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八
论语稽求篇 四书类
提要
【臣】等谨案《论语稽求篇》七巻。
国朝毛竒龄撰，皆辨驳朱子集注之说，盖元陈天祥《四书辨疑》之类也。朱子集注，研究文义，期于惬理而止，原不以考证为长。竒龄学博而好辨，遂旁采古义以相诘难。其中有强生支节者，如古人有所师法，皆谓之学，即至学炙、学讴，亦无异训。朱子注“学”为“效”，原无疪病。竒龄必谓“学者”业道之名，泛训作“效”，与工师授受何别？不知“学道”“学艺”所学之事异，而“学”字不能别释，亦犹“喻义”“喻利”所喻之事异，而“喻”字不能两解，以此发难，未见其然。有半是半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注“列季氏旅泰山”，固为非类。竒龄谓“鬼”是人鬼，専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礼·大宗伯》文为证，谓泰山之神不可称泰山之鬼，其说亦辨。然“鬼”实通指淫祀，不専言人鬼。果如竒龄之说，宋襄公用鄫子于次雎之社，传称“淫昏之鬼”者，其鬼谁之祖考耶？有全然无理者，如“无所取材”，郑康成注“材”为桴材，殊非事理。即牛刀之戏，何至于斯？竒龄引而申之，以攻集注，不几于侮圣言乎？然其中如谓“甯俞不仕文公”及“禄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类，攷据特详解》“为政以徳”之类，持论亦正。汉代学官，《齐论》《鲁论》《古论》三家并立，兼存异说，以备防考，是亦古人不废诸家之义也。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臣】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稽求篇卷一
翰林院检讨毛竒龄撰
论语稽求篇》者，予归田后复读《论语》之所为作也。明制以八比取士，士子挟四书一编及他一经，穴纸而贯以绳，居置几桉，出而携之巾箱间，及试礼部有名，则唾而抵之牀下，曰“厌晦”。予少读《论语》为经，生长而弃去，及以辞赋应制科暨馆阁撰述，则皆与经义无与。然而甫乞假而读《易》、读《礼》、读《春秋》、《论语》，则是经学之必无借于八比明矣。乃少读《论语》皦皦然，至再读而反疑之，迄于今凡再三读而犹豫顿生，似宣尼所言与七十子之所编记，其意防本不如是，而解者以己意强行之。汉初立《论语》学官，其时去古未逺，尚有鲁论、齐论、古论三家本，每家立学，亦尚有师授十余人。其在鲁论，则常山都尉袭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以及丞相韦贤父子、前将军萧望之等，各名其家；而至于齐论、古论，则王吉、贡禹、胶东庸生，以及马融、郑▯各有解説。然且安昌侯张禹能统古齐鲁三家，合为之论，以授成帝，而惜其后之俱无传也。西晋何晏本老氏之学，不习众説，专与侍中荀觊辈略取孔安国、包咸及司空陈羣、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余论，而参以己见，杂采成篇，名其书曰《集解》，正始中上之。而宋朱氏注则又仅见何氏一书，别无他据，旁彚以同时学人之言，似与圣门之所记稍有龃龉。先仲氏尝曰：“此宋儒之书，非夫子之书也。”而乃有明取士勒为功令，家呻户哔，习矣不察。间尝欲取其义理，探其防趣，剖析讨论，务为可安，而义理广大，就仁智所见，皆可以各为争执；而至于防趣精微，隠显毫末，离朱不能视，子野不能听。是者既不敢自直，而相安于非者，即欲骤为刋之，而无所于证定。然而言论旁及，多见事物，凡夫礼仪器制、方名象数、文体词例，皆事物也。如人身然，义理者府藏也，事物者耳目也。府藏人所不见，我以为府，而人必争以为藏，何从质辨惟。耳目昭昭，在人。人有指耳而称目，指眉颊而称颐颔者乎？义理难明，则吾以事物明之；府藏难辨，则吾以耳目辨之。虽曰显见，既差，安问微隠？然而事贵类推，葢即耳目间而已。有如是其可疑者，是以无据之言，必不以置喙；无证之事，必不以炫听。偶有所见，则必使圣贤形模明明可按，而少无实学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八
论语稽求篇 四书类
提要
【臣】等谨按：《论语稽求篇》共七卷。
