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卷一

译是必然的！从商汤到武丁，贤明圣哲的君主出现了六七位，天下归附商朝已经很久了。时间久了就难以改变。武丁会见诸侯，统治天下，就像在手掌中转动东西一样容易。纣王距离武丁的时代并不久远，那些旧贵族留下的风俗、流传下来的良好政教，还有存在的。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都是贤人，共同辅佐他，所以商朝过了很久才失去天下。每一寸土地没有不是他所有的，每一个百姓没有不是他的臣民，然而周文王还是凭借方圆百里的地盘兴起，因此（推翻商朝）是困难的。齐国有句话：“虽然有智慧，不如凭借形势；虽然有农具，不如等待时机。”现在的时机就易于成功。夏、商、周兴盛的时候，土地没有超过千里见方的，而齐国已经拥有这样的土地了；鸡鸣狗叫的声音互相听得见，一直延伸到边境，而齐国已经拥有这样的百姓了。土地不需要再开拓，百姓不需要再聚集，施行仁政而称王天下，没有人能阻挡。况且圣王不出现，没有比现在更久的了；百姓受虐政折磨而困苦，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饥饿的人容易满足饮食，口渴的人容易满足饮水。孔子说：“德行的传播，比驿站传递命令还要快。”当今的时代，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施行仁政，百姓的喜悦，就像解除倒悬的痛苦一样。所以，用一半的力气，就能取得加倍的功效，只有现在这个时代才能如此。

译公孙丑听到孟子说“以齐国之力行王道，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的言论，心中更加疑惑而不相信，所以引用周文王、周武王的事迹来作比喻。孟子说“文王哪里可以比得上呢”，是说文王的德行盛大，是别人无法企及的。从商汤到武丁，贤明圣哲的君主出现了六七位，其中像太甲、沃丁、祖乙、盘庚，都是贤君；而太戊、武丁，则几乎达到圣人的境界了。贤圣的君主接连出现，他们的志向气节所感发的力量、德行恩泽所逐渐覆盖的范围，会是多么宏大呢？纣王距离武丁去世，实际有一百零一年，但孟子认为时间并不久远，这是因为武丁的恩泽流传长久啊。所以，旧时家族遗留的风俗所传下来的，流传的风尚和善政所施加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又有贤臣辅佐，所以即使像纣王那样无道，也在位三十四年后周朝才取代他，这就是所说的“时间久了之后才失去天下”。然而，凭借纣王拥有天下这么大的基业，而周朝最终凭借百里之地兴起，这也可见文王是无人能比的。这是论述事理和形势本来如此，并不是说文王有夺取商朝政权的野心。齐国人的话，大概是民间谚语，其中道理有可取之处，即使是微贱的民间谚语，圣贤也会采纳它。那些做不到的事情，是形势和时机决定的。夏、商、周三代兴盛时，王畿不过千里，现在齐国已经拥有这样的土地了；鸡鸣狗吠之声相互听闻，一直延伸到四境，说明齐国也拥有这样的民众了。土地不必再去开拓，民众不必再去聚集，只要施行仁政罢了，那么称王天下，谁能抵挡呢？大概自从周幽王之后，王道政治就不再见于天下，圣王不再出现，百姓的困苦，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了。百姓愁苦越深，那么他们渴望治理的心情就越迫切，就像饥渴的人容易满足饮食一样。引用孔子的话作为证明：“德行的流行，比驿站传递命令还要快”，是说其感通的速度之快；“如同解除倒悬之苦”之类的话，是说百姓困苦到了极点，期望解救的心情非常迫切。用古人一半的功夫，而功效却加倍，这是形势和时机使然。

公孙丑问道：“先生如果担任齐国的卿相，得以施行您的主张，即使由此成就霸业或王业，也不奇怪。像这样，您会动心吗？”孟子说：“不会。我四十岁时就已经不动心了。”公孙丑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先生远远超过孟贲了。”孟子说：“这并不难，告子比我更早做到不动心。”公孙丑认为孟子志在施行大道，如果一旦得到齐国的卿相之位而大道得以施行，应该会内心有所触动。公孙丑大概不知道，君子立足于天下之中，安定四海之民，本性中不存在的东西，就是“我”这个私欲。我说我四十岁不动心，是因为省察精微而知道达到了极致，这时才这样的。公孙丑认为这很难，所以说远远超过孟贲。孟子告诉他，做到这样也不难，告子比我更早能做到不动心，这是因为不动心还不足以穷尽圣贤的深意。虽然如此，不动心是相同的，但所以能不动心的原因却不同。孟子以积累正义为根本，告子则认为义是外在的。所以在孟子那里，心体周流贯通，人欲不萌生，万物各安其位；在告子那里，则是强力抑制欲望，专一固执凝滞，从而能做到不动心。他们不同的原因，求学的人能不深入探究吗？

公孙丑问：“不动心有方法吗？”孟子说：“有。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是，皮肤被划破不躲闪，眼睛被刺不逃避，想到哪怕是一根毫毛被别人挫败，就像在街市上被鞭打一样。他不接受平民的侮辱，也不接受万乘之君的侮辱，看待讥刺万乘之君就像讥刺平民一样，不畏惧诸侯的威严，听到恶言必定反击。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是，他说：‘看待不能战胜的情况就像能战胜一样。衡量敌人然后前进，考虑胜利然后行动，这是畏惧三军的人。我怎么能保证必胜呢？能做到无所畏惧罢了。’孟施舍像曾子，北宫黝像子夏。这两人的勇气，不知道谁更贤明，但孟施舍所守的是简约的。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喜欢勇敢吗？我曾从夫子那里听到过关于大勇的道理：自我反省而觉得理亏，即使是平民，我也不去恐吓他；自我反省而觉得理直，即使是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孟施舍所守的气，又不如曾子所守的简约。”

公孙丑问不动心是否有方法？孟子先举北宫黝、孟施舍的事例，说明这两人所以能不动心的方法。北宫黝期望于必定做到。肤挠，是身体有所触动；目逃，是眼睛有所躲避。不肤挠、不目逃，是因为想到哪怕是一根毫毛被别人挫败，就像在街市上被鞭打一样。他所不愿从平民那里接受的，也不愿从万乘之君那里接受；看待讥刺万乘之君，就像讥刺平民，没有诸侯威严值得敬畏；听到恶言，必定用恶言反击，这些都是必定做到而无所屈服的表现。但这只是守住外在，还未能达到守住内在的“气”。如果孟施舍推演到无所畏惧，那就更好了。看待不能战胜就像能战胜，就不让胜负牵累内心。说“衡量敌人然后前进，考虑胜利然后行动”，这还是畏惧三军的人，我则不能保证必胜，只能做到无所畏惧，这是简约地守住内在的“气”。孟施舍像曾子，北宫黝像子夏，是说他们的气象似乎像这两位。曾子是明理而自我克制的人，孟施舍不向外争竞，所以有相似之处；子夏是笃志力行的人，北宫黝坚强不屈，所以有相似之处。这两人不知道他们的勇气所成就的境界，彼此谁更贤明，但孟施舍相比北宫黝，则是所守更为简约。于是举出曾子所说的勇敢。曾子说“从夫子那里听到过大勇的道理。自我反省而觉得理亏，那么即使是平民，我也不去恐吓他；

译反省自己而理直，那么即使面对千万人的敌对，也可以前往。这是因为理直就会显得壮盛。缩，解释为直。《檀弓》说：“古代帽子用直缝。”不迎合外在，只反省自己而寻求理义所安适之处，他所坚守的简约罢了。约，指的是义。既然如此，又哪里是孟施舍那种坚守意气的人所能达到的呢？子路问什么是强，孔子用和顺而不随波逐流、中立而不偏倚来回答他，而以刚强矫健为可贵。申、椒有欲望，就不以刚强许给他们。圣人所说的勇、所说的刚，大概就是这样。

译公孙丑问：“请问先生您不动心的修养方法，与告子不动心的修养方法，可以让我听听吗？”告子说：“言语上不能理解，就不要向内心探求；内心不能安顿，就不要向意气探求。”内心不能安顿，就不要向意气探求，这是可以的；言语上不能理解，就不要向内心探求，这是不可以的。

告子所说的“言语上不能理解”，是指言语有所不通达，认为言语不合道理，不必向内心探求，这仅仅是选择言语不够精当罢了，只是致力于选择言语而已。如果在言语上不能理解却向内心探求，那就是自我拖累内心了。“内心不能安顿”，是指内心有所不安定，内心失去了平和，不必向意气探求，这仅仅是持守内心不够坚固罢了，只是致力于持守内心而已。如果舍弃内心而向意气探求，就会看到舍弃根本而追求末节，从而无法制约了。这就是告子不动心的道理。孟子则认为“内心不能安顿，就不要向意气探求”，这句话是可以的；至于“言语上不能理解，就不要向内心探求”，则是不可以的。因为言语上不能理解，正是内心有所未得的表现。内心对道理的体认，如果不亲切，言语上有所不通达，本来是应当的，这时正应当反过来向内心探求。如果强行选择言语而不致力于向内心探求，就是把义看作外在的东西，不知道内外本是统一的。以此来说不动心，只是徒然强制内心，而没有真正明白道理安顿所在。既然如此，难道没有弊端吗？

意志是意气的主帅；意气是充满身体的力量。意志到达哪里，意气就跟随到哪里。所以说：“要持守意志，不要损耗意气。”既然说意志到达哪里，意气就跟随到哪里，又说持守意志，不要损耗意气，为什么呢？回答说：“意志专一就能带动意气，意气专一也能带动意志。现在那些跌倒和奔跑的人，这是意气的作用，却反过来扰乱了内心。”

程子说：“内心所存留的就是意志。大概意志没有形迹而意气有形体，意志是意气的主帅，用来统帅气意的。意志在于这里，意气就跟随它了。意气是充满身体的力量，用来充实身体的。有了意气，就有了身体。意志到达哪里，意气就跟随到哪里，是说意志所到达的地方，意气随后也到达那里。然而意气与意志贵在相互滋养，持守意志、不损耗意气，就是用来相互滋养的。持守意志，是用来驾驭意气；而不损耗意气，又是用来安定意志的。公孙丑听了这些话，就产生了疑问，说：‘既然说意志到达哪里，意气就跟随到哪里，似乎只要持守意志就够了，又说不要损耗意气，为什么呢？’孟子说：‘意志专一固然能带动意气，而意气专一有时也能带动意志。’所以贵在相互滋养。专一与专一相同。意志一动，意气也就随之而动。然而意气一动，也能带动意志，观察跌倒和奔跑的人，就可以看到了。跌倒和奔跑，是意气的作用，而内心因此惊惧不安，这说明意气也能带动意志。然而意志带动意气居多，意气带动意志较少，所以程子说：‘意志带动意气占十分之九，意气带动意志占十分之一。’虽然如此，从普通人不知道用力的情况来说，整天之间，意志带动意气，意气又反过来带动意志，无穷无尽。因为意志被外物所夺而意气随之而动，意气一动，意志又因此不安宁，意志不安宁而意气更加急躁。君子以恭敬为本，审察意志所存留的地方，主持而不丧失，所以意气不乱；又审察意气所运行的地方，安详驯服而不损耗，所以意志不摇动。中正和平，通畅充裕，而德行事业日渐更新。这是相互滋养的道理，求学的人不可以不思考。”

