国东部乡下人的议论呢！

咸丘蒙说：“舜不臣服尧，我已经听明白了。《诗经》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君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君王的臣民。’舜既然已经是天子了，请问瞽瞍不是臣民，该怎么办呢？”孟子说：“这首诗，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说忙于君王的事务而不能奉养父母。说：‘这些没有不是君王的事务，唯独我辛勤操劳。’所以解说《诗经》的人，不因文字而损害词句，不因词句而损害原意，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求作者的本意，这才算是读懂了。如果只凭词句，《云汉》这首诗说：‘周朝剩下的百姓，没有一个遗留。’相信这话，那就是周朝没有遗留的百姓了。孝子的极致，没有比尊崇父母更大的；尊崇父母的极致，没有比用天下奉养父母更大的。做天子的父亲，是尊崇的极致；用天下奉养，是奉养的极致。《诗经》说：‘永远想着孝道，孝道就是法则。’说的就是这个。《尚书》说：‘恭敬地拜见瞽瞍，恐惧谨慎，瞽瞍也顺从。’这才是父亲不能让他做儿子的意思。”

在这里不仅可以辩明瞽瞍不做臣子的事，还可以得到阅读《诗经》的方法。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君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君王的臣民。这是《北山》篇中“忙于君王事务而不能奉养父母的人”所作的。意思是普天之下都是君王的土地，四海之内都是君王的臣民，为什么唯独让我在外辛勤操劳，而唯独不能奉养父母呢？而咸丘蒙急忙引用它来证明天下没有不是臣民的，那么瞽瞍也应当做臣民，这多么违背诗人的本意啊！所以孟子于是讲了读诗的方法。文，是错综语意以构成词句的。以文害辞，是说拘泥于文字而失去了构成词句的本意；以辞害意，是说执着于词句而迷失了本意所在。所以必须贵在以意逆志。以意逆志，是说用词句中所表现的心意，去推求存于心中的本意，这样就能得到它的大旨了。

译就像《云汉》这首诗里所说的“周朝剩下的百姓，没有遗留一个”那样，这大概是周宣王担忧百姓的心情极其迫切，认为旱灾已经太过严重，如果还不停止，那么周朝剩下的百姓就将没有一个遗留了。如果拘泥于字面意思而损害了对原意的理解，那么说周朝果然没有遗留的百姓，可以吗？孟子既然已经辩驳了咸丘蒙解说《诗经》的错误，于是便用舜侍奉父亲瞽瞍的道理来告诉他。孝子的心意，没有不把尊崇父母作为极致的，而尊崇父母的极致，有比让天下人来奉养更甚的吗？这就是所谓的尊崇到了极致，这也是舜的孝心之所以成为天下万世准则的原因。既然如此，天子固然已经是天下最尊贵的人了，而天子的父亲，又是天子所应当尊崇的，这就是太极之所以为一，也是古今通行的义理。那么，说瞽瞍是天子的臣下，不也是违背道理到了极点吗！虽然如此，古语所说“德行盛大的人，君主不能把他当作臣下，父亲不能把他当作儿子”，也自有它的说法。以舜的事情来论，父亲教导儿子，本是常理。如今因为瞽瞍的顽固，舜竭尽做儿子的本分，以至于至诚感动了神灵，而瞽瞍也终于顺从了，这感通格化的开端在于舜，所以能够改变瞽瞍气质的是舜。这就叫做父亲不能把他当作儿子，是可以的。古代的君主，也有接受臣下教导而成就自己德行的，比如太甲对于伊尹，成王对于周公，说君主不能把他们当作臣下，也是可以的。大概在于做儿子的知道竭尽侍奉父亲的道义罢了，在于做臣下的知道竭尽侍奉君主的道义罢了，而从后世看来，却看到他们有不能被当作臣下、不能被当作儿子的情况，所以这样说。

译万章问：“尧把天下禅让给舜，有这回事吗？”孟子说：“没有。天子不能把天下送给别人。”万章问：“那么舜得到天下，是谁给他的呢？”孟子说：“天给他的。”万章问：“天给他，是谆谆告诫地命令他吗？”孟子说：“不是。天不说话，只是通过行为和事情来显示罢了。”万章问：“通过行为和事情来显示，是怎样的呢？”孟子说：“天子能够向天推荐人，但不能迫使天把天下给他；诸侯能够向天子推荐人，但不能迫使天子把诸侯之位给他；大夫能够向诸侯推荐人，但不能迫使诸侯把大夫之位给他。从前，尧向天推荐舜，天接受了他；向民众展示他，民众也接受了他。所以说：‘天不说话，只是通过行为和事情来显示罢了。’”万章问：“请问，向天推荐而天接受，向民众展示而民众接受，是怎样的呢？”孟子说：“让他主持祭祀，百神享用祭品，这就是天接受他；让他主持政事，政事治理得好，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是民众接受他。天给他，民众给他，所以说天子不能把天下送给别人。舜辅佐尧二十八年，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是天意。尧去世后，三年丧期结束，舜避开尧的儿子，逃到南河的南边。天下诸侯来朝见的，不去尧的儿子那里而去舜那里；打官司的，不去尧的儿子那里而去舜那里；歌颂的，不歌颂尧的儿子而歌颂舜。所以说这是天意。这样之后，舜才回到中原，登上天子的位置。如果舜住在尧的宫殿里，逼迫尧的儿子，那就是篡位，不是天给的。《太誓》说：‘天看到的来自民众看到的，天听到的来自民众听到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圣人的举动，没有不是顺应天意的。在权力交接的时候，哪里会有个人私意所能决定的呢？孟子阐发得好，说：“天子不能把天下送给别人。”如果天子把天下送给别人，那就是私意扰乱了正道。尧对于舜，只是从天下选拔并推荐给天罢了，而舜最终得到天下，确实是天决定的，尧怎么能在此事上增添丝毫私意呢？所以说是天给他的。通过行为和事情来显示，就是从他所做的行为和当时的事态来看，就能看出天所给予的了。让他主持祭祀而百神享用，让他主持政事而政事治理得好、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是可见的行为和事情。祭祀完备顺当，是百神所享用的；至于烈风雷雨而不迷失方向，又可见其被享用的实情。神与人道理相通，神所享用的，就是民众所安定的。天给他，也就是民众给他。那么尧在此事上能增添丝毫私意吗？舜辅佐尧，经历年代如此长久，他向天推荐、向民众展示，如此显著。这是天意。尧去世后，舜率领天下人为尧服丧。尧的丧期结束后，舜避开尧的儿子到南河的南边，不敢自认为是天子，而是听从天命。朝见、诉讼、歌颂的人，都相继归附他，不容舍弃。这样之后才回来即位，他在天人之间的从容态度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舜在此事上能增添丝毫私意吗？所以说：圣人的举动，没有不是顺应天意的。所谓天，就是至公无私的本体。天的视听从哪里体现？就是从民众的视听体现。朝见、诉讼、歌颂所归附的，就是天命所归附的。玩味这一章，那么圣人所说的“先于天而动而天不违背，后于天而动而奉行天时”，大概就可以探究明白了。

