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稽求篇卷六

译彼此相对，整天不说一句话，看似深沉不可测度，却让人感到平易近人，绝无苛刻的要求，所以说这是容易做到的事。如果是小人相对，喋喋不休地议论，虽然容易疏通引导，即便左右劝慰开导，也备尝甘苦，那些并非道义上应当说的话，也去说，而一旦让人产生苛求就停不下来，这却是极难做到的事。这段文字曾被引入《四书模》中，如《曲礼》中“礼不妄说人”，郑康成注解说：“因为接近谄媚。”君子“不以正道劝说，就不去劝说”，也引用这段文字作为证据。但“近佞媚”难以理解，只有孔颖达的疏解说：“这里引用《论语》的文句，又说礼仪行动不凭空议论，凡是称说人的德行就授予爵位，称说人的贫寒就给予衣物，如果没有爵位和衣物，就是妄加称说，接近于谄媚了。”这是指用言语谄媚他人，针对那些指使骄纵的人而言，虽然与先听斋的讲解有所不同，但就言语劝说的本质而言是一致的。讲书贵在有所依据，这段文字则是特别论述且颇有依据的，所以一并记载下来。

译【宪问耻章】朱熹《集注》认为这一篇大概是原宪所记录，因为原宪字子思，这里不称“子思问”而称“宪问”，是出于自谦的缘故。但是记录者通常称人的字，然而也有偶尔称名的情况，比如本篇中南宫适问孔子，《季氏》篇中陈亢问伯鱼，《子罕》篇中牢说“子云”，这类情况都可以从《史记》中验证，南宫适字子容，《家语》中陈亢字子禽，牢字子张，都是称名。又如宰予白天睡觉，冉求为季氏聚敛财富，这些都是记录者的文字。至于原宪，其他书籍记载事迹时也多称名，比如《檀弓》中仲宪对曾子说话，仲宪就是原宪。又如《史记》中记载原宪隐居在草泽之中，子贡在卫国做相，驾车经过去问候原宪，《家语》中记载原宪隐居在卫国，子贡驾车去见原宪，都是子贡称字，唯独原宪称名，难道都是原宪自己记录的吗？

《史记》中记载子思问耻。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做官领俸禄；国家政治黑暗，做官领俸禄就是可耻的。”接着子思说：“好胜、自夸、怨恨、贪欲这四种毛病都不表现，怎么样？”孔子回答：“这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但还不能说是仁。”朱熹认为“邦”字避汉高祖刘邦讳，所以称“国”。

【问子西】卢东元说：春秋时期有两个子西，一个是郑国子驷的儿子公孙夏，是子产的同宗兄弟；另一个是楚国公子申，是楚昭王的庶兄。有人因为子西和子产被连在一起问，而且和上面关于“为命”的章节连在一起记录，所以断定一定是郑国的子西。先仲氏也曾说：有人评论人物，对象通常不出齐、晋、郑、卫这些国家，荆楚地区遥远，怎么能够连类而及？况且这些人都在定公、哀公以前，风范徽烈尚未泯灭，可以加以评论。楚国的公子申在孔子死后才去世，怎么能涉及他呢？这个说法很确切。但我还有进一步的意见：古代评论人物一定有同类对象，齐国称管仲、晏婴，卫国称王孙贾、王孙圉、王孙鮀，不嫌并列名字。在鲁襄公十年，郑国盗贼杀害了子西和子产的父亲在西宫，子西没有警戒就出去，先面对尸体然后追捕盗贼，臣妾大多逃跑，器物全部丢失。子产设置门岗，安排守卫，仓促间形成阵势，然后面对尸体追捕盗贼，首恶被抓获，盗贼大多死亡。当时原本以此判定两人的优劣。后来两人先后执政，共同处理国事。比如鲁襄公二十五年，郑国公孙夏率军攻打陈国，这就是子西。当时子产向晋国献捷，晋国责问，依靠子产的辞令得以解脱。这一年子西又攻打陈国，陈国与郑国讲和。孔子说：“郑国进入陈国，如果没有文辞就不能成功。”这是赞美子产。第二年郑国派子西出使晋国聘问。鲁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在垂陇宴请赵孟，子西和子产都跟随。子西吟诵《黍苗》的四章，子产吟诵《隰桑》。鲁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大夫在伯有氏家中结盟，裨谌说：“政权将归于子产，上天又除去了伯有，夺去了伯有的魂魄。”子西随即去世，将如何躲避？次年子产于是执掌郑国政事。可见子西和子产本是兄弟，而且往往因共同行事而并列显现优劣，并且相继执政。他们的行事，齐鲁之间的人熟闻，所以这样连问。如果楚国也有两个子西，一个鬭宜申在僖公、文公年间谋反被杀，一个公子申当时还未死，怎么能和子产、管仲连类而及呢？