公孙丑问：“请问先生您擅长什么？”孟子说：“我善于分析言辞，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公孙丑问：“请问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说：“很难说清楚。这种气，最为广大，最为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加以损害，它就会充满天地之间。这种气，必须与义和道相配合，没有义和道，它就会萎靡不振。这是积累义而产生的，不是偶然做一件合乎义的事就能取得的。行为有一点内心不满意，它就会萎靡不振。所以我说过告子不曾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作外在的东西。”

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却先说“我善于分析言辞”，大概是因为如果不善于分析言辞，偏颇、邪曲、放纵、逃避的言辞就会扰乱它，从而失去培养浩然之气的道理。公孙丑问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回答说：“很难说清楚。”详细体味这句话，确实可以看出孟子自我体悟的境界极高。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体，其气本来相互流通而没有间隔，只是人的私欲害了它，所以自我局限于形体之间，而失去了流通的道理。虽然自我局限，但其所具有的流通之理也未曾不在，所以贵在培养它。培养它而不加以损害，那么浩然之气就充满天地之间了。它的充满，不是从外面来的，气的本体本来就是这样。所谓至大至刚以直，是用这三个词来形容气的本体。大就没有什么能与它相比，刚就不可阻挡，直就无所弯曲，这三者缺一，对于气的本体来说就不完备。说至大至刚，又说以直，是文势使然。培养它而没有损害它的人，它就会充满天地之间。在《坤》卦六二爻所说的“直方大”，就是这里所说的至大至刚以直。充满天地之间，就是《易经》所说的不怀疑自己所行的地方。又说“配义与道”，配的意思是合。从气的角度来说，所以可以说合。道是本体，义是作用。从不知道培养的人来说，一身之气，与道义怎么能够相合？如果养成了这种气，那么它的作用无非是义，而它的本体就是道。因为浩然之气贯通于本体与作用，统一于隐微与显明而没有间隔。无是，馁也，是说如果没有义和道，气就会萎靡不振。

译那些不能让它感到饥饿的原因，是因为它是由积累正义而产生的。所谓积累正义，就是积累众多的正义。大凡符合正义就会内心满足，内心满足就是正气产生的原因。积累的时间久了，那么每一口气息必然存在，每一件事必然体现，众多的正义汇聚，心胸宽广身体安适，一举一动没有愧疚，而浩然之气就充满胸中了。它的产生不是从外部得来的，而是由积累正义产生的，所以说“不是通过外在的正义袭取而获得的”。并不是说气是一个独立的事物，正义在外面袭取成为我所拥有，而是我本来就具有的。所以行为中有一丝一毫不符合我的心意，就会感到空虚而气馁，气馁就会停止正气的生长了。那么告子认为正义是外在的，这是不知道正义存在于人的心中，那么他修养正气难道没有害处吗？

译一定要做集义的事，但不要预设结果，心里不要忘记，也不要拔苗助长。不要像那个宋国人一样。宋国有个担心禾苗不长高而把它拔高的人，疲惫地回到家，对他的家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急忙跑去查看，禾苗已经枯死了。天下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很少啊。认为集义没有益处而放弃的人，是不除草的人；帮助它生长的人，是拔苗的人，不仅没有益处，反而害了它。

这段话讲的是养气的方法。“有事”是指有所作为；“而勿正”是指不要期待结果；“心勿忘”是指不要忘记所做的事；“勿助长”是指等待它自然充实，不可以强行让它充实。这是遵循天理的本然，而不以人为的方式强加。虽然如此，想要不忘记就接近于拔苗助长，想要不拔苗助长就可能忘记，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是困难的。这段话以“必有事”为主，孟子所说的“有事”，大概是指集义吧！然而学者多知道忘记的危害，却不知道拔苗助长的危害更严重。所以引用宋人拔苗的比喻：担心禾苗不长，就像担心气不充实；拔苗来帮助它生长，就像作气来使它充实；疲惫地说“今天累坏了”，是说虽然如此劳累，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天下不拔苗助长的人很少，是说天下的学者往往陷入拔苗助长的毛病。认为集义没有益处而忘记的人，是不除草的人，不除草禾苗就会日渐瘦弱；不集义气就会日渐衰竭。强行作气来使它充实的人，是拔苗的人，拔苗反而伤害根本，拔苗助长反而伤害气，因为私意横生，危害天理，那么空虚的程度就更严重了。至于善于养气的人，只是集义罢了，没有必定成功的想法。因为功夫不放弃，也不迫切，所以气得到滋养，浩然之气就可以逐渐达到。就像善于养苗的人，耕耘灌溉不失时机，雨露的滋润，天时的到来，它的生长大概有不期然而然的情况，这都是遵循天理的本然，做该做的事罢了，它的道理难道不简要吗？有人说：“二程先生多把‘必有事焉’理解为有事于敬，而孟子则主张集义，有区别吗？”回答说：“没有区别。孟子所说的持志，就是敬的道理。不持志，怎么能集义呢？敬与义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坤》卦六二的直方大，君子体现它，也是基于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这是孔孟的意思，程子已经领悟了，学者应该深思。”

什么叫知言？回答说：“偏颇的言辞知道它遮蔽了什么，过分的言辞知道它沉溺于什么，邪僻的言辞知道它背离了什么，躲闪的言辞知道它穷尽于什么。这些言辞产生于心，危害于政事；表现在政事上，危害于事务。圣人再兴起，一定会同意我的话。”宰我、子贡善于言辞，冉牛、闵子、颜渊善于谈论德行。孔子两者兼备，说：“我对于言辞，是不擅长的。”“那么夫子已经是圣人了吗？”回答说：“唉！这是什么话？从前子贡问孔子说：‘夫子是圣人吗？’孔子说：‘圣人我还不能当，我只是学习不厌倦，教导不疲倦。’子贡说：‘学习不厌倦，是智慧；教导不疲倦，是仁爱。仁爱且智慧，夫子已经是圣人了。’圣人，孔子都不自居，这是什么话？从前我听说：子夏、子游、子张都有圣人的一部分，冉牛、闵子、颜渊则是具体而微。”

孟子懂得道，所以知言，不知言，那么偏颇、过分、邪僻、躲闪的言辞就足以扰乱他了。那些发表偏颇、过分、邪僻、躲闪言论的人，本来也是高明之士，只是他们的见解有偏差，所以流于错误而自己不知道。偏颇、过分、邪僻、躲闪，这四者足以概括异端的过失了。偏颇，是险恶的言辞；过分，是放纵的言辞；邪僻，是偏执乖戾的言辞；躲闪，是辗转逃避而不知极限的言辞。现在试着考察异端的言论，可以类推而知。像告子〇柳桮棬，是偏颇的言辞吗？像杨氏为我、墨氏兼爱，是邪僻的言辞吗？至于过分、躲闪的言论，那么列御寇、庄周的书里都具备了。他们之所以偏颇，是因为有所遮蔽而不通达；他们之所以过分，是因为有所沉溺而放荡；邪僻，是因为支离破碎而偏颇；躲闪，是因为有所穷尽而辗转逃避。所以知道它们是这样，是因为我不遮蔽、不沉溺、不背离、不穷尽的缘故。孟子正在论述知言，却说：“产生于心，危害于政事；表现在政事上，危害于事务。”大概内心所存的，不能掩盖于外，表现在外的，就是内心所存的。偏颇、过分、邪僻、躲闪产生于心，那么施于政事的必定有害，危害政事就危害事务了。论述知言而涉及到这些，是因为成就自己和成就他人没有两样。善于言辞的人，懂得言辞的道理；善于谈论德行的人，他们表现在言语上的，就是他们亲身践行的。他们的气质有区别了。孔子两者兼备，而孔子自认为对于言辞不擅长，是向学者展示务本的意思。丑闻“我对于言辞不擅长”的话，认为孟子是圣人。孟子惶恐地说，孔子还说圣人我不能当，何况我自己呢？学习不厌倦、教导不疲倦，这是圣人所做的至诚无息的事。夫子虽然不自居圣人，但玩味他的言辞含义，所以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原因也可以推知了。所以子贡说：“学习不厌倦，是智慧；教导不疲倦，是仁爱。仁爱且智慧，夫子已经是圣人了。”子贡的

译称颂仁与智，与《中庸》中“成就自身是仁，成就万物是智”的话语，大概互为表里，互相阐明仁与智的本体与作用。公西华也曾听到过这些话，却说：“正因为弟子们无法学习。”不如子贡的话具有实际效用。子夏、子游、子张都具备圣人的一种特质，冉牛、闵子、颜渊则具备圣人的全部特质但规模较小，这是说圣人不容易接近。子游、子夏、子张都是孔子门下的高材生，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却各不相同。子游的才艺、子夏的文章、子张的高明，都是他们在某一方面所获得的特质。至于冉牛、闵子、颜渊，则具备圣人的全部德行，只是未能充分发扬罢了，所以说他们具备圣人的全部特质但规模较小。颜子在三人之中，大概处于将要转化却尚未完全转化的境界，他的“微”，或许只在毫发之间罢了。

译请问您安心于何处？孟子说：“暂且放下这个。”公孙丑说：“伯夷、伊尹怎么样？”孟子说：“他们与孔子道不同。不是理想的君主不侍奉，不是理想的百姓不役使，天下太平就出仕，天下混乱就隐退，这是伯夷。侍奉谁不是君主？役使谁不是百姓？天下太平也出仕，天下混乱也出仕，这是伊尹。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隐退就隐退，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快速就快速，这是孔子。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没能做到他们的境界；但如果要有所愿学，那就愿学孔子。”公孙丑问：“伯夷、伊尹与孔子，是同等级的吗？”孟子说：“不。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孔子这样的人。”公孙丑说：“那么他们有相同的地方吗？”孟子说：“有。如果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而做君主，都能使诸侯来朝见，拥有天下；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从而得到天下，他们都不会做。这就是他们的相同之处。”公孙丑说：“请问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智慧足以了解圣人，私心不至于阿谀他们所喜好的人。宰我说：‘从我的观察来看，夫子比尧舜贤能得多。’子贡说：‘看到他的礼制就知道他的政教，听到他的音乐就知道他的德行。从百世之后，衡量百世的君王，没有人能违背他的准则。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夫子这样的人。’有若说：‘难道只是百姓吗？麒麟对于走兽，凤凰对于飞鸟，泰山对于小土堆，河海对于路边的积水，都是同类。圣人对于百姓，也是同类。超出他的同类，高出他的群体，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了。’”