万章问：“有人说，到了禹的时候德行就衰落了，不传给贤人而传给儿子，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天给贤人，就传给贤人；天给儿子，就传给儿子。从前舜向天推荐禹，十七年，舜去世后，三年丧期结束，禹避开舜的儿子，逃到阳城，天下的民众跟随他，就像尧去世后不跟随尧的儿子而跟随舜一样。禹向天推荐益，七年，禹去世后，三年丧期结束，益避开禹的儿子，逃到箕山的北面。朝见和诉讼的人不去益那里而去启那里，说：‘那是我们君主的儿子。’歌颂的人不歌颂益而歌颂启，说：‘那是我们君主的儿子。’丹朱不贤，舜的儿子也不贤。舜辅佐尧、禹辅佐舜，经历年代多，施恩泽于民众久。启贤能，能恭敬地继承禹的道。益辅佐禹，经历年代少，施恩泽于民众不久。舜、禹、益相隔久远，他们儿子的贤与不贤，都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没有人去做却做成的，是天意；没有人去招致却到来的，是命运。平民而拥有天下，德行必须像舜禹那样，又有天子推荐他，所以孔子没有拥有天下。继承世代而拥有天下，天所废弃的，必定像桀纣那样，所以益、伊尹、周公没有拥有天下。伊尹辅佐汤称王于天下，汤去世后，太丁没有即位，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的法度，伊尹把他放逐到桐。三年，太甲悔过，在桐自怨自艾，处于仁德迁向正义，三年听从伊尹对自己的训导，才回到亳。周公没有拥有天下，就像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一样。”孔子说：“唐尧虞舜禅让，夏商周世袭，其义理是一致的。”

尧舜传给贤人，禹传给儿子，而后世就有了到了禹德行就衰落的议论，这是以私意看待圣人。不仅以私意看待禹，也以私意看待尧舜。尧把天下传给贤人，并不是本来舍弃他的儿子一定要传给贤人以显示公正，如果抱着这种存心，那就是私意罢了，哪里算是公正呢！而禹把天下传给儿子，难道也一定是想要传给儿子吗

译啊！孟子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说：“上天要把天下给贤人，就给贤人；上天要把天下给君主之子，就给君主之子。上天要把天下给贤人，那么贤人就即位；上天要把天下给君主之子，那么君主之子就即位。”然而，上天给圣人的选择，真的就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吗？这就是所谓的天下最大的公道，如果在这上面增加丝毫的私意，那就都是私心妄想了。禹向天推荐益，与尧推荐舜、舜推荐禹，他们的心意是一样的。益避让禹的儿子，与舜在南河、禹在阳城避让，他们的心意也是一样的。如果上天要把天下给益，那么朝见、诉讼、歌颂的人都会归向益，他也就践行了天子的位置，禹难道能不给吗？但上天要把天下给禹的儿子，禹难道能给益吗？假使上天要把天下给丹朱或舜的儿子，那么舜和禹本来就能实现他们最终避让的心意，就像益能实现他最终避让的志向一样，所以说他们的心意是一样的。没有人去做而事情却成了，这是天意；没有人去招致而结果却到了，这是天命。这里对天人关系的阐发是很深刻的！“莫之为”，是说没有人为此去做，而它的形成则是天意；“莫之致”，是说没有人去招致它，而它的到来则是天命。说了天又说命，天说的是整体的统摄，而命说的是赋予人的部分。丹朱不成器，舜的儿子也不成器，而舜和禹担任宰相，经历多年，施恩泽很久，所以天下归向他们；启贤能，能恭敬地继承禹的道，而益辅佐禹的时间不长，所以天下归向启。这难道有人为的因素吗？难道有招致的因素吗？而它的形成，它的到来，可以说就是天意和天命了。圣人乐天而知命，所以没有违背。虽然如此，君主做不善之事而天命离他而去，这就是有所作为而招致的，难道就不能说这是天意和天命吗？孟子大概也曾论述过，说：“尽道而死，是正命；受刑而死，不是正命。”像尧舜禹益的事，是天理完备而天命正当。如果做不善之事以至于乱亡，那就是自己断绝了与天的联系以遏制天命，不能说是得其正了。然而做这样的事就有这样的应验，称之为天命也是可以的。孟子因为论述尧舜禹禅让继承的事，进而涉及平民拥有天下和世袭拥有天下的道理，并论述伊尹、周公、孔子的事，以此来穷尽天命的微妙。平民拥有天下，德行必须像舜禹那样，并且又有天子推荐他。孔子没有拥有天下，是因为没有天子向天推荐他，这是天意。世袭拥有天下，必定是像桀纣那样恶劣，然后才被上天废弃，否则世袭本来就是适宜的。所以益、伊尹、周公虽然德行盛大却没有拥有天下。太甲起初不恭敬，伊尹把他流放到桐宫，让他改过自新，等到他能够善终，就奉还给他，这都是顺应天命。由此可以看出，世袭的君主，如果不是像桀纣那样，就不会被上天废弃。周公没有拥有天下，也是这样，这些都是讲天理的常道。孔子说：“唐尧虞舜禅让，夏商周世袭，它们的道理是一样的。”一样的是什么？也就是奉行天命罢了。而司马光、苏轼各自以私意立论，我不能不辩驳。司马光的论调说：“禹的儿子如果贤能，而禹推荐益，让天下自行选择启而归向他，这是伪装。益知道启的贤能，得到天下的人心，自己不足以介入，而从禹那里接受天下，这是窃位。禹把天下授给益，启违背父亲的命令而成为天子，这是不孝。哪有伪装、窃位、不孝的人，却被称为圣贤的呢？”这是不知道禹不能把天下授给益，益也不能从禹那里接受天下。禹因为益的贤能，让他掌管百官，并向天推荐他。禹死后，益以冢宰的身份率领天下人服三年丧。丧期结束，就避让位置。禹的儿子启贤能，而天下归向他，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禹、益、启，谁能在这上面增加丝毫的私意呢？苏轼的论调说：“假使舜禹避让，天下归向他们，而尧舜的儿子不顺从，是要让天下废弃他们的儿子吗？还是要奉承他们的儿子而违背天下呢？而事情极其悖逆，是由避让导致的。至于益不揣度天命，而从禹那里接受天命，禹谦让而天下不跟随，然后才不敢做，平民尚且以此为耻，难道说益会这样做吗？”这尤其是不思虑的极致。舜禹难道有使天下富有的意思吗？完成他们的事而避让他们的位，如果天下归向他们的儿子，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而天下归向他们，自然是不舍得的。舜禹如果逆算利害而立刻自立，那是什么心思呢？益被禹推荐，所以完成他冢宰的事，三年丧期结束，避让启于箕山，天下归向启，益本来也得到了他的位置。而用私意去衡量得失轻重圣贤，怎么就不思虑呢！

译万章问道：“有人说伊尹以擅长割烹来求取商汤的任用，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伊尹在莘国的田野里耕作，以尧舜之道为乐。如果不是合乎义、合乎道的，即使把天下作为俸禄给他，他也不看一眼；即使有千匹马拉的车，他也不瞧一瞧。如果不是合乎义、合乎道的，一根草也不送给别人，一根草也不从别人那里索取。商汤派人带着礼物去聘请他，他坦然自得地说：‘我为什么要商汤的聘礼呢？我哪里比得上待在田野之中，由此来以尧舜之道为乐呢？’商汤三次派人去聘请他，随后他幡然改变主意说：‘与我待在田野之中，由此来以尧舜之道为乐，我哪里比得上让这位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呢？我哪里比得上让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呢？我哪里比得上在我自身亲眼见到尧舜之道呢？上天生育这些百姓，让先知道的人去唤醒后知道的人，让先觉悟的人去唤醒后觉悟的人。我，是上天百姓中先觉悟的人，我将用这个道去唤醒这些百姓。不是我唤醒他们，还有谁呢？’他想到天下的百姓，如果有普通男女没有受到尧舜恩泽的，就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中一样。他这样以天下的重任为己任，所以前往商汤那里，劝说商汤讨伐夏桀以拯救百姓。我没有听说过委屈自己来匡正别人的，何况是侮辱自己来匡正天下的人呢？圣人的行为各不相同，有的远离，有的靠近，有的离开，有的不离开，归结起来不过是保持自身的纯洁罢了。我听说他用尧舜之道来求取商汤的任用，没听说他用割烹来求取。《伊训》说：‘上天的惩罚，从夏桀在牧宫开始进攻，我从亳地开始行动。’”

