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稽求篇卷二
于大夫，是也。夫子尝禘矣，子入太庙，禘自既灌而往，是也。郊是郊，禘是禘，未尝合并。而至于吉禘，则夫子全无之。考夫子仕鲁，在定公十四年，此时未遭国丧，不容吉禘。且诸侯五庙，计之闵、僖逆祀，越文、宣、成、襄、昭五公，久已在祧坛之列。又且定之八年，季寤与公山弗狃等，因阳虎欲去三桓，顺祀先公而祈焉，遂就闵、僖祧庙而各顺其位。则此时不惟已祧，兼且不逆。而解《论语》者，尚曰「不欲观以逆祀」，故夣哉。
译于大夫，是这样的。孔子曾经参与过禘祭，他进入太庙，从既灌之后开始，是这样的。郊祭是郊祭，禘祭是禘祭，未曾合并。而至于吉禘，则孔子完全没有。考察孔子在鲁国任职，是在定公十四年，此时没有遭遇国丧，不容许举行吉禘。况且诸侯有五个宗庙，计算起来，闵公、僖公逆祀，越过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这五位先公，早已在祧坛之列。又况且定公八年，季寤与公山弗狃等人，因为阳虎想要除去三桓，顺祀先公而祈祷，于是就在闵公、僖公的祧庙中各自顺其位次。那么此时不仅已经祧迁，而且并不逆祀。而解释《论语》的人，还说“不欲观以逆祀”，真是荒谬啊。
【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射不主皮，一句系周时礼文，夫子诵而释之，《仪礼》亦引入《乡射礼》篇。朱注云《乡射礼》文是也，但《仪礼》原文云“礼射不主皮”，上有“礼”字，则该举诸射，如大射、燕射、賔射类，不止乡射。其下文又云“主皮之射者胜者再射，不胜者降”，则又另有力射，如《仪礼》注“泽宫献禽后班余获之射”，不是武射。朱注不明，出“礼射”字，而又误以“主皮”为“贯革”，为即武射，则两失之矣。按“主皮”与“贯革”不同，“主”者，着也，“主皮”者，着于皮也。郑康成所云“善射”，扶风马氏所云“能中质”是也。夫射期中质，岂有习射而反以不中为能事者？但射名不同，有专主皮者，有不専主皮者，不专主皮即不主皮者也。如《周礼》乡大夫职“退以五物询众庶”，即《乡射礼》也。然而五物者，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兴舞，则此主皮即五物之一，又何尝不主皮？然而曰和，曰容，曰兴舞，不止此矣，则不主皮矣。推之而大射、賔射、燕射犹是矣。乃若主皮则有之，《仪礼》曰“主皮之射”，注引《尚书大传》谓“虞田献禽取备祭物，而以其所备之余较射于泽宫而分取之，谓之班余获之射”，是时虽泽宫揖让与虞田力取稍有不同【尚书大传》谓泽宫中虽虞田不中也，取贵揖让也；泽宫不中虽虞田中也不取贱勇力也】然但习礼节而终非行礼之射，且又必期于中质【谓泽宫习礼之处，非师于行礼，且射又主中】故名为主皮。若夫贯革，则专取达革，《周礼》司弓矢所云“甲革椹质【礼射张侯，主皮之射张兽皮；武射不张侯，并不张兽皮，直取甲革椹质而射之，故圉人注亦有“充椹质”文】乐记》所云“散军郊射而贯革之射息”，明是武射，且亦名试弓习武之射【亦习于泽宫，见《仪礼》注】此并非主皮、不主皮可得言者。葢主皮者，力射也，矢至于皮，非力不能。《孟子》曰“其至尔，力也”；不主皮者，礼射也。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虽发必祈中，而不止于祈中者，以为礼也。礼射与力射，截然二等。故夫子解之曰：「礼射不主皮者，谓与力射不同等故耳。」旧注引《周礼》，朱注引《仪礼》，犹是引经证经，引礼证礼。而不经谛观，便复有误，况臆断乎？
【哀公问社于宰我章】哀公问社，问社义也。宰我以社名答之，以为社有名而义在其中。古凡立社，各树其土所宜木以为名，如树松曰松社，树栗曰栗社，一如后之名栎社、枌榆社者，乃其义即在乎此。如周名栗社，则其义以战栗为名，谓人君不可使民不畏威也。然而君以威胜民，其义疎矣。夫子惜其解説之不当也，故引古语云「成事不説」，谓已成之事不可妄加解説者，正谓此也。其又引「遂事」二语连及之也。若齐论本，则又以问社「社」字作「主」字，谓问庙主之木，汉安昌侯张禹所授本如此。故《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曰「虞主用桑，练主用栗」，而何休、杜预即引《论语》「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为证，此说之最异者。而朱氏集注又云「古者立社，各树其土所宜木以为主」，则既似问社，又似问主，两不可解。既而知其错解《周礼》「田主」二字以致大误。《周礼》「田主」，田祖之称，非田神木主也。大司徒、封人二职俱有设社稷坛壝而树之语，谓国中社坛也。大司徒职又云「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谓在野耕借坛也。耕借祀先农，不祀社，而亦以社名，特社坛社主用石不用木，而在野借坛则并石亦无之，但依其野所宜木以栖田神，一如后之称社树者，而其坛与野即以树名，如依松曰松社之野，依栗曰栗社之野，类葢借坛为耕借设，原与大社相表里，而其制有异。朱氏既不解「田主」之非神主，又不识社主之用石不用木，又不识借坛之并无主，妄以《周礼》「主」字谬合之齐论庙中之主，误矣。若齐论「问主」原属大谬，彼不识宰我所説本《尚书》耳。《白虎通》引
译射箭不以射穿皮革为准则，是因为人的力气大小不同。
“射箭不以射穿皮革为准则”，这一句是周代礼制的原文，孔子诵读并加以解释，《仪礼》也将其引入《乡射礼》篇中。朱熹的注释说这是《乡射礼》的原文，这没错，但《仪礼》原文说的是“礼射不主皮”，上面有个“礼”字，那么这就涵盖了各种射礼，如大射、燕射、宾射之类，不仅仅指乡射。其下文又说“以射穿皮革为准则的射礼，获胜者再射，失败者降等”，这又是另一种以力气为主的射礼，如《仪礼》注中所说的“在泽宫献祭猎物后，分配剩余猎物时的射礼”，这不是武射。朱熹的注释没有阐明清楚，省略了“礼射”二字，又错误地把“主皮”等同于“贯革”，认为就是武射，这就两处都错了。