公孙丑已经听说了诸子对孔子评价的深浅，于是问孟子安心于何处，孟子回答说：“暂且放下这个。”不敢将自己与前贤相提并论，其气象温和敦厚如此。又举出伯夷、伊尹来问孟子，说他们的道不同。大概伯夷不是理想的君主不侍奉，不是理想的百姓不役使，天下太平就出仕，天下混乱就隐退；伊尹侍奉谁不是君主，役使谁不是百姓，天下太平也出仕，天下混乱也出仕。这两人的作为如此，大概他们禀赋中明察的地方就在这里，终身从事于此而能穷尽其极致。至于孔子，则是合乎天道，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隐退就隐退，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快速就快速，这并不是说衡量其可行才去做，而是没有不合宜的。伯夷、伊尹，就他们所达到的境界而成圣，所以都称他们为古圣人。然而我在伯夷、伊尹方面虽然没能达到，但所愿学的则是孔子。大概这两人虽然在清高、任侠方面为圣，但他们所遵循而入的路径，终究难免有毫厘的偏差，如果跟随他们学习，那么偏差将会更加严重。譬如射箭必定要瞄准正中的靶心，舍弃正中的靶心而另求他处，那么误差将不可胜数。公孙丑怀疑伯夷、伊尹与孔子如此不可并列，孟子回答说不仅伯夷、伊尹不可并列，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夫子这样的人。公孙丑于是问他们的相同之处，又问他们的不同之处，像公孙丑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善于提问了。如果这两人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做君主，必定会本着王道、施行王政，百姓归附他们谁能抵挡？所以都能使诸侯来朝见、拥有天下。然而这两人是明辨正义、阐明大道的人，宁可得不到天下，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所不忍做，这与夫子是相同的。至于他们不同的地方，孟子只举出宰我、有若、子贡称赞夫子的话，将使公孙丑深思而自得。智慧足以了解圣人，大概他们的见解有窥见圣人深蕴的地方，这是智慧的事。这三个人，不是私心阿谀他们所喜好的人。而宰我认为夫子比尧舜贤能，子贡认为夫子见礼知政、闻乐知德，他所损益的，从百世之后衡量百世的君王，将没有人能违背；有若则认为圣人超出人的同类，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更盛大的。这三个人智慧足以了解圣人，而不是阿谀他们所喜好的人，那么他们说这些话，难道是随便的吗？必定有他们的道理。现在试着以贤于尧舜来论，尧舜、孔子都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论圣难道其中有轻重优劣吗？然而孔子立教垂范而传之后世，他的事业是无穷的。有人却说：“夫子万世南面而受庙堂祭祀，以此认为尧舜不可及。”唉！这又怎么给夫子增加或减少什么呢！

孟子说：“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是霸，霸业必定要有大国；凭借德行施行仁义的是王，王业不等待大国。商汤以七十里之地，周文王以百里之地。凭借武力使人服从，不是心里服从，是因为力量不足；凭借德行使人服从，是心里喜悦而真诚服从，就像七十位弟子服从孔子一样。《诗经》说：‘从西从东，从南从北，无思不服。’说的就是这个。”

王与霸的区别，在于德与力。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人，用他们的势力假借仁义的事情来施行，如齐桓公责备楚国不进贡包茅，在首止拘禁周天子的世子，衣裳之会不用兵车之类就是如此。正因为他们是强国，所以他们的力量得以胁迫各国而服从他们，不然，他们能强迫别人吗？至于凭借德行施行仁义，则是用德行来施行仁政，至诚恻隐，本于内心而表现于行事，就像树木有根，水有源头一样。说“王业不等待大国”，大概说的是不依赖力量。观察商汤和周文王就可以明白，有的以七十里，有的以百里，那么他们的力量可想而知了。然而天下归附他们，难道不是因为德行吗？大概凭借武力使人服从的人，只是因为力量不足的缘故，

译迫不得已而服从他，但内心原本并不真正信服。至于以德行使人信服，虽然无意让人服从，但人们将从内心喜悦并真诚地服从，就像七十位弟子信服孔子那样，融洽充满，自然顺从，没有丝毫勉强之意。《诗经》说：“从西从东，从南从北，没有不心服归顺的。”这是说感化没有不通达的。回头看看那些凭借微小势力想要使人服从的人，不也很浅陋吗？

译孟子说：“施行仁政就会荣耀，不施行仁政就会受辱。如今厌恶受辱却居于不仁的地位，这就好比厌恶潮湿却居住在低洼之地一样。如果真厌恶受辱，不如崇尚道德并尊重士人，让贤德的人居于高位，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国家得以安宁闲暇，趁着这个时候修明政治和刑罚，即使是强大的国家也一定会畏惧它。”《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下雨，剥取那桑树皮，缠绕修补好门窗。现在这些百姓，还有谁敢欺侮我？”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道理吧！能够治理好他的国家，谁敢欺侮他？”如今国家安宁闲暇，趁着这个时候却大肆享乐、懈怠傲慢，这是自己招求祸患。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求的。《诗经》说：“永远配合天命，自己求得多福。”《尚书·太甲》说：“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躲避；自己造作的罪孽，无法活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仁爱的人并非刻意追求荣耀，仁爱的人本来就荣耀。在自身则内心平和、气息平稳，道德尊贵而暴戾轻慢远离；在家庭则父子亲近、兄弟和睦，夫妇合乎义理，长幼有序；推广到国家则国家治理得好，施及天下则天下太平，到哪里能不荣耀呢！至于不仁的人，违背事理而顺从私欲，自身尚且不能保全，何况其他呢！人的常情，谁不厌恶受辱，却自己处于不仁的地位，这是因为被私欲遮蔽，而蒙昧了荣辱的细微差别。如果真厌恶受辱，就应当努力施行仁政罢了，就像下面所说的那样。孟子说话必定以崇尚道德、尊重士人为先，大概是因为君主有了崇尚道德、尊重士人的心意，就认为先王的道是可信的，儒者的主张是可行的，然后贤德的人就可以被进用，善言就可以被采纳了。所以只有崇尚道德、尊重士人，然后贤德的人才能居于高位，有才能的人才能担任官职。贤德的人是从职位来说的，有才能的人是从职务来说的，这是任用贤人、使用能人的意思。然而所谓有才能的人，大概也是忠诚守信而有才干的人罢了。不忠诚守信的人，即使有小才干，也像豺狼一样不可接近，难道还可以把职务托付给他们吗？贤德的人居于高位，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就可以趁着国家安宁闲暇的时候修明政治和刑罚了。贤能的人被任用，政治和刑罚修明，那么对于天下谁能抵御呢？所以说即使是强大的国家也一定会畏惧它。于是举出周公“趁着天还没有下雨”这首诗作为证明。天还没下雨就剥取桑树皮，严密门窗，这就像在国家安泰的日子经营预备一样。大概盛衰消长相互激荡，安危治乱相互转化，是理之常然，不是懂得道理的人谁能审察防备于未成形之时而抵御变化于将来呢！所以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道理吧！能够治理好他的国家，谁敢欺侮他？”如今却在国家安宁闲暇的时候大肆享乐、懈怠傲慢，那么谁不激起欺侮他的念头呢？所以说：这是自己招求祸患。由此看来，那么祸福虽然由天命决定，但招致祸福难道不是出于人吗？《诗经》所说的“永远配合天命，自己求得多福”，是说武王的德行足以配合上帝的天命，永远配合天命，就可见他自己是求得多福的；《尚书》所说的“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躲避；自己造作的罪孽，无法活命”，是说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躲避，自己招致的灾祸，难道可以躲避吗？这又是申述祸福由自己招致的意思。然而一言以蔽之，根本在于仁与不仁的区别罢了。

孟子说：“尊重贤人，使用能人，杰出的人才居于职位，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喜悦，而愿意站在他的朝廷；市场提供店铺而不征收货物税，依法征税而不因店铺而加重税收，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喜悦，而愿意把货物存放在他的市场；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喜悦，而愿意走他的道路；耕种的人实行助法而不征收亩税，那么天下的农民都会喜悦，而愿意耕种他的田野；居住的人没有夫布和里布的额外赋税，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喜悦，而愿意成为他的子民。确实能实行这五点，那么邻国的百姓就会像仰视父母一样仰视他。率领他们的子弟，攻打他们的父母，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能成功的。像这样，就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的人，是天吏。然而不称王的，从来没有过。”程颐说：“市廛而不征，市场住宅之地，已有店铺税，不再征收货物税；法而不廛，税收有常法，不因为店铺而加重税收；廛无夫里之布，店铺自有税，没有这两种布税。”这一章说想要挽救当时的弊端，在于努力实行以纠正当时的过失罢了。当时诸侯之所以失去人心，是因为他们不用贤能，又因为废除了先王的法度，做了聚敛的事情。如果知道是这样，而努力实行以纠正它，那么天下就会归附他了。古代的君主，对于贤人就尊重他，对于能人就使用他，所以杰出的人才居于职位，而天下的士人闻风，而没有不愿意站在他的朝廷的。古代的百姓，那些在市场中经营产业的人，既然有店铺税，就不再征收货物税；而他们的税收，有常法，不因为居住店铺而加重，所以商贾愿意把货物存放在他的市场。关卡，禁止异服，察辨异言，本来只是为了稽查罢了，不是为了征税，所以行旅愿意走他的道路。对于田地，八家各自私有一百亩，共同耕种公田，不按亩征税，所以农民愿意耕种他的田野。居住的人既然有税了，那么夫布和里布就不再重复征收，所以百姓愿意成为他的子民。战国时期，一切都相反，而这五点都有不愿意的意思，这是可惧的。有能在这里革除当世的过失，而取法先王的事情，那么他的归附谁能抵御？然而关键在于努力实行罢了，所以说：“确实能实行这五点，那么邻国的百姓就会像仰视父母一样仰视他。”天下的心是一样的，