所谓以尧舜之道为乐，究竟是怎样的呢？伊尹在莘国田野时，饿了就吃，渴了就喝，早上劳作，晚上休息，这与普通的农夫野人有什么不同呢？只是他的行为显著、熟悉、明察，顺应天命、乐天知命，在其中没有丝毫的增减损益，这就是尧舜治理天下的道理，而伊尹所乐有的就在于此。既然说“如果不是合乎义、合乎道的，即使把天下作为俸禄给他，他也不看一眼”，又说“如果不是合乎义、合乎道的，一根草也不送给别人，一根草也不从别人那里索取”，大概那把天下作为俸禄也不看一眼、千匹马拉的车也不瞧一瞧的心，就是一根草也不索取或给予的心。既然说义又说道，是为了明白地阐明道没有体用之分。他不立即应允商汤的任命，是因为时机未到；他幡然改变主意，是因为时机到了，并不是以前不对而今天改对了。大概商汤三次前往聘请他，他的诚意就很笃定了，于是伊尹才起身跟随他。如果在时机未到时就急忙起身，或者在时机到了却不幡然改变，都对尧舜之道有害，不是他所乐有的。所以在时机未到时，他说“哪里比得上待在田野之中，由此来以尧舜之道为乐”；等到时机到了，就说“哪里比得上让这位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让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哪里比得上在我自身亲眼见到尧舜之道”，这就是他在出仕与隐居之间从容不迫的表现。说“不是我唤醒他们还有谁呢”，并不是不谦让，而是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想到天下的百姓有没受到尧舜恩泽的，就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中一样，仁者与亿万百姓同为一体，没有不爱的。以前待在田野之中，百姓的困苦穷困，有所不能参与救助；一旦以身许给成汤，就应当以天下的重任为己任，这就是尧舜之道，也是天理，也就是他饿了吃、渴了喝、早上劳作、晚上休息的道理。伊川先生说：“我是上天百姓中先觉悟的人，譬如大家都睡着了，天下还没觉悟，我作为先觉悟的人振动那些还没觉悟的人，也让他们觉悟。等到他们觉悟了，原本没有缺少什么，也没有增加什么，只是相同罢了。”大概上天生育百姓，都具备这个理，只有圣贤先得到了这共同认可的理，所以在上天生育的百姓中成为先觉悟的人。众人正被遮蔽而不知道，所以有待于圣贤的唤醒。之所以能够被唤醒，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有这个理。既然说了知又说觉，知是说知道有这件事，觉是说有所省悟觉察，本来就有深浅之分。虽然如此，圣贤用来唤醒天下的，是有其方法的。不仅仅是教化的施行，浸润透彻，有使之如此的原因，而且感通的妙用，百姓行于其中，本来就有不言而喻、未施加教化就恭敬的，或许有人说：“百姓可以让他们遵循道，不可以让他们知道道。”圣贤固然不能使天下人都觉悟。然而天下有可以觉悟的道理，圣贤有唤醒他们的理。他们的觉悟虽然在于人自身，而圣贤使他们遵循这个道理，虽然说他们或许不知道，本来也在我唤醒他们的范围之中了。伊尹之所以出仕跟随商汤，大概就是这样，谁说他是用割烹来求取呢？委屈自己来匡正别人，没有这样的道理。自己既然先委屈了，又将凭什么来匡正别人呢？委屈自己来匡正别人尚且不可以，却说委屈自己可以匡正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割烹的说法，大概出于春秋战国之际，那些委屈自己以求迎合的人所为，所以不得不明辨。圣人的行为各不相同，有的远离以避开，有的靠近以追随，有的辞谢俸禄而离开，有的委身而不离开，虽然不同，而归于保持自身纯洁则相同。大概遵循天理的常道，未曾稍微委屈而失去自身。如果后世不知道天理所在，而致力于小节小廉以求自洁，这是私意的表现，不是圣贤保持自身纯洁的道理。说用尧舜之道来求取商汤的任用，是说伊尹践行尧舜之道，而商汤前往致意他罢了，并不是伊尹有求取商汤的心。如果在这里行道，而在那里求取君主的聘请，那哪里是所谓的道呢？最后引用“上天的惩罚，从夏桀在牧宫开始进攻，我从亳地开始行动”，以显示伊尹之所以出仕辅佐商汤讨伐夏桀拯救百姓的实情。

译罢了。说上天诛伐在牧宫发起进攻的人，大概是因为桀行不道，是自己招致了进攻。发起进攻的是桀，诛伐他的是天，而伊尹则是辅佐商汤从亳地出发前往征讨。既然如此，那么商汤讨伐夏朝，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过是奉行天命去讨伐有罪之人罢了。」

译万章问道：“有人说孔子在卫国时寄居在痈疽家里，在齐国时寄居在侍人瘠环家里，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这是好事的人编造的。孔子在卫国寄居在颜雠由家里。弥子瑕的妻子和子路的妻子是姐妹。弥子瑕对子路说：‘孔子如果寄居在我家，卫国卿大夫的位置就可以得到。’子路把这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有天命。’孔子进用遵循礼，退隐遵循义，得到或得不到都说有天命，而寄居在痈疽和侍人瘠环家里，这是没有义也没有天命。孔子在鲁国、卫国不被悦纳，遭遇宋国桓司马想要拦截并杀害他，便改换服装经过宋国。这时孔子处于困厄之中，寄居在司城贞子家里，做陈侯周的臣子。我听说观察近臣，看他所寄居的人；观察远臣，看他所寄居的人。如果孔子寄居在痈疽和侍人瘠环家里，怎么能算是孔子呢？”

众人不知道有天命，所以对于那些对求得官位无益的事情强行追求而不停止。如果是贤者，就安于天命，知道天命是不可强求的，所以安于它。至于孔子所说的有天命，则是义与命合一的，所以孟子阐发说：“孔子进用遵循礼，退隐遵循义，得到或得不到都说有天命。”并不是圣人选择礼义来决定进退，圣人进退没有不符合礼义的，礼义所在的地方，本来就是天命所存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义与命合一。那么说寄居在痈疽和侍人瘠环家里的人，是多么不了解圣人啊！在卫国寄居在颜雠由家里，以及在改换服装经过宋国时寄居在司城贞子家里，这两个人大概也是两国的贤者，敬慕孔子而让他寄居，并不是孔子去求他们的。观察近臣看他所寄居的人，观察远臣看他所寄居的人，这是泛泛而言观察人的方法，难道只是做臣子的人应当知道的，做君主的人尤其应当明白这个道理。如果能够根据他所寄居的人来观察远臣，根据他所寄居的人来观察近臣，那么远近都能显现而没有被耳目私欲所蒙蔽了。孟子因为谈论孔子而涉及到这一点，实在是观察人的关键。

万章问道：“有人说：‘百里奚把自己卖给秦国养牲畜的人，用五张羊皮的价格，喂牛来求见秦穆公。’是真的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这是好事的人编造的。百里奚是虞国人。晋国人用垂棘的美玉和屈地的良马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谏，百里奚不劝谏，知道虞公不可劝谏就离开虞国去了秦国，年纪已经七十岁了，竟然不知道用喂牛来求见秦穆公是污辱自己的行为，可以说聪明吗？不可劝谏而不劝谏，可以说是不聪明吗？知道虞公将要灭亡而先离开他，不可以说不聪明。当时在秦国被举用，知道秦穆公可以有所作为就辅佐他，可以说是不聪明吗？辅佐秦国而使他的君主显赫于天下，可以流传给后世，不贤能能做到吗？把自己卖出去来成就他的君主，乡里自好的人都不做，却说贤者做吗？”