考察“主皮”与“贯革”是不同的，“主”是着意、专注的意思，“主皮”就是着意于射中皮靶。郑康成所说的“善射”，扶风马氏所说的“能射中靶心”就是这个意思。既然射箭要求射中靶心，哪有练习射箭反而以射不中为能事的呢？只是射礼的名称不同，有专门着意于射中皮靶的，有不专门着意于射中皮靶的，不专门着意于射中皮靶的就是“不主皮”。比如《周礼》乡大夫的职责中“退下来后用五种标准询问民众”，指的就是《乡射礼》。然而这五种标准是：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兴舞，那么这里的“主皮”就是五种标准之一，又何尝不主皮呢？然而说和、说容、说兴舞，不止于此，所以说不主皮。推而广之，大射、宾射、燕射也是如此。
至于说主皮的情况也是有的，《仪礼》说“主皮之射”，注引《尚书大传》说“在泽宫献祭猎物，取用备祭之物，而将其余下的猎物在泽宫较射并分配，称为班余获之射”，这时候虽然泽宫的揖让与在田猎中用力夺取稍有不同【《尚书大传》说泽宫中虽然像田猎那样射不中，但取贵乎揖让；泽宫射不中，虽然像田猎那样射中了也不取，因为轻视勇力】，但这只是练习礼节，终究不是正式行礼时的射礼，而且又必定要求射中靶心【指泽宫是习礼的地方，并非师法于行礼，而且射箭又主于射中】，所以名叫主皮。
至于贯革，则是专门取求射穿皮革，《周礼》司弓矢所说的“甲革椹质”【礼射张挂皮侯，主皮之射张挂兽皮；武射不张挂皮侯，也不张挂兽皮，直接取甲革椹质而射之，所以圉人注也有“充椹质”的文字】，《乐记》所说的“散军郊射而贯革之射息”，明显是武射，而且也叫试弓习武之射【也在泽宫练习，见《仪礼》注】，这并非主皮、不主皮所能概括的。
大概主皮的是力射，箭射到皮上，没有力气不能做到。《孟子》说“射得中，是力气的缘故”；不主皮的是礼射，其仪容体态合乎礼，其节奏合乎乐。虽然发射必定祈求射中，但不止于祈求射中，因为这是为了行礼。礼射与力射，截然分为两类。所以孔子解释说：“礼射不主皮，是说它与力射不同类罢了。”旧注引《周礼》，朱注引《仪礼》，还是引经证经，引礼证礼。如果不仔细审察，就会再次出错，何况是主观臆断呢？
【哀公问社于宰我章】哀公问社，是问社的含义。宰我以社的名称来回答，认为社有名称，含义就在其中。古代凡是立社，都种植当地适宜的树木作为名称，比如种松叫松社，种栗叫栗社，就像后来的栎社、枌榆社一样，其含义就在这里。比如周朝叫栗社，那么其含义就是以战栗为名，意思是国君不能让百姓不畏惧威严。然而国君靠威严胜过百姓，这含义就疏远了。孔子惋惜他的解释不恰当，所以引用古话说“成事不说”，意思是已经做成的事情不可妄加解释，正是指这件事。他又引用“遂事”两句话连及此事。
如果是齐论语本，则又把问社的“社”字作“主”字，说是问庙主的木材，汉安昌侯张禹传授的本子就是这样。所以《春秋》文公二年作“僖公主”，《公羊传》说“虞主用桑，练主用栗”，而何休、杜预就引用《论语》“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作为证据，这是最奇特的说法。而朱熹的《集注》又说“古代立社，各种植当地适宜的树木作为主”，那么既像是问社，又像是问主，两样都解释不通。后来知道他是错解了《周礼》“田主”二字以致大错。《周礼》的“田主”，是田祖的称呼，不是田神的木主。大司徒、封人两个职位都有设立社稷坛壝并种植树木的话，指的是国中的社坛。大司徒的职掌又说“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指的是在野外的耕籍坛。耕籍祭祀先农，不祭祀社，但也以社命名，只是社坛社主用石而不用木，而在野外的耕籍坛则连石头也没有，只是依据其野外适宜的树木来栖息田神，就像后来所称的社树一样，而其坛与野就以树命名，比如依松叫松社之野，依栗叫栗社之野，这类大概是耕籍坛为耕籍而设，原本与大社互为表里，而其制度有差异。朱熹既不懂“田主”不是神主，又不识社主是用石而不用木，又不识耕籍坛并没有主，妄自把《周礼》的“主”字错误地附会到齐论语庙中的主上，错了。如果齐论语“问主”原本就是大错，他们不知道宰我所说本于《尚书》罢了。《白虎通》引
《尚书》逸篇云「大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则宰我引经原是论社与主，何与乎？
译《尚书》散佚的篇章中说：“大社用松树，东社用柏树，南社用梓树，西社用栗树，北社用槐树”，那么宰我引用经典原本是在论述社坛与社主，这有什么关系呢？
社坛暴露，无庙藏木，故用石主。唐时议主制，引《吕氏春秋》及郑▯义，皆如此。若其制长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则古军礼有载。社车，《左传》陈侯拥社，见郑子产，恐过于长广，难移行耳。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鲁自文公始不告朔。春秋文六年经云：「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此是夫子特书之文，无可易者。旧注无学识，引郑康成「始不视朔」一语，而朱注又仍之。虽告朔与视朔本一时所行，然终是两事两名，不容混也。案《周礼》太史颁告朔于邦国，注谓天子颁朔于诸侯，诸侯藏之祖庙，至每月朔必朝于庙，告而受行之，于是乎以腥羊作献，谓之饩羊。则此饩羊者，本朝庙告朔之物，所云诸侯告朔以特羊，天子以特牛是也。至告朔毕，夫然后出而听治此月之政，谓之视朔，又谓之听朔。故《玉藻》云：「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诸侯皮弁听朔于太庙。」则是告朔与视朔截然两事，告朔朝庙，视朔听政，迥乎不同。考文自六年始不告朔，然犹朝庙。十六年始不视朔。葢朔有朝享、朝庙二礼，朝享即月祭，不在祖庙【诸侯月祭三庙，无祖庙，旧注误】其供羊祖庙者，专为告朔，与视朔全无闗涉。告朔当有羊，视朔不当有羊，故曰「告朔之饩羊」。今子贡所欲去者，告朔之羊也。其引文公者，此时在定哀之闲，去文公已逺，但以文公为不告朔所始见之经文，故引之也。乃不引告朔，反引视朔，且曰「不视朔而犹供此羊」，则视朔当供羊乎？何卤莽乃尔。