【彼哉彼哉】《埤仓》说：“佊”是邪的意思。“彼”字省写为“佊”字，而《广韵》《集韵》于是各自收录“佊”字在上纸韵，并且各自引用《论语》“佊哉佊哉”作为证据。于是傅会防碍之家于是说《鲁论》旧本原本是“佊”字，后来小误其偏旁。然而查考《公羊传》定公八年：“阳虎谋弑季氏，不得见公敛处父的甲，瞪着眼说：‘彼哉彼哉’”，那么“彼”本应如字。况且阳虎时代还没有《鲁论》，这一定是古成语，而孔子引用它来回答。那么怎么可以穿凿附会呢！

【桓公九合诸侯】“九合”是九这个数，与下一章“一匡天下”的“一”这个数相对，比如《吕览》中“一匡天子，九合诸侯”，王逸注《楚词》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两作对语，可以验证。大概九这个数有核实者，《谷梁传》说衣裳之会十有一，范宁注说庄公十三年防北杏，十四年防鄄，十五年又防鄄，十六年防幽，二十七年又防幽，僖公元年防柽，二年防贯，三年防阳谷，五年防首止，七年防〇母，九年防葵丘，共十一防。正义说只称九者，不取北杏及阳谷，所以减去二。如果《管子》说兵车之防六，乘车之会三，《国语》说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史记》说兵车之防三，乘车之防六，都符合九数。所谓“不以兵车”，是说不仅仅依靠兵车。这与前面九防的说法稍有同异，但也可以参较。如果依据《左传》僖公二十六年齐国攻打我国北鄙，公派展喜犒师说：“桓公纠合诸侯而谋其不恊。”那么九与纠字果真是相通。但这是九通纠，不是纠通九。只有九是正字，所以屈原《天问》也说：“齐桓九防卒然身杀。”而朱子注《天问》也依据展喜一语而说是纠字的通假，那么因为误据左氏一字而想要遍改诸书中的九字，不也很迷惑吗？况且九防可通纠，防便不通，因为下面没有诸侯字。陈氏《经典稽疑》引左氏别文为证，比如襄公十一年晋悼公把郑国乐邑的一半赐给魏绛说：“你教导我和戎狄，八年之中九合诸侯。”

译昭元年，祁午对赵文子说：“您辅佐晋国担任盟主至今七年了，两次会合诸侯，五次会合大夫。”这就说明《左传》所记载的凡是涉及计谋盟会防阻的，没有不是用数目字的，怎么会有桓公九次防阻历见于群书，反而说“九”是通假字、“纠”是正字的情况呢？大凡宋人注解书籍并非没有引证依据，然而往往依据一处而废弃百处，并且必定废弃正确的说法而依据旁支的说法，就拿通假字类推来说。比如“佳”本来读“家”，这是正读，它偶然押入灰韵的，是旁读，却反而单独设立皆韵，删去家韵，于是导致从两宋至今有“佳【皆】人”而没有“佳【家】人”。他们注释各种经书全都是这种方法，不可不仔细考察啊。