战国时期，喜欢编造这种言论来污辱贤者，这不仅仅是嫉贤妒善的意思，大概他们的行为就像这样，而想借贤者来为自己辩解，所以孟子反复详细辨析，以挽救这种流弊。百里奚虽然是霸主的辅佐，但不能不说是聪明人。知道虞公不可劝谏而不劝谏，知道虞国灭亡不可挽救而离开他，知道秦穆公可以有所作为而辅佐他，辅佐秦国而使他的君主显赫于天下，从这几点来看，不聪明是做不到的，而肯把自己卖出去来成就他的君主吗？“成”的意思是求成，定交的意思。把自己卖出去这件事，虽然乡里自好的人都不做，如果百里奚做了，那么他的人品就可以看见了，难道还能做前面那几件事吗？虽然如此，百里奚不劝谏虞公而离开他，可以说忠诚吗？传记说：“百里奚在虞国愚笨而在秦国聪明。”大概百里奚在虞国不被任用，处在不必劝谏的地位，所以知道不可劝谏而不劝谏，也不忍心坐等灭亡成为仇敌的百姓，所以引身离开，这就是聪明的原因。不然，百里奚处在应当劝谏的地位而不劝谏，那就是不忠的臣子，怎么能说是聪明呢？

万章下

孟子说：“伯夷，眼睛不看丑恶的颜色，耳朵不听丑恶的声音，不是他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的百姓不役使。政治清明就进用，政治混乱就退隐。暴政发出的地方，暴民聚集的地方，不忍心居住。想着和乡人相处，就像穿着朝服戴着朝冠坐在泥炭中一样。在商纣王的时候，居住在北海边，等待天下清明。所以听到伯夷风范的人，贪婪的人变得廉洁，懦弱的人有了立志。伊尹说：‘什么君主不能侍奉？什么百姓不能役使？政治清明也进用，政治混乱也进用。’说：‘上天生下这些百姓，让先知的人唤醒后知的人，让先觉的人唤醒后觉的人。我，是天生的百姓中先觉的人，我将用这个道唤醒这些百姓。想着天下的百姓，哪怕一个普通男子或妇女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他把自己承担天下的重任。’柳下惠，不以污浊的君主为羞耻，不辞掉小官职，进用不隐藏贤能，一定按照他的道；被遗弃而不怨恨，困厄穷困而不忧愁。和乡人相处，温和柔顺不忍心离开。‘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在我旁边赤身裸体，你怎么能污染我呢？’所以听到柳下惠风范的人，鄙陋的人变得宽厚，刻薄的人变得敦厚。孔子离开齐国，淘了米就走；离开鲁国，说：‘慢慢走啊，这是离开父母之国的道理。’可以快就快，可以久就久，可以隐居就隐居，可以做官就做官，这是孔子。”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人；伊尹，是圣人中担当的人；柳下惠，是圣人中和的人；孔子，是圣人中适时的人。”

译伯夷眼睛不看丑恶的颜色，耳朵不听丑恶的声音。凡是颜色经过眼睛，声音接触耳朵，本来是无法逃避的；但是看与不看、听与不听，却在于我自己。对于丑恶的颜色和声音，视听不加于其上，这就说明他立心高远而坚守自我坚定。柳下惠不认为侍奉昏庸的君主是可耻的，不推辞担任低微的官职，出仕时不隐藏自己的贤能，必定遵循正道。虽然侍奉昏君而不以为耻，居于小官而不推辞，然而他出仕时，从未隐藏过自己的贤能，从未不遵循正道，这就是他之所以成为柳下惠的原因。不然的话，那就是委屈自己以求得官职罢了。虽然如此，将这三个人比较起来，伊尹是最高的！所以对于伯夷的风范，认为听到的人能使顽固的人变得廉洁，懦弱的人树立志向；对于柳下惠的风范，认为听到的人能使鄙陋的人变得宽厚，刻薄的人变得忠厚；而唯独不说伊尹的风范，是因为他所感化的范围更广。也就像评论伯夷和柳下惠的流弊时，有狭隘和不恭敬的说法，而没有涉及伊尹。然而用伊尹来比拟孔子，则还有“任”的意味未能完全化去。至于孔子则是天，他离开齐国时，淘米就走；离开鲁国时，却说：“我走得迟缓啊。”大概他的迅速，他的迟缓，都是道所在的地方。说：“可以迅速就迅速，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退隐就退隐，可以做官就做官。”与公孙丑章中所说的相比，只改了一个“一”字，却更显现出从容不迫、与时偕行的意味。所谓圣之清、圣之任、圣之和，是说他们在这三者上达到了精纯极致。这三个人，虽然有的清、有的任、有的和有所不同，然而他们达到极致的道理则是一样的，所以都用“圣”来称他们。至于孔子是圣之时，难道可以用一个“道”来命名吗？大概“时”的意思，不是圣人迎合时势，圣人的举动本来没有不合时宜的。而称他为“圣”，则是举出他成就的名号。

译孔子可以说是集大成的。所谓集大成，就像奏乐时以钟声开始，以玉磬声结束一样。钟声，是开始有条理；玉磬声，是结束有条理。开始有条理，是智慧的事；结束有条理，是圣人的事。智慧好比技巧，圣人好比力量。这就好比在百步之外射箭，箭能射到百步之外，靠的是你的力量；而箭能射中靶心，却不是单靠力量就能做到的。

所谓集大成，是说汇聚了道的全部成就。以钟声开始、以玉磬声结束，是说音乐开始时用钟演奏，结束时用玉磬的声音，以此说明孔子的道始终纯粹统一而没有不周全的地方。因为论述孔子，进而推演学习圣人始终的道理，让求学的人有所遵循而逐步进步。开始有条理，就是《易经》所说的“知道到达的时机就去到达”；结束有条理，就是《易经》所说的“知道终结的时机就去终结”。这还没有达到圣人和智慧的境界，求学的人从事于此，本来就是成为圣人和智慧的道路，所以说“智慧的事”、“圣人的事”。条理，是说有序而不混乱。所谓的结束有条理，就是完成那开始的条理。这并不是先穷尽知识而后才去做终结的事，穷尽知识和努力践行，是相互促进的，然而知识常常在前，所以有始终的区别。于是用射箭的技巧和力量来做比喻。在百步之外射箭，箭能射到百步之外，是由于力量，力量是可以勉力做到的；而射中靶心，却不是力量所能做到的，是由于技巧。智慧好比技巧，是说它精妙在于射中；圣人好比力量，是说它在于能够到达。像伯夷、伊尹、柳下惠这三位，他们用力可以说达到极致了，所以他们的清高、担当、随和，都被称为圣人，是说他们在这三个方面达到了极致。然而与孔子相比，终究有所不及，不是他们的力量达不到，而是在圣人宏大而化育万物方面还有所欠缺，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智慧在这三者之外未能完全射中靶心。孔子则是智慧和圣德都达到极致的。论学习，则知道圣人有始终的次序；论道，则圣人的极致就是知识的极致。只有孔子完全做到了，所以这三位不能与他并列。至于颜回在圣人门下，大概已经接近圣人了，他的到达与射中，只在毫厘之间吧！求学的人应当以孔子为目标，穷尽知识和努力践行，直到生命终结才可以。