【管氏有三归】旧注引包咸説，谓三归是娶三姓女，妇人谓嫁为归，诸儒説皆如此。朱注独谓三归是台名，引刘向説苑为据，则遍考诸书，并无管仲筑台之事，即诸书所引仲事，亦并无有以三归为台名之説，刘向误述也。
礼，诸侯娶三姓女，大夫娶一姓女。如《春秋》僖二十年西宫灾，《公羊传》引鲁子曰：“鲁有西宫，以诸侯有三宫也。”而何休注：“三宫者，谓诸侯娶三国女。”是时僖公为齐所胁，以齐媵为适，而废楚女于西宫，故云。则是三娶者，国君之礼。是以旧集解疏义亦云：“礼，大夫虽有妾媵，然适妻则只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女，故曰“三归”。其説甚明。故《国策》则明云：“管仲为三归之家。”汉公孙▯云：“管仲相齐桓，取三归。”而班氏《食货志》直云：“在陪臣而娶三归。”曰“家”、曰“娶”，则断是娶女，不是筑台，审矣。况《史》、《汉》诸注，凡引“三归”者，无不以“三娶”为解。故朱子《语类》亦知“三归”是“三娶”，但曰：“如此却是僭，不是奢”，故不用其説。殊不知僭即奢也。《史记》：“管氏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汉书·礼乐志》：“陪臣管仲，季氏之属，三归，雍彻，八佾舞庭。”皆以“三归”为奢僭之事。葢奢与僭相因，奢则必僭，谁谓奢僭两事乎？
刘向误述仲事，因误解国策所致。按《国策》，周文君免工师籍，相吕仓，而国人不悦，因曰：“宋君夺民时以为台，而民非之，无忠臣以掩葢之也。”子罕释相为司空【司空主督筑者，《左传》子罕亲执扑抶民以行筑】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齐桓公宫中女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鲍彪曰：“妇人谓嫁曰归，夫家曰家，仲葢三娶女也】非自伤于民也。《国策》此説谓管仲、子罕同一掩葢君非之事故，相连引及，非谓宋君筑台，管仲亦筑台也。宋君之非在筑台，故子罕以扑筑掩之；齐桓之非在女市、女闾之多，则管仲以三娶掩之。其掩葢君非则一，而筑台、娶女截然两分，此最明了者。刘向见两事并引，且两事皆掩葢之事，而“三归之上不立“娶”字，遂疑为一类，而溷齐于宋，溷仲于罕，溷娶女于筑台，且公然改“三归之家”“家”字为“台”字而不顾。则试思，齐桓之非在多女，而仲以筑台掩之，是遮甲而障乙，也可乎？且《説苑》此文明袭《国策》説苑》云：“桓公以政归管仲，管仲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其所云“自
译社坛露天暴露，没有庙宇来收藏木主，所以使用石主。唐代讨论主制时，引用《吕氏春秋》及郑玄的义理，都是这样。至于其制度长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则古代军礼中有记载。社车，《左传》中陈侯拥社，拜见郑国子产，恐怕过于长宽，难以移动罢了。
【子贡想要去掉告朔用的活羊】鲁国从文公开始不再告朔。《春秋》文公六年的经文说：“闰月不告朔，仍然在祖庙朝见。”这是孔子特意书写的文字，不可更改。旧注缺乏学识，引用郑康成“开始不视朔”一语，而朱熹的注又沿袭了它。虽然告朔与视朔本是同一时间进行的，但终究是两件事、两个名称，不容混淆。查考《周礼》太史向各国颁布告朔，注解说天子向诸侯颁布朔日，诸侯将其藏在祖庙，到了每月朔日必定朝见祖庙，禀告并接受执行，于是用腥羊作为祭品，称为饩羊。那么这饩羊，本是朝庙告朔的物品，所谓诸侯告朔用特羊，天子用特牛就是如此。等到告朔完毕，然后出来听政处理这个月的政务，称为视朔，又称为听朔。所以《玉藻》说：“天子在南门之外听朔，诸侯穿皮弁在太庙听朔。”那么告朔与视朔截然两件事，告朔是朝庙，视朔是听政，完全不同。考据文公从六年开始不告朔，但仍然朝庙。十六年开始不视朔。大概朔日有朝享、朝庙两种礼仪，朝享就是月祭，不在祖庙【诸侯每月祭祀三座庙，没有祖庙，旧注错误】在祖庙供奉羊的，专门为了告朔，与视朔毫无关联。告朔应当有羊，视朔不应当有羊，所以说“告朔的饩羊”。现在子贡想要去掉的，是告朔的羊。他引用文公，是因为此时在定公、哀公之间，距离文公已远，但只因为文公是《春秋》中不告朔开始出现的经文，所以引用它。却不引用告朔，反而引用视朔，并且说“不视朔却仍然供奉这只羊”，那么视朔应当供奉羊吗？怎么如此粗疏呢。
【管仲有三归】旧注引用包咸的说法，认为三归是娶三个姓氏的女子，妇人称嫁为归，众儒的说法都如此。朱熹的注唯独认为三归是台名，引用刘向《说苑》作为依据，那么遍查诸书，并没有管仲筑台之事，即使诸书所引管仲的事，也并没有以三归为台名的说法，刘向误述了。
礼制，诸侯娶三个姓氏的女子，大夫娶一个姓氏的女子。如《春秋》僖公二十年西宫火灾，《公羊传》引用鲁子的话：“鲁国有西宫，因为诸侯有三宫。”而何休注：“三宫，是说诸侯娶三国的女子。”当时僖公被齐国胁迫，以齐国媵妾为正妻，而废黜楚国女子在西宫，所以这样说。那么三娶，是国君的礼制。因此旧集解疏义也说：“礼制，大夫虽然有妾媵，但正妻只娶一个姓氏。”现在管仲娶三个姓氏的女子，所以说“三归”。其说法很明白。所以《战国策》明确说：“管仲为三归之家。”汉公孙弘说：“管仲辅佐齐桓公，取三归。”而班固《食货志》直接说：“作为陪臣却娶三归。”说“家”、说“娶”，那么断定是娶女子，不是筑台，清楚了。况且《史记》、《汉书》诸注，凡引用“三归”的，无不以“三娶”解释。所以朱子《语类》也知道“三归”是“三娶”，但说：“这样却是僭越，不是奢侈”，所以不用其说。殊不知僭越就是奢侈。《史记》：“管仲的财富比拟公室，有三归、反坫。”《汉书·礼乐志》：“陪臣管仲，季氏之类，三归，雍彻，八佾舞庭。”都以“三归”为奢僭之事。大概奢侈与僭越相因，奢侈则必僭越，谁说奢僭是两件事呢？