译【桓公杀公子纠章】子纠和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儿子，齐襄公的弟弟。然而子纠是兄长，小白是弟弟。《春秋》传文中记载“齐小白进入齐国”，《公羊传》说是“篡位”，《谷梁传》说是“不谦让”，这都是因为子纠是兄长、小白是弟弟的缘故。所以经文又记载“齐国人捉住子纠并杀了他”，而《公羊传》说“子纠尊贵，是适宜做国君的人”，《谷梁传》认为“痛心于鲁国不能庇护子纠而保全他”，这些都是依据兄弟长幼次序来议论的。所以荀子曾说“桓公杀死兄长以返回齐国”，又说“从前的事就是杀死兄长而争夺国家”。《史记》也说“齐襄公的次弟是纠，再次弟是小白”。杜预作《左传》注，也说“小白是僖公的庶子，公子纠是小白的庶兄”。即使是管仲自己写的书，他所著的《大匡》篇开头也说“齐僖公生下公子诸儿、公子纠、公子小白”。《鲍叔传》说：“小白推辞有病不出来，认为（鲍叔）抛弃了我。”大概是因为小白年幼且地位卑微，鲍叔不愿意做他的师傅，所以如此。看这些记载，那么子纠是兄长、小白是弟弟就很明白了。然而程颐、朱熹两位先生却独自说“桓公是兄长，子纠是弟弟，桓公适宜立子纠，不适宜立自己”，一个是为了减轻召忽之死的分量，一个是为了减轻管仲的罪责，一个是为了判定唐太宗以及王珪、魏徵两位大臣杀死兄长、为君报仇的案件，而寻求他们的依据，都是因为误读了汉代薄昭给淮南王刘长的一封信中有“齐桓公杀死弟弟以返回齐国”的话，于是引用它作为依据，却不知道薄昭这句话是因为有忌讳，因为汉文帝是兄长，淮南王刘长是弟弟，不敢直言杀死兄长，所以把兄长改成了弟弟。这在《汉书》和《淮南王》本传、韦昭的注中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却故意错误地沿袭它，从而颠倒了古人的兄弟关系，这是多么的诬妄啊！况且还想以此诬陷后世的人。

管仲、鲍叔各自辅佐一个公子，因此各自跟随他们出逃，以躲避国内的祸难，未曾成为君臣关系。这与唐代王珪、魏徵不能在太子李建成遇难时殉死，反而侍奉唐太宗的情况完全相同。所以尹氏说：“高祖在上面，命令出自一人，太子、藩王都是他的臣下。王珪、魏徵接受高祖的命令而成为东宫的臣僚，这不同于臣下侍奉高祖的情况。现在如果不以高祖为共同的主君，而各自想要为所侍奉的人而死，那么在未发生叛乱之前，高祖将王珪、魏徵调任到秦王府，那么在战斗之际，这两个人又将跟随谁呢？”这话最恰当。据此可知，两位公子的师傅受命于君主的命令，辅佐两位公子未曾奉命侍奉两位君主。先入主成为国君，有什么仇恨可言？至于荀息之死，《春秋》赞美他，那又与召忽不同。奚齐、卓子、献公被立为储君，是托付给荀息的。况且献公死后，两位公子已经相继成为国君，那么里克是弑君，而荀息是殉死。齐国则僖公未曾立子纠为储君，襄公虽然死了，子纠未曾继位成为国君。未成为储君且未曾继位成为国君，有什么可殉死的？