北宫锜问道：“周朝分封爵位和俸禄，是怎样的制度？”孟子说：“详细的情况无法听到了，诸侯厌恶它损害自己，都销毁了典籍；然而我也曾经听说过大概。天子一个等级，公一个等级，侯一个等级，伯一个等级，子和男同一个等级，总共五个等级。国君一个等级，卿一个等级，大夫一个等级，上士一个等级，中士一个等级，下士一个等级，总共六个等级。天子的制度，土地纵横各千里，公和侯都是纵横各百里，伯是纵横各七十里，子和男是纵横各五十里，总共四个等级。不到五十里的，不能朝见天子，依附于诸侯，叫做附庸。天子的卿受封的土地参照侯，大夫受封的土地参照伯，元士受封的土地参照子和男。大国土地纵横各百里，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四倍，大夫的俸禄是上士的两倍，上士的俸禄是中士的两倍，中士的俸禄是下士的两倍，下士的俸禄与在官府服役的平民相同，俸禄足以替代他们耕种的收入。次国土地纵横各七十里，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三倍，大夫的俸禄是上士的两倍，上士的俸禄是中士的两倍，中士的俸禄是下士的两倍，下士的俸禄与在官府服役的平民相同，俸禄足以替代他们耕种的收入。小国土地纵横各五十里，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两倍，大夫的俸禄是上士的两倍，上士的俸禄是中士的两倍，中士的俸禄是下士的两倍，下士的俸禄与在官府服役的平民相同，俸禄足以替代他们耕种的收入。耕种者的收获：一个农夫一百亩地，一百亩地的施肥，上等农夫能养活九人，上次等养活八人，中等养活七人，中次等养活六人，下等养活五人。在官府服役的平民，他们的俸禄以此作为差别。”

先王制定法度，其高低轻重，都是天理的大公，而不是私意所能决定的。所以它广大均平，足以统一天下人的心。后王把私意加在其中，纲纪首先混乱，所以上下互相争夺利益，而法度因此败坏。战国时期，天王的名号仅仅存在，而其法度废弃已经很久了。诸侯僭越常规，厌恶它损害自己，连同典籍一起销毁。虽然说是诸侯的罪过，但周朝政治失当也已经很久了。所以说：“文王武王的政治，散布在简策上，那个人在，他的政治就实行；那个人亡，他的政治就停止。”难道不是这样吗！孟子回答北宫锜的问题，大概是出于师友所传授、故家遗俗所听闻的，虽然说是大概，但大纲可以推知。所以从天子到子和男，共五个等级；从国君到下士，共六个等级，这是分封爵位的制度。从天子土地纵横各千里、公侯纵横各百里以下，这是分封俸禄的制度。所谓纵横各千里，先儒认为是王畿纵横各千里，积累一百个同，九百万夫的土地是对的。大概纵横各千里，就是纵横各百里的百个，田地百万井，九百万夫的土地，受田的是八百万夫，百倍于诸侯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作为天子的都城，镇抚天下，而卿大夫、元士的采地才有容纳的地方。所以公侯的纵横各百里、伯的纵横各七十里、子和男的纵横各五十里，都是以田地来说的。只以田地来说，那么土地虽然有广狭的不齐、山林川泽的相间，而制定田地的多少则自然如此。《王制》说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占三分之一的，那是传述者的错误。诸侯的国家，从卿到下士，受禄各有差别。下士替代耕种的俸禄，与在官府服役的平民

译者同。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之类是也。一夫一妇受田百亩，而田有肥瘠，故耕者所获有上中下不同，而庶人在官者于其中又有差焉。其轻重多寡，皆天理之安、人情之宜、等差之平、而用度之称者也。使明王出，举而行之，则战国诸侯侵〇王略、据有其地者，岂不在所削乎？卿大夫务富私室、占田无制者，岂不在所夺乎？宜乎当时恶其害已而去其籍也。今去古既逺，赖有孟子之説存，学者以是而折衷他説，庶乎其有据也。《周礼》所载，往往与此不同，如曰：「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盖不知分田建国之意，迁就而爲此説耳。要当以孟子爲正。夫在孟子之时，已云去其籍矣，又更秦絶灭之余，《周官》之书存者无几矣。今之所传，先儒以爲杂出汉儒一时之傅防是不可不攷也。

者相同。在官府任职的庶人，就是府史、胥徒这类人。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受田一百亩，但田地有肥沃和贫瘠之分，所以耕种者所获得的收成有上等、中等、下等的不同，而在官府任职的庶人其中又有差别。这些赋税的轻重多寡，都是符合天理之安定、人情之适宜、等级差别之公平、以及用度之相称的。假使圣明的君王出现，推行这种制度，那么战国时期诸侯侵犯王室疆域、占据其土地的人，难道不在被削减之列吗？卿大夫致力于使私家富裕、占有土地没有节制的人，难道不在被剥夺之列吗？难怪当时的人厌恶它对自己有害而毁弃了它的典籍。现在距离古代已经很久远了，幸好有孟子的学说留存，学者以此作为标准来权衡其他学说，大概就有依据了。《周礼》所记载的，往往与此不同，例如说：“公的封地，疆域方圆五百里，其中供他食用的占一半；侯的封地，疆域方圆四百里，其中供他食用的占三分之一；伯的封地，疆域方圆三百里，其中供他食用的占三分之一；子的封地，疆域方圆二百里，其中供他食用的占四分之一；男的封地，疆域方圆百里，其中供他食用的占四分之一。”这大概是不了解分田建国的本意，牵强附会而提出这种说法罢了。应当以孟子的说法为正确。在孟子的时候，已经说典籍被毁弃了，又经过秦朝焚书绝灭之后，《周官》一书留存下来的已经不多了。现在所流传的，前代儒者认为混杂出自汉代儒者一时的传习和补缀，这是不可不考辨的。

译万章问道：“请问交友之道。”孟子说：“不倚仗年长，不倚仗尊贵，不倚仗兄弟的权势去交友。所谓交友，是交对方的德行，不可以有所倚仗。孟献子，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卿大夫，他有五个朋友：乐正裘、牧仲，另外三个人我忘记了。献子与这五个人交友，心中没有献子卿大夫家的权势。这五个人如果也有献子那样的权势，就不会与他交友了。不只是百辆兵车的卿大夫如此，即使是小国的国君也有这种情况。费惠公说：‘我对于子思，是把他当作老师；我对于颜般，是把他当作朋友；王顺、长息，则是侍奉我的人。’不只是小国的国君如此，即使是大的国家的国君也有这种情况。晋平公对于亥唐，亥唐说‘进来’就进来，说‘坐下’就坐下，说‘吃饭’就吃饭，即使是粗米饭和菜汤，也没有不吃饱的，大概是不敢不吃饱。然而最终也就到此为止了，不与他共享天子的地位，不与他共同治理天职，不与他共同享用天禄。这是士人尊贤的方式，不是王公尊贤的方式。舜曾经谒见帝尧，帝尧把女婿舜安排在第二室居住，也宴请舜，两人轮流做主人和客人，这是天子与平民交友。在下位者尊敬上位者，叫做尊重尊贵者；在上位者尊敬下位者，叫做尊重贤者。尊重尊贵者、尊重贤者，它们的道理是一样的。”