刘向误述管仲之事，是因为误解《战国策》所致。按《战国策》，周文君免去工师籍的职务，任用吕仓为相，而国人不悦，于是说：“宋君剥夺民时来筑台，而民众非议他，没有忠臣来掩盖它。”子罕辞去相职担任司空【司空主管督筑，《左传》子罕亲自拿着鞭子抽打民众以推行筑台】民众非议子罕，而称赞他的君主。齐桓公宫中有女市、女闾七百，国人非议他，管仲故意建立三归之家，来掩盖桓公【鲍彪说：“妇人称嫁曰归，夫家曰家，管仲大概娶了三个女子】不自我伤害于民。《战国策》此说认为管仲、子罕同一掩盖君主非议之事，所以相连引用，不是说宋君筑台，管仲也筑台。宋君的非议在于筑台，所以子罕以扑筑掩盖；齐桓的非议在于女市、女闾之多，那么管仲以三娶掩盖。其掩盖君主非议则一，而筑台、娶女截然两分，这是最明了的。刘向见两事并引，且两事皆掩盖之事，而“三归”之上不立“娶”字，遂疑为一类，而混淆齐于宋，混淆管仲于子罕，混淆娶女于筑台，且公然改“三归之家”的“家”字为“台”字而不顾。那么试思，齐桓的非议在多女，而管仲以筑台掩盖，是遮甲而障乙，可以吗？况且《说苑》此文明袭《战国策》《说苑》说：“桓公以政归管仲，管仲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其所云“自
伤于民”，则正袭《国策》“非自伤于民”语。《国策》以为有此掩葢之臣，则君不自伤于民，此连二事以解周君，非谓管仲欲自伤民也。读古不察，展转讹谬，幸有明眼者为之惊心，万古长夜于是始旦。不然，汉后儒説，其足误人者多矣，况《左传》《国策》则更非汉儒师承可借口耶？
译“伤于民”这一说法，正是沿袭《战国策》中“非自伤于民”的语句。《战国策》认为，如果有这样能遮掩过失的大臣，那么君主就不会自己在百姓中受损，这是将两件事联系起来以开导周君，并不是说管仲想要自己伤害百姓。读书如果不仔细考察，辗转传抄就会产生错误，幸好有眼光敏锐的人对此感到震惊，千古长夜从此开始天亮。否则，汉代以后儒者的解说，足以误导人的已经很多了，何况《左传》《战国策》更是不能拿汉代儒者的师承作为借口的呢？
或谓三归台亦是因三娶而筑台以名之？古凡娶女多筑台，如《诗》衞宣公筑新台娶齐女，《左传》鲁庄公筑台临党氏娶孟任，类然。管氏筑台终无据，一可为训。
【葢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只是言我未见力不足者，即或有之，我只未见。此断之又断语。张南士曰：《论语》是夫子口説，启齿阖吻，皆有起讫，如释氏语録然。今儒者自叙讲説，一仿释氏语録，代以俚俗。独于夫子口説，虽极明快，如葢有之矣，亦必支离挂搭，使无可解释而后已。此何故也？旧注葢有谓原有好仁恶不仁之人，固属难通。若集注谓原有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则于夫子未见一叹，显相悖矣，岂可如此？若曰即用力者亦未见，则既未见用力，焉见原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若曰用力者偶未之见，则似见用力者，其常未见用力者，反其偶也，何矛盾也？
【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节】但曰知仁则惟知有仁并无知不仁一边。尹氏以仁不仁并言，程氏以厚薄爱忍并言，皆非况可添亷贪通介种种乎？大抵党字作类字解，指伦类言，则单指为人受过者言。受过各有类，如周公使管叔监殷，则于兄弟一类；孔子答昭公知礼，则于君臣一类；孙性私赋民钱市衣进父，则于父子一类；子路为姊丧不忍除服，则于女兄弟一类。总是仁爱之至，不惜受过。故受过有类，则观之而可以知仁。天下岂有为人受过而尚可目之为不仁者乎？则何厚何薄，何爱何忍乎？
表记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亦但言知仁，不言知不仁，可验。
按史称陈仲弓外署非吏，此为本司受过。又刘宋张岱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满，岱便去官还养，有司以违制紏之。宋孝武帝曰：“观过可以知仁，不须案也。”若汉《外戚传》燕王上书称子路丧姊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观过知仁”。又《后汉吴祐传》：“啬夫孙性私赋民钱市衣以进其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左右问故，叹曰：‘掾以亲故受污辱之名，可谓观过知仁矣。’”此皆汉儒解经之见于事者，然皆是知仁，并无知不仁者。集注亦载《吴祐传》事。
【君子之于天下也节】适，莫，与，此皆指用情言。适者，厚也，亲也；莫者，薄也，漠然也；比者，宻也，和也。当情为和，过情为宻，此皆字义之有据者。若曰：君子之于天下，何厚？何薄？何亲？何疎？惟义之所在与相比焉。《国语》司马俟曰：“罔与比而事吾君矣。”“与比”二字，此为确注。又《正义》于“子见南子”节疏云：“子路以为君子当义之与比，不当见淫乱。”举“比义”与“亲乱”反观，更自明白。此“节”旧解无注，然旧儒解经自如此。
后汉刘梁着《和同论》有云：“有爱而为害，有恶而为美。君子之于天下，无适无莫，直以适莫主爱恶。”言若《李燮传》称：“燮拜议，即所交皆舍短取长，成人之美。”其时颍川贾彪、荀爽虽俱知名而不相能，燮并交二子，情无适莫，直以无适莫言。燮之用情无厚薄处，则是汉魏解经先后一辙，不惟论説兼见行事。而坐井之徒竟不知井外之有天，何也？