《说苑》中子路问孔子说：“从前管仲想要立公子纠，却没能做到，召忽为此而死，管仲不死，这是没有仁德。”孔子说：“召忽是臣子的才能，不死就会成为三军的俘虏，死了就名闻天下了。管仲是天子的辅佐，诸侯的宰相，死了就难免死在沟渠之中，不死就能建功立业用于天下，为什么要死呢？”这专门论述才能，特别崇尚时势的运用，与孔子所说“一匡天下，百姓至今受到他的恩赐”的话意思一致，大概孔子未曾轻视事功。如果应劭驳斥尹次史玉杀人应当处死，而兄长的母亲请求代死，自缢身亡，议论赦免尹次玉，认为刑罚不恰当，因而引用经典说：“从前召忽亲身死于子纠的祸难，而孔子说‘死在沟渠之中，没有人知道’。”晁氏的父亲非错刻薄严峻，于是自取灭亡，班固也说：“不如赵母指责赵括以保全他的宗族。”传文说：“仆妾感慨而致死的，并非真正义勇，只是没有考虑罢了。”这借召忽的事来证明白白送死，虽然不是正说，然而死而无益与白白送死相同，这种事君尽忠，所以说尚未学会。后世儒者只轻视事功，不估量时势，而在大义所在之处，却只辨别兄弟长幼来比较是非，人们各自为其君主效力罢了，侍奉兄长可以死，侍奉弟弟不可以死，那么凡是做弟弟的就害怕了。这不仅引据不准确，即使其议论也很不恰当，却想以此判定王珪、魏徵的罪责，岂不是冤枉吗？

陈氏《经典稽疑》引用两位公子兄弟关系的依据很完备，现在一并记载在这里：《管子》【见前】《史记》【见前】《左传》杜预注【见前】《荀子·仲尼篇》【见前】《庄子·盗跖篇》：从前桓公小白杀死兄长、娶了嫂子，而管仲做他的臣子；田成子常杀死君主、窃取国家，而孔子接受他的礼物。《韩非子》：桓公是五霸中最高的，争夺国家而杀死他的兄长，他的利益很大。《越绝书》：管仲臣服于桓公，兄长是公子纠，纠与桓公争夺国家，管仲拉弓射桓公，射中他的带钩。《说苑·尊贤篇》：要说桓公仁义吗？杀死兄长而立自己，不是仁义。又说：鲍叔说：从前公子纠在上位而不谦让，不是仁德。《尹文子》：齐国人杀死襄公，立公孙无知，而公孙无知被杀，两位公子争夺国家，子纠适宜立为国君，小白先进入齐国，所以齐国人立了他。邓骥《左氏指纵》说：桓公是襄公的幼弟。

【陈成子弑简公章】孔子请求讨伐的事见于《左传》，陈恒杀死他的君主，壬于舒州，孔子斋戒三天而请求讨伐齐国，三位执政大臣说鲁国为

译齐国已经衰弱很久了，您去攻打它，打算怎么办？回答说：陈恒杀了他的国君，齐国百姓不拥护他的占了一半。凭借鲁国的军队，加上齐国那一半不拥护陈恒的百姓，就可以战胜齐国。哀公说：您去告诉季孙吧。孔子退朝后告诉别人说：我因为跟随在大夫之后，所以不敢不说话。《鲁史记》当时在朝廷上的问答，与《论语》所载互为表里。只是“鲁为齐弱”这一段，《论语》没有记载，这是因为朝廷上的谋划算计，是私人记录所省略的。“之三子告”这一段，《鲁史记》没有记载，这是因为退朝后的言论，史官没有听到。这两者互相配合，得体恰当。至于孔子所说的“百姓不拥护”以及“以众加半”等话语，正是回答“鲁为齐弱”这一问，解除君主的疑虑，振奋君主的怯懦，使君主欣喜于利益，诱导君主瞻顾大局，并给君主以可依赖的信心，一举而具备多种善处，这正是大圣人经术不迂阔的地方。而儒者认为这不正名分道义，只谈论胜负，不是圣人的话，那么必定是强敌压境、危亡迫在眉睫之时，儒臣进献策略，还说要修明文德、舞动干羽然后才可以。然而君臣主客自有界限在，哀公关于强弱的一问，计较彼此，这不一定是庸君推诿之言。假使真的想要兴兵，那么此时谨慎地衡量自己、衡量敌人，正不是容易的事。如果一定要用三纲大义来拒绝，那么不仅理势难以分辨，而且对于“子之伐之”这一问，回答东指西，也不相符合了。人们纵然不谄媚君主，又怎么能使得问答如此不相当呢？