朋友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同为重要的伦理关系，是天所安排的。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需要朋友而能成就的。后世即使是一介之士，朋友之道尚且缺失，何况地位更高的人呢！这是因为不知道德行的可贵，不知道成就自身的重要性，这就是朋友之道缺失的原因。假如他们知道德行可贵，成就自身重要，那么他们寻求朋友，只怕得不到，何况敢有所倚仗呢！孟献子，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卿大夫，而能结交朋友。献子与这五个人交友，不敢拥有百辆兵车的富贵，所以说“心中没有献子卿大夫家的权势”，意思是降低心意忘记权势，好像没有那个家一样。这五个人，看待献子的尊贵权势，内心也没有触动。假如这五个人有献子那样的权势，那么献子也不会与他们交友了。横渠张载说：“献子是忘记自己权势的人，五个人是忘记别人权势的人。”虽然如此，只有献子自己忘记权势，所以五个人跟随他；不然，献子先以权势自居，那么贤者将会失望地离开，难道还能与他交友吗？至于费惠公，则是小国的国君而能结交朋友。对于子思则把他当作老师，对于颜般则把他当作朋友，王顺、长息则把他们当作侍奉自己的人。那么这四个人，他们的差距就可以知道了。假如让国君到了不敢把他当作臣下，又不敢把他当作朋友的地步，那么他道德积累在身上，必定有感动信服于言语意态之外的地方。至于晋平公，则是大国的国君而能结交朋友。亥唐说“进来”，就进来；说“坐下”，就坐下；说“吃饭”，就吃饭；即使是粗米饭和菜汤，未曾敢不吃饱，大概是尊敬他而不敢不吃饱。那么平公忘记自己的权势与亥唐忘记别人的权势，也可以看到了。虽然如此，国君尊重贤者，应当与他共享天子的地位、治理天职、享用天禄，这才是公天下的道理，而极尽尊重贤者的意义。说地位、说职事、说俸禄，都用“天”来说，不是国君所能私有的，是天所安排的。平公虽然能忘记权势来侍奉亥唐，然而不能与他共同治理，所以认为是士人尊重贤者，而不是王公尊重贤者。至于尧对于舜，就是所谓极尽尊重贤者的意义了。以天子身份与平民交友，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安排在第二室居住，轮流做主人和客人，大概将要推荐他给上天，这是为天下得到人才的人。论交友到了这个地步，这是人伦的最高境界啊！尊重尊贵者、尊重贤者，它们的道理一样，是说无非是天理。在下位而尊敬上位，用来尽尊重尊贵者的意义；居上位而尊敬下位，用来极尽尊重贤者的适宜。这样所以上下交通而安泰，治理就亨通了。

万章问道：“请问交际往来，怀着什么心意呢？”孟子说：“恭敬。”万章说：“‘推辞再推辞’被认为是不恭敬，为什么呢？”孟子说：“尊者赐给东西，说：‘他获取这些东西，合乎道义吗？不合乎道义吗？’然后才接受，用这种方式被认为是不恭敬，所以不推辞。”万章说：“请不用言辞推辞，用心推辞，说：‘他从百姓那里获取是不合道义的。’而用其他借口不接受，不可以吗？”孟子说：“他们的交往符合道义，他们的接待符合礼节，那么孔子就接受了。”万章说：“现在有一个在国门之外拦路抢劫的人，他的交往符合道义，他的馈赠符合礼节，这样可以接受他的馈赠吗？”孟子说：“不可以。《康诰》说：‘杀人越货，残忍不怕死，所有百姓没有不痛恨的。’这是不需要教化就诛杀的人。商朝继承夏朝，周朝继承商朝，都不推辞诛杀这样的人。现在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怎么可以接受他的馈赠呢？”万章说：“现在的诸侯从百姓那里获取，就像拦路抢劫一样。假如他们礼数周全，那么君子就接受他们的馈赠，请问这是什么说法？”孟子说：“你认为如果有王者兴起，会把现在的诸侯一起诛杀吗？还是教化他们不改然后诛杀他们呢？说不是自己的东西而获取就是盗贼，这是推究同类道理到极致的说法。孔子在鲁国做官时，鲁国人打猎争利，孔子也打猎争利。打猎争利尚且可以，何况接受他们的馈赠呢？”万章说：“那么孔子做官，不是为了行道吗？”孟子说：“是为了行道。”万章说：“为了行道为什么打猎争利呢？”孟子说：“孔子先登记校正祭器，不用打猎争利得来的食物供应登记校正的祭器。”万章说：“为什么不离开呢？”孟子说

译这是为他占卜的结果。卦象显示足以施行，却不去施行，然后才离去，因此不曾有过任职满三年的情况。孔子有因为政见可行而出仕的，有因为受到礼遇而出仕的，有因为受到公家供养而出仕的。在季桓子那里，是因为政见可行而出仕；在卫灵公那里，是因为受到礼遇而出仕；在卫孝公那里，是因为受到公家供养而出仕。

译读《孟子》这一章，孟子回答万章的话，反复曲折，可以说把义理阐发得极其精微了。问交际时应当持什么心态，孟子说“恭敬”，因为交际的原则，主要在于恭敬。问拒绝馈赠为什么是不恭敬，孟子认为，尊贵的人有赏赐，如果先考虑他取得这些财物的方式是否合乎义理，然后再决定是否接受，这就不是用来恭敬侍奉尊贵者的态度。我只知道不辜负他赏赐我的心意罢了，哪里有空去追问财物的来源呢！至于万章的说法，心里拒绝却用其他借口推辞不接受，这本身就是不恭敬的心态，那么言辞又有什么作用呢？然而接受馈赠，必须是以道相交、以礼相接；如果交往不符合道、接待不符合礼，那么本来就不应该接受。在齐国，有人赠送百镒黄金，孟子不接受，这也是尊贵者的赏赐，但孟子没有推辞，这是因为对方只是拿财物来收买我罢了，他的交往本来就不符合道，接待本来就不符合礼，这就是不接受的原因。这也不是因为对方取得财物的方式不义，起初也无损于交际中的恭敬。万章对此有疑问，说：“如果有个人，用武力抢劫别人得到财物，但却按照道义交往，依照礼节馈赠，那么君子难道也接受吗？”孟子说：“用武力抢劫别人财物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大恶人，是国家统治者必须禁止、不需要等待教令就应诛杀的对象，夏商周三代的法律相同，不必多言就能明白。在当今时代，这种法律更为显著，怎么能接受他的馈赠呢？”万章说：“既然认为不可接受，那么现在的诸侯用不合道义的手段获取民财，这与抢劫者有什么不同，而君子却因为他们的礼节周全就接受馈赠，可以吗？”孟子说：“事情本来就有轻重之分，如果认为有王者兴起，会不等待教化就全部诛杀现在的诸侯吗？还是先进行教化，不改过后再诛杀呢？从道理上讲，一定是等待教化而不改过然后才诛杀，这是很明显的。那么，这能和不等待教化就诛杀的人相提并论吗？说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去拿取就是盗窃，这是推演‘非其有而取之’这类行为以穷尽义理的所在，把它比作盗窃是可以的；但如果就认为它与用武力抢劫财物的盗贼罪行相同，那怎么可以呢！”大体上，圣贤根据世道的污浊或清明而做出变化，辞让、接受、索取、给予，都是天下的正理，过分与不足，都是失去了正理，同样错误。鲁国的习俗，一定要通过田猎较射之后才能祭祀，孔子在鲁国做官，也不违背这个习俗，何况是接受他们的赏赐呢？万章听了这话，又怀疑孔子做官，所奉行的是道，为什么要参与田猎较射呢？孟子认为：“孔子在宗庙祭祀时，先整顿好祭器，确立常典，不用四方进献的食物来充数，因为四方进献的食物不是整顿祭器的常典旧例。”但在田猎较射以供给祭祀这件事上，还没有完全废除，这是因为通过整顿祭器的事来逐步匡正，措施的施行是有先后次序的。而万章认为既然不能立刻全部匡正，那为什么不干脆离开呢？孟子说：“是为了留下征兆。”“留下征兆”，是指正本清源，开创可以继承的局面。圣人的作为如同天地的化育，不急不缓，虽然说是留下征兆，但化育的大体已经具备了。对于其他人来说，缓慢就会错失时机，急促反而会造成危害，这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广博深沉且适时流露的德行，所以无序而不和谐。征兆足以推行而没有推行的，是因为这个征兆本来就可以继承，这样去推行却有所不能推行的，那是天命，然后才离开，所以孔子在鲁国也没有停留超过三年。他的先后迟速，都符合天理，这就是所谓的“圣之时”吧！于是接着论述孔子做官有三种情况：行可之仕，是指征兆可以推行的时候；际可之仕，是指遇到圣人以礼相待的时候；公养之仕，是指供养圣人以道义的时候。遇到以礼相待且以道义供养的情况，圣人难道能断绝吗？读这一章的人，细细品味并深入思考，也可以窥见圣贤的用意，而知晓辞让、接受、索取、给予的方法了。