【事君数，斯辱矣。节】数，不是言，本文并无“言”字，即数字义，亦并不以“言”烦为解。况事君以言，人臣之不足也；言而有信，朋友之细行也。子游是言，所包者广，祗属进言，不过一节。且经文何必定添改耶？
旧注数是速数，所谓偪促烦琐也。《祭义》：祭不欲数。曾子问不知己之迟数。贾谊文淹数之度，指烦速言。故《尔雅》《説文》皆以疾注数，而《广韵》《増韵》即以频烦屡数为解。此即仆属不絶龌促取憎之意。故数即仆仆，子思所云“仆仆尔亟拜”，又即频频，扬子所云“频频之党甚于鸴斯”，皆是也。若先仲氏曰：数有二义，一、是烦数，如项羽示玦不应，又请舞剑类；一、是细数，如宋宗手拈栁枝，止以方长不折类。其説甚备，然总不以进言立解。后闻姜汝皋讲《论语》，亦有此
译有人问，管仲的三归台是否是因为他娶了三个妻子而筑台并以此命名？古代凡娶妻大多筑台，如《诗经》中卫宣公筑新台娶齐女，《左传》中鲁庄公筑台面对党氏娶孟任，都是此类。但管仲筑台终究没有依据，这一点可以作为训诫。
【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只是说我没有见过力量不足的人，即使有这样的人，我也没见过。这是斩钉截铁的话。张南士说：《论语》是孔子的口语，开口闭口，都有起止，就像佛教的语录一样。现在的儒者自己叙述讲说，一概模仿佛教语录，代之以俚俗之语。唯独对于孔子的口语，虽然极其明快，如“盖有之矣”，也一定要支离破碎、牵强附会，直到无法解释才罢休。这是什么缘故呢？旧注说“盖有”是指原本就有好仁恶不仁的人，这本来就不通。如果像集注所说，原本就有用力而力不足的人，那就与孔子“未见”的感叹明显相悖了，怎么能这样呢？如果说连用力的人也没见过，既然没见用力，怎么知道原本有用力而力不足的人呢？如果说用力的人偶然没见到，那就似乎见过用力的人，而常常没见到用力的人，反而把偶然当成了常态，这多么矛盾啊？
【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节】只说知道仁，就只知道有仁，并没有知道不仁这一边。尹氏将仁与不仁并提，程氏将厚薄、爱忍并提，都不对，何况还可以添加廉贪、通介种种吗？大抵“党”字作“类”字解，指伦类而言，则单指为人受过者而言。受过各有类别，如周公让管叔监管殷地，属于兄弟一类；孔子回答齐昭公知礼，属于君臣一类；孙性私自向百姓收钱买衣服献给父亲，属于父子一类；子路为姐姐守丧不忍心除去丧服，属于姐妹一类。总是仁爱到了极点，不惜代人受过。所以受过的类别，观察它就可以知道仁。天下哪有为人受过却还可以被看作不仁的人呢？那么哪里有什么厚薄、爱忍的区别呢？
《表记》说：“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这也只是说知道仁，不说知道不仁，可以验证。
查史书记载陈仲弓在外署任非吏，这是为本司受过。又刘宋张岱任司徒左西曹掾，母亲八十岁，籍注未满，张岱便离职回家奉养，有关部门以违制弹劾他。宋孝武帝说：“观过可以知仁，不需要查案。”如果汉《外戚传》燕王上书称子路为姐姐守丧一年而不除服，孔子非议他，子路说：“我不幸兄弟少，所以不忍心除服。”所以说“观过知仁”。又《后汉吴祐传》：“啬夫孙性私自向百姓收钱买衣服献给父亲，父亲发怒让孙性伏罪。吴祐屏退左右询问缘故，感叹说：‘掾因为亲情而受污辱之名，可以说是观过知仁了。’”这些都是汉儒解经在事上的体现，然而都是知仁，并没有知不仁的。集注也记载了《吴祐传》的事。
【君子之于天下也节】适、莫、与，这都是指用情而言。适者，厚也，亲也；莫者，薄也，漠然也；比者，密也，和也。当情为和，过情为密，这些都是字义有据的。如果说：君子对于天下，何厚？何薄？何亲？何疏？只有义所在的地方才与之相比。《国语》司马俟说：“罔与比而事吾君矣。”“与比”二字，这是确切的注解。又《正义》在“子见南子”节疏中说：“子路认为君子应当义之与比，不应当见淫乱。”举“比义”与“亲乱”反观，更自明白。此“节”旧解无注，但旧儒解经自是如此。
后汉刘梁著《和同论》有云：“有爱而为害，有恶而为美。君子之于天下，无适无莫，直以适莫主爱恶。”言若《李燮传》称：“燮拜议，即所交皆舍短取长，成人之美。”当时颍川贾彪、荀爽虽都知名但不相能，燮并交二子，情无适莫，直以无适莫言。燮之用情无厚薄处，则是汉魏解经先后一辙，不惟论说兼见行事。而坐井之徒竟不知井外之有天，何也？
【事君数，斯辱矣。节】数，不是言，本文并无“言”字，即数字义，也并不是以“言”烦为解。况且事君以言，是人臣的不足；言而有信，是朋友的细行。子游的话，所包者广，只属进言，不过一节。而且经文何必定要添改呢？
旧注数是速数，所谓逼迫烦琐也。《祭义》：祭不欲数。曾子问不知己之迟数。贾谊文淹数之度，指烦速言。所以《尔雅》《说文》皆以疾注数，而《广韵》《增韵》即以频烦屡数为解。这就是仆仆不绝、龌龊取憎的意思。所以数即仆仆，子思所云“仆仆尔亟拜”，又即频频，扬子所云“频频之党甚于鸴斯”，皆是也。若先仲氏曰：数有二义，一、是烦数，如项羽示玦不应，又请舞剑类；一、是细数，如宋宗手拈柳枝，止以方长不折类。其说甚备，然总不以进言立解。后闻姜汝皋讲《论语》，亦有此
【瑚琏也】明堂位》説四代之器有云：“有虞氏之两敦，夏后之四琏，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云：“皆黍稷之器。”则是夏琏而商瑚，今云夏瑚商琏，此袭旧注而又误者也。正义谓包咸注《论语》，杜预、服防注《左传》，皆与《明堂位》不合，此必相从沿误者。葢事别有据，犹可两行。今祗见《礼经》，而诸儒所説别无引证，则何苦又沿误乎？不然则《礼经》非乎？
【无所取材】乘桴之叹，原属寓言，忽复作庄语，讥其不裁度事理，则于夫子讽叹本防，全然不合。况「材裁」不通，《周易》「财成天地」，《汉书》「财察」「财择」，并非「材」字，即欲强通而「裁处」之，「裁」并不是「取」。凡事可受裁，则曰「取裁」，今讥其不裁，而加以「取」字，「材裁」可强通，「处取」难溷见矣。郑康成曰：「材，桴材也。」夫子乘桴，是微言，而子路不解，故复以微言讽之。若曰：「由也，乘桴之急，过于我。但大海荡荡，桴材极难，第欲觅取一佳材，而无所耳。」《尔雅》「桴，柎也。」《国语》「齐桓西征，乘桴济河」，大抵皆编竹为之，可涉小水，不可涉大川。况「大曰筏，小曰桴」，小物大用，材更难得。此与屈原《九章》「乘泛柎以下流兮，无舟檝之自备」同意。