译【古之学者为己节】“为”是助的意思，想要被别人了解，仍然是帮助自己，反而说成是为了别人，在字义上就比较不通了。旧注孔安国认为：为了自己的人是践行并实行它，为了别人的人只是能说说而已。用明白晓畅的道理来比喻，都对人的事情有裨益。如果是为了被别人了解，那么这是本于范蔚宗的话来说的，又有所不同。为了自己的人是顺着本心来防止偏离正道，为了别人的人是凭借声誉来显扬事物。认为赞誉别人、宣扬事物，都是求取名声的事情，而那里把赞誉别人称为“为人”，这里把接受别人的赞誉仍然称为“为己”，毫厘之差，谬以千里，有见识的人应当仔细审察。

【蘧伯玉使人节】集注引用庄周的话，说伯玉活到五十岁才知道四十九年的错误，又说活了六十岁而有六十次变化，以此作为减少过错的证据。考察伯玉见于《春秋》，在襄公十四年，卫国孙林父、宁殖将要驱逐国君，向蘧伯玉询问，伯玉不回答就出来了，那么此时他已经是大夫，并且被逆臣所敬重忌惮，由此可知他一定正值壮年。然而此后九年孔子才出生，又过了六十多年，到了定公十四年，孔子离开鲁国之后，多次到卫国，才开始寄居在伯玉家中，那么此时伯玉已经一百多岁了。用一百多岁兢兢业业却未能减少过错的人，来引用六十岁有变化作为证据，这是荒唐之言，哪里值得依据呢？况且变化也不是减少过错，即使变化又哪里容易呢？蔡邕《释诲》说：蘧瑗保养生命，这是长寿的证据。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旧本把这一句与上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合为一章。因为孔子既然说了位分的严格，所以曾子引用孔子赞《易》的话作为证据。这与“牢说：孔子说我不被任用所以多才多艺”正好相同，那里不署“子曰”，是因为有“太宰”“子贡”等语，所以加“子云”来区别。这里没有必要。自从后儒分成两章，那么曾子突然引用这句话就没有意义了。况且这原本是《艮》卦的象辞，不加“象曰”“子曰”，就是窃取别人的话当作自己的话，又没有这样的事。因为依据宋儒范谔昌的说法，认为《彖》《象》《文言》都不是孔子所作，这是错误的。孔子作了《十翼》，《大象》是《十翼》之一罢了。

思不出位，是艮卦的象辞。世人怀疑象辞多用“字”，或者古代原本就有这句话，而孔子引用它作为象辞。曾子又引用它来证明“不在其位”的话，所以不署“象曰”“子曰”二字，也未可知。先仲氏说：“《文言》‘体仁足以长人’，就是《春秋》穆姜占卜东宫的话；《论语》‘依于仁，游于艺’，就是《少仪》‘依于德，游于艺’的话；‘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就是《春秋》臼季‘出门如宾，承事如祭’，这是仁的准则。”

北齐魏长贤做法曹参军，转任著作佐郎，因为参议时政，被斥责为上党屯留令。议论的人都以“思不出位”来责备长贤，是因为他“越位谋事”的缘故。越位谋事，就用“思不出位”来责备他，那么“思不出位”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果然是一章了。世上有用事实来证明词句而必定不谬误的，这类就是。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耻其言而过其行，不是耻于说话，而是耻于说话超过行动。如果耻和过是相对的，那么说话有什么可耻的，行动何必超过呢？况且从来没有人以谨慎说话为耻，他的言语笃实而行动超过言语的？考察《杂记》有言语而没有行动，君子以此为耻。《表记》说让百姓有所劝勉愧耻，来实行他们的言语。又说：君子耻于有言辞而没有德行，有德行而没有行动。又说：耻于名声浮于行动。都是以耻字归属于行动和言语。即使《论语》也有说：古人不轻易说话，是耻于自己赶不上。《史记》《家语》：子贡见原宪，惭愧而不高兴，终身耻于自己的言语超过了行动。都是耻于言语过多，耻于行动不及。历历可据，为什么唯独在这里不同呢？