孟子说：“做官不是为了贫穷，但有时确实是因为贫穷；娶妻不是为了供养，但有时确实是为了供养。因为贫穷而做官，就要辞去尊贵的职位居于卑下的位置，辞去富有的职位居于贫穷的位置。辞去尊贵居于卑下，辞去富有居于贫穷，做什么合适呢？守城门打更。孔子曾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说：‘只要账目计算准确就行了。’曾经做过管理畜牧的小吏，说：‘只要牛羊肥壮成长就行了。’职位低微却议论高位的事，是罪过；站在别人的朝廷上而道义不能施行，是耻辱。”

这一章讲的是因贫穷而做官的道理。做官的人，难道是为了贫穷吗？本来是要施行道义，但也有因为贫穷而做官的人。这就像娶妻本来是为了延续子嗣，不是为了供养，但也有为了供养而娶妻的人。那么，因贫穷而做官，与因供养而娶妻，也都是合乎义理的。虽然如此，既然说是因为贫穷，就不应当处于尊贵和富有的位置，居于卑下和贫穷的位置是可以的。如果处于尊贵和富有的位置，那就是名义上说是因为贫穷，实际上却是窃据高位。处于尊贵和富有的位置，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哪里是因贫穷而做官的地方呢？这就是不合义理了。所以守城门打更，也是合适的，本来就是因为贫穷的缘故。孔子曾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也曾经做过管理畜牧的小吏。圣人诚实笃厚，即使处于低位，也一定恭敬地对待事务，说：“只要账目计算准确就行了。”说：“只要牛羊肥壮成长就行了。”因为职责在于此而不越位。大概职位低微的人不承担言责，议论高位的事就是罪过，所以可以暂时坚守自己的职责，这是因贫穷而做官的方法。至于站在别人的朝廷上，就应当以施行道义为己任。道义不能施行却窃据高位，是君子所耻的。那么，高位厚禄，并不是用来供养贫穷的。后世不明白这个道理，假借因贫穷的名义，安享宠幸和利益罢了，竟然不以为耻，这难道不是罪过吗！如果不得已，因贫穷而做官，应当想着守城门打更

译以“止于至善”作为准则，那是可以的。唉！看孔子担任管理仓库的小吏时说“只要账目清楚就行了”，担任管理畜牧的小吏时说“只要牛羊肥壮成长就行了”，那么孔子如果在天下掌握政权，他应当做的事会是什么样呢？事情虽有大小之分，但用心却是一致的，也就是只做到该做的地步罢了。

译万章问道：“士人不依附诸侯，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是不敢啊。诸侯失去国家之后，依附于其他诸侯，这是合乎礼的；士人依附于诸侯，是不合乎礼的。”万章问：“国君赠送粮食，就接受吗？”孟子说：“接受。”万章问：“接受，有什么道理呢？”孟子说：“国君对于百姓，本来就应该周济他们。”万章问：“周济就接受，赏赐就不接受，为什么呢？”孟子说：“是不敢啊。”万章问：“请问这不敢，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守城门、打更巡夜的人，都有固定的职务而从上级那里领取俸禄。没有固定职务而从上级那里接受赏赐，被认为是不恭敬的。”万章问：“国君赠送，就接受，不知道可以经常这样吗？”孟子说：“缪公对于子思，屡次问候，屡次赠送熟肉。子思很不高兴。到最后，子思把使者赶到大门外，面向北叩头再拜而不接受，说：‘现在才知道国君把我当作犬马一样豢养。’大概从此以后，缪公就不再赠送了。喜欢贤人却不能举用他，又不能供养他，这能说是喜欢贤人吗？”万章问：“请问国君想要供养君子，怎样才算是供养呢？”孟子说：“用国君的命令去传达，再拜叩头而接受。此后，粮仓管理员接着供给粮食，厨师接着供给肉类，不再用国君的命令去传达。子思认为，因为熟肉而让自己忙碌地屡次拜谢，这不是供养君子的方法。尧对于舜，让他的九个儿子侍奉舜，两个女儿嫁给舜，百官、牛羊、粮仓都备齐，在田野中供养舜，后来举用他并把他加升到高位。所以说，这是王公尊重贤人的做法。”万章所说的依附诸侯，大概是认为士人虽然不能实行自己的道，但依附诸侯的俸禄来养活自己，似乎是可以的。而孟子认为这不合乎礼，是因为没有这样的礼的缘故。然而周济就可以接受。周济与赏赐之所以不同，大概是因为居住在那个国家就是那里的百姓，国君因为百姓饥饿而赠送粮食，接受是可以的。如果想要借此依附而空享俸禄赏赐，那么在道义上有什么依据呢？名分不正就失去秩序而不和谐，所以孔子论述它，以至于礼乐不兴盛，而百姓不知道手脚该放在哪里。君子对于礼乐，片刻也不离开自身，他们的行动没有不当名正而言顺的。说“不敢”，是因为没有固定职务而接受赏赐，陷于不恭敬，所以不敢。虽然如此，这是士人自我处分的当然做法。至于国君对待士人，则有供养贤人的礼，所以举出子思的事情来告诉他。至于子思接受缪公的赠送，是周济而接受的道义。至于赠送很久，而忙碌地屡次拜谢，那就是徒然赠送而已。徒然赠送，那么与豢养犬马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哪有君子而接受被当作犬马豢养的呢？等到时间久了，就再拜叩头而不接受，大概缪公虽然有喜欢贤人的名声，却不能举用，又不能按礼供养他，贤人怎肯处于这种境地呢？按礼供养，就是接着供给粮食、接着供给肉类，大概不敢因此而屡次烦扰他，所以让接着供给而已。虽然如此，这涉及供养的礼，而未涉及举用的道。至于尧对于舜，则是尊重贤人的极致，而供养之道的穷尽。用九个儿子侍奉他，用两个女儿嫁给他，百官、牛羊、粮仓都备齐，而在田野中供养他，只怕不能符合他的心意。一旦举用并把他加升到高位，像这样然后才可以说是王公尊重贤人。孟子常常以尧舜的事情来说话，谈论道的人必定考察圣人，用来展示万世的准则，大概因为圣人是人伦的极致。唉！士人在辞让和接受的时候，能不思考名正而言顺吗？国君对待士人，又怎能不深思供养他的方法呢？