晋栾肇《论语驳》曰：“适用曰材，由过好勇，便不适用。此于取材，‘取’字最得解，特讥其好勇，稍与当日情事不甚合耳。”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有失名氏经辨曰：十已包九，二不及三，故相逺也。如曰即始见终，则祗一事之始末也。因此测彼，则兼两事之类推也。信然，则赐愈于回逺矣。按旧解无注，朱注一者数之始，十者数之终，本于宋邢昺疏义。而因此识彼一句，则自为解者。古人论字，以一横该东西，十纵该南北，其包举参互不一，故有云：「数立于一而备于十」，又曰：「十者数之具也」，又曰：「十于数为小成」。原未有以一十当始末者。若云即始见终，则一事首尾矣。至于闻一知二，则自三以至于九为数尚多，故不如如祗以彼此分之，则对待之词，其数已毕，大失名义。幼时听塾师训曰：「顔渊闻一件知十件，子贡闻一件知两件」，畅是明白。故世説载广陵徐淑以年小举孝亷，尚书诘之曰：「昔顔子闻一知十，考亷闻一知几，以几与十对，正见十是多数，非终之谓。」祢衡作顔子碑文有云：「知微知彰，闻一觉十，用舍行藏，与圣合契。」以微彰用舍兼言，既非一事，又何始末？至若彼此对待，借作副贰，如《周礼》乡大夫贤能之书，内史贰之之类，与二不同。失名氏书后为人攘窃梓作己书，略见予左季折衷序中【今其伪书卷二有左季折衷説即是】
【吾与女弗如也】许汝弗如，终不安。包注：吾与汝俱不如，虽属浅说，然从来只如此。陈晦伯作《经典稽疑》引《论衡·孔问篇》曰：“吾与汝俱弗如也。”《魏志》：“夏侯渊字妙才，曹公下令曰：‘渊虎步闗右，所向无前。’”仲尼有言：“吾与尔俱弗如也。”《后汉书》：“曹操祭桥▯文，仲尼称不如顔渊。”注引《论语》：“吾与汝俱不如也。”皆是。
【臧文仲居蔡节】居蔡与山节藻棁是两事。礼曰：“国君有守▯”，又曰：“家不寳▯。”故汉《食货志》云：“元▯为蔡，非四民所得居。”其曰“居”者，犹藏也，守也，犹言有藏▯、有守▯也。文仲居▯便是非礼。故《家语》漆雕平对孔子曰：“臧氏有守▯，其名曰蔡。”正指此事。若山节藻棁，则是天子宗庙之餙。《明堂位》曰：“山节藻棁，复庙重檐，天子之庙餙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庙餙，此又一事故。汉《货殖传序》：“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后汉》《舆服志》云：“礼制之坏，诸侯陪臣皆山节藻棁。”并指文仲此事言。若《礼器》又云：“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杂记》亦云：“旅树而反坫，山节而藻棁，贤大夫也而难为上也。”则以管仲当时亦僭此礼，
译【瑚琏也】《明堂位》说四代的礼器时提到：“有虞氏的两敦，夏后氏的四琏，殷商的六瑚，周朝的八簋。”注解说：“这些都是盛放黍稷的器具。”那么就是夏代用琏而商代用瑚，现在却说夏代用瑚商代用琏，这是沿袭旧注而又弄错了。《正义》说包咸注《论语》，杜预、服虔注《左传》，都与《明堂位》不合，这一定是互相沿袭错误造成的。大概事情另有依据，还可以两说并存。现在只看到《礼经》，而各位儒者的说法另外没有引证，那么何必又沿袭错误呢？否则难道《礼经》不对吗？
【无所取材】孔子感叹想乘木筏出海，原本属于寓言，忽然又当作庄重的话语，讥讽子路不能裁度事理，这就与孔子讽叹的本意完全不合。况且“材”与“裁”不通，《周易》中的“财成天地”，《汉书》中的“财察”“财择”，都不是“材”字，即使想要强行通假而解释为“裁处”，“裁”也不是“取”的意思。凡事可以接受裁断，就说“取裁”，现在讥讽他不能裁断，却加上“取”字，“材”与“裁”可以强行通假，但“处”与“取”难以混淆了。郑康成说：“材，是木筏的木材。”孔子想乘木筏，是微言，而子路不理解，所以又用微言来讽喻他。意思是说：“子路啊，你想乘木筏的急切心情，超过了我。但是大海荡荡，木筏的木材极难寻找，只想觅取一块好木材，却无处可得罢了。”《尔雅》说：“桴，就是筏。”《国语》说：“齐桓公西征，乘筏渡河”，大致都是用竹子编成的，可以渡过小水，不能渡过大川。况且“大的叫筏，小的叫桴”，小物大用，材料更难得。这与屈原《九章》中“乘泛筏顺流而下啊，没有自备舟船”的意思相同。
晋代栾肇《论语驳》说：“适用叫做材，子路过于好勇，便不适用。这在取材方面，‘取’字最得解释，只是讥讽他好勇，稍微与当时的情事不太符合罢了。”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有失名氏的经辨说：十已经包含了九，二不及三，所以相差很远。如果说即始见终，那就只是一件事的始末了。由此推测彼，则是兼有两件事的类推。如果这样，子贡就比颜回差得远多了。查旧解无注，朱注说一是数的开始，十是数的终结，本于宋代邢昺的疏义。而“由此识彼”这一句，则是自行解释的。古人论字，以一横涵盖东西，十纵涵盖南北，其包举参互不一，所以有人说：“数立于一而备于十”，又说：“十是数的完备”，又说：“十在数中是小成”。原本没有用十来代表始末的说法。如果说即始见终，那就是一件事的首尾了。至于闻一知二，那么从三到九为数尚多，所以不如只以彼此来分，作为对待之词，其数已毕，大失名义。小时候听塾师训导说：“颜渊闻一件知十件，子贡闻一件知两件”，非常明白。所以《世说》记载广陵徐淑因年幼被举为孝廉，尚书诘问他：“从前颜子闻一知十，考廉闻一知几，以几与十相对，正见十是多数，不是终结的意思。”祢衡作颜子碑文有云：“知微知彰，闻一觉十，用舍行藏，与圣合契。”以微彰用舍兼言，既非一事，又何始末？至若彼此对待，借作副贰，如《周礼》乡大夫贤能之书，内史贰之之类，与二不同。失名氏的书后被他人攘窃刊印作为己书，略见于我左季折衷序中【现在伪书卷二有左季折衷说即是】
