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稽求篇卷七

译呢？怎么知道是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呢？乐祁不是说过：“政权在季氏手中已经三代了”，指的是文子、武子、平子；子墨不是说过：“文子、武子世代增加他们的基业”，说的是季氏执政是从文子开始的。之所以没有提到桓子，是因为昭公时期还没有桓子。旧注引用孔安国的说法，以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为四代，这就多了悼子而少了桓子；朱熹的注以武子、悼子、平子、桓子为四代，这就知道了有桓子却又多了悼子而少了文子，两种说法都有错误。大概武子去世在昭公七年，这时悼子先于武子去世，而平子在这一年就接替武子执政，悼子未曾担任过卿，未曾担任过卿，那么政权就轮不到他了。所以政权延续四代，断定是从文子开始，到桓子为止，不包括悼子，这是毫无疑问的。卢东元在《荷亭辨论》中，深知新旧两种注解说都有错误，然而他想把这四代解释为鲁公的四代，即成公、襄公、昭公、定公，这就想要去掉宣公以凑足四代的数目，却不知道“禄去”和“政逮”不分两个时期，而且与上一章“政权出自诸侯，十代必定失去；政权出自大夫，五代必定失去”，就诸侯、大夫分别比较其代数的说法相矛盾了。有人说：《汉书·五行志》又说“季氏萌芽于厘公，而壮大于成公”，那么成公、襄公、昭公、定公恰好是四代，但这应当计算大夫的世代，不应当计算公室的世代罢了。

译【齐景公有马千驷章】百姓没有德行值得称颂。旧本原本是“德”字，并没有其他版本。《鲁论》以及《古论》、《齐论》作“得”字的，在注疏本中可以考证。只有《泰伯》篇中“民无得而称”是“得”字。如今程子想要在此章开头加上“诚不以富，亦祗以异”这八个字，而安定胡氏又想要在这八个字加在“其斯之谓与”这句话之上，于是将“德”字改为“得”字，这怎么可以呢？查考《正义》说：“这一章是崇尚德行的。”齐景公虽然有马四千匹，等到他死时却没有德行值得称颂；伯夷、叔齐虽然穷困饥饿，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称颂他们。人们称颂他们什么呢？难道不就是称颂他们的德行吗？孔子曾经说：“称颂他们的德行。”王肃注解这里说：“这就是所说的以德行为称颂，大概是指即刻称颂。”这就是德行。注解非常明白。自从宋儒改为“得”字，而近代刻本又改回“德”字，于是难以分辨。只有祁氏东书堂藏书的宋版集注本是“得”字，而且在这句话的注解中并没有提及。如果完全不知道这一章有“德”字，这是什么意思呢？况且“诚不以富”似乎与“千驷”相合，但“亦祗以异”这一句仍然费解。难道伯夷、叔齐是怪异吗？还是说他们与齐景公不同呢？

【谓孔子曰来至末】怀藏宝物却使国家迷乱，两次提问两次回答，都是阳货与孔子作为主客，那么“日月流逝，岁月不等待我”之后，为什么又重复加上“孔子曰”三个字？难道前两个回答都不是孔子的话？孔子的回答只有这一句吗？明代儒者郝京山曾说：前两个“曰”字都是阳货口中的话，自己自问自答，以此断定为必然的道理。这就像《史记·留侯世家》中张良劝阻立六国后时说的八个“不可”，其中有说：“现在陛下能制住项籍的死命吗？回答说：不能。能得到项籍的头吗？回答说：不能。能封圣人的墓，表彰贤者的里巷，致敬智者的门吗？回答说：不能。”这些都是张良自问自答，并不是张良问而汉高祖回答。直到汉王吃饭时吐出口中食物以下，才是汉高祖的话。这一章直到“孔子曰”以下，才是孔子的话。孔子的回答只有这一句，所以记录者特意加上“孔子曰”三个字来区别。千年沉睡，一旦唤醒，可以感到极其痛快。况且阳货想亲近孔子，言语絮絮叨叨，而孔子用不拒绝的方式拒绝他，只作了五个字的回答，并没有另外添加一个字，觉得在当时的情境下尤为令人感慨。解经到这种地步，如果不是漆室一炬般的洞察，是达不到的。