【作者七人矣】旧本把这一句与贤者避世四句合为一章，相信这个，那么程子以作者称为圣，强行用伏羲、轩辕以及尧、舜七人来实指，就是不对的了。黄琼上灾异疏有说：“伏见处士巴郡黄错、汉阳任棠，年纪都老了，有作者七人的议论。”《后汉逸民传》也说：“绝尘不返，同于作者。”

【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章】这是说举荐正直的人应当公正。我对人有什么毁谤和赞誉呢？将要赞誉他，必须先试用他。包咸说：凡是有所赞誉，就用事情来试用，不凭空赞誉罢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百姓。夏、商直到周，共三代了。他们之所以直道而行而不回邪，实行至今，正是因为举荐贤才没有偏私。马融说：用人如此，没有偏私，所以直道而行。后汉永平年间，诏令公卿大夫议论郡国贡举，有说：人的才能很少能兼备，所以孟公绰优为赵、魏的家臣而不能胜任滕、薛的大夫。忠孝的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在于他们磨练的缘故。磨就是试用。刘昭注《韦彪传》说：彪引用直道而行者，是说古代任用贤才，都磨练选拔然后任用，谓

译一定要经过考察然后才任用。自从后来的儒者不懂得如何用人，只凭空泛的言论来褒贬，于是导致夏、商、周三代所秉持的公正之道都没有了依托。况且，那些声称没有褒贬的人，把百姓当作是践行三代公正之道的民众，所以认为不能用褒贬来对待他们，这其实并不是公正之道。因为声称没有褒贬，反而说之所以没有褒贬，是因为秉持公正之道，那么他们所说的“原因”，其实是导致没有褒贬的原因，而不是秉持公正之道的原因。况且，褒贬是针对我个人的，还是针对百姓的呢？如果是针对百姓，无论当时的百姓是否秉持公正之道，即使从夏、商到周，国家的兴衰无常，有时治理有时混乱，并不都是秉持公正之道的时代。秉持公正就没有褒贬，不秉持公正就有褒贬。难道夏桀、商纣时期的百姓就应当受到褒贬吗？

译后汉谷永推荐薛宣的奏疏中，认为薛宣担任御史中丞，举措都恰当；如果有所赞誉，是因为有所考验，也都引用此例，作为用人道理的解说。

【子问公叔文子】朱熹《集注》说：公叔文子是卫国大夫，名叫公孙枝。这是沿袭《集解》所引孔安国注而产生的错误。考证《春秋》，卫国大夫并没有叫公孙枝的，只有《左传》文公三年，秦伯攻打晋国，有秦国大夫公孙枝，曾推荐孟明。《左传》称他为子桑之忠者，子桑就是公孙枝的字。至于公叔文子，则《左传》称他为公叔发，并不名叫枝。后来见到《礼记》注引《世本》说：“卫献公生成子当，当生文子拔，拔一名发。”这才知道“枝”是“拔”的误字，“枝”与“拔”字形相近；“拔”又是“发”的误字，“拔”与“发”字音相近。朱熹《集注》极其固执己见，对于前人遗留的错误，则直接接受而不加改正，以致举世昏昏。康熙丙子年浙江乡试，出了“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的题目，考中的士子都公然称公孙枝，主考官上下，彼此都冬烘糊涂，并且历引《檀弓》中“卫国多难，夫子以死卫，寡人并谥贞子”一事，行文其间。按公叔文子没有这件事，这是卫公子荆的事，《论语》所称“善于管理家业的人”，确实是公子荆亲身做的，而世人大多不明白。《左传》记载灵公躲避齐豹之难，驾车经过齐氏时，华寅与公子南楚用身体掩护灵公，齐氏射中灵公，箭射中南楚的背，南楚就是公子荆的字，那么以死护卫卫君的，是华寅和公子荆。至于谥号为“贞子”，是因为北宫喜与齐氏一同起事作乱，而北宫喜能反正，攻杀齐氏，所以在他死时谥为“贞子”。那时公叔文子未遭难，况且怎么会有谥为“贞子”的事呢？