译我国百姓把我当作父母来敬爱，那么邻国的人听说后，也会把我当作父母来敬爱。他们虽然想率领百姓来攻打我，但他们的内心既然已像我的子弟一样，哪有子弟肯攻打自己的父母呢？所谓天吏，就是奉行天命来行事的人。百姓所归顺的，就是上天所给予的。能够赢得民心，这就是赢得了天心。所谓“在天下无敌”，是因为天下人都成了我的子弟，哪里还有什么敌人呢？这难道不是深刻而明显吗！

译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古代圣王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所以就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心里转动东西一样容易。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是因为现在如果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子将要掉进井里，都会产生惊恐同情的心理，这并不是为了想跟这孩子的父母结交，也不是为了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更不是厌恶那孩子的哭声才这样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怜悯心的人，不能算是人；没有羞耻厌恶心的人，不能算是人；没有谦让恭敬心的人，不能算是人；没有辨别是非心的人，不能算是人。同情怜悯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厌恶心，是义的发端；谦让恭敬心，是礼的发端；辨别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拥有这四种发端，就像拥有四肢一样。拥有这四种发端却说自己做不到的人，是自我残害的人；说他的君主做不到的人，是残害他君主的人。大凡拥有这四种发端的人，都知道把它们扩大充实，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涌出。如果能够扩充它们，就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扩充它们，就不足以侍奉父母。”

人禀受天地中和之气而生，仁义礼智都具备在人的本性中，而所谓仁，就是爱的道理所在。正因为有这个理，所以表现出来就是不忍人之心。人人都有这颗心，但如果被私欲遮蔽，就不能推己及人，从而丧失本性所固有的东西。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所以有不忍人之政，这是因为他们的私欲已经消除，天理纯粹完备，所以能在万事万物中充分发挥作用。用这种心去施行这种政治，先王之所以能称王天下，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虽然如此，怎么知道人都有这颗心呢？通过突然看见小孩子就知道。一定要说“突然看见”，是因为在那时不是刻意安排所能达到的，而是本心的发端显露。惊恐同情，是内心震动，深切地感到隐痛。在那时，不是为了结交，不是为了求名，不是为了厌恶哭声，而惊恐同情之心自然显现，这是心中不忍的真实体现。这不是人本来固有的吗？如果有一毫结交、求名、厌恶哭声的念头萌发，就是私欲遮蔽了本心。既然同情怜悯之心是人所固有的，那么羞耻厌恶之心、谦让恭敬之心、辨别是非之心，也是人所固有的。仁义礼智具备在人的本性中，而它们的发端显露，就是同情、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的良心具备这四种，万善都包含在其中。除此之外，就不是本性所固有的，只是虚妄罢了。人之所以为人，谁不具备这种本性？如果没有这四种发端，也就不是做人的道理了。然而分开来说，它们有四种区别，就像四肢一样，各自处于一定的位置，不能互相取代，而它们的体用又互相依存。合起来说，那么仁大概可以包容其他三者。所以推究它们未发动时，仁的体确立，而义、礼、智也就在其中存在；顺着它们发动后，同情怜悯之心显现，而羞恶、辞让、是非也就由此显露。所以孟子首先举出“不忍人之心”，然后详细论述四端。人拥有这些却说自己做不到，是自我残害自己的良心；说他的君主做不到，是残害他君主的良心。说到不忍人之心，就进而说到不忍人之政；说到四端在人，不可说自己做不到，就进而说到不可说君主做不到，这是因为成就自己与成就他人是一致的。又说：“大凡拥有这四种发端的人，都知道把它们扩大充实。”意思是既然知道人都有这四种，都应当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开始涌出，那是无穷无尽的。扩充同情怜悯的发端以至于仁用之不竭，扩充羞耻厌恶的发端以至于义用之不竭，扩充谦让恭敬的发端以至于礼无所不备，扩充辨别是非的发端以至于智无所不知。然而这些都是本性中具备的道理，而不是从外面强加的。虽然如此，四端统摄万善，而仁贯穿四端，克制私欲又是实现仁的关键。求学的人想要都扩大充实它们，请以克制私欲为先。

孟子说：“造箭的人难道不如造铠甲的人仁爱吗？造箭的人惟恐箭射不伤人，造铠甲的人惟恐铠甲被射穿而伤人。巫师和木匠也是这样。所以职业不可不慎重选择。”孔子说：“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才是美好的。选择不居住在仁德的地方，怎么能算是明智呢？”仁，是天赋予的最高爵位，是人最安稳的居所。没有人阻止却不去行仁，这是不明智。不仁、不明智，无礼、无义，就是被人役使。被人役使却以被役使为耻，就像造弓的人以造弓为耻，造箭的人以造箭为耻一样。如果以被役使为耻，不如去行仁。行仁的人就像射箭：射箭的人端正自己然后发射；发射而没有射中，不怨恨胜过自己的人，只是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罢了。”

造箭的人和造铠甲的人、巫师和木匠，都是人，但他们欲望不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不同。所以人如果把自己置于不仁的地位，变得忌妒刻薄，变得残忍，以至于嗜杀而不顾，这难道仅仅是与人不同吗？只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常常在人的私欲之中，安于习惯并滋长，才到了这个地步。他们的本性本来相同，但习染却有天壤之别，能不畏惧吗？孔子说：“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才是美好的。选择不居住在仁德的地方，怎么能算是明智呢？”意思是居住在邻里中亲近仁德才是美好的，而我们自我安置如果不能选择而处于仁德之中，这是不明智。孟子接着阐发说：“仁，是天赋予的最高爵位，是人最安稳的居所。”最高爵位是说它至善而值得尊贵，最安稳的居所是说它所止息的地方非常安定坚固。选择职业而把自己置于不仁的地位，其不明智太严重了。

译如果不仁不智，就会违背事理而损害事情，这是无礼无义的表现。像这样的人，是被人役使的。既然已经失去了那所谓的尊贵爵位和安身之所，那么这就是自取侮辱了。人之所以被人役使，虽然也有羞耻之心，但他却自己选择了这种途径，又怎么能避免呢？如果有羞耻之心，就应当改变自己的操守和方法，行仁义是可以的。行仁义的人，也不过是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求罢了，所以用射箭来做比喻。现在那射箭的人，如果自己毫厘之间没有端正，那么发射出去就会有尺寻之远的偏差，所以必须先端正自己。端正了自己，而发射出去仍然没有命中，也不怨恨别人，只是更加追求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罢了。行仁义的人与这有什么不同呢？这一章虽然是为当时的诸侯而发的，但实际上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应当深切体会它。

译孟子说：“子路，别人告诉他有过错，他就高兴。禹听到有益的言论就拜谢。大舜比他们更伟大，善于与别人共同行善，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意见，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从从事耕种、制陶、捕鱼直到成为帝王，没有哪一件事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优点的。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这就是与别人共同行善。所以君子没有比与别人共同行善更大的事了。”

季路，别人告诉他有过错，他就高兴。大概人的本性不能没有偏颇，偏颇就会产生过错，有过错却不知道反省，反省了却不知道改正，那么他的偏颇就会更加严重，过错也就说不尽了。所以君子贵在强行矫正，贵在不怕改正。然而还担心自己有所遮蔽而不能完全明察，所以乐于听到别人规劝自己。过错在自己身上，而得到别人的指出，这是帮助了我所不及的地方。虽然如此，这不是能够克服骄傲和吝啬的人做不到的。骄傲就会自以为善而讨厌别人议论自己，吝啬就会安于旧习而不能听从别人的善言。季路在克制自己方面用力，不嫉妒不贪求，他的功夫很深了。别人告诉他有过错，他就高兴，没有骄傲和吝啬的私心，是遵循天理而侍奉上天的人。至于禹听到有益的言论就拜谢，那么他的境界就更高了。禹是圣人，丝毫的过错大概都不会在心中萌发。对于别人的有益言论，大概是他胸中本来就有的，而且本来就乐于顺从天下的善，所以听到有益的言论就拜谢，不是乐天的人能做到吗？至于舜，就是所谓盛大到了极点无以复加了。论述大舜之所以伟大，只说善于与别人共同行善罢了。所谓善于与别人共同行善，就是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意见，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善，是天下的公理，不是我个人所能私有的。一定要说舍弃自己，大概是因为有了自我就不能与万物完全相通，所以如此。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大概是贯通天下只有善是相同的，而没有在自己和别人之间的区别。从耕种、制陶、捕鱼直到成为帝王，没有哪一件事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的。在别人那里，贤能的人认识大的方面，不贤能的人认识小的方面，没有不有这个道理的。圣人则能吸取别人的优点而尽善尽美于自己。所以又进一步阐明说：“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这就是与别人共同行善。”吸取别人的优点，就是与别人共同行善。这就是舜之所以伟大而无可超越，与天合为一体的原因。

孟子说：“伯夷，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认可的朋友不结交。不在坏人的朝廷里做官，不和坏人说话。在坏人的朝廷里做官，和坏人说话，就像穿着朝服戴着朝帽坐在泥炭上一样。推究他厌恶坏人的心情，想到和乡下人站在一起，如果那人的帽子戴得不正，他就远远地离开，好像怕被玷污一样。所以诸侯虽然有说好听的言辞来聘请他的，他也不接受。不接受，这也是不屑于去就职罢了。”柳下惠不以侍奉昏庸的君主为羞耻，不以担任低微的官职为卑贱，进仕时不隐藏自己的贤能，一定按照自己的原则；被遗弃而不怨恨，困厄穷困而不忧愁。所以说：“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在我旁边赤身裸体，你怎么能玷污我呢？”所以他和他们随和地相处而不失去自己的原则，有人挽留他就留下。有人挽留他就留下，这也是不屑于离开罢了。孟子说：“伯夷狭隘，柳下惠不庄重。狭隘和不庄重，君子不采取。”

伯夷不满足于他的清高，柳下惠不满足于他的随和。伯夷厌恶坏人的心情，是仁者能够厌恶的表现。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认可的朋友不结交，不在坏人的朝廷里做官，不和坏人说话。在这个时候，诸侯有说好听的言辞来聘请他的，因为那个人不可共处，所以不接受，大概是惟恐有害于自己的道。所以说“不屑于去”，意思是不轻易去。柳下惠不以侍奉昏庸的君主为羞耻，不以担任低微的官职为卑贱。他进仕时，不隐藏自己的贤能而一定按照自己的原则；他退隐时，则被遗弃困厄穷困而没有怨恨忧愁。随和地与他们相处而不失去自己的原则，随和，是和顺而不随波逐流的意思。有人挽留他就留下，他的心大概接近于道可以实行、时势可以有所作为。所以说“不屑于离开”，意思是不轻易离开。然而伯夷不是不去，只是不轻易去罢了；柳下惠不是不离开，只是不轻易离开罢了。伯夷听说文王兴起，就说“何不归附呢”，柳下惠担任士师，大概曾被三次罢免。那么伯夷果真是一去不复返的人吗？柳下惠果真是苟且容身而占据职位的人吗？这就是他们在清高和随和之间处理而尽其道，然而在这两个方面终究有所未化，所以他们的意味有所偏重，而难免流入极端。所以想到和乡下人相处，如果那人的衣冠不正，就远远地离开，好像怕被玷污一样，这种极端，难道没有陷入狭隘吗？说“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在我旁边赤身裸体，也不以为被玷污”，这种极端，难道没有陷入不庄重吗？它们的差别大概只在毫厘之间，如果顺着它发展，那么弊端就会更加严重。所以他们的狭隘和不庄重，是君子不采取的，而所愿学习的则是孔子。