万章问：“请问不见诸侯，有什么道理呢？”孟子说：“在国都里叫市井之臣，在野外叫草莽之臣，都叫做庶人。庶人不递交信物成为臣子，不敢去见诸侯，这是合乎礼的。”万章问：“庶人，召他去服役，就去服役；国君想要见他，召他，就不去见他，为什么呢？”孟子说：“去服役，是合乎义的；去见面，是不合乎义的。而且国君想要见他，是为什么呢？”万章说：“因为他见闻广博，因为他贤德。”孟子说：“因为他见闻广博，那么天子不召见老师，何况诸侯呢？因为他贤德，那么我没听说过想要见贤人就召见他的。缪公屡次去见子思，说：‘古代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以士人为友，怎么样？’子思不高兴，说：‘古代的人有话说：侍奉他罢了，难道说以他为友吗？’子思的不高兴，难道不是说：‘以地位论，您是国君，我是臣子，怎敢与国君为友呢？以德性论，您是侍奉我的人，怎么可以与我为友呢？’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想与他为友都不可得，何况可以召见他呢？齐景公打猎，用旌旗召唤虞人，虞人不到，将要杀他。志士不忘身死沟壑，勇士不忘丧失头颅。孔子为什么取法他们？取法他们不是正确的召唤就不去。”万章问：“请问召唤虞人用什么？”孟子说：“用皮帽。召唤庶人用赤色曲柄旗，召唤士人用画龙旗，召唤大夫用旌旗。用大夫的召唤去召唤虞人，虞人宁死也不敢去；用士人的召唤去召唤庶人，庶人怎敢去呢？何况用不贤人的召唤去召唤贤人呢？想要见贤人而不按正道，就像想要他进来却关上门一样。义，是道路；礼，是门户。只有君子能走这条路，出入这个门。《诗经》说：‘周朝的大道平坦，它的直像箭一样；君子所踏行的，小民所观看的。’”万章说：“孔子，国君命令召见，不等车马驾好就走了。然而

译那么孔子不也是这样吗？”回答说：“孔子当时在朝为官，担任官职，所以是凭借他的官职被召见的。”

译万章问：不见诸侯，这是什么道理？孟子用庶人的本分来回答他，既然没有递交信物成为臣子，那么他不敢去见诸侯，是理所当然的。万章说：既然把自己比作庶人，庶人本来就有被召去服役而前往服役的道理，哪有君主想见自己却不去见的呢？孟子说：召他去服役，是把他当作庶人对待，可以以贵役贱，这是常理，所以前往服役是合乎义的。如果君主想见他，那么想见他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见闻广博还是因为他贤能呢？如果是因为他见闻广博，那么就要借助他来成就德行，天子尚且不召见老师，何况地位更低的人呢？如果是因为他贤能，那么就应当尊敬他而不能轻慢。大概在自己这方面应当坚守庶人的本分，在君主那方面则应当隆重地奉行侍奉老师的礼节。所以说：“前往服役，是合乎义的；前往拜见，是不合乎义的。”有前往服役的义，而没有前往拜见的义。缪公以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身份想要与士人交友，这本是值得称许的，但子思却不高兴，大概是因为说交友，仍然显得有所倚仗，而骄横吝啬之心没有完全降伏。子思难道是自尊自大吗？他认为君主对自己的期望，是想成就自身，如果有一丝一毫没有降伏，那就是私意横生，怎么能听从善道呢？所以从地位来说，贵贱的形势不同，在自己这方面本来就不敢说交友；从德行来说，道义最为重要，在君主那方面又怎么能说交友呢？大概君臣之间的相处，只有尊重尊贵、尊敬贤能这两种情况而已。尊重尊贵，是本分；尊敬贤能，是德行。本分确立而德行受尊，这是天理。君主想要与他交友却做不到，古代的人没有一丝一毫愿意屈就的心，就是这样的。虞人不敢回应景公的召唤，是因为召唤他的东西不符合规定，他恪守常分而不敢逾越，所以孔子称赞他。那些可以召来就到、可以给予爵位俸禄的人，这本来是不贤之人常有的情况，而用这种方式来招揽贤人，是用招揽不贤之人的方式来招揽贤人，贤人怎么会愿意屈就呢？所以说：“这就像想要他进来却关上了门。”这不是见贤人的正道，所以如此。义之所以被称为路，是因为它适宜推行；礼之所以被称为门，是因为它的节制不可逾越。这两者是人性中固有的，好比路和门，有脚的人都可以行走、出入，而君子唯独能做到，为什么呢？众人沉迷于物欲，而君子保存了良心，所以如此。周朝的大道像磨刀石一样平坦，像箭一样笔直，君子所行走的，小人所注视的。诗人的意思是说大道坦荡，君子能够遵循它，而小人也将看着它而跟随。万章又对孔子不等车马驾好就出发的说法感到疑惑，孟子说孔子在朝廷做官，君主按照他的官职召见他，所以不等车马驾好就出发了。在朝廷任职并担当事务，就有固定的职守，本来与在民间不同。不等车马驾好就出发的义理微妙，孟子怎能不阐明它呢？

孟子对万章说：“一个乡里的善士，就与一个乡里的善士交友；一个国家的善士，就与一个国家的善士交友；天下的善士，就与天下的善士交友。认为与天下的善士交友还不够，又上论古人。吟咏他们的诗，诵读他们的书，不了解他们的人，可以吗？所以要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这就是上论古人交友。”

善士虽然有大小之分，都是立志于善道的人。一个乡里的善士，就与一个乡里的善士交友，不仅是取友本来如此，而且他们志同道合，自然互相寻求。所见到的范围越大，所结交的朋友就越广。所以一个国家的善士，就与一个国家的善士交友，而天下的善士，就与天下的善士交友。至于天下的善士，他们立心高远，持守德行坚定，必定不会安于浅近而小有成就。所以认为与天下的善士交友还不够，又上论古人，他们求道的心大概是无穷无尽的。从与一个乡里的善士交友，到上论古人，每一步都是向上提升的。时代有先后，道理没有古今之分，古人虽然遥远，但言行见于诗书。吟咏他们的诗，诵读他们的书，如果不了解他们的人，那有什么益处呢？吟咏诗诵读书，必定要上论他们所处的时代，然后古人的心意才可以明白。尹氏说：“上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说评论他们所遇到的时势。大概古人所遇到的时势不同，所以他们的行事有差异，而他们的道则是一样的。必须考察他们的时势来探究他们的应用，然后他们的心意才可以明白。比如尧舜禅让，而汤武征伐；禹稷经过家门不进去，而颜回居住在陋巷，又怎么能不尚论他们所处的时代呢？”尚友之道，到这里才算完备了。

齐宣王问关于卿的事。孟子说：“大王问的是哪种卿呢？”宣王说：“卿难道不同吗？”孟子说：“不同。有同宗族关系的卿，有异姓的卿。”宣王说：“请问同宗族关系的卿。”孟子说：“君主有大过错就劝谏，反复劝谏而不听从，就更换君主。”宣王脸色突然变了。孟子说：“大王不要诧异。大王问臣，臣不敢不正直地回答。”宣王脸色平定后，然后问异姓的卿。孟子说：“君主有过错就劝谏，反复劝谏而不听从，就离开。”同宗族关系的卿与异姓的卿，有亲疏的不同，所以不能同等看待。同宗族关系的卿劝谏君主的大过错，反复劝谏而不听从，就有更换君主的义，大概是因为承担宗庙社稷的责任，所以能够选择宗族中的贤人来更换他。但这不是说同宗族关系的卿劝谏君主反复而不听从，就可以更换君主，而是推究其理而言，有可以更换君主的道理，这就是所谓正直地回答。宣王听到这话而恐惧，所以脸色突然变了，那么用来警示他的也就深切了。至于异姓的卿，看到君主有过错就应当劝谏

译反复劝谏而不听从，就可以离开。有人说：“孟子关于更换君位的言论，不也太过分了吗？”大概是为了回应齐宣王的话，如果不这样，就无法深深警示他的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