【吾与女弗如也】许你不如，终究不安。包注：我和你都不如，虽然属于浅说，但历来只如此。陈晦伯作《经典稽疑》引《论衡·孔问篇》说：“我和你都不如。”《魏志》：“夏侯渊字妙才，曹操下令说：‘渊虎步关右，所向无前。’”孔子有言：“我和你都不如。”《后汉书》：“曹操祭桥玄文，孔子称不如颜渊。”注引《论语》：“我和你都不如。”都是这样。
【臧文仲居蔡节】居蔡与山节藻棁是两件事。礼说：“国君有守龟”，又说：“家不宝龟。”所以汉《食货志》说：“元龟为蔡，非四民所得居。”其说“居”者，犹藏也，守也，犹言有藏龟、有守龟也。文仲居龟便是非礼。所以《家语》漆雕平对孔子说：“臧氏有守龟，其名曰蔡。”正指此事。若山节藻棁，则是天子宗庙的装饰。《明堂位》说：“山节藻棁，复庙重檐，是天子的庙饰。”文仲以大夫而僭用天子的庙饰，这又是另一件事。汉《货殖传序》：“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后汉》《舆服志》说：“礼制之坏，诸侯陪臣皆山节藻棁。”并指文仲此事言。若《礼器》又说：“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杂记》也说：“旅树而反坫，山节而藻棁，贤大夫也而难为上也。”则以管仲当时亦僭此礼，
故屡及之。是明明一天子礼制，确确凿凿，毫无虚假，乃不知何见。注作“媚蔡之室”，致不学之徒巧为立説，谓“▯静宜山，▯洁宜藻”，真稚孺笑话，闻者掩口矣。按山藻礼数见之《尚书》十二章所云“山龙藻火”者，皆有名法餙，不是秘事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韨，夏后氏山，余或藻或火。”《而后汉》《舆服志》有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皆物数限制之显然者。”岂注经者而可不解此？山节者，谓刻柱头为斗拱形如山也。藻棁者，谓画梁上短柱为藻文也。故刻山为节，是刻山形以为节，非刻山形于节上也。集注作“刻山于节”，非是。
译所以屡次提到它。这是明确的天子礼制，确凿无疑，毫无虚假，却不知注释者是怎么看的。注释说“取悦蔡国宫室”，导致不学无术的人巧立说辞，说“山形静穆适宜，藻纹洁净适宜”，这真是孩童般的可笑笑话，听到的人都忍不住掩口讥笑了。查考山、藻的礼制在《尚书》十二章中有所记载，所谓“山、龙、藻、火”，都是有名有法的装饰，并非隐秘之事。《明堂位》说：“虞代服饰用韨，夏代用山纹，其余有的用藻纹，有的用火纹。”《后汉书·舆服志》也说：“公爵从山纹以下，子爵、男爵从藻纹以下，都是物数限制十分明显的。”难道注释经典的人可以不了解这些吗？山节，是说在柱头上雕刻斗拱，形状如山。藻棁，是说在梁上的短柱上绘制藻纹。所以刻山为节，是指雕刻山形作为斗拱，而不是在斗拱上雕刻山形。集注说“在斗拱上刻山形”，是不对的。
或谓以山藻媚蔡，方是不知。若僭则不仁，非不知矣。不知僭生于冒昧，故曰僭冒。冒即不知，锢蔽生心，不顾礼义，非知者事也。僭成于诬罔，故曰僭罔。罔亦不知，矫诈欺诬，以无为有，知者不为也。故《左传》文二年，夫子讥文仲不知者三，其一曰「作虚器」，注直指居蔡、节棁二事，言谓有其器而无其位，即是虚器。若谓僭是不仁，则文仲三不仁，并不及僭窃一事，岂夫子自言而可悖之？
史记》褚先生説：「今髙庙中有▯室，藏内室即椟也。又曰：置室西北隅，悬之。惟室是椟，故可悬挂。」《季氏》篇「▯玉毁于椟中」，即此。
【自牖执其手】朱注礼病者居北牖下，若君来视，则迁于南牖下，使君得南面视已。按北墉见于《仪礼》及《丧大记》，但《仪礼》士居适寝，东首于北墉下，墉墙也。唯《丧大记》作北牖，而郑注云“一作北墉”，则本是墉字，而以形近致误者。《説文》徐注凡室一戸一牖，牖在戸西，正南壁间，并无北牖。故《仪礼》堂中北墙谓之墉，而《郊特牲》以社坛北向，君祭之必南向，于北墉下亦称北墉。若北墙开牖，是社屋之制。《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谓丧国之社屋其上而开北牖，所以絶阳光而通阴气，阴生则物死，是北牖为死牖，而谓病者居其下，误矣。若君来视，迁南牖下，则遍考诸礼并无其文。惟汉龚胜传，胜称病笃，为牀室中户西南牖下，东首加朝服拕绅，使者南面立致诏，此汉世故事。而后汉包咸引之作《乡党》篇“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之注，以其事相类而其文又同，故移彼注此，而朱注又移以注伯牛，是移之又移矣。且此何礼文也？若包咸注伯牛，又云“牛有恶疾，不欲见人，故自牖执手”，此《淮南》所云“伯牛癞者”与《乡党》解又不同。
丧大记》北牖下，郑注一作北墉。而唐孔氏疏：“旧注音‘容’，则明是‘墉’字，未有‘牖’字可读‘容’者。”此亦一验耳。
论语稽求篇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稽求篇卷三
翰林院检讨毛竒龄撰
【▯武子节】集注：按《春秋传》武子仕衞，当文公、成公之时，又云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此明下。按《春秋传》四字似宜无误，但予读《春秋》又不然，岂别有一传耶？抑犹是传而读者又有异耶？尝考《春秋》僖十九年，即卫文之十九年，卫人伐邢，是时卫大旱，卜祀不吉，▯庄子劝文公伐郉，师兴而雨。▯庄子者，▯武子之父也。及僖廿六年，而文公已卒，是年为卫成公元年，公防莒子、卫▯速盟于向，葢寻洮之盟也。然而▯速者，公羊作▯遫，即庄子名也。则是成公初立，尚是庄子，不是武子。至僖廿八年，为衞成三年，而武子之名始见于传，所谓盟宛濮、职槖饘者，皆在是时。至文四年，为衞成十二年，则然后武子之名一见于经，所谓衞使▯俞来聘，俞武子名也。是终文之世，武子未尝仕衞，计其入仕当在成公元年之后，三年之前，庄子谢事，而后武子得袭位。葢周制公族世为大夫，必父老而子继之，未有其父俨然以上卿莅盟，而其子执国事者，何荒唐也【详见予经问十七卷】