公孙丑下

孟子说：“有利的时机不如有利的地势，有利的地势不如人心的团结。方圆三里的内城，方圆七里的外城，包围起来攻打它却不能取胜。包围起来攻打它，一定是得到了有利的时机，然而不能取胜，这是有利的时机不如有利的地势。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武器装备不是不坚固锋利，粮食不是不多，却弃城而逃，这是有利的地势不如人心的团结。所以说，限制人民不靠疆域的界限，巩固国家不靠山川的险要，威慑天下不靠武器装备的锋利。施行仁政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连亲属都会背叛他；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天下的人都会顺从他。用天下都顺从的力量，去攻打连亲属都背叛的人，所以君子有不

译作战，作战必定胜利。」

译所谓天时，是指用兵时抓住机遇，顺应时机；地利，是指占据有利的地形形势；人和，是指上下同心协力。限制百姓不靠划定疆界，巩固国家不靠山川险阻，威慑天下不靠兵器锋利。那么究竟依靠什么呢？是因为我施行正道而得到多方援助的缘故。施行正道，就是顺应天理罢了，举措顺应天理，人心就会喜悦信服。先王之所以能达到人和，就在于此，而极尽多方援助的功效，以至于天下都顺从他，他的称王还有谁能抵挡呢！一旦背离正道，就违背人心，人心背离，即使是亲人也会疏远，不也是孤立且危险吗！这样即使有高城深池，又有谁来共同守卫呢？那么拥有天下的人，难道可以不把赢得人心作为急务吗！虽然如此，孟子说限制百姓不靠疆界，巩固国家不靠山川，威慑天下不靠兵器，但先王关于疆界的制度在《周官》中记载得很详细，设置险阻守卫国家以及弓箭的锋利，都记载在《易经》中，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先王与百姓同患难，他治理天下，本体与作用兼备，根本与枝节都并举。自己在内心得道，本来就能统一天下人心，而法制详密，又能周全天下的思虑，这就是他的治理之所以长久且安定的原因。孟子的话则是举出根本来阐明它，有了根本，法制才不会成为虚设的工具。

孟子将要朝见齐王，齐王派人来说：“我本打算去见您，但患有寒疾，不能吹风。早晨我将要临朝听政，不知道能否让我见到您？”孟子回答说：“我不幸生病，不能前往朝廷。”第二天，孟子出门到东郭氏家吊丧。公孙丑说：“昨天您以生病为借口推辞，今天却去吊丧，或许不合适吧？”孟子说：“昨天生病，今天好了，为什么不去吊丧呢？”齐王派人来探病，并派医生前来【探病并且派医生来】。孟仲子回答说：“昨天有王命，孟子有柴米之忧（指生病），不能前往朝廷。现在病稍好，正急忙前往朝廷，我不知道能否到达呢？”于是派几个人在路上拦截孟子，说：“请务必不要回家，直接去朝廷。”孟子不得已，只好到景丑家住宿。景丑说：“在家有父子，在外有君臣，这是人伦的大纲。父子之间以恩情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我看到齐王对您恭敬，却没看到您恭敬齐王的地方。”孟子说：“唉！这是什么话！齐国人没有用仁义与齐王交谈的，难道是因为仁义不好吗？他们心里想：‘齐王哪里值得跟他谈仁义呢’，像这样，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我如果不是尧舜之道，不敢在齐王面前陈述，所以齐国人没有比我更恭敬齐王的了。”景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礼》说：‘父亲召唤，不要应答‘诺’（应立即行动），君王召唤，不等车马驾好就出发。’您本来就要去朝见，听到王命却最终没去，这似乎与礼制不太相符。”孟子说：“难道说的是这个吗？曾子说：‘晋国、楚国的富有，赶不上。他们凭借他们的富有，我凭借我的仁德；他们凭借他们的爵位，我凭借我的义行。我有什么欠缺呢？’难道曾子说不义的话吗？这或许是一个道理。天下有普遍尊重的三种东西：爵位是一种，年龄是一种，德行是一种。在朝廷没有比爵位更尊贵的，在乡里没有比年龄更尊贵的，辅助世道、长久治理百姓没有比德行更尊贵的，怎么能有其中一种而轻慢另外两种呢？所以，将要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不被召唤的大臣；想要谋事，就亲自去请教。他尊重德行、乐于求道，如果不这样，就不值得与他共谋大事。所以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臣下待他，所以不劳苦就称王；齐桓公对于管仲，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臣下待他，所以不劳苦就称霸。现在天下土地相等，德行相当，没有谁能超过谁，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喜欢臣服那些教导自己的人，而不喜欢臣服那些接受自己教导的人。商汤对于伊尹，齐桓公对于管仲，就不敢召唤。管仲尚且不可召唤，何况不做管仲的人呢？”

圣贤的举措，都存有精微的义理，普通人不容易识别。所以熟肉没送到，就不脱去礼帽而离开，不知道的人，就认为是为了肉；知道的人，就认为是无礼，而都不是孔子的本意。孟子不去朝见齐王而出门吊丧，不知道的人，有多少不认为这是要挟君王；知道的人，也就认为太过分了。自从公孙丑、孟仲子作为门人亲属，朝夕亲近，尚且不能理解，那么又何必奇怪景丑氏呢？至于孟子的处境，大概非常精微。况且孟子将要朝见齐王，这本来是想要朝见齐王的。等到齐王派人来告知，说想要去见孟子，但因生病没能成行，于是孟子就不去，为什么呢？大概齐王本不想见孟子，而故意找借口来要挟他，这是私意产生的。孟子正想消除他的邪念，引导他走上正道，怎么能顺从他的私意呢？于是以生病为由推辞而不前往。正想要朝见齐王，听到齐王这样的话却不前往，只是顺应义理罢了。第二天出门到东郭氏家吊丧，正想让齐王知道他是以生病为由推辞，并深深思考其中的缘故，这也是孔子取瑟而歌的意思。公孙丑不理解，认为太过分了。孟子告诉他：“昨天生病，今天好了，为什么不去吊丧呢？”他的言辞语气也很从容不迫。至于其中的深意，是想让公孙丑自己思考而领悟。齐王也没理解孟子的意思，就派人探病，派医生来，而孟子已经出门，孟仲子怕齐王认为孟子傲慢，就用假话回答说：“孟子出门，本来就是要去朝廷的。”孟仲子说这话，大概是不了解孟子的心意，而顺从私情的细微之处。如果孟仲子了解孟子的心意，就告诉齐王说：“昨天生病，今天好了，出门吊丧去了。”那难道不是正大光明吗？却搞得这样纷纷扰扰。孟仲子既然说了这话，就在路上拦截

译景丑氏把这件事告诉了孟子，希望孟子立刻去朝见齐王，以证实景丑氏之前对使者所说的那些话。孟子不得已，只好住在景丑氏家里。大概是因为景丑氏已经那样回答了，那么他住在景丑氏家里，或许是不得已，打算第二天再去拜见齐王吧？景丑氏听说孟子这样处理事情，就认为孟子对齐王不敬。孟子便向景丑氏阐述尊敬君王的道理，认为如果像仆役那样唯命是从，就叫做敬，那不过是仆妾服役的事情罢了。尊敬君主，是尊崇他而不敢怠慢。如果心里知道仁义是最宝贵的，却认为君主不值得谈论仁义，这种怠慢和诬蔑，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孟子知道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所以期望齐宣王做尧舜那样的事，如果不是尧舜之道，就不敢陈述。那么，他对齐王的尊敬，还有比这更大的吗？有人问：“孟子说齐国人没有谁比我更尊敬君王了，这不是对自己评价太高、太不谦逊了吗？”大概是因为如果不正直，正道就无法显现，这样说，是为了阐明尊敬君王的道理。景丑氏引用孔子不等车马驾好就出发的事情来告诉孟子，以此作为他认为孟子不敬的理由。孟子却说：“难道说的是这个吗？”意思是孔子不等车马驾好就出发的用意，不像景丑氏所说的那样。孟子曾经讲过，孔子当时在朝做官，君王用他的官职来召见他，所以不等车马驾好就出发。于是孟子引用曾子的话，曾子并不是把仁义和君王拿来比较轻重。大概是世道衰微，正道隐没，人们争逐权势利禄，君王因此对士人骄傲，而士人也不知道自重，忙于趋附侍奉还来不及，不知道仁义就在自己身上，还羡慕什么呢？所以说：“我有什么不足呢？”如果有不足，就会有所期望于人，有所期望于人就会被富贵所屈服，如果没有不足，就无所求，难道不是宽绰从容、游刃有余吗？所以说：“难道曾子说的是不合道义的话吗？”这或许是一个道理。天下有普遍尊崇的三种东西，说的是天下共同尊崇的事物。朝廷崇尚爵位，那么贵贱就有等级，违逆争斗、欺凌冒犯就会止息；乡里尊重年长，那么长幼就有次序，傲慢轻慢就会消除。爵位是施加于朝廷的，年齿是用于乡里的，至于德行，又是上下都应当尊崇的。德行之所以值得尊崇，是因为它辅助世道、治理百姓，是人们所依赖的。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有不被召见的臣子。不被召见，不仅是不敢召见，也是不可以召见。如果君主尊德乐道的心意不是这样，那么信任就不坚定，怎么能依靠他来有所作为呢？先向他学习然后才做他的臣子，是以学习为先，而不敢立刻就做他的臣子。正因为向他学习，那么就能德行相同、意志协调，谋划没有二心，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喜欢做他所教导的臣子，而不喜欢做他所受教的臣子，这是国家的大患，大概是助长傲慢、自以为是，德行一天天丧失而自己却不知道。商汤对于伊尹、齐桓公对于管仲，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本来不能相提并论，但他们都是先学习然后才做臣子，这一点是一样的。孟子这一章，对于公孙丑、孟仲子就讲得不详细，这两个人是学者，希望他们深思而自我领悟；至于景丑氏，就委婉明白地陈述道理如此，景丑氏是大夫，希望他能明白这个道理，从而启发齐宣王的心，孟子对齐宣王或许还有希望。虽然如此，孟子起初不可召见，后来又在齐国做卿，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如果齐宣王能像商汤对待伊尹、齐桓公对待管仲那样，那么孟子就可以实行他的道，这是他所希望的，但没有人能做到。做卿而留在齐国，还是希望他最终能感悟。圣贤的进退变化都有深意，学者应当尽心体会。