【知及之章】卢东元说：这是为拥有天下国家的人说的。《易经》说：“用什么来守位？回答说：仁。”孟子说：“天子不仁，不能保有四海；诸侯不仁，不能保有社稷。”都是这个意思。下文“临事不庄重，行动不合礼”，都是有地位的人的事。文意连贯，不可移易。如果说：“说道理则道理是贵贱共同拥有的，而临民动民难道是卑贱者所能做的事吗？”这话很辩驳。自从朱注误解“仁守”，导致作《易本义》，引用陆德明《释文》、晁以道《伪古易说》，将夫子《系辞传》“何以守位曰仁”的“仁”字改为“人”字。夫“显诸仁，藏诸用”，是夫子的原文。《汉书·食货志》说：“守位以仁。”蔡邕《释诲》说：“所以用仁守位，用财聚人。”古代引用经文的未曾缺乏。从此一误解一改经，导致夫子《易传》《论语》两处反复谆谆告诫有位者的意思都泯灭了。可惜啊！徐仲山曾说“及之守之”以下六个“之”字都指百姓而言。果真如此，那么守位者也就是守这有百姓的位罢了。大概“知及”是说能惠及百姓，然而“及家”“及国”“及天下”也没有不可，总是指有位者而言，这样就对了。

论语稽求篇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稽求篇卷七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禄之去公室章】禄去公室，就是政逮大夫，没有离开那边却不来这里而保持中立的，然而一个是五世，一个是四世，如此不齐，为什么呢？回答说：去公室从公室算起，则公室正好五世；逮大夫从大夫算起，则大夫正好四世，并不相左。然而那五世是什么呢？回答说：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怎么知道是宣、成、襄、昭、定？按《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叔孙舍出使宋国，宋国乐祁说：“鲁君必定出逃，政权在季氏已经三世了，鲁君丧失政权已经四公了。”到三十二年，昭公死在乾侯，史墨对赵简子说：“季友有大功于鲁，受费地作为上卿，到了文子、武子，世代增加他们的基业。鲁文公死而东门襄仲杀嫡立庶，鲁君从此失去国政，政权在季氏。”在这个君主时，四公了。这两个人所说的，都是《春秋》当年指定的世数，不是后人所能逆算的。然而一个说四公，一个又说四公，上自文公死后，而下及昭公终年，宣、成、襄、昭屈指四世，那不说五世的，乐祁与史墨说这话在昭公时，史墨所说的在定公时，多了一世。其上不及文公的，因为指定昭公说：“在这个君主则向上数四，不及文公，犹如向下数四，也不及定公。”所以《史记·鲁世家》说：“文公死，襄仲立宣公，鲁从此公室卑微，三桓强大。”而汉《食货志》说：“鲁自文公以后，禄去公室，政在大夫。”那么在这“禄去政逮”十字确定，是文公以后为宣、成、襄、昭、定五世，即郑玄注《论语》也说：“自宣至定为五世”，而朱熹《集注》遵循它。现在《经典稽疑》反而认为以文、宣、成、襄、昭五公为断，而截去定公，则与乐祁、史墨二人所定的世数都不合了。那四世是什么呢？回答说：文子、武子、平子、桓子