由本朝毛奇龄撰写，书中皆辩驳朱熹《集注》的说法，大概属于元代陈天祥《四书辨疑》一类的著作。朱熹的《集注》，研究文辞义理，以合乎情理为终点，原本不以考证见长。毛奇龄学识渊博且喜好辩驳，于是广泛采撷古代义理来相互诘问辩难。其中有些是强生枝节、牵强附会的，例如古人有所师法，都称之为“学”，即使是学习烤肉、学习唱歌，也没有不同的解释。朱熹将“学”注解为“效法”，原本没有毛病。毛奇龄却一定说“学者”是从事道业的名称，如果泛泛地解释为“效法”，与工匠师傅传授技艺有什么区别？他不知道“学道”与“学艺”所学的事情不同，但“学”字并不能分别解释，这就像“喻义”与“喻利”所喻示的事情不同，但“喻”字也不能有两种解释，以此发起辩难，看来并不恰当。有些是半对半错的，例如“非其鬼而祭之”，朱熹注解说“季氏旅泰山”，这固然属于非同类祭祀。毛奇龄认为“鬼”是人鬼，专指祖先，所以称为“其鬼”，引用《周礼·大宗伯》的文字作为证据，说泰山之神不能称为泰山之鬼，他的说法也有辩驳之处。然而“鬼”实际上通指淫祀，并非专指人鬼。如果真如毛奇龄所说，宋襄公在次雎之社用鄫子祭祀，史传称之为“淫昏之鬼”，那这个鬼又是谁的祖先呢？有些是全然没有道理的，例如“无所取材”，郑康成将“材”注解为桴材，完全不符合事理。即使是开玩笑说牛刀，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毛奇龄引申并扩大此说来攻击《集注》，岂不是近乎侮辱圣人的言语吗？然而其中如说“宁俞不仕文公”以及“禄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类，考证依据特别详细；又如《为政以德》之类，所持论调也正确。汉代设立学官，《齐论》《鲁论》《古论》三家并存，兼存不同说法，以备查考，这也是古人不废弃各家学说之义。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稽求篇卷一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论语稽求篇》，是我辞官归田后再次研读《论语》时所写的著作。明朝制度以八股文选拔士人，士子携带《四书》一卷及其他一经，用绳子穿纸装订，放在书桌案几上，出门时带在巾箱中，等到礼部考试有名次后，就唾弃它扔到床下，说这是“厌晦”。我年轻时读《论语》作为经书，长大后便弃置不顾，等到以辞赋应制科考试以及在馆阁撰写文章，都与经义无关。然而刚请求休假时就读《易》、读《礼》、读《春秋》、《论语》，这就明白经学必定不借助于八股文了。于是年轻时读《论语》时清晰明白，等到再读时反而产生怀疑，直到如今读了三遍犹豫顿生，似乎孔子所说的与七十子所编记的，其意旨原本不是这样，而解释者却以己意强行解释。汉初设立《论语》学官，那时距离古代不远，还有鲁论、齐论、古论三家版本，每家设立学官，也有十多位老师传授。在鲁论方面，有常山都尉袭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以及丞相韦贤父子、前将军萧望之等人，各自成名成家；而至于齐论、古论，则有王吉、贡禹、胶东庸生，以及马融、郑玄各有解说。然而安昌侯张禹能够统合古、齐、鲁三家，合为一论，传授给成帝，可惜后来都失传了。西晋何晏本于老氏之学，不熟习众说，专门与侍中荀勖等人略取孔安国、包咸以及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的残余言论，而参入自己的见解，杂采成篇，将他的书命名为《集解》，在正始年间进献。而宋代朱熹的注则只见到何晏的一本书，没有其他依据，旁征博引同时代学人的言论，似乎与圣门所记载的稍有抵触。我的二哥曾经说：“这是宋儒的书，不是孔夫子的书。”然而明朝取士将其定为法令，家家户户诵读，习以为常而不加审察。我偶尔想取其义理，探求其意趣，剖析讨论，务求心安，但义理广大，就仁者智者所见，都可以各自争执；而至于意趣精微，隐显毫末之间，离朱不能看清，子野不能听清。正确的既不敢自以为是，而相安于错误的，即使想立刻刊正，也没有证据确定。然而言论旁及，多见事物，凡是礼仪器制、方名象数、文体词例，都是事物。就像人身一样，义理是脏腑，事物是耳目。脏腑是人看不见的，我认为它是府，而人一定争辩说是藏，从何质询辩驳呢？只有耳目昭昭在人身上。有人指着耳朵称为眼睛，指着眉毛脸颊称为下巴吗？义理难以明了，那么我就用事物来阐明；脏腑难以辨别，那么我就用耳目来辨别。虽然显见的已经差错，还问什么微隐的？然而事情贵在类推，大概就在耳目之间罢了。有如此可疑的，因此没有依据的话，必定不插嘴；没有证据的事，必定不炫耀听闻。偶尔有所见解，则必定使圣贤的形貌明明可以查考，而稍无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