译陈臻问道：“前几天在齐国，齐王赠送给您一百镒上等黄金，您没有接受；在宋国，宋君赠送给您七十镒黄金，您接受了；在薛地，薛君赠送给您五十镒黄金，您也接受了。如果以前不接受是正确的，那么现在接受就是错误的；如果现在接受是正确的，那么以前不接受就是错误的。老师必定在这两种情况中占据一种立场。”孟子说：“这两种情况都是正确的。当我在宋国时，我将要远行。远行的人一定要接受送行的礼物，宋君说：‘这是送行的礼物。’我为什么不接受呢？当我在薛地时，我有戒备之心，薛君说：‘听说您有戒备之心，所以赠送您一些兵器费用。’我为什么不接受呢？至于在齐国，则没有合适的理由。没有理由而赠送礼物，这就是收买我。哪有君子是可以被收买的呢？”

普通人之所以在推辞与接受之间犹豫不决，是因为被外物所动摇的缘故。如果在不该接受的时候接受了，被外物所动摇是肯定的；如果在该接受的时候不接受，这也是被外物所动摇罢了。为什么呢？因为被私欲遮蔽了天理，从而觉得外物很大。至于圣贤从容不迫，只以道义为安，外物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所以舜接受尧的天下而不觉得过分，也只是说道义上应当如此。如果在道义上没有立足点，那么即使是一竹筐饭、一豆羹也不能取用。一竹筐饭、一豆羹与天下相比，大小固然有差别，但外物有大小之分，而道义所在的原则是一致的。只有孟子这一章关于推辞与接受的道理，可以说非常明白了。以前不接受，现在接受，只是看道义在哪里罢了。我将要远行，对方说：“这是送行的礼物。”我有戒备之心，对方说：“听说您有戒备之心，所以赠送您兵器费用。”这样的赠送有名目，接受也有道义。如果在齐国则没有合适的理由。没有合适理由，就是在道义上没有立足点。在道义上没有立足点，白白地接受可以吗？有道义存在就是合乎道义，没有道义存在就是收买，君子难道可以被收买吗？所谓“取”，就是说以此得到它罢了。学者玩味孟子这一章，不仅可以知道推辞与接受的道理，也可以知道如何给予的道理。

孟子到平陆，对那里的长官说：“你手下的士兵，如果一天之内三次脱离队伍，你会罢免他吗？”距心说：“用不着等到三次。”孟子说：“那么你自己脱离职责的次数也多了！灾荒年份，你的百姓老弱转死在沟壑中，壮年人逃散到四方去的，几乎有几千人了。”距心说：“这不是我所能控制的。”孟子说：“现在有人接受别人的牛羊而替他们放牧，那么一定要替他们寻找牧场和草料。如果找不到牧场和草料，是把牛羊退还给主人呢？还是站着看着它们死去呢？”距心说：“这就是我的罪过了。”后来孟子进见齐王，说：“大王手下的地方长官，我知道有五个。知道自己罪过的，只有孔距心。”孟子把刚才的话告诉了齐王。齐王说：“这是我的罪过啊。”君主拥有百姓，应当与臣子共同承担治理的责任，这是应当以保护百姓为己任的。战国的君臣，没有人知道这个责任，所以孟子用这个问题问距心。那些手持兵器的士兵，率领队伍作战，如果有损失，就因失职而被罢免。现在分担治理百姓的责任，却不关心百姓，平时不做防备和安顿百姓的计划，灾荒年份，让百姓转死流散，坐视而不能救助，他所失去的比起士兵脱离队伍，不是更多吗？距心认为自己是臣子，没有专断的权力，认为这是君主和大臣的责任。孟子用寻找牧场和草料作比喻，说既然接受了治理百姓的任务，就应当思考如何救助他们，向君主和大臣报告并实行，就是不辜负自己的责任。如果报告了而不听从，又怎么能空占其位呢？现在占据职位，坐视百姓死亡而不能救助，道义在哪里呢？距心听到这些话，内心受到触动而知道自己的罪过。孟子已经感化了距心，又把距心被感化的原因告诉齐王，齐王也受到了触动。然而齐宣王虽然被这些话感动，但施行仁政的实际行动，却没有听说。所以范氏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听而不思，从而不改”，即使是孔子也无可奈何。

孟子对蚳鼃说：“你辞去灵丘的职位而请求担任士师，似乎是合理的，因为这样可以进言。现在已经几个月了，还不能进言吗？”蚳鼃向齐王进谏而不被采纳，于是辞官离去。齐国人说：“孟子为蚳鼃考虑是好的；至于为自己考虑，我就不知道了。”公都子把这话告诉孟子。孟子说：“我听说过：有固定官职的人，不能履行职务就辞职；有进言责任的人，意见不被采纳就辞职。我没有固定官职，也没有进言的责任，那么我的进退，难道不是宽绰从容、绰绰有余吗？”

所处的时代虽然相同，但所处的地位不同，那么进退、言语、沉默，各有其恰当之处，不能一概而论。蚳鼃在灵丘时，他的职位不能进言，而请求担任士师，大概是想要对君主有所补益。士师掌管国家的刑罚，立于朝廷，君主有道德缺失，朝廷有政事缺失，是士师应当进言的。所以孟子认为几个月时间太长，希望他进言。蚳鼃于是向齐王进谏，意见不被采纳而离去，大概符合为臣的道义了。齐国人认为孟子为蚳鼃考虑固然好，而孟子长期在齐国，为什么不进谏呢？如果进谏而不被听从，为什么不干脆离去呢？这是因为齐国人不知道道义所在。有固定官职的人，他的职责在官位上，不能履行职务就应当辞职；有进言责任的人，他的责任在进言，意见不被采纳能不去吗？至于孟子则不同于他们

译这就足够了。孟子身处宾师之位，没有官职职守和进言责任的拘束，所以能够从容不迫，陈述善道，堵塞邪说，以等待齐王的改正，所以说：“那么我的进退，难道不是宽绰而有馀裕吗？”意思是说，在进退的适宜问题上，可以慢慢处理。然而最终导致他作为臣子而离开，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的诚意极其完备，开导告知详尽无遗，但齐王始终没有醒悟，于是有了不得已的情况，而他三晚才离开昼邑，还是希望齐王能改正，这也可以说是从容了。大概进退的快慢久暂，无非是道义所在罢了。

译孟子在齐国担任卿，前往滕国吊丧。齐王派盖地的长官王驩作为副使随行。王驩早晚都来拜见，往返齐国和滕国的路上，孟子不曾和他谈论过政事。公孙丑说：“齐国卿的职位不算小了，齐国到滕国的路程也不算近了，往返路上却不曾和他谈论政事，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既然已经有人去处理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王驩是齐王的宠臣。出使滕国吊丧，本是邦交中的常事。孟子虽然身为卿，但实际上是客卿和师保的身份，那么那些礼仪细节和制度规范，本来就可以交给主管官员去办理。所以王驩虽然说是副使，但齐王的意图，只是想借孟子的威望来加重分量，不敢用琐碎的官职事务来烦扰他，而让王驩去执行具体事务。孟子往返齐滕的路上，也不曾和他谈论政事。公孙丑本来知道孟子难以与王驩交谈，只是怀疑在处理事务方面，难道没有应当说的话吗？这是因为公孙丑不知道孟子深得远离小人而不厌恶却保持威严的道理罢了。礼仪细节和制度规范，既然是主管官员的事，孟子只是在上面统揽大纲，而王驩在下面共同处理具体事务。如果王驩在对待上级礼仪上有缺失，在邦交仪节上有疏忽，那么孟子本来就有办法处置他。看王驩对孟子，大概也知道所敬畏的对象，所以早晚拜见而不敢失礼。王驩这个人，也能胜任他的职责，所以说：“既然已经有人去处理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假如他不能胜任，那么孟子就不免要说话了。他之所以说话，是为了纠正事务中的过失。既然已经有人处理了，没看到有可纠正的事，那么又何必说话呢？玩味这种语气，不也是正大而严谨吗？君子对待小人的道理，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

孟子从齐国出发，将母亲安葬在鲁国，返回齐国，在嬴地停留。充虞请求说：“前几天不知道我不才，让我负责工匠的事务。当时情况紧急，我不敢请教。现在想私下请教：木材似乎太华美了。”孟子说：“古代的棺椁没有固定的制度，中古时期棺厚七寸，椁的厚度与之相称。从天子到平民，不仅仅是为了外观华美，这样才能尽到人心。得不到（合适的木材）不能感到喜悦，没有钱财也不能感到喜悦。得到了木材并且有钱财，古代的人都这样做，我为什么偏偏不这样做呢？况且对于死者，不让泥土直接接触皮肤，对于人心难道不感到快慰吗？我听说：君子不因为天下的缘故而在父母身上节俭。”

顺着人的情感，不忍心对待自己的亲人，所以在亲人去世安葬时，必定要有深远的考虑。先王制定礼仪，本是依据人心的，所以重累（多重棺椁）的数量、墙翣（棺饰）的装饰，凡是涉及礼仪制度规范的，没有不体现贵贱等级差异的。至于棺椁的厚薄，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两种不同的制度。大概因为与身体接触最密切的，没有比这更切身的了，虽然地位有贵贱，但人子爱亲的心是一样的。这难道是为了观美吗？内心想要自我尽孝就是这样，如果不能自我尽孝，那么内心就会不喜悦。大概想要让等到尸体腐烂时泥土不至于直接接触皮肤，然后才大致没有遗憾。所以得不到就不能喜悦，没有钱财也不能喜悦，那些得不到的人，只是因为没钱财的缘故罢了。有力气能做到而不去做，这就是因为天下的缘故而在父母身上节俭，孝子的心，难道能忍心这样做吗！虽然如此，墨子主张薄葬，固然伤害了良心，而后世厚葬的过错，其失误也是一样的。大概说尽到人心，就不可以再加多了，超过这个限度而再加多，那也不是天理了。

沈同以私人的身份问：“燕国可以讨伐吗？”孟子说：“可以。子哙不能把燕国给别人，子之不能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如果有位官员在这里，你很喜欢他，不报告国王就私自把你的俸禄爵位给他；那位官员，也没有国王的命令就私自从你那里接受，这样可以吗？这和那有什么不同呢？”