邦无道亦不止。成公被执时，且以此为愚，将啓后世巧避之门。夫子意中未必如此。《左传》文四年，武子来聘，公与之晏，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亦不答赋。杜预即以此为愚不可及。又晋卫瓘为中书郎时，权臣专政，瓘优游其间，无所亲疎，甚为傅嘏所推重，当时称为「▯武子」。则愚亦大概在贸瞀之际，浮沉取容。或者成公三十六年间，武子别有事迹，如此等故，夫子言之皆未可知。若必以成公被执时言，亦或故作颛蒙，不与强伯之国君及悻悻之讼臣相抵抗，故为辅得免，赂医得脱，无非贸瞀所有事。故以云：若尽心竭力，不避艰险，则是忠果正直，临难不免。凡为臣者皆当然，而目为异事，巧题以愚，岂夫子意乎？
【左丘明耻之】孔安国曰：左丘明即鲁太史也。按《汉艺文志》：左氏传、国语，皆鲁太史左丘
译有人说用山藻来取悦蔡龟，这是不知道礼制。如果说是僭越，那就是不仁，并非不知道礼制。不知道僭越产生于冒昧，所以称为僭冒。冒昧就是不知，固执蒙蔽生于心中，不顾礼义，这不是有智慧的人所做的事。僭越形成于欺骗，所以称为僭罔。罔也是不知，矫饰欺诈，以无为有，有智慧的人不会这样做。所以《左传》文公二年，孔子讥讽臧文仲有三处不知，其中之一是“制作虚器”，注疏直接指向居蔡、节棁两件事，说拥有器物却没有相应的地位，这就是虚器。如果说僭越是不仁，那么臧文仲三处不仁，并不涉及僭越这件事，难道孔子自己说的话可以违背吗？
《史记》褚先生说：“现在高庙中有〇室，藏内室就是椟。又说：放置在室的西北角，悬挂起来。只有室是椟，所以可以悬挂。”《季氏》篇中“〇玉毁于椟中”，指的就是这个。
【自牖执其手】朱熹注：生病的人住在北窗下，如果君主来探视，就迁到南窗下，让君主能够面南而坐探视他。按：北墙见于《仪礼》和《丧大记》，但《仪礼》中士住在正寝，头朝东躺在北墙下，墉是墙。只有《丧大记》作北牖，而郑玄注说“一作北墉”，那么原本应该是墉字，因为字形相近而致误。《说文解字》徐锴注说凡是一间屋子一扇门一扇窗，窗在门的西边，正南墙壁之间，并没有北窗。所以《仪礼》中堂屋的北墙称为墉，而《郊特牲》中社坛向北，君主祭祀必须向南，在北墉下也称北墉。如果北墙开窗户，那是社屋的制度。《郊特牲》说“亳社北牖”，是说亡国之社屋盖上屋顶而开北窗，用来隔绝阳光而通达阴气，阴气产生则万物死亡，所以北窗是死窗，而说病人住在下面，是错误的。如果君主来探视，迁到南窗下，那么遍查各种礼制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只有汉代龚胜传，龚胜称病重，在室内门西南窗下设床，头朝东加上朝服拖着绅带，使者面南站立传达诏书，这是汉代的旧例。而后汉包咸引用这件事作为《乡党》篇“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的注，因为事情相似而且文字相同，所以移彼注此，而朱熹的注又移用来注伯牛，这是移之又移了。况且这是什么礼文呢？如果包咸注伯牛，又说“伯牛有恶疾，不想见人，所以从窗户握手”，这与《淮南子》所说的“伯牛患癞病”以及《乡党》的解释又不同。
《丧大记》北牖下，郑玄注一作北墉。而唐代孔颖达疏：“旧注音‘容’，那么明显是‘墉’字，没有‘牖’字可以读作‘容’的。”这也是一个验证。
论语稽求篇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稽求篇卷三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〇武子节】集注：按《春秋传》武子仕卫，在文公、成公之时，又说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此明下。按《春秋传》四字似乎应该无误，但我读《春秋》却不然，难道另有别的传吗？还是依然是传而读者又有不同呢？曾考证《春秋》僖公十九年，即卫文公十九年，卫人伐邢，当时卫大旱，卜祀不吉，〇庄子劝文公伐郉，军队出发就下雨了。〇庄子是〇武子的父亲。等到僖公二十六年，文公已经去世，这一年是卫成公元年，成公与莒子、卫〇速在相地结盟，大概是重寻洮地的盟约。然而〇速，公羊传作〇遫，就是庄子的名字。那么成公刚即位时，还是庄子，不是武子。到僖公二十八年，是卫成公三年，武子的名字才见于传，所谓盟宛濮、职槖饘等事，都在这个时候。到文公四年，是卫成公十二年，然后武子的名字才见于经，所谓卫使〇俞来聘，俞是武子的名字。所以在文公整个在位期间，武子未曾仕卫，计算他入仕应该在成公元年之后，三年之前，庄子退休，然后武子得以继位。大概周制公族世代为大夫，必须父亲年老儿子继承，没有父亲俨然以上卿身份参加盟会，而儿子执掌国政的，多么荒唐啊【详见我的经问十七卷】
国家无道也不停止。成公被俘时，且以此为愚，将开启后世巧避之门。孔子心中未必如此。《左传》文公四年，武子来聘，成公与他宴饮，为他赋《湛露》及《彤弓》，他不推辞也不答赋。杜预就以此认为愚不可及。又晋卫瓘任中书郎时，权臣专政，瓘在其中优游，无所亲疏，很被傅嘏推重，当时称为“〇武子”。那么愚大概也在昏昧之际，浮沉取容。或者成公三十六年间，武子另有事迹，如此等故，孔子所言皆未可知。如果一定以成公被俘时而言，也或许是故作颛蒙，不与强伯之国君及悻悻之讼臣相抵抗，所以为辅得免，赂医得脱，无非昏昧所有事。所以说：如果尽心竭力，不避艰险，则是忠果正直，临难不免。凡为臣者皆当然，而目为异事，巧题以愚，岂是孔子之意乎？
【左丘明耻之】孔安国说：左丘明就是鲁太史。按《汉书·艺文志》：左氏传、国语，都是鲁太史左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