【吾岂匏〇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匏〇系在一处而不能饮食。这本是何晏的注解，而又误解的是什么？注解：“匏〇能系在一处的是不吃的，所以。”我是食物，不能像不吃的东西那样系滞在一处。说“不食”，是说不可吃，不是不能吃。说“我是食物”，是说我是可吃的东西，不是说能吃的东西。能吃的东西不能称为“食物”。《集注》引用他的说法而误解了，于是添了一个“能”字在“不”字下面，而且又恐怕他的说法不明白，又添了一个“饮”字在“能”字下面。而且又恐怕后人更容易误解他的说法，又另外在《语类》中说：“说不食是不求食，不是不可食”，这就过于拘泥滞涩了。天下没有植物能饮能食的，匏就是瓠。然而瓠甜而匏苦。《埤雅》说：“匏苦，瓠甜。甜的可以吃，苦的不可吃。”所以匏这种东西，只能系着用来渡水，而不足以食用。《国语》中叔向说：“苦匏对人没有用处，只能用来渡水罢了。”而《卫风》中“匏有苦叶，济有深涉”，则是以匏小不能渡水来说。大概植物以可食用为有用，俗人讥笑无用，往往把瓠〇看作是不可食用的。所以韦昭的注解也说：“没有用处，就是不可食用。”有人说：匏〇多悬挂生长，所以王粲《登楼赋》中有说：“害怕匏〇空悬，畏惧井水洁净却无人饮用。”他所说的“空悬”，不一定是指系着渡水。然而他解释“不可食用”，总是一回事。不知道《集注》依据什么，而错误地袭用别人的说法，而且如此牢不可破。

【虞仲】旧注不明白，注解他是谁？《集注》认为就是与泰伯一起逃到荆蛮的仲雍，这似乎有误。根据《史记》，太伯、仲雍都是太王的儿子，王季的哥哥，因为要避让季歴，所以一起逃到荆蛮。太伯自立为吴太伯，而太伯没有儿子，仲雍继位，就是吴仲雍。传了三代到周章，这时武王攻克殷商，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代，找到了周章兄弟，而周章已经做了吴君，于是封了他，又封周章的弟弟虞仲在虞。而《汉书·志》也说：武王攻克殷商后，于是封周章的弟弟中在河北的虞【中、仲古字通用，就像仲春称为中春，仲子称为中子一样】那么虞仲起初名叫仲，因为封在虞，才开始叫虞仲，大概是周章的弟弟，仲雍的曾孙。《左传·哀公七年》子服景伯称泰伯端整衣冠以治理周礼，仲雍继承他，只称仲雍，并不称虞仲。只有《僖公五年》宫之竒说：“太伯、虞仲，是太王的昭穆。”这是追溯虞仲封国的开始，认为这个虞的封国实在是因为太王的昭穆的缘故。他所指的虞仲就是仲雍的孙子，不是指仲雍。然而也说太王的昭穆，这就像鲁公封在鲁，周公并没有封在鲁一样【

译《汉书·食货志》说：“周朝将少昊的故都曲阜封给周公子伯禽，让他做鲁侯，作为周朝王室的主持者。”《公羊传》说：“那么周公去了鲁国吗？回答说没有去鲁国。周公留在周朝担任周公，伯禽被封于鲁国担任鲁公。”所以《论语》中“周公对鲁公说”这一称呼不同。而《左传》说：“鲁、卫、毛、聃，是文王的昭系后代。”既然鲁公开始受封于鲁国就可以称为文王的昭系后代，那么虞仲开始受封于虞国也可以称为太王的昭系后代，这是根据封国来说的，不是根据人来说的，所以《左传》上文明确说：“周公鉴于夏、商两代未能同心，大封同姓诸侯以辅佐周王室，于是说鲁、卫、毛、聃等等。”如果鲁指的是周公，难道周公又封了周公吗？这是极其明白的道理。自从班固误解了“太王之昭”这句话，就在《地理志》“太伯、仲雍在荆蛮之地”下面引用《论语·泰伯》中关于至德以及虞仲、夷逸的内容，认为虞仲就是仲雍，后来编写家谱的人、注释《左传》的人，直接注释说“仲雍一名虞仲”，那么哪有继承吴君之位，自有国号称吴的仲雍，反而名叫虞仲的呢？哪有在尚未受封于虞国之前，就预先知道后来必定受封于虞国，或者不知道会受封于虞国却暗合地称他为虞仲的呢？这些都是极其不通的。如果说虞仲不隐居，那么怎么知道在武王未灭商之前，武王未寻访时，仲雍流落荆吴，做隐居的逸民呢？这是凭主观臆断的错误啊。总之，《左传》、《史记》距离古代不远，到了班固的史书则稍晚了。而且班固的这个志，明显属于偶然错乱，看他作《古今人表》，明确记载两个人：武王未灭商之前，有中雍，即仲雍；灭商之后，有虞中，即虞仲。两个人两个名字，前后清清楚楚，只是因为偶然疏忽的缘故，自己导致矛盾，而后来沿袭错误的人，竟然相沿不改而不加考察，这能怎么说呢？

译【太师挚适齐章】太师挚是乐官，是殷纣王时代的人。旧时引用《汉书·礼乐志》说：殷纣王废弃先祖的雅乐，创作淫靡之声，用来扰乱正统音乐，以取悦妇人。乐官师瞽抱着乐器四散奔逃，有的投奔诸侯，有的逃入河海。颜师古注释认为这就是《论语》所记载的太师挚之类的人。但是《汉书·礼乐志》这段文字实际上本于《尚书·太誓》，《史记》则将其作为《太誓》中“告于众庶”的内容，即记载了这段文字。而《汉书·礼乐志》也说这是《尚书》序言的话，那么这显然就是《尚书》及其序言中可以依据的证据。所以董仲舒对策也说：纣王违背天意，残暴对待万物，杀戮贤能明智、坚守职守的人，他们都奔走逃亡，进入河海。而《古今人表》将挚、干、缭、缺等八人列在伯夷、叔齐之下，文王之上，那么他们显然是殷纣王时代的人。然而世人大多不理解，只因为“适齐”、“适蔡”都是周代的国名，因而产生怀疑，殊不知《尚书》序言只说诸侯，原本没有指定具体地点。《鲁论语》才开始用当时的地名来具体解释，颜师古所说的追补其地名的说法是正确的。况且齐、蔡等地本是旧名，在商代就已经存在，周代只是沿用这些地名来分封诸侯国罢了。所以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周考王封非子为附庸并赐邑于秦，都是先有地名而后才分封的。况且蔡是包牺氏蓍蔡之地，因此以蔡为国名。《尚书·文王诹于蔡》原注说：蔡公是殷朝的臣子。而《乐记》说：“温和善良而能决断的人适宜歌唱齐声”，又说：“齐声是夏、商、周三代的遗声”，那么齐地在夏、商时就已经存在了。又况且姜太公被封于齐，有旅人说齐地营丘难以得到但容易失去，太公于是急速前往，果然有莱侯争夺，那么强大的齐国之名在周代之前就已经著录了。又况且河也是古地名，《夏书》有“因民不忍抗拒于河”，《国语》有“武丁从河迁徙到亳”，后世儒者见识少而多怪，而颜师古等人的注释又不能辨析清楚，于是导致对《尚书》古经视若无睹，反而杜撰出孔子正乐、乐官奔散的说法。孔子正乐，只是私人整理，未曾听说在朝廷宗庙中改正。乐官从哪里得知？况且春秋时期的事情是左丘明亲眼所见所记，即使细微之处也必定记载，哪有如此大事而不反复记载的呢？为何如此轻率呢。

太师挚，挚字是疵字。文中又说“师挚之始”，《关雎》之乱，这个师挚又是另一个人。虽然《关雎》是《周南》的诗，正值纣王与文王之时，但这与《鲁论语》和《古今人表》所记载的不同。考察《周本纪》，太师疵，少师彊，抱着乐器奔逃到周。疵与彊就是挚与阳两个音近的名字。虽然《尚书·微子》篇也有太师、少师，这是公孤的名号，太师是箕子，少师是比干。然而上文已有杀王子比干、囚禁箕子的话，那么接着说的太师、少师是乐官，不是箕子和比干。看《殷本纪》也说剖开比干，囚禁箕子，殷朝的太师、少师于是拿着乐器奔逃到周，就是这样。

《周礼》春官大司乐：“王大食三宥，是说音乐演奏三次。大食，是朔望日的饮食。”又《白虎通》说：“王者早晨吃饭、中午吃饭、傍晚吃饭、晚上吃饭，共四次；诸侯三次，大夫两次。”这虽然是周代的制度，但王者等级递减，或许相差不远。这里有四次饮食，可知不是鲁侯。

【周有八士节】集注：有人说他们是成王时代的人，这本于郑康成的说法；有人说他们是宣王时代的人，这本于马融、刘向的说法。然而都没有考证依据。只有《晋语》中胥臣对晋文公说：“文王即位，咨询于八虞。”贾氏注释：“周朝的八士都在虞官”，引用《论语》十六字作为证据。这大概是外传中有证据的。如果《逸周书》说：“武王攻克商朝，于是命令南宫忽震动鹿台的财宝，南宫伯适迁移九鼎，三巫。”那么两个名字偶然相同，然而也没有见到有兄弟八人。即使《君奭》五臣马融注说：“十乱都有适名”，然而其余没有别的记载。如果说“八虞”就是南宫氏的儿子，那么适就不是虞官。况且《晋语》中胥臣在“咨询八虞”之下又说：“度量于闳夭而谋划于南宫”，那么在“八虞”之外另有南宫氏，难以强行等同了。况且“八虞”、“八士”有名无氏，在《古今人表》中，常常有很多这类情况。至于“一母四乳”，则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有说：“四产得到八个男孩，都是君子雄俊，这是上天用来兴盛周朝的原因。”这或许是当时距离古代不远，师承有据的话。

【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至末】倦即古劵字，传与劵都是古代印契传信的物品。大概传，是传达的意思。旧时用两行书在缯帛上，分持其一，凡是出入关卡的人，必须合在一起才能通过，因此称为传。后来有时用棨刻木作为合符，史称传信为符信，就是这样。劵，是契约，用木牍作为约定的文书，用刀剖开，屈曲如犬牙，分持其一作为信物。韩子所说的宋人得到遗失的契约而数其齿就是这样。所以传与劵都是彼此授受传信的物品，就像教者与学人，两相印契，所以借其名曰传，曰劵。劵就是传。《说文》徐注说：“现在用传字，不再作劵”

译这可以验证。倦就是劵。《周礼·考工记》中辅人篇说“左不劵后”，郑玄注解说“劵”字就是现在的“倦”字，这可以验证。先说“传”后说“劵”，两者都是借义，虚实相当，毫无矛盾，而旧注没有考证，解释为厌倦的“倦”。教导人不知疲倦，难道可以疲倦吗？如果把“倦”解释为懈怠，那么后面已经懈怠了，又怎么还能懈怠呢？

译“传”字有两个读音，有人主张“师传”的“传”应读平声，“邮传”的“传”应读去声，这是特别不通的说法。所谓师传，无论是前人传授给后人，还是以此禅让给彼，都如同驿传、关传一样。所谓传递，也就是传导。师传、老传、传室、传国与乘传、驰传，都是同一个“传”字，有什么不同的读音呢？

《徐仲山传是斋日记》说：“先传后倦”好比草木的区别，原文直接下来，后人大多不遵从这种说法。莫非是子夏的话中需要补出“教无差等”这一层意思吗？当时我在古小学问刘蕺山先生。先生说：“何必这样？这是子游的客说，子夏的主说并不在此，就不必补了。”他的说法很隐晦，后来我问张南士。南士说：“先生的话也不妥帖，这只是一个补语。子夏本意是想晓谕子游，并且开示门弟子，只怕他的意思表达不出来，于是他的意思全在言外，必须在旁边搀入一句话，就像传婢帮助发声一样。我猜想子夏在当时一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现在试着诵读：‘君子之道’下面，必须搀入‘其立教之方原无异同’，然后才能接‘先传后倦’一句。‘先传后倦’下面，必须搀入‘但学者之质自有高下’，然后才能接‘草木区别’一句。‘草木区别’下面，必须搀入‘若不问其资质而一概施教，这是诬蔑’，然后才能接‘焉可诬也’一句。‘焉可诬也’下面，必须搀入‘然而如果生质本来悬殊，而教导不分次第，则本末兼该而始终一致’，然后才能接‘有始有卒’一句。这是子夏想要表达的本意，一概吞吞吐吐，虚前歇后，并不说一句实在话。主说尚且不明，哪里还有客辨？而且两个‘君子之道’在原文中是相应的，现在训诂反而不应。曾拟在上句‘君子之道’处搀入‘君子立教无方’，在下句‘君子之道’处又搀入‘君子教无差等’。然而这成了什么篇章呢！”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赞中有云：“《易》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譬如草木，区以别矣。”又《薛宣传》：“宣令薛恭、尹赏换县，移书劳勉他们说：‘昔孟公绰优于赵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显，或以功举。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注：“诬同也。”这是《论语》子夏的话，谓行业不同，所守各异，只有圣人才能体备之。这都是以“先传后倦”直接“区别”的证据。

【堂堂乎张也节】堂堂，是夸大的称呼。因为夸大不亲切，所以难以并称为仁。如果只是容貌修饰，那么他自己就不足以对人，有什么呢？《魏武兵书》说不要攻击堂堂之阵，《越绝书》说离开这个邦国堂堂，披山带河。《汉书》“堂堂乎张”，后汉《隗嚣传》“区区两郡以御堂堂之锋”，都是以相对难近为言。

【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旧注包咸说：困，极也。信执其中，则能穷极四海，天禄所以长终也。集注不以为然：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矣。这似乎容易理解，但实际上不对，《尚书》今文没有《大禹谟》“咨尔舜”二十二字，不知在《尚书》何篇。直到孔壁书出土，才见到其文在《大禹谟》。况且《论语》引书，往往散漫其文，联缀数处，这与孔壁《大禹谟》中原文大不相同，而且确实不是虞书《尧曰》的本意。所以包咸的注虽然费解，但实际上是对的。集注虽然易解，但未必是对的。阎潜丘说：四海困穷，是儆辞；天禄永终，是勉词。四海应当念其困穷，天禄应当期其永终。虽然与包咸的说法稍有不同，但其旨意相同。大概“天禄永终”决无作“永绝”解的。潜丘曾说汉魏以来都解“永”为长，“典午”以后才开始解“永”为绝，这正是古今升降之辨。如《金縢》“惟永终是图”，《周易·归妹》象词“君子以永终知敝”，则“永终”二字原非恶词。所以汉魏用经语者，班彪《王命论》云：“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隽不疑谓暴胜之曰：“树功立名，永终天禄。”韦贤传匡衡曰：“其道应天，故天禄永终。”灵帝立皇后诏曰：“无替朕命，永终天禄。”凡用此语者，无不以“永长”为辞。自新莽以后，魏晋五代皆用《尧曰》文作禅位之册，而策书引经前后顿异，这在列史中考察是昭然若揭的。汉献禅位于魏册曰：“允执其中，天禄永终。”魏使郑冲奉册于晋王曰：“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汉武立子齐王闳诏曰：“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吴大帝告天文曰：“左右有吴，永终天禄。”皆作“永长”解。及三国以后，《魏志》山阳公深识“天禄永终”之运，禅位文皇帝又曰：“山阳公昔知天命永终于

译罢了，深入考察历数，长久在于圣上自身，于是下诏禅让帝位给晋朝。”而此后宋、齐、梁、陈，其文辞如出一辙，都说：“恭敬地禅让帝位，将帝位授予您，四海困顿穷乏，天命永远终结于戏王。”其“真诚地执守中正，效法前代典章，以符合上天的期望。”于是都将“其中”改为“厥中”，将“天禄永终”接在“困穷”之后，作为退位断绝天命的言辞。而于是《尚书》修改了，《论语》也全都跟着修改了，这实在是经籍文体前后升降的一大关键，而注释这些书籍的人，怎么可以对此不加考察呢？

译【予小子履节】“予小子履”这一段也没有标明出自哪本书，但它的文字见于《尚书·汤诰》。查《墨子·兼爱》篇也引用“予小子履”等句作为《汤誓》的文辞，而孔安国注解《论语》时直接说“见于《墨子》所引《汤誓》的词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万方有罪”这四句，就与《国语》中内史过所引《汤誓》“我一人有过失无法弥补，万人的罪责都在我一人身上”等句完全相同。这说明古本《汤誓》原本就有这些内容，而今文《汤誓》中没有，这必定是因为古代师承中原本就有将“诰”称为“誓”的情况。看《国语》和《墨子》都引用《汤誓》，而今文《尚书》两篇中都没有，必定是有原因的。否则，孔安国注解《尚书》时明明有《汤诰》，这里反而注解说“见于《墨子》引《汤誓》的词句”，这难道是孔安国与《国语》、《墨子》都不认识“诰”字吗？还是为什么厌恶“诰”字，导致两家各自引用各自的版本？或者是这个字有误？喜好古学的人请思考这个问题。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知命，就是《易传》所说的“乐天知命”。孔子所知的天命之“命”，如果是吉凶祸福，那就听任它罢了，何必一定要知道呢？宋代人讲学，以谈论祸福为耻，却唯独在这一节反而认为知天命是不对的，这是什么说法呢？陈晦伯撰写《稽疑》，引用《韩诗》以及董仲舒的对策来解释，这才是汉代儒者有师承依据的说法。《韩诗外传》说：“上天所生的人，都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道上天赋予生命的道理，就没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这就叫小人。”所以说：“不知命，就不能成为君子。”董仲舒的对策说：“上天的命令叫做命，人接受天命于天，本来超然不同于众生物，比万物尊贵。”所以说：“天地本性中，人最为尊贵，明白天性，知道自己在万物中尊贵，然后才知道仁义礼智，安于善行而快乐，遵循理法这就叫君子。”所以孔子说：“不知命，就不能成为君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论语稽求篇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