孟子论述尧舜禅让的时候，一概用天命来解释。大概不是尧能把天下授予舜，也不是舜能接受尧的天下，而是天授予的罢了。圣人与天合德，所以在天意之前行动而天不违背，在天意之后行动而奉行天时，没有一毫人为的因素参与其中。子哙大概是听说了尧舜的事，而克制不住喜爱子之的私心，所以借这件事把国家授予他。他这种授予，是子哙的私意，不是天意；而子之接受它，也是贪图那个国家罢了，又哪里是天意呢！所以孟子回答沈同的问题，认为子哙不能把燕国给别人，子之不能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又进而用比喻来告诉他：比如沈同的俸禄爵位，是国王命令给的，沈同不报告国王就把俸禄爵位给别人，接受的人也没有国王的命令就私自接受，这不可以是明显的。继承先王的基业而有国家，却用私意互相授受，这可以吗？这就是燕国有可被讨伐罪行的原因。

齐国讨伐燕国，有人问：“您劝齐国讨伐燕国，有这回事吗？”孟子说：“没有。沈同问‘燕国可以讨伐吗？’我回答说：‘可以。’他就这样去讨伐了。他如果问：‘谁可以讨伐它？’那么我将回答说：‘作为天的官吏，就可以讨伐它。’现在有个杀人犯，有人问：‘人可以杀吗？’那么我将回答说：‘可以。’他如果问：‘谁可以杀他？’那么我将回答说：‘作为狱官，就可以杀他。’现在以燕国讨伐燕国，我为什么要劝他呢？”所谓天的官吏，是指德行符合天心，所以天命他去讨伐有罪的人，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所以天的官吏得以讨伐罪人，与狱官得以杀人，都是同样的命令。狱官是国君任命的；而任命天的官吏的是天。从哪里知道天命的呢？人心所归向的，就是天所

译这是天命决定的。燕国虽然确实有可以被讨伐的罪行，但是齐国却不能去讨伐它，这是因为齐国并不是天命的官吏。怎么知道齐国不是天命的官吏呢？从齐国君主的所作所为以及人们内心的想法就可以知道。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罪行虽然足以被处死，但是路上的行人却不能去杀他。只有担任法官职务的人，才能依法处死他。这也不是法官可以擅自专断的，而是君主所命令的。天命官吏讨伐有罪之人，也就是天命所决定的罢了。沈同出于私心询问燕国是否可以讨伐，孟子回答说可以，意思是燕国确实有可以被讨伐的罪行。如果沈同问的是齐国是否可以讨伐燕国，那么孟子本来就会阐明齐国不可以讨伐燕国的道理了。问答之间这种抑扬顿挫、循序渐进的逻辑，本来就应该如此。

译燕国人背叛了齐国，齐宣王说：“我对孟子感到非常惭愧。”陈贾说：“大王不必担忧。大王自认为与周公相比，谁更仁德且智慧呢？”齐宣王说：“唉！这是什么话呢？”陈贾说：“周公派管叔监视殷商遗民，管叔却率领殷商遗民叛乱。如果周公知道他会叛乱还派他去，那就是不仁；如果不知道他会叛乱而派他去，那就是不智。仁德和智慧，周公尚且未能完全具备，何况大王呢？请让我去见孟子，为您解释这件事。”

陈贾去见孟子，问道：“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孟子说：“是古代的圣人。”陈贾说：“周公派管叔监视殷商遗民，管叔却率领殷商遗民叛乱，有这回事吗？”孟子说：“是的。”陈贾说：“周公知道他将要叛乱才派他去的吗？”孟子说：“不知道。”陈贾说：“那么圣人也有过错吗？”孟子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的过错，不也是合乎情理的吗？况且古代的君子，有了过错就改正；现在的君子，有了过错就顺着它不改。古代的君子，他们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百姓都看得见；等到他们改正时，百姓都仰慕他们。现在的君子，不仅顺着过错不改，还替它找借口辩解。”

小人危害人真是厉害啊！燕国人背叛，齐宣王因此对孟子感到十分惭愧，如果齐宣王能凭这颗惭愧之心而知晓悔改，那大概就差不多了吧！可是陈贾急忙说：“大王不必担忧。”于是引用周公的事例，认为周公尚且有错，何况我们呢，他的言辞委婉而巧妙。如果齐宣王听了这些话，将会立刻忘记惭愧悔改之心，反而重新产生骄傲懈怠之意。小人危害人真是厉害啊！听信言论的人能不仔细考察吗？

关于周公的事，孟子的回答，可以说是言辞简练而道理透彻。陈贾说：“周公知道他将要叛乱才派他去的吗？”孟子回答说：“不知道。”陈贾说：“那么圣人也有过错吗？”孟子回答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的过错，不也是合乎情理的吗？”这两句话，就把周公的心意像举起日月一样昭示清楚了。大概周公的心，就是帝舜“象忧愁他也忧愁，象喜悦他也喜悦”那样的心。仁爱的人对于兄弟，只是亲爱罢了。如果预先料到他会叛乱就废弃他，那究竟是什么心呢？因为他可以任用就任用他，这是兄弟间极致的亲爱之情，也是天理的大公无私。又说：“周公的过错，不也是合乎情理的吗？”因为亲爱他而不知道他会叛乱，他的过错是合乎情理的。

孟子已经回答了陈贾关于周公的提问，知道陈贾的意思大概是为齐宣王掩饰过错而设的，于是又说了古人改过的方法。古代的君子，有了过错就改正，改正了过错就消失了。用日食月食作比喻，是说他们不自我遮蔽，所以人们看见他们的过错，也仰慕他们的改正。现在的君子就不是这样，有了过错就顺着它不改。“顺着它”的意思，是随顺过错而不改正。不仅顺着它，还替它找借口辩解。替它找借口，就是遮蔽粉饰。在过错之中又产生了新的过错，私意横行，没有穷尽的了。像陈贾这样的人，是为他的君主找借口的，他蛀蚀君主的心意不也太厉害了吗！唉！这难道只是在上位的君子应当深深反思的吗？士人修身，改过是最大的事。如果因循怠慢，一旦有了顺着过错不改的念头，应当深深察知并极力克服，何况还能替它找借口呢？

孟子辞去官职回国，齐宣王去拜访孟子，说：“前几天希望见您却没能见到，能够同朝共事我非常高兴；现在您又要离开我回国，不知道以后还能再见到您吗？”孟子回答说：“我不敢请求罢了，原本就是我所希望的。”

过了几天，齐宣王对时子说：“我想在国内给孟子安排住所，用万钟的俸禄供养他的弟子，让各位大夫和国人都能有所效法。你何不替我向他说明呢？”时子通过陈子把这话告诉了孟子，陈子把时子的话转告孟子。孟子说：“是啊！时子怎么知道这不可行呢？如果我想发财，辞去十万钟的俸禄而接受万钟的俸禄，这是想发财吗？”

季孙说：“子叔疑这个人真奇怪！让自己执政，不被任用，也就罢了，却又让自己的子弟做卿。谁不想富贵？却独自在富贵之中有私心垄断【垄断，指高筑土堆以阻断道路】。古代做集市，是用自己拥有的东西交换自己没有的东西，由官吏管理罢了。有个卑鄙的男人，一定要寻找高丘登上去，以便左右观望而网罗集市中的利益。人们都认为他卑鄙，所以跟随他征税。征收商税就是从这卑鄙的男人开始的。”

孟子在齐国做卿，差不多可以实现道行了。道行不能实现，就辞去官职回国。在他回国时，齐宣王还有眷顾之意，想要借此机会再见他。看见齐宣王有善意，就说：“我不敢请求罢了，原本就是我所希望的。”他的进退伸缩，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一切都依据义理罢了。而齐宣王与时子谋划，想用万钟的俸禄供养孟子的弟子，这是齐宣王的意思只想用俸禄收买孟子，而不是为了道。这难道是孟子的心意吗！所以说：“如果我想发财，辞去十万钟的俸禄而接受万钟的俸禄，这是想发财吗？”意思是说，如果我想要发财，那么何必辞去齐国卿的职位呢？只是我的心，并不是想要发财，而您对待我的方式，却违背了根本的原则。门人还未能理解这一点，有的认为奇怪且疑惑。孟子告知他们的意思，是认为如果不任用我就算了，却又想用卿的俸禄供养我的子弟，这是齐宣王用利益来对待我，而不是为了道的缘故。我接受它，也就是为了利益罢了。如果为了利益，那与垄断之夫有什么不同呢？谁不想富贵？这是说人情的常态。如果说圣贤唯独不想富贵，那难道是人情吗？圣贤固然希望道能够实行，但行动必定依据义理。义理上不安心的，处于贫贱终身也可以，怎么可以

译是用利来诱惑吗？唉！义与利的细微差别，是君子深深谨慎对待的，也是去留抉择由此区分的关键。后世做臣子的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做君主的认为利禄确实可以招揽士人，而士人所求于我的也不过如此，于是产生了轻视士人、自我骄横的心态，这正如同征收商税的法令是因为垄断市场的商人而设立的一样。只有君子坚守道义而不随便屈从，这样才能彰显做臣子的道义。

译孟子离开齐国，在昼地住宿。有一位想要替齐王挽留孟子的人，坐着说话，孟子不回应，靠着几案躺着。客人不高兴，说：“弟子斋戒沐浴后才敢进言，先生却躺着不听，请允许我不再敢来见您了。”孟子说：“坐！我明确告诉你。从前鲁缪公如果没有人在子思身边，就不能使子思安心；泄柳、申详如果没有人在缪公身边，就不能使他们自身安稳。你替长者考虑，却比不上子思，是子思断绝长者呢？还是长者断绝子思呢？”

鲁缪公如果没有人在子思身边，就不能使子思安心。大概是因为缪公尊重信任子思，只担心他在鲁国不安，不敢说自己能留住子思，而是常常与贤者共同使他安心，这样进退屈伸就取决于子思自己了。至于泄柳、申详，如果没有人在缪公身边，就不能使他们自身安稳。大概是因为缪公对他们的尊重信任不够坚定，必须依靠知己的人在公府左右辅佐，这样进退屈伸不就几乎取决于别人了吗？那么泄柳、申详与子思相比，相差就很大了。孟子离开齐国，已经在昼地住宿，有想要替齐王挽留孟子的人，这挽留的意思并非出于齐王的悔悟，而是出于某些人的私情，孟子不回应，靠着几案躺着，让他默默领会其中的不对，但他还没有醒悟，于是孟子引用子思与泄柳、申详的事来告诉他。他的意思是，如果必须等待别人的话才能挽留，那么君主的心信任就不坚定，也没有办法伸张道义了。孟子与子思自我处世的道理是一样的。

孟子离开齐国，尹士对人说：“不知道齐王不可以做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君主，这是不明智；知道他不可以，却仍然去见他，这是求取恩泽。千里迢迢去见齐王，没有遇到（不被采纳）所以离开，住了三晚才离开昼地，为什么这样迟缓呢？士人对此很不高兴。”高子把这话告诉了孟子。孟子说：“尹士哪里了解我！千里迢迢去见齐王，是我所希望的；没有遇到（不被采纳）所以离开，难道是我所希望的吗？我是不得已啊。我住了三晚才离开昼地，我心里还觉得太快了。齐王或许会改变主意，齐王如果改变主意，就一定会召我回去。我离开昼地而齐王不追我，我这才浩然有归去的志向。我虽然这样，难道会舍弃齐王吗？齐王还足以用来行善。齐王如果用我，那么岂止是齐国的百姓安定，天下的百姓都将安定。齐王或许会改变主意，我天天盼望他。我难道像那种小丈夫一样吗？向君主进谏而不被接受，就生气，愤愤不平的神色表现在脸上，离开就耗尽一天的力气然后才住宿呢？”尹士听了这话，说：“我确实是个小人。”

仔细品味孟子回答高子的话，可以说是温和宽厚而不急切了。说：“千里迢迢去见齐王，是我所希望的；没有遇到（不被采纳）所以离开，难道是我所希望的吗？我是不得已啊。”多么温和宽厚而不急切啊！试着推究思考一下，孟子千里迢迢想要见齐王的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大概孟子既然常常以道义自任，那么他出仕就有不可停止的责任。听说齐王或许可以告语道义，就不怕千里迢迢去见他，所以说：“是我所希望的。”而最终没有遇到（不被采纳）而离开，难道是他所期望的吗？大概有不得已的原因。住了三晚离开昼地而心里还觉得太快，或许齐王会改变，那么道义就还可以施行。等到离开昼地而齐王没有追来，就浩然有归去的志向，却还说：“我虽然这样，难道会舍弃齐王吗？”大概齐王在当时或许可以与他一起行善，所以说：“齐王还足以用来行善。”详细考察宣王的为人，还算是个不敢用装饰欺诈的人。所以他不能领会孟子的意思，就说：“我愚笨，不能进步到这个地步。”问起爱好音乐，就变了脸色，说：“我不是能爱好先王的音乐，只是爱好世俗的音乐罢了。”爱好财货、爱好女色、爱好勇武，自以为这些是毛病，说出来也不忌讳。他的资质虽然迟钝而不灵敏，但与那些掩饰过错、矫饰真情来自欺的人不同。所以孟子对他抱有希望，认为齐王如果用我，那么岂止是齐国的百姓安定，天下的百姓都将安定。大概他安定天下的道理已经预先确定在胸中，施行的步骤本来有条理，而其根本在于端正君主的心，所以殷切地盼望齐王改变。齐王一旦改悟，孟子的道义就可以施行，齐国的百姓就可以安定；齐国的百姓安定，天下的百姓就将都安定了。其顺序本来就是这样。又说：“我天天盼望他。”孟子并非不知道道义能否施行有命运的成分，而殷切不已，是吉凶与百姓同患的心。学者应该反复仔细品味。至于进谏不被采用就生气，愤愤不平的神色表现在脸上，离开就耗尽一天的力气，这是私意的表现。他的进谏本来就没有未尽言的遗憾，而他的离开又哪里还有忠厚之气呢？这真是小丈夫啊！

孟子离开齐国，充虞在路上问说：“先生好像有不高兴的神色。前几天我听说先生说过：‘君子不埋怨天，不责怪人。’”孟子说：“那是一个时候，这是一个时候。五百年必定有王者兴起，其间必定有名望的人。从周朝以来，七百多年了。按数字算，已经超过了；按时机考察，还可以。天不想平治天下，如果想平治天下，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充虞大概也察觉孟子脸色之间好像有不高兴的意思，而以浅薄的心量去揣测，于是有了不怨天、不尤人的问话。却不知道孟子的心，大概是疑惑王道长久荒废，忧虑百姓没有得到恩泽，所以好像有不高兴的神色。说：“那是一个时候，这是一个时候。”大概是疑惑

译所谓“辞”（推辞/辩解），是说这也只是一时的情况，那也是一时的情况。为什么在那时王者多次兴起，其中间隔最长的不过五百年，而且名世而出的圣人也有出现，然而如今七百多年过去了，王道政治却未能施行，按理说不应该如此长久地荒废。这正是孟子感到疑惑、忧虑而未能释怀的原因。至于孟子个人的进退去留，又有什么可疑惑、可忧虑的呢？上天不想平治天下，所以我的道无法施行；如果上天想要平治天下，那么除了我还有谁能去做呢？那又有什么不快乐呢！从前面的论述来看，君子不得不疑惑、不得不忧虑；从后面的论述来看，君子又有什么忧虑、有什么疑惑呢！所以王通说：“乐天知命，我有什么忧虑？穷理尽性，我有什么疑惑？”又说：“天下人都忧虑，我不得不忧虑；天下人都疑惑，我不得不疑惑。”这大概接近这个意思，但关于内心与外在表现的讨论则是不对的。虽然如此，孔子所说的“上天还没有毁灭这种文化，匡人能将我怎么样”，与孟子所说的“上天不想平治天下”这类话语，反复玩味体会，就可以看出圣人与贤人的区别了。

译孟子离开齐国，住在休地。公孙丑问道：“做官却不接受俸禄，这是古代的道理吗？”孟子说：“不是的。我在崇地时，得以拜见齐王，退朝后便有了离开的念头，不想改变心意，所以不接受俸禄。随后齐王派出了军队，我不能请求离开。长久留在齐国，并不是我的本意。”

孟子说千里迢迢去见齐王，是我所希望的；等到离开时，却在昼地住了三晚才走，还觉得太快。现在回答公孙丑的问题，却说刚见到齐王，退朝后就有离开的念头，所以不接受俸禄；随后有军事命令，不敢立即引退。长久留在齐国，不是我的本意，为什么呢？大概孟子虽然认为齐宣王差不多可以有所作为，我的道义可以实行，但他可以离开的征兆，不曾不预先察觉，这就是圣贤之所以达到至高境界的原因。根据公孙丑的话来考察，那么孟子虽然曾在齐国担任卿职，却从未享受卿的俸禄，只是后来供给的粮食，才接受罢了。一见齐王就有离开的念头，是观察齐王的神态，一定有不能忍受的地方；然而他还有希望足以用来行善，又是因为齐王的本质也有可取之处。不然的话，孟子在当时就会立即离开了，何必等到很久呢？所谓“不想改变”，是存有想要离开的心意而不想改变，所以不接受俸禄，稍微停留以观察他是否感悟。长久留在齐国，不是我的本意。然而心里想离开而行为上却留下，圣贤有这样的做法吗？大概是说最初的志向虽然想离开，但还有期望，所以为此滞留很久。不然的话，孟子难道只是为了苟且留下吗？这一篇记载了孟子在齐国始终去留、久速的道理非常完备，学者应当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

孟子说卷二

<经部,四书类,癸巳孟子说》>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説》卷三宋张栻着《滕文公上》

滕文公作为世子，将要前往楚国，经过宋国时拜见孟子。孟子讲述人性本善的道理，言语中必定称颂尧舜。世子从楚国返回，再次拜见孟子。孟子说：“世子怀疑我的话吗？道只有一个罢了。”成覸对齐景公说：“他是个男子汉；我也是个男子汉；我为什么要怕他呢？”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像他一样。”公明仪说：“文王是我的老师，周公难道会欺骗我吗？”现在滕国截长补短，将近五十里，仍然可以成为治理良好的国家。《尚书》说：“如果药不能攻治疾病，那病就不能痊愈。”

人性本善的论述，大概源于此。从文义来考察，实际上是门人记录，作为“孟子讲述人性本善，言语必定称颂尧舜”。孟子之所以讲述人性本善，大概是因为性难以言说，其渊源纯粹可以明确指出的，只有善罢了。所谓的善，大概是因为仁义礼智所存，由此而发出，没有私欲扰乱，就没有不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了。人中有不善的，都是血气所导致的，不是本性如此。因为都有这种本性，所以都可以成为尧舜。尧舜，不过是能尽他们的本性罢了。滕世子听到这些话，从楚国返回再次拜见孟子，大概虽然内心有所触动，但难免还有疑惑。孟子告诉他：“道只有一个罢了。”意思是天下没有第二个道。于是举出成覸与颜渊、公明仪的话，让他知道古今没有间隔，圣人与愚人的本性相同，人人都可以勉励而进步。滕国虽然小，仍然可以成为治理良好的国家，也在于实行罢了。孟子所说的攻疾之药，是想让他舍弃旧习，远法尧舜。人只是自暴自弃，认为尧舜不可企及，因此安于旧常，终身不能进步，却不知道自己的本性就是尧舜的本性，而不能像尧舜的原因，不是不能，而是不为罢了。所以颜子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像他一样。”这确实是万世的准则。

滕定公去世，世子对然友说：“从前孟子曾在宋国与我交谈，我心里始终不忘。现在不幸遇到大丧，我想让你去问孟子，然后行事。”然友到邹国，问孟子。孟子说：“不也很好吗！亲人去世，本来就应该自己尽力。曾子说：‘活着，用礼侍奉；死了，用礼安葬；祭祀，用礼祭祀，可以称为孝了。’诸侯的礼，我没有学过。虽然如此，我曾经听说过：三年的丧期，穿齐衰的丧服，吃糜粥的食物，从天子到平民，三代都共同实行。”然友回报使命，定为三年丧期。父兄百官都不愿意，说：“我们的宗国鲁国先君没有实行，我们的先君也没有实行。到了你的身上反而违背，不可以。况且《志》说：‘丧祭跟随先祖。’说：‘我们有接受的传统。’”对然友说：“我往日不曾学问，喜欢骑马试剑。现在父兄百官不满足我，恐怕我不能在重大事情上尽力，你替我问孟子。”然友又到邹国，问孟子。孟子说：“对，不能从其他方面寻求。孔子说：‘国君去世，听命于冢宰，喝粥，面色深黑，就位哭泣。百官有司没有敢不悲哀的，因为君主带头。上面有好好的，下面一定有更好的。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倒下。’这在于世子。”然友回报使命。世子说：“对，这确实在于我。”五月住在庐舍，没有命令告诫。百官族人可以说知道。等到安葬时，四方